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养老保险的特征范文

简述养老保险的特征篇1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农村社会养老问题逐渐凸显，而关于政府在其中的责任定位问题，当前学界有政府主导和政府、市场、企业、个人共同承担两种看法;在今后农村养老模式的选择上，有普惠制和自我养老和家庭养老相结合、辅之以社会支持，以及分群体特征进行制度设计三种模式。而要将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最为根本的就是深入社会，加强实证研究，从农民的实际需求出发确立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障中的有限责任。

随着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农村社会养老间题逐步被提上政府议程。由于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维护社会公平和增进国民福利的本质属性，政府在社会保障中承担主要责任便构成了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共同特征。在我国，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虽然已经构筑了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框架，但广大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却大大滞后，尤其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目前基本限于停滞状态。造成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政府行为在这一领域的缺位。对此，我国学者对农村养老保障中的政府责任做了广泛研究，本文拟从政府的责任定位、责任现状、实现路径等方面对当前的研究做一简要综述，以期对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一、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中的责任定位

(一)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中承担主导责任。关于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中的责任定位问题，学术界一般认为政府在其中应承担主导责任。如柴瑞娟、罗新铭认为，政府职能社会化已成为当代政府职能发展的一个显著趋势，这种从单一权力行政向公共服务行政的转变决定了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和有效的公共服务是当今政府的职责所在。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种典型的公共物品，政府也就必须要参与构建和管理。马雁军、孙亚忠也认为，农村基本社会养老保障的纯公共产品特性是其本质属性，从长远看，纯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农村基本社会养老保障还应由国家和集体为主体来提供，并坚持政府主导原则。中国人民大学李迎生教授从国外农民养老发展的经验人手，通过对欧洲主要国家农民养老金获得的途径、形式，以及比例的论述与分析，提出“建立面向或包括农民的医疗保险、社会救助等现代社会保障计划，……如果没有政府的参与并运用政府职能提供关键支持和推动，是难以想象的”。

主张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障中的主导责任，并不能简单地将其理解为政府的“无限责任”。对此，一些研究者认为，我国政府主导作用从传统养老保险中的财政主导越来越体现为监管责任的加强，政府正在从传统制度下大包大揽的无限责任走向目标制度中“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有限责任。有限责任的下线是保障水平和财政能力相适应，上限是保险水平与保险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相一致。我国政府在不能实现上限目标的前提下，可根据实际情况将农村社会基本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目标构建为，“以满足农民老年基本生活需求为基本目的，在养老金筹集模式上坚持国家和集体为主、个人为辅的原则，最后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以社会保险为核心、家庭养老和社区互助为辅助、逐渐与农村从业者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整合的社会养老制度模式。

综上所述，基于农村养老保障的公共产品属性和国家社会管理职能的要求，我国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障的构建中应担当主导责任，政府应当给予农保稳定的财政补贴，以保证制度的正常运行与基金的保值增值。但政府资源的有限性与我国农村人口众多的现实性又决定了短期内我国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障中只能量力而行，只能在财政能力所能支付的范围内力求满足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二)政府与其他责任主体的关系。政府主导责任并不意味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障中是唯一的责任主体。无论是从社会保障属性的角度，还是从制度实际运行的角度讲，都可说明其他主体(如市场、企业和个人等)参与社会保障的必要胜。为了达到社会制度的边际调整均衡状态，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重要的前提条件是国家(政府)与个人共同构成正式的制度化的养老责任主体。但普遍的观点是，在社会保障中政府与其他主体之间应建立一种合作、互补的关系，同时明晰责任边界，以真正实现责任互补。

(三)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障中的责任分类。目前理论界关于政府责任的分类存在一定的分歧，主要原因是对“政府的责任”界定不统一所致。杨方方认为，政府在社会保障中责任的承担应该坚持五大原则:一是政府主导与责任分担的原则;二是设计、监管与实施合理分离的原则;三是财权与事权相统一的原则;四是有限与有效的原则;五是官民结合的原则。基于上述原则，该学者又将政府在社会保险中承担的责任分为四种:设计和规范责任、财政责任、监管责任和实施责任。马雁军、孙亚忠认为，政府责任具体有三个重要特征，即动态性特征、区域性特征和层次性特征。动态性特征即政府责任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其内容和重点不尽相同。在现阶段，我国政府应该是一个财政主要支持者、组织引导者、政策支持者、立法支持者和监管支持者等多重角色的扮演者。而随着农村养老保障的发展，政府的组织实施责任将逐渐交付给企业或者其他社会组织等，而监督、立法等职能将日益增强。

二、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障推行中的责任现状

对我国当前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障推行中的责任现状进行评价，学术界普遍认为“不尽理想”。下面分别从政府推动立法的责任、制度设计责任、财政支持责任和监督管理责任等方面对学界的观点进行概述。

(一)政府推动立法的责任缺失。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规范，这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法规对政府、管理机构和被保险人都具有约束力，由此可以避免人为的主观随意性。我国目前的农村养老保险工作之所以进展不力，举步维艰，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关农村养老保险方面的立法工作相对滞后，至今没有一部由立法机构出台的“社会保障法”及专门针对农村养老保障的“农民养老保险法”。“2008年12月，我国公布的《社会保险法(草案)》也仅仅是提出国家要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2009年9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也只是政府机关的行政性法规，而不是由立法机关颁布的法律规定。因此，“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养老保险一直是依靠各级政府的政策进行引导，强调农民在自愿基础上参加的原则。但政策并不具备法律效力，很容易随着国家政治、经济等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同时，由于农村养老保险工作无法可依、无章可循，致使基金管理缺乏约束，资金使用存在较大风险”。

其次，政府对于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设计存在缺陷。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在制度设计上之所以存在缺陷，主要是因为其所依据的由民政部颁布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存在诸多现实问题。如李迎生教授就列举了《方案》的诸多失误:首先，根据《方案》设计的缴费标准，不可能达到满足农村老年人基本生活的社会养老保险的根本目的;其次，现行《方案》规定的“以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仅仅给予政策”的资金筹集方式，虽然名为将国家、集体与个人责任相结合，但更强调的是摆脱国家应尽的责任，将责任推给个人;第三，现行《方案》中“个人账户积累制”的实行，难以实现社会保险互助互济的原则;第四，社会保险固然应当坚持务农、务工、经商等各类人员一体化的方向，但在我国目前实行这一原则就不合时宜。制度设计的缺陷使得农民养老保障在很大程度上难于实现，甚至流于形式。

(二)政府财政支持不足。从我国当前政府用于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看，和西方国家相比明显不足。以2000年为例，用于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占中央财政的总支出，加拿大为39%，日本为37 %，澳大利亚为35%，我国只有10%。而这10%也主要用于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仅占社会保障费用支出总数的11%;占全国人口20%的城镇居民，却占社会保障费用支出总数的89%。城镇社会保障的覆盖率达到91%，而农村社会保障的覆盖率只有2%。从国外来看，随着德国农业人口的减少，政府补贴直线上升，从1971年到2001年政府补贴增长了5. 5倍。1999-2000年，其补助占支出的70%，而且它们占了农业部全部预算的2/3。但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缺乏足够的重视与资金投人，……国家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支持仅仅局限于每年200多亿元的扶贫开发基金和用于“五保户”、最低生活补助和救灾救济的资金。

(三)政府监管混乱。监督管理是农村养老保障得以正常运行和目标实现的重要保障，只有严密监管，各个环节才能有效衔接，有限的资源才能得到合理利用，从而获得效益最大化。然而，目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主要业务工作由县级以下的行政机构承担，县级机构也是从收到支一条龙服务，不利于对其工作的监管。此外，县级机构还普遍存在管理经费不足、人员编制不落实等突出问题，经费被挤占、挪用以及非法占用等现象时有发生，基金安全得不到很好的保障。凡此种种，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养老保障政策的贯彻执行。

中国政府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中责任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些学者认为，主要有政府主观方面对农村养老保障不够重视，客观上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法制不健全，城乡二元体制限制等。这种状况的出现是中国很长一个时期以来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积淀的结果。也有学者认为，由于农民的弱势地位，他们所掌握的经济、政治、社会资源较少，尽管人数众多，但他们的声音很难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表达出来，因此，当农民这个群体的利益与其他群体利益进行博弈时，他们处于不利地位和无力的状态便不言而喻。

综上，由于以农养工的历史问题、农村家庭养老的传统观念影响、农民利益表达的缺失等种种原因，致使我国政府长期以来忽视了对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建设。但随着农村老龄人口的增加，农村人口群体的分化，养老间题逐渐成为发展农村经济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从我国社会发展的经验来看，问题的解决首先需要政府的重视，农村养老问题也不例外。因此，只有强化政府责任，解决好立法、制度、财政、监管等问题，才能使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得以顺利进行。

三、我国今后农村养老保障的模式选择及政府责任

基于对我国国情的不同认识，学者们在我国养老保障制度的模式选择及政府责任方面的观点也不尽相同。

模式一:普惠制养老模式。这是一种设计最为简单、同时也是政府责任最大的模式。

这种模式由中国人民大学杨德清和董克用等学者依据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世界其他国家实施普惠制养老金的经验提出，他们将农村普惠制养老金制度定义为:凡是65岁以上的农村户籍人口，无论其就业历史和收人状况，均可获得以国家财政为基础的，按月领取的有保险的养老金。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可以不考虑人们的收人、财富和工作年限，管理结构简单，交易成本低，不仅对于金融机构不发达、雇员工资收人基本信息不充分的发展中国家特别适用，而且有利于保证消除贫困目标，并在政治上获得广泛支持。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政府对农村养老金全额买单，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财政支出，根据农民生活支出水平确定待遇标准，将各地财政承受能力考虑在内，合理确定各地区中央和地方政府负担养老金支付的比例。同时这种模式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农村老年人口变动和中央地方财政负担比重对于制度的实施效果具有很大影响，如果作为长期政策执行下去会对财政政策产生较大影响。

模式二:自我养老与家庭养老相结合、辅之以社会支持。

这种模式是一种政府负担最小的农村养老模式。持这种模式的学者主要是李迎生教授。他认为，目前我国宜采取一种过渡形态的农民养老保障体系，即“自我养老与家庭养老相结合、辅之以社会支持”的养老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在农村养老保障中强调以个人和家庭责任为主，集体和社会责任为辅。具体做法为，由农民建立个人养老储蓄帐户来取代现行的由社会养老保险机构经办的个人账户，由农业银行分行机构代办，国家政策提供优惠利率保障。农民年老后，如愿意向集体交出承包地，集体可给予一定的养老补助。国家责任主要表现在为因各种不可抗原因而陷于贫困的农村老人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这种模式的设计主要是为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使国家将更多的财力物力用于创造在农村推行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经济社会条件，更注重农民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长远目标，即以社会保险为核心，与城镇有统、有分的“整合模式”。

