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肇事逃逸的法律法规范文

关于肇事逃逸的法律法规篇1

论文关键词 交通肇事罪 交通肇事逃逸 致人死亡

一、关于交通肇事逃逸的基本情况分析

2009-2011年该院受理的交通肇事案件占案件总数的比率分别是：13%、14%、13%；交通肇事逃逸案件占交通肇事案件的比率分别是：18%、17&、8%；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案件数为零。上述数据，结合该院刑事案件审查起诉的实际，表明：第一，在基层检察院每年受理的案件里，交通肇事案件所占的比率较大。我国刑法涉及400多个罪名，但从2009年-2011年连续三年所受理的交通肇事案件占所受理案件总数的比率均超过10%。第二，在每年受理的交通肇事案件中，交通肇事逃逸案件所占的比率较小。交通肇事案件无非存在逃逸和不逃逸两种情形，但在2009年-2011年连续三年肇事逃逸案件占所受理交通肇事案件的比率均不超过20%。第三，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案件在交通肇事逃逸案件中所占比例极小，从2009-2011年连续三年未受理因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案件。

二、如何认定交通肇事逃逸之情节

交通肇事罪是指从事交通运输的人员违反交通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具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一款 规定和第二款 第（一）至（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

认定交通肇事逃逸行为应当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分析。从主观方面来讲，行为人主观上应具有妄图逃离事故现场而逃避法律责任的直接故意，或者对受害人的死亡后果的发生持无所谓的放任态度。所以，行为人对于出于其他目的而逃离事故现场之行为不能认定为逃逸。如，肇事者为了逃避受害人的家属殴打的心理，主动去司法机关报案、自首等行为，不应该认定为逃逸。从客观方面来讲，行为人离开现场后应及时报案接受司法机关处理。行为人离开肇事现场后能否主动投案自首，一方面反映出行为人是否具有承担法律责任的主观意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行为人的社会危害性大小、案件处理难易程度、社会安定因素等影响。但是，当行为人离开肇事现场后，当时并没有立即投案，而是经过一段时间思想斗争才去投案的，则不能否认其逃逸情节，只是在量刑上有酌情从轻或减轻情节。综上所述，只有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逃避法律追究的直接故意，客观上未及时报案接受司法机关处理即应认定为肇事后逃逸。

三、交通肇事逃逸的情形

交通肇事逃逸之情形，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行为人将受害者简单救助，如拨120后旋即逃离肇事现场；二是行为人没有救助受害者，而是出于害怕直接投案自首；三是行为人将受害者救助后逃跑，但经过一段时间后又投案自首的行为。其中存在较大争议的第二种类型的行为，能否认定为逃逸。

刑法之所以对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予以严厉打击，主要目的是最大限度的保护受害者的权益（主要是人身权），维护交通、社会管理秩序。因为对于发生的交通事故来说，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每个人都有可能是潜在的受害者，逃逸对于保护人权、安定社会的目的都是具有很大负面影响的。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了肇事者的诸多义务，但并不是每一项义务的不履行都会导致刑法所要求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可罚性。而对受害者予以施救、接受事后处分义务等是这些法定义务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二者中任一项义务的不履行都会产生严重的问题。如果将“不救助但投案”的行为界定在逃逸以外，即无论救助与否只要及时投案都将构成逃逸，肇事后积极救助伤者的行为人将得不到比漠视伤者生命和财产安全而直接投案的行为人更多的奖励，救助伤者的行为得不到鼓励。部分肇事者可能从成本计算的方面考虑肇事后选择离开现场直接投案，这样不但可能造成伤者的生命和财产得不到救助，甚至会危及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体系。因此，事故发生后，只要肇事者本人具有救助条件和能力，就应留在事故现场救助伤者，否则即使离开现场立即去投案也应认定为逃逸，除非肇事者本人有证据证实当时实施救助是不可能的。

四、交通肇事逃逸行为在定罪量刑中的作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该条将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规定为交通肇事罪的加重处罚情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六）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该规定将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作为构成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

结合以上法律规定，一是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尚不构成交通肇事罪，但其承担事故的全部或主要责任，并且认定有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则应认定其构成交通肇事罪；二是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已经构成交通肇事罪，则其肇事后逃逸的行为应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其法定刑幅度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因其逃逸行为致人死亡，则其法定刑幅度为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五、认定交通肇事逃逸情节的难点

结合上述数据，可以分析得出在2009-2011年三年该院受理的刑事案件中，交通肇事逃逸案件占全年受理的交通肇事案件的比率较小，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案件在交通肇事逃逸案件中所占比例极小，甚至为零。笔者认为造成这一现象并不是因为交通肇事逃逸或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案件数量少，而是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认定上的难点。主要有以下两个难点：

（一）肇事者的逃离现场目的是否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难以认定

“为了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这是认定交通肇事逃逸的主观方面的因素。但行为人的思想会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转变，而且对于行为人当时的主观想法，我们只能通过行为人本身的语言表达来了解。如，有的肇事者为了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事故现场，但是逃离后，在亲友的规劝下又改变逃避法律责任的想法，而立即报案，当其报案时不承认自己离开现场时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其真实目的就难以认定；有的肇事者因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因担心被发现系酒后驾车，遂于事故后立即逃离现场，待酒醒后主动投案，但其也不承认自己离开现场时是想逃避法律追究。这两种情况，由于他之前逃离现场的行为可能造成了受害者因伤势过重延误治疗而死亡的行为，但是司法实践中这两种情况，只能认定为一般的交通肇事罪，这就使逃逸致人死亡的严重犯罪之情节变成了普通的交通肇事行为，并且有可能认定为自首情节，那么，其刑期就由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一下子变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二）被害人死亡的原因难以认定

“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要求是，被害人死亡原因是由于肇事者逃逸行为延误了治疗时机。但在司法实践中的确很难从证据角度认定被害人的死亡是因肇事者逃逸行为而造成的。在交通肇事案件中，肇事者的供述作为证据的一种，是该类案件的主要证据，而肇事者出于维护自己利益的本能，往往做出有利于自己的辩解，不会轻易供认是害怕受到法律制裁而逃离现场的。在该种情况下即使有证人在场可以证实事故发生后被害人还未死亡，但因为有证人报警或其他因素，对于伤者的救助并未延误，被害人的死亡原因系伤情过重，也不能证实被害人的死亡系因肇事人逃逸而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法医鉴定。但是法医鉴定结论的依据是现场勘验、检查，只能有限的反映出客观情况，对于死者当时的伤情轻重以及与因逃逸而致使其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难以准确把握而给不出结论性意见的。按照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原则，我们无法证实被害人的死亡系因其肇事后逃逸行为造成的，因此只能追究肇事者交通肇事逃逸的法律责任，而使因逃逸致人死亡情形逃避了应有的法律制裁。

六、解决措施

交通肇事逃逸具有十分恶劣的社会影响，不但给受害者及其家属带来了无尽的痛苦拷问着人们的良知，也凸显出道德缺失。有效的认定交通肇事逃逸情节，不仅有利于对受害者及其家属的抚慰，而且可以对妄图逃避法律责任的肇事者形成威慑，促进社会的和谐安定。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解决措施：

不轻信犯罪嫌疑人口供。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讯问时，往往会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辩解，对自己逃离犯罪现场的原因作出诸多辩解。但其主观心理状态并不是绝对秘密，其外部行为也一定程度的反映了其主观心理状态。因此在判断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观故意时，不应仅凭犯罪嫌疑人一面之词，而应结合各方面证据予以综合考量。在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时，应对事故发生后其逃离现场的动机及当时的客观情况等问题反复讯问，仔细推敲其可信度。对本身不能自圆其说的辩解予以推翻。另外还需根据现场证人及监控录像等证据予以佐证。

完善交通监管设施配备。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实现各个路段无盲点，以便在事故发生后及时调取监控录像，以证实事故的经过及犯罪嫌疑人是否存在逃离现场的行为，亦有利于交通事故的认定及责任划分。同时，完善的交通监管设施也足以对驾驶员造成威慑，使交通违法及肇事逃逸行为大幅度减少。

加大法律宣传力度。交通事故是意外，但如何将意外带来的危害降低的最小确是一个既有利于驾驶人，又有利于受害人的重要问题。在驾驶员培训过程将事故后的应对措施作为重要的环节，对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定性及需承担的法律责任进行明确的讲解，使其警钟长鸣。同时，还应当加强在普通民众中的普法宣传力度。现代社会，随着机动车辆数量的增加，遭遇交通事故的风险日益加大。因此，每个公民将救助被害人，积极作证内化为一种责任尤为重要。只有形成这样一种“我助人，人助我”的社会环境，才可能将交通事故的危害降低到最小。

关于肇事逃逸的法律法规篇2

关键词 交通肇事罪 交通肇事逃逸罪 逃逸致人死亡

中图分类号：DF622 文献标识码：A

交通肇事犯罪是一种常见犯罪，我国1979年刑法典就在一百一十三条对其进行了相应规定。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机动车数量迅速增加，交通事故大量出现，肇事逃逸成了困扰事故处理的一个难点。据相关资料统计，近50%的肇事者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责任而逃逸 。这一方面导致了危害结果的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为司法机关正确认定和处理此类案件设置了障碍，浪费了国家司法资源。鉴于交通肇事逃逸的严重社会危害性，1997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在规定“交通肇事罪”时，特别增加了关于“交通肇事“逃逸”内容。然而，由于立法上的粗糙，这一规定在理论界争议较大，且在司法实践中很难准确把握。为此，200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对“交通肇事逃逸”做了更为具体、详细的规定，为严惩交通肇事逃逸行为提供了更为明确的法律保障。但同时在理论上产生了新的、更大的歧义和司法适用上的混乱。

