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范文
时间：2023-10-25 17:13:24
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篇1
民法是社会主义市场背景下，对各种经济关系加以调整的重要依据，因而在民法不断完善过程中，应对对象的继受与变迁问题加以有效调整，以确保人们的合法权益。
本文主要论述了民法调整对象的重要性，并分别对民法调整对象的继受与变迁问题进行分析，进而提出我国未来民法发展中有关调整对象的系列问题。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入，使社会经济活动逐渐增多，而经济关系越加紊乱，严重影响社会发展的秩序。民法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可以更好维护社会经济关系的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
在民法发展中，不可避免谈及到调整对象继受与变迁问题，只有对该问题加以有效解决，才能为民法逐渐完善奠定基础。因此，有必要对民法调整对象继受与变迁问题加以探析。
1 民法调整对象的重要性
民法调整对象是一项重要理论，是关于民法本体知识的论述。作者认为，民法调整对象能够揭示民法与社会互动的范畴，可以从社会角度出发，对民法本质进行披露。
民法能够对社会经济关系之间的主体进行平等方面的调整，以符合国家法律规范体系的需要。
民法调整对象的层面主要有应然、实然两个层面，无论是何种层面，都对民法调整对象有益处。基于应然状态下的民法调整对象，适用于整体人类社会环境中;基于实然状态下的民法调整对象，具有稳定不变的特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关系活动越趋复杂，逐渐使传统民法中暴露不足问题，因而采取民法调整对象的措施尤为重要，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同时以人们的共同利益为实施目标[1]。
2 民法调整对象的继受与变迁问题
(一)民法调整对象的继受问题
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民法调整对象对大陆法系继受，主要表现在以下阶段。首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前，我国民事立法中，实现民法调整对象继受。
我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时期，经济发展以自给自足为主，其思想观念、法律仍然不够完善，尤其表现在法律方面，民法不够发达。清朝末年时期，我国开展法律改革活动，在《大清民律草案》中充分借鉴大陆法系内容，为我国民法完善奠定坚实基础。
其次，中华民国时期，民法对大陆法系有进一步的继受。在该时期，颁布《中华民国民法典》，是我国民法立法历史中的重大突破，通过对大陆法系加以借鉴，开启现代文明之门。
同期，民法学界人士对民法调整对象有着一定程度的认识。自《中华民国民法典》颁布以来，民法学研究热潮掀起，相关著作不断问世。学界人士普遍认为，民法调整对象与生活关系等同;受西方思想观念影响，有学者对民法调整对象有独到的见解，主要从其作用角度出发加以研究[2]。
(二)民法调整对象的变迁问题
自第三次民法起草开始，至《民法通则》结束，是民法调整对象变迁过程的有力见证。首先，随着社会的变革，我国法学不断发展，课题更加多元化，而民法调整对象是众多学者纷纷研究的热点话题。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发展更加坚持实事求是的方针，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与此同时，社会不断发展，经济关系矛盾逐渐增多，对社会和谐稳定有不良影响。通过民法调整对象的变迁，使民法更加完善，能够对社会经济关系发挥着协调性作用。
其次，民法和经济法之间有着一定的争论，以经济法为基础的民法调整对象变迁问题更加引人关注。民法调整对象的变迁，实现了《民法通则》的问世，使起草方案形成以法律形式为基础的文件，进而对社会变革产生深刻影响。
在此过程中，我国众多学者通过座谈会形式对该问题加以论述和争辩，最终促使法律条文成形，实现民法调整对象的变迁[3]。
3 未来民法调整对象的相关问题
在我国未来发展中，相关人员有必要对民法调整对象问题加以深入分析和研究，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切入。
从我国法律技术角度来讲，有必要对是否将民法调整对象通过法律条文形式加以规定。目前，民法调整对象问题并未以法律条文形式加以详细规定，导致相关部门人员对该问题未能加以重视。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越趋活跃，经济关系更为复杂，其矛盾可能对社会和谐稳定产生重要威胁。
民法调整对象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性作用，只有对民法调整对象问题加以重视，才能更好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首先，按照我国立法习惯，应将民法调整对象以法律条文形式加以规定，有助于确立法律地位;其次，民法调整对象正民法调整对象以法律条文形式进行规定，能够充分凸显民法体系的重大功能;最后，将其以法律条文形式规定，有助于民法知识的传播与传承。
从法律体系角度来讲，针对民法调整对象问题，相关人员应考虑是否借助其它法律，对其问题加以解决。在社会发展中，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具有必要性。
以行政法为例，相关人员可以加强对行政法与民法调整对象之间的关系进行研析，以更好解决民法调整对象的继受与变迁问题。
首先，行政法能够作用于民法调整对象，并为其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社会关系相互交错和影响，民法调整对象影响法律体系的运行，在行政法的作用下，可以更好解决社会关系矛盾。其次，行政法能够为民法调整对象提供良好的观念基础。
我国法律虽然相对较为保守，但法学是比较开放自由的。将民法调整对象问题有效解决，有助于我国法律体系的完善，使民法调整对象的继受与变迁问题妥善解决[4]。
4 结论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民法调整对象逐渐走向变革之路。在我国民法制定过程中，世界众多国家对我国法律体系建立提供重要参考意见，以推动我国民法的不断发展。
但是，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过程中，应勇于面对未来民法调整对象问题，并对各问题具有预设性，有助于我国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从而推动国家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作者：哈丽叶·买买提 来源：卷宗 2016年2期
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篇2
第一，从经济形态的发展历程看商法调整对象的特定性。商法的调整对象是指商法调整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关系。它是商法学研究的起点问题，也是核心问题，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商法的地位和命运。因此，商法理论研究的任务就在于科学地探索并界定商法的调整对象及范围。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简单商品经济、自由市场经济和现代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相适应，产生了三种不同性质的调整商品经济的法制，即民法、商法和经济法。
原始社会后期，产生了私有制，出现了简单商品经济的萌芽。到了奴隶社会初期，简单商品经济逐步缓慢发展。商品是商品所有者通过市场交换的产品，这就必然产生了以商品、市场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简单商品经济关系。作为所有制和商品交换关系法律表现的私法也应运而生并发展起来，其典型便是古代罗马法，即后世所称的民法。民法的个人本位、权利能力平等、契约自由、私人财产不可侵犯等一系列的法律原则及其相应的法律制度，集中体现了这种简单商品经济关系的性质，准确而有效地调整着商品所有者之间的经济关系。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确定以后，简单商品经济过渡到自由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这时的商品经济，从交易规模、交易空间、交易时间、交易范围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原先作为“简单商品生产即资本主义前的商品生产的完善的”民法，已经不能适应发展了的商品经济即近代自由市场经济的需要。虽然民法调整领域不断扩大，内容不断更新，但是民法不可能将平等主体间发生的所有财产关系全部纳入自己的调整领域。于是，适应这种以组织为本位的新的法律部门，即商法便应运而生。如果说，民法调整的是简单商品经济的话，那么，商法则是调整大规模发展条件下充分竞争的近代自由市场经济关系。这一经济关系的性质确定了商法的调整对象只能是营利性主体的营利行为。因为民事主体之间进行商品交换的目的，是实现商品的使用价值，即民事主体是为自身的需要而进行商品交换，是“为需而买”；而商事主体之间进行商品交换的目的，是为了营利，是“为卖而买”。营利主体要营利，必须要求商品交易行为具有简便、敏捷、确定、安全、公平的属性，因此，对营利性主体的营利性行为，必须采用不同于民法的一般原则来调整，即采用一整套特有的与商事行为的特点相适应的商事原则来调整。比如，在商事行为的形式上更加注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在商事中，进一步简化交易程序；与交易的公平性相适应，商法遵循交易公平原则，体现了强制主义、公示主义、外观主义、严格责任等原则。上述原则均是商法的基本原则，贯穿于各项制度之中，但在民法中却不能称为基本原则，民法中有的制度虽然也有类似规定，但仅仅是个别的规定而非普遍现象。
由此可见，商法调整对象的特定性，决定了其调整原则的特殊性，而商法调整对象的特定性和调整原则的特殊性，决定了民法不能调整商事行为，商法应当作为一部独立的法律部门存在，区别于民法。在自由市场经济时期，经济运行主要靠价值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自发调节，国家并不干预经济。但是自由竞争的结果导致了垄断，导致了日益频繁严重的经济危机，造成了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从此开始运用多种手段干预经济，对社会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国家通过制定法律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便产生了经济法。所以，经济法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因此，现代市场经济关系必须靠民法、商法和经济法来共同调整。
我国商法将营利性主体的营利行为所引起的经济关系作为调整对象，体现了我国商法调整对象的两大特点。其一是商法只调整营利性主体。对非营利性主体，商法不作调整，这是其前提条件。其二，商法只调整营利性主体的营利行为，不调整营利性主体的非营利行为，营利性主体的非营利行为分别由民法、行政法等法律部门调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的市场经济主体参与市场交换的行为都是以营利为目的的行为，商法调整商事行为的目的，就是要规范商主体的市场交换行为，使之符合市场运行的要求，商法的全部法律制度及法律原则，都是这种导向的具体措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商法就是现代市场法。
总之，商法把营利性主体的营利性行为，作为自己特定的调整对象，并采用与之适应的特殊的调整原则，表明商法区别于其他一切法律部门，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商法应当区别于民法和经济法而独立存在。
第二，从商法与民法的区别中看商法调整对象的特定性。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经过了十多年的探索和试验，终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而市场经济机制有序有效地运行，则要以一整套体系完备、内容合理的交易规则与公平竞争机制为先决条件。加强以商品经济为核心，以人的权利意识和主体意识为基础的民商立法成为人们的普遍主张。但在具体立法模式上，民商法学界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坚持民商合一；另一种观点坚持民商分立。笔者认为，从民法和商法各自不同的调整对象来看，实行民商分立，更有利于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关系，促进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
商法和民法都是私法，两者有着密切的关系，两者都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法律部门，但是，商法与民法的调整对象不同，商法是以组织（企业）为本位调整营利性主体的营利行为的法律；民法是以个人为本位调整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商法和民法不同的调整对象，决定了商法和民法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区别：首先，两者价值取向的重心不同。商法价值取向的重心在于维护企业的合法营利；民法价值取向的重心在于社会公众民事权益的维护。其次，两者调整范围不同。商法调整平等的营利性主体，民法调整平等的非营利性主体；商法调整动态的财产关系，民法不仅调整静态的财产关系而且也调整人身关系。再次，两者的调整手段不同。商法属于私法，当然采用私法调整手段，但是，由于商法所调整的营利行为，不可避免地要与国家管理职能发生联系，必然引起国家对商事行为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干预和控制，因此，商法必须兼顾采用某些公法调整手段，商法从私法的放任主义到干涉主义的过程也证明了这一点特性；而民法是纯粹的私法，完全采用私法意思自治的原则，只要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不妨碍社会公共利益。最后，两者法律规范各有特点，商法规范的内容具有纯粹性，都是纯粹的财产关系，而民事法律规范的内容具有复杂性，既有财产关系，又有人身关系；商法规范具有技术性，为确保商事交易的安全与效率，大多数商事法律规范是技术性规范，而民事法律规范中含有道德因素的伦理性规范占很大的比例；商法规范是任意性规范和强制性规范的有机融合，而民事法律规范中强制性规范很少；商法规范具有易变性。商法规范的制订和修改较民事法律规范更为频繁；商法规范具有国际性。商事交往没有民族、地区的限制，现代社会通讯先进， 交通发达，国际贸易发展迅猛，需要大量的国际间共同认可并遵循的商事法律规范，因而，在商事领域制定统一规范，要比民事领域更有必要，也更为容易。
