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经济犯罪的特点及对策范文
时间：2023-10-30 17:50:13
当前经济犯罪的特点及对策篇1
【关键词】经济犯罪；侦查工作；对策
中国入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在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重大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将产生一些负面效应。对经济犯罪侦查工作来说也是如此，在一定时期内，经济领域犯罪将更加猖獗，经侦工作将面临新的挑战。如何正确把握当前经济领域犯罪的特点规律，科学预测加入WTO后经侦工作面临的新挑战，研究制定相应的应对策略，对顺利完成新形势下的经侦工作任务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加入WTO后经济领域犯罪的新特点
（一）新的经济犯罪类型将不断出现。
加入WTO后，现有的经济犯罪类型还会继续存在，新的经济犯罪类型将不断涌现。一是随着国际间经济交往日益增多，涉外诈骗犯罪活动逐渐增多，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和国际经贸活动日益频繁，一些境外不法分子将打着合资、合作的幌子，在国内大肆进行犯罪活动；境内外犯罪分子相互勾结犯罪案件将大幅度上升；国内的犯罪分子为逃避打击，作案后也往往携款逃往境外。二是在国际贸易中，信用证（卡）成为支付的常见方式，不法分子往往利用信用证可信程度比较高的特点，采取伪造信用证（卡）等手段进行诈骗活动。三是当前世界各国的洗钱犯罪活动有愈演愈烈之势，并呈现金融市场较为发达的国家向金融市场尚处于发展中的国家和地区蔓延的趋势，我国入世后，将大开门户，广引外资，给洗钱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四是入世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将不断增多。
（二）发案数量继续攀升，大案比重加大。
入世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国际贸易活动的日益频繁，经济领域的竞争将更加激烈，不法分子在经济领域的作案也将逐渐增多，而且往往涉案金额比较大。从统计数字看，近年来经济犯罪案件增长的速度明显高于其他案件的增长速度，其中大要案件尤为突出。前几年我局破获的经济犯罪案件中，涉案金额几十万元的大案并不多，而近两年来发生的经济犯罪案件涉案金额达百万元以上的已屡见不鲜。如2001年我局破获的吕孙毅诈骗案涉案金额达200多万元；同年破获的黄阿福非法经营案涉案金额也达148万元。
（三）犯罪领域不断扩大，侵害客体增多。
入世后，随着人、财、物的大量流通，经济犯罪已深入到金融、财税、证券、保险等各个领域，受害客体也由原来往往是单一客体而转向众多的客体，这些客体已涉及不同行业不同阶层的人，既有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又有个体户、农民以及国家干部、农村基层干部。如2001年破获的欧国庆挪用资金案，挪用34名客户的保险费共计13万余元；上京镇陈成钟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涉案金额390万余元，涉及人员多达600余人。
（四）经济犯罪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多样性和智能化特点。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犯罪分子受教育越来越高，入世后，一些经济犯罪已从传统、初级的手段向高科技、智能化方向发展。犯罪分子往往利用某种“合法”外衣，钻法律、法规的空隙，或者利用自己掌握的技术和知识专长，钻管理工作的漏洞和薄弱环节，在其熟悉的领域从事经济犯罪活动，有的犯罪分子利用电脑等高科技手段作案，精心策划，设下圈套，引诱对象上当受骗。
（五）经济犯罪的国际化趋势加强。
我国加入WTO后，将逐步同世界经济接轨。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国际贸易活动的日益频繁，国外的经济犯罪分子与一些商界名流一样，将触角伸向国内，利用我国开放政策，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以及国家间的法律制度的差异，实施跨越国境的经济犯罪。同时，国内的犯罪分子也将犯罪空间向境外、国外延伸、拓展，境外、国外的不法分子向国内渗透，寻找人，使经济犯罪出现“土洋结合”、“内外勾结”的现象。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社会制约机制弱化，法律建设滞后等现象不会在短期内消除，也就难以阻止境外、国外的犯罪分子在国内出现和跨境犯罪的实施，这种国际经济交往带来的经济犯罪，随着我国加入WTO而将更加激烈。
二、加入WTO后经侦工作面临的挑战。
（一）经济犯罪案件的取证难。
经济犯罪跨省市作案多，加之经侦办案经费的短缺，给取证工作带来相当大的难度，一些外省市公安机关出于地方保护主义，对前来调查取证或追捕逃犯的外地公安机关协助配合力度不够，往往只是象征性的。经济犯罪案件大都是年前案件，涉案时间较长，往往因一些自然或人为的因素使一些原始凭证、记录、帐本等证据灭失或销毁，造成取证难度加大。“入世”后新型犯罪手段的不断涌现也给取证工作带来了新的难题。如2000年浙江省平阳县林基任、林乃满、洪玉基三人到我县以开办阳光工艺玩具厂招收工人为名，通过一系列有预谋的活动，精心组织策划，骗取105名工人的培训费7万余元后迅速逃离。由于此三人均属外省市人，我公安机关多次赴浙江省取证、追逃，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花费大量的物力、人力才将犯罪嫌疑人林基任抓获。
（二）经济犯罪案件的定性难。
当前法律法规还不完善，司法解释滞后，存在地区之间划分的标准不统一，以致对部分案件性质的认定难以统一，如有的行为有社会危害性，甚至造成较大经济损失，但法律无明文规定，有的法律规定过于抽象，表述概括性过强，又无相关司法解释相辅，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入世”后经济犯罪手法日趋狡猾，具有隐蔽、多样、智能的特点，犯罪分子往往利用某种“合法”外衣，钻法律、法规的空子，增加了经济犯罪案件的定性难度。由于上述等问题的存在，使检、法两家与公安机关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上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认识上的分歧，造成案件批捕难、难。
（三）经济犯罪案件的处理难
由于地方保护主义严重，部分党政机关、政法部门的负责同志，对经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缺乏清醒的认识，对打击此类犯罪不够重视，对案件查办不力，对经济犯罪分子惩办不严。个别地方党政领导只看到眼前利益、局部利益，而把经济犯罪分子当作“能人”、“有功之臣”加以保护，甚至还有部分领导干部为经济犯罪分子充当“保护伞”，该查的不让查，该打击的不让打击，以保护地方企业为由，不让处理人犯，这使得公安机关在办理经济犯罪案件时受到严重干扰。另外，一些案件的当事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经常向公安机关或上级有关领导反映问题，有时十分片面和偏激，既牵扯了领导的精力，又妨碍了办案工作，经济犯罪案件处理时各种关系纷至沓来，说情风较严重，影响了执法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
（四）现有的法律知识、侦查手段跟不上“入世”后形势的需要。
“入世”后，新型的经济犯罪层出不穷，犯罪的手法日益翻新，加之我国将对现行法律进行重大调整，犯罪分子千方百计钻法律法规的空子进行犯罪，我们现有掌握的法律专业知识和侦查手段难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三、加入WTO后经侦工作应采取的对策。
（一）提高发现犯罪的能力和侦查犯罪的本领。
加入WTO后，经济犯罪总体上将呈现发案多、种类杂的特点，发展趋势呈现为作案实施快、案犯逃匿快、赃款赃物转移快的特点。为此我们必须强化发现犯罪的能力，具备较高的快速反应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抓住战机，快速破案，挽回损失。目前，经侦部门被动受案的工作状况，难以适应形势的需要，加入WTO后，犯罪手段的信息化、网络化、高科技化将会对经侦部门的调查取证能力形成新的考验。因此经侦部门要加大对经侦基础设施的投入，购买先进的科学技术装备，切实提高发现犯罪的能力，提高侦查犯罪的本领，以适应“入世”后侦破工作的需要。
（二）加强经侦基础建设，牢牢掌握斗争的主动权。
“入世”后，必须加大对经济违法犯罪情报资料的收集，将全部经济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单位信息资料入库上网，实现信息共享；必须加强经侦特情等秘密力量的建设和阵地控制工作，本着需要和可能，确保质量、隐蔽保密、严格管理的原则，积极物建经侦特情、工作关系，并注意在有关专业人员、知名人士和境外人员中物建经侦特情、工作关系，获取深层次、专业性的经济犯罪情报，实现对经济犯罪相对集中的重点地区和经济犯罪人员社交活动较集中的场所控制工作，充分发挥经侦特情在破案追逃中的特殊作用；必须增加经费投入，加强对经侦协作网络建设，实现经侦部门计算机联网，实现经济犯罪信息的联网与共享。只有加强了经侦基础业务的建设，才能使我们适应入世后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侦查破案服务，有力地打击各类经济犯罪活动。
（三）提高经侦民警素质，适应入世经侦工作需要。
“入世”后，我国将对现行法律进行重大调整，同时WTO规则及一些国际条约和惯例将在国内经济生活中广泛运用。另外，境内外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可能会以WTO规则或国际贸易为借口掩盖非法行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强化学习，掌握相关知识，及时解决实践中遇到的困难，为查破经济犯罪案件创造有利条件。但目前从整体上看，经侦民警的业务素质与“入世”后的工作需要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要尽快提高民警的业务素质，进行各种行之有效的教育培训，比如要强化在对WTO及国际金融、贸易方面的法律知识的学习，强化经济运行规程以及外语、网络信息方面知识的学习，强化现代化通信等科技手段的学习和运用，努力培养一支熟悉经侦业务，掌握现代经济知识、WTO运行规划和现代侦查技术的队伍。
（四）克服地方保护主义，杜绝关系案人情案。
“入世”后，随着经济交往的频繁，商品流通的加剧，经济领域的竞争也将更加激烈，犯罪活动也更加猖獗。一些当地行政部门的个别领导为了保护当地的经济利益，把经济犯罪分子当做“能人”加于保护，对经侦部门所侦办的案件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干预。另外，一些经济犯罪分子往往利用金钱美女来腐蚀民警或直接对民警进行威胁。因此要切实加强经侦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增强拒腐防变能力，使经侦队伍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坚定的政治立场，一切均以法律为准绳，以服务于经济建设为根本宗旨，顾全大局，克服地方保护主义，不屈服于地方领导的干预以及犯罪分子的威胁，经受住各种利诱威逼的考验，真正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
（五）做好各种预防犯罪工作
“入世”后，经侦部门的工作必须把着眼点放在打防并举上，面对国内外人、财、物流动空间的扩大，流动方式多样化、便捷化的态势，要求我们对重点环节和领域必须建立有效的管理机制和防范机制，防止经济犯罪案件的发生。经侦等有关部门要经常深入各企事业单位，加强法制宣传和防范犯罪技能方面的教育，特别要开展法律、法规咨询，以及反欺诈和守法经营教育，提高企事业工作人员的防范水平。经侦部门还要有针对性地建立一两个经侦掩护性企业，确保地方经济秩序的稳定和经济的迅速发展。
当前经济犯罪的特点及对策篇2
[关键词]转型时期刑事政策
刑事政策是一个国家权力机关对已然、未然的犯罪行为的反映。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转型时期的刑事政策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从界定刑事政策的概念入手，试图对我国转型时期的刑事政策进行综合研究。
一、刑事政策的概念与范围
刑事政策的概念与范围中外学者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以致于有多少研究者就有多少种定义。总的来看，国内外都有广义说、狭义说、折中说三种观点。但三说的区分标准很模糊，往往因研究者而异。目前我国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比较有影响的主要是卢建平教授、曲新久教授以及刘仁文博士。
（一）刑事政策的概念与范围的争论点
刘仁文博士认为，关于刑事政策的概念与范围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分歧：第一，刑事政策的主体。是国家、国家机关，亦或包括政党甚至社会团体？还是应当将主体定义为社会整体？如果是后者，那么除了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外，公民个人是否属于刑事政策的主体？第二，刑事政策的范围。是仅限于立法领域，还是包括司法等领域？是仅仅限于刑事法律领域，还是包括社会政策领域？如果包括社会政策领域，“社会政策”的范围如何界定？第三，刑事政策的手段。是限定在刑罚范围内，还是进行进一步的扩充？如果扩充的话，扩充的范围如何？是扩展到与刑罚制度相联系的有关制度如保安处分等，还是扩展到能够抑制犯罪的所有手段和措施？第四，刑事政策的目的。是单纯为了预防、控制和惩治犯罪呢还是也包括对犯罪嫌疑人和犯罪人的权利保障？亦或有更高层次的目的？等等。[1]
（二）目前我国学者关于刑事政策的概念与范围的观点
1、卢建平教授的观点
卢建平教授从刑事政策学的研究对象或范围方面讨论了刑事政策的概念与范围。他认为，目前西方学术界主要有广义说、狭义说和折衷说。[2]
第一，“广义的刑事政策学”。瑞典法学家内尔森教授认为：刑事政策就是一个国家的社会总政策中专门处理犯罪问题的那部分；刑事政策是社会政策的组成部分；刑事政策应该与自由、平等、团结、安全等社会发展目标联系起来，应鼓励社会多方面的宏观范围的参与，而不应仅仅依赖传统的刑法武器或刑罚。联合国社会防卫研究所主任柯恩兹也认为，刑事政策学不能忽略法律制度或惩罚制度以外的一切与犯罪现象有联系的因素。法国巴黎法律、经济和社会科学大学教授勒瓦瑟强调，刑事政策学也应该研究社会问题，也应包括“社会预防”。
第二，“狭义的刑事政策”。德国著名法学家耶赛克、意大利罗马大学教授瓦沙利以及米兰大学教授卢伏伦等人主张，考虑到研究人员与研究条件等方面的原因，刑事政策学不可能研究所有与犯罪现象有关联的社会问题（诸如就业条件、失业、社会保障等），刑事政策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与犯罪作斗争的各种方法，这些方法既可以是立法的和行政的，也可以是司法的；但他们的出发点是共同的，即对犯罪的一般预防、特殊预防和惩罚。瓦沙利教授更强调应将刑事政策学同社会政策或社会预防区别开来，因为刑事政策学的研究对象是处罚制度，当然也包括犯罪原因；但这些犯罪原因主要应从对某几种类型的犯罪或罪犯的研究过程中去找寻。
第三，“折衷说”。波兰华沙大学法学教授安德烈耶夫等人既不主张将刑事政策完全划到社会政策中去，也反对那种认为刑事政策学就是“研究刑法或刑事措施的科学”的观点。法国著名法学家马克·安塞尔更进一步强调刑事政策学研究对象的双重性。在他看来，刑事政策学首要的研究对象就是刑事政策本身，这个刑事政策应是实在的，应是可以或已经在特定国家付诸实施的；换言之，刑事政策学首要的任务就是将刑事政策作为一个社会现象来研究。在此意义上说，刑事政策学首先是一门研究科学。其次，从应用的或实践的立场出发，刑事政策学应在观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整套合理有效的打击犯罪、保护社会的战略战术。如此看来，刑事政策学又不仅仅是一门科学，它同时又是组织反犯罪斗争的艺术或战略。马克·安塞尔关于刑事政策学研究对象双重性的理论在当今西方刑事政策学界占据了主导地位；他由此提出的刑事政策学的研究范围也得到了西方学者的普遍赞同。现今西方最流行的刑事政策的定义表述为：“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刑事政策是对犯罪现象的综合分析，对犯罪现象以及与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方法措施的解析；它同时也是建立在一定理论基础之上的旨在解决广义的犯罪现象的打击与预防所提出的问题的社会和法律的战略。”
从折衷说的观点出发，卢建平教授主张将刑事政策学变为“刑事政治学”比较合适。刑事政治学是对犯罪现象这一公共事务的认识与管理，处于战略的位置，地位较高，而刑事政策一词多指策略，地位相对较低。卢建平教授还主张刑事政策学研究的开展必然带来刑事法领域方法论的革命，主要是实行刑事法律科学的一体化，将刑事政策学、刑法、刑事诉讼法、刑法史、犯罪学、监狱学或行刑学、被害人学等在学科上进行综合或整合，同时也将刑事法学与宪法、行政法、民法、国际法、比较法、人权法等结合起来进行考察。
2、曲新久教授的观点
曲新久教授提出了刑事政策概念界定和学科建构的三定理，他将刑事政策定义为：国家基于预防犯罪、控制犯罪以保障自由、维持秩序、实现正义的目的而制定、实施的准则、策略、方针、计划以及具体措施的总称。他的刑事政策概念界定和学科建构的三定理是：立足于广义论的立场，以政策科学知识为背景，形成刑事一体化的思想。[3]具体说来：
第一，刑事政策概念的界定应当立于广义论的立场上进行，并且需要保持刑事政策之“刑事”特性，需要大致明确其与社会政策的界限，而不至于将刑事政策与一般公共政策混淆起来。广义刑事政策可以区分为刑事惩罚政策和社会预防政策两个基本方面。界定刑事政策的范围，区别刑事政策与一般社会政策的标准有两个，一是目的，二是权力，而权力的标准尤其重要。刑事政策围绕着预防、控制犯罪的目的而展开，并终止于权力所能到达的边际，权力所不能强制、控制、影响或者诱导的领域，不属于刑事政策的范围。换言之，国家、社会以至个人基于预防犯罪、保护社会、维持秩序的目的而对其他组织和个人形成的优势地位以及支配性影响的准则、策略、方针、计划以及具体措施等等内容，均属于刑事政策的范围。
第二，当代政策学的兴起，为我国刑事政策理论尤其是刑事政策一般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资源。所以，我国刑事政策实践的特点决定了，政策科学不仅应当而且能够成为刑事政策学科建构的知识背景。
第三，刑事政策一体化思想，乃刑事政策理论的中心思想，按照这一思想，刑事政策被看成是同犯罪做斗争的准则、战略、策略、原则、计划和措施等的总称，是一个开放性的有机整体。刑事一体化的思想既不是将刑事政策包含于刑事法学之中，也不是将刑事法学包含于刑事政策学之中，刑事政策学与刑事法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又有着重大的区别。刑事一体化思想应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把握：首先，刑事政策的范围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刑事法律的范围，并构成对于刑事法的指导。刑事政策超出了刑事法，但不是简单而直接地包括刑事法，而是为刑事法学提供指导性知识。刑事政策对于刑法规范的适用获得了指导地位，尽管这一地位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其次，刑事政策学不是规范学科，而是提供综合性和跨学科知识的科学。刑事政策不仅构成对刑事法的指导，还具体地表现为有目的地适用法律的具体政策性规则和措施、做法，因而又比刑事法律更具体、更灵活，表现出艺术创造性。换言之，刑事政策实践不仅需要理性知识，更需要超理性的直觉、判断、灵感。最后，刑事政策学最为重要的价值在于其批判性和建议性。就广义刑法而言，无论是对于实体刑法、还是刑事诉讼法，还是刑事执行法，刑事政策均立于批判的立场。刑事政策学就是提供批评和建议的学科，而且，它不仅不应满足于对现行刑法提出批评和建议，而且还不应当满足于既定的政策和政策趋向，它对刑事政策自身也展开批评和建议，因而批评性和建议性是刑事政策的突出特征，也就是说，刑事政策分析与研究旨在解决问题，其特点在于它是问题驱动型的；刑事法学的研究是学科性研究，其特点在于它是知识驱动型的。
3、刘仁文博士的观点
刘仁文博士认为，刑事政策是指代表国家权力机关的公共机构为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正义，围绕预防、控制和惩治犯罪所采取的策略和措施，以及对因此而牵涉到的犯罪嫌疑人、犯罪人和被害人所采取的态度。[1]该定义包含或隐含了以下几方面的具体涵义：
第一，刑事政策的内容从总的方面看，包括三个基本方面：第一方面是如何有效地预防、控制和惩治犯罪，这是刑事政策的首要内容。这一点大多数学者的看法应当是相似的，预防着眼于未然，惩治着眼于已然，而控制则着眼于将已经出现或已经有一定规模的犯罪现象控制在最低限度。第二个方面是如何对待犯罪嫌疑人和犯罪人。这一点可能不是所有的学者都同意。刑事政策第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是对犯罪被害人的关注。
第二，刑事政策的根本目的是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正义。
第三，刑事政策的决策主体是代表国家权力的公共机构。从最终的决定权来看，刑事政策仍然是被国家权力所垄断的。
第四，刑事政策是一个系统。从结构看，它是由总体刑事政策和具体刑事政策、全国性刑事政策和区域性刑事政策、长期性刑事政策和临时性刑事政策等组成的有机整体。从范围看，它不仅包括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刑事执行政策，还包括刑事社会政策。从手段上看，它不仅不限于刑罚手段，也不限于与刑罚相关联的手段如保安处分等，而是包括预防、控制和惩治犯罪的一切手段，以及对待犯罪嫌疑人和犯罪人、改善犯罪被害人处境的相应手段。从中心词看，它落脚于“策略”和“措施”，前者可以说是宏观上着眼，后者可以说是从微观上着眼，它们是国家对犯罪现象及犯罪嫌疑人、犯罪人和犯罪被害人的整体反应。
第五，刑事政策存活于过程中。从刑事政策问题的出现与形成，到刑事政策决策的制定及其合法化，再到刑事政策的执行、刑事政策的监控、刑事政策的评估，最后到刑事政策的继续、调整或终止，这是一个动态的、完整的过程，刑事政策就存活于这样一个过程中。
在刑事政策范围方面，刘仁文博士持广义说，认为包含了以下三方面的基本含义：
首先，刑事政策不仅包括对犯罪的预防、控制和惩治，还包括对犯罪人、犯罪嫌疑人和犯罪被害人的态度。
其次，刑事政策不仅包括刑事立法政策，还包括刑事司法政策、刑事执行政策和刑事社会政策。
刑事立法政策，是指在进行刑事立法时所奉行的政策。包括刑法立法政策，刑事诉讼法立法政策，还可以包括刑事执行法立法政策以及相关的刑事社会立法政策。或者从另一角度看有实体方面的政策和程序方面的政策，价值层面的政策和规范方面的政策，抑止犯罪的政策，保障犯罪嫌疑人、犯罪人的政策和保护被害人的政策。
刑事司法政策，是指在刑事司法活动过程中所奉行的政策，它主要涉及侦查、起诉和审判三个环节。包括党和国家从全局上确立的刑事司法政策，侦查机关的刑事司法政策，检察机关的刑事司法政策，人民法院的刑事司法政策。
刑事执行政策，是指在刑罚和某些刑罚制度的执行阶段所奉行的政策。主要包括监禁刑的执行政策，社区刑（包括管制、缓刑、假释和监外执行）的执行政策，死刑和死缓的执行政策。
刑事社会政策是一种除去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刑事执行政策之外的，与社会治安和刑事犯罪有关的公共政策。这种公共政策可以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主要包括与社会治安和违法犯罪直接相关的刑事社会政策（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收容遣送、“双规”）以及与社会治安和违法犯罪间接相关的刑事社会政策（如户口政策、贫富政策）。
再次，刑事政策之“刑事”亦应作广义理解。首先，不仅对构成刑法意义上的犯罪所作出的国家反应属刑事政策范畴，而且对那些虽然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犯罪、但属于犯罪学上的犯罪行为所作出的国家反应也属刑事政策范畴。而且，象对危害社会的精神病人采取防护措施等也属于刑事政策的范畴。其次，不仅对真正意义上的犯罪嫌疑人、犯罪人和被害人所采取的态度属于刑事政策的范畴，而且对那些虽然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犯罪嫌疑人、犯罪人但受到国家某种限制或剥夺人身自由或财产处罚的人（如被劳动教养者、被收容审查者、被收容遣送者、被强制戒毒者和被强制收容教育者等等），以及对那些虽然不属于直接犯罪的被害人但由于某种原因陷入困难境地的人（如受灾受难者、失业下岗者）所采取的态度，也都属于刑事政策的范畴。
