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意的谎言辩论材料范文
时间：2023-11-07 09:57:36
善意的谎言辩论材料篇1
新华社北京2012年10月23日电，国务院食品安全办、中央文明办、农业部、商务部、卫生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食品药品监管局等8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道德诚信建设推进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针对当前食品安全领域存在的诚信缺失、道德失范等问题，进一步强化解决措施，夯实食品安全领域道德诚信内在基础和外部环境，推动形成“守信受益、失信必损”、“一处失信、处处受制”的利益导向和“明信知耻、惩恶扬善”的道德风气。
阅读材料，运用所学知识回答下列问题。
1.我国近年出现的“毒大米”、“瘦肉精”、“彩色馒头”、“塑化剂”等恶性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缺失、道德滑坡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要做到有诚信、讲道德必须（ ）
①为人诚实，言而有信②具有强烈的个人荣誉感和竞争意识③信守承诺，承担责任④做正直的人，自觉遵守社会规则和秩序
A.①②④ B.①③④ C.①②③ D.②③④
2.近年来，“瘦肉精”、“彩色馒头”、“塑化剂”等食品安全事件再度引起人们对社会诚信的关注，重塑诚信社会刻不容缓。这是因为（ ）
①诚信是品行、责任、声誉、魅力②诚信是资本、财富、竞争力③讲诚信，有利于维护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④讲诚信，有利于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
A.①③④ B.②③④ C.①②③④ D.①②
3.了解了上述材料，某校八年级（1）班同学在思想品德老师组织下，积极响应学校“共铸诚信校园”的号召，决定举行一场辩论会，请你参与。
正方观点：诚信是做人的根本，我们要讲诚信。
反方观点：在现实生活中根本做不到诚信。
（1）请结合实际，阐述不诚信的后果。
（2）请你从诚信守则的角度来证明正方的观点。
（3）通过辩论，同学们对“诚信的智慧”有了更深的认识，你如何理解“诚信的智慧”？
（4）为了建设“诚信校园”，请你写出两点建议。
4.假如你所在学校也准备开展一系列诚信教育活动，请你设计几种活动形式。
5.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开展诚信教育活动有什么意义。
[教材链接]
我们为人处事，与人交往，要讲究诚信，即诚实守信。“诚”，就是诚实无欺、诚实做人、诚实做事，实事求是；“信”，即有信用、讲信誉、守信义、不虚假。为人诚实，言而有信，能得到别人的信任，也是自身道德的升华。
1.不诚信的危害：（1）在交往中不兑现自己的承诺，失信于人，就会产生信任危机。（2）不讲诚信的人可以骗人一时，但不能骗人一世，一旦被识破，他就很难在社会上立足，其结果是既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3）敷衍了事、弄虚作假的人，什么事也做不成。
2.诚信的基本要求：对人守信，对事负责。
3.诚信守则：（1）诚实是获得信任的前提，信任的基础永远是诚实。（2）诚信守则的具体要求：①坚持实事求是，是诚信做人的守则之一。诚信的基础是尊重客观事实。实事求是地表达事物的本来面目，是诚实守信的出发点。②在涉及利益冲突的问题时，诚信守则要求我们站在多数人利益一边。③在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冲突时，诚信守则要求我们站在长远利益一边。④在情与法的冲突中，诚信守则要求我们站在法律一边。
4.诚信的智慧：（1）诚信要与具体的情境相结合。我们对诚信的理解应与具体的情境结合起来，在现实生活中作出诚信的正确选择。（2）对人诚实与尊重他人隐私的关系：一方面，“以诚待人，以信交友”是人际交往的基本准则，我们应当恪守诚信的品德；另一方面，尊重隐私又是待人坦诚的前提，是维持良好关系、有效沟通的基础。尊重他人隐私，未经他人同意不得将其公开，也是我们在交往中应有的品德。当对人诚信与尊重他人隐私发生冲突时，我们要结合具体情境，坚持原则，权衡利弊，按照实际情况妥善处理。（3）诚信的核心是善。有时说些“善意的谎言”，不是出于个人的“私利”，而恰恰是维护对方利益的需要。从根本上说，善意的谎言并不违背诚实的道德。
[参考答案]
1.B 2.C
3.（1）不诚信将会导致这样的后果：①难以在社会上立足。②既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③事业难以成功。④产生信任危机。（2）①坚持实事求是。②在涉及利益冲突的问题时，诚信守则要求我们站在多数人利益一边。③在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冲突时，诚信守则要求我们站在长远利益一边。④在情与法的冲突中，诚信守则要求我们站在法律一边。（3）①应与具体情境相结合。②当对人诚实与尊重他人隐私发生冲突时，要坚持原则，权衡利弊，按照实际情况妥善处理。③善意的谎言并不违背诚实的道德。④诚信的核心是善。（4）学校：①对不诚信的学生进行批评教育。②开展诚信宣传系列活动，如召开主题班会、办主题板报等。家长：父母以身作则，做子女的诚信榜样等。学生：①增强诚信意识。②提高自身道德修养。③对人守信、对事负责。④遵守公民基本道德规范。⑤考试不作弊。⑥遵守承诺等。
4.制定班级“诚信公约”；组织“拒谎言，重承诺”主题班会等。
善意的谎言辩论材料篇2
关键词: 语文课堂教学 口语交际 课外活动 社会生活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口语交际能力是现代公民的必备能力,有利于增强学生在现代社会的生存能力。”所谓口语交际,就是在人与人交往的特色语境中,听说双方运用口头语言传递信息、交流思想、沟通情感的一种互动言语活动。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口头交际越来越广,这既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交际素材,又对我们提出了应生活需要及时培养口语交际素养的要求。所以小学语文教学“应培养学生倾听,表达和应对的能力,使学生具有文明和谐地进行人际交流的素养”,这是教学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我在教学中发现,由于受生活环境及语言环境的影响,学生表达存在心理障碍,口语表达贫乏、单调、苍白无力,能力极其薄弱。加之现在的教师普遍重视读写训练,忽略了听说能力训练,高分低能现象比比皆是,而仅仅依靠教材安排的口语交际训练进行练习口语空间狭小,训练量无疑是杯水车薪。所以拓展口语交际空间,提高口语交际技巧,培养口语交际能力势在必行。
下面我根据自己这几年的教学实践经验,对如何拓展口语交际进行口语训练,谈谈自己的认识与做法。
一、得法于课堂教学中
1.创设轻松、平等的交际环境,激发学生的交际欲望。
要想消除学生交际时的紧张、害羞心理和畏难情绪,培养学生的交际胆量,激发学生的交流欲望,教师的教态要亲切和蔼,语言要循循善诱,以自身的情绪感染学生,尤其对胆小内向的孩子,更要做到耐心点拨、热情鼓励,不可要求过高。评价要以鼓励性语言为主,给予不同学生不同的交际机会。“言语的发源地就是具体的语境”。要根据学生的认识特点和生活阅历,创设生动有趣、轻松的交际氛围,让学生产生强烈的交际欲望,产生不吐不快的感觉。
2.凭借教材丰富的语言,培养学生交际的能力。
选入小学课本的课文都是古今中外、文质兼优的文学作品。尤其丰富的语言资源更是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学习天地。在语文课堂教学中,我们要充分利用课文精妙隽美的语言,通过创设情境,将文本语言转化为自我语言,把口语交际巧妙地融进教学过程中。如在执教《桂林山水》一文时,在学习描写漓江山水这一段时,经过朗读感悟、交流汇报及欣赏课件后,为了加深理解,丰富想象,在舒缓的音乐衬托下,我抒情地说:“请大家闭上眼睛,让我们一起泛舟在这美丽的漓江之上,感受着这诗情画意般的江水。漓江的水真清啊,清的可以看见江底的沙石,漓江的水真静啊……”我富有感情地朗读这一段。学生深受感染,不由自主地接读起来。随即,我不失时机地启发道:“如此美妙的水,我们为之陶醉,为之惊叹这大自然的杰作,那么让我们也当一回小作者,说一说你看到的水,感受到的水,可以用上文中的句子,好吗?”这时一位学生起来说:“老师,去年暑假我和爸爸妈妈去未央湖划过小船。”“你能说一说吗?”他便脱口而出道:“泛舟在湖中,只见四周杨柳依依,一阵凉爽的小风吹来,令人心旷神怡,水真清啊……”我给予了高度评价。又如我执教散文《山中访友》时,本文语言尤其新奇生动,特别是第五段,运用拟人与想象的修辞手法,语言亲切深情,具有诗一样的韵律和情怀,极富感召力。此时不说待何时,在教学本段时,我让学生在反复诵读的基础上,仿照本段写法与句式,说一说自己亲近大自然的经历。他们在优美意境及朗朗上口语境的感召下,灵感一触即发,如:“你好,青翠的小草,你顽强的身躯缀满大地,让世界变得更加生动。”“你好,巍峨的高山,你伟岸的身躯、不屈的脊梁给大地增添了一份深沉与坚毅。”等等,这样的片段在教学中比比皆是。我凭借教材的文字练、说,既加深了学生对课文内容的感悟理解,又借助课文语言的规范化,训练了学生口语语言的逻辑性、形象性,学生既吸取了课本语言精华、语感,又丰富了语言积累。
3.创设交际格局,培养交际技巧。
阅读教学各个环节无不体现着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群体互动,每一堂课都有大量的对话交流。新大纲明确指出:“口语交际能力的培养要在双向互动的语言实践中进行,课堂教学是师生交往的双向互动过程,课堂成为学生口语训练的主战场。”在语文课堂中,教师应充分挖掘有利于口语交际的内容开展教学,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进行互动训练,根据不同内容、不同性质、不同题材的课文,可以设计不同形式的交际情境。我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总结如下。
(1)辩论与即兴演讲、即席发言。
课堂上的辩论是基于媒介不同观点的交锋。我认为它是最有效培养学生逻辑思维,有效锻炼学生能言善辩能力的一种重要途径。学生可以基于对某一人物、某种社会现象、某场战争等切入点利用课本材料或课外知识引起争议进行辩论。在学习《唯一的听众》一文拓展时,让学生针对“讲诚信,不能说谎”与“生活需要善意的谎言”进行辩论,双方据理力争,充分利用课文语言材料旁征博引,各抒己见。有的说:“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做人的基本准则,如果一个人不讲诚信,很难在社会立足。”接着举了事例说明,有的认为:“善意的谎言它的前提是‘善意’,而不是‘蓄意’、‘恶意’,是人与人之间美好情感的体现,假如没有老妇人善意的欺骗,哪来青年人最后的成功……”学生既加深了对课文的理解,又锻炼了口语。
辩论是一个人口才的最好体现,这样的课例很多,如学习《亡羊补牢》时,可以设计“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吗?”的辩论;学习《草船借箭》时可以设计“你认为借箭成功的主要因素是什么?”的辩论,等等。由于技巧性较高,可指导学生观看相关的节目、录像,对演讲与发言则有很大的情感体现性。如在学完《只有一个地球》后,学生对地球的现状有了明确的认识,内心引起了极大的担忧、愤怒等,这时我问:“你们想对地球母亲或人类说些什么?”有的学生说:“地球母亲,想当初,您是多么的美丽、壮观、健康,您无私慷慨地奉献着自己的资源养育着数以万计的地球儿女,包括我们人类,而贪婪愚昧的人类却不知珍惜,不懂回报,还在无知地破坏着你美丽的身躯,乱砍乱伐,污染环境,过度开发各种资源……地球母亲,现在我们知道我们错了,我们一定要弥补这个过错,使您不再忧伤!”学生一个个满怀激情地进行了即席演讲或即席发言,“珍惜资源、保护地球”的责任感进一步增强。当然,课堂上的小辩论和即席演讲由于时间限制,和正式的辩论和演讲是有一定区别的,不要对学生要求过高,只要学生言之有理即可。
(2)概括主要内容与复述。
在初步理解课文的基础上,让学生尝试概括主要内容,可以有所侧重点,不同学生根据能力和大小概括的长短、详略、优劣不同,由于是基于课文内容,因此无疑是一种可长期训练口语表达的有效途径。朗读课文是口语交际的另一种形式,而指导学生感情读文,背诵课文都对口语训练有所促进,可培养良好的语感。但复述课文则为口语交际奠定坚实的基础,学生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变换顺序,补充情节进行创造性复述。故事性强的课文,如神话故事、童话故事可让学生复述,如《七颗钻石》、《开天地》、《最后一头战象》等。学生在讲完后,教师可就逻辑顺序、语言生动与否给予指导评价,既能训练学生的逻辑思维,又能培养学生的口语技巧,真是一举两得。
(3)讲故事,续编故事,演课本剧。
讲故事适用于低年级学生,如课文《乌鸦喝水》、《王二小》等,学完后可让学生及时讲一讲,也可回家讲给家长听。讲故事和复述有一定区别,只要求学生用通顺的语言把故事情节讲清楚即可。
续编故事则是让学生在理解课文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表达自己的意愿,但要和主题切合。如在学完《穷人》、《别饿坏了那匹狼》等课文,可即时设计让学生说一说,后来还可能发生了什么?这能在很大程度上培养学生的想象能力、创新能力。
课本剧是通过口头语言与肢体语言创造性再现语言情境,引导学生把文本语言变为自己的语言,活泼生动,既加深了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情感的体悟,又在合作表演中发展了口语,张扬了个性,锻炼了交际能力。如《田忌赛马》、《晏子使楚》、《完璧归赵》等课文是课本剧的最好素材,《半截蜡烛》本身就是课本剧。演说的结合,比读或背诵课文更具广泛的想象创造空间。
(4)现场模拟。
如学完《颐和园》、《长城》等课文,我让学生当小导游,根据课文内容,以小导游的身份介绍颐和园、万里长城等名胜古迹;学完《新型玻璃》等课文,我让学生模拟推销员,现场推销商品;学完《鲸》、《松鼠》等说明文,我让学生以鲸、松鼠等口吻,以“我是一只鲸”等为主题,自我介绍,不必完整介绍,只要说出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即可。这样的设计都是对课文内容的进一步利用,通过用不同角色体验,学生大大增强了学习与说的兴趣,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当然,也可在实践课中开展。
二、延伸于课外活动中
1.广泛开设语文实践活动。
(1)利用每学期开设的主题班队会活动,专项语文实践活动,培养学生口语交际能力。
如本学期开设的语文实践活动:“爱国诗文朗诵会”、“祖国在我心中”演讲比赛,“感动中国”人物故事会,“我是环保小卫士”等。教师可根据学生的实际设计出不同活动专题,诸如此类的丰富多彩的活动给学生大量的言语实践,通过搜集整理―组合―内化―运用实践的模式,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
(2)利用早读课开辟一定时间开展“我是小小播音员”活动,让学生模拟播音员转述国内外、学校及身边发生的新闻事件,开展“小小评论员”活动,评论具有代表的人、事、物,包括喜欢看的电视节目,开展“我是小记者”活动,模拟记者现场主持,现场采访。我尽量选择学生敏感、感兴趣、具有时代感的话题,使学生兴味盎然,乐于表达,有话可说。
A:说活动。如:“六一”儿童节文艺汇演,广播体操比赛,“5.12”汶川地震捐款献爱心活动等。
B:说电视节目、电影片段。如国庆60年阅兵仪式,《百家讲坛》等。
C:说身边的突发事件。如校园内的好人好事、不良事件等。
D:说时下敏感话题。如:“5.12”汶川地震、“H1N1”甲流感、学生上网等。
E:说名人。如说体育明星、影视明星等公众人物。
(3)利用课前5分钟让学生集体背诵古诗词、名言警句、好句好段、优秀范文等,材料可由学生推荐。
这些活动可以是经常性、长期进行口语交际训练的好方式。灵活多变、丰富多彩的题材,能给学生开辟一个个更为广阔的平台,极大地丰富学生口语训练的教材。教师要用心、留心观察身边生活、细心捕捉生活中的说话点,抓住一闪即逝的机会,及时创设交际情景,指导学生进行卓有成效的训练。学生事先在课外做好细致的语言材料的准备,活动过程中的倾听、评价、讨论、交流、合作等互动,无疑对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是一种提升。
三、实践于社会生活中
口语交际应“重视在生活中实践”。广阔的社会背景,五彩斑斓的社会生活存在大量的交际机会与内容。反过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互动本身构成了鲜活的生活。教师要充分利用这些日常生活展开学习和锻炼,鼓励学生在各种真实的场合尝试练习人际交往,体验人际交往过程中的酸甜苦辣。
我根据学生的生活环境及本地的生活资源,指导学生拟定计划、设计方案,利用星期天、寒暑假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如上街购物,去银行存零花钱,去邮局寄信;根据父母的职业特点去集市卖菜,在商店推销商品;聚会庆祝生日,去踏春;调查灞河的现状及原因等,让学生深入社会,接触社会,学会和形形的人打交道,如收银员、顾客、工作人员、农民……文雅的、粗鲁的,憨厚的、狡诈的,年迈的、年轻的……让学生在真实的人际中历练探索,不断提高人际交往的综合素养,为将来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进行更为复杂的人际交往打下基础。
教师在教学中,只有凭借课本,创造性地挖掘课本资源,广泛地利用生活资源,只有立足课堂,不断向课外和生活拓展,进行长期的、丰富多彩的口语交际训练,让学生想说、敢说、乐说、会说,潜移默化中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才会有质的飞跃。
参考文献:
[1]巢宗祺,雷实,陆志平.语文课程标准解读.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2]关文信.新课程理念与小学语文课堂教学实施.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陆志平.语文课程新探.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善意的谎言辩论材料篇3
1激发兴趣是学生自主学习的动力
实践表明，学生的学习兴趣是自主学习的原动力。教学中，教师应积极地为学生创设一种情趣盎然的学习气氛，使学生受到陶冶、感染和激励，从而主动学习。在课堂上教师应大胆地让学生进行自由讨论、交流，赞扬学生一些独特看法，让学生真切地感受到学习是快乐的。这样自主学习的劲头就更足了。
1．1引入情境，激发探究心理。一堂课上每个环节都很重要，但要让学生自始至终处于积极的自主学习状态，创设情境尤为关键。如教学《第一次抱母亲》课前播放歌曲《烛光里的妈妈》，问：这首歌是歌颂谁的?当学生知道这是歌颂母亲的歌曲后，揭示课题，引导学生质疑课题。
音乐导入迅速把学生的情感调动起来，为全文的学习定下基调。质疑课题这一环节可以培养学生边读边思考的习惯，引发阅读期待。另外，我还用图画展现形象，产生美感，把学生引入情境。
1.2角色参与，激发学习兴趣。“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阅读教学也是这个道理。如果没有亲身体验，就不会有心灵的震撼，也不会在思想上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课本中有很多文章具有较强的故事性，人物个性也很鲜明。教学中，如果教师能让学生亲身经历文中角色的动作、语言，体验角色的心理活动，与他们同喜同悲、共乐共怒，无疑能使学生对文本感到真实、亲切，从而强化感受，进而引发共鸣，并且在共鸣中动情。如在学习《最佳路径》时，我以“如果你是格罗培斯的秘书，你会怎样向工人解释电报内容?”“如果你是评委你为什么把最佳设计奖颁给格罗培斯?“如果你是格罗培斯，你想对后辈说什么?”等问题诱导学生进入角色，使教材描写的客观世界成为学生自己的主观感受，把教材中的“此情此景”变成了学生的“我情我景”。这样一来，学生就融“我”入境，于“身临其境”之中进行推测、想象探索文中人物情感变化的轨迹，在角色参与、角色转换中不但丰富了想象，加深了对课文内容的理解，还增进了情感体验，升华了思想认识，学生所体验到的远远超出了课本上局限的内容。不仅如此，这样的问题设计开放性极强，便于学生敞开心扉，宣泄情感，从而驱动了他们一颗颗灵动的心，激发了他们飞扬智慧的语言。学生的精神、情感、思想在优美的语言文字体验中也得到了浸润、感染和丰富。
2引导探究是学生自主学习的关键
