微观财政政策范文

时间:2023-10-31 11:48:16

微观财政政策

微观财政政策篇1

关键词:会计与财务研究;宏观经济;微观企业行为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政府越来越干预经济的发展,宏观采取的政策一定会对微观企业层面有影响。微观企业行为对宏观因素的反映特别的强烈。因此,就要从一个新视角研究会计与财务,即:宏观层面包括宏观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这是以前没有研究的,是对以前研究的一种创新。

一、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关系

(一)宏观与微观的范围。宏观与微观有着紧密的联系。宏观与微观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宏观因素一定要通过微观企业才能发挥作用,微观企业的行为也会影响宏观因素。目前,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越来越严重,企业在做决策之前,通常先会推测宏观因素。宏观因素不仅包括经济因素还包括政治因素。微观企业根据宏观经济或者宏观政治做出的决策,不限制于公司的管理、盈余管理等。

(二)宏观经济和微观企业。实务既是会计的研究对象,也是财务的主要研究对象。宏观经济政策是一国政府为了调控国民经济的发展,从总体上制定的调控经济发展的政策。这些宏观政策不只是财政政策、经济政策等等。宏观经济政策的出台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发展。主要以国民生产总值、人民生活水平等为标准来衡量经济的发展。国家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点。由于会计学本身的特点,决定了研究会计学主要就是研究外部环境。宏观经济因素是最大外部因素。会计与财务最关注的是企业的行为,它们的研究范围比较狭隘,仅限于微观方面的研究,比较片面,没有把宏观因素考虑在内。很多的经济学研究家没有把宏观经济政策与宏观经济结合起来研究,单独的研究企业行为与产出,没有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出现宏观与微观研究破裂。然而现实中宏观经济对企业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例如宏观政策做出的财政政策等,它们影响着企业做出的决策,而企业做出的决策也会影响着宏观经济。

(三)宏观因素中的政治因素与微观企业行为。宏观因素中不仅宏观经济影响着企业的行为,宏观因素中政治因素也影响着企业的决策,政治政策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反映,政治领导者某些决策可能直接会影响着企业主体做出的决策,甚至是还要随着政治政策的出台而改变已经做出的决定。如果企业的高管与政府的关系强,那么政治政策对企业的影响会更大。

(四)研究会计与财务宏观向微观传递的意义。有些经济研究家没有把微观与宏观结合起来研究,因此,对宏观的研究与微观的研究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研究会计与财务时能够做到把宏观与微观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就是研究会计与财务的一个新视角。把宏观因素的影响考虑到企业决策中,形成一种机制,能不断地完善传统的微观企业行为。微观企业所做的决策,考虑宏观因素的变化。在我们国家而言,我国政府对与我国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我国政府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政治政策都会影响着我国企业经济的发展状态。并且在我国政府与经济企业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在研究会计与财务时,都要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

三、在研究中注意的问题

(一)内生性问题。宏观与微观是分解与综合的关系。宏观因素所采取的经济政策或者政治政策都会影响着企业经济的产出,反过来企业的行为以及经济产出也会影响着宏观政策的调整。因此,在会计与财务的研究中,一定要特别注意微观与宏观之间的内生性问题。

(二)衡量宏观因素的标准。宏观因素的两个方面;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有很多因素影响着宏观因素,如果只是用其中的一种作为标准来衡量是片面的。需要建立一套衡量标准或者是多样化的标准,来衡量宏观经济指标;而对于政治因素的衡量标准比较匮乏,经常需要用他变量来代替。因此,一定要对文章进行稳健性的检测。

(三)尽量排除偶然因素。宏观因素的很多方面都对微观企业有影响。因此对于微观企业的行为一定要考虑排除其他偶然因素的影响。对于会计与财务的研究新视角研还可以利用时间研究法,但用事件研究法来研究会计与财务的新视角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即偶然因素的影响比较大。为了控制偶然因素的干扰,可以采取循环性事件的方法来研究会计与财务的新视角。

四、会计与财务新视角的可研究方面

(一)宏观经济方面。第一是宏观政策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宏观因素影响着上市公司的经济产出,比如政府采取的货币政策或者是经济政策等都可能会影响着企业或者是不同行业,微观企业也会很据宏观因素相应的调整其决策,以适应政府制定的宏观政策。更直接的影响是政府通过财政的投资额以及投资的方向观察企业的行为决策,政府还可以通过发行货币量查看企业的行为变化。

(二)世界的宏观因素对我国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国内经济的发展与世界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密切。我国微观企业对商品出口的依赖性很大。用实证的方法研究国际宏观调控的政策影响着我国国内微观企业的决策。这有利于企业实际运作。

(三)区域经济的影响和上市公司的数量、投入的资金量等之间的关系。由于各个省市所采取的经济政策,实力等不相同,这些不同都可能会对微观企业的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省市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有实力的区域上市公司的数量、投入资金量的变化;有优惠政策的地区对微观企业价值的影响,对微观企业的促进作用;通过对不同地区的研究,可以研究出不相同的因素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从而采取与之相适应的对策解决问题。

总 结:

没有把微观企业与宏观政策结合起来研究致使当前研究比较的片面。本篇文章主要研究了宏观调控对企业政策行为的影响,可以为以后的研究提出一个创新点。对于有关宏观因素影响企业的研究很少。因此,从宏观因素向微观企业传递的研究角度出发,能够打破以往研究的局限、提出新的内容、可以完善以前的研究、有利于更好地指导实践。

参考文献:

[1]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梁小民译.谈我国会计实证研究方法的应用[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微观财政政策篇2

关键词:西方财政学;财政学理论;理论基础

Abstract:Since1892Bastable(Bastable,CF)publishedinthe"publicfinance",morethan100years,WesternFinancehasdeveloped,buttheirtheoryonthebasisoftheproblemistherearealwaysdifferences.Thisarticle,fromthefinancepointofviewbelongstothefundamentaleconomics,butcontainsacertaindegreeofpoliticalscience,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ofcross-disciplinary;thefinancialactivitiesofmajorandfundamentalisthemicro-economicactivities,butalsoincludesderivativeMacro-economiccontent.

Keywords:Westernfinance;financialtheory;theoreticalbasis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不管是主张财政学具有何种学科性质,西方财政论著都必须对财政问题进行大量经济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影响,必然或迟或早地按照已变化了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来修正与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英语财政学专著出现之前,西方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已经发生,边际效用价值论很自然地成为西方财政学的价值论基础。道尔顿的《公共财政学原理》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他在该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应遵循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也应运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来,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义以外,公共当局并不是一个人,难以象一个人那样预计各种支出的边际效用。但政治家们据以开展行动的总原则仍是相同的。对于公共当局来说,各种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应该相等。从理论上看,既定支出总量在不同项目之间分配就是这样决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财政学研究》一书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个私人应当通过在不同支出类别之间保持平衡,从而以其收入获得更大的满足一样,作为一个共同体通过其政府的活动也应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着还运用这些原则,去解决公共部门如何决定哪些公共服务应予提供的难题,指出“支出应当用于战舰还是用于济贫,应按此种明智的方式,即由它们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产生的相同的真实报酬来决定。”(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这一方式可用来得出某一精确的社会平衡点,即如果共同体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体,“支出就应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这一点,此时花费的最后一先令所获得的满足,应等于由于政府服务而相应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损失的满足。”(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这一模型被称为皮古模型,是现代西方财政学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个。这样,皮古就从边际效用价值论出发,在理论上界定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最佳点。

不过,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财政学的,是当时通行的可测度的、可比较的、同一的基数效用函数。这一效用函数在本世纪30年代,随着帕累托新福利经济学取代了皮古的旧福利经济学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观的个人评价的序数效用函数,等效用曲线等帕累托概念也被运用到财政学上来。其后西方财政学对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模型问题的分析,对于税收以及其他各种财政效率问题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无差异曲线上了。

这样,私人经济分析所能适用的价值理论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运用到公共经济分析上来了,公共财政学不再是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相抵触的一门学说了。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论上的统一,无疑为西方财政学在本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条件。