（三）笔者的初步看法
卢建平教授、曲新久教授以及刘仁文博士三位学者在刑事政策的很多基本问题上都比较一致，基本上都持广义说，主张以刑事政策为中心建立刑事学一体化的方法论，其中刘仁文博士的观点更加全面。这反映了我国学者对刑事政策的看法正在逐渐趋于一致。综合三位学者的观点，我们可以归纳出刑事政策的概念与范围以及相关问题。
第一，刑事政策是指国家权力机关及其授权机构为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正义，围绕预防、控制和惩治犯罪对治安违法分子、犯罪嫌疑人、犯罪人和被害人所采取的战略、策略和措施的总和。
第二，刑事政策的范围不仅包括刑事立法政策，还包括刑事司法政策、刑事执行政策和刑事社会政策。刑事社会政策与其他社会政策的区别标准主要是“权力”与“目标”。
第三，刑事政策是刑事学一体化思想的核心。刑事学一体化思想是刑法学发展的逻辑结果。人类社会自从有了刑罚后，可以说就遵循了刑事一体化，只不过这是在刑法学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前的不自觉状态。近代刑法学成为了一门独立学科后，犯罪学、刑事诉讼法学纷纷独立，于是学者们各自为阵。刑事政策学作为一门学科出现后，人们开始意识到建立刑事一体化的刑事学体系的重要性。在我国，老一辈学者甘雨沛、储槐植先生首先提倡，卢建平教授、曲新久教授、梁根林博士等也大力主张。刑事一体化思想也是西方三大法学流派逐渐相互吸收在刑事学领域的反映。刑事学对正义的追求、对规范的解释都必须在刑事法的适用中体现出来，指导、影响刑事法适用的重要因素就是刑事政策。法社会学在本世纪的发展、犯罪问题日益突出的现实逐渐将刑事政策推到了显学的地位。犯罪学、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行刑学在学科独立的同时开始关注彼此之间的联系，逐渐走向一体化，力求刑法适用的最佳社会效果。刑事学逐渐成长为体系完善、逻辑严密、内外协调的有机整体，刑事政策学则是这一体系的核心。刑事政策对刑事法的运用有导向功能，它可以促进、扩张、限制刑事法的运用。以刑事政策学为导向，以刑法学为主体的刑事一体化成了刑事学的最基本的方法论。所以建立在广义论、政策科学和决策科学基础上的刑事政策学必须以刑事一体化为基础。
第四，刑事政策毕竟是国家权力机关的公共政策，与法治国家的刑事法律如何协调，以取得最佳实施效果，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一般认为刑事政策具有灵活性的特点，与刑事法律之间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笔者认为，首先，刑事政策必须以宪法为依据，违背宪法的刑事政策应该归于无效。但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刑事政策本身可以对宪法的解释和运用产生重大影响，如上世纪60年代美国刑事司法革命就是在刑事政策引导宪法适用的背景下发生并取得巨大成绩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判断在刑事政策影响下对宪法的修改、解释、适用是否违宪从而判断刑事政策的效力？二是如果宪法本身欠缺法治因素，不是或者说不完全是“宪政”意义上的宪法的时候，如何解决刑事政策与宪法的冲突问题？笔者的初步看法是这两种情况下还是应该以宪法为依据，在刑事政策影响下对宪法修改、解释只要严格遵循了程序主义原则则对宪法修改、解释具有合法性。其次，刑事政策必须受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平等适用刑法原则、刑罚谦抑原则、无罪推定原则、程序法定原则、辩护原则以及证据裁判原则等的约束，并符合公正、人道的法哲学理念。
二、转型时期的社会特点与违法犯罪特点
（一）社会转型含义及特点
社会转型是指社会中的人、社会整体结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的整体性、结构性的变迁与发展。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是指当代中国社会中的人、中国社会整体结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的整体性、结构性的变迁与发展，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整体性、结构性的社会变迁和发展。
从这个定义来看，社会转型的主体是从事现实历史活动的实践的人；社会转型的本质是人与社会整体结构发生质的变化，而成长为另一类型；社会转型的基本内容是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意识形态多样化、社会中人的地位主体化、自由化以及人的观念和物质水准的现代化；社会转型的最终基础是生产力的变革，即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转变；社会转型的目的和意义，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社会转型的过程是一种特定的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此消彼长的进化过程和整体性的社会发展的动态过程。[4]社会转型的方式有自下而上的自然演化型和自上而下的理性建构推动型，我国当代社会转型属于后者。
社会转型一般具有整体性、复杂性与过程性或者说长期性的特征。20世纪下半叶中国的社会转型，大致可分为建国后的30年和改革开放以后的20年这样两个阶段。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一般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社会转型的特征除上述外还有高度的自觉性和计划性、高度的系统性和配套性、全方位的大开放性和赶超跳跃性、复合性、非规范性、不确定性和弱防护性、政治与经济转型的不协调性等。
（二）转型社会的特点
社会转型要经历一个或长或短的过渡时期，这种过渡时期就是社会转型期，处于转型期的社会可称之为转型社会。
关于当代中国转型社会的特征，有学者归纳为：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利益结构的重组；传统权威的流失和社会权力的转移；社会制度（体制）的变迁和社会发展方向的变化；社会群体之间、个体之间、不同的社会力量之间的竞争和冲突加剧；信仰的危机和价值观的多元化；社会心理的焦虑和迷惘。[5]
笔者同意该观点，但从另一抽象的、宏观的角度看，制度短缺以及由此而造成社会失范的普遍性、为解决制度短缺而实施的制度的超前性、缺乏操作性以及社会违规、违法行为的普遍性才是当代中国转型社会的鲜明的更深层次的总特征。
第一，制度短缺。制度短缺反映的是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之间的关系，在一个社会给定的宪法秩序和规范性行为准则前提下，权力中心或制度供给主体提供制度安排的数量和质量都可能出现不足的现象。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存在的制度短缺主要是制度供给不足型短缺。其根本原因主要有：制度供给的数量不足引起制度短缺；制度供给主体由于制度供给或创新的意愿和能力不足而引起的制度短缺；制度供给主体在具体执行和实践制度安排方面的能力和意愿不足而引起的制度短缺。同时制度供给还受如下条件的约束：宪法秩序的约束；制度安排的成本约束；财政收支的约束；分利集团化的约束；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的约束。[6]因而制度短缺在当代中国转型社会具有必然性。
第二，社会失范的普遍性。由于当代中国转型社会制度的有效供给不足，制度短缺而造成社会失范的普遍性。个人行为如何与集体行为相一致成了大问题。学者认为，转型社会的良性发展需要制度整合（法律整合、权力整合，包括对制度的认同）和道德整合（包括道德认同，即公民对社会道德信仰体系、规范要求的善的肯定，及其自觉践履的现实倾向。）在现代文明社会，制度整合优先于道德整合，制度认同优先于道德认同。[7]然而在当代中国转型社会，对制度与道德的整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制度有效供给不足，制度短缺是经常发生的情况，社会失范的普遍性由此不可避免。社会以前的规制体系难以承载新的任务，显规则在实际执行中不力，偏离正常秩序状态的潜规则以相对合理的姿态大行其道，过于超前的社会主流话语规则又以转型期的指导理论自居，整个社会往往处于规范不足的失范状态。
第三，大量新制度的超前性、缺乏操作性。我国的社会转型是基于外部压力而发生的自上而下的理性建构型方式，往往缺少自然演进型方式所具有的经济基础和思想舆论基础，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转型的任务更加艰巨。作为后发型发展中国家，我们从国外照搬了大量制度以解决制度短缺问题，但由于缺少研究，基础条件不具备，先进的制度与乡土中国社会固有的传统制度以及民间习惯规则不相协调，结果往往造成了传统秩序的破坏和新制度实际上的无效或者效力低微，给人一种“有法不如无法”的感觉，这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无序。
第四，社会违规、违法、甚至犯罪行为的普遍性。由于社会发生结构性变化，利益重组与利益分化，同时由于人们按照合法、合理渠道实施其行为的条件欠缺，使得大量社会中人的行为往往失去行为方向，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大量违规、违法、甚至犯罪行为；同时由于社会失范的普遍性，新的规制体系往往采取更超前的规则，由此必然导致大量行为违规化、违法化、甚至犯罪化。不合秩序的行为越多，违反者必然会更加怀疑、淡薄规范，同时由于解决社会冲突固有的资源的有限性，大量的违规、违法、甚至犯罪行为没有得到及时处理，在被处理者的心理中也有不公平之感，这就削弱了新制度的权威性，加剧了进一步的违规、违法、甚至犯罪行为。
（三）转型社会的违法、犯罪特点
我国学者对社会转型期犯罪问题的研究，大都集中在经济发展与犯罪的关系和社会转型与犯罪增长的关系两个方面，主要有正比论、同步论、代价论和双重效应论四种理论观点。[8][P151]正比论认为，犯罪率与经济发展成正比；同步论认为，犯罪率的上升趋势与经济发展趋势呈同步状态；代价论认为，犯罪问题是社会转型要付出的代价之一；双重效应论（又称正负效应论）则主张，犯罪对社会转型既有正效应，也有负效应。四种观点各有一定道理，但不可否认，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已经进入第四次犯罪高峰期，与转型前的中国社会相比，社会违规、违法、甚至犯罪行为在较长时间内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犯罪现象具有一些新的特征：
第一，犯罪率持续“爬高”。自1949年以来，我国已经经历了五次犯罪高峰期①，目前正是第五次犯罪高峰期。这次高峰期在犯罪率急剧增长的同时，重大案件的上升幅度十分突出，犯罪的恶性化程度日益加剧。
第二，传统的普通犯罪类型继续恶性发展：以“拳”实施的严重侵犯人身法益的暴力犯罪增长较快，杀人、伤害、绑架、拐卖人口犯罪随“严打”的开展持续攀升；侵犯社会法益，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如爆炸犯罪、枪支犯罪增幅较大；为“钱”而实施的侵犯财产法益的刑事犯罪呈高发状态，抢劫、抢夺“双抢”犯罪、诈骗犯罪更加公开化、频繁化，盗窃几乎成为无所不在的、发案率最高、人们普遍担心的犯罪，综观近十年来我国刑事案件的统计数据，抢劫、盗窃、诈骗、抢夺等侵财型案件一直占刑事案件总数的75%以上；侵犯国家法益的由国家工作人员以“权”实施的贪污贿赂、渎职犯罪已经普遍化，对国家的管理能力，合法性与合理性形成了严重挑战。
第三，色情犯罪、毒品犯罪、黑社会犯罪等犯罪现象死灰复燃，恶性发展。特别是近年来，中国的黑恶势力发展很快，并迅速蔓延。南京大学专门研究黑社会现象的学者蔡少卿估计，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至少有100万人左右。[9]黑社会犯罪即将成为对中国社会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的最大威胁。
第四，新型犯罪，如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走私、金融、税收、知识产权、公司管理秩序、市场秩序等经济犯罪，计算机犯罪，恐怖犯罪等频繁出现，尤其是经济犯罪，几乎成了经济领域普遍性的“常态”行为。
第五，变态心理犯罪数量的增多。变态心理犯罪是指由于心理异常或变态而发生的犯罪行为。变态心理犯罪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常见的包括这样几种类型：（1）冲动性犯罪。即在某些情境中突然产生犯罪动机并迅速实施的犯罪行为，包括纵火狂性犯罪（纵火取乐），偷窃狂性犯罪（盗窃自己并不需要的财物，许多生活富裕的人进行的大量商店行窃行为可能就属于此类犯罪），其他多种形式的激情犯罪。（2）过剩犯罪。又称为“过度犯罪”。这是指在轻微刺激作用下产生异常强烈的情绪反应或暴怒发作，从而导致超出实现犯罪目的的必要限度，产生与其原因不相称的严重后果的犯罪行为。[10]
第六，共同犯罪特别是集团犯罪与单位犯罪日益增加。集团犯罪对整个社会秩序构成极大威胁。目前，许多影响恶劣、危害严重的大案、要案，多是犯罪集团所为。
第七，犯罪人构成呈现多元化格局。当代中国的犯罪现象主要集中在社会中下层和社会底层的农民、工人和社会闲散人员，但是，白领犯罪、上层社会的职务犯罪也呈明显上升趋势，其犯罪率甚至高于一般社会阶层的犯罪率；流动人口犯罪尤其是农民犯罪增多，成为社会治安的一大隐患；青少年犯罪比例较大且日益低龄化。
第八，犯罪区域扩展，在城市犯罪增加的同时，广大农村的犯罪现象也日益突出。
第九，犯罪形式趋向国际化，同步性越来越强。
三、转型社会刑事政策的选择
（一）建国以来我国刑事政策的演变
一般认为，我国现行刑事政策体系一般由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对严重刑事犯罪和严重经济犯罪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打”）、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以及对青少年犯进行教育、感化、挽救等等组成。其中，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是指导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刑事执行的基本刑事政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控制犯罪的总方略，“严打”和“专项斗争”是经常使用的刑事政策手段，其他一般为具体的刑事政策。该体系的形成有一个过程。
第一，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
我国刑事政策源于革命战争时期的对敌斗争策略，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就是从抗日战争时期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治斗争策略中总结出来的，具有明显的斗争策略色彩。1956年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治斗争策略正式定型化为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并适用于各种刑事犯罪。1979年刑法第一条规定，我国刑法是“依据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制定，以基本法律的形式明确了这一基本刑事政策，遗憾的是1997年修订的刑法取消了这一规定。
关于这一政策如何理解的问题，陈兴良教授认为，主要强调的是宽大，从少杀政策和给出路政策就反映了这一点。[11]苏惠渔先生认为，今天和今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仍将是我们信守的准则，但是与过去相比，政策内涵正在与刑事法律观念相应地发生变更。首先是“惩办少数，改造多数”的原则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在新形势下，“惩办少数，改造多数”则被理解为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过程中，在严格区分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的界限的同时，将根据刑法的世轻世重的要求，将一些行为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通过相关的行政处罚或其他制裁手段进行处理。其次，“区别对待”与刑罚的个别化是相一致的。惩办是对犯罪行为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的法律层面上的报应和谴责，宽大则是注意到行为人主观危险性以及实际的可能性而作出的对犯罪分子从宽的处罚，是刑罚个别化的体现。其三，宽严相济概念得到新的定位。较长一段时期之内，惩办与宽大作为对立的范畴，惩办被理解为从严、严惩甚至重刑。“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成为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核心内容。但是现在一般认为惩办、宽大与罪刑法定是统一的。在对任何犯罪行为进行实体惩罚时必须以刑法为准绳，不能超越刑法的规定任意定罪处刑，这是惩办的基本内容。惩办是与已然之罪的刑法规定相适应的。宽大体现了刑事政策的谦抑主义，通过从宽达到刑法改过迁善的目的。宽大是建立在罪刑法定主义基础上的，从宽的反义词不再完全是从严。[12]
第二，对严重经济犯罪和严重刑事犯罪“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的刑事政策
在1979年刑法、1979年刑事诉讼法实施以后，我国随之进入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时期，经济领域中出现的一系列犯罪对社会经济秩序、国家经济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其他各种侵犯人身法益、社会法益和国家法益的犯罪发展迅猛，严重扰乱了社会治安秩序，坚决打击严重经济犯罪和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因此成为刑事政策的重要内容。我国从此进入了一个“严打”时期。“严打”始自1982年、1983年②，以1982年1月11日中共中央《紧急通知》、1982年3月8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1982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以及1983年8月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召开、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和同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两个《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为标志，“严打”正式启动。陈兴良教授认为，“严打”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在刑事政策的层面上看，“严打”已经成为1980年以来我国奉行的一项重要的刑事政策，对于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严打”的刑事政策已经实际取代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在刑事立法的层面，是对刑法的大规模修改，基本方向是改轻为重。在刑事司法层面上，“严打”是一项重要的刑事措施，它几乎成为一个持续的运动。从1983年到现在，我国始终处于“严打”之中，先后开展过三次大规模的“严打”运动：1983年8月——1987年1月；1996年4月——1997年2月；2001年4月开始，为期2年。每次“严打”又分为若干战役和专项斗争，使“严打”带有明显的军事色彩。[11]
转贴于
第三，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战略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酝酿于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于80年代初，形成于90年代初。从1981年中共中央第一次提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直到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分别作出《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综合治理的方针从政策、指导思想发展物化为制度和法律，全面系统地遏制犯罪成为刑事政策的重要内容。我国将综合治理的方针确定为“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科学的刑事政策思想。
1982年8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是综合治理的首要环节，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是综合治理的重点，加强基层组织和基层工作是综合治理的基础，加强公安、司法队伍和工作，并建立治安保卫责任制，是综合治理的关键。
199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提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是解决中国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本出路。这是中央第一次以综合治理为主题向全国发出的正式文件。该文件提出：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本任务是：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部门协调一致，齐抓共管，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整治社会治安，打击犯罪和预防犯罪，保障社会稳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要求是：（一）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把综合治理摆上重要议程，健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定期研究部署工作。（二）各部门、各单位齐抓共管，形成“谁主管谁负责”的局面。（三）各项措施落实到城乡基层单位，群防群治形成网络，广大群众法制观念普遍增强，敢于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主要目标是：社会稳定，重大恶性案件和多发性案件得到控制并逐步有所下降，社会丑恶现象大大减少，治安混乱的地区和单位的面貌彻底改观，治安秩序良好，群众有安全感。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范围，主要包括“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改造”六个方面。
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核心是落实“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落实“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必须逐步制度化、法律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需要把“抓系统、系统抓”同“条块结合，以块为主”有机地结合起来，实行属地管理原则。