要想使学生自主学习的主动性能保持下去，关键在于掌握语文学习方法，教师应让学生积极参与，主动探究，这就要求教师做好引导，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进行探究。让学生在自主学习中去领会、去发现，在自主学习中学会合作交流，掌握自主学习方法。
2.1小组合作开辟自主空间。教师作为引导者，应有指导学生主动参与的意识。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欲望。发挥其学习的主动性。我从很早就提倡小组合作学习。如在教学《鸟语》这一课时我提出这样的学习目标：①选择小作者和一种鸟对话的内容进行学习。(可分为：a．布谷鸟b．喜鹊c．其他许多鸟三组进行)②通过具体的语言体会小作者对这种鸟的喜爱。③说说从这种鸟的语言中小作者悟到了什么?对你有什么些的启发?④练读本小组选学的段落，读出感情。各组可采用不同的读书方式，在读的同时相机引导学生说说自己的内心感受，加深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长此以往，学生经过这样的训练在以后的读文中就会自觉地给自己小组提出学习要求。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学生的学习能力提高了，那学习的兴趣可想而知就会更浓了。
另外小组学习的内容可以选择。语文教学中，如能让学生们自主选择自己喜欢的一种鸟学习，后在小组内交流，那学生的学习兴趣定会大大提高。我还是以《鸟语》为例，由于这篇课文几个自然段结构相似，所以我让学生选择喜欢的一种鸟，然后再选择相应的段落学习，学生在交流中情绪高涨，全班交流时个个跃跃欲试。文章内容就在学生朗读交流、展示中理解、感悟了。而教师只是在小组合作过程中参与其中起到引导的作用。
2．2质疑问难，发现问题自主学习。创造性思维是由问题开始的。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能力，首先要鼓励他们敢于和善于质疑问难。中国古人说：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要培养学生善于从无疑处生疑，从看似平常处见奇，这是发现问题的起点。如在学习《第一次抱母亲》时，读了这个课题，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吗?(为什么第一次抱母亲?是怎么抱的?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第一次抱母亲，母亲什么感受?“我”是什么感受?……)
课堂教学是属于学生的，教师只有根据学生的需求，引导学生自主探究、质疑释疑，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学生自主参与，自主探究知识的能力。
3语文实践活动的开展是学生自主学习的重点
语文教学应创设让学生活动的机会，以实践活动来增强学生自主学习的热情。教师在语文学习中应多提供给学生活动的机会，在语文学习中注重学生说的训练。还可将课文编排成课本剧让学生演一演。因为爱表演是学生的天性，学生希望老师给予他们表演的机会，使他们能充分地展示自我、施展自己的才华。例如，我在教学《三顾茅庐》一课时，就采用了表演的形式，以学习小组为单位，小组合作自制头饰、道具，进行故事情节表演。小组间再展开比赛。学生在表演中学会合作，学会交流学会自主学习。最后师生再共同评选出最佳表演奖、最佳创意小组。因为要表演，学生得仔细揣摩人物的语言、动作、表情、心理活动等。从更深一层理解课文内容，达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我在语文教学中不仅采用演还采用辩论。作为教师就应在课堂上给予学生创造锻炼的机会。如教学《祁黄羊》，引导他们以“祁黄羊到底进行没进行思想斗争”为题进行讨论。学生的积极性一下子被调动起来了。经过激烈的讨论，学生共分成三派：①祁黄羊当时真的什么也没有想。⒓祁黄羊举荐人才时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为了国家的利益，他把个人的恩怨情仇通通抛到脑后，选择了解狐，在悼公面前，他撒了一个善意的谎。③压根儿没想”的“想”的意思是“计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想”或者没“想”。紧接着。学生又围绕各自的观点阅读课文、搜集资料、论证、辩论。其中尤以持观点二的同学的表现最突出。他们认为祁黄羊撒谎并不能说祁黄羊是一个道德低下的人，比如医生可以向病人撒谎、将军可以向士兵撒谎一样，“望梅止渴”不就是曹操的一个美丽的谎言吗?祁黄羊在悼公面前撒了谎，更能表现出祁黄羊是一位具有胸怀博大、不计前嫌、公私分明的人!在不断的争辩中越来越多的同学趋向于观点二。也有部分同学坚持认为第三中解释更合理。暂且不说谁的答案与历史相符。但一个有血有肉的立体的有丰富细腻感情的祁黄羊就这样在同学们的争辩中“诞生”了!学生们懂得了祁黄羊也是人啊――这是多么难得的发现呀!与以往标签式、脸谱化的英雄形象相比，祁黄羊这个形象无疑是更鲜活的也是更有生命力的。这样学生自主探究问题的能力在提高，思维应变能力也在不断提高，口语表达能力也从中得到了锻炼。
善意的谎言辩论材料篇4
就听说，二十世纪最具革命性的思想家是：马克思、弗洛依德、尼采。
何谓“革命性”？日常用法指“反传统”。据说这三位所谓后现代先知了所有传统价值，代之以新的伦理和生命方向。姑且不究这些流俗说法是否恰切，仅就这种革命性的深刻程度和实际影响而言，弗洛依德和马克思都无法望尼采项背。弗洛依德明显受过尼采影响，而且仅仅发扬了尼采思想中的一个方面。马克思尽管引发了诸多社会革命，仍然在两个方面不及尼采。首先，马克思站在启蒙思想的西方小传统中颠覆西方传统，尼采不仅颠覆了启蒙传统，而且颠覆苏格拉底和耶稣共同塑造的西方大传统。再说，马克思的思想生命力是资本主义赋予的，他作为共产主义代言人站在资本主义对立面，尼采却超逾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不难理解，冷战之后，不是弗洛依德或马克思，而是尼采显得更具生命力。
尼采的实际影响也远甚于马克思和弗洛依德，份子不会喜欢马克思，左派份子却特别喜欢据说极右的尼采。尼采文章瑰美、奇诡、料峭，没有谁说马克思是“诗人哲学家”。马克思和弗洛依德的著作仍是学究性的，个中道理需要解释才能传达给知识人大众，成为现实的精神力量。尼采文章似乎不需要经过解释，就可以直接变成知识人大众的话语。〔1〕尼采在汉语思想文化界的接受史就是证明：尼采刚死不久就潜入王国维、鲁迅这样的“中国魂”，西人论著有谁像尼采文章那样有如此之多不同的汉语译本？〔2〕即便马克思论著的翻译有一个政党在搞，也没能赶过尼采的风采。
然而，尼采是谁？
谁不知道尼采？不就是那个要“重估一切价值”、主张“权力意志”、提出“超人伦理”和“永恒复返”说而且敢“敌视基督”的德国“伟人”或“疯子”吗？不就是那个其学说被纳粹利用的德国诗人哲学家吗？
尼采真是如此“尼采”？
尼采自己和多数研读尼采的后人，都把《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看作尼采最主要、最本真的文章，也的确影响最大（中译品种也最多）。然而，尼采在书中自己说话吗？不，是扎拉图斯特拉在说。尼采是扎拉图斯特拉吗？难讲。尼采可以说，书中的话都是扎拉图斯特拉、而不是尼采“如是说”。他仅仅是纪录者，像柏拉图写的对话，不是柏拉图在说，而是“他的角色”苏格拉底及其学生在说（施特劳斯）。扎拉图斯特拉难道不会是一个角色？
出身于路德宗牧师家庭的尼采，极为欣慕路德在德语方面的历史功绩和影响力，将路德作为自己在德语上要达到的目标。然而，尼采在德语诗作方面的努力失败了。〔3〕这并非因为，尼采之前，歌德（尼采最敬佩的德国诗人）、荷尔德林（holderlin）、诺瓦利斯（novalis）、毕希纳（buchner）、克莱斯特（kleist）在德语诗言方面撒尽才性，而是因为尼采自己作为诗人的才性天生不足。要是尼采真有盖世诗才，像里尔克（rilke）或者特拉克尔（trakel），要在德语诗言史上占据超人地位，并非没有可能。尼采的诗同海德格尔的诗一样，让诗人笑掉牙；尼采的散文和格言文体，至多与荷尔德林、施勒格尔(fr.schlegel)、诺瓦利斯持平，风格不同而已。
尼采是哲人，而不是文人。他的所谓“诗化”或格言文体，仅仅作为哲学文章，才显出其超人气象。即便这种哲学文体，也不是尼采的独创。熟悉席勒、荷尔德林、诺瓦利斯、施勒格尔的人都知道，无论哲学的所谓“诗化”还是格言体，都是德国浪漫派的成就。即便这种成就也不是德国浪漫派的独创，不过是亚理士多德之前、尤其是柏拉图之前文体的复活。
如果《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尼采最具个体才性的文章，这种个体独特性是什么？问题仍然是：尼采是谁？
既然《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一部哲学著作，作为西方的哲学著作，叙说者的名字竟然是一个非西方传统中人，既非尼采心仪的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也不是《悲剧的诞生》中迷拜的希腊神人狄奥尼索斯。扎拉图斯特拉何许人也？波斯宗教的先知。借波斯人的嘴说话，欧洲思想史上不是头一回──孟德斯鸠编造过《波斯人信扎》。借波斯先知的嘴说话，也许表明尼采要站在欧洲思想传统之外的超然立场来评价欧洲精神。〔4〕但《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明显摹仿福音书的结构和叙事方式，分四部记叙扎拉图斯特拉的漫游、梦幻、遐想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寓意的言说充满寓言、比喻。〔5〕圣经思想不是哲学：quid ergo athenis et hierosolimis?（雅典与耶路撒冷有何相干？──德尔图良）。难道尼采暗中站在圣经立场反哲学，是反哲学的哲学家？
虽然尼采称自己的话“像铁锤”，明显学舌耶和华说“我的话岂不像火，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锤吗？”（耶利米书23：29）但尼采没有借犹太先知或者耶稣的嘴说话，他丝毫不想站到已经被基督教福音派占用了的圣经立场。扎拉图斯特拉的“如是说”摹仿福音书的叙事和教诲口气，不过为了与耶稣基督作对，其“如是说”言必反福音书中的耶稣之言。通过扎拉图斯特拉这个角色，尼采站到了希腊哲学和基督教这两个西方思想源头之外，他还能算哲人？《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还可以算哲学书？
也许扎拉图斯特拉的角色是狄奥尼索斯的化身，代表悲剧诗人反哲学的传统。可是，在扎拉图斯特拉的“激情洋溢中”和他站立的“高山绝顶之上”，歌德、莎士比亚这些悲剧诗人的后代“可能会喘不过气来，但丁同扎拉图斯特拉相比，不过是个皈依者而已”（这个人6）。比较文学或者跨文化学者兴奋起来：看啊，尼采多么靠近东方、热爱东方……然而，尼采说，那帮编纂《吠陀经》的教士们“连给扎拉图斯特拉脱鞋的资格都没有”。
与耶稣主要对门徒“如是说”不同，扎拉图斯特拉的“如是说”经常对自己说。扎拉图斯特拉重新“成人”之前说的第一句话是对太阳说的。太阳就是扎拉图斯特拉自己，对太阳说，就是对自己说。“这样一个人，假如他自言自语，将用什么语言？纵酒狂歌的语言”（这个人7）。扎拉图斯特拉的“如是说”是否就是尼采的自言自语。
就算是罢。“喋喋不休地谈论自己，也可以是一种隐身（sich zu verbergen）手段”（善恶169）。尼采在自传中明白说过，自己是“这种纵酒狂歌的发明者”（这个人7）。尼采还说过：历史上没有一个真正的哲人是“真正真实的”（善恶177）。倘若如此，尼采就仍然是一个哲人。只不过我们切不可轻率地把扎拉图斯特拉的“如是说”当作尼采的真言，扎拉图斯特拉这个角色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扎拉图斯特拉的“如是说”可能是谎言──偶而夹杂几句实话。
是的，我劝你们离开我，并且抵制扎拉图斯特拉！最好因他而羞愧！也许他欺骗了你们。（如是说：论馈赠的道德）
扎拉图斯特拉的这句“如是说”仅仅随便说说？
二、 没有真理，只有解释？
暂时先放下扎拉图斯特拉的“如是说”可能满纸谎话这一问题。扎拉图斯特拉的“如是说”究竟说的什么？是否有可以称为扎拉图斯特拉学说的东西？
尼采自己告白，《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宗旨是永恒复返思想，也就是人所能够达到的最高肯定公式”（这个人1）。依据这一告白，洛维特以为，“永恒复返”不仅是《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思想主题，而且是尼采思想的基本学说。“无论愚蠢还是睿智，永恒复返说都是理解尼采哲学的钥匙，并且说明了尼采哲学的历史意义，因为它重新复活了早期基督教与古典异教的争执。”〔6〕海德格尔对自己昔日的学生的这种说法不以为然，“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是谁？”的演讲勾消了这一说法：“永恒复返”说的确出现在、而且主要出现在《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然而，这种学说既无法说明、也无可反驳，仅仅在带出值得思议的、“面相之迷般的”问题。〔7〕海德格尔虽然没有说“永恒复返”可能是大假话，至少暗示不是尼采的真言。
谜底在于“权力意志”的提法。“永恒复返”与“权力意志”具有“最为内在的关联”，是重估价值思想的一体两面，似乎“永恒复返”是显白表达（不等于谎言），“权力意志”是隐微表达。海德格尔断言，如果没有把握到这两种表达“最为内在的关联”，并“理解为西方形而上学中的基本设问，我们就绝无可能把握尼采哲学，也不可能理解二十世纪和未来的世纪”。〔8〕权力意志论是尼采的真言，亦是尼采思想的历史功绩，它颠倒了柏拉图主义的基本学说——对于存在的理解。沿着这条可以称为本体—认识论的解构之路，海德格尔开始解释尼采解构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革命性”行动：尼采是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最后一人，以摧毁这一传统的方式继承了柏拉图主义的精髓。权力意志论不过是在谢林那里达到顶点的唯意志本体论的结果，因而是西方形而上学的最后表达，预示了技术统治时代的到来。〔9〕
某些后现代思想家并不理会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谱系论，但也对尼采的“权力意志”思想入迷，以为其中隐藏着“生肌权力”（biopower）的启示。福科钟情的既非《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也非《权力意志》，而是《道德的谱系》。然而，“为什么尼采要对追求起源提出挑战？”回答是：“为了揭示通体打满历史印记的身体，并揭示历史摧毁这个身体的过程。”〔10〕“权力意志”不是柏拉图主义存在论的痕迹，而是显露身体的标记。通过“权力意志”的提法，尼采展露出生命的本原现象。德娄茨由此得到启示：凡考虑到生命的思想都分享了其对象的权力（power），因而必然会面对权力的策略。尼采的“权力意志”论成了德娄茨最后的思想，《什么是哲学》的结尾透露，尼采教德娄茨把生命定义为绝对的直接性、“无需知识的纯粹沉思”、绝对的内在性，是福科临终都还在思考的“生肌权力”。“永恒复返”既是宇宙论的，更是“生理学说”，是“生肌权力”的生成论。〔11〕尽管撇开了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史的尼采解释，德娄茨的尼采解释仍然进入了现代哲学中超验论与内在论的对立，试图接续由斯宾诺莎发端、尼采彻底推进的内在论谱系。对于海德格尔，理解“权力意志”中的形而上学问题事关“未来的世纪”，同样，生肌权力的“生命”概念据说“作为福科和德娄茨思想的遗产，肯定将构成未来哲学的主题”。〔12〕
对如此发微尼采的“纵酒狂歌”，将歌词阐发为“存在学说”或“生肌权力”学说，德里达给予了尼采式的摧毁：尼采文章根本没有隐含什么确定的学说，也没有什么最终含义。发微或阐发尼采学说的人都忘了尼采的启示：这个世界没有真理，只有解释（参善恶34）。要从尼采“纵酒狂歌的语言”中找出某种学说，就像大白天打着灯笼在街市上找上帝。尼采文章总用两种、甚至多种声音说话，因为他对世界的肯定是一种思想游戏，要求风格的多声道。风格成为思想本身，没有尼采，只有the nietzsches（尼采们）。尼采善用短小语句，如果将这些语句与其总体风格分开，根本不可理解、而且经常自相矛盾。尼采文章因此有无限制的解释可能性，哲学在他那里成了无限的解释。〔13〕德里达不仅挑战海德格尔的尼采解释，也瓦解了福科—德娄茨的尼采解释。这些尼采读法仍然受传统的真理问题支配，依附于某种形而上学幽灵，难怪他们看不到尼采文章的多样性。
话虽如此，德里达的尼采解释依然得自海德格尔的尼采解释，恰如海德格尔的尼采解释方式恰恰来自尼采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摧毁。把尼采看成彻底摧毁形而上学逻各斯的先驱，而不是看成形而上学的最后完成，难道不是海德格尔式解释学行动的继承、发扬？〔14〕再说，与内在论对立的超验论谱系从康德经胡塞尔传到列维纳（levinas），海德格尔恰恰站在两个谱系的转换关节点——胡塞尔与尼采交汇的地方。的确，尼采文章大都不像“学术”论文，这使得人们很难从其论述形式中找到其思想主张的内在理路。即便可以归结出所谓“权力意志”、“重估价值”、“超人哲学”、“永恒复返”一类学说，实际上都依赖于重新组织尼采的话。解读尼采，解释者不得不明确摆出自己的解释框架，不能像解释其他思想家比如康德、黑格尔那样，躲在他们的思想框架中作出自己的解释。海德格尔、福科、德娄茨、德里达的尼采解释，哪个不是以自己的哲学框框为基础？洛维特可能没有看错：海德格尔的尼采解释的革命性，并不在于接着尼采摧毁西方形而上学传统，而在于不理会尼采文章自身，自己说自己的。〔15〕
勾消尼采书写的内在实质，代之以多声风格，尼采就不在了。然而，真的再不可能找到尼采？尼采是谁，真的没有可能回答？即便多声风格，也非尼采的发明。柏拉图的对话充满了不同声音，能肯定苏格拉底的声音一定是柏拉图的声音？基尔克果用过一打笔名，哪一个是他自己的声音？柏拉图或基尔克果并非在多声风格或笔名书写中不在了，仍然可以肯定有可以叫做柏拉图或基尔克果的思想。角色或笔名都很可能是“隐身手段”，正因为有“身”要隐，才发明了多声风格或笔名书写。尼采这个人在“风格”中隐藏自身，而不是根本没有尼采之“身”。
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后，尼采本打算写自传。“自传”就是谈论自己。如果扎拉图斯特拉的“如是说”是尼采“自言自语”，何需再写自传？写自传的愿望，表明尼采在“隐身手段”中说话感到憋气不能畅言。然而，尼采放弃了写自传，代之以《善恶的彼岸》、《道德的谱系》、《偶像的黄昏》……《敌基督者》，然后才作了自述（《瞧这个人！》），然后才“惨死在思想的十字架上”（托马斯·曼）。从《善恶的彼岸》开始，尼采越来越多自我引证——引证自己的作品，《瞧这个人！》更是大段抄录。德里达很可能被尼采“没有真理，只有解释”的话骗了。并非没有一个尼采，“尼采们”不过是尼采的身影——就像他一本书的书名“漫游者和他的影子”。尼采不是后现代的非逻各斯论者，他追求真理，只不过不直言真理。德里达没有去问为什么尼采不直言真理，反而以为尼采的言说证明根本没有真理，实乃典型的后现代的自以为是。
三、扎拉图斯特拉口中的“蟒蛇”
姑且不谈尼采公开发表的论著，尼采从来没有打算发表的书信、明信片可以证明，“永恒复返”、“权力意志”、“重估价值”的确是尼采想要说的“学说”，它们是否就是尼采想说的真理，倒一时难以确定。
在据尼采自己说宗旨为“永恒复返思想”的《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权力意志”已经出现了。扎拉图斯特拉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智者，一种是民众。智者身上的热情是“求真意志”，其实质是要“所有的存在应当顺从”自己，如此意志就是权力意志：“你们意欲创造一个你们可以屈尊崇拜的世界；这就是你们终极的希冀和陶醉。”可是，民众也有自己的“权力意志”——他们所相信的善恶分明的伦理。
这里出现的是两种不同的“权力意志”，如果我们要谈论尼采的“权力意志”论，究竟该说哪一种“权力意志”？扎拉图斯特拉接下来的“如是说”马上使得这一问题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善用比喻的扎拉图斯特拉继续说：“不智者自然是民众——他们犹如一条河川，河上有一小舟向前漂流，小舟上载有种种庄重的、隐匿着的价值评估。”（如是说：论超越自我）这段“如是说”让我想起“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中国政治古训，民众为河川、智者为小舟，明明说的是统治关系，如此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是以价值评估为基础的。为什么？两种“权力意志”是什么关系？