模式三:设计较为复杂的分群体特征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

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杨翠迎教授。她认为，中国农民已逐渐分化成纯农民、农民工、失地农民三种群体，在现实中，已经存在职业、身份以及活动行为的差异。因此，现阶段为他们分别建立与之实际状况相适应的养老保险制度，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基于此，她设计了分别适合于农民工、失地农民、纯农民和计生户的四种养老保险模式。其实质是四种不同的基金筹集模式，即不同的受益主体有不同的资金供给主体和承担主体。从总体设计来看，国家在养老依靠薄弱的失地农民和计生户上承担了更多的财政责任，而对于流动性强的农民工和有土地依靠的纯农民则更偏向于朝城乡统筹的方向发展。该模式的整体目标是希望在农村，当某一群体身份转化为另一群体，乃至转化为企业职工时，他们的保险关系都可以通过一定换算或者折算的办法进行转换。

上述三种模式，不论从目的、愿望，还是从具体的实施方法上讲，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不同学者对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能否承担农村养老保障这一问题的认识有所不同所致。首先，持普惠制观点的学者通过对我国2006年农民生活支出水平以及我国2007年财政收人的调查得出的结论，在农村实施普惠制养老保障的资金负担所占财政收人比例是在国家财政收人资金承受范围之内的。而持个人和家庭养老为主观点的学者则认为，我国农业规模经营所占比例还很小，农村集体经济实力薄弱，农民收人还很低，国家尚未改变以农业积累支撑工业发展的传统发展战略，在这种情况下，在农村推行以社会保险为重点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是不现实的。持分群体养老观点的学者提出，根据不同的群体特点实施不同的养老方式，不同主体承担不同的责任，政府先解决好有能力解决的间题，待条件成熟时再解决遗留问题。笔者认为，目前在我国实施覆盖广泛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尚缺乏足够条件，一方面政府财政能力有限，另一方面农民缺乏社会养老保险意识。根据我国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较大的现实，可以在经济条件优越和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依靠地方和集体经济鼓励、推动农民保险事业的发展，在积累经验和加大宣传力度的基础上，再根据各地经济的发展实际逐步推广。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不宜采取复杂的分群体的资金筹集模式，因为农民在各种群体之间身份转换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且不易控制，统筹太复杂反而容易造成管理上的混乱和部门间的矛盾。基于管理简单和社会公平的原则，经济条件允许的地区可以采取普惠制的方式;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一方面要加大中央政府的财政投人，另一方面还要继续鼓励个人养老和家庭养老相结合的农村养老模式。

四、简要评述

简述养老保险的特征篇2

按照中央、省、市的安排部署，今年我区将启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以下简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工作，同时也将启动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为确保我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顺利启动实施，经区人民政府研究，决定对全区应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应享受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人员以及被征地农民基本情况进行调查摸底。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调查目的

为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我区无社会养老保险的居民养老问题。通过此次调查，全面了解和掌握全区城乡未参保居民以及被征地农民基本情况，为开展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和被征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障工作做好前期准备。

二、调查内容

本次调查的主要内容是摸清全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应参保对象、应享受待遇对象以及区内被征地农民的情况。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应参保对象情况是指具有我区城乡居民户籍，截止调查之日已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但不满60周岁，未纳入行政事业单位编制管理、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含村、居干部养老保险和计生户养老保险）的城乡居民情况，包括农业户口、居民户口情况、16-59周岁人口情况、特殊群体人口情况、外出务工情况、参保意愿情况等。

应享受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对象情况是指具有我区城乡居民户籍，截止2012年7月1日已年满60周岁，未纳入行政事业编制管理、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含村、居干部养老保险和计生户养老保险）的城乡居民情况，包括农业户口、居民户口情况、特殊群体人口情况等。

被征地农民系指在我区所辖范围内，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征用或征收农村集体土地而导致失去土地的现有在册农业人口以及征地后农转非人员情况，包括被征地农民家庭人员、承包耕地面积、被征地面积和就业、参加其他社会养老保险情况等。

三、调查方式

本次调查采取入户调查的方式进行，调查组入户调查时，按以下步骤开展调查工作:

一讲，即讲明调查意图，讲清楚省、市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相关政策，发放宣传资料；

二问，即问清楚该户的家庭总人口，每人的姓名、性别、年龄、户籍、去向、就业状况、享受其他社会养老保障、参保意愿以及被征地农民家庭征地情况等；

三查，即查验该户的户口本、身份证、残疾证、土地承包证、征地手续等各种资料，与该户自述情况进行对照，弄清该户各项基本情况；

四填，即填制相关《调查表》。

四、工作要求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是党和政府的又一重大惠民政策，调查摸底工作是前提和基础。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工作量大，各镇（街）务必要高度重视、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扎实工作，确保数据真实、准确，按时完成调查任务。

（一）各镇（街）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具体负责人和经办人员，做到责任落实到人。充分利用村(居)委会等基层组织，进村入户开展调查摸底工作。加强督促检查，确保工作人员及时入户开展调查摸底工作。

（二）调查摸底工作必须深入到户，逐项了解清楚调查内容。在调查摸底的基础上，结合公安、统计、计生、民政、残联等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进行综合分析。严禁从公安、民政、计生等系统信息资料中照抄照搬，坚决杜绝闭门造车。

（三）认真细致开展工作。调查表中所列调查内容不得缺项，必须逐项调查核实清楚，要注意表间逻辑关系，做到数据准确、逻辑相符。

简述养老保险的特征篇3

论文关键词：推进  农村养老保险  思考

一、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沿革与问题分析

构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重中之重建立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探索已有20多年的历史．但在发展中经历了很大波折．还没有起到社会保障的支柱作用。以1992年民政部出台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为标志，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这一时期的试点以下简称老农保)，到1997年发展到巅峰．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农村人口达8300万人．其后一直呈下降趋势．大部分地区出现了参保人数下降、基金运行难度加大等困难。n2003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870个县(市、区)不同程度地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2005~年末．全国参加农村养老保险人数为5442万人．全年共有302万农民领取了养老金，全年共支付养老金21亿元．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310亿元。而同年。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17487万人，城镇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5093亿元．全年资金总支~4040亿元．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4041亿元农村老年人口占全国老年人口的60％．而养老金支出仅为城镇的0．37％。可以看出，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以下简称新农保)试点前，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覆盖面非常有限．保障水平很低。整体上还处于停顿不前的困境

形成这种局面．究其原因很多．但老农保的不合理性是主要原因：一是老农保未体现出社会保险的基本特征。社会保险应该同时具备强制性和互济性的特征。而现行制度中均未得以体现。第一．以自愿性取代了强制性农民可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利益得失决定是否参加养老保险．这使社会养老保险这一通常由国家立法强制实行的政府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异化为个人行为。第二，筹资模式排斥了互济性。老农保在资金筹集上坚持“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扶持”的原则．但在上述三个渠道中．除了对个人缴费规定了具体标准外．其余两个渠道都缺乏硬约束．大部分农民很难享受得到集体补助．国家政策扶持仅限于“通过对乡镇企业支付集体补助予以税前列支体现”．实际意义不大。实际运行中采用的积累式个人账户模式已演变成了个人储蓄．不能在社会范围内统一调剂使用．不能依靠社会力量均衡负担和分散风险。可以认为．这种保险模式基本不具备社会保险强制性、互济性特征，而是较多地体现出商业保险的特征。二是覆盖面小、统筹层次低。一般而言，保险系统的覆盖面越大，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大。而老农保是以县为单位进行统筹，在一个县的范围内．一些与保险有关的统计指标的差别很小．降低了分散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以县为单位进行统筹。维持养老系统运行的机构、人员、场地、设备等不变成本明显偏高。缺乏规模经济效益。三是保障水平过低。不能保障基本生活。参保农民的缴费水平低．老农保的缴费标准为24-240元，年，共设10档，但执行中多数农民选择了保费最低的24元，年，这样按民政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交费领取表》计算，l0年后每月可领取养老金4．7元．15年后每月可领取9．9元．这显然对养老起不了实际作用。

针对老农保中存在的问题．很多地方政府也不同程度地开展了创新试点工作，而真正具有创新意义、符合社会保障基本特征和现实可操作性的探索模式主要集中在少数发达地区，出现了比较典型的苏南模式、浙江模式、广东模式、北京模式等。上述模式具有如下共同点：一是政府主导，直接投入财政资金．以利益引导农民参加养老保险。二是筹资基数和筹资标准比较合理。符合当地农民养老的实际情况。三是保障对象更广泛．不仅仅局限于户籍四是与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可衔接。管理更趋于科学合理。这些比较成功的模式为在全国范围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改革提供了实践经验，其合理部分都在《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09]32~)中得到了体现。因此，源于实践创新的新农保更符合我国农村实际。具有更强的现实操作性和吸引力.

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特点

新农保与老农保对比有如下一些特点：一是参保范围更广，门槛更低，体现了“广覆盖”的原则。新农保规定：“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村居民．可以在户籍地自愿参加新农保。”不仅是参保年龄下降了4岁，而且保险对象由乡村办企业职工、私营企业、个体户、民办教师、乡镇招聘干部职工等为重点转向全体农村居民，惠及范围更广泛二是实行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相结合的养老待遇．更符合社会保障的社会统筹互济原则基础养老金实质上是社会统筹部分．是对以储蓄为主的个人账户的必要补充．是对参保人的社会补贴，能够起到调节社会分配和吸引农民参保的作用。三是新农保基金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构成。首次将直接资金补贴列入政府责任，并明确由国家财政全额支付最低标准基础养老金这强调了国家对农民老有所养承担的重要责任．明确了政府资金投入的原则要求．是新老农保的最大区别．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四是筹资标准和养老待遇有较大提高个人缴费标准由24-240元，年提高到100—500元，年．据有关专家计算．农民参加新农保以最低标准交满15年后．每月可获得71．77元养老金，虽然养老金替代率只有18．1％，还太低．但与老农保相比已提高了6倍。五是管理更规范。如：新农保基金纳入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单独记账、核算，并鼓励地方提高管理层次：新农保工作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不再从农保基金中提取，充分体现农保的公益性特征。