正是因为商法具有特定的调整对象、调整范围和调整手段，因此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与传统民法分离开来，实行民商分立。这也是实行民商合一仅起到形式上的机械合并而不能使二者有机融合的主要原因所在。
第三，从商法与经济法的区别中看商法调整对象的特定性。政企分开是我国长期以来难以解决的问题，其立法原因主要是长期以来我们否认公法与私法的区别，导致公法私法不分，过分强调公法，致使以公法的原则取代私法原则。这种立法指导思想完全适应计划经济，但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极不协调。当今，我国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解决政企不分的痼疾，在立法上就必须划分公法和私法的界限，明确经济法和商法各自的调整对象，以便在经济关系中充分发挥商法和经济法各自的作用。
经济法是以国家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在国家和市场主体之间形成的具有突出经济内容的权利义务关系作为自己的调整对象。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法，是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杠杆之一，属于以国家为本位的公法，体现公法原则，其调整手段必然是公法性的。而商法虽然有公法化的现象，但其基本属性还是私法，体现私法原则，主要采用意思自治私法调整手段，所以，经济法和商法两者各自不同的调整对象决定了两者性质不同，两者的调整手段也不相同。
在我国经济体制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这种转变必然引起我国经济法调整范围的缩小和商法调整范围的扩大。在微观经济关系方面，国家对市场经济主体及其行为的管理方式，由原来的直接管理为主，转变为间接管理为主，政府在经济领域的角色由原来的运动员和裁判员双重身份向单一角色转换，国家通过制定和完善商事立法，赋予市场主体独立的经营主体地位，维护其经营自主权，规范市场竞争的规则，保障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充分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发展市场经济，提高了商法的地位，扩大了商法的调整范围。但是，我们不能随之产生轻视或否认经济法作用的思想倾向，因为商法调整市场经济关系的地位加强了，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国家对经济的管理，而只是管理方式、管理手段发生了变化，由指令性的直接管理方式转变为指导性的间接管理方式，由行政手段转变为法律手段，因此，国家经济管理职能的存在，决定着调整这种经济管理关系的经济法存在的必要性。那种认为实行市场经济，经济法不重要甚至可以取消的认识是不正确的。商法属于私法，它只调整微观经济关系，经济法属于公法，它侧重于调整宏观经济关系，但对微观经济也有所调整，所以会出现法律调整对象的重合。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也是普遍的现象。
总之，商法和经济法都是保障现代市场经济有序运行不可缺少的两种法律保障机制，商法是保障市场调节即“无形之手”有效运作的法律机制，经济法则是保障国家调节即“国家之手”有效运作的法律机制。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我国长期以来忽视商法的情况下，尤其需要强调商法，因为强调商法，坚持市场主体权利能力平等，有利于克服政企不分的弊端，有利于企业迅速转换经营机制，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
根据上述对商法调整对象的具体分析，以及商法与民法、经济法不同的调整对象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如果将社会经济关系分成两类，即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和不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那么，在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中，平等的营利性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由商法调整，平等的非营利性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则由民法调整。而在不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中，国家对市场主体进行间接调控所产生的经济关系则由经济法调整。因此，商法与民法、经济法一起共同调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以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
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篇3
论文提要：本文回顾了国民经济核算工作对我国经济繁荣与社会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从理论与实践上总结国民经济核算面临的新问题与新挑战，并提出开发一系列卫星账户、构建国民经济大核算体系，进行国民经济核算的改革与创新。
一、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重要贡献
从1953年SNA到1968年SNA、再到1993年SNA，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不断发展和完善。现行国民经济核算是以整个国民经济或社会再生产为对象的宏观核算，是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有效工具：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对国民经济运行或社会再生产过程进行全面、系统的计算、测定和描述的宏观经济信息系统，是整个经济信息系统的核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工作在理论与方法研究、制度建设、数据提供上取得了许多业绩，为社会繁荣和国民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宏观经济方面，国民经济核算通过一系列科学的核算原则、核算方法、核算指标来描述国民经济运行过程，提供了关于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系统、详细的数据，为党和政府提供了制定经济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年度计划和各种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在国际关系方面，国民经济核算数据是裁定我国应该承担的国际义务和应享受的优惠待遇的重要参考标准；在企业决策方面，国民经济核算为企业选择投资方向、进行投资决策提供了导向作用：在社会生活方面，国民经济核算反映了居民生活的数量和质量水平，也为居民进行生产、消费和投资决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虽然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取得了较好的业绩，为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不可否认，随着现实经济社会生活的演进，现行国民经济核算还存在着许多新问题，有些地方仍然与社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面临诸多挑战，必须不断地进行改革和发展、完善和创新，充分发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二、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主要缺陷
朱之鑫曾在全国统计局长会议上用“三个不适应”来概括国民经济核算工作的局限：一是不适应党政领导部门的决策需要；二是不适应社会公众了解国情、认识形势的需要；三是不适应对外交流的需要。这些不适应是由于国民经济核算的局限性造成的，具体表现在：
第一，国民经济核算的全面性日益受到挑战
1、忽视对环境和自然资源因素的核算。传统国民经济核算是以GDP为中心的核算，但在环境和自然资源核算方面日益显现其局限性。一是夸大了以国内生产总值为代表的经济增长率：二是没有测算作为未来生产潜力的自然资本的耗损贬值和环境退化所造成的损失，未能将环境和自然资源真正纳入国民资产负债核算中；三是因过度追求物质财富的增加，而损毁了经济社会赖以发展的资源基础和生态环境条件，使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难以为继。
2、忽视对人力资本的核算。人力资本是指凝结在人体中的知识与技能的存量总和。人是生产力中最能动、最本质的因素，人力资源构成一国可利用的人力生产力的总体，人力资本是人力资源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它具有资本的基本属性，是投资的结果，能够带来收益。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社会进步的决定因素，而且对于现代经济来说，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但现行国民经济核算只将教育支出中用于校舍等固定资产的部分作为投资，而将用在教师工资、图书购置等方面的开支不作资本处理；此外，人们用于健康等方面的支出，也未计为人力资本投资，因此在有关经济增长因素的核算与分析中，人力资本作用与贡献的核算，也就成为未来国民核算领域有待进一步加强的新内容。
3、忽视对科技因素的核算。全社会科技投入是反映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科技活动状况的重要标志，是制定国家和地方科技政策和发展规划、进行宏观管理的基本依据，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正与日俱增，对我国科技投入与产出进行科学、准确的测定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具有紧迫性和新颖性。但传统国民经济核算除了在R&D核算及科技成果产出的直接核算方面取得进展外，在诸如如何深入描述科技活动与经济活动问的内在关系与规律，以及如何准确测度知识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等方面难以满足政府决策分析的需要。
4、忽视对地下经济的核算。地下经济又称隐性经济，目前经济学界尚未对其概念及核算范围形成公认的解释，一般认为地下经济是指以盈利为目的的、非法的、逃避纳税和政府监督的经济行为。联合于1993年推出新SNA时，正式提出各国应尽可能将地下经济活动纳入国民经济核算范围之内。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地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成分已在逐渐上升，地下经济已渗透到各个经济领域，成为我国较为棘手的经济问题之一，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也将逐渐扩大，虽然近几年我国一些经济和统计工作者已经开始涉足于这一领域，但还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地下经济核算领域尚属空白。
在资金流量核算方面，忽视对金融虚拟经济的核算。虚拟经济的概念至今没有统一的认识，较权威的观点是将虚拟经济看作是一种经济的运行方式和运行模式如成思危认为，虚拟经济是与实体经济相对应的一种经济活动模式，是指与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货币资本不经过实体经济循环就可以取得盈利，即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刘骏民认为，虚拟经济是指与虚拟资本运动有关的金融活动，经济系统是一个价值体系，由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组成，虚拟经济是心理支撑的价格系统，实体经济是成本支撑的价格系统。我国虚拟经济发展目前还仅仅处于初级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非常欠缺驾驭虚拟经济的经验。研究虚拟经济非常需要规范虚拟经济的内涵，界定统计范围，但目前国际上通行的SNA统计核算体系中虚拟经济统计核算体系仍然是一片空白因此，构建我国与国际统计核算体系一致、遵循国际统计核算原则、与SNA衔接的虚拟经济统计核算体系迫在眉睫。第二，国民经济核算的及时性、可比性较差。
