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交通发展研究报告范文
时间：2024-01-08 17:21:22
智能交通发展研究报告篇1
此后一年，中国“智库”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众多大学和研究机构打出智库的名号。人们不禁要问何为智库？中国需要怎样的智库？
带着这些问题，《国家人文历史》记者专访了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对外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张沱生。这位长期供职于战略研究机构的学者告诉记者，“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发展十分重要，既是加强与完善决策机制的需要，也是增强软实力的需要。美国在发展智库方面走在了最前面，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中国的智库还很年轻，差距也较大，我们要迎头赶上，这是时代的要求。
国历人文历史（以下简称Q）：一个国家的政治决策有很多方式，智库是其中之一。普遍认为，美国的智库实力最强。据您了解，智库在美国的决策过程中是如何发挥影响的？
张沱生（以下简称A）：“智库”这个词，英文为“Think Tank”，以前也译作“思想库”，现在更多地称之为“智库”。大多数人认为，最早的智库产生于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到二战以后较快地发展起来，越来越多地发挥了政府“外脑”的作用。其实，为政府或领导人出谋划策的“外脑”古已有之、那时候叫谋士、幕僚。但是，当代智库已与幕僚、谋士有很大不同，它发挥团队的力量，具有独立性，而旧时的幕僚、谋士多为依附性很强的个人。
如今，美国有近两千个智库。既有综合性的，也有专业性的。研究领域涵盖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科学技术、社会等诸多领域。在美国，智库通常被定义为以影响政府公共决策为目的、非营利的、独立的研究机构，纯粹的官方研究机构不被视为智库。某些研究机构与政府有某些联系，为挤进智库圈子，它们都极力标榜自己的独立性和中立性。独立性可以说是美国智库的首要特点。
在美国，智库以多种方式对政府与社会发挥影响力。首先是开展项目研究。各智库每年都会有很多研究项目，选题基本上是自主决定的。研究成果出来后以政策研究报告或学术书籍的方式公开发表，对战略、政策及各种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一些智库也会承包一些政府课题。在此情况下，其研究成果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将更为直接。但因用的是政府资金，独立性多少要打些折扣。
其次是组织召开各种国内、国际研讨会。比如著名的布鲁金斯学会，他们一年不知道要召集多少会议。这些研讨会有些是研究项目的一部分，有些是独立的。研讨会召开以后都会形成会议报告和其他形式的研究成果，除少数内部报告外，多数公开发表，力争直接和间接地影响政府决策和公众舆论。
第三，美国相关法律规定，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必须开展咨询，向智库咨询已形成惯例。比如，请不同的智库提出政策建议，货比三家。又如邀请智库人员参加听证会、咨询会，国会请、白宫请、国务院各个部门也请。我认识的许多美国智库专家都经常参加这类活动。
再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旋转门”，政府官员与智库专家不断替换角色。“旋转门”的一项基础是美国的两党制，大家都知道，美国的一些智库跟党派有紧密关系。如布鲁金斯学会接近，传统基金会接近共和党。当某党上台执政时，总会有不少支持它的智库人员进入政府，成为政府官员，包括担任国安会、国务院的高级职务。而随着执政党的改变，他们又回智库继续做研究，把执政经验带回智库。有些人曾几进几出，但“旋转门”的基础并不限于两党制，官员离职后进智库或大学从事研究，智库专家学者被请到政府任职，实际上是一种更普遍的做法。这一做法在美国长盛不衰，还涉及公务员制度，涉及官员与专家的素质、能力与水平，不具备这些条件，门是旋转不起来的。
Q：除了影响决策，充当政府的“参谋”、“外脑”，美国的智库还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不同的智库是否发挥不同的作用？
A：实际上，智库之间的差异化很大，定位也各有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以战略外交类智库为例，开展第二轨道对话也是美国智库发挥的一项重要作用。在外交上，当两国关系遇到严重困难，或面临特别棘手的外交事务和敏感问题时，官方即一轨对话常常会陷入停滞或难以作为，这时二轨对话就有了用武之地。美国智库在这方面非常活跃，并有着丰富的经验。在中美之间，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智库间的二轨对话不断发展，最初的推动力来自美国的智库。据我所知，对于中美两国间的一些重要的安全对话，如网络安全对话、战略核对话、安全危机管理对话等，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敏感问题的探讨，二轨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轨对话由智库出面搭台，组织研讨，具有非正式、非官方的特点，具有较大的灵活性，但必须得到政府的支持。除了政策指导外，一个重要的做法是允许一些官员以个人身份与智库专家学者一起参加会议，参与探讨。对话中，如果双方能达成某些一致，提出的建议得到双方政府的一定认可，下一步将可能由官方继续对话、讨论，否则，则可以完全不算数。还有的会议被称为一点五轨对话，也就是说里面官方的人员会多一些，对话也更受到官方的重视。此外，各国智库研究人员之间通过长期交往，常常能建立起一定的相互信任关系。这种人脉关系在国家关系或者外交某些环节遇到困难时，也可能发挥较大的作用。
美国的智库还非常注重对于公众舆论的影响。在国内，我们在许多研究领域里，内部研究项目与会议非常多，往往做完了，写个内部报告也就结束了。美国的智库则很不同，他们在项目或研讨会结束时，往往要搞向媒体或公众的会，请很多记者来，让参与项目或会议的专家学者介绍有关成果，对公众施加影响。当然，他们也不是什么都讲。我在国外参加会议时有过多次这样的经历，印象很深。何时中国的战略与外交研究智库也能这样做，将是一大进步。
美国有一些研究项目是政府部门和智库一起来做。最有名的案例是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每四年一次的“全球趋势报告”。2012年底，其题为“2030年全球趋势：不一样的世界”的报告，报告中对全球发展趋势有一些很重要的分析与概括，并引人注目地提出：“西方两个多世纪以来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将被颠覆”。 就是这个研究项目，几乎从始至终，都有许多智库的专家学者参加，研究期间和报告发表后，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多次组织这些专家学者到中国和其他国家交换看法，听取意见，阐述观点。在北京，主要的智库几乎都去了。我所在的单位也与他们座谈过。这一报告在美中两国、在世界上都有较大的影响。智库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特别是传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其做法值得我们学习。
美国的智库还非常善于利用网页向公众传播观点，扩大影响。举行各种日常报告会和讲座，是智库十分普遍的做法。在当前信息化的世界，公众舆论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大，智库对国内外公众舆论发生影响，在公共外交上发挥作用，不仅能对政府决策发生影响，还能对国家的对外政策起到支持作用。
随便提一下，公共外交主要是指由政府主导的对外国民众、媒体的工作，其与传统的政府间外交不同，有着特殊的功能。近年来，公共外交已引起各国越来越多的重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公共外交由政府主导，但如果政府直接披挂上阵，直接做宣传，甚至大把花钱把广告做到国外去，往往效果不佳，甚至适得其反。美国在这方面很重视发挥智库的作用，值得我们学习。
Q：刚才我们谈的都是美国智库有什么作用。现在您能谈谈，中国智库发展的总体现状吗？如何能建立“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
A：说到中国智库的发展现状，就不能不提到2014年1月22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项目（TTCSP）”研究成果《全球智库发展报告2013》中的数字。报告提出，截至2013年8月，全球各地共有智库6826家。全球智库数量最多的国家是美国（1828家），中国超过英国、印度、德国，以426家的总量居世界第二。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报告对中国智库进行了总结，将中国智库分为党政军智库、社会科学院智库、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四类。宾大的研究报告把“党政军智库”排在了中国智库的第一位，而按照国际上通常对智库的定义或标准，政府内的研究机构是不算智库的。宾大这样做，也算是承认了中国特色吧。美国人当然知道，美国的智库是在其自身的政治、社会生态下发展起来的，在中国不可能生搬硬套。回顾历史，我们早先学习的是苏联的做法，成立社会科学院，建立起大而全的科研体系，资金全部由国家提供。这和美国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又建立了各种政策研究室、研究中心或研究所，有中央的，有地方的，还有军队的，但基本上仍是政府内的研究机构。上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后，中国引入了智库的概念，开始较多地借鉴美国智库的经验，半独立的和完全民间的智库逐渐有了较大的发展。
讲“推进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我认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完全套用外国、包括美国的理论和做法。如果硬套的话，中国的智库将难以得到健康、快速的发展，甚至还可能走弯路。但另一方面，外国的好做法、好经验则一定要学过来，为我所用。中国智库要想办好、办出特色，首先要根据中国国情对“智库”进行准确定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认为中国智库应是“相对稳定且独立运作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这也许是一个目前可行的定义。强调扩大智库的独立性，不一定要机构完全独立于政府之外，重在其运作、研究保持必要的独立性。围绕这一点大做文章，可以用以解决中国缺少独立民间研究机构的问题。
根据与政府的关系，中国的智库可大致分为官方研究机构、半官方研究机构和民间独立研究机构三类。对于官方研究机构来说，拥有独立性比较难，承担的任务也有所不同；对于完全民间的研究机构，目前有两个问题，一是不少机构的研究能力比较薄弱，二是政府的信任度不高，当然，这些在未来的发展中，可以逐步得到改变；而对于半官方的机构来说，在借鉴国外经验、较独立地开展研究和争取政府支持方面，目前可能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因此，中国要想发展“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我认为，一是要从现实出发，努力使三类研究机构都尽可能地发挥各自的作用；二是要着眼长远，积极促进后两类智库、首先是半官方智库的建设与发展，支持其发展成为真正的“外脑”。
去年以来，智库建设成了热门话题，走在最前面的是高校，纷纷建立自己的智库。为什么高校智库发展得快？我觉得它有几点便利：不是政府部门，也不是民间，处于两者之间，但与政府有较好的联系渠道；人才济济，有很多好的专家学者；对外更开放、财政上也较易得到各方面的支持。
改革开放以来，有一些官方的研究机构已经试图向民间研究机构转型，比如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据报道，该院副院长苗树彬曾就智库建设提出：所谓“特色”，是指与各级政府研究室、发展研究中心和社科院相比存在明显差异，不是政府举办的、不受财政供养的、没有行政级别的、员工聘任不受人事部门调控的、干部不是由组织部门任免的、研究选题不是政府下达而是独立自主选择的等等。如果把这个问题的讨论放在30多年改革开放的视野下看，所谓的“特色新型智库”，就是在30多年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应运而生且管理体制、治理结构、运行机制与官办智库显著不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这样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很可能就是中国现代智库的中间形态。最终经过我们的改革和调整，把这些“半官方”的，处于中间形态的智库发展成适合中国政府需要的“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我赞成他的看法。