谁求真？不是君王，也非民众，只有哲人。“求真意志”是智者（哲人）的权力意志，它与民众的权力意志（善善恶恶）处于支配性关系，这里的哲人看来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而是柏拉图《理想国》中所谓的哲人—王。在世上谁应该统治？有求真意志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求真意志才能排列价值秩序的高低，统治的正当性就基于这种高低有序的价值秩序。
既然更高的权力来自更高的价值，而不是恰恰相反，智者（哲人）就应该展示出自己求得的价值，为什么扎拉图斯特拉又说智者得把自己的“价值评估”“隐匿”起来？
扎拉图斯特拉教诲了智者的“权力意志”就是权力者“要当主子的意志”后，马上说到：你们，价值评估者啊，你们用自己有关善恶的价值和言行行使你们的权力；这就是你们隐而不彰的爱和你们惊魂的光辉、颤栗和激奋。然而，从你们的评价中产生了一种更强的权力，一种新的征服：因它之故，蛋和蛋壳都破碎了。（如是说：论超越自我）
是否为了不让“蛋和蛋壳都破碎”，智者得把自己的“价值评估”“隐匿”起来？
在这段扎拉图斯特拉的“如是说”中，权力意志与重估价值的确显出内在的紧密关联。尽管没有用到“永恒复返”的字眼，但河川不能自己流动，是某种更为自然的东西在使它动，这就是“永恒复返”。然而，相当明显的是，这段“如是说”的经脉不在海德格尔所谓形而上学“最内在的关联”，而在智者与民众的政治关系──两种“权力意志”无法公开共存。扎拉图斯特拉当时大谈“求真意志”，越说越忘乎所以，几乎就要把“隐匿的”真理讲穿，兴奋得忘了这真理本来说不得，必须隐藏：“你们聪慧绝伦的人啊，让我们对此谈个够罢，尽管这不大好；但沉默更不好，真理一旦被隐瞒就会变得有毒。”（如是说：论超越自我）所谓“超越自我”，听起来是一个道德哲学论题，实际上事关向民众隐藏真理，“超越自我”就是哲人克服想向世人宣讲真理的冲动。那些到尼采的“权力意志”概念中去沉思形而上学残余或者发微身体权力的人，看来被尼采的其它话蒙骗了。
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后，为什么尼采没有写自传？现在可以有把握这样讲：尼采感到还不到把“隐匿着的”真理说穿的时候。《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从语言上说是真正的壮举”，“也许只有《善恶的彼岸》的行业工匠歌手序幕中的精湛分析能与之比肩”。〔16〕果然，《善恶的彼岸》开篇讨论了哲学家（智者）的“偏见”后，接下来就谈到智者“权力意志的权利”──杀死道德的上帝、也就是杀死民众赖以为生的善善恶恶伦理的权力。尼采最后还斩钉截铁宣称：（哲人的）权力意志之外，“一切皆无”（善恶36）。这无异于说，只有智者（哲人）的“求真意志”才应该有绝对的、至高的。
紧接着，尼采讲了一句奇诡的话：
“这是怎么回事？这不是大白话么：上帝受到了驳斥，魔鬼却没有？”恰恰相反！相反，我的朋友们哪！真该死，谁强迫你们说大白话（popular zu reden）来着！（善恶37）
尼采在生前未刊的笔记中曾谈到堪称伟人的三项条件：除了“有能力从自己生命的巨大平面出发修炼自己的意志力”和不怕舆论、敢于蔑视“群畜道德”外，最重要的是“不能泄露自己的天机”，像《道德经》上说的，“知我者希，则我贵矣。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
假如有人识破了自己的真面目，他认为是不寻常的。当他不对自己说话时，他就要戴上面具。他宁肯撒谎，而不想讲实话。因为，撒谎要耗费更多的精神和意志。（意志962）
有一回，扎拉图斯特拉与一个“来自幸福岛的人”出海航行，在船上的头两天，扎拉图斯特拉一直没有说话，船上大多是侏儒，而他是“远游者和冒险家的朋友”，与侏儒没有共同语言。实在闷得慌，扎拉图斯特拉忍不住给侏儒宣讲起“永恒复返”教义，不料突然被狗吠打断了：“我如是说着，声音压得越来越低，因为我害怕自己的思想和隐念。蓦然，我听见一只狗在附近狂吠。”接下来，扎拉图斯特拉做了一个怪异得可怕的白日梦，梦见自己“突然置身乱石丛中，孤独、凄凉，沐浴在萧疏的月光里”，眼见一颤抖、哽咽的年轻牧人口中垂着一条黑色蟒蛇，慢慢爬进一只雏公鸡嘴里……（如是说：论相貌和谜）
中国民间有一种“黄道秘术”，据说修得这秘术可以赶鬼和施魔（最起码可以让打你的人痛而挨打的你自己不痛）。修炼此功必须在僻静处，尤其不能听见狗叫或被女人撞见，否则前功尽弃（为何非得避女人？也许《书》上说过：“牝鸡不晨；牝鸡司晨，惟家之索”）。修得这秘术的基本功，就是练习对自己知道的真相守口如瓶。扎拉图斯特拉做的那个白日梦，分明是他泄露天机后产生的恐惧——想想“口中垂着一条黑色蟒蛇，慢慢爬进一只雏公鸡嘴里”。《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尼采一生中唯一一次明目张胆戴上一副脸谱面具说话，而不像在其它场合，用种种隐形面具。从扎拉图斯特拉的如此惊恐，可见尼采何等在意说还是不说自己的真实世界观。
早在青年时期，尼采就被真理与谎言的关系问题搞得精疲力尽。《从道德之外的意义看真理和谎言》这篇文章，尼采生前没有公之于世。文章头三节写得规规矩矩，语言没有丝毫夸张、浮躁、反讽，随后十来节草率得像题纲，似乎没有耐心把这个题目再想下去。第一节中有一段话值得注意。
就个人希望保护自己反对其他人而言，他的智力一般多用来作假。但就在同时，由于无聊，也因为必要性，他又希望社会合群。他不得不和好，并从他的王国尽可能消除至少最明目张胆的“人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一和平协议带来的影响似乎是通向获得那令人困惑的真理冲动的第一步，从此就有了“真理”一说。（笔记，页102）
扎拉图斯特拉的“如是说”显然没有解除真理与谎言的紧张，尼采还处于说还是不说的两难中。等到《敌基督者》解除说还是不说的紧张，写自传的时刻到来，尼采的日子也满了。这样的结局，其实扎拉图斯特拉早就晓得：“真的，哪里有毁灭，哪里有树叶飘落，哪里就有生命的牺牲——为了权力！”（如是说：论超越自我）。
尼采思想中看来有某种实实在在的紧张——真实与谎言或者哲人与民众的紧张，这是否才是真正需要沉思的尼采呢？无论发微尼采的基本学说，还是沉浸在“尼采们”之中，都可能是尼采所谓“劣等哲学家的偏见”。是否可以也像海德格尔那样说，如果没有把握到尼采说还是不说的紧张，“我们就绝无可能把握尼采哲学，也不可能理解二十世纪和未来的世纪”？
四、“蒙谤忍垢而不忍白焉”
康有为直到仙逝都没有刊印《大同书》十部（合柏拉图《理想国》卷数！），其弟子曾在《不忍》月刊连载头两部，当时，康子仍在海外流亡。数月后康子返国，马上阻止继续刊登。康子早已演成“大同之义”，为什么在世时不愿公之于世？若说康子自感还不圆满，从《不忍》月刊连载到他仙逝，有十几年时间，足以修润。当然，“大同之义”与康子一向讲的“虚君共和”改制论明显有矛盾：改制仍然要维系传统伦理，并不是达至大同境界的步骤。“虚君共和”是现世的政治法理，“大同之义”是理想的万世大法，根本是不同的政治原则。
但这一矛盾会影响到公布《大同书》吗？有的思想史家（如萧公权）以为，这一矛盾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用西学对康子的影响就可以圆通。思想史大师施特劳斯告诫，面对大思想者明显的矛盾必须慎微，留心此处可能有难言之隐。朱维铮教授就有这种审慎，以为康子不公布《大同书》可能“别有缘故”。〔17〕不过，康子最终“不能言”自己为万世开太平之义，究竟是因为康子“秉性之奇诡”（梁启超），抑或因为康子还没有为乌托邦找到历史“实例”（朱维铮）？康子自己称“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难道是随便说说？
公羊家有大义微言之说，大义显而易见，微言隐而难明——所谓“隐微不显之言”、“精微要妙之言”。“大义”与“微言”不同是否仅深浅之别，微言较大义隐深而已？非也！大义微言之辩，小康大同之辩也！百姓自有百姓的生涯，不能承受圣贤人的大同世，小康世已是最高的社会理想。春秋大义明是非、别善恶、诛暴乱，此“封建”大义专为小康世而设，中材之人已经可以得大凡。但“封建，势也，非孔子本意”（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王制》）。孔子微言所寓，非中材以上不能知。小康世平庸之极，圣贤人会活得百无聊奈。百姓与圣贤人的生活理想扦格难通，圣贤人心知肚明，却又不得明言要实现大同理想：“民不可使知，故圣人之为治，常有苦心不能语天下之隐焉”（《康子内外篇·阖辟篇》）。究竟为什么不能言？“言”就是要变成社会现实。要是真搞大同世，像宋儒或那样把微言转变成大义，就会“致使亿万京陔寡妇，穷巷惨凄，寒饿交迫，幽怨弥天，而以为美俗！”（《大同书》）康子说“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就像扎拉图斯特拉说“蛋和蛋壳都破碎了”，绝非随便说说。
“虚君共和”论乃“大义”，“大同之义”是“微言”。梁子谓康子“始终当以小康义救今世”，可能深得师心。康子虽不晓得柏拉图氏有“高贵的谎言”术，却谙“道心惟微”（《古文尚书》）、“大道可安而不可说”（《管子·心术上》）等古训，懂得“言不必信”，所以才“蒙谤忍垢而不忍白焉”。
“不忍白”不等于不说，微言并非不言。微言是已经说出来的话，不过隐而难明而已。公羊家坚持微言是口说，口口秘传，口传的才是真言。但口说的意思是不形诸文字吗？孔子微言在《春秋》，《春秋》已是文字，只不过后人不得望文生义，要懂得区分字面上说的和其中隐藏着的“非常异义可怪之说”。康子所谓孔子本意靠口说相传，到董子才形诸文字，意思并非指孔子本意通过子夏、公羊子等口传到《春秋繁露》才写成文字。“《春秋》之意，全在口说，口说莫如《公羊》，《公羊》莫如董子”（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孔子王制二》）。《春秋》、《公羊》、董氏《春秋》都是文字的东西。形诸文字的含义因此是，用时人可以明白的话来写，但微言本来就不得用时人明白的话显白地说出来，所以董子之言仍然“体微难知，舍例不可通晓”，与口说没有什么分别。口说与形诸文字之辩，有如大同、小康之辩，两种不同的书写——隐微的和大义的书写隐含着两种不同的政治原则。所以，《礼运》说小康世，“天下为家，言礼多而言仁少”，大同世“天下为公，言仁多而言礼少”（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礼运》）。《礼运》与《春秋》都是文字的东西，却有“言”与“不言”、文字与口说的不同。
为什么非要分别口说与笔写？
柏拉图对话中的苏格拉底讨论过这一问题。苏格拉底也说，文章有口说和笔写两种，笔写的文章要面对民众的信仰——民众以为正义、善和美的，这样一来，写文章的智者就无法把自己的真正看法讲出来，除非假定民众在德性和智性上与智者相同。笔写的文章有说服效果，但“说服的效果是从民众的看法、而不是从真理来的”。立法者（就是智者）为了让民众信服，就得顺着民众的心意说，笔写的文章就无异于欺骗或迷惑民众。欺骗或迷惑民众是必须的，因为“说到正义和善”，立法者与民众“各自有各自的看法”，而且“相互冲突”（斐德诺篇，页141—148）。〔18〕
做文章必得讲究修辞术，修辞术不是简单的文章做法技巧。习修辞术，关节点并不在于学会笔写文章的做法之类，而在于掌握民众的信仰和心意，“想做修辞家的人必须知道心灵有哪些种类”。由于民众有各种各样的，民众认为的正义、善和美经常自相冲突，笔写文章的人就得“要有敏锐的感觉力，知道见风使舵，临机应变”。目的只有一个，让民众信服自己。（斐德诺篇，页163）归根结蒂，修辞术涉及国家的真理、正义和善行，属于统治“法术”之类。苏格拉底说，没有把握这一点，就没有懂得“修辞术的秘诀”。
可是，智者（哲人）或贤人的本份是忠诚于神明而非民众，忠诚于真理而非民众的意见。为了忠诚于神明和真理，智者（哲人）还有一种“写在学习者心灵中的那种有理解的文章，它有力保护自己，知道何时宜于说话，何时宜于缄默”。苏格拉底说得再清楚不过：口说的文章不等于没有文字，而是“既有生命，又有灵魂，文字不过是它的影像”。（斐德诺篇，页171）所谓不形诸文字（口说），不是不写下来，而是不形诸显白的文字（有如礼运），而是形诸隐微的文字（有如孔子造春秋），“惟有明白真理的人才最会看出真理的类似”，像古人说的，“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苏轼《留侯论》）。
如此说来，智者（哲人）说谎、欺骗或迷惑民众竟然是一种美德？
有德性的苏格拉底可没有这样认为。智者（哲人）的说谎不是一种美德，而是一种“药物”：“说谎对于神明毫无用处，但对于凡人，作为一种药物还是有用的。”哲人是国家的医生，医生才能用药物，病人如何用得？用药物事关国家大事——国家的正义、善和美。“国家的统治者，为了国家的利益，有理由用谎言来应付敌人，甚至应付公民。其余的人一概不准和它发生关系。如果一般人对统治者说谎，我们以为这就像一个病人对医生说谎”（理想国，页89）。〔19〕不过，哲人还不是统治者，哲人为王的国家还没有出现过，至多是一种政治理想，何况这理想真要成为现实，是祸是福还说不定——这正是苏格拉底（说是柏拉图也一样）最终要讨论的，绝非某些后人（如波普尔之流）以为的那样，已经有了肯定的结论。所以，哲人“高贵的谎话”不仅针对民众，也针对君王（理想国，页127）。哲人对国家的责任是，尽量使得人民与君王合谐相处。要是“人民恨君王，君王算计人民，……他们就会和国家一起走上灭亡之路，同归于尽”（理想国，页131）。
这都是政治的事情，尼采的说还是不说与政治有什么关系？他不是诗人哲学家、美学家吗？除了为战争中的国家服过务，尼采从来没有像马克思那样参与实际政治活动，而是专心做自己的语文学教授、写自己的书、玩女朋友、听音乐……
纳粹党报曾经明确表示欣赏尼采的思想，于是，尼采的名声在国际社会中就与纳粹恶名分不开了。五十年代以来，美国人考夫曼为洗清尼采身上的纳粹恶名不遗余力，除了勤奋?尼采笔写的文章，还致力从审美论、心理学角度诠释尼采文章，将尼采思想与政治隔离开来：“权力意志”、“重估价值”、“超人哲学”不过有审美的生命哲学含义，是一种真诚的价值哲学。〔20〕苏格拉底说，“自以为留下文字就留下专门知识的人，以及接受了这文字便以为它是确凿可靠的人，都太傻了”（斐德诺篇，页170）。尼采当然不是前一类傻子，考夫曼肯定是后一种傻子。
“稀罕的声音只有稀罕的耳朵才能分辨，稀罕的思想只有稀罕的思想才能解释。（尼采）”洛维特记得，海德格尔第一次引用尼采的话“上帝死了”是在一九三三年的就职演说中。海德格尔当然早就知道尼采的这句话，为什么偏偏在这时引用？偶然的巧合吗？尼采说到过“大政治”，至少在当时，海德格尔以为“大政治”的机缘来临了。但“上帝死了”与“大政治”有什么关系？不管怎样，尼采文章中有政治的声音，美学家和文学家们听不见倒没有什么好奇怪，他们“气质上、天性上不宜听”（善恶30）“稀罕的声音”。
一九三六年，海德格尔开始在大学讲堂讲解尼采，持续近十年，伴随纳粹政权的兴衰。这是偶然的吗？在战后海德格尔写给“清洗纳粹分子委员会”的交待材料中，这些尼采讲座和演讲成了他与纳粹事业摆脱干系的证据。海德格尔的说法是：他将尼采思想解释为反抗虚无主义等于自己在反抗纳粹，因为法西斯主义不过是虚无主义的政治形式；“尼采根本不能与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等同起来”，“我在有关尼采的系列讲座中表露出了同样的精神抵抗”。〔21〕阿伦特信了海德格尔的说法还情有可原，好些当代哲人也真信，称其“尼采讲座”为重大的政治转向，就有点让人莫名其妙。至少海德格尔自己已经说明，他对尼采哲学作出形而上学存在史的解释本身恰恰是一种哲学的政治姿态。从文本考究，海德格尔的“尼采讲座”可能反驳了纳粹思想背后的形而上学提法，但并没有反驳纳粹的政治行动。〔22〕也许可以这样说，海德格尔反驳的仅是现代哲人王（纳粹）的大义，而非其微言。
何为纳粹的微言，尼采哲学与纳粹政治的关系究竟如何，问题都不简单。沃格林的如下论点不是没有道理：“纳粹思想的类型并非尼采的理智良知的感觉传染的，纳粹思想根本无法与尼采的神秘主义扯在一起，除非说这两种现象都是基督教的危机症候。”〔23〕这个问题太深奥、太烫手，还是暂时不说为好。
不管怎样，“重新提出尼采思想来讨论而又不触及其思想的政治方面，显然成问题。某种程度上讲，尼采的政治思想不可能与其思想的其它方面分开。”〔24〕然而，如何把握尼采思想的政治实质？是否像俄国哲人弗兰克在批判虚无主义伦理学时说的，“一切运动的目标或策略归根结蒂都依循和取决于知识人的精神力量——他们的信仰和生活经验、评价和兴趣、理性和道德气质，因此，政治问题本身就是文化——哲学和道德问题”？〔25〕或者像新左派那样提出所谓实践哲学的解释？据说，尼采对于权力意志的各种说法（激情、解释、反应意志）确定了探究权力的范围，而不是形而上地规定权力的基本内容；权力意志都与人的经验和行动的可理解性相关，因而，权力意志是一个批判的实践本体论概念。尼采的谱系方法也是一种历史的方法，认定虚无主义为历史哲学问题，恰恰触及到虚无主义的历史本质。权力意志的概念当然有价值论的含义，然而，其中内在地包含着历史的实践，把传统上所有与行为相干的概念都从形而上学领域转到了实践哲学的价值论领域：占有价值是通过自我解释得到的，而自我解释就是人的意志的条件。〔26〕总而言之，在尼采那里，人的实践是哲学的基本问题。
尼采哲学的政治含义真的如此？
尼采原来打算写的第一本书，不是《悲剧的诞生》，而是《古希腊国家》。刚刚写了开头，尼采就放弃了，代之以《悲剧的诞生》。用今天的学科分类来说，尼采从政治哲学转到了审美哲学。然而，放弃《古希腊国家》改为《悲剧的诞生》是一种学科的转变？这种转变的同时──亦即写作《悲剧的诞生》之时，尼采写的那篇起头相当正规而且完整的学术论文《从道德之外的意义看真理和谎言》和“哲人是医生”的写作题纲与《悲剧的诞生》有什么关系？
尼采首先是古典语文学家。古典语文学的基本工夫是，把文字上并不太难（显白）而含义艰深（隐微）的柏拉图对话的希腊语原文念得烂熟。尼采修读古典语文学时，一定对《斐德诺篇》和《理想国》中那些谈到哲人在希腊国家中的位置以及医生、药物、谎言的段落大为震惊，不然他写那些关于真理与谎言、关于哲人即医生的笔记和写作题纲做什么？前苏格拉底哲人说，哲学起源于为何有存在的惊异。尼采的哲学思考却似乎与柏拉图一样，起源于对“哲学是药物”、哲人是国家医生一类说法的震惊。哲学问题首先不在于沉思什么、用何种“哲学方法”想问题，而是如何处置哲人或哲学与人民的关系。哲学与人民的关系问题是第一性的，先于哲学之所思的东西。从这一意义上说，哲学首先、而且本质上是政治的。“这个世界没有真理，只有解释”，可谓对哲学本质的精辟说明：哲人沉思什么，并不头等重要，而是知道对谁说、如何说（今人倒过来问：谁在说）。在“哲人是医生”的写作题纲中，尼采显得相当激动地记下了这样的思考：哲人耽于心智、追求真理，但人民不可能追随哲人，人民不过沉思生活、也不追求真理。尼采问：“哲人与人民的关系是必然的吗？”“对于自己民族的文化，一个哲人能做什么？”（笔记，页92）这样的问题在扎拉图斯特拉的噩梦中变成了如此景象：“年轻牧人口中”吐出的“黑色蟒蛇”可以“爬进一只雏公鸡嘴里”吗？
哲学和人民。没有一个伟大的希腊哲人是人民的领袖，最多可以说恩培多克勒（在毕达戈拉斯之后）曾经有过这样的企图，但他并不打算用纯粹的哲学来领导人民，而是利用人民的一种神秘工具。其他哲人从一开始就拒斥人民（赫拉克利特）。有些人把一个高高在上的受教育集团作为他们的公众（阿拉克萨戈拉）。苏格拉底最具民主和煽动倾向：结果是各种宗派的建立，因而是一个反证。在像这样一些哲人无能为力之处，更次要的哲人如何可能指望有所作为？在哲学的基础上，根本不可能建立起一种大众文化。（笔记，页97）
从柏拉图的对话中，尼采感到，“哲人的忧患”乃是“谎言和思想冲突的痛苦无处不在”（笔记，页155）。岂止“忧患”，还有“危险”。苏格拉底试图让哲人在一个民主国家中活得正派，结果导致民众信仰秩序大乱，自己也落得个人民公审的下场。对希腊哲人中苏格拉底这唯一的“反证”，扎拉图斯特拉没有忘记——“蛋和蛋壳都破碎了”。
你们，睿智绝伦的人把那些宾客置于小舟上，并赠给他们华丽和自豪的名号——你们及其统治意志！河流载着你们的小舟前行：它必须承载小舟。浪花是否飞溅，是否怒遏船身，不足挂齿！
你们，最通达的智者啊，你们的危险以及善恶结局不是这河流，而是意志、权力意志——永不枯竭的创造性的生之意志。（如是说：论超越自我）
哲人的“危险”来自高贵的沉思天性（一种特殊的权力意志）与民众的权力意志的冲突，如果哲人的求真意志非要支配国家、民族、人民的命运，必然害人又害己。因此，苏格拉底之死是哲人的问题，而不是榜样，柏拉图为这个问题思索了整整一生。既然天生我为沉思人，为了不至于害人又害己，谎言人生就是无从逃避的命运。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以后，口头的文章还得继续做下去。
五、“无辜的谎言”
在尼采文章中，可以发现好些自相矛盾的说法，或者一个语词的两种甚至多重用法，比如前面提到的两种“权力意志”。如今已经清楚，这些自相矛盾或一词两意的情形，并非因为尼采是诗人哲学家，好用格言体，似乎这种文体本身不需要像“学术论文”那样要求内在理路的一致性，也并非因为，尼采的哲学头脑是热情类型——好像卢梭，而不是沉静类型——好像斯宾诺莎、康德，不能要求其思想言辞的一贯性。这些看法都可以叫做不懂事。施特劳斯指出，柏拉图的哲学采用对话文体，绝非一种文人习性或某些文艺学家所谓摹仿“戏剧体”，而是与其哲学思想的关键问题相关。〔27〕尼采文体同样如此。抛开尼采的文体，从流行的所谓“尼采学说”来理解尼采，就会受尼采蒙骗；用所谓风格的多声道消解尼采，几近浅薄无知。尼采文体不是一种文人化修辞——像前一阵子国朝学人喜欢玩弄的随笔，而是其思想情调、沉思方式。看似没有什么关联的单个格言并非“意义的孤岛”，而是与某种深切的思想关怀紧扣在一起，行文的隐约、不连贯、神秘等等，都有特别的含义。