一、《刑法》及《解释》中关于“交通肇事逃逸”的规定

《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从该条文中我们可以发现，刑法将逃逸行为作为交通肇事罪量刑层面的加重情节来处理。

二、“交通肇事逃逸”规定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1、“交通肇事逃逸”定义含混。我们知道，肇事逃逸也存在一般交通肇事逃逸和交通肇事罪逃逸，而刑法上意义上的“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只能是构成交通肇事罪后的逃逸行为。这一点，从《解释》第三条关于“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的定义，可以看出，立法者本意也是如此。这个定义，也是针对《刑法》一百三十三条的表述进行解释的。然而，我们看《解释》第二条第二款，却又出现了一个“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是什么行为?显然，就是交通肇事逃逸行为，只不过是一般交通肇事逃逸。因《刑法》一百三十三条“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档处罚中并没有关于交通肇事逃逸情节的特殊规定，只是对肇事结果的叙述，所以《解释》为了不引起字面上的冲突，故意没有明说，而是变换了一种说法，但是这更造成了含混和费解。

2、关于“交通肇事逃逸”的规定有越权解释之嫌。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犯罪，要求必须造成一定的危害结果方可成立。关于危害结果，从《刑法》一百三十三条看，是指要达到“重大事故”。何为重大事故?《刑法》及《解释》并未作正面解释。但从《解释》第二条表述的逻辑关系上可以推论出，是指起码达到以下三种情况:(1)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2)死亡三人以上，负事故同等责任的；(3)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在这一点上，理论界大都认同。换言之，如果交通肇事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没有达到上述程度，则只是行政法规调整的范围，不能作刑法意义上的评价。但是，《解释》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却将本不属于重大事故的“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认定为交通肇事罪，实际上是把一般肇事逃逸上升为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即“非重大事故+肇事逃逸=交通肇事罪”。“交通肇事逃逸”行为既是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又是加重量刑情节，此规定扩大了交通肇事罪的范围，显然属于越权解释。

3、对于共犯的规定违背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理论。《解释》第五条第二款规定了交通肇事罪的共犯问题。在我国刑法中，共同犯罪只限于共同故意犯罪。《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犯罪，所以，从理论上讲，并不存在共同犯罪的问题。退一步讲，交通肇事罪中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可能是故意，但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规定的故意却是“逃逸”的共同故意，而非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故意。从“共同行为”的范围看，也是“逃逸”的“共同行为”，而非“肇事”的共同行为。换句话说，上述“共同犯罪”应当是“逃逸”行为的共同犯罪，非“交通肇事”行为的共同犯罪。而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在我国刑法中并没有独立的罪名和法定刑，怎么能成立共犯呢?这直接与刑法理论相冲突 。

三、问题的解决思路

鉴于此，笔者建议，将交通肇事逃逸从交通肇事罪中分离出来，把交通肇事罪规定为纯粹的过失（结果）犯罪，而对交通肇事逃逸单独定罪。

（一）“交通肇事逃逸罪”的表述。

基于上述，我们认为，把交通肇事逃逸罪从交通肇事罪中分离出来，可分别表述如下：

“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交通肇事罪)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较大事故后逃逸，或者虽未发生较大事故，却因逃逸而致使一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发生重大事故后逃逸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交通肇事逃逸罪）”

（二）交通肇事逃逸罪的犯罪构成。

本罪的客体是他人的生命健康、财产权利和交通管理秩序，是复杂客体。因为，本罪所侵犯的客体已经由交通运输安全，即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安全转化为特定人的生命健康、财产权利，并且对抗正常的交通管理，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发生较大以上事故后逃逸，或者虽未发生较大事故，却因逃逸而致使一人以上重伤。在此，要注意的是，交通肇事逃逸罪不以构成交通肇事罪为前提。交通肇事罪因为是过失犯罪，所以要求有重大事故出现为要件，且还要考虑肇事者的责任程度，而交通肇事逃逸罪因为是故意犯罪，其恶性大于前者，所以其成立条件(结果)要求应更低，即达到“重伤一人”即可。这实际上正是解释规定的成立犯罪的条件，符合立法者的原意。并且此“重伤一人”不但包括肇事致一人重伤，还应包括肇事后受害人本未达到重伤的程度，而逃逸后受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形成的重伤。所以，只要交通肇事后逃逸，造成上述后果，就以交通肇事逃逸罪论处，不再定交通肇事罪。

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即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均可成为本罪的主体。本罪的主观方面为故意，即“逃逸”的故意。交通肇事逃逸是事故当事人明知已发生交通事故，为逃避救助义务和法律追究而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是交通事故发生后当事人实施的又一严重违法犯罪行为。交通肇事逃逸与交通肇事是两个不同阶段，当事人的行为在性质上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交通肇事是一种过失行为，而交通肇事逃逸是当事人故意实施的行为 。这种故意表现在积极实施逃逸行为，消除现场留下的痕迹，以及之后消除车辆肇事痕迹、隐匿车辆或销毁车辆等行为。犯罪人若在交通事故发生后明知受害人如不及时送医院抢救会有生命危险而畏罪潜逃的，这时行为人对受害人残疾的结果实际上是持一种放任态度。按照不作为的理论，这种行为实际上是一种以不作为方式实施的间接故意杀人罪 。

交通肇事后逃逸，作为一种对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危害性极强的行为，既为伦理道德所排斥，又为法律法规所禁止。在对有关问题进行探讨时笔者更意识到，我国现有法律对调整该领域法律关系时，还是有诸多的漏洞和争议。这对法学理论研究是一个挑战，对司法实践活动也是一个挑战，只有正确把握法律条文本身含义，有机结合实践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才能将法的作用发挥到一个新的高度，才得以充分体现法在社会机能中的基本价值。

（作者均系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干警）

注释：

黄清明.交通肇事罪中“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含义.广西梧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2).

杨毓显.交通肇事罪之争议问题再研究―――兼评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云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2).

欧居尚.交通肇事逃逸罪与交通肇事罪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犯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1，(2).

关于肇事逃逸的法律法规篇3

[论文摘要]交通肇事罪是常见的一种犯罪，给群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尤其是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使得很多原本可以避免的后果发生，交通事故死亡率居高不下。如何预防和惩治这种行为，已经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讨论的焦点之一。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以及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都对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问题作出了相应规定，但这些规定还存在不足之处，致使对逃逸问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文章着重分析了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定义和主客观构成要素，希望能对判定构成逃逸行为的标准提供参考。

[论文关键词]交通肇事逃逸 确认义务 救助义务

随着我国道路交通事业的快速持续发展，交通肇事案件的数量也与日俱增。其中，最近的、影响最大的莫过于2010年10月发生的河北“官二代”校园撞人案件，该案件肇事者李启铭最终被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与之形成对比，2009年“杭州飙车案”肇事者胡斌被判处了有期徒刑三年，导致两案判决结果出现差异的原因，除了造成的危害结果、赔偿数额不同，最主要是前者还有一个犯罪后逃逸的情节。李启铭案件中逃逸的认定毫无疑问，但是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交通肇事逃逸案件较复杂，法律和司法解释尚不能完全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同时学术界也对法律的这些空白和模糊部分有着不同的理解，笔者对该问题略作探讨。

一、交通肇事逃逸的定义

2000年11月2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3条对交通肇事逃逸行为作出了解释：“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具有本解释第2条第1款规定和第2款第（1）至第（5）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而2009年1月1日起生效的公安部《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85条第1项同样也对逃逸下了一个定义：“交通肇事逃逸，是指发生交通事故后，交通事故当事人为逃避法律追究，驾驶车辆或者遗弃车辆逃离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的行为”。

但是，理论界对于逃逸的理解有所不同。第一种观点认为，交通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第二种观点认为，交通肇事逃逸是事故当事人明知已发生交通事故、不履行相关义务而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第三种观点认为，交通肇事逃逸是指行为人明知已发生交通事故，能履行而不履行救助伤者的义务，或为了逃避法律追究而不保护现场、不报警以及逃避事故责任认定的行为。

关于上述五种对逃逸定义的理解，笔者认为均有所不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规定及其实施条例第86、87、88条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应当根据不同情况，依法采取适当措施：当事人应当停车、保护现场、抢救伤员和财产、报警；未造成人员伤亡，但造成一定财产损失，且事实清楚无争议的，应当即行撤离现场，恢复交通，自行协商处理损害赔偿事宜。由此可总结出发生交通事故之后，肇事者有以下应尽的义务：（1）立即停车；（2）保护现场；（3）抢救伤员及财产；（4）迅速报警；（5）听候处理；（6）仅造成轻微财产损失，且事实清楚无争议的，应先行撤离现场，再自行协商解决。归纳起来，即两大义务：确认义务和救助义务。

前三种观点都忽视了确认义务和救助义务。逃避法律追究并不等于逃避确认义务和救助义务。如果交通肇事逃逸的定义中，仅仅强调将逃避法律追究作为行为的主观目的，那就会出现一个极不合理的结论。比如某肇事者在交通事故发生后，有能力救助伤员但拒绝救助，而是仅仅在现场等候处理，同时不逃避法律追究，最终使伤员因未能得到及时抢救而死亡。此时对该肇事者只能适用《刑法》第133条第1款之规定，因为该案件中的肇事者并不能被认定为逃逸，固然不能定性为第3款“逃逸致人死亡”的结果加重犯。然则此时肇事者的主观恶性之大，较逃离现场而不顾伤员安危相差无几，而最终的刑事处罚结果却有着天壤之别，这就显得不合理。