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是关键。
2001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意见》。指出：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方针，大力加强防范工作（打击犯罪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首要环节；预防犯罪是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积极措施，要进一步把严打、严管、严防、严治有机结合起来；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认真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深入持久地开展基层安全创建活动；切实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进一步加强对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加强法制和道德教育，进一步落实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工作措施）；加强基层基础建设，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落实到基层；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全社会齐抓共管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制；严格执行责任制，确保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的落实。
有学者认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的内涵应当包括三个基本问题：一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违法犯罪问题和其他社会治安问题，即主要是围绕着打击和预防违法犯罪这一影响社会治安的基本问题而开展工作的；二是正确处理打击违法犯罪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其他措施之间、民主与专政之间、惩罚违法犯罪与预防违法犯罪之间的关系；三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一项教育人、挽救人、改造人的社会工程，必须在执政党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依靠全社会作长期不懈的努力。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本经验主要有：第一，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首要环节；第二，预防违法犯罪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本措施；第三，加强治安基层工作建设，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础；第四，加强教育，提高公民素质，是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项战略措施；第五，加强领导体制建设，是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组织保证。[13] [P11-15]
从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本经验可以看出，“严打”是首要环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刑事政策的总战略，带有综合性、系统性、全民性的特点，而“严打”在这一大战略之下是相对比较具体的战略措施。应当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科学的刑事政策思想。但是“严打”是否是首要环节，还值得研究。由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我们对它的科学认识和实践需要一个过程，我国目前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存在着较大缺陷。
学者指出，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基本上是在社会转型初期，传统性仍然较为浓厚时期所提出和发展起来的，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在传统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从总体上说，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加速期。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个人自由逐步获得优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不能忽视这一点。然而，遗憾的是我国当前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似乎并没有跟上社会转型加速期的步伐，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体系并没有充分意识到从前所依赖的传统社会模式已经发生变化或者正在发生变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体系的这种滞后性（传统性）明显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计划经济色彩仍然较重、仍然以权威政治为组织保证、以身份制（如户籍制度、单位制度等）为运转前提。[14]笔者认为，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最大的问题是，“严打”是否应该作为首要环节的问题。如果将“严打”这种军事色彩较浓厚的政策作为首要环节，容易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沦为政治运动，超出法律的界限。
（二）现行刑事政策的特点
陈兴良教授认为，我国目前的刑事政策具有三个特征：[11]
第一，刑事政策的意识形态化。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是从战争时期对敌斗争策略演变而来，在建国初期的镇压反革命的政治运动中确立的，因此，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具有明显的政治话语特征。与其说它是刑事政策，不如说它是政治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的意识形态化是在所难免的。即使后来的“严打”政策也是充满了政治意味。我国刑事政策的制定与运作的这种政治性，是和我国的政治体制与政治生活紧密联系的。也正是这种刑事政策的意识形态化给予刑事政策以一种强大的生命力。它不仅仅局限于法律领域，而是对整个社会生活发生巨大的影响。因此，我国刑事政策的推行不是完全以司法权为驱动的，而是直接以国家政治权力为其后盾的。这对于实现刑事政策的目的具有保证作用，但刑事政策的意识形态化也使它的实施游离于法律之外成为一种赤裸裸的政治而不是通过法律推行的政治。在法治社会，刑事政策法治化已经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第二，刑事政策的实用化。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到“严打”的刑事政策，都与我国将刑事法视为统治阶级专政的工具有关系，这导致了刑事政策的泛政治化倾向，使得刑事政策很容易沦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工具。
第三，刑事政策的策略化。我国对刑事政策的理解很多都局限于对犯罪做斗争的策略上。刑事政策的策略化观念直接来源于革命战争时期对敌斗争策略的总结。在刑事政策的策略化方面，有两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是将犯罪人与敌人相类比，因而刑法就成为对敌斗争的工具，从军事斗争与阶级斗争的立场出发确定刑事政策的任务，这就是刑法的军事化。二是将刑事政策的重点放在分化瓦解敌人（犯罪分子）的策略上。但政策与策略并不相同，政策总是一定的政治主体（通常是国家、政党、政府或者社会组织）为达致一定的政治目的而制定的行动准则。在政策的概念中，主体——目的——行动准则是不可或缺的内容。政策不是行动本身，但它是指导、支配或者制约着将来的行动的准则。显然，策略这一概念远远没有政策这样丰富的内容，策略是一种对策，是一种带有谋略性的对策。在某种意义上说，策略是可以包含在政策之中的，但政策又决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或者混淆于策略。在刑事政策上也同样应当区别于策略。刑事政策是国家为达到控制犯罪的目的而制定的犯罪治理措施的总和。在这些治理措施当中，包括防范性措施、惩罚性措施和矫正性措施，都是刑事政策不可或缺的内容。但是，在刑事政策策略化倾向的掩盖下，刑事政策的内容局限于分化瓦解和打击犯罪分子的对策，使刑事政策的视野大为遮蔽。
除上述特点外，笔者认为，我国刑事政策还有一特点就是缺少刑事法哲学的有利支撑以及缺少科学刑事政策正确实施的基础。有学者归纳了我国刑事政策具体存在的三大问题：第一，我国现行的刑事政策制定的科学化程度不高，大多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刑事政策的政治色彩浓于犯罪与刑罚的自身规律。第二，个别刑事政策追求短期轰动效应，忽视长期治理。如“严打”刑事政策始终占主流地位，而“严打”的实际表现却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在具体方式上采取“运动战”、“歼灭战”；在政策目标的制定上也过于理想化，如1983年的“严打”，由于对改革开放后刑事犯罪的复杂性和长期性缺乏科学的认识，因而将其定位在“一网打尽”上，这样的刑事政策注定会以短平快的打击策略为基点，而不可能着眼于预防和长期斗争。后来的事实证明，“一网打尽”的目标并没有实现，事实上也不可能实现。第三，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不分，刑事政策取代刑事法律。[15]这三个问题都与刑事政策的这个特点有关。首先，刑事法哲学是关于刑事法的正义、合目的性、安定性、谦抑与人道的哲学，正义、合目的性、安定性，谦抑与人道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法最基本的价值追求。作为指导刑事法的立法、司法、执行的刑事政策也必须建立在这个刑事法哲学基础之上。我国对刑事法哲学的基本价值的认识还没有完全统一，虽然对刑事法实践有一定影响，但基本上还处于探索阶段，还没有比较普遍地用于指导刑事法实践。实践中，也没有什么法哲学基础支撑，如果说有的话就是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种普适性的哲学方法论。而这种普适性的哲学方法论与法哲学还是不同的，实践中往往为了短时间的稳定和谐而牺牲了正义。其次，科学刑事政策的正确实施需要一定基础即法治社会，成熟的市场经济和理性主义的文化，而这些基础直到今天我们都还不完全具备，由此，我们对刑事政策的认识很难具有科学性，即使认识到了科学的刑事政策，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战略，我们也不可能科学地去理解它、实施它，以“严打”做为它的首要环节就说明了这一点。由于这一特点，使得我国的刑事政策偏重于短期功利，把政策凌驾于法律之上，不适当地当成了政治手段，当成了控制社会的政治工具。
（三）刑事政策的合理选择
我国已经进入社会转型的加速期，在社会法治化程度比较低，市场经济体系不成熟，理性主义文化还没有全面取得主流文化话语的情况下，如何制定和实施科学的刑事政策？目前刑事政策的主流话语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但综合治理的首要环节是“严打”，说到底，刑事政策的主流话语还是动用刑罚手段与违法犯罪做斗争的“严打”政策。“严打”政策实际上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取代是我国过度重视刑罚手段，同时也欠缺非刑罚的社会控制手段的结果。“严打”政策在我国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短期的有效性，但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加速，礼治社会逐渐向法治社会，计划经济社会逐渐向市场经济社会迈进，我们有必要制定科学的刑事政策，以指导我国的刑事法实践。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应该说是科学的刑事政策，但我们应该赋予其新的含义。我们应该继续坚持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全面放弃作为政治运动的“严打”政策，实行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同时在经济犯罪领域、贪污贿赂、渎职犯罪领域针对社会转型期在这些领域违规、违法、犯罪行为的普遍性我们应该实行“抓大放小”的宽容政策。
1、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总方针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和长期的过程，作为刑事政策总方针，具有科学化的潜质，现行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政策需要进行改革，以适应社会转型加速期的社会形势。
“综合”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核心与灵魂，综合指部门综合（公安、保卫、纪检、监察、劳改、审计、法院、检察院、司法）、手段综合（政治、经济、行政、文化、法律、教育）、方法综合（政保工作与治安工作相结合、专门工作与群众工作相结合、专项治理与基础建设相结合）、目标综合（打击、改造、预防、减少犯罪）。治理包括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和改造。[16]
学者认为，要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转型应当确立三种理念：第一，犯罪控制理念。现代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模式应当是一种建立在以控制犯罪为基本理念基础上。这种犯罪控制模式舍弃了试图消灭犯罪的不切实际的理想化做法，同时认为犯罪是可以控制的，即便是在社会转型加速期也能够有效控制犯罪，创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现代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体系的设计，均服务于有效控制犯罪的总体目标。其对犯罪现象的反应既可能是积极的，也并不排斥消极性的反应，例如培育公众对犯罪现象的容忍度。第二，政府责任理念。在治安问题上，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应当是一种服务者与被服务者的关系，为民众提供治安服务首先是政府的责任。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政府不能强求一般民众及社会组织承担相应的治安责任，而只能通过号召手段、市场手段等鼓动、吸引他们投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政府可以通过市场化的运作手段，购买治安服务项目，委托单位、社会团体或个人管理一项“治安项目”来凝聚治安的“合力”。从另外一个方面看，政府责任就是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过程中，对许多犯罪原因、条件或者是“约束”的东西加以改善和消除。第三，开放、和谐理念。[14]
关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传统模式转型的路径问题，上海市委政法委、综治委提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市场化、社会化、法制化、信息化”的四点要求。笔者认为，主要是市场化、法治化、信息化三方面，这是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改革的正确选择，因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主要是政府的责任，并且主要是警、检、法、司、监察、监狱等部门的责任，其他个人、单位、社会组织一般主要是积极协助，这是现代民主法治政治各司其职的基本要求。
首先，市场化主要包括：政府基于政府责任向社会公众提供基本的安全服务；政府鼓励建立市场化的、民间的公司制治安机构；需要额外的、特别的治安服务的个人或者组织，包括国家都可以自由地从市场自费购买这种服务。
其次，法治化主要包括：制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法，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有法可依，并且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法应该体现上述谈到的市场化要求，不违背宪法、刑事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法的实施应该以警、检、法、司、纪检、监察、行政执法部门等为主体。
最后，信息化体现为建立全国治安信息网，实现治安信息共享，以提高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快速反应能力。
2、全面放弃“严打政策”
“严打政策”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与中国数千年以来的重刑主义传统一脉相承。中国进入转型期后，由于社会的无序与混乱，“乱世用重典”的指导思想频繁出现，一直持续到现在，司法实务部门积极强调“严打政策”的必要性。但“严打政策”与中国目前的转型加速期形势已经不太相适应了，“严打政策”日益受到刑事法学者和社会学学者的批评，“严打政策”的废除问题已经提上了日程。笔者主张全面放弃“严打政策”。理由如下：
第一，产生“严打政策”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随转型加速期的到来正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政治上，我国正走向自由的民主社会，法治化取得了很大进步，社会人的法治意识得到了广泛启蒙；经济上，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一定程度上已经初具雏形，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人”、“经济人”意识强烈，竞争与风险意识已经深入人心，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已经初见成效；文化上，人性恶的假设与人的理性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也得到越来越多的赞同，平等竞争的文化机制已经处于形成之中。这些条件为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一科学化的刑事政策总方针的实施提供了基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发展趋势的市场化、法治化与信息化已经使得“严打”不可能再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首要环节。
第二，“严打”基本上成为了我国定期进行的打击犯罪的的带有浓厚军事色彩的政治运动，对社会的法律控制本应该是法律部门的职责，但“严打”使得执政党、政府的非法律部门全面参与进来，混淆了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相对界限，使得“严打政策”必然超出法律之外，造成对正在建设的法治的破坏，并且，侵犯人权发生的可能性很大，不利于国民健康的法治心理的培育。
第三，“严打”容易导致法律部门在非“严打”期间的不作为倾向，极大地影响了政府形象。
第四，“严打政策”虽有短期功利作用，但犯罪高峰随三次“严打”的进行而更加升级说明了“严打政策”的失败。
3、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
在全面放弃“严打政策”是同时，我们应该继续坚持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对已然之罪应该在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平等适用刑法原则指导下，坚持以宽大为主，惩办为辅，预防为主，报应为辅的宽容立场。
4、刑事政策两极化：“轻轻重重”与“抓大放小”
我国的刑事法从总体上看是一部重刑法典，刑法中的死刑罪名70余个，盗窃、贪污、受贿以及大量纯粹的经济犯罪的法定刑都有死刑规定。刑事诉讼法中没有无罪推定原则和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完整的科学的规定。由于我们长期坚持的“严打”刑事政策，使得重刑刑事法的重刑化倾向更加突出，这与轻刑化、人道化的世界潮流不相一致。
白建军教授认为，面对苛厉与宽宥的选择，我国刑事政策主体更多地选择了苛厉，即总体上“择重”；动态中的刑事政策总体上“趋重”；对悖德性较弱的犯罪评价相对“偏重”。③从立场分析的角度看，“三重”意味着刑事政策主体对犯罪现象的容忍度较低，或者说对犯罪反应强烈，立场强硬，态度坚决。犯罪控制主体可以选择反应手段的贫乏、国家被害本位的犯罪观、国家本位的政治经济价值取向以及实际生活中犯罪现象本身的发展变化决定了“三重”有其历史必然性。“三重”政策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条件本身，正在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着某种微妙的变化，有些甚至逐渐走向消失。因此，适当提高社会对于犯罪的容忍度，国家降低针对犯罪的反应强度，并从被害本位逐渐走向裁判者的中立立场，越来越多地通过刑事立法、司法体现“严而不厉”（刑法法网严密而刑罚不严厉）的政策导向，是现代我国刑事政策的应然的发展趋势。[17]
刑罚轻缓化应当是我国刑事法和刑事政策发展的趋势和潮流。国外的“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值得我们借鉴。
现代国家基于对犯罪原因多元论的认识、基于目的刑观念和刑罚经济学的成本效益观念以及刑罚人道化、轻缓化潮流的影响，自20世纪后半期以美国为代表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两极化趋势，即对轻罪实行更轻缓的处理，对重罪进行更严厉的打击。
“轻轻”在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体现为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非犯罪化表现为立法上缩小了法定犯罪圈，将一些原本就十分轻微的犯罪从刑法中剥离出去使之不构成犯罪，由其他民事行政手段予以处理，非刑罚化表现为司法中对犯罪人的量刑趋于轻缓，短期自由刑适用严格受限，量刑标准上也逐渐从传统的罪刑均衡原则发展为责任与预防相结合的量刑原则，非监禁化表现为行刑上限制监禁刑的实际使用，采取缓刑进行考验，尽量采取罚金刑等的替代措施。
“重重”是指在强调对轻微犯罪轻缓处理的同时也十分重视集中有限的刑罚资源严惩严重犯罪。该刑事政策的出发点在于通过加大严重犯罪付出的代价迫使犯罪人在利益冲突中放弃犯罪以达到控制和预防犯罪的目的，通过个别预防达到一般预防的目的。它的特点是对特定犯罪和特定犯罪人的特定情况在立法、司法、行刑上从重、从严打击，是有目标、有范围、有对象的重刑化。重刑主义的刑事政策在实践中具体表现为对严重的暴力犯罪、跨国境犯罪、恐怖主义犯罪、黑社会犯罪等采取从重的刑事政策态度，在刑事诉讼程序上取消对当事人的某些权利保障，在行刑上则适用强化监禁的方式，在监禁上予以高度警备并有关于禁止缓刑和假释的规定。[18]