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分析的借鉴意义

第一,财政学从根本上看是一门经济学,但又具有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

关于财政学仅是经济学分支,还是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问题,我国财政理论界也曾有过类似争议,即关于“财政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问题的争议,这是本世纪60年代初由于财政本质问题争议而引发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国财政理论界结合着新的历史背景旧话重提,又一次以财政本质问题为中心形成了对此问题的争论高潮。这些争议大致形成了三大类不同的观点:(1)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仅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认为只能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财政问题;(2)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但又兼有上层建筑的性质,或者主张财政既是经济基础又是上层建筑。这就不能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3)主张财政属于上层建筑。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持第三种观点的人数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种观点,并且第一种观点还有逐步占据优势的趋势。但如同财政本质问题一样,这一争议在当时被视为是一种纯学术的探讨,经过那两次争议高潮之后,至今已极少有人问津,除了在高校教学中作为一种理论问题介绍外,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在实践中,人们则是将财政作为经济工作来对待的。

然而,财政作为政府的分配活动,它采用的不是市场自愿等价交换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强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场为媒介和通过市场渠道来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国家预算的形式下,通过政治程序的安排与运作来展开的。这样,财政的运作过程就直接表现为是对市场的否定,具有强烈的政治内容和因素。对于计划经济来说,由于其本身就否定着市场,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财政这种非市场性与计划经济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提财政的经济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即不影响人们实际上从经济和政治两重角度去考虑财政问题。

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不同。由于此时政企必须分开,这样财政所包含的两重属性合一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财政作为一种分配,它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但作为通过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动,它又与政府的具体政治制度和规则密不可分。此时如果只谈论财政的经济性,其结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财政活动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权力凭籍财政分配介入和干预企业正常市场活动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不利于根据财政的特性去指导财政实践的。

我国财政理论否定政治程序是财政活动的内容之一,在实践上导致了忽视乃至否定建立科学规范合理的财政制度与程序的结果,使得我国实际财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规范、制衡与监督。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由于缺乏自我约束能力的政治权力本身的不规范行为,导致了我国财政新老问题和弊端的急剧膨胀与扩大,是目前我国财政经济工作分配秩序严重混乱,腐败浪费低效猖獗的关键原因所在。因此,承认基本上是一门经济学的财政学,具有一定的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正视财政活动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质与内容,在实际的财政工作中相应地从整顿规范与财政相关的政治程序和规则入手,使之从原有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基点转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点上来,才是对症下药之举。为此,在以经济学为基础理论的同时,也有必要从政治学角度来开展我国的财政研究。

第二,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包括着宏观经济学的内容

关于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我国财政学从未讨论过这一问题,但由于我国财政理论强调财政是国家作为社会中心组织进行的一种分配,是从整个社会角度进行的活动,因而人们理所当然地视财政为一种宏观经济活动,而否定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在最近的政府机构改革中,财政部被列入宏观部门之内,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点。对此,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下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当时正是以否定企业的独立自主性和以国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直接安排国民经济活动为体制特征的,并且此时的财政是国家从整个社会角度安排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场经济下则不同。此时社会的经济单位已不再是国家而是企业了,此时财政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尽管是其极为重要的内容,但尊重企业的独立市场运营主体地位,确保国家不干预企业正常的市场活动,则是我国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学会的崭新内容。

西方财政学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财政问题,对我国是具有重要借鉴作用的:

1.西方财政学从微观角度分析财政问题,是隐含着这么一种涵义的,即此时的政府参与社会资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业和个人一样,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场活动主体,即企业和个人是处于市场有效运行领域的活动主体,而政府则是处于市场失效领域的活动主体,它们进行的都是同等的资源配置活动。这样,它们之间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税纳税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预,而不能是国家凌驾于企业和个人之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干预它们的市场正常活动。

2.财政活动除了作用于宏观经济的内容之外,仅就其本身对于社会资源的配置来看,则应视为是一种微观行为。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界定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否则的话,将财政活动等同于宏观调控,而财政干预企业市场活动也就等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活动,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调控又是必要的,其结果实际上是为政府和财政随心所欲地干预企业的微观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些年来,人们在财政经济工作中总会情不自禁地干预和插手企业的正常市场活动,其理论根源就在于此。这点,在防止政府和财政随意干预企业问题上,是可资借鉴的。

微观财政政策篇3

「关键词公共财政;宏观财政;微观财政;公共经济;公有经济

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以经济学为基础,并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而发展。论文百事通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财政学也正在经历重大的转型。在转型的过程中,新的事物不断产生,旧的事物继续存在,新旧事物混杂在一起,形成特殊的转型状态。当前财政学教材版本众多,内容各不相同,甚至相互矛盾,使教师和学生无所适从。在财政学教学中,对经济转型期财政学属性要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才能走出困境。

一、公共财政具有公共属性,但以私人财政为基础

社会经济部门可划分为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两大部门。私人部门包括个人、家庭和厂商,公共部门主要是指广义的政府。研究私人部门行为的是私人经济,或称私人财政。研究公共部门行为的是公共经济,或称公共财政。我国习惯上将私人财政称之为财务,而将公共财政称之为财政。因此,在我国,财政仅指公共财政或政府财政,不包括公司和家庭等私人财政。因此财政具有公共属性,而不具有私人属性。从辩证法角度看,公共性与私人性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公共”是“私人”的汇总,“公共”建立在“私人”的基础之上[1].

私人财政源于私人商品,公共财政源于公共商品。根据商品的特征不同,可将商品分为私人商品和公共商品,私人商品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而公共商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在私人商品市场上,供求均衡决定商品的最优数量,私人商品的供给曲线来源于所有生产者的边际成本曲线的横向加总,而市场需求曲线是所有消费者的单个需求曲线横向相加得到。与私人商品不同的是,公共商品在消费上具有非排他性,公共商品的市场需求曲线是由所有消费者的需求曲线纵向加总得到的[2].

对于私人商品来说,效率要求每个人的边际替代率相同,且等于边际转换率。只要市场是竞争性的,且运行良好,就能保证这一条件成立。对于公共商品来说,边际替代率之和必须等于边际转换率。因为每个人必须消费相同数量的公共商品,效率要求每个人对所提供的最后一单位的总评价等于社会提供给它的增量成本。当私人商品在竞争市场中交换时,人们对私人商品的评价不会说谎。但是,人们对公共商品可能会隐瞒其真实偏好。这种让别人付钱,自己坐享其成的动机称为免费搭车者问题[3].公共商品的存在使得市场缺乏效率,同时公共商品的供给相对不足。因此,私人商品由私人部门提供更有效率,而公共商品由公共部门提供更有效率。

私人财政是私人部门为提供私人商品,满足私人需求,凭借私人权利,进行私人支出和私人收入的经济活动。与之相对应,公共财政是公共部门为提供公共商品,满足公共需求,凭借公共权力,进行公共支出和公共收入的经济活动[4].因此,公共财政具有公共属性,不具有私人属性,但公共财政以私人财政为基础,与私人财政对立统一。在财政学教学中,应注意比较公共财政与私人财政的区别与联系,才能使公共财政生动具体,脱离私人财政谈公共财政是抽象生硬的。

二、财政是宏观属性与微观属性的统一体

一谈到财政,有人认为属于宏观经济学的范畴,这是一种片面的观点。微观经济学集中研究构成经济的个体单位———厂商、家庭和个人———的行为,研究这些个体单位的行为是微观经济学的范畴。政府同样属于经济的个体单位,而非经济总体,因此专门研究政府的行为也是微观经济学的范畴。相反,宏观经济学研究经济作为一个总体的行为,特别是诸如失业率、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平易这类总量指标的变化[5].