同时，忽略救助义务这一点也不符合刑法的立法本意。之所以1997年《刑法》增设“交通肇事后逃逸”和“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罪状以及《解释》第2条第2款第6项将“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作为交通肇事罪的定罪情节，都是为了打击现实中出现的肇事后不救助被害人的行为，警示肇事者应当将抢救伤员作为第一要务。

而后两种观点中，前者虽注意到了未尽义务对于认定逃逸的重要性，但把逃避法律追究的目的排除在外，定义欠妥；后者定义中的救助对象仅局限于伤员，忽略了财产，故亦不可取。

所以，笔者认为交通肇事逃逸的定义可以这样理解：是指行为人明知已发生了交通事故，有能力履行救助义务而未履行，或逃避法律追究的行为。

二、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构成要素

（一）逃逸行为的主观方面

主观方面，行为人必须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的行为已经导致了交通事故的发生，并且具有拒绝履行应尽义务的主观恶性或者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观目的。

1.行为人必须对自己的肇事行为已经明知或者根据其他现象足以推定已经知道。否则即使交通事故发生后，肇事司机离开了现场也不能构成逃逸，只能处以行政处罚或者适用《刑法》第133条第1款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很多肇事者逃逸之后被公安机关抓获，都极力主张自己并未意识到发生了交通事故，以求逃避或者减轻法律的处罚。笔者认为，对于这种情况，主要应当由肇事者来对自己不知发生交通事故的心态进行举证，司法人员综合事故发生后主客观的条件来判断行为人的心态。原因在于：首先，与明知导致了交通事故后逃逸的案件数量相比，不知道发生了交通事故而离开的案件数量少之又少，如果所有逃逸行为人的主观心态都要由司法机关去举证的话，无疑大大浪费了司法资源；其次，交通运输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危险性的活动，驾驶人员负有高度注意义务，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后，肇事司机毫无意识，这说明其本身就没有履行高度注意义务，主观上就具有很大过错。因此举证责任由肇事者承担，合情合理。

2.肇事者具有拒绝履行应尽义务的主观恶性或者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观目的。有学者认为，逃避履行法定义务，以及其后逃避法律追究是逃逸者的两个根本动机。而这两个动机的重合是实践中逃逸行为主观方面的一般情况，但是在特定情况下，也可能存在着并不逃避法定义务但尽可能地逃避肇事责任认定或者能履行而不履行法定义务但不逃避法律追究的这种单一动机的情况。只要具备逃避履行法定义务和逃避法律追究这两个动机中的任何一个，都应当认为具备了逃逸的主观方面。笔者赞同这种观点。比如甲驾车将被害人撞成重伤后，及时报警，并把被害人尽快送到医院抢救并预付了医疗款，但是之后便一走了之，这种情况即行为人只有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观目的，并没有拒绝履行法定义务，同样认定为交通肇事逃逸。如果事故发生后，甲有能力将被害人送往医院抢救，但是拒绝履行，只是在现场等候处理，最终导致被害人伤情加重甚至死亡，这种情形也应认定为具备了逃逸的主观方面条件。

（二）逃逸行为的客观方面

1.逃逸行为的客观表现

有观点认为逃逸行为在客观上的表现，就是逃离现场，包括事实上的“逃离”和法律关系上的“逃离”。但笔者认为，将逃逸行为的客观表现仅局限于“逃离现场”欠妥当。基于上文对逃逸行为的主观方面的分析，逃避法律追究和拒绝履行应尽义务均属于逃逸的主观方面要素。从这两个主观要素出发，行为人的外在表现可分为三种：（1）肇事后直接逃离现场，包括事实上的“现场”和法律关系上的“现场”；（2）肇事后在现场等候处理，但拒绝履行确认和救助义务；（3）肇事后采取了抢救伤员、及时报警、保护现场等措施，但是之后为了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

2.逃逸行为的时间界定

笔者认为交通肇事后逃逸仅指现场逃逸，不包括事后逃逸。上文中笔者通过对1997年《刑法》关于交通肇事罪条文的修改以及《解释》中有关逃逸规定的分析，认识到刑法之所以要加重惩罚逃逸行为，在于需要行为人保护现场及救助伤员，而行为人却没有履行现场确认义务和救助义务。故刑法注重的是，逃逸对于交通肇事案件的现场完整性、人员财产的救助以及责任界定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而不是责任界定完之后或者刑罚执行过程中逃避法律惩罚给被被害人或者社会带来的影响。倘若认为逃逸包括事后逃逸，则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的逃离监所等行为也应当认定为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而不是脱逃罪，这明显是不合理的。同样，如果因为行为人不履行赔偿义务，在任何时候逃逸都可以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而加重处罚，这也于理不合。

三、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主体

逃逸行为的主体可以分为两种：一是正犯主体，即直接实施逃逸行为者；二是共犯主体，即指使、强令交通肇事驾驶人逃逸者。

（一）逃逸行为的正犯主体

首先，驾驶人成为逃逸行为的正犯主体，这是不存在争议的。其次，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或者机动车辆承包人也能成为逃逸行为的正犯主体。根据《解释》第7条：“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或者机动车辆承包人指使、强令他人违章驾驶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具有本解释第二条规定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这条规定表明了指使、强令者在一定情形下，可以成为交通肇事罪的正犯，那么如果他逃逸，则应当成为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的正犯，对逃逸行为承担加重处罚的刑事责任。同时，因为《解释》未将其他共同乘车人作为交通肇事罪主体之一，故其他共同乘车人不能成为逃逸行为的正犯主体。

（二）逃逸行为的共犯主体

《解释》第5条第2款：“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从该条文中可以看出，《解释》将指使者作为逃逸致人死亡时的交通肇事罪共犯。但是，笔者认为《解释》这样规定并不妥当：

1.从具有的共同故意的范围来看，指使者与驾驶者只是在“逃逸”范围内有共同故意，从共同行为的范围来看，是“逃逸”的共同行为。因此，此情形“共同犯罪”的范围也只能限于“逃逸”的共同犯罪。但是我国刑法并未对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设立单独的罪名和法定刑，所以无法成立共犯。

2.指使者致使肇事者逃逸的行为，实质上是一种教唆行为。肇事者由于过失导致了交通事故，如致人重伤，此时指使者与肇事者均明知被害人如不及时抢救，即会面临死亡的危险。而这时致使者仍教唆肇事者逃逸，对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持放任态度，无疑更靠近间接故意的心理。这种情形下，若将指使者认定为交通肇事罪共犯的话，与其事实上的故意心理实属不符。

3.从因果关系上看，按照正常的逻辑思维，在一般的共同犯罪中，如果存在教唆行为，应当是教唆行为在先，实行行为在后。指使者如要构成交通肇事罪共犯，则其指使、教唆行为理应发生在交通事故发生之前，而非事故发生之后。《解释》第5条第2款这样规定，有颠倒因果关系之嫌。

关于肇事逃逸的法律法规篇4

交通肇事罪属于行政犯或法定犯，即须先存在交通肇事的行政违法，才能再进一步确定此种行为是否存着追究犯罪的可能。交通肇事罪双重违法的特点，决定了我们必须重视道路交通安全法与刑法之间的关系，严格区分两部法律在法律术语、责任内涵上的不同意义，从而正确认定刑事责任。

一、逃逸的类型

逃逸，从汉语语义上讲有逃跑之意。交通事故中的逃逸，是指行为人（车辆驾驶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由于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是车辆驾驶人之间或车辆驾驶人与相对人之间的混合过错而发生，具有偶然性、复杂性，交通事故并非带来责任追究，因而，逃逸的情况也比较复杂。实践中有因驾驶人的过错导致交通事故发生，驾驶人欲逃避法律追究而逃逸的；也有因相对人的过错导致交通事故，驾驶人由于怕麻烦而逃逸的；还有因双方混合过错导致交通事故，驾驶人因惧怕承担法律责任而逃逸的，等等。为了准确理解交通肇事中的逃逸，有必要对交通事故发生后的逃逸行为从不同角度进行分类。

（一）法律性质角度的分类

从法律规定看，可以将逃逸分为行政法上的逃逸和刑法上的逃逸。所谓行政法上的逃逸，指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规定的、追究交通事故行政责任的逃逸。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共有三处涉及逃逸。其中，第71条规定：“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的，事故现场目击人员和其他知情人员应当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或者交通警察举报。举报属实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给予奖励。”第99条第（三）项规定，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对行为人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第101条规定，对于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外，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可见，除第71条外，行为人如果实施了其他两个条文规定的逃逸行为，应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

2004年4月30日颁布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92条第1款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责任。”此处规定的逃逸，尽管要求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其责任内容仍然应当理解为行政责任。

行政管理的价值，既要考虑安全，同时也要考虑效率，而且往往是效率优先的价值取向。因此，为了交通管理的效率，当一个交通事故发生后，法律赋予与交通事故相关的驾驶人保护现场、及时报警、救助伤员等义务，就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合理性。因为，行为人的逃逸，不仅使损失扩大或者使伤员因得不到救助而病情加重、甚至死亡，而且使交通管理部门难以判断交通事故的原因，造成交通纠纷解决的困难，尤其是作为受害人一方的赔偿问题得不到解决，从而引发更大的社会矛盾。不履行义务就应当承担法律上的责任。根据法律规定，交通管理机关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处罚种类包括：警告、罚款、暂扣或者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拘留。因此，对于逃逸行为，可以根据当事人过错大小给予行政处罚。

