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制造的概念范文

时间:2023-10-26 11:34:09

智能制造的概念

智能制造的概念篇1

智慧城市是什么

智慧城市由英文‘Smart city’翻译而来。2008年,IBM公司提出了“智慧地球”的概念。2010年,IBM提出智慧城市(smart city)的概念,认为智慧地球应以智慧城市为区域基础逐渐发展而来。随后,智慧城市的概念传入中国。

在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童腾飞看来,智慧城市的概念在传入到中国后,地方政府及企业都结合了中国特色对这一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与诠释。因此,中国所提出的智慧城市与IBM提出的‘Smart city’并不能简单的等同,而可以认为是一个相对更为复杂与庞大的概念。网络上关于智慧城市的定义很多,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概念是:“智慧城市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知识社会创新环境下的城市形态,智慧城市通过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及维基、社交网络、Fab Lab、Living Lab、综合集成法等工具和方法的应用,实现全面透彻的感知、宽带泛在的互联、智能融合的应用以及以用户创新、开放创新、大众创新、协同创新为特征的可持续创新。伴随网络帝国的崛起、移动技术的融合发展以及创新的民主化进程,知识社会环境下的智慧城市是继数字城市之后信息化城市发展的高级形态。”

按照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德仁教授的观点,智慧城市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来表达,即“智慧城市=数字城市+物联网+云计算”。首都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龚承亮认为,数字城市是信息化的一个初级阶段,其为城市管理提供了有效的系统服务,也让市民的生活更加便捷;智慧城市是信息化较为高级的阶段,但其建设需要按部就班的来,而之前十余年的数字城市的建设可以认为在信息基础设施、消费理念、政府管理能力等方面为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此,“从技术角度来解读智慧城市,李德仁教授的公式是正确的。”但是对于智慧城市来说,其涵盖的范围更广,仅仅数字城市与物联网、云计算的技术加在一起,不能等同于其整体概念。智慧城市包含了更多城市生态环境、市民生活、产业生产等方面内容,注重的是整个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政府管理的更加便利与市民生活的便捷与幸福。

童腾飞认为,虽然不同人、不同角度看待智慧城市会有不同的定义,但其所叙述的本质是相同的,即“从技术层面,智慧城市建设是技术系统的智能化响应与判断,是信息化城市的一个较高层次的发展;从社会意义来讲,其目的是为了让城市主体运行更加高效、方便,让市民生活更加幸福。”

智慧城市建设需要什么

智慧城市的建设之所以这么热,与我国众多区域面临城市化过程中资源紧缺与人口众多的管理问题、智慧城市建设可带动地方政府经济发展以及相关企业的利益诉求有密切关系。然而,智慧城市的建设需要完整的规划、合理的引导与很多标准的制定,并不是提出概念投入资金建设就能做成。2000年左右,“数字城市”的概念开始在中国热炒,许多地方政府纷纷宣布投入资金打造数字城市。不到十年时间,随着电信运营商与政府合作的“无线城市”概念的推出,很多地方政府又开始宣布打造无线城市,此时数字城市的建设在很多城市有何成果仍不得而知。面对“智慧城市”概念的汹涌来袭,地方政府与企业都需要理性思考,避免盲目过热建设可能带来的投资与产品浪费。

童腾飞认为,智慧城市的建设应该以服务城市管理与市民生活为目标,做好顶层设计,在建设时有相应标准的细分,有合理运营模式,同时还应有一个产业与企业对接的平台来合理促进智慧城市相关企业。“顶层设计是首要的问题,政府应该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并对相应的产业、企业进行合理引导,才能避免建设过程中出现盲目投资与浪费问题。物联网传感器、接入手段及电子信息的标准化也是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国家层面与北京市都在与产业联盟进行协商,以期逐步推进标准化的制定。标准的制定也需要一个过程,目前只能依托城市管理需要与百姓需求程度来对不同标准的制定排先后次序。对于智慧城市的投资是一个无从估算的大数目,而且其建设将是一个缓慢推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应有合理的运营模式,从政府管理与企业投入利益平衡的角度,通过政府与企业、民众的供需对接来促进企业投资,而不应该仅靠政府资金来推动建设。”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创新中心总经理于跃认为,智慧城市的建设需要一个很长的周期,其推进会有很长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需要结合各地不同的特色有相应的差异。但是政府与企业共同协商的顶层设计是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在于跃看来,顶层设计需要有四个标准,即“高、新、远、全”。“高”即意味着政府需要站在高处,通盘考虑智慧城市的建设中需要什么,应该做什么;“新”即顶层设计不能脱离开新技术与新形势,要结合当前实际情况考虑与开展;“远”即顶层设计的规划应该以发展的眼光来考虑,要知道五年、十年之后需要什么标准与成果;“全”即顶层设计需要对整体产业、城市建设与管理、市民生活等各方面全面思考。在顶层设计逐渐完善之后,政府应与企业共同协商标准的制定以及相应工程中资金、技术业务等的落实模式。与此同时,于跃还认为智慧城市不仅仅是政府的事,社会公众也可以受益。“比如家庭中的电器控制。如果进行传统布线,不仅浪费材料,施工麻烦,而且价格贵,是资源与民众财富的双重浪费;如果进行无线化管理,不仅布置轻松,节省空间和资源,而且还更加经济。但是如果民众不了解无线控制家电的概念,相应的建设就无从谈起了。”

政府对智慧城市建设的顶层设计是当前建设的首要重点,这成为政府与企业层面的共识。龚承亮认为,标准是顶层设计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标准的制定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与技术、工程设计、管理的成熟度息息相关,在实践中会通过试点项目来总结出标准,指导后续的工程建设工作。政府当前还应注重对产业链的打造与概念的推广。智慧城市的建设是一个周期长、风险大的项目,而公司投资进行建设、政府花钱购买业务的模式在龚承亮看来是一种多赢的局面——公司进行长线投入,逐步回收利润;政府不必一次投资过大,可以相对快速实现管理的信息化与现代化;而市民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实际的益处。以此模式为基础,逐渐实现不同专业的分工,并进行产业链的打造,将有效推进智慧城市的建设。“对于智慧城市的概念及其应用还需要进行推广,管理者、建设者与使用者都应该有相应的认知,知道其未来成效与益处。民众的消费与生活意识提升上去,可以更好促进政府与企业建设智慧城市的热情”龚承亮说道。

北京的标杆作用

无论是数字城市、无线城市还是智慧城市的建设,依托于北京良好的经济态势与完善的政策引导,北京市目前所取得的成果都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龚承亮认为,北京市应该利用这些优势,为其他省市树立一个“榜样”的作用。同时,其他省市智慧城市的建设也不应该是某一地方的“缩减版”,而应该根据地区实际的经济情况与地方特色进行合理发展。

北京十余年来的数字城市建设已有相应的成果,北京市政府管理工作与市民生活的便利程度都得到了极大提升。诸如政府管理所用的“电子政府”系统,住房公积金系统、社保卡系统,市区内的电子社区,以及“首都之窗”门户和公共服务平台,都是使政府与市民得到实惠的应用。

在网络与无线城市建设方面,北京城区已经实现六大区域的免费wifi接入,无线上网非常容易。预计2012年年底,全市范围内将实现20M宽带全覆盖,新增光纤到户覆盖家庭超过100万户,新增光纤宽带接入家庭80万户,10M及以上宽带接入产品渗透率超过25%。

由于数字城市与无线城市相对完善的建设,北京市在智慧城市的建设上有非常良好的基础。北京市政府层面非常注重对产业的引导与政策的制定。为了实现“智慧北京”规划目标,政府出台的《智慧北京行动纲要》提出了8大行动计划,包括了城市智能运行、市民数字生活、企业网络运营和政府整合服务4项智慧应用行动计划以及信息基础设施提升、智慧共用平台建设、产业与应用对接、创新发展环境 4项智慧支撑行动计划。北京市计划通过实施8大行动计划,组织市内各级政府和社会的资源,共同推进应用、产业、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智慧提升,实现从“数字北京”向“智慧北京”的跃升。一些相应的建设标准、管理条例、相关法律与评估标准也正在商讨、制定之中。北京市关于智慧城市已有很多实际应用,如药品监管,农作物生长环境数据采集与可视化数据监控,轨道交通安全视频监控平台,地区动态停车信息等等。

在中国,智慧城市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概念,其建设过程可包括前期信息基础与物理端口设施制造、中期数据处理设施建设和后期的服务平台建设,建设过程涉及到电信设备制造企业、物联网企业、数据分析企业、电信运营商等等,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将对地方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拉动作用。与此同时,智慧城市的建设还涉及到城市管理、城市环保状况、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市民的生活便捷程度、满意程度等各个方面。

智能制造的概念篇2

客观地讲,海格智慧客车的核心内容是G-BOS系统,一种先进的车队管理系统。海格客车过去一直在中国客车行业低调地扮演一个追随者的角色,它提出智慧客车的概念并积极地推广G-BOS系统,确实在中国客车行业扛起了一面大旗,它对提高中国客车制造商在客运行业的技术引导力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车队管理系统在国际上的应用实践,以及中国客运企业采用G-BOS系统的效果表明:通过先进的科学技术来改进车队运营所产生的效益,不仅给客车运营商带来安全和经济方面的效益,也为客车制造商的产品创造了较高的社会价值。所以,概括来讲,车队管理系统(或G-BOS系统)是客车运营商和制造商共同利益的结晶。

现代车队管理系统己经将车载记录与通讯设备、全球定位系统与互联网在线管理界面结合在一起,自动收集行车数据并依据营运管理经验设定的模式进行分析,并通过门户网站以简单易懂的形式(如红、黄、绿色信号)进行报告,驾驶员和管理人员随时都可以方便地看到哪些方面需要采取措施来提高运营效率。

当我们从运输行业的角度来分析,车队管理系统只是客车制造商为客车运营商提供的一项增值服务。对客车营运商来讲,如何使用一个车队管理系统来统筹管理多家客车制造商的车辆,必需要有一个共同的技术标准,这是目前中国客车行业发展和推广车队管理系统急需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各种利益关系人在推动车队管理系统的应用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不论客车制造商联盟或客车运营商联盟、部件供应商联盟、行业协会或运输管理当局,大多是基于技术进步所产生的安全、经济与环保效益,倡导和推广车队管理系统的应用。

