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法的法律责任范文
时间：2023-11-17 18:31:25
反垄断法的法律责任篇1
关键词：中韩两国 反垄断法 比较 启示
回顾中韩两国反垄断法的发展历程，虽然韩国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开始“独占规制法”的立法进程，并在1980年制定了“独占规制及公正交易法”。我国由于进入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系统改革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并在1993年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入宪法，竞争法特别是反垄断法的立法相对滞后，2007年才制定反垄断法，所以有关中韩两国反垄断法的比较，必将为完善中国的竞争法制，特别是我国的反垄断法制提供有意义的启示。
一 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
在任何一个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竞争法特别是反垄断法是市场法律体系当中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素有“经济宪法”之称。目前中韩两国都把市场经济确立为各自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所以在中韩两国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中，反垄断法日益凸显在确保市场竞争、促进市场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目前已成为维护自由公正的竞争秩序，确保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
（一）立法目的的共同点
关于反垄断法即独占规制法的立法目的，韩国的独占规制法规定：“为了防止事业者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防止经济力量的过度集中，规制不当的共同行为和不公正的交易行为，促进公正自由的竞争，助长具有创意的企业活动，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实现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制定本法” 。而中国的反垄断法则规定：“为了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法”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韩两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主要有以下若干共同点。
1.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确保企业开展自由公正的市场竞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的市场竞争是推定市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所以预防和制止影响经济主体市场竞争的垄断现象，为企业开展自由公正的市场竞争创造条件，对于市场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中韩两国反垄断法在把预防和制止企业的垄断行为，作为其所要实现最直接立法目标的同时，都把给企业创造能够确保其开展自由公正市场竞争的环境，作为其所要实现的间接目标，这是在中韩两国反垄断法立法目的中所存在的重要共同点之一。
2.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经济运行效率。
中韩两国反垄断法在有关其立法目的的表述中，虽然没有直接表明该法的立法目的之一就是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但是，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经济主体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如果以诚实竞争者的态度参与自由公正的市场竞争，势必在带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客观效果。所以中韩两国反垄断法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维护自由公正的竞争秩序，其蕴含的深层目的就是通过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通过提高企业的市场支配能力这一中间环节，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经济运行效率。