及时性是指统计核算工作要讲求时效，在规定的时间完成统计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和上报的任务，及时满足各部门对统计资料的要求。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坚持及时性，一是要求及时收集核算信息：二是要求对核算信息及时进行加工处理，及时编制报表；三是要求及时传递核算信息，将编制的报表传递给使用者。在时效性方面，由于我国尚未建立分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因而不能提供有关每一个季度当季的国民经济变动趋势的数据，不能适应政府和社会公众及时了解经济运行情况的需求，而且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对外也不够及时，核算数据的收集、整理、周期长，不能满足各方面研究的需要。
可比性是指统计核算必须符合国家或国际的统一规定，提供相关可比的统计核算资料。可比性要求统计核算按照国家统一的核算方法、统一的核算原则、统一的指标口径进行核算，使所有核算单位的统计核算都建立在相应可比的基础上，从而使所有核算单位提供的统计核算资料能够相互比较，便于分析、汇总。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可比性较差表现在：其一，由于我国的不变价核算方法尚不完善，还没有提供不变价国内生产总值及其产业部门和最终使用结构数据，因而不能很好地适应党和政府具体地了解不同年度之间可比的经济总量规模和结构变动情况以及国民经济价格总水平的变动情况；其二，由于我国不同地区之间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数据的准确程度不同，地区汇总数据与国家数据之间的差距较大，因而不能很好地适应党和政府准确地了解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的差距；其三，核算体系中指标的不完全可对比性，不能很好地适应对外交流工作的需要，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分类较粗、指标体系不健全、某些计算方法存在不可比性，因而还不能很好地满足向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提供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要求。
第三，国民经济核算的服务意识淡薄。
受传统服务观念的影响，我国国民经济核算部门对社会公众服务的意识很差。比如，国民经济核算各种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较复杂，除非是核算界专业人士，普通民众很难理解，这给国民经济核算知识普及和工作实践带来障碍；对社会数据的时效性和完整性重视不够，对国民经济核算概念、方法、指标口径及其调整、变化宣传解释不够，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公众对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和准确理解这些数据的需要；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获得迅速发展，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国际社会也需要了解我国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方法，在这方面我们重视不够。
三、构建国民经济大核算体系以应对挑战
面对上述挑战，国民经济核算有必要进行变革，在理论、方法和实践上做进一步的改革与创新而建立国民经济大核算体系就是要根据可持续发展理论，按照统一规范的概念和标准，把原本属于不同领域的核算体系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内容更为丰富、具有更高层次、可以为可持续发展服务的核算体系，它涉及到国民经济核算、社会人口核算、科学技术核算以及环境生态核算等众多领域。
第一，开发一系列卫星账户，解决国民经济核算的全面性问题。设置环境、经济和生态卫星账户，向环境、经济与生态综合核算方向扩展，大力推行绿色GDP核算体系，提供关于可持续发展描述、评价的数据信息：设置知识经济卫星账户，向人力资源、科技信息和知识产权综合核算方向扩展，提供关于人力资本、技术创新、知识经济和无形资产价值评估的数据信息；设置金融卫星账户，向隐性经济、虚拟经济、跨国经济及衍生金融工具综合核算方向扩展，提供关于实体经济规模与虚拟经济测算的金融数据。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领域的核算不仅内容繁杂、指标众多、计量单位各异，而且自成系统，缺乏相互之间的有机联系，国民经济大核算体系的建立要根据可持续发展理论，按照统一规范的概念和标准，把不同领域的核算体系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核算体系。
第二，逐步建立分季度和分地区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解决国民经济核算的及时性问题。从实际情况出发，研究改进和完善地区核算方法，进一步搞好地区与国家国民经济核算数据之间的相互衔接，实事求是地确定地区经济核算范围；及时地进行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和宣传，加强国民经济核算知识的普及教育。
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篇4
一、引言
随着社会出现自由竞争不平等、垄断等市场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需要对经济格局作出统筹，对经济运行进行调控，对经济机制进行改良等，经济法应运而生。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其地位与民商法、行政法等基本法律部门并列，仅次于宪法。对经济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划分和整合，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经济法是对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管理和调控的法律规范。在经济法的外部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之一便是其与民商法的关系。
民法是调整公民、法人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商法是调整商事关系或商事行为的法律，包括公司法、保险法、票据法等。民法是国家的基本法，而商法属于民法的特别法。
下面将从各个角度分别论述经济法与民法、商法的联系和区别。
二、经济法与民法的联系和区别
民法起源于《罗马法》中本文由收集整理的市民法，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在古罗马时期，商品交换需要一个共同遵守的交易规则来维护交易秩序，保障交易顺利。商品交换的习惯产生进而发展为法。民法以保护交易利益为主，适应商品交换的要求。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经济法和民法在社会财富的分配方面所起作用的不同日益明显。作为法律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两者既存在一定的联系，又有一定的区别。
（一）经济法与民法的联系
经济法和民法虽然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在调整范围、宗旨和调整方法等方面有不同之处，然而实际上二者联系最为密切，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从调整对象上看，两者具有交叉性，都调整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作为民法，重要调整对象是财产关系，本质上是经济关系，在经济关系调整中与经济法相辅相成。一方面，经济法维护宏观、自由公正的社会经济秩序，而另一方面，民法规范自由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行为，超出民法调整的范畴由经济法作具体调整。
在法律作用上，经济法和民法都在保护公民合法经济权益，维护良好的经济秩序方面发挥重要功能。
最后，两者互为补充。民法以人为本，其理念是自由主义，对抗国家力量的侵犯；经济法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宗旨，调整社会经济关系，消除个体权利本位对整体经济发展造成的消极影响，解决个体私利与社会公利的矛盾，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二）经济法与民法的区别
经济法与民法既是不同的法律，自然也存在差异和个性，且两者的区别是较大的，主要体现在：
1.两者法律属性不同。民法突出个体权利，以个体为本位，强调社会个体权利平等和自由；而经济法强调社会利益和社会责任，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着眼于全局和长远的利益。
2.两者法律关系的主体不同。民法调整的主体只限于公民和法人；经济法主体除公民和法人外，还包括企业法人的内部机构和其他经济主体。
3.两者的调整目的不同。民法侧重对私人利益的保护，目的是保障经济主体自由基础下的交易成果；而经济法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追求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强调合理配置社会公共资源和公平分配社会财富。
4.两者调整主要内容不同。民法主要调整平等主体公民、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具有平等性。具体来说，民法法律规定是为了保护市场经济主体的合法权益，体现对个人权利的关照。经济法主要管理和协调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具有显著的服从性、经济法每一条具体原则都以保护社会利益为目标，体现社会整体权益本位，追求社会公共利益内部的和谐。
5.两者调整方法不同。民法对违法行为则更多地采用民事制裁形式，具有补偿性。在民法保护范围内，个人的行为一般不会受限制，不过多对法律行为后果予以保护，尊重市场自由交易规则，由市场主控。而经济法则以行政性手段为主，民事、刑事的调整方法为辅，多带有惩罚性。另外，还有经济法独有的奖励手段等。在经济法领域，若市场交易破坏公共利益的协调，即使交易是经济主体在平等、意愿基础上进行，也可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这种强制手段即宏观调控，弥补自由交易状态下的民法的缺陷。
6.两者的责任形式不同。民法的责任形式多位民事责任，注重事后补偿性；而经济法的法律责任则是兼有行政、民事、刑事责任。
经济法和民法有着很多的不同点，互不隶属，互为补充。我们更应关注的是他们之间的差异性铸就了他们之间的联系。只有这样，才会发挥两者在社会资源配置和社会财富分配中相得益彰的作用。
三、经济法与商法的区别和联系
商法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10世纪，欧洲的一些庄园主利用手上聚集的资本进行生产，促使了社会分工和工厂手工业的发展，为商法诞生创造前提条件；11世纪，商人为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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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利益，采用通行的商事惯例解决商业纠纷，最终发展为商法，以保护商品交易者的利益为主。
商法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具有调整商业行为和活动的作用，并对调整社会经济关系发展的作用不可忽视。
（一）经济法与商法的联系
经济法和商法的外延争议较大。在国外，经济法和其他法的关系主要是商法关系，他们是典型的商业社会，具有较完备的商业法律制度，在我国商法与经济法的矛盾不是很突出。
法律属性上看，两者都与经济生活联系甚为密切。从法律主体上来说，有些主体，如企业，可以是经济法律关系和商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在调整的方法上也有相同的地方，都可以采取行政手段或刑罚手段。作为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的法律部门，商法和经济法都是为满足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而产生的，具有亲缘性，两者总体上具有一致性、和谐性和互补性，而不是对立的、冲突的和互耗的二元互补体系。
（二）经济法与商法的区别
两者的区别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来理解：
1.两者的产生原因不同。商法的产生是对民法的一般性调整而不能适应具有风险性、规模性、集团性商事活动的扬弃和发展，是政府不干预式的产物。而经济法的产生是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进入垄断阶段，国家对宏观经济关系进行调控，以纠正整体的不平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家不仅对经济生活进行管理、监督、组织、协调，使个体经济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干预经济生活的视角也在不断调整。经济法是政府对经济干预的产物，
2.两者法律性质不同。商法属于私法，以个别经济主体利益为基础，维护主体的私权，调整利益关系；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保护社会整体利益，调整经济管理和维护公平竞争，属于公法；经济法还调整体现一定国家意志的组织管理性的流转与协作关系，兼有私法的特点。
3.两者调整对象不同。商法以营利性主体权益为主，是商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事交易活动中产生的社会关系，调整的是商法主体间的利益关系；经济法着眼于整个国民经济全局，强调公共利益，其调整对象是国家为了履行经济职能，进行宏观调控、微观规制等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关系。换句话说，商法调整的基本上是横向的经济关系，而经济法则是纵向的。