我国有学者将这一政策表述为“抓大放小”④，指出，“抓大放小”即对待严重的有组织犯罪、暴力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等严重危及社会生存与发展、民众安宁与秩序的犯罪，也就是不能不矫治或矫治有困难的犯罪与犯罪人实行严格的刑事政策，即“抓大”，但“抓大”绝不是加重或提高对犯罪人的处罚幅度，更不是运动式的“严打”；对于情节较轻的刑事犯罪、偶发犯罪、无被害人犯罪、与被害人“和解”的犯罪等，也就是不需矫治或矫治有可能的犯罪与犯罪人实行宽松的刑事政策，即“放小”，也就是说，对于这些犯罪，可以并且应当实行司法上的非犯罪化（包括两方面：一是通过法律解释尤其是司法解释的方式，将原来为刑法处罚的行为解释为不受刑法规制的行为；二是事实上的非犯罪化，也就是在某一刑法法条尚属有效的情况下，只是司法机关基于某种合理的理由而不适用或很少适用此法律进行处罚的情况。），或处罚上的非刑罚化，或者执行上的非机构化。易言之，在刑事政策的层面，应当实行两极化的刑事政策。没有“放小”，就不可能有刑事政策上的“抓大”，也不可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刑罚的负面效应从而实现刑罚效益的最优化。同样，没有刑事政策上的“抓大”，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放小”。[19]
龙宗智教授还专门探讨了规制我国转型期经济的“抓大放小”的刑事政策。他指出，目前，中国经济生活中的违规具有普遍性。这是由于转型期经济失范以及缺乏支持经济良性运作的必要条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逼良为娼”成为一种社会机制。应对普遍性违规的方式之一是严格规制，但全面性严格规制将引起合理性与可行性质疑。因而需要“抓大放小”，重点打击严重经济越轨，因此应当适当提高定罪标准，实行相对灵活的追诉政策，坚持以社会危害性为中心，注意刑法实施的社会效应。[20]
“抓大放小”政策中，“大”“小”怎么区分？
一般认为，“大”指严重侵犯社会法益的集团犯罪、黑社会犯罪、恐怖主义犯罪、毒品犯罪，严重侵犯人身法益的暴力犯罪、严重侵犯国家法益的公职人员犯罪等严重犯罪。笔者认为，确定“大”与“小”的标准不能只看犯罪的严重程度以及刑法所规定的法定刑的高低，而还应该看现实社会中该种犯罪发生与否的期待可能性。在我国，经济领域、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方面的违规、违法、犯罪具有普遍性，这与转型社会所产生的“逼良为娼”机制有很大关系。因此，如果仅仅因为刑罚法定刑较高而作为“大”来处理，有不公正之嫌。
注释：
①第一次犯罪高峰是在建国初期，峰顶为1950年，当年立案53.1万起。这次犯罪高峰正值两种社会制度更替的剧烈动荡时期；第二次犯罪高峰发生在三年困难时期，峰顶为1961年，当年立案42.1万起，这次高峰主要是天灾人祸引起的；第三次犯罪高峰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文化大革命”是建国以来的一场大浩劫，从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历时十年。犯罪高潮在1973年达到峰顶，当年立案53.5万起。这是一次复杂而又独特的犯罪高峰，是特殊历史时期出现的特殊犯罪高峰；第四次犯罪高峰从1978年开始（立案53万起），1981年达到峰顶，当年立案89万起，发生在7、80年代交错之际；第五次犯罪高峰是在改革开放逐步深入扩大，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各种社会矛盾明显暴露的背景下出现的。时间持续之长，案件上升幅度之大，犯罪类型、手段之繁多，危害之严重，都是前几次犯罪高峰所不可比拟的。
②学界一般认为“严打”始于1983年，以1983年8月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召开、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以及1983年9月2日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两个《决定》为标志。笔者认为，实际上1982年1月11日《中共中央紧急通知》、1982年3月8日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决定》、1982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是“严打”的开始标志之一，由此开始了严厉打击严重经济犯罪的斗争；83年开始了严厉打击社会治安领域犯罪活动的斗争。从此“严打”几乎在所有社会生活领域展开，中国因此进入以“严打”作为对社会进行法律控制和政治控制的重要手段时期。
③白建军教授在该文中指出：“我们把刑事反应的力度与犯罪的悖德性强度之间的这种负相关现象，即悖德性越大，刑事反应越宽宥，悖德性越小，刑事反应越苛厉的现象，称为犯罪与刑事政策之间关系的偏重。”
④笔者所引该文作者蔡道通在该文注释中指出，在刑事政策意义上，对“抓大放小”观点的借用，最早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牧先生在1999年中国犯罪学年会（常州）上所作的主题发言中提出。
参考文献
[1]刘仁文，论刑事政策的概念与范围[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5（1）
[2]卢建平，刑事政策学的基本问题[J]，法学，2004（2）
[3]曲新久，刑事政策之概念界定与学科建构[J]，法学，2004（2）
[4]郭德宏，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研究评述[J]，安徽史学，2003（1）
[5]林默彪，社会转型与转型社会的基本特征[J]，社会主义研究，2004（6）
[6]唐兴霖，论转型社会的制度短缺问题[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2）
[7]高国希，转型社会的制度调整——《社会失范论》解读[J]，哲学动态，2001（6）
[8]郭星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犯罪研究[M]，文物出版社，1999
[9]《我国黑社会成员至少百万谨防腐蚀国家权力部门》
[10]吴宗宪，论社会变迁与刑事政策的调整[J]，福建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5）
[11]陈兴良，刑事法治视野中的刑事政策[J]，江苏社会科学，2004（5）
[12]苏惠渔孙万怀，我国若干刑事政策的回顾与展望[J]，中国刑事法杂志（总第42期）
[13]王仲方主编，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理论与实践[Z]，群众出版社，1989
[14]杨正鸣姚建龙，转型社会中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改革[J]，政治与法律，2004（5）
[15]李希慧杜国强，我国现行刑事政策反思及完善——以维护社会稳定为切入点[J]，法学论坛，2003（4）
[16]杨来胜郭之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辞义新解[J]，云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1）
[17]白建军，刑事政策的运作规律[J]，中外法学，2004（5）
[18]李素颖刘虹妮，“轻轻重重”的趋势与我国刑事政策的取向[J]，河北科技大学人民警察学院学报，2003（2）
[19]蔡道通，论“放小”的刑事政策[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
[20]龙宗智，论我国转型期规制经济的刑事政策[J]，法学，2005（1）
当前经济犯罪的特点及对策篇3
关键词：经济犯罪，经济犯罪侦查，对策
经济犯罪侦查与其他公安业务工作相比尚显稚嫩，无论是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都存在诸多问题亟待研究解决。本文试从经侦工作建设与发展的角度，对经侦理论与实践中的若干难点与热点问题作一评述，以求教于同仁。
一、关于经济犯罪侦查协作机制建设
经济犯罪的跨地区、跨行业特点日益突出，涉及面越来越广，加强经侦协作，建立健全经侦协作机制，已成为经侦工作宏观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有论者指出今后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展经侦协作：在协作意识上，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在协作体系上，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立体互联的组织网络，全面加强各警种间、各地区间、各相关部门间和国际间的协作；在内容方式上，积极探索丰富多样、不拘一格、高效灵活的模式。在协作要求上，遵循“依法、及时。无偿”‘的原则；在协作机制上，按照科学高效的要求进行改革和完善；在发展方向上，努力向高科技看齐。有的论者从经侦部门在侦查办案中与相关部门的联系角度、将经侦协作分为外部协作与内部协作；将经侦协作范围分为大陆各地经侦部门的区域协作，与港澳台警方的区际协作，与世界各国警方的国际侦查协作，并论述了上述五种类型经侦协作途径的内容和方式。上述研究与经侦协作机制建设实践颇为契合。
近年来，在侦查协作方面，公安机关经侦部门进行了积极探索：
（一）建立了以五大经侦协作区为基础的经侦协作网络。在公安部的统一领导下，全国公安机关经侦部门建立了五大经侦协作区。各经侦协作区普遍制定了区域协作规定，明确了协作指导思想、原则和具体措施。
（二）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作配合，形成打击合力。经济犯罪涉及的经济领域较为广泛，打击经济犯罪工作离不开有关部门的协作配合。各级公安机关经侦部门主动加强与金融、税务、工商、海关等部门的联系，在联席会晤、信息传递、线索协查、案件移送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效。
二、关于经济犯罪侦查基础业务建设
经济犯罪侦查基础业务是指经侦部门日常开展的直接为经济犯罪案件侦查提供信息、技术等支持的基础性专门工作。有论者指出，要用现代化手段健全和加强经济犯罪信息资料的收集、储存、传递、检索和利用；要加强秘密力量建设；要加强侦查技术手段的建设。还有论者提出，要结合办案，把依法查处过的和涉嫌经济犯罪的案件资料和人员资料搜集起来，建立数据库；抓紧配备审计、专职法律工作人员和文检专业人员等。笔者认为，经侦基础业务建设应充分借鉴刑侦部门开展基础业务建设的经验，周时紧密联系经侦工作实际，目前，应立足于建设侦查工作急需的项目，刑侦部门已有的并可供利用的项目，就没有必要再搞重复建设。
对于经侦基础业务的内涵存在较多争论，有论者认为包括经济犯罪情报资料、协作网络、隐蔽力量和侦查技术四个方面。有论者认为经侦基础业务应包括狭义的基础业务（即情报资料与阵地控制）和专门手段（即经侦特请、行动技术和司法审计）。经侦基础业务的内涵虽然尚无权威界定，但理论界和实战部门均认为经济犯罪情报信息系统建设和经侦特精建设是经侦基础业务建设的重要内容。
（一）经侦情报信息系统建设。经侦情报信息系统是将各种与经侦工作相关的信息、数据及各业务部门管理信息等进行规范，实现统一管理、分工收集、共享使用，同时，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快速传递信息，实现信息充分共享的系统。目前，经侦情报信息系统尚无全国统一标准，有论者认为，该系统应包括以下内容：经济犯罪案件信息资料管理系统；人口、逃犯、机动车等有关公安信息查询系统；工商、银行、税务等经济犯罪相关信息系统；法律法规数据库。卜关于经侦情报信息系统的建设，有论者提出，在系统建设中首先要在经侦民警中强化情报意识；其次，要有广而全的立意，广泛、全面地收集情报资料；第三，要不断提高情报分析、研判、处理能力，善于在分散、隐蔽的情报资料中发现问题，发掘有价值的情报信息；第四，情报资料工作人员要有主动服务意识，主动将最新信息及分析。研判情况反馈给侦查部门。笔者认为，经侦情报信息系统作为金盾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按照金盾工程的总体规划进行统筹安排、在总结有关省市经侦情报信息系统建设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符合经侦业务特点的公共行业标准，积极开发以犯罪嫌疑人、嫌疑单位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犯罪案件信息系统，逐步实现全国联网。
（二）经侦特请建设。加强经侦特请工作是增强经侦部门主动进攻能力，提高侦查工作效率的需要。经侦特请建设应紧密结合经侦业务特点，满足侦控经济犯罪的需要。有论者认为，经侦特请建设在物建对象、布控的领域、层次、对象具备的条件等方面应不同于其他侦查部门特请。经侦特请建设应本着需要与可能相结合的原则，积极慎重物建特情，确保特情的隐蔽精干，并做好安全保密工作。经侦特情工作取得长足发展的关键，是要建立一支政治、业务素质特别过硬的特请管理队伍。
三、关于经济犯罪侦查工作规范化建设
作为公安工作中的新兴业务门类，经侦工作无成型的模式可循。如何保证各项业务工作依法、高效、平稳运行，是当前亟待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为此，经侦工作规范化建设作为事关经侦工作长远发展的重要举措提上了各级公安机关经侦部门的工作日程。有论者提出，经侦业务工作要建立目标考核机制、破案责任制、支援保障机制、侦查工作模式机制、指导机制、激励机制、研究机制和培训机制人大机制，上述设想颇具见地，对经侦工作的规范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
（一）制定规章制度，使经侦业务工作有章可循。经侦工作面！临着许多新问题，工作中诸多环节无章可循的现象较为普遍，急需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加以规范。在相关立法尚未健全，统一的业务规范尚未出台的情况下，各级公安机关经侦部门大胆探索，纷纷制定了适用于本地区、本单位的规章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法律法规的欠缺。
（二）规范经侦业务工作的各个环节。有论者指出，经济犯罪案件的办理应严格把握三道关，即案件的接待受理、初查和立案、结案。笔者认为，经侦业务工作中亟待规范的环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案件的管辖分工；案件受理、初查环节；案件立案、侦查环节；赃款、赃物保管、移送环节；侦查协作环节；情报信息、特请等基础业务工作。
（三）建立健全激励机制、监督制约机制。为调动侦查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就必须将工作业绩与晋级、奖惩等挂钩，实行奖勤罚懒、奖优罚劣的破案责任制、搭档制。同时，为了确保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就必须将侦查工作置于严格的监督制约之下，实行重要环节的集体讨论制、审核制。错案追究制等。如有论者对侦查破案责任制进行了探讨。
（四）实行经侦工作情况报告制度，畅通信息传递渠道。经侦工作情况信息的及时、规范、完整、真实传递，是上级公安机关掌握动态。正确决策的前提，也是各地公安机关相互沟通情况、借鉴经验、共享信息的基础。须及时报告的内容，主要包括各种发、破案数，对犯罪形势的分析和预测，大要案件办理进程情况及处理结果，可能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案件情况，新型案件及其作案手段。 四、关于经济犯罪侦查涉及的法律问题
（一）初查的祛律依据。初查是指在立案前对犯罪线索进行的调查核实、由于经济犯罪案件中少有可供勘查的现场，犯罪危害后果较为抽象，公安机关在接到犯罪线索后，必须进行初步调查核实才能判定是否有经济犯罪发生，进而决定是否立案侦查，这就使得初查应运而生。
初查是在经侦实践中产生的，《刑事诉讼法》。《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均未规定这一程序。因此，有人对其合法性提出质疑。对此，有论者认为，初查是符合现行法律规定的精神的。首先，根据《刑事诉讼法》第86条，公安机关有权对犯罪线索进行立案前审查。虽然‘啼查“的范围。方法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初查无疑属”审查“活动。其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27条、128条规定，检察机关侦查部门和举报中心可以对线索开展初查。公安机关经侦部门与检察机关的侦查部门同属侦查部门，除管辖范围不同，其权限应该是相同的。因此，经侦部门开展初查符合立法精神。笔者认为，初查实际上是侦查工作的前移，是打击经济犯罪斗争和现行刑事法律制度相折衷的产物。对于经济犯罪案件而言，《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立案条件过于严格，不经一定的调查取证，难以断定是否有犯罪发生，实践中为了满足严格的立案条件，不得不在立案前开展调查。当前初查尚有待于进一步规范。
（二）赃款赃物的追缴。通过追缴赃款赃物，尽力挽回经济犯罪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是经侦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在经侦理论和实践中，追缴赃款赃物也是一个争议颇多的难点。理论界对于赃款赃物的含义众说纷坛，大致可分为狭义、广义两类。持狭义说者认为，赃款赃物仅指犯罪所得；而持广义说者则认为，赃款赃物包含一切非法所得。目前，后一种观点居于主流地位。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为“赃款赃物是指行为人通过非法括动所取得的一切财物及其学息和变价款物”。关于赃款赃物的认定依据也无统一认识，有人认为，赃款赃物的性质，只能由国家授权的特定司法机关或行政执法机关通过法定程序作出的生效裁决来确定；还有人认为，有关机关可以根据赃款赃物的构成条件加以认定，据此，公安机关依法有对赃款赃物进行认定、追缴及处理的权力。笔者认为后一种观点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据此，下列财物均属于赃款赃物，应纳人追缴之列：1.犯罪分子采用犯罪手段直接获得的财物；2.由赃款赃物转换而成的其他财物，即变价款物33.赠与他人的赃物； 4犯罪分子利用赃款作为资本通过合法经营途径所获取的收益；5.犯罪分子利用赃款作为资本通过非法经营途径所获取的收益；6.采用其他非法手段获得的收入。
（三）证据特点。曾有学者就金融诈骗犯罪案件证据的特点进行研究，认为该类案件的证据具有明显的序列性、对偶性和差异性、笔者认为、上述特点不仅为金融诈骗案件证据所具有，也是经济犯罪案件证据的共们特点。
1.序列性。经济犯罪是发生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犯罪，经济业务的序列性特点，经济犯罪也会具有。在实施犯罪过程中，必然会留下序列性的痕迹和反映，从而使证据表现出序列性特点。
2.对偶性。经济犯罪案件的证据还经常成双成对地出现，从而表现出对偶性的特点。
3.差异性。正常的经济业务与经济犯罪相比较，存在重大差异，这种差异由经济犯罪案件的证据得以表现出来。
上述三个方面不仅是对经济犯罪案件证据特性的概括，而且也是办理经济犯罪案件调查取证的目标要求。有先、在侦办经济犯罪案件过程中，所收集的证据首先要能完整地反映一笔或几笔经济业务的流程。其次，从证据链条中要反映出涉案财物的流向。因为经济犯罪大部分都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离开财物的流向，就无法反映其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第三，所收集的证据要能反映出经济犯罪与合法经济业务之间的差异。当然，经济犯罪的证据与其他刑事案件的证据一样，也要具备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
五、关于经济犯罪案件初查及侦查对策
经济犯罪案件初查及侦查是经侦工作的核心内容，侦查破案是经侦工作的硬道理。经济犯罪案件具有不伺于其他刑事犯罪案件的特殊性，其调查方法、谋略也有别于其他刑事犯罪案件。加强对经济犯罪案件初查及侦查对策的研究，是当前经侦理论建设的重中之重。
（一）初查的方法。在初查中，不能使用限制人身、财产权利的强制措施，因此，如何在调查措施有限的情况下，查明部分案件事实，为立案侦查做好准备，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对此，有论者指出在初查中一要因案制宜，抓住重点。二要循线追踪，判断性质。三要查其不意，措施果断。笔者认为，初查中不能采取强制措施和搜查、扣押等侦查措施，而仅能进行一般的常规调查，因此，调查工作必须要讲究谋略，以免因触动被指控人，导致其毁证灭迹。在初查中应把握以下要点：一是从线索提供的犯罪嫌疑出发，开展调查；二是快速反应，速战速决；三是以秘密调查为主，尽可能不触动被指控人；四是调查工作要重点突出，从最容易突破的环节入手；五是注意及时依法收集证据；六是要把握立案时机，适时开展侦查。
（二）对犯罪嫌疑人的缉捕。对犯罪嫌疑人的缉捕在经济犯罪案件侦查工作中占有较大比重，也是当前经侦工作中的一大难点。有人提出。追逃工作的难点可从以下途径解决：一是提高追逃主体的各项技术能力及工作责任心；二是完善有关法制建设；三是加强经侦追逃的协作机制；四是将“破案追逃”新机制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轨道；五是加大宣传力度。六是落实经费，提供必要物质保障；七是掌握经济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特征，制订相应对策。有人认为，追逃工作必须要发挥四个方面的优势，才能真正搞好：一是专群结合，发挥群众工作优势；二是强化基础工作，发挥“网上作战、网上追逃”的优势；三是强化措施，发挥专门工作优势；四是加强地区、部门间的协作配合。还有论者结合侦查实践提出了缉捕经济犯罪嫌疑人的实用手段。
（三）一般侦查方法及策略。经济犯罪案件侦查的对抗性更强，采取正确的方法和策略才能确保克敌制胜。有论者对经济犯罪侦查谋略的概念及主要特征、必须遵循的原则等进行了初步研究。有论者认为，办理经济犯罪案件应重视立案前的审查工作。抓住对书证或商品的鉴定，判明性质，扩大线索来源；抓住财务审计，核查被侵害标的的流向，查明犯罪嫌疑人的作案手段和活动范围；抓住有关通讯、交通工具等线索特征查明犯罪嫌疑人行踪；抓住对犯罪嫌疑人的审讯环节，查证犯罪事实已目前，对于经济犯罪案件侦查策略、方法的研究才刚刚萌芽，上述探讨对于活跃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四）各类案件的侦查方法。当前，各类经济犯罪案件的侦查方法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特别是各种经侦教科书，更是对各类案件的侦查方法详加阐述。但若认真推敲，所论及的各类案件的侦查方法未免有雷同之感。这反映出当前经侦理论研究尚不成熟，特别是在研究方法上，缺乏实践经验的支持。笔者认为，侦查学是一门经验科学，理论研究唯有来源于侦查实践，才能最终对侦查实践发挥指导作用。经侦作为侦查学的新兴子学科，更应深深地扎根于侦查实践。
各类案件的侦查方法，应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针对性。在侦查方法的研究中，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案件性质的界定。准确界定案件性质，划清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是经济犯罪案件侦查工作正确开展的前提，调查取证要围绕犯罪构成进行。所以案件的定性不仅是刑法学研究的问题，侦查方法的研究也须以此为基础。
2.犯罪手段和类型。对犯罪手段和类型进行剖析，是研究侦查方法的重要前提。经济犯罪的智能性特点较为突出，其犯罪手段较为复杂而且与经济业务具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因此，犯罪手段值得认真研究。就某一类案件而言，由于犯罪发生的环节和犯罪手段不同，此类案件也可分为几种不同类型。唯有对犯罪手段和类型有较深入了解，才能提出针对性强的侦查方法。
3.调查取证的重点及难点。调查取证是经济犯罪案件侦查的主要内容。因此，侦查方法的研究也应以此为重点。由于各类案件各具特点，取证的重点及难点也各不相同，在研究中，应予以重点解决。
4.案例剖析。除了针对案件特点提出应对之策外，侦查方法的研究应更多地借助于对案例的剖析。这种剖析不限于成功经验的总结，也可从反面汲取失败的教训，供侦查工作借鉴。
当前经济犯罪的特点及对策篇4
