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启发式教学思想范文

孟子的启发式教学思想篇1

人们通常喜欢引用孔子关于教学方法的一段著名论述来说明他所倡导的启发式教学法，这就是他所说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在这段话里，孔子第一次提出了“启”和“发”二字，也是第一次由他把“启发”二字引用到教学中来。

孔子在自己的教学实践十分注意贯彻“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原则。《论语•为政篇》有一段记载：“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即孟懿子）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孟懿子问孔子什么叫做孝，孔子答以“无违”（不违背礼节）。孟懿子没有再往下问，孔子也就不再往下讲了。因为孟懿子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更多的要求。这就是“不愤不启”。当孔子有意识地把他和孟懿子的谈话告诉樊迟，希望引起樊迟的求知欲时，樊果然主动提出问题：“何谓也？”于是孔子便详细地告诉他“无违”的内容。认为只有当学生的见识达到一定程度，才可往纵深方向引导。否则，宁可闭口不言，也不强行灌输其暂时无法接受的知识。

二、启发式教学方法与创新人才的培养

在科技日益发展的今天，培养创新人才尤为重要。孔子的启发式教学可以看作是“开发和培养人的创新性的方法论保障”。孔子通过营造良好的教学环境来恢复学生的主体意识，激发和保护学生的怀疑精神，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个性。显然，相比其它教学方法，启发式教学有其独特之处。

1.营造良好的教学环境。现在很多教师为了顺利完成教学大纲规定的教学任务，只习惯于按课前写好的教案机械地组织教学，要求学生按照教师的讲课思路认真听讲，做好笔记；只准教师讲，不准学生说，没有得到教师的许可，学生提出的新观点、新创见，提出的不同看法和质疑，都可能被判为谬误。在这种对学生创造力漠不关心的教学环境中，学生的求新意识就会受到压抑而逐渐枯萎。在《论语•公冶长》中有这样一段记载：“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撼。’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孔子在这里就营造了很好的课堂气氛。在这样的课堂气氛中，学生非常放松，能积极思考老师的问题，思维处于活跃状态，有利于产生创造性的想法，从而在师生互动中培养了创造力。

2.恢复学生的主体意识。 创造活动的主体是人，是人按照一定的目的所进行的主动地、积极地、自觉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论语•公冶长》中关于子路颜渊“各言尔志”的记载也同样可以论证孔子在教学中注意恢复学生的主体意识。孔子让子路和颜渊自由谈论自己的志向，不管他们的志向是否符合孔子心中的标准，他都不加评论。而是给学生提供充分自由的发展机会，恢复学生的主体意识。从而培养了学生的创新能力。

3.激发和保护学生的怀疑精神。 怀疑是求新的前提，有疑才有思，有思才有创造。孔子的启发式教学正是要求在教学过程中注意抓住学生理解和表达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不放过任何一个使学生揭示新东西的机会，如《论语•雍也》中记载到：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雍之言然。”仲弓对孔子关于桑伯子的评价产生了怀疑，而孔子不但不发怒，而且还给出了肯定的评价：“雍之言然。”从而活跃了学生的思维，有助于更好的培养创新能力。

4.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个性。《论语•公冶长》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张问到：“令尹子文多次做令尹，不见他有高兴的神色；多次被罢官，也不见他有怨恨的神色。每次卸任，一定将任上原有的政事全部都告诉新上任的令尹，由此看来子文这个人怎么样？”）子曰：“忠矣。”（孔子说：“可算是忠于职守了。”）曰：“仁矣乎？”（子张又问：“可算有仁德吧？”）曰：“未知，焉得仁？”（孔子说：“不知道，这样才算有仁德呢？”）对于“仁德”，孔子并不是没有自己的看法，但他不把一己之见强加于人，而是引导学生自己去思考。学生在思考某一问题时不但思维得到了发展，而且增强了自信心，培养了独立自主的个性。

三、结论与对策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今天创新人才的培养中，孔子的启发式教学的精髓大放异彩。既然启发式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有着密切关系，在启发教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么，在目前提倡全面素质教育与创新教育的背景下，我们在实际的高校教育中，应该重视启发式教学方法与工具的探讨改进，不仅要启发学生积极思考问题，还要启发学生主动运用所学知识进行实践、创新，惟有贯彻这两个方面才能培养出21世纪素质教育所需要的智能型人才，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适应将来“能力社会”的要求。这都不容置疑地说明素质教育离不开启发式教学，21世纪完成祖国复兴的创新人才离不开启发式教学。

孟子的启发式教学思想篇2

【关键词】 孟子 性善论 人格修养 中学生

1 孟子人格修养思想理论基础

1.1 “性善论”——人性论的基础。孟子所说的向善的本性，是人生来所固有的。孟子指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即人的向善性是由人固有的“善端”——“仁”、“义”、“礼”、“智”决定的，人们的善行是心中潜在的善心所驱使的。

1.2 “人皆可以为尧舜”——教化论的基础。孝悌出自每一个人最原始、最自然的情感。如果不孝不悌，我们就无法关怀别人、服务社会，也就无法谈及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这种观点是合乎教育原则的，在人格修养与生活规范方面，不能光靠高深的理论，实践更是一种强大的力量。通过教育和引导去习得人格修养的美好追求，这就是孟子提出的人格修养思想的教化论基础。

2 人格修养的主要途径

孟子关于人格修养所指出的主要途径可以归结为两个大的方面，即自我修养和外界教化，而人格修养最主要的是一种自求自得，所以自我修养是主要途径，外界教化只是促成人格修养的辅助途径，而这种辅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2.1 以自我修养为主。在孟子看来，自我修养主要是指人们通过自我认识、自我教育、自我改善，使得提升道德境界成为一种内在于心的要求和外在于行的实践。就自我修养的方法来说，孟子提出了很多可行性条目。

2.2 以外界教化为辅。孟子认为，“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即使再顽强的生物，完全不加呵护的话，也会失去生机。同样的道理，一个人即使有再好的天赋，不经过教育和引导，也不可能成才。自我修养是一种对自己的教育，但外界对其进行教育与感化也是不无必要的。潜移默化是孟子多次提及的对人格修养能够起到很好效果的外界教化方法。

3 孟子人格修养思想与学生健康人格养成

当代中学生在人格养成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他们没有统一的价值尺度，有着极强的个性，这使他们很难融入集体生活。90后的学生更习惯了寂寞孤独的生活，过分溺爱和以自我为中心，他们喜欢张扬个性，缺少容忍、谦让与合作的品质。因此，要树立学生培养良好品德的意识。

3.1 清心养善，树立坚定的人生信念。要树立坚定的人生信念。在诱惑和信念之间如何进行抉择，需要对个体进行正确的引导。其次，要敢于承受人生可能遭遇到的挫折，坚定学生的性格，增长其才干。在经历这些挫折之后，一个人才能培养起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这样的人才配以担当重大的责任，完成重大的历史使命。因此，必须给予学生正确的教育和引导。无论境遇如何，中学生都不能放弃对人格修养的追求，而应该沉下心境，努力不懈地存善心、养善行，不断完善自身的人格素养。

3.2 德泽育人，培养强烈的使命意识。首先，必须让中学生要时刻保持着一种民族忧患意识，不能坐井观天地认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将不会遇到任何阻碍，要能够预见到发展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有针对性的培养自身的全面素质，为以后建设强大祖国做好准备。其次，要不失时机地对中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教育。开展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培养中学生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激发他们心中的主人翁精神，使他们在扮演社会角色的时候能够自觉担负起自身应尽的义务和责任。最后，要鼓励中学生在实践中不断强化自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实践是巩固理论的最好方式，实践才能出真知，所以应该鼓励中学生积极参与各种社会实践，并切实担负起自己应尽之责。

总之，人格修养不是内容单一的道德条款，而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体系性思想；人格修养不是一蹴而就的简单结果，而是一个通过不懈努力才可达成的美善境界。孟子人格修养思想意蕴颇丰，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其优秀的思想内涵对当今社会的道德实践有很多有益的启示。