经济有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之分,财政也有宏观财政和微观财政之分[6].宏观财政研究政府行为对经济总量的作用。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对经济总量进行宏观调控,财政宏观调控的目标有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财政宏观调控的手段是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工具主要包括:公共预算,公共支出和公共收入。实现经济稳定的财政政策有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有进行需求管理的短期财政政策和进行供给管理的长期财政政策。

微观财政研究政府作为一个部门的行为。“经济人”假设:在经济活动中,经济主体所追求的经济目标是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该假设不仅适合私人部门,同样也适合公共部门。根据公共选择理论,政府是带有不同的具体利益内容同时又抱有个人利益最大化追求的个人进行经济活动的一个舞台。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社会主要由两大市场组成:一是经济市场,二是政治市场。经济市场上的行为主体是消费者(需求者)和企业(供给者)。在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能给他们带来最大满足的私人商品;在政治市场上,人们通过民主选票来选择能给他们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规和法律制度[7].政治市场主体包括选民、政治家和行政官员。

微观财政不仅研究政府作为一个部门的自身行为,还研究政府对私人部门的直接管制。政府管制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外部性、自然垄断、信息不对称及垄断与不正当竞争等问题。政府管制可以分为直接管制与间接管制,直接管制又可分为经济性管制与社会性管制。间接管制解决的是垄断与不正当竞争问题,社会性管制解决的是外部性问题,而经济性管制则是为了解决自然垄断与信息不对称问题。

因此,财政既具有宏观属性,又具有微观属性,财政是宏观属性与微观属性的统一体。财政既研究政府行为对经济总量的作用,也研究政府作为一个部门的自身行为,还研究政府对私人部门的直接管制。在财政学教学中,既要看到财政的宏观属性,又要看到财政的微观属性,宏观财政具有微观基础,离开微观财政来谈宏观财政是空中楼阁。

三、现代公共财政等价于公共经济,但有别于公有经济

公共财政的研究范围不局限于政府的收支,而是拓展到公共部门的经济行为。因此,公共财政学也称为公共经济学,或者称为公共部门经济学。现代意义的公共财政等价于公共经济。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是按商品特征划分的,而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是按所有形式划分的。

公有经济的典型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后改为国营企业,现在称国有企业。从规模上看,国有企业可分为大型国有企业和中小国有企业。我国实行“抓大放小”策略,采取多种方式放活中小国有企业。从类型上看,国有企业既有竞争性国有企业,也有垄断性国有企业。在竞争激烈的行业,国有企业亏损累累,我国实行“国退民进”战略,政府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垄断性国有企业有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我国垄断性国有企业主要是行政垄断,即采取行政手段,限制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进入,维持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加入WTO后,我国对外资的限制减少,但对民营企业的限制仍然较多,造成“一等国民是国企,二等国民是外企,三等国民是民企,四等国民是民众”的现状。相对于竞争而言,垄断不增加社会财富,只是将财富从消费者向垄断厂商的转移,相反,垄断减少一部分消费者剩余,损害社会福利。因此,应尽快制定反垄断法,尤其要反对行政垄断,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取消对民营企业的种种歧视和限制,大力发展民营企业。新晨

一种公共商品的公共提供并不一定意味着也由公共部门生产,比如政府提供路灯照明,并不一定设立国有企业生产路灯。政府是否出资设立国有企业生产公共商品,取决于效率。如果市场更有效率,政府设立国有企业生产公共商品则不可取。混合商品一般由政府和市场共同提供,但政府提供混合商品也不一定意味着也由公共部门生产,比如政府提供教育和医疗服务并不一定要设立公立学校和医院,政府也可以直接补助学生和患者,由学生和患者自行选择学校和医院接受教育和医疗服务。

国有企业同私有企业一样,以营利为目的,而公共财政或公共经济不以营利为目的,具有非营利性。国有企业提供的商品一般为私人商品,而公共财政或公共经济提供公共商品,具有公共性。因此国有企业不属于公共财政或公共经济的范畴,相反,国有企业属于私人财政或私人经济范畴,属于微观财政或微观经济范畴。在市场经济下,政府的活动范围是公共经济,而非公有经济,转型经济要求不断强化公共经济概念,淡化公有经济概念。

因此,现代公共财政与公共经济等价,而公共经济和公有经济是两种不同的分类。在财政学教学中,应将公共财政拓展到公共经济,但要区分公共经济与公有经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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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财政政策篇4

关键词:公共风险;小微企业;财政政策

1.公共风险概述

1.1风险特征

公共风险,是指在社会中的公共群体在未来情况下可能遭遇不确定性的消极结果,也包含判别不确定性的具体内容。从这个层面来看,公共风险的最显著特征便是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公共风险的种类很多,包括社会、自然风险,还包括积极或消极风险,以及在社会实践中产生的风险。这些风险大多存在于客观事物中,但与人的主观认知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公共风险离不开人类的活动。此外,抵御风险的方式也包括个人及群体两种。在面对自然风险时,常常会出现群体抵御的现象。而面对社会风险时,则会出现个人抵御的现象。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类分工不同,公共风险的形式及内容也会发生变化。

1.2公共化与公共风险

所谓“公共”,顾名思义,它有别于个人或私人的属性,属于个人无法解决的共同事务。人类在不断发展,给公共风险的定义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早期,当人们的生存环境还处于恶劣的状态时,人类会选择群居的生活方式。当时的食物被放在一起,在分配食物的过程中会选择最有利的方式进行。经过封建社会、工业社会及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社会的形势发生变化,公共风险的类别也开始呈现多种多样。随着个体追求的差异化出现,社会分工开始出现,这也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发展。随之而来的便有了公共风险的发生和变化。

2.小微企业经营中面临的公共风险

2.1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是直接受到市场交易主体带来的影响,例如利率、汇率等的波动。由于小微企业大多经营规模不大,外在市场一旦发生波动,会给企业带来极大的冲击,直接影响经营的稳定性。从事国贸业务的小微企业比从事其他业务的小微企业,对汇率波动的敏感度更强。例如,2008年国际市场出现金融危机,全球经济都呈现不景气的状态,很多原材料价格出现上涨。三年后,人民币开始升值,用工成本在国际市场上都呈现上涨的趋势,能源价格也出现上涨。这些都对小微企业带来直接的影响。

2.2政策风险

当地政府在制定出台政策时,也会给小微企业带来风险。从整体情况来看,小微企业所处行业都是竞争较为激烈的领域。政府的宏观政策会对这些领域带来直接的影响。不少小微企业属于短期经营的类型,投机行为在所难免,他们更加热衷于对热点行业的投资,对整个市场的分析判断相对缺乏。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政府开始调整相关政策,小微企业未及时获得信息,会出现经营困难等政策性风险。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小微企业可能因为要提升营业额而忽视能耗或环保问题。此时如果国家出台相关政策,这部分不符合政策的小微企业便会被淘汰。

2.3信用风险

小微企业大多在降低生产成本时采取的是利用低价的原材料或廉价劳动力来实现的。很多小微企业会加大对市场的敏感度,在低价时参与到市场竞争中。一旦小微企业看好的市场形势向好,便会出现大规模的生产,来提高市场占有份额。随着市场的发展,我国的劳动力成本开始上涨,原材料价格也开始不断上涨。面对这样的新环境,不少小微企业经营几年就会出现重组甚至关闭的情况。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小微企业中平均存活时间为三年。由于小微企业的管理模式简单,对财务方面的监管力度不足,很多财务方面的报表信息不完全,这便导致小微企业无法提供准确财务报表等信息,长此以往就形成了信用方面的风险。

2.4融资风险

任何一家小微企业要想大力发展,资金始终都是制约他们的问题之一。与大中型企业相比,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单一得多,融资面相对更窄。传统的金融机构在贷款方面更倾向于大中型企业,而不愿为小微企业提供贷款。由于缺乏抵押物或信息证明,他们无法为银行提供相应的手续以证明自己的还款能力,这就导致小微企业很难获得资金。此外,大多数小微企业在融资时都对资金的需求量不大,但往往是急用的。如果短期内资金不能到位,会对小微企业的经营带来严重的影响。这种资金需求量小、但时间短的特点更加剧了小微企业的融资难度。

3.公共风险视角下小微企业财政政策完善的思路

3.1加强小微企业财务管理,为财政政策奠定制度基础

规范小微企业的财务管理制度,可以提高企业自身的经验管理水平,这样做可以规范企业的财务行为,为实施政府制定出台的财政政策奠定十分重要的制度基础。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财政部就针对企业的财务管理制度制定出台了财务通则、会计通则等,但这些相关制度仍然约束力度不足,很多条款并不适用于小微企业的发展现状。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财政部又不断修订了财务会计的相关规章制度,根据小微企业的发展特点,不断细化条款规定,鼓励小微企业创新财务管理机制,加强内部管理水平。尤其是要健全责罚制度,对于小微企业中财务经营管理起到较强的约束力。除此之外,小微企业还应当按照会计准则严格实施。财务管理能力认证制度要逐渐在小微企业中建立,并定期对小微企业的财务管理认证结果进行公布,这样也可以大大提升小微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平,抵御各类风险带来的不利影响。