【关键词】刑法修正案 宽严相济 刑事政策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自以来在法学界引起了广泛热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焦点是该法所体现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概述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2010年2月8日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中已被明文确定为基本刑事政策，从而终结了学术界对该政策是否应为一项基本刑事政策的争论。作为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贯穿于我国刑事立法、司法及刑罚执行的整个过程，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在新时期的继承、发展和完善，是司法机关惩罚犯罪、预防犯罪、保护人民、保障人权以及正确实施国家法律的指南。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就是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所谓该宽则宽应从三个方面理解。第一方面是“宽”后依然为罪但处罚从宽的情景，例如犯罪行为虽然严重，然而具有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或者犯罪行为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较小的，再或者被告人主观恶性相对较小、人身危险性不大的，均可以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第二方面是“宽”后不为罪的情景，例如其行为虽然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可以不把其作为犯罪处理。第三方面是从处罚的角度依法可“不收监”则不监，尽量适用其他刑罚种类，例如单处罚金或缓刑、管制等。应特别指出的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该宽则宽，并不是助长犯罪，也不是毫无原则的放松，而是在不影响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的该宽则宽。所谓当严则严应从两方面理解。第一方面是判处重刑和死刑的坚决性，这一方面的适用范围只能是其犯罪行为十分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的情景。第二方面是判处一般刑的从重刑，这一方面的适用范围是其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虽然不是极大，但也造成了相当的社会危害以及有法定、酌定从重处罚情节，再者为犯罪分子主观恶性深、人身危害性大的各种情景。所谓宽严相济就是宽严有据、宽严有度、宽严互补，在此基础上做到宽与严的有机统一，主要是指在对各类犯罪依法处罚时，要善于综合运用宽和严两种手段，对不同的犯罪和犯罪分子区别对待，做到严中有宽、宽以济严；宽中有严、严以济宽。
刑法修正案（八）的内容分析评述
2011年2月25日，我国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其主要内容概括起来有四个方面，分别是取消了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75岁以上老人免死、增加了醉酒驾驶新罪名、增加了恶意欠薪新罪名。而最大的亮点就是取消了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
取消了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罪名可分为四类。第一类为走私类犯罪：走私文物罪，走私贵重金属罪，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第二类为诈骗类犯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第三类为盗窃类犯罪：盗窃罪，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盗掘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罪。第四类为传授类犯罪：传授犯罪方法罪。取消这13种犯罪的死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其一，从最深层次上来说，这将有利于我国人权事业的发展。生命权是人权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对生命的重视、珍爱和谨慎就是对人权的重视。这一点甚至突破了纯粹的法学领域，在政治领域对于消除某些国家对我国人权事业发展存在的偏见和歧视很有意义和作用。其二，从一般层次上来说，对我国民众死刑观念的变革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其三，从专业层次上来说，对于改善我国现行死刑的立法现状和格局是很有益处的。
75岁以上的老人免死，体现了我国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和刑法人性化的一面。这也真正从本质上体现了我国刑法基本原则之一的适用刑法一律平等原则，因为真正的本质上的平等不是形式上的每个人都一样，而是要反映出对弱势群体的特殊关爱和照顾。增加醉酒驾驶新罪名，有利于我国目前交通秩序的维护和提高，也有利于保障行人和车辆在公共交通环境下的人身财产安全，体现了刑法对人的生命财产及公共安全的重视。增加恶意欠薪新罪名，有利于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也有利于用人单位人事薪金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劳动关系至关重要，这也与我国提出的“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政策相互呼应。
从刑法修正案（八）总体结构上看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刑法修正案（八）从总体结构上看，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两减两增”。所谓“两减”就是指取消了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以及75岁以上老人免死。从立法的角度减少死刑的数量，缩小死刑的适用范围，这是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刑事立法的大趋势。我国最高立法机关顺应了这个刑事立法的大趋势，也表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进步。所谓“两增”就是指增加了醉酒驾驶和恶意欠薪两个罪名。醉酒驾驶和恶意欠薪并不是近些年的新生现象，但却呈现出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恶劣的社会影响。我国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中的当严则严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对“十分严重”、“社会危害性大”的犯罪行为从严，醉酒驾驶和恶意欠薪符合这一点，因此增加了这两个新罪名。“两增”充分体现了我国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中的当严则严内容。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一个全面完整的体系，包括该宽则宽和当严则严两个必不可少的内容，缺乏其中任何一方面内容，则就违背了宽严相济的实质精神。刑法修正案（八）总体结构的“两减两增”，力求宽严一并落实到位，既体现了我国刑法人性化的一面，又体现了我国刑法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一面，由此可以看出其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全面理解和完整运用。所以从刑法修正案（八）总体结构上看，其真正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从刑法修正案（八）具体法条上看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等规定，取消了近些年来较少适用或者根本未曾适用过的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这占原来死刑罪名总数的19%左右。以第三十九条为例，盗窃罪是一种常发性犯罪，我国的1979年刑法中本来对盗窃罪未规定死刑，在1983年“严打”的背景下，我国刑法对盗窃罪增加了死刑，而在1997年修改刑法的时候，我国根据当时国家法治与社会发展状况，取消了一般盗窃罪的死刑，但保留了“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和“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的”两种特殊的盗窃罪依然适用死刑。但是，这两种特殊情况在整个盗窃罪中所占比例非常之低，这两种特殊盗窃罪判处死刑的案件更是微乎其微。据此，从根本上取消这两种特殊盗窃罪的死刑，不会助长这两种特殊盗窃罪的犯罪行为，也不会影响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该宽则宽，不是毫无原则的放松，更不是助长犯罪或放纵犯罪，而是在不影响公共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的该宽则宽，刑法修正案（八）取消的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恰恰是符合这一层含义的。所以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等规定，体现了我国该宽则宽的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
刑法修正案（八）第三条规定75岁以上老人免死。而在2010年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二十一条规定，对老年人犯罪要酌情予以从宽处罚。可以说对75岁以上老年人免处死刑，在我国是有法律铺垫和司法实践前提的。在我国老年人严重犯罪的比例极低，免除其死刑不会助长或放纵该犯罪行为，也不会影响公共秩序和社会稳定，这符合该宽则宽的内涵。而刑法修正案（八）第三条对75岁以上老人免死的例外规定“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意味着对75岁以上老人免死是有前提的，就是不能是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因为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犯罪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恶劣的社会影响，对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犯罪行为实施者，无论其年龄是否超过75岁均适用死刑，这符合当严则严的内涵。所以刑法修正案（八）第三条规定，体现了我国该宽则宽，当严则严的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
当前经济犯罪的特点及对策篇5
内容提要: 刑罚体系中的罚金刑本质上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相契合,能够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我国现有罚金刑制度还存在罚金刑地位不高、适用范围狭窄、无限额罚金制的规定较多、罚金刑配置方式单一、罚金刑执行难等诸多问题和缺陷,影响到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执行,需要我们对其进行相应的一系列的改革完善,以使其在体现和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中国目前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贯彻执行好这一刑事政策,需要对刑法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完善,包括合理划定犯罪圈以严密法网,改革完善现有刑罚制度以对犯罪人的刑事责任进行有效的配置。作为刑罚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财产刑,特别是其中的罚金刑,就其本性而言,应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相契合,能够承担起充分贯彻执行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任。但是,我国现有罚金刑制度还存在许多缺陷,影响到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执行,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完善,以使其能够较好地体现和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并使其功效得以充分发挥。
一、罚金刑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本质契合
(一)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含义及功能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涵义,包括“宽”和“严”两个方面。所谓“宽”,意味着“对犯罪情节轻微或具有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情节的,依法从宽处罚”;即使是严重的刑事犯罪,如果具有自首、立功等从宽处罚情节的,也应当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同时,在“宽”的基础上,也不能忽视“严”的要求,对于某些严重的刑事犯罪、惯犯、累犯,应当依法严惩,充分发挥刑罚的打击效果、威慑效应,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权利。因此,“宽”与“严”两方面结合起来,宽严相济的涵义就是:针对犯罪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该宽则宽,该严则严,有宽有严,宽严适度;“宽”不是法外施恩,“严”也不是无限加重,而是要严格依照《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的刑事法律,根据具体的案件情况来惩罚犯罪,做到“宽严相济,罚当其罪”。只有这样才能符合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1]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是我们党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题下,在刑事司法工作指导思想上的重要指示。它标志着我们党对持续20 余年的“严打”刑事政策的理性反思,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基本刑事政策的继承和发展;同时,还表明了我国刑事司法对国际上“轻轻重重”刑事政策的关注与回应。[1] 在我们看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功能体现在:
第一,促使我国刑罚向轻缓化、人道化、文明化的总体方向迈进。由我国刑事政策的承继嬗变的历史进程审视,就宽严相济之“宽”与“严”的关系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侧重点在于“宽”,这与刑罚向宽缓文明发展的世界潮流是相符合的。
第二,要求刑事立法进一步科学严密。不但要求罪名体系系统完整,犯罪构成规定明确,而且要求刑罚体系科学缜密,刑罚运用方式方法灵活,以利于对犯罪的惩治与预防。
第三,要求刑事司法公正文明。既要求有罪必罚,又要求罚得其当,罚得有效,以体现正义与效益的要求。
(二) 罚金刑的特性
罚金刑是法院依法对犯罪人(包括犯罪单位)所判处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罚金刑的本质就是强制犯罪人向国家缴纳一定的金钱,使犯罪人的财产遭受损失,从而实现刑罚的惩罚。在现代社会,财产权是人的重要权益,在某种程度上是人的价值的体现,是人的健康、自由、尊严、财富甚至生命的重要支撑和基础。对金钱权益的剥夺,必然会使人产生痛苦,有时甚至是强烈的痛苦。因为剥夺犯罪人某种权益,是国家创制刑罚的前提和基础。由于金钱是人的一项重要权益,所以剥夺金钱自然能够成为一种刑罚方法,通过剥夺金钱而使犯罪人产生痛苦体现了罚金刑的本质。同时,罚金刑通过剥夺某人的物,来惩治其人,在作用于有罪者的财产上谴责有罪者的人格,从这一意义上说,罚金刑也是人格刑的刑罚。即使不像自由刑那祥明显,但在一定限度内仍能收到教育效果。[2]390
与任何刑罚一样,罚金刑有其固有的优势和弊端,其弊端在于:罚金刑具有事实上的不平等性;罚金刑有时难以执行;罚金刑可能殃及无辜;罚金刑重罚不重教;罚金刑可能让社会公众产生“以钱赎刑”的错误认识,影响刑罚的严肃性、权威性,从而影响刑罚功能的实现,等等。
罚金刑的优点也是明显的:
首先,罚金刑特别能够体现刑罚的宽缓和文明进步,理由在于:一是由于罚金刑是以金钱为媒介对犯罪人的人格进行非难,故给予本人的打击比较缓和,而且只限于财产性的痛苦。二是罚金刑针对初犯者、过失犯者适用,能起到所期待的惩治效果。[2]391 - 392三是罚金刑误判易纠,一旦发现误判,可以将判罚的金钱本息全部返还给受刑人,使误判得到比较彻底的纠正。四是罚金刑作为对轻微犯罪的刑罚,能够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害,避免犯罪人在狱中感染更深的恶习,避免犯罪人对社会生活的不适应,避免影响犯罪人的家庭生活。五是罚金刑符合刑罚发展的一般规律,即刑罚由重到轻、由封闭到开放、由残酷到人道的发展规律和世界刑罚发展趋势。当今世界各国均注重刑罚的人道与文明,推崇轻缓、开放的刑罚。纵观世界各国刑法,刑罚的轻缓、开放的进程与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是相辅相成的,刑罚的残酷、野蛮、不人道的时代已经过去,刑罚轻缓、开放、文明、人道的方向发展已成世界潮流,罚金刑正好顺应了这种发展潮流。充分发挥罚金刑在惩治与预防犯罪中的作用,扩大其适用范围,已成为世界刑罚发展中的一个趋势。
其次,罚金刑也是一种针对性很强的科学而有效的刑罚,可以很好地体现刑罚处罚的系统性、严密性、针对性和有效性,理由在于:一是罚金刑能够从数量上反映出犯罪的轻重,可以做到对轻重不同的犯罪科处数额不同的罚金;二是由于在现代社会许多活动与享受都以金钱为前提,所以,罚金刑使犯罪人可以感知其“生活质量”的损失;三是罚金刑对基于贪利性动机的犯罪人,可以剥夺实施犯罪的资本,使他们感到犯罪无利可图,从而收到很好的效果;四是罚金刑可以适应犯罪人的资产、收入、性格、家庭状况进行适用,能比自由刑起到更好的特殊预防作用;五是罚金刑可以适用于法人犯罪,具有适用技术上的长处,在我国,罚金刑是目前处罚犯罪单位的唯一刑罚方法;六是罚金刑的执行方法简单,不仅不需要过多的执行费用,而且能增加国库收入。
总之,就罚金刑本身固有的利弊衡量而言,罚金刑不仅具有避免自由刑弊害的机能,而且在许多方面远比其他刑罚占有优势,因此,其利大于其弊,能够很好地体现宽严相济之“宽”、“严”结合,侧重于“宽”的特点和精神。
(三) 罚金刑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本质契合
由上可以看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罚金刑具有天然的契合性。罚金刑的运用可以使刑罚更具针对性、严密性,从而体现出宽严相济“严”的一面。因为在我们看来,宽严相济之“严”,不仅仅指严厉的刑罚,也不仅仅指法网的严密,而且应包含刑罚的针对性、严密性。至于宽严相济之“宽”,罚金刑体现得更为明显。因为,从我国刑事政策由“严打”到“宽严相济”的演变轨迹看,刑事政策总体上向科学化、文明化、轻缓化的方向发展,宽严相济政策的实质精神侧重于“宽”,侧重于刑罚的轻缓、人道、文明,而罚金刑本身正代表着世界刑罚由残酷、严厉、封闭到轻缓、开放、文明、人道的发展趋势。因此,罚金刑自身的固有特点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有本质的契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求我们重视罚金刑的运用。
二、罚金刑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然冲突
从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际情况看,在罚金刑制度的设计、规定和运用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和缺陷,这些后天的弊端使得罚金刑先天的弊端得以放大,并严重影响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体现和贯彻。具体而言:
第一,目前罚金刑在我国刑罚体系中仅处于附加刑的地位,与其所要发挥的功能不相协调。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得罚金刑的惩治与预防功能日益彰显,使得罚金刑在刑罚体系中的地位的提高有了现实的诉求。而刑罚轻缓化、文明化的世界潮流使得刑罚体系转向以自由刑和财产刑为中心。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行,更使罚金刑地位的升级有了刑事政策的基础。但目前我国罚金刑仅处于附加刑地位,与上述种种提升罚金刑层级的现实需求不相符合。
第二,罚金刑的适用范围狭窄,罚金刑的适用方式僵硬。尽管我国现行刑法扩大了罚金刑的适用,但对于贪财图利的犯罪、过失犯罪、轻微的故意犯罪等犯罪种类,罚金刑的适用仍然过于窄小。如典型的贪利性犯罪贪污贿赂罪,我国刑法几乎没有规定罚金刑。罚金刑的适用方式也欠灵活,不能根据情况适当运用罚金刑的各种适用方式。这些都将影响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执行。
第三,无限额罚金的规定不科学。我国现行刑法中所规定的罚金大多数是无限额罚金,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不利于保障人权,而这一点是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相抵触的。
第四,罚金刑配置方式单一,罚金刑与自由刑、资格刑以及管制刑在立法上的组合还不到位,难以充分发挥罚金刑的预防和惩治功能。这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趣旨是不相符合的。
第五,缺乏罚金刑的行刑时效制度。我国刑法典没有规定行刑时效制度,当然也包括没有规定罚金刑行刑时效制度。刑法典第53 条在规定一次缴纳、分期缴纳、强制缴纳、减免缴纳制度的同时还规定:“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尽管这一规定避免了罪犯逃避罚金刑制裁的可能性,但随时追缴实质上是强制缴纳的执行方式在时间上的无限延伸,造成判决当时不能及时执行,使得罚金刑未执行的案件大量积压,削弱了罚金刑的惩罚与教育罪犯的刑罚功效。[3]随时追缴制度存在以下问题:其一,看似严厉,但实际上却很难落实,没有查明财产的机制,没有发现财产的报告制度,没有执行的程序规定,导致罚金刑判决长期得不到执行,影响刑罚的及时性、严肃性。其二,不利于犯罪人的改造,随时追缴可能使犯罪人惶惶不可终日,担心一旦取得财产即被法院追缴以冲抵罚金,易于导致犯罪人自暴自弃。其三,刑罚执行可以没有期限,这在世界各国都是绝无仅有的。对于犯罪,无论是应处无期徒刑还是死刑,过了一定期限都可以不追诉,而对于判处性质较轻的罚金刑,在执行上却可以无限期的延长,有这个必要吗? 其四,从司法实践看,这一制度形同虚设,很少实行,很少有经过若干年仍对判处罚金的被告人穷追不舍的案例,继续保留这一制度无多少实际意义。[4]319
三、罚金刑改革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