Q：您能谈谈中国各类智库存在的主要缺陷或面临的主要问题吗？
A：中国的研究机构既面临一些共性的问题，也面临一些不同的挑战。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领导层和职能部门对智库的重视与支持仍需加强，特别是对民间和半官方的智库。为解决好这一问题，既要提高政府部门的认识，还要提高智库本身的研究水平。令人高兴的是，随着形势的发展，政府对各类研究机构的重视程度已在不断提高。在国际安全研究领域，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智库专家被邀请参加有关职能部门，如外交部、台办、总参等召开的吹风会、咨询会，参与讨论，提供政策建议。不少部门的做法已经形成机制。只是跟美国比，当前还缺少法律性的安排。
二是资金制约。对于研究国际问题、外交安全问题的智库来说，企业不愿意给钱，国外基金会的钱“烫手”，政府的拨款又不足，经费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美国的税收制度有利于鼓励企业向智库赞助，美国还有最发达的各种基金会，其智库的理事会中也多有企业家参加。这方面的差距恐怕难以在短期内缩小。从长远看，中国智库的发展恐怕还是要走“官产学”相结合的道路。
三是在研究方法、研究工具上，我们多数智库和美国智库的差距仍然很大。许多研究机构的研究方法陈旧，美国智库早已普遍采取的一些研究方法，如建模、定性定量分析相结合、模拟推演、系统研究等，我们的许多智库仍不甚了解或因种种原因无法使用。当前，要采取新方法，研究新问题，关键是解放思想，破除旧的观念。中国人一点也不笨，可以较快地赶上去。这方面，我所在的单位在开展模拟推演、综合运用多种新方法进行战略规划研究方面有不少实践，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
四是对公众发挥积极影响力不足。近年来，虽然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但却鱼龙混杂，许多好的成果、好的观念未能向公众、宣传，一些不准确甚至是不正确的观点却四处传播。中国的官方和半官方智库在互联网络的建设上，在发挥机构网页的作用上，与美欧著名智库的差距更是十分明显。这方面的问题必须尽快得到解决。今后，如果能得到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中国智库在这些方面发挥作用的潜力将是非常大的。
五是缺乏独立性和开放性，这是最大的缺陷。上面提到的问题多多少少都与此有关。在这方面官方研究机构表现得最突出。出现这种情况，既有体制上的障碍，又有认识上的原因，还源于缺乏创新意识。我也曾看到这样的情况，有些研究机构随着独立运作和开放性的不断增加，曾经取得突出的研究成果，但后来却明显退步，重新变得十分官方化、机关化，不禁令人叹息。
总之，要弥补当前中国智库存在的种种缺陷，逐步加强独立性、开放性应是最重要的。对于民间的和半官方的智库要支持其保持独立性和较大的独立性，政府直属的研究机构，也应朝此方向努力，力争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至于加强开放性，则更应是对中国各类智库的共同要求。
Q：有人说，政府邀请专家学者参与会议，往往是只想听好话，不想听不同意见，只要是说了不中听的话，下一次就不邀请你了，因此很多专家只好“报喜不报忧”，您怎么看这种弊端？
A：我觉得情况没有那么严重，就我自身所在的外交与安全领域来说，当前各个相关部门对各种意见是越来越开放了，并特别欢迎有见地的意见。当然，最终能吸收多少，则还要由多种因素所决定。假如你的意见和现实政策差距太大，即使觉得你说的有道理，但在向上汇报或反映时也会打折扣，这其实是很正常的。尽管如此，一些比较超前的建议仍可能逐步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一次、两次、三次，持续提出，最后终于得到了积极的回应。
当前，智库提出的意见上面是不是重视，爱不爱听，虽然也有“报喜”与“报忧”的问题，但最重要的还在于你的建议与看法对不对，在于你会不会正确地提出建议。现在有些学者，严重脱离现实，又离工作层、决策层非常远，却自以为高明，这样你提出的看法与建议就往往不靠谱。所以说，从一定意义上讲，“半官方”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还是比较有优势的，“一脚在内，一脚在外”，既了解实际情况，又懂政策，提出的建议往往更容易为上面所接受。面对政策建议可能遇到的尴尬，对智库来说，关键的是要加强自身建设，努力形成更符合实际情况也更能满足政府需要的研究成果。智库的专家与学者决不能自以为高明，夸夸其谈。否则，如果言之无物，只会发豪言壮语、讲故事，这样的专家，职能部门自然是请了一次就决不再请第二次。
Q：中国正在崛起，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将面临诸多安全挑战，这对国家的安全决策必将带来重大压力。在国家安全决策中，智库能起到帮助相关部门科学决策的作用吗？中国的智库应如何更好地发展，积极参与决策呢？
A：你讲得完全正确，在当前世界全球化、信息化、多极化加速发展的形势下，中国崛起已走到一个关键的时刻。面对国际形势、国际问题的日新月异；面对各种安全挑战，包括日益交织在一起的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及全球公域安全（海上通道、太空与网络安全）挑战；面对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的巨大变化，中国自身成为国际形势、格局中的一大变量；再加上中国领导制度变化带来的领导人阅历、经验的变化，以及世界上决策辅助手段、方法、技术的快速发展，在如此复杂的形势下，中国的安全决策已决无可能再只依靠少数领导人和主要职能部门来进行，而必须走向科学、民主决策。其中，大力推动作为“外脑”的智库建设，使其对决策形成重大助力，已是迫在眉睫的一项重大任务。
智库能对科学民主决策发挥重要作用吗？这是第二个问题。我认为答案是完全肯定的。这一点既为国外的经验所证实，也为我们自己的实践证实。前面已经提到，智库的研究成果、智库专家学者的建议，近年来已越来越受到政府有关部门和国家领导层的重视，专家学者参加各种职能部门举办的咨询会、研讨会已逐渐成为常态，越来越多的政府决策机构已经开始委托智库做课题，提建议，这都是很好的现象。而明确提出要加强智库建设更表明了领导层对智库作用的认识。当然，我前面也讲到政府对智库的重视还不够，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总的看，这是前进中的问题。
智能交通发展研究报告篇2
关键词：美国智库；外交政策；中美经贸关系；政策；影响
中图分类号：D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6-0110-03
智库是美国政治体系中的政治结构之一。智库通过不同的方式公布和宣传其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在政策制定的设定议程、政策审议和政策制定三个阶段发挥着影响力。随着中美经贸关系领域的议题趋于专业化，智库所施加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如何最大限度地借助与美国智库的良好互动，加强中美两国之间经济领域的交流和探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顺利发展，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美国智库的起源及发展演变
智库由知识精英组成，以“思想”为其产品，其作用是深入分析美国的国内外事务，为政治决策出谋划策。安德鲁·里奇（Andrew Rich）将智库定义为独立的、无利益诉求的非盈利性组织，产品是专业知识思想，以此为主要依靠来获取支持并影响政策制定的过程。操作上，智库属于501C3 非盈利组织，研究有关公共政策并传播思想。在政治上，智库属于进取型研究机构，寻求公共可信度的最大化，尽可能地投身于政治，运用其专业知识和思想来影响政策制定。[1]11-12
对于“智库”术语的来源尚未找到明确的答案。很多研究报告称智库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二战后随着被称为“智库”的兰德公司的成立，各种相同性质的研究机构大量出现，“智库”一词遂开始被广泛采用。美国最早的一批智库在20世纪初问世，主要反映了进步运动的思想，他们致力于“政治过程的去政治化”，以提升政策制定过程的可信度，倡导通过专家所掌握的知识，实现决策过程的科学化，以摆脱无休止、无意义的政治斗争。[2]303当今美国很多赫赫有名的智库多出自于这一时期，如布鲁金斯学会、对外关系委员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和胡佛研究所等。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期间，罗斯福总统组建了他的“智囊团”，政府开始干预社会和政治问题。大萧条的惨痛事实成为政府介入社会管理的最充分理由。二战后随着政府承担越来越多的社会和经济责任，对政策研究分析的需求迅速增加，智库在政府管理中的作用愈发重要。在这一过程中，智库的定位和角色逐渐产生了变化，尤其自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智库更具备意识形态特征，并且更加注重政策的宣传和鼓动导向。
近年来美国智库的意识形态特性较为明显，保守派智库兴起。通常认为传统基金会美国企业研究所和胡佛研究所均为保守主义的阵营，布鲁金斯学会是中间派和自由派。同时智库更为注重政策营销型活动，从幕后转至台前，曝光率大幅增加。这两种现象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智库的“利益集团化”，令二者之间的边界逐渐模糊。尽管智库与利益集团都是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利益表达方，但是它们各自的关注内容、作用方式以及最终目标不同：智库关注公共事务，运用知识和观念提出政策建议；而利益集团关注自身利益，主要通过游说达成对自身利益的保护；智库在选举中主要为政治候选人筹划策略，而利益集团主要提供资金并动员选民支持。
二﹑美国智库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针对美国智库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力不断增强的现状，学术界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主要有多元论、精英论、多元精英论等。多元论以罗伯特·达尔（Robert Alan Dahl）为代表，认为社会包含着许多相互冲突的、同政府官员有联系的群体。这些群体争相对政策的决定施加影响。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过程是一个多元参与的过程，智库只是作为其中一元参与其中。以C·赖特·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为代表的权力精英理论认为社会是由联合起来的、不代表人民的精英所统治。精英通过其成员所占有的地位来统治国家。多元论和精英论是一系列美国政治理论中的两个极端。后来又出现了多元精英论。这种理论强调政治分为不同的政策领域，按照这种观点，多元论和精英论之间的争论可能取决于所谈论的是哪一种政治冲突。被决定问题的性质很可能影响到决定问题的方式，在诸如外交政策的制定上，权力精英论有助于理解外交政策的制定。[3]209-217
在实践中，美国历届政府都有众多智库专家担任要职。里根总统任用的很多专家来自胡佛研究所、美国企业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等机构。奥巴马政府组阁之后，布鲁金斯学会进入政府从政的有30多人，如前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杰弗里·贝德（Jeffrey Bader）出任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新一届总统上任之际除了会有一大批智库专家进入政府之外，同时也会有许多前任政府官员进入智库从事研究工作。如曾在克林顿政府担任国防部副部长的约翰·哈姆雷（John Hamre）担任了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总裁。
借助各种形式的出版物，如期刊和研究报告等，进行舆论传播，是智库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最基本渠道。一些著名的智库都会定期发行学术期刊，登载最新研究成果。智库还会及时相关研究成果的报告。另外，智库还在总统竞选期间为候选人担任顾问，以此作为影响外交政策的重要渠道。智库还会通过加强与议员的联系、到国会作证、借助新闻媒体等渠道影响外交政策。