3.2对小微企业开展动态监控,为财政政策实施提供决策依据

面对众多公共风险,我国如何制定针对小微企业的财政政策,需要准确把握他们的真实生产经营状况。如果对小微企业的经营状况形势把握不准确,出现研判错误的现象,势必会影响财政政策决策的正确性,甚至会制定出台不当措施,影响小微企业的发展,增加他们的经营风险。因此,应当对小微企业开展动态监控机制,这样可以准确把握小微企业的发展状况,并针对具体问题制定出台科学的财政政策。多年来,我国已经针对动态监控小微企业建立了很多制度,例如要求小微企业定期季报、年报等,该财务报告体系是当前掌握小微企业的唯一方式。但这些制度仍然存在信息盲区,并不能全面准确地掌握小微企业的发展细节。为此,我们应当借鉴当前国有企业中较为成熟的统计分析方法,将这些统计指标体系应用于小微企业,可以设计更符合小微企业体系,定期监测、统计和分析小微企业的财务信息,形成更加全面的管理系统,加大对小微企业统计内容的覆盖面,并且建立网络直报系统,将这些信息建立专业的数据库,提高数据更新的时效性,在及时汇总分析统计的数据信息后,加大对财政的调控力度,有针对性地提出更加科学的财政政策,为小微企业提高抵御公共风险的能力。

3.3政策绩效评估进一步完善,以此保证财政政策的适用效果

在扶持小微企业发展的过程中,正确的财政政策固然重要,但使小微企业获得真正的实惠,加大预期目标更加重要,因此保证财政政策受到实效是关键。尽管政策好,但如果小微企业没有执行,一切都会沦为空谈。除了执行政策外,还要加大对执行政策后的评估机制,这样可以有效鉴别政策的适用性,防止因无效、过时的政策而给小微企业发展带来制约作用。由此可见,应当对财政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测,并追踪小微企业实施政策后的评价,建立相应的追踪。问责及退出机制,可以通过网络系统的管理手段实时监控政策执行情况,一旦小微企业出现执行不力等情况便于及时纠正。也可以在小微企业开展专项检查,对政策具体实施情况进行鉴别评价,结合实施后的结果,审视评估不同财政政策带来的实效,避免公共资源出现浪费情况。

3.4转变政府职能,为小微企业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政府部门应当一改过去传统职能,将服务型政府作为今后职能转变的方向。首先,针对小微企业中税外行政事业性收费要进一步规范化,对于可以取消的项目或地方擅自设立的收费项目要明令取消,对于仍可压缩的收费项目要及时压缩。对小微企业中存在乱收费等现象要严肃处理,及时将收费工作落到实处,这样可以有效减轻小微企业的负担,帮助他们建立良好的发展环境。第二,将出台的政策及时宣传。政府部门要深入小微企业,宣传财政政策,帮助企业及时把握政策导向,让企业准确理解和把握相应的政策,将政策的受益面不断提高,得到政策实施的目标效果。第三,对小微企业中从事财务工作的人员加强专业培训,提高他们的专业素养和管理水平,规范企业账目核算的状况。除此之外,还应当加大小微企业与培训结构的联系,特别是对于融资、技术支持等方面的培训要侧重小微企业,为他们的发展建立社会化服务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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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财政政策篇5

会计政策的内涵。

“政策”一词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1 )政策是某一主体制定的,有意识地用以指导、影响某一方面工作的产物;2)政策有预定的目标,并通过主体某一方面的活动直接或间接地予以贯彻实施;3 )政策是介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即由正确的理论为指导,以现实状况为依据而制定的准则、规章、方法和措施。

对于会计政策,目前常见的定义是:指企业进行会计核算和编制会计报告时所采用的原则、方法和程序。这是从会计政策最终作用的角度给出的定义,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这一定义中的制定政策的主体一般被理解为是企业,即企业是制定会计政策的主体,似乎一切会计政策都是企业制定的。会计政策也就被狭义地认定为是企业的会计政策了。其实,在实践中,会计政策应分为宏观的(或政府的)会计政策和企业的(或微观的)会计政策。对于这一点,是上述会计政策的定义所难以包容的,而且在一些论述中也往往是混淆在不清的,或者只提企业的会计政策不提宏观的会计政策。譬如,常常被引用的1975年1 月公布的国际会计准则1 《会计政策的说明》中的会计政策定义是:“包括在编制会计报告时,管理人员所采用的原则、基础、惯例、规则和程序。即使同一题目,在使用中也有许多不同的会计政策,需要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选用最能恰当地表明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政策。”显然在这个定义中企业(或企业的管理人员)是制定政策的主体,因而也是明确地认为所谓会计政策亦即是企业的会计政策。据我们理解,在一些西方国家由民间组织(会计准则委员会)制定和的会计准则不具有法律效力,是一种指导性的规范,它是在被企业所接受时才体现出它的作用。也就是说当企业接受了会计准则,也就成了企业的会计政策。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会计准则1所作出会计政策的定义,是有他们自己的道理的。但在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如日本、法国和德国等,情况就很不一样了。由于这些国家的会计准则是由政府制定的或政府设立的会计准则委员会制定和的,并具有法律效力,会计准则就明显地体现出政府的(或宏观)会计政策来了。因此,把会计政策理解为即是企业的会计政策,显然是不正确的。在中国,从过去的由政府制定分行业的、分所有制的会计制度转变为制定和实施适用于各行业、各种所有制企业的会计准则,如果我们把这一转变看成是取消政府的会计政策,并使之转化为企业的会计政策,显然也是一种误解。

会计政策根据其制定主体应分为宏观的会计政策和企业的会计政策两个层次。宏观的会计政策主要是通过会计准则的制定和实施来体现的。在西方国家中虽然不提宏观会计政策的概念,但从一些西方国家成立由会计职业团体和利益集团代表组成的会计准则委员会来看,其制定和会计准则的目的也是为了规范企业会计工作的原则、程序和方法,以克服由企业自行制定会计制度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因而就其实质来说,也具有宏观会计政策的性质。只是由于它不具有法律效力,并因私人企业自行制定会计制度已相沿成习,只有涉及到企业切身利益时,才会对民间组织制定和的会计准则作出反应,这也正是一些西方国家的会计准则一般只在大公司中,特别是在上市公司中起作用的原因所在。而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一些国家已开始重视宏观会计政策的作用,正在采取各种措施以增强会计准则的法律效力或约束力。如有的国家已改组了会计准则的制定机构,逐步确立政府部门在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中的地位,或政府部门越来越多地参与会计准则的制定;有的国家通过设立会计准则的审查机构,审定民间机构制定的会计准则,以增强其法律效力。

我们在上面说,西方国家民间组织制定和的会计准则也具有宏观会计政策的性质,不是无的放矢,随意乱说的。在西方国家的会计准则中虽无宏观会计政策的提法,但相近似的提法也是有的。例如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于1980年5 月发表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专辑中指出:“人们所作的各种会计抉择至少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本委员会所作的抉择,或其它有权作出规定的机构所作的抉择,要求企业照某些特定的方法提供报告,或者从反面来规定,禁用它们认为不适当的方法。”第二个层次是“……各种抉择还在个别企业这一层次上作出。随着公布的会计准则越来越多,个别企业抉择的范围不可避免地会变得越来越狭。但是编制报告的企业在会计上总是有许多决定要做的,包括未颁会计准则时,在各种可行方法中选用一种,或在奉行准则时,在各种允许方法中作一抉择,不仅现在如此,将来也会如此。”这里第一个层次的抉择显然是属于宏观会计政策的范畴,而第二个层次的抉择即企业的抉择则属于微观会计政策范畴。

综上所述,既然会计政策存在着宏观会计政策与微观会计政策两个层次,我们认为就应当对会计政策作出不同层次的定义:

(1)会计政策的一般定义,是指某一政策主体为指导会计工作,实现会计工作目标而制定的有关会计核算和编制会计报告的原则、程序和方法。

(2)宏观会计政策, 是指政府或有权制定会计准则的机构通过制定和会计准则,对企业会计核算和会计报表编制的原则、程序和方法所作的规范。

(3)企业会计政策,是指在宏观会计政策的指导和约束下, 企业依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经过成本与效益的权衡后选择的最能恰当地反映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会计原则、程序和方法。

