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金融监管的建议范文

对金融监管的建议篇1

［关键词］金融监管;分业监管;混业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35-0036-01

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金融体系具有天然的脆弱性,金融风险的积累很容易诱发金融问题。自从我国加入了世贸组织后,我国的金融行业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与国际金融的发展紧密相连,在此环境下,我国应尽快改革与完善金融监管体制,对于确保我国金融业的安全性、效率性和高效性有着重要的意义。

1 我国当前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各金融监管机构根据不同的授权,实行分业监管,维护金融业的合法、稳健运行。在我国目前的政体安排与现实国情条件下,这种“金融消费者（存款人、投资者、投保人等）―中央银行（国务院）―监管机构（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委托链条设计,能充分保证监管者独立行使监管职能,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保护广大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的发展,我国金融监管体系中存在的问题也日益凸显,主要包括：

1.1 金融监管存在“真空”

机构设置的监管“真空”。在目前的分业监管格局下,人民银行有自上而下系统的机构组织,而证券业和保险业由于是从人民银行分离出来的,监管机构只设到省级,对省以下的金融业态缺乏有力的监管,而人民银行又无权或无法行使监管。如果证监会和保监会将监管的分支机构设到县市又缺乏规模经济,监管成本过大。组织体系的监管“真空”。我国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还不健全,“一行三会”虽各有分工、各有工作侧重,但是相互之间仍存在职责不清、相互扯皮的问题,我国的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的混业经营趋势正逐步加强,原有的以机构类型确定监管对象的监管模式难以发挥作用,进而出现金融监管“真空”,从而降低了整个金融监管的效率。金融监管范围存在“真空”。随着计算机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电子商务的兴起,网络银行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并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在此情况下,我国商业银行纷纷涉足网上银行业务,但这种发展是在相关法律法规几乎空白的情况下进行的。英国FSA副主席福特曾说,未来金融领域的一大风险将来自网络,假如监管不到位,几年后很可能出问题。

1.2 金融监管方式存在缺陷

在市场经济下,金融监管的方式大致有三种：即金融当局的外部监管、金融机构的自我治理以及社会监督。然而,目前我国金融监管的方式较为单一,主要是外部监管,自我治理虽有,但自我约束、自我治理机制不完善；行业自律组织很少,而且还没有发挥大的作用。会计师、审计师事务所等社会监督机构对金融业只是偶然进行检查,没有形成制度,存在着严重的体制缺陷。

1.3 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不完善

我国长期以来一直依赖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法律手段极其薄弱,虽然自1993年开始逐步颁布了一系列金融监管法律,初步形成了金融监管法律框架,但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仍存在诸多不足。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是由两个基本法律――《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以及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银行管理章程三部分组成,然而有些法律与两大基本法律有着重叠或者冲突之处,基本法律的部分法条由于未能及时修改而无法满足当今金融监管的需要。一些重要领域仍然处于法律真空状态。

1.4 金融监管机构人员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

在金融监管工作中,无论是对金融机构的审批,还是对金融风险的分析、识别、判定、化解,都需要从事金融监管的人员有较为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尤其是在当前金融全球化步伐不断加快、金融创新层出不穷、网络银行迅猛发展的前景下,要想实现监管目标,必然要对金融监管人员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但是,金融监管当局的许多现有监管人员的知识水平、知识结构与金融监管目标的高标准和监管任务的艰巨性相比,仍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2 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制度设计

2.1 建立有效合理的金融监管体系

出现上述金融监管“真空”的问题根本原因还是由于我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已严重滞后于国际发展与实际需要。随着金融全球化、经济一体化和金融业混业经营的趋势不断深化,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在金融监管体制上不断做出相应调整,我国也应该采取逐步走向混业经营、混业监管的模式。我国的监管体系有必要从过去强调针对机构进行监管的模式向功能监管模式过渡,即对各类金融机构的同类型的业务进行统一监管和统一标准的监管,以减少监管的真空和盲区。

2.2 完善金融监管方式

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制度,是防范金融风险与危机的根本性制度,是金融机构稳健经营的前提。金融监管当局的外部监管手段只是作为金融机构内控不足的补充,控制风险的根本措施还要靠内控制度。加强金融机构行业自律治理。金融行业自律,是金融业自我治理、自我规范、自我约束的一种民间治理方式。它可以提高行业内部的治理,有效地避免各主体之间的不正当竞争,与官方金融监管机构一起来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安全。强化社会独立审计体系和其他社会监督的作用。由于金融监管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很难完全由监管当局自身承担,所以应该加强纪检、审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机构对金融机构的社会性监管,增强金融机构在资金营运、财务治理、业务开展和信用评级等方面的透明度,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和质量。

2.3 建立和完善金融监管的法规体系

①尽快完善主体法律。首先要整理和完善《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金融法规。其次进一步加紧其他金融法规的建设,如《金融机构破产法》、《金融机构兼并收购管理办法》等,从而为制度化、规范化的监管提供法律基础。②制定有关法律的实施细则。对于履行监管职能的主体来说,需要一套较为完整的并与有关法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也要对原颁布的有关法规、制度进行清理,对不适应的条款进行废除或修订。③严格金融执法,建立有效的市场惩戒机制。长期的人治金融,造成了金融主体法治意识的淡漠,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执法不严、监督不力。

2.4 不断提高监管人员素质

我们必须采取一切措施,使我们的监管人员能够不断扩大知识面,同时还要严格约束监管人员的行为,防止,树立清正廉洁、秉公办事的形象和作风。具体可采取如下措施：

①对现有人员加强培训。通过培训,优化现有监管人员的知识结构,使之逐渐符合现代金融监管的需要；②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从商业银行和其他部门引进高素质的专门人才,充实到金融监管的队伍中,促进监管人员监管水平的提高,达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目的；③切实履行《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责任制》（暂行）,努力做到监管行为的客观、公正,监管人员尽职尽责。

参考文献：

［1］刘毅.金融监管问题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2］孟艳.我国银行监管的制度变迁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7（3）.

对金融监管的建议篇2

论文关键词 欧盟 监管团 跨境金融机构

欧盟作为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的经济体,在对跨境金融机构监管方面的进展,突出体现在建立和完善以规则为基础的监管合作与协调上,其中包括对监管团(Supervisory College)制度的推进,即以金融机构母国监管者为主导者,联合其他东道国监管机构共同进行监管,以增强监管机构间的信息共享与交流,促进跨境金融监管协调的有效性。

一、欧盟新金融监管架构中的监管团制度

金融危机使欧盟金融稳定架构经历了严峻考验,同时意识到宏、微观金融审慎监管的有效配合,才能有效地维护欧盟的金融稳定。在《拉罗西埃尔报告》的基础上,欧盟委员会在2009年5月27日了名为《关于欧盟金融监管》的通报(Communication),邀请有关各方对该通报拟进行的金融规制与监管改革发表意见和评论。该通报主要提出改革欧盟金融监管架构的两大系统:一个是建立欧盟系统风险委员会ESRC),另一个是建立欧洲金融监管系统(ESFS)。五月通报(The Five Communication)指出监管团是监管体制的关键所在,因为它们将确保东道国与母国之间均衡的信息交流。