政治科学家们长期以来很难解释智库的主要产品——思想和专业知识——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1] 5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主席约翰·桑顿（John L. Thornton）认为智库的影响力至少有三种形式：设定议程，引领讨论，以及设计政策。每种形式都面对不同的听众，并使用不同的方法来传递信息。[4]衡量美国智库对其政府政策的影响力的方法之一是定量评估智库的业绩，如通过智库观点被媒体报道的次数和到国会作证的次数，也有的借助智库举办研讨会和发行出版物的数量来评估。[5]89还有的学者通过解读智库公共知名度与政策相关性的计算结果，质疑知名度最高的智库肯定就是政策制定过程中最具影响力和最可信赖的政策研究机构这一观点，认为智库的影响力在政策周期的不同阶段各有不同。[5]117本文基本按照安德鲁·里奇的划分，通过美国经济政策中的设定议程、政策审议和政策制定三个阶段，分析美国智库的影响。
三﹑美国智库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
美国智库对中国的研究最初主要涉及政治、军事等领域，总体上多为中美关系宏观定调型研究。如1997年7月，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了题为《塑造美中关系——长期战略》，该报告指出：“在未来几年里，对于美国的安全和经济利益来说，没有任何关系比同中国的关系更重要。”[6]414-415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智库对涉及中美经济关系的研究日益增多。中美经贸关系迅速发展，大体上经历了1993年之前的贸易逆差阶段，1993年之后的贸易盈余持续增长状态和2002年以后的贸易盈余大幅度增长阶段。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美经贸关系进入比较成熟的阶段。虽然在知识产权、贸易逆差、反倾销、纺织品贸易、高科技产品出口等领域还存在问题，但是两国已经探索出了一定的协商解决机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2005年8月至2008年12月，中美举行了六次中美战略对话，2006年12月至2008年12月，中美举行了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之后，2009年7月合二为一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启动，至今已进行了四轮对话。通过对话机制，中美从战略和长远利益出发来协调具体问题，探索出了很多协调和合作方式，为双边投资扩展了新领域。经过30多年的发展， 中美经贸合作领域不断增加。
中美经贸关系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贸易不平衡问题。对此，美国国内主要有两种对立观点。一种观点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归咎为中国通过“非法的、不正当的手段”所获得。舆论和政客往往持有这种观点，借口对华贸易逆差，在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上动辄向中国发难。这种观点无视中美贸易不平衡本质上是国际分工，尤其是国际生产布局发展的结果，中国并没有独享对美贸易顺差，对美贸易顺差通过各种方式转移到了其他经济体，而且美国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设限也是美国对华贸易出现逆差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一种观点则比较务实，主要为大多数智库中的学者所倡导，基于对中国政治、经济、历史等各方面的了解和研究，能够从较客观和长远的角度看问题。除了将中国作为对手之外，美国智库通过对中国的全面研究，试图把握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的方向，将中国以美国自己设定的规则纳入自身的利益体系。以2010年5月4日美国卡托研究所丹艾肯森（Dan Ikenson）发表的研究报告为例，这一报告指出美国媒体渲染了中国，挑起了美国的民族主义，激化了美中贸易摩擦。报告认为应该客观看待中美两国政策目标之间的差异，强调协商解决是外交政策的关键。双边贸易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利益，两国都能受益于和谐的经贸关系。对待两国的经贸纠纷，使用“胡萝卜”达成协议，远胜于使用“大棒”制裁。丹艾肯森还指出美国首要问题是解决好国内的经济问题。
从影响的渠道上看，美国智库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主要通过发表研究报告或论文、引领政策讨论、影响政府并教育公众、为政府政策提供建议、到国会作证等方式实现。在美中经贸关系的历史进程中，每到重要的历史节点，都可以听到美国智库的“声音”。2005年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首次由2004年的321亿美元跨越式地上升为1021亿美元，美国国内舆论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对中国对美出口横加指责。在舆论几乎一边倒的态势下，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国际经济研究所于2006年4月联合出版了《账簿中国》一书，该书指出，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未妨碍美国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及充分就业的目标，中美贸易给美国带来了利益。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和对美国金融资产的投资有助于抑制美国的通货膨胀和利率上升，从而有利于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就业机会的增多。[7]
近几年，美国智库加强了与中国相关智库的合作，组织了大型会议、公开讲座、内部讨论等学术活动，一方面有助于发表更为客观和水平更高的研究报告，另一方面有助于籍由“二轨外交”，促进两国间政策制定和执行相关人员的交流和沟通。如2006年10月布鲁金斯和清华大学公共政策中心成立。从2010年开始，由清华大学中美研究中心发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美国联邦行政学院共同负责，在清华大学举办的“中美高级官员培训班”已经进行了两届。2012年参加培训的有12名行政官员，行政官员被认为是美国政府的基础，他们往往为最高层决策提供各种备选方案。
美国智库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体现在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三个阶段，即设定议程、政策审议和政策制定。[1]97设定议程阶段，智库主要针对相关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引领舆论。在总统换届之时，智库的主张往往供新选总统在制订施政方针时考量。通常在政府政策制定者开始讨论某项重大政策之前，智库就早已对其进行了数年的研究。在政府决定采取任何执行措施之前，智库已构建了政策的议事日程和具体方案。这是美国智库在政策审议和政策制定阶段发挥的作用。虽然美国智库对其政府政策的影响力难以量化衡量，但是通过考察智库的研究及一系列活动，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以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美国官方的态度和立场为例。在官方正式决策出台之前，就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以及中国“入世”的有关问题，美国各大智库都相继了研究报告，引领讨论，出席国会听证会，建言献策。仅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例，在批准美国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法案前后，以及中国“入世”前，该学会接连研究报告，并在国会作证，陈述其观点并提出政策建议（见下表）。
随着中美两国经济交往的加深，经贸领域的合作向纵深化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双方对问题和政策的谈判与协商也越来越专业化，很多问题需要在技术层面上磋商，而且就某一问题，更需要资深智库的专业学者参与。虽然美国智库可能具有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但由于其研究建立在客观和理性的基础之上，因而能够进行沟通和释疑，形成政策与研究的良性互动。
目前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更集中于经贸领域细化的各类问题，即使有宏观性的研究成果，其定调的意义远比不上对中美外交关系的总体定调，原因是美国智库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毕竟限定在中美外交关系的宏观框架之内。但不容否认的是中美经贸关系作为两国之间最为活跃的存在，正吸引着美国智库越来越多的关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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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交通发展研究报告篇3
一、美国智库对我国防和军事战略研究与战略需求
美国智库汇集着最优秀的学者和专业分析师，他们的研究报告直接影响到公共政策的构想和制订，以至于在美国已将智库视为排在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后的“第四权力中心”。因此智库在美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决策体制中的重要地位日显突出。
（一）美国智库加强对中国军事问题研究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中国的迅速崛起，美国智库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大批原来研究苏联问题专家转行研究中国。如今美国所有规模较大智库的研究都涉猎中国，且研究内容广泛，有中美关系、军事问题和国防战略等。
近年来随着中国崛起步伐加快和美国的相对失势，美国陷入更深的战略焦虑，为此美国智库特别加强了对中国军事问题的研究。绝大多数智库都有专门人员研究中国的军事问题、国防战略和军队建设，不少智库专门成立了中国军事研究机构，有关中国军事的研究报告、专著不断涌现，每年都有上百份之多。不少研究人员为研究需要，不仅学习汉语、还专门聘请华裔学者加盟。目前华盛顿有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史文、布鲁金斯学会的沈大伟、海军分析中心的冯德威、传统基金会的武尔兹等，都是一流的中国国防和军事问题研究专家。美国有上千家的智库从事中国军事研究，他们紧盯中国军事的各个领域，包括中国的军事战略（国防政策、安全观、核战略、决策机制等）、台海军事形势、中国军事科技、南中国海问题、中国军费开支、军种发展战略等。
此外，作战理论、体制编制、对外军事交往、军事决策机制、太空力量、网络力量、战史等也是美国智库重点研究的对象，甚至连枪支弹药、伙食粮饷都不放过。
（二）美国智库对中国军事问题研究的需求
美国智库高度关注中国军事问题。其中引人注目的当属美国一些著名智库的声音，它们每隔不久就会站出来，以各种方式评论中国军事和国防战略。美国智库之所以出现研究“中国军事热”，有其明确的战略需求。
一是“国强必霸”的思维逻辑使美国迫切需要了解和掌握中国的国防战略。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在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美国一些知名智库的学者认为，大国崛起不可避免地会挑战霸权国的地位和现有的国际秩序。中国也会像历史上崛起的大国一样挑战当今美国霸权，挑战当今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美国智库对当代中国国防战略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并出版了大量研究成果。美国智库有关中国防战略的观点既能影响美国政府的相关决策，又能影响美国公众的认知。