3.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根据中韩两国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维护和促进消费者利益即提高消费者的福祉水平，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共利益，是中韩两国反垄断法所要实现的共同立法目的。我们知道中韩两国的反垄断法，其最直接目的是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给企业造就自由并且公正的竞争环境。但是，由于企业间自由公正的市场竞争，在客观上可以促使企业努力以最低的生产成本，生产最高质量的能够满足消费者需要的商品，所以通过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成为在中韩两国反垄断法立法目的中，所体现出来的又一个重要的共同点。
（二）立法目的的区别点
分析考察中韩两国反垄断法有关立法目的的表述，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中韩两国竞争法各自选择了不同的立法模式，中韩两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基本相同并具有诸多共同点。但是，仔细比较中韩两国反垄断法有关其立法目的的表述，我们发现中韩两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还有如下若干重要区别。
1.立法目的宽泛程度的差异
韩国的竞争法由于选择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合并立法的立法模式，所以有关反垄断法立法目的的表述相对于中国反垄断法更加宽泛，即韩国反垄断法有关立法目的的表述，除了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确保自由公正的市场竞争、保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外，还把助长具有创意的企业活动，实现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确定本法的立法目的。但是，中国的竞争立法由于选择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分别立法的立法模式，反垄断法有关该法立法目的的表述，没有像韩国反垄断法那样具体和宽泛，即中国的反垄断法只把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公平竞争，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确定为该法的立法目的。
2.立法目的着眼点上的差异
韩国的“独占规制及公正交易法”认为，独占规制法的立法目的是促进自由公正的市场竞争，而要确保企业开展自由公正的市场竞争，一是要确保企业能够参与自由公正的市场竞争，即向所有希望参与竞争的企业开放市场；二是必须确保企业能够开展自由公正的市场竞争。此外，韩国的独占规制法即反垄断法认为，助长具有创意的企业活动，实现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是该法终极的立法目的。由此，我们可以认为韩国独占规制法立法目的的着眼点是，排除各种制约和影响竞争的垄断现象，并且发挥市场机制的功能。而中国的反垄断法关于其立法目的，虽然没有明示主要是规制行政垄断，但是，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中，由于传统体制的影响行政性垄断依然是影响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对于行政性垄断的法律规制成为我国反垄断法的重要着眼点。因此，这种立法目的着眼点上的差异，是在中韩两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中，所体现出来的一个重要区别。
（三）获得的启示
比较中韩两国反垄断法确立的立法目的，我们不仅看到中韩两国的反垄断法，作为维护和促进公平竞争的重要法律，具有上述若干明显的共同点，而且也发现中韩两国反垄断法立法目的，在目的本身的宽泛程度和着眼点等方面具有一定区别。此外，通过对中韩两国反垄断法立法目的，特别是反垄断法立法目的区别点的考察，我们还取得以下若干有助于完善我国反垄断法的重要启示。
1.作为维护和促进公平竞争的重要法律，反垄断法当然应当把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维护和促进自由公正的市场竞争、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作为其直接的重要立法目的。但是，由于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维护和促进自由公正的市场竞争、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都不过是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积极作用的重要手段，所以中国的“反垄断法”不仅应借鉴韩国“独占规制及公正交易法”，在有关本法立法目的的表述中，增加类似“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功能”、“助长有创意的企业活动”等内容，而且在具体的法律规定中，既要规制各种类型的垄断行为，还要完善有利于发挥市场竞争机制功能的相关制度。