2009年6月19日,欧盟理事会通过了《德拉鲁西埃报告》(de Larosie Report) 提出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2010年9月22日,欧洲议会通过了以此报告为基础形成的金融改革法案。自此,欧盟建立了泛欧金融监管体系,该体系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考量。从宏观层面上而言,成立了由各国中央银行行长组成的欧洲系统性风险管理委员会(ESRB),其是依据欧共体条约第95条建立的一个全新且独立的机构,主要负责对欧盟的金融体系进行宏观审慎监管,其涉及到整个欧洲市场可能出现的系统性风险。从微观层面层面而言,成立了由各成员国监管部门代表组成的3个监管局,即升级危机前金融监管体系中的欧洲银行监管委员会(EBC)、欧洲保险和职业年金监管委员会(EIOPC)、欧洲证券监管委员会(ESC),成立欧盟银行监管当局(总部设在英国伦敦)、欧盟证券市场监管当局(总部设在法国巴黎)、欧盟保险及职业年金监管当局(总部设在德国法兰克福),负责对欧洲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进行区别化监管。这就从监管环境及体制上为联合监管体制铺平了道路。

对于监管团制度,《德拉鲁西埃报告》(de Larosie Report)建议应该在所有主要的跨境机构建立监管团。《报告》指出,应该即刻改变监管团建立相对有限的局面,到2009年底,应该在欧盟境内的所有主要跨境机构建立由母国及东道国监管部门代表组成的监管团。欧盟第三层级委员会(the Level 3 Committees)都应参与到协调监管机制中来,即确定监管团的行为和定位监管团的功能,并且其自身应参与到监管团中进行相应协调。显然,CEBS的权限得到了强化,其在监管方面具有更多的专有权力,且扩大了CRD所规定的有关监管团的相应任务。

二、欧盟对监管团制度的进一步推进

2009年1月,欧洲银行业监督委员会(“CEBS”)更新了两部2007年颁布的关于监管团实施指引的文件,在执行方面更加细节化。欧盟委员会在提供巴塞尔新资本协议(BaselII)建议时指出,监管团的建立将有利于加强东道国和母国之间的合作。欧盟于2009年2月金融监理改革报告(Thede Larosie Group report),其中指出在针对跨境金融机构监管的工具中,监管团应该作为首要选择。同时,在其第18条建议中指出,监管团应该运用于所有主要的跨境金融机构,并建议这些机构于2009年底在欧盟境内全部设置监管团。2009年1月,欧盟委员会作出一个决定,即进一步加强银行监管委员会在重构CEBS方面的监管合作作用。决定还要求委员会应该“在有关立法的具体规定或在监管当局的要求下,各监管当局之间应该进行协调或者便于相互间的协调。据此,CEBS具有对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权。而在此之前,监管团成员达成一致就可以做出所有决定,除了协调和相互合作之外,没有任何机制用于化解冲突。至少对欧盟境内的监管当局而言,2009年的决定允许CEBS来协调这些争议。该决定还特别要求CEBS致力于确保监管团的有效和持续的运作,特别是通过设定监管团的运作指南,监测不同监管团的行动的一致性和分享最佳的监管方式。如今,CEBS享有确保监管团适用欧盟法的权力,对金融机构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并且确保跨境银行受到由不是成员组成的监管团的持续监管。

监管团是金融监管当局之间用于合作与协调的永久论坛,其将有协议,以描述金融机构行为之间合作。对于银行集团,正如在修改的资本要求指令(CRD)中所定义的,应该启动合作进程。在运用监管团对跨境金融机构进行协调监管方面,修改的资本要求指令(CRD)和偿付能力监管标准起到了引领作用。根据CRD修订版的规定,需要集中监管当局的力量以建立监管团。据此,监管团能够交流关于金融机构的信息、主动执行监管任务、共同承担责任并且对所负的金融机构推动监管审查项目。监管团的成员都来自于成员国的监管当局,该国系金融机构的分公司或重要分支机构的所在地。对于重要分支机构的所在国,其按先前的规定是没有资格成为监管团的成员的。力量集中的监管者(theConsolidatingSupervisor)成为监管团的主席,其选择参与的监管团成员、向EBA告知监管团的行动以及遵循任何保密协议的约束。

根据CRD修订版的规定,EBA应该密切关注监管团的运行,其能参与到监管团的行动之中,包括进行现场检查。CRD第21条第2款列举了EBA应履行的与监管团相关的具体任务。例如,EBA应该收集有效运行监管团的所有必须的相关信息,并且在欧盟范围内对金融机构进行压力测试;EBA可要求监管团进行深入的研究,其可要求力量集中的监管当局预先安排监管团会议,并且能够对监管团的议事日程提出附加要求。EBA可使与监管团相关的技术标准生效。另外,EBA可起到法定的约束性协调作用,以解决有关监管当局的争议。

对金融监管的建议篇3

摘 要 由于缺乏有效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导致各监管机构之间，以及与中国人民银行之间的摩擦日益明显。目前金融学界已从金融学的角度提出对策建议，但是法学界却鲜有研究。因此，本文从经济法的角度出发，在借鉴发达国家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方面的优秀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完善我国金融监管协调的法律体系和工作机制以及建立健全我国金融监管协调主体来建立我国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提高监管效率，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 金融监管 协调机制 金融安全

我国金融监管的现状及监管模式决定了金融监管的协调既有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又有各监管机构与中国人民银行之间就有关金融稳定及金融改革方面的合作。协调合作所涉及的部门较多，需要合作的领域广，难度大。因此必须在完善金融监管协调的法律体系基础上，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当局来协调各监管机构之间的关系，形成金融监管信息的共享机制。

一、完善我国金融监管协调的法律体系

（一）健全金融监管协调的法规，为金融监管协调机构提供法律依据

通过立法或在《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增补相应条款，确定全国性金融机构检查委员会的权利和职责，进一步明确各监管机构的职责范围。尤其是对近年来不断涌现的金融创新和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要协调合作，实施统一监管。虽然金融控股公司只是混业经营的雏形，但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给分业监管带来了挑战，如果不能协调好这类公司的监管，必然会引发各监管机构之间的冲突，造成风险和隐患①。

（二）通过法律或建立谅解备忘录，增强金融监管协调法规的可执行性

通过法律或谅解备忘录将联席会议制度化，并将联系会议中达成的共识或协议予以公布、下达到各监管机构的分支机构，便于基层监管部门能够更好地进行合作与协调。另外也可以考虑建立分级联系会议制度，如省或市级的监管部门的联系会议制度，能够及时解决监管中出现的局部问题或个别事件，使之真正成为一个信息沟通的桥梁，部门信息来源的窗口，既具有协调各部门政策、统一各部门行动的管理职能，又带有论坛的性质，能够就有关金融监管、维护金融稳定及共同推动金融改革等问题进行讨论，起到各部门之间进行多方位合作的中枢及牵头人作用。

二、完善我国金融监管协调的工作机制

（一）建立健全信息共享机制

人民银行与金融监管职能分离后，人民银行拥有货币政策信息和不完全的金融监管信息，而金融监管部门则拥有充分的金融监管信息和不完全的货币政策信息，这就需要建立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部门的信息共享机制②。以金融监管信息为基础建立金融信息共享平台，形成集中、统一、高效的金融信息来源，实现信息资源共享。我国已经相继建立了现代化的“金卡”、“金税”、“金审”等工程，从金融效率和安全的角度来看，建立“金信”工程十分必要。它可以尽量避免金融监管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现象，规范监管信息的收集、整理和传递过程，扩大监管信息的广度和深度。但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首先，央行和监管部门应避免向同一机构收集信息，并就何种信息由谁收集及如何交流与共享达成一致意见，减轻被监管机构负担；其次，为降低信息收集成本，可考虑在人民银行现有的信息系统基础上对系统进行升级和优化，建立统一的金融统计信息系统；最后，建立危机状态下的信息共享制度，明确各部门在危机状态下对有关风险的判断识别、风险状态信息通报的责任与义务，确保在危机状态下信息传递的迅速、及时和有效。除统计数据外，中央银行还需要与金融监管部门定期传递以文字形式反映的各类软性信息。人民银行要及时向金融监管部门通报货币政策的执行情况，监管部门也应该及时、定期地将本部门对所监管机构的现场、非现场监管信息资料以及其他相关的分析报告及时送达人民银行。并且需要以法规形式明确人民银行与金融监管部门的信息共享的原则、标准、内容以及应负的法律责任等，以保障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信息共享的质量。