既然我国的罚金刑制度存在的缺憾,影响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执行,那就必须予以改革完善。
(一) 为实现刑罚宽缓而进行罚金刑改革
第一,提高罚金刑在我国刑罚体系中的地位,将罚金刑上升为主刑,同时保留其可作为附加刑适用。罚金刑在刑罚体系中的地位不仅反映一个国家对此种刑罚的重视程度,而且决定于这个国家的性质、历史的传统以及国家发展的不同时期的形势。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我国罚金刑地位的提高势属必然。将罚金刑提升为主刑,可以使我国的刑罚体系结构整体上发生变化,从而逐步改变我国目前以自由刑、生命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逐步确立以自由刑、财产刑为中心、生命刑为例外的刑罚体系,这有利于我国刑罚体系向轻缓化、人道化方向发展,有利于更好地体现和贯彻宽严相济的精神。罚金刑处于附加刑的地位,很难使刑罚体系结构向这一方向发展。具体做法是将罚金刑既作为主刑独立适用又可作为附加刑适用。这样规定既提高了罚金刑的地位,也不妨碍它与其它刑罚并科。“方法多样、多少适中、主附配合、结构严密”是我国刑罚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把罚金刑与自由刑、生命刑并列,可使我国的刑罚体系结构更为科学。
第二,扩大罚金刑的适用范围,完善罚金刑的适用方式。在扩大罚金刑适用范围时,应坚持罚金刑主要适用于贪财图利的犯罪、过失犯罪、轻微的故意犯罪等犯罪种类上,立法方式上应坚持选科为主、必并科为辅、扩大单处罚金选科制的适用范围;应尽可能以单科罚金取代拘役刑,对于刑法分则中规定拘役刑的条文,原则上均可考虑增设罚金作为供选择的刑种。这样,可使我国刑罚的宽缓方面得到更好的体现。具体而言: (1) 过失犯罪。应对那些危害后果不很严重的过失犯罪规定选科罚金刑。过失犯罪虽然都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但由于行为人主观上并不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与故意犯罪相比,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不大,故而各国刑事立法对过失犯罪往往持宽容的态度。对过失犯罪广泛适用包括自由刑、罚金刑、惩役刑在内的多种刑罚强制方法,几乎成为各国刑事立法和审判实践的一致要求和共同实践。[5]对于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各种过失犯罪情节较轻的情形,均可规定选科罚金刑。(2) 贪财图利目的的犯罪。如对于刑法典分则第3 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5 章侵犯财产罪均可规定罚金刑。可以视情形或规定并科、单科或规定必并科等方式。特别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贪利性犯罪,如刑法第八章贪污贿赂罪,该章除了对单位犯罪规定罚金刑和少数几个罪名规定没收财产外,没有一个罪名规定适用罚金。对于这些犯罪可以规定单处或并处罚金刑,以便更好地惩治和预防犯罪。(3) 情节较轻的故意犯罪。主要是法定刑在3 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对于这些犯罪均可考虑规定选科单处罚金刑,以尽可能的替代拘役刑。对于非法拘禁罪,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诽谤罪,侮辱罪,侵犯他人通信自由罪,妨碍执行公务罪,伪造、变造、窃取、抢夺、毁灭公文、证件、印章罪,破坏珍贵文物罪,破坏界碑、界桩罪,破坏永久性测量标志罪,违反国境卫生检疫罪,偷越国(边) 境罪,重婚罪,虐待罪,遗弃罪等可规定选科单处罚金刑。(4) 对于不以贪财图利为目的,但直接给国家、集体、公民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犯罪,如扰乱社会秩序罪,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聚众破坏交通秩序罪等犯罪可考虑规定“可以并处”罚金刑的方式。[4]310
第三,完善罚金刑的数额规定方式,减少乃至取消无限额罚金的规定。无限额罚金虽有一定的优点,但其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易产生很多弊端,而限额罚金制、倍比罚金制、日额罚金制、期间罚金制等罚金刑形式既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又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比较灵活,许多国家都采取这种规定方式。我国也应该如此。首先,应确立罚金刑数额的科学的立法原则,即罚金刑数额相对确定原则、罚金数额适度原则、与自由刑形成比值原则、不断适应通货膨胀原则、相对平等原则[6] 及罚金刑形式的多样化原则。其次,应根据各种犯罪的特点,以配置限额罚金制为主,同时可以规定倍比罚金制乃至日额罚金制、期间罚金制。总之,减少乃至取消无限额罚金的规定,将使刑罚的法定性、明确性增强,从而更好地体现刑罚的宽缓、文明。
第四,增设罚金刑的行刑时效制度。即规定犯罪人被判处某种罚金刑后,经过法律规定的期限而未执行,便不再执行的行刑时效制度。
(二) 为体现刑罚严厉而进行罚金刑改革
第一,完善罚金刑配置立法,更好地发挥刑罚惩治与预防犯罪的功能。罚金刑的配置立法是罚金刑与自由刑、资格刑以及管制刑在立法上的组合。不同的刑罚方法之所以互相组合是由每一种刑罚所特有的性质决定的,不同的刑罚方法有不同的功能特性,在惩治某一类犯罪方面有不同的独特的功效。可以根据各种刑罚的不同特性与功能使之互相结合,取长补短,形成惩治犯罪的最佳刑罚组合,以充分发挥刑罚的功效,实现刑罚的目的。(1) 罚金刑与资格刑的配置立法。资格刑是剥夺犯罪人一定资格的刑罚方法。立法对某些犯罪人规定资格刑,主要是为了限制犯罪人的活动能力,以期发挥刑罚之特殊预防效果。资格刑有助于避免犯罪人再犯同类之罪,而这正是单科罚金刑的不足。罚金刑对于某些经济犯罪、渎职罪或利用一定身份、职位的犯罪来说,虽然针对其贪财图利的犯罪动机科以一定数量的罚金,可以限制其犯罪能力,但不足以防止其再次犯罪,行为人有可能把罚金看作是一次投机生意的失败,难免以后不再犯同类之罪,甚至有可能变本加厉;而单处资格刑,又不足以从经济上制裁此类犯罪,重打不重罚,会助长一些犯罪分子铤而走险,实施经济犯罪。因为行为人虽然某种资格被剥夺,但捞到了许多好处,感到可以痛快一世,这对于实现一般预防目的不利,而把两者结合起来却正好相互弥补、相得益彰。而且,设置这样的刑罚符合轻刑化的刑法发展趋势。(2) 罚金刑与自由刑的配置立法。对于某些犯罪单处自由刑或单处罚金刑尚不足以惩治与预防,如破坏社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中的犯罪,若单科罚金不足以消除其犯罪倾向,单科自由刑亦不足以遏制其贪财图利的动机,使两者结合起来可以有针对性地惩罚与预防这类犯罪。(3) 罚金刑与管制刑的配置立法。管制是我国独创的一个刑种。在判处管制的同时判处罚金,可以使二者相得益彰。判处罚金可以抽出一部分用于对犯罪分子的监督,以调动监管人员的积极性;判处管制可以克服罚金刑重罚轻教的缺陷,促使犯罪人不再进行新的犯罪。
第二,对主观恶性较大、有明显的犯罪倾向者不宜规定单科罚金。这同样是宽严相济之“严”的要求。具体说:一为累犯与惯犯。这些罪犯,因难以教育改造,加之他们一般无正当职业和固定收入,缺乏科处罚金的先决条件,若处以罚金,难以达到惩罚犯罪和改造罪犯的目的。二为性质严重的刑事犯罪。这些犯罪无论从特殊预防还是从一般预防的角度都不宜单科罚金。如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罪、罪等犯罪,即使宣告刑可以是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是拘役的也不宜单科罚金。[4]302总之,罚金刑本身体现出刑罚轻缓化、文明化的发展趋向,这一根本特征与宽严相济的实质精神正相吻合。罚金刑的改革完善,能够使罚金刑自身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其本身的弊端得以尽可能的避免,因而使得轻缓之罪有了更为科学、文明的刑罚处罚方式,从而真正体现出轻缓之罪的性质和刑事责任,防止因没有或者不方便适用轻缓之刑而使犯罪人刑事责任加重的情况出现。同时,罚金刑对特定犯罪的针对性及其与其他刑种相配置适用所发挥出的综合效益,也使得对相关犯罪的刑罚处罚更为周密有效,进一步严密了刑罚处罚的法网。这一切,将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执行提供坚实的根基和扎实的条件。
注释:
[1]高铭暄.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酌定量刑情节的适用[j] . 法学杂志,2007 , (1) .
[2]张明楷. 外国刑法学纲要[m] . 北京:清华大学出社,1999.
[3]郑战杰. 解决罚金刑执行难的对策[db/ol] .http :ppnews2004210180855181326. htm ,2008-10-04.
[4]王琼. 罚金刑实证研究[d] .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5]甘雨沛,等. 犯罪与刑罚新论[m]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192.
当前经济犯罪的特点及对策篇6
内容提要: 暴力犯罪在我国呈现出比较明显的两极化发展趋势, 犯罪主体中初犯、偶犯居多, 未成年人实施的暴力侵财案件增多, 并且出现了学生犯罪这一新群体。为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从我国现阶段暴力犯罪的特点与原因出发, 利用刑事和解矫治暴力犯罪人, 进行有效的矫治。
暴力犯罪是最为古老的犯罪类型之一，其社会危害是“显形”的。尽管我国一直没有放松对暴力犯罪的打击，但案件的高发态势未能得到有效遏止，再犯率也一直居高不下。这不能不引起我们从刑事政策的角度对暴力犯罪的防治对策进行反思。近年来，暴力犯罪又出现了新的特点，即未成年人、在校学生实施的暴力侵财案件以及因民间纠纷引起的轻微暴力犯罪案件不断增多，实施者多为初犯、偶犯。据调查，出于各种原因，这类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往往都表现出非常强烈的和解意愿。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背景下，党和国家提出在刑事案件的处理中，要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刑事和解作为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重要举措，契合了中国社会多重的价值诉求。从我国现阶段暴力犯罪的特点出发，研究刑事和解在暴力犯罪案件中的合理适用，对于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现阶段暴力犯罪的含义与特点
所谓的暴力犯罪原本并不是刑法上的概念，而是犯罪学上的概念，因此，也鲜有国家在刑法典中系统、集中地规定这一类犯罪。wWw.133229.Com从内涵来看，所谓暴力犯罪系被用来泛指以暴力为手段所实施的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例如，日本学者即认为暴力犯罪“是指伴随行使暴力的犯罪，典型的如强盗、暴行、伤害等。所谓暴力，包含暴行以及威胁行使暴行。” [1]在我国刑法中，也只是在第20条第3款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中涉及了这一概念，即：“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显然，这一规定的司法适用本身就涉及如何界定暴力犯罪的问题。
如果从泛指以暴力作为手段所实施的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的角度出发，在我国刑法中，所谓暴力犯罪大体上可以有以下两种情形： 第一，法律条文明确地将暴力方法、手段规定为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要件，或者犯罪的情节之一。前者如第202条抗税罪、第236条强奸罪、第263条抢劫罪等，后者如第240条拐卖妇女、儿童罪等。第二，法律条文虽然没有明文规定暴力的方法、手段，但所规定的犯罪行为事实上只能是以暴力作为犯罪手段，或者实践中通常也是以暴力作为主要犯罪手段的。前者如第292条聚众斗殴罪，后者如第232条故意杀人罪、第234条故意伤害罪等。
从刑法学的角度来看，犯罪内涵的界定强调罪刑法定之原则，因此犯罪客体成为严格区分此罪与彼罪界限的标尺。而在犯罪学上，刑法的规定与行为本身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人们关注的即不是犯罪客体，也不是犯罪对象，而是行为及其实施者。因此，从研究暴力犯罪的原因、规律以及预防对策的角度来看，重要的并不在于刑法分则条文本身是否明文规定以暴力作为犯罪构成要件，而在于行为人在实施犯罪时所采取的是否为暴力(包括以暴力相威胁的) 行为。所以，不可以说所有规定暴力为犯罪成立要件的犯罪，都是暴力犯罪，只有既具有法律依据，并且行为人事实上也是以暴力作为手段实施犯罪的，才可以归入暴力犯罪的范畴或者称其为暴力犯罪。因此，所谓暴力犯罪应当是指行为人以暴力或者以暴力为胁迫手段，非法侵犯他人人身或财产的犯罪行为。
以此为出发点，可以看出，尽管我国一直没有放松对暴力犯罪的打击，但这类案件的高发态势未能得到有效遏止，伤害、抢劫、强奸、杀人等典型的暴力犯罪占刑事案件的比重仍然很大，甚至出现了一些震惊全国的严重暴力犯罪案件，而且严重暴力犯罪案件中的再犯率也一直居高不下，众所周知，许多重大案件都是曾经受过“改造”的人重新犯下的罪行。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些因生活琐事、喝酒、打牌、民事纠纷、邻里纠纷而引起的发生在同学、同事、亲戚、朋友之间的，以及初犯、偶犯、未成年人、在校学生等实施的侵害身体、毁坏财物、侵财等暴力犯罪案件呈上升趋势，保持着较快的增长幅度。
例如，辽宁省沈阳市处在城乡结合部的某区,现有土地面积634平方公里，城区面积26143平方公里，人口2916万，流动人口45万，而且大多都是农村人口。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该区人口结构具有城市化与非城市化边缘的特点，即人口多，类型复杂，人与人之间交往频繁，因生活琐事产生矛盾的机会也随之增加，这就导致了无预谋、偶发的人身伤害案件、侵财案件发案较多。据该区近几年来检察机关的统计数据反映，被提起公诉的人数2003年为667人，2004年为612人，2005年为787人，其中被判处缓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免除刑事处罚的占有相当大的比例，2003年为360人，占总人数54%；2004年为338人，占总人数55%；2005年为467人，占总人数的59%。这些数据显示，轻微刑事犯罪所占比例正逐年上升。在这些案件中，暴力犯罪所占比例最大，在2007年沈阳市八类主要刑事案件中，伤害案件达3090件，占44% ，而爆炸、投毒、放火等危害公共安全的案件增长相对比较稳定，并且发案率也比较低，这说明随着打击力度的加大和侦破能力的提高，危害公共安全的严重暴力犯罪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遏制。可以看出，暴力犯罪呈现出比较明显的两极化发展趋势。
我国现阶段暴力犯罪的另一个特点是从犯罪主体来看，初犯、偶犯居多，未成年人实施的暴力侵财案件增多，而且出现了学生犯罪这一新群体。上述几种类型的暴力犯罪案件的主体多数属于激情犯罪，或者是基于侵财的目的，具有偶发性，事后追悔莫及。如未成年人徐某、吕某，于2006年7月24日21时30分左右，分别持刀、铁棒在沈阳市沈河区杏林街成平一巷21号楼下，遇被害人赵某某、杨某后，犯罪嫌疑人徐某、吕某持铁棒分别将被害人杨某、赵某某逼住，抢走二被害人随身携带的两部小灵通手机、人民币二十元，总价值人民币八百七十元。两名犯罪嫌疑人均是辽宁鞍山人，因徐某与父母发生争吵后离家出走，作为好友的吕某陪同来沈阳，其二人本想以打工为生，但因年龄小没有技能，屡屡被用人单位拒绝。二人最后在身无分文情况下，才萌生抢劫想法，后来二人均对自己的行为十分后悔。
二、对我国暴力犯罪人矫治对策的反思
分析我国现阶段暴力犯罪案件在性质与主体方面呈现出的两大特点，可以看出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经济生活的反差引发的心理冲突和行为失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必然导致利益的重新调整，人们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而普遍感觉到彼此之间拉开了收入的差别和消费的档次，这加剧了人们对物质利益追求的迫切感。经济条件与社会地位的优越所引发的心理震荡成为矛盾与冲突的“中介”因素，经济生活的变化是暴力犯罪增多的原发性动因。另一方面，道德规范力量减弱，社会柔性控制水平降低。道德是社会控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既“柔”又“泛”的社会控制力量。恩格斯说： “一切以往的道德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我们正处于经济生活变革后的社会道德的重构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是尚待完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宏伟目标还需要我们不懈地努力才能实现，与此相适应，社会道德准则还需要进一步得到巩固与广泛认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发生在亲属、邻里、同事、同学之间的因民间纠纷而引起的暴力犯罪案件必然会呈现上升趋势。
长期以来，我国刑事政策的手段单一化，偏重于惩罚性措施，主要依靠刑罚与监禁措施作为防治暴力犯罪的手段。可是，结果怎样呢? 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严打实践是最好的例证。严打之后的犯罪飙升有力地说明，打击犯罪仅靠单纯的严刑重判是难以奏效的。尽管早在八十年代我国就已经提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但是在具体的措施与相应的制度建设方面还有很大不足。众所周知，封闭性的集体关押，过度拥挤的环境，不仅造成不良身心影响，其最大缺陷是会腐蚀被羁押者的自制能力，使其弱点更加恶化，而且因在羁押期间可能会学得更多犯罪技巧，还会给社会带来更多威胁。可是，在我国，除了刑罚与监禁，其他刑事政策手段运用不充分。刑法所设置的替代措施也不够丰富，国外比较流行的社区服务在我国尚处于试点阶段，即使现有的缓刑、假释、罚金、管制等非监禁措施，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适用率偏低、适用效果流于形式的问题。
严峻的治安形势促使我们不得不对固有的刑事司法模式进行重新审视。我国长期以来奉行封闭式、制裁式、对抗式的简单的刑事司法模式，重打轻防，片面追求刑罚的制裁性使得刑事司法的预防犯罪功能难以发挥；对抗、封闭式的刑事司法模式导致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犯罪人与社会之间对立情绪不能有效地得到化解，缺乏沟通与宽容成为犯罪人顺利回归社会的障碍。在当今国际刑事司法的主流中，普遍奉行这样的观念： 社会控制固然需要有公权力的权威，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由国家垄断处理犯罪的所有权力，社会秩序也并不必然仅仅依靠国家公权力加以维护，法治也不必然是以国家意志为基准的法律规则之治，多元化的价值观和多元化的犯罪处理模式会使现代法治更富有效力，打破国家对刑事追诉的独占局面是刑事司法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2]。许多国家的刑事司法理念从惩罚主义向保护主义发展，具有人性化、社会化的行刑处罚制度得以推行，而刑事和解等恢复性司法理念更由于其轻缓、开放、体现人文关怀的特点而受到广泛的推崇。
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诉案件的当事人双方无权和解，现行立法规定与司法实践的需要相比，形成巨大的反差。据调查，司法实践中，一些发生在亲属、邻里、同事、同学、朋友之间的案件当事人以及初犯、偶犯、未成年犯罪人，都有着非常强烈的和解意愿。从被害人的角度来看，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由于被告人往往承担了相应的刑事责任，致使判决中的民事赔偿部分难以实现,执行也十分困难，不仅使自己的人身损害、财产损失难以得到有效的赔偿，而且心理上的阴影更是久久难以消失。另一方面，由于被告人没有被免于追究刑事责任的推动力，工作、学习与生活都将受到毁灭性打击，双方都有“两败俱伤”的感觉，所以和解实际上是双方共同的心愿。
三、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暴力犯罪案件适用刑事和解的意义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在社会转型时期犯罪大量增多，刑罚资源相对紧缺的情况下，应对犯罪的一种理性选择。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包含着“轻轻重重”的含义，即对于重大犯罪及危险犯罪，采取严格的刑事政策；对于不需要矫治或者有矫治可能的罪犯，采取宽松的刑事政策。刑事政策上的严与宽是相辅相济、紧密结合和具有内在不可分割的完整统一体。
为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全国各地区的刑事司法机关纷纷开展改革活动，其中刑事和解就是一项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重要举措。所谓刑事和解就是指在犯罪发生之后，经由调停人的帮助，使侵害者与被害者直接接触，协商解决纠纷的方式，刑事和解的目的是使被害者获得赔偿,侵害者获得宽恕，社会关系得到恢复 [3]。刑事和解源于西方国家“恢复性司法”的理念。联合国2002年4月第11次会议《关于在刑事事项中采用恢复性司法方案的基本原则》中对“恢复性司法”的核心理念是这样表述的： (1) 恢复性司法强调恢复已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主张恢复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关系，它为被害人提供了获得补偿、增强安全感和寻求将事情了结的机会；(2) 使加害人能够深刻认识其行为的原因和影响并切实承担责任，促进加害人从认知到情感的社会化，促进其与社会的内在融合；(3) 同时使社区理解犯罪的根本原因,促进社区福利并预防犯罪；(4) 它通过使被害人、罪犯和社区复原而尊重每个人的尊严和平等，建立理解并促进社会和谐??。可见，恢复性司法的理念恰恰与我国实现公平正义和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目标相一致。
在暴力犯罪案件中，传统对抗式的刑事处理方式，对查明犯罪事实的益处不可否认，但对当事人双方关系的解决效果不佳，有时可能更加恶化，而适用刑事和解则有利于促进犯罪人的真诚悔改。刑事和解通过被害人与加害人就犯罪影响进行的讨论，使加害人能够深刻地体会到自己行为的严重后果，从而促使其真诚地认错、悔过，积极主动地改造自己。同时，刑事和解也使加害人免受被科以刑罚所带来的“交叉感染”的不良后果的影响。因和解协议的达成与履行而不再启动或中止对加害人的刑事追究，使加害人摆脱了犯罪标签的不利影响，从而使加害人可以更加自然地实现再社会化,有利于保持加害人学习、工作与家庭的稳定与和谐。从有效地恢复自尊，消除抵触心理，积极改造、重新做人等积极方面来看，刑事和解的作用可能更大。在该制度的适用过程中，犯罪人可以通过与被害人以及社会各方面的接触，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通过自身的努力以及有效的引导克服性格上的缺陷，从而尽快地回归社会。
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对暴力犯罪人的矫正是一项十分困难的工作，再犯率很高，如果我们仅仅依靠传统的劳动改造、思想教育的方式确实是难以取得理想效果的。而在刑事和解的过程中，通过被害人及其家庭成员讲述暴力犯罪给他们带来的伤害，能够使犯罪人更好地理解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从而使他认识到承担赔偿义务不是对自己的有意惩罚，而是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物质与精神损失，从而能够提升犯罪人弥补犯罪损失的主动性,消除抵触心理，积极悔改。有的犯罪人虽然表面看来冷酷无情，但当他们看到自己的母亲失声痛哭时，就会为自己的行为深感后悔。通过和解程序,犯罪人承担责任的意识明显增强，一般都能较好地履行义务。美国的一份随机抽样调查表明，参加恢复性司法程序的青少年犯的再犯率为18% ，而通过正规刑事司法的系统处理的青少年犯的再犯率为27%。英国的一项对成年犯的调查也显示，通过恢复性司法程序处理的犯罪人的再犯率比正规司法系统处理的犯罪人的再犯率要低10%。在澳大利亚等地的一些调查中，恢复性司法对降低再犯率的作用更为明显 [4]。