三、稳步推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议

为了稳步推进新农保的试点．笔者认为还应在以下方面进一步完善：

(一)明确各级政府责任，落实各项财政投入温家宝总理在全国新农保试点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最低标准基础养老金给予全额补助．对东部地区补助50％”．“由地方财政对所有参保农民给予缴费补贴(补贴标准不低于每人每年30元)，对农村重度残疾人等困难群体代缴部分或全部最低标准保险费．对选择较高档次标准缴费的农民给予适当鼓励”。这里只明确了中央财政的责任，省市县地方政府的责任没有明确．需要进一步划分。另一方面，由地方财政给予的不低于每人每年30元补贴．对于欠发达地区的政府而言．仍然是一个较沉重的负担。中央财政应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以将各项财政投入落到实处，不留基金缺口．杜绝空账运行。

(二)统一设计，分步实施。在新农保试点中，由中央确定基本原则和主要政策．由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制订具体办法。笔者认为应该做出制度一致、标准有别的制度安排．不同地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相应标准．但制度设计、管理程序应该一致．以便为农民在不同地区之间的流动与衔接打好基础这一统一制度还应逐步上升为专项法律制度，以提高其权威性。

(三)建立基础养老金的自然增长机制。新农保基础养老金从55元／月起步．地方政府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补助提高。这是一种固定标准，改变它需要重新研究、审议、决策．政策制定将会烦琐而滞后。建议12：55元，月为兜底标准，以当地上年人均农民纯收人的15％为变动标准．取两者高者为当年实际标准。这是基于以下考虑：一是12：2008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4761元计算．15％的标准也就是59．5元／月．与国家拟实行的基础养老金标准是接近的二是农民人均纯收入随着经济增长而变化．能够准确反映当地农民生活水平和成本三是国家只承担55元／月的兜底标准．富裕地区地方政府自己来补充两者差额．而贫困地区地方政府不用支出基础养老金．既体现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又满足了富裕地区发展的要求。此外，国家基础养老金标准也应定期调整，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四)提前做好与其他社保政策的转换、衔接工作。我国社保体系呈现碎片化的特征。不同人群可参加不同的社保制度。目前，农民能够参加的养老保险有城镇养老保险、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农民由于流动迁移在不同保险制度中转换势所难免。因此，新农保制度与其他社保政策之间必须可以相互转换、衔接。一是要预留制度接口。制定与其他社保政策的详细转换办法。在全省范围内制定统一、规范和切实可行的操作流程，规范转换、衔接的操作办法，解决不同社保政策间、不同地区间的基金结算问题。二是建立全国统一的新农保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全国联网。并与其他公民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信息资源共享．为新农保与其他社保政策间的转换、衔接提供技术和数据支持。三是新农保个人账户号码应统一确定为个人的居民身份证号码．即个人社会保障号码与居民身份证号码相统一．为跨地域之间的管理和使用提供便利

简述养老保险的特征篇4

关键词：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综述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农村土地大量被征用，产生了一个独特的社会弱势群体--失地农民。他们缺乏稳定平衡的社会保障的支撑，游离于农民与市民之间，成为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保障无份的"三无农民"，农民土地被征用之后，能否为他们提供有说服力的养老保障，不仅事关失地农民切身利益，同时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二、建立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的必要性

国土资源部统计资料表明，1991～2007年我国实际征占农业耕地数为6074万～6420万,按人均占有土地533计算，失地农民数达到7093万～7525万人。袁斌等（2008）指出，失去土地的农民，一无技术、二无资金、三无就业门路，在原有土地具有的生产资料和社会保障双重功能丧失后，失地农民面临再就业困难、子女就学困难、养老及医疗无保障等方面问题，其中"老无所养"的后顾之忧尤为突出，而地方政府很难解决数量如此庞大的失地农民就业及生活保障问题。由此可见,建立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迫在眉睫。邬克彬（2009）指出，建立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是老龄化社会的必然要求。据有关部门科学预测，到2030年前后中国将进入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期和高龄人口社会。根据国外社会保险的经验，养老保险制度必须在老龄化高峰期到来前二三十年建立，否则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农村不仅是中国老年人口最多的地区，也是老龄化程度和老年人口抚养比最高的地区，而失地农民的养老问题尤为突出。

三、现阶段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存在的问题

目前的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并不完美，存在政府缺位、养老金缺乏管理与监督等诸多问题，影响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功能的发挥。这些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政府责任缺失

周延等（2006）指出，政府在社会保障中扮演着分配、调节、保障和执行职能。政府以强制性手段征用土地，在社会保障严重缺位的情况下，数额极低的征地补偿不仅没有富裕农民，反而造成了大批农民失地失业；不仅没有缩小城乡差距，而是扩大了社会不公。失地农民的基本养老保险作为一种社会保险，在其建立过程中政府应当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在现行情况下，政府却存在着责任与义务的缺失，以牺牲失地农民的利益为代价，为自己谋求经济利益，并且在探索建立失地农民养老保障体制的实践上进展缓慢。

2、个人缴费比例较高，养老金水平较低

从各地的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缴费标准看，最高的个人要承担65%的缴费比例，即使低的也要承担20%的比例。这动辄上万的缴费金额对于失地农民来说很难负担得起。而农民在负担了这么一笔巨款后所获得的保障水平却很低，甚至与低保相比，养老金的金额也不具备太大的优势。温乐平（2010）指出，各地普遍实行政府与个人共同负担原则，分别承担60%和40%或者各为50%。但是个别地方政府规定村集体承担60%，个人承担40%，政府不承担任何缴费责任，对于村集体经济比较差的地方，实际上村集体承担的部分也转嫁给失地农民身上，完全由失地农民个人承担，征地单位或者企业根本不用承担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缴费责任。

3、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不完善，缺乏有效监督机制

武永成等（2009）指出，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没有相关的基金保值与增值机制，管理难度较大，监督机制缺乏。虽然大多数地方的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基金进入财政专户，专款专用，但其主要以银行存款方式保值，既不购买国债，也不用于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其他投资，其保值都成为很大的问题，更无法增值。从监督管理机制上看，普遍缺乏对资金运营及监督管理的明确而容易操作的规定，专项基金被挤占、挪用、贪污等事件时有发生。

四、完善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的措施

徐秋花、侯仲华（2006）提出，政府应完善征地补偿政策。要改革征地制度，完善征地程序，提高征地补偿标准，为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预留必要的政策空间。要根据被征土地的原有收益、未来用途、区位、质量、供求关系等综合因素，结合当地城镇居民社会保障水平和失地农民未来生存发展的实际需要，制定评估办法，合理确定征地补偿标准，将解决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作为征地的前置条件。

史先锋、曾贤贵（2007）提出，建立"政府管理,统帐结合"的资金管理模式。政府投资部分计入统筹账户，用于最低养老保障和社会再分配，个人缴纳部分计入个人账户，集体缴纳部分按比例分别计入个人账户和统筹账户,统一管理，确保专款专用；政府还应建立相应的失地农民养老保障风险基金，用于应对紧急情况或根据物价涨幅适时调整保障水平，确保失地农民领取的养老金不"贬值"。

温晶峰（2010）指出，合理确定养老金发放水平，降低个人缴费比例。失地农民养老金发放水平的确定应坚持保障基本生活分享社会发展成果相结合的原则。养老金的发放标准要动态制定，构建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综合考虑通货膨胀物价的影响，使养老金既能满足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又能随其他社会成员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保障失地农民公平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利益。

刘淑兰等（2010）指出,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多种形式的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机制。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可以纳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体系，这就从根本上解除了农民对失去土地后养老问题的担忧，在很大程度减少因养老问题产生的城市化阻力，同时，"失地农民"最终要纳入城市居民范畴，为他们提供养老保障，有利于城乡养老保障的顺利接轨，铺通建立城乡一体化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的道路。对于仍处于城乡结合部、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由于失地农民原来身份，可将其直接纳入农村养老保险体系，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由村集体和个人共同出资，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按农村养老保险办法计发养老金。

五、结语

笔者认为，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属于社会保障体系，应该遵循社会保障的基本生存权、普遍性、公平性、社会化、保障水平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原则进行探讨，并且应具有强制性的特征。构建和完善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应具备宏观的、更长远的眼光，认真归纳总结我国建立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践，深入研究失地农民对养老保险的现实需求特征，并借鉴国际经验，保障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建立我国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的最优模式。

参考文献：

[1]徐秋华,候仲华.构建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的探析[J].南昌大学学报,2006,(1).

[2]史先锋,曾贤贵.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养老保险问题研究[J].经济纵横,2007,(1).

[3]袁斌,陈树文.我国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制度[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2008,(6).

[4]刘淑兰,陈捷.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的实施现状及制度设计--以福州市为例[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10,(1).

[5]温晶峰.构建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的途径探索[J].中国商界,2010,(2).

[6]温乐平.论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的制度保障[J].南昌大学学报,2010,(7).

简述养老保险的特征篇5

【关键词】社会保障税 社会保障费 理性思考

在我国关于“开征社会保障税”的提法最早在1996年（“九五”计划）出现，开始探讨社会保障税是否是我国现实需要，能否解决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可持续等系列问题。最近的一次大争议发生在两年前，即2010年4月1日，财政部长谢旭人在《求是》上发表《坚定不移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一文提出“完善社会保障筹资形式与提高统筹级次相配合，研究开征社会保障税。积极运用财税手段，努力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有关媒体评论“作为主管财税政策的部门高官，谢旭人是首位明确提出要开征社会保障税者。”[1]是否“开征社会保障税”是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不应当以某位官员的话作为是否开征的依据，有必要对我国社会保障费改税进行理性思考。

一、社会保障费改税理论的回顾与梳理

（一）关于社会保障费改税的五种观点

关于中国社会保障费改税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挖掘和梳理是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目前，学界对社会保障税费改革主要有五种观点：第一种是应予费改税论。认为我国在现阶段推进社会保险费改税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主张对社会保险费的社会统筹部分实行“费改税”。第二种是渐进费改税论。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坚持税务部门征收，实际上以社会保险税为改革方向，避免了改革目标被“锁定”为社会保险费而导致停滞；正视外部条件制约和部门利益等“路径依赖”，逐步通过合作博弈达成新的制度安排，以渐进的方式推进改革，避免了改革进程中的效率损失。第三种是缓行费改税论。认为征费与征税的效果是一致的，我国目前所遇到的社会保险费征缴难并非是采用征费方式造成的，而是客观经济环境、立法与执法力度以及历史欠账未能有效化解等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如果我们不想改变正在确立中的统账结合模式，便不要匆忙地轻易改变社会保险的现行筹资方式；即使国家确定社会保险税是社会保险费的改革方向，费改税也应当缓行。第四种是不宜费改税论。主张以维持社会保险资金的现有筹集方式为妥。第五种是反税论。[2]社会保障费改税存在八个弊端，反对社会保障费改税。