如已经说过的那样，格言体不是尼采的独创。帕斯卡尔的《思想录》是优秀的格言体写作，这与其内心深处的信仰危机相关。尼采曾经极为崇拜帕斯卡尔，称他为“唯一真正的基督徒”，敢于面对基督教信仰的衰微，而他的文体恰恰是心灵“伤痕累累”的体现。〔28〕文辞故意含糊、反讽、夸张、用典、指桑骂槐、装样子、说半截话、兜圈子，好像是文人天赋的挥撒，其实是个人思想的生存性需要——需要思想面具。深度不能直接敞开，必须颠来倒去兜圈子，这是一种古老的“法术”——隐微术，公开讲，是修辞术。尼采用谜语般的语言公开谈论过隐微术：
凡深沉的一切，莫不爱面具；最深沉的东西甚至仇恨形象和比喻。……狡计中有如此多的善。我可以想象，一个有值钱和易损的东西需要藏匿起来的人，终身会像一个箍得紧紧的装满新酒的陈年酒桶笨拙地毂辘辘滚动：细腻入微的害羞使得他如此。用害羞隐藏深沉的人，在人迹罕至、甚至他的知交和最亲近的人也不可得知其所在的路上，遇到了自己的命运和棘手的决断：因为，这些人全然看不到他的性命危险以及重新赢得的性命安全。一个出于本能需要把想说的话咽回去隐瞒起来（das reden zum schweigen und verschweigen braucht）、千方百计逃避推心置腹（mitteilung）的隐匿者，想要、而且要求一副面具在朋友们心目中晃荡。（善恶40） 尼采自己懂得如何用思想面具，竖起保护的屏障，也善于识别别人戴得不那么高明的面具，将其本来面目曝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对于高明的隐微术士，尼采倒向来佩服。现在，我们转向沃格林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 人们在苦苦思索尼采的哲学意图时经常忘记，对一魔术作品的解释不应该受这种魔术欺骗——以便把这个作品解释清楚。尼采曾经以玩弄第欧根尼像征变换魔术来蒙骗人，所以，仅在文本基础上探究超人像征并确定其意义还不够，还必须确定，当有人玩弄魔术时，存在秩序中实实在在发生了什么事情。〔29〕
尼采既然早就晓得，哲人在世上必须靠谎言度日，而且，说谎是高贵的事情，他为何显得对说谎心里不踏实？从早期文章到自传之前的重要文章（《偶像的黄昏》《敌基督者》），尼采不断谈论谎言。谎言是尼采文章的一大主题。也许有人会说，《悲剧的诞生》是例外。但在同时写的但没有发表的关于真理与谎言的论文中，尼采已经说过，艺术同样是谎言：“艺术快乐是一种更伟大的快乐，因为它几乎总是在谎言的形式下讲述真理。（笔记，页121）”《悲剧的诞生》径直说谎，而以后的文章——如已经看到的，甚至《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样的诗体文章，都一再提起说谎的事。一边说谎，一边不断告诉人们“我在说谎”，不是很奇怪吗？如果“高贵的谎言”的应然是由某种“存在秩序”决定的，尼采显得慌里慌张地说谎，是否因为“存在秩序”中发生了什么大事情？
海德格尔的尼采解释功不可没，他第一个深刻地把尼采哲学与柏拉图主义联系起来。但他特别提请注意：是柏拉图主义，不是柏拉图。〔30〕尼采与柏拉图的关系，是由形而上学的存在论问题联系起来的。stanley rosen追随其师施特劳斯的柏拉图解释，在肯定海德格尔的睿见同时，力图海德格尔的尼采解释：与尼采哲学本质上相干的是柏拉图这个人，而不是柏拉图主义。柏拉图的微言根本没有提供一种什么存在论的形而上学，尼采同样如此，柏拉图和尼采的所谓存在论的形而上学根本就是海德格尔的虚构。〔31〕尼采与柏拉图的关系固然是决定性的，然而，这种关系并非因为在两者那里都没有的什么存在学说，而在于隐微术（esotericism）。重要的是，要搞清尼采想隐瞒的是什么？
探破隐微术的方法，首先是注意一些再明显不过的自相矛盾的说法。rosen注意到尼采对“虚无主义”一词有两种不同用法——高贵的和颓废的“虚无主义”，发现尼采一方面大谈世界根本是虚无，另一方面又召唤人去创造价值。充满激情地揭示创造与毁灭是一回事，等于任何创造都没有价值。在根本虚无的背景中鼓吹创造价值的人生，无论如何是背谬的。如果尼采的意图是要人创造新价值，他就应该隐瞒自己对基本价值的摧毁——隐瞒其高贵的虚无主义。即便说彻底摧毁价值仅是创造新价值的前题，仍然自相矛盾：既然尼采摧毁的不仅是传统价值，而是所有价值的根据，新价值又何以可能衡量？如果尼采的意图是要告诉人们他沉思到根本虚无，鼓吹创造性的人生等于在哄骗人。毕竟，尼采所谓终极混乱的说法剥夺了价值创造内在固有的可能性。终极混乱的教诲要么是真的，要么是假的。如果尼采真认为世界根本就是内在固有的混乱，的确并不与高贵的虚无主义抵触，可是，这种一致性却使得尼采教诲的一致性本身成了终极混乱的假相，因而依然是谎言，尽管是健康的谎言。如果终极混乱的教诲是假话，世界背后就一定有一个秩序，颓废的虚无主义就是谎言。不管怎样，两种虚无主义的浑然教诲乃是一个“高贵的谎言”，它要隐瞒的真实是，这一世界终极上是混乱的。只有在这“高贵的谎言”基础上，才可能区分高贵与颓废、积极与消极的虚无主义。隐瞒不等于从来不说出真实，因此需要两种虚无主义的教诲。
在rosen看来，尼采真心相信世界本质上内在固有地混乱，但需要说服或哄骗人们相信，自己是或能够是价值的创造者。柏拉图和尼采其实都看到，世界的本质是混乱（根本虚无）。面对这一绝对偶在，人如何活下去呢？柏拉图给出了“”的谎言，尼采给出了“沉醉”的谎言。尼采与柏拉图一样，既认同清醒的苏格拉底，也认同沉醉的阿尔基比亚德（alcibiades）。不同的是，尼采一再提醒说，自己的话有微言与大义之别，柏拉图却没有，而是坚持模糊两者的区别。因此，尼采颠转了微言与大义的关系，其教诲是“显白教诲的隐微表达”：未来的哲人为自己能忘记世界没有真理这回事而沉醉。所以，尼采把哲学转换成诗，使哲学本身成了虚无主义。相反，柏拉图没有将微言转变成大义，哲学始终处于与诗的冲突和张力之中。〔32〕
rosen看到尼采隐微术的转变，慧眼独到，具体解释却没有摆脱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尼采解释的阴影，仅仅“颠转”（正如他自己所用的语词）了而已——终极混乱论不过是存在论的另一面。他甚至换了一种方式来解释海德格尔所谓尼采诸学说“最内在的关联”：“永恒复返”（等于根本虚无）是尼采的真实教诲（隐微教诲），“超人”教诲（创造价值）是显白（政治）的教诲，隐微教诲被积极、创造的（狄奥尼索斯）教诲隐瞒起来，“权力意志”教诲则处于平衡两者的位置。
可是，对于尼采（柏拉图同样如此），哲学问题首先不在于沉思什么——理式也好、根本虚无也罢，而是哲学与人民的关系。作为哲人，尼采当然有自己感兴趣的沉思主题——在斯宾诺莎和歌德那里找到共鸣的内在论也好、在帕斯卡尔那里遇到激励人和对手的禁欲式唯意志论也罢，都是哲人自己思想的事情。“哲人首先是他自己的哲人，其次是其他人的哲人”。问题是，“做一个只属于自己的哲人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类存在是互相关联的，哲人也不例外，只能是这种互相关联中的哲人”（笔记，页135）。在尼采那里，隐微术转变的原因，仍然只能从谎言所依赖的哲学之政治本质中去寻找。
尼采显得慌里慌张地说谎，究竟是什么原因？在柏拉图的苏格拉底那里，“谎言”（隐微术）是“高贵的”，尼采却一再提到“无辜的谎言”。“高贵的谎言”变成了“无辜的谎言”，说谎者不再像是一个高蹈的智者，倒像一个小孩：
谎言——为什么日常生活中人们处处说真话？——肯定不是因为上帝禁止撒谎。毋宁说，首先，因为说真话舒服，撒谎得有发明、编造和好记性。……其次因为，在一眼就明的事情上直截了当地说：我要这个、我已如此做了以及诸如此类的话，是有益的；在这类事情上，强制和权威的方式总比狡计的方式牢靠。——可是，一个小孩在扯不清的家内纠纷中被拉扯大，撒谎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他总会违背意愿地说自己想要的东西；他从来没有什么讲真话的感觉或者对谎话本身的反感，所以全然无辜地（in aller unschuld）说谎。（人性i，54）
理解谎言“无辜”的成因，看来是搞清尼采的微言和大义的关键。仅从字面来感觉，“无辜的谎言”显得说谎者要为自己撒谎辩护，“高贵的谎言”却不存在自我辩护的问题，撒谎的应该是没有疑问的。这个没有疑问的应该是什么呢？
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在说到“高贵的谎言”后，“吞吞吐吐”老半天，“没有把握是否有勇气”将撒谎的正当理由光明正大讲出来。在格劳孔一再追逼下，苏格拉底（可能装出）迫不得已以其惯用的方式——编造故事的方式，“欲言又止”地说了这样一个“荒唐故事”。人天生是一样的，“一土所生，彼此都是兄弟”。但是，老天造人的时候，在不同的人身上加进了不同的金属元素。“在有的人身上加入了黄金，这些人因而是最宝贵的，是统治者”；在有的人身上加了白银，于是这人成了统治者的辅佐。农民生性中有铁元素，工匠生性中有铜元素。如果金人生金人，铜人生铜人，也还好办，但世间的事情太偶然，“有时不免金父生银子，银父生金子，错综变化”。讲完“荒唐故事”，苏格拉底总结道：
所以，上天给统治者的命令最重要的就是要他们做后代的好护卫者，要他们极端注意在后代灵魂深处混合的究竟是哪一种金属。如果他们的孩子心灵里混入了一些废铜烂铁，绝不可稍存姑息，应当把他们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安置在农民工匠之间；如果农民工匠的后辈中间发现其天赋中有金有银者，就要重视，把他提升为护卫者或辅佐人。要知道，神谕曾经说过，“铜铁当道，国破家亡”。你看你有没有什么办法使他们相信这个荒唐的故事？（理想国，页128—129）
苏格拉底认为，除了哲人（智者）因会解神谕懂得这个道理，没有谁会相信这个故事。但故事中隐含的道理对于国家和个人都至关紧要，哲人（或贤人）的义务就是要向世人讲明究理，但又不能明说。于是苏格拉底对格劳孔说：“我想就这样口头相传让它流传下去罢！”
很清楚，谎言之所以“高贵”，正当理由在于人的资质不同，一个国家的良好公正的秩序基于人按其资质的高低被安排成一个等级秩序。低资质人应该受高资质人统治，美德总归出自黄金人而不是废铜烂铁。依据人民的天性（如今称为人的自然权利），不可能产生出道德的社会。这话当然不能明说，不然，人民会不高兴、甚至会起来造反——“奴隶道德”起义。人的资质不同，是天生的自然秩序使然，不是谁凭一己权力造出来的。资质或低或高，没有必要得意或自卑，况且“金父生银子，银父生金子，错综变化”，人的在世位置并非万世不变。按照自然秩序建立起来的国家，才是道德的，其道德的根据就在自然的正确。
尼采念念不忘苏格拉底—柏拉图的这一政治智能，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后他写道： 我们最高的见识若要未经许可地讲给那些气质上、天性上不宜听的人听时，必须——而且应该！——听起来像蠢话，某些情形下像犯罪。从前，在印度人、希腊人、波斯人、穆斯林人那里，总之，在所有相信等级制而非平等和平权的地方，都将哲人分为显白的（das exoterische）和隐微的（das esoterische）。两者不同不是因为，显白哲人站在外面，从外、而非从内观看、评价、衡量、判断。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显白哲人从下往上看，隐微哲人从上往下看！从灵魂的顶峰望下来，悲剧不再是悲怆的了……品质高的人视为食品和提神汁的东西，品质相差太远或太低的人肯定视为毒药。常人的美德在一个哲人看来，不过是恶习和软弱……为世界上所有人写的书总是臭气熏天，小人的嗅觉才贴在上面。（善恶30）
然而，当扎拉图斯特拉要说“高贵的谎言”时，心态没有了坦荡，还被狗吠打断，而且做了那个怪异得可怕的白日梦。当时的情形是，扎拉图斯特拉再也憋不住，要对侏儒讲明他的微言。事情发生之前，扎拉图斯特拉与侏儒有过一段对话，内容与苏格拉底“吞吞吐吐”老半天才对格劳孔说出来的，简直一模一样。
“站住！侏儒！”我说，“我与你势不两立！我们两个我是强者──你不了解我深邃的思想！你也不可能容忍这思想！”──此刻，我感到轻松了：侏儒从我肩上跳下来，这好奇的家伙！它蹲在我面前的石头上了。这里恰好是个大门的信道，我们就呆在这里。
侏儒，你瞧这大门信道！”我继续说，“它有两副面孔。两条道路在此交汇，尚无人走到路的尽头。这条长路向后通向永恒；那条长路向前是另一种永恒。这两条路相反而相连接——在大门信道旁恰好交汇。大门信道的名称叫‘此刻’，它就写在上面。要是有人走其中一条路，一直走下去，越走越远，侏儒，你以为这两条路永远矛盾么？”
“一切笔直的东西都是骗人的，”侏儒不屑地咕哝，“一切真理都是弯曲的，时间本身便是个圆。”“你，沉重的精灵！”我怒喝道，“别说得这么轻飘飘！你这个跛脚鬼，是否要我把你留在现在你蹲的地方——以前我把你抬得太高！”我继续说，“你瞧‘此刻'呀！从这个‘此刻’大门信道有一条永恒的长路向后：我们身后是一种永恒。万物中凡能行走的不都已经走过这条路了么？万物中可能发生的事不是已经发生、完成、消失了么？……”（如是说：论相貌和谜） 没过一会，扎拉图斯特拉就听见令他心惊胆战的狗吠了。
奇文！不是吗？扎拉图斯特拉一开始还傻里傻气摆出贵族政制时代的身份，没想到侏儒竟然跑到他肩上去了。侏儒从扎拉图斯特拉肩上下来，不是被他的怒声吓住了，而是自己蹲在石头上更舒服。扎拉图斯特拉开始正儿八经讲哲学，侏儒却轻飘飘地说，“都是骗人的”。扎拉图斯特拉这才发觉，自己从前把侏儒“抬得太高”！
启蒙现代性带来的“存在秩序”的变动，不是赫然在目？那种可以被称为贵族制理由的自然秩序，近代以来、尤其启蒙运动以来被颠覆了。谁颠覆的？民众吗？不是！恰恰是本来因有“深邃的思想”与百姓不在同一个存在位置的哲人。哲人放弃了自己本来应该过的沉思生活，到市上搞什么启蒙——其实是抹平人的资质，甚至抬高苏格拉底的人谱中资质低的人。近代哲人发明的自然状态和自然权利取代了自然秩序，再按高低不同的金属来划分人的资质并安排社会秩序，就成了不道德、甚至反动。这一所谓“现代性”事件导致的后果是：“高贵的谎言”的正当基础不复存在，国家秩序的基础根本变了——“废铜烂铁”也可以统治至少参与管理国家。“卑贱者最聪明”不再是胡言，而可能成为国家道德秩序的理由。
更精彩的是，侏儒竟然对扎拉图斯特拉说，“一切笔直的东西都是骗人的”。这话肯定是哲人先说的，哲人不说，侏儒怎会知道？“不是你欺骗了我，而是我再不相信你，这事震动了我”（善恶184）。尼采敏锐地看到，“高贵的谎言”在启蒙哲人那里变成了卑劣、颓废的谎言。正如尼采的“虚无主义”一词有高贵和颓废两种含义，谎言也有高贵的和颓废的。哲人知道人民不过沉思生活、不追求真理，决定什么是真理的权力在自己、而非民众——所以，尼采把智者的权力意志定义为“求真意志”。面对民众的“权力意志”（信仰），为了社会的安定团结讲些含糊其辞的话，说东道西，这是“高贵的谎言”。“高贵的谎言”并不迎合人民，而仅是不说穿真理。颓废的谎言则是：哲人明明知道人民不关心真理，却违背自己的本份，讲迎合民众信仰的话，充当人民的代言人，等于把“求真”的权力交给了人民。扎拉图斯特拉与侏儒的对话表明，哲人与人民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本来，“哲学不是为人民准备的”，如今哲学充当人民的代言人发出“废铜烂铁”的声音：“哲人已经成了集体的害虫。他消灭幸福、美德、文化，最后轮到他自己”（笔记，页96）。哲学不再是禁欲般的沉思生活，而是一种工匠式的手艺；学人、科学家终有一天理直气壮地驱逐了哲学，有什么好奇怪？
在另一种圣人即哲学家那里也有一整套手艺，他们只容许某些真理，那些使他们的手艺获得公众批准的真理——用康德的方式说，就是实践理性的真理。他们知道自己必须证明什么，在这方面他们是实际的——他们彼此心照不宣，就“真理”达成协议——“你不应说谎”——直截了当地说：您，我的哲学家先生，要谨防说真理……（偶像：一个不合时宜者的漫游42）
青年尼采已经看出，启蒙哲人的谎言颓废——堪称“坏谎言”：“在需要真理的地方说谎……坏谎言的标志：只要谎言，不要人类……个人为了自己和自己的存在而牺牲人类”（笔记，页117）。“高贵的谎言”之所以高贵，是因为撒谎为了人类，颓废的谎言刚刚相反。启蒙哲学的“坏谎言”从斯宾诺莎开始，到康德完成。斯宾诺莎的写作用两种语言，充满暗指，出于个人安全的考虑假引圣经，为大众设计出一种合他们胃口的道德观，迎合大众说话方式，暗中维护幸福的少数人的道德观。〔33〕在尼采看来，“这个病态隐士的假面”（diese maskerade eines einsiedlerischen kranken）用数学形式的“幻术”（hokuspokus）隐藏自己的哲学，用“自己的智能之爱”来“粉饰和伪装”，却泄露了自己的胆怯。随着这种“坏谎言”的把戏越来越精到，“老康德说出的既僵硬又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话（tartufferie），把我们诱上了辩证的邪路”（善恶5）。在从斯宾诺莎到康德的转变中起关键作用的现代谎言哲人就是鼓吹平等主义、写市井文字的卢梭。尼采忿然道：法国大革命“所表演的血腥闹剧”让人好笑而已，可憎的是“卢梭式的道德”，用“平等学说”诱出了所有平庸的东西。“绝不会有更毒的药了，平等学说被吹嘘得好像就是公义本身，其实却是公义的终结”（偶像：一个不合时宜者的漫游48）。难怪尼采把卢梭视为自己最大的敌人。〔34〕启蒙哲人“以美德狂热”（mit der tugendhaften begeiterung）解除了“假象的世界”，真实的生活反而不复存在了。在启蒙的世界中，揭露谎言成了哲人的义务： 我自己一直在学习与众不同地思考、评价行骗和被骗，起码我为盲目的狂热（die blinde wut）准备了几手揭谎招法（ein paar rippenstosse）。这般怒火让哲学家障了眼，受了欺骗。为什么不呢？真理比假象更值钱，已经不再是一种偏见；这甚至已是世上所能有的最糟的得到证明的假设。（善恶34） “废铜烂铁”说被自由平等主义哲人铲除之后，“高贵”的谎言变成颓废的谎言。尼采显得要通过“全然无辜”的谎言挽回生活中的某种东西。这究竟是什么呢？ 瞎子修士的“怪书”
施特劳斯的“魔眼”看得很准：尼采最关心的是哲人在现代处境中的位置。只有哲人才有资格当社会的道德立法者，因为只有哲人沉思什么是美德、什么是美好（幸福）的生活、应该过的生活。但哲人不可成为统治者，否则“蛋和蛋壳都破碎了”。在国家生活中，哲人至多可以当个如今药铺里的药剂师，看看统治者的药方是否搞错、计量是否适当——就像二十世纪业内人士公认的大智者科耶夫（alexandrekojeve），为法兰西总统当高参，设计欧共体或起草关贸总协议之类。哲人首先应该沉思美德和美好，否则就没有资格当药铺里的药剂师。哲人沉思首先是为了自己个人的生命，不是为了人民（遑论国家、民族）才去沉思。启蒙之后，哲人成了首先为人民服务的人，而不是首先关心自己的德性生命；哲人已经不思“何为高贵”，而是为国家、民族、人民出谋划策，纷纷跑去引导人民起来争自由、平等、民主，忘了自己的本份是过沉思生活（科耶夫早年研究“索洛维约夫的神秘主义哲学”，当高参之前有过道德沉思）。“如果让当今的哲人梦想一个城邦，他肯定不会梦想柏拉图的城邦，只会梦想一个废铜烂铁城邦（二流子城邦）”（笔记39—140）。不是吗？如今那么多的有了“制度经济学”、“分析哲学”、“文化人类学”、“社会批判理论”、合乎国际学术规范的“社会科学”专业知识的人，真以为自己就是国家医生，要引导人民甚至给国家、民族治病（殊不知不过一个现代工匠，在苏格拉底的人谱中算铜质人）。正因为现代哲人背离了自己的沉思故乡，要么去当知识分子，还向专制者要政治地位（古代哲人从来不要，不是怕暴君、自甘屈服，而是这地位与德性沉思有何相干），要么当“纯粹”的哲学专家，把搞清哲学陈述的语病作为最崇高的思，人民们才会“用酒精和麻醉剂来消除神经紧张”（笔记，页132）。尼采问，如今的哲人们还有哪个懂得“何为高贵”？尼采为“未来哲学”谱写的序曲的末章题为“何为高贵”，难道是文人式的夸张？
“现在被当作医疗卫生的许多事情在古代是道德事务”，这事务由哲人操持，所以“古代人的日常生活有节制和审慎得多，知道如何弃绝和不去享受许多东西”（笔记，页131—132）。尼采反传统价值吗？非道德吗？他反的是现代启蒙道德：“现代道德哲学家所谈的东西，稀奇古怪得令人难以想象”！尼采仍然、而且一心要做哲人，过自己的沉思生活。哲人本质上是“冷漠的隐士”，但哲人的沉思又不可能做到只属于自己，“即便哲人离群索居，成了一个隐士，他也不过为其他人提供了一种教训和榜样”（笔记，页135）。哲人的本分责无旁贷要做“一些最勇敢和最抽象的心灵的教师”，所需要的谎言因此是“高贵的”。启蒙以后，“存在秩序”发生了根本变动，做“心灵的教师”已经不可能，而且政治上不正确，于是——尼采如是说——哲人应该成为“憎恶流行文化的毁坏者”（笔记，页92）。尼采坚持精神贵族原则，也就是坚持人的金属品质贵贱论和优秀、高贵的在精神上统治拙劣、低贱的，这当然需要某种政治的“存在秩序”的配合。尼采为斯宾诺莎沉思的内在一元论——没有彼岸的世界感到兴奋，有“吾与点也”之慨，这是两个隐士个人之间的思想事情，但尼采讨厌他迎合人民。为了守护高贵精神，尼采显得不畏社会迫害，经常直接宣称自己的贵族主义（参谱系ii，15）。但尼采很清楚，要回到古代的贵族制秩序已经不可能，问题是如何在现代之后的“未来”守护高贵。
何为高贵”的问题在自由平等的民主社会仍然是，哲人应该如何撒谎？或者依扎拉图斯特拉的经验：侏儒已经知道“一切笔直的东西都是骗人的”，我还能像从前那样撒谎？
这才真正是尼采的问题，也是谎言由“高贵的”变成“无辜的”关键。
自由平等的民主社会不是有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吗，为什么哲人还需要撒谎？启蒙运动的伟大功绩不就是限制（如果还不能说已经消灭）对思想和言论的政治迫害吗？难道古人比现代人思想和说话更自由？