在世界各国，暴力犯罪都是对社会危害最严重的犯罪类型。在社会公众看来，暴力犯罪是最令人感到恐惧的犯罪。暴力犯罪给被害人造成的心理创伤或恐惧，在肉体创伤痊愈以后仍要持续数月、数年乃至终生，暴力犯罪人本身也会因为人身危险性与暴戾、偏激的性格而被周围社会所排斥，暴力犯罪对社会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可能要超过所有的犯罪类型。如果对暴力犯罪案件适用刑事和解，则不仅有利于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修复，通过沟通、交流，使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对立情绪得到化解，有效医治被害人遭受到的心理上的创伤，而且有助于恢复被犯罪行为所破坏的社会和谐。刑事和解为犯罪人开启了一扇接触社会的窗口，犯罪人可以通过与社会的接触，了解到自己性格上的缺陷以及道德观的偏差，通过有效的引导能够促使其克服性格上和心理上的障碍，实现与社会的接轨。刑事和解制度的引入，特别是其中加害人向被害人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为社区提供公益服务等，有利于化解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修复被暴力所损害的社会关系。
四、刑事和解在暴力犯罪案件中的适用
在刑事和解适用案件的范围上，有人认为刑事和解无论是轻罪还是重罪，只要不是非杀不可的就可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专家建议稿》第20条就将刑事和解作为刑事诉讼的一项原则予以规定：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达成和解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可以考虑当事人的和解意愿，并根据案情依法不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对被告人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5]。有人则主张应该对案件范围做出限制，只适用于轻微刑事案件、未成年人犯罪等特定类型的案件。实际上，这涉及对刑事和解的内涵如何理解的问题。从刑事和解的本义来看，其结果应当是加害人被免于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当事人双方和解后法院对被告人从轻、减轻或者免予刑事处罚，实际上也是符合“恢复性司法”的理念的。实际上，在其他一些国家，“恢复性司法”也有多种模式。也就是说，如果从广义来看,刑事和解可以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适用。
不过，在我国目前暴力犯罪呈现两极化发展趋势的形势下，为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应当适当限制暴力犯罪案件在审前阶段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即仅限于轻微刑事案件比较合适。参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依法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意见》中的有关规定，暴力犯罪案件适用刑事和解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 案情简单，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二) 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单处罚金；(三)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认实施了被指控的犯罪；(四) 适用法律无争议。“司法实践中，对于暴力犯罪案件具体适用刑事和解时，应当限于以下六种案件： (一) 未成年人或者在校学生涉嫌犯罪的案件；(二) 七十岁以上的老年人涉嫌犯罪的案件；(三) 盲聋哑人、严重疾病患者或者怀孕、哺乳自己未满一周岁婴儿的妇女涉嫌犯罪的案件；(四)主观恶性较小的初犯、偶犯；(五) 因亲友、邻里等之间的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六) 具有中止、未遂、自首、立功、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等法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的案件。
当然，从理论上来讲，包括其他国家的司法实践也表明，不应当区分重罪和轻罪来决定是否适用刑事和解，对于重罪案件同样也可以适用刑事和解。然而，在我国目前的社会条件下，必须在审前阶段严格控制暴力犯罪案件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否则，不仅令社会难以接受，而且可能会削弱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也不利于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对于这类重罪案件，应当仅限于审判阶段,由法院根据对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的调解结果，酌情根据量刑情节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理。
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近年来，刑事和解在我国屡遭异议，有人认为和解不过就是“赔钱减刑”，实际上遭遇这种质疑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目前缺少监禁刑的替代措施。在刑事和解的改革实践中，基本上只采用经济赔偿、赔礼道歉的方式,如果能够适当引入社区矫正制度作为刑事和解的配套机制，则不仅可以避免让人产生“赔钱减刑”的错误认识，同时更有利于促进犯罪人重新融入社会，形成健康的价值观、人生观。司法实践中，轻微的暴力犯罪案件特别是故意伤害案，几乎都是在和解的基础上对被告人处以缓刑，不可否认的是,缓刑确实发挥了从宽处理的作用，但是对于犯罪人的矫治效果及其有限。我国目前也正在借鉴外国的经验，对缓刑犯实行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总之,建立社区矫正制度，则不仅刑事和解有了配套机制，而且也有利于改善缓刑制度的执行效果，从而使占据缓刑犯中绝大多数的轻微暴力犯罪人得到有效地矫治。
注释:
[1] 林亚刚1暴力犯罪的法律规定及社会原因分析[j] 1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1999 (2)
[2] 【美】埃里克森1无需法律的秩序——邻人如何解决纠纷[m] 1苏力， 译1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213， 304
[3] 刘凌梅：《西方国家刑事和解理论与实践介评[j] 1现代法学》， 2001 (1)
[4] 刘仁文1刑事政策初步[m] 1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4：3841
当前经济犯罪的特点及对策篇7
内容提要: 现阶段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社会危害性加重和人身危险性增加的总趋势，这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一般社会观念、实践对策和理论研究均提出了严峻挑战。必须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犯罪中出现的新特点，在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础上给予积极应对。
一、前言
在一般社会观念中，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因其有特殊的心理和生理原因而往往被视为犯罪现象中的“小儿科”，对其给予从宽处罚似乎是理所当然和顺理成章的事情。但从我们调查的结果看，[1]现阶段未成年人犯罪出现了一些引人注意的新特点，总体上呈现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明显加重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显著增加的趋势，这与一般社会观念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模式化认识形成了明显的反差。本文以系统性实证调查所获取的第一手数据资料为事实出发点，反思理论上和实践中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片面强调轻缓化的倾向，并对未成年人犯罪应如何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进行分析。
二、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的新特点
（一）具有多次犯罪经历者明显增多
传统上，未成年犯罪人似乎基本上属于初犯、偶犯之列，实践中少年累犯、惯犯极少。但本次调查所显示的事实却并非如此。
调查显示，未成年犯中实施过一次犯罪行为的只占43．1％，实施过不止一次的占41．5％，实施过很多次犯罪的占15．4％，总计有二次以上犯罪经历的未成年犯达到56．9％。与20世纪90年代初期进行的一项较具可比性的同类调查[2]相比，当前未成年犯罪人中多次犯罪的比例明显增多。特别是，有高达9．8％的未成年犯回答是在7—13岁年龄段第一次实施犯罪。这些在“前刑事责任年冷阶段”就出现劣迹的未成年累犯、惯犯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未成年犯罪人中具有多次犯罪经历者明显增多，这一趋势的严重影响在于：多次实施犯罪不仅意味着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能造成更大的社会危害，而且犯罪经历本身在不断强化未成年犯犯罪心理的同时，使其可以掌握更多的与其生理年龄不相称的犯罪经验，从而使其人身危险性大大增强。
（二）犯罪认知度提高、作案的预谋性增强
通常认为，未成年人犯罪常常由冲动所致。在冲动性犯罪行为产生的过程中，少年对行为是否会触犯法律，会造成什么后果等缺乏预见和考虑，侵犯行为多是在意识水平低或未被意识的状态下实施的。[3]但本次调查所揭示的事实却并非如此。
第一，未成年人在实施犯罪之前对其行为性质和结果的认知程度是较高的。其中，41．9％的未成年犯在作案前均能够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实施的是犯罪行为，37．7％的人虽然缺乏明确的刑事违法性认识，但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严重后果或不利结果。从严格的犯罪构成角度看，有高达79．6％的未成年犯罪人属于典型的故意犯罪。真正对行为的危害性质和危害结果缺乏正确认识的未成年犯只占16．6％。这说明当前未成年人犯罪大都属于“明知故犯”，而真正因一时冲动在意识水平很低或无意识状态下实施犯罪的比例很少。尤其是调查显示还有13．6％的未成年犯，明知自己是在实施犯罪行为，但对危害结果持无所谓的冷漠态度，甚至已经明确认识到了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犯罪可以逃脱制裁，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之大已经十分明显。
其二，与犯罪的认知度提高现象相对应，未成年人犯罪的预谋性也在增强。作为倾向性认识，人们一般更乐于认为未成年期是人生从幼稚期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而生理发育快、心理状态不稳定、辨别是非能力差、自我控制能力弱以及容易冲动，是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由此，一旦遇到某种偶然事件的诱导和激发等情况，往往缺乏思考，不顾后果，造成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悲剧。[4]这样，未成年人犯罪似乎谈不上有预谋性问题。但犯罪事实却与这种概念化的认识形成了较大反差。调查显示，虽然未成年犯中临时起意实施犯罪的确实占多数，达到60．8％，但也有接近40％的未成年犯在作案之前是有所准备的，更有10．6％的未成年人在犯罪前有详细的作案计划。未成年人犯罪预谋性增强的趋势，不仅意味着未成年人犯罪得逞的几率提高，给社会造成的事实危害增大，而且也意味着未成年人实施犯罪后逃避和对抗侦查打击的现实可能性得以提升，因而可能逐渐成为累犯、惯犯或更严重犯罪的后备军。
（三）犯罪的暴力化倾向进一步加强
现阶段未成年人犯罪的暴力化倾向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当实施犯罪过程中遭遇到被害人的反抗时，总计有77．6％的未成年犯倾向于选择对被害人实施暴力攻击。其中，23．4％选择如能制服被害人就以暴力制服，否则就放弃犯罪；48．1％选择直接对被害人实施暴力，直至被害人停止反抗；更有6．1％选择干掉被害人，杀人灭口，而只有22．4％在此种情形下选择放弃犯罪，逃离现场。有高达54．2％的未成年犯罪人倾向于通过施暴将犯罪进行到底，这不仅仅说明了未成年人犯罪的暴力色彩浓厚，而且更表明了其犯罪方式还具有较明显的暴虐性。
第二，暴力犯罪已成为最主要的犯罪类型。传统上，以盗窃为主的财产犯罪一直是未成年人犯罪的最主要类型，并且小偷小摸、打架斗殴、寻衅滋事等似乎是未成年人最常见的犯罪类型。但本次调查颠覆了人们对未成年人基本犯罪类型的认识。调查显示，居前六位的犯罪类型依次是：抢劫犯罪，占58．8％；故意伤害犯罪，占13％；盗窃犯罪占8．8％；强奸犯罪占8．2％；抢夺与故意杀人犯罪各占3．5％和3．4％。其中，抢劫、故意伤害、强奸和故意杀人四类暴力犯罪，合计占到未成年人全部犯罪的83．4％，暴力犯罪无疑已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最主要类型。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未成年人犯罪结构从过去主要集中于财产犯罪转为以暴力犯罪为主的这种整体性变化，又主要是由于抢劫犯罪比例的持续大幅上升和盗窃犯罪比例的大幅度下降。事实上，未成年人抢劫犯罪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出现显著增长，也是近二十年来未成年人犯罪中增长最快的犯罪类型。本次调查则进一步揭示了这一趋势，表明以抢劫为首的暴力犯罪已经稳居我国目前未成年人犯罪的主体位置。
现阶段未成年人犯罪以暴力犯罪为主和运用暴力手段应对被害人反抗的行为倾向性，其刑事政策意义在于：其一，这意味着未成年人犯罪因更多地指向了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而在犯罪性质和客观危害上已趋于严重化；其二，表明现阶段未成年犯罪人在道德情感上的冷漠与对社会最基本行为规范的漠视。其三，基于同样的道理，调查统计也表明了未成年人在实施犯罪过程主动克服障碍的意识和能力增强。而后两者，正是衡量犯罪人身危险性大小的核心因素。
（四）结伙犯罪的组织化程度明显提升
未成年人犯罪中结伙犯罪突出，既是基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功能性需要，也是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渴望在成年人社会之外寻求归属感和安全感这一普遍社会心理需求的自然反映。但是，长期以来在这方面形成的模式化认识是：未成年人结伙犯罪都是临时纠合的松散群体，谈不上行为的组织性因而危害有限。但本次调查发现，虽然遇事一哄而上、事后各奔东西的临时纠合型犯罪依然是未成年人共同犯罪的主要形式，但当前未成年人结伙犯罪组织化程度提高的趋势已经显现。这正是现阶段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增大的集中表现。
一方面，在未成年结伙犯罪者中，有42．7％的人（包括多选者）报告在犯罪团伙中有明确的支配者。而有明确的支配者存在，就意味着团伙中客观存在组织与被组织和指挥与被指挥的关系。同时，从本次调查所获悉的未成年人犯罪团伙的人数看，87．9％的团伙在三人以上。其中，又以4至6人的中型团伙为最多，所占比例为46．2％，更有5％的团伙属于10至15人的大型犯罪团伙，而20人以上至30人的超大型团伙，也有1．2％的比例。团伙规模趋于扩大本身也说明了团伙成员之间的非平衡关系和支配性人物对团伙凝聚力的客观影响的存在。
另一方面，更具有直接说服力的是，从处于支配地位人员的身份看，一些未成年人犯罪团伙成员中的核心成员已经能够以其反社会性的号召力，对其他团伙成员发挥着类似于成年人有组织犯罪中的组织者、领导者和指挥者的作用。调查发现，在少年团伙中支配频率最高的是两类人：一是“胆子大、下手狠”的人；二是“经验多、主意多、进过公安局”的人，而年龄要素已经不再是在未成年人团伙犯罪中获得支配权的关键因素。核心成员的身份决定了一些未成年人犯罪团伙在功能上已经能够通过对团伙成员进行必要的分工与协作来提升其犯罪能量，在性质上也已不再是临时纠合性的，而是具有一定稳定性的少年犯罪组织。对此，先前的相关研究也有所揭示。如2005年针对北京市未成年犯的一项调查表明：当前已出现一些由未成年人组成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其组织严密，内有帮规，成为未来黑社会骨干的预备班。[5]
三、对未成年人犯罪也应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综上所述，现阶段未成年人犯罪所呈现出的社会危害性趋重与人身危险性增大的趋势，对我国有关未成年人犯罪的实践对策和理论研究提出了挑战。
长期以来，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奉行的是“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指导思想，主张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时要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犯罪不同于成年人犯罪的特点，慎用刑罚，即使必须适用刑罚，也应当充分考虑是否有利于未成年罪犯的教育和矫正。2004年以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成为刑事法治领域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我国在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时代背景下提出的一项重要的刑事政策。该政策的实质，是对刑事犯罪区别对待，既要有力地打击和震慑犯罪，维护法制的严肃性，又要尽可能减少社会对抗，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6]因此，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研究和应用中，突出宽缓刑事政策在制度构建和司法处遇中的作用，成为当前刑事法领域的主流声音。由于我国一直对未成年人犯罪秉承“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政策思想，加之近来宽缓刑事政策的强势影响，因此我们看到，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务中，几乎是一边倒地主张运用宽缓刑事政策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从宽处理。如有观点强调，应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指导，尽可能借助犯罪中具体的酌定量刑情节，实现未成年人犯罪的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重刑化；[7]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施的具体刑事政策是“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这一政策体现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宽”的一面。[8]言下之意，似乎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只讲宽缓的一面就可以了，而不必像对待成年人犯罪那样注重宽与严两方面的有机统一和相互协调。
我们认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适用于所有犯罪类型的基本刑事政策。虽然这一刑事政策在应用于不同犯罪类型和犯罪人时，在宽严两方面可以有所侧重，但注意保持宽与严之间的协调和相互补益，以此最大限度地发挥刑罚的综合效益，则是这一政策的实质和核心所在。
具体到未成年人犯罪，应当侧重于宽严相济政策的宽缓方面，或者说应当以适用宽缓刑事政策为基调，这既符合未成年人犯罪所特有的生理和心理规律，也是刑法人道主义的必然要求。但与此同时应当正视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无论在客观社会危害还是人身危险性程度上，当前的未成年人犯罪已不再是人们想象中的“小儿科”犯罪。客观的犯罪态势要求我们以比对待成年人犯罪更加严肃和更加积极的态度看待现阶段未成年人犯罪的严峻性，并着力采取科学合理的预防和矫治措施，切实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并及时消除未成年犯的反社会倾向。就当前而言，强调在未成年人犯罪中全面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首先，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既要坚持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区别对待的原则，给予尽可能多的未成年犯罪人在正常环境下改正和健康成长的机会。[9]但同时也要防止对未成年犯罪人只讲从宽而不讲从严的认识偏差，纠正凡涉及未成年人犯罪，就忌讳或不敢合理地从严的错误做法。对那些社会危害严重、主观恶性大的未成年犯罪人，对那些常习性的未成年惯犯、累犯，尤其是少年帮伙中的核心成员和骨干分子，理应在法治原则范围内予以必要的严惩。这既是刑罚防卫社会公共利益的现实需要，也是发挥对未成年犯罪人进行强制挽救与保护性矫正功能、防止其在犯罪泥潭中越陷越深直至走向不归之路的客观需要。
其次，对严重的未成年人犯罪适用严厉刑事政策，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应有之义。“宽严相济，最为重要的还是在于‘济’。”[10]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来说，贯彻宽与严两方面的“相济”，主要体现的是“宽”中也应有合理的“严”，也就是在整体上以适用宽缓刑事政策为基调时，要注意特别情况下严厉刑事政策的正确适用。同时，对一般观念上应当从轻处理的未成年人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只有当有事实证明犯罪人的主观恶性的确较小、犯罪情节的确比较轻微时，才能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宽”的一面现实地适用到他们身上，而不应进行模式化的从宽处理。如果事实证明犯罪者主观恶性大、犯罪情节严重，在处理案件时就应当在法定限度内体现出应有的“严”的政策要求。