我们认为对会计政策作出如上的分层次的定义,有利于人们正确理解会计政策,有利于在实践中正确运用会计政策。

宏观会计政策的内容及其与微观会计政策的联系与区别。

1992年11月30日并翌年7月1日施行的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其内容从会计政策的角度来分类,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企业必须遵照执行,无权变更的。如会计期间,记帐本位币,借贷记帐法等的规定;各类资产的划分,财产物资必须按取得时的成本入帐,业务事项核算的基本规则以及会计报告的格式和揭示要求等等;一类是给企业留下选择余地的对同一业务事项的不同会计处理方法,如应收帐款企业可以采取预提坏帐准备金的办法,也可以采用坏帐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的办法;存货发出时企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先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移动平均法、个别计价法、后进先出法等方法确定其实际成本。当然,企业一经选定某种方法,也是不得随意变更的。在后一类问题中,宏观会计政策所要研究和抉择的有二方面的问题,一是允许企业在那些业务领域里具有会计处理方法的选择权;二是在允许选择的领域里规范企业可以选择的会计核算方法,例如,快速折旧问题,既要研究哪类企业和哪类设备可以实行快速折旧,还要研究在诸多的快速折旧方法中,根据中国的国情规定企业可以选择哪些快速折旧方法。会计准则的这二类内容都是属于宏观会计政策的具体体现。在会计准则中允许企业选择的范围内,由企业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的抉择,则属于企业的会计政策。

宏观会计政策与微观会计政策的联系主要表现在:

(1)终极目标的一致性, 即两者的政策目标都是为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提高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

(2 )政策所规范的都是有关会计核算和会计报告编制方面的原则、程序和方法;

(3 )宏观会计政策为企业会计政策提供了可供选择的领域和范围,企业会计政策是宏观会计政策的具体化。

宏观会计政策与微观会计政策的不同点主要表现为:

(1)制定政策主体不同。在我国宏观会计政策的制定主体是国家;微观会计政策的主体是企业;

(2)作用范围不同。 宏观会计政策的作用范围包括所有行业和所有经济性质的企业;微观会计政策的作用范围仅限于一个企业或一个企业集团;

(3)目标的重点不同。 宏观会计政策强调提高所有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强调不同企业之间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微观会计政策的目标重点是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最能恰当反映本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原则、程序和方法;

(4 )宏观会计政策对同一业务事项提供多种可供企业选择的企业处理方法,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对某一业务事项只能选择一种程序和方法。

会计政策产生的原因。

最主要的有两点:一是会计的模糊性;二是不同的会计观点。会计的模糊性是指由于会计对象的复杂性,会计计量方法、计量手段以及会计人员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局限性而导致的会计信息与实际情形的近似性。比如,在将生产费用在完工产品和在产品之间进行分配时,我们往往很难、甚至不可能分清哪一笔费用应由完工产品负担,哪一笔费用应由在产品负担,只能将“生产成本”科目中归集的生产费用在完工产品和未完工产品之间进行大略的分摊。按照会计上的“重要性”原则,其分配的方法有:不计算在产品成本、在产品按年初成本计价、在产品直接材料成本法、在产品定额成本法、约当产量法等。在政府统一制定的会计制度中规定企业可选择的各种不同的成本核算方法,这就是一种宏观会计政策;企业根据本行业的经营特点,产品生产的具体情况,从宏观会计政策中提供的各种核算程序和方法中选择一种进行企业的成本核算,并在提供的财务报表中加以揭示,这就是微观的会计政策。这种会计政策是由会计模糊性使然。

会计政策产生的第二个原因,缘自于不同的会计观点。比如说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一种观点认为应实施快速折旧法,其理由为:1 )由于科技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机器设备的无形损耗加快,使得企业正在使用中的固定资产的实际价值相对降低,为正确反映企业固定资产的实际价值,和有利于技术进步,应实施快速折旧法;2 )新资产的生产能力在早期较大,因而早期的营业收入也相对较多,按照会计上的“配比”原则,应在这些资产具有较大生产效用的早期计提较多的折旧费用;3)即使资产的实际生产能力在各期基本均衡,固定资产的使用成本也应该大体相等。但由于固定资产的成本包括计提的折旧费用和修理维护费用两个方面,修理费用会随资产使用年限的增加而增加,故折旧费用就应逐年减少。另一种观点则主张直线法,即平均年限法,也有一定的道理:1)快速折旧法具有较大的随意性,计提折旧加快程度很难与实际无形损耗程度一致;2)直线法简单明了,计算容易。 折旧的计提原不过是一种估计,不必也不可能十分精确;3 )直线法很早就被广泛使用,积累了许多的经验资料,为确定各类固定资产的折旧率提供了大量有用的历史数据。采用直线法前后一贯,增强了会计信息的可比性; 4)工作时数法和产量法实际上也属于直线法,它们不仅简单明了,易于计算,且以工作时数或生产数量为计提折旧的标准,能使所提的折旧数额与资产的使用程度相吻合,即将营业费用(或生产成本)与营业收入相联系,完全符合会计上的“配比”原则。上述两种观点,均言之成理,难以取舍。因此,在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中规定,“固定资产折旧应当根据固定资产原值、预计净残值、预计使用年限或预计工作量,采用年限平均法或者工作量(或产量)法计算。如符合有关规定,也可采用加速折旧法”。这就是因会计观点不同而产生的宏观会计政策。

在制定会计政策时,还要考虑提供会计信息的成本与效益问题。

一般而言,会计信息的质量特性越高,对决策就越有用。但会计信息的质量提高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一是成本,有的会计信息尽管有其一定的有用性,但应不应该提供,应考察该信息所得是否超过提供该信息的所费,才可避免盲目追求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导致会计信息质量过剩。二是误差,会计信息中允许包括误差的程度,只要这种误差不致降低信息的有用价值,不影响决策的正确性,这种会计误差就是允许的。正确理解会计信息质量的两个制约因素是极为重要的。首先,我们要尽可能地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以满足不同使用者的需要。其次,在制定具体的会计政策时应权衡提供会计信息的成本与收益,以免在会计核算和报告的一些细枝末节上讨论不休,徒耗精力。比如,应付公司债券溢价或折价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实际利率法,二是直线法。从原理上讲,前者计算精确,但较为繁琐复杂;后者的精确程度虽然不如前者,但简单明了。如果两者计算结果差异不大,对本期利润影响很小,则就应该遵循会计上的“重要性”原则,采用直线法,以减少核算手续和成本。又比如说,在具体准则的征求意见稿中,很多会计处理方法都是建立在“公允价值”这一概念之上的,并将公允价值定义为“指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债务清偿的金额。”很明显,公允价值这一概念的外延比较大,需要企业的会计人员根据特定情况作出判断和选择。而我们过去搞的是计划经济,现在要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面临的问题比较多,一是对市场经济不熟悉;二是市场不健全,即市场残缺。在这种情况下,公允价值很难确定。再加上财会人员缺乏职业的实践和训练,搞得不好,反而会影响会计反映的真实性。

因此,国家在制定会计政策时必须考虑的因素有:

满足国家进行宏观经济决策的需要;

满足有关各方了解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需要;

满足企业加强内部管理的需要;

在保证基本会计信息质量的基础上,使会计政策易于理解与实施,尽可能地降低操作成本;

充分考虑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和我国的国情;

正确估价我国财会人员的业务素质;

保持会计政策与财务政策、财政政策间的配套与协调。

会计政策要注意与财务政策、税收政策的协调。

一些同志对会计准则由财政部门制定颇有微词。认为在传统的经济体制下,会计政策服从于财务政策,影响了其独立性。担心在新体制下由财政部门制定会计准则,会重走老路。其实,这种担忧是完全不必要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各政府部门都在努力为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财务政策如此,税收政策如此,会计政策也如此。新财会制度实施以来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会计政策作为经济政策的一部分,与其他经济政策,特别是税收政策、财务政策的关系非常密切,而财政部门是税务政策、财务政策的制定者,因此会计政策由财政部门统一制定,更有利于与财务政策、税收政策间的协调与配合,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学性。

我们认为,将会计政策划分为宏观的会计政策和微观的会计政策,并对宏观的会计政策进行专门的研究,有助于明确会计政策、财务政策和税收政策的各自分工,并在三者间实现协调与配套。

会计政策与财务政策、税收政策的区别在于:一是政策目标不同。会计政策的目标是提供客观真实的会计信息以满足不同使用的需要;宏观财务政策的目标包括提高国有资产经营效益,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促进经济结构的合理化,规范国家与企业间的分配关系等等;而税收政策的目标是:充裕财政收入,调节经济,优化资源配置,公平社会分配;贯彻规范、效率、简化、便利原则等。二是政策特性不同。会计政策强调中立性,即不偏不倚性。它只是对各种经济交易进行如实反映的各种会计程序和会计方法的规范;但财务政策和税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是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一种主动措施,含有强烈的政策倾向性。