苏格拉底所谓“口说的”文章（微言）固然有避免哲人自己遭迫害的目的，但也有不要直接打扰民众信仰的意图，以免“蛋和蛋壳都破碎了”。因此，需要把讳言的含义隐藏在有意的含混说辞后面，有时不妨采用政治正确的敬虔说法和引文，但得用种种颠三倒四的说法与之保持必要的距离。这既是为了坚持自己心中的真理，对民众信仰不予苟同，也是为了不伤害民众感情，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隐微术的根本前提是，哲人和民众的生活理想（美德和美好的想象）绝对无法达成一致。如果以为在自由平等的民主社会，因为有了政治制度保障的言论和思想自由，哲人的隐微术就没有必要了，前提必须是，哲人与民众的生活理想没有冲突，已经心往一处想。然而，事实是，启蒙运动的哲人背弃了“高贵”的道德理想，投靠了民众信仰，让它支配社会。如果在自由平等的民主社会，一个哲人（好像尼采那样）仍然要坚持“高贵”本份，岂不是比在贵族制社会更加危险？岂不更需要撒谎——而且必须改变手法，因为旧的手法侏儒已经知道了。
尼采不接受启蒙运动的哲学叛变造成的现实，理由当然是精神贵族的价值原则：“对我们来说，民主运动不只是政治组织的衰败形式，而且是人的衰败和渺小化形式，是人的平庸和低俗：我们须向何方把握自己的希望呢？”（善恶203）“无辜的谎言”就是在这样的“存在秩序”中出现的。然而，尼采说：
es gibt eine unschuld in der luge,welche das zeichen des guten glaubens an eine sache ist.谎言中有一种无辜，谎言是对某事有良好信仰的标志。（善恶180）
此话怎讲？“无辜的谎言”不是说，尼采的新谎言手法是“无辜的”，而是为了“一种无辜”而撒谎，所以说“谎言中有一种无辜”，这种“无辜”是“良好信仰的标志”。《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以来，尼采的隐微术渐入炉火纯青。一句话或一段话的下文，往往在一本书中老远的别处出现，甚至在另一本书中出现。比如，这句话的下文，就出现在随后的书中。
“无辜”究竟指什么？当然是欠罪（schuld）的反面或消脱负罪。尼采八十年代的笔记遗著的书名本来不是如今声名远扬的“权力意志”，他自己原来用的是unschuld des werden（生成的无辜）。〔35〕“生成的无辜”、而非“权力意志”，才是尼采真正想说的（微言）。谎言要隐瞒的事情，就是这“生成的无辜”。
在被沃格林称为历史哲学杰作的《道德的谱系》第二章第八节，尼采为“无辜”作了哲学辩护，其方式是用他发明的谱系方法探讨负罪和欠负的起源：负罪和欠负最早“起源于卖主和买主的关系，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是人类社会出现价格制定和价值衡量的反映。如果从政治经济的历史学角度来理解卖主和买主、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就根本搞错了。尼采在这里明明说，这是“人和人较量的现象”——不是财富的较量，而是人的品质（价值）的较量、道德的较量：“人把自己看成衡量价值的生物，是有价值、会衡量的生物”，基于这种对人的品质的衡量能力，“同时形成了比较、计量和估价权力的习惯”。负罪和欠负指的是德性品质低的人有负于德性品质高的人，前者是债权人，后者是债务人，两者在德性上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所谓“价格”，指的是人的品质等级以及由此推导出来的社会等级。所以，任何东西都有其价格，在尼采看来，“是正义的最古老、最纯真的道德戒律”，世界上“所有德性和德行的开端”（参谱系ii，8）。如果我们记性好，就该记得，扎拉图斯特拉宣讲“论自我超越”时已经说到过这一“正义的最古老、最纯真的道德戒律”。
这不就意味着欠负（schuld）是应当吗？为什么尼采又要自相矛盾地unschuld deswerden（生成的无辜）呢？
尼采才不会自相矛盾哩，除非他要玩弄隐微术。在这里，在《道德的谱系》这一尼采少见的有点正儿八经“学术味道”的文章中，尼采没有自相矛盾。在此前后，尼采带着发自内心的义愤讲：“正义的最古老、最纯真的道德戒律”被教士伦理取代了！schuld已经不是原来（本源）意义上的“欠负”，而成了教士伦理的“欠罪”。正是教士伦理的“欠罪”导致了自由平等的民主现代性的出现（韦伯对尼采那么感恩戴德，不就是因为尼采的如此睿见吗？）：教士伦理的出现，使得贵族伦理衰微，犹太人这个“教士化的人民……敢于坚持不懈地扭转贵族的价值观念（好=高贵=有力=美丽=幸福=上帝的宠儿）”（谱系i，7）。针对教士伦理的欠罪（schuld），提出unschuld des werden（生成的无辜）不是再合乎“逻辑”不过了么？“谎言中有一种无辜，谎言是对某事有良好信仰的标志”，含义不是再清楚不过了么？这“某事”就是“正义的最古老、最纯真的道德戒律”。（卢梭—罗尔斯讲什么“正义论”呢，社群主义、新新左派起什么劲呢，统统不过教士伦理的子孙而已。尼采阴狠地在心底如是说。）在现代自由平等的民主时代，unschuld des werden（生成的无辜）就是高贵的人“牺牲自己，把自己变成赠品”，扎拉图斯特拉当时说完这话，尼采马上说：“也许他欺骗了你们。”（如是说：论馈赠的道德）
教士伦理指什么？民众赖以活着的“信仰”吗？如果是的话，尼采就在直接与民众作对——哲人孤身与民众对抗（尼采忘了苏格拉底的下场？）。尼采了不起，不就在于他敢于无情攻击基督教、踏谑（对不起，四川方言，因极为精确）“废铜烂铁”的畜群道德吗？尼采从《悲剧的诞生》起就发起的对柏拉图主义的攻击，针对的不正是基督教？《善恶的彼岸》一开始不就说：
这场反对柏拉图的斗争，或者，说得更明白和为了“大众”（volk）起见，也就是反对千百年来的基督教会压迫的斗争——因为基督教就是“大众”的柏拉图主义。（善恶：序言）
小心，为什么尼采在这里给大众加了引号，所谓“大众”指谁？人民吗，抑或另有所指？
先想一下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基督教是民众的安慰，如果否定了基督教，人民就没有了自己的安慰，这符合贵族精神的政治智能吗？再说，真正的民众哪有什么“主义”？“主义”都是知识人才有的东西，民众只有自己的民俗道德、带有深厚族类根须的宗教及其神圣法典。“对于希伯莱人以至他所议论的其他民族的神圣法典，尼采比任何旁观者都怀有更深的崇敬。（施特劳斯）”在《敌基督者》这部比较的世界宗教哲学论著（韦伯一定受惠不浅）中，尼采广泛评议了世界历史中的各种宗教，并安排了高低秩序：凡是圣典中将等级秩序与结合起来的，就是高级宗教（明显反黑格尔的世界宗教论）。尼采是反宗教之徒？——无稽之谈！尼采与马基雅维利、霍布斯一样，充分了解民众的宗教对于民众生活和国家何等重要性、何等不可或缺。〔36〕的确，尼采说过，宗教是谎言，但那是“神圣的谎言”（die“heilige luge”）：“无论摩奴、柏拉图、孔子，还是犹太导师和基督教导师，都从来不怀疑他们撒谎是对的。”（偶像：人类中的“改善者”5）这话在《敌基督者》中又重复了一遍，“神圣的谎言”是所有健康的宗教共有的，只不过宗教创始人从来不明说，只有柏拉图的神学用曲折的表达宣称撒谎是对的。基督教比起犹太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儒教显得不那么高明，仅仅因为其谎言不如其它宗教的谎言来得“神圣”（参敌基督55—56）。所谓“神圣”，指的不是其上帝如何“超越”，而是的安慰中，是否配以精神和制度的等级强制。只要这种等级制度在圣典中借上帝之口（圣人当然知道那是谎话）神圣化，宗教的谎言就是“无辜的”了。
在道德家和圣人中，没有什么比诚实更罕有了：他们说的、甚至信仰的或许都是相反的东西。因为当一种信仰比自觉的虚伪更有利、有效、令人信服之时，本能的虚伪立刻变得无辜了：这是理解大圣人的第一原理。（偶像：一个不合时宜者的漫游42）
按此原则，基督教也并非彻底的那么不神圣，要看是哪一种基督教。早期基督教沾染了罗马帝国的神气，还不那么颓废。自从德意志产生出新教，基督教就变成了“平庸的北方人”，其“颓废形式”才暴露出来。尼采对天主教有好感得多，就因它比新教“神圣”得多：“新教是精神不纯和无聊的颓废形式。迄今为止，基督教就是以这种形式在平庸的北国摸熟了因循守旧之法”（意志88，参89）。正是针对新教，尼采宣称：
不管怎么说，在通往基督教天堂和“永恒极乐”的大门上应该更有理由写上“我也是被永恒的仇恨创造的”，让真理站在通往谎言的大门上。（谱系i，15）
为什么尼采要肯定“神圣的谎言”？为了避免人世间残酷的“人反对人的战争”。如果没有一个基于神圣权威的等级秩序，不仅社会的道德状况会出现混乱，人的动物性也会跑出来相互残杀。尼采仇视人民群众？无稽之谈！
尼采仇恨教士吗？的确。但他仇恨过会讲“神圣的谎言”的教士吗？没有！相反，甚至对他仇视的新教的创始人路德也赞不绝口，充满热爱地呼喊：“路德，你在哪里？”（笔记，页129）
尼采仇视的“教士们”究竟是谁？说出来也许有点可怕——甚至乎危险：……就是我们知识分子！
路德搞出来的粗鲁的新教本来是给农民的——针对农民的“神圣的谎言”，没想到后来变成“属灵的中间阶级”（geistiger mittelstand）“甜蜜的道德主义”，他们的上帝担保一切有一个美好的结局，担保他们平庸的幸福。“属灵的中间阶级”的基督教，才是基督教真正的掘墓人（参曙光92）。他们使得基督教失去了谎言的“神圣”性质。从前，人们努力用唯有信仰的心智证明上帝的存在，如今，人们努力解释信仰如何能根源于上帝，这种转变只能说明根本没有神秘上帝。（巴特的作为绝对异在的上帝和朋霍费尔的苦弱的上帝，难道没有从尼采思想吸取灵感？为什么巴特的《罗马书》如此热情缘引尼采、朋霍费尔的《伦理学》要与尼采一同思考“谎言”？）这里的关键在于，基督教原本不是一种道德理想、道德宗教，而“现代人通过上帝的不断道德化施展了自己的理想化之力”，结果“人的力量被剥夺了”（意志1035）。所谓“人的力量被剥夺了”，并非人们通常以为的那样，指上帝的存在贬低了人，而是“小人的道德成了事物的标准，这是文化迄今最严重的衰败”（意志200）。显然，尼采强烈攻击的这种“道德化的基督教”，不是原始的基督教，道德的上帝不是新约中“超善恶”的上帝，这个上帝已经被近代哲人（知识人）杀死了：“全部近代哲学到底干了什么？……对基督教学说基本前提的一次谋杀”（善恶54）。尼采甚至深怕别人搞错，忍不住说得更明：奴隶道德的起义是法国大革命发端的（参善恶46），所谓的“基督教的道德化”就是卢梭式的启蒙道德：
卢梭的自然观以为，似乎“自然”就是自由、善良、纯洁、正直、正义、田园诗意。——一言以蔽之，就是基督教道德文化。（意志340）
我们现代知识人不是都信奉这些“道德”吗？尼采所谓的“畜群道德”，不是贵族制时代意义上的民众道德，而是现代知识人大众的道德，“我们学人们”的道德（参善恶6章）。他很早就想过：“如果劳动阶级有一天发现，他们现在可以凭教育和品德轻而易举超过我们，那我们就完了。但如果这没有发生，我们就更完了”（笔记，页129）。此话前一句是玩笑。尼采心里当然清楚，人民永远不可能成为哲人，哲人是特殊类型──过沉思生活的人，本质上是“隐秘的修士”。后一句却是严峻的话：平等主义造就了大量知识人大众。尼采所谓“犹太人这个教士化的人民”，其实是指桑骂槐。犹太人怎么会是“教士化的人民”，分明是神权秩序中的人民。“教士化的人民”分明指的是知识人大众，启蒙运动后出现的“人民”，拥有种种“主义”的“人民”。人民不能成为哲人，不能算平庸，人民就是人民。人人成为哲人？荒唐啊！“思想家民族的人民住在哪里呢？”（笔记，页143）满街圣人不仅不可能，而且危险。所谓“平庸”，指哲人要成为人民。尼采面临的哲人与“人民”这一古老关系的新问题是，哲人成了“教士化”（“主义”）的人民，他们要让全体人民都成为道德化的“教士”——这就是启蒙的理想。“教士化的人民”出现之后，哲人就消失了，只有学人、文人——知识人畜群。随后，这个“我们”畜群中间发生了长达数百年的“人反对人的战争”。二十世纪知识人遭遇的许多悲喜剧，都是知识人阶层中“人反对人的战争”导致的，怪罪到“农民习气”、“封建余毒”，对农民和封建都实在活天冤枉！
知识人的畜群道德？如今我们不是亲眼目睹：争先恐后比谁更平庸、更痞子、更下流、更玩世不恭、更厚颜、更冒充手艺高的，不正是知识人而非人民！？农民、工人不会读尼采，知识人也不会把尼采的教诲像送马克思主义那样送到贫下中农手中，而是留着自己用。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自鸣得意：瞧！尼采多么讨厌群众，殊不知尼采憎恨的恰恰是他把自己也算在其中的我们知识分子。在没有公之于世的笔记中，尼采清楚写到：“无学问的下层阶级现在是我们的唯一希望。有学问、有教养的阶级，以及只理解这个阶级并且自己就属于这个阶级成员的教士们，必须一扫而光。那些仍然知道什么是真正需要的人也将意识到对他们来说什么是真正的智能。无学问阶级被现代教育的细菌感染败坏才是最大的危险。”（笔记，页128）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以后，尼采马上谱写“未来哲学”的“序曲”。尼采想念的“未来的哲人”——超人是谁？是我们如今后现代的知识分子吗？是自由主义或新左派或保守主义知识人吗？“未来”不是年代的含义，而是类型的含义。〔37〕“未来”代表高贵，“现在”代表平庸。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所有“主义”的知识人，都是尼采的“超人”要克服的对象。至于真正的人民百姓，尼采倒是不大理睬，想民之所想不是哲人的事。
这并非等于说，尼采哲学关注的仅是哲人与新人民（教士化的人民）的关系，没有自己的实质哲学。毋宁说，尼采的实质性教诲只有从哲人与人民之关系这第一性的哲学问题出发，才能恰切地得到理解。扼要地讲，尼采绝非肤浅的所谓保守主义者，整天高呼维护和回到传统价值。尼采清楚得很，传统的超验秩序已经无可挽回，这才是“教士化的人民”带来的灾祸：
谁有魔眼看到整个危险，看到“人”本身在堕落，就同我们一样认识到巨大的偶然性——迄今为止，这偶然性一直在人的未来方向玩自己的游戏，没有手、甚至没有一根“上帝的指头”在玩的游戏！——谁就猜到了“现代观念”荒唐、无恶意但轻信的劫数仍然隐藏在整个基督教欧洲的道德之中，他也就遭遇到无法比拟的惊恐万分。（善恶203）
为什么这“惊恐万分”“无法比拟”？面对根本虚无——世界偶在（“巨大的偶然性”）产生的惊恐。为什么会恐惧？因为根本虚无——世界偶在自然地充满恶和残酷。本来，站在世界偶在——根本虚无面前的是上帝及其神权秩序，恶和残酷导致的不幸最终由上帝及其神权秩序来承担。如今，人的生存直接暴露在自然的恶和残酷面前，“蛋和蛋壳都破碎了”。这恰恰是现代知识人一手造成的，是“现代观念”的“荒唐、无恶意但轻信的劫数”。“巨大的偶然性”与“人本身的堕落”一同出现，“教士化的人民”拒绝了犹太—基督教的上帝和希腊宇宙理性对世界偶在的拒绝，把人带回到恶和残酷被道德秩序隔离开来之前的处境。尼采寻求的实质真理是：人的生存如今如何可能面对世界偶在。为此，尼采想出了“热爱命运”，以便同偶在搏斗：“我们还要一步步同偶然这个巨人（mit dem riesen zufall）搏斗，迄今，荒谬和无意义依旧在支配着全人类。（如是说、论馈赠的道德）”尼采的“超人”就是“高贵”的哲人，他不得已要像上帝那样站到自然的恶和残酷面前。这当然是过于疯狂的勇气，然而，思想如此彻底的尼采有什么别的办法？
“未来的”哲人和宗教圣人一样，说谎是无辜的。“未来的”哲人在“自己的不幸中骗人，正如其他类型的人在他们的幸福中受骗”（笔记，页115）。尼采的大义与微言现在已经清楚，但为了避免搞错，还是明说为好：尼采的“上帝死了”正是大白话（恰如他自己说过的），微言是，现代知识人已经沦为真正的畜群，“必须一扫而光”。
在知识分子统领世界的时代，这话能明说吗？
像《玫瑰之名》中的约尔格，尼采在自己的书中涂满毒药，阴险地企图让启蒙后的文人学者们读后一个个死于非命。尼采玩弄隐微术，把启蒙理性的“逻辑”推到极端（理性=意志=生命冲动），把启蒙精神的反基督教精神夸张到极致，装出比谁都更启蒙精神的样子（鲁迅就是上当受骗的显例）。尼采死后的一百年中，数也数不过来的文人学士以为这就是尼采留给他们创造新价值的启示，去开导平庸的人民；如今，后现代们还得意地抱着尼采的“大白话”扬长而去，自以为得了秘传，殊不知手上已经沾了尼采书中的毒药。
尼采说谎是无辜的，他早就在笔记中写过：“如今，哲学应是文化的毒药”（笔记，页97）。
尼采论著缩写表
人性：menschliches，allzumenschliches，《人性、太人性》（1878－1880）；未见中文全译本，节译本至少三种。据德文本nietzsche：werke in drei banden，herausgegeben von karl schlechta（munchen1954－1956）。
曙光：morgenrote1881，《曙光》；中译本至少两种，采田立年译本，漓江版2000。
如是说：also sprache zarathustra1883－1884，《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译本至少六种，采黄明嘉译本，漓江版2000。
善恶：jenseits von gut und bose1886，《善恶的彼岸》；中译本四种，唯一从德文?译的张念东、凌素心译本错得出奇，但文气较近原文；朱泱译本（台北水牛版1999）文义较贴而文气未传，主要译文由笔者据德文译出。
谱系：zur genealogie der moral1887，《道德的谱系》；中译本两种，采周虹译本，北京：三联版1988。
偶像：gotzen－dammerung1888，《偶像的黄昏》，中译本两种，采周国平译本，北京：光明日报版1996。
敌基督：der antichrist1888，《敌基督者》；中译本两种，采吴增定、李猛译本，见《尼采与基督教》，刘小枫编，吴增定、田立年译，香港：道风书社版2000（即出）。
这个人：ecco homo1888，《瞧这个人》；中译本至少4种，采张念东、凌素心译本，见《权力意志》，北京：商务版1996。
笔记：《哲学与真理：尼采1872－1876笔记选》，上海三联版1993，田立年译。该书收有若干尼采身前未刊的早期论著，比如《从道德之外的意义看真理和谎言》（uber wahrheit und luge imaussermoralischen sinne1871）、《哲人是医生》（der philosoph als arzt1873）、《最后的哲人》（der letzte philosoph1872）等，但没有收入《古希腊国家》（der griechische staat1871）、《荷马的竞赛》（homers wettkampf1872）。
意志：der wille zur macht1901，《权力意志》；中译节本多种，张念东、凌素心全译本，北京：商务版1996。引文凡据德文版有改动者，不一一注明。
注释：
〔1〕参stanley rosen，nietzsche's revolution（《尼采的革命》），见氏著theancients and the moderns，yale uni. press1989，页189。
〔2〕尼采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接受以及尼采著作的汉译，参张辉《审美现代性批判》（北京大学版1998）第五章和年表。
〔3〕青年尼采写有大量诗作，参nieztsche，werke und briefe: 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 band i－ii，jugendschriften 1854－1864（《尼采著作和书信》：历史考订版，卷1－2，青年作品1854－1864），hans joachim mette编，munchen1934。
〔4〕参stanley rosen，the mask of enlightenment: nietzsche's zarathustra（《启蒙的面具：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cambridge uni. press1995，页7－8。
〔5〕参w.wiley richards，the bible and christian tradition: keys to understanding the allegorical subplot of nietasche's zarathustra（《圣经与基督教传统：理解“扎拉图斯特拉”中寓意细节的种种法门》，new york1990。
〔6〕karl lowith，《尼采对永恒复归说的恢复》，见氏著，《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李秋零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版1997，页270。
〔7〕martin heidegger，wer ist nietzsches zarathustra?《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是谁？》，见氏著，vortrage und aufsatze，pfullingen1954，页119。
〔8〕martin heidegger，nietzsche（《尼采》），两卷，pfullingen1961，卷i，页26－27。
〔9〕参格尔文，《从尼采到海德格尔：对海德格尔论尼采作品的批判性评论》（默波译），见《外国哲学资料》，7辑，北京：商务版1984，页252。
〔10〕福科，《尼采、谱系学、历史》（朱苏力译），见《学术思想评论》，4（1999），页384－387。
〔11〕参gilles deleuze，active and reactive（《动与反动》），见david
b·allison编，the new nietzsche（《新尼采》），mit. press1985，页85以下。