参考文献

1 （宋）朱熹.孟子集注[M].山东:齐鲁书社，1992.4

2 杨伯峻.孟子译注（全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0.1

3 翟廷晋.孟子思想评析与探源[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2.5

4 傅佩荣.与青少年谈孟子[M].海南:海南出版社，1997.9

孟子的启发式教学思想篇3

关键词：孟子；善治思想；当代大学治理；启示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3）05-0101-05

收稿日期：2013-05-26

基金项目：江西省2013年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多元化背景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研究”（mks1303）。

作者简介：吴磊（1970-），男，广东海丰人，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赣南师范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传统伦理的研究。

孟子的善治思想，主要是指他的有关社会政治活动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及其价值精神的思想。他要求为政者应严于律己、尽心尽责以及对“内圣外王”之思考体现了其思想的完整性；他阐发高深道理时使用循循善诱、巧妙比方的手法体现出浅近性；他以人性本善假设为出发点，要求统治者树立高尚道德、以成就圣人风范的主张体现出高尚性；他主张“民为邦本、有恒产者有恒心”等思想开启了先哲的智慧之门，具有启蒙意义。孟子的善治思想不仅对今天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对当代大学的治理也有指导价值。

一、孟子善治思想的基本内涵

研究孟子的善治思想，必须先从“善治是否有可能”这一本源性问题着手。通过研究发现，孟子的善治思想是从人性论开始的。他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1]（p159）。紧接着，孟子又论证了人心善成就了人性善。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1]（p163）。孟子认定这“四心”一旦在人的头脑中发育流行，就能有助个体形成仁义礼智的品质。他继续指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1]（p163）。因为这“四端”是人所固有的，是先天赋予的、善的，所以人性是善的。圣人、贤人都是人、都具有基本的人性；官员也是人，他们也与普通人一样具相同的人性。因此，从理论上说官员都可以成为好官。如果这些官员在为政的实践中能够时时保持和发扬仁心，则其为政也将无有不善。

孟子从人“心善”推出人“性善”，从人“性善”预知人行为的善。他正是通过人的“不忍人之心”推理出“不忍人之政”，认为仁政即源于人性中的“恻隐之心”，从而给仁政思想以伦理上的可能性。同时，其仁政思想是直接面对现实提出的，是性善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产物。因此，人性善是孟子仁政思想的全部基础。孟子的善治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有恒产者有恒心”的民生观。孟子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为不为己”[1]（p70）。在这里，孟子论述了对立统一的两个东西——“恒产”与“恒心”。“恒产”属于物质性的范畴，“恒心”则属于意识的范畴。孟子的观点是：恒产决定恒心，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萌芽。可见，“有恒产者有恒心”是善治中的核心内容。“有恒产者有恒心”的前提是先有“恒产”，那么怎样保证老百姓有恒产呢？孟子认为，要使百姓有“恒产”，就必须从划分土地界限开始。他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1]（p74）。孟子的“有恒产者有恒心”从物质基础决定社会意识的立场出发，肯定了人们衣食住行的正当性，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的切身利益。

第二、“民贵君轻、仁民爱物”的权力观。“民贵君轻”语出《孟子·尽心下》，其完整表述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p195）。在孟子看来，“民贵”理应落实到对老百姓的生计及其相关事项的关注上。他认为，诸侯之宝有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他告诫说，在国家治理中

百姓是最为重要的依靠力量，统治者关爱老百姓必须首先对其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倍加珍视。如果统治者只以珠玉为宝，一定“殃必及身”。统治者不爱民、重民，最后必然落得逃亡或身首异处的下场；而行仁政、爱护老百姓，就会得到人民的拥护而得天下。孟子用当时人们所熟知的历史事实说明了“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这一浅显的道理。在这里，孟子除表明关注民生、执行民意是君王及其朝廷的天职之意外，还蕴含着更深层的意旨——民众就是（国家）权威的来源。从关心民众的物质需求到得民心、从得民心到得其民、从得其民到得其政，显示了孟子的权力源自于民的思想。统治者治国不仅要明白权力来源于人民，而且还要把权力运用于为民服务的活动之中。由爱民而爱物是关心人民的生活需要，是自然与人类的和谐统一，正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可见孟子的权力观是：统治者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统治者掌握权力不是只为本阶级谋利益，应该用手中职权关心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本固邦宁”。

第三、“乐民之乐、忧民之忧”的政绩观。权力既然来自人民，那么根据善治的基本要求，权力也必将要用来为民众服务。孟子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1]（p24）。孟子的“乐民之乐、忧民之忧”政绩思想有着深刻的哲理，闪耀着“仁民爱民、视民如伤”的人性善光辉。首先，孟子的政绩观为统治者总结了治国的基本经验，即“得民者得天下”。紧接着，孟子进一步指出，得民的关键是得民心。“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1]（p61）。孟子在这里强调的是，得民是江山易帜、朝代更迭的根本原因，而得民的关键在于民心向背，民心向背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兴衰成败。最后，孟子认为得民心还须君主与民同忧同乐。他说：“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1]（p110）。统治者只有把不断满足民众的欲望和需求作为追求，与民同忧同乐，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戴和支持。从孟子的政绩观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民是社会活动的主体，统治者切不可以救世主自居，应时刻牢记“乐民之乐”、“忧民之忧”；评价一切政治活动的标准在于百姓是否满意、是否赞成。统治者只有具有“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胸怀，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责任心，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戴。 　第四、“尊贤使能、俊杰在位”的用人观。古今中外的政治家都视人才为治国之宝、执政之要。“得才者昌”、“失才者亡”成为政治家的共识。孟子作为当时杰出的政论家，对于如何识人、用人和选人、驭人可谓有较为独到的见解。孟子“尊贤使能，俊杰在位”的用人观主要包含四个要点：一是亮出了人才与否的评判标准——“贤”与“能”。“贤”是指有良好的道德品质，亦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德”；“能”是指优良的智力素质，这里指执政能力，亦即通常人们所言的“才”。德才兼备是孟子的人才评判标准。二是指出了用人方法和原则。孟子的观点是统治者要“尊贤使能”。贤明的君主必然会选贤举能、广纳英杰，尊敬并任用贤能之人，使出类拔萃者得到应有的职位和认可。三是对于如何选贤举能、选拔人才，孟子提出两个原则：不分贵贱亲疏，任人唯贤；倾听国人举荐，不偏听偏信。只有真正做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国家才会治理有方、日益强盛安定。四是特别论述人尽其才的环境：“悦”、“愿”二字明示统治者要创造比较宽松的用人氛围，让真正的人才在工作中心甘情愿为统治者出力、最大限度发挥人的积极性。孟子的识才、用才、选才和驭才思想可谓登上了我国古代人才思想的顶峰。无论是司马光的“德为才之帅、才为德之资”的古训、还是现代人今天所提倡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观，几乎都继承了孟子的思想，无人能出其右。

第五、“取于民有制”、“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的廉政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孟子廉政思想的精华。孟子主张统治者在执政过程中，不要与民争夺财富、而要尽可能让利于民。孟子说：“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1]（p7）。孟子“薄税敛”的思想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阐明了治理目标，通过薄税敛而实现藏富于民；二是阐述了治理手段，通过在税收问题上“取于民有制”促成统治者的廉政。在这里，“制”应该理解为制度、规章的意思。“

藏富于民”和“取于民有制”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前者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后者有利于统治者的廉政勤政。孟子呼吁统治者要根据具体情况确定税率和税收办法，切实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统治者行廉政除了要“薄税敛”、“取于民有制”之外，对待名利时也要慎之又慎：如果不能警醒自己，就会流入贪污腐化而不自知。孟子针对当时贪污受贿等不廉现象，主张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显然，孟子以“义”、“道”为判断廉与不廉的标准；即使有人愿意把天下的财富都作为俸禄给他，他也会不屑一顾。他进而指出：“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不可取。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孟子·公孙丑下》）。孟子的廉政观总体来说是：对老百姓要多予少取；一切以“义”与“道”做为廉与不廉的标准；对可取或不可取的东西最好不取；收受不该拥有的东西也是一种“非义”的行为。孟子的廉政思想已经触及到了权钱交易的某些内涵，虽然他没有指出贿赂的本质，在当时已实属不易了。