二是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发展，“中国”沉渣泛起，为防止在国际社会出现与美国平起平坐的战略对手，美国特别需要掌握中国的国防战略特别是军事实力。冷战结束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军事现代化步伐加快，中美安全困境难以破解，因此美国认为两国战略摊牌不可避免。为了迎合这种观点和需要，与中国军事相关的研究著作相继出现。有些智库还经常就中国军事问题定期举办研讨会甚至“闭门会”，其成果部分转化为五角大楼有关中国军力评估报告的观点。
三是美国已将中国视作后冷战时期的主要战略对手，因此需要全面了解和掌握中国的军事发展特别是国防战略走向。随着苏联解体，以美苏两极对抗为标志的冷战结束，美国失去了往日的战略对手。而中国的迅速崛起特别是综合国力的快速提高使美国感到来自东方的压力，中国也因此成为美国在后冷战时期的主要战略对手。针对人口世界第一的战略对手，其军事实力特别是国防战略走向更是美国必须要全面了解和掌握的重要内容。为此，美国智库密切关注中国的国防战略和军事发展，提出了许多针对中国的战略对策，同时还影响甚至左右了美国政府一些重要决策。如兰德公司在后冷战时期提出了“遏制+接触”的政策并被老布什尤其是克林顿采纳。
二、美国智库对中国军事问题的研究机制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最活跃、最有影响的智库。这些智库紧随美国政府的需求，对中国国防战略问题进行跟踪分析评估，为美国政府提供了大量的咨询报告和对策建议。那么，美国智库如何运作的？如何对中国国防和军事战略问题进行分析评估的？在美国的决策体系中扮演着什么角色？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认真研究。
（一）完善的组织管理体制
美国拥有全世界最为发达的智库群，智库对于美国公共政策的作用很大，智库与决策者之间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互相依存的关系。在美国的决策体系中，政党是“四肢”，思想库是“心脏”。同时美国三权分立、权力制衡的政治制度结构，一定程度上使得权力分散化以及促使了决策的公开性与开放性，为智库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和渠道。智库的发展和有效运转需要国家政治体制环境的支持、健全灵活的运行机制做保障以及研究过程之中所坚持的独立性，这三个因素缺一不可，是智库发展和运行的根本和可靠保障。
美军构建了由高层领导、专职机构、兼职机构、智囊机构和临时机构组成的领导管理体系。在高层领导上，总统负责评估国防实力及其支撑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的能力；国防部长负责评估国家防务战略目标和政策、军事力量任务和兵力结构、规划计划和预算项目、美国及其盟友与潜在敌国的军事能力等；参联会主席负责评估军事威胁和作战风险、美国及盟友与潜在敌国的作战能力、军事力量建设和国防采购需求等；军种部长负责评估军种遂行使命任务的兵力需求、提出作战部队的分配和部署建议等；联合司令部司令负责评估所在战区或部队的分配和部署建议及作战领域的军事威胁、所属部队的战备状态和作战能力、遂行任务的风险等。在智囊机构上，包括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和各军种分析中心，以及兰德公司、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新美国安全中心等，承担着军方赋予的大量战略评估任务，并自发组织各种战略评估，尤其是对中国防战略的战略评估更为频繁。
一般而言，智库根据公司治理的原则运作。董事长或者首席执行官对董事会或者监理会负责。董事会或者监理会由企业或者资深学界代表、前议会或者政府官员组成，有时也会有其他智库的研究人员。董事长在副董事长或者研究主管的协助下开展日常管理工作，如制定工作日程、贯彻行动纲领以及任命新雇员。董事会或者监理会任命董事长、负责公司的财政预算、制定重大规划以及保持智库的独立性。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在竞争复杂的环境中筹集资金。
（二）美国智库的运行机制
美国智库在美国政策制定中的功能角色，正如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政策研究专家托马斯・R・戴伊（Tomas・R・Dye）所言，“智库是制定国家政策的中心协调机构”，“是国家政策的核心”。而它们之所以能够对中国国防战略进行有效分析评估，并对美国社会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得益于其健全完善的运行机制。
第一，广泛的参与机制。美国智库参与机制均具有法律和制度支撑，按照法律精神运行，具有较高的公信度。即便是规模较小的智库，也特别强调制度驱动。比如在人员选拔与管理、财务管理、项目管理、出版物管理、营销推广等方面，都具有明确的制度规范，行政人员和研究人员彼此分工明确、业务区分细致。
第二，绩效评估机制。评估智库的绩效是非常困难的，智库的影响会根据时间、问题等发生很大的变化。智库通过研究成果，对政治决策以及公众对一些具有挑战性问题的态度发挥直接影响。一般来说，智库影响政府决策的方法是：提出原创的思想，为实践中贯彻政治决策提供资源和辅助，主持重大社会问题的讨论并找到解决的办法。
第三，通畅的人员交流机制。美国智库承担者人才培养、储备和交流三方面的功能，因而与政府机构、大学和企业之间存在着通畅的人员交流渠道。众所周知，在美国，卸任的国防部官员到智库从事政策研究，而新上任的总统又会从智库里面挑选人才充任国防部的高级官员，这在历届的政府中已然形成惯例。智库与政府机构的人员交流互换是智库影响决策行之有效的途径，这在美国被称之为“旋转门”现象。
第四，多渠道的筹资机制。美国智库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发行出版物和召开学术讨论会所获得的经营收入、政府委托研究的合同收入、基金会的赠款以及企业和个人的捐赠。这其中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基金会或其他组织与个人的捐赠。以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为例，基金会的捐助约占40%，公司捐助约占35%，个人捐助约占l0%。
第五，与政府的多元沟通机制。美国智库与政府的交流方式众多，智库通过派人参加政府的听证会和国会举行的各种活动来及时了解政策的变化和走向。同时智库还举办各种培训会，对政府人员进行培训，或邀请政府人员与智库成员一起做课题、搞研究，让政府了解自己的研究领域与研究成果。
第六，健全的成果推销机制。智库决策咨询的最终目标和最终价值在于改进决策水平，提高决策质量。因此能否构建多渠道的成果推销机制，努力提升智库的社会影响力是智库是否成功主要标准之一。美国智库具有生产思想、战略规划、引导社会舆论以及人才储备和周转等四大功能，这些功能是通过一整套健全的多渠道全方位成果推销机制发挥出来，起到了广泛的影响效果和咨询作用。美国智库成果推销机制包括：智库研究人员直接到政府任职，直接将研究成果应用于政府决策；出版刊物、著作或提交报告；利用大众媒体形成舆论等。
（三）美国智库对中国军事问题的研究方式
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美国智库关注和研究的重点转向中国问题，特别是中国的军事和国防战略问题。具体方式主要有如下：
一是直接设立中国研究项目或机构。这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智库就是布鲁金斯学会、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等。布鲁金斯学会于2006年成立了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专门从事中国问题研究。同时也在清华大学开设了办事处，即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其中的重点就有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等。
二是在地区研究中设立中国研究项目。目前以地区研究作为研究导向的美国智库，往往将中国问题置于东亚地区或亚太地区研究之中，或在相关地区研究项目范围内设立中国研究项目。在进行研究区域的具体划分时，有些智库将中国内地与台湾、香港等地分开进行区域研究，有些智库则进行整体研究。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智库有对外关系委员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
三是在专题研究中开展中国研究。美国有部分智库在具体开展研究时主要以专题研究为导向，即设立当代世界热点问题或直接关系美国国家利益的专题项目并开展研究。在这些智库的相关专题项目之下，若有涉及中国的问题，就会开展相应的研究活动。
四是多数智库在对中国国防战略研究中具有明显政治倾向。为说明自己涉华军事研究的科学性，美国智库都宣称保持“中立”。但实际上多数智库研究中国军事时，都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据不完全统计，在美国智库中，38%是保守派，43%是中间派，19%是自由派。尤其在台海军事研究方面，这种政治倾向更加明显。比如在“协防台湾”问题上，兰德公司就认为美国应放弃“战略模糊”政策，坚定地反对“”，如果是因台湾挑衅导致战争，美国不应过多的介入进去。
三、多管齐下影响美国政府战略决策
作为寡头政治和精英政治的代表和国府的军师、幕僚，美国智库对政府决策一直影响较大，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也是智库赖以生存的基础。为了以多种方式影响美国政府的政治决策、战略决断、公共政策和外界舆论，智库多管齐下。
一是“出将入相”，将研究成果直接带入政府决策的最核心圈，进而影响政府的政策制定。美国智库对国防战略产生直接影响，多半是因为智库中的高级管理人员进入了白宫和五角大楼。通过智库与政府之间的“旋转门”（智库学者大量进入政府任职，政府官员离任后同样大量进入智库）来影响美国政府对华战略和决策。
二是通过出版书籍、专著和提交各种政策报告影响政府决策。出版专著或提出研究报告，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政府针对中国军事发展状况的决策，是智库影响政府决策的常见形式。美国主要智库每年都要出版大量的专著、期刊、研究报告、背景分析、简报，其中《外交》、《国家利益》、《外交政策》、《华盛顿季刊》、《布鲁斯金评论》、《兰德评论》等都是政府官员的必读刊物。
三是通过出席国会的听证会，直接输出思想，影响立法部门。由于美国智库的专家学者被视为公共政策问题的权威，因此经常受邀出席国会听证会，长期活跃在公共政策的辩论中。国会在美国对华决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总统的每一项重大对华军事政策都需要国会批准，而国会作为一个松散的决策机构，缺少专职的外交研究人员，因而常邀请智库成员参加听证会，这就为智库发挥影响力提供了渠道。
四是积极为政府提供咨询，扩大其社会影响，并获得丰厚的资金支持。美国智库作为独立的思考者、政府的军师，为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充当排头兵，成为美国国内各方力量博弈的话语霸权急先锋。而政府也希望借助智库聪明的大脑、四通八达的渠道、深厚的人脉关系，解决问题，反映诉求，并通过深谙公共外交之道的智库，与政府、媒体之间保持畅通的联系，以营造有利于己的舆论环境。2011年美国8家代表性智库的研究发现，不少前政府官员因宣扬“中国军事”以及其在政府的工作经验和影响力，成为有话语权的对华问题专家。
智能交通发展研究报告篇4
【关键词】智库 政府决策 影响
智库起源于美国，最初是指二战期间美国的军事人员和文职专家讨论作战计划的保密室。后来泛指一切以政策研究为中心，以影响政府公共决策为目的、非营利的、独立的研究机构。美国的政治制度催生了美国的非营利智库，使其成为继立法、行政、司法之后的第四种权力。智库对美国公共政策的制定和美国社会各方面发展都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体现了美国智库独特的角色和功能。
美国智库在政府决策中发挥作用的现实可能性
从国家制度层面分析。一是“三权分立”的制度结构为智库的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美国“三权分立，权力制衡”的制度结构导致了权力的分散性、竞争性和决策机制的公开性、多样性。美国实行“两党轮流执政”，总统和国会都由选举产生，总统的每一项重要动议都要获得国会批准，而国会议员需要借助“智囊团”或“政府外脑”的力量为其提供政策咨询，从而掌握政策的主导权和对公众舆论的支配权。二是国家颁布法令为智库提供法律保护。西方一些发达国家都会颁布相关法令为智库的发展提供法律保护。在美国，决策咨询已列入决策过程的法定程序。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必须有咨询论证这个环节，政府具体项目的论证和操作也要有相关的咨询报告。把智库的发展上升到法律制度层面也就赋予其法定身份，明确了决策咨询功能既是它的权利，也是它的义务，有利于提高智库的工作积极性。美国政府不仅为智库发挥重要作用提供法律保护，还在信息和财税等方面提供支持。