（二）社会保障费改税的两大派别

上述关于社会保障费改税的五种主要观点，形成了“从税派”和“维费派”两个派别。[3]两个派别主要围绕现阶段开征社会保障税条件是否成熟，开征后税收制度如何设计，相关制度应如何配套完善等问题展开探讨。[4]总而言之，从税派认为开征社会保障税是我国筹措社会保障资金的必然选择，也是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必然选择。理论界主张费改税的主要依据有：一是可以与国际接轨，认为国外发达国家中大多数都是税，不是费，费改税是国际改革的大潮流；二是费改税可以提高征缴率，提升征缴权威性，增强征缴的强制性；三是费改税可以建立税务机关征收、财政部门管理、社保部门支出的管理体制，三位一体，相互制约，相互监督，这种“三管齐下”的格局可以加强社保资金的安全性，有效防止挪用挤占和腐败。而维费派不赞成费改税主要是基于现有制度性约束、“税”和“费”征收力度和效果差异的质疑以及客观条件的限制等方面的考量，但是，维费派也认识到现有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并致力于提出各项整改措施，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由五种主要观点到两派之争可以看出，当前社会保障费税改革的争论焦点在于围绕现阶段开征社会保障税条件是否成熟，开征后税收制度如何设计，相关制度应如何配套完善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讨论无不浮于社会保障制度本身，尤其是忽略了我国当前统账结合制度的讨论。

二、统账结合模式下社会保障缴费制是我国最佳选择

（一）“统账结合”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特征

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由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四个部分组成。其中社会保险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本文主要从社会保险着手分析我国社会保障资金筹集的现状。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由我国国情、经济发展水平和所处时代决定的。1994年“中国社会保障的体制选择与经济分析课题组”根据长期经济发展因素的不确定性，经济走向稳态难以保证高速增长；2010年中国劳动力供应出现拐点，2015年人口红利开始下降，2035年老龄人口出现峰值。[5]这些具体国情决定我们选择了“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的新型社会保险模式。以采用预筹集类资金的“供款基准制”为基础，结合“收益基准制”形成我国独特的统账结合的部分积累模式。

吴敬琏在回答为什么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实施个人账户制时，说道“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财政能够在现收现付制的情况下长期支撑。”“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应该坚持的。”关于统账结合的模式，胡鞍钢认为现在不能退后。应该说，统账结合在这些年的摸索中已取得比较明确的共识。这个问题上没有太多的疑问。统账结合是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最重要的特征，讨论社会保障筹资模式必须建立在统账结合的视角下。

（二）统账结合制度下的社会保障资金缴款方式的选择

在社会保障税收对应的现收现付制度下，政府作为债务人在征收社会保险税的同时已存在债务，这时的社会保障债务由于表现为政府的财政收入，但实际上是政府的隐性债务（指社会保障现收现付制度下的当期社会保障费用）；造成隐性债务常常易被忽略。我国当前统账结合“空账做实”则是导致养老金债务显性化，即出现转轨成本。从这个角度看，社会保障税费之争的本质就是社会保障财务模式之争，即现收现付与积累制之争。如果目前实行“费改税”，那么转轨成本产生的显性债务将不存在；然而转轨成本不存在并不意味着政府隐性债务的消失，因为政府作为债务人在征收社会保障税的同时已存在对应的债务。停留在现收现付制之中，虽然不需要填补转轨成本，但这将严重依赖财政藏着巨大的隐患。政府的财政目标是收支平衡、或略有节余，一定的财政赤字。社会保障的目标是解决社会生活中人们的后顾之忧。可以看到，政府财政目标是难以解决未来人口老龄高峰所需的社会保障资金，即政府财政目标与社会保障目标（尤其是养老保障）不能保持一致，也不应该保持一致；同时经济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更强调要有足够的资金积累。如果开征社会保障税，就会使政府陷入对未来社保支出负无限责任的困境。[6]2011年的希腊政府债务危机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对我国目前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来说，以征收社会保障税来为其融资，实质上就是为了试图摆脱目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融资困境而设计的一个替代办法，对一个旨在发育为强制性缴费的养老金计划而言，这应当只是一种临时性的应急措施。然而一旦开始实施并且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使用下去，这样，最终的结果则可能会是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回归于现收现付的融资方式。[7]如果，继续实行社会保障缴费制的话，那么空账作实则是必需的，不然，统账结合制度就是形同虚设，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将受到重创。因此，个人账户一定要做实，而且要全部做实。当然做实个人账户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资金缺口，不能因为眼前的困难就而放弃正确的道路。吴敬琏呼吁坚持养老保险统账结合的原则，尽早解决空账问题。目前的空账是可以解决的，关键是要建立起好的体制和机制；[8]减持国有资产做实个人账户是解决空账问题的关键。

做实个人账户是人口老龄化危机的应对之策。这项中国养老金制度的战略安排，既要坚持以“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为基本原则，实现现收现付与基金积累的双向养老模式；同时强调对养老金的社会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进行区分，强化个人进行养老储蓄的责任，保障个人享受养老金的权利。[9]统账结合制度下，政策规定基础养老金是该地上一年度平均工资的20%。以上海市为例，2010城镇企业退休人员的基础养老金为3896×20%=779.2元，上海市城镇企业退休人员平均养老金为1908元，基础养老金仅占40.8%，近60%养老金来自个人账户。由此该制度体现了缴款人的当前供款与未来待遇之间的关系存在比较紧密的精算关系。所以我们的制度既然设计需要这种联系，强调个人和企业的激励机制，就应当选择缴费制。

三、完善社会保障缴费制度的建议措施

在坚持统账结合做实个人账户所需资金能否由社会保障税解决，成为社会保障费改税的关键问题。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由我国现实国情决定的。总而言之，当前社会保障制度是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应该通过进一步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来解决，而不仅仅是改变筹集资金的方式。统账结合是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最重要的特征，讨论社会保障筹资模式必须建立在统账结合制度的基础上，探索完善社会保障缴费制是当前社会保障建设的题中之意。

（一）提高社会保障统筹层次、扩大覆盖面

目前，确保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提高统筹层次和扩大覆盖面，提高统筹层次和扩大覆盖面的首要前提是给予个人和企业尽可能多的激励，要继续做实个人账户，鼓励自我积累、自我保障。《社会保险法》中，首次确立了“十二五”期间要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的目标。从参保人角度上说，最根本是要设置一个合理和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让受众主动自愿缴纳，从而拓宽社会保障的实际覆盖面。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是世界上最年轻的社保制度；对于一个如此年轻的制度，关键是激励问题，让全体国民都自愿地而不是被迫地加入到这个制度当中来。

（二）拓宽社会保障资金筹集渠道

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主要有个人和企业的缴费、财政补贴、划转国有资产偿债、发行国债和社会保障彩票等。面临经济波动、人口红利消失，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需要不断拓宽社会保障资金筹集渠道，应对社会保障资金缺口的重大问题。今后若干年内可以考虑每年发行一定的社会保障特种国债用以补充社会保障资金。这样既可以保证社会保障支出，有可以改善人们的预期，对于拉动内需具有积极作用，也不致引发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完善福利有奖募捐制度，发行社会保障彩票，并使之经常化、持续化。

（三）与税务机关联手，提高收缴率

以浙江省为例，据《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的规定，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征收社会保险费。2005年6月1日实施的《浙江省社会保险费征缴办法》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188号，浙江省实行社会保险费地税征收6年来，各项社会保险参保人数稳步增长，基金收入总量较快增长，环比平均增幅达30%，社会保险费征缴率稳中有升，取得较好效果。客观评估税务机关征收社会保障费的方式和作用，对完善社会保险征收管理，促进社会保险事业健康发展颇有裨益。[10]

（四）推进法制建设，完善政策法规体系

立法先行是国际惯例，世界上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的国家都已具备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在鉴定实施《社会保险法》的同时，可参照《税收征收管理法》，尽快完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补充缺陷，提高层级，尽快上升《社会保险费征缴法》，除明确社保基金征缴的条件、标准、比例外，还要细化征缴方法，定出与之相当的违法责任以及监管稽核等细则。

四、结语

关于我国社会保障费改税问题不是简单的缴款方式之争，而是关乎社会保障制度模式选择的重大问题，国际潮流由现收现付的制度模式转向部分积累或完全积累的制度模式。我国实行的以缴费为筹资手段的统账结合的部分积累模式既符合了当前国际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发展趋势，也符合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中国社会文化。因此，我国并不事宜对社会保障实行费改税。

参考文献

[1]财新网.财政部长首次明确提出要开征社会保障税[EB/OL]，2012-04-29.

[2]郑秉文.费改税不符合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战略取向[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05）.

[3]邓爱红，张淑芳.对我国社会保障"费"改"税"的理性思考[J].南方论刊，2011，（01）.

[4]尧金仁.关于社会保障税的文献综述[J].税务与经济，2011，（03）.

[5]何晖.新时期社会保障理论体系构建的思考[J].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03）.

[6]李建平.社会保障“费”改“税”的制度性约束[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5，（07）.

[7]李绍光.养老保险的困境与出路[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03）.

[8]郭树清.养老基金的筹集与隐性债务的补偿[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05）.

[9]杨燕绥，王巍，张曼.社会保险基金安全运营机制研究——做实个人账户的思考[J].中国行政管理，2010，（05）.

[10]傅鸿翔.社会保险费地税征收现状透视——以浙江省为例[J].中国医疗保险2012.