智慧客车的概念使人们联想到智能交通系统(智慧运输系统)与先进公共交通系统,智慧地球与智慧运输等术语。准确地讲,车队管理系统只是智慧客车概念中的一个要素。

现代车队管理系统的智慧化进程,首先是运营商利用电脑管理企业所发展形成的管理信息系统(MIS);其次是在汽车上利用电脑管理发动机和其它装置所形成的电子控制单元(ECU),以及在多个ECU之间传递信息采用多路复用通信网络技术,将整车的ECU形成一个网络系统(CAN总线);再利用信息与通信技术而形成车队管理系统(FMS)。

智能制造的概念篇3

提到2015年中国汽车行业热词,互联网+、智能汽车、互联网汽车、自动驾驶……延续了去年的高人气一直占据着各大媒体头条。如果说2014年汽车的智能化还停留在各大企业的规划中,那么2015年则是部分企业从概念走向样车落地的第一年。同时,除了大众耳熟能详的以BAT为首的互联网企业、各大传统汽车厂商,以蔚来、游侠为代表的新兴玩家的加入也推动了智能网联汽车热潮持续高涨。

政府:

政府对互联网+、智能汽车的支持和引导是智能网联汽车行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对于智能网联汽车(Intelligent Connected Vehicles,简称ICV),“中汽协”的定义是搭载先进的车载传感器、控制器、执行器等装置,并融合现代通信与网络技术,实现车与X(人、车、路、后台等)智能信息交换共享,具备复杂的环境感知、智能决策、协同控制和执行等功能,可实现安全、舒适、节能、高效行驶,并最终可替代人来操作的新一代汽车。

在2015年3月份两会期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 2015年5月,国务院正式《中国制造2025》规划,将智能网联汽车列为重点发展方向之一。

具体要求为:2020年,掌握智能辅助驾驶总体技术及各项关键技术,初步建立智能网联汽车自主研发体系及生产配套体系;2025年,掌握自动驾驶总体技术及各项关键技术,建立较完善的智能网联汽车自主研发体系、生产配套体系及产业群,基本完成汽车产业转型升级。

2015年12月,加利福尼亚州出台了针对完全自动无人驾驶汽车制定的法律条款,法律规定完全自动无人驾驶汽车最早可在2017年前上路行驶,脱离试验驾驶阶段。但是它要求上路时需具有驾驶资质的驾驶者,以及转向盘、油门踏板、制动踏板等传统机动车具备的基本操控装置,谷歌对此表示失望。

作为全球首个自动驾驶汽车的法律规定,这对于世界其他国家地区有借鉴意义,中国也不外如此。由于我国交通环境复杂,未来我国智能网联汽车的真正上路可能比国外面临更多风险。法律法规对行业具有引导和规范作用,中国在鼓励发展智能网联汽车的同时,不应忽略法律法规的建设。

整车厂:

相比较于互联网企业的高调行事,整车企业的研发团队则更为低调务实,虽然在IT技术、大数据等方面不如互联网企业专业,但是整车企业对车内局域网、各项电控技术、汽车产业链的掌控,尤其在汽车制造领域的经验是互联网企业所不具备的。

整体上来看,整车企业在选择和互联网企业合作的同时,也不忘加大自己的研发,两手准备。譬如上汽和阿里巴巴在2014年7月就签署了“互联网汽车”战略合作协议,并于2015年3月设立10亿元的“互联网汽车基金”。与此同时,上汽把智能驾驶作为企业的前瞻技术研究,并于今年4月份上海车展期间正式首发了上汽MG iGS智能驾驶汽车。该款车可借助移动互联网通讯技术和后端云平台,实现车车间、车路间的智能交通技术功能,具体来说,可包括自动巡航、自动跟车、车道保持、换道行驶、自主超车等智能行车功能。

奇瑞则于2015年2月份与易到用车、博泰合作,将于2016年推出一款共享的智能互联网电动汽车,奇瑞主要负责电动车的提供和制造。在自动驾驶方面,有报道称奇瑞与百度将有合作。而奇瑞本身也有自己的智能汽车研发团队。

与大学、研究院等科研机构的合作是整车企业的又一选择。譬如宇通自动驾驶客车的研发最初是与工程院院士李德毅研发团队合作。2015年8月份,由宇通公司研发的自动驾驶大客车完成了郑州到开封全开放城际道路的测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由国防科技大学自主研制的红旗HQ3自动驾驶汽车早在2013年就完成了从长沙到武汉286公里的高速全程无人驾驶试验。

我国自动驾驶汽车虽然研发较晚,但是不甘落后,国内科研机构,和上汽、一汽、奇瑞、比亚迪等传统整车厂,都展现了我国在自动驾驶领域自主研发的实力。

互联网企业:

科技圈一向是媒体的宠儿,尤其是在今年总理提出“互联网+”的概念之后更是引发媒体、风投的集体高潮。而正是由于互联网企业的加入,2015年的智能网联汽车行业才会如此的嘘头十足。从2015年年初的易到用车、博泰联手奇瑞到年尾的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上百度自动驾驶汽车的展出,2015年智能汽车好不热闹。

百度凭借着高精度地图和在人工智能方面的优势,一方面推出了车联网终端产品,另一方面也进行自动驾驶技术的研究,并于2015年12月份成立了自动驾驶事业部。2014年百度和宝马宣布联合开发可以在中国各种类型公路上行驶的自动驾驶汽车,此次合作于2015年实现,在2015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基于宝马打造的自动驾驶汽车正式展示。

作为互联网企业中头号营销专家的乐视在2014年宣布“SEE计划”后,2015年依旧动作不断。先是在4月份的上海车展期间展示了搭载乐视车联网系统的车内设计概念产品,8月份了超级汽车首款产品概念图,10月份在“无化反,不生态”的主题会上,进行了乐视EUI-Auto版阿斯顿・马丁首秀及生态专车。近期,乐视又表示在2016年1月份的美国拉斯维加斯CES消费电子展上进行超级汽车首秀,可谓是吊足观众的胃口。

与此同时,2014年宣布造车的博泰也于2015年先后推出Project N智能汽车概念车、I.P.D.A 擎感智能车脑。智能互联汽车行业的火热也吸引了新兴玩家的加入,蔚来汽车和游侠汽车则是其中代表,它们以“智能汽车+电动汽车”的组合来切入汽车行业。

如果说2015年是智能网联汽车从概念走向样车落地的第一年,那么2016年一直到今后的5~10年则是不少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包括易奇汽车、蔚来汽车、超级汽车等互联网汽车概念从喧闹到更加踏实研究适合未来相关法规,以开发更加安全智能的汽车。

智能制造的概念篇4

内容摘要:随着人类思维水平的提高,在社会财富创造中,知识主导已经演进到更高层次的智慧主导。知识是过去思维、经验的成果,可以进行复制、转载和学习,与此相对,智慧(比如灵感、创意)无法复制,是个人创新性思维的结晶和迸发。可以认为当今世界已经步入智慧经济时代,或者说,知识经济的后一个时代是智慧经济,它是智慧经济化和经济智慧化相统一的过程。基于此,本文认为有必要建立智慧经济学研究框架,以对当今经济形态进行科学解释,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步推进智慧经济化,在未来竞争中占据主导权,进而实现经济智慧化。

关键词:智慧经济 知识经济 解释 理论框架

知识与智慧的关联与区别

到目前为止,人类根据推动经济发展主导要素的演变,分别定义了农业、工业等经济形态。知识经济概念的提出,是从强调知识在经济社会所扮演的重要作用出发的。因此,各国在定义这种经济形态均使用英文词汇“Knowledge Economy”,我国在翻译该词汇也将其定义为“知识经济”。为明确知识与智慧的差别,本文先研究有关权威工具对知识与智慧的定义。

关于知识的定义。根据《辞海》的解释,“知识”是指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从本质上说,知识属于认识的范畴,其表现形式是人类全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成果的总和。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的解释,所谓知识,从其反映的内容而言,是客观事物的属性与联系的反映,是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的主观映象。从其反映活动形式而言,有时表现为主体对事物的感性知觉或表象,属于感性知识,有时表现为关于事物的概念或规律,属于理性知识。通过上述定义,可以推出,知识主要是人类以往经验或技能的积淀,包含前人的智慧,只要具备相同的前提条件,通过在相同条件下的运用,可以取得与以往一样正确效果的人类认识。

关于智慧的定义。在《辞海》中,智慧是指对事物能认识、辨析、判断处理和发明创造的能力。《新华字典》(2004)中智慧指对事物能迅速、灵活、正确地理解和解决的能力。通过上述定义可以知道,智慧强调的是一种能力,也可以说是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对知识进行创见性的加工,独辟蹊径,形成新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本身是一种全新的创造性思维形式,是知识基础上更高层次的深加工和再运用。它强调解决问题思维过程的创新性结晶,如火花、灵感、创意等。

从上述概念可以归结出知识与智慧的区别有以下几点:

知识是对以往人类经验和智慧的总结,而智慧是在以往知识更高层次的运用和加工。知识主要描述人类对以往实践的认识,这种认识是反映一定时期和一定条件下思想和情感的信息,而智慧是根据以前的知识,结合新的情况和环境,进行创造性的运用和思维,形成新的条件下被证明为正确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知识。

知识强调可以在相同条件下重复永续运用,而智慧强调短时间的创造性思维。知识是对以前认识的总结,在相同条件下可以永续运用,在时间上具有永存性,而智慧在某种程度上,是人类解决某些问题进行创造性思维中短时间内产生的,在时间上不具备永存性。

知识是智慧生产出来被记录的结果,而智慧强调知识创造的过程。智慧一旦被记录下来,就成为知识,可以与他人以同样的方式拥有和利用该知识,在空间上可以无限复制自己,而智慧很难复制。而智慧往往是思维对某一问题的创新性思维的过程,强调专有性,它因环境、对象而转移, 可能在此时此地被创造出来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在彼时彼地无法运用。