二、当代大学治理需要“善治”思维

大学是个小社会，社会是所大学校。大学总是服务于社会，或寻求服务于社会的机会；社会塑造了大学，使大学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大学作为社会系统中的子系统，当它与社会的政治、经济系统各守其分、良性互动时，大学就得到相应的发展；当它与社会的政治、经济系统关系错位时，大学就面临生存压力，发展受到抑制。大学与社会各系统之间的冲突关系客观存在，只有当大学在与社会各系统的冲突得到有效协调时，大学才能获得生存与发展的契机。当代大学肩负着传承文明、传播知识的历史使命，在社会发展与进步当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而当代大学要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就必须对大学治理进行与时俱进的改革，使之符合社会发展进步的基本规律。

自20世纪以来，大学功能多样化和高等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大，大学制度存在的时间和空间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的观念受到了挑战，大学自身的管理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尤其是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深入，引发了大学制度与社会转型的矛盾。在我国当前形势下，大学教育的规模越来越大，社会对大学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寄予的期望也越来越高。可是，大学发展中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所以对大学治理进行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涨。

大学治理就是大学内外利益相关者参与大学重大决策的结构和过程。在我国对大学治理进行改革，就是要建立当代大学制度。当代大学制度要重点解决三大问题，即政府如何依法管校，学校如何自主办学，社会如何参与监督。为此，要围绕政府宏观“管学”、学校自主“办学”、社会积极“参与”进行制度创新[2]。大学的治理结构是当代大学制度的本质与核心，大学治理是联系大学内部以及外部各利害关系人的正式的和非正式关系的制度安排，以便使各利害关系人在权利、责任和利益上相互制衡，实现大学内外部效率和公平的合理统一。治理实际上是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它更注重协调、而不是控制，主张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将“善治”引入当代大学管理，就是使办学效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就是进一步法治化的进程。它强调充分调动社会与学校、学校管理者与广大教职员工参与大学管理的积极性，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监控与激励机制。对大学治理模式进行改革，既要遵循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又要遵守我国教育事业领域中的法律法规，同时对大学治理模式进行改革还要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寻找有益的指导和借鉴。

三、孟子“善治”思想对当代大学治理的几点启示

如前所述，孟子的善治思想可以分为五个方面，民生观、权力观、政绩观、用人观和廉政观。如果对这“五观”进一步综合和挖掘，从民生观和政绩观中可以得出以人为本的理念，从权力观中得出民主管理的理念，从用人观和廉政观中得出依法治理的理念。

（一）当代大学治理应该营造以人为本的文化氛围

孟子说，“有恒产者有恒心”，“乐民之乐、忧民之忧”。很明显，前者就是提倡统治者要关心老百姓的生计，老百姓只有在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得到满足之后才可能有被教化的可能；后者则强调统治者要与百姓同甘共苦、休戚与共。这种观点，在今天而言，就是以人为本。它要求管理要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根本。学校管理者要充分认识教师是自由的、具体的、

特的、不断生长着的生命个体，尊重他们浓郁的生命期待和真挚的生命追求。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才能创建生命发展的自由空间，尊重人具体实在的生命本色，关注人的情感需要和生命体验；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才能实现刚性管理和柔性管理相结合，做到以情为主线，靠群体的价值认同和凝聚力进行管理；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才能坚持尊重人、理解人，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以人为本的善治理念体现于当代大学治理，具体可以从两方面着力：一是尊重教师。教师作为高素质的特殊群体，他们除了有物质欲望以外，更有高度的社会需要与心理需要。学校的管理者应该考虑到每位教师的心理需要和社会需要，千方百计地满足其合理需求，尊重其人格、尊严与价值。此外，还要注意情感投入，做到以情动人、用情留人以促使其发挥出最佳的整体效能。为此，学校领导要善于倾听教师意见，以取得教职员工的信赖，并通过提高教师需要的满足度激励士气，从而更有效地实现办学目标。二是关爱学生、激发潜能。商场上有句名言：顾客就是上帝。我想这句话也可以套用到当前竞争日益激烈的高校：学生也是上帝。以人为本的治理模式就是：确立学生主体地位，围绕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来开展一切管理活动。它要求管理者充分尊重学生作为人的价值和尊严，充分尊重学生的人格、个性、利益、需要、知识兴趣、爱好，力促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才并实现可持续发展，坚持把所有学生作为全心全意为之服务的主体。

（二）当代大学治理应该走依法治理的路子

孟子被儒家尊称为亚圣，一般来说他对社会治理的方法手段是侧重于德治方面，在这个意义上说他有别于法家。但是孟子主张德治，也并不意味着他完全反对制度治理的作用。在他的廉政观中，他特别强调统治者“取于民有制”，“制”就是制度、法律的意思；同时他还赞成当时的“井田制”，主张通过划分“经界”来保障“有恒产者有恒心”。因此，孟子并非反对依章治理日常事务。孟子的依章治理思想用于大学治理实践就是依法依规治理大学。

大学既不是企业实体，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事业单位”，而是具有鲜明自治特征的知识型社会组织。因此，当代大学制度强调政府的指导、评价、监督与服务作用，政府只能扮演“有限政府，无限服务”的角色。正因为政府对大学不能管得太多、太死，大学要实现自身的功能就必须有自己的管理方式和模式。从世界各国（地区）通行的做法来看，就是建立大学章程。

大学章程是为保证学校正常运行，主要就办学宗旨、内部管理体制及财务活动等重大的、基本的问题做出全面规范而形成的自律性基本文件[3]。它是大学办学的纲领性文件，是大学成为法人组织的必备条件，是政府、社会及大学自身依法治校的重要依据。加强大学章程建设是当前依法治教、依法治校的必然要求，是政府转变职能、加强宏观管理的需要，是大学完善内部管理、建立当代大学制度的重要内容。从英国的开放大学到发展中国家如印度的国立开放大学和泰国的苏可泰开放大学，都是通过议会立专门法建立学校章程；在我国香港，开放大学章程就被赋予了法律地位，并将其纳入香港法例或附属法例体系中，对香港公开大学进行依法治理。

大学章程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但并非法律。大学作为行政主体，其行政相对人是大学教职员工和学生，因此章程具有约束力。但大学自身又是政府的行政相对人，受政府的管理与监督，其所制定的自治规则对于政府并不具有约束力。当然，大学章程的制定不能超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的相关规定，而只能在其允许的范围内活动。

（三）当代大学治理应该坚持民主治理的原则

孟子的民主思想在其著作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在“民贵君轻、仁民爱物”的权利观里，他实际上就具有了民众就是（国家）权威的来源的思想；同样，在“尊贤使能、俊杰在位”的用人观中，提出用人应该倾听国人举荐，不偏听偏信，这些都是民主思想的萌芽。大学作为新思想、新观念的发源地，如果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民主的治理措施，是不利于大学治理的。大学民主治理以“民主、公平、公开”为原则，把自由、公正、平等的民主理念引入大学治理全过程，使各组织各群体成员平等参与、共同决策学校事务。当代大学民主治理的四个构成要素包括治理理念、制度、机构和治理方式。这四者相互依赖、相互联

系：理念是思想基础，制度是理论依据，机构是运行载体，方式是运行手段[4]。

民主治理大学当务之急是厘清大学的内部权力系统。目前，在我国的高等学校管理体制中，普遍存在着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两类最为主要的权利系统，不同的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架构产生了不同的权利结构模式。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分属两种不同的权利系统，权力的行使都有一定的范围和程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会引起失衡或冲突。从理论上说，两种权力应该是互补的、统一的，行政权力不可或缺，而确保学术权力的独立性是行政权力存在的依据。从我国高校的实践看，两种权力的发展不很协调：行政权力强化，而学术权力则相对弱化，以至于出现行政权力控制学术权力的不正常现象，违背了当代大学的价值取向。为此，要强化学术权力在大学治理中的地位，行政权力要重心下移，把学科和课程的调整和设置权、科研项目管理权、教师聘用权等学术权力委托给学院系一级，使学院系组织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学校也需要建立起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专门机构，如民主决策机构、民主执行机构、民主监督机构、信息反馈机构，保证学术权力的地位不弱化；同时应该加强教代会建设，确保教师在学校行政权力架构中发挥重要作用；加强教授博士委员会建设，确保在学术权力架构中教师的建设性作用。

总而言之，当代大学的治理方式方法既是科学、也是艺术，搞好大学管理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孟子等中国历史上的圣贤们对社会管理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思想，为当代教育管理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他们没有、也不可能预料到当代大学管理中会出现的所有问题，因此如何治理好当代大学尚需当代人进一步探索。

参考文献

[1] 孟轲.孟子[m].梁海明译.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4：159.