（二）强化金融联席会议机制

金融联席会议应由中国人民银行及各监管机构派出的代表组成，会议主席由各机构成员轮流担任，成员定期召开会议，通报政策执行情况及其取向。会议的主要内容应该包括有：通报经济金融运行形势、货币政策监管工作情况；通报本部门近期即将出台的重大政策、文件及决定等；讨论执行货币政策和实施金融监管过程中需要协调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等。通过金融联席会议加强中央银行与三大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合作，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和稳定性。但是要在法律上明确其地位，并且赋予权限和决策力，避免其像前期那样只是流于形式，而无实际意义③。

（三）建立健全我国与国际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协调合作的机制

随着金融业趋于全球化，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和依赖加强，金融风险在国家之间相互转移、扩散的趋势也在增强。因此在新的金融开放的形势下，仅加强国内的金融监管是不够的，还需要加强与国外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监管当局的交流与合作。借鉴国外先进的金融监管理念和方法，不断提高我国的金融监管水平，丰富监管的内容。随着外资银行大量涌入中国，加强国际监管协调合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巴塞尔监管委员会于2000年5月《加强银行监管者之间合作声明书的基本要素》，提出了有效的监管合作必须具备四大基本要素，即信息分享、现场检查、信息保护和持续协调。我国的金融监管当局可借鉴有关的国际准则，在对等互惠的基础上，具体可以采取以下措施：第一，要与其他国家金融当局签订双边谅解备忘录，诸如在信息交流、技术应用等方面展开合作。第二，要积极参加各类国际性和区域性金融监管组织或机构组织的活动，使我国监管法规的立法和执法更加公开和透明。同时，应创造条件积极参与有关国家政府组织召开的重要国际经济金融会议，如西方七国首脑会议、西方七国财长会议等，发挥我国在国际经济金融秩序建设和金融监管等方面的应有作用。第三，金融监管标准要与国际接轨，如健全信用评级机构及信用评定管理体系，规范会计、审计、律师等中介机构的服务。

三、建立健全我国金融监管协调主体¬

（一）建立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统一协调各监管主体的行为

虽然说现存的联席会议，特别是在国务院副总理的主持下在这次抵御金融危机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它仅是金融体系内各行业监管部门，在现有法律条件范围内的行业监管的一种沟通与协调，可以说只是互通信息的一个平台，“备忘录”由于没有央行及其它相关部门的参加而显得较为“单薄”。因此笔者认为可以考虑在“备忘录”的基础上设立一个由国务院直接领导的人民银行牵头的由各个部委参加的高于一般部委规格的常设机构――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除此之外，人民银行和各监管机构内部还应设立专门负责信息采集、分析、交换的管理部门，明确负责本单位信息和数据的收集，并负责为其他监管机构提供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信息；该管理部门应设置专人专岗负责本单位的信息管理系统和负责跨系统信息共享的正常运转，以确保信息资料准确、及时和安全的交流。

（二）完善金融自律性组织，充分发挥其监管作用

金融自律性组织是金融业自我管理，自我规范的，自我约束的一种民间管理形式。它通过行业内部的管理，有效的避免不正当竞争，促进彼此间的协作，与监管当局共同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安全。金融自律性组织是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金融监管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目前我国此类组织很不完善，而且建立起来的组织也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所以笔者认为，今后应由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牵头建立健全金融自律性组织。

四、结语

做好金融监管工作，要求监管者不仅有完备的金融知识体系，更需要对市场体系和市场风险具有前瞻性和洞察力。要建立有市场经验和感觉的人才队伍，加强对市场发展的最新了解，及时掌握新产品对市场结构尤其是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监管机构需要与金融市场进行常规的、系统性的人员交流，提高对市场的敏感性，更好和更及时地掌握金融产业发展的前沿动态，更好地行使监督、监管职能。

注释：

①殷健敏.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问题浅析.上海金融.2006(4):51-53.

②秦国楼.我国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协调问题研究.武汉金融.2005(9):6-9.

③李论.初探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硕士论文].长春:吉林大学图书馆.200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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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韩汉君,王振富,丁忠明.金融监管.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15-16.

[5]林俊国.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机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33.

对金融监管的建议篇4

金融监管体制是指一国对其金融市场实施金融监管的机构设置，以及对金融监管机构的权责划分和协调配合依据金融法律法规作出结构性体制安排。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依据本国国情、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经济发展背景所建立的金融监管体制各有所异。从1986年中国人民银行行使专门的中央银行职能以来，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发展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混业监管时期。1980年左右我国建立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体系之初，金融机构可同时经营多种金融业务，这时期我国金融经营体制实质是混业经营。与此相匹配，我国金融监管体制采用了混业监管模式。1986年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条例》，首次确认中国人民银行的法律地位，除承担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外，在法律上授权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业的所有金融机构进行监管。（二）分业监管时期。九十年代以后，我国金融市场在建立后高速发展，但监管体制相对脱节，甚至造成局部金融混乱的局面，金融监管开始受到重视。1993年国务院出台《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转换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能，并对保险业、证券业、信托业和银行业实行分业管理。”随后，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第二条“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对金融业实施监督管理”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业的法定监管地位。1992年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成立、1998年《证券法》制定，将对证券业的监管职能从人民银行分离；1998年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2002年《保险法》修订，从法律上明确了保监会对全国保险业进行统一管理的职责；2003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同年12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制定，授予银监会对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的监管权，自此确立了沿用至今的我国“一行三会”的金融分业监管体系。（三）分业监管兼。顾协调监管时期2003年至今，随着我国金融业混业经营的范围日趋扩大和日趋成熟，为顺应经营模式的转变，同时也是借鉴国际经验，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开始从严格的分业监管开始向混业监管转变，并在此过程中有了制度创新——2013年8月“一行三会”会同中国外汇管理局建立了“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以下简称联席会议）以加强监管机构间的协调监管。2017年3月，“一行三会”会同多部门《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这被视为“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迈出的一大步”。此前，各金融机构的资产管理类业务因为监管主体和法律规章不一致，存在着极大的套利空间。此次通过联席会议，“一行三会”及外汇局在资管的统一监管上协调一致，再加之各部门接下来将会制定的细则，能有效防止各金融机构利用监管标准不一进行监管套利并防止市场不公平竞争。