4.两者调整范畴不同。商法以企业为核心，但仅调整企业的经营关系和企业个体的权利；经济法侧重于调整国家经济生活中国家与企业的责、权、利、效的关系。国有企业、大中型企业等往往属于经济法范畴调整的企业，而一些完全由市场调节活动，与国家协调无关的企业不属于经济法范畴。
5.两者调整目标不同。商法一般为具体的商主体或是从商行为提供规则，规束行为，保证商主体实现利益的最大化，立足个别，兼顾一般；经济法从宏观国民经济运行问题出发，旨在保证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立足一般，兼顾个别。
6.两者调整方法不同。商法多采取自律性和非权力性方法；经济法多采取他律性强制方法，即权力性方法。
商法不能代替经济法，经济法也不能代替商法。简单地说，商法是调整组织与商行为的法，经济法则是国家管理经济的法。它们亦绝非相互排斥的关系，作为调整市场经济关系的两个重要法律部门，经济法和商法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共同协调经济关系，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
民法、商法从横向调整社会经济关系，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经济法从横、纵向调整社会经济关系。虽然民法、商法、经济法是各自独立的法律部门，彼此存在明显的区别，但并非纯然无涉，任何一个法律都是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不容忽视。民、商法是调整市场经济关系的基本法律，起基础性作用；而经济法克服市场经济内在缺陷，补充、弥补了民、商法调整的不足。只有充分发挥它们相互补充、相互配合、相辅相成的作用，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来保障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是单纯以某一个部门法为主体，则必将推动我国法制体制建设的完善，有利于我国改革开放顺利进行。
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篇5
关键词：社会经济结构；协作型治理
1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结构发生了新中国建立以来未曾有过的重大变化：在所有制结构上，私有制经济已取代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而且私有制的比重还在进一步提高。在收入分配结构上，已形成了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格局。在阶级阶层结构上，已形成了“金字塔”型，新资产阶级兴起，工农大众弱势化。在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的关系上，高速度带来了高能耗、高污染，使GDP的增长大打折扣。在内外经济关系上，我国国民经济正面临着日趋附庸化的严重危险。
经济的变化带来社会利益格局、结构和功能的变化，从组织到地区，到整个社会的资源整合方式进行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变。各方面的利益被充分的显现出来，利益主体多元化。当前我国的社会结构。已形成“五大等级”“十大阶层”的“金字塔”（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调查报告），人们被分化成了不同的阶层，即使同一阶层的人们之间，利益需求也不完全统一，个性越来越明显，社会的复杂性也随之增强，正在由统一向分化转变。我国社会组织的运行机制乃至性质发生了变化，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隶属于国家的管理型单位变为利益型单位，中心任务则更多是满足成员需要及谋求组织自我发展。整个社会整合正在由行政性社会整合向契约性社会整合变革，市场中的契约性关系，以及建立在契约性关系基础上的商会、行业协会等中间组织，都在整合经济活动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所以，我们应该清醒的看到，社会自主性的增强和结构的分化，要求政府必须尊重市场经济的发展，注重社会力量的发挥，以契约为基础，运用与社会组织、公民社会合作的协作型方式整合社会资源。
2建立适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协作型政府
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政府通过政治手段的倾向对于其他领域的强势统治开始相对弱化，中国政府职能从改革前的以政治职能为轴心整合经济与社会职能，经过改革推动的以经济职能为轴心整合政治与社会管理职能，转变为现在正在展开的以社会管理职能为轴心整合经济与政治职能。政府的职能更多的是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治理手段，也发生了变化，将由政府治理模式传统的管理型向现代的协作型方向发展。其中有几个关键点是值得注意的：首先要彻底转变政府职能，从经济领域弱化出来，就必须加强市场自身的建立和完善，市场完善了，政府自然就没有干涉的空间，政府职能的转变就会彻底。其次，政府要改变垄断的行政模式，强化社会自治的能力，采取和社会共同管理的方式。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以个人权利为基础、以民间组织为主要特征的“公民社会”逐渐兴起，他们正在承担着具体的、专业性的社会管理职能。而政府应该顺应时代的发展，利用社会力量，向协作型治理模式转变。
笔者认为在具体努力上要培育或完善实现协作型行政的基本要素：
2.1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由单项制度的安排转向以结构性改革为核心的制度创新阶段。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是发展的不平衡，市场经济完善，一方面要求实现政企、政资分开，减少行政的直接干预，使经济主体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不断增强；另一方面不断要求有效地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既要形成全国统一市场和规则，又必须在西部大开发中实行有差别的区域政策。区域协调发展和居民共同富裕成为我国未来改革和发展的一条重要原则。改革实际上是利益结构的调整，改革逐渐形成了新的利益格局。由于分配制度改革不到位，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各利益群体的利益均衡问题越来越突出。积极寻求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合理的财产分配关系，科学整合利益群体，为人们进一步创造获得利益的空间。改革的实质就是利益关系的调整。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是实质性推动我国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和条件。
2.2培育协作型的公民社会
“协作”顾名思义是至少两个主体的共同行动，所以，加大政府以外力量的发展是必要的。公民社会的出现，决定了其在政府治理中的作用和角色。一个活跃的公民社会，可以通过传送民众中各个不同部分的需要和表达他们的利益而有利于改善民主政体的运作。培育公民社会，首先，在全社会培育一种开放的的公众参与环境，积极动员与吸纳最广泛的社会公众参与到公共行政过程中。其次，是要从政策上给予扶持并加以落实。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中国公民社会的迅速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它对中国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产生日益重大的影响。但基于历史传统和政治体制的原因，中国公民社会同时也面临着来自其制度环境的许多问题和困难。为了促使正在兴起的中国公民社会更加健康有序地发展，政府应当在深刻认识公民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转变对公民社会的态度，对公民社会给以正确的定位和合理的分类，加紧修订和完善关于民间组织的法律、规章和政策，从审批、登记、注册、监管、经费、税收等方面对民间组织既积极支持、热情帮助，又正确引导、合理规范，营造一个有利于公民社会健康成长的制度环境，使公民社会更好地与政府合作，齐心协力建设一个民主、公平、善治、宽容的和谐社会。
2.3建立民主法治政府
民主从根本上说首先是一种政治制度，其理念是在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民主政治要求遵循公正、合理、普遍、透明的程序，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决策原则以及对少数的尊重与保护，实行权力的合理分工与有效制约机制；不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价值追求及利益主张均可以得到充分表达和平衡，各种不满、怀疑和对抗都应该消化在民主过程之中并保持在一种秩序的范围之内，各种利益冲突与争执都应该通过民主机制得以和平解决。强化公民的参与决策的机会和体制。法治政府，一方面政府本身机构的设立有法可依，依法行政，行政人员的自由才量权也是受到法律的制约。另一方面，公民与生俱来的权利和自由不受非法剥夺；国家机关的职权范围都处在法律的有效监督和制约之下；各政治主体依照法定的规则和程序行使政治权力，法律是一切社会主体的最根本行为准则。同时，各种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都通过具有普遍性、稳定性、强制性的法律规范予以有效地调整，各种社会资源和利益都通过法律机制予以公正、合理分配，权力的失控通过法律途径加以矫正，受侵害的权利也通过法律途径获得救济。
参考文献
［1］吴志成．中国公民社会：现在与未来［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3）．
［2］张康之．走向合作治理的历史进程［J］．湖南社会科学，2006，（4）．
［3］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篇6
曹 平
近些年，我国法学界学者对我国商法进行了较为热烈的讨论。然而，对商法的调整范围、体系和法律地位等问题却众说纷纭。较为主要的观点有两种：一种观点主张民商分立，认为商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第二种观点主张民商合一，认为商法属于民法，是民法的特别法。研究商法的法律地位，尤其是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商法的法律地位，对我国法学及立法体例的研究与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一、从商法的产生及演变看商法的法律地位
商法最初的形式是商人习惯法，产生于中世纪的欧洲。这一制度的形成有着特定的社会根源。十字军东征打开了东西方的商路，促进了地中海海上贸易的发达和地中海沿岸一些新兴城市的商业贸易的繁荣。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世纪的欧洲大陆仍然处于封建法和寺院法的支配之下，许多营利性的商业活动被明令禁止。在贸易发展和封建法制尖锐冲突的背景下，在意大利最早出现了商人行会组织——商人基尔特。该组织最初的目的旨在联合保护商人自身利益，反抗封建法制的束缚，后逐渐担负起制定编纂规约或习惯规则等多种职责。这些行业规则、规约、商人惯例几百年间被商人行会因袭沿用，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商人习惯法。十六世纪后，资本主义商品关系的萌芽与封建势力的衰落，使商人习惯法向成文法转变具备了条件，欧洲一些国家纷纷以成文法的形式对中世纪的商人习惯法加以确认。早期的商法采取的是属人主义立场，即其规则只适用于商人之间，因此，又称“商人法”。
现代商法的形成是以1807年《法国商法典》的诞生为标志。该法摒弃了商人主义立场，而以商行为观念为其立法基础，开创了大陆法民商分立体例。继法国之后，几乎所有欧洲大陆国家均采取了形式商法的体例。1900年的《德国商法典》在《法国商法典》商行为法基础上，建立了以商主体为本位的新商人法立法主义，提出了确定商法适用范围的双重标准，即客观商行为与主观商主体相结合。客观地说，无论在内容、结构及立法技术上，《德国商法典》对大陆法系国家商法的完善都具有重要影响。1
而以判例法为主要渊源的普通法系国家中并没有形式意义的商法。19世纪以后，英美国家相继制定了一些商事条例。《美国统一法典》也不是一部真正的商法典，实际上是商事合同法。在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里，由于社会经济制度的不同，在经济体制改革前都没有统一商法典。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商法调整的经济关系一部分由民法调整，一部分由经济法调整。
商法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在冲破封建法制的束缚后应运而生的。它起到了调整传统意义的商事活动的作用，并对民法调整社会经济关系起到补充的作用，其对经济发展和立法发展的历史影响不容置疑。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化大生产与市场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出现了“民法商法化”的现象，加之经济法的产生，使商法独立存在的基础发生了动摇。
第一，“商人”与“商行为”的概念难以界定。商法学派按照传统的分类将商法主要内容分成商主体法与商行为法。然而，现代市场经济极大发展的结果，导致人的普遍商化，生产者直接成为商人，商人直接成为工业生产者，商业职能与生产职能融合，使过去依据商法只有商人才能取得经商的特权，现在人人可以取得，导致商人特殊阶层的特殊利益的消失。2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商行为也很难区分，越来越多的营利性营业行为纳入社会“生产经营”活动的范畴，从而使不同类型的“产业”之间的外部差别日益模糊，无业不商，商行为的范围难以列举。传统意义上的商行为与其他经济行为紧密融合，商业中介人和服务业者逐渐转变为“商人”，形成第三产业。高新技术和信息在知识经济时代的有偿应用，更是扩大了传统商行为概念的内涵。传统商法的立法理论基础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商法很难成为现代社会的独立的法律部门。
