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区经济发展研究范文

城区经济发展研究篇1

十二五经济发展方式开发区

一、营口开发区简介

（一）营口开发区的发展历史

营口开发区的前身是原盖县鲅鱼圈乡，1984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营口市鲅鱼圈区。30年的风雨砥砺，30年的奋发图强，渤海河畔的一个小渔村蜕变为一个现代化、生态化的港口新城，这就是营口鲅鱼圈。从一个渔村到现在瞩目东北的经济开发实验区，鲅鱼圈用了不到30年，介绍鲅鱼圈想必要和深圳比一下，虽然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浪潮里，鲅鱼圈的发展速度远不如广东深圳，但是在东北老工业基地，鲅鱼圈用它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发展方式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当深圳城市发展出现问题的时候，值得庆幸的是鲅鱼圈还有机遇迎接新的挑战。如今，在“十二五”规划的指导下，我们相信下一个五年，依然是鲅鱼圈快速发展的五年。

（二）营口开发区的区位优势

1.港口优势。营口港是我国北方地区最近的深水不冻港，也是东北第二大港，现有生产泊位29个。其中万吨级以上的泊位17个，已与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40多个港口实现通航。2004年吞吐量达到5977万吨，集装箱58.6万标箱，进入全国十大港口行列，非金属矿产品运量居全国各港之首。

2.交通优势。鲅鱼圈东侧有哈大铁路、哈大公路、沈大高速公路三条交通动脉并行纵贯南北，中部有疏港铁路、疏港公路、入区公路相应横穿东西，南北距大连、沈阳机场各200公里左右，陆路连接东北三省以至欧亚大陆，交通运输十分便利。已经建成并且运行的滨海公路贯穿鲅鱼圈，而现在在建的哈大高速铁路将使营口鲅鱼圈的交通更为便利。

3.资源优势。地处辽东半岛，背靠辽宁中部城市群和广阔的东北腹地，矿产、木材、粮食、水果、水产品资源丰富，劳动力资源充足，资源深加工潜力巨大。

4.旅游优势。营口鲅鱼圈海岸线长25公里，是夏季海边洗浴的首选去处，这里有全国第一拜母圣地望儿山，这里有鲅鱼公主传说的山海广场，这里有八仙过海留下的仙人岛，这里还有青龙山森林公园、亚洲植物标本园、烽火台、金沙滩海滨浴场/月亮湖、等景观，构成了山、海、林、泉交相辉映的海滨旅游度假胜地。

二、营口开发区的政策优势

（一）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

由于改革开发以来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步伐较慢，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实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明确了实施振兴战略的指导思想、方针任务和政策措施。随着振兴战略实施，东北地区加快了发展步伐。营口作为东北第二大港口必须肩负起其巨大的区位责任。

（二）环渤海经济圈

环渤海经济圈，指以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京津冀为主的环渤海滨海经济带，同时延伸辐射到山西、辽宁、山东及内蒙古中东部。改革开放以来，环渤海已经形成了发达便捷的交通优势，雄厚的工业基础和科技教育优势，丰富的自然资源优势，密集的骨干城市群等五大优势。相比大连，营口在辽东半岛更具活力，因为营口相离沈阳盘锦鞍山更近，区位纽带能力更重要。

（三）辽宁五点一线战略

“五点一线战略”是辽宁对外开放的新战略。“五点一线”中的“五点”之一就有营口沿海产业基地，“一线”是指辽宁沿海全线，连接“五点”全长1443公里的滨海公路。

可以说，这些经济政策代表着辽东半岛沿海经济发展的政策导向，然而无一例外的是，营口开发区作为东北经济开发的前沿阵地，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十二五”的到来，我们看到的即将又是一个政策导向明显的发展地区。

三、“十二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鲅鱼圈的开发

（一）鲅鱼圈的经济结构调整

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到“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

随着鞍钢股份鲅鱼圈分公司的落户，必定为鲅鱼圈的发展带动后续的动力。我们知道同为开发区的深圳，虽然在30年的改革浪潮中一直起着领头的作用，但是我们也不得不看到由于深圳没有重工业基础，只能依靠廉价劳动力推动经济发展，经济结构明显不平衡，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政策优势不明显，发展动力以明显不足。虽然鲅鱼圈前期发展与深圳相似，城市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只有外资企业和中小企业。但是鞍钢的迁入必定带来丰富的就业量和重工业基础。

除了鞍钢，香港新泰集团旗下的新东北电力集团的到来，将为鲅鱼圈带来持续不断的“动力”，香港信义玻璃、北钢管业、中船重工以及一大批优秀工业企业纷纷抢滩登录，无极灯、太阳能电池、高压开关等一批炙手可热的工业项目，共同描绘了鲅鱼圈工业经济链式发展的美好蓝图。

（二）鲅鱼圈能源节约型的城市建设

在“十二五”规划中，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

随着“辽宁五点一线战略”的展开，当滨海公路通过鲅鱼圈时，仙人岛能源化工区的建立，又为鲅鱼圈的发展增添了后续动力，一个城市的发展必须要有协调的产业结构，以前鲅鱼圈以轻纺为主，没有重工、化工工业，如今仙人岛能源化工区以建设资源节约型的新型化工产业的出现，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有很大的作用。如今，行车驱使在滨海公路路过仙人岛时，一定会在路口的广告牌上看到胡总书记的话：“仙人岛要加快发展”。这句话已经深深的印在我们当地人的心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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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力军.区域经济发展与欠发达地区现代化.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

[3]陈育宁.中国西部经济发展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

[4]张琳.韩增林.营口港发展条件及战略措施探讨.海洋开发与管理，2009，（11）.

[5]张洪武.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战略规划研究.2004.

[6]赵华明.发挥优势实现共赢加快建设沿海经济强市步伐.辽宁经济，2009，（10）.

城区经济发展研究篇2

[关键词]西部地区；二级城市；绵阳市；低碳经济；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3）10-0083-03

城市作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中心，聚集了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口，其温室气体排放占全球总量的75%左右，因此，城市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决定着整个国家或地区的低碳化水平，成为一个地区或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当前中央深入实施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有利于西部加快发展的优惠政策，继续加大中央财政对西部地区投入力度的背景下，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城市化进人快速发展阶段。而西部地区大多数城市还存在着生态环境脆弱、地理位置偏僻、思想观念落后以及产业低端化等问题。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城市化推动了西部地区城市生产、生活需求迅速增加，导致了西部地区各城市面临更加严峻的资源和环境问题。

一、城市发展低碳经济的文献综述

从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外专家学者在城市发展低碳经济领域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并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和实践工作。美国学者Edward（2007）系统地研究了城市碳排放量计算方法及应用分析，并对美国十个典型大城市中心与郊区单位家庭采暖、交通、空调及生活能耗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不同城市不同区域的碳排放标准明显不同的结论；日本学者柳下正治（2007）从城市碳排放综合构成的角度，立足日本国家碳排放现状及城市背景，从产业分布、建筑建造、低碳交通及新节能技术应用方面提出减小城市碳排放措施；英国学者Chris（2003）通过对英国家庭调查取样开展了实证分析，以具有说服力的数据表达了英国家庭生活碳排放的未来情景及低碳化生活方式的迫切需求，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英国民众生活的低碳标准。

国内学者对城市发展低碳经济的研究相对比较晚，朱守先（2009）、李萍（2009）、张丽雅（2010）等研究了城市发展低碳经济的内涵、特点和国际的区域性示范经验，探讨了城市低碳发展的核心和重点，并对未来城市低碳经济的发展提出了建议；付允（2008）、华金科（2010）、李东升（2010）、窦林琪（2010）、申红艳（2011）、刘畅（2011）、杜宾宾（2011）等专家学者以北京、株洲、珠海等城市为例，探讨了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些城市发展低碳的可行性和模式选择问题，提出了中国城市低碳化发展思路和基本路径。

从国内外研究文献来看，国外学者对城市发展低碳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碳排放与能源消费领域；国内学者主要集中在发展低碳经济的内涵、特征及对策建议方面，更多的是探讨工业化城镇化程度较高的沿海地区城市发展低碳经济问题；本文拟以西部地区二级城市为研究对象，选择四川省绵阳市为例，在实地调研获取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分析其低碳经济发展现状，进而探讨低碳经济发展路径，力求为西部地区类似二级城市发展低碳经济提供参考借鉴，以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四川省绵阳市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分析

四川省绵阳市国土面积2万平方公里，辖9个县市区，总人口540万。城市建成区面积103平方公里，城区总人口107万。是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建设的我国唯一的科技城，成渝经济区西北部的中心城市，四川省第二大城市，现为全国首批“三网融合”试点市。全国首批“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市，作为西部地区二级城市的典型代表，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能源消耗和环境影响问题较为突出，下面就以绵阳市为例，通过低碳经济相关指标分析其低碳经济发展现状和发展低碳经济的可行性。

（一）能源消费结构

绵阳市属于典型的能源消费型城市，其能源消费结构是西部地区大多数城市当前能源结构的缩影。我们通过实地调研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长期以来绵阳市形成了以煤炭、石油、天然气和电力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2010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消费量为456.6万吨、焦炭消费量、柴油消费量为3.2万吨、天然气消费量为3.8亿立方米、热力消费量为4000亿千焦、电力消费量为43.2亿千瓦时，主要能源消费情况见图-1。

（二）行业能耗情况

按照国际标准将各类能源消费折算成标准煤，2010年绵阳市的能源消费总量为402.1万吨标准煤，比2009年的消费总量增加了9.07%，能源总需求呈增长趋势。从行业能耗分布情况来看，绵阳市工业特别是电力热力生产供应业、非金属矿物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纺织业是主要的耗能行业，它们占工业能耗的比重分别为32.38%、27.43%、12.66%、7.67%、2.89%、2.31%和2.28%，具体情况见图-2。

（三）能源利用效率

经过我们的统计分析，2011年绵阳市万元生产总值能耗为1.061吨标准煤/万元，比2010年降低了3.92%，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但是与全国平均水平0.793吨标准煤/万元和四川省平均水平0.997吨标准煤/万元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与四川其他二级市能源利用率进行横向比较，绵阳市能源利用率处于较低水平，万元GDP仅次于南充、内江、攀枝花、遂宁、雅安、宜宾、资阳和自贡8市，居于四川省第13位，如表-1所示。