会计政策与财务政策、税收政策也有着密切的联系:会计政策既受到财务政策、税收政策的制约,同时又是财务政策和税收政策实施的保证。一项税收政策、财务政策的实施,需要相应的会计核算规范来贯彻。比如说固定资产的折旧,不同的折旧方法,对产品的成本影响不同,从而影响到国民收入在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分配。我们过去在财务制度上规定统一采用直线法,现在分行业的财务制度综合考虑企业的技术进步要求,折旧政策衔接和财政承受能力等因素,一是对分类折旧的年限进行了大的改革,二是规定某些行业的企业经批准后可实行快速折旧。很明显,这是一种宏观的财务政策,但它需要相应的会计政策来加以实施。再比如,税前会计利润与纳税所得因计算口径和计算时间不同而产生了永久性差异和时间性差异,对这两种差异,在会计核算上可以采用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这就需要在会计政策和税收政策之间进行协调。这种协调也要贯彻规范、效率、简化、便利的原则。我们认为,这方面的协调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在现行企业所得税法规基本上认可财务制度的情况下,产生时间性差异的因素比较少,但会计处理方法却搞得相对复杂,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微观财政政策篇6

关键词:财政税收政策;小微企业;税收收入

1引言

小微企业是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家庭作坊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群体的统称。根据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趋势政府大力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为了推动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发展小微企业的重要举措。因为小微企业对提高就业机会,推动技术成果的创新,加快向创新型社会转变的步伐,拉动我国经济的增长,促进国民消费,维护社会安定和谐,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小微企业财政税收政策的现状

2.1小微企业财政税收收入占比情况

从不同规模企业的税收收入角度分析,小微企业的财政税收收入占总收入的55.80%,其中,小型企业的财政税收收入占总收入的26.20%,微型企业的财政税收收入占总收入的29.60%;小微企业的增值税收入占国内增值税总收入的60.13%,其中,小型企业的增值税收入占增值税总收入的27.70%,微型企业增值税收入占增值税总收入的32.43%;小微企业的企业所得税收入占国内企业所得税总收入的41.02%,其中,小型企业的企业所得税收入占企业所得税总收入的26.10%,微型企业的企业所得税收入占企业所得税总收入的14.92%。从增值税收入角度分析,微型企业的增值税收入高于小型企业的增值税收入;从财政税收收入角度分析,微型企业的财政税收收入高于小型企业的财政税收收入;然而从企业所得税收入角度分析,微型企业的企业所得税收入低于小型企业的企业所得税收入。

2.2小微企业主体税种的税收负担情况

小微企业的主体税种分为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两个税种,小微企业增值税税收负担情况,小型企业增值税税收负担情况在逐年降低,而微型企业增值税税收负担在逐年上升,小微企业增值税税收负担随微型企业增值税的税收负担增加而增加。其中,2012年微型企业的增值税税收负担为3.77%,小型企业的增值税税收负担为1.94%,微型企业的增值税税收负担明显高于小型企业的增值税税收负担,微型企业的增值税税收负担是小型企业增值税税收负担的1.94倍,小微企业的增值税税收负担为5.71%;2014年微型企业增值税税收负担达到6.29%,这几年增值税税收负担在一直增加,原因在于一部分企业未享受到减免优惠政策,税收税率比较高,一部分企业存在重复征税现象,造成了税收负担增高。

3小微企业财政税收政策的问题分析

3.1财政税收管理体制不健全

目前我国财政税收体制的建设还不够完善,存在重复征税的现象,其原因就是现有的税收模式存在一定的弊端,同时由于缺少相应的监督机制使得税收工作人员缺少约束,从而会出现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会使得纳税企业在缴纳税款的过程中出现偷税漏税的情况,从而导致我国财政税收收入的大量流失。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的税收体制不够完善其中相关的条例也不明确,这很容易造成人们的误解从而影响税收的效率,并且偷税、逃税现象普遍化、社会化,税收差额严重。一些不法分子盗窃、伪造、倒卖和虚开、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且票面数额巨大,在财务核算成果方面是人为控制的,虚报企业的经营情况。

3.2税收负担较重

在全面“营改增”政策实施前,小微企业的税种主要包括增值税、增值税附征、营业税、营业税附征、企业所得税、消费税、个人所得税等等。一般情况下,增值税是按不含税收入的3%缴纳税款,营业税按收入的5%缴纳税款,如果一个小微企业同时有增值税和营业税,就会造成重复征税,增加小微企业的税收负担。如果小微企业的不含税收入高于3万,应缴纳增值税就必须按不含税收入的3%全额缴纳及其缴纳附征税;不含税收入低于3万,免征增值税也不需缴纳增值税及其附征税,可见,不含税收入超3万会造成税收负担突然加重。目前,一部分超标准的小规模纳税人不愿意认定为一般纳税人,通过停歇业后新办重开、失踪或零申报等状态存续,还有一些是被动申请认定为一般纳税人的纳税人,由于部分行业企业实际经营中难以取得进项发票来抵扣,税负上升较多。

3.3税收优惠政策不完善

我国政府在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上有严重脱节,尤其是在“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上。政府出台的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阻力,有些地方甚至不能够进行下去,无法使小微企业得到财政税收政策的优惠。国务院在这种情况下开展了督查工作,但是效果一般,大多数小微企业依然不能够享受到财政税收政策带来的好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不能够有效地解决,政策就不能得到很好的推广,这个问题的形成原因复杂,既有客观原因又有主观原因,主观的认识以及客观的执行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长时间的改进与坚持,但是在这个问题没有结束之前,小微企业依然不能够很好的享受到各种优惠政策。

4小微企业财政税收政策问题的对策与建议

4.1完善财政税收管理体制

国家应该完善有关税收的法律法规,量化各种税制要素,在修改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同时也需要有相关的法律来约束,这样才能够使税收法制化进程得到大大的提升。对于与税收有关的法律来说要有以下特点,法律条文要清晰不能有歧义同时要做到尽量简洁、条例规定要细致明确这样方便执行,并且相关法律的实施细则要同时出台,以便于规范税收征管的操作,避免工作人员因在工作操作中对条文的误解,另外,需要对企业检查账务上的问题,要求企业及时纠正错误,对财务人员定期作相应的培训,严处伪造、虚开发票的违法行为。

4.2降低税收负担

借助“营改增”政策的实施,降低小微企业的流转税税负,从而降低小微企业的税负,减轻小微企业的经济压力,同时应适当上调小规模纳税人的标准,将标准提高到年应税销售额为500万元,与“营改增”应税服务的小规模纳税人标准一致,并简化计税步骤,避免重复征税。另外,应严厉查处那些由于税收负担重做出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的企业,对违反法规者取消其经营企业的资格,补缴其偷税、漏税的税款,征收其应缴的罚款,严重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

4.3完善税收优惠政策

完善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要扎实做好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及其管理规定的税收宣传和纳税服务工作,扩大宣传声势,引导社会舆论,做出良好的纳税服务。在移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网上申报纳税越来越成为企业缴纳税款的主流方式,同时税收的网络监督也在迅速的发展。各地政府应该跟上形势充分发挥移动互联网的高效与便捷,加强线上与线下的互动与结合,同时制定新的监督体制确保居民企业能够按时按量申报纳税。一个好政策的实施是需要有人来监督的,这就要求管理人员在日常生活中时常巡视,提高税收工作的效率,小微企业尽量向“一站式”服务方向发展,这样就能够使税收工作效率得到大大的提升。在“互联网+”的影响下要想引入并完善绩效的评价机制,在日常工作中还要有创新,就该使得服务体系与互联网更加紧密结合。

参考文献

[1]施鸣枫.新经济环境下中小微企业财政税收政策的创新[J].财经界(学术版),2016(16).

[2]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J].湖南农业,2015(10).

[3]胡苗忠,徐海燕.基于财税与金融改革的小微企业发展研究[J].西南金融,2014(3).