第二，商法的体系发生了变化。在现代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法日益商法化，在立法上逐渐出现民商合一的趋势。瑞士于1881年率先制定《债务法》，后将《债务法》并入《民法》作为一编。其后，泰国民法典、苏俄民法典、匈牙利民法典等，均采用民商合一主义。意大利原来是民商分立，后改采民商合一，将原来民商二法典合并为1942年的新民法典。新中国自1949年以来，一直采用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我国的民法将合同关系纳入其调整范围，海商法、票据法、保险法等都属于民法的特别法。
由此可见，商法发展的趋势是民商合一体例。
二、从商法与相邻法律部门的关系看商法的法律地位
(一)商法与民法
主张民商分立的学者认为，商法之所以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就在于它有自己的调整对象——商事关系，且商事关系有自己的特点。其特点是：发生在平等商事主体之间；基于营利动机而建立；发生在持续的营业之中。3然而，仔细分析“商事关系”的特点，就会发现其与“民事关系”的界限很难划清。首先，民事主体既包含法律直接规定的普通主体，又包括经过特别登记程序取得主体资格的特殊主体——“商事主体”，如合伙企业、独资企业等；其次，民事关系同商事关系均以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为基本特征，以平等互利、意思自治为基本原则；第三，民事活动的范围既包括营利性的活动，如发生在生产、流通领域，也包括非营利性的活动，如发生在分配、消费领域，平等主体间的营利性活动是民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四，民事活动中的营利性活动既可以是持续性的营业活动，也可以是非持续性的营业活动。以上这些相同性取决于“民法商法化”的发展趋势，使民法与商法的关系越来越趋向于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
因此，笔者认为，商法是民法的组成部分，商法在我国不能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民法的总则、物权制度、债权制度实际上已经对商品经济活动的重要方面作了一般规定。如果人为地将商法从民法分立出来，既会造成立法的相互矛盾和重复，也会使民法遭到严重损害。
(二)商法与经济法
关于经济法与商法的关系问题，学者也有不同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商法与经济法都以企业为核心对象，两者没有根本的区别；另一种看法认为商法与经济法的理念、机能是不同的，商法与经济法应为两个不同的法。持后一种观点的又分为两种：一是认为商法与经济法分立，但与民法合一；二是商法与经济法分立，与民法也分立，商法是独立法律部门。
笔者认为，商法与经济法是完全不同的法律学科。要说明这一点，必须清楚经济法的性质。经济法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进入垄断阶段，国家干预经济的产物。因此最早出现的经济法是以反垄断为核心的。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视角也在不断调整。国家不仅是对经济生活进行总体管理、监督，同时肩负着组织、协调的职能，使个体经济利益与社会经济利益协调发展。因此，当代经济法是对经济的平衡协调法。
从企业来看，商法虽以企业为核心，但仅调整企业的经营关系和强调企业个体的权利，而经济法侧重于调整国家平衡协调经济生活中发生的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强调国家与企业的责、权、利、效的一致性。因此，属于经济法范畴的企业往往是国有企业、大中型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而一些其活动完全由市场调节与国家平衡协调无关的企业并不属于经济法主体的范畴。
从两法的性质来看，商法与经济法也是截然不同的。商示属于私法，其理念是维护主体的私权，以个别经济主体的利益为基础，调整平等主体的利益关系；经济法原则上属于公法，并兼有一些私法的特点。经济法的公法性体现在它的以社会为本位，着眼于超越个别经济主体利益的整体利益，调整国家经济管理关系和维护公平竞争关系；经济法兼有的私法的特点表现在，经济法还调整体现一定国家意志的组织管理性的流转与协作关系。4
(三)商法与企业法
从法律的角度讲，企业是依法成立，具有一定的组织形式，独立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服务活动的经济组织。企业法是以确认企业法律地位为主旨的法律体系，因此，广义企业法应当是规范各种类型企业的法律规范的总体。包括按企业资产组织形式划分的公司、合伙企业和独资企业；也包括按照所有制形式划分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以及包括按照有无涉外因素划分的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等。目前我国现行企业法对上述不同类型的企业都有所调整。
由于企业法体系的集合性，决定了企业法调整对象性质的复杂性，不能笼统地说企业法应当属于民法、商法，还是应当属于经济法。民法、商法所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企业关系，以确认企业权利并保证实现。因此，作为民法、商法调整对象的企业通常是合伙企业、独资企业、集体企业、合作社等；由于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公司(尤其是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涉及到国家利益、国家对经济的协调，以及社会利益的兼顾等因素，使这类企业法更多地体现了国家的意志，因此，大多属于经济法。这不仅是我国，当代其他各国调整企业的法律形式也是多种多样，可以是民法、商法，也可以是经济法，或是单行特别法。
商法与企业法的区别还表现在，商法并不是完全的组织法，其中相当部分属于行为法。企业首要的法律特点是一个组织体，这就决定了企业法的最本质的特点是组织法。而且现代一系列的企业现象也早已超出了商组织法的范畴。尽管这些企业形态不同，只要适合经济生活的需要，都可以以法律表现出来，而不受商法的限制。我国目前进行试验的“国有控股公司”(既是生产型的国有独资公司，又是国家专门进行投资经营的投资型的公司)就是一典型例子。5
综上所述，无论从国际商法的发展趋势，还是从我国立法体例的国情分析商法的法律地位，均不难看出：商法在我国为独立的法律部门的条件是不成熟的。商法应当属于民法的组成部分，是民法的特别法；商法与经济法是本质完全不同的法；商法、经济法均与企业法密切相连，但均不能分别涵盖企业法的全部内容，商法与经济法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企业关系进行调整。
注释：
1参考《中国商法总论》，董安生等编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2参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事立法》，梁慧星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3参考《中国商事法》，王保树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出版。
4参考《经济法总论》，史际春、邓峰著，法律出版社1998年出版。
5《公司法笔记》，徐晓松。
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篇7
内容提要: 民法调整对象，就是指民法这一法律部门所要规范的社会关系。民法调整对象问题，一直是民法学界讨论比较热烈的课题，不仅在我国民法学界，在前苏联以及受前苏联影响的其他国家也不例外。民法调整对象之学说在新中国六十余年的发展演变有其历史背景，反映了社会变迁和民法理念的进步。
新中国成立以后，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民事立法活动波动的影响，民法的调整对象成为民法学界长期讨论和探索的重要课题。[1]在此方面依次出现过“两个一定说”、“三部分关系说”、“商品关系说”、“人与人之间平等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说”、“大民法说”、“小民法说”以及“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说”等等。[2]近来，学术界有些学者[3]又认为，在民法调整对象理论观点方面，中国属于与“前苏联密切联系”之国家，是属于“维持并修正不对称平行线说[4]的国家”之列。其依据的是1986年《民法通则》第2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那么，这些观点中哪一种观点最为可取、最适合中国的民事法律运作实际呢？笔者试从新中国历次民法典立法草案关于民法调整对象规定内容的变迁来研讨这一问题，或许能对我们有所启发。
一、20世纪50年代立法中关于民法调整对象的认识
1。1955年10月5日稿的规定。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制定的第一个民法典草案是1955年10月5日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该总则草案的第2条规定：
本法是调整社会主义组织间，社会主义组织与私营企业、公民间，及私营企业、公民相互间的财产关系，以加强国民经济计划性，提高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公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另有两种意见：
(1)本条可改为：“本法是调整国家机关、国营企业、合作社、私营企业、社会团体、群众团体、公民间，及其相互之间的财产关系，以加强国民经济计划性，提高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公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2)原条文最后两句可不要，“以加强国民经济计划性”，可改为“以加强国民经济计划的顺利进行”。[5]
这一规定显示了当时中国民法学界关于民法调整对象的主体认识和特征。一方面，这里没有提及婚姻家庭关系，因为婚姻家庭关系已经由1950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来调整了。另一方面，该定义甚至也没有提到“人身关系”或“人身非财产关系”，只规定了各种财产关系。同时，该定义虽然讲了各种财产关系，如“社会主义组织间，社会主义组织与私营企业、公民间，及私营企业、公民相互间的财产关系”，但并没有提到商品经济。恰恰相反，该定义倒是突出了计划性，强调了计划经济的重要地位，指出民法对以上各种财产关系的调整，其目的是为了“以加强国民经济计划性”。在上述第二种修改意见中，这句话被改为“以加强国民经济计划的顺利进行”，其思想并没有什么改变。
此外，该定义不仅突出了计划经济，也突出了发展生产力，突出了对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重视，试图将民法视为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其立法宗旨和精神实际上是对此阶段我们党关于社会矛盾认识成果的法律表述。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们党明确提出了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因此，必须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而要做到这一点，还要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要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包括民法典)。
值得注意的是，该定义虽然没有规定人身关系(当然也就不涉及人格和人格权了)，但对民事主体的规定倒是很丰富的，在正式规定中涉及社会主义组织、私营企业和公民三大类，在上述第一种修改意见中，则涉及了国家机关、国营企业、合作社、私营企业、社会团体、群众团体、公民七大类。尽管没有使用“法人”的用语，但假如将公民理解为“自然人”(当然，公民和自然人是不同的)的话，那么，当时这一民法调整对象学说几乎包括了民事活动的所有主体。与此同时，该定义的用语，如社会主义组织、国家机关、国营企业、合作社、私营企业、社会团体、群众团体、公民、国民经济、计划、社会生产力、改善公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等，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是20世纪50年代中叶的中国学习前苏联，实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试图全面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现实反映。这一点充分说明，在对民法调整对象的认识上，民法学界是深受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特点的影响的。
由上可知，20世纪50年代中叶，中国的第一部民法总则草案在民法调整对象的表述上，并没有完全接受前苏联式的定义，而是更多地受到了国内民法学界对民法调整对象的认识、本国当时经济发展的状况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
2。1955年10月24日稿的规定。与1955年10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出台时间相隔不远，1955年10月24日，我国立法部门在对此总则草案进行修改后，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次草稿)总则篇的名义在很小的范围内予以公布。该“草稿总则篇”规定：