（四）碳排放现状

我们根据当前国内标准煤的碳排放系数计算了绵阳市2006-2010年的碳排放总量，结果表明，绵阳市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如图-3所示。2006-2008年绵阳市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持续下降，而2008-2010绵阳市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持续上升。2008年是转折点，我们推测或许与“5·12”汶川大地震有关，“5·12”汶川大地震中绵阳市工业经济和城市建设遭受了重大损失，市辖的北川、江油、平武和安县都是部级的极重灾区，大地震导致了绵阳市工业企业受灾严重，大量先进设备严重受损，工业经济一度处于停滞阶段，这可能是2008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处于低谷的一个原因。2008年以后绵阳市二氧化碳排放量持续增长，这或许与绵阳市工业经济和城市建设灾后恢复和灾后重建有关。

（五）碳汇能力

根据我们的统计，2010年绵阳市林地面积为15360公顷，主要包括常绿阔叶林、常绿与落叶混交林等，由于绵阳市牧草地面积比较少，忽略其碳汇能力不计。相关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草地单位面积的碳汇能力仅相当于森林的1/30，耕地面积作为碳源及碳汇的数量几乎相等，鉴于此，我们通过积蓄量法计算了绵阳市森林碳汇蓄积量，计算得到绵阳市森林和牧草地汇碳总量为7296.68吨，可以抵消2010年全市碳排放总量的0.73%。

三、西部地区二级城市发展低碳经济路径

前文以西部地区二级城市典型代表绵阳市为例，探讨了其低碳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可行性。下面着重探讨西部地区二级城市发展低碳经济的一般性路径。

（一）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促进能源结构低碳化

西部地区二级城市发展低碳经济应该强力推进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加快实施“以电代燃料”工程，提高清洁能源的供给量；增加秸秆气化站示范试点，针对城市太阳能资源总储量状况和时空分布特征，大力推广使用太阳能热水沼气技术，发展农村户用沼气和大中型养殖场沼气工程；实施太阳能资源器和被动式太阳房，促进太阳能电热的高效利用；落实国家对水、电、天然气等能源的基础价格政策，通过以上措施，实现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促进能源结构低碳化。

（二）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低碳化

西部地区二级城市发展低碳经济应该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低碳化。一是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将淘汰落后产能的目标分解到各区县和重点企业，限期公告需淘汰的落后产能、落后工艺设备、淘汰时限及企业名单。二是大力引进低碳产业。以各县、区的产业基础为依据，大力鼓励非能源核技术、新能源、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的发展。三是积极推动低碳物流、低碳商贸、低碳旅游、科技咨询、信息服务和投融资服务等在内的低排放服务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四是围绕国家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结合当地的生产水平、科技资源等，努力构建低碳产业集群，提高产业集中度和产业核心竞争力。

（三）加快低碳技术开发与应用，提高能源利用率

西部地区二级城市加快低碳技术开发与应用，提高能源利用率，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重视低碳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储备。坚持技术可行、经济合理的原则，制订技术发展路线图，促进高能效、低碳排放的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逐步建立以节能和高效的清洁能源、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技术为核心的多元化的低碳技术体系。二是建立健全节能技术产品推广体系。加快节能减排技术支撑平台建设，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节能减排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体系，加快推进各种节能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产品及合同能源管理、分布式能源管理等节能新机制在工业企业中的推广普及和应用。

（四）加大绿化投入，提高碳汇能力

西部地区二级城市发展低碳经济还应该注重加大绿化投入，提高碳汇能力。森林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温室气体的主要储藏室和吸收源，因此，应大力提高城市绿化覆盖率，进一步增加城市的林地面积，并结合城市的实际情况，积极开展碳汇林建设。

（五）广泛宣传环保教育，倡导低碳消费

城区经济发展研究篇3

关键词：增长极理论；中心城市；聚集效应；扩散效应

1　引言

面临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区域间竞争日益激烈的趋势，如何实现区域的共同发展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佩鲁等人提出通过增长极促进和带动区域经济增长为许多国家和地区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中心经济城市凭借各种优势发展成为区域中的增长极，并通过发挥强大的功能和作用，在区域和国家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在区域发展当中，由于不平衡增长模式的存在，集中投资可以产生高的投资效果，促进各类产业迅速发展。把投资集中在一个中心城市，可以促进城市的快速增长，使中心城市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最具活力的增长点和聚集地，进而通过中心城市的聚集和辐射作用。影响和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振兴和发展。

增长极理论最初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提出，如今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学说的基本理论之一。佩鲁在《略论增长极概念》(1955)一文中指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区，而是以不同的强度出现在增长点或增长极，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扩散，对整个经济具有不同的终极影响”。佩鲁从技术创新、资本的集中和输出以及聚集经济三个方面分析了增长极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的重要作用。一个中心也会导致其他中心的出现，这些中心之间借助物质和智力交往而相互联系，进而会使增长极所在地的整个经济状况改观。

2　中心城市的基本特征

中心城市在整个区域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居核心地位、发挥主导作用，它实际上就是增长极理论中的增长极。中心城市作为区域的经济中心，具有显著的特征：

2.1　经济规模大、聚集程度高

中心城市的经济规模在所属区域内占据较大的份额，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于区域平均水平。城市居民的消费能力大，带动区域内消费产业的发展能力也大。这是中心城市的最基本特征，并影响着其它功能的发挥和未来的发展潜力。

中心城市提供较多的就业机会和较高的工资收入吸引了周边地区的大量人口，成为区域内的人口聚集地，中心经济城市优越的投资环境吸引了大批竞争力很强的企业群体，从而成为区域内的资本聚集地。企业的集中有效地促进了中心城市生产能力的提高和市场规模的扩大。同时·在客观上刺激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中心城市经济活动聚集的特征，决定了城市经济运行的高效率，有利于市场体系的完善，实现城市发展的规模化、专业化和国际化。

2.2　城市产业结构优化

城市的产业结构状况决定了城市的发展空间和竞争能力。中心经济城市产业结构优化主要表现在：

(1)第三产业在城市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较大。“由于第一、第二产业劳工生产率的极大提高，对产前产后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还改变了竞争格局，使原来对商品的竞争转向包括商品和服务在内的‘一揽子’竞争或者完全是服务的竞争”。

(2)有产业结构的自升级能力。中心经济城市产业结构的自升级能力来源于城市中产业技术和组织的创新。中心经济城市“与其腹地之间通过创新——转移——扩散——再创新的循环往复过程推动产业结构不断升级。”

2.3　基础设施完善、科技实力强

完善的基础设施是中心经济城市的基本特征之一，它保障了中心经济城市高效、畅通、有序地运转，并为居民生产、生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便捷的交通运输系统、先进的通讯网络和优良的人居环境不仅可以满足居民生活和城市经济发展的需要，还提供了与周边地区联系的高效率的通畅渠道，为中心经济城市功能的发挥创造了条件。

先进的科学技术、雄厚的科技实力是中心经济城市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主要表现在智力资源的密集和良好的文化氛围。中心经济城市是区域内人才技术、科研和设备的聚集地，拥有较高水平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有相当数量的科技工作者和专业技术人员，有充足稳定的科研投人和发育良好的科技市场。中心经济城市拥有完善、先进的文化设施，有全面、系统的教育体系，为城市培养人才、开发智力资源奠定了基础。

2.4　对外开放程度高

中心经济城市作为所属区域甚至整个国家的发展中心，是区域或国家对外交流的窗口，是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城市，主要表现在外贸依存度和投资依存度较高。中心经济城市的政策国际惯例接轨进出口贸易繁荣、能够充分利用外资，城市的对外开放领域比较广阔，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合作的层次较高。

3　中心城市在区域中的功能分析

3.1　中心城市的聚集功能

聚集是城市的一个核心特征。琅集不仅可使城市本身成为资源要素的采集地，成为一个区城经济活动的中心，而且可以使城市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实现程度更高、规模更大的聚集，从而形成城市聚集经济及其效应。城市作为聚集的中心，在资本、技术、人才、信息、基础设施、交通运输、市场容量、文化活动以及居住条件等方面，比周边地区拥有更多的优势，使得各种资源、生产要素和生产活动不断向城市聚集，从而产生聚集的规模效应和经济效益，使城市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点。因此，中心城市的聚集功能较区域内的其他城市更为突出。

3.2　中心城市的扩散功能

扩散是城市的另一个显著特性。主观上，城市作为一个确定的利益主体，它总会不断地以自己所具有的实力拓展自己的腹地空间，为自己的产品、服务寻求足够大的市场，客观上，城市以其技术、资金、管理、观念、生产体系等优势提高和带动腹地的经济发展，从而进一步确立对腹地的主导性作用。然而，规模效益并不是要求城市经济规模无限扩大，过分的城市集聚往往会导致集聚不经济，如资源短缺、环境恶化和诸多的社会政治问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经济系统受利润和价值规律的支配，本质上有一种与其它经济系统在技术上、经济上、组织上以及再生产过程中相互渗透、融合的趋势。这种趋势包含了四个方面：其一，工业内部各行业的渗透；其二，产业问的相互渗透；其三，城乡之间的相互渗透，其四，城市与区域之间的相互渗透。它们的共同组合形成城市的扩散效益。这种扩散趋势的存在保证了集聚在一个合适的度内进行，从而保证了集聚的效益。另外，扩散是为了进一步增强集聚的能力。城市的产品与服务最终必须在市场上才能实现，但城市本身的市场是有限的，因此，城市必须向农村、向其它城市扩散。通过这个扩散过程，城市的实力进一步增强，集聚力进一步增加。

3.3　中心城市的龙头作用

中心城市凭借各种优势，吸引区域内的资源、资金、人才、信息、产业等生产要家向该城市聚集，从而产生规模聚集效益，提高城市经济效率，使中心城市成为所属区域中经济发展的龙头。