[2] 严文清.如何完善大学治理结构[n].光明日报（理论版），2012-10-12（8）.

[3] 陈立鹏.关于我国大学章程几个重要问题的探讨[j].中国高教研究，2008（7）：25.

孟子的启发式教学思想篇4

[关键词] 性善论；现代德育。

充满智慧的儒家哲学思想，蕴涵着丰富的道德教育思想。它用其自身的独特魅力，为现代德育奠定了稳定的根基，并引领着现代德育趋于完善。“性善论”——仁、义、礼、智的“四德”，从古至今，诠释着一个宗旨，即在构建理想人格的过程中，德育必定发挥着其自身的价值与意义。但是当施教者在道德教育的过程中如何让受教者形成自我教育意识？一直是现代德育工作者反思的一个问题。

一、性善论的析要。

《孟子·公孙丑上》指出：“无恻隐之心， 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人性“四德”为现代道德教育找到了人之可教化的理论基础。“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仁、义、明其必有也。礼、智，性也。心，统性情者也。端，绪也。因其情之发，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见，犹有物在中而绪见于外也。” [1]朱熹注解之意，鲜明地强调了儒家以人为本的伦理道德观是对性与情、情与理的重视。

（一） 人“向善”与“行善”的动机。

孟子认为人性中具有先天的“善端”，所谓“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但是，孟子又曰：“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显然，人作为个体具有“善端”，但是，这种“善端”只不过是处于道德心理的萌芽状态，还不具有仁、义、礼、智的道德品质。个体的“人”只有经过个体的主观努力，其仁、义、礼、智四种善的萌芽，才能成为真正的“人”。孟子的“性善论”继承了孔子的人性论，提炼了人“性善”的本性，突出了人与生俱来就有“向善”的秉性。孟子在倡导人之本质根植于善的同时，也证实了教育是个体发展的必要条件。对于每一个降临到这个世界上的生物人来说，在“成人”之前，必先“成才”。正如康德所言，人只有受过恰当的教育才能成为人，受教育对人来说，是一种需要。人有双重生命，父母那里遗传的生命是物质基础； 人要成为真正的人， 还要经历“二次生成”———为人之道，即可“成人”。人在有“向善”的根基上，进行必要的道德教育，才能激发内心的主观“行善”的心理情感。“行善”不是为了功名利禄，而是出于个体主观的“善端”。[ 2 ]

（二） 人“为善”的意义。

孟子“人性论”论证了人在“成人”的历程中，具有“向善”的本性与“行善”的主观意愿。他在对人“善端”肯定的同时，也论证了“成才”的必要条件———“为善”。“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良知也。”孟子对人的“良知”“良能”品性的论证中提出，仁、义、礼、智等普遍道德准则不是自外强加于人的，而是源于人的内在，生发于人善良的本性。然而，孟子通过“圣贤人格”告诫人们，“善端”如果没有给予积极的保存，必然会受到外界的影响，而逐步消失。“内圣外王”的高尚品质就是在“为善”中拓展“善端”的结果，它也肯定了人们是在“为善”中实现自我价值。当然， 《孟子》中又言，“圣人与我同类”；“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圣贤”的人格被人类赋予了极致性与神秘性，看似遥不可及，但是，“学而至之”的言论， 又激起了人类挑战自我的志向。人之“四端”，体现出人具有先天成德的天赋，但是孟子认定唯有“向善”的动机与“为善”的能力，才能扩充人的“善端”。人从“自然人”转变成“社会人”，全然依赖于“求真”“向善”与“粹美”的思想教育， 这也是人在生存之际，锤炼人格的必经之路。所以， 孟子强调了人在内求外修的同时，莫忘教育的重要性。人只有在接受教化的过程中，才能体会到“真、善、美”的真正价值之所在。

二、现代德育中“善”的体验。

“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色也，淬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孟子在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之后，创立了“良心本体论”。在他看来，良心是内在本质，是人们外在德行的根源，是万善的本源。人性和道德的完善，有待于后天的学习和努力与“善性”的扩充和培养。中国传统德育模式在“性善论”的指导下，强调教师“教化”在德育中的作用，而现代德育受“性善论”的影响，倡导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德育模式。

（一） “性善论”指引下的现代德育目标。

儒家的“性善论”认为道德行为如“绘事后素”，是对人性的提高、完善，是人性的实现。儒家所具有的这种理论完整性和理论个性，最终使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体和世界文化中的独立类型。[ 3 ] 由此可见，理想的德育目标应是“学为圣贤”， 即是用“君子”人格来实现。“性善论”是依据人所固有的善性而进行的教育。现代德育目标亦是把握道德存在的可能性，通过人的内在自觉和外在修养，把可能的善性转化为现实的善性。争取使每一个人在道德修养方面享受人人平等待遇，倡导人们按照“理想人格”：“持志养气、动心忍性、存心养性、反求诸己”要求自己。若要成为尧舜之人，就必须达到内在精神与外在言行举止统一的境界。孟子对道德主体的人本关怀观，预示着社会对人的道德要求，必须尊重并满足人精神生活包括道德生活在内的需求，提升人的道德理想、道德品质和道德境界。学校的道德教育也只有侧重挖掘和激发学生内在的善良愿望，充分发挥良心的道德调节功能，将被动的教育形式转化为主动性、自觉性的个体活动，才能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达到终身教育的目的。

（二） “性善论”影响下的现代德育功能。

“性善论”是教育史以来，第一次从理论高度上对人自身本质加以认识和阐述。现代教育思想从施教者和受教者两个方面，探究出人“善”之本性， 是教育活动顺利进行的基本条件。教师本着“善”的品行，为学生树立了榜样；以学生“善”之本，规划了其发展的进程。学生本着“善”之端，在他人教化中使其得到拓展；本着“善”之根，在自我教化中实现自我价值。道德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零，儿童从一开始就是道德生活的主体。[ 4 ] 设想，倘若教师在教化过程中，体会到学生内在具有“不思而虑的良知”和“不学而能的良能”的“善端”；学生在受教过程中，体会到自我“向善”的意愿和“为善”的能力，也许，德育实效性就能真正得以实现。孟子的“四德”与“五常”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一种道德意识、伦理精神。扩充“善”的过程，正是构建人与社会的和谐伦理的过程。社会在德化中发展，人类在德化中成才，没有德育存在的社会，就没有人的精神家园；没有德化的人生存的社会，是混乱而危险的社会。德育本着“人性善”而为社会与人类提供着最根本的物质与精神保障。“仁者无敌”“与民同乐”的“民本论”启示学校教育必须立“德教”为本，倡“尊贤尚德”为主的德育目标，仅此才能真正发挥德育的真正意义所在。道德教育的知情意行基于“善之始”，它为学生自我身心发展提供了舞台。

（三） “性善论”意蕴下的现代德育模式。

“善端”的本性为人类道德教育追求“浩然之气”的理想目标提供了可能，然而，如何把可能变为现实，孟子“性善论”解析到，具体的德育模式就是知行的辩证统一。这正凸显了儒家思想关于道德理论与道德实践的知行关系的论述，道德修养的重心应放在“力行”“躬行”。那么现代德育又是如何通过具体的德育模式把道德理念转化为道德行为的呢？孟子“内求外修”的德育思想，启示现代德育的主要途径唯有提高自我的道德教育意识，培育道德的自我。这一做法的实质是：强调个体在行动中要彰显自我的主体性，重视自我思考、自我判断、自我体验，要学会独立思考并作出合宜的选择，此思想与当代的价值澄清法有相通之处，与当代德育强调“学会选择”主旨殊途同归。[5]