智慧经济学的提出

从上述智慧和知识概念上的区别,笔者认为知识经济概念不能全面描述人类智慧在创造社会财富中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运用知识经济概念概括当前经济发展形态不贴切,有必要建立新的经济学概念,即用智慧经济概念来概括当前经济形态更为准确和完整。

知识经济本质上是智慧迸发推动的结果。作为知识经济的主导产业,信息技术、知识产业其实都源于创新性思维、依赖于智慧的迸发。其一,知识经济强调技术创新,而这种技术创新本身是智慧创造的结晶。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更新周期缩短,对国家和企业来说,进行知识创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这个过程就是智慧的创造与涌现,是智慧创造速度、质量、数量的全面竞争和比赛。如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初,平均每年引进技术高达2207项,促进了国内经济迅速腾飞。由此可见,已有的技术也就是以前的知识是可以复制、重复运用。但后期日本模仿和复制过多,而本身技术创新能力较弱,创新能力不足,结果导致日本经济的竞争力不及美国。其二,知识经济强调产品创新,而产品创新是思维火花、创意等智慧迸发。知识经济强调产品个性化、特色化生产和设计,其本质上属于智慧的属性。一方面,知识可以复制,并运用同一标准进行生产。而智慧具有专有性,它针对特定的需要和特定的环境而被创造出来,环境变化就会导致失败。另一方面,满足个性化的需求,需要创新性的产品。有学者指出,标准化的产品永远是“旧”产品,容易被市场淘汰,而“个性化”的产品永远是“新”产品,新的产品往往需要创造,而创造更需要智慧。其三,知识经济强调生产管理方式创新,而这种管理创新往往是智慧的成果。科技产品的创新与运用,需要企业生产活动的组织与管理模式也随之发生根本变化,而这种模式的变革需要进行创新性思维,结合已有的管理科学知识、行为知识,在更高层次上进行再造,创造出更多的管理智慧。

智慧的大量创造、迸发已经逐渐替代知识、资本等要素成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目前,知识经济的重要产业――信息产业,在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已达到40%-60%左右。在当前信息产业竞争中,取胜的关键因素是“思维运行时间”而不是“机械运行时间”,也就说是“智慧的运行速度” 、“智慧的组合和创造”决定企业创造财富的速度和企业的命运。因此,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作用是大量技术的创新和运用,而大量技术的新发明就是智慧的发现、运用,将经济的快速发展归因于技术和知识的运用不全面,毕竟知识是过去认识的总结,如不进行再创新,也就是进行大量智慧劳动,就无法解释创造、技术的新发明大量涌现的根本原因。

智慧的重要表现方面“创意”在逐步改变和创造生活。创意本身是属于智慧的范畴,并非知识所能全部概括的。英国是全球最早提出和发展“创意产业”的国家。据其定义,“创意产业”是指那些从个人的创造力、技能和天分中,获取发展动力并通过对知识产权的开发,创造潜在财富和就业机会,以促进整体生活环境提升的产业。据统计,1997-2001年间英国以文化为主体的创意产业年增长率达到8%,是同期英国总体经济增长2.6%的3倍多,成为英国发展最快的产业。美国是全球文化创意产业最为发达的国家,从1996年开始,文化创意产品超过其他所有传统产业,成为美国最大宗的出口产品。到2002年,美国文化-创意产业产值达到5351亿美元,占GDP的比重达到5.24%。另据有关专家介绍,目前创意经济每天创造220亿美元的产值,并以5%的速度递增。这充分说明,以创意为代表的产业在推动经济发展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创意本身属于智慧的范畴,因此,智慧的创造、消费实际上已经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成为经济快速发展新的加速器。

智慧经济学研究的理论框架

作为一个新提出的概念,笔者借用知识经济概念的某些提法来定义智慧经济。他认为智慧经济是指建立在智慧的发现、创造、运用、消费基础上的经济,智慧通过各种途径渗透到生产力诸要素的各个方面,智慧资本在社会财富创造中越来越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智慧经济时代生产和消费的主要内容表现为智慧的生产和消费,它是智慧经济化和经济智慧化相统一的过程,是和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相对应的一个概念。

(一)智慧经济发展的动力

1.智慧经济内在驱动力。人是智慧经济时代的内在驱动力。在这个时代,人不断地实现智慧经济化,推动人类生产力不断改变。同时,创造智慧主体的人,在将智慧经济化的过程中,逐步将智慧内化到人类的生产生活中,改变人的思维活动和生活方式,推动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由以物质和服务等有形产品生产为主转变为以智慧生产、创造为主要内容的新的生产活动,从而实现经济智慧化。因此,人的“智慧”是智慧经济化发展的无穷动力,人是智慧经济时代的核心和目的,是智慧经济化和经济智慧化的直接创造者。

2.智慧经济外在推动力。智慧经济发展涉及智慧培养途径、环境、转化等方面,因此,可以将智慧经济外在推动力分为:教育力。教育是启迪、开发人的智慧的前提条件,而教育培养模式是否适应智慧经济时代的发展要求,是发展智慧经济的关键;环境力。营造鼓励智慧生产、创造文化,社会环境是推动智慧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制度力。在智慧经济时代,国与国核心竞争力表现在制度力的竞争,能否建立有利于智慧创造和开发的制度是发展智慧经济的重要基础;整合力。智慧经济时代要实现经济智慧化,必须整合智慧创造与创新各种综合力量,形成推动智慧的生产、交易、流通的统一链条;分配力。在以前历次经济形态中,人们没有对分配的重要性给予足够的重视,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分配力也是生产力。在智慧经济时代,智慧生产和创造出来,必须借助先进的分配模式,将智慧资本参与经济成果的分配,调动人们创造智慧的积极性,从而才能推动智慧向为智慧成果转化。

(二)智慧经济时代的产业分类

借鉴庄一召《关于智慧产业》对智慧的分类并根据其在智慧经济中的不同表现形式,可以把智慧经济时代的产业分为三类:创新性智慧产业、发现性智慧产业和规整性智慧产业。

创新性智慧产业。主要指从无到有地创造或发明新的东西。如策划、广告、软件、影视、艺术等都需要新的创新,可以归属于创新类智慧产业的范畴。

发现性智慧产业。主要指发现本来就存在,但随着时展、认识提高或科技进步、被新认知的东西。一些科学研究,如天文、物理、考古、地理学等可以归属于发现类智慧产业的范畴,另外,新闻由于涉及深加工也可以属于发现类智慧产业的范畴。

规整性智慧产业。主要指可以运用现有的规则如法律、法规、制度、政策、方针、方法等来调整、梳理、矫正、改变已经存在的东西。如司法、会计、教育、培训、出版等都属于规整类智慧产业的范畴。

(三)智慧经济的主要特征

在智慧经济时代,人的智慧引导着知识进化,知识的进化孕育着智慧的大发展。一般来说,智慧经济具有如下特点:

1.主要资本是智慧资本。与以前的农业、工业、知识等经济形态相比,在智慧经济时代,智慧取代劳动、资金、知识等要素成为创造社会财富的主要要素,相应的智慧资本成为社会的主要资本。智慧经济中,智慧资本是第一资源,谁拥有智慧资本,谁就是社会财富的主导者。智慧资本发挥作用主要通过品牌资源、概念创新、知识产权、创意发展、智慧的再创新和再消费进行。智慧经济时代,人是智慧的载体,因此智慧精英是智慧经济社会培养的主要目标。

2.消费对象主要是智慧的消费。智慧经济时代的消费,本质上就是消费智慧、运用智慧的新型消费模式,也就是消费智慧、观念、创意等精神财富的过程。

3.资源配置的主要对象是智慧的分配。在智慧经济中,智慧成为稀缺资源,智慧主要通过市场机制进行科学、合理、综合、集约的配置,而不像工业文明时代对土地、石油等短缺资源的配置。因此,在智慧经济时代,对智力资源(人才和智慧)的占有比工业经济中对稀缺自然资源(土地和石油)的占有显得更为重要。

4.主导产业主要是思维、观念等产业(第四产业)。联合国组织把现有知识经济自主产业分为:信息科学、生命科学、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科学、新材料科学、空间科学、海洋科学、有益于环境的高新技术和管理科学(软科学)技术。在智慧经济时代,主导产业不仅涵盖以往产业中的智慧创新,还涵盖了创意等产业、与智慧生产相关的服务业,以及思维产业、观念产业等(笔者称之为第四产业)全新的新型产业态。

5.竞争主要是培养智慧人才模式的竞争。智慧经济时代教育应该是启迪、开发智慧的教育,其重要环节是建立启迪智慧的教育模式。智慧经济时代要求培养、开发人的智慧,培养一个有智慧的人,让人掌握创造智慧、发现智慧、运用智慧的方法,让每个人的智慧尽可能发挥、展现。与此相适应,在智慧经济时代,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是智慧创造能力的竞争,更是培育智慧人才模式的竞争。谁在开发人才智慧的培养模式上占据先机,随就把握了竞争的主动权。

(四)发展智慧经济的思路

加强对智慧经济形态的研究。目前,国内有部分学者从不同侧面开展了智慧在经济学中的运用,以及经济生活中对智慧的研究,还没有正式形成智慧经济学理论研究框架。为此,需要国家从战略层面支持智慧经济学基础研究,重点研究智慧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对象、机理、内容、产业等问题,探讨智慧经济社会如何形成的过程、资源如何配置、如何形成主导产业等重大问题。特别要结合目前国内开展的“知识城”建设的实践,进行深入理论探讨,形成比较完善的智慧经济学研究体系。

建立有利于智慧经济发展的教育培养模式。目前我国高等院校的人才培养模式没有按照启迪、开发人的智慧的模式进行人才培养,这是造成我国高等教育落后于主要发达国家的重要原因。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教育侧重于启发人的思维,启迪人的智慧,而不是在知识拥有上超过我们,是在智慧创造能力上胜出,更主要的是在培育智慧的模式上领先于我们。因此,某种程度上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教育培养模式是符合智慧经济时展要求的,与此相适应,其经济形态已部分进入了智慧经济时代。而我国教育目前仍停留在知识学习、复制或部分创新阶段,还没有转入启迪人们智慧的教育模式阶段,不适用于智慧经济时代对人才培养模式的要求,与此相适应,我国经济总体形态上仍处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和部分智慧经济三种经济形态交织的混合时代。为此,必须对我国高等教育进行整体性的改革和创新。逐步建立高校办学公平竞争机制,如综合实力前20名部属高校开展公私合办试点,允许个人和企业通过冠名等形式资助高校办学,扩大办学自。