首先，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具有示范效应。中心城市作为区域中的龙头，在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生话方式的改变等各个方面都走在周边地区的前面，对周边地区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其次，中心城市发挥调节功能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心城市通过发挥聚集功能和扩散功能，能够对区域内部发展横向经济实行有效的控制和引导；通过在对外联系中建立和发展区域性生产协作网络，中心城市能够调节区域内的社会再生产系统，并控制、协调、监督其运行；通过统筹运用经济杠杆，中心城市能够加强区域经济的综合平衡。

4　加快中心城市快速发展的措施

推进中心城市发展，以中心城市发展提升区域竞争能力，带动区域经济的协调、快速发展。必须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

4.1　必须加强统筹规划、加强项目建设

统筹规划是加快中心城市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中心城市，具有各自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产业优势和科教优势，应加强规划指导，从自身的实际出发，找准发展的最佳位置，避免产业雷同和重复建设，实现区域经济间的统筹协调发展。

项目是中心城市发展的重要载体。中心城市的发展，无论是产业建设还是基础设施建设，最终都要落实到项目建设上。应根据中心城市发展的要求，加大对重大项目的选择、包装、推介力度，加大对项目跟踪落实的力度。通过抓一些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项目，增强中心城市的发展后劲，壮大中心城市的物质基础，更好地发挥中心城市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带动作用。

对于中心城市来说，一枝独秀已不能适应区域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中部地区中心城市的实力和作用相对有限的情况下，推进城市群的发展，是实现中部崛起的有效途径。

4.2　必须加强政策支持

政策是激励中心城市发展的推动力。无论是长江三角洲还是珠江三角洲及环渤海地区的中心城市，政策的作用都是很大的。加快中心城市的发展，应制定和实施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特别是要在项目建设上给予积极支持，不断提高中心城市自我发展的能力。

4.3　必须加强人才保障

城区经济发展研究篇4

关键词：城乡统筹；流域经济；贫困地区发展

中图分类号：F6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9)05-011-5

论文100paepr.com

一、流域概念与流域经济

流域(Drainage Basin)是由分水线所包围的河流集水区，它既是一个水文单元空间，也是一个生态系统空间，更是一个经济体系空间。流域空间有可能会跨越不同的行政边界，可能形成跨越几种差别性地方发展政策的区域性空间。在当下中国超常规快速城市化的语境中，从流域的角度来整体性地思考流域流经地区的发展问题，可以弥补目前基于条块分割的规划和发展模式的不足。

流域经济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区域经济。它以江河为纽带和轴心，通过流域内资源、资金、技术、信息等要素的优化与整合，形成分工协作、优势互补、开放互利的经济区域。跨越不同的行政区划经济，流域经济更体现出一种开放性、协作性和整体性。要搞好流域经济，必须做好流域的综合发展规划，从整个流域发展的公共政策研究开始，进行环境保护规划、空间综合管治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全面控制。

二、流域综合发展规划

流域规划是区域规划的一种特殊类型，也是国土规划的一个重要方面，通常是以江河流域为范围，研究水资源的合理开放和综合利用。狭义的流域规划是以江河本身的治理开发和流域的水利开发为目标，包括干、支流梯级布置、水库群规划、防洪发电灌溉航运工程、相关枢纽建筑配置、水资源利用、水土资源平衡、农林及水土保持措施等内容。广义的流域规划是指流域综合发展规划，涵盖整个流域范围的城镇体系规划、建设用地与非建设用地布局、上下游产业动态关系、主体功能区划分、流域转移支付政策等内容。

流域综合发展规划需要处理好发展与保护、整体与局部、干流与支流、上游与下游、需要与可能、近期与远景的关系，梳理好防洪、发电、灌溉、航运、供水、渔业、旅游等产业之间的关系。科学的流域综合发展规划是落实“五个统筹”的规划，在流域范围内考虑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流域规划是反GDP崇拜的规划，是在公平的前提下兼顾效率的规划，是在社会发展的前提下考虑经济增长的规划，是注重地域差异与当下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约束的规划。

三、城乡统筹视野下的流域规划理论

(一)流域共生理论

流域共生是指在流域范围内城乡不同系统的单元之间信息交流、物质交换、能量传导以及合作模式的形成和运行过程。城乡发展的阶段模式经历了依存(农业社会)、统治(工业社会)、融合(工业化中期)和一体化(后工业社会)四个阶段，由生产力向生产关系的范畴逐渐过渡，由非对称互惠向对称互惠的过渡过程。在城乡统筹视野下，城乡不再是剪刀差作用下的二元空间①，而是环境关联、产业联动、生态共生、上下游市场资源与要素互补的整体性流域空间。从流域共生理论出发，对流域流经的不同行政区域的城乡规划进行统筹和协调十分必要。以流域共生理论为指导，在流域城镇体系的建立、重大基础设施的布局、重大建设项目的选址、上下游发展的时序等方面，皆需要进行长远的、全局的、整体的思考，避免就事论事、行政区划本位、任期本位地看待问题。流域公共资源需要共享，劳动力、资金、技术、政策诸要素需要统筹考虑，重大项目要避免重复性、同质性、竞争性建设，实现流域发展外部性的最大化。

(二)产业关联理论

依托流域空间体系，产业梯度势能差通过资本投资、技术传播和劳动力转移推动经济要素实现空间的转移与扩散，并在此过程中产生产业的关联与集聚。通常情况下流域上游对下游的优势体现在水资源洁净度、能源充裕度、劳动力价格差异度、初级产品丰富程度方面，因而成为水资源、能源、劳动力和初级产品输出地。下游对上游的优势体现在技术资源、融资渠道、资金来源、产品加工能力等方面，因而成为技术、资本、次级产品或终端产品的输出地。自觉地重视上下游产业关联有助于流域产业的有效集聚和有序集聚，使城乡的各要素市场产生良性互动，流域内的就业问题、税收问题、环境保护问题、污染治理和排放问题都可以得到统筹考虑和解决。

在产业关联理论中，上下游之间关系的“半流域保护理论”和不同支流之间的“选择性流域保护理论”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前者是上游布局清洁产业，下游布局有排放限制的产业；后者是把有轻度污染的产业选择性地集中在某一支流上，有助于保护其他支流的水资源和提高该支流污水治理的效率。在流域产业布局中有的支流旅游资源丰富，那么休闲观光产业就作为重点发展对象，其他对该产业有负面影响的如采矿、化工、冶炼等就得让位。流域产业关联发展可以促进产业集群的有效有序集聚、做大做强和差异化发展，形成规模效应和品牌效应。

(三)效益补偿理论

理论上讲，流域的上下游具有同等发展的权利。然而，从环境保护和生态保护角度来讲，上游的开发限制多，下游的开发限制小，下游的开发强度、产业多样性、产业开发密度、产业规模都要高于上游的相关指标。上游区域为了整个流域的发展必须自觉地做出让步和牺牲，而它的主动约束行为所带来的开发权损失应该从下游的开发权转移收益中得到补偿。流域发展的上下游之间的公平利益关系只有通过转移支付政策才能实现。同样情况也适用于选择性流域开发过程：污染重但GDP产出高的支流应该对排放少但GDP产出低的支流实现效益补偿和转移支付。

(四)流域可持续理论

流域的可持续理论是建立在流域的人一人关系、人一地关系、地一地关系和谐发展的基础上的。人一人关系是流域内人口分布和就业结构的关系，人一地关系是建成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关系，地一地关系是流域内不同行政区之间的关系。在流域范围内考虑基于人口有序流动和就业平衡的城镇化模式是建立和谐的人一人关系的基础。在流域范围内对建设用地和非建设用地进行统筹规划，对生态敏感区、基本农田保护区、矿产资源分布区进行强制性保护，对自然山地、水体、绿地的自觉维护，是建立永续的人一地关系的前提。在流域范围内协调不同行政区的利益，放弃自我本位的利己主义思想，站在流域的高度考虑科学发展的问题，是实现共生的地一地关系的条件。

流域可持续发展是流域内全面的、长远的、整体的发展，其中对弱势人群、贫困地区、边远山区的关注是流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贫困地区流域发展来说，教育、技术、政策、观念和资金的帮助和支持是必要的。

四、贫困地区流域发展战略的初步思考

(一)政策驱动战略

贫困地区是市场要素不活跃、市场机制未发育的地区。因此该类地区的发展，显然政策驱动是首要战略。对于某些贫困地区，各种级别的优惠政策不少，比如对于大宁河流域的贫困地区可以享用的优惠政策有：西部大开发政策、直辖政策、库区建设政策、移民政策、对口扶贫支援政策等。虽然优惠政策众多，光靠政策驱动的单一要素发展该地区是远远不够的。政策驱动是发动机和孵化器，关键是要发动市场要素和孵化市场机制，“看得见的手”需要“看不见的手”的配合。要带动“看不见的手”介入大宁河流域的整体发展，流域规划的作用是巨大的。政策驱动下的流域综合发展规划，是贫困地区流域发展的行动愿景、技术支持和法制保障。在政策驱动下科学地规划、广泛地宣传、实效地服务、跨行政区域的联动协作是大宁河流域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

(二)资金的运用战略

长期以来，贫困地区的政策性资金是不少的。比如包括巫溪在内的渝东北连片贫困地区，每年各种财政拨款和政策资金都向它们倾斜，如库区环保资金、高山移民资金、退耕还林资金、防洪建设资金和部级市级的扶贫基金、教育资金等，然而该地区发展依然缓慢。贫困地区至上而下的拨款推动的城市建设，起点低、目的单一、复合效应差、操作粗放。这些扶贫帮助没有起到足够的边际效应放大作用和后续带动作用，也没有得到市场力量的配合和民间力量至下而上的跟进。战略上没有整体思路，空间上没有统筹布局，时间上没有有序安排。

中央政府也意识到原来的扶贫政策需加以改进。近年来，扶贫的改革政策和措施包括：由过去单纯分散救济的扶贫方法向经济开发扶贫方式转变②；从单纯依靠政府系统向主要依靠经济组织转变；从资金单项输入向资金、技术物资、培训相结合输入配套转变。