〔12〕参giorgio agamben，absolute immanence（《绝对的内在论》），见氏著potentialities: collected essays in philosophy，stanford uni. press1999，页220－242。
〔13〕参jacques derrida，spurs: nietzsche's styles （《教唆：尼采的种种风格》），uni. chicago press1978；jacques derrida，nietzsches autobiographie oder politik des eigennamens（《尼采的自传或者本名的政治》），见fugen:deutsch－franzosisches jahrbuch
fur text－analytik，1980，页64－98。
〔14〕参allan megill，prophets of extremity: nietzsche、heidegger、foucault、derrida，（《极端的先知：尼采、海德格尔、福科、德里达》），uni. california press1985；ernst
behler，derrida－nietzsche、nietzsche－derrida（《德里达－尼采、尼采－德里达》），paderborn1988。
〔15〕参karl lowith，《释海德格尔〈尼采的话“上帝死了”〉所未明言的》（冯克利译），见《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13（2000）。
〔16〕托马斯·曼，《从我们的体验看尼采哲学》，见刘小枫编，《现代性中的审美精神》，上海学林版1997，页546。
〔17〕参朱维铮，《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版1996，页231－258。
〔18〕柏拉图，《斐德诺篇》，见《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版1988，以下只随文注页码。
〔19〕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版1986，以下只随文注页码。
〔20〕walter kaufmann，discovering the mind vol. ii :nietzsche, heidegger, and buber（《心灵的发现卷二：尼采、海德格尔、布伯》），new york1980。
〔21〕hugo ott，《海德格尔与非纳粹化运动》（刘清平译），见《开放时代》，5（2000），页97－98。
善意的谎言辩论材料篇5
运用有效的辩护策略来保护被告的权利，便成为对一位辩护律师最大的挑战。他不仅要有睿智的头脑和丰富的辩护技巧，更需要真正把握法律所赋予正义的涵义！
（一）说服法官
说服是辩护律师的一项基本功。辩护业务是一种最基本的诉讼业务，而诉讼的本质就是说服。一位优秀的刑辩律师可
以成为一名著名学者、教授。但一位学者、教授或法学专家未必一定能成为一位好的刑辩律师。因为刑辩业务不是讲课和传授知识的，而是一种直接的对抗。刑辩律师出席法庭辩护的目的就是要说服审判的法官，而不是公诉人。公诉人是无法说服的，因为，他们坐在法庭时已事先设定你辩护人的观点是错误的。所以，刑辩律师不要把说服的对象搞错。否则只能是事倍功半。达不到辩护目的。
（二）选准角度
选准辩护的角度是刑辩律师从事刑辩业务成功的一个关键。被告人的辩护人选错了辩护角度，在法庭上对被害人生前的行为进行攻击，从而激怒了受害方，更是让审判的法官无法接受其辩护意见，从而导致辩护的失败。
（三）、换位思考
刑辩律师要学会换位思考，换位思考不仅能帮助刑辩律师把握全面、选准辩护的角度和突破口，更有利于消除公诉人的对立情绪，说服审判法官。我曾经担任过一位公安局长受贿案的一审辩护人，庭审中，我采用换位思考的方法对刑事与民事案件认定事实的证据标准和原则进行简要论述。从而推导出“在民事诉讼”中都无法认定的证据，又如何能在刑事诉讼中认定。最后，法院采纳了我的辩护意见，对被告人做出无罪判决，公诉机关也认可了一审判决结果，没有提出抗诉。所以，我认为，成功的辩护有时不需要浪费太多的心思和口舌。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可能就是成功全不费功夫。
（四）、教被告人说话
所讲的所谓“教被告人说话”不是要教被告人说谎。是教给被告人说话的方法和技巧。我在担任一位大学生正当防卫一审辩护人时，就是用教会被告人的辩护策略达到了成功辩护的目的。在开庭前，我三次会见被告人，告诫他不要在庭审中攻击受害人（死者）生前的过错，要利用法庭上被告人自我辩护和最后陈述的机会，向法庭讲述其与受害人几年同窗的深厚友情、情急之下的自卫、防卫致死挚友的痛苦和懊悔以及甘愿承受一切处罚的“悔罪”态度。从而取得了最佳的庭审效果。当我看到审判台上拭泪的法官，听到受害人亲属失声的痛哭，我就明白，我的辩护成功啦！法院最后以防卫过当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由此可见，教会被告人说话也是辩护成功的策略。
（五）深挖证据
我们都知道，证据是诉讼之王，有其是在刑事诉讼中，证据显得尤为重要。有些刑事案件证据更是成功辩护的关键。我在承办过一起“无期徒刑犯越狱杀人案”。阅卷时发现，全部卷宗材料仅59页。并且杀人现场留有被告人指纹。通过对仅有几十页的卷宗材料深入细致地分析和研究。最后是发案宾馆的总台小姐半张纸的证言救了被告人一条命。多年的刑事辩护实践证明，深挖证据，是许多刑事案件辩护成功的法宝。
（六）、媒体“双刃剑”
媒体一向被司法界称之为“双刃剑”，刑辩律师应慎重使用。
(七)法庭辩论技巧与谋略
法庭辩论技巧系指各方当事人及其人(或被告人的辩护人、公诉人)在庭审诉讼活动中，为保自方合法权益，达到预期目的或效果，在依据事实和法律的基础上，就自己的诉讼主张所作出的全盘计划和实施的方式、方法及谋略。对律师业来讲，亦称“庭辩艺术”。
常言道：“事实胜于雄辩”，但事实得益于雄辩。司法实践中，即便有了事实和法律，也并非都能使律师辩论获得成功，这就要求律师充分施展自己的辩才和谋略。当法庭进入辩论阶段，各方之间或针锋相对，或避实就虚，或出其不意，或攻其不备，或迂回包抄，以退为进。此时，一方律师如不讲究“战术”，不懂得辩论技巧，就难以沉着地依据事实和法律发表辩论言辞，更无法巧妙地应付辩论中出现的新情况，以实现运筹方略的要求。事实上，虽有好的辩论方案，但临庭辩论时，因不能把握时机，不善于采取相应的对策，使本已掌握的“铁证如山”的事实因没能发挥作用而导致辩论失利的现象是不乏其例的。
由此可见，论辩艺术在律师业务活动中占有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它既是律师业务才能和智慧的集中体现，又是品评律师办案质量及其称职与否的标准尺度。因此，有必要对律师在庭审辩论中的有关技巧问题加以研究和探讨，以适应庭审方式改革的需要，充分发挥律师在庭审辩论中的重要作用。
一、基本功与操作技巧
人的思维只有通过表达，才能达到影响他人的作用。表达得好坏取决于表达的内容，但表达技巧也是关系到表达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一个称职的律师，不仅要有好的文字组织能力，还应具有准确、简洁、清楚、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
(一)文字表达技巧
综合案情，理顺辩论思路，写好词、辩护词，是每一位律师在庭前必做的一项基础工作。材料的组织必须做到：1．字斟句酌，用词准确；2．调配语句，合理布局；3，篇章衔接，环环相扣；4．结构严谨，条理清楚；重点突出，详略恰当。
(二)语言表达技巧
纵观每位成功律师，在出庭辩论、时，都具有驾驭、支配辩论形势的能力。庭审制度改革为每个律师在这方面能力的发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庭审辩论中，律师应当做到：1．脱稿，并善于把前言说好。在设计这方面的语气和选择言词时必须达到的效果是：①立即抓住整个法庭的注意力；②传达案件的严重性或表现出对本案的真诚；③表明对本案的信心。2．控制语速，并吐字清晰。有了好的辩论内容，还需有好的表达方式。律师在庭审辩论时，应做到口齿清楚，发音准确，音调和谐，快慢适度。力争达到声调上的抑扬顿挫，以提高论辩感染效果。3．善于入情入理。语言可以伤人，也可以感人。用辩论语言伤人，对于律师职责来说则是不道德的。但律师的辩论语言以情感人，则是可取的。使用这一语言情感时，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①具体案件的辩论语言感彩，要有与案情相适应的基调。②绝不能带有当事人的感彩。律师操作的情感就是经过理智语言处理过的辩论情感、法律语言情感。③情感措辞应是发而不露、放而不纵、委婉、曲折、含蓄的中性语言。
(三)形象技巧
除了文字表达、语言表达技巧外，律师还应具有良好的体态语言表达技巧。有声与无声、语言与体态的融合统一，才能体现律师精湛的表达能力。
1．柔中有刚，举止大方。律师在庭审辩论中要有风度，有气魄，不卑不亢，不趾高气扬。在辩论得势时，不忘乎所以，轻视对方；在失利时，不惊慌失措，手忙脚乱。发言必须权衡，切不可轻率发表无准备、无水平的言辞。在任何情形下，都应举止大方，沉稳有序，言而有据。律师应具有这种刚柔并济、以静制动、以稳求成的形象。
2．善于控制情绪。古语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法庭辩论情况也常常如此。律师在庭审中可能遇到事先没有预料到或已预料到的非正常的阻碍、干扰、发难等情况。这就要求律师控制自己的情绪，怒而不暴跳如雷，惊却能声色不露，即席采取有效措施，平息、安定、排除意外，做到应变自如，稳中求胜。
二、谋略及具体运用
(一)先声夺势法
此法系法庭辩论一方对另一方可能提出的问题避而不谈，而对己方极有利的问题，先在论辩发言中全面论证，以达到先入为主，争取主动的庭辩战术。实践中，应用此法须在庭审前做好充分准备，且在庭审调查阶段对己方有利的事实、证据逐一认定。然后根据事实和证据，针对对方不正确的观点主动出击进行反驳，以期掌握辩论主动权，奇取制高点，促使对方陷入被动。
(二)避实就虚法
庭审辩论中，对方的弱点往往是对方力求回避的地方，甚至对方会采用偷换论题、偷换概念、答非所问的方式，企图达到转移己方视线，扰乱视听的目的。因此，运用此法首先应善于抓住对方之“虚”，选择其薄弱环节连连进攻，一攻到底，直到把问题辩论清楚为止。
(三)设问否定法
又称舌战偷渡法，使用该法，关键是律师在设问时要把辩论的目的深藏不露，绝不能让对方察觉设问的真正意图。尤其是第一问，一定要让对方在尚未了解发问意图的情况下予以回答，只要回答了第一个问题，下个问题就由不得他不回答了。等到对方自觉难以自圆其说时，后悔也来不及了。这种使对方处处被动、自打嘴巴的战术，不失为一种极有效的辩论手段。其结果只能是让对方在不自觉中接受律师(或设问方)的观点，出其不意而辩胜。
四)间接否定法
是指在辩论中不直接把矛头指向对方，而是若无其事地将辩论对手的错误观点搁在一旁“置之不理”，郑重地从正面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并充分论证。运用此法应注意两点：1．自方所持观点应与对方所持观点势不两立。2．自方观点应有理有据，绝不能牵强附会，哗众取宠。
(五)示假隐真法
此法系指先举与本案无关的事实证据，运用掩盖真相或本意的语言技巧，形成对方的错觉，然后出其不意，突然出击，拿出自方真实有利的证据或观点，致对方于被动、措手不及的庭审辩术。现今“当庭举证，当庭质证”的庭审方式，无疑为这一辩术提供了广为运用的空间。
(六)以退为进法
它是形式逻辑的归谬法在法庭辩论中的使用。自方先将对方提出的论题(或观点)假设为真，然后从这个假设为真的命题推导出一个或一系列荒谬的结论，从而得出原论题为假的辩论方法。此法是一种辩论性、反驳性很强的法庭辩论方法，因而推导得出的必然性结论，容易被接受，从而获得较好的辩论效果。
(七)后发制人法
兵战与舌战之间有许多共同的规律。兵战中的战略战术，也可以用作辩论的对策。先发制人可以产生优势；后发制人则可以变被动为主动。由于后发，自方可以知道对方的基本观点，发现矛盾和弱点，然后以自己掌握的材料有针对性地集中进行反驳，有时可以导致对方措手不及而险象丛生。运用时应掌握：1．暂避锐气，不仓促应战。2．精听细解，等待时机。3．抓住破绽，全力反攻。
三、最大限度地利用终局辩论
庭审辩论时间是十分宝贵的。当相互辩论接近尾声时，律师作为辩论一方必须具有控制收场的能力。通常做法是：
1．提出要求。当对方在整个辩论中已受到了辩论的影响，此时提出合理的要求，对方容易接受，也易为法庭认可，以促成双方和解结案。
2．提出问题。以提出问题为结尾，进一步深化自己的辩论主题，让审判人员去甄别和思考。
3．概括主题。用简洁明了的语气将自己辩论的全部内容概括成几句话，易加深审判人员对自方辩论观点的印象。
当然，在法庭辩论最后阶段，如发现对方纠缠不休、死不认账等情况，律师作为一方辩者还应掌握善于拒绝无味辩论的技巧。所谓拒绝无味的辩论，一是不重复说；二是当对方抓住一些无碍案件处理的枝节问题不放时，则应采取“对这个问题不予辩论”或“发言到此结束”的办法。这种近似于沉默不辩，不仅在一定时机和法庭上有着巨大的震动力，而且在辩论技巧上嘎然而止，干脆有力，听上去似乎退了一步，实质上却是进了两步。
庭审辩论技巧，不仅是一门口才辩论艺术，更是律师参与诉讼活动的基本技能之一。人们在诉讼活动中期望能请到一位高明的律师作为自己的人，律师的辩论技巧应成为其高明之处的一个重要表现。
善意的谎言辩论材料篇6
关键词 对外传播媒体 国家形象传播 公信力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8)06-0037-44
由于经济一体化和传播全球化，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社会间的联系日益紧密。而以国家形象为核心的软实力，在国家间的综合实力竞争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国家形象的形成一方面取决于该国对外传播系统的相关报道，这种报道持续连绵，面向全球或特定国家、地区的目标受众；另一方面，国家形象的形成取决于目标受众对相关信息的判断和接受。对于目标受众而言，来自该国传播系统的信息并不是唯一的信息来源，甚至还不是最主要的信息来源，毕竟本国的新闻传播媒介对他们生存发展的影响比境外的媒介要大得多。也就是说，该国的对外传播系统，相对于目标受众所在国家的传播系统而言，处于相对弱势的状态，当后者对前者持负面或消极态度时，前者要正常地发挥影响，在目标受众心目中定格自己理想的国家形象非常困难。一个国家的对外传播系统要成为塑造该国国家形象的主导力量，必须具备让目标对象认可的公信力。对外传播媒体公信力的形成，取决于它是否能在日常的传播工作中坚持如下重要的原则：
一、客观性原则
为了实现国家形象传播的目标，对外传播媒体在宣传过程中究竟是该讲真话还是假话历来是人们争论的焦点。所谓真话，指的是宣传家使用的材料符合客观实际，对事实的评价公允可靠。而假话，则是指无中生有地捏造事实，或极度夸张，或片面报道，或违心评论。历史表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宣传内容，往往至少暂时会取得同样程度的成功。但是只要可能，宣传家们大多还是倾向于通过真实的宣传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古希腊著名学者柏拉图曾主张“必须把真实看得高于一切”。也认为，在与敌人的论战中，没有必要多用辩论，只要“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就可以了。他深信事实胜于雄辩，忠实地报道事实就是对论敌谎言的有力反击，反对说谎，反对吹牛，主张报实数、“实报实销”。他通令全党，“各地打仗缴枪，缴一支讲一支，不报虚数。”这种通过讲真话、讲实话反击论敌，争取宣传对象的策略，被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追求真实，弃绝谎言是人类的天性。只要有良知，人们都不会愿意接受谎言。所以，亚里士多德曾在其著作《政治学》中强调：“我们应该记住，一切欺骗人民的方法都不足置信。世人的经验已证明这些诡计并无实效。”这一要求与基督教义不谋而合：“你们说话必须诚实，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如果多说了，就表示有坏意思。”只有真实的报道和宣传，才会赢得对象国家目标受众持久的信赖和发自内心的支持。对外传播媒体一旦丧失了来自对象受众的信赖和支持，其宣传必然会归于失败。
真实的对外传播固然能够赢得对象国家目标受众的信任和支持，但是它并非在任何时候都能给传播者带来实在的利益，在一些特殊的场合、特殊的时刻，向对象国家目标受众传播真实的消息，反而会有损于国家的根本利益，妨碍对外宣传目标的顺利实现。特别是在形势、事态于已不利的时候，在已方属于非正义的一方时，对外传播媒体作为政府的战略手段，似乎就有必要回避真实、甚至是说谎，捏造事实，或对事实作片面的报道，或者对事实进行任意的夸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对外宣传家总结出了所谓的宣传决战思想。按照他们的设想，“在战争的最初阶段，对自己不利的事也大胆地说出来，先给敌人这样的印象：这个宣传机构是说真话的，可以信赖的。最后，再找机会展开一大宣传战，用大谎言来欺骗敌人、粉碎敌人的斗志。”德国纳粹党领袖阿道夫・希特勒也主张，为了宣传的目的，有必要的情况下，可以无视事实、编造谎言。如果形势所逼需要说谎，“就要说弥天大谎。”在他看来， “弥天大谎往往具有某种可信的力量：因为一个国家的广大群众常常比自觉或者自愿更加容易地腐蚀在他们感情的深渊中，因此在他们纯朴的思想上，在大谎言与小谎言之间，他们更容易成为前者的牺牲品，因为他们自己时常在小事上说谎，而不好意思编造大谎，他们从来没有想杜撰大的谎言，他们认为别人也不可能厚颜地歪曲事实……极其谎唐的谎言往往能产生效果，甚至在它已经被查明之后。”谎言不仅可以用作对敌人、对敌国、中立国家的统治者和民众的宣传炸弹，而且在某些时候对于联盟国家的朋友也可以适用。
事实证明，英国宣传家所言的宣传决战思想，希特勒制造的弥天大谎，在特别的场合确实能取得一时的成功。1918年春天，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英国的对外宣传家发起了震惊世界的宣传决战。他们向全世界宣讲了一个杜撰出来的尸体榨油厂故事，说贫困了的德国，竟然将人的尸体拿来榨油，用人油制造肥皂。这种在平时任何人都不会相信的瞎扯谈，在当时僵持的战局下，由于国民深受大量的物质消耗、亲友伤亡而陷入极端疲惫、绝望的心理状态，看起来愈来愈像是一件真的事情。终于被作为一个真实可怕的故事为当时的人们所接受。它证明了英国人的宣传理论： “像是事实的谎言，有时候会收到比事实更能抓住听众之心的效果。”1989年12月， “自由欧洲电台”炮制了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说在罗马尼亚的蒂米什瓦拉市发现了一个“杀人场”，有4630人被罗政府当局集体屠杀。接着欧洲的一些报刊刊登了许多“现场照片”，其中有母亲被剖腹与婴儿死在一起的照片，有双脚被铁丝绞在一起、衣服被剥光而死的男人的照片。这些消息和血腥的照片，对于不在现场的各国(包括罗马尼亚)观众和读者具有极大的煽惑力，罗马尼亚政府终于在国内外反对的声浪中跨台。可是，事后不久，经法国《解放报》记者的现场调查，这个“杀人场”纯属子虚乌有，那些照片是把蒂市市立医院一座公墓里挖出的19具自然死亡的人的尸体，经人工摆布后拍摄而成的。所谓4630人的集体屠杀完全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类似的谎言传播，在世界对外传播史上可以找出很多。它们大多是在事实真象不利于本国、或传播谎言、假象更有利于本国战略目标之实现时出笼的，而且在当时确实收到了显著的效果。但是既然是谎言、假象，总有一天会被事实所揭穿。而一旦对外传播机构被证明是一个说谎者时，目标受众对它的信任就会在倾刻间冰消瓦解。在这个意义上，有人认为编造谎言是一种短视的行为。“即使有作用，也绝对不要说假话。不然的话，被盖上虚伪的烙印，作为宣传家的命运也就完了。”
我们中国是历史悠久的礼义之邦，也是国际政治格局中举足轻重的世界大国。我们对外传播媒体的宣传应该是绝对真实的。或许在有些时候，某些事实真相的传播会暂时损及国家的形象，那只要适当控制事件的节奏就可以了，用不着凭空杜撰那种看起来有利于我们
的故事。真实、客观的对外传播是对于未来的投资，在目前一段时间内，可能只看到付出，但在不久的将来则会取得巨大的收获，那就是对象国家目标受众持久的信任和发自内心的支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坚持孟子倡导的诚信原则：“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只有始终保持良好的诚信记录，对外传播媒体才能挥发出征服目标受众的公信力。
二、平衡性原则
对外传播媒体在传播与本国相关的资讯时，在坚持客观性原则的前提下，在传播内容与形式方面，一方面要突出重点，另一方面也要坚持平衡性原则，使不同性质的内容不致轻重失据，即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保持不同内容的动态平衡。