抢占智慧经济时代主导产业发展的先机。要按照“先智慧经济化、后经济智慧化”的原则,进一步营造鼓励推动智慧创造的良好环境,选择创意、思维、观念等产业,以及与智慧生产相关的服务业作为推动智慧经济化的先导产业,国家从财政、税收、规划、智慧产权保护等方面,全面支持这些产业的发展。尝试开展“智慧城”建设,建立智慧产业创新园区,健全孵化机制,培育未来在智慧经济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智慧产业,通过推动智慧经济化,进而最终实现经济智慧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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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头脑风暴”助推重庆“智慧经济”――院士献计重庆发展观点集萃[J].当代党员,2009(10)

3.夏征农.辞海[M].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

4.魏建功.新华字典(第10版).商务印书馆,2004

智能制造的概念篇5

双语或多语教育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少数民族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民族师范教育主要培养民―汉兼通型的双语教育人才。接受双语教育将成为各民族人民的普遍目标。而中国各民族呈大杂居,小聚居,聚居中有杂居、杂居中有聚居,各民族在日常生活的交往中,形成了我国复杂的双语(多语)教育现象。在民族学校系统中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双语教育是各少数民族群众的需求和愿望。是发展民族教育,提高民族教育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

一、语言和智力之间的关系分析

我们在处理语言和智力之间关系的时候存在观点如下,观点一:智力无非是通过语言能力来反映的。不断提高人类的智力,就是为语言发展做铺垫。观点二:语言能力发展结果是提升人类智力。我们利用生物进化的模式来分析,人类的语言能力发展发源于古老的人类,而智力发展过程是从近代人类逐步发展的。Lenneberg是神经语言的学家代表,他所提出的见解是:语言能力相对独立与生物发展无关。主要论据为:儿童在学习语言的时候他们的智力还不完善;语言能力的缺乏不一定意味着智力低下;不管其大脑体积大小,都具有习得语言的能力。语言发展和智力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儿童生长到5岁左右他们的语言系统基本完善,对于驾驭语言的能力需要在未来的成长中逐步发展,但是其智力的发展尚没有止境。如果说两者没有直接关系,这也是一种不太客观的说法。因而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见解,即智力与语言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关系,智力与语言之间相互制约着,但是智力与语言发展都与客观环境不可分割。

在四川、西藏、甘肃和青海等少数民族地区,根据少数民族大学生录取分低、基础差的实际,不断调整教学策略,为了适应藏区基础教育的需要,部分专业采用了藏、汉、英三种语言方式进行授课。

二、语言的概念理解与功能分析

传统的语言概念,在《汉语词典》《汉语大词典》《辞海》及语言学教材中均有概念的界定。Halliday认为语言功能分为以下七种:调节功能;工具功能;个人表达功能;交互作用功能;表现功能;想象功能;启发功能,但是在文章中我们重点对启发功能和想象功能进行分析。启发功能主要是能够发现周围环境变化,客观认识这个世界,提升求知欲望,开发智力。想象功能是和环境相联系让我们学会假装的一种功能,能够发展我们的创造力。

三、分析智力与创造力之间的有关概念

1.智力的概念

认知能力属于传统智力概念所要关注的重点,这样使智力局限在数量、语言、逻辑等认知方面,而缺少认知的过程[1]。不同学者对于智力方面的定义是不同的,有的学者对于认知能力进行强调,如Simeon和Binet认为智力能够正确的提升理解、判断、推理等方面的能力[2]。有的学者则强调适应环境的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如在1939年Wechsler提出了他所理解的智力概念,即智力是通过个人行动有目的进行合理思维,从而应对环境。Wechsler将智力概念分化为两个具体特点:首先将智力看作全面的或总的实体,而不是一个独立的、独特的特质;其次,将智力看作能力中的抽象推理,特别是将一般智力与总智力以及个别的智力的能力进行区别对待。吴天敏则把智力归为四个范畴:深入性、灵活性、广阔性、针对性。传统的智力概念存在一些问题以及缺陷,它不能预测准确的学业成绩与个人成就。由于传统的智力概念具有一定的缺陷,因此提出了新的智力概念,即多元智力,美国心理学家加德纳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传统智力相关测验提出了一些质疑,认为智力测验中只是对书本知识的学习能力的智力进行界定[3]。所以心理学家加德纳提出多元智力说,将智力分为7种智能:言语智能、身体运动的智能、逻辑――数学智能、人际交往的智能、音乐智能、认识自我的智能、空间智能。多元智力说将智力概念进行了扩展,明确了环境对智力的相关作用,发展过程中多元智力说偏向了认知的内容。因此我们认为智力属于一种“能力”并不是爱好和兴趣等其他非认知领域;并不是所有的认知能力都是智力,认知活动中最一般、最基本的能力才是智力。[4]《心理学大词典》中智力的定义如下:“智力主要是指认知方面的不同能力的综合,抽象思维能力是主要核心成分。”[5]《教育大词典》中智力的定义如下:“智力属于各种认识能力的总和,核心则是思维能力。”[6]

2.智力的基本心理能力

(1)言语能力(Verbal comprehension):理解并有效利用言语观念的能力,一般是通过词汇(包括同义词、反义词)测验和阅读理解技能测验所测得的能力。(2)词语流畅能力(Verbal fluency):迅速想起词汇的能力。一般是通过需要迅速产生词的测验所得到的能力。(3)数字能力(Number):进行加、减、乘、除基本运算能力。一般是通过数学文字题测验所测得的能力。(4)空间能力(Space visualization):同空间物体和空间关系有关的能力。一般是通过需要想象符号或集合模式的测试所测得的能力。这一能力主要由需要对符号或几何图形进行心理操作的测验来测量。例如,向个体呈现以某种角度旋转的几何图形的图片,然后呈现一系列和原先图形相同(旋转角度不同)的照片或者是原图形镜像的照片。要求个体判断每个项目是由目标还是由镜像旋转而成。(5)记忆能力(Memory):学习并保持信息的能力。一般是通过词或句子的即时回忆和配对联想所测得的能力。(6)推理能力(Reasoning):认识并利用抽象关系的能力、概括和归纳过去经验以解决问题的能力。一般是通过包括类比推理和系列完成测验所测得的能力。(7)知觉能力(Perceptual speed):迅速而准确地识别对象的能力。一般是通过需要迅速再认符号的测验所测得的能力。

3.创造力的相关概念

创造力主要是通过一定的目的与任务,从而产生社会或个人具有自己独特成分的相关能力品质,其核心和基础是创造性思维。目前,心理学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把创造力主要定性为:通过一定的目的与任务,运用已经知道的信息,来开展能动的思维活动,从而产生出独特新颖的具有一定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智力与能力品质。

4.创造力的成分

智力(智力是创造力的最重要成分);知识;思维风格;人格特征(五种品质与其有关系:对模糊的容忍力,坚持性,开放性,渴望成长,冒险性);动机;环境。

四、智力与创造力的关系

创造力与一般能力有一定关系,以往心理学家们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多采用统计方法分析智力与创造力的关系,通常以智力测验中的智商分数表示智力水平,以创造能力测验分数表示创造力水平,求两者相关程度,以推知其关系。吉尔福特综合以往的研究成果,总结出创造力与智力的关系。智力与创造力之间有正相关的趋势,智商高创造力相关程度低,智商在130以上者,创造能力有的高有的低,这说明智商高者其创造能力未必都高,创造力高者必须具有中等水平以上的能力。智力是创造力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创造力是一种较特殊的智力品质,是智力发展的结果。

五、影响智力发展的因素

人类的高级机能是通过智力体现出来的,因此比较依赖于神经及内分泌系统。生理机能是否成熟成为智力能否得到发展的必然因素,但绝对不是决定条件。环境因素决定了能否实施的可能性,虽然遗传的制约因素较大,但亦需要习得经验。社会环境因素涉及的方面比较多如:生活、教育、学习及语言等,这些方面能够直接影响智力的发展。首先,在生活方面,人从出生开始逐步被社会化,而在社会中生活需要智力的发展;其次,在教育方面,当强调经验因素能够促进思维发展的过程时,实际上已证明了教育因素的中要性。因为教育的系统化能够让学生与外界更好地接触并从中获取需要的经验,也是通过这一点,智力的发展受到了教育因素的影响;最后,在语言方面,动作内化于表象和思想方面中,语言起到了一定的主导作用,儿童的思维发展过程中[7]。

六、结论

智能制造的概念篇6

蒋志培(注2)

知识产权的概念与范围

知识产权的称谓来源于18世纪的德国(注3),将一切来自知识活动的权利概括为知识产权的主要是著名比利时法学家皮卡弟,这一学说被广泛传播,得到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承认(注4)。对我国来说,知识产权是个外来语,是对英文INTELLECTUALPROPERTY的一种翻译。对知识产权的概念或定义和其特点,我国学术界各种观点和争论颇多(注5)。有的学者主张从知识产权的范围了解该概念(注6),有的学者认为应当用概括式给知识产权下定义(注7),还有的学者建议在民法学研究中建立大于知识产权范围的无形财产权体系(注8)。

从国际上看,对规范知识产权领域立法、执法和一般民事行为影响重大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本身并未给知识产权下概括性的定义,它们只是规定列举了知识产权应当包括的范围和权利种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编著的《知识产权法教程》则从知识产权保护客体的角度提出:知识产权是同情报有关的财产,这种情报能够同时包含在全世界任何地方无限数量复制件的有形物体中。这种财产并不是指这些复制件,而是指这些复制件中所包含的情报(注9)。但该教程无须经过条约成员的签字和投票,也因而不具有法律的拘束力。

对于条约和法律来说,在一般情况下只要规定了权利的具体范围和如何调整此种权利关系、保护此种权利的实现,也就完成了任务。而此种任务的完成,并不意味着排除了应当在理论上在深入对其认识的基础上给予其合适的理论概括,包括赋予其准确的概念。