孟子所塑造的人格理想，实质是为现代德育模式树立了高尚道德的理想典范。他认为，道德的完成就是四端的扩充、发扬，就能有一种彻底的自我认识，此谓“尽心”。任何德育范式都是建立在一定的道德学习机制的理解之上的，但是，真正具有“道德”意义的道德教育，不是把社会现存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灌输给学生，使学生[天下论文网]成为一个个“美德的集合体”， 而是“启发”和“唤醒”学生的道德自觉和道德良心，使学生树立道德理想、领悟人生真义。[6] 现在社会上评论学校德育的一种流行说法是，“5 + 2 = 0”，即学生在学校接受的5 天的思想教育，抵不过在家庭和社会对他2 天的影响。正如孟子所言，“存心养性”与“反求诸己”的道德理念警示现代德育的“教条性”与“形式性”必须被。所谓，“生活的外延有多大，那么德育的外延就应有多大。生活世界是德育的根基”。[ 7 ] 现代德育模式必须继承和发扬传统的道德教育观念，应该由内向外地渗透德育的价值与意义。

三、未来德育的变革是“性善论”的衍生。

当今人们物质生活水平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应该有高扬高层次的“善”的追求，赋予“善”以更广的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色，去努力打造真善美的统一。孟子蕴涵道德责任意识的“性善论”，能够唤醒人们追求人格理想的信念，主动地实现和完善自身道德，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未来的教育终将走向终身教育的模式，而道德学习的形式必须依靠个体的主动性，道德的形成应该是自然而然完成的。未来的道德发展，取决于道德接受和道德选择，在生活与学习中，当人们选定了自己感兴趣或者认为重要的领域后，余下的广阔空间就可以交给自身德性的本能反应和习惯行为，在道德与社会发生冲突时，自主抉择的行为将会出现，这样才符合道德生活的自然状态，才能提高个体的道德效能。[8]

注释：

[1] [宋]朱熹撰。孟子集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2.

[2] 赵法生。孟子性善论的多维解读[j].孔子研究，2007，（18）。

[3] 李兆祥主编。儒家教育思想研究[m].上海：中华书局，2003.12.

[4] 檀传宝。论道德教育的可能性[j].教育理论与实践，1999，（11）。

[5] 汪凤炎。植根传统：中华传统道德文化与德育思想的彰显[j].道德教育研究，2003，（4）。

[6] 孙喜亭。学生德性或德行能由内而外的生成吗[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6）。

[7] 许新海。让儿童的道德生命自由地生长[j].江苏教育，2001，（17）。

孟子的启发式教学思想篇5

一、孔子的“性朴论”

孔子出生于东周中期的鲁国，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毕生致力于平民的知识教育和道德教育事业，提出了著名的“有教无类”教育主张，被称为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始祖。

孔子的道德教育理论发源其“性朴质”的人性论，孔子在《论语・阳货》中进行了详细论证：“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孔子认为人生下来的本性是相近的，差不多的，只是后天所接触的不同环境使个体养成了不同的习性，由此表现出性善或性恶的巨大差别。即人性最初是无所谓善或恶的，是犹如白纸般的质朴和纯净。通过这样的人性质朴论，孔子进一步提出了其推行道德教育的必要性。在《论语・季氏》中，孔子在教育孔鲤时明确指出了道德教育对于个体生存和发展的意义所在，“(子)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对曰：‘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对曰：‘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诗与礼，是孔子进行道德教育的主要课目，其中蕴含的是从西周流传下来的奴隶社会道德规范和社会行为准则。通过教授诗与礼，让学生以学习的方式认知其中的道德知识，养成符合统治阶级要求的道德伦理规范。也就是说，道德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将质朴的人性引入向善的方向，以个体的君子人格建立起人与人间待之以礼的礼治社会。

从“性朴论”引申出道德教育的必要性，是孔子儒学道德教化理论的重要支撑和鲜明特点。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关注和探讨人性问题的教育家，他的“性朴论”在一定程度超越了氏族、等级的界限而从一般意义上人的角度来探讨人的本质精神状态，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以人性质朴为出发点，孔子大力开展以《诗》、《书》、《礼》、《易》、《春秋》为主要教学内容的道德教育活动，培养出了大批具有优良道德品德的知识分子，可以说，孔子开启了中华民族关注个体精神生存和对个体进行道德教育的先河。

二、孟子的“性善论”

孟子出生于战国中期的邹国，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孟子发展和扩充了孔子儒学理论，包括其中的人性论。孟子在诸国游历以推行“仁政”无果后退而著书立说，教书育人，被后世尊称为“亚圣”。

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性朴论”而将其扩充为“性善论”，体现出一种乐观的主观唯心主义道德论倾向，其在《孟子・告子上》中论述了指向人之本性的“仁、义、礼、智”四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认为代表善的“仁、义、礼、智”是发诸人的本性的，是先天存在的，也就是说人性原本就是善的。

既然人性本善，那为什么现实社会中的人们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恶行呢？孟子依据孔子的“习相远”之说，认为这是由于后天的环境蒙蔽了人善良的本心。由此孟子同样引申出道德教育之于个体的重要性，即道德教育的过程即启发个体摆脱社会不良环境的蒙蔽而回忆起自身本真善良天性的过程。孟子以这种乐观的态度鼓励个体积极进行道德修养而成就高尚品德，使儒家道德教化理论进一步地流行于当时社会而对个体道德观念产生巨大影响，并在更深层次上为自己在政治上推行“仁政”举措提供理论论证。但从当时的社会历史发展趋势来看，孟子的“性善说”也显现出与现实状况的脱节，一方面，从战国中期开始，诸侯争霸和兼并战争的加剧使得社会进一步趋向动荡，由此而使当时的民众普遍对人性产生出一种消极和悲观的理论倾向，孟子的性善学说越来越多受到人们的质疑和否定。另一方面，基于“性善论”的孟子德育理论强调个体自发和主动进行道德修养与道德反省，由于社会个体自我观念和意识的不同，这种自我主动修养而自发体会的对于善的自我认知观念必然是不尽相同的，这对于封建阶级壮大和诸侯专制力量加强所强调的意识形态统一主张也是一种极大的潜在威胁，因而不符合统治者的需求。因此，孟子的“性善论”在战国末期由荀子进行了发展和修正。

三、荀子的“性恶论”

荀子出生于战国末期的赵国，曾三次出任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是战国后期的儒家代表人物，先秦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政治家。他立足战国末期社会变化实际，修正了儒家的人性理论，成为沟通儒法学说的桥梁人物。

荀子面对战国末期诸侯纷争，民心趋利的社会变化，在其《荀子・性恶》中详细阐述了人性本恶的现实依据。“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在荀子看来，人出生之后自我的生理属性和生存需要决定着人的本质属性，因而人之本性就是趋利避害且自私自利的，这种本性进而导致个体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各种各样的恶行，并加剧社会动荡。

荀子的“性恶论”是对孟子“性善论”忽视社会现实的一种修正，但这种修正也使得儒家学说陷于困境，因为既然人性本恶，那么荀子之前孔孟的道德教化理论便没有了理论基石而归于虚妄。在这种情况下，荀子对孔孟理论采取了调和的办法，他在《荀子・性恶》中从性恶角度同样论证了道德教化的必要性：“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其伪也”。荀子主张“化性起伪”的方式来用道德教化来使个体克制自我恶的人性而趋向于善，这样一来，虽然孔孟荀的人性理论各不相同，但都指向了道德教化这一终点。荀子进一步将法家理论引入儒学进行充实，他提出了“隆礼重法”的主张，提倡统治者在推行儒家道德教化以改变人内心的同时重视刑罚对个体的外在约束作用。荀子“化性起伪”的人性论和“隆礼重法”的道德教化主张是儒学面对战国末期社会形势的主动变通，率先建立起了儒家与法家之间的理论桥梁，为秦汉之际的儒法合流开辟了道路，更为汉王朝的“阳德阴刑”教化理论奠定了基础。