二、当前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存在的缺憾

自2003年银监会成立起算，我国分业监管体制至今只实行了十四年。我国金融业高速发展，但监管制度本身存有滞后性，导致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与金融业现状存在脱节。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缺憾造成混业经营趋势下金融监管难以协调，并且对监管主体权责划分的不明确也造成对多种金融业务（尤其是金融创新业务）的监督管理活动中并存着监管重叠和监管空白。（一）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不完善，监管效力有限。1.监管协调难度大在现有体制下，金融监管体制之基础仍为分业监管，因此部门利益仍是协调监管的最大障碍。目前法律上没有明确各监管部门在联席会议中的权利义务以及工作目标，导致部门权责不清、监管效率低下。再者，联席会议只是金融监管相关部门的协调议事机制，并未形成统筹监管的权威性，也没有相关法律法规确定其监管地位。此次联席会议统一资产管理类业务监管标准，但该标准最终需在不改变现有监管体制、不违背现有金融法律法规、兼顾各机构职能差异下作出规定，其操作难度不言而喻。2.信息共享不充分尽管《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十五条、《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六条以及中国人民银行“三定方案”都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应当会同国务院其他金融监管机构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明确提出“金融信息共享和金融业综合统计体系的协调”是联席会议的主要职责和任务之一，但这些规定仍属于引导性的要求，事实上中国人民银行与监管部门之间、监管部门之间仍未建立起系统、高效、权威的信息共享机制。（二）金融监管法律体系有缺憾，存在法律真空。1.立法层次低，可操作性不强由于法律制定本身的滞后性与金融业发展的快速性同时存在，致使对于当前的许多金融创新工具和业务的监管大多是由监管部门根据自身职责颁布规章或办法，这些法律规范立法层次较低、缺乏权威性，不能及时彻底理清监管规范之间的冲突与协调的问题。再者，现有法律规定过于笼统，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处罚后果及量化标准，因此相关法律的可操作性也不强。2.相关制度不完善当前我国仍有许多金融监管相关制度尚未完善，主要有：一是金融机构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证券法》第三章“持续披露信息”一节，连同银监会颁布的《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办法》对我国金融机构信息披露制度做出总体上的规定。但这些规定相对简要，很多仍缺乏向公众披露的细则，并且披露标准相较于国际标准略宽松。二是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不完善。当前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主要由《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商业银行法》以及中国人民银行2016年颁布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等作为基本框架，但事实上这些规定仍较概括，适用性不强。例如《商业银行法》第一条规定：“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利益”，但未有利益冲突调整、处理机制。三是缺乏金融控股公司的专门立法。金融控股公司是金融业混业经营的主要表现形式，但我国在此方面存在法律空白。2003年《三大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确立了“金融控股公司的主监管制度”，但其没有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原则、权责划分做出具体规定，对于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难以有效，造成多处监管重叠或监管漏洞。3.地方金融监管有形无实随着地方经济和地方金融的发展，在我国传统的“自上而下”的金融监管体制下，地方（尤其是县级以下）的金融业出现监管空白，地方政府实际上承担了这部分监管职能。但从法律层面上看，地方政府存在着严重的金融监管权利和风险处置责任不对等，其实行金融监管的职能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科学规范的监管原则和标准。权责分离使得地方政府难以有效应对地方金融系统性风险，也难以保证事后处置效率。

三、我国金融业混业监管的法律对策

当前各界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已基本达成共识，但具体如何改革，除应适应我国混业经营的经营体制相适应外，还应考虑到我国的政治体制、监管水平以及监管体制本身存在的问题。（一）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相结合。1.提升部门监管协调性和有效性。由于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尚“年轻”，监管水平较低，金融法律体系尚未完善，因此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一步到位不现实，短期内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应是提升部门监管协调性和有效性。有学者建议，当前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九条“国务院建立金融监督管理协调机制”的授权，由国务院牵头将“联席会议”上升为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并在立法上确立其法律地位。此外，由金融监管委员会牵头建立并完善监管信息共享机制，以促进监管部门之间政策的协调性和有效性，进而消除监管真空、监管冲突，防止监管套利。2.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虽然短期内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适宜温和地转向协调监管，但当我国金融业全面形成混业经营，并且监管主体积累到足够的经验、监管水平提升到一定程度时，我国仍应选择混业监管模式，建立起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更能在金融业混业经营下顺应金融业的发展需求，实现监管信息共享，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二）修订和补充金融监管法律。1.推进现有金融法律法规的修订。当前应及时理清现行金融法律体系，推进《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现行金融法律法规中与金融业发展现状以及近期趋势不符部分的修订。例如，在正在审议的《证券法》修订稿中扩大“证券”的定义和范围，不仅包括原来的证券和股票，也应延伸到多种经济权益凭证（包括集合理财产品等），以适应混合经营的新形势。2.补充制定新的金融监管法律。针对当前金融监管制度的不足也应补充立法以填补法律空白。一是规范信息披露机制。有学者建议从立法上进一步明确金融机构信息披露的具体规则，尤其需要明确风险计算的标准以及信息披露人的责任。二是完善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首先，推动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可将金融消费者保护纳入法定监管目标；其次，健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自律机制，规范金融机构行为，从源头上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三是补充金融控股公司立法。除整合现有金融法律法规对于金融控股公司的规范外，许多学者认为在条件成熟时我国应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以防范和化解作为混业经营主要表现形式的金融控股公司给金融市场带来的金融系统性风险。（三）加强金融监管监督。从立法层面完善金融监管体制固然重要，也不能忽视对监管行为的监督。当前金融反腐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折射出金融体制改革以来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在人员行为规范上存在诸多弊病。为防止监管人员行为扭曲，应根据权责相一致的原则，在立法上确定监管人员的责任及违法后果；同时应加大监管透明度，引导社会各界对监管行为进行监督。

参考文献：

[1]罗培新．美国金融监管的法律与政策困局之反思——兼及对我国金融监管的思考．中国法学．2009．

[2]原巍．混业经营趋势下我国金融监管的法律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12．

[3]乔军．从分业到混业：我国金融业发展路径及监管法律制度选择．攀登．2016．

对金融监管的建议篇5

文章摘要:次货危机警示我国金融监管:在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下，必须建立完善的监管协调机制，而完善的协调机制有赖于一个良好的组织结构。有基于此，本文认为，针时我国分业监管格局下的协调机制存在的问题，应该建立公一私复合监管的组织结构。

一、问题的提出

2010年达沃斯经济年会上，金融监管成为人们讨论的的焦点。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海啸给各国金融监管当局上了生动的一课，改革现有的金融监管机制，特别是强调对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重视，已经成为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的共识。然而，对于如何构建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组织结构，不同的学者看法不一，但大多数是强调要进一步发挥政府公共监管机构的作用，而对于私人监管机构的媒体，独立评级机构等却很少提及。本文认为，构建有效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组织结构，离不开私人监管部门，只有将公共监管与私人监管相结合，构建公一私复合监管的组织结构，才成真正发挥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作用。

公一私复合监管的理念最早是应用于保险业，后来不断扩展到整个金融业，其就是让私人部门来帮组衡量公共部门的监管要求，并充当应对监管者与银行业相勾结或掩盖事实的制约力量。我国现有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主要是建立在“一行三会”的政府公共监管部门之上，代表私人监管的存款保险机构，独立资信评级机构才刚刚起步，都很不完善。私人监管部门的缺位使得公共监管部门失去了一个外部监督的力量，金融监管协调成了纯粹的政府公共监管部门间的内部“行政调整”，这制约了监管协调机制的有效性，以及金融市场的公正，公平，公开。

二、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组织结构缺陷

我国现有的金融监管协凋机市}J主要提:建立在“一行三会”的公共监管机构之间，然而，在金融市场不断创新的今天，公共监管在监管协调方面的不足引起了人们的担比:

(一)部门利益严重

我国的监管协调机制建立在“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格局之下，但近些年来，随着金融全球化加快，金融业务不断创新，金融业逐渐由分业走向混业经营。我国加人WTO后，金融市场变得更加开放，国内金融机构为增强自身竞争力逐步尝试混业经营。在政绩为先的行政文化驱使下，各监管机构为了促进自身部门利益的发展，一方面鼓励业务上的创新，突破自身领域，不断与其他部门形成业务交叉;另一方面又出于风险的考虑在监管方式和监管标准方面各执己见，各行其是，导致监管重叠和监管不一致，增加了协调的难度。