由于国际上有专门制定和操作知识产权国际条约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国际组织,国际知识产权制度、谈判和各种理论观点对我国影响颇深。以至于学者评价我国的知识产权事业的几次"热"与"冷"根源均来自国际双边谈判和国际公法领域(注10)。又由于现代知识产权制度进入我国是近20年的事,我国虽然在知识产权理论教学研究的巨大成绩(注11),但应当承认我国现代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和理论是正在建立和发展中,不能说成熟和完善,这不但因为我国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起步晚,还由于全球科技、经济的飞速发展,知识产权保护客体范围和内容的不断扩大和深化,不断给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和理论研究提出崭新的课题。而知识产权的概念是有关知识产权立法活动、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基础,是一个必须明确的问题(注12)。因此,知识产权不但仍旧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和迫切需要深化研究的领域,我们对知识产权概念的研究十分必要,而且随着对它及其他问题的研究将不断澄清知识产权领域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并指导知识产权立法、司法和行政执法实践,使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和理论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起来。

概括地说,我国知识产权学术界对知识产权的定义主要有三种观点:

其一,范围说或列举说。知识产权概念的范围说或列举式说,源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第2条(8)款,又被对世界经贸影响力更大世界贸易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简称TRIPS)的第一部分第一条所重复。上述两个国际公约对知识产权划定的范围,是当今世界各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通例,"迄今为止,多数国家的法理专著、法律,乃至国际条约,都是从划定范围出发,来明确知识产权这个概念,或给知识产权下定议的"(注13)。

按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第2条(8)款规定的知识产权定义,知识产权包括下列权利:1、与文学、艺术及科学作品有关的权利,即版权或著作权。2、与表演艺术家的表演活动、与录音制品及广播有关的权利,即邻接权。3、与人类创造性活动的一切领域的发明有关的权利,即专利权(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和非专利发明的权利)。4、与科学发现有关的权利。5、与工业品外观设计有关的权利。6、与商品商标、服务商标、商号及其他商业标记有关的权利。7、与防止不正当竞争有关的权利。8、一切其他来自工业、科学及文学艺术领域的智力创作活动所产生的权利(注14)。TRIPS协议第一部分第1条2规定本协议知识产权是指本协议第二部分第1至7节中所包括所有权利,即1、版权与邻接权;2、商标权;3、地理标志权;4、工业品外观设计权;5、专利权、6、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7、未披露过的信息权。(注15)根据上述国际公约给知识产权下的定义,知识产权是指发明、发现、作品、商标、商号、反不正当竞争等一切智力创作活动所产生的权利,"这是各国真正专家们多年讨论的结果"。(注16)

其二,概括说。我国不少学者采用以概括式的方法对知识产权进行定义。如高等学校法学统编教材《知识产权法教程》所下定义为:"知识产权指的是人们可以就其智力创造的成果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又如《知识产权法详论》(注17)对知识产权的定义是指知识产权所有人对其从事智力活动而创造的智力成果依法享有的权利;再如《知识产权侵害赔偿》中使用的知识产权概念,是指智力成果的创造人依法享有的对其智力成果的权利和工商业活动中商业标记所有人对其商业标记的权利的总称,包括工业产权和著作权(注18)。

其三,无形财产体系说。近几年来,有的学者认为以知识产权名义统领下的各项权利,并非都是来自知识领域,亦非都是基于智力成果而产生,知识产权的"知识"一词似乎是名不符实(注19)。因此该学者建议,参照无形资产的类别,在民法学研究中建立一个大于知识产权范围的无形财产权体系,以包容一切基于非物质形态(包括知识经验形态、商业信誉形态、经营资格形态)所产生的权利。该无形财产权包括创造性成果权、经营性标记权和经营性资信权等3类权利(注20)。

所谓概念(CONCEPT)的含义,是指在头脑里所形成的反映对象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注21);对某事物内在、潜在和优先的看法、总体的观念(IDEAUNDERLYINGSOMETHING,JENERALNOTION)(注22)。所谓定义,是指对于一种事物的本质特征或一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所作的简要说明(注23);对词语等确切含义的表述(STATINGTHEEXACTMEANING(OFWORDS,ETC.))(注24)。可见确切的概念、准确的定义,无论中外,始终是人们追求深入认识某一事物、准确把握该事物本质属性的明确表述。这种表述不但存在,而且在人类认识世界的长河中必须作出,并且能够作得越来越完美。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人们对某一事物内在本质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螺旋式上升,不断反复无穷尽的过程;每一步认识的深化即使存在偏差或错误,都是向真理跨进了一步。对知识产权概念和对该领域中其他理论问题的研究范围也要遵循这种世界观。

所谓范围说与概括说分别从被研究对象的一翼入手、深入,范围说着重在知识产权含概的范围上,让人们对知识产权都包括什麽权利一目了然;概括说不满足于对知识产权范围中权利"帐单"的列举,试图把握和概括知识产权的本质,但有时又太牵强附会。无形财产体系说看到了人们对知识产权概念认识的不满足,力图作出新的概括,解决人们的认识中、认识与实践中存在的矛盾,意义重大。但以无形财产体系的新的概括代替已经约定俗成的知识产权,不但在国内理论界和实践部门存在理解问题,而且在与国际交往中也会使国际同行产生某种程度的沟通困惑,还不如就说大家都懂的"INTELLECTUALPROPERRIGHT"(知识产权)来得痛快。

如果进一步深入分析上述关于知识产权概念的三种主张,发现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虽有侧重点的不同,但很难就说它们那一种主张就是片面的。那麽,能否在无形财产体系说的认识理论基础上,汲取范围说与概括说的有益侧重点,再提出对知识产权的一种新的定义,或者对以上叙述的定义进行更深入、新的理解呢?这是可能的。

在英美法系中,知识产权被解释为受到专利、版权和商标法等法律保护,与设想、设计、音乐创作、艺术成果和文学作品有关的权利。每个法都赋予作者、艺术家、设计人等权利人以商业利用其成果的权利,都创设了一类无形财产(注25)。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美术、技术和组织等的智慧产品是人类最有价值的财产(注26)。知识产权的"知识"可能成为自命不凡、炫耀的概念,但它获得了最通行的传播;知识产权的"产权"确立了一个涉及鼓励、促进人类创造性的法律角色的主要政策(注27)。知识产权法是关于保护、促进人类创造性而排除违法限制其成果传播的法律,它涉及人类智慧创造的全部:文学、可视艺术、音乐、戏剧、有用信息的编辑、计算机程序、生物工程、电子工程、技术、化学、产品设计、新植物种类、半导体布图设计、人类识别特征和贸易识别符号等(注28)。

在大陆法系中,除德国最早出现知识产权的概念外,承袭了德国民法大部分内容的日本,在范围上及用语上均有与德国相近的地方(注29)。法国民法典虽然没有规定知识产权的概念,但它却是法国各种知识产权法的产生的依据,它还使知识产权与有形财产权在转让等处置方面,以及在诉讼程序上进一步得到统一(注30)。1992年法国颁布了《知识产权法典》,成为了大陆法系的一个突出典型。先受德国后受日本民事立法影响较大的我国台湾知识产权学者认为,知识产权(英文INTELLECTUALPROPERTY,简称IP,或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简称IPR,我国台湾称为智慧财产权)指法律赋予财产权保护的心智创作品,有别于动产或不动产,一般认为是无体财产权。但是只有少数情形能享有法律上财产权的保护。法律上所保护者,由各国依照自己的国情及文明发展,予以界定(注31)。知识产权用语内涵随着时代与使用者而有不同。依照早期的欧陆用法,它针对著作物,很少用来指商标。时出今日,此用语已获得国际承认,出现在多项国际协定,包括范围较观广,而且日益扩大的趋势(注32)。可以看出,两大法系以至整个世界的知识产权界都是从本质属性和明确的范围两个方面界定知识产权和其概念。我们还能看到,虽然技术发明、商品、文学艺术作品等知识产权所依存的实体自古就有,但知识产权则只是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在法律中作为一种财产权出现(注33),并且其涵盖的范围不断扩大。

因此,我们在分析当今各类被通称为知识产权法保护范围的基础上,应当首先着力把握被知识产权所保护众多对象的本质,既注意保护对象的整体本质,又要注意每一类保护对象与它对象的本质差别;然后(或同时)掌握其整体和每类所保护的确切范围,并将其本质和范围两者结合起来,以从整体上把握和理解知识产权及其概念。

笔者曾遇到这样的案例:作者的一部普通书稿被印刷厂不慎丢失,作者以印刷厂侵犯其知识产权(著作权)向法院提讼,法院一审、终审判决被告侵犯了原告的知识产权(著作权),判决该作品视为发表,被告赔偿原告稿酬和精神损失共几十万元。此案原告要求保护的和受诉法院判决予以保护的,是不是知识产权(著作权)?还有一个案件,某书画社委托某金属制品厂制作合金纪念币800套,双方经公证订立合同并履行,该书画社在经抽样验收接受全部纪念币后,公证现场销毁了制作纪念币的全部模具。事后两年余,书画社以接到消费者退货发现部分纪念币英文字"WORLD"少了字母R为由,向法院该金属制品厂歪曲篡改其设计作品、侵犯知识产权(著作权),要求赔偿损失。受诉法院判决该金属制品厂构成侵权赔偿书画社经济损失几百万元。第三个案例是某勘探大队与某乡镇企业之间发生的纠纷。该勘探队于70年代对某县石膏矿床进行了地质勘探,完成《某石膏矿地质勘探报告》和《补充地质勘探报告》。1991年6月钟某、陈某承包开采石膏矿,使用了地质勘探队的地质资料。双方因钟某等拒付地质资料使用费引起纠纷,某地质勘探队向法院要求保护其知识产权。一审法院判决经审理认为原告不享有权利,驳回某地质勘探队的诉讼请求。后经最高人民法院上诉审予以改判。最高法院认为,地质勘探队经勘探取得的地质资料,受我国矿产资源法和有关法规的保护,依法属于有偿使用范围。地质勘探队依法对该资料享有使用权和转让权。某石膏矿及陈某等未经许可使用该资料,并拒付合理使用费构成侵权,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最高法院根据该石膏矿床的地堪投入及其重置成本、勘探风险、行业利润,被告使用资料开采矿床的规模、范围、获利情况等综合考虑,终审判决石膏矿及钟某、陈某等向地质勘探队支付人民币209万元使用费,各被告间承担连带责任。