四、先秦儒家人性论对当前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启示

先秦儒家学者孔子、孟子和荀子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人性进行了系统论证，并进一步推行自身的道德教化理论和教化主张，对于当时的社会进步和人的道德水平提升起到了重要作用。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万民期盼的“中国梦”，必须以人民的道德进步和境界提升作为精神支柱。从这个意义上讲，必须重视先秦儒家的人性论和道德教化理论，并从中汲取有益启示。

（一）注重大学生的道德修养和道德提升

儒家人性论的旨归都是道德教化和道德修养，从其目的来说，诸多学者都意识到了道德对于人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没有道德或者缺失道德，人与人的和谐关系便无法实现，更无论整个社会的和谐有序发展。在今天，伴随着现代知识教育的开展，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往往更加重视的是学生的科学知识与科学技能的提升，相反却认为道德修养是空虚而不合实际的“虚假知识”。从这一点来说，当前少部分大学生的道德滑坡和道德失衡与当前轻视道德教育的教育制度和社会环境有很大关系。反观先秦儒家的人性学说和教育理论，都是以道德教育为最终目标和主要内容。因而，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应克服知识教育的弊端，向先秦儒家人性理论和德育理论回归，把大学生的道德修养和道德提升作为当代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二）重视大学生道德养成的客观环境

先秦儒家的人性论观点虽各不相同，但都重视道德教育的重要作用，也都重视社会环境对人道德品质养成的影响机制。先秦儒家人性论明确指出社会环境的不同，导致人的道德水平出现很大差距，这一点对于当前的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启示是深刻的。道德教育并不仅仅是单纯的课堂说教，并不是通过教师课堂讲述和学生课堂学习就得以完成的，而是需要在一个良性的育人机制下经过长期的生活实践和社会实践才最终形成，内化为较为稳定的品格。先秦儒家从“习相远”这一理论论证出发，非常注意学生道德修养进程所处的教育环境和生活环境。当前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也应注重这一点，净化和构建大学生道德养成的良好客观环境，建立大学生道德修养的长效持久机制。

参考文献：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

[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3]张觉.荀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4]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前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5]檀传宝.学校道德教育原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6]赖雄麟.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时代化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孟子的启发式教学思想篇6

【摘要】孔孟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和文化遗产，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珍贵的瑰宝之一。孔孟儒家思想为中国道德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教育内容，对现代道德教育理念的提出、教育结构的优化以及教育方法的运用都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关键词】孔孟儒家思想；中国道德教育；适用度

一、孔孟儒家道德教育思想

孔孟儒家道德教育思想产生于“礼崩乐坏”的社会动荡时期。在这个时期，作为奴隶主贵族意识形态的表现，“礼”和“乐”已经很难发挥其应有的道德教育功能，导致出现了“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社会现象。面对这样的社会思想变革，先秦儒家思想家开始思考重新构建社会主导意识形态体系，主要包括如何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统治阶层如何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社会如何才能稳定地发展等问题。面对这一系列问题，先秦儒家学者认为应当从道德教育出发，并从多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一）以人为本，德教为先

孔子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教育思想，为先秦道德教育思想体系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仁”的本义其实就是爱人，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明显的“利他性”。孔子提出的“仁”第一次强调要尊重人的权利和尊严，关注人的利益和需求，进而突出重视人的能力和价值。

孟子提出“仁”与“义”的结合，以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孟子认为：“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就是强调人要学会“爱人”，但要学会爱什么人，在学会爱人的同时也要懂得憎恶应该憎恶的人，否则就是背离“仁”的精神。

（二）塑造人格，内省自求

孔子提出了“君子-仁者-圣人”这样逐步推进的理想人格。孔子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圣人”居于最高哟危“君子”居于较低层次。他强调把“君子”看作品德高尚的人，是塑造理想人格的首要标准。

在塑造理想人格方面，孟子把孔子作为自己的道德榜样，继承了孔子君子人格的理论，深入阐释了“大丈夫”理想人格。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认为，大丈夫要能够“泽加于民”“兼济天下”，要有正直的气节，要能够做到身处逆境不动摇信念，能够在困难中锤炼自己的品德，积蓄自己的能量。

（三）明晰价值，权衡义利

孔子提倡“先义后利”“见利思义”。“义”主要是指社会成员需要承担的义务和责任；而“利”则指的是人的私利。他认为，道德高尚的人，面对私欲时首先想到的是是否符合道德法则，一切行动以道德法则为自己的准则。没有道德的人，在面对道德法则和私人利益时往往为了私利背离道德法则。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对义利关系做出了进一步的阐释，强调“重义轻利”。他认为，处理人际关系重要的是讲“义”，如果人们都关注“利”，就会造成私欲膨胀，破坏人伦关系，危害社会的稳定。因此，孟子主张用仁义道德来教育人民，引导人民弱化对物质利益的关注，根据道德准则行事。

二、孔孟儒家思想本身存在封建残余

孔孟儒家思想与现代文化既相互契合又互有冲突，中华民族传统精神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依然发挥着巨大作用。这些先进的精华、鲜明的民族特征文化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但是在孔孟儒家思想中仍有部分封建的思想糟粕值得我们去甄别和舍弃。

（一）重自律轻制度

孔孟儒家思想服务于封建统治阶级，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模式上明显地表现为“重自律轻制度”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现代思想道德教育应该抛弃孔孟思想中重自律轻制度的糟粕思想，建立科学的思想道德教育管理模式。在管理实践中，建立政府、社会、媒体、个人四个层面共同参与、良性互动的科学的思想道德教育管理模式，强调政府对思想道德教育管理的政治引导，注意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媒体舆论监督导向功能的发挥，继续维持对个人修身养性的基本要求。

（二）倡尊卑鄙平等

在孔孟儒家思想中最被现代文化公认的诟病便是封建性的、崇尚尊卑等级的纲常思想。儒家思想自孔子开始，就始终坚持尊卑等级观念，“三纲五常”的思想树立了绝对的父尊子卑、夫尊妻卑、男尊女卑、老尊幼卑、师尊生卑的天理“伦常”。这样的思想观念导致整个封建时期个人权利不平等、人格不平等，因此只能服务于当时的统治阶级。这种尊卑思想甚至在当代中国仍有残留，它导致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依然存在严重的权威主义、家长作风、师道尊严等与现代民主格格不入的特权思想和做法。对于儒家思想中的封建糟粕，我们必须大力清除，坚决抛弃。

（三）有臣民无公民

由于所处的历史背景原因，封建时期的孔孟思想只能培养和塑造“臣民”，而非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公民”。在臣民思想的教育下，个体成为“无需享有政治权利，只要履行守法义务”的观点，缺乏政治参与意识。当朝堂之上奸佞当道时，忠臣谏言的第一反应不是依法处办，而是劝谏君主，这样的表现反映的是臣民思想的局限性。现代中国道德教育要提倡公民教育，抛弃孔孟思想中对于依附性人格、忽视主体意识的臣民思想教育，积极培养受教育者的公民意识、权利意识，引导和鼓励受教育者勇于维护自己和他人的自由权利、尊严和价值，勇于向国家和社会提出尊重自己合法权益，满足自身愿望的要求，使受教育个人成为具有独立人格、自由、平等、权利与义务关系对等的现代公民。

三、社会转型中的孔孟儒家思想

（一）市场经济的冲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上层建筑提出了新要求。诞生于两千年前的孔孟儒家思想是中国农业社会的思想精华，是为中国封建统治集团服务的。如果把这份文化遗产原封不动搬到今天，是绝对行不通的。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孔孟儒家思想必须结合新时代的新特征，完成自身的改造。在义利观方面，对于重“公义”轻“私利”的“重义轻利”思想，我们要借鉴和吸收；对于个体的正当私利，我们不仅不能“轻”，反而要“重”，要树立“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科学发展观念。唯有如此，才能让孔孟儒家思想真正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思想政治教育的完善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文化保证。