基金项目：本文为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0113046）“上海市综保、小城镇保险转缴城镇职工保险实践调研”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简述养老保险的特征篇6

[关键词] 养老保险 世代交叠模型 可计算一般均衡

养老保险从实践到理论方面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从实践方面看，养老保险覆盖面广、成本高，在许多国家已经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无论是工业化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倍受困扰。从理论方面看，养老保险涉及多个领域：它的资金筹集具有和税收等同的效应，它的资金使用属于公共支出理论范畴，它对两大要素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都有重大的影响，另外，它还直接改变社会成员在代内（Intra-generation）和代际（Inter-generation）的福利。因此，养老保险理论可以认为是税收理论、公共支出理论、劳动经济学、金融理论、生命周期理论和世代交叠理论等的综合。

一、国外研究现状

现代意义上的养老保险制度始于1880年代的德国，二十世纪初学术界开始对这一领域进行研究，之后的研究范围和方法不断深化，迄今为止，已经形成一个专题研究领域。

1.养老保险理论的发展

早期的养老保险理论始于1920年代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庇古认为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因此实行普遍养老金制度，既可以增加全社会的经济福利，又可以通过有效的收入转移支付来实现社会公平。凯恩斯学派主张对老年人、失业者等收入能力弱的人加以保障和救济，可以刺激消费需求，从而削弱有效需求不足，实现宏观经济的均衡。这一时期的养老保险研究主要是概念上的定性考虑，凯恩斯之后，出现了一些和养老保险相关的定量研究。

养老保险本质上是一种代际福利交换关系，Lerner（1948）在研究政府债务问题时，注意到了代际福利的不同负担。Lerner把政府债务分为内债（Internal Debt）和外债（External Debt），他认为两者导致的代际负担是不同的。首先，内债不会对未来代产生负担，原因是这些债务仅在未来代成员之间分配。当成员A偿还债务给成员B时，A的消费能力降低，但B的消费能力相应上升。从总体上看，未来代的总体消费水平没有发生变化。Musgrave形容这种观点为“从右手交给左手”。但如果是外债，情况就不同了。如果政府借外债来为某个公共支出项目（譬如社会保险）融资，现存代的消费能力提高，但未来代要偿还这笔债务，规模为本金加上利息，其消费能力相应削减。这样未来代实际上负担了这笔外债，除非政府将外债用于投资项目。如果项目的收益率高于外债利率，未来代福利可以得到改善；如果收益率低于外债利率，未来代福利还是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

由于Lerner对“一代人”的界定是在给定时期内所有存活的人，其定义过于笼统，之后的学者（Samuelson，1958；Diamond，1965）对此加以改进，将“一代人”限定为同一时期出生的人。这样，在任一给定时期，就有很多不同代的人交互作用在一起，因此被称为世代交叠。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模型，被称为世代交叠模型（Over lapping Generations Model，简称OLG）。代际福利后来成为养老保险的核心问题之一，而世代交叠则成为养老保险领域的基本动态模型。之后养老保险开始分化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

一般认为，对养老保险理论的系统研究始于1970年代的Feldstein，他专门考察了养老保险对国民储蓄的影响。Feldstein认为养老保险对国民储蓄有三种不同的效应，即财富替代效应（Wealth Substitution Effect）、退休效应（Retirement Effect）和遗产效应（Bequest Effect）。这三种效应中，财富替代效应会减少国民储蓄，而退休效应和遗产效应会增加国民储蓄，因此总效应是未知的。Feldstein（1974）对美国的养老保险体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财富替代效应占据主要地位，导致的国民储蓄减少大概为2/3。在后续研究中（1981），他对模型进行了修正，计算得到的储蓄率减少有所降低，不过替代效应依然明显。然而这一领域目前并未形成定论。如Leimer和Lesnoy（1982）的研究显示，和Feldstein的结论相反，养老保险对国民储蓄的总效应是正向的。

养老保险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也很显著。从资金来源看，工业化国家的养老保险筹资来源主要是社会保障税。1960年代，Harberger（1962）等学者大力发展了税收负担（Tax Incidence）理论，定量研究的税收理论得以快速发展。社会保障税的研究随之发展，其中以社会保障税的税收负担理论最为透彻。税收负担理论认为社会保障税是对劳动力市场征收的从价税，如果劳动力供给弹性不变，需求弹性越大，税率变动对均衡净工资的影响越大，劳动力提供方承担更多的负担；当劳动力供给弹性或需求弹性很小时，劳动力均衡数量变动很小，基本不受税率的影响。Engen和Skinner（1996）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美国男性的劳动力弹性进行了测算，发现供给弹性在0~0.1之间，他们推断社会保障税上涨对劳动力均衡数量的影响很微小，实证研究结果也进一步证实了他们的推断。

养老金的使用情况也会影响到劳动力市场，其效应主要体现在对个人退休时机的选择上。Gruber和Wise（1999）对11个工业化国家的养老金情况进行了计量分析，发现法定退休年龄对真实退休年龄影响很大。譬如，1930年的美国没有养老保险体系，超过65岁的男性仍有54%在工作；而在1990年，养老保险已经实现完全覆盖，超过65岁的男性就仅有17%仍在工作。

为了更好地反映养老保险在财政政策中的跨期影响，Auerbach，Gokhale和Kotlikoff（1991）提出了代际账户（Generational Accounts）概念。此前，无论是投入产出表、社会核算矩阵、还是财政预算科目，都不能很方便地反映各代之间的福利平衡和隐性债务问题，而代际账户的出现解决了这一问题。代际核算方法指明了政府要遵循代际预算约束，即政府将来所有支出的现值减去政府现在的净财富，必须等于现存所有代的成员的代际账户值与未来所有代的成员的代际账户值之和。使用代际核算方法为研究养老保险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思路，相对其它核算方法，它更加关注资金在政府和成员之间的分配，明确地体现了隐性债务问题，更好地反映了代际之间福利状况。另外代际核算方法不但考虑财政政策和代际分配政策的短期影响，更衡量它们的长期影响。这种方法自从1991年被提出后，美联储、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采用这套核算体系来分析养老保险等长期财政政策，目前有近30个国家开始引入该核算体系。

此外，用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ics）的方法来研究养老保险的趋势值得注意（Vincenzo，Profeta，2002）。这类研究往往从公共选择角度，用投票机制考查养老保险。Casamatta，Cremerand和Pestieau（1999）把个体投票者按年龄和收入分类，设计了一个两代养老保险模型。模型显示，中等收入成员逐渐成为投票主体，往往导致现收现付体系成为多数票（Majority Voting）选择。

在养老保险政策设计方面，世界银行下属的人力发展网络社会保障小组将主要用于商业保险公司的精算原理推广到更大范围――即一个地区或国家，配合其它数学模型，开发了“养老金改革方案模拟工具包”（Pension Reform Options Simulation Toolkit，即PROST）。PROST以人口状况、年龄结构、宏观经济形势等统计资料作为依据，可以模拟未来近百年的人口结构、养老保险金收支和隐性债务发展趋势等情况。PROST目前在80多个国家运用，已成为养老金改革的标准精算软件。我国在辽宁省进行养老保险试点过程中，应用PROST精算出未来50年养老保险基金收支情况和隐性债务，为有关部门和决策机构制定养老保险政策、编制养老保险预算提供重要依据。

2.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研究

以上理论大部分属于局部均衡分析。局部均衡理论可以分析相当多的养老保险问题，而且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功。然而局部均衡的局限在于割断了不同市场之间的联系，因此，在考察养老保险这类涉及领域众多、对经济整体冲击显著的问题时，局部均衡分析有时就与实际情况偏差甚远，必须要借助更为有效的分析方法，即一般均衡理论。一般均衡模型的复杂性和难度远大于局部均衡分析，但它能够反映对经济影响的全貌。基于养老保险的复杂性和对经济的广泛影响，用CGE模型进行研究可以得到更细致和深入的结果。下面介绍一般均衡模型在国际上的发展情况。

Johansen（1960）构造的描述挪威经济的一般均衡模型，被广泛认为是第一个CGE模型。在其后的40多年里，CGE研究发展很快，在理论基础（Arrow，Debreu，1954；Harberger，1959，1962，1964等）、应用研究（Ballard，Fullerton，Shovenetal.，1985；Shoven，Whalley，1984，1992；Auerbach，Kotlikoff，1987等）和模型计算（Harrison，Pearson，1996等）方面大大完善。CGE目前不再是一般均衡的简单数学表达，它已经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分析性框架和工具。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应用于哪一领域，就形成哪一领域的CGE模型，这些领域包括：经济发展、经济转型、国际贸易、财政政策、税收政策、粮农问题、环境保护、能源经济、土地资源使用等（Devarajan，Robinson，2002）。

CGE模型依据考察对象的时间属性，可分为静态模型和动态模型。其中静态模型只考察一期的均衡情况，而动态模型则要考察两期及以上的均衡情况。目前实现动态模型的两种主要框架是递归动态(Recursive Dynamic)模型和跨期动态(Inter-temporal Dynamic)模型。递归动态模型中，各行为主体逐期做决定，首先算出第一期的均衡解，由于投资和资本存量存在关系，将第一期资本存量加上当期投资可得第二期资本存量，各行为主体再根据本期情况做决定，在此条件下重新算得均衡，如此反复，以递归方式得到所有期的均衡解。跨期动态模型中，各行为主体基于对未来各期的价格预期来决定自己的行为，这样初始的各主体行为方程形式复杂，但省去了递归过程。

最初的CGE研究只是作为经济学者的分析工具，其使用也仅限于大学和科研机构，然而其应用迅速扩张到政府部门，并对经济政策制定产生重要影响。目前，不少国家进行复杂经济决策之前甚至要进行例行的官方CGE评估与分析。根据世界银行研究员Devarajan（2001）的一项调查，接近20个国家设立了官方的CGE模型研究机构，而其它国家一般也依靠咨询机构或研究机构的力量来建立CGE评估模型，目前它已成为经济研究中最重要的数量模型之一。

随着CGE成为强势模型，在应用方面也暴露了一些问题。Monash大学的McDougall（1993）鲜明地指出了建模者对CGE模型的滥用现象。McDougall认为，决策者或建模者往往持有很强的倾向性，因此在建模过程中，建模者有意无意地会控制模型的走向，使得结果向着预先的期望靠拢。Robinson（2002）指出了CGE模型的黑箱综合症（Black Box Syndrome）问题。随着CGE模型致力于模拟真实经济环境，倾向于更多部门，更多居民户分类，导致模型规模迅速膨胀，这就使得模型变成了黑箱，以至于建模者本人也无法洞悉其中的因果关系，只能机械地解释计算结果。

养老保险的CGE研究，最初出现在税收CGE领域。譬如，研究美国整体税制的BFSW模型（Ballard，Fullerton，Shovenetal，1985）中，就包含了社会保障税（Payroll Tax），然而在BFSW模型中，社会保障税并非重点。其它重要的税收CGE模型如Meagher的澳大利亚模型、Haufler的欧共体统一税制改革模型以及Kehoe的西班牙模型等，分析重点往往也集中在流转税（尤其是增值税）、所得税（包括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和关税上，社会保障税往往是配角。究其原因，首先并非所有国家都用征税的形式筹集养老金，很多国家采用的是缴费形式；即便开征了社会保障税的国家，养老保险的主管机构也是社会保障部（局），负责养老金的税源测算、资格门槛、发放标准和税率确定等具体政策，税务机关只负责单纯的征收。另外，社会保障税强调代际福利问题远甚于其它税种，在建模时，把社会保障税单独处理很不方便，如果让其它税种也纳入代际福利框架，既无必要，也会让模型规模过度膨胀。因此，在整体税制模型中，社会保障税往往是外生给定，不做为内生变量。