上述3个案例当事人争讼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原告向法院提起保护的权利是不是知识产权,他们享有什麽性质的权利?在此,权利人和审判案件的法官所遇到的不仅仅是在知识产权法列举的权利范围内"对号入坐"的问题,而的确有一个如何从本质上把握知识产权的属性、深刻认识知识产权本质的问题,不该将不是知识产权的认定为知识产权,也不该将本属知识产权范围应当保护的却不作为知识产权保护。从范围上来说,前两个案件都是以知识产权范围中的著作权予以保护,表面上是在知识产权范围内;后一个案件地堪资料还有属于"智慧财产"的使用权和转让权吗?这些都属于对知识产权概念本质把握的问题。我们有理由认为,深刻认识知识产权的本质,把握知识产权的内在属性,以及各类知识产权属性的区别,与掌握知识产权法律规定的保护范围,是同等重要的两个方面,在知识产权的立法或最高审判机关行使司法解释权的过程中,把握国际条约对知识产权内在属性的规定性,比展示和列举其保护范围要重要得多。尤其在像我国知识产权现代保护机制起步不长、国民知识产权观念不强,知识产权法制又屡受干扰的情形下,从本质上把握、从范围上界定较全面、深入地开展对知识产权等概念的研究,是十分有意义的。

因此,笔者认为,在对知识产权本身和有关概念的研究中,应当注意:知识产权本身与知识产权的客体是不同的,知识产权的客体与其客体依存的载体也相互区别。在把握知识产权的概念和其特点时不应将它们相混淆。

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是一种"信息"(注34),此种信息依附于一定的载体之上。不断被复制的这些载体,在市场上价值的体现主要在于其所蕴含的信息。此种信息主要来源于人类的智力创造性劳动,信息的属性是人类智力创造的一种知识财产和相关的精神权益。而知识产权则正是此种知识财产和精神财富在法律上的体现,知识财产和相关精神权益是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正像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阿帕德·鲍格胥博士在WIPO日内瓦总部大楼大厅圆顶的题词所说的,"人类的聪明才智是一切艺术成果和发明成果的源泉。这些成果是人们美好生活的保证。国家的职责就是要保证坚持不懈的保护艺术和发明。"

在民法中,对独立于民事主体的客体保护制度渊远流长,从罗马法的客体制度到充分发展的大陆法系客体制度(注35),以及英美法系的财产制度(注36),其保护逐步扩大到知识财产的范围。法国法学家将财产分为动产、不动产和知识财产(注37)。在英国法理论中,知识产权属于"诉讼上"的财产。还有一些西方学者也将其称为无形财产权(注38)。我国学者对知识产权保护客体则用过智力成果、无体财产、无形财产、知识产权、知识产品(注39)和智慧财产等。这些观点都各有提出的理由和客观依据,但又常常使人并不满足。在我国,到底如何概括知识产权的客体最为得当,也最能反映国际知识产权的发展潮流呢?

笔者赞成这样的观点,智力成果的概念偏重于客体的精神属性,而知识产权则主要为一种财产权,英文INTELLECTUALPROPERTY我们译为"知识产权",但其含义仅为财产,并不能得出全部知识产权都具有"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双重属性,有学者曾透彻地分析过此问题(注40)。

无体财产、无形财产的表述,强调了知识产权的"无形性",主张无形性是知识产权第一和最重要的特点,且该特点把它们同一切有形财产及人们就有形财产享有的权利区分开来(注41)。但是权利作为主体凭借法律实现某种利益所可实施行为的界限与范围,概为无外在实体之主观拟制。在此意义上,从罗马法学家的近代民法学家将具有一定财产内容的权利视为无体物。将知识产权的客体与知识产权的本体都概括为无体物,显然易造成法律概念上的混乱(注42)。民法上的无体物已有约定俗成的说法,是为法律所拟制的权利(注43)。这也就是说,无体财产除知识产权外还有先于知识产权而归结到"无体"之中的其他民事权利,如物权设定或债权转让的标的。

知识产权虽然是国际公认的知识财产的概念,但将权利自身又作为自身权利的保护对象,就象毫无意义的同意反复不可采取,不利于准确地把握知识产权所保护的客体。

知识产品概念的提出确实是令人兴奋的另辟蹊境,它表现了客体的非物质性,也突出了其为人类创造的兼具商品和财产特点产物的属性。但是知识产品与知识财产两个概念相较,知识产权的范围和拥有其的主体范围更广泛,就象用英文INTELLECTUALPROPERTY来描述,比用INTELLECTUALPRODUCTS更为普遍、更易为人们所接受一样。此外知识产品的表述还易使人们对其与知识产权物质载体相混淆。

考虑到知识产权中保护的精神权益内容,其与知识财产相关的精神权益也应当作为知识产权的客体。然而,涉及民事主体的精神权益不都与知识产权有关,因此,只有与知识财产相关的精神权益才能作为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所以,笔者认为将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概括为知识财产和其相关的精神权益最为适当。

当今世界的发达国家,无一不是在人类智力创造和知识财产聚集历史地、社会地发展阶段不断充盈、扩展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从而使人类创造的知识财产和相关精神财富或权益得以保护。知识产权此种属性经一、二百年的发展通过一系列国际公约、条约的签订已经成为共识。但是国际公约并不能取代各国的国内立法,更不能代替各国知识产权的执法和理论研究。在国际知识产权领域达成的共识的基础上,各国根据不同具体情况立法与执法,以及不断发展的理论研究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在各国政府和知识产权法律界的肩上。因此,根据知识产权国际公约和国内知识产权法界定的保护范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智力创造的知识财产及相关精神权益是知识产权所保护的客体,知识产权是知识财产和相关精神权益的法律体现,是国家法律赋予智力创造主体并保障其创造的知识财产和相关权益不受侵犯的一种专有民事权利。它是一种绝对权或对世权,任何人都有不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义务。一旦侵害了他人知识产权,就违反了某一民事主体应当承担的法定义务,就要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我们从问题的整体和实质方面区分和界定了知识产权的客体和知识产权的概念后,还应当以国际条约和国际公约、内国知识产权法规定的知识财产和相关精神权益的范围和表现形式为标准,既把握权利的实质又掌握各类知识产权领域具体情况和表现形式,把握权利的法定范围,及不断发展处于发展、变动状态的国际条约、内国法和知识产权界约定俗成的知识产权的范围。在通常情况下,国际条约、公约是通过国内立法在内国发生法律拘束力的。因此,前述范围的确定应当以本国知识产权法为标准和依据。

国内知识产权界对知识产权所具备的特征有不同的表述。通说将知识产权的特性概括为无形、专有、地域、时间和可复制性(注44)。也有的学者将知识产权的特征概括为权利双重、法定、专有、地域和时间性(注45)。还有学者概括为保护对象的创造性、客体的支配权利性、地域性和公共利益限制性(注46)。论述知识产权的特性,应当定义为知识产权本身的特征,即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与其他民事权利相比较而具有的特征。不能将权利客体的特征与权利本身的特征相比较,这会产生概念的混淆和逻辑的混乱(注47)。另外也应当注意知识产权中的各类组成部分如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技术秘密等都各有属性的区别,有的特征某一类知识产权具有或最为突出,而在其他类知识产权则不具有或不很突出。这也决定对知识产权整体特征的概括。从上述三种具有代表性的主张分析,专有、地域和时间性基本上无争议。法定性,有的学者称为依法确认性(注48)。法定性是揭示知识产权的产生或取得一般为法律的直接确认,依法确认的形式为先由权利人向主管机关申请,然后由主管机关负责审查(注49)。经审查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即由主管机关通过核准、授予或者登记等方式,赋予某一项知识财产、智力成果以受国家法律保护的知识产权(注50)。所以将法定性作为知识产权的特征,专家们争议也不是很大。权利的双重性在著作权领域表现得十分突出,且在掌握著作权概念时必须把握著作权权利双重性的特点,否则就不能掌握著作权的实质和根本。但在其他众多的知识产权家族中,并没有人身权利的性质,通常表现为单一的权利属性(注51)。所以就权利的双重性作为知识产权的整体特征,似有牵强(注52)。作为知识产权客体的知识财产和相关精神权益具有无形性的特点,但认为无形性是知识产权本身的特征就引起了逻辑上的混乱,不是所谓该项权利的无形性,而在于其权利客体即知识财产的非物质性特征(注53)。然而,鉴于知识产权客体无形确系知识财产有别于其他财产的独特特点,也可以将其客体的非物质性作为知识产权的特征之一。但是那种特征不能涵概各类知识产权情形不仅有"权利双重性"问题,还有商业秘密就不具有时间性、发现权不具有独占性等等。

因此,笔者认为,知识产权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其权利客体的非物质性与可复制性,法定性、独占性、地域性和时间性。其中前两项为知识产权利客体与其他民事权利客体的差异而成为知识产权的特征;后四种为知识产权本身的特征。

我们在前文已经论述过,知识产权的客体为知识财产和其相关精神权益。这一客体与其他民事权利客体如有形财产相比较,最为显著的特征是非物质性和可复制性。在人类的生产活动中,既生产出具有外在形体的物质产品,又生产出不占有空间没有外在形体的非物质产品。知识财产和其相关精神权益就是人类以智力劳动创造出的非物质产品,虽然知识财产和精神权益有依存的物质载体,但该载体不同于知识财产和相关精神权益。只有掌握知识财产和精神权益的非物质性,才能更好地深刻理解和准确掌握知识产权的内涵和外延,才能更好保护知识产权。知识产权保护客体的可复制性,是指知识财产和相关精神权益虽"无形"但一般可以复制,如果不可复制就不能成为知识产权的客体。作者的思想、作品如果不复制在有形载体上如纸张、磁带等,就不成为著作权保护的对象;如果专利权保护的技术方案不能被复制在专利产品上,并能被不断地复制,就不能受到知识产权的保护。Trips规定受保护的商业秘密应当具有可复制性,否则其就不能在商业领域中被利用,就不具有任何市场商业价值。知识财产的可复制性,区别了其与一般科学原理等理论的界限。