(二)部门间具体安排不完善

一是联席会议安排不完善。尽管在2004年，中国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就联合公布了《三大金融机构银行业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然而，从实践的效果上看联席会议制度并不尽如意，监管真空和重复监管仍然大量存在。这一方面是因为联席会议的参与主体过于狭小;另一方面是联席会议的权威性不够，协调后达成的安排没有法律约束力。二是信息收集的渠道，方式及标准不统一，导致监管部门间的信息不对称，重复检查、重复处理，监管合力不大。

(三)部门内存在“道德风险”

监管“俘获说”认为，监管措施在实行之初可能还是有效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被监管者变得对立法和行政的程序极其熟悉时，情况开始变化，监管机构会逐渐被它所监管的行业控制和主导，被后者利用来给自己谋求更高的收人。金融业是个高回报率的行业，资本的逐利性，使得拥有特许经营权的监管者，特别是一些监管高层容易与相关金融机构形成庞大的利益链条，2008年6月证监会前副主席“事件”以及受“事件”连带出来的“肖时庆”案、“涌金系”案就是例证，这严重削弱了防"i周的效果。

(四)部门的行政色彩过于浓重

在进行监管协调时，协调的主体过于单一，都是政府性公共监管部门，协调的行政色彩过于浓重，私人监管部门，如独立资信评级机构，新闻媒体等没有参与其中。参与协调的主体过于单一使得协调的内容过于狭隘，协调的信息不充分也不全面，隐藏的问题不能及时发现，降低了协调措施的针对性和科学性。

三、措施建议

由于公共监管存在问题，本文认为进行金融监管协调应充分发挥私人监管机构，如独立的评级机构，体等的作用，将公共监管与私人监管相结合，建立公一私复合监管的组织结构。

1、要放宽独立评级机构参与监管评级的限制，鼓励其参与金融监管协调。信用评级应该是个包括多个角度评价的体系，不同的评级机构评定的侧重点不尽相同，从各自的角度对金融机构做出评价也不一样，这样才能够促成对金融机构全方位认识。针对我国独立评级机构的现状，本文认为一是要进一步为资信评级机构的发展创造条件，放宽商业评级机构的市场准人限制，打破“玻璃门”和“弹簧门”，或者适当引进境外著名评级机构进行参股，提高我国资信评级机构的专业性和权威性。二是保证资信评级机构的独立性，完全按市场来运营。

2、要重视网络媒体的监督作用，可以赋予这些社会中介机构直接向相关监管部门呈送意见的权利，并为其开设呈送意见的专门渠道，以便保障社会监督不受政治因素的左右和干扰。

3、完善现有的联席会议安排。一是要扩大联席会议制度的参与主体，可以建立既包括公共监管部门，如“一行三会”，又包括私人监管部门，如独立评级机构，媒体等的广泛联席会议制度。二是要增强联席会议制度的权威性，以立法的形式赋予联席会议制度法律地位，联席达成的安排法规化，以便具有硬性约束力。

对金融监管的建议篇6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金融监管；现实需求；改革路径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8—0114—02

2008年彻底爆发的美国严重次贷危机影响全球，中国在抵抗这场巨大的金融危机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中国金融业虽没触礁却也受到一定冲击，这反映了中国金融监管并不到位，金融监管法律体制存在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一、中国现行金融监管法律体制与存在问题

1.三足鼎立的监管格局。1993年底，国务院出台的《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了金融业实行分业经营，1995年又陆续公布《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确定了分业经营体制。199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后，分业监管的体制步伐加快。1998年保监会成立，同时证券机构监管业务由央行划转到证监会，2003年银监会成立，承接了央行对银行业和信托业的监管职能。至此，三足鼎立的分业监管格局形成。2003年9月18日，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召开第一次监管联席会议，通过《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

2.中国监管法律体制的弊端。以机构划分的多头分业监管不可避免地存在监管竞争和监管真空，有明显的不足： （1）部门与地方行政干预严重。中国属于中央集权国家，为单级监管模式，银监会与央行实行大区行相比，其派出机构的设立仍然按行政区域划分，并且在省级派出机构行政级别上与央行大区行相同，久而久之与地方政府关系密切。因此，在GDP政绩时代，部门或地方政府行政干预金融机构（主要是银行）自主经营的现象广泛存在，面对大量不良贷款，金融监管机构或怕“结仇”或怕“露丑”，在庞大的“人情网”和“关系网”束缚下，往往采取“捂盖子”的方式。（2）功能性监管缺失。中国金融监管虽严格按监管对象性质或监管市场进行划分，但并没有树立功能性监管的理念，监管机构内部设置上亦同。以银监会为例，下设银行监管一、二、三部、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部、合作金融机构监管部，分别负责国有商业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产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以及外资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农村和城市存款类合作金融机构的监管。（3）联席会议制度不合理。三足鼎立的监管模式，从参加主体看，“三会”均为国务院直属的正部级单位，各自独立，即使建立了三方联席监管会议制度同样存在很大的缺陷。“三会”是平级部门，一旦监管理念出现差异，就陷入“谁也不听谁”的僵局，会议不具备决策职能，也无法使各方统一意见，往往各自以部门利益为导向，使协作监管落空。

二、中国金融监管法律体制改变的现实需求

1.分业界限早被逾越。虽然中国法律对于金融业分业经营做了明确规定，但从实务层面看，分业经营的界限已被悄然逾越。主要表现在：其一，商业银行与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均可进入全国银行同业拆借市场，通过参与资金拆入与拆出，调节短期资金余缺；① 其二，银行与券商之间的合作不断展开。以股票质押从商业银行取得贷款，各金融资产治理公司从事债转股等业务，银证在证券资金法人结算、银行转账、资金拆借、债券业务、资产抵押贷款、资产治理、基金托管等方面全面合作；其三，1999年经国务院批准保险公司资金可以通过投资基金进入证券市场，近年来进入证券市场的保险资金不断扩大，投资对象也不断放宽，可直接投资债券和股票，并且通过保险QDII进军国外证券市场；其四，银保合作，银行人寿保险业务，保险公司通过银行的窗口推广保险合约。

2.大量金融创新产品的冲击。随着金融创新，各种新型金融产品不断出现，如基金公司推出的货币市场基金和银行推出的投资理财计划都极大地冲击着分业经营体制。此外，股指期货的推出更是对分业经营的一次巨大的冲击。

3.金融集团纷纷建立。加入WTO时承诺，2006年起中国对外资银行实行“国民待遇”，进入的外资金融机构多为金融控股公司，实行混业经营，典型如荷兰国际集团（ING）。中国本土的中信集团和光大集团也早已成为横跨银行、证券和保险业的金融帝国。2009年后大型商业银行全面进军证券保险。交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北京银行成为首批试点的4家银行，并且四大国有银行通过对口的资产管理公司取得相应的券商牌照。其时，中国分业经营已名存实亡。

三、金融监管法律体制改革路径

金融危机时，强化监管，主张集权的声音充斥，成立金融大部的呼声此起彼伏。2008年“两会”期间，国务院机构改革成为热点之一。然而从大部制最后的方案来看却是雷声大雨点小，机构数仅从28个变为27个，且能源大部改革缓行，可看出在利益集团影响下，政府机构改革举步维艰。金融领域有“一行三会”四个正部级机构，且四大机构的分支机构和人员编制数目巨大，组建金融大部比能源大部任务更为艰巨。即使金融大部成为日后金融监管主流的趋势，但此时，在中国谈组建金融大部是不切实际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只能寄望于现有的“一行三会”和三方联席体制的调整完善，再伺机过渡到金融大部。