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的任务是调整国家机关、国营企业、合作社、公私合营企业、私营企业、公共组织、社会团体、公民间和它们相互间的财产关系，并且也调整和财产关系密切联系的人身关系。
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财产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所有制，保证国民经济计划的顺利执行，保障民事权利的正确行使。
另一个写法：
第一条：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所有制，保证国民经济计划的顺利进行，并且保护民事权利的正确行使，特制定本法。
第二条：本法是调整国家机关、国营企业、合作社、会私合营企业、私营企业、公共组织、社会团体、公民间及其相互间的财产关系，并调整和财产关系密切联系的人身关系。
这里需要我们注意的是：(1)前述民法总则草案中规定的民法调整对象的内容，由第2条被提前至第1条。而原来的第1条，[6]在草稿总则篇中则成为了第2条。(2)在民事主体的规定中，草稿总则篇吸收了总则草案中的第2条修改意见，但增加了“公私合营企业”和“公共组织”，删除了“群众团体”。(3)在立法目的(调整目的)方面，草稿总则篇将总则草案中第1条规定的“保护民事权利的正确行使”加了进去，同时，新增加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所有制”，去掉了“提高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公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一表述。(4)在所附修改意见中，草稿总则篇明确提出了“法人”的概念：“本法是调整公民、法人间和他们相互间的财产关系。”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现象。(5)该定义最为重要的是，在民法调整对象中明确规定了同时也“调整和财产关系密切联系的人身关系”。这样，尽管它有了一个限制词“和财产关系密切联系的”，因而缩小了人身关系的内涵和外延，实际上就是沿用了前苏联式的不对称平行线说，并且也同样地存在“物”前“人”后的问题，但毕竟和总则草案的定义有了巨大的变化。
至于为什么在短短1个月都不到的时间内就出现了上述变化，而且在前述总则草案的修改意见中也没有人提及这两个方面的情况下，就非常突然地出现了规定“法人”以及增加规定“人身关系”这么大的两个变化，则不得而知，可能要留给中国民法史研究者去进一步考证了。[7]
3。1956年12月17日和1957年1月15日稿的规定。时隔一年多，在1956年12月17日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篇》(第三次草稿)中，其第2条规定如下：
本法是调整国家、机关、企业、集体组织、公民间或它们相互间一定范围内的财产关系。
[他人提出的修改意见：有人认为著作发明权如果包括在民法典中，则本条末应再加上“并调整和财产关系密切联系的人身关系”。
从这次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与前两次草稿相比，有几点发生了变化：(1)将民法调整对象之主体改为“国家、机关、企业、集体组织、公民”，增加了“集体组织”，去掉了“合作社、公私合营企业、私营企业、公共组织、社会团体”。这里，原来的“公私合营企业、私营企业”可能已经被“企业”吸收了，“合作社”被“集体组织”吸收了，但“公共组织”和“社会团体”则被排除出去。(2)在第二次草稿中，新出现了“并调整和财产关系密切联系的人身关系”。从“〔他人提出的修改意见”部分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和财产关系密切联系的人身关系”，指的就是著作发明权。(3)从整体立法精神来看，仍然倾向于民法的调整对象仅仅涉及“国家、机关、企业、集体组织、公民间或它们相互间一定范围内的财产关系”，与第一次草稿并无太大差别。
过了一个月，1957年1月15日，民法典起草又完成了第四次草稿，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篇》(第四次草稿)，其第2条规定：
本法调整国家机关、企业、合作社、社会团体、公民间和它们相互间一定范围内的财产关系，及与财产关系有密切联系的人身关系。
该稿将第三次草稿中的“国家”和“机关”合为一体而表述成“国家机关”，去掉了“集体组织”，重新增加了“合作社”和“社会团体”。此外，将原来修改时有人提出的意见明确转变成为条文，即将“与财产关系有密切联系的人身关系”重新予以规定，和第二次草稿完全一样了。
至于为什么这样修改，可能是与当时学术界的认识相关。从1949年至1956年，我国高校中的法律院系基本上没有开设中国民法的课程，而只开设前苏联的民法课，或直接聘请前苏联专家讲授民法课，或由一些中国教师讲授前苏联的民法课，用的教材也都是翻译自前苏联的。1956年以后，我国的一些民法学者在学习前苏联民法的基础上，才开始开设一些中国民法的课程，开始思考一些中国民法的理论问题，包括民法的调整对象等。[8]
1957年夏天，中国爆发了“反右”运动，在1954年宪法规范下的比较良好的法制建设环境遭到摧残，立法、执法、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等各项事业都遭受了严重挫折。中国民法典的制定工作也受到了影响，被迫中断。
二、20世纪60年代立法中关于民法调整对象的认识
(一)1963年若干初稿和草稿的规定
1963年，在“反右”运动过去了6年之后，我国的民事立法工作才又得以继续，但此时人们的法治思想已经受到很大的冲击，一些正常的法律思维无法得到贯彻，这突出表现在1963年初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初稿)，其中没有明确的关于民法调整对象的规定。该初稿第1条规定了制定本法的目的，第2条规定了制定本法的依据，第4条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第5条规定了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第6条规定了国民经济实行计划管理，第7条规定了在社会主义经济活动中必须贯彻民主集中制，第8条规定了经济活动中必须实行勤俭节约，第9条规定了社会主义企业和经济都必须实行经济核算。
与民法调整对象有点关系的，可能就是该稿第3条和第10条了。前者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是我国一切社会主义组织、社会团体和个人进行经济活动的基本准则。”这里，出现了社会主义组织、社会团体和个人这三种民事法律主体。后者规定：“在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以及个人相互之间，产品的交换必须遵守等价交换的原则。”以上规定一方面没有“公民”、“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等概念；另一方面，出现了“个人”、“产品的交换”、“经济活动”以及“等价交换”等用语，确实可以理解为是当时我们经济建设和政治生活特点的反映。
在1963年4月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稿)》中，上世纪50年代的立法成果得以延续。该草稿第3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全民所有制单位之间，集体所有制单位之间、公民之间以及三者相互之间的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各种财产关系。
本法所调整的财产关系，是指所有权关系、经济合同关系以及其他民事财产权利和义务关系。
凡是属于财政、税收、行政管理范围内的财产关系，由其他法规调整，不在本法调整之列。
这一定义非常有特色，细细推敲后可以发现其具有以下特色：首先，重新恢复了“公民”、“财产关系”等用语。其次，在民事法律主体方面，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一是“全民所有制单位”，一是“集体所有制单位”，没有提“法人”，也不再提“国家机关”、“公共组织”、“社会团体”等概念。最后，对财产关系作了明确界定，即“是指所有权关系、经济合同关系以及其他民事财产权利和义务关系”。其将大陆法系上的物权、债权、亲属、继承等关系都包括进去了，只是没有明确“亲属、继承等关系”而已，而是用了“其他民事财产权利和义务关系”这一含糊的表述。考虑到这一草稿的起草者署名“中国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因此，带有一定的学理色彩。
在对上述草稿进行修改的基础上，我国于1963年6月8日又完成了一个草稿。该草稿明确规定：
第二条(民法的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的任务是通过调整单位之间、个人之间以及单位和个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保证实现国民经济计划，保护国家所有的和集体所有的奋共财产，保护公民所有的合法财产，禁止一切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秋序，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增强人民内部团结，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障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第三条(调整范围)：本法调整的经济关系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以财产的归属所有和财产的流动转移为内容的各种经济关系：(一)财产的所有关系；(二)财产的流转关系，包括预决算关系、税收关系、信货关系、结算关系、供应关系、买卖关系、基本建设包工关系、运送关系、租赁关系、委托关系、劳动报酬关系、家庭财产关系、损害赔偿关系。
根据这一草稿，我们可以得知，在民法调整对象方面，我国立法者的认识又有了许多变化。第一，在民法的任务中增加了许多政治的内容，如“禁止一切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等等。第二，大大扩展了民法所调整的财产关系的范围和内涵，将财产的所有关系和流转关系都纳人其中，尤其是将“预决算关系、税收关系、信贷关系、结算关系”等属于纵向关系的一般由行政法或经济法所调整的关系都纳人其中了。这是至今为止民法草稿所表述的调整财产关系之中范围最大的一个定义。第三，这里也涉及了“家庭关系”，但只是家庭财产关系，没有包括人身关系中的身份关系。因此，这一定义带有了“公私混合法说”的色彩，但并不是“不对称平行线说”、“新平行线说”[9]，也不是“商品经济说”。第四，这一定义也明确提出了“保护公民所有的合法财产”的口号，这是以前的草稿所没有的。
从，’(起草)办公室小组讨论民法1963年6月8日草稿第一、二部分提出的问题和意见”[10]来看，当时大家对“禁止一切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尚有不同的意见，但对于民法调整的财产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的内涵与外延，没有提出任何不同的想法。而从“民法研究小组1963年6月21日讨论‘民法1963年6月8日草稿’第一、二部分提出的问题和意见”[11]来看，学术界对民法调整对象的问题尚有不同的意见，但基本上也都是属于形式上的。比如，有学者提出，该定义中用“经济关系”不太恰当，因为经济关系就是生产关系，我国民法调整的范围是“财产的所有关系和流转关系”，而不是整个基础的关系，所以，“经济关系”改为“财产关系”或“经济生活”似乎更为确切。[12]中国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的学者进一步提出的修改建议为，应将财产的“流转”改为“交换”或“分配”；财产的流转关系，不能概括劳动报酬关系和家庭财产关系，等等。[13]
由上可知，1963年6月8日民法草稿中关于民法调整对象的提法，基本上是得到起草办公室成员以及学术界的一致赞成的。
1963年7月9日，起草小组在对草稿进行修改后，拿出了新的草稿。该草稿对民法调整对象的规定虽然没有大的变化，但也有一点特色。
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是调整我国经济关系的基本准则。
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的任务是通过调整单位之间、单位同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保护国家所有的和集体所有的公共财产……
第三条：本法调整的经济关系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以财产的所有和流转为内容的下列经济关系：
(1)财产的所有关系，包括国家财产的所有关系，集体财产的所有关系，个人财产的所有关系。
(2)财产的流转关系，主要包括预决算关系、税收关系、信货关系、结算关系、物资调拨供应关系、农副产品收购关系、货物运输关系、仓储保管关系、基本建设包工关系、劳动报酬关系、买卖关系、租赁关系、借货关系、信托服务关系、家庭财产关系、损害赔偿关系。
此定义与1963年6月8日“民法草稿”中的提法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只是坚持了民法调整的是经济关系以及财产的所有和流转关系这一立场。同时，在财产的流转关系中，增加了“农副产品收购关系”、“仓储保管关系”，将“委托关系”改为“信托服务关系”。
1963年7月9日民法草稿完成后，在小范围内向中央和地方的有关政法部门、财经部门共计83个单位征求意见。关于民法调整对象方面，征求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问题上：第一，草稿中关于民法调整对象的定义所提到的财产关系，有些是属于由财政法、行政法调整的，故应有限制。第二，同意不使用“法人”这个名词，但在对外条约如《中朝通商航海条约》等中，是有“法人”名词的，是否要考虑与民法典一致。第三，民法调整对象中使用经济关系不妥，应改为财产关系。同时，也应该将婚姻家庭关系纳人调整范围，即民法调整对象应包括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第四，在民法调整对象中，应加上承揽关系、关系、继承关系、赠与关系、典当关系、保险关系等。在这些意见中，最重要的当属提出了民法调整对象必须包括两类关系，即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二)1964年7月1日和11月1日稿的规定