首先是褒贬的平衡。在国际传播领域，为了树立国家的正面形象，对外传播媒体总会涉及正面与负面、积极与消极等不同性质的内容。它每天都在提倡某种倾向，反对另一种倾向；肯定某种行为，否定另一种行为；表扬某些人物，批评另一些人物。此种褒贬可以根据个别的事实，也可以通过好与坏、优与劣、良与莠的对比来表现。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对于对象国家的目标受众能产生积极的引导作用。但是，由于对外传播的目标受众不在国内，难以精确地了解把握他们对于宣传内容的确切反应；同时目标受众基本上都以其国内的传播媒介为第一信息来源，他们的第一印象基本上是根据本国的传播媒介提供的消息和意见形成的。对于国内外重大的事件，目标受众已形成了自己的基本态度。要想改变他们的态度，显然不能采用对内宣传惯用的手法。对内宣传的褒贬，一般都是直接而鲜明，很少转弯抹角的情形。对外传播则要尽力避免这种表达形式。如果褒贬的对象是对象国家的某个政治人物，而对外传播机构对他已形成了否定的态度，并且希望目标受众改变其固有的肯定态度，那就不能直接表达自己的批评和否定。根据外国的对外宣传经验，“宣传是八分称赞，二分贬低。”“为了贬低别人，首先要称赞别人。”要改变目标受众固有的支持态度，必须首先肯定其固有态度的合理性，附合着称赞该政治人物了不起的地方，然后再把话题转移到其失误方面来，这样的对外传播犹如给苦涩的药丸包上糖衣，目标受众很容易接受。
对外传播媒体不仅要把目标指向对象国家的目标受众，而且还要就对象国家内新闻媒体的宣传做出反应。在当今世界，任何国家的对外传播都不是孤立进行的，我在影响你，你也在影响我，也许还有第三者正在准备火力对你、我展开宣传战。在国家形象传播过程中，各个国家使用的往往是同样的武器和策略。你采用“八分称赞、二分贬低”，明肯定、暗否定。对方也会也同样的方式来回敬。高明的宣传家在于能从对方的称赞、肯定中看出其用心，并以恰当的手段化解敌方的进攻：本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日本经济的崛起，引起了欧美诸国的恐慌。于是欧洲的一些战略家、宣传家编造了“日本的世纪”的神话。精明的日本人不仅没有由此而沾沾自喜，而且还意识到了欧美诸国的敌视情绪。进入90年代后，西方国家又惊惧于中国国力的上升。其对外宣传家利用经济学领域的购买力平价理论，鼓吹中国的经济实力已超过日本、德国，仅次于美国，下个世纪将是亚洲的世纪、中国的世纪，“中国龙惊醒了”等。这些论调，乍看起来。似乎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成绩的称赞和肯定，其实在动机则是为了制造“中国”，进而使西方阵营团结起来，对中国实行共同的遏制政策；同时挑拨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这种宣传在当今世界仍有相当的影响，我们决不能为表象所迷惑，而要透过表象抓住实质。可见，在对外传播过程中，作为一种宣传手段，褒与贬、肯定与否定、表扬与批评在性质上截然不同，其给予对象的影响也迥然有别；但在另一方面，褒中有贬，肯定中有否定，表扬中含有批评，在特殊的时机与场合，褒、肯定、表扬还能起贬、否定、批评的作用。宣传家如果把握了这种矛盾而又统一的关系，综合交替地运用褒与贬、肯定与否定、表扬与批评等手段，始终保持褒贬、抑扬的平衡，就能够为树立本国良好的国家形象打下坚实的基础。
其次是一种声音与多种声音的平衡。对外传播媒体应该传播一种声音还是多种声音?以一种声音为主，还是多种声音并重?这是国家形象传播必须慎重解决的问题。所谓一种声音，在国内一般指官方声音，在国际意义上则是指本国的主导性意见；而多种声音，在国内指官方意见和民众的声音，在国际上则是指本国、中立国、盟国、敌对国家等相关国家的意见。从对外传播演进的历史过程来看，各国的对外传播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以一种声音即本国的官方的意见影响对象国家的目标受众；另一类别是以多种声音(以一种为主)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从理论上看，不管是宣传一种声音还是多种声音，理由都相当充分。通过宣传媒介对外传播本国的一种声音，几乎是无懈可击的。因为各国的对外传播机关，没有例外都是由政府出资开办，其运营开支亦由财政作为保证。既然对外传播机构由政府创办隶属于政府，自然应代表政府官方的意见，作为政府的喉舌；既然对外传播媒体的经费来自于政府的拨款，最终来源于国民的税金，它当然应该反映本国的声音，作为本国利益的代言人。如果叫直属政府的对外传播媒体传播民众的声音，或中立国家、敌对国家的声音，至少对于那些实行君主专制或中央集权的国家的领导人，是难以理解、无法接受的。
但是二十世纪以来，在对外传播方面，已有愈来愈多国家的对外传播媒体利用多种声音的传播来实现本国的战略目标。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由于地域的、阶级的、民族的、文化的诸多方面的差异，人们对于现实问题的看法是大不相同的。一种声音，无论如何都不能代表一个国家，更不能代表世界各国人民和政府的多种评价和愿望。对外传播媒体无视这些声音，实际是一种践踏真实、蔑视客观的行为。其二，报道国内外客观存在的多种声音，包括反对本国政府的民众声音或敌视本国、威胁国家利益的外国意见，是尊重事实、尊重真理的表现，它能够在较大的程度上改善对外传播媒体的形象，提高对外传播媒体的权威性。其三，报道多种声音，还有利于利用国内和世界舆论，加强对对象国家的舆论压力，从而造成已方得道多助，对方失道寡助的印象。当然，这些国家的对外传播媒体，对于多种声音的处理，有着一个共同倾向，即以代表本国政府的一种声音为主，而以代表本国民间和盟国、中立国家、敌对国家官方和民间的多种声音为辅。传播多种声音是为了凸现、突出本国的一种声音。对外传播的大忌，是给一种声音和多种声音以完全同等的待遇，将一种和多种等量齐观。因为，一旦本国政府的一种声音被淹没在多种声音之中，对象国家的目标受众就会无法识别，无所适从。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对外传播媒体给一种声音和多种声音以完全同等的待遇。而那些最为成功的对外传播机构，如英国的BBc等，则是反其道而行之，通过多种声音的传播来凸现本国官方的一种声音。此种作法已经为更多的对外传播媒体所仿效。
当代中国是一个开放的正在崛起的充满生机活力的世界大国，其对外传播应该与现实的大国地位相一致，表现出公允开明、雍容大度的君子风范。这就要求我们的对外传播媒体在
说服过程中保持多种声音与一种声音的动态平衡。如前所述，传播多种声音，并非给一种声音和多种不同的声音以绝对平等的待遇。只有以一种声音为主，多种声音为辅，才能突出重点。所谓以一种声音为主，即是以本国政府的基本战略为出发点，把报道政府的意见态度与政策评价放在对外传播的中心位置。以多种声音为辅，则是通过对国内民众和盟国、中立国家、敌对国家官方及民间意见的传播，来突出印证我们的第一种声音。针对美国的人权外交，中国对外传播媒体年复一年的反击，就是采用的这种办法。首先表明中国政府对于人权问题的基本态度，然后利用一些突发事件，如美国警察对墨西哥移民残暴施虐案，美国军队对其他国家的粗暴侵犯等，广泛地报道拉丁美洲、欧洲、亚洲及美国国内一般民众对美国人权卫道士虚伪性的揭露和批评。对这些不同声音的传播，不仅能够巩固加强中国政府的一种声音，而且还增强了中国对外传播媒体的公信力，其成功之经验，值得研究和总结。
三、适度性原则
在国际交往中。要树立国家的良好形象，对外传播媒体还必须坚持适度性原则：在传播速度上要做到快慢适度；在传播内容上，要做到信息量大小适度；在表现方式上，要做到雅俗适度。只有这样，对外传播媒体在塑造国家形象时，才能张弛适度，游刃有余。
和对内宣传一样，对外传播媒体也是在与事件发展几乎同步的情况下，面向对象国家的目标受众进行传播和说服的。形势变化了，传播内容亦在随之变化。落后于现实变动的传播必然会让论敌占去先机，使自己陷于被动的境地，自然难免失败的命运。快、先发制人是国家形象传播的另一重要法则。所谓快，是在相关事件发生后即时进行报道并就事件的性质意义做出评价，表明态度，或在事先料定某种问题将被论敌用作宣传主题对我方施行宣传攻势时。抢先就这一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传播。这一法则在宣传战中为人们所广泛采用，主要是由于如下三种考虑。第一，快或先发制人的宣传，在内容上具有新鲜的特性，而新鲜的东西总会比陈旧的东西更吸引人，更富有刺激，因而易于为对象国家的目标受众所注目所接受；第二，根据宣传心理学的原理，第一印象不仅远比第二印象深刻持久，而且对于主体的态度形成或变化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先发制人与后发制人相比，效果更为显著；第三，先发制人的宣传，便于打乱论敌的宣传计划，陷敌于被动，而我方则可牢牢地掌握宣传的主动权，迫使论敌要么跟着我方指挥的节奏跳舞，要么另起炉灶，寻觅新的论战主题，这些都是慢的宣传难以企及的。所以国家形象传播应该而且必须快。但是对外传播媒体也不能过于求快。太快了，也容易出现一些毛病。由于事物的发生发展有一个过程。人们对它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如果求快心切，急于宣传，则容易出现认识的偏差或报道的失实，有时甚至会发生政治性的错误。
为了争取对象国家更多群众的认同，掌握国家形象传播的主动权，快、先发制人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快也不是一条绝对性原则。在某些必要的情况下，慢和后发制人，也会成为一种可取的选择。譬如对于本国政府与他国正在进行的秘密谈判，对国家正在酝酿的战略决策，对于本质尚未完全显示出来的重大事件等，就不能一味地求快。而是应该慢一些，后推至时机成熟时再行传播。这样做不仅有助于传播者深入地了解把握事实的实质，而且有助于捕捉有利的战机，更为重要的，还是它便于传播者就下一步的论战作充分而细致的准备，以赢得这场宣传战。由此可见，国家形象传播需要快，也需要慢。快有先发制人之效，慢也有后发制人之功。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场合，究竟应该快还是应该慢，先发制人还是后发制人，取决于传播者对时机的判断。如果时机允许快，或快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则应采取快的方式；如果时机不允许快，或快的传播不利于国家的根本利益，则应采取慢的方式。在快的时候要预估快的后果，在慢的时候则要防止先机为论敌所占。换言之，对外传播媒体在决定快慢时，要瞻前顾后，准确地把握时机，以做到快慢适度。
对外传播媒体在国家形象传播过程中，还须注意保持信息量的适度。国家形象在对象国家的目标受众心目中的建构，离不开一定的信息量。因为导致目标受众思想与态度改变的，不是传播媒体本身，而是媒体传播的实际内容，即关于事实的报道和意见。在传播过程中如何恰当地把握信息的流量，是决定对外传播效果的又一关键。根据宣传心理学的原理。目标受众态度的变化，都是在一定数量的信息刺激下实现的。宣传信息达不到一定的量，没有一定的强度或冲击力，就不能引起对象的注意。所以，一旦传播目的、目标受众确定后，就要立即组织信息内容，通过各种方式将有关联的内容集中传播出去，这类方式可能是新闻的。也可是非新闻的，甚至是文艺的。应该指出的是，这种集中传播不是灌输。必须根据对象国家目标受众的心理承受能力，讲究分寸。就反对急风暴雨式的宣传。他曾提醒宣传工作者： “不要在几小时内使人接受一大堆材料，一大堆观点，而这类材料和观点又是人们平素不大接触的。一年要找几次机会，让那些平素不大接触本行事务的人，接触本行事务，给以适合需要的原始材料或者半成品。不要在一个早上突如其来地把完成品摆在别人面前……不要在几小时之内下几百公里的倾盆大雨。‘强迫受训’的制度必须尽可能废除……要彼此有共同的语言，必须先有必要的共同的情报知识。”实践表明，的这段论述是很有道理的。信息量大，冲击力强，并非一定有很好的效果，有时还会在目标受众那里产生消极的反应，引发对抗性的逆反心理。其结果不仅会浪费有限的传播资源，还会影响传播媒体乃至国家的整体形象。
信息量过大，冲击力过强不行；信息量过小，没有冲击力也不行。要想实现国家形象传播的目标，最终改变目标受众的思想、态度和行为，媒体信息必须控制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如果把大规模的过于集中的宣传比作倾盆大雨，那么，能够或有利于取得宣传效果的，就应该是毛毛细雨。倾盆大雨冲击力强，但不能持久；毛毛细雨虽然力度不大，却能润物无声，使目标受众在不知不觉之中改变其固有的态度。在宣传史上，能找到许多这样的例子，有的组织(集团)耗费了很多的心力，购买大量的版面空间和播出时间，在短期内集中轰炸，宣传自己的政见，以争取群众的支持，其力量之强，足以压倒一切对手。可是群众的反应却非常冷淡。与此相反，其他的组织或集团可能会以比他小得多的宣传资源，在长时间内作统筹的规划，不温不火。细水长流，结果赢得了比对手多得多的群众。对内宣传如此，对外传播也是这样。它表明，对外传播是一项复杂而细致的思想工作，急功近利是做不好这件事情的。必须掌握并且遵循宣传对象的心理接受规律，变倾盆大雨为毛毛细雨，作长期打算，锲而不舍，逐步渗透，只有这样，宣传内容才能最终征服对象受众，从而取得预期的效果。
适度性原则还体现在表现方式上，在国家形象传播过程中，对外传播媒体还要做到雅俗适度。对外传播媒体是国家形象和精神的代表。一个国家的档次规格、道德精神和文化传统主要是通过其对外传播而为对象国家的受众所了解的。利用对外传播媒体传播民族文化，展
现国家的风范，是各国政府共同的目标。我们中国是一个拥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也是一个蒸蒸日上，实力强劲，举足轻重的世界大国。要表现出世界大国的风范，再现文明古国的神韵，对外传播必须具有一定的品位，从内容到形式，都应达到雅的境界。所谓雅，或雅致、典雅、高雅，是与俗相对而言的。雅，即意味着脱俗、不俗。它既标志着完美，也代表着高尚。这种境界，是对外传播工作者理论上的追求。但是对雅的追求也有一个程度的规定，如果雅到了极致，就会远远地超出目标受众的接受范围。避免曲高和寡，是对外传播活动的一条基本规律。
要争取对象国家更多目标受众的认同，必须深入地分析他们的接受心理，利用他们习惯的语言和表现风格，进行通俗的宣传说服工作。否则目标受众就会接受论敌的主义和主张，加入论敌的阵营。因此，通俗化应该而且必须成为对外传播的基本原则。但是，这里所言的通俗不等于浅簿，也不等于庸俗。用列宁的话来说，通俗的宣传家“应该引导读者去了解深刻的思想、深刻的学说，他们从最简单的、众所周知的材料出发，用简单易懂的推论或恰当的例子来说明从这些材料得出的主要结论，启发肯动脑筋的读者不断地去思考更深一层的问题。”而庸俗、浅薄的宣传人员们“不是启发读者了解严整的科学的初步原理，而是通过畸形简单化的充满庸俗玩笑的形式，把某一学说的全部结构现成地奉献给读者。读者咀嚼也用不着，只有囫囵吞枣就行了。”其次，通俗的宣传不是要降低水平迁就暂时、落后、理解能力薄弱的宣传对象，而是要通过持续不断的传播，十分谨慎并逐渐地提高目标受众的知识水准和理解能力。
国家形象传播要高雅，要求一定的品位，同时又要避免曲高和寡，不然大国的风范和气度就难以表现；国家形象传播还需要通俗，要适应对象国家一般群众的知识水平和理解能力，同时又要避免浅薄和庸俗，否则，对外传播媒体传播的国家形象就难以为对象受众所理解、所接受。但是在实际的传播活动中，对于雅与俗的程度把握极其困难。稍不注意就有可能雅到极致，或陷入庸俗。最好的办法，是在雅与俗之间设立一个中间目标区，它既有高雅和通俗的一切优点，又避免了浅薄庸俗或曲高和寡的危险。在梁启超看来，这是完全可能的：“善牖民者，其所道之学识，不可不加时流一等，而又不可与之太远。如相瞽然，常先彼一畦步间，斯可矣。若超距而前，则彼将仆于后矣。”也就是说对外传播媒体不可不领先大众一步，但又不能离之太远。如果远远地超出大众，大众就会像远离向导的盲人，随时有摔倒的危险。这表明，在雅与俗之间，确实存在一个兼具雅、俗两者优点的中间地带，在这里对外传播工作者是可以创造性地发挥其传播天才的。
四、主动性原则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某个国家良好形象的树立，必然要经历一场持久的心理攻防战。由于本国的对外传播媒体与对象国家的主流媒体在立场、倾向、态度方面，往往不一致，甚至绝然对立，要想顺利地传播本国的正面形象，并且得到对象国家目标受众的认同，实在是不容易的。国家形象的传播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心理攻防战。在激烈的宣传交战中，应该主动进攻，还是被动地防守，是对外传播媒体无法回避的重要选择。正如军事上的较量，胜利常常属于有着旺盛进攻精神的人，宣传作战也需要高度主动的进攻精神。任何犹豫、怯懦的表现和被动的防守，都将导致国家形象传播的失败。
主动进攻是国家形象传播的一条最基本的原则，这一原则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为主动。即掌握对外传播的主动权，按照自己既定的计划，牵着论敌的鼻子走，把论敌的宣传引入我方的战略构想中来；二是进攻，在形势有利的时候进攻，在形势不利的时候也进攻。只有进攻，才能确保主动。而这种进攻并不需要武力作为后盾。宣传进攻的力量来源，在于真实与真理。拥有真理的一方，即便是没有武力，也能展开强大的宣传攻势。宣传战中的进攻有三种基本的形式。第一是攻坚战。擒贼要擒王，在战争中只有占领了敌人最坚固的城池，才能算作胜利。对外传播也应该将火力对准目标受众最坚强的信心和最顽固的态度。在这点上，英国的宣传家最为擅长，在上个世纪进行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就是针对敌方在常识上看来根本不能被摧毁的心理堡垒，勇敢地发起主动性进攻的。第二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论敌捉襟见肘，穷于应付。当代美国霸权主义者把人权的口号喊得震天价的响，并以此为借口干涉别国的内政。如果以美国国内普遍存在的人权问题，如警察滥施暴力、种族歧视、对外国移民的迫害等来揭露攻击美国人权外交的实质，美国的宣传家是难以反击的。第三是抓住论敌的弱点，穷追猛打，直至其最后沉默认输为止。
与主动进攻相反，在国家形象传播中采取退却防守的态势，是宣传战略的下下策，是绝对不能成功的。因为在一般民众看来，理直才能气壮。真理、正义往往属于主动进攻的一方；如果宣传家放弃进攻而专事防守，其给予对象国家目标受众的印象，则是宣传者对于自己缺乏信心的标志。既然对外传播媒体自身失去了自信，又怎能赢得对象国家目标受众的认同、理解和支持呢?何况，狭路相逢，勇者胜。萎缩怯懦者永远不会成为令人仰慕的英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在对外传播方面采取被动防守的战略，结果在英国对外宣传家的强大攻势下，被塑造成导致战争的最大责任者和精神恍惚的战争狂人。90年代初海湾战争期间，伊拉克人在心理防线上掘壕据守，放弃主动出击的机会，任由美国及其盟国妖魔化宣传，以至其正当性扫地以尽，这是其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可见，国家形象传播和打仗一样，也需要主动的进攻，不断地进攻，牢牢地掌握对外传播的主导权；防守、退却是绝对不可取的，一旦把宣传上的进攻改变为防守，就意味着向失败迈出了第一步。
善意的谎言辩论材料篇7
关键词:作文构思 转化思想 转化技巧
清人沈德潜说:“平字见奇，常字见险，陈字见新，朴字见色。”这里说的是炼字过程中对立面的转化。构思过程也存在这种转化。作文构思的实质是对写作素材的改造和制作，而要完成这一改造制作过程，必须离不开对材料实施转化。就中学生进行的作文训练而言，无论是命题作文还是材料作文，题目只能提供对立面中的一个方面，构思时必须涉及对立面中的另一个方面，因此，实题要虚做，虚题则要实做;原因要化为结果，结果则要追溯原因，等等。可以说，转化，是作文构思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因而作文构思训练必须包括辩证转化思想的训练。
训练转化思想必须掌握转化的技巧。下面结合本人的教学实践谈谈这一问题。
一、实与虚的转化
“实”就是具体地、直接地写;“虚”就是抽象地、间接地写。作文训练中的“实题”提供的多是具体的人物、事件、实物等方面材料，如《毁树容易种树难》、《老师的眼睛》、《教室里的欢笑》等，写此类题目若是一味求“实”，不注意“实中有虚”，则表达上易呆板，也缺乏积极的思想意义或必要的思想深度。故“实题”一定要“虚做”，或揭示具体事物的本质，或揭示具体事件的意义，或展开由此及彼的联想，或回避正面实写，代之以旁敲侧击。如《在阳光下成长》，可由“阳光”联想到“父爱”“母爱”“师爱”“友爱”，而不能只在“阳光”本身做文章。又如《××比赛》这类题目，若是正面描写比赛场面，做到“实中有虚”，揭示比赛意义，未尝不可;但有的同学写跳绳比赛，却回避了正面实写，而是写一个“潜补队员”因给同学看衣服不能观看比赛，只能听到赛场传来的阵阵的欢呼，揭示他想看比赛但又不玩忽职守的矛盾心理，如此化实为虚，更耐人寻味。
二、褒与贬的转化
刘禹锡的《陋室铭》看题目是在贬陋室之“陋”，但文中大部分篇幅都是在写“陋室不陋”，这种化贬为褒的写法令人感到独具匠心。《妈妈说谎了》这个题目，固然可以批评妈妈的缺点，但为什么不可以写妈妈为了高尚的动机撒了一个令人感动的谎呢?