2.预防和制止各种类型的垄断行为，维护和促进自由公正的市场竞争，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推动企业开展具有创意的企业活动，给企业参与竞争创造良好的外部氛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反垄断法可以适当借鉴韩国等其他国家做法，适当调整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不仅要在反垄断法地立法目的中，用抽象性的语言进一步细化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而且还要把不断改革现有的经济管理体制，逐步铲除导致各种垄断行为形成的体制，给企业营造能够开展自由公正竞争的环境，作为我国反垄断法的重要内容。
二 反垄断的适用范围
关于独占规制法即反垄断法的适用范围，中韩两国的反垄断法（韩国称：独占规制法）虽然采用了各自不同立法方式，但是，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界定了反垄断法的适用范围，根据中韩两国各自法律的相关规定，我们认为中韩两国反垄断法的适用范围，主要有以下若干共同点与区别点。
（一）适用范围的共同点
1. 韩国的“独占规制及公正交易法”对于本法的适用范围，实际上并没有做出正面界定，只是在其第58条、第59条和第60条做出了，有关该法适用除外的规定，即以排除方式明确该法的适用范围。而中国的”反垄断法”对于该法的适用范围，则是在其第二条做出如下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经济活动中的垄断行为，适用本法。………”据此，我们可以认为在中韩两国国内经济活动中的垄断行为，实际上都是反垄断法的适用范围。
2. 韩国的“独占规制及公正交易法”第二条规定：“在国外作出的行为影响国内市场时，适用本法”。 中国的“反垄断法”关于该法的适用范围，在其第二条也有如下类似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垄断行为，对境内市场竞争产生排除、限制影响的，适用本法”。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在国外实施的垄断行为，如果影响到国内市场的竞争，也应适用反垄断法。所以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成为中韩两国反垄断法适用范围的共同点。
3. 在韩国反垄断的执法实践中，不仅根据“面对目标冲突的政策决断”的理论，出于维护竞争秩序、克服经济危机、调整产业结构等政策目标的实际需要，可以排除独占规制法的适用，而且也可以出于应对市场失败的需要，在遇有自然独占、过度竞争、外部效果等特殊情况时，排除独占规制法的适用。 此外，韩国“独占规制及公正交易法”第58条、第59条和第60条还规定，由法令规定的正当行为、行使无形产财权的行为和特定组合的行为，不适用独占规制法。
目前中国的”反垄断法”不仅在第五十五条规定：“经营者依照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不适用本法………”，而且在其五十六条还规定：“农业生产者及农村经济组织在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储存等经营活动中实施的联合或者协同行为，不适用本法。”
由此，可以看到中韩两国”反垄断法”均规定了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
（二）适用范围的区别点
1. 韩国的独占规制法即反垄断法以排除法，也就是在对该法适用范围没有做出正面界定界的情况下，通过排除不应当适用反垄断法情况的方式，明确了反垄断法的适用范围，但是，中国的反垄断法在界定该法的适用范围时，则是以正面界定加特别规定的方式，界定了反垄断法的适用范围。
2. 关于反垄断法的适用范围，韩国的独占规制并没有特别指出，行政性垄断是独占规制法即反垄断法重要的调整对象，但是，中国的反垄断法鉴于在经济生活中，由于受传统体制的影响行政性垄断依然多发的社会现实，在第五章用较大篇幅专章规定了对于行政性垄断的法律规制。
（三）获得的启示
韩国的独占规制法在界定该法具体的适用范围时，即没有特别指出该法所应适用的范围，也没有专门规定行政性垄断也应适用该法规定予以调整，但是，我们不能说韩国独占规制法的适用范围不够明确，所以我们认为在界定反垄断法的适用范围时，可以适当借鉴韩国做法尽可能用相关的法律原理、原则和抽象性的语言予以表述，更有利于增强我国反垄断法的生命力。
三 反垄断法的执法机关
反垄断法的目的是维护自由公正的竞争秩序，给经济主体即企业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而反垄断法的实施离不开独立、权威的反垄断法执法机关。所以有关中韩两国反垄断法执法机关的比较，必将有助于在借鉴韩国等其他国家的经验，根据独立、权威、精干和效能的原则，构建我国反垄断法执法机关。
（一）反垄断执法机关的共同点
目前中韩两国为了在经济生活中，确立和维护自由公正的竞争秩序，有效预防和制止各种类型的垄断行为，根据各自国家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建立了具有自身特点的反垄断执法机关。比较分析中韩两国的反垄断执法机关，我们认为中韩两国反垄断执法机关，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共同点。
1. 反垄断执法机关的行政属性