养老保险的代际福利问题要求必须建立动态CGE模型，养老保险动态模型既可以采用递归动态架构，也可以采用跨期动态架构。一般而言，对于同一问题，跨期动态比递归动态在建模和计算上都要复杂。因此，从总体上看，递归动态模型更流行一些。然而，在养老保险问题上，跨期动态中的行为方程包括未来各期的价格预期，较容易得到不同代的福利值，方便了政策评价，因此建模和计算方面多出的代价往往被认为是值得的。养老保险领域著名的A-K模型采用了跨期动态，可见，养老保险CGE模型中跨期动态更加流行。养老保险领域的跨期动态模型往往也被称为世代交叠模型。

1980年代左右，开始有学者建立专门的社会保障税CGE模型。Kotlikoff（1981），Auerbach和Kotlikoff（1983）沿着Feldstein的方向对美国现收现付（Pay As You Go，简称PAYG）型的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结果显示现收现付制妨碍了长期资本的形成，降低了国民生活水平。Seidman（1986）建立了一个很有特点的CGE模型，是为数不多的建议彻底取消现收现付制的模型之一，该模型模拟了取消现收现付制后的经济福利增长情况。

Auerbach和Kotlikoff（1987）构造了一个世代交叠CGE模型用来研究美国的养老保险体系，这个模型影响很大，被称为Auerbach―Kotlikoff模型，简称A-K模型（A-K Model）。A-K模型假定每个人的生命周期为75岁，20~65岁为工作期。工作期内获得收入，缴纳社会保障税并且进行储蓄。65退休后获得养老金进行消费，不再进行储蓄。在上述假设下，A-K模型重点考察了养老金政策和人口特征变动对储蓄总量的影响。该模型模拟了150年的经济变动情况，最后模型解到达稳态。A-K模型得到的储蓄率和美国过去30年中的真实储蓄率非常吻合，其模拟结果还显示，储蓄率会从1985年的12.2%下降到2050年的5.8%，之后会稍稍上升到6.3%，达到最终稳态。另外，尽管储蓄率下降，然而老年化的加剧使得劳动力减少。和初始状态相比，最终劳动力相对资本将更加稀缺，导致2050年工资将上涨7%。

由于A-K模型的成功，后面学者在用CGE模型研究养老保险问题时，往往采用与之相同的结构。Kotlikoff（1999）以美国1996年的数据为基准，研究了养老保险体系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明尼苏达大学的Mariacristina（2004）将金融领域的生命周期理论融入养老保险CGE模型，得到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如果将社会保障税由12.4%提高至14.6%，则美国的社保赤字将在75年内达到平衡；法国国际信息及前景研究中心（CEPII）建立了INGENUE（2001）模型，对欧洲养老金计划进行了模拟，该模型规模庞大，强调国际资本的流动，重点是养老金计划改革对财富的积累影响。目前还有将收入不确定性、货币流动性约束等因素引入养老保险世代交叠模型的研究。

A-K模型产生的时候，还没有专门求解CGE的软件，因此Auerbach和Kotlikoff使用特定的算法，利用Fortran语言对其进行了求解。他们的求解方法针对A-K模型固然有效，然而却不能推广到一般化的世代交叠CGE模型求解。Ferris和Munson（2000），Kehoe和Levine（1985）以及Rutherford（1999）专门对世代交叠模型的求解进行了研究。Rasmussen和Rutherford（2001）在这一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他们构造了一个通用的求解世代交叠CGE模型的架构，可以将各类模型转化为互补问题，世代交叠问题得以顺利求解。

二、国内研究现状

建国后，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几经变迁。目前，随着适应市场经济的新型养老保险制度的逐渐成形，这一领域的研究开始走上了与国际接轨的道路。

1.养老保险理论的研究

在我国，养老保险问题历来是政策研究的重点，其中定性分析涵盖了养老保险体系运行的方方面面，譬如讨论老龄化过程中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卢元，2000），讨论我国城镇养老保险体制的转轨问题（赵耀辉，徐建国，2000），讨论税收政策与中国养老保险体系互动问题（李友元，2003），讨论我国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问题（卢海元，2003），讨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运行规则问题（马骏，2001）以及讨论我国养老保险制度跨世纪改革问题（郑功成，2000）等。除了国内学者，有相当数量的外国学者对中国现行的养老保险体系实务也很感兴趣，并作了大量调查工作。其中代表性的研究包括Dorfman（2000）、James（2001）、Murton（2000）、Raymo（2004）和Whiteford（2001）等。通过这些文献可以看出，国外学者对中国养老保险体系的熟悉程度往往超出我们的想象。

目前对养老保险的定量分析多集中在制度运行方面，譬如用保险理论中的精算模型（Actuarial Model）进行制度设计（原俊青，杨兵，李泽慧，2003；周渭兵，2002等）。另一方面是用统计方法估算和预测养老保险体系的各项参数，譬如孙祁祥（2001）对养老保险的“空账”与转轨成本规模做了测算；李实，魏众和古斯塔夫森（2000）研究了中国城镇居民的财产分配比例；宋洪远，马永良（2004）使用人类发展指数对中国城乡差距进行了估计。

上述研究的范围主要还是养老保险自身，尚未把注意力集中到更大范围的效应，譬如对要素市场的影响和代际分配等方面。然而目前也出现了一些和国际养老保险理论前沿接轨的研究，并有逐渐增多的趋势，具有代表性的几项研究包括：任若恩等（2004）对建立中国的代际核算体系进行了研究，并利用该核算方法分析了中国的养老保险体系。袁志刚和宋铮（2000）利用一个两期迭代模型考察了在一定的养老保险制度下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对于个人最优储蓄率的影响，该模型对我国的情况进行了数值模拟。封进（2004）运用生命周期模型研究了在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下，养老保险体系中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共存的最优混合比率。

2.CGE模型的研究

对养老保险的全面分析还是需要借助CGE模型。从1980年代中期起，中国学者开始进入CGE研究领域，1990年代，CGE模型开始升温。和工业化国家全方位的立体格局相比，中国的CGE模型还正在完成从点到线的布局。由于CGE模型的复杂性，即使完成一个单独的模型也需要多人长期不懈的合作，单个学者或短期的研究成果往往是局部的和零散的，这里不详述。中国CGE模型的显著成果大多是在稳定的研究群体获得的，这些研究团队包括：

以李善同研究员为代表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CGE研究团队，这是中国官方的CGE研究机构，因此覆盖的研究领域最为广泛；以郑玉歆研究员为代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研究所CGE研究团队；以王韬教授为代表的华中科技大学财政系CGE研究团队对中国税负归宿与税制改革的CGE模型进行了专门化研究（王韬等，1998，2004；周建军，2004；陈平路，1997等），从总体上推进了中国税收CGE模型研究。此外，中国科学院系统所、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华中科技大学系统所等CGE研究团队也在不同方向做了系统性的研究，并都获得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

3.养老保险的CGE模型研究

我国采用CGE模型对养老保险问题的研究始于1990年代中后期，到目前为止尚未形成规模。

西安交通大学的柏杰、席酉民是较早进入这一领域的中国学者。依据1997年国务院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他们建立了一个中国养老保险改革评价及对策CGE模型（1998）。该模型将生产部门划分为农业、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4个部门，将城镇居民按收入水平分为7类，农村居民单独1类；劳动力要素划分为国有企业职工、城镇集体企业职工、其他经济单位职工、城镇个体私营及其他从业人员、乡村从业人员等共5类。该模型设计了5种改革方案并比较分析了每一方案对行业产出、失业和政府赤字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他们(1999)又建立了第2个CGE模型，对扩大社会保险范围问题进行了评价。该模型以逐步统一社会保险缴费率为前提，分析了社会保险在二次分配中对居民福利的作用，以及这种分配对生产、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最终需求的水平及构成。柏杰还用CGE模型对国企下岗职工生活保障金来源进行研究，分析了资金在政府、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的合理分配及其对经济系统的影响。在所有模型中，评价指标在宏观层次上采用GDP、总投资、固定资产投资、政府赤字和社会保险；在部门层次上采用部门产出、部门失业人数；在微观层次采用居民福利。

上述几个模型都是静态模型，自然无法显示最重要的养老保险的代际影响，也无法得到动态指标――如隐性债务、缴费率、替代率等指标的变动趋势。此外，文献重点是模型结果的描述，而建模过程、计算方法等都没有明确给出。

王燕等（2001）开发了一个递归动态CGE模型分析了中国养老金改革的影响，并比较了支付隐性债务和转制成本的各种选择方案，该项研究具有国际水准。模型在中国1995年投入产出表基础上，加工得到经济社会核算矩阵作为基期数据。该模型具体两个突出特征。一是区分了国有、私营、个体和其他非国有3种所有制形式，另外包含一个简单的人口预测和劳动力供给子模型。

该模型包括10类生产行业、8类代表性居民户（城市的低、中低、中等、中高和高收入等5类居民户和农村的低、中、高收入等3类居民户），劳动力的投入分为22个年龄/性别组。模型假设每个生产部门都有3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在竞争，每类企业只生产一种产品。劳动可以在部门和不同所有制之间完全流动，资本在部门间完全流动，但不能在所有制之间流动。工资和资本回报是由整体经济的均衡条件决定的。模型的封闭条件是假设政府除养老金之外的支出保持不变，这样如果政府的养老金支出比基准情景增加或减少，则必须调整税收或政府储蓄来实现预算平衡。

该模型模拟了未来50年养老金账户的资金流量，并估算了不同时期政府财务负担的情况，是个非常典型的动态模型，采用了递归算法求解，较完整地体现了养老保险的动态特征。该模型设计了3组共18个方案，模拟结果显示：（1）我国2000年的养老金隐性债务达到了当年GDP的71%；（2）现行的养老体系缺乏可持续性，采用扩面征收可以在短期缓解一下赤字压力，在长期则使赤字情况更加恶化；（3）实行部分累计制会导致转轨成本，每年的转轨成本在2000~2010年为GDP的0.6%，此后一直降低到2050年的0.3%，如果用个人所得税来支付转轨成本，一方面可以保持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还可以减少贫富差距；（4）转轨成本解决后，养老负担将大大减轻，如果维持一个20%的替代率水平，仅需10~12.5%的缴费率就可以使收支达到平衡。

国内现有文献中尚未发现和养老保险相关的世代交叠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三、OLG模型在我国的应用前景及展望

中国养老保险是改革最滞后的领域之一，至今还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特征。其弊端包括立法进程缓慢、保障功能欠缺、社会覆盖面过小、管理体制凌乱等，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总体经济改革的步伐。养老保险问题涉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局部的经济模型模拟在揭示改革方案的全面性方面存在缺陷，可能导致严重的偏差。而OLG模型的优势在于对经济系统的全面把握，应该尽快进行OLG模型在中国养老保险体系中的应用研究，技术路线应该遵循养老保险体系世代交叠动态CGE模型建立、模型求解以及对现实制度的模拟，以便为我国势在必行的养老保险体制改革提供数量分析的支持和政策方面的建议。