（二）民主政治的博弈

民主化、法制化进程的加深，使得我国开始更加注重政治的民主发展。在我国，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成为新时展民主政治的新要求。

在提倡民主政治的今天，孔孟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仁政”法治观念面临严峻挑战。首先，孔孟思想中包含丰富的德主刑辅、礼法结合的观念。“导德齐礼”和“仁政王道”是孔孟思想在政治方面的典型代表，然而这两种政治思想却由于服务于封建统治的本质属性而造成了相当缺乏民主法制思想的客观结果。即便是孟子主张的“民贵君轻”思想，依然不会也不可能达到政治民主化的高度。其次，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孔孟思想所提倡的社会是分等级有尊卑的社会，“三纲五常”和等级尊卑显然不能适应现代政治民主化的r代特征。为了适应现代政治民主化的潮流，孔孟儒家思想应该批判地吸收民主、平等、人权、法制等现代文明价值，再结合自身的民本思想，从而实现孔孟思想的更新升级。

（三）多样文化的碰撞

改革开放后，文化逐渐开始多元共生，文化的多样化成为时代文化的特色。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加上西方工业文明所产生的工业文化共同交织作用，冲击着现代社会思想。

多样的文化给孔孟儒家思想提出了新的挑战。伴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体共同理想，传承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发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社会主义荣辱观来塑造个体品格的观念逐渐被中华民族所认同。孔孟思想结合时代的改造以及为现代思想政治服务迎来了新的契机。而孔孟思想本身便是一种“有容乃大，兼收并蓄”的思想，不论是唐朝的儒、释、道三教合一，还是宋明理学、心学，都能从中看到孔孟儒家思想的包容精神。儒家思想应该继续加强与其他文化的碰撞交融，做好面临多种文化冲击的准备。

四、结束语

孔孟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为中国道德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教育内容，对现代道德教育理念的提出、教育结构的优化以及教育方法的运用都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以及多种文化的冲击下，孔孟儒家思想面临自我完善、实现转化和创新的时代任务。我们应当站在时代的角度，有选择性地继承和发扬孔孟儒家思想的精华，摒弃糟粕，为现代中国思想道德教育的完善提供价值意义。

【参考文献】

[1]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张耀灿，郑永廷.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63.

孟子的启发式教学思想篇7

关键词： 孟子生命关怀 大学生精神家园 启示

儒家的学说建立在生命和谐的基础上，体现了整体的“生命精神”。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重视人的思想，他的学说以人为本，关注人的生存和发展。虽然在很多方面，由于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具有历史局限性，但对人的关怀却超越历史。我们在看待孟子关怀生命的内容的时候不应仅仅把它认为是对统治阶级执政提出的要求，不要用过于政治化的眼光将其定义为维护统治阶级政权的手段。孟子对生命的关怀具有普世性，即使在今天也具有积极持久的生命力，这超越了时代和阶级。“精神家园以人生意义、理想信念、精神信仰为核心要素的价值观念体系”[1]。当代大学生成长的物质条件和背景相对较好，对于他们来说，精神家园的建设要注重精神层次的发展、政治立场的坚定和人生理想的树立。我们从伦理的角度思考就可以发现，对生命的关怀和发展是建设大学生精神家园的基本指导理论。

一、孟子生命关怀思想的内容

（一）孟子的政治思想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把人民放在首位，他最关注的是社会中人的生存状况。同时提出君要与天下人民同乐同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他对人民的艰苦生活有充分了解：“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孟子把人民的生活状态提到了王道之始的高度上，认为“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孟子对民生的关怀不仅停留在理论水平上，还将其具体化、制度化。孟子还提出了五项措施：对人才“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对商人“市，廛而不征”；对旅客“市，讥而不征”；对农民“耕者，助而不税”；对百姓“廛，无夫里之布”。他还提出了“井田制”的主张。“方里而井，井九百里，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这是孟子在解决民生问题上所做出的努力。无论这个政策最终有没有实行，孟子提出这个建议的最终的目的都是希望君主更多地考虑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让他们的劳动得到相应的报酬。

社会制度的健全与否，弱者生活水平的高低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对弱者的关怀也是孟子在关注民生的问题中所没有忽视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勿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农业产品是人民生活的必要资源。古代的生产力低下，生活资料紧张，如果一个人丧失了进行农业劳作的能力，那么这个人就需要别人给予其生活资料才能够生存下去，即是弱者。老年人就是这么一个需要帮助的群体。如果连老年人都能吃饱穿暖，那么社会的整体便是和谐安定的了。孟子甚至把弱者生活水平的高低作为君王能否取得统治权的条件。

（二）孟子对人的生命的高度尊重

孟子曾经引用孔子的话：“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他认为俑的形状和人是相似的，以俑代替人陪葬是对生命的一种漠视。对形似人的俑尚且如此，可见孟子对生命的高度尊重。

而从孟子对人与动物二者权衡的态度可以看出他以人为主的思想。“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帅兽而食人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途有饿殍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这并非对动物的生命不关怀，只是更加重视人的生命，以人为主。社会是人的集合体，如果广大劳动人民的生存不能保障，却“厩有肥马”、“狗彘食人食”，这是社会秩序的紊乱和社会制度的颠覆。

（三）孟子对精神世界的关注

孟子尊重人的尊严，重视人自身价值的实现。他提出要兴办学校，发展教育，使人们明白忠、孝、悌、义的道理。“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他希望用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必然关系及相关的各种行为准则约束人们的行为，提高人们的素质，实现自身价值。

“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孟子对于人性的观点是深入的，一个人只有在保障衣食的情况下才能遵守社会的法纪道德并具有基本的伦理观念。民以食为天，连自己基本的生存都无法保证，或是长期生活在恶劣的条件下，根本无暇顾及精神世界的丰富。孟子提出的“有恒产”，实际上也是为丰富人们精神世界的境界设立的一个基础条件。

二、对大学生精神家园建设的启示

（一）大学生“精神家园”建设的重要性

社会是以人为主的集合体。人与人之间及不同的社会阶层的人们的生活状态是衡量一个社会和谐程度的基础。工业文明带来了信息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但同时我们看到这些发展所带来的是对“以人为本”的理念的冲击。中国的国情是特殊的，现代社会处于转型期，道德文化也随之变化。构建符合新时代社会特点的生命关怀的人文氛围，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势在必行。孟子所提倡的对生命的关怀具有中国古代传统的特点。我们要不断丰富现代社会对生命关怀的新意义，赋予其新的内涵。

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2]大学生作为国家未来建设的主要力量，更需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提升精神层次和政治素养。当前，各高校已全面覆盖、普遍开设思想政治相关理论课，并力求通过一系列有效措施积极提升此类课程的吸引力，希望在课堂主阵地为大学生筑起更加坚实的“精神家园”。

（二）传统的“仁爱”思想对当代大学生文化价值观的启示

孟子的生命关怀理论是普世的。人们精神家园的建设，一定要有最根本的价值选择。孟子非常注重教育的作用，他对生命的尊重是以“仁”的精神为核心的。他提出，“仁”是一种美德，人与人之间有仁爱的存在，天下就会平安和谐。基于道义上的责任感，会形成一种相互关爱和谐的人际关系。和谐、和合精神是中华人文精神的精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智慧。将孟子对民生的关注和对德行的高要求运用在执政和行政上，用自身的道德感化人民，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标准和水平，这不仅对我们现在实行以德治国的方略有借鉴意义，而且对建设大学生精神家园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孟子生命关怀思想中的“仁爱”、“和谐”对当代大学生构建合理的价值观、人生观有指导意义，它可以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及人自身的和谐发展。另外，珍爱生命是人的本性，它既可以凭借本能的自私、贪婪等消极形式表现出来，又能够通过提高自身修养表现为宽容、仁慈、自强不息等积极生命态度。关注生命的发展和精神层次的提高是儒家文化的精髓，从根本上为提升全民精神境界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财富。