考察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国家的一般做法，建立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必须依法打破垄断，而打破垄断必须借助于一个独立、高效、权威的反垄断执法机关，切实保证反垄断法的有效实施。目前韩国“独占规制及公正交易法”规定：为了独立履行由本所规定的各项事务，在国务总理属下设立公正交易委员会，公正交易委员会作为由政府组织法规定的中央行政机关，在自己所管事务的范围内依法履行职责 。而中国的”反垄断法”不仅规定：国务院设立反垄断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指导反垄断工作，履行相应职责 ，而且还规定：国务院规定的承担反垄断执法职责的机构依照本法规定，负责反垄断执法工作。 由此，可以看出中韩两国的反垄断执法机关，都属行政机关范畴是典型的行政机关。即在反垄断的执法实践中，中韩两国都强调发挥行政机关的主导作用，这是在中韩两国反垄断执法机关中所存在的一个重要共同点。
2. 反垄断执法机关实行委员会制
目前中韩两国在设立自己的反垄断执法机关时，都借鉴欧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做法，并且考虑本国政治制度以及行政体制的现实状况，不仅把反垄断法执法机关都设定为行政机关，而且作为其具体执法主体还实行委员会制。韩国的公平交易委员会是根据“独占规制及公正交易法”规定设立的反垄断执法机关，它隶属于国务总理，独立处理事务。目前韩国的公平交易委员会由包括委员长1人、副委员长1人在内的9人组成，公平交易委员会享有执法权、协调权等职权。中国“反垄断法”第九条规定：“国务院设立反垄断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和指导全国的反垄断工作”。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是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国务院副总理任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主任，商务部部长、国家发改委主任、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和国务院副秘书任副主任。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反垄断执法机关实行委员会制，也是中韩两国反垄断执法机关重要共同点。
（二）反垄断执法机关的区别点
分析比较中韩两国的反垄断执法机关，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具有上若干重要共同点，而且也可以发现由于中韩两国市场经济发展状况、政治制度以及行政体制的各异，在其独立程度等方面形成了如下若干重要区别。
1.反垄断执法机关的独立性
韩国的“独占规制及公正交易法”规定；“为了独立履行由本法规定的各项事务，在国务总理属下设立公正交易委员会，公正交易委员会作为由政府组织法第2条规定的中央行政机关，执行其管辖事务。” 此外，委员会可以就本法的实施制定必要基准，接受违反该法违法行为的申告，在认定属于本法禁止行为的例外情况，并且在对违反本法行为开展必要调查时，可以采取相应的纠正措施、赋加课征金，并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行使权，由此可以认为韩国的公正交易委员会是一个具有相应职权的独立规制机关。但是，中国的“反垄断法”则规定：“国务院设立反垄断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指导反垄断工作，履行下列职责……” 。“国务院规定的承担反垄断执法职责的机构依照本法规定，负责反垄断执法工作。” 所以国务院设立的反垄断委员会，仅是反垄断业务的组织、协调和指导机构，而并非像韩国的公正交易委员会是独立的规制机关。反垄断执法机关是否为独立的规制机关，这是中韩两国反垄断执法机关的重要区别点。
2.反垄断执法机构的不同结构与设置
根据“独占规制及公正交易法”以及“独占规制及公正交易法施行令”，韩国的公正交易委员会由包括委员长1人、副委员长1人在内的9人组成，其中的4人为非常任委员。公正交易委员会的常任委员和非常任委员，应当在独占规制和公正交易等领域具有经验和专门知识的人员中予以任命。韩国的公正交易委员会会议分为，由全体委员组成全员会议和包括1名常任委员共有3名委员组成的小会议。公正交易委员会可以设立5个以内的小会议。公正交易委员会为了处理日常事务，还设有处理日常事务的事务处，并且在事务处设立了运营支援科、综合咨询科、竞争政策局、消费者政策局、市场监督局、托拉斯调查局和企业协作局等机构。此外，为了便于处理地方的公正交易事务，公正交易委员会在首尔、釜山、大田和大丘等设立了地方公正交易事务所。
根据中国“反垄断法”第九条、第十条以及其它相关法规的规定，中国的反垄断执法业务分属于商务部、发改委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这三个不同的行政机关，并且其反垄断执法还要受到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的指导。此外，反垄断法还规定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关根据工作需要，可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相应的机关，依照本法规定负责有关反垄断执法工作。
根据中韩两国反垄断法的上述各项规定，我们可以看到中韩两国的反垄断执法机关的结构和设置具有重要区别。即在反垄断执法机关的结构设计中，虽然韩国的反垄断执法机关设置选择的是一元结构，把反垄断法的执法任务交给了独立的具有准司法性质的公正交易委员会，而中国则考虑现有行政机关可以承担反垄断法执法业务的现实状况，把反垄断法的执法业务交给了商务部、发改委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这三个不同的国家行政机关。所以在中韩两国的反垄断执法机关中，反垄断执法权的集中与否是又一重要区别。