微观财政政策篇7

【关键词】职业院校;财政学;微观分析;宏观分析

前言:

职业院校是为培养某方面专业人才而存在的应用型人才摇篮,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需要职业院校培养出更多的财政学实用人才,填补国家、企业财政部门的职位空缺,推动社会整体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我国职业院校财政学教学方法受计划经济时代影响,采用宏观分析法对财政学进行教学研究,在研究市场经济的某些领域受到制约,需要进行教学改革。

一、财政学两种分析方法的交替发展

(一)古典时期

从古典时期开始,财政学就是一门完整独立的学科。1776年亚达•私密在《富国论》中第一次以宏观分析法对国家经济职能进行解析,并规定了财政的具体范围。在密斯理论的影响下,大卫•李嘉图、J•S•穆勒等相继作出研究,将国家财政职能范围进一步缩小明确,主要以宏观分析法对税收问题进行研究。

(二)新古典时期

新古典时期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经济学研究时期,在这一时期内,财政学的主要成就是微观分析法的应用。受“边际革命”影响,马佐拉、马克尔等在边际效用论的基础上开创了公共产品研究,经过林达尔、维克赛尔将其与税收相结合,开始了对公共选择的研究。另一方面,微观分析法的应用使财政学研究更加科学化,经济学的科学研究地位迅速提升。

(三)凯恩斯主义时期

凯恩斯是《就业、利息、货币通论》的发表人,这篇通论发表于1936年,当时正处于经济危机时期。凯恩斯运用宏观分析法,从宏观角度提出国家干预理念,是财政学上的一次革命性突破。宏观经济学随之诞生,并在其基础上产生了宏观财政学。

(四)当代财政学

最优税制理论、公共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是当代财政学的主要研究内容。经济学家借鉴私人物品的研究思路,用微观分析法对公共品理论进行研究,解决公共品的提供方、提供过程、提供对象等方面的问题,全面开启了运用微观分析法研究财政学的高峰时代。

二、我国财政学的宏观分析传统与市场经济不相适用

我国从建国开始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财政学研究使用以“国家分配论”为基础的宏观分析法,再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财政学研究逐渐开始重视微观分析法的运用,但是这种转变是滞后的,不能满足市场经济体制下对财政学研究的需要。宏观分析法的不适用性主要表现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和个人的主体地位被忽略、政府经济职能的界定不合理、不利于税收工作的公平和高效。所以,现阶段我国财政学的分析应向微观分析进行转变,首先,职业院校的财政学教学要向微观分析的进行变革。

三、职业院校财政学教学改革方向

(一)进行必要的课程调整

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我国职业院校的财政学相关专业的基础课程,而且通常是同步进行。我国的经济体制已经发生了改变,政治经济学更多的是对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经济制度的体现,缺乏现实基础。职业院校财政学教学改革应从课程上开始做出调整,比如将政治经济学课程调整为财政学课程。另外,西方经济学是基础性科目,要注意课程开设的先后顺序,先开设西方经济学,再开设财政学,而不是将两门课程同步进行。

(二)财政学教学内容的调整

财政学的教学重点应该是财政支出和税收,而在宏观分析传统影响下,目前的财政学教学内容还包括财政政策。讲述财政收支时也是以宏观角度进行分析。对财政学教学内容的调整可以将财政政策部分分离出去,在宏观经济学课程中讲解。讲授财政支出时从微观角度分析政府资源配置智能,把分析税收的重点转移到税收归宿、税收效率等方面,以微观分析方法对学生进行财政解读。

(三)财政学教材的调整

我国职业院校财政学教学使用的国内教材都偏向于用宏观分析方法,短时间内这一情况难以得到改变。职业院校可以考虑选用一些国外教材和用作参考资料。在选用时要注意分析作者的财政理念和分析方法,选择适用于我国学生、有助于推行微观分析转变的教辅材料。

结束语:

通过对财政学两种分析方法的交替发展进行研究,不难发现财政学的分析方法也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在不同时期要选择适合时代的不同方法。我国职业院校财政学教学改革方向也要向适合当下经济体制的微观分析方法进行转变。

参考文献:

[1]杜安国.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财政研究[D].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2010.

微观财政政策篇8

公共部门经济学,又称政府经济学,它是由(公共)财政学发展而来的。在有些学者眼里,(公共)财政学、政府经济学和公共部门经济学是同一个研究领域在不同时期的名称;而在另一些学者眼里,它们是同一个研究领域的不同名称。公共部门的核心部分是政府,所以“公共部门经济学”也被称为“政府经济学”。公共部门经济学是既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又是公共管理学的一个分支,它构成公共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在当前,建立与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加强公共经济管理,是我国公共部门尤其是政府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

公共部门经济学(公共经济学)既年青,又古老。它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才在西方诞生的一个经济学分支学科,它的前身是财政学,而财政学的思想源远流长。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财政学的诞生,以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的问世作为标志。在该书中,斯密论述了财政学的许多基本原理。他认为,国家职能是保护社会不受侵犯,保护个人不受侵犯和压迫,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与之相对应,国家的主要财政支出包括国防费、司法费、公共工程和公共机关的费用等;而为了保证财政支出,就必须有财政收入。后来,英国、法国和德国的财政学都深受斯密思想的影响。直到20世纪30年代财政学一直是在斯密的思想框架下发展的。

福利经济学、凯恩斯主义革命及宏观经济学的诞生为财政学提供了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新的理论基础,并拓展了财政学的研究主题,特别是对政府经济活动的研究。1936年马尔科的《公共财政学基本原理》一书的英译本在美国的出版,使得形成于19世纪80年代的由欧洲大陆学者用边际效用价值理论改造过的新财政观(包括公共产品理论和公共经济理论等)进入英美财政学者的视野,并使英美的财政学发展逐渐转轨。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财政学最终实现向公共经济学的转变,其主要标志是1959年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学原理:公共经济研究》、1964年科尔姆的《公共经济学基础:国家经济作用理论概论》和1965年约翰森的《公共经济学》三本书的出版。此后,财政学的教科书多以“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 为名;20世纪70年代以后,更多的教科书以 “公共部门经济学”(PublicSec・tor Economics或Economics ofthe PublicSector)命名。应该说,“公共部门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 这两个名称并没有在本质上的区别,更多的是作者使用的习惯上的问题。如果说有区别的话,那就是公共部门经济学更突出公共经济学的行为主体。

从“财政学”到“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并不仅仅是学科名称的变化,而是财政学研究重心、理论基础以及分析方法的变化,即研究重心从过去只研究财政收支本身的问题,转变到研究财政收支对经济的影响和公共部门本身的经济活动的合理性及其效率问题;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方法变化则表现为: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以及其他学科的相互渗透为公共经济学的诞生创造了新的理论基础和先进的分析方法与技术。同时,这种学科范式的变化反映社会经济环境尤其是政府管理活动的变化了。

近三四十年来,公共部门经济学发展迅速,研究成果丰硕。它对政府、政策的研究视角不断转换。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人们仍对政府及其经济活动是完全信任的;而到了八十年代,让公共部门退出经济领域的呼声高涨。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到市场和政府(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都不是万能的,它们都会失灵,因而单靠市场或单靠政府都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离不开一个高效政府的支持。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往往是通过分析方法或工具的突破取得的。彼得・M・杰克逊说:“……经济学家解决本学科内各种问题的能力与本学科内其他理论的发展是齐头并进的。”

那么,什么是公共部门经济学呢?《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的定义是:“公共经济学是关于公共经济的研究,即研究那些并非纯属市场、并非纯属住户或厂商之间的关系的经济问题,侧重于逻辑(科学)分析以及论理规范问题。”而布朗、杰克逊则看来,“公共部门经济学考察公共支出、税收和经济主体(如个人、家庭和企业)行为之间的关系。”由此我们认为,公共部门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公共部门经济行为尤其是政府经济行为的学科,涉及公共支出、税收和经济主体行为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公共部门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公共部门和公共物品。人们习惯将经济领域划分为公共部门和民营部门。公共部门是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广义公共部门包括政府机构、公用事业、公共事业、非政府公共机构等部门以及各种不同组织的公共层面:狭义公共部门仅包括政府机构以及依据政府决策产生的机构和部门,是最纯粹的公共部门。政府是以公共利益为导向,其职能是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无偿占有社会公共资源,并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除政府机构外,还存在公用事业、公共事业、非政府机构等“准公共部门”组织,也称为第三部门,但因其具有鲜明的“公共”特性,也将其归入公共部门之中。