（一）法规先行

三方联席会议制度是以《备忘录》的形式确定下来的，而《备忘录》并非法律法规，不具备约束能力。中国金融监管领域存在选择性执法的难题，对于毫无法律效力的《备忘录》，其同样有可能受到选择性执行甚至虚置。因此，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对《备忘录》进行确认是必要的。

（二）完善制度

对金融监管的建议篇7

一、支持集中监管的观点

（一）有利于实现

一致性监管，减少监管套利。上世纪80年代兴起至今的金融创新活动，对金融市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突出的表现是伴随着现代金融工程技术的应用，通过对传统金融基础资产和衍生产品的复制、捆绑、分拆和重新包装组合，银行、保险和证券各金融产品间的界线日益模糊，而对风险的定价这一所有产品的共性则被不断彰显。在此情况下，传统基于机构类型而不是风险类型的分散监管体系中存在着大量的监管政策不一致性，由此产生的监管套利活动对监管有效性带来了严重的冲击。

（二）有利于对金融集团和整个金融体系的监管。目前，多数国家或地区金融系统开始从分业经营走向混业经营，通过复杂的内部交易，集团内各个金融部门形成了一个利益休戚相关的共同体，集中或合并监管成为金融集团监管的基本方法。在以金融集团为主体混业经营方式下，集中监管有利于增强各行业监管的协调与沟通，更好地理解金融集团业务交叉的本质，更好地制定金融集团的风险管理政策，从而减少监管盲区、提高金融集团合并监管的有效性。而且，从整个金融系统看，集中监管能更好地理解和监督不同金融机构在各市场的风险转移情况，更好地评估各种变化对宏观金融体系的影响，从而更好地调整或完善金融监管政策。

（三）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监管时滞。通过建立集中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金融监管当局能够最及时、最完整地获取整个金融系统的信息，并通过内部各部门间良好的沟通协调机制做出快速反应，从而减少监管政策的内部认识时滞、决策时滞和行动时滞，提高监管效率。

（四）有利于强化监管部门责任。良好的外部监管问责、充分发挥市场纪律约束作用对建立监管机构履职硬约束至关重要，是监管治理的基本内容。但在不完全契约下分散监管产生的监管盲区，经常导致监管责任不清、责任推诿等问题，难以有效实施外部问责。集中监管将监管权力赋予一个机构，有利于增强外部问责的刚性，这对于改善当前的监管治理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五）有利于提高金融监管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集中监管通过建立统一的监管标准、共用服务基础设施以及高效的内部架构，有利于提高监管机构的内部管理效率，实现金融监管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同时，集中监管可以减少金融机构向监管部门的信息披露上报，降低管理成本，并节约监管成本。

二、反对集中监管的观点

（一）实现一致性监管还存在困难和挑战。集中监管的前提是，将所有同质性金融活

动纳入统一监管范围内。但从现实情况看，由于存在风险识别、度量和管理上的难题，很难将所有同质性金融活动纳入统一的金融监管框架内，并对其实施统一的监管要求和监管流程。而将金融监管活动简单叠加在一起的集中监管只能流于形式，同时还会造成监管套利已经得到有效制约的错觉。况且，监管当局在建立统一监管框架时，必须考虑不同金融业务本身的特点，要取得两者之间的平衡，存在很大困难和压力。

（二）集中监管可能加剧监管目标的冲突。监管政策的主要目标包括：金融稳定、投资者保护与市场诚信。在集中监管机制下，约束机制弱化使得监管部门具备为了一方面的利益而牺牲其他监管目标的便利，从而导致这些监管目标在一定情况下产生冲突。例如，在投资者保护目标下，监管机构往往会姑息问题机构，从而在长期内损害金融稳定。

（三）集中监管不是解决沟通与协作问题的唯一方式。对集中监管的另一个有力的反驳理由是，通过在各金融监管部门间建立高效紧密的沟通协调机制实现信息的及时、完整共享，同样可以完成对金融集团和对整个金融体系的有效监管，而不一定必须借助集中监管的形式。不同监管部门间的信息沟通与协调可以有效替代集中监管的部分功能。目前，各国乃至全球金融监管部门间建立的包括由银行（BIS）、证券（IOSCO）与保险部门（IAIS）组成的联合论坛在内的信息共享与交流机制，对解决跨市场风险监管问题就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成效。

（四）集中监管的规模与范围经济不明显。研究表明，集中监管的规模与范围经济并不明显。目前，只有FSA等极少的监管机构认为集中监管减少了他们的运营成本。集中监管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与一国的金融总量密不可分，集中监管更可能是一国金融业高度发达或一国金融总量较小下的产物。

（五）庞大的集权机构不利于良好监管治理结构的形成。集中监管一般是将原来的分业监管机构合并成一个庞大的监管机构。这一庞大的金融业集中监管机构可能形成监管集权，一方面可能加剧监管信息的不透明，使外部监督约束机制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可能使工作流程过于官僚化，不能对外部环境变化迅速做出反应，或将延长监管时滞。

三、我国金融业监管治理体制的选择

Martínez&Rose（2003）通过跨国抽样分析认为监管治理体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最优金融监管模式，只有结合一国的金融产业发展规模、结构和水平建立的监管治理体制才是最有效的。根据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金融产业发展趋势和水平，分业监管应当是我国目前比较理想的监管治理体制选择。其理由如下：

（一）我国金融产业发展结构不平衡、水平

参差不齐。国内银行业“一业独大”的特征十分突出，在这种背景下建立集中监管体制，一方面容易导致某一部门监管在整个机构中占绝对优势，例如银行监管部门可能拥有最多的职员和资源，使得机构整合可能演变为银行监管机构“收购”其他金融监管机构的过程，从而造成非银行金融部门监管的倒退。另一方面，容易加剧现有银行业和证券业、保险业发展的更加不平衡。监管治理体制科学与否的最终评判标准应是该种监管模式在实现监管目标方面体现的效率。实践中，Freshfields（2003）的一项调查表明，全球实施完全集中监管的国家占比仅为29%，完全分业监管的国家占比为38%，处于两者之间监管模式的国家占比为30%。由此可见，监管治理体制应当建立在各国金融产业发展的现实水平基础上。

（二）金融业综合经营刚刚起步且具有较强的血统性。正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金融业综合经营具有很强的血统特征。大多数金融集团如中信集团、光大集团、平安集团等，往往是以某个金融机构（主要是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作为投资主体跨行业投资设立其他金融机构，集团还存在着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的主业，投资新机构从事其他业务更多是基于范围经济和共享分销渠道的考虑。除此之外的金融综合经营，无论在规模还是业务融合程度上都很低。因此，对我国金融综合经营业务的监管，完全漠视“路径依赖”的思路并不“经济”，完全漠视综合经营金融集团“血统性”的思路也并不“科学”。因此，当前我们更应该将工作重点放在主监管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上。

（三）监管机构“才分即合”可能产生一定的风险与效率损失。监管治理体制从一种模式转向另外一种模式，必须进行机构整合以及与机构变更相关的法律、文书的修订，这使得该机构至少在最初运转的几年难以较好地履行监管职责。成立一个新机构面临的不确定性还可能造成一些有经验人才的流失和士气低落。另外，机构内部管理的整合难度也不容忽视。如果从分散监管体制转向集中监管体制，整合前每个机构都有自己的定位与监管文化，一些IT和数据库等基础设施也存在差别。一份调查统计显示，完成机构整合至少平均需要1~2年的时间。2003年，我国才最终确立了分业监管的格局，仅仅是法律文书的修订直到今天也没有彻底完成，我们应该珍惜这刚刚建立起来的稳定局面，避免短期内再次经受机构整合的阵痛，这也有利于维护监管机构的公信力与权威性。