（三）获得的启示
比较中韩两国反垄断法的执法机关，我们既看到它们在机关的基本性质、构成方式以及基本职能等方面具有若干共同点，也发现它们在执法机关的结构与设置、执法权的集中与独立程度等方面存在重要区别。而通过对中韩两国反垄断法执法机关的比较，我们还获得了有助于完善我国相关制度的两点重要启示。
1.应确保反垄断法执法机关的独立地位
反垄断执法机关的独立性是指，它能够独立地执行国家的反垄断法和竞争政策，即在执行过程中不必受其他政府部门的干扰。反垄断法执法机构必须有其独立性，这是由反垄断法的特殊任务决定的。但是，由于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仅是反垄断工作的组织、协调和指导机关，由于具体的反垄断业务分属三个不同的行政机关，很难说我国的反垄断执法机关具有独立地位。因此，借鉴韩国等其它国家做法实现反垄断业务的集中，把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办成具有准司法性质的独立执法机关，并且强化其职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应强化地方反垄断法执法机关的建设
考虑市场经济具有的开放性特征，出于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需要，反垄断法明确规定反垄断执法为中央事权。但是，考虑到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反垄断法执法工作量大，反垄断法规定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根据工作需要，可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相应机关负责有关反垄断执法工作。也就是说省级人民政府相应机关虽然没有执行反垄断法的职责，可以在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授权的范围执行反垄断法。因此，强化地方反垄断法执法机关的建设，规范地方反垄断法执法机关的执法，已成为反垄断法执法机关建设的关键环节。
四 垄断行为的法律责任
法律责任是指行为人实施了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后，根据法律规定所应承担的相应法律后果。韩国的“独占规制及公正交易法” 第10章（调查等程序）、第11章（损害赔偿）、第14章（罚则），中国的“反垄断法”第七章，就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后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做出了具体规定。比较中韩两国反垄断法有关垄断行为法律责任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到有以下若干共同点与区别点。
（一）法律责任的共同点
1.垄断行为法律责任承担方式的共同点
根据中韩两国反垄断法，垄断行为实施者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就其法律责任的具体方式而言，最终都可以把它归类为民事赔偿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这是在中韩两国垄断行为的法律责任中，所存在的一个重要共同点。目前韩国的“独占规制及公正交易法”，第10章作为调查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定了纠正劝告、纠正命令、课征金的纳付命令、过怠料的纳付命令等行政责任；第11章规定了垄断行为实施者所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 ；第14章规定了作为垄断行为实施者所应承担的罚金等刑事责任。而我国的“反垄断法”则是在第七章集中规定了，垄断行为实施者所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2.垄断行为民事赔偿责任的共同点
对于受到垄断行为侵害的事业者（经营者）实施相应的损害赔偿，目的在于补偿竞争事业者所受到的损害，并且间接抑制事业者实施垄断行为。根据韩国的“独占规制及公正交易法”，由于垄断行为的损害赔偿责任是不法行为责任，它的成立要件与民法中损害赔偿责任的成立要件基本相同。所以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提出损害赔偿请求。而中国的“反垄断法”也规定：“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由此，可以认为由于对民事赔偿责任没有做具体规定，所以根据民法以及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提出损害赔偿请求，是中韩两国垄断行为民事责任赔偿制度的重要共同点。
3.垄断行为刑事责任的共同点
对于垄断行为既要追究相应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也要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这是因为只有通过刑罚这种保障手段才能对竞争机制进行有效保护，才能真正地保障反垄断法立法目的得以实现。目前根据韩国的“独占规制及公正交易法”和中国的“反垄断法”，追究垄断行为实施者刑事责任的主要手段是，依照刑法的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而追究经营者和反垄断执法机关相关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由于在维护竞争秩序的各项制度中，是最后的具有补充性质的保障手段。只是在个别条款做出了原则规定。所以既规定垄断行为实施者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又把追究垄断行为的刑事责任，作为谨在不得已的特殊情况下使用的补充手段，也是中韩两国垄断行为法律责任重要共同点。