（三）传统政治思想与当代大学生政治立场相结合

“制民之产，实行井田制”是孟子当时提出的最主要的政治措施，是保障人民生活的基础。“井田制”从土地分配上实行了公平的制度。虽然在一个社会里，公平不是绝对的，但是我们应当最大限度地实现分配的公平，保障社会的和谐。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否完善，示范公平可以从其弱势群体的生活状态中得到衡量。古代社会对贫困老弱者的扶助思想在现代社会应当得到延续。社会民主或是社会正义，着眼点应是全体社会成员。在几千年前的春秋时期，孟子将眼光落实于整体社会成员，并考虑到“鳏寡孤独”这四类人的生活，是可贵之处。

孟子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忽视人民利益的统治和执政都没有合法性，所以我们应当认识到这种“民本”思想在现代社会的民主含义，即由人民主动参与到国家生活中来，对政治的参与程度较高，在承担义务的同时也拥有合法的权利。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公民对政治的高度参与是实现民主的唯一途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是人民的政治参与，人民的参与过程是实现民主的根本途径”[3]。经济和政治的关系是紧密的，如果在政治方面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就势必会影响到经济的利益。经济状况是人民生活的重要衡量因素。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迅猛发展。中国人民的精神家园和传统的价值观受到各种挑战和冲击。“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及其滥用，……使个体价值意义的迷失成了一个带有全球性意义的普遍问题，作为时代的承载者——大学生必须适应这一时代背景，并在此之上建立起适合的精神家园”[4]。当代大学生生活在一个市场经济时代，而市场竞争以效率为主，优胜劣汰的效应打破了“平均主义”，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和体制转换不可避免的代价。在市场经济中各种由体制改革引起的代价本应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承担，但由于弱势群体的脆弱性，他们付出的代价更大。社会对弱势者的帮助是弱势群体和社会全体成员的安全网，也是社会安定和谐的稳定剂。大学生是一个富有同情心、善良真诚的群体，他们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在这样的背景下，着眼于整体社会的民主和正义被根植于他们的价值观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爱是一种符合社会道德伦理的行为，也是一种政治价值观的取向。这种和谐的观念体现了中国传统的道德哲学和生存智慧，现在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精神资源。孟子的思想是儒家“和谐”思想的典型体现，这种思想对于我们处理人际关系，构建和谐社会有启示作用。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是社会整体和谐的基础，也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必要条件。

当代大学生精神家园的建设不仅是为了弘扬传统的中国文化。实际上，对于传统文化中不适合当前社会发展的部分更应该去其糟粕。而大学生精神家园的建设过程是一个传统文化的转化过程，既要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良之处，又要在吸取精华时将不适应社会发展的内容积极转化。儒家的文化讲求和谐，孟子的思想深切关注生命的发展和精神层次的提高，是建设和谐社会的精神依据，具有重要的社会政治意义，对大学生精神家园的建设有基本的理论指导价值。

参考文献：

[1]李堂.当代大学生精神家园建设路径研究.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2.5.第34卷（2）.

[2]十七大报告.

[3]俞可平.民主与陀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孟子的启发式教学思想篇8

【关键词】阅读教学 朗读指导

实际教学中，我们发现，教师们朗读教学的指导方法较单调，机械，生硬。常见教师在分析过程中不时会说“请同学们有感情地读这部分”，或“把这段话的语气读出来”，诸如此类隔靴搔痒的引导，导致朗读不能熔“导”“理解感悟”“读”于一体。有的教师即使有指导却不得要领，只重声音形式，不重内心体验；只重表层的技巧，不重语言环境中的内涵。那怎样融朗读指导与情智交融于一体呢？现结合高段语文课堂教学实例来谈谈自己的一些肤浅认识。

场景一： 组织学生评价，以无痕教学促进读悟共生——《黄鹤楼送别》教学片段赏析。

(根据学生自学后的交流反馈相机出示课文片段：李白和孟浩然一会儿仰望蓝天白云，一会儿远眺江上景色，都有意不去触动藏在心底的依依惜别之情。)师：听了小雨的朗读，你们认为她已体会到李白与孟浩然此时的心情了吗？生：没有！(不约而同齐答)师：为什么这样认为呢？生：因为她读得没有感情。师：(含笑)是吗！那你能试着读一读吗？(指名)(该生读得声情并茂，不过片段中的两个“一会儿”读时没有强调突出。)师：听了小敏的朗读，你们认为她已体会到李白和孟浩然此时的心情了吗？生：体会到了！(全班异口同声)师：(含笑)这么肯定，那老师又要问问为什么了？生：因为李白和孟浩然是好朋友，他们马上就要分别了，所以此时他们心里一定很难过，舍不得分开。小敏读的时候语速较慢，声音也抑扬顿挫，这样能很好地体现李白和孟浩然当时依依惜别的心情。师：言之有理，其他同学你们的看法呢？(其他学生纷纷赞同该学生的看法)师：其实老师也是这样想的，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呀！不过，老师有个疑问想请教你们，这儿的两个“一会儿”能不能拿掉？为什么？(教师对比范读两种句式)生：这儿的两个“一会儿”不能拿掉！因为拿掉后给人的感觉是李白和孟浩然正在兴致勃勃欣赏江边美景呢！生：我也认为这儿的两个“一会儿”不能拿掉！因为李白和孟浩然这一对好朋友马上就要分别了，他们此时哪还有心思去欣赏美景呢！用上两个“一会儿”，就体现出了他们当时的心不在焉，让人更加真实地体会到他俩的依依惜别之情。师：是呀，自古多情伤离别！那你们能把刚才的理解尝试通过朗读体现出来吗？(学生声情并茂地练读起来)

在本案例中，我巧妙地把“读——悟——读”有机地统一起来，从学生评价入手，以此为切入点循序渐进地启迪学生有所感触、有所感悟，为学生创设了一个轻松的学习氛围，尽量淡化了教学的痕迹，做到教学的“无痕”，从而实现了教学过程的最优化。

场景二：巧设板块教学，以分层品读提升块状思维——《高尔基和他的儿子》教学片段赏析。

“品词析句”的过程就是实现“三维目标”的过程。进行品词析句的读悟教学，能使学生在思维碰撞的过程中产生与作者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感，从而进一步促使知识能力的达成，过程和方法的实现。但品词析句的过程宜采取板块式教学，通过合理整合文本，让学生在分层品读中有效提升块状思维。《高尔基和他的儿子》这课主要讲了两件事，即“栽花赏花”与“写信教子”，文本本身板块层次就很清晰。因此，两个板块教学的重点就是要引导学生在品词析句的过程中能实现由“浅层思维”到“深层思维”两个层次的飞跃。

实现两个层次块状思维的提升，这就离不开想象练说、扩散思维等训练的推波助澜。如针对“品悟‘赏花’”板块教学引领学生深度阅读后，“儿子、邻居、游人及高尔基本人面对岛上盛开的鲜花会说些什么或想些什么？”而进行的想象练说；针对“品悟‘书信’”板块教学第8自然段中“‘美好的东西’还可以指什么？”，相机进行的扩散思维训练：“别人失落时，你对别人的 ；别人成功时，你对别人的 ；别人困难时，你对别人的 ；……”这其中，相机渗透一系列朗读指导亦是一枚“水融”般的“催化剂”。如“品悟‘赏花’”板块教学中可以采取四种形式的朗读指导：针对第4自然段的想象练说促读：谁来给大家美美地读读课文第4自然段，其他学生可以闭上眼睛一边听一边想象“你仿佛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闻到了什么？”；针对“联系课文2-5自然段默读思考‘儿子给予高尔基的仅仅是鲜花和美景吗？’”的深度阅读及朗读指导；针对第5自然段中品悟“瞧，那些盛开的花朵多像儿子红扑扑的脸庞啊！”这句话进行的点拨促读；针对想象练说后的配乐朗读。

鉴于此，高段语文第二课时教学，其重点就是把品词析句贯穿并自然融入到朗读教学过程之中，从而加强学生的语言文字训练，并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