知识产权法定、独占、地域和时间性的四个本身的特征,其中法定性主要体现在知识产权的产生上,知识产权不但一般的是被国家法律赋予的一种权利,而且其主要权利的产生是具体的经过法律程序而被国家法律所认可的。独占性或称专有性,是知识产权存在形式的特征,它总是作为权利人的一项排他权利而存在的,如果不具有了权利人的独占地位,权利人也就失去了权利。知识产权的独占性,不同于其他民事权利的排他性,如在有形财产中,法律不限制人们对相同房产享有所有权,但对一所房产不能同时转让给多个受让人。而在知识产权中,对一项技术享有的专利权可以排斥任何使用该项技术的人,甚至它是另行独立开发的此项技术。各类知识产权的独占性并不是都呈现出相同的表现形式。如商业秘密的独占性,并不能排斥他人通过合法手段取得的相同的商业秘密。但以此否认商业秘密的独占性,也缺乏说服力。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和时间性,是为知识产权划定了时空范围:地域性总是在一定国家的领域内或不同地区的法域内,众多知识产权国际条约等的订立,使地域性有时会变得模糊,但地域性的特征不但是知识产权最"古老"的特征(注54),也是其最基础的特征之一(注55);时间性主要指知识产权的权利的有效期,其产生的更深刻的根源是对权利的一种限制,技术和知识都要得到广泛地传播,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过了法定的时间此种财富就回归于社会或君主,符合科技和知识发展传播的规律和频率,促进人类智慧劳动的成果不断产生。

知识产权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知识产权制度发源于欧洲,专利法最先问世,英国1623年的《垄断法规》(TheStatuteofMonopolies)是近代专利保护制度的起点(注56)。继英国之后,美国于1790年、法国于1791年、荷兰于1817年、德国于1877年、日本于1885年先后颁布了本国的专利法。虽然1618年的英国首先处理了商标侵权纠纷,但最早的商标成文法应当被认为是法国1809年的《备案商标保护法令》(注57)。1875年法国又颁布了确立全面注册商标护制度的商标权法。以后,英国于1862年、美国于1870年、德国于1874年先后颁布了注册商标法。世界上第一部成文的版权法当推英国于1710年颁布的《保护已印刷成册之图书法》(注58),被称为《安娜女王法》。法国在18世纪末颁布了《表演权法》和《作者权法》,使与出版印刷更为密切相联的的专有权逐步成为对作者专有权的保护(注59)。以后的大陆法系国家,也都沿用法国作者权法的概念和思路(注60)。日本在1875年和1887年先后颁布了两个《版权条例》,于1898年颁布过《版权法》。1899年日本参加了《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当年在过去版权立法的基础上颁布了《著作权法》(注61)。反不正当竞争的概念来源于19世纪50年代的法国,而世界上第一部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说为1890年美国的《谢尔曼法》(注62),一说为1896年德国制定的《不正当竞争防止法》(注63)。但美国是最早产生现代意义上竞争法的国家,其立法包括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两个方面,除大量判例外,还有《谢尔曼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克莱顿法》和《鲁宾逊-帕特曼法》(注64)。英国现代竞争立法相对较晚,但以案例法著称的英国反不正当竞争的规范可以追溯到15世纪,较全面地反不正当竞争法则完成20世纪的中叶,较有代表性的法律有《限制性贸易管理法》、《转售价格法》、《公平交易法》等(注65)。1905年德国对《不正当竞争防止法》重新进行了制定,并多次进行了修改。1957年又颁布了《反对限制竞争法》,使德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体系更加完善,为德国的经济高速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日本步德国的后尘,又在二战后受美国的影响,其反不正当竞争立法主要有1933年的《反不正当竞争防止法》,该法以后经过多次修改,1993年曾作了较全面的修改。在此法中具体界定了12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加强了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除法力度,除高额罚款外,还有刑事制裁(注66)。

知识产权国际公约、条约的制定对各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同时这些国际公约本身就又是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使知识产权制度逐步在世界范围设立和扩展开来。几部主要的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订立及其不断修改、发展史代表了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和历史。当今世界,对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重视程度几乎已经超过了对知识产权内国法的重视,如果内国法不适合国际公约对知识产权的最低保护标准,还要不断修改内国法。几个主要的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几乎把全球的国家和特殊经济区动员起来,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越来越趋于国际化了。因此,把握知识产权国际公约就如同掌握了知识产权制度的标准和发展的趋向。研究知识产权制度不能不将几个主要的相关国际公约作为研究的重要课题。真正界定知识产权保护范围并称得上完整意义上的知识产权国际条约的,当属《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它们覆盖了工业产权和版权等广范的知识产权范围。除此之外,一个世纪以来,在工业产权领域共有15个国际公约,主要有《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专利合作条约》等。在版权领域共有10个公约,主要有《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世界版权公约》、《保护表演者、录音制品著作者与广播组织公约》等。此外还有《科学发现的国际登记条约》、《保护奥林匹克会徽条约》和《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在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领域,还有一些地区性公约起着独特的作用,如《专利申请形式要求欧洲公约》、《欧洲专利权授予公约》等。在美国等世界发达国家的推动下,知识产权国际公约不断发展变化,保护范围越来越广,保护水平越来越高,保护标准及违反公约的争端处理机制越来越具体、有效。我国正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过程中,《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成为对我国知识产权立法和执法最有影响力的知识产权国际条约。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和执法机制以及知识产权事业正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发展壮大起来的,是在逐步承诺履行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过程中成熟和完善起来的。甚至回溯到晚清时期的知识产权制度,也不无国际商贸和保护"夷人权利"的烙印。

智能制造的概念篇7

在中国制造升级版主线上,主力机构在将手机游戏概念束之高阁之际,将炒作路线转向了信息消费概念股的价值洼地,柔性屏概念股和软件概念股就是主力机构挖掘的新主流热点。柔性屏产业作为智能穿戴产品的产业链,其覆盖信息产业及新材料产业领域。柔性屏是新科技革命的成果,其市场规模未来7年将扩大250倍。本周市场柔性屏概念股龙头中京电子摘得本周涨幅冠军,小米红米手机概念股龙头利亚德获得周涨幅亚军,智能手表龙头康耐特周涨幅居前。软件概念股成为信息消费概念股主战场,软件概念股成为本周TOP第一的主流热点,18只概念股掀起涨停热潮。据工信部信息,上半年我国软件产业在出口持续低迷、外包服务继续放缓的情况下却效益向好,实现软件业务收入1.39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4.5%,据预计,随着国家扶持政策的落实,下半年软件产业的表现将更加出色,未来软件产业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潜力巨大。中国软件、川大智胜双子星率先启动,带动了以海隆软件、久其软件、榕基软件新三剑客为龙头的软件股涨停热潮。笔者认为,软件概念股的炒作或是中线炒作的刚刚起步,中线会有更大的获利机会。

在金融创新投资主线上,主力机构继续沿着互联网金融和新金改进行炒作。货币基金抢滩新媒介,互联网金融迎来高速发展热潮,以鸿博股份为龙头的网络彩票概念股6天5涨停,重演浙江东日去年暴龙走势;以证通电子为代表的移动支付概念股、以同花顺(收益宝)为代表的网络金融概念股、以民生投资、瑞茂通为代表的电子商务概念股,以棒杰股份为代表的义乌贸易金融概念股、以香溢融通为代表的钱荒概念股走势也不错。

中央政治局会议本周刚结束,“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信息产业发展,大力发展节能环保和新能源产业,推动新兴服务业和生活业发展”的政策定调引起笔者的关注,笔者认为下半年的主题投资应会围绕上述四大板块展开炒作。

笔者认为,创业板的结构性牛市标杆意义,预示着中小板、主板的新兴产业股票也将成为进攻主战场,笔者建议投资者以新兴产业和金融创新两条主线选股思路,坚持低价小市值原则,选择质地不错、价格处于历史低位的新兴产业股票,信息消费概念股可以中线建仓持有。

智能制造的概念篇8

赵哲身,现任上海大学自动化系教授。主要从事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控制理论与工程的教育和研究。近年致力于智能建筑的弱电系统的研究,特别是楼宇自动化系统(BAS)的辨识建模及节能的研究。专长于工业控制、神经网络建模和系统辩识。多次在国际会议上交流有关空调子系统建模论文。参加或主持了上海市博物馆智能化建筑、广东省会展中心、嘉兴市行政中心、水电部太湖流域指挥中心、浙江省公安厅、上海中远两湾城等上百个智能化项目的专家评审、评标或鉴定。

节能形势刻不容缓

记者:请您谈一谈政府部门是在何种情况和考虑下颁布《标准》的?

赵哲身:首先,政府部门颁布“绿色建筑评价标准”非常有必要。近年来我国在能源需求和环境保护上受到很大的压力。2004年我到美国得克萨斯州参加第14届炎热和潮湿气候下建筑物系统优化大会,大会的主题发言意外地分析了中国的能源需求,并预测到2025年世界能源的80%将由中国消耗,这是国际能源专家的警告。

其次,我国在环境上、在建筑用地上,不仅与世界先进国家有很大的差距,而且与发展中国家也有很大的差距。在我国大城市的郊县高速公路两旁几乎已经没有绿地了,而农业用地是千万年来自然和人工培育的不可逆的资源。相比之下英国这样领土狭小的国家城市之外是一片无垠的绿地, 美国也是这样,有的河水居然是蓝色的。

我国不仅大城市而且连小城市的空气环境都已经受到了较大的污染。世界著名的污染较严重的城市墨西哥城,我实地观察它的污染情况也与我国的一般城市污染情况差不多。而在墨西哥的其他城市和乡村,环境和土地的保护情况要比我们好得多。

在这种情况下,建设部制定“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可说是如“及时之雨”。它将可持续发展理念引入了建筑领域。提出的节能、节地、节水、节材与环境保护是借鉴国际先进经验、营造绿色建筑的五大要素,以此建立绿色六大评判指标是十分正确的。建立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绿色建筑评价体系,对积极引导、大力发展绿色建筑,促进节能省地型住宅和公共建筑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再次,颁布“绿色建筑评价标准”顺应了国际建筑业的发展趋势,我在英国参加智能建筑的会议时,大会主体就是“生态”,“可持续发展”,听到的最多的单词就是“Eco-”,“sustainable”。

最后,在《标准》中实际提到了建筑物的大系统的概念,即评估公共建筑物全生命周期综合性能。这是国外先进理念在中国的应用。《标准》中提出,绿色建筑的建设应对规划设计、施工与竣工阶段进行过程控制,也是一种大系统的概念。只有从大系统的概念出发才有可能实现对旧有、已有建筑物的改造,才有可能实现整个建筑物运行周期的节能、应用可再生能源;才能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为人们提供健康、适用和高效的使用空间,与自然和谐共生。

只有从大系统的立场出发,在建筑规划、设计前期做好气候仿真、做好建筑物外形风系统仿真,才能有效地减少城市的平均热岛强度;只有从大系统的立场出发,才能利用场地自然条件,合理设计建筑体形、朝向、楼距和窗墙面积比,采取有效的遮阳措施,充分利用自然通风和天然采光。

记者:那您觉得此次《标准》和去年颁布的《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有什么区别?