1964年7月1日推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试拟稿)在民法调整对象问题上又有一些新的变化，该试拟稿第2条规定：
本法是调整我国经济关系的基本准则。它的任务是通过调整单位之间、单位同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保护国家所有的和集体所有的公共财产……
第13条规定：
参与本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的单位和个人，包括：(一)行使国家财政、经济管理权力的国家机关；(二)实行单独预算、独立核算或者其他能对外独立承担财产责任的单位，包括国家机关、国营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公社各级组织、各种合作组织、人民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律规定需要登记的工商企业、个体工商业者和社会组织，只有在登记以后才可以参与经济关系。
该试拟稿一方面仍然坚持了民法调整的对象是经济关系；另一方面，在法律主体方面新规定了“事业单位”、“人民公社各级组织”、“各种合作组织”、“人民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并且还规定了“个体工商业者”。此外，民法调整的经济关系包括横向、纵向的经济关系，反映了公私法的混合色彩。
1964年11月1日，经过修改的试拟稿得以公布，但在民法调整对象问题上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其内容为：
第二条：本法是调整我国经济关系的基本准则。它的任务是通过调整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以财产的所有和财产的流转为内容的经济关系，保护国家所有的和集体所有的公共财产，保护公民所有的合法财产……
第十三条：参与本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的单位和个人，包括：(一)行使国家财政、经济管理权力的国家机关；(二)实行单独预算、独立核算或者其他能对外独立承担财产责任的单位，包括国家机关、国营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公社各级组织、各种合作组织、人民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律规定需要登记的工商企业、个体工商业者和社会组织，只有在登记以后才可以参与经济关系。
这次修改显然与上次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所有这些修改都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政治和经济的新变化。一方面，至1963年时，我国3年经济困难时期已经过去，经济建设进人正常轨道，市场出现新的繁荣景象，客观上需要加强法律的规范，毛泽东关于“刑法和民法都要搞”的指示也出现在此时。体现在民法典的制定上，就出现了多个草案都强调对经济关系的调整和对国家、集体和个人财产的保护。另一方面，随着中苏关系的紧张和对立，反映在民事立法上也开始出现了中国的立法必须符合中国实际的呼声，在条文的规定上强调了“财产所有关系”和“财产流转关系”，在学者的座谈意见中出现了将婚姻关系重新纳人民法典的主张。
三、改革开放后我国对民法调整对象认识的提高
(一)1980年后若干草稿的规定
1964年之后，由于左的思潮的愈演愈烈，及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法律的地位进一步下降，中国的立法包括民事立法的事业完全停顿了。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国的民法教学和研究逐步开展，民事立法也得以重新进行，关于民法调整对象的讨论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
在立法上，1980年8月15日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征求意见稿)，该意见稿在民法调整对象的表述上基本上采取了“不对称平行线说”，其第2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主要是调整国家机关之间、经济组织之间、事业单位之间、社会团体之间、公民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财产关系，也调整公民的人身权利义务关系。
这一规定与1955年10月24日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次草稿)的提法大致相似。1981年4月10日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征求意见二稿)，1981年7月31日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三稿)，1982年5月1日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四稿)，基本上沿袭了这一提法。
在这一过程中，学术界也对上世纪50年代以来传统的“两个一定”的观点开始进行反思，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如有学者提出了“三部分关系说”，即将民法调整的对象归纳为三个部分：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的财产所有关系、财产流转关系和人身关系。[14]而另有学者则提出了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核心是一定社会的商品关系的观点。[15]这些观点虽然体现了我们自己的探索和思想，但仍然深受前苏联式“不对称平行线说”和“商品经济说”的影响。
(二)《民法通则》的制定颁布以及对民法调整对象认识的深化
上世纪80年代中叶，我国民事立法活动进一步展开。1985年7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国家法室起草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讨论稿)，该讨论稿与前面几个征求意见稿相比，在民法调整对象的表述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其第2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合伙经营组织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在平等基础上产生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该讨论稿接着还对财产关系的范围作了解释：
本法所调整的财产关系是指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产生的平等的财产关系以及因发现权、著作权、致人损害、继承所产生的其他平等的财产关系。
从这一定义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它还是延续了前苏联式的“物”前“人”后的格局；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种“不对称的平行线说”，财产关系这条线很长，人身关系这条线很短。另外，它特别强调了民法调整的财产关系的平等性，强调了这是一种横向的财产关系，不具有公法的色彩。
这一讨论稿意义重大，因为它基本上就成为了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范本。《民法通则》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两相比较，除了词序有点变化以外，其实质内容一点也没有变。至于为什么要把原来位置在后面的“在平等基础上产生的”调整到前面成为“调整平等主体的”定语结构，当时负责起草《民法通则》的王汉斌先生解释说，这是因为民法调整的财产关系应是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从根本上说不是纵向的而是横向联系的财产关系。此外，民法还规定平等主体间的人身关系。[16]
这样，从1955年10月5日第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到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历经三十多年的时间，中国民法学界基本上对民法调整对象达成了共识，即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这一共识或定义，有学者理解为受前苏联式定义的影响，大体属于维持并修正“不对称平行线说”，[17]且是“物”前“人”后。但我国其他学者认为，这个定义应该称为“平等主体关系说”，是结合中国国情的创造。[18]
(三)民法调整对象上通说的形成
《民法通则》确定的民法调整对象的学说，不仅成为我国民事法律实务部门的工作依据，而且基本上得到了我国民法学界的赞成。有学者明确指出：“我国民法调整的对象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19]还有学者在谈到民法调整对象时，就引用了《民法通则》第2条的规定明确指出，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20]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民法通则》第2条的定义，主要是接受了“商品关系说”这一理论。[21]
然而，《民法通则》关于民法调整对象的定义在获得学界普遍认同的同时，其不足之处也受到关注。如有人就明确指出，我国((民法通则》第2条关于我国民法调整对象的规定是比较科学的，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即一是它使用了“公民”一词，不太妥当，应改为自然人；二是仅列举了自然人和法人为主体，范围太窄，因为实际上我国的民事主体还有一些，如国家等。[22]还有人在肯定该定义的同时，指出其缺点是太注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经济、商品这一侧面，忽视了人身关系，有将人身关系附庸化的危险。因此，正确的表达方式应当为“民法是调整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23]笔者认为，该学者虽然批评了《民法通则》上述定义的不正确，但他提出的定义也没有多少差别，一个是“物”前“人”后，一个是“人”前“物”后，一个是“物文主义”，一个是“人文主义”，其他则完全一样。此外，有学者认为，民法还调整公的平等关系：“当国家以平等地位与私人发生财产关系时，理所当然适用传统民法，这就使传统民法的调整范围从私与私的关系扩大到私与公的关系。”[24]
总之，回顾新中国六十余年民法调整对象学说演变的历程，基本上是一个逐步完善、日渐进步的过程。从“两个一定说”、“不对称平行线说”、“商品关系说”、“新平行线说”、“平等主体关系说”的相继出现来看，其基本上一步一步地接近民法所要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本质。《民法通则》所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虽然略显抽象，但按照学术界的诊释，则基本上涵盖了横向民事关系的所有部分。[25]通过这种淦释，就能使人们对《民法通则》的这一定义有比较确切的理解，也能使司法实务部门可以更好地贯彻实施这部民法基本法。
四、关于民法调整对象学说变迁的几点思考
以上详尽地对新中国成立以后各部民法草稿中关于民法调整对象的规定作了介绍和阐述，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大量引用民法草稿中的有关原文，目的在于说明，中国民法学界对民法调整对象的问题一直是非常关注的，除了吸收前苏联的民法调整对象学说之外，也作出了许多思考和努力。只是由于新中国前三十多年特定的政治环境和经济变化，没有能够提炼出一个符合中国特色的民法调整对象的定义而已。
笔者认为，以上民法调整对象学说的变迁说明了以下问题。
首先，有关民法调整对象的理论受到了我国民法学者对民法的整体认识水平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废除了国民党的六法全书，民法领域缺少基本的法律，民法学研究也无法可据。这就使得中国民法学者对民法的认识水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停留在比较粗浅的程度。对民法调整对象的认识也只能处于或者全盘吸收前苏联的观点，或者经常反复、左右摇摆的状态。
其次，有关民法调整对象的理论受到了我国经济关系变化的深刻影响。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法律属于上层建筑，其发展演变最终是受经济基础决定的。而经济基础的核心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在其之上的经济关系。回顾新中国的历史，我们的经济关系一直处在变动之中，从新中国刚刚建立时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到社会主义改造的经济，到严格的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新中国建立以后六十余年经济关系的变动，是我国民法调整对象理论一直反复多变的基本原因。
再次，有关民法调整对象的理论受到了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深刻影响。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讲究抽象、笼统，讲究模糊思维，注意大的方面。在对许多概念的界定、许多问题的阐述上，都不是很清楚。比如，关于民事主体，从不同层面论述就会有不同的结论。又如，对所有权的分类、保护，也是依具体的生产、生活场景来判断、决定的。中国在历次民法草稿的起草中，对民法调整对象的表述也有这样一种特征。