(三)其他思考

在观念方面，要认识到对贫困地区流域发展做减法也是一种发展。在上游和支流减少人口数量(向下游和干流的发达地区转移人口)，减少建设用地(退耕还林)也是一种发展。对于生态承载力和产业承载力弱的地区，减少其发展的压力，外迁人口、退耕还林、退厂进园、以退为进不失为一种精明的策略。

在教育方面，对贫困地区流域发展要加大投入，从人一人关系来说，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不要输在起点上，从可持续发展角度，让贫困地区的后代先在知识上先脱贫。

在基础设施方面，对贫困地区流域发展要先行。很多贫困地区公共财政匮乏，基础设施欠账太多，可达性差，对外通勤时间成本太高。国家开发银行、世界银行贷款、国外长期低息援助基金、国债和地方债募集资金要向贫困地区流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倾斜。

在城镇发展思路上，集约化有序发展很重要。该策略可以提高贫困地区公共设施的服务水平和效率，减少基础设施投入，有助于在更大范围内保护生态环境和解决就业问题。

五、案例研究：重庆巫溪大宁河流域贫困地区发展思考

重庆市是一个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的具有省域特征的直辖市。都市区发展条件和水平可与中国东部沿海相比，渝西地区与国家中部地区类似，库区与渝东南相当于中国西部的情况。重庆市委、市政府在此背景下针对重庆大城市带大农村，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的现状提出了“一圈两翼”的空间发展战略③。巫溪县属于“一圈两翼”中的渝东北翼，是三峡库区移民开发县，同时也是部级贫困县④。它地处大巴山东段南麓的渝、陕、鄂三省(市)结合部，全县幅员4030平方公里，总人口51.42万人，其中农业人口45.2万人。其宏观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基础薄弱，总量太小；经济运行质量不高，结构落后；重点产业支撑作用乏力，兴县支柱产业尚未形成；财政收支矛盾突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严重不足；城镇就业再就业困难，农民持续增收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难度较大。巫溪的发展受交通瓶颈的制约严重。目前境内无高速公路、铁路、机场，大宁河航道的运力有限，标准太低。县城到重庆至少需8小时车程。

巫溪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丰富(红池坝森林公园为有国家4A级风景区)，文化深厚(巫巴文化、盐文化、医药文化)，生态环境良好(连同神农架地区成为中国最大的淡水涵养源组成部分)。由于水运交通的衰落，受制于交通瓶颈和区位劣势，大宁河流域的发展严重滞后于重庆主城和库区其他段的发展。然而近期规划中过境的奉溪高速公路、安常铁路、渝东北支线机场将给该区域的发展带来极大的机遇。在城乡统筹的政策背景下，从流域经济的角度思考该贫困地区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一)流域经济作为巫溪城乡统筹发展的切入点

与巫溪相关的流域体系从大到小分为三级：长江流域、大宁河流域、白杨河流域，也分别对应三个不同级别的流域经济体系。长江流域经济体系为部级，大宁河流域为地区级(二三峡库区)，白杨河流域为县域级。流域空间的统筹实际上也是政策的统筹、经济的统筹、社会发展的统筹。流域流经不同的经济类型、开发模式、发展水平的行政区域，是很好的城乡统筹的思考对象。

巫溪的旅游业、生态林业、绿色农业、中药材产业、民俗文化产业、手工业、巫文化产业等都有资源优势和发展潜力。借助参加巫溪马镇坝新区城市设计的规划实践机会，我们试图思考在物质环境建设的同时能否有全面促进巫溪社会经济发展的可能，而发展该地区的流域经济是研究思考后的答案。

该思路是点线面流域一体化发展思路：即培养开发点、延伸发展线、扩展增长面。流域经济开发点由巫溪水城(旅游基础设施)和五个集镇(五多金花式的差异化小镇)共六个点组成；流域经济发展线为柏杨河流域为主体的流域产业链；流域经济增长面为依托流域往纵深腹地发展的整个带状山谷用地，从而复兴巫溪桃源峡郡的历史美名。

通过流域经济战略，统筹城市经济、集镇经济以及乡村经济的发展(即老城组团、马镇坝组团、赵家坝组团、凤凰组团的城市经济，五个集镇的集镇经济以及腹地的乡村经济的发展)，实现五个统筹：即统筹区域发展，发挥生态休闲经济的优势，整合区域的旅游资源、产业资源、人力资源、资金资源；统筹城乡发展，使县城、集镇、中心村、农村居民点纳入到流域产业链中来；统筹社会经济发展，进行产业孵化，提供就业机会，提高区域发展信心和居民幸福指数；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在目前经济尚落后但文明深厚地区进行有地域特色的人居环境建设；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发展，利用网络和媒体工具让世界了解巫溪源远流长的巫文化、盐文化、药文化，神秘的神农架风光、秀美的大宁河风光、红池坝高山草甸风光，让巫溪走向世界。

(二)流域经济与渝东北贫困地区空间发展战略

结合项目调研对大宁河支流柏杨河上游、中游和下游的三个河段进行了抽样调查，发现结果具有启发意义。上游凤凰段是农耕段，处在未城市化期；中游马镇坝段是待开发段，处在城市化预备期；下游

快接入大宁河的赵家坝段则是建成区，处在已城市化阶段。从上游到中游到下游的调查发现三减三增现象：生态当量递减，人工痕迹递增；物种多样性递减，热岛效应递增；亲水性递减，工程性递增。上游凤凰段体现的是恬静的、田园牧歌式的农耕经济，下游赵家坝段体现的是高密度、粗放、低质量、赤裸裸的房地产经济，而中游马镇坝段基本上有大半还是处女地，如何策划和定位是规划前必须要完成的任务。我们的思路是借未来5年交通大发展的机遇大力发展旅游服务业，整合县域现有的旅游资源，在马镇坝新区进行巫溪水城和休闲驿站建设，打造柏扬河流域城乡旅游的中心基础设施。

结合项目思考，笔者认为渝东北连片贫困地区的发展在战略上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发挥流域经济的统筹功能：在空间上对流域沿线开放空间进行整体性利用，兼顾防洪、生态涵养、市民日常休闲和游客观光旅游的功能；在时间上注重近期建设规划项目的带动作用，孵化作用；在战术上必须结合高水平规划、地方自然资源利用、地方适用技术应用、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发掘等综合手段相结合；充分用好每年各种财政拨款和政策资金，制订相关政策，鼓励市场力量和民间力量的配合；充分利用重点项目起到产业孵化和带动作用。

(三)城乡统筹发展的三个战略

重庆巫溪柏杨河流域在城市段流经四个组团：凤凰段、马镇坝段、赵家坝段和老城段。老城组团城区狭小，地势陡峭，房屋密集，人车混杂，具有交通瓶颈，发展策略为减容、增绿、留白；赵家坝组团已基本建设完成，具有土地资源和发展空间瓶颈，用地局限；马镇坝组团具有后发优势，总体规划规定的3，92平方公里，在13年集聚5万人；凤凰组团是丁业组团。近期建设主要进行城市化的区域是马镇坝新区组团。我们对地方政府提出的马镇坝新区战略包括三个部分：流域战略、新城战略、复合地产战略。

流域战略不是孤立看待马镇坝新区，而是把马镇坝放到整个柏杨河流域，把马镇坝打造成统筹城乡、统筹区域的一个重要结点。通过马镇坝的建设带动柏杨河流域的社会经济生态文化的建设。

新城战略是利用马镇坝组团的建设进行县城空间结构的调整，交通结构的梳理，产业结构的更新，文化结构的创造，综合地经营城市。巫溪旅游资源丰富，但资源分散，配套设施不全，需统筹县域旅游资源，整体推广。在马镇坝组团营建巫溪水城作为休闲驿站，携柏杨河滨河美食街、巫文化风情街、巫溪风情酒店、经济型民俗酒店、巫文化特色街坊，作为旅游基础设施配套，为统筹城乡发展打前战。

复合地产战略是希望统筹土地经济和产业经济。土地经济增长与固定人口增长相关，产业经济增长与流动人口增长相关。土地经济规模与固定人口规模相关，产业经济规模与流动人口规模相关。按照重庆“一圈两翼”的空间发展战略，巫溪县城人口要从6万人增加到12万人，县域人口从44万人减少到38万人。巫溪县城固定人口基数少，而且在“一圈两翼”的空间发展战略中的人口规划中县城增加6万，县域人口减少6万，因此土地经济增长有限。相比在交通瓶颈突破后，旅游潜力大，流动人口增长潜力大，产业经济发展前景好。土地经济是稀缺的、泡沫的、不可复制和再生的，旅游产业经济是长效的、可持续的、循环的。因此我们建议政府要根据巫溪的特殊情况预留一定比例的旅游产业用地，适当降低房地产开发的用地比例。

(四)基于流域经济理念的马镇坝新区建设规划

在明确了流域战略、新城战略、复合地产战略后，近期的工作为统筹土地经济和产业经济，打造开发点，培育发展线，形成增长面。开发点具体表现为巫风旅游度假水城项目，发展线具体表现为柏杨河流域旅游产品线示范段项目，增长面具体表现为峡郡人居环境样板项目。我们进行了巫溪城市化和产业化的战略研究，去四川平乐古镇进行了针对性调研，对渝东北的旅游、产业、文化、景观、流域进行了专项调查，对马镇坝新区开发强度、空间品质、环境承载力进行了深入思考，还对建筑风格、景观特征、场所精神，开发主体、盈利模式、永续发展的开发模式进行了研究。其中巫溪水城是项目规划的一个重点，希望开创一箭多雕的多赢局面。通过巫溪水城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打造一个综合性的休闲驿站，建设一个生态绿岛和巫文化度假胜地，作为巫溪地方经济的助推器和特色产业的孵化器。水城的发展依托良好的自然资源，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基础，主要以高档商务活动、旅游及休闲度假旅游集散中转为市场目标，同时兼顾大众休闲旅游市场，使之成为巫溪经济增长的增长极，成为巫溪新城名片。实行分期建设，前期先行进行水城特色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筑巢引凤；中期推动地产开发，市场力量跟进；后期倡导地产与旅游结合，旅游复合地产多赢，按可持续发展模式，提升当地居民生活的幸福指数和发展的信心，实现文化的认同感，提升地方的知名度和集体的自豪感。