所谓刑法上的逃逸，即刑法或者最高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规定的、为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逃逸行为。我国刑法第133条在规定了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罪状后，同时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1月10日颁布的《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3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第5条规定：“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此外，《解释》第2条第2款还将逃逸行为作为定罪情节加以规定，即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构成交通肇事罪。

（二）定罪量刑角度的分类

从定罪量刑的角度看，刑法上的逃逸，包括定罪情节的逃逸和量刑情节的逃逸两种情况。前者指《解释》第2条第2款规定的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主要责任，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情况；后者指刑法第133条规定的“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和“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情况。

（三）逃逸内容角度的分类

从行为人逃逸的内容看，有（1）单纯逃逸，即对事故发生没有任何责任而离开现场的行为；（2）逃避法律责任的逃逸，负有事故责任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3）逃避救助义务的逃逸，即行为人的先行行为使被害人处于可能死亡的危险状态，行为人逃避（法律追究和）救助义务而逃离的行为；（4）制造新的具体危险的逃逸，即在已经造成事故的情况下，不履行停车、报警等义务，而是继续驾车逃跑从而造成新的交通事故的行为。

二、逃逸的性质及认定

（一）作为定罪情节的逃逸

关于肇事逃逸的法律法规篇5

论文关键词 交通事故 交通肇事罪 逃逸 致人死亡

一般来讲，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依法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其是一种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

一、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性质及其责任认定

（一）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性质

交通肇事事后逃逸行为性质的认定是把握该行为的关键所在，对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人主观恶意分析及责任认定有积极意义。通常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的性质被认为是不作为。认为行为人具有保护现场、救助伤员的义务，却不履行义务，选择逃逸，以致造成严重后果。然而在实践过程中，行为人不但违反了以上所述的各种义务，更重要的是其对行为存在主观恶意。有些情况下，尽管行为人实施了作为的手段，但同时也违反了一定的义务。因此，尽管逃逸行为在大部分情况下与不救行为是重合的，但在实际过程中，行为人即使尽了救助的义务但仍然会构成逃逸，例如将伤者送医院后逃逸的情况等。

分析逃逸行为的性质，应从是否有逃逸的实际行为来分析。这也是有法律依据的，根据《刑法》中的规定，交通肇事后发生逃逸行为主要有三种情况：其一，定罪情节的逃逸；其二，加重情节的逃逸；其三，致人死亡的逃逸。虽然三者在定罪量刑中的作用不同，内在含义也有差别，但逃逸的方式是共同的，都是积极采取措施去逃跑，无论动机如何，行为的性质均是作为。

（二）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责任认定

如前面所述，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是拥有主观故意的一种行为，对此认定就不能和普通交通肇事的行为一样定为过失犯罪，而是应该从严把握。我国《刑法》中的相关规定是责任认定的基本依据，但是还要在认定时结合具体情形来确定，笔者认为应该从行为人主观动机出发来说明：

1.履行救助义务，但逃避法律责任

例如，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将人撞倒受伤之后，立即拨打120急救后逃离案发现场，医护人员及时得将被害人送往医院急救。在此种情况之下，行为人虽然形成了逃逸行为，但是主观恶意不大。仅仅是因为想逃避责任，而现实中表现为急救伤者。因此对于此种情况，在认定责任的时后应该从宽发落。

2.逃逸后主动投案，但逃避救治伤者

有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之下，行为人不应该构成逃逸，原因在于行为人选择了主动投案。然而笔者认为此观点在实质上违背了我们立法的原本意愿。法律条文中之所以要规定逃逸行为是加重的情节，就是考虑到了要对受害人人身安全的保护。此类情况的逃逸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就是使伤者缺乏及时救助而死亡。因此这种情况造成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认定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由于其逃逸后自首行为的成立，按刑法来减轻处罚也是要考虑的。

3.逃避法律责任且逃避救治伤者

这种情况是在现实生活中最常见的现象，行为人在主观的意愿上基本上都是是这两者的结合。基于此种情形，当然要根据法律的规定，在一定的量刑范围内给予从重处罚。假如其结果是造成受害人的死亡，就是逃逸行为的再一次加重，形成了“因逃逸而致人死亡”。

4.躲避而非逃避责任

有时会发生这样一种情况，肇事者在现场会受到受害者亲属围攻，因害报复，暂时进行躲避，或将受害者送到医院抢救无效而死亡，害怕家属报复而暂时躲避，其后又主动到案。这种情况下的临时躲避要与逃逸进行区分，肇事者并未逃避抢救的义务和法律责任，因此不能以“交通肇事后逃逸”论处。

二、逃逸致人死亡的分析

（一）“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罪名性质分析

要清楚的认识一个问题，应该首先立足于该行为的本质。然而，因为对主观方面认识的不统一，使得对“逃逸致人死亡”的法律性质更是各种态度和说法，本人在此对几个主流的观点进行简要的分析：

1.结果加重犯说

根据《刑法》中规定的相关条文来看，试用结果加重情形的有两个条件：其一是基本行为和加重结果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认为致人死亡是行为人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的加重结果；其二是对加重结果的产生具有可预见性。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与一般的逃逸行为有很大的区别，这是因为交通事故导致人死亡的可能性和发生率是相当大的，是不容置疑的。因而，该种观点最直接最清楚的表明了立法的意图。

2.情节加重犯说

情节加重说这种观点可以通过在刑法规定的量刑梯度中寻找相关理论依据。通常会认为“逃逸致人死亡”是情节上加重的一种表现，是属于为逃避相关法律责任而逃跑的表现。它的行为和罪过都与其他罪行阶段一样，只不过是情节有所不同，因而采取了更重的定刑。其结果也属于一种情节，因而将“致人死亡”作为情节处理也是有依有据的。笔者在这里比较认同这一个观点，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此说法避免了加重结果的主观心理争论；二是支持了对认为“致人死亡”中的逃逸行为具有相对独立的特性。

（二）“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行为构成分析

按照《刑法》和《解释》中的条文规定，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发生逃逸行为而致人死亡的，判处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这是法律对这种情况采取的较高定刑。在司法实践过程中，认定“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构成时应该注意以下方面：

1.满足交通肇事后逃逸的构成要件

其一，必须要以交通肇事的行为发生为前提条件。其二，行为人必须在行为的发生后积极的采取逃逸。其三，行为人的逃逸有主观的意愿。

2.必须要符合“因逃逸致人死亡”做出的解释

这指的是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而选择逃跑，从而使得伤者因为得不到及时救助而导致死亡的情况。该规定是相当明确的，不能将该情形与其他混为一谈。

3.逃逸行为与被害人死亡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首先，被害人的死亡必须要是由交通事故肇事者的逃逸行为而造成。假如行为人在事后逃逸，但是被害人的死亡原因是由其他因素造成的，就不能定性为“因逃逸致人死亡”。其次，必须在行为人的逃逸行为在前发生，而被害人因为逃逸行为而致其死亡的结果在后发生，两者间存在先后的关系，这种情况就不能定性为因逃逸致人死亡，而要用其他的量刑幅度给予处罚。

（三）“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定罪分析

怎样理解“因逃逸致人死亡”情形定罪的相关问题，是分析该情形所要面临最重要的问题。其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因逃逸致人死亡”和其他罪名的区别；其二，“因逃逸致人死亡”情形的法律适用问题。

1.“因逃逸致人死亡”与间接故意杀人罪的区别

对于《解释》和《刑法》中对“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情形成为交通肇事罪的相关规定在学术理论界有很大的争议，这是因为它和间接故意杀人罪有一定的相似性。从主观方面来说，行为人对导致伤者死亡存在着间接故意，然而在有些情况下，行为人可能认为只会造成被害人受伤，在主观上应该是属于过于自信的过失范围。从客观方面来说，假如行为人构成了间接故意杀人罪，那么行为人对受害者人身危险进程处于排他性的支配状态，排除了他人对受害者进行救助的可能，受害者的人身安全完全依赖行为人的及时救助。然而“因逃逸致人死亡”并不能造成这种排他的状态，在大部分情况下，伤者是能够获得他人救助的可能性的。所以，“因逃逸致人死亡”和间接故意杀人罪是两个不同的罪名。

2.关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法律适用

对于《刑法》第133条和《解释》中第5条规定的具体适用，当前有很多的观点，存在很大的争议：

（1）只适用于交通肇事罪转化成故意犯罪。按照此观点，行为人在实施交通肇事后明知伤者有生命危险，但是行为人为逃避法律制裁而逃跑，导致伤者死亡以及交通肇事后行为人故意将身负重伤的被害人转移和抛弃，造成被害人死亡的，都应该定为交通肇事罪，判处7-15年的有期徒刑。这种观点不全面，因为在现实的交通肇事案件中，很多情况下肇事人都是在知道被害人已被重伤，急需救治，且行为人当时对被害人的生命具有排它性支配地位的情况下逃逸的。例如，行为人肇事后，将被害人带至荒野抛弃或移置路边草丛中，因移置行为排除了受害人被救助的可能，从而造成了排他性支配关系，然而，如果肇事地点本就发生在移置后相同或基本相同的环境中，使得分辨不出二者在形成对法益保护的排他性支配关系的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够按间接故意杀人罪处罚，要知道立法的原意实际上包含了这种情形，即从刑法规定中可以推定：当出现此种情形时，还是按交通肇事罪处理。