最后，有关民法调整对象的理论受到了我国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为目标，在意识形态方面，先是追随前苏联的模式，而后又特别强调阶级斗争。而我们的法律受意识形态的影响非常深刻。我国历次民法草案中关于民法调整对象理论的反复与多变，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意识形态变迁的直接折射。
注释:
[1]即使在最新出版的柳经纬主编的(共和国六十年法学论争实录民商法卷》中，民法调整对象也仍然被列为全书论述的第一个专题。参见柳经纬主编:《共和国六十年法学论争实录民商法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一17页。
[2]“两个一定说，，认为民法是调整“一定的财产关系和一定的人身关系”的法律;“三部分关系说”认为民法的调整对象是“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所有关系、财产流转关系和人身关系”;“商品关系说”将民法的调整对象确定为“商品关系”;“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对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说”认为，民法调整的对象应当是“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时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大民法说”认为一切社会关系都应当由民法来调整;“小民法说”则认为民法只调整公民在民事活动中所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而“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说”就是1986年《民法通则》第2条的规定。
[3]主要是厦门大学法学院徐国栋教授，参见徐国栋:《苏式民法调整对象定义的沉浮》，《中国法学》2008年第5期。
[4]徐国栋教授认为，岁马法学家盖尤斯在《法学阶梯)中认为民法调整人身关系和材产关系这两种平行的关系(“平行践说”)。1922年《苏俄民法典》把财产关系斩去一截，导致这两种关系长短不一，由此把传统的“平行线说”改造成为“不对称平行线说”。
[5]参见何勤华、李秀清、陈颐编:《新中国民法典草案总览》上卷，法律出版社么刃3年版，第3页。本文以下所引用民法典各草案的条文，均来自此书，不再一一注明。
[6]“总则草案”第1条的规定内容知下:“为保护民事权利的正确行使，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顺利进行，保证逐步消灭利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特制定本法。”
[7]《法学研究》编抖部编著的《新中国民法学研究综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年版)和刘心德主编的《中国民法学研究述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对此问题都没有回答。此外，从前者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全盘接受了苏联的民法理论，关于民法的调整对象，一直是‘两个一定’的理论占据统治地位。这种理论认为:我国民法是调整一定的财产关系和(一定的)人身非财产关系的各种法律的总和”(《法学研究》编样部编著:(新中国民法学研究综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页)的论述中，可以推断出，此书的编样者实际上并没有看到1955年10月5日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本身。这个总则草案只足明确地规定了“财产关系”，而没有规定任何“人身关系”(即只有一个“一定”，而不是“两个一定”)。
[8]参见中央政法干校东北分校民法教研组:《民法对象—对产关系，有什么根据归入上层建筑的范畴呢?》。部寿康、体柔:《关于民法的调整对象—对产关系的儿个问题》。志敏、镇汉:《民法的主要对象—对产关系问题》，《政法研究》1956年第3期。这些学者已经吸收了前苏联的“不对称平行线说”，提出民法的调整对象就是“一定的财产关系和与材产关系有密切联系的人身关系”。
[9]“时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这两条线大体相当，没有形成一长一短的不对称局面，故称“新平行线说”。
[10]参见何勒华、李秀清、陈颐编:《断中国民法典草案总览》下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
[11]同上注，第42页。
[12]同上注，第42页。
[13]同上注，第43页。
[14]参见王作堂、魏振流、李志歌、朱启超编著:《民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1页。
[15]参见体柔、周大伟编:《体柔中国民法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16]参见王汉斌于1986年4月2日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的说明》。
[17]同前注[3]，徐国栋丈。
[18]参见龙卫球:《民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
[19]俘柔主编，王利明、史际春副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总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页。
[20]参见梁慈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51页。
[21]同前注[1]，柳经纬主编书，第17页。
[22]参见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法律出版社2的7年版，第4页。
[23]参见柳经纬:《民法总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24]参见李锡鹤:《民法哲学论稿》，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页。
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篇8
【关键词】经济法；民商法；对比研究
一、民商法和经济法的相关概念和理论
民商法包括民法和商法，民法又包括财产法和人身法。财产法，从民法理论上讲由物权法、债法组成。物权法规定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的取得、变更、消灭，以及占有制度、共有制度、相邻关系。债法规定债的发生原因、债的履行、债的转移、债的保全、债的消灭等。人身法由人格权法和亲属法组成，其中“身”是指亲属身份。人格权法规定身体权、生命权、健康权、自由权、隐私权、姓名权及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和荣誉权的法律规范。亲属法在我国是指婚姻法、继承法、收养法等关于婚姻家庭继承的法律规范。在我国，民法的成文法规范包括：民法通则、婚姻法、继承法、收养法、物权法、合同法、担保法、侵权责任法等。商法是指规范商事活动、调整商事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广义的商法与经济法、金融法等其他部门法相交集，学界争议较大，很难界定出确切的学科边界。商法包括但不限于：企业法、保险法、票据法、破产法、证券法。
我国经济法概念受大陆法系国家德国，日本以及苏联的影响，一直以来也没有统一定论。我国经济法概念的核心之争，在于经济法是否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法的部门。综合众家所长，目前我国经济法权威采用的概念是：经济法是国家从整体经济发展的角度，对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管理和调控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包括三方面的基本含义：经济法属于法的范畴，属于国内法的体系，但他不同于国内法体系中的其他法的部门。而从经济法的本质看，经济法的概念应当归结为如下表述：经济法就是以社会为本位，通过国家、社会团体和市场将有限经济利益和稀缺经济资源合理地分配，以营造一个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最终实现社会整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独立部门法律体系。经济法是“社会本位法”、“利益和资源分配法”和“经济发展法”。而这三个本质属性从三个方面一起共同构建出了经济法的本质。
二、民商法与经济法的联系
（一）、从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来看：在一个和谐的社会中，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应当保持平衡，然而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冲突是市场经济本身内在的本质矛盾，表现为垄断、不完全竞争、不公平分配、经济投机、总量失衡和周期性经济危机等市场缺陷。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个主体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很难综合协调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社会利益。这就需要我们妥善处理各类矛盾，平衡各种经济行为，协调各种经济利益，尤其是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关系。
（二）、从对经济直接调整和间接调整来看：以民商法为核心的私法并不直接保障经济发展，其涉及经济的部分主要是调整商品关系或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例如，民法的所有权就是对人们的既得财物和利益的法律确认；民法的债权主要就是人与人之间进行商品交易的权利。强调所有权和债权并不能直接解决创造财富问题。虽然民法为经济主体提供了反映价值规律的法律环境，虽然民商法是市场调节的法律保障，但它们对于市场固有的各种缺陷却往往无能为力。
（三）、从经济法与民商法的目标来看：民商法主要重视经济目标；经济法不仅重视经济目标，而且还重视社会目标和生态目标。以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确立为例，由于市场机制和与之对应的民商法，一般只能作用于当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个体的交易安全和利益追求，对于可持续发展来说，有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缺陷。而经济法将环境、生态、人力资源等与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纳入经济立法之中，改善管理体制与制度，有效地使用经济手段与其他措施，避免社会、生态等问题的产生，将国家经济发展导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三、民法与经济法的区别
1、调整对象不同
经济法调整对象是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公共性经济关系，不调整人身关系。民商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2、主体及主体之间关系不同
经济法的主体包括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企业的内部组织及有关人员、农户、个体工商户和公民。民商法主体是自然人和法人及其他组织。民商法的主体是平等的，没有管理关系；经济法的主体地位却不要求平等。
3、调整方式不同
民法是私法，以自由平等为核心，其调整方式相应地采取意思自治原则，即由当事人自己意志设定其权利和义务，国家并不予以过多干涉。商法的主体是商事惯例，但在现代社会中，为保护交易安全，其中也渗入了一些公法性因素。国家的强制性规定也在逐渐增加。经济法是公私兼顾的法，既强调市场之手，也强调国家之手。因而，其调整方式既有意志自治的因素，也有强制性因素。
4、内容不同
经济法主要设计国民经济运行中关于公平竞争、防止垄断、市场规划、秩序维护、社会平衡、宏观调控、可持续发展等的规定，法律表现为：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价格法、产业法、预算法、财税法、金融法、证券法、社会保障法。民商法的内容主要是关于民商事主体、行为、权利、义务、责任等的规定，法律表现为：民法通则、物权法、债权法、人身权法、亲属法、公司法、合同法、票据法、海商法、保险法。
5、价值取向不同
经济法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着重于社会整体利益为导向，协调个体利益的矛盾与冲突，实现利益均衡，促进社会共同加之目标的实现。民商法以个人权利为本位，以保护个人利益为导向，着重调动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个性得到充分发展，个人利益最大化。
四、结论
从以上这此方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民法与经济法是以两种完全不同的关于人及人性观为前提得出的两种不同规范经济学理论为观念基础的。正是这些根本理念的差别导致它们在立法目的、目标以及实现目的、目标的方式、手段上根本不同，可见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且不可相互替代的法律部门。在这种复杂的经济社会中，面对如此复杂的人，任何单一的法律调整工具都是不可能实现社会目标的，这也是民法与经济法在调整现代市场经济关系中并存的重要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1]李金泽，丁作提.《经济法定位理念的批判与超越》. 法商研究，19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