希腊学者道萨迪亚斯认为，我们应该把人类聚居环境视为一个整体，将它作为完整的对象考虑。将局部地段的发展放人更大的整体的区域中是很有必要的。流域的视野就是一种整体观的视野。城市和区域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城市规划和区域统筹是应对巨大不确定性的复杂性科学。选择准确的思考和研究的切入点很重要。针对以渝东北连片贫困地区的问题为导向，以流域经济为切入点，通过类似巫溪水城这样的重点项目作为开发点，带动流域产业链作为发展线，并结合类似马镇坝样板段人居环境作为增长面，以点、线、面一体化的流域发展思路来统筹城乡的发展是笔者的核心观点。随着重庆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改革的深化，“一圈两翼”的空间发展战略的落实与深入，衷心期盼巫溪大宁河流域及其柏杨河流域经济能够形成规模效应，马镇坝新区战略能够实现，渝东北连片贫困地区的人们也能够早日跨入小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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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天其。重庆近郊开发及有关问题的研讨[J]，重庆城市科学，1986(3)：10－13。

[3]重庆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重庆市巫溪县城城市总体规划修编汇报文本(2007—2020)[R].2007。

[4]中国人口信息网，第八章一消除贫困[EB/OL]，ht-tp：//epric.org.en／yjwx/yjwx_detail.asp?id=2106

城区经济发展研究篇5

〔关键词〕内陆经济；内陆区域中心城市；比较优势；发展模式；成都

〔中图分类号〕F127.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187-（2013）05-0076-06

一、 内陆经济崛起与中国区域经济新格局（一）内陆经济崛起：现象与原因

中国是一个地区差异较大的发展中大国，长期以来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严重，形成了“东强西弱”的基本格局，其成因既有历史、文化、地理区位方面的因素，也有政治和政策方面的因素。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逐步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的演变不仅仅受国内因素的影响，同时受到全球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近三十多年，东部沿海地区受惠于国家采取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率先改革开放的体制政策优势和全球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局面，形成具有较强外部依赖性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导区域，在大幅度提升国家综合经济实力的同时也快速拉大了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长期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存在着“一国两速”模式，比如1990-2007年期间，沿海地区的GDP增速高达12.4%，大大超出中部和西部地区的10.6%和10.2%。但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一国两速”区域经济增长模式发生了逆转，沿海地区的GDP增速已经被内陆地区赶超，内陆的湖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江西等多个省份三年来的年均GDP增速都达到了12%-17%的较高范围，这一现象被称之为“内陆经济崛起”〔1〕。

为什么内陆地区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会呈现出快速增长甚至超越沿海地区的态势？有三方面原因：一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这场危机是自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世界经济遇到的最严重危机，作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的欧美发达国家内需严重萎缩，中国经济尤其是出口贸易受到严重且深远的影响〔2〕，沿海地区经济受到严重打击，内陆地区受危机影响相对较小；加快扩大内需、阻止经济下滑已成为中国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2008年开始实施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其中的绝大部分投向了内陆地区。二是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成本差异扩大和巨大内陆市场吸引了大量国际国内产业投资从沿海向内陆迁移或直接布局，加速了内陆地区投资增长。再者，沿海地区已进入工业化后期或后工业化阶段，增长速度必然放慢，而内陆地区总体上处于工业化中期，正进入加速增长过程。正是在这些国际国内因素的综合作用下，2008-2011年内陆地区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超过沿海地区1.78个百分点，这种态势可能在今后较长时期内持续存在。这充分显示，内陆地区将在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内陆经济崛起已经成为中国区域经济新格局的主要特征。

（二）沿海、内陆和沿边：中国新三大经济区域的划分

一个国家的经济区域划分是构建区域经济发展体系、制订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实施区域经济政策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政府最先采用了沿海与内地的“两分法”，改革开放初期的“六五”计划中沿用了这一划分，“七五”计划实行了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划分，“八五”计划又恢复为沿海与内地的“两分法”，“九五”计划重新表述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十五”计划又回到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划分，“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补充形成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区域划分。综观中国经济区划的演变过程，“七五”时期形成的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划分构成了核心线索，大体反映了中国宏观区域经济的发展条件和发展水平，其他时期仅仅作了局部调整或补充，基本框架改变不大。诸多学者针对东中西三大地带划分实践进行了批评，认为这一划分不能反映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最大的差异所在〔3〕；不能反映各个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内部存在的诸多差异性〔4〕；将一些具有内部紧密经济联系的整体性区域经济体分割开了〔5〕。事实上，这一划分的基础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对外经济联系十分薄弱，各地区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当地的资源禀赋，总体上具有内向、封闭的特点，不能反映在当今中国全境对外开放和全面融入全球经济背景下各个地区都可以利用外部资源和外部市场来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新特点。

一个大国的经济区域划分要能够揭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战略重点和政策导向。本文划分的依据包括：（1）以中国经济全面融入全球经济的视角重新审视各地区的地理区位条件，并以此作为区域同质性判断和经济区域划分的主要依据。（2）兼顾各个区域发展水平、发展条件、发展模式的相近性和相互经济联系。现行中部地区和西部许多省区基本上都处于同一发展水平，具备类似的发展条件，发展模式也呈现诸多共性，相互之间存在较强的经济联系，应该划分为同一区域。沿边各个省区经济发展则都呈现类似的复杂性，既面临沿边开放发展的机遇，也面临政治、军事、民族等多因素的掣肘。（3）充分考虑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以及各个区域在宏观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演变趋势。

基于以上划分依据，本文提出中国经济区域划分的“新三大区域”方案（见表1和表2）：（1）沿海地区，包括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和广东等10个省区；（2）内陆地区，包括四川、重庆、贵州、湖北、湖南、安徽、青海、江西、甘肃、宁夏、陕西、山西和河南等13个省区；（3）沿边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新疆、、云南、广西和海南等8个省区。需要说明的是，甘肃虽然有一部分很短的陆地边境线，但考虑其绝大部分位于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与宁夏、山西等内陆省份的经济特征更为接近，因此将其划入内陆地区；海南在传统划分中通常属于沿海地区，但考虑到海南经济发展水平与沿海其他省区的巨大差距，较低人口、经济和城镇密度，以及发展模式可能的特殊性，将其划入沿边地区。

（数据来源：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

（三）中国区域经济新格局

沿海地区由传统的东南沿海省份组成，依托优越的地理区位、繁荣的对外贸易、活跃的民间资本等优势，成为近三十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经济增长的引擎区域，经济总量规模大，人均收入水平高，人口、经济和城镇高度集聚，目前整体上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沿海地区面临外需骤降的严重打击和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抑制，加上劳动力、土地、能源等要素成本快速上升和工业化后期经济增长的自然减速，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面临严峻挑战。今后，沿海地区虽然仍将是中国进一步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并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的主导区域，但从国家宏观层面来讲属于优化开发区，需要以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转变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形成创新驱动型经济发展方式，继续保持在全国整体格局中优先发展和引领发展的地位和作用。

内陆地区由传统中部和西部的部分省份组成，主要涵盖黄河中上游和长江中上游大部分地区，改革开放以来属于相对被忽视的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人口数量最多，工业门类齐全，经济总量规模较低，人均收入水平最低，具有一批综合功能配套较为完整的大型城市和城市群，目前整体上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自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等战略以来，内陆地区获得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金融危机以来则吸引了大量沿海产业的内向迁移和国际产业投资的直接布局，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快于沿海地区。今后，内陆地区将是中国宏观层面的重点开发区，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低成本和区域市场广阔等比较优势，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全面融入全球经济，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保持经济高速增长态势，成为保证中国整体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主导区域。

沿边地区由具有陆上边境线的省份组成，分别毗邻东北亚、北亚、中亚、东南亚，少数民族和贫困人口较多，人口、经济和城镇分布稀疏，经济总量规模很小，由于人口总量少和国家扶持政策力度大，其人均收入水平稍高于内陆地区，整体经济发育程度较低，处于工业化前中期阶段。沿边地区具有独特的地缘区位，一方面具有在和平时期对外开展经济合作和贸易的优势，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军事、政治、民族和宗教等多种问题的挑战，其经济开发的复杂性极大。今后，其各个省区需要充分利用地缘区位和资源特点，综合考虑军事、政治、民族和宗教等因素，在国家针对性区域政策的扶持下，发展各具特色的沿边开放型经济。

二、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内陆区域中心城市的比较优势 内陆区域中心城市是内陆经济崛起的极核，内陆区域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内陆经济发展模式的典型样本。近现代世界经济发展实践表明，那些采取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的国家或地区会比其他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增长方面表现得更好〔6〕。一个国家或地区促进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的最佳方法是基于自身的比较优势来选择经济发展模式。下文以成都为例，深入分析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内陆区域中心城市具有的比较优势，并初步探索其可行的经济发展模式。

（一）要素集聚能力强大、人力资源丰富优质

四川城市化正处于中期快速发展阶段，但城市规模结构极不合理，作为省会的成都是唯一的特大城市，首位度很高；相应地，大城市较为缺乏，区域城市化的顶级优先发展现象十分突出。加上成都具有较强的经济基础、良好的人居环境和独特的文化魅力，对四川及周边省区的人才、资本、技术和产业等经济要素具有强大的集聚能力。通过大力汲取各种外来生产要素并与自身要素禀赋相结合，不断实现要素结构的跨越式变革，成都逐步累积形成了经济发展的要素比较优势。

就人力资源而言，成都通过不断汲取累积，具有丰富优质的特征：一是劳动力总量较大。2011年成都常住人口为1407.1万人（约占全省的17.47%），人口密度为1135人/平方公里。二是人口素质较高。目前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学历的人口达16669人，远高于四川省及全国水平。三是人才资源丰富。拥有各类人才总量已近230万人，其中专业技术人才82.46万人，经营管理人才17.64万人，技能人才72.71万人。四是人才培养能力较强。全省拥有普通高等学校93所，四川大学、西南交大、西南财大、电子科大等高等院校和大量科研院所的聚集使得成都具备高端人才的培养能力。