四、进一步完善现有监管治理体制的建议

尽管我们当前应维持分业监管的基本格局，但随着国内金融业综合经营趋势的日益明显和规模不断扩大，为避免出现监管真空或重复监管，我们必须进一步完善现有的监管治理体制，重点应采取以下措施：

（一）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联席会议制度。2004年9月，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在北京签订了《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从本质上看，这种机制是在

现行金融业分业监管体制下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相互沟通与合作的权宜之计，不具有强制力和权威性，必须加以改进。一是提升监管联席会议制度的法律地位。由国务院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对金融监管联席会议制度予以确认，赋予金融监管联席会议制度更高的规则依据，增强制度的权威性和约束性。二是适当扩大金融监管联席会议成员，除“三会”外，还可考虑增加人民银行、财政部、发改委等部门，从而达到在更广的范围内堵塞监管漏洞，及时防范和处置金融风险，切实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形成合力。三是确保金融监管联席会议有效运行。应通过联席会议交流和分析国内金融监管重复、交叉、缺位等问题，并加以协调，研究制定监管措施。对于通过联席会议未能达成一致的问题，可报请国务院研究决定。同时，在联席会议基础上，充分利用现代化通讯网络等技术手段建立快捷高效的信息通报和信息共享平台。

对金融监管的建议篇8

金融自由化浪潮愈演愈烈的浪潮下,2008年9月爆发的金融危机揭示了金融监管的不 足和失败。本文从各国对金融危机的处理对策入手,分析国际金融监管现状和协调合作的必 要性,并以国际监管合作实践为基础,提出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和协调的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 金融监管 国际合作 政策建议 危机处理

中图分类号:F8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9)3.0054.04

引言

始于美国、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沉重的打击,美国受到严重创伤,世界经济遭受 着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2009年3月,美国工业生产下滑1.5%,为连续第五个 月 下滑并降至十年来最低点;同时截至3月的过去一年,美国消费价格跌幅创1955年来最大, 达到0.4%,国际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另一方面危机留给我们太多值得深思的教训,尤其在 金 融监管方面。监管缺失是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因素之一,危机的发生对全球金融监管机构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为解决金融危机全球性和金融监管分离性的矛盾,不同经济基础、 金融发展现状的国家在金融全球化的趋势下,需要积极参与金融监管协调合作,才能降低风 险、减少损失;而国际社会必须通过分层次、分区域的监管合作,通过沟通协调机制来加速 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和协调的进程,

收稿日期:2009.05.05

作者简介:茅倩如,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金融学专业硕士研究生,210016 。以增强监管工作的预见性、针对性和有效性,更好地抵御 金融创新活动带来的风险,规范金融市场有序协调发展。

金融自由化下的金融监管

1.金融自由化与监管的博弈

金融自由化给全球带来了超额的利润增长,而其背后毫无控制的自发性错误往往被忽视,无 穷无尽的金融创新和永不满足的信贷增长加剧了市场失灵和金融脆弱性,容易产生寻租行为 和监管的利益集团,增大了风险程度[1]。而各国在监管自由化的理念指导下放松 了市场监 管,背离了高风险行业严格监管的本质,金融业本质所要求的严监管和政府追逐的自由化管 理背道而驰[2]。过分自由化使得金融市场不完全性和不稳定性缺陷暴露无疑,隐 含着危机 的一触即发,因此如何把握利润和风险的平衡点,如何有效应对金融危机,都是对政府金融 监管提出的巨大考验。

2.金融危机的处理对策

金融危机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考验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基础的承受能力,而不是危机 处 理手段的应变能力。金融危机爆发后,政府通过采取大规模降息、注资金融机构、购买不良 资产等短期对策,缓解市场的流动性危机,稳定市场情绪,恢复投资者信心,帮助金融市场 渡过难关[3]。而在金融危机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政府则偏向采用优化产业结构、 加大创新 步伐、提高资源利用率、缩减政府开支等长期政策逐步恢复经济秩序,促进金融稳定发展。 同时各国间加强国际经济交流和对话,深化双边多边合作、实现互利共赢,避免不必要的摩 擦和冲突。

3.当今金融监管体制的弊病

由占全球债务不足1%的次级贷款不良额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金融监管的失 败。当今国际金融监管以国家为主体,不同的监管模式之间缺乏基础性的合作和协调,不仅 加速了危机的传导和扩散,更大大影响了监管的效率[4]。特别是在面临跨市场风 险、跨境 风险的情况下,监管往往不能涵盖到金融产品传播扩散链条中每一个环节,表现出效率低下 、成本高昂等弊端,不能及时有效地控制风险[5];同时很多新兴市场国家金融机 构的风险 管理和内控体系往往落后于金融创新及市场变革,不能有效借鉴和分享成熟市场的技术、手 段、经验和方法。因此要求各国监管当局建立有效的并表监管、宏观审慎监管、跨境监管的 协作框架,并推动构建全球一体化监管。

国际金融监管日趋协调和合作

1.主要国家金融监管模式及现状

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从根本上取决于一国的经济发展阶段、金融发展现状和政府管理体制等 因素,各国根据自身的金融发展不断改革和完善自身的监管体制。美国危机前采取 “双重 多头”金融监管体制,双重指联邦和各州均有金融监管的权力;多头指有多个部门负有监管 职责,如美联储(FRB)、财政部(OCC)、储蓄管理局(OTS)、存款保险公司(FDIC)、证券交易 委员会(SEC)等近十个机构。这种监管制度使得在每一传统领域中都存在众多监管者,而对 于部分高级金融衍生品则出现了兼管真空的现象。其中美联储为综合一级的监管机构,全面 负责监管金融控股公司,必要时可对银行、证券和保险子公司进行有限制的监管,行使裁决 权;OCC等其他银行监管机构、SEC和保险监管机构分别对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进行分 业监管,一旦各监管机构认为美联储的限制监管不适当,可优先行使自己的裁决权。危机后 在美国公布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中,希望美联储担任“市场稳定监管者”角色,确保金融市 场的稳定,其除监管商业银行外,还将有权监管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其他金融机构。

中国采用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模式,中国人民银行履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职能, 负责金融体系的支付安全,发挥中央银行在宏观调控和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中的作用,保留 部分监管职能,与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形成一行三会的监管体制。

英国采用高度集中的“单一制”监管模式,由单一的中央级机构如中央银行或专门的监管机 构对银行业进行监管。1997年英国政府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改革,将包括英格兰银行、证券 和期货监管局、投资管理监督组织、私人投资监管局等九家机构的金融监管职责移交给新成 立的“金融服务监管局”(Financial Service Authority,简称FSA),统一负责对商业银行 、投资银行、证券、期货、保险等九个金融行业的监管,其具有的独立性有助于消除道德风 险,推动金融深化与创新[6]。日本采用以金融厅为中心,独立的中央银行和存款 保险机构 共同参与,地方财务局等委托监管的金融监管体制。德国亦采用一体化监管机构Bafin与央 行Bundesbank相互协调的监管模式。

2.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必要性

(1)监管力量的不平衡性撬动了金融体系的稳定。全球金融市场紧密地联结,而各国金融监管机构受国界的限制,只能在本国境内开展活动, 不可避免地必须面对国际金融市场“传染效应”带来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世界金融监管 体系的强度是由其中最薄弱的环节所决定的,无疑发展中国家是这其中的软肋。金融全球化 的进程使得发展中国家陷入两难的境地,它们一方面很难达到现行的监管标准,另一方面希 望积极参与全球化。历次发生在新兴市场的金融危机表明,为成熟市场制定的《巴塞尔协议 》、 IOSCO标准、IAIS标准等国际金融监管标准虽屡经修改,但仍然没有办法满足发展中国家的 需要,并在一定程度上使这些国家成为世界金融监管体系中的最薄弱环节。