（2）既适用于交通肇事罪又适用于间接故意犯罪。这一规定既适用于交通肇事后逃跑，由过失而致人死亡的情形，也同样适用于由间接故意而致人死亡的情形，但是直接故意而致人死亡的情形不在此范围内。有学者认为，行为人肇事后逃逸而不能排除其对被害人死亡结果持有一种放任的态度，但这是属于肇事后的结果行为，主观上为逃避法律的追责，因而应该定性为交通肇事罪。假如行为人发生重大的交通事故，为了逃避法律责任，故意将伤员移弃而导致死亡的，应该属于杀人罪的规定进行定罪处罚。此种观点排除了故意杀人的情况，但是将间接故意而致人死亡的情况包涵了其中。

关于肇事逃逸的法律法规篇6

对“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理解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行为人在交通肇事以后，畏罪逃离现场，置他人生命于不顾，而致使受害人得不到及时抢救而死亡；二是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发生以后，为了毁灭罪证，在逃逸过程中将被害人移入到其他人无法察觉的地方，致使受害人丧失抢救机会而死亡的；三是行为人在交通肇事以后，在逃离现场的过程中，再次违反了交通管理法规，发生了第二次交通事故而致使第二次交通事故中的受害人死亡。从上述三种情形中受害人的死亡都是同交通肇事人的逃逸行为相关联，或者说是由于行为人的逃逸而产生了致人死亡的严重法律后果。那么，对刑法第133条中“因逃逸致人死亡”含义的理解是上述三种情形中的一种、两种还是三种呢？

为了正确理解刑法第133条中第三款的含义，探究清楚“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真实内涵，笔者试对上述三种情况进行简要分析理解。

一、“因逃逸致人死亡”是作为交通肇事罪的结果加重犯的情形而规定的。

行为人在交通肇事以后逃逸而使交通肇事的被害人死亡，这种情形符合刑法第133条的规定。从有关资料关于交通肇事的调查结果来看，有近50%的交通肇事司机在发生了交通事故以后，为了逃避法律的惩罚而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死亡，从而导致危害结果的进一步扩大。如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河南省张某交通肇事一案中，张某就是在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而致使被害人一死一伤，法院分别以交通肇事罪和故意伤害罪定罪量刑的。

二、“因逃逸致人死亡”也可能是构成故意杀人罪的要件。

行为人在交通肇事以后，主观心理态度容易发生变化，行为人为逃避刑事责任而毁灭罪证或逃逸，故意将受害人移至到十分隐蔽而难以发现的地方藏匿或在逃逸过程中又发生第二次交通事故以及采取其他方式逃避法律的制裁，致使受害人丧失被抢救的机会而死亡，这是一种消极的不作为故意杀人方式。这种情形的被害人死亡是由于行为人肇事逃逸的行为所致，但如果把这种情况理解为刑法第133条所规定的“因逃逸致人死亡”情形，则可能导致罪责刑不均衡。因为刑法第133条第三款所规定的法定刑在7年以上，而故意杀人犯罪的法定刑却远比此高得多。所以，应将“因逃逸致人死亡”构成故意杀人罪的情形排除在刑法第133条之外。如某市公安局司机张某在交通事故发生以后，为逃避法律的惩罚而故意把车灯熄灭逃逸导致又撞死一人，后被检察机关以交通肇事罪和间接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

三、“因逃逸致人死亡”也可能是交通肇事罪中同种数罪的情形。

行为人在肇事以后往往会畏罪潜逃，在逃逸过程中，为了实现其躲避之目的，往往会超速行驶或在熄灭车灯的情况下摸索前进，因而再次违反交通法规，发生交通事故致他人死亡，重新构成又一个完整的交通事故。此种情况是否也属于刑法第133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从现实发生的交通肇事案件来看，“因逃逸致人死亡”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确实有证据证明，被害人本来不至于死亡，却是因为肇事者逃逸未得到及时抢救而死亡；二是肇事者在逃逸过程中，再次发生交通肇事案件致人死亡的严重后果，这实际是行为人犯了两个以上的交通肇事罪，同种数罪，应依法从重处罚。另外，行为人在交通肇事以后采取不负责任的逃避行为，从其行为中表现出来的人身危害性和社会危害性是非常大的，应予从重处罚。在逃逸过程中又出现了其他致人死亡的加重后果，因此，“对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其法定刑应该高于两个单纯的交通肇事罪或一个交通肇事罪与一个过失杀人罪数罪并罚的情况。如北京某法院对司机刘某在交通肇事后逃逸又撞伤5人，撞死1人，被定为交通肇事罪并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关于肇事逃逸的法律法规篇7

随着人类发明汽车以来，因交通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逐年上升，已经成为除战争以外导致人员伤亡的最主要的原因。我们国家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社会经济的发展日新月异，交通运输业日益发达，为加快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不容忽视的是，由此带来的交通事故也越来越多，给国家、集体和公民的人身和财产权利造成了重大损失，尤其是有的驾驶员为了逃避责任，肇事后有的是逃离现场，致死伤者于不顾，造成伤员抢救不及时因延误治疗而死亡，并且给事故的认定以及责任追究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更有甚者，甚至将伤者抛弃于偏僻的地方任其死亡或者再将伤者碾轧致死，已经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新刑法将“肇事后逃逸”和“因逃逸致人死亡”作为普通肇事案件的两个情节加重的情形（有学者认为是结果加重犯）列入刑法条文，其目的就是通过立法的手段来防止上述两种情形的发生而达到保护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的目的。

下面，就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及如何正确的理解和把握“肇事后逃逸”和“因逃逸致人死亡”两种情形进行一下简单的探讨：

二、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

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一）犯罪主体

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即凡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构成。其中，本罪的主体可分为两大类：

1.交通运输人员：交通运输人员不仅仅包括在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等交通工具上的驾驶人员，而且还应当包括一切直接从事交通运输业务和保证交通运输的人员，比如（1）交通设备的操纵人员，如扳道员、巡道员、道口看守员等；（2）交通运输活动的直接领导、指挥人员，如船长、机长、领航员、调度员等；（3）交通运输安全的管理人员，如交通监理员、交通警察等，他们担负的职责同交通运输有直接关系，一旦不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都可能会造成重大交通事故。

2.非交通运输人员，如非司机违章开车在交通运输中发生重大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也构成交通肇事罪的主体。此外，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或者机动车辆承包人指使、强令他人违章驾驶造成重大交通事故的，上述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或者机动车辆承包人，也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

（二）犯罪客体

交通肇事罪侵犯的客体是交通运输的安全。交通运输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紧密相连，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就会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因此，其本质上是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

（三）犯罪的主观方面

交通肇事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过失，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这种过失是指行为人对自己的违章行为可能造成的后果而言。行为人在违反规章制度上有可能是明知的，如酒后开车、超载、超速等，但对自己的行为造成的后果应当预见而因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虽已遇见但轻信能够避免，以致造成了严重后果。

（四）犯罪的客观方面

交通肇事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在交通运输活动中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其中上述表现可分为四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1.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必须发生在交通运输的过程中。这是交通肇事罪的空间范围。如果事故发生在交通运输过程以外的空间内，比如仓库、车间、洗车房等地方正在进行的装卸、修理、洗车等过程中发生重大事故，则不能构成交通肇事罪。因为交通肇事罪虽然在客观危害结果上可表现为人员伤亡或公私财产的重大损失，但是交通肇事最是一种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其客体是危害社会的公共安全，而交通肇事行为要实际地危害公共安全，则它必须是发生在交通运输过程中或与正在进行的交通运输活动存在着关联，否则，作为肇事行为则无法危害公共安全不能构成交通肇事罪。①

2.行为人必须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

在交通运输中实施了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这是发生交通事故的原因，也是承担刑事责任的法律基础。所谓交通运输管理法规，是指保证交通运输正常进行和交通运输安全的规章制度，例如《机动车管理办法》、《城市交通规则》等，具体可表现为无证驾驶、酒后开车、航空驾驶人员故意不与地面联系等作为和不作为的行为。

3.必须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严重后果。这也是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必要条件之一。行为人虽然有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但是没有造成法定的严重后果的也不能构成交通肇事罪。

4.行为人的违章行为和造成的严重后果之间必须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如果违章行为和后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则不构成本罪。

三、关于“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的理解

所谓交通运输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为逃避法律追究或者由于恐惧心理，而逃离现场，置死、伤者于不顾的行为。由于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的往往给事故的认定造成不便，同时使伤者得不到及时的救助，有可能造成危害结果的进一步扩大，其主观恶性较普通肇事要大，因此刑法将交通肇事后逃逸作为一种加重处罚的情节，规定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由于交通运输后逃逸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当中属界于普通肇事罪和“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加重情节当中的情节，因此，对“交通运输后逃逸”的范围有必要加以严格的界定，以便和上述两种情节相区别。

笔者认为，“交通肇事后逃逸”的情节应当具备以下的条件：

（一）行为人的行为已构成了交通肇事罪。即行为人的行为已经符合了普通肇事罪的全部构成要件。行为人的违章行为已经造成了致人重伤、死亡或者

____________

①参见赵秉志主编：《刑法争议问题研究》（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0页

使公私财产遭受了重大的损失。这是对行为人的逃逸行为加重处罚的前提条件。发生轻微的肇事后逃逸的不能适用本条的规定。需要指出的是，为了和“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情节相区别，这里有必要对“交通肇事后逃逸”情节中所造成的客观危害结果加以限制，笔者认为，“交通肇事后逃逸”虽然有可能使危害的结果进一步的扩大，但必须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其中包括1.致人重伤的，伤者没有死亡，或者伤者的死亡与行为人的肇事后逃逸的行为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比如伤者在送往医院的过程中又发生其他的交通事故而死亡，或者在治疗的过程中因医生的过错而导致死亡的，或者有其他的因素介入，致使逃逸行为和伤者的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中断的。2.被害人当场死亡的，或者伤势特别严重，即使及时地抢救也不能挽回其生命的。