作为养老保险政策分析的有力工具，OLG模型已在发达国家的公共部门得到广泛重视，在学术界，它也逐渐发展成为CGE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总的来说，OLG模型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可信的代际代内政策分析工具。但是，OLG模型毕竟产生时间较短，目前尚未发展成熟。因此，如何与现实制度紧密结合，是对OLG模型的重要挑战。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的研究十分缺失，我国也不例外。要使OLG模型能更加真实地反映经济现实情况，提供准确可信的计算结果，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首先是数据方面的问题。能够模拟现实经济系统的CGE模型往往是数据的海洋。因此，获取数据和整理数据就成为建模者最耗费时间和精力的工作。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数据的可获取性和准确性逊色很多。此外，模型的许多系数需要进行测算或者从相应文献中获取，这些系数的精确程度将直接影响模型计算结果的准确性。

其次是进一步拓展现有文献中的模型，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OLG模型。这些模型没有反映出我国养老保险转型期的重要特征，如农村和城市二元体系的差别、公务员养老体制改革、统筹范围条块分割等。譬如，现实情况是中国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造成各地区在养老保险负担和养老基金运行上的差异。当前在省级范围内统筹养老保险基金，中央政府无力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统一调配、调剂养老金，无法解决各地区在养老基金收支能力上的差异性和不公平性。这种局面阻碍了劳动力市场的完善，不利于养老保险制度的推行和实施。逐步扩大统筹范围，在地区间调剂基金的余缺，是养老保险制度的顺利推行和地区经济发展共同要求的。

最后是紧密追踪国际最新的OLG养老模型的前沿动态。目前Kotlikoff等人正将国际贸易、收入不确定性、货币流动性约束等因素引入这一领域，必将使得OLG的模拟现实能力更上一层楼。譬如，由于传统一般均衡理论的限制，CGE模型一般不讨论货币政策，在模型中也不考虑货币的作用，因此，货币政策难以在CGE模型中体现。因此，如果能找到一种合适的方法来描述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就完全有可能将货币政策因素引入模型，使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在模型中得到统一。

相信经过不懈努力，OLG模型能够真正成为我国社会保障领域的科学和标准分析工具，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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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养老保险的特征篇7

关键词：失地农民；农村养老保障；政府

引论

失地农民是现代化、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特殊群体，是中国经济社会二元结构的产物。他们既有别于农民，又不同于城市居民，成为一个边缘群体，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他们既不享有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也不享有农村的土地保障，生产生活都存在着风险。计划生育的推行，城市化的推进，人口向城市的流动，空巢家庭在农村的大量涌现，导致传统“养儿防老”农村养老体制的崩溃，如何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保障农民的权利，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农村养老体制，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本文希望通过对学界已有文献的梳理，对现有农村养老体制的发展过程及其中存在的问题的探讨，达到初步清晰农村养老体制的目的。

一、失地农民的由来

1.失地农民的界定。关于失地农民的定义，国内学界多有表述，温晶峰说“失地农民是中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出现的一个新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有别于城市居民，又不同于农民，成为我们社会中的一个被逐步边缘化的特殊群体”；刘长飞认为，失地农民是指因土地被征用失去土地以后的农民,主要的原因是农民的土地被无条件征用。而根据政府文件的表述，失地农民，是指土地被依法征收后,农业户口的家庭人均耕种面积少于0.3亩的农民，并且是因国家征用农村集体土地而导致失去全部或大部分土地，且在征地时仍享有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的在册农业人口。

2.失地农民的历史。农民大规模的失去土地，最早可以追溯到欧洲15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圈地运动。其时，西欧的新兴资产阶级和新封建贵族通过大规模圈占土地，建造私有大牧场，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也造就了大批丧失土地和家园的农民，为之后的产业革命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

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失地农民已经出现。为了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国家通过政策性措施，实行严格的城乡二元结构，通过剪刀差，将利益从农村输送到城市，将大量人口滞留在农村从事种养业和简单手工劳动。到了改革开放时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之后，土地成为农民几乎唯一的收入来源，扮演着生产资料、经济基础、社会保障等多重角色。陈锡文指出,如果说计划经济时代的“剪刀差”让农民付出了6 000亿元~8 000亿元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最少使农民蒙受了2万亿元的损失。

进入到新世纪，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加速，城市用地的不断扩张，吞并附近的农村用地，使失地农民数量急剧增加，而这一部农民因为无法有效的转变为城镇居民，其社会保障问题日益明显，加上老龄化问题，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问题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3.涉及到失地农民的现行法规。中国《宪法》第10条规定，“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第10条第2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如果这种从农地向市地的转换并不具有公共利益性质，如征地目的是修建高尔夫球场、开发房地产等纯属盈利性质的用途,这种征用权的行使应属于滥用。1998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第2条第4款也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可见，被征地农民是为了公共利益，被牺牲了个人利益。

同时《土地管理法》第43条同时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但是，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建设住宅经依法批准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或者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经依法批准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除外。”即在城市化过程中对农村土地的征用首先就是将土地国有化。

1982年国务院公布施行《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首次提出了安置补助费，并指出了安置的主要途径，在制度层面上第一次完整而鲜明地体现出采取现代福利制度取代土地保障的特点。198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该法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采纳了条例中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等大部分规定，将其上升为法律。

1995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8条规定，“城市规划区内的集体所有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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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依法征用转为国有土地后，该幅国有土地的使用权方可有偿出让”。第条则规定，“土地使用权划拨，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批准，在土地使用者缴纳补偿、安置等费用后将该幅土地交付其使用，或者将土地使用权无偿交付给土地使用者的行为。”划拨土地使用权即指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章第条规定，“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倍”，“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倍”。

年月发出《关于开展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其国土资源厅，力争在当年底完成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区片综合地价的制定及公布工作，为接下来“同地同价”的推行奠定基础。

二、现行的农村养老保障模式比较

按照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失地农民因为在户籍上依然属于农村户口，所以并未纳入到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障系统中，直到年国务院才颁布了全国性文件《关于转发劳动保障部关于做好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要求各级政府从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和长远生计出发必须尽快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对城市规划区内的被征地农民，应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准和被征地农民不同年龄段，制定保持基本生活水准不下降的办法和养老保障办法”。而先行较早的沿海地区则已摸索出较为成熟的方法，成为全国效仿的例子。目前各地的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以浙江嘉兴为代表，另一种以浙江义乌为代表。

.嘉兴模式。在年嘉兴市就出台了嘉兴市区土地征用人员分流办法》，核心是“以土地换保障”。失地农民“农转非”，进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按月领取养老金。以各县、市区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为实施部门，进行统一政策统一办理，实行统一的补偿政策，资金由个人、集体和政府三方负担，设立“安置费”转户。并按年龄阶段对投保标准和享受待遇做出了划分。

首先，土地征用由政府按统一政策统一办理，社会保障和国土两个部门具体承办。国土资源局按征用土地数量和土地上的人口确定失地农民数量，就业局办理失地农民的相关手续并按规定计算每个人需缴纳的养老金，然后国土资源局据此计算土地成本，并向征地部门提出合理的土地价格，最后将征地部门支付的土地价格的一部分作为社保基金纳入社保基金的财政专户，由财政局统一监管。其次，个人承担部分由征地安置补助费抵缴，征地安置补助费划入劳动保障部门设立的“安置费”专户；集体承担部分从土地补偿费中抵支；政府承担部分从土地出让金中支出，起“兜底”作用。并在投保标准和待遇享受方面按不同的年龄阶段进行安置。征地时男满岁、女满岁的，为其一次性缴纳十五年养老保险统筹费（年为每人.万元），次月开始按月领取养老金元（按当年最低社会养老金标准）。征地时男～岁、女～岁的，为其一次性缴纳十五年养老保险统筹费，到退休年龄后按退休时的标准发放养老金。征地时男～岁、女～岁的，安置方式有两种：自谋职业的，一次性发给自谋职业费，并按其农村劳动年限，一次性缴纳最高年的养老保险统筹费；自主择业的，按其农村劳动年限，每两年为其缴纳一年养老保险统筹费，最高十五年。未满岁的农民或在校学生，当其进入劳动年龄或学习毕业后，发给《失业证》，进入劳动力市场。

不难看出是一种典型的政府性模式，运作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式，有较强的官办性、强制性。

.义乌模式。义乌市失地农民的安置采用的是发放土地补偿款并利用商业保险为失地农民的养老进行保障的模式。以商业寿险公司为主体，以各土地征用行政村为投保单位，各投保行政村交了保险费后，签订保险合同，按合同规定，商业寿险公司履行给付养老金义务。

具体实施过程中，政府规定土地补偿费按∶∶的比例分配，村集体留%，%用于村民分配，%由村集体统一用于养老保险。同时，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义乌支公司推出“团体年金分红保险”等新险种，规定统一由村集体投保，保险费从集体的土地补偿费中列支，签订保险合同，寿险公司履行给付金义务。本金归村集体所有，以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的保证收益和不低于投资收益%的红利来支付男年满岁、女年满岁的失地农民的养老金。

这种模式有自愿性、商业性、继承性等特点，属于商业型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模式。

.两种模式的共同点。两种方案都是在“土地换保障”的基本思路下，根据两地的具体情况设计出来的，也已成为全国各地参考的对象，相同的基本思路使两种模式存在以下共同

简述养老保险的特征篇8

主张受理的意见认为，《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2条规定，企业与职工因执行国家有关工资、保险、福利、培训、劳动保护的规定发生的争议，按照劳动争议处理。该条例的解释注明，“保险”是指社会保险，包括工伤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待业保险、养老保险和病假待遇、死亡丧葬抚恤等社会保险待遇。显然，社会保险费纠纷属于劳动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劳动争议解释》）第1条，关于劳动争议案件的收案范围，则对《劳动法》第2条和《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2条作了扩大解释，将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因劳动权利和劳动义务发生的所有纠纷，全部纳入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范围之内，同时也将《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2条规定的四项劳动争议涵盖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之中。这是劳动争议受案范围的准确定义，有利于保护劳动者利益。同时，劳动监察部门的执法力量不足，加上一些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往往要求用人单位整体投保，甚至是几个险种捆绑式投保才予以接受，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采取司法救济手段，劳动者的法定权利就得不到保护。因此，社会保险费纠纷应当作为劳动争议案件受理。