从智库自身体制层面分析。美国智库在体制上是不受政府或利益集团控制的独立法人实体。它们标榜不代表任何地区、行业或社会集团的利益，这就决定了其研究的自主性。美国智库不靠研究成果赚钱，而是通过出版书籍、举办学术会议和承担研究项目获得收入，有的也会获得基金会的赠款或企业和个人的捐款。各种智库都不设股东和股份，没有分红。这相对保证了智库研究成果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对智库来说，其最大“收益”是其研究成果被政府采纳并转化为实际政策，或者研究人员进入政坛成为政府官员。智库的研究非纯学术性，而是针对实际问题提出具有可行性的咨询研究，议政论证的最终目的是影响政府决策。因此，创新的思想、合理化的建议、有效的推销是智库成功的关键。
美国智库向政府决策施加影响的途径
出版著作、期刊或提出研究报告。这是美国智库影响政府施政纲领的一种传统而重要的渠道。这种方式是以书面的直观形式向政府展现他们的研究成果，为政府决策服务。美国各大智库都会定期出版发行刊物，发表本智库的最新研究成果，内容涉及国家内政、外交等多领域，目的是在学术思潮和社会舆论等方面影响政府决策。此外，智库通过研究报告、快报以及年度报告等形式向外界介绍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研究报告和快报以篇幅比较简短的政策分析报告的形式，就当前一些重要政策问题和突发事件等发表本智库研究人员的见解，通过相对快捷的方式发表出来，引导公众舆论。
参与国会听证会、组织各种会议和讲座、邀请政府官员和著名学者发表演讲。国会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各个智库竞相借助国会听证会的平台展现自己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有的智库还设置专门部门与国会保持联络，它们通过提供咨询服务和协助制定议案等途径影响国会的决策。美国各大智库还经常召开各种会议和研讨会，通过邀请社会知名人士、政府官员、著名学者、民间代表，甚至外国领袖等不同领域的代表进行研讨，他们可以及时了解政府政策走向和民众意愿，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目标。同时也可借助这些代表把智库的政策理念传递给政府决策者和社会大众。
借助各种大众传媒，引导社会舆论。智库的社会功能之一就是生产思想并引导社会思潮，进而影响政府的决策选择。智库借助电视、广播、网络和电影等多种传播方式，就政府关注的问题和国内外重要事件发表评论，提出对策，提高公众的关注度，以期达到宣传主张、制造舆论和影响政府决策的效果。思想倾向上相近的智库与媒体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媒体是传播智库政策主张的载体和推动者；智库为媒体提供大量新颖的思想观点和政策主张。因此，智库要证明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并超越竞争对手，就必须重视对外传播，注重媒体公关以及传播策略。
承担政府委托课题，向政府部门反映自己的政策主张。这是智库与政府之间的一种传统业务关系，同时也是一种合作关系。政府把相关课题和研究项目交给智库来完成，希望发挥智库的集体智慧，对某些现实性问题进行综合研究，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和实施方案。专业对口或知名度高的智库更容易获得政府的委托课题。虽然智库的研究项目来自政府委托，但其实际工作并不受政府控制。
通过咨询和发表声明的方式直接影响政府决策。美国法律明文规定政府制定政策时必须有咨询论证的环节，这为智库影响政府决策提供了有利条件。智库可以在为政府决策做咨询论证时融入自己的价值理念，向政府表明本机构对此类问题的看法，直接影响政府决策，这是一种简单而直接的作用方式。当国家发生重大或突发事件时，因时间的迫切性和问题的严重性，智库也可直接发表声明，为政府的应对措施提供建议和参考。
向政府机构输送人才。智库的某些精英在成名之后会被吸纳到政府部门任职，由政策分析家晋升为政策决策者。这是智库直接对决策发挥影响的又一种方式，因为这些核心人员进入政府决策机构之后就可以直接作用于政府决策。他们也就成为智库和政府之间的桥梁，既可利用职务之便为所在智库提供更多信息，又可争取到更多的研究项目和课题。同时也可寻找机会直接向政府推介智库的研究成果，增加被政府采纳的机会，使研究成果的理论价值转化为实际价值。
美国智库在政府决策过程中的功能表现
生产思想，为政府决策提供合理化建议。智库一方面要帮助政府面对各种复杂的内政外交问题时有清醒的认识和判断，确定需要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要为政府提出战略性建议和合理化方案。智库不仅关注国内外的突发事件和热点难点问题，也会从国家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关注和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智库不局限于自己的思想主张在短期内被政府采纳，而是着眼于未来，希望这种理念能逐渐深入人心，被决策者接受，最终立法成规。或随着持这种主张的人员进入政府和议会供职，把这种思想贯彻到政策决策中。
推行“第二轨道”外交，在双边和多边外交中发挥重要作用。“第二轨道”外交是介于官方外交（“第一轨道”）和纯民间交流（“第三轨道”）之间的一种特殊渠道。这种外交形式可以发挥智库“影子政府”的角色，在存在冲突和争端的国家或组织之间进行非官方的、非正式的接触和互动，成为解决双边或多边外交事务的新型途径。各国在处理历史遗留和地区敏感问题时往往找不到被各方认同的合理解决途径。全球性问题的增多使各国之间的合作更加频繁，同时也伴随着摩擦增多。在解决外交事务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上，智库可以凭借与官方决策的特殊关系和自身的非官方身份，在美国与冲突方政府之间充当“助推器”，为政府决策提供意见参考，对敏感政策和话语进行解释，在政府间谈判受阻或陷入僵局时及时传递信息，最大限度地促进问题的合理解决。
培养人才，为政界输送人才。美国智库汇集了各领域、各行业的专家学者。这些研究人员大都与政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是已从政界退位下来的高官，有的是具有较强研究能力的、有望进入政界发展的社会精英。智库除高薪聘请一些政府要员和知名学者外，也从具有博士、硕士学位的毕业生中招聘年轻有为的学生重点培养，并为他们提供向前辈学习和进行实践、历练才干的机会。智库不仅会把优秀的专家人才输送到政府机构任职，也会为在总统大选中下台的官员提供容身之所。智库为政界和学界之间的人才交流搭建了平台。随着政府决策所涉及的领域和层面越来越广，而政府决策部门的力量有限，就越需要依靠智库为其提供人员和智力支持。
制造舆论，引导社会思潮，影响政府决策。每个智库都有其一贯倡导的政策主张和思想，它们借助各种媒介把这些主张和思想传播出去，希望在公众中引起强烈反响，从而形成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主流思潮会为政府决策制造一定的氛围，甚至会直接影响政府决策。媒体作为一种媒介，它所报道的是新闻事实和占主流地位的社会思潮。因此，它需要借助于有权威的智库的思想观点和研究成果。媒体希望自己推广的思想和主张被公众接受和认同，有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还会适当进行“包装”，来扩大或缩小智库的影响，从而推动社会思潮的基本走向。在美国社会思潮的形成和发展中，智库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与媒体的相互配合确保了这种作用的发挥，引导或主导了社会主流思潮，为政府决策营造有利的社会氛围。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本文系2011年度河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河北省思想库的现状分析及其发展对策研究“的部分成果，项目编号：S201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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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教育技术； 前瞻研究； 教育信息化； 研究框架； 文化视域
[中图分类号] G40-057 [文献标志码] A
[作者简介] 祝智庭（1949―），男，浙江衢州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信息化系统架构与技术标准、教学与训练系统设计、网络远程教育、教师专业发展、数字化教育环境设计以及技术文化研究。E-mail：ztzhu@dec.ecnu.省略。
引 言
“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必须予以高度重视。”[1]教育信息化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教育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它重点关注如何全面深入地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来促进教育变革和可持续发展。
教育技术研究与实践需要全球视野、开放思维和战略眼光。多年前，笔者曾用四句话概括了全球教育信息化发展局势，即“美国一马当先，欧洲稳步前进，亚洲后来居上，中国奋起直追”，[2]时至今日，这些判断依旧适用。我国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轨迹可以这样描述：“九五”期间是多媒体教学发展期和网络教育启蒙期，“十五”期间是多媒体应用期和网络建设发展期，“十一五”期间则是网络持续建设和应用普及期。经过十多年的建设我国教育信息化已经在基础设施建设、重大应用、资源建设、标准化建设、法律法规建设和相应的管理等方面取得快速发展。
在落实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的背景下，我们依然需要密切关注国际教育技术研究与应用的发展动态，以助于准确把握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大方向。本文从技术、应用、理论三方面考察国际前瞻研究动态，联系国内教育信息化研究与应用实际，披露一些具有代表意义的项目。
一、 技术前瞻研究
教育技术是面向未来的事业，因此有必要预测其未来发展方向，虽然作此类的预测颇为困难。早在2000年，美国教育部就过一份由Grove国际咨询公司和未来研究所合作编制的“教育技术发展图景”（Educational Technology Horizon Map），[3]为2000―2010年间教育技术的发展提供指导建议和决策支持。其核心要素包括多种利益相关者、四种学习场合、五类技术、各种真实应用和潜在可行的机会。作为一个前瞻研究报告，它对教育技术十年发展作出一个颇具启示意义的判断：未来的发展中机会和风险并存，关键问题和新兴技术迭出。有鉴于此，该报告提出了一条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发展路径：探索技术调整机会讨论问题和意义展开行动。
自2004年起，美国新媒体联盟（NMC）每年一度的《地平线报告》（Horizon Report）[4]则成为预测教育信息技术发展趋向的权威资讯源。《地平线报告》是一份就基于Horizon项目上的持续工作报告。Horizon项目是一个长期的定性研究计划，旨在确立并阐述可能会对以教育为主的组织机构里教学、学习、研究或创作产生重大影响的新兴技术。每一期Horizon报告会介绍六个在未来的一到五年期间，分三个阶段内可能成为在教育领域主流的新兴技术或实践。同时展示的还有在相同时间段内即将改变我们教育工作方法的挑战和趋势。《地平线报告》在全球均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和共鸣，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全球教育改革的风向标。表1是我们将2004―2011年间《地平线报告》内容整合而形成的技术图谱。
反观国内教育信息化中的技术研究与应用，在许多方面与《地平线报告》预测的发展方向是平行的。以下仅介绍几个代表性的项目：
（一）电子书包与电子课本技术标准与应用示范
尽管电子书包、电子课本等概念已出现逾十年，但是先前的研究却大多关注其物理形态，关于如何提供完备的学习支持服务研究不多。随着iPad、Tablets、e-Book阅读器及其他数字化便携终端设备的日益智能化和平民化，电子书包与电子课本的应用研究逐步开始关注如何为学生课前、课堂、课后的学习活动进行一体化支持。电子课本（e-Textbook）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专用电子书，代表电子书的教育应用方向，在功能上兼具阅读性与教学性，而电子书包（e-Schoolbag）是整合了电子课本阅读器、虚拟学具以及连通无缝学习服务的个人学习终端。[5]引入“电子书包”后，班级差异化互动学习、数字化探究实验学习、小组合作项目学习、个性化按需按兴趣学习、能力本位评估引导学习等新型学习方式将成为可能。目前，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多个省市均加入了电子课本应用试点行动，其主要形式是以区域试验为先行，分阶段、有步骤地扩大应用范围。以上海为例，虹口区第一批试点覆盖了幼、小、初、高各个阶段共计8所学校；第二批试点范围扩大至18所学校。与此同时，在国家标准化领导机构的支持下，由华东师范大学牵头，五十余家企业、出版社、学校等组织机构参与的电子书包与电子课本的标准研究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其研究旨在解决电子课本与电子书包的学习内容、学习平台、学习工具和学习终端（人机交互）的互操作需求，[6]通过顶层设计与标准，先行保障电子书包和电子课本的应用研究的先进性与实用性。