（二）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有明知的故意。即行为人明知发生了交通事故而故意逃逸的。这要根据案发当时的实际情况来分析判断，如果行为人不知道发生了交通事故而继续驾驶运输工具驶离现场的，则不能适用本情节处罚。如甲某驾驶两轮摩托车驮载其朋友乙某某(二人均喝酒过量)超速行驶时，因路上颠簸，乙某某从摩托车上跌落头部着地，致颅脑损伤而当场死亡。而当时甲某对此一无所知，仍然继续驾车狂奔，直至被人发现将其截获。本案中，甲某虽然离开了现场，但因其主观上对乙某某坠地身亡这一交通事故并不“明知”，故不宜认定其“交通肇事后逃逸”，只能认定其构成一般交通肇事罪。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明知”，是指行为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如果行为人“应当知道”自己的行为造成交通事故而装作不知道，逃离事故现场的，仍应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

（三）行为人的逃逸行为仅限于“逃离事故现场”

这是对逃逸行为的时间和空间所作的必要的限定，有的学者指出：实践中有的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虽然没有逃离现场(有的是不可能逃跑)，但是在将伤者送到医院后或在等待交通部门处理时畏罪逃跑，这种逃避法律追究的行为同样恶劣，也应当受到法律严惩。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 ②参见张军主编：《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刑事、行政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91页。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 条便采纳了这种意见，规定“交通肇事后逃逸”是指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而不仅限于“逃离事故现场”。也有学者认为，“交通肇事后逃逸”宜仅限于“逃离事故现场”，理由如1.从主观过错上看，交通肇事罪是一种过失犯罪，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并不深，因此，对其处理不宜过重，具体把握尺度也宜宽不宜。2.从客观行为表现看，那些肇事后没有立即逃跑的行为人，一般都当场实施了积极的救助行为，对救治被害人和挽回经济损失均起了一定作用，与那些肇事后即逃离事故现场，对被害人不闻不问的行为人相比，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3.由于《解释》对“交通肇事后逃逸”没有对逃离的时间和场所加以限定，则必然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只要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无论何时、何地逃跑，都应视为“交通肇事后逃逸”。这个结论显然站不住脚，而且和其他法律规定有所冲突。如司机江某驾车肇事，致李某重伤，江某立即打电话报案，并组织将李某送至医院抢救，终因李某伤势过重医治无效而死亡。公安

机关依法将案件立为刑事案件进行调查，并对江某取保候审。在调查过程中，江某因害怕被判入狱，逃至外地，后被公安机关抓获。若按照《解释》的规定，江某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到外地，当然是“交通肇事后逃逸”，应判处3 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从本案的实际情况看， 相信没有人会认为江某的行为属于“交通肇事后逃逸”，他只是一般的交通肇事犯罪。当然，江某在案发后畏罪逃跑，违反了我国《刑诉法》第56条关于取保候审期间的有关纪律规定，对于这种程序上的违法行为，只需责令江某具结悔过、重新交纳保证金、提出保证人或者监视居住、予以逮捕即可，在实体上最终只能以交通肇事罪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而不能以“交通肇事后逃逸”对其加重处罚。一种行为得出两种不同的判决结果，显然有悖于法律的统一性。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认为不能将“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范围做扩大的解释，就交通肇事罪而言，刑法保护的对象是公共安全和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刑法之所以将“交通肇事后逃逸”作为一种加重处罚的情节，是因为行为人的逃逸行为使危害结果有可能进一步的扩大，其有较大的主观恶性，如果行为人没有逃离现场，积极地抢救伤员和财产，那么他在自己的能力之内已经做出了防止危害结果进一步扩大的努力，就事故本身来说，和普通肇事没有质的区别，至于后来害怕被追究刑事责任而逃逸，其行为妨害的是司法制度的严肃性，对公共安全和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不会产生质的影响，如果将“交通肇事后逃逸”理解为任何时候逃避法律的追究都是逃逸的话，那么就可能出现即使行为人积极地抢救了伤员并提供了足够的医疗费用后，为逃避刑事责任而逃逸，后来被害人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对行为人也可以按“因逃逸致人死亡”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扩大理解，显然违背了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因此，笔者认为，“交通肇事后逃逸”应仅仅限于行为人逃逸现场的行为，不宜做扩大的解释。

（四）“肇事后逃逸”的目的是为了逃避法律的追究

现实中，行为人肇事后逃逸的情况很多，但逃逸的目的，有的是为了逃避法律的追究，而有的人是为了害怕被被害人的亲属围攻和殴打而逃逸，不能一概的认为逃离了现场就是“肇事后逃逸”，如果行为人为了害怕被围攻殴打而逃离现场，事后及时向事故处理部门报告并自愿接受处理的，不应当认定逃逸。但行为人处于上述原因逃离现场后，没有及时的报告事故处理部门并逃避法律追究的，应当认定其“交通肇事后逃逸”。

四、关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理解 刑法规定的“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行为人交通肇事后逃逸，被害人因其逃逸行为得不到及时救助而死亡的情形。由于行为人的行为导致了本来不必要死亡的被害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其主观恶性大，因此，刑法规定对“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要处以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在现实生活当中，行为人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的情形很复杂，在刑法学界也有着不同的认识，笔者认为，要正确把握“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内涵和外延，需要把握以下原则：

（一）行为人的逃逸行为在主观上应当是故意。即行为人主观上要有“明知”，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的行为发生了交通肇事而故意逃逸。

（二）行为人的逃逸行为和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之间有因果性，即被害人的死亡与肇事者的逃逸之间存在着刑法上的因果关系。③如果被害人的死亡结果超出了行为人制造的危险结果的范围，则行为人只能对普通肇事的结果承担责任，例如被害人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又发生其他事故而死亡或者有其他的因素介入而导致被害人死亡的。再如行为人为逃避追究而将被害人杀害后逃逸的，在这种情况下，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不是行为人制造的肇事危险行为引起的，而是行为人另外制造的危险内实现的，对行为人应当追究其交通肇事罪和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另外，根据因果关系先因后果的规则，“因逃逸致人死亡”应当是逃逸行为在先死亡结果在后。如果是行为人交通肇事当场致被害人死亡（或者被害人及时的得到救助也难免死亡的）而后逃逸的，则不属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情形。

（三）行为人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情形不仅指发生交通肇事逃逸致被害人死亡的情形，也包括第一次肇事后在逃逸过程中又发生交通肇事而导致其他被害人死亡的情形。

（四）行为人对自己的逃逸行为致被害人死亡主观上是一种过失的态度。在现实当中，行为人肇事后逃逸，其对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主观上有过失也有故意的情形，应当针对不同的情况加以具体的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比如行为人白天在城市或者人员较为密集的地区肇事后逃逸，被害人很有可能得到他人的救助而避免死亡，行为人对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具有轻信能够避免的过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被害人因无人救助或延误了治疗而死亡的对行为人可依照“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规定处罚，但如果事故发生在深夜又是人员车辆往来稀少的地区，行为人对于自己的逃逸行为可能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主观上应当是持有一种放任的态度，即具有间接的故意，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对自己先

前的肇事行为所引起的危险状态应当具有防止危险结果发生或扩大的作为义务，但他放任了危害结果的发生，是不作为的间接故意杀人，不适用“因逃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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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参见赵秉志主编：《疑难刑事问题司法对策》第七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108页。

致人死亡”的情形。有学者认为，只要行为人先行行为引起的不作为具有使死亡危险结果发生的现实危险性，就可以成立不作为故意杀人罪，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当这种现实危险性存在时，行为人对危险进程处于绝对地排他性支配关系之中，受害者的生命安全依赖肇事者的保护，排除了他人进行救护的可能性，而行为人又不予救护，导致受害人死亡，另一种是当这种现实危险性存在时，行为人对危险进程基本处于排他性支配关系之中。④笔者同意这种观点，因为在上述两种情况下，行为人对与逃逸行为可能引起被害人死亡的后果只能是一种明知而放任的故意。

根据以上的论述，笔者认为对于交通肇事后逃逸的不同情形应针对不同的情况做出不同的处理，具体如下：

1.行为人肇事后致被害人当场死亡后逃逸的，由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是行为人的肇事行为直接引起的，与行为人的逃逸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应当使用“肇事后逃逸”的规定处罚，不适用“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规定。

2.基于上述同样的理由，如果被害人在行为人逃逸后即刻死亡，或者在现有的医疗条件下即使及时的抢救也不可能挽回被害人生命的，也不适用“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规定。

3.行为人肇事后致被害人受伤，但并不具有使其死亡的现实危险性，行为人逃逸，被害人因的不到及时的救助而死亡的，应适用“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情况处罚。

4.行为人肇事后致被害人受伤，但并不具有使其死亡的现实危险性，行为人逃逸，被害人在被抢救的途中又发生其他原因死亡的，由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和行为人的逃逸行为之间因果关系中断，不适用“因逃逸致人死亡”，对行为人只能要求他承担普通肇事的责任。

5.行为人肇事后致被害人受伤，同时具有致其死亡的现实危险性，即排除或基本排除他人对被害人救助的可能性情况下，行为人逃逸的，应当以交通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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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参见赵秉志主编：《疑难刑事问题司法对策》第七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120页。