再次，对未成年人犯罪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还应注意切实体现“该宽者应更宽、该严者应更严”的策略思想。“宽”与“严”作为反犯罪活动的两种用力方向相反的策略和措施，从其发挥犯罪控制功能的客观需要角度看，虽然包含着刑事手段的运用要遵循“该宽则宽、该严则严”的法治原则要求，但其着力强调的则是“该宽者应更宽、该严者应更严”策略思想。因为，如果只是四平八稳地强调“该宽则宽、该严则严”，这只是罪刑均衡原则的应有之义，只能满足在常态环境下应对常态犯罪情形的需要，而真正需要讲究犯罪控制艺术和提升犯罪控制效果的，则是处理属于“宽”与“严”两极化的非常态犯罪情形。因此，如果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宽”与“严”主要解读为“该宽则宽、该严则严”，则这一政策本身很大程度上就失去了借助于刑罚方法反犯罪活动的策略意境，其指导运用刑罚方法抗制犯罪的策略价值和有效性也会因此大打折扣，政治决策者所赋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通过有效调节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活动来帮助促进社会和谐因素的政治目标就难以充分实现。
当然，对未成年人犯罪中某些严重的情形采取“该严者应更严”的处理，是与其他情节一般的未成年人犯罪相比而言的，而不是以成年人犯罪为参照在其基础上从重处罚。具体来说，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严厉刑事政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实施严重犯罪的未成年人，在处罚的从宽幅度上应从严把握，一般宜掌握在从轻处罚的幅度内，在无其他从宽情节的情况下，慎用减轻处罚。在未成年人具有法定从重处罚情节的情况下，也可以对严重犯罪的未成年人不从轻处罚。[11]
2．对属于应当适用严厉刑事政策的未成年人犯罪，在具有一个以上的法定从重情节（如奸淫幼女且系累犯）时，不仅可以对未成年犯罪人不从轻处罚，也可以考虑在法定刑幅度内从重处罚。
3．如果行为人除具有一个以上的法定从重情节外，还有若干酌定从重情节（如奸淫幼女并系累犯，同时犯罪手段极端野蛮且犯罪后拒不悔改），可以在法定刑幅度内顶格判处刑罚。相应地，在未成年人能否判处无期徒刑这个问题上，笔者持肯定态度。[12]
【注释】
[1]为完成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研究”，2008年10月到2009年3月，课题组选取北京、湖北、贵州三地的未成年犯管教所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本次调查采用等距抽样法，在三地未成年犯管教所随机抽取30％的男性在押人员作为问卷发放对象。实际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问卷983份，其中有效问卷966份，有效回收率为96．6％。以下所用数据除另注释外均为本次调查的原始数据。
[2]1991年8月至1992年2月，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在北京、上海、河北、江苏、湖北、广东、四川、陕西八省市开展了一次问卷调查。调查对象包括1064名未成年人、875名18岁至未满25岁的成年人。其中选择有两次以上违法犯罪经历的为577人，占29．1％。参见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课题组：《关于八省市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调查报告》，载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编：《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年鉴（2001年第2卷）》，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380—382页。
[3]参见罗大华、刘邦惠主编：《犯罪心理学新编》，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第172页。
[4]参见公安部办公厅研究室编撰：《当代中国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
[5]席小华、金花：《北京市未成年人犯罪实证研究》，载《法学杂志》2005年第5期。
[6]王东阳：《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施的外部保障》，载《法学杂志》2009年第3期。
[7]高铭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酌定量刑情节的适用》，载《法学杂志》2007年第1期。
[8]马克昌：《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定位》，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4期。
[9]例如，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我们就倾向于在一般情形下不将其作为转化型抢劫犯罪的主体。具体参见李希慧、徐克华：《论转化型抢劫罪的主体——以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为视角》，载《法学杂志》2009年第6期。
[10]王同庆、王春立：《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载《法学杂志》2008年第5期。
[11]参见孙国祥：《保护与惩罚：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之选择》，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当前经济犯罪的特点及对策篇8
关键词：流动人口犯罪；刑事打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防控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5-0146-03
一、中原经济区建设背景下的流动人口犯罪对策研究的必要性
2011年国庆前夕，国务院正式出台了《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将加快中原经济区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要实现工业化、城镇化，要实现全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板块等，要实现河南省省委省政府提出的“三化协调”，无疑会伴随着大量的人口流动。从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经验来看，人口的流动无疑会带来犯罪的增加，在某一区域会引发一定的社会治安问题。在将中原经济区建设作为河南省的工作重点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建设中原经济区，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的社会治安状况会如何保持一如既往的稳定？这就促使我们研究如何防控流动人口犯罪。
二、流动人口犯罪的防控对策
笔者认为对于流动人犯罪的防控应该从“打”和“防”两个方面着手。
（一）“打”——打击
1.刑罚的不可避免性、刑罚的及时性以及刑罚的适当性
犯罪是严重危害社会，触犯刑事法律的行为，无论是刑事古典学派还是刑事人类学派与刑事社会学派都注重对犯罪的打击。对犯罪的打击要做到刑罚的不可避免性、刑罚的及时性以及刑罚的适当性。伟大导师列宁曾经说过刑罚的防范作用，绝不在于刑罚的残酷，而在于有罪必究；重要的不是对犯罪行为处以重刑，而是要把每一桩罪行都揭发出来。本文说的打击即是有罪必罚意义上的打击。从流动人口犯罪高发的原因上来看，有些人实施犯罪的原因在于心存侥幸，以为不会被公安机关发现，从犯罪控制角度来说必须要打消行为人的这种念头，以期避免其实施犯罪。
著名刑法学家贝卡里亚在其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中指出：“犯罪与刑罚之间的时间间隔得越短，在人们心中，犯罪与刑罚这两个概念的联系就越突出、越持续，因而，人们就很自然地把犯罪看作起因，把刑罚看作不可缺少的必然结果。”这句话说明了刑法的及时性，也符合心理学上的近因效应。
再者刑罚的适用要适当，即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只有罪责刑相适应，才能使犯罪分子本人真正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违法以及所受的惩罚，使其认罪伏法，这样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预防其再次犯罪。否则，犯罪人对自己所受刑罚不理解反而可能使其走上社会的对立面。同时罪刑不适应也不利于法律的宣传与指引作用的发挥。刑罚过重使得一般人认为法律只是国家报复个人的一种工具，刑罚过轻又会使得法律的权威性大打折扣，会使一般人认为法律的适用不平等。
2.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适用
在对流动人口犯罪进行打击的同时，要注意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适用，这一点和上面的要求并不冲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目前刑事司法领域最为重要的一个政策，它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含义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轻微犯罪、偶犯、初犯、未成年犯适用宽缓的处理方式进行处理，另一方面是对各种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危害社会治安、恐怖主义犯罪、暴力性犯罪等严重的犯罪从重处理。简单地说就是“轻轻重重”。但是根据学者的研究，司法实践中由于监管配套等措施的不到位，对于流动人口犯罪采用非刑罚化和适用非监禁刑的比例远低于本地人犯罪，即对于流动人口犯罪“严”多“宽”少[1]。这种处理方式无疑是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相违背的，司法部门需要对此及时做出调整。
目前对流动人口犯罪的研究中有一点大家是有共识的：即流动人口犯罪中多存在“冲突型”、“自救型”犯罪，流动人口实施的侵财犯罪有时是在特殊的需要维持生存与生活背景下进行的，这种情况的存在，就更需要在司法实践中贯彻与协调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从流动人口犯罪的原因上来讲，其犯罪固然有其自身的原因，但不可否认现行的某些制度设计与运行存在缺陷，是导致流动人口犯罪的不可回避的原因。这就需要司法者在适用法律时注意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宽”的一面，对于轻微犯罪、偶犯、初犯、未成年犯尽量适用宽缓的刑罚，多考虑一些他们犯罪的社会原因。同时刑法本身的一些规定也为司法人员适用宽缓的刑罚提供了依据。如《刑法》第61条、第63条第2款的规定。
当然对于流动人口犯罪不仅有宽缓的一面，对于其中的严重的暴力性犯罪，手段残忍、情节恶劣、多次违法犯罪、人身危险性和主观恶性大的人员在量刑时必须做到严。这也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应有之义。
（二）“防”——预防
从犯罪学上来说，犯罪控制包括事前控制、事中控制和事后控制。前文论及的打击犯罪主要侧重于事后控制。而此处的论述主要侧重于事前控制，正所谓防患于未然。而且事前的防控才是防控流动人口犯罪的重点，同时也是防控流动人口犯罪的难点。流动人口犯罪的原因既有其自身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因此关于流动人口犯罪的防控主要从两个方面来着手。
1.针对流动人口本身原因所导致的犯罪的防控
根据学界对流动人口犯罪原因的研究，属于流动人口自身的原因主要有：流动人口自身的受教育程度低下、心理承受能力较差[2]，因而导致流动人口谋生能力弱，经济收入不高[3]，流动人口的法制意识淡薄，具有强烈的心理[4]，心理失衡[5]等。对此，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防控工作。
第一，切实提高公民的受教育水平。
根据河南省2011年统计年鉴，截至2010年年底，河南省文盲和半文盲（12周岁以上）399.2万人。截至2011年年底，河南省15至19周岁的人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43.0%，20至24周岁的人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57.2%，25至29周岁的人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65%，30至34周岁的人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55.6%，35至39周岁的人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74.1%，40至44周岁的人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78.7%，45至49周岁的人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80.6%，50至54周岁的人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79.8%。虽然这个数据是河南省的总数据，并没有分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但是不可否认城市居民的受教育水平高于农村和城镇，而且流动人口中绝大多数是来自于农村和城镇的。据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队日前的统计，河南省外出农民工的教育文化程度普遍较低，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35.1%。15到54周岁是流动人口中的主体，但是受教育的程度的确不高，需要各级政府部门进一步提高公民的受教育水平，争取实现高中阶段的义务教育。
第二，增强流动人员劳动技能和就业途径。
很多流动人员进入城市目的很明确就是挣钱，但是由于其基本劳动技能的缺乏，导致其不易就业或者只能从事一些劳动收入比较低的行业，当他们美好的希望遇到残酷的现实时，有些人不是选择提高自己的劳动技能、自身素质，反而将责任归咎于社会与国家，从而铤而走险走上犯罪的道路。据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队日前的统计，河南接受过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仅占20.3%，拥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工很少。对此，笔者认为可以从两方面解决。一是各地、各级政府要注重对公民的劳动技能培训，其实现在很多地方已经在做这件事情，但是关键是要把这件事做实、做好。培训的项目是流动人员所需要的，是他们能够接受的，是能够迅速转化为他们挣钱的途径的项目。二是建立健全劳务市场，政府应当担此重任。在流动人口和当地企业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做中介，为双方提供信息，保证就业信息的真实可靠性。
第三，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及心理疏导。
针对流动人口法制观念淡薄以及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的特点，各地要经常将一些流动人口犯罪的案例以板报宣传栏等形式予以展示，特别是要用一些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这类法制宣传；同时有针对性地开展与流动人员合法权益救济有关的法律法规知识的宣讲，以提高流动人员的法制观念，同时也使他们合法权益受侵犯时选择正确的维权途径而不至于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如河南省新郑市新华路办事处在流动人口密集地洧水路菜市场制作了“流动人口宣传长廊”。笔者认为这就是一种很好的法制宣传方式。
要加强流动人口的心理的疏导。当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在追求期望中的目标遇到障碍时，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挫败感，产生心理失衡，从而在心理失衡状态下实施一些报复社会的行为。针对此，一是要对流动人口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引导他们对城市生活有正确认识，完成从农村到城市的角色转变，这一责任不仅在于各级政府，各用工单位也应负起这一责任。二是对城市居民的教育与宣传，使他们知道流动人口是城市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使他们了解流动人口生活的不易与艰辛，使他们尊重流动人口。那种将农民工赶下公共汽车，农民工挨其一下就大骂的行为绝不可取。三是政府部门可以设立专门的机构听取流动人口的困惑、了解他们的意见，了解他们关注的事项，倾听他们的不满，并努力解决他们反映的问题。同时也可以进行心理健康方面的宣传。
2.针对社会原因造成流动人口犯罪的防控
第一，切实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及信息掌控。
流动人口涉及流出地和流入地两个地方，对流动人口的管理理应有两个地方有关部门的身影，他们要进行信息的沟通与共享。但目前流出地和流入地的沟通欠缺，双方管理脱节，流动人口的管理处于一种互不相通的局面，这也是流动人口犯罪侥幸心理存在的一个原因。对于流出地来说要有基本的登记，而主要工作在于流入地，流入地要做好登记管理与服务工作，而不仅仅是停留在登记收取管理费的层面上。在流动人口的管理上要坚持“以房管人、以业管人、以证管人”的思路，深入开展实有人口信息入户调查采集，彻底查清实有人口底数，做到“实有人口全采集、实有房屋全登记、实有单位全列管、高危人群全掌控”，实现由静态管理向动态管理的转变[1]。
近年来随着公安信息化建设的开展和情报信息引导侦查理念的树立，公安机关越来越重视信息在打防犯罪过程中的作用，对流动人口犯罪来说，信息的收集、研判是打防此类犯罪的关键步骤。河南省在2006年7月成立河南省流动人口综合信息服务网，由河南省公安厅负责具体维护管理。但很可惜该网站上有的栏目下没有内容，大部分内容停留在2008年。这本是一个很好的管理服务平台，从中可以了解流动人口的思想动态，从而确定管理服务的重点，确定宣传的重点。2007年我省推广《河南省流动人口综合信息管理服务系统》，该系统由“社会系统”、“公安系统”、“服务网站”三个分系统组成，下设流动人口、暂住人口等11个子系统。可实现各省辖市与省级数据库之间的关联互通，公安机关与有关部门以及公安机关内部信息共享；实现流动人口信息与在逃人员信息、高危人群信息、常住人口信息的自动比对、自动预警和流动人口信息统计及分析。这样的管理系统如果三个管理子系统都能落到实处，做到信息登记准确、及时，最起码可以实现我省范围内流动人口的管理信息方面的需求。
第二，加强对重点区域、重要时间的监控。
从现有的实证研究来看，从地点上看，流动人口犯罪主要发生在人员流动量大、出租屋林立、治安管理薄弱的城乡接合部以及旅馆、洗浴中心、餐饮等行业和地方；从时间上看，流动人口犯罪主要发生在春节前返乡和节后返城以及“大秋”前返乡，而且具体的时间主要选择在凌晨和晚上。统计还发现进城次数越多，犯罪比例越低；进城时间越短，犯罪比例越高并且对犯罪时间的选择更注重犯罪目标达成的机会[4]。针对这一特点，公安机关必须加强对出租房屋房主、特种行业及娱乐场所业主等的管理，特别是对出租屋房主、特种行业及娱乐场所业主及用工单位业主的登记、报告义务履行情况的监督。
除此管理职责之外，政府应当大力改善流动人口的居住环境。根据犯罪学上的“破窗理论”，一个或两个无序的社会现象不会轻易引起犯罪，但当无序的行为、现象一旦持续存在时，就会传递出管理控制削弱的信息，就有可能吸引具有潜在犯罪动机的人前来此地，而居民的正义感、责任感会丧失，这种无序就会增量发展。一旦遇到合适的犯罪目标，犯罪就会滋生、蔓延[7]。这就要求政府切实改善流动人口的居住环境，郑州市近几年一直在进行城中村改造，对于流动人口的居住环境的改善有一定作用。在环境改善的同时，应当大力发展社区警务，使社区民警真正下社区，同时发挥治安联防队的作用，以民警和联防队员的可见行促使潜在的犯罪人打消犯罪念头。
每年的春节前后和秋收前后是流动人口犯罪的高发期。针对此种情形，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集中进行法律宣传，使有罪必究的观念深入人心；二是加大巡逻守望力度，压缩可能实施犯罪的环境与机会；三是有关部门在重大节日前做好流动人口报酬的领取工作，避免自救型犯罪的发生；四是做好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保障工作；五是重视各类监控设施作用的发挥。
第三，强化对流动人口合法权益的保障。
流动人口社会地位较低、维权能力较弱，由此导致侵犯流动人口合法权益的事件频频发生。流动人口合法权益受侵犯后，又由于其法制观念淡薄，不少人选择了自力救济——采用违法犯罪的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也符合犯罪学上的“挫折——攻击理论”。选择自力救济的方式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选择的公力救济方式行不通，起不到效果。据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队的调查数据，多数农民工受用人单位和自身素质影响，没有签订任何劳动合同，所占比例高达61.3%。工人们没有工资发放的凭据，使得工人在讨要工资时处于极度不利的状况，自制力弱的工人就会铤而走险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或者走上自伤自残的道路以引起政府或社会大众的关注使自己的问题得以解决。对流动人口合法权益的保障必须形成制度，而不能仅靠每年年终司法机关介入的集中讨要。相反，这种司法机关介入的集中讨要正反映了制度上存在的不足以及人治在中国社会中的重大影响。现在，有的劳动行政部门要求用人单位存放一定的工资基金以防备欠薪的发生就是很好的举措。同时，司法部门也要敢于制度创新，在劳动纠纷，特别是工资纠纷上实行举证责任倒置或者推定。
当然，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不限于工资报酬的取得，应有的社会保障也应属于其中。在社会保障上，首先要做到不漏人，每一个流动人口不管是在流入地还是流出地都应当参加社会保障。特别是在流入地用工单位必须按照法律的规定对工人进行最低限度的保障与保险。其次，对于不按照要求对工人投保的，必须予以惩罚。可以设置一种资格准入制度，如果用人单位拖欠工人工资或者不按规定办理社会保险的，一律取消进入该行业的资格。再次，要实现社会保障一盘棋，各地，最起码河南省内要联网，实现社会保障的共享，中原经济区建设本身就需要各个地方的融合与协调。
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曾言：“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从根本上来说，流动人口犯罪的防控在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需要全社会各个层面的联动，而不仅仅是这里简单提出的打防结合。
参考文献：
[1]康均心，杨新红.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刑事政策调适——以流动人口犯罪为研究视角[J].法学论坛，2010，（1）：101.
[2]杨金丹.城市流动人口犯罪问题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2011.
[3]刘展鹏.城市流动人口犯罪成因及预防对策[J].中共银川市委党校学报，2011，（8）：81.
[4]刘启刚.流动人口犯罪：理论阐释与防控机制[J].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6）：81.
[5]张阳，刘德法.流动人口犯罪：现状、原因与防控对策[J].中州学刊，2012，（1）：78.
[6]黄义.流动人口犯罪对策研究[J].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11，（3）：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