（二）精品开放课程建设
国家精品开放课程建设是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关于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具体举措，包括精品视频公开课与精品资源共享课，它是以普及共享优质课程资源为目的、体现现代教育思想和教育教学规律、展示教师先进教学理念和方法、服务学习者自主学习、通过网络传播的开放课程。精品视频公开课是以高校学生为主要服务对象，同时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的科学、文化素质教育网络视频课程与学术讲座。[7]精品资源共享课是以高校教师和大学生为服务主体，同时面向社会学习者的基础课和专业课等各类网络共享课程。[8]“十二五”期间，计划建设5000门部级精品资源共享课。除了保持以往课程建设的精品理念，精品资源共享课特别强调了开放和共享的目标。2011年8月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工作研讨会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明确提出通过制定课程资源建设标准，实现优化课程教学资源的共享共建，实现从网络有限开放转变为充分开放。目前，我团队正在研制精品资源共享课相关的技术标准，基本思路是细化课程结构，从媒体素材、知识原子、学习单元、课程模块四个层次考虑共享作用域（如图1所示）。另外，通过提炼出一批典型教学样式并提供相应的设计模板，以期达到降低精品资源共享课开发难度之目的。
（三）教育云的探索应用
“云计算”与教育的融合已是大势所趋，云计算是计算机科学领域中的分布式处理（Distribute d Computing）、并行处理（Parallel Computing）和网格计算(Grid Computing)的新发展，旨在为基于互联网的应用程序提供虚拟化、可伸缩的计算环境，能够动态地满足应用程序不断变化的计算资源需求。[9]笔者认为基于“校园云―区域云―公共云”三层架构的教育云建设方案对“教育云”的落地研究和价值实现具有现实意义。这种分层级、有步骤的构建方式逐步促进教育云的相连与共享，最终形成公共教育云。首先，在“班班通”建设的基础上虚拟开放教室、虚拟实验室，加上虚拟图书馆、数字化校务、数字化校园文化系统等，形成云上数字化校园。此外，在构建数字化校园云基础上，以区域学校间信息共享、资源共建为目标，进一步建立区域级教育云，实现区域教育信息、教学资源的统一管理及异地远程教学。最后，将建立公共教育资源与数据的云服务中心，与各市县教育云的数据实现对接，形成公共教育云。[10]我团队与有关企业合作，正在设计面向电子书包的教育资源服务云。
（四）基于多触点游戏的儿童悦趣学习
多触点技术（Multi-touch）是一种允许单个用户或多个用户通过手势与交互界面进行对话的图形交互技术。该技术具有三个显著特征：[11]（1）直接交互：用户无需借助鼠标、 键盘等中介工具就可直接与应用界面交互，屏幕同时结合了显示和输入两种功能，带给用户快捷自然、直观的操作和反馈。（2） 多点触摸：接触界面支持多个输入响应点， 用户可以用双手同时进行多个控制点的定位和移动， 使得输入方式具有无限的可能性。（3） 多用户体验：多个用户可以站在应用界面的不同位置同时与应用程序交互，极大地拓展了对多用户活动的支持。我团队较早利用多触点互动显示技术开展儿童悦趣学习研究，开发一批幼教游戏。项目以儿童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学习设计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为指导，充分尊重儿童的认知特点、心智水平和成长经验，利用多触点、智能感知技术构建一种新型悦趣学习环境。由于学习内容设计充满趣味和挑战，学习界面自然舒适，游戏操纵便捷灵活，让孩子们真正体验“乐中学”、“玩中学”。因此，多触点游戏也成为儿童爱不释手的亲密学伴。
二、应用前瞻研究
美国一直是世界教育技术发展的领跑者，追踪考察其教育技术的推进历程和发展走向有助于开阔视野、合理借鉴和科学决策。自1996年以来，美国教育部教育技术办公室（Office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每隔4~6年连续颁布了四个《国家教育技术规划》，它们所关注的应用重心由硬件设施、人与网络学习、数字资源，最后转向到整个教育系统的变革。特别是《国家教育技术规划2010》提出了一个模型、五大目标和四大挑战，这为我国教育信息化建设带来诸多启示，如以提高学习质量和学习能力为中心，变革教育系统的结构和过程；借助现代技术力量，重构有效教学模式；关注弱势群体，促进教育公平；拓宽融资和捐赠渠道，确保财物各尽其用；跟踪新技术发展动向，逐渐研发其教育应用，等等。[12]
“21世纪技术伙伴”（P21，The Partnership for 21st Century Skills）是一个多方合作的基础教育改革实验项目，由美国信息技术产业界的大企业家组成的CEO论坛发起，得到美国教育部、国际教育技术学会等合作伙伴的支持，旨在使每一位学生作在21世纪生存与发展的准备。
P21组织描绘了学生在崭新的全球经济中获得成功的愿景：学生成果和支持系统（如图2所示）。[13]其中学生成果包括：核心学科与21世纪技能、学习技能与创新技能、生活技能与求业技能、信息/媒体/技术技能等四部分。在核心知识教学的境脉中，学生还必须学习在今天的世界要获得成功的必备技能，如批判性思维与解决问题、沟通、协作、创造与创新。为了保障学生能够具有获得学习成果，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支撑体系，主要包括标准与评估、课程与教学、教师专业发展、学习环境建设四大部分。
美国还积极推进标准化评估建设。[14]国家和各州正在严格制定新的教育标准，以明确学生应该知道什么、能够做到什么。为了帮助学生达到这些标准――衡量学生的进步，各州也正在设计和实施新的评估系统。这些系统被设计支持改善学生学业成就，但其有效性取决于许多因素。标准要足够具体以便让每个人（学生、家长、教育者、政策制定者和公众）了解学生需要学习什么；要足够精确以便作出标准是否已达到的公正和准确的判断。各州和各地区使用两种相互关联的标准：一种用于指定内容（学生应该知道什么，或者教育的不同阶段能够做到什么），另一种用于指定的学业绩效标准（能够做好的程度）。
“动手做”（hands on）科学教育起源于美国。美国的科学教育实验计划――“Hands-on”是一种由美国科学家总结出来的教育思想和方法，旨在让儿童有机会亲历探究自然奥秘的过程，让他们在观察、设想、提问、动手实验、表达、交流、反思的探究活动中，体验科学探究的过程，建构科学知识，培养科学能力和科学态度，能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讨论与决策。动手做的基本信条是：You hear，you forget；You see，you remember；You do，you learn（听会忘记，看会记住，做才学会。据说来自中国古典教育哲学，有待查证原著）。目前，美国最有影响的动手做项目是HOU（hands-on Universe,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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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交通发展研究报告篇6
关键词 科技智库；传播；能力建设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6） 154-0001-03
“智库（Think Tank）”，一般认为是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以影响国内和国际政府决策为目标，以公共利益为导向，提供对策建议和决策方案等智力产品的研究机构。学术界对“智库”一词的起源也说法不一，随着公共政策研究机构的激增，“智库”涵盖的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囊括当代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等问题的研究机构。据不完全的统计，全世界目前共有近5000家各类型的智库。
明确提出，科技智库要从科学技术影响和作用的角度研究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从科技规律出发前瞻思考世界科技发展走势，提出咨询建议，开展科学评估，进行预测预见，在国家宏观决策中发挥建设性作用。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为构建我国新型科技智库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智库拥有鲜明的科技特色，在推动科技跨越式发展，提升国家科技战略规划和施行能力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科技智库的核心功能是生产智慧产品，而生产的智慧产品传播出去才能体现价值，可以说，传播也是科技智库的核心功能，传播能力是科技智库的核心竞争力、影响力、生命力。在国家战略中，科技智库的专家和思想成果通过多种方式向社会各界传播，影响公众舆论，进而影响政策制定者与事件进程；在世界范围内，科技智库的传播能力在占据国际话语主动权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尤其可主导政治话语的议程设置，推动国际关系的发展进程，最终支撑服务于国际博弈。目前科技智库传播的传统途径包括组织论坛、印刷媒介、网络媒介、社交媒体等；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也出现了一些新型的传播途径，如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新媒体等。
1 我国科技智库传播能力建设现状
1.1 现代科技智库的建设
科技智库为国家科学技术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汇聚各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为国家的重大科技决策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借鉴，为社会发展贡献智慧成果，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可参考的技术改进实现路径，为科研院所提供良好的信息交流平台。新型科技智库的构建需要以创新能力为基石，以协同发展为手段，充分发挥科技智库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在世界各项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发达国家，近年来越来越重视对科技智库的建设和发展。由此导致全球范围内智库数量急剧增多，影响力也极大增强。全球科技智库前10强分别为：德国马普学会、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德国发展研究中心、美国兰德公司、美国巴特尔研究所、日本未来技术研究所、英国信息与通讯技术开发中心、英国科技政策研究所、美国基础研究所和美国科学、政策与成果联合会。
1.2 我国科技智库的发展
随着新中国建立，我国现代意义的科技智库也逐渐地发展起来，目前已形成了一些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科技智库。我国科学技术方面的咨询机构主要包括中国科学院学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2011年9月以来，响应国家建设高质量智库的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相继整合成立了信息情报研究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及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2013年7月，在中国科学院考察工作时，对中国科学院提出了“四个率先”的要求，其中包括“率先建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2015年6月，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建设进入新的发展历史阶段。
1.3 科技智库传播能力现状