（二）经济腹地十分广阔、区域市场潜力巨大

成都属于国家西部战略重点发展的区域中心城市，是成都经济区的核心城市和成渝经济区的两核之一，联系和辐射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经济腹地十分广阔，区域市场潜力巨大。成都经济区包括成都、德阳、绵阳、眉山、资阳、遂宁、乐山、雅安8市，2011年常住人口约4250万人，GDP总值为12581.4亿元（占四川省的59.8%），是四川省经济水平最高、增长最强有力的极核区域，并有条件成为中国内陆地区最为重要的人口、经济和城镇密集区〔7〕。成渝经济区历史上就是一个地缘相近、人文相亲的有机整体，以相距300公里的重庆和成都两个特大城市为龙头，涉及100多个中小城市和1000多个乡镇，这个区域的GDP总量占西部省区的1/4，有条件发展成为长江中上游的经济中心，带动整个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并成为国家新的经济增长极。

不管是成都经济区还是成渝经济区，虽然地处内陆地区，但都拥有较多的人口数量，形成了较为密集的城镇体系，集聚了大量的经济活动，创造了较多的就业机会，既是成都发展可以依托的重要经济腹地，也是成都发展的巨大区域市场。更要强调的是，成都经济区、成渝经济区以及整体内陆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处于快速发展阶段，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规模不断扩大，消费结构不断升级，逐步从温饱型向舒适型和享受型转变，区域消费需求市场具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三）产业体系动态优化、投资环境品牌优良

近些年来，通过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成都的产业结构持续调整升级，逐步从以传统工业为主体转变为以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目前，成都形成了具有内在关联、良性互动、重组弹性和创新活力的产业体系：以电子信息产业、医药制造业、物流业和金融业为先导产业，以机械工业、食品工业、文化旅游业、商贸业和房地产业为支柱产业，以农业和公共产品供应业为基础产业。这一产业体系能够比较充分地利用区域内外可供利用的一切有利因素和条件来促进经济增长，不断将区域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发展优势，保持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潜力。

同时，成都不断加强综合功能和商务环境建设，提升城市地位和影响力，塑造了良好的投资发展环境。成都已成为部级软件产业化基地、国家信息安全成果产业化基地、部级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化基地、部级西部大学创业园、部级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园和中国服务外包的主要目的地城市，截至2013年7月底吸引世界500强企业245家，成为中西部地区的领先者。2004年，成都相继被台湾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评为中国内地“极力推荐”投资的城市；被中央电视台评为中国十大最具经济活力城市；被《财富》杂志评为中国十大商务城市。2007年，成都又相继荣膺“中国十大最具投资价值城市”和世界银行认定的“中国内陆投资环境的标杆城市”的称号。2013年《财富》全球论坛于2013年6月6日至8日在成都举行。第十二届世界华商大会亦将于今年9月24日至26日在成都召开。可以说，成都已经形成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品牌。

（四）国家战略地位突出、“先行先试”政策优势

在新的形势下，国家进一步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坚持把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放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优先位置并给予特殊政策支持。2011年，国务院通过正式批准实施《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把成渝经济区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要求成都和重庆深入推进充分开放合作战略，共同把成渝经济区作为西部经济发展高地来加快建设。同时，四川省确定了规划建设天府新区的重大发展战略，力争再造一个“产业成都”，努力为成都经济区、四川乃至于整个中国内陆地区造就一个巨大的增长引擎。

三、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内陆区域中心城市经济发展模式探索 后金融危机时代内陆区域中心城市具有不同于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沿海区域中心城市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与路径特征，也具有与其自身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大不相同的阶段特征和发展趋势。以成都为例，虽然具有人力资源丰富优质、区域市场潜力巨大、投资环境品牌良好、国家战略与政策资源等比较优势，但也面临着在区位条件、自然资源、能源供给和物流成本等方面的明显劣势。后金融危机时代，内陆区域中心城市必须遵循比较优势原则选择具有鲜明“区位特色”和“时代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

（一）加快“双重”开放，发展内外源相结合的开放型经济

输出基础理论强调基于区域外部需求的输出型产业部门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引擎，说明建立一个开放型经济是形成区域经济增长动力的基础。事实上，经济全球化已成为最重要的时代特征，任何国家和地区要获得快速的经济增长，就必须积极融入到全球经济系统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正是通过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尤其是沿海开放型经济的强力带动，才获得了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目前，成都的对外开放程度在内陆地区来讲属领先者，但远远低于沿海地区城市，这已成为影响经济快速发展和结构优化升级的最直接因素〔8〕。理论、经验和现实都说明，成都发展开放型经济是保持高速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

由于地处内陆地区，成都发展开放型经济必须选择适合自身的独特路径。首先，要加快推进“双重”开放〔9〕，即一方面要加快推进国际开放，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扩大国际贸易往来，实施“走出去”战略，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另一方面要加快扩大国内区际开放，加强与沿海地区和周边城市及区域的经济合作，密切资金、人才、技术和市场的交流与共享，特别要积极吸引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间接参与全球经济分工与合作。其次，成都要汲取沿海地区发展开放型经济的经验教训，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要充分依托国内市场需求，利用国内经济要素，积极建设内源发展动力，发展内外源结合的开放型经济，避免陷入“依附型经济”的陷阱。

（二）保持投资高速增长，培育投资与创新相结合的增长动力

当区域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所做贡献时，称之为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当区域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时，称之为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近年来，成都高速经济增长背后的原因主要是不断加速的投资增长，属于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10〕。考虑到发展阶段、经济基础和要素特征，成都在近中期内要保持经济高速增长仍将主要依靠投资驱动。一是进一步加大政府对交通网络、信息网络、能源网络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尤其要注重建设内外通达的快速通道体系，降低区位劣势导致的过高物流成本；二是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和沿海地区产业西进，努力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沿海企业投资，特别要吸引世界500强等跨国公司和国内500强企业的高附加值项目；三是营造民营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鼓励创业投资和扩资成长，培育根植性的内生增长力量。

从中长期来看，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是难以持续的，成都需要不断培育创新驱动能力，逐步形成投资与创新相结合的经济增长动力。由于面临科技创新投入水平低、科技成果产业化程度低、创新资源吸附能力低、自主创新环境较差等问题的制约〔11〕，成都形成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是一个长期的艰巨任务。一方面，要不断增强引进创新，从引进外资、进口贸易、对外投资等途径汲取资本、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注意制定系统完整的行业技术引进政策，加大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关键技术设备的力度。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视自主创新，加强创新环境建设，优化创新激励机制，推进科技成果产业化，提高创新要素汲取能力，尤其要注重创新型企业家这一高级创新要素的催化、占有、保留和集聚。同时，要把自主创新与引进创新有机结合，通过国际技术引进时加大本地技术创新投入和创建共性技术研发中心，提高本土企业消化、吸收、集成国外先进技术的能力。

（三）建设超大城市区域，提升经济空间组织的一体化水平

在世界范围内，经济竞争和综合竞争的地理层级正在发生从城市向城市区域的明显变化，城市区域正在成为当今全球经济活动的主要空间舞台。城市区域是城市区域化和区域城市化的结果，指相邻城市之间存在密切的生产、市场、交通、信息等经济社会网络化联系，区域范围内存在明显一体化发展趋势的城镇密集分布地区〔12〕。若将注意力仅仅集中在个体城市，而没有达到城市区域的范围，将难以把握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目前，以成都为核心的成都经济区8个城市的经济联系不断加强，已经呈现出一定的集中化和区域化发展趋势。建设以成都为核心的超大城市区域，推进内部空间组织一体化和外部空间联系一体化，逐步形成区域空间网络化发展模式，不断提升整体经济效率和全球竞争能力，将是成都获取持续经济增长的关键。

建设以成都为核心的超大城市区域，提升经济空间组织一体化水平，基本路径如下。一是要约束地方政府的市场保护行为，消除壁垒，统一规则，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积极创新市场交易方式和交易技术，努力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交易效率，实现全区资源利用效益最大化。二是在市场规则一体化的基础上，大力鼓励企业合作、兼并、收购等微观经济活动，深入推进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依赖和协同发展，加快产业深度分工和融合〔13〕。三是遵循区域合作规律，推进合作形式从双边合作到多边合作和全面一体化合作，推进合作内容从以经济合作为主推进到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等多个方面。四是尝试在四川省政府指导下，各个城市政府让渡出部分行政权力，建立起城市区域层面的管治机构，真正实行区域一体化治理。

（四）持续深化改革创新，构建政府与市场相协调的经济体制

在新形势下，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多方面作用。一是树立全球化理念，加快服务型和法治型政府建设，形成兼容并包的社会心态、自觉接受国际准则与惯例的社会意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二是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打造便捷的交通通道和畅通的信息网络，构建开放型经济的硬件框架。三是按国际水准建设区域中心大城市，增强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提升产业配套能力，构建多种类型的开放型经济发展平台。四是在招商引资、对外贸易、产业培育和要素保障等方面要做好战略规划、政策引导和实施推进工作。

经过三十余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经济已走上市场经济轨道，但各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很不平衡〔14〕。与沿海一些城市相比，成都的市场化程度不足，行政干预现象依然存在，市场配置资源不充分，国有经济比例相对过高。因此，成都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需要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逐步形成政府与市场相协调的经济体制。一是要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关系，限制地方政府的直接市场，既要深化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尽快实现非特殊国有企业产权向市场微观主体的转移，扭转国有经济比重过大的局面，又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二是要约束地方政府的市场保护行为，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重点是建立一体化的人力资源市场、产权交易市场、金融服务市场和技术市场体系。三是应该充分利用“试验区”的政策优势，争取国家支持进行先行先试，努力获取率先进行制度和政策创新带来的发展“红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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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经济发展研究篇6

（安徽大学 经济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摘 要：楼宇经济是现代都市发展过程中最具生命力和潜力且较时髦的一种经济形态.国内对其研究起步较晚，但也取得了一定成果.本文从楼宇经济的理论研究、发展现状研究、发展模式研究、发展对策研究、与政府职能关系研究以及定位在中小城市的楼宇经济发展研究等六个方面着手，对国内关于楼宇经济研究文献进行综合整理，以期为我国楼宇经济后续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 ：楼宇经济；经济形态；对策；政府职能

中图分类号：F29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60X（2015）08-0104-03

20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学界有学者首次提出了楼宇经济的说法.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和实践，目前楼宇经济已成为我国城市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迅速发展为在各大中型城市蓬勃兴起的新型经济形态.所谓楼宇经济，是指依靠商贸楼、区域基础设施等载体，以开发、租赁和售卖为主要方式，引进各类企业，进而增进税源，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现代型城区经济.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楼宇经济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和摸索，并取得了一系列广泛的研究成果.