不仅“贬题”可以“褒做”，褒题也可以“贬做”。如《老师，你对我太好了》，题目是个“褒题”，但有的学生写因为自己学习好，老师对“我”特别好，结果使“我”和同学们之间产生了隔阂，同桌疏远了“我”，“我”好苦闷、孤独。文章写得出人意料，耐人寻味。
三、散与聚的转化
有的作文题目提供的是几种看起来互不相干的材料，可称之为“散题”。如《羊肉、菜汤和考试》、《小桥、男孩和我》、《爸爸、妈妈和裙子》。这类“散题”须“聚做”，也就是通过各种联想，合乎情理地将其联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如《小河、男孩和我》，有的学生写:“我”过小河时发现一位老大娘也在过河，她拄着拐杖，站立不稳。“我”想帮一把，但又不想麻烦自己。此时，对岸的一个小男孩冲进河里，扶大娘过了河。这种化散为聚的训练，同时也发展了创造性思维能力。
“聚”题则要“散做”。写《我的班级》，就应该从构成班级的各个要素如同学、老师、教室、学风等几方面展开，否则，很难使文章具备充实的内容。当然，“散”中也要有“聚”。
四、因与果的转化
如《妈妈不在家》，可把题目看作原因，文章可把重点放在写“结果”上。这是化“原因”为结果。又如《他终于受到了表扬》，题目是“结果”，作文时要重点写原因。有些现象既可以看作甲种现象原因，又可以看作乙种现象的结果，可以既写原因又写结果。
五、宽与窄的转化
宽题指内容上空间范围大、数量多的题目，如《我的老师们》、《父辈》、《我们这代人》。“宽题”不能当“窄题”写，否则会离题，如《父辈》不能写成《父亲》。但要注意“化宽为窄”，办法很多:可以用分解法，如《眼病的防治》，可分解为“近视的防治”“远视的防治”“红眼病的防治”等几个“窄题”;可以采用赋例法，如《父辈》，就可以自己的父亲为例，剖析父辈在价值观念上与年轻一代的差异。
“窄题”是指空间范围小、数量少的题目，如《记一辆纺车》、《角落》等。写此类题目要善于“拓宽”，办法之一是“滚雪球”，即以题目中的材料为中心，增加一系列陪衬内容。如《范进中举》以范进为中心，增加了胡屠户、张乡绅等众多陪衬人物。办法之二是“串线式”，即以题目为线索串起众多人物，如《七根火柴》。
善意的谎言辩论材料篇8
关键词：测谎结论；证据资格；鉴定意见；规范
中图分类号：D925.2；D9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4）02002305
测谎仪又叫多参量心理测试仪，自诞生以来，测谎结论就一直争议不断，尽管测谎仪已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测谎技术也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不断进步和完善，但人们对测谎结论是否能被法庭采纳作为证据使用仍持谨慎态度。明确测谎结论的法律地位以及测谎结论的证据种类归属问题，亟待诉讼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解决。现就测谎结论是否具备了证据的基本属性，测谎结论与鉴定意见的关系如何，如何规范测谎技术等进行探析。
一、测谎结论符合证据的基本特征
关于测谎结论是否具有证据资格，争议已久，本文从否定测谎结论作为证据使用的观点出发，对其理由进行反证分析，论证了测谎结论具备证据的基本属性。
否定测谎结论作为证据的观点认为，测谎只能作为侦查破案的一种手段，主要理由如下：一是测谎结论缺乏客观性，二是测谎结论的准确性不高，三是测谎结论与案件的相关程度有待商榷。
一项新的科学技术如测谎技术是否应该被采纳为证据，其技术是否具有科学性和较高的准确率以及在法律上是否有法律规定不可采的理由，是必须考虑的两个关键因素。对于以上否定的观点，由于未充分考虑相关因素，难免有失偏颇。现论证如下。
（一）测谎结论的准确性
在一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测谎技术经历了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随着心理学、脑科学以及电子技术等学科的发展，测谎仪和测谎方法日臻完善，测谎结论的准确性也在不断提高，测谎技术的可靠性也已逐渐被人们所接受。据最新《测谎法律依据快速查询指南》（第l版）的介绍，截至2007年7月，美国已有20个州采纳或有限采纳了测谎结论[1]。
国外学者及相关机构对测谎结论的准确性进行了大量研究，据美国测谎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980―1997年来，对测谎结论准确率和可靠性的研究文献共80个，总计测谎测试6 380次。其中，在12个案件的准确率研究中进行了2 174次测试，总准确率为98%，在11个案件的可靠率研究中包括了1 609次测试，可靠率为92%[2]。1978年，J.Widacki 和F.Horvath发表在《法医科学》杂志的文章中，将测谎鉴定与在刑事案件中已经被法庭采纳的传统鉴定证据如指纹鉴定、笔迹鉴定和目击证人证言等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显示：测谎结论比笔迹专家证言、目击证人证言更可靠，准确率分别为：测谎结论90%，笔迹专家85%，目击证人35%，指纹专家20%[3]。在国内，近年来测谎技术的应用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例如，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甘肃政法学院犯罪心理测试中心武伯欣教授运用测谎技术“测试案件超过1 300起，测试了1.2万余人，涉及26种案件类型。其中，80%以上经测试后讯问取得突破性进展，区分无辜者与涉案人的准确率达到98%”[4]。因此，随着测谎技术的不断发展，测谎准确率不断增加，对其准确性的担忧已不是使用该技术的主要障碍。换言之，采用先进的测谎仪，由经过严格培训的专业测试人员进行测谎鉴定，测谎准确性是能够得到保障的。
一般来讲，笔迹、指纹鉴定在证据种类中属于间接证据，起辅助证明作用。而测谎结论的准确率高于笔迹、指纹鉴定等证据。此外，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测谎技术已取得了长足发展，其编题和评图方法等已自成体系，应用主体和测试范围清晰明确，应用原则和操作程序严格规范，具备了较高的一致性和可重复性。因此，其结论的可靠性亦应得到承认[5]。
（二）测谎结论的客观性
周智良在《从测谎技术的应用谈“心身证据”》一文中指出，现代心理学、生理学以及心身医学的研究表明，“外在的躯体与内在的心理之间是不能分离的，即躯体和心理是相关统一的”[6]。客观现实是心理的源泉和内容，脑对客观事物的反映是受客观事件作用的结果，人在说谎时会不由自主地产生心理压力，而这种心理活动又必然会引起一系列生理变化，如心跳加速、血压升高或降低、体温升高、肌肉颤抖、语调异常、呼吸急促、血流量变化等。邱福军在《论我国测谎结论证据规则的构建》的研究中表明：这些生理指标的变化只受人体植物神经系统的控制，不受人的主观意志控制。通过仪器测试说谎者的生理参量变化，可以分析其心理变化，从而判断其对某一涉案事实的回答是“真话”还是“谎言”，可作为筛选或排除无辜者或确认犯罪嫌疑人的重要参考依据[7]。
心理学研究表明，外界刺激会在人的大脑中留下一定痕迹，即记忆。对犯罪者或知情者而言，由于其实施或涉及的是犯罪行为，当时所体验的情绪、所感知的形象、所采取的行动都会在大脑中留下深刻的记忆。与案件事实有关的问题一旦提出，对有关案件事实的记忆就会立即在作案人、知情人的大脑中重现，并唤起相关的情绪记忆、动作记忆、视觉记忆等，使其产生强烈的心理刺激，进而产生相应的生理变化，并在测谎仪上产生明显反应。由于记忆痕迹是客观的，不因行为后的各种心理作用而变化，反而会在一定刺激条件下引起其心理反映并表现为生理反应。由此可见，测谎结论具有客观性。
（三）测谎结论的关联性
关联性亦称相关性，《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401条将其定义如下：“相关证据，指证据具有某种倾向，使决定某项在诉讼中待确认的事实的存在比没有该项证据时更有可能或更无可能。”表明了证据相关性必须具备的两个关键要素：一是它必须有助于证实或证伪事实结论；二是证据所说明的事实与有关法律之间存在实质性的或因果关系[8]。就具体的判断标准而言，美国著名证据法学家华尔兹认为，检验关联性应当判断三个关键性问题：（1）所提的证据是用来证明什么；（2）这是本案中的实质性问题吗；（3）所提的证据对该问题有证明性吗[9]。如果以上三个条件都满足，说明该证据具有相关性。简言之，一种证据是否具有关联性应该满足两个基本条件，即该证据对待证事实具有实质性和证明性。
测谎主要是针对某个具体案件而展开的测试活动，其结论的关联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测谎技术依据“刺激―反应原理”来探测受测者内心对某些事物的“关心”程度并表现出生理上的反应作为判断的根据，而探测受测者“关心”的事务通常是与案件相关的信息或为获得与案件相关的信息，因此，测谎结果与案件具有关联性；其二，测谎技术实际测的是被测者与某个案件的相关性。测谎员通过对被测者进行提问，测试被测者对问题的生理反应。测谎技术涉及的测谎题主要有无关问题、相关问题和准绳问题等，其中，相关问题又称目标问题，是指与所调查案件有关的各种问题。相关问题即直接涉案问题，如“李四是你害死的吗”、“张三的钱包是你偷的吗”。而在此所说的无关问题、准绳问题也是为提出相关问题做铺垫或寻找探测相关问题真实性的问题。在测试过程中，测试人员将根据案情、现场、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特征，编制出科学严谨的测试题目，向被测试人进行提问，作为一个心理刺激触发其心理生理反应，通过测试仪收集这些反应，以图谱的形式呈现在电脑上，再分析图谱进行评判，根据被测者对测试题的反应来判断其与该案件的关联度[10]。
因此，我们认为测谎以刺激―反应的科学原理为基础，与测试案件相关问题和被测试者的内心活动记录为内容的测谎结论具有关联性。依据情绪―生理反应原理可知，在测谎过程中，当问题相关事件对被测者进行心理唤醒的同时，被测者会有意无意地进行分析、判断，在此基础上会产生如紧张、不安、矛盾、焦虑等情绪反应，紧张、不安、矛盾、焦虑即成为应激源，进而产生一系列不自主的生理反应，如脉搏加快、血流量增加等，这些生理变化，用肉眼观察不出来，但可通过测谎仪记录下来[2]。通过大量的观察和实验，发现生理反应特征与说谎行为之间存在对应伴生关系，说谎生理征象具有“特定性”和“稳定性”，但稳定性的存在必须充分考虑测谎员、测试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即测谎必须由经过严格培训的专业人员进行；测试过程应避免如环境、被测者生理状况等因素对被测者的干扰；测试结果需结合被测者自身的行为表现对多个生理指标进行综合评定[11]。伴随测谎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生理信号监测技术的不断进步，可供心理测试采用的生理指标范围正在逐步扩大，如采用功能核磁共振技术（FMRI）和事件相关电位技术（ERP）以及眼动技术分析涉案人员的无意识记忆痕迹，为案件分析提供更敏锐、更有效的测评指标，如脑电波、瞳孔直径变化等。以上研究表明，测谎实际测的是与案件相关的内容，其结果反映的是案件的事实性问题，由此可知，测谎结论具有关联性。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测谎结论符合证据的客观性和关联性，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当然，测谎技术的特征以及测谎结论的性质决定了其需要结合其它如物证、书证等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才能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定罪量刑。在证据效力上，测谎结论的证据可作为“有限采用”[12]的证据使用。
二、测谎结论属于鉴定意见一类
前面已对测谎结论的证据属性进行了分析，具有证据资格，但是应该以何种证据形式在法庭中使用？根据我国最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证据有八种：（一）物证；（二）书证；（三）证人证言；（四）被害人陈述；（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六）鉴定意见；（七）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八）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由此，我们认为，在法定证据形式中，测谎结论应归为“鉴定意见”一类。
中国人民大学何家弘教授认为：“鉴定意见不是对案件事实的客观记录或描述，而是鉴定人在观察、检验、分析等科学技术活动的基础上得出的主观认识结论，是具有鉴定资格的专业人员就案件中的专门问题向司法机关提供的结论性意见。”[12]测谎结论是专业测试人员运用科学的测谎技术对被测试人的生理反应指标进行分析、研究而得出的判断意见，符合鉴定意见的基本特征，在证据种类中应属鉴定意见，只是测谎技术突破了以往只对“物”如作案工具、现场遗留物、赃物、血迹、脚印等的鉴定而发展成对心理痕迹的鉴定，但实质上，它与鉴定意见的本质属性具有共同点：“首先，是专家运用科学知识和专业技能，对案件相关的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研究的结果；其次，是专家通过鉴定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而得出的判断性意见；最后，是专家对于案件中必须查明的实质性问题所作的结论。”[13]因此，测谎结论符合鉴定结论的基本特征，应归属于鉴定结论的范畴。为充分说明测谎结论符合鉴定意见的基本特征，我们将传统的司法精神病鉴定与测谎结论进行如下比较。
第一，两者均属于专家的鉴定意见。鉴定意见是专家针对案件中涉及的专门问题，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综合分析、研究而得出的专业意见。其目的在于查明案情，解决案件中涉及的专门问题，且这些专门问题是仅靠普通常识不能理解和判别的，因此，鉴定专家必须借助专业知识和技能对鉴定过程中观察的现象进行综合分析后得出科学的判断意见[14]。由此可知，测谎结论与精神病鉴定均具有专家意见的特征。
第二，两者均是对被鉴定人的精神活动状态进行评判和断定。姚澜教授在《司法精神病鉴定证据价值论》一文中认为司法精神病鉴定是：“司法机关指派或聘请具有法定资格的鉴定人，运用司法精神病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其精神状况和法定能力进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15]由此可知，司法精神病鉴定是对被鉴定人的精神状况进行评定。测谎结论是由专业测谎人员在充分了解案情的基础上，采用科学的编题技术，通过测谎仪记录被测者回答问题时产生的生理反应， 分析测谎图谱来反映被测者说谎的心理状态[7]。测谎结论是对被测者回答与案件相关问题时的心理反应进行评定和判断，其本质也是对被测者心理活动状态的评定，从这点来看，两者具有相同的性质。
第三，两者均受一定条件的限制。吴正鑫在《论司法精神医学鉴定结论的审查》一文中，对精神病鉴定对象的复杂性进行了论述，他认为司法精神病鉴定是一种科学的认知活动，受鉴定人自身经验和知识的影响，对于被鉴定人精神活动的认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尤其是对被鉴定人的精神活动状况的认识，更是充满复杂性，因为人类的精神世界看不见摸不着，必须借助人的行为和言语外化出来。但人的行为和言语受大脑主观意志的控制，被鉴定人可能会通过伪装来达到某种目的，此时，鉴定人就必须识破伪装，对被鉴定人精神活动的真实状况作出判断[16]。另外，对于被鉴定人精神状况的认定还需要借助其他证明材料，但这些证明材料同时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干扰，导致偏见的存在，甚至是不真实的，这就要求鉴定人必须认真审查其真实性，真实地反映被鉴定人的精神活动状态。因此，鉴定人要在充分考虑更多鉴定条件的基础上， 才能得出正确的鉴定意见。当然，测谎技术的准确性也受多种因素的制约，鉴定人必须在满足更多的鉴定条件下，才能做出准确的测谎鉴定。因此，无论是司法精神病鉴定还是测谎结论的准确性都可能受到相关因素的制约。
第四，两种鉴定在诉讼中都只能对相关事实起到辅助证明的作用，不能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直接证据。鉴定意见只是证据种类的一种，其本身也可能有差错，必须经过以法庭质证为中心的审查判断，确定证据能力；它只是间接证据，并无任何优先性，必须结合其他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从而认定案件事实[17]。前已述及，司法精神病鉴定属于鉴定意见的一种，其本身也只能作为间接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直接证据。测谎结论在刑事诉讼中也不能用来作为判断刑事被告人有罪与否的直接依据，但可用来审查判断犯罪嫌疑人的陈述是否真实可靠。
当然，在将测谎结论归属于诉讼证据种类中鉴定意见的范畴之内的同时，还需要相关部门加强对测谎员的资质审查，加强对测谎技术以及测谎方法的严格规范和管理[18]。
三、测谎结论归属于鉴定意见范畴应注意的问题
（一）制定行业标准，严格规范测谎人员的资格审查
测谎人员素质的高低、技能的熟练程度以及经验的积累等均会影响测谎结论的准确性。因此，测谎必须由专业测谎人员进行，其结论的可靠性才能得到保障，才能为辨别谎言提供科学依据。根据美国学者哈维斯和里德的研究，经过6个月以上训练的测谎人员操作的心理测试的平均准确率为91.4%，而少于6个月训练的测谎人员操作的心理测试的平均准确率为77.5%[19]。这些研究表明，测谎人员的专业知识、训练、经验、能力对测谎结论的准确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心理测试技术的成功，测试人员是关键。
国外对测谎人员的职业资格进行了严格规定，为确保测谎结论的准确性，在美国一些州中，对测谎人员必须具备的专业素质作出了规定：（1）必须具备丰富的测谎实践经验；（2）年龄必须在25岁以上；（3）测谎员的资格必须获得由美国测谎协会的认可，并且已进行的测谎试验次数超过一千次[20]。日本明确要求测谎员必须具备心理学硕士学位，检测人员还要参加法庭科学培训学院的培训，取得相应的资质，方可成为一名合格的测谎专业人员[2]。墨西哥州法院认为，一个合格的测谎员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至少有五年以上的测谎工作经验或接受过同等程度的培训；二是将测谎结论作为证据在法庭上出示前的一年内，接受过二十小时以上的继续教育[9]。
为了保证测谎结论的准确性，测谎人员必须具有鉴定资格。建议参照国外对测谎人员资质进行审查的要求，合格的测谎人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具备与测谎技术相关的心理学、电子生物学、计算机科学、侦查学、物证技术学等学科知识；（2）必须通过国家统一认定的资格考试，有测谎实践经验；（3）每年必须接受一定时间的培训学习及考试。此外，要从事专业的测谎鉴定，还必须获得由国家颁发的测谎执业资格证书。
（二）加强对测谎鉴定机构的监管
目前我国还未建立测谎机构的资质审查办法和机制。由于缺乏相应的行业规范， 国内测谎行业基本处于听之任之、任其发展的状态；由于测谎程序缺乏统一的标准，测试机构常常按照自己的程序进行，影响了测谎结论的规范性和准确性。如果这种无序状态继续下去，不仅会降低测谎结论的可信度，而且还将严重损害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因此，当务之急是国家相关部门加强对测试机构的资质进行审查，建立测谎程序的标准，促进测谎技术的良性发展。建议参照司法鉴定部门的管理体系对测谎鉴定机构进行管理。首先，建议司法行政机关建立一个专门负责测谎鉴定的管理部门，职责范围主要有：规范测谎程序，制定测谎标准，测谎机构、测谎人员的资格认证等等。其次，建立专业的测谎协会，确立测谎行业的职业道德规范，每年定期举办测谎学术研讨会，促进测谎技术的交流，并促进行业的科学发展。再次，为了避免当事人和办案单位对鉴定机构的干扰，建议参照第三方管理机构的模式进行管理。最后，测谎鉴定机构必须经过司法行政机关审核登记并取得《司法鉴定许可证》，才能从事测谎鉴定，并对测谎人员的专业技能，鉴定机构的业务范围、规模和技术设备等进行明确规定。
四、结 语
DNA鉴定、指纹鉴定、司法精神病鉴定等科技手段已广泛应用于刑事诉讼中。测谎作为一种新的科学和技术，对提高办案效率、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有积极作用。虽然对于测谎结论的证据资格问题尚存有争议，但我们坚信，随着科技的进步，测谎手段和方法的不断完善，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测谎技术的科学性和应用价值，在严格规范测谎程序和在相关法律法规健全的基础上，承认其具有证据资格，使其在诉讼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已为时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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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ygraph Evidence of Qualifications and Specifications
FU Mingqiu， YU Feng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hongqing 400065， China）
Abstract：
None of the three existing Procedure Laws clearly make polygraph conclusion as the types of evidence which is listed separately； the academic circle of Procedure Law was also controversial about this. Firstly， Conducting a disproof analysis on the viewpoints making polygraph conclusion as evidence， we think that polygraph conclusions， possessing the properties of evidence which is real objective and associated， can be used as litigation evidence. Further by making a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judicial psychiatric appraisal and polygraph conclusion， it is thought that polygraph conclusion can be classified as the category of appraisal opinion. Finally， it is recommended to make the following specifications for polygraph technique： First， setting industry standards， strictly regulating the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ion for polygraph examiners； Secondly， strengthening the supervision of polygraph accreditation bodies.
Key wo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