科技智库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竞争的重要因素，科技智库生命力源于影响力，影响力取决于传播力。科技智库用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去影响社会，需要以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为前提，社会影响力又取决于智库传播能力的强弱。在我国，政策研究与咨询机构承担有多项部级、地方级、横向委托等课题，发表多篇内部研究报告或内参报告并获得各级领导批示，一些研究成果直接或间接转化为国家的决策或政府部门的政策措施，科技智库对政府公共政策的影响力日益提升。
现阶段，我国科技智库的发展和传播能力尚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智库研究人员的选择一般局限于学术型咨询人才队伍，应注意吸纳经历比较丰富、交叉学科背景、高度国际化、善于交往的人员，以提升研究队伍的综合研究能力和专项研究能力的。现有的科技智库“科”字特色不够鲜明突出，缺乏聚焦科技领域，坚持问题导向，以中国视角和全球视野谋划，积极主动参与并推动完善国家科技咨询决策制度建设的科技智库。我国科技智库与媒体的关系常常处于被动状态，过于关注学术研究和价值而对科技传播重视层度不高。
2 发挥科技智库传播作用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的伟大“中国梦”，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科学传播不仅仅是传播科学知识、科学发现和科学成果，其灵魂是传播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命的召唤下，需要老一辈的科学家、年轻的科技工作者以及全国人民，用实事求是的精神共同去实现强国、富国和大国崛起的“中国梦・科技梦”。发挥新型科技智库以服务党和国家决策为宗旨，以政策研究咨询为主攻方向，以完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努力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2015年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是“十二五”规划收官和“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之年，中央政府工作部署受到极高的关注。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确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这一关键时期，我国科技智库在规划的编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直接或间接参与国家政策规划的编制工作，或者为政策规划的制定提供支撑。科技智库在深入研讨分析发展现状、机遇与挑战的基础上，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结合未来五年重大突破领域和重点培育方向进行深入思考，凝练未来发展的重点任务，加快推进国家及地方“十三五”发展规划的研究与制定。
智库是思想与决策的纽带，它连结“研究”与“政策”的主要方式是将其研究结果和形成的理念传播给做出决策的“有效干预人群”。除此之外，智库也为公众提供思想和观点，对社会大众舆论起到引导作用。这些都离不开智库的传播能力。然而，作为理性、专业且科学的重要发声渠道，我国科技智库本身的传播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为更好地发挥我国新型科技智库的作用，应使其逐步树立传播观念，做到“研究”和“传播”并重，借助媒体传播平台和渠道，实现智慧产品的及时有效传播。
3 如何推进我国科技智库传播能力建设
提升传播能力是科技智库自身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强大的传播能力是实现科技智库思想产品应用转化的必要条件，也是科技智库发挥出实质性影响力的必要条件，推进我国科技智库的传播能力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3.1 提升科技智库人才传播影响力
人才是提高科技智库竞争力的核心资源，高素质的专业研究队伍是科技智库发展的重要基础。首先，除充分发挥科技智库中院士等学术专家的社会影响力外，还应打造一支在公共关系和社会传播学方面有较高造诣的高端人才队伍。通过后者不仅可以建立科技智库与领导层、媒体、社会大众等有效的沟通渠道，增强科技智库的公共话语权，发挥其咨政启民的作用；还能够通过收集中央决策与社会大众的关注点，捕捉真正值得科技智库研究人员讨论与进一步深化的议题，最终推动研究产品的决策咨询力与社会影响力的转化。
其次，应建立开放竞争，坚持引进与培养并重，不断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机制，采取有力措施吸引凝聚一批年龄和专业结构合理、富有活力和创新精神的专兼职研究队伍。围绕科技智库目标导向，凝聚科研院所知名专家学者、企业界精英人才和政府人员以及海外高层次专家等队伍，既要充分发挥现有科技智库高端人才的功能，又打造一批学术水平精湛、专业功底扎实、具有战略思维的高端决策咨询专家。充分发挥智库团队中专家和学者的人际传播能力，这些专家学者在社会中充当舆论领袖，有着丰富的社会关系网络，通过人际传播可带来极大影响力。
最后，应充分整合我国现有智库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科技人才、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等数据资源，依托中国科技创新云，运用现代互联网思维和信息技术，建设高端科技智库专家平台和数据平台，形成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科技数据挖掘和共享机制，以大数据集成服务智库决策分析，完善决策支持系统，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学术交流平台、信息汇交平台、资源转化平台和成果平台的互联互通，形成高效、创新、资源共享的科技智库发展格局。
3.2 充分发挥机构组织的传播功能
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提出相关意见。为建立健全国家科技咨询宏观协调机制，科技智库科学有效地为政府机构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参与影响政府决策。主要方式包括参与国家地方政府重要纲领文件的讨论和起草；通过各种内参或研究报告向决策者输送自己的观点；通过讲课等发表观点；通过媒体自己的观点……借助这些传播方式，科技智库影响社会舆论或影响政府或部门决策。
科技智库组织还常常通过建设多层次学术交流平台和成果转化渠道，组织会议、报告、培训项目、交流活动等阐述观点并提出建议，借此渠道与各国政要、专业权威、媒体以及公众交流互动，或者就某一问题形成舆论氛围。例如，举办“全球智库峰会”等系列有针对性的高端战略论坛，组织跨学科领域的高层次专家，聚焦国家科技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进行专题协商，开展战略研讨和研究，积极建言献策。
提升科技智库的决策咨询意识和能力，建立完善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制定符合中国科技智库传播发展特点的体制，明确功能定位、组织体制和管理机制，健全工作规范，探索灵活多样的人员配置、激励和评价模式，促进科技智库科学传播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内涵式的可持续发展。注重专家与组织机构的科学传播职责，维护结论科学严谨，引导和组织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科技智库联合协作，有针对性地提出意见并健全传播机制。
3.3 开启大数据时代的科技传播云
在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下，新型媒体的迅猛发展为科技智库传播能力建设提供了新的便利条件，它使得传播的速度更快、互动性更强、渠道更多、影响力更大。建设并运营科技智库特色媒体，比如自办的网站、微信和出版的刊物等进行传播，与具有品牌影响力、拥有舆论引导力和话语权的主流媒体合作，成为科技智库社会化传播的重要策略之选。例如，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华盛顿季刊》和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外交政策》等出版物都颇具影响力，主流刊物的重要文章又经常被其他媒体所引用，进而产生舆论热点，在引导思潮中发挥重要作用。
科技智库需要重视社会化媒体，通过多渠道社会媒介及印刷、广播、电视、网络等传统大众媒体传播。例如，《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美国之音、美联社、路透社等；近年来，美国智库纷纷在推特、脸谱等媒体上开设账号。随着移动互联网等新媒体的传播对社会发展及人们生活带来了巨大变革，对新媒体的认知能力、运用能力，将直接决定智库传播的成效，直接决定智库的社会影响力。
曾几何时，人手一份的报纸，已经被手机上的APP取代。需要获取信息直接掏出手机拍照或轻轻“扫一扫”即可，语音信息等网络舆论的形成机制悄然发生改变，科技智库正逐步将开拓新媒体传播平台作为其社会化传播的重要手段。欧洲政策研究中心的出版物和各项研究报告及成果都会同步更新至微博，研究员的博客也代表机构发表意见和看法，随时随地、快速大范围地起到影响和引导舆情方向的作用。
4 结论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越来越丰富着科技发展的内涵。科学技术作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源，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科技智库汇聚了高端科技智力资源，更应该前瞻把握世界科技发展态势，科学分析科技和产业变革的突破点和创新点，为实现我国科技从国际跟随到国际领跑的跨越式发展寻找路径，发挥核心思想库的作用。
智能交通发展研究报告篇7
关键词:人工智能；空中交通；管理
人工智能，即ArtificialIntelligence，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研究对人的意识及思维的信息过程的模拟并对其进行延伸和扩展，通过了解人类智能，研究出类似的反应的智能机器。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越来越多的运用于民航的各个方面，如飞行间隔的控制，空中流量的预测，飞行冲突的调配。但随着民航业的飞速发展，飞行流量日益增大，需要将人工智能技术有效运用于空中交通流量管理中，建立人工智能辅助系统，扩大空域容量，优化空中交通流量，提升空管秩序。
1空中交通流量管理探讨
在空中交通流量管理（AirTrafficFlowControlManagement）中，空中交通流量是指单位时间和空间通过的航空器数量。通过优化空中交通流量，将空中交通管制服务与机场、航路有效结合，减少延误，提高机场和空域的利用率。从时间角度上，空中交通流量管理可以分为航路流量管理和机场终端区流量管理两部分，从时间上又可划分为战略流量管理，预战术流量管理和战术流量管理。当航空器数量饱和时就要对航空器进行流量控制，目前的常用的控制措施如下：1）地面等待，最主要的空中交通流量管理措施，本着地面让空中的原则，对地面航空器的起飞时间进行限制；2）空中等待，航空器在航路上或终端区规定的等待点或没有冲突的临时等待点进行盘旋等待；3）更改航路等待，当航路航线的容量饱和时，航空器可以通过选择其他航路航线；4）控制航路间隔，通过对航空器进入空域的间隔进行限制，来达到流量管理的目的，吸收部分拥挤的流量。
2人工智能的应用研究探讨