1 楼宇经济发展理论研究

毕波、吴晓雷（2006）认为楼宇经济是以现代服务类产业为产业核心，吸引其他相关产业聚集而成并能够产生一定经济效益的功能区间.进一步分析得出楼宇经济空间具有依附性、集聚性、高效性和高端性等特征[1].姚中国（2005）提出发展楼宇经济，要掌握好四个原则，即共识共为、全方互动、科学规划和因地制宜等原则.还要突出总部经济、都市工业、产业链和招商引资四个重点，努力搭建政策、服务、文化与环境四个平台[2].王立华（2009）认为各级政府倍加推崇发展楼宇经济的原因主要为楼宇经济与产业转型升级、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以及城市功能转换的内在耦合.结合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各城市发展楼宇经济面临着新的契机和风险[3].杨全社（2010）指出城市在发展楼宇经济过程中应重视模式选择与均衡发展，要协调好产业规划与城市总体发展规划的关系，并要正确处理分析好政府与市场紧密关联度[4].

2 楼宇经济发展现状研究

陈家连、曹敬之、郝燕(2006)对宁波市[5]、陈宏（2010）对福州市[6]、胡俊（2011）对新余市[7]、程振兴（2014）对上海市虹桥镇[8]等区域性的楼宇经济发展现状进行了调查分析.如上海市闵行区自1992年的3幢楼宇到现在的300多幢，特别是近十年来，发展相当迅速，曾经的乡下闵行，如今已是高楼林立.其中，不仅中心城区，镇村集体经济投资下的楼宇经济也应运而生.如上海虹桥镇，截止2012年，全镇5000平方米以上规模的商务楼宇122幢，楼宇经济已经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在此基础上笔者根据各地区在发展楼宇经济过程中施行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整理，得出以下几点观点共识：一是加速推动现代服务业楼宇的招商引资；二是优化地区楼宇经济的发展定位，完善楼宇附近的交通配套设施；三是开发投资档次不高但性能较好的商务楼宇，使其更好地与高档楼宇进行有效互补；四是致力发展总部经济，增强区域产业扩散带动力；五是精细配套服务，提升城区楼宇经济的管理服务水平.

3 楼宇经济发展模式研究

洪田芬、杨毅栋（2010)对楼宇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刻解读，指出如今大部分城市楼宇发展轨迹为多核多中心的发展结构，特色是与快速交通（如地铁）线路的延伸相结合，并利用规划和政府引导手段呈现楼宇业态多元化发展[9].刘学、张敏等学者（2010）通过对海宁市的区位条件、自身产业特点调查研究，总结了海宁未来发展楼宇经济的重点模式，也值得类似海宁的中小城市借鉴.概括来说，海宁市的楼宇经济应定位为商务中心区、特色产业基地、中小企业总部聚集地以及城区扩展商务区体系的构建与强化[10].张拴虎（2014）对中心城市老城区楼宇经济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老城区与新城区相比具有较好的区位优势和产业发展基础，但同时也面临建设用地稀缺，规划滞后，地租过高等问题，故而从市场主体角度来看，老城区比较适合“政府—中介组织—市场联动”的多元合作型模式.从空间布局来看，老城区适合发展双极开发与轴线延伸的模式.而从楼宇业态汇聚层面考虑，老城区可根据各自楼宇的特色，使用一楼单模方式，如复合式楼宇、主题式楼宇等发展模式[11].

4 楼宇经济发展对策研究

随着楼宇经济在我国各大城市的兴起与发展，许多学者立足现状，结合其他城市发展经验，对各自了解的城市提出了不同的发展策略.

吴艳等（2008）对上海市[12]、徐刚（2012）对上海市静安区[13]楼宇经济的发展形势及所施行的对策措施进行了系统的概述.通过这几年发展历程比较，不难得出，相关学者提出的发展该市楼宇经济的建议的确可行.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是上海市楼宇布局与规划应该从整体入手；二是上海楼宇经济应大力发展总部经济，走行业集群、产业集聚道路；三是加强对上海市楼宇经济发展的科学研究.曾宇平在《对宜昌市西陵区楼宇经济发展的思考》一文中指出，宜昌市西陵区楼宇经济发展主要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发挥星级商务楼宇的主力军作用，开发中低档商务楼宇，成立楼宇管理委员会，加强区域内商务楼宇的配套建设等[14].谭国洪等（2011）认为宁波市海曙区发展楼宇经济关键要转变思想，从宏、微观两个层面选择路径，并充分发挥政府主导和企业主体的双重作用，进而推动宁波市楼宇经济跨越式发展[15].杨继瑞、杨博维（2012）对都市核心区楼宇经济做大做强提出了一些具体对策：优化楼宇经济发展规划和路径、抓好楼宇建设的改造和整合、构建有利于楼宇经济发展的优惠政策体系以及重点打造都市核心区的楼宇经济发展环境等[16].何继新、付杰（2015）通过对国内外发展楼宇经济实践总结得出启示，其中提出的打造特色楼宇，发展“亿元楼宇”数量，创新招商理念，形成招商合力等对策对推动天津市楼宇经济发展有重大的助力作用[17].

5 楼宇经济发展与政府职能关系研究

尽管楼宇经济的形成过程是市场行为，但通过各大城市楼宇经济发展实践来看，政府的干预对推动楼宇经济有序发展至关重要.

目前国内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具体职能和职能转型两个模块.从具体职能上看，陈俊星（2010）指出为适应产业转型升级，指引中心城区楼宇产业又好又快的发展，政府应加强对楼宇经济的了解和认知，并适时地对其进行微观经济干预.概括来说，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首先政府应该进一步提高多中心城区发展楼宇经济的认识和加强对商务楼宇的宣传推广.其次，政府应大力发展专业楼宇特色，细化楼宇招商工作，促使本地楼宇经济发展形成特色，形成规模.最后，政府还需加强与完善政策措施，健全运作机制，全力服务楼宇经济发展[18].边境、孙桂荣（2011）强调了发展楼宇经济过程中加强税收监控的重要意义，并指出政府在税收监控过程中应采取的有效措施，如加强源头管理、实施属地征管和提高信息化水平等[19].职能转型方面，吴金群（2011）通过对杭州市下城区政府在楼宇经济发展中的职能转型研究，认为我国政府在楼宇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既非权威主义，也非放任自由主义，而是独特的市场增进功能.下城区政府在楼宇经济发展中曾起着指导者、扶助者和规划者的作用，这也预示着对政府管理转型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商务楼宇社区在建设过程中，政府管理模式更应向基于合作共治型的服务者方向转变[20].

6 楼宇经济定位在中小城市的发展研究

由于区位优势的择优选择和集聚效应的存在，楼宇经济率先在北上广等大城市繁衍生根.随着新兴的经济形态逐渐渗透，中小城市楼宇经济发展也越来越受关注.目前学术界关于楼宇经济在中小城市发展的研究较少，但步伐也在逐渐展开.

王军红、潘璇（2006）认为中小城市由于经济实力不强、城市规划相对落后，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等先天不足，要想发展楼宇经济，必须得在发展思路上显示出自己的特色.比如在硬件和软件环境建设、招商引资力度以及优秀人才的引进与培养等方面加以重视[21].刘黎、徐逸伦、张敏（2009）以海宁市为例，进一步论证了中小城市发展楼宇经济的可行性.他们认为，海宁市区位优势突出，经济基础强劲，文化氛围浓厚，具备了中小城市楼宇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事实证明，已初具规模的海宁商务楼宇对其中心城区在税收贡献、消费带动以及就业等方面也产生了巨大的关联效应，出现双赢局面.最后通过实际状况得出中小城市应该以公共事业办公、商品研发设计等现代服务业的微型CBD模式发展楼宇经济[22].

7 小结

通过以上对研究楼宇经济各方面文献的整理解读，相信读者对楼宇经济的概况等研究内容均有一定了解.当前，楼宇经济无疑正在成为各界、各地区广泛讨论的热词，关注度空前高涨，笔者预想，在全国经济发展进入中高档增速的背景下，随着研究深入，楼宇经济必将继续带动我国城市区域经济飞速发展并走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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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经济发展研究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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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经济发展研究篇8

关键词：发达国家；城市群；服务业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加快发展我国生产业研究》（项目号：11JZD023）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2月20日

一、研究背景

随着城市地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显赫地位和作用的突显，城市体系经济联系更为活跃，呈现出网络化联系特征，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结构、速度、规模向前发展，相关的空间经济联系与地域组织优化研究成为研究最活跃、成果最丰富的部分之一。

现代意义上的城市群经济联系空间发展研究始于20世纪五十年代，即城市化进程迅速发展的时期。经过二战前的启蒙发展、二战后至六十年代的初步发展、七十到八十年代的丰富深化、九十年代的全面发展阶段，城市群空间研究领域不断深化、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研究范式不断丰富，呈现多视角、多层次、多尺度，理论与实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体系；研究内容上，城市群经济联系空间研究在五十年代后大规模出现交叉与重叠，主要集中于城市群经济联系空间结构、空间组织两个方面。