我们可以把政府的基本职能概括为提供公共物品,因而公共物品构成公共部门经济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公共部门经济学有关公共支出和公共收入等内容都是围绕公共物品理论而展开的:公共支出是为了公共物品供应而提供费用;税收是人们享受公共物品而支付的“价格”。

什么是公共物品?斯蒂格利茨说:“公共物品是这样一种物品,在增加一个人对它分享时,并不导致成本的增长(它们的消费是非竞争性的),而排除任何个人对它的分享都要花费巨大成本(它们是非排他性的)。”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说:“公共物品是指非竞争性的和排他性的货物。非竞争性是指一个使用者对该物品的消费并不减少它对其他使用者的供应,非排他性是指使用者不能被排除在对该物品的消费之外。这些特征使得对公共物品的消费进行收费是不可能的,因而私人提供者就没有提供这些物品的积极性。”

公共物品有各种不同类型。布坎南在《俱乐部的经济理论》一文中明确指出,根据萨缪尔森的定义所导出的公共产品是“纯公共物品”,而完全由市场来决定的产品是“纯私人产品”。现实世界中,大量存在的是介于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之间的一种商品,称作准公共产品或混合商品。关于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以萨缪尔森代表的福利经济学家们认为,由于公共产品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因此通过市场方式提供公共产品,实现排他是不可能的或者成本是高昂的,并

且在规模经济上缺乏效率。因此,福利经济学家们认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比市场方式即通过私人提供具有更高的效率。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福利国家危机的出现,一批主张经济自由的经济学家纷纷开始怀疑政府作为公共产品唯一供给者的合理性。戈尔丁、布鲁贝克尔、史密兹、德姆塞茨以及科斯等人或从理论或从经验方面论证了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可能性。德姆塞茨和戈尔丁从技术的角度讨论了私人提供公共产品的可能性,即如果存在排他性技术,则私人可以很好地供给某些公共产品。例如,高速公路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在入口处可以设置收费站,因此高速公路可以通过私人投资、私人收费的方式来兴建。

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公共部门经济学关于个人行为动机以及行为模式的假设与一般经济学一样,采用“经济人”或“理性人”假设。按照该假设,个人无论是处于什么地位,其本性都以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或极大化个人的效用作为最基本的动机;或者说,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遵循理性原则,即做出个人决策时经过仔细的计算和分析,力求实现利益最大化。

布坎南认为,“经济人”假说是经济学理论知识的一个重要遗产,是古典经济学家的“一个伟大贡献”;正是亚当・斯密将具有利己心、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人称为“经济人”或交易者。他们的伟大发现是,只要有适当的法律或制度框架,个人追逐他们自己利益的行动可以无意识地产生有利于整个社会利益的结果。后来的经济学家用这个假设去分析市场中进行不同活动的人们的行为,并进而分析市场制度本身的作用。经济学家通过运用关于人类动机的这种特别的假设建立起一门作为实证性社会科学学科的经济学。

公共部门经济学假定公共部门中的个人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并且个人的效用函数是多元函数(既包括物质利益也包括非物质利益),有多个变量(财产、权力、名誉、闲暇等);它假定社会个体偏好的多样性,个体对公共部门所提供的公共物品的偏好也会随着社会进步而变化;它假定人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由于人类知识的不完备性、预测的困难以及人类活动或行为的范围有限等因素,使得全面理性(纯粹理性)在实际中不存在;人类决策行为所依赖的是有限理性,而不是全面理性或纯粹理性,由于受能力、信息、时间、知识等因素的制约,人们只能在有限的且是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从事决策;它还假定人的行为有机会主义倾向。

作为公共部门经济学重要流派的公共选择理论把“经济人”假设应用于对公共部门及政治领域和集体选择过程的分析。依照这种假设,个人在政治活动或集体选择过程中,同样追求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这种效用或价值既可以是财富、商品、收入,也可以是地位、权力、荣誉,甚至是友谊、慈善、和平、安宁等精神因素)。布坎南和塔洛克说:“经济学的探究方法假定,无论在市场活动中还是在政治活动中,人都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人。但是这种方法并不要求一个个体的人牺牲其他人以增强自己的效用。这种方法把政治活动表现为一个特殊形式的交换;而且,就像市场关系中那样,理想上还期望这种政治关系使所有各方面都互有收获。”公共选择学者的理论从一开始就假定“有代表性的或者普通的个人在参与市场活动和政治活动时,都是以同样的普遍价值尺度为基础而行动的”。

二、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福利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构成公共部门经济学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根据荷兰学者汉斯・范登・德尔和本・范・韦尔瑟芬在《民主与福利经济学》一书中的说法,福利经济学的核心主题是一个团体中的个人的共同福利(共同福利包括由经济所决定的团体的幸福),它包含三种因素:(1)各种条件的公式化约束;(2)关于以上条件如何被团体中的机构加以实现的研究;(3)对于现存的团体机构的贡献及现存的团体福利政策的批判性评价。福利经济学不仅关心公共政策(政治)对于社会价值的分配,而且关注由此带来的社会收益和社会成本问题,从稀缺性方面观察社会价值的分配。帕累托、巴罗、兰格、丁伯根和鲍莫尔等福利经济学家研究的重点:一是为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状态的条件下定义;二是关于一个经济(秩序)的组织如何影响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问题。

福利经济学是围绕“共同利益问题”、“公共分配问题”和“社会福利问题”构建起来的,在关注社会财富增长的同时,更关注在其基础上的财富分配即社会福利问题。尽管有阿罗的“不可能性定理”以及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但在公共部门经济学当中大量使用“效用”、“效用函数”、“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最优”及“社会福利函数”等等福利经济学中的基本术语。福利经济学还是对公共部门经济活动进行规范分析的理论基础。

“福利经济学从抽象的角度来说,主要讨论的是社会选择标准的界定、收入的再分配及资源的优化配置。从现实的角度来说,福利经济学利用这种标准来评价以不同制度(主要是政府和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以便确认最理想经济的学科。”福利经济学的框架是建立在社会选择标准的基础之上,这包括配置效率或帕累托效率,满足这项原则的必要条件,公平理论及实施的原则,社会福利函数及各个学派的公式,社会最优选择等。

公共部门经济学运用福利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分析了政府现实的政治、经济制度中,从微观经济层次角度,对垄断、外部性、公共产品、收入不公平等社会现象进行剖析,提高政策运行效率,由政府针对市场中存在的“市场失灵”等问题,制定微观经济政策,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从宏观经济层次的角度,在封闭的经济中,制定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收入政策和价格政策,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在开放的经济中,政府通过对货币及汇率制度进行国际标准化的管理,实现国际收支平衡。

微观经济学考察作为消费者的个人和公司在市场中的行为(而宏观经济学研究总体或集合经济并检查如通货膨胀和失业一类的政策问题)。“微观经济学研究家庭和企业如何做出决策,以及他们在某个市场上的相互交易;宏观经济学研究整体经济现象。”在经济分析中以单个经济主体(作为消费者的单个家庭、作为生产者的单个厂商、作为消费者和生产者完成交易的单个市场)的经济行为作为研究对象的,称为微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将经济行为的基本主体分为两大类:个人和企业。个人一方面是消费者,另一方面是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土地、才能)的所有者;企业即生产单位,一方面是商品的生产者,另一方面是生产要素的需求者。微观经济学研究这些经济行为主体,如何在一系列既定的假设条件下,在市场机制中,通过价格机制,最终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和资源的最佳配置,并使经济达到一般均衡。

微观经济学框架即通过对微观个体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的研究,来说明现代西方经济市场机制的运行和作用,以及改善这种运行的政策途径。这一框架由以下理论构成:消费者行为理论,均衡价格理论,生产和成本理论,市场结构理论,生产要素收入分配理,一般均衡理论等。这些理论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提供可以直接使用的分析工具。 “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本世纪五十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公共部门经济学目前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

借助于微观经济学理论和分析工具,公共部门经济学家根据最基本的前提条件,运用演绎法和数学模型,运用各种行政手段,解决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市场失灵”,使各种资源得到最优化的配置,以社会效用最大化为目的来讨论政府的微观行为。其中包括估算政府制定政策的机会成本与沉淀成本,及取得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以及指导其他微观主体的社会行为等等。微观经济学是使公共问题的争论转化为实证分析的有效途径,目的在于提高公共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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