Agent在人工智能的研究中，指能自主活动的软件或者硬件实体，目前国内普遍翻译为智能体。在人工智能中，设计关键智能体，对于研究人工智能的应用是非常重要的。在空中交通流量管理中，设计如下关键智能体：航班智能体、航路智能体和机场终端区智能体。航班智能体的属性有高度、速度、上升/下降率、起飞机场、目的地等。航班智能体可以与区域内或终端区的其他航班智能体建立通信，通过获取航班信息和逻辑判断，结合周围环境与自身状况，指导控制自身行为。如果航班智能体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如改变高度航向等，需要给上级的航路智能体或机场终端区智能体发出申请，上级智能体批准后，航班智能体才能采取相应的调整，作出相应的控制行为，才能通过交互环境反馈相应结果。在实际工作中，这个过程是通过空中交通管制员指挥航空器实现的。空中交通管制员在实际指挥工作中，需要结合当时的空中交通状况和自身的经验知识。航路智能体的主要属性有航路的高度、宽度、容量等。航路智能体需要对航班智能体进行指挥，管理航路上的智能体，同时与其他航路智能体和机场终端区智能体进行通信，对航班智能体进入和离开航路的时机进行协调，记录流量信息并报告给上级流量管理部门，接收上级智能体的指令。在航班智能体进入航路之前首先要进行容量评估。通过评估后的航班智能体回收到航路智能体发出的放行许可才能进入航路。如果没有通过容量评估，则要向上级智能体发送将流量限制的申请，流量限制后航路就不能批准航班智能体的进入，通过减少航班智能体的数量，控制航路交通流量。机场终端区智能体：在实际工作中，机场终端区的航班管理包括管制指挥、流量控制、地面场面监视、进离场等，难度较大。终端区智能体（通常运行中为塔台管制）首先要处理所收到的信息，如天气雷达信息、地面运行信息和情报信息等等，结合已有知识开展机场的容量评估。如遇到低云低能见度、雷雨等天气时可以调低终端区/机场容量，对进入离开的航空器进行限制。通过容量评估，塔台会给航班智能体一个SLOTTIME，航班智能体按照塔台的SLOTTIME起飞或降落，从而达到流量控制。如果没有通过容量评估，则需要通过上级的智能体批准，流量控制，限制终端区的流量，通过控制进入或离开的航空器数量达到流量限制的目的。机场终端区智能体（塔台）对终端区的航空器进行管理，还需要与航路智能体和平级的终端去智能体进行通信，对航班进出的SLOTTIME进行协调，并将流量管理信息报告给上级流量管理部门，接收上级智能体的命令。如果出现拥堵机场终端区智能体需要通过一些措施来管理流量，如分配SLOTTIME、指挥航空器地面或空中盘旋等待。
3结论
综上所述，以往在模拟空中交通流量进行研究的时候，首先制定流量控制信息，再在系统模拟航班飞行计划。这样的模拟过程不能解决容量告警问题。如果流量控制不合理，只能重新设定流控信息，再次进行模拟，因而加大模拟过程的工作量。而通过智能体的运用，可以在模拟中不断调整智能体来模拟空中流量，增加了模拟流量过程中的灵活性，将人工智能运用于模拟中，借助智能体来模拟空中流量，可以更好的分析空中交通流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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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交通发展研究报告篇8
关键词:科技创新智库;事实数据;科技情报机构
引言
科技智库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科技战略政策研究和科技支撑服务公共政策制定为主要职能的专业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科技智库具备智库的共性特征有:①研究工作具有政治性和现实针对性，不以学术研究为主，而以影响政府决策为科研目标。②具有独立和非赢利性，以科研院所、高校、学会、公司、中心等命名，作为独立法人机构，不以赢利为目的。③智力产品是赖以生存的根本，通过为决策部门提供政策思想、方案和建议等智力产品及其带来的影响和声誉来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1］。科技创新智库建设基本要求与必备条件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具备开展决策咨询的基础资源条件。完备的数据库和丰富的事实型数据库资源是建设科技创新智库的基础之一，客观科学的数据有助于研究人员进行定量分析，为提出科技决策建议提供强有力的支撑，避免主观臆断;二是拥有高素质的专业研究人才及研究团队。建设科技创新智库的核心在于打造高素质的专业研究人才和研究团队，人才是最重要的创新资源之一，打造一支跨学科、跨领域的复合型人才研究团队是保持科技创新智库创新活力的内生动力;三是具备长期开展决策研究的实践与积累。科技创新智库要成为政府部门倚重的“智囊团”，须具备长期从事科技决策研究的实践经验积累，具备较强的情报分析和政策研究能力，能够提出具有前瞻性、科学性、实效性的科技决策建议。
1全球科技创新智库建设现状
《全球智库报告2019》指出，目前，全球智库整体增长快速，全球共有8248家智库，其中，美国拥有1871家智库，居全球之首;印度智库数量为509家;中国智库共507家，位居第三。
1.1美国知名科技智库建设概况
美国是国际上公共政策研究与咨询业最发达的国家，其智库的数量全球最多、影响力也最大，居全球之首。其中，以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兰德公司等为代表的美国科技智库，大多是政府通过委托研究的方式为智库提供资金支持，智库围绕政府的需求开展课题研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专业知识和思想。智库与政府之间建立人才交流机制。充分发挥智库的决策咨询和教育功能。
1.2欧洲知名科技智库建设概况
英国政府高度重视科学咨询在政府决策中的作用，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科学支撑决策机制，通过智库为政府决策提供重要支撑［2］。英国科技决策智库参与政策过程，帮助制定政策问题的框架，提供相关问题的背景信息，为政府提供政策建议，英国科技决策智库还会对中长期科技重点问题提出预警，以提醒政府防止出现重大失误和决策偏差。
1.3日韩科技智库建设概况
日韩科技智库建设相较于欧美国家起步较晚，但是成长速度和发展质量却非常高，其运行机制受国家体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文化渊源的影响而各具特色［3］。日本科技决策智库的研究团队一般是以研究项目为导向组建，按照科技政策面临的最为重要的问题进行项目设置，根据项目组建项目研究导向的研发团队，具体开展某一领域的研究工作。韩国科技政策研究所主要为总理府及政府各部门、地方政府和企业提供政策研究和咨询服务［3］，为政府部门和其他组织开发政策选择，将战略引入私有部门以促进其技术创新，并为公众提供科技政策趋势方面的信息和数据。
2国内相关省市科技创新智库建设概况
2018年以来，我国智库发展进入制度化建设的阶段。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进入了“快车道”:国家高端智库“领雁效应”显著，各地各系统纷纷研究制定地方智库和系统内部的智库发展规划，拉开了体制内智库体制机制改革的序幕，媒体智库应运而生，高校智库建设如火如荼，社会智库蓬勃兴起［4］。国内多家研究机构都曾对我国创新智库发展情况进行研究分析等。其中，据隶属于上海社会科学院的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的《2018中国智库报告》中的相关内容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依次为综合影响力位于全国排名前10位的智库。由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和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中心共同研制完成的《2018CTTI智库报告》指出，近年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从中央到地方，促进智库建设的政策文件不断出台，政策制定点面面俱到，智库政策体系逐步建立;形成了“国家高端智库为引领，省市级重点智库为支撑，其他新型智库为补充”，纵向层次分明、横向类型丰富的新型智库体系，以及涵盖领域广泛、类型丰富的智库平台;智库对外交流传播逐渐深化，我国智库逐步走出国门，融入国际发展的大环境，积极与国际智库展开对话交流;智库相关研究蓬勃开展，研究成果出现井喷式增长，智库在服务国家战略、社会公共政策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
3科技情报机构成为科技创新智库建设主力军的思考与建议
3.1科技情报机构从建立伊始就肩负“智库”使命
1956年，中国情报事业创立，全国各科学技术情报机构陆续发展，科技情报工作的功能定位为“耳目、尖兵、参谋”。中国科技情报机构不断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需求，快速恢复并持续发展，围绕领导决策、科技发展、经济建设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3.2科技情报机构成为科技创新智库建设主力军的现实基础
从前文中国外智库建设概况来看，情报功能已成为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外，智库机构一般都有强大的信息情报功能，甚至有些著名智库就是从图书情机构逐步发展演化而来［5］。同时，科技情报机构自成立之初就将为政府部门提供科技决策服务作为其一项核心功能和核心业务，在决策链的各个环节均需要包括情报研究在内的决策服务［6］。
3.2.1科技情报机构具备构建科技创新智库的数据资源基础纵观国内外科技智库，都是在大量数据基础上分析得出结论，从而为决策者提供决策咨询。20世纪以来，随着电子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我国各省(市)科技情报机构均建立了整合国内外优良的大型综合性的科技文献服务系统资源，文献品种涵盖期刊、专利、标准、图书、会议学位论文、研究报告、科技成果、统计数据、企业信息、产品样本、专家信息、政策法规、本地特色数据库等。同时，各省(市)科技情报机构搭建的科学数据、科技报告、科技成果转化、科技金融等科技资源服务平台掌握了大量的科技事实数据和丰富的信息来源为科技智库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为政府及公众提供科学可靠的信息资源和情报服务。
3.2.2科技情报机构具备为决策研究提供信息支撑尽管科技信息的资源保障仍是国内许多传统意义上的科技情报机构的主体业务，但由于我国科技情报机构基本都隶属于政府科技管理部门，为政府科技管理部门提供决策服务一直是科技情报机构的主要业务活动，为政府部门的科学决策和科技管理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并成为不可替代的角色，服务于政府决策的全过程［7］。随着国家大力推动智库建设，许多传统的科技情报机构已经把建设科技智库作为机构发展的重要方向。目前，各省(市)科技情报机构为决策服务而开展的研究活动已形成规模和体系，且逐年稳步发展。由此说明，科技情报机构能够为政府更好地把握科技发展趋势、制定科技规划和科技管理决策提供信息支撑。
4科技情报机构成为科技创新智库建设主力军的主要路径
4.1构建完善的科技大数据平台
数据与信息是智库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准确的数据和信息是开展精准决策的基础，智库的决策分析、风险评判和政策评估都需要大数据为科学决策和政策评估提供实时动态监测和实时预警分析，需要大数据推进智库风险分析的精细化和精确化。因此，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科技创新智库应着力构建和完善科技大数据平台，充分运用大数据的数据挖掘算法等技术，多渠道、多层面获取海量数据信息并加以整理剖析，提高新型智库对政策制订的科学性［8］。
4.2加强科技创新智库专业人才团队建设
1)邀请省内外具有较高威望和影响力的权威专家作为智库的首席专家，或邀请在行业中公认的学术技术带头人，且对本专业领域工作具有创新性构想和战略性思维的专家，采取专家挂帅、优秀团队支撑的模式，以专家为核心，以优秀团队为主力，打造擅长政策研究且了解省情民情的，具有专业化素养的智库高端人才团队。2)提高科技情报研究人员整体研究水平。一是培养科技情报人员立足于国家战略和发展全局，针对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等开展前瞻性、战略性研究的基础理论研究功底;二是要培养科技情报人员善于开展实践调查的“接地气”作风，要求科技情报人员从社会实践中获取第一手研究素材，为理论创新和决策咨询提供科学依据;三是进一步提高科技情报人员的专业性，不断创新研究方法，利用分析工具进行科学准确的分析，为作出重大问题的决策提供科学有效的依据。
4.3建立完善的良性运行机制
1)接受政府科技部门委托，坚持服务全省科技发展的方向定位，紧密围绕全省科技发展的重大问题、前瞻性问题，在准确把握决策需求的基础上快速组织开展研究，完成“命题作文”，加强政策建议的针对性、有效性，大力提升成果质量。双方可以通过签订“任务委托书”等形式，在委托书中明确咨询目的、咨询任务、完成时间、质量要求、提供的条件、经费保障等事项。2)逐步建立完善智库专家自主选题机制。科技创新智库可根据科技发展规划，围绕科技发展战略、产业科技创新、区域创新能力评价等重大问题拟定“年度重点研究咨询课题指引目录”，供智库专家选题参考。充分发挥智库专家在相关行业领域的领军人的作用，由智库专家带领研究团队自主选题，建言献策。增强战略谋划能力和综合研判能力，不断提高决策咨询服务水平。
4.4创新科技智库研究分析方法
要成为科技创新智库，不但要将情报机构“耳目、尖兵、参谋”的作用发扬光大，而且需要更加迅速的反应和更加全面的提炼。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提出的“事实型数据+专用工具方法+专家智慧”情报研究方法是适应当前创新需求、符合政府决策特点的一种情报分析新模式。通过三者的有机结合，综合运用定量与定性分析、对比分析、统计分析等方法，在保证客观性的同时，充分发挥专家的主观能动性。
4.5建立“省级科技智库+市(州)区域科技智库”的科技智库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