事罪和（间接）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

6.对于第一次肇事后逃跑过程中再次肇事而导致他人死亡的，有学者认为行为人主观罪过既可能是过失也可能是故意，认为交通肇事罪既可以由过失造

成也可能是故意，因而在这种情况下仍应以交通肇事罪定性。⑤笔者认为，交通肇事罪的主观过错只能是过失，如果行为人对被害人的死亡主观上存在故意所的话，则应当按其所侵犯的法律保护的客体来具体分析。第一次肇事后，行为人遵守了第一次违反的注意义务而忽略了其他注意义务导致再次发生交通肇

事致人死亡的应使用“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情形，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如行为人逃逸后，仍然实施相同的违章行为，再次发生交通肇事致人死亡的，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对于先前的注意义务明知故犯，主观上对事故的发生是故意的，应当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罚。

五、结 语

现实生活中，交通肇事发生的情况是复杂的，我们在认定交通肇事罪不同的情节时，要紧紧围绕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分析和把握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以及其行为所侵犯的客体，严格区别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及一罪和数罪，从而达到罪刑相适应，正确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防止重罪轻判或轻罪重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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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参见侯国云著：《过失犯罪论》，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版。第381-382页。

主要参考资料

1.赵秉志主编：《刑法争议问题研究》（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侯国云著：《过失犯罪论》，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版。

3.赵秉志主编：《疑难刑事问题司法对策》第七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

4.周道鸾、张军主编《刑法罪名精释》，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版。

5.张明楷著：《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586页。

6.肖中华著：《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关于肇事逃逸的法律法规篇8

对于新增加的第三个罪刑阶段即“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理论界与实践界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其主要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逃逸致人死亡”的行为内容，第二，“逃逸致人死亡”的罪过形式，第三，是对“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定罪量刑是否要以逃逸行为之前的交通肇事行为构成犯罪为必要前提，第四，是“新刑法对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规定是否符合交通肇事罪的结果加重犯的情况。下面笔者将对以上问题作出详细论述。

一 逃逸致人死亡的行为内容

关于“逃逸致人死亡”的行为内容，学界主要有四种观点：其一，认为属于逃避法律责任而逃跑的罪后表现，其行为与罪过均与前两个罪刑阶段相同，只是情节不同，因而规定了更重的法定刑，属于情节加重犯 ；其二，认为是行为人违章肇事后，为逃避罪责，急于逃窜，致使被害人得不到及时抢救而死亡 ；其三，认为主要包括两种情况，第一、行为人违章肇事后，为逃避罪责，急于逃窜，致使被害人得不到及时抢救而死亡，第二、行为人肇事后，遵守了第一次违反的注意义务，但疏忽了其他的注意义务，而这一疏忽造成了第二次肇事，致使前次肇事受害者之外的其他人死亡。其四，“因逃逸致人死亡”因仅限于过失致人死亡，即事实上发生了二次交通肇事：已经发生交通事故后，行为人在逃逸过程中又发生交通事故，致使第二次交通事故中被害人死亡。

笔者认为，对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理解应当首先从立法意图和立法技术层面来考虑。

首先，刑法增设的这一条款反映了当时的司法实践同犯罪作斗争的实际需要。从司法实践有关交通肇事罪的调查结果显示来看，几近50%的肇事司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罪责而逃逸，使被害人因此得不到及时治疗而死亡，导致了危害结果的进一步扩大，也给公安交警部门的侦查工作带来了相当的难度。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不仅腐化了社会善良的风俗，而且直接造成了不必要的更大的损失，为了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此类状况的发生，立法者认为有必要对于逃逸的行为人予以加重处罚，并基于此，在交通肇事罪中增设了“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第三个罪刑阶段。所以从立法者的本意来看，逃逸致人死亡应该是指那些肇事者因为害怕承担罪责，而驾车逃窜，以致被害人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死亡的情形。

其次，从立法技术上看，交通肇事罪共分为三个罪刑阶段，其一、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其二、交通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三、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三个罪刑阶段分别以以分号相隔，法定刑的立法模式也是衔接型中的由轻到重的递进方式。可见立法者认为这三个罪刑阶段的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由轻到重。　同时这三个罪刑阶段中两次出现“逃逸”，其中，第二个罪刑阶段要求交通肇事后逃逸，在司法解释中将其进一步明确为逃逸之前的肇事行为已经构成交通肇事罪 ，并且侧重点在于强调肇事后逃逸这一行为，以之作为加重法定刑的情节。而第三罪刑阶段中的逃逸并未要求“交通肇事后”，司法解释也只将其具体为“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也没有明确这里的“逃逸致人死亡”是否要求其之前的行为已经构成交通肇事罪。对此，我们既可以理解为这有可能是基于立法力求文字简洁的考虑，而默认了此中的逃逸要求有交通肇事罪为前提，也可以认为立法者认为此处是否要求前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并不重要，因为此处的侧重点在于逃逸这一行为导致的被害人死亡这样一种严重的后果，也就是说，因为有了这样一种严重的后果，才有必要将对逃逸这样行为的处罚法定刑提到更高的档次。

我们进一步分析逃逸致人死亡的内涵和外延。单从文义理解，这里的逃逸致人死亡实质上包含了以下构成要件，1、行为人交通肇事在先，至于行为是否严重到构成交通肇事罪我们稍后在具体论述，2、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没有依据法律规定，立即停车，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和财产，反而为逃避罪责，驾车逃逸，3、行为人的逃逸与被害人的死亡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至于此处的被害人究竟是仅限于一次肇事后因得不到及时救助而死亡的被害人，还是逃逸过程中所谓的二次肇事的被害人暂且不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单从法律本身的文字表面并不排斥二次肇事的可能。这里如果第一次肇事行为已经构成交通肇事罪，那么这里的二次肇事实际上就是同种数罪的情形。关于同种数罪是否进行并罚，法律并无明文规定，但一般认为，同种数罪并罚的几率要小于异种数罪，在相同的法律条件下，异种数罪必须并罚，而同种数罪则无需并罚。

律上对于同种数罪往往是作为同一法定刑刑度内从重量刑的情节之一，例如盗窃罪等等，或者是作为在加重法定刑刑度内进行处罚的量刑情节，例如抢劫罪，强奸罪等等。但是对于主观罪过为过失的交通肇事罪是否有必要将二次肇事犯罪作为在7年以上这个法定刑刑度内处罚的量刑情节，笔者认为，没有这个必要。综观刑法分则诸罪名，即便是故意犯罪例如盗窃罪的同种数罪即多次盗窃也只是与一次盗窃犯罪处在同一法定刑阶段，只有象抢劫、强奸这样的主观恶性极大，社会危害性极其严重的犯罪，才将同种数罪作为加重法定刑的情节处理。而交通肇事罪本身是过失犯罪，在逃逸过程中二次肇事致人死亡也是过失犯罪，行为人主观上都是单纯的过失，而且，虽然交通肇事行为可能造成的财产损失和人身伤亡，但是这种过失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并不比一般的海上、航空交通事故以及重大工程事故、消防事故犯罪的危害性更高。所以将交通肇事罪作为这方面的一个特殊的立法例笔者认为没有这个必要。至于，如果二次肇事的前一个肇事行为不构成交通肇事罪，这里存在的其实就是一个犯罪。仅仅因为行为人在逃逸过程中第二次肇事致人死亡，就将法定刑提高到7年以上有期徒刑，就更加有违罪刑相当的基本原则。按照司法解释，交通肇事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人以上负事故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死亡二人以上或者重伤五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主要责任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因为行为人在逃逸过程中交通肇事导致一个人死亡，其主观恶性并不比一次肇事犯罪重，而其社会危害性也没有前两种情形严重，仅仅因为这一肇事犯罪是发生在逃逸过程中，就可以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对于当事人显然有失公平，也严重违背了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况且，新的司法解释也将“因逃逸致人死亡”界定在行为人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所以无论从法学理论还是从法律规定都否定了“逃逸致人死亡”包含二次肇事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这里的“人”仅仅是指第一次交通肇事中的受害人。

二 逃逸致人死亡的罪过形式

在排除了二次肇事的情形之后，我们再来讨论一次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的主观罪过。对此，刑法学界也一直有争论。第一、认为这只适用于交通肇事罪转化而立的故意犯罪。“逃逸致人死亡”的罪过形式仅限于故意。第二、认为这一规定既适用于行为人交通肇事后逃跑，因过失致人死亡的情况，也适用于因间接故意致人死亡的情形，但不包括直接故意致人死亡。所以“逃逸致人死亡”包括过失和间接故意。第三、认为这一规定只适用于行为人交通肇事后逃跑因而过失致人死亡的情形，不包括因故意致人死亡的情况。