上述认识上的不一致，导致在司法实践过程中针对社会保险费纠纷出现了不同的做法。中国审判法律应用支持系统同一个社会保险法律条文下列举的案例，事由相仿，判法迥异。这种不一致不仅发生在不同的省份，同一个地区不同的法院也存在认识和实践的偏差。社会保险关乎国计民生、关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和谐稳定，人民法院对此类纠纷受理和处理的普遍不一致无疑是法制社会十分尴尬的现象。2006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讨论通过了《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劳动争议解释二》），该司法解释数易其稿，最终就社会保险费纠纷的定论仍然令人疑惑。《劳动争议解释二》第6条规定：“劳动者因为工伤、职业病，请求用人单位承担给予工伤保险待遇的争议，经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后，当事人依法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第7条规定“劳动者请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发放社会保险金的纠纷”不属于劳动争议。我们很难从这两条相关的规定中获得社会保险费纠纷是否作为劳动争议案件受理和处理的答案。最高人民法院在《〈劳动争议解释二〉的理解与适用》中认为，社会保险费纠纷应当区分三个层次，一是如果用人单位没有依法给劳动者建立社保关系、缴纳社会保险费，造成劳动者损失的，这类争议应当属于劳动争议；二是用人单位为劳动者建立社保关系后，没有按时足额缴费，这类争议应当属于行政争议，依照行政强制征缴的程序办理；三是保险金的发放或者社会保险待遇的给付属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自觉履行的法定职责，这个职责属于行政法规授权行使行政职权的职责，如果产生纠纷，应属于行政案件。上述观点界定了人民法院受理社会保险费案件的范围，就在于第一层次。最高人民法院就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的解释和观点具有权威性，这就决定了我们只能从中寻求社会保险费纠纷是否应当作为劳动争议案件受理和处理的答案。开启答案的钥匙就在于对第一层次中所谓“造成劳动者损失的”理解。

笔者认为，“造成劳动者损失的”不能作狭义的理解，如果用人单位没有依法给劳动者建立社保关系、缴纳社会保险费，无论对劳动者造成了现实损失还是将来的损失，人民法院都应当作为劳动争议案件受理。也就是说，笔者基本支持上述主张社会保险费纠纷作为劳动争议案件受理的意见，但受理的范围不包括用人单位为劳动者建立社保关系后，没有按时足额缴费的争议，这类争议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应当属于行政争议，依照行政强制征缴的程序办理。至于保险金的发放或者社会保险待遇的给付，由于争议双方是劳动者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是发生在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纠纷，当然不能作为劳动争议案件受理。

笔者认为上述社会保险费纠纷作为劳动争议案件受理的理由如下：

（一）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的申报和登记，缴纳社会保险费，既是用人单位在公法上的义务，也是相对于劳动者的契约伴随义务，劳动者有权申请私法上的救济。《劳动法》第72条、第100条、《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26条等法律法规规定，用人单位拒不缴纳社会保险费、滞纳金的，可以由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征缴。这就表明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的申报和登记，缴纳社会保险费，属于用人单位在公法上的义务。用人单位不缴纳社会保险费，损害的不仅是劳动者的利益，还损害了国家的整个社会保障制度。因此，劳动者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获得公法上的救济，向劳动行政管理机关举报，由行政机关依法处理。同时，劳动合同系属于一种继续性、具有强烈依赖性之特别结合关系，因而也产生众多附随义务。既有劳动者相对于用人单位诸如忠实、注意、通知、竞业限制、保密等伴随义务，也有用人单位相对于劳动者诸如提供安全卫生、劳动条件、休假、特别是参加社会保险的伴随义务。在工业社会中，每个劳动者最关心的莫过于在出现伤、残、病、失去劳动能力等情形下的物质帮助，社会保障制度正是基于此而建立。本文所讨论的社会保险实际上就是劳动保险，它与劳动者付出劳务密切相关，接受劳动者劳务的用人单位为劳动者参保，也是相对于劳动者的私法上的义务，否则即损害了劳动者的利益，劳动者在这种情况下应当能够获得私法上的救济。其方式就是通过工会等有关组织协调，或者对用人单位提起仲裁和诉讼。

（二）行政强制征缴与民事司法救济并不矛盾。如果用人单位没有依法给劳动者建立社保关系、缴纳社会保险费，劳动者既可以通过举报，由劳动行政管理机关强制征缴，也可以对用人单位提起仲裁或诉讼维权。两者之间不存在矛盾，两者的并行体现了行政职能与司法职能的互补，对于处在弱势地位的劳动者是一种双重保护。我们知道，劳动法律法规总体上的性质属于社会法，即既有

行政法的属性，也有私法属性。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是劳动法律法规作为社会法的典型表现，既关乎劳动者的个体利益，也关乎社会公共利益，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关乎国计民生。目前，劳动监察机构的执法力量还比较薄弱，作为政府下属的一个机构，在有可能触及政府利益的情况下，是很难做出决绝的行动的。社会保险的参保覆盖面、参保时间和缴费数量还远远低于法律法规的规定，这足以证明单纯依靠行政力量难以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如果人民法院将社会保险费纠纷拒之门外，只能使劳动者的利益受损，且缺乏全面有效的维权途径。因此，人民法院应当保护劳动者私法上的权利，受理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为自己参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纠纷。

（三）对“造成劳动者损失的”作狭义的理解，可能造成对劳动者合法权益保护不利的严重后果。社会保险目前共有五类，即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应当说，用人单位没有依法给劳动者建立任何一种社保关系、缴纳社会保险费，都可能给劳动者造成损失。那么，所谓“造成劳动者损失的”，是否指客观上已经给劳动者造成现实损失的？如果按照最高人民法院该意见的文义理解，可能会得出肯定的答案，否则第一层次无需加上“造成劳动者损失的”定语。这么理解，确实可以使人民法院回避一些不便涉及的社会问题，而且可以在用人单位没有依法给劳动者建立社保关系、缴纳社会保险费，造成劳动者现实损失时，使用人单位承担对劳动者损失的损害赔偿责任。但是，如果用人单位没有依法给劳动者建立社会保险关系中的基本养老、基本医疗社保关系、缴纳保险费，劳动者尚未退休、没有自己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缴纳养老保险费用、没有实际发生医疗费用等没有已发生实际损失的情形，则无司法救济途径。这就可能导致用人单位采取相应措施，规避参保，造成劳动者将来的损失。比如用人单位在劳动者退休前解除或者终止与劳动者的劳动关系，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上述但书部分恰是社会保险制度的核心内容，也是劳动者最为关注的切身利益，如果对“造成劳动者损失的”作已经发生的、现实的损失这样狭义的理解，可能造成对劳动者老有所养、疾病救助等合法权益保护不利的严重后果。

对规范性法律法规、法律文件的解释，仅凭文义解释是远远不够的，还要作历史解释、目的解释。社会保险制度利国利民，完善社会保险制度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完善的目的无疑是让劳动者受益，特别是让劳动者在年老、患病时获得经济保障。因此，对“造成劳动者损失的”不能作狭义的理解。已经发生现实损失的，劳动者可以向用人单位主张侵权之责；属于将来的损失的，由于非因特殊情况必将发生，劳动者可以向用人单位主张参保和缴费之责。这两种社会保险费纠纷，人民法院均应当受理。

关于社会保险费纠纷案件的处理，也是司法实践过程中的一个棘手问题，处理上的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是否应当受理的争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就社会保险费纠纷区分的三个层次中的第一层次论，结合《劳动争议解释二》全民征求意见稿的精神和本文就两种社会保险费纠纷应当受理的观点，可以区分两个层次进行处理：

（一）用人单位没有依法给劳动者建立社保关系、缴纳社会保险费，已经造成劳动者现实损失的纠纷，劳动者可以请求损害赔偿。具体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劳动者退休后，与尚未参加社会保险统筹的原用人单位因追索养老金、医疗费、工伤保险待遇和其他社会保险费发生的纠纷，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劳动争议解释》第1条第（3）项的规定。这类纠纷按照原用人单位为劳动者依法参保条件下，劳动者能够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领取的费用或者享受的待遇，由用人单位向劳动者赔偿。这里面也有一些具体情况具体对待的问题，比如用人单位应当为劳动者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缴纳养老保险费，年限低于15年的，劳动者的待遇只是已经缴纳的费用及利息的返还。那么，用人单位应当缴纳的费用及利息属于劳动者的损失，劳动者只能就该损失主张权利。总之，用人单位向劳动者的损害赔偿之责应当等于参保条件下，劳动者能够获得的费用及待遇。

2、劳动者尚未退休，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用人单位未为其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而发生现实损失的纠纷。这类纠纷包括劳动者发生工伤、非因工伤的疾病、生育三种情况，劳动者可以按照用人单位依法为其参加工伤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条件下的待遇项目和标准主张权利，由用人单位承担赔偿责任。

3、劳动者尚未退休，在劳动关系解除或者终止后，因用人单位未为其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而发生现实损失的纠纷。这类纠纷主要包括劳动者发生非因工伤的疾病、劳动者生育、失业三种情况，劳动者可以按照用人单位依法为其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条件下的待遇项目和标准主张权利，由用人单位承担赔偿责任。该情形下还有一种例外情况是劳动者自己参加社会保险，缴纳保险费的，该种情况虽属例外，但实践中并不鲜见，也是值得肯定的做法。劳动者可以主张用人单位返还已缴纳的费用中属于单位应当缴纳的部分费用。

（二）用人单位没有依法给劳动者建立社保关系、缴纳社会保险费，造成劳动者将来损失的纠纷，劳动者可以要求用人单位为其参保，缴纳和补缴社会保险费。造成劳动者将来的损失，既应当包括非因特殊情况必将发生的，比如未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也应当包括可能发生的，比如未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但可以不包括不可能发生将来损失的生育保险。人民法院对劳动者提出的上述请求应当依法予以支持。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进行明确，一是参保和缴费的起始时间的确定，二是判决支持劳动者主张的表述方法。《劳动争议解释二》全民征求意见稿第2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因社会保障发生的下列纠纷，当事人不服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依法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受理：（1）1999年2月1日以后，因用人单位欠缴养老、工伤、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险费发生的纠纷……”。这条规定没有出现在《劳动争议解释二》中，因而是确定不能作为人民法院受理和裁判依据的，但它提示了我们社会保险费强制征缴并受人民法院裁判支持的起始时间，即1999年2月1日。它的依据无疑是《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自1999年1月22日起施行，我们应当按照该条例的规定，确定社会保险费争议参保和缴费的起始时间。对于该时间以前的社会保险费争议，由于法不溯及既往，只能作为不能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的历史问题。至于《劳动法》就社会保险的相关规定，从尊重国情和现实出发，只好视为不能具体适用的原则规定了。对于该时间以后的社会保险费争议，以建立劳动关系的时间为起算点，这是没有疑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