（二）法律责任的区别点
作为制裁经营者的垄断行为，维护竞争秩序的重要执法手段，中韩两国垄断行为的法律责任，在违法者承担法律责任的方式、追究违法者的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经营者和反垄断执法机关相关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等方面，具有诸多共同点的同时，中韩两国垄断行为法律责任，还具有如下几点重要区别。
1. 垄断行为行政责任的区别
法律上的垄断具有既侵害其他竞争者的合法权益，又破坏市场竞争秩序的双重性质。所以为了保护诚实经营者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在赋予垄断行为的受害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的同时，也规定可以通过行政手段追究违法者的行政责任，既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又确保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目前韩国的反垄断法作为垄断行为的行政责任，虽然规定了纠正命令的下达、责令缴纳罚款等多种具体制裁手段，并且这些多种制裁手段统一由公正交易委员会实施。但是，中国的反垄断法虽然也规定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依法撤销登记（社会团体登记机关）等制裁手段，这些制裁手段却由不同的反垄断机构实施，这是中韩两国垄断行为行政责任的区别。
2.垄断行为刑事责任的区别
为了有效打击和制止垄断行为，中韩两国反垄断法对垄断行为的刑事责任都做了相应规定。目前韩国的“独占规制及公正交易法” 第67条、第69条内容涉及垄断行为的实施者、的公正交易委员会公务人员的刑事责任 ，而中国的“反垄断法”则仅在第52条规定了，反垄断执法机构工作人员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至于承担刑事责任的具体方式，规定依垄断行为的违法程度而有所不同。由此，可以看到中韩两国有关垄断行为刑事责任的规定，就其可以追究刑事责任的垄断行为的种类而言，韩国“独占规制及公正交易法”规定的范围，要大于中国“反垄断法”规定的范围，而就刑事处罚的具体力度而言，中国“反垄断法”规定的制裁力度，要强于韩国“独占规制及公正交易法”规定的制裁力度，这是在中韩两国反垄断法中的刑事责任所存在的重要区别。
（三）获得的启示
反垄断法确定的垄断行为的法律责任制度，是打击制止垄断行为维护公正竞争秩序的重要制度保障，比较中韩两国垄断行为的法律责任，我们还获得了有助于完善我国的反垄断法制，有助于建立公正竞争秩序的以下两点重要启示。
1.比较中韩两国垄断行为的行政责任，在确定垄断行为的行政责任时，特别是在设定罚款等行政处罚的具体数额时，要借鉴韩国的“独占规制及公正交易法”，既要考虑由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将要导致的币值变化，尽可能使用“所取得的违法所得”和“违法所得的一至两倍”等抽象性的语言，又要在构建统一反垄断法执法机关的基础上，为了确保对垄断行为行政制裁的公平与公正，应当把对垄断行为实施行政制裁的权力，集中于统一的反垄断法执法机关。
2.追究违法者的刑事责任，是对垄断行为实施者最严厉的法律制裁。比较中韩两国垄断行为的刑事责任，韩国规定既可以追究垄断行为实施者即事业者的刑事责任（罚金），也可以追究的公正交易委员会公务人员的刑事责任，但是，根据中国的反垄断法目前仅可以追究，实施垄断行为的经营者和反垄断执法机构相关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所以考虑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各种垄断行为正在不断增加的客观现实，应借鉴韩国做法具体细化应承担刑事责任的垄断行为种类，以加大对各种垄断行为的打击力度。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2007年8月30日，由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2.《独占规制及公正交易法》，1980年12月11日，由大韩民国国会审议通过。
3.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竞争政策与法律专业委会 主编，《中国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报告》，法律出版社，2010年9月。
4. 权五乘，《经济法》，法文社（韩国），2002年9月。
5.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经济法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
6. 本书编写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学习问答》，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年8月