(2)监管原则的不对称性助长了投机行为的滋生。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新兴金融市场国家逐步实行自由化和放宽管制,实行差别性监管政策, 这就可能产生所谓的“木桶效应”。由于对监管对象施行的差别性监管政策,可能使遭受较 严厉监管的金融机构通过支配监管相对松弛的金融机构而逃避监管,这在金融分业监管时往 往会表现为商业银行通过信托部门变相渗透到投资银行业务,而投资银行则通过金融控股公 司进入了商业银行业务领域。这种情况下,监管体系的总体有效监管程度大大削弱,重复兼 管和兼管真空并存,极大的影响了金融监管的实际有效性。

(3)投机性攻击的不对称性削弱了金融监管的效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投机性攻击的成功,部分程度上和东亚国家金融体系本身的脆弱性和 投 机性攻击后金融机构出现普遍恐慌的“羊群效应”有密切关系。事实上,攻守双方的这种本 质差异暴露的不是国家监管体系的问题,而是全球金融监管体系的缺陷。对冲基金依靠的是 跨国银行对其的巨大融资,跨国银行所持有的金融资本是全球范围的和巨量的;而被攻击国 家的国际储备和国家清偿力总是有限的,无论被攻击的国家其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如何,投机 性攻击均有可能取得成功。

(4)危机救助机制的不平衡性减损了危机救助的效力。跨国银行之所以能够对对冲基金如此大量地融资,并最终造成区域金融动荡,主要原因是其 可以轻易逃避基金的部分风险,即危机救助机制存在问题。在投机性攻击成功的巨大回报下 ,跨国银行甘愿为其提供资金;若投机性攻击不成功,按照现有的IMF救助框架,IMF将资金 名义上放贷给受冲击的国家,实际上则是将资金转付给跨国银行。危机救助的不平衡性使跨 国银行并不过分担心其融出资金成为呆坏账,因此现有金融全球化下的救助机制事实上是救 助了跨国银行,而不是救助了受冲击国家。

3.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与协调的实践

金融全球化趋势下,各国金融监管机构日趋合作和协调。特别是面对金融危机时,各国展现 出对话和合作的态度,共同积极商量对策,以恢复市场信心,促进经济尽快恢复。金融监管 合作的实践中尤其典型的是欧盟不断深化的金融监管合作。其不仅建立了多层次、多形式的 金融监管合作体系和完善的金融监管合作组织,更执行了欧盟指令为核心的统一监管标准, 实施了完整的金融监管合作方法和程序,在金融监管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2008年6月17日,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金融监管与合作方面达成了诸多共识,取得了 实质性进展,以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中美双方重申关于继续紧密合作以获得持续增长、 保持价格稳定和确保双方金融体系平稳有序的承诺,并同意继续双方在共同感兴趣的金融服 务信息共享方面的合作和进一步考虑如何通过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国际金融稳定。

2008年10月24日,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发表了《关于国际金融形势的声明 》,呼 吁各国应采取负责任和稳健的货币、财政和金融监管政策,提高透明度和包容性,加强监管 ,完善危机处置机制,保持自身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稳定;并提出解决金融危机,要处理好 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关系,维持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号召对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进行有效 和全面的改革,将与所有利益攸关方和国际金融机构进行协商,尽快提出适当的倡议。

2008年11月15日,二十国集团(G20)金融峰会在华盛顿举行,与会领导人一致同意加强监管 、 扩大合作,对国际金融体系实施改革的措施建议;峰会发表宣言,承诺采取必要的措施稳定 国际金融体系,同时加大合作、加强监管,确保所有金融市场、产品和参与者受到相应监管 和监督。2009年4月2日,二十国集团伦敦峰会闭幕后公布了正式公报,突出强调了加强国际 金 融监管合作的重要性,应为未来的金融业建立更加强有力的、更加具有全球一致性的监管框 架,并指出各国一致同意确保在本国推行强有力的监管系统,建立更加具有一致性和系统性 的跨国合作,创立全球金融系统所需的、通过国际社会一致认可的高标准监管框架。峰会发 表了一份名为《加强金融系统》的宣言,指出要创立一家全新的金融稳定委员会,作为金融 稳定论坛的继承性机构,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合作,对宏观经济和金融危机风险发出预 警;并扩大监管措施的适用范围,将所有对整个金融系统来说都十分重要的金融机构、金融 工具和金融市场涵盖在内,并首次覆盖对冲基金。

4.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政策建议

金融监管机构必须有效地保护个人消费者和投资者,扶持市场纪律,避免对其他国家造成负 面 影响,减少“监管套利”的范围并跟上市场创新的步伐,才能在全球范围内促进经济繁荣、 体制完善和提高透明度;抵御风险和缩小金融和经济周期;降低经济对不适当的风险融资来 源的依赖性以及阻止过度的冒险活动。基于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1)建立分层次、分区域的金融监管合作。金融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加速,然而各国在经济水平、开放程度、金融结构、监管模式等方面 存在显著差异,使得在金融监管国际合作问题上不应该一刀切,应通过逐步实现分层次、分 区 域的监管合作慢慢达到全球范围内的统一[7]。首先,区域经济由于高度相关性, 可以率先 达成适应一体化要求的金融监管合作,制定有约束力的区域性合作协议,促进区域内合作, 现阶段欧盟的合作就是很好的例子。其次,在体制差距不大、金融结构相似的国家之间加快 推进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充分发挥体制优势和结构优势,提高合作的效率和作用。

(2)建立国家间的谈判及沟通协调机制。现有的国际合作机制未能充分发挥谈判和沟通的有效作用,仍然不能满足国际金融监管合作 的要求。1987年巴塞尔委员会通过的《巴塞尔协议》及2001年所颁布的《巴赛尔新资本协议 》,都为国际银行业的监管提供了法律依据,也为各国制定和完善银行业的监管法律提供了 指导原则,因此,建立国家间的谈判及沟通机制显得十分重要,可以为开放程度、经济体制 、 金融结构等方面有差异的国家提供一个高效的平台进行协调和磋商,以更好地推进金融监管 国际合作的进程。[8]

(3)建立统一的会计准则规则。统一、透明、准确的信息是高效金融市场和有效监管的基础,能够及时有效地反映金融市场 的动态,加强国际监管。因此,亟待建立国际统一的信息披露及共享原则,赋予各国监管者 迅速掌握国际投资、短期资本流动、汇率和利率相关方面动态的能力,协调彼此的监管行动 以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同时应建立统一的国际会计准则,有利于控制系统风险和跨境资 本流动,帮助市场及监管者进行有效的监管,避免国际间的会计准则套利行为,为金融监管 的国际合作创造有利的条件。

注释:

[1]约翰•伊特维尔,艾斯•泰勒.全球金融风险监管.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2]陈建华,程杞国.金融危机与金融监管有效性研究.金融研究,2000(01):111.1 16

[3]徐克恩,鄂志寰.美国金融动荡的新发展:从次贷危机到世纪性金融危机.国际金 融研究,2008(10):4.10

[4]陈启清.竞争还是合作:国际金融监管的博弈论分析.金融研究,2008(10):187. 197

[5]廖岷.从美国和全球金融危机比较中美金融监管.国际经济评论,2008(11.12): 11.16

[6]吴凤云,赵静梅.统一监管与多边监管悖论:金融监管组织结构理论初探.金融研 究2002(09):80.87

[7]霍华德•戴维斯.国际金融监管标准不应“一刀切”.中国金融家,2004(09):74 .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