二、国外城市群理论的研究

英国学者霍华德（E.Howard，1918）开创性地提出“田园城市”组成的“社会城市”，他基于城市群体的角度来研究城市，创造性地提出城市群概念。随后德国地理经济学家克里斯泰勒（W・Christaller，1933）、经济学家廖什（August Losch，1940）创立中心地理论，创新性地演绎了城市与城市、城市与腹地市场等级（功能）联系规律。随后，M.Jefferson（1939）和G.K.Zipf（1942）分别对城市群体的这种等级规模分布展开进一步理论探讨，后者首次将万有引力定律引入城市体系空间相互作用分析，建立城市群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基础。此后，许多学者在中心地理论基础上实证探讨城市对其直接腹地经济联系。

二战后，城市地理学研究迅猛发展，20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的“计量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经济联系相关空间分析理论研究，主要成果有：“增长极”与“增长中心”理论、“空间相互作用理论”、“核心-边缘理论”、“空间扩散理论”等，为城市群经济联系研究提供充足的理论依据。五十年代开始，城市体系研究思想产生。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运输与信息网络化带动城市体系经济联系的加强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规模逐步扩大，城市郊区化与土地扩展明显，大量城市在优区位快速聚集，城市群体化现象大规模出现，主要形成大都市带、大城市群等几种城市群形态，相关研究侧重于其空间结构与组织方面。法国学者戈特曼（J.Gottman）则提出大都市带的概念及区域空间组织发展理论，成为城市群空间结构组织理论的核心思想。戈特曼的城市群概念，源于他在1957年《Megalopolis：or the Urbanization of the Northeast Seaboard》中首次提到的megalopolis概念，这个区域应包含的五个基本条件为：（1）区域内有比较密集的城市；（2）有相当多的大城市形成各自的都市区，核心城市与都市区地区有密切的社会联系；（3）由联系方便的交通走廊把核心城市连接起来，各都市区之间没有隔阂，且密切；（4）必须达到相当大的总规模，人口在2，500万以上；（5）属于国家的核心区域，具有国际交通枢纽的作用。因此，可以总结megalopolis就是代表一些在地理位置上比较接近且有着较为密切联系的众多城市组成的区域。到了六十年代，政府对城市的运营管理在欧美国家受到相当重视，城市群空间组织实证研究兴起。中心地理论提出以后，城市中心等级思想在学术界引起相当大的注意。希腊学者C.A.Doxiadis（1970）大胆预测世界城市群发展将形成连片巨型大都市区。八十年代工业化迅速发展，城市群郊区化扩散中出现相对集聚，空间形态由单核心向多核心演化，形成边缘城市。Seil-Mun（1997）建立了城市群的人口规模、工业结构、贸易水平、土地扩展及房产发展等与城市运输网结构间的相互关系模型，强调运输网投资带来的城市内部空间集聚特征以及运网发展引起的大幅度城市规模结构空间分异现象。

三、有关城市群与服务业的研究

城市群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城市群的存在是区域城市化与城市区域化的重要表现。一国或地区的专业化方向和分工水平的选择对城市化进程产生重大影响。城市化进程实际上是这两个平行过程之间的竞争。第一个过程使人口倾向于过剩，人口的密度越低越好（因为可以提高人均边界资源的占有率，推迟“自然抑制”的到来）；第二个过程则使人口倾向于短缺，人口要尽量集聚（因为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分工水平）。两个过程的此消彼长，使人口的过剩与短缺交替出现。各大城市群之间和城市群内部各地区的发展差异受到越来越多不同学科学者们的关注。

国内学者李江帆（1990）在其著作《第三产业经济学》中，概括了第三产业的形成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社会生产力发展到出现剩余产品的水平，社会对服务产品的需求量足以支撑第三产业独立化，服务行业独立化能使服务效率提高，商品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城市化进程中逐渐形成了城市群，由于城市化带来人口的集中，集中的人口能产生巨大的相互之间的服务需求，从而为各种需要一定人口规模方能存在的服务业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笔者认为，一方面由于服务业生产与消费同时空的特性；另一方面城市群中的居民收入不断提高，进一步提升了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水平，城市的交通网络提高了厂商和消费者的价格变动和区位选择能力，在城市群中人口集聚会产生更多的服务需求。

在研究美国历史的学者中，王旭（2006）于《美国城市发展模式――从城市化到大都市区化》一书中，描述了殖民地时期北部和中部地区聚集了大量的内外贸易，因此分布了多数的城市，而城市化为当地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助力。为了适应商业的扩展，波士顿的航海业有了长足的发展，这又进一步带动其造船业，使其成为北美最大的造船中心和美洲最大的港口。此后，造船业稳步发展起来，这无形中推动了波士顿的银行和保险业的萌芽。另一座城市――纽约，作为欧洲人最早到达的殖民地，伴随着殖民者带来的丰厚资本，悄然地形成了日后金融中心的雏形。在研究服务业的区位时，早在克里斯泰勒的《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中，普遍认为交通运输网络与城市群空间网络紧密相关，强调交通运输网络是形成城市群网络系统的物质条件和必要前提，良好的交通连接与国家、区域和全球层次城市群的空间整合有着密切的联系。国内外学者历来都关注产业的区位因素，区位因素理论是区位论的核心内容之一。区位论研究中，对农业区位因素和工业区位因素的研究已相对成熟。二战以后，服务业日益突显在全球经济的主导地位，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和重视服务业区位理论及区位因素的研究，由于服务业的多样化和差异性原因，服务业区位因素的研究显得零散，缺乏系统性和综合性。20世纪二十年代美国经济繁荣，带动了消费文化的兴盛，而这恰恰是首先发生在城市的特定现象。与此同时，因为城市兴起表演业和运动业而走向成熟，商业娱乐也吸引了多样化的文化，服务业在此时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例如，硅谷的计算机产业推动了整个城市群的经济腾飞、西雅图的飞机制造业带动了当地的服务业发展。

李江帆、黄少军（2001）从经济发展、发展阶段和服务业内部结构等方面分析了亚洲“四小龙”产业结构的演变趋势，从产值结构、就业结构和标准模型等方面探讨了世界服务业与产业结构的演变规律。吴福象、刘志彪（2008）认为，目前有关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多是从产业层面来讨论的，而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则主要是从区域层面来考虑的，因而只有充分考虑产业和区域两种因素才能更好地结合两者进行分析。虽然研究者普遍认为，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但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却毫不逊色。

另一方面，国外学者分别从地理和制度层面分析了世界各地经济发展的差异及其成因。Sachs（1995）指出地理因素是根本原因，而且除了欧洲大陆，全球范围内表现出沿海地区比内陆地区的经济水平高，赤道附近的国家相对于中高纬度的国家人均收入更低的规律。除了地理区位的因素，还有不同的制度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密切互动。许多学者都认为，制度环境也是影响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变量。除了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科斯和诺斯、Daron等学者指出了经济发展中制度因素的重要性，特别注意到许多地理位置临近、资源禀赋相似的地区呈现出经济发展差异明显的现象。

前文对城市群、区位和经济增长的文献回顾表明，尽管人们对服务业增长的解释不尽相同，但是这些解释都直接或间接包含着一个基本共识：服务业发展必须以工业化水平的提升为前提。工业化水平提高的过程是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这一过程将通过服务职能外包和由于迂回生产链条延长带来的服务需求增长共同推动生产过程中服务性投入的增长，这是信息、金融、商务服务等生产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

四、述评

国外学者早期有关城市群的研究无不深刻地包含着对区域城市网络的刻画与解释。现有研究涉及城市规划、城市地理、地理经济和区域经济等方面，尽管有不少学者关注到城市群与产业经济的联动关系，但专注于探讨服务业与城市群发展的互动机制的研究并不多，对各大城市群服务业发展水平差异的分析不深入。城市群外部的联系、城市群内部各城市的竞合，都与城市群的空间经济联系密切相关，无论是先天的地理位置、资源禀赋，还是后天的政策制度、基础设施，都会对城市群与服务业的互动机制产生深远影响。

作为后工业社会的主导产业，城市群与服务业的研究已成为经济地理学、产业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等研究领域的新热点。以从服务业演进的历史和产业集聚理论沿革来看，在20世纪七十年代之前，服务业的研究主要处于从有关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争论向服务业在三次产业结构中演变的转型阶段，而在此之前已经出现了诸如杜能的农业区位论和韦伯的工业区位论等，这些研究都是集中在生产有形产品产业的集聚上。而从20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特别是西方国家开始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以来，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服务业研究开始与现实经济相结合，服务业集聚逐渐受到重视。也就是说，服务业集聚的研究时间不像制造业集聚那样有着很长的历史，而是从新经济地理学兴起时期开始的，但近几年产业集聚的研究重点逐渐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

进入21世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沿海城市群成为国家外向性经济、出口贸易和“世界工厂”的主要地区，经济学家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开始关注，并主张以城市群为主体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在当下和将来，经济地理学者和产业经济学者对加强和加快城市群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都显得十分重要，而且责无旁贷，而城市群的形成与演进和经济发展、产业布局的关联甚密，于是越来越多不同学科的学者加入到城市群的研究行列。发达国家的政体虽然与中国不同，市场经济的发达程度也不同，但一些发达国家的城市群与服务业的协调发展机制对中国城市群构建协调发展机制仍有一定的可借鉴之处。此外，中国城市群形成机制较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要复杂得多，中国城市群研究也需要结合中国国情进行理论和方法的创新。

主要参考文献：

[1]George Kingsley Zipf .The Unity of Nature，Least-Action，and Natural Social Science[J].Sociometry，1942.

[2]Jean Gottmann.Megalopolis or the Urbanization of the Northeastern Seaboard[J].Economic Geography，1957.33.3.

[3]Jean Gottmann.Megalopolis：the urbanization of the Northeastern Seaboard of the United States[M]，Cambridge：The M.I.T Press，1961.

[4]C.A.Doxiadis.Man’smovement and his settlements[J].Ekistrics，1970.29.1.From H.Carter，W.K.Dvies.Urban Essays：Studies in the Geography of Wales[M].1970.

[5]Se-ilMun.Transport Network and System of Cities[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1997.42.

[6]李江帆.第三产业经济学[M].广州：广东出版社，1990.

[7]李江帆.三次产业结构演变与服务经济前沿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8]王旭.美国城市发展模式――从城市化到大都市区化[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