我们认为，这里的罪过形式是针对逃逸后致人死亡的后果而言，因为犯罪人对于逃逸的行为只能是故意。所以，“因逃逸致人死亡”应该严格限制在主观罪过为过失的范围内。因为刑法第133条是交通肇事罪，而交通肇事罪本身是过失犯罪，这是毋庸置疑的。如果将逃逸致人死亡的罪过形式允许间接故意或者直接故意，又贯在交通肇事罪的罪名之下，那么整个交通肇事罪的性质将发生根本变化。另外，如果逃逸致人死亡的主观罪过是直接故意或者间接故意，比如交通肇事后致人伤害，行为人明知如果驾车逃逸会造成被害人死亡的严重后果，但因为害怕承担责任，只求尽快脱离现场，放任被害人的死亡，或者希望被害人死亡以便没有人可以指证他的肇事行为，或者将被害人转移、丢弃至偏僻之处使之无法被人发现救助，导致被害人的死亡，这里行为人在因为其交通肇事行为，而在法律上有救助义务的前提下，主观上希望或者放任被害人的死亡，客观上实施了逃逸或者转移被害人后逃逸的行为，侵害了被害人的生命安全权利已经完全符合故意杀人罪的四个构成要件，理应按照故意杀人罪来论处行为人的逃逸行为，而不是将之归在交通肇事罪中。否则，就完全违背了立法者的立法愿意，因为立法本身是为了加重对逃逸行为的处罚，但是，在新增加第三罪刑阶段之前，此种逃逸行为是按照故意杀人罪和交通肇事罪数罪并罚，或者重罪吸收轻罪原则处罚，法定最高刑可以达到死刑，但是在加重对逃逸行为处罚的立法意图指导下，将此种情况加入第三罪刑阶段，反而使得法定最高刑减至15年。

最近，媒体和公众对于交通肇事后在逃逸的过程中将人拖挂致死的定罪量刑多有异议。如郑州的张金柱案，甘肃省的胡小聪酒后驾车致人死亡事后逃逸一案等往往是传媒的煽情炒作激起民愤，共同形成对审判的压力，造成司法上的一度混乱。对于交通肇事后拖挂被害人逃跑致人死亡的行为是否属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题中之义。笔者认为，不可一概而论。例如，陈某驾驶小型客车，由于注意力不集中，与前方骑自行车同向行驶的杨某发生碰撞，杨当即被弹到了小客车左侧的挡风玻璃上。由于采取措施不及时，在杨被卷进车底挂住并被拖行20多米后，被告人陈某才将车刹停。陈下车见到杨在车底，且有路旁群众要求抢救伤者并准备报警时，便立即启动客车逃离现场，致使杨某又被拖行5米多后才落到路面。杨随后即被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于当日上午9时许死亡。经法医鉴定，杨某全身多处擦伤，系受钝性暴力作用致严重颅脑损伤死亡。对于本案，陈某交通肇事在先，并且发现被害人被挂在车底后，在有路人要求报警和抢救伤者的情形下，不采取任何抢救伤者的措施，也不管被害人是否会发生更大的危险，毅然驾车逃离现场的。陈某的客观行为已经可以表明其对于被害人对被害人的死亡持听之任之的放任态度，已经符合间接故意杀人的犯罪构成。显然，不能放在133条“因逃逸致人死亡”中理解。而在郑州张金柱一案中，有记载表明张下车后醉醺醺的问了一句：“啊，撞到人了吗？”这至少表明当时，张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对于撞到人尚且狐疑，至于车下拖挂有人就更加没有认识，因此无法判断其有间接故意杀人或者故意伤害的主观内容，此案其实应当适用“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法律规定。

三 逃逸致人死亡的构成前提

在确定了“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文义解释之后，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第三个罪刑阶段是否要求前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为前提。对此学界存在三种观点，一种认为不能否认存在交通肇事致人轻伤，而由于肇事环境特殊或者被害人自身的病理原因，致使其因为行为人为逃避罪责驾车逃逸而得不到及时救助而死亡的情况，并以此为由主张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并不重要。也有学者主张这一罪刑阶段实际上是以逃逸的形式完成了一个不作为的犯罪，而因为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中的先行行为不应该有犯罪行为的，主张其前行为不能构成交通肇事罪。

另外，有学者坚持认为，“因逃逸致人死亡”，必须要以其前行为构成犯罪为前提，否则违反了刑法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 .

首先，对于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肇事，致人伤害，但还没达到犯罪的程度，行为人只要履行法定义务就可以完全避免被害人死亡后果的发生，甚至被害人连重伤的程度都达不到，行为人也不必为肇事行为负刑事责任；然而，只因为行为人害怕承担法律责任，而置被害人的生命安全于不顾，致使本来不会发生的损失成为现实。我们当然承认，现实中，确实会存在这种可能性，比如，案件发生在深夜，路远人稀的地方，或者被害人本身有其他病症，虽然只是被撞成轻伤，但由此引发其他病症，因为得不到救治而造成重伤或死亡。对于前者，虽然行为人自己可以否认当时并没有离弃被害人的故意，但是基于当时当地的特殊情况，正常人都应当预见到其逃逸行为可能会导致被害人的死亡，可行为人仍然采取了逃逸行为，完全可以推定行为人对于被害人的死亡是持放任态度，所以这种情况应以间接故意杀人来对待。对于后者，被害人的轻伤会引发其他病症，导致死亡，完全超出了行为人的预见能力，不符合过失的两种情况，行为人的前行为并没有构成犯罪，其对于被害人的死亡后果不应该承担责任。所以，上述第一种观点不能成立。

其次，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通说有三种，即法律规定，职业或职务要求，先行行为。不能否认，此处以逃逸形式完成的不作为犯罪是因为存在之前的交通肇事致人伤害的这一先行行为，但是同时根据1991年国务院颁布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7条规定：“发生交通事故的车辆必须立即停车，当事人必须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和财产 （必须移动时应当标明位置），并迅速报告公安机关或者执勤的交通警察，听候处理；过往车辆驾驶人员和行人应当予以协助。”也就是说，抢救伤者和财产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所以这里的作为义务来源是先行行为和法律规定竞合的情况。理应优先适用法律规定。所以从先行行为不应该包括犯罪行为这一角度论述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是难以成立的。

我们同意第三种观点，即“交通肇事因逃逸致人死亡”必须要以其前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为前提。首先，尽管刑法典本身和司法解释并没有对于这一问题给出明确答案，但是，基于一般的立法原理，三个罪刑阶段的行为内容和处罚都是以递进的方式排列的，既然第二个罪刑阶段的逃逸要求以前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为前提，那么第三个罪刑阶段要求前行为成立犯罪也是不言自明的。其次，根据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交通肇事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或者死亡三人以上，负事故同等责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而如果交通肇事只是致人轻伤，逃逸本身并不会引发被害人死亡的后果，而行为人因为害怕被害人纠缠不休所以驾车逃逸，只是因为其他因素的介入，与逃逸行为一起共同导致了被害人的死亡，也就是说仅当逃逸这一不作为是被害人死亡的部分原因而且是过失的状态，就要处以行为人7年以上的刑罚，这显然有违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

所以笔者认为，在刑法典和司法解释都没有明确限定交通肇事因逃逸致人死亡需要以构成交通肇事罪为前提的情况下，司法更不能轻易扩大刑事责任的范围，对逃逸致人死亡的定罪量刑严格控制在前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前提下为宜。

四 因逃逸致人死亡是否属于结果加重犯

关于交通肇事罪中“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规定究竟是属于结果加重犯还是情节加重犯，笔者认为应当首先从结果加重犯和情节加重犯的法定构成来看。

所谓结果加重犯，通说认为，是指法律特别规定的，实施某种犯罪行为而发生基本犯罪之外的重结果，对此应当依照基本犯罪定罪，但须加重其法定刑的犯罪。

就现行刑法理论而言，一般承认结果加重犯有三种基本的构成模式，其一、基本犯罪是故意，对于加重结果是过失；其二、基本犯罪是故意，对于加重结果是故意；其三、基本犯罪是过失，对于加重结果是故意。交通肇事罪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构成模式是属于基本犯罪是过失，而加重结果也是过失的情况，并不符合上述任意一种模式。当然也有学者认为结果加重犯也应当包括基本犯罪是过失，对于加重结果也是过失的情形。这样，交通肇事因逃逸致人死亡就可以归结为结果加重犯的范畴。

但是，我们认为，这里的问题并非是扩展结果加重犯的理论范畴这么简单的。因为结果加重犯，要求存在一个基本的犯罪行为（其主观方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基于这一基本犯罪行为发生了超出基本犯罪构成的严重后果。也就是说，这一严重后果与该基本犯罪行为有着高度相关的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交通肇事罪中的第三个罪刑阶段，则是在基本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后，行为人由于存在法定的作为义务，而以逃逸的形式不履行法定义务，尽管，前行为对被害人的死亡难辞其咎，但逃逸的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这里，构成模式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因为逃逸的介入，使得犯罪进入了法定交通肇事罪的第二个阶段，而这一阶段是通过逃逸来违反法定义务直接造成了被害人的死亡这一完整的犯罪形式形成的，法律通过明文规定将这种过失致人死亡的情形规定在交通肇事罪的更高法定刑中，而不以交通肇事罪和过失致人死亡罪数罪并罚。也就是说，作为与不作为都是行为，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是在交通肇事后新加入的一个行为，并且这个新的行为在前一行为的基础上直接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后果。这与结果加重犯通过一个行为，不仅满足了基本犯罪构成要件的要求，而且还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

而情节加重犯实际上就是法律中规定对于特殊严重的情节另行适用更重的法定刑。情节加重犯是相对于结果加重犯而言的。

综观中国的刑法典，不难发现，所谓情节加重犯，一般是对于在法定的基本犯罪构成之外，出现特殊的犯罪工具、犯罪方法、犯罪地点、犯罪对象等情节时而予以适用更高的法定刑。对于交通肇事罪的第二个罪刑阶段，亦即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我们可以肯定逃逸这种罪后表现是交通肇事罪的加重情节。但是对于第三个罪刑阶段，逃逸致人死亡就不能认为其是罪后表现，因为这里存在了新的行为和新的行为造成的新的后果，这一罪刑阶段是可以单独成立一个罪名的，只不过法律将其规定在交通肇事罪的罪名之下，其与一般的情节加重犯存在着本质的不同。

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