赵哲身:和去年颁布的《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相比,本标准在4.1.9条款提出了对城市热岛效应的要求:住区平均热岛强度室外日不高于1.5℃;在4.1.10条款中提出了住区风环境的要求;在4.2.10条款中提出采暖和(或)空调能耗不高于国家和地方建筑节能标准规定值的80%的定量标准;在4.3.3条款中提出设置建筑物自身的完善的排水系统,采用建筑自身优质杂排水、避免管网漏损;在5.2.5条款提出对于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公共建筑,应根据用户等情况,对冷热源、输配系统和照明等各部分能耗进行独立分项计量等等,这些都是进步和发展。

记者:作为智能建筑的厂商,应该如何看待此次《标准》的实施呢?

赵哲身:我认为对智能建筑的厂商而言,不仅是一个执行和推动这一标准的问题,更是一种机遇。随着2010年的到来,随着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的帷幕落定,随着土地资源的日益紧缺,大规模公共建筑的建设将受到大的抑制。虽然每年仍有20亿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住房建设,但竞争将更为激烈。另外,由于现有的已建成智能建筑,包括智能公共建筑约5000幢,实际上没有真正做到节能,它们的节能改造对集成商而言是一块很大的市场空间。谁在技术上抢险占领这一空间谁就掌握了市场的主动权。

建筑节能 空间巨大

目前我国住宅建筑使用的能耗约占全国总能耗的20%左右,加上建材生产和建造的能耗,总能耗约占全国总能耗的37%左右。如果延续目前的耗能状况,预计到2020年底,约占全社会总耗能的46.7%。而目前国内的所有大城市中新建建筑符合规范的只有10-15%。能源利用效率目前仅为33%,比发达国家落后20年,相差10个百分点;能源消费强度大大高于发达国家及世界平均水平,约为美国的3倍、日本的7.2倍。

记者:建筑物楼宇自动化系统是智能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智能建筑节能上发挥重要作用,但目前我国智能建筑并不节能,对此现象您怎么看?

赵哲身:毫无疑问,建筑物设备监控系统在智能建筑节能上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那么为什么实际上它至今基本上没有发挥重大的节能作用呢?恕我直言,这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没有形成脚踏实地认真做的团队的缘故,在标书上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商业炒作。

节能是一个大系统的概念,在空间上关系到多学科、多专业领域,包括建筑材料、围护结构、空调和照明系统的设计、空调和照明设备的控制和优化,还包括物业管理等等;在时间坐标上,横跨建筑物的整个生命周期。

我国过去在建筑材料和围护结构上节能做了不少工作,但在其他方面就比较薄弱。节能关系到多学科领域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对有些建筑的大门,只要把推门、移门改为旋转门,就可以节能;只要注意到门窗与墙交界处的的泄漏,即气密性,就能节能,而这些常常被忽略。

记者:您觉得智能建筑要想节能,关键点在哪里?

赵哲身:智能建筑空调能耗占65%左右,空调节能要作为重头。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空调各子系统的模型。因为空调系统的模型的获取是节能的重要途径。目前大部分智能建筑的HVAC部分运行状态不令人满意,阀门常常处于振荡状态,造成流体的阻力增加。原因是系统最后仅仅只是接通,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调试,性能没有得到优化。导致能耗和维护成本的增加。

有了数学模型,可以进行快速调试;可以迅速的对系统的控制性能进行优化,从而可以有效地节省HVAC的能耗。冷热源的能耗约占整个HVAC系统能耗的55%。选择能效比高的机组和辅助设施可以实现节能;选择适当、合理的控制策略实现多台制冷机组的群控不仅可以获得非常客观的节能效果,而且可以极大的改善空调末端装置的自动调节性能。因此,正确认识制冷机组群控的特点和规律是建筑节能的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但是实际上即使是从事冷水机组群控的供应商目前的群控策略是经验的,并没有足够的理论基础作为向导。例如,离心机组的电流百分比究竟和空调负荷是什么关系?它们的关系是线性的吗?电流百分比本身的精度究竟如何?以总供水温度作为群控切换台数的依据,是不是最佳的?这些需要科学界的空调研究者、控制工程师和供应商的共同努力。空调系统的节能关系到两个学科,即暖通技术和控制技术,需要这两个方面的科技人员的密切配合。

我国在建筑物节能技术上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除了诸多的新技术外,更多涉及某种严谨的工艺、某种严格的管理技术。所以只要我们抱着认真踏实的科学态度,依靠我们自己的技术力量,在相对短的时期之内取得较大幅度的建筑物节能效果是完全有可能的。

目前在新的形势之下,我国有很多能源公司成立,这是一件非常大的好事,和世界先进国家的节能发展进程是吻合的。目前的问题是,大部分公司的节能思路比较单一,局限于空调机的变频,没有大系统的节能观念,因而取得的成绩也是有限的,需要通过互相切磋和交流得到改进。

记者:要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节能,政府和厂商还要从哪些方面努力?

赵哲身:节能改造需要业主和政府的支持。如节能改造需要能耗的适度计量。计量系统是分析能耗的有效工具,也是评估节能效果的必要手段,但是需要一定的投入,这就需要业主的支持。旧建筑物的改造涉及大楼管理方的种种利益,如果没有政府的政策支持,节能公司和专家很难打破设置的种种壁垒,参与到真刀真枪的节能实践中。

建议政府加强建筑物节能宏观管理对策的制定;建议全面统计各类公共建筑的能耗使用情况,建立计算和评估建筑物整体能耗性能的通用方法;在此基础上制订新造建筑物和旧有改造建筑物使用能耗的最低定量基准。对于新造的和旧有的建筑物建立能耗性能的认证并加以公示。对超过基准的大楼和管理者提高能源费用或课以重税;对低于基准的用户则加以奖励和免税。如此将很快会出现业主和大楼管理者纷纷主动和节能公司和专家主动合作的局面,建设部的到2010年建筑物节能50%的目标才会由于公众的取势和投入得以实现。

在政府技术层面的宏观管理方面,还有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对国内外电子产品的认证。同类产品的能耗应进行比较,它们对电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应有检测数据,6年前我曾经提出过这一建议。目前对国内外用于智能建筑的电器和电子产品的效率尚没有进行市场准入的检测和规范,应尽快加以完善,从而建立起建筑物能耗宏观管理的多元化的框架,并对智能建筑市场起到正确的导向。

认真踏实 共创未来

记者:您提出过智能建筑大系统的概念,那您如何看待国内的智能建筑?

赵哲身:智能建筑大系统的概念源于我对国外的考察,这些观念并不是我提出来的,而是国外比较先进的理念。访问英国时我曾受到这方面的强烈感染和观念的冲击。相对欧美国家,我们国家对于智能建筑的概念定位比较狭隘,局限于智能建筑弱电系统, 至少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没有把它们穿起来,形成系统的概念。这样可能会限制我们的思路。

如果我们把智能建筑的理念应用到智能建筑物的整个生命周期,特别是它的前期和中期运作期,我们对于已建成、正在运行的系统的优化、控制性能的提高、充分发掘原产品和原设计的潜力,就会投入更多的精力,就会产生更好的效果,就能更好的节能。

节能是一个大系统的概念,它关系建筑物前期的设计和仿真,关系到材料和建筑围护结构,关系到空调设计,关系到后期的管理,只有从大系统的概念来看智能建筑节能这个问题,才能真正把节能作好。从时间来说,包括设计的前期,施工,运行,还有物业管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国内的情况正在改善,通过大家的努力,这种情况会做得越来越好。

记者:国内的智能建筑和国外的有哪些差距,我们应该学习他们哪些成功经验?

赵哲身:有一个典型的从大系统概念出发实现建筑物节能的例子。英国HTA Architects Limited建筑设计院的设计师在设计前、设计时,充分使用生态计算机软件进行仿真,以充分利用自然风和光照,包括尽可能利用太阳能。某建筑物设计方案出来后,经电脑模拟发现一年内有80天温度大于28℃,设计师认为太多,就改进建筑设计,控制阳光的晒入,使一年中高于28℃的天数减少为38天。很显然全年的空调负荷减少了,他们认为这就是智能建筑的一部分。

目前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智能建筑市场,我国新建的公共建筑的智能化设施,就其硬件系统来看,我认为一点也不比发达国家差。但是我们的软件、我们的科研深度、我们的技术含量、我们的认真踏实的作风、我们的追求却与先进国家有很大的差距。国外的内敛、务实、认真细致的追求给了我非常深的印象。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英国CISCO公司的伦敦总部的全球监控系统。它可监控世界CISCO的388个分部,覆盖70个国家,所用摄像头仅仅只有2661个。它回放的录像的分辨率极高,入侵者的特征和面部表情一清二楚,但速度只有每秒几帧,而不是我们倡导的25帧/秒。在Hammersmith医院总部,分部的一路摄像头甚至经ISDN电话线传输,为了节省电话费,平时这路还是关闭的,只有当发生报警时才打开传输。为了解决传输速率问题,问题画面只传输一幅,但非常清晰。不求最好,但求最实用可靠,这是他们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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