7.权五乘 编著，《独占规制法30年》，法文社（韩国），2011年4月。
8. 金赞镇，“韩国垄断规制法的制定沿革”，载《竞争法研究》（韩国），1989年 第1卷。
反垄断法的法律责任篇2
【关键词】行政垄断；垄断规制；反垄断法
一、行政垄断概述
（一）行政垄断的概念
对于行政垄断的定义，不同的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王保树教授曾列举了五种不同的行政垄断定义：一是行政垄断是通过行政手段和具有严格等级制的行政组织维持的垄断；二是行政垄断是凭借行政权力而形成的垄断；三是行政垄断是指国家经济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滥用行政权，排除、限制或妨碍企业之间的合法竞争；四是行政垄断是行政权力加市场力量而形成的特殊垄断；五是行政垄断是指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限制正当竞争。上述见解是各从不同的角度观察行政垄断的。
由此可见行政垄断的定义是比较难的，在得出相对比较全面的定义之前我们应该对其的语义渊源进行考察。一般认为，行政性垄断是垄断的一种形式，是一种特殊的垄断。因此，在研究行政垄断之前，必须对其所属的种概念“垄断”做一简单的解释。什么是垄断，它是怎样产生的？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有非常精辟的阐述，他们认为，所谓垄断，就是巨大企业或企业联盟，凭借其强大实力，支配巨额资本，控制生产，操纵价格，获得巨额垄断利润。马克思主义认为，垄断是从自由竞争产生的，是对竞争的否定，自由竞争引起生产集中，而生产集中到一定阶段，就会引起垄断。
虽然学者对行政垄断都有各自不同的界定，但在以下几方面的认识是一致的：第一，都认为行政垄断的主体都是行政主体。第二，行政垄断的实质都禁止、限制、扭曲了正当竞争。第三，行政垄断都是滥用行政权的结果。通过对行政垄断语义的考察，我们可以把行政性垄断界定为：行政主体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
（二）行政垄断的分类
行政垄断遍及我国经济生活的各个行业和领域，表现形式繁杂，当前学界对行政垄断的分类没有具体明确的依据和标准，因而较为混乱，如邓保同先生将行政垄断分为地区性行政垄断与行业部门性行政垄断两类；吴宏伟先生将行政垄断分为地区垄断，强制联合，组建企业集团，强制组建行政性公司，强制联合定价，强制联合拒销、拒购，强制停止竞争等。学者程志成则将行政垄断分为行政直接垄断，行政间接垄断行为。这些分类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理论基础，但并不利于对行政垄断进行法律规制，所以应该对行政垄断的表现形式进行分类，以便法律的规定和实施。
下面就来介绍四种不同类别的行政垄断表现形式，这也是由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共同起草的《中华人名共和国反垄断法（大纲）》专章对行政垄断问题作的规定。根据其规定行政垄断可分为地区封锁、部门垄断、强制交易、强制联合限制竞争等四类。第一，地区封锁，又称“横向垄断”或“块块垄断”，是最典型的、也是最严重的行政垄断形态，指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为了本地区利益，利用行政权力排斥、限制竞争的行为。第二，部门垄断，又称“纵向垄断”或“条条垄断”，是中央政府部门或地方政府部门（含授权管理某一行业的全国性或地方性行政性公司）为了本部门的利益利用其合法拥有的经济规制权，排斥、限制、禁止竞争，损害其他经营者或消费者权益的行为。部门垄断的基本形式有部门分割与垄断性定价两种。第三，强制交易，是中央政府部门、地方政府或其所属部门利用行政权力，限定或变相限定他人只能将商品出售给自己、自己指定的经营者，或限定他人只能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服务），从而排挤其他经营者进行公平竞争的行为。基本形式有强制出售和强制购买两种。第四，强制联合限制竞争，指中央政府部门、地方政府或其所属部门利用行政权力强制本地区或本部门企业联合以排斥、限制或妨碍市场竞争的行为。当然借鉴行政法关于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的分类还可以将行政垄断分为抽象行政垄断与具体行政垄断，这样也可以避免《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的规制的不全面，事实上我国现行《反垄断法》也吸收了这一理论。
二、行政垄断成因
行政垄断的成因，非常复杂和特殊，主要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作用所带来的延续性的影响，但进一步分析，却可以发现其他潜在的复杂原因。中南政法大学教授种明钊认为，行政垄断的成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与现代财政分配体制等因素的“协同作用”
改革开放后，中央统得过死的权力一定程度上被下放给地方或交还给市场，但是这种方式也带来了一定得负作用，一些改革措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诱发或加剧了地方利益之间的冲突。如对地方政府的放权以及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地方保护主义等因素纠缠在一起甚至导致了“羊毛大战”、“蚕茧大战”、“政策大战”等各种各样的市场分割大战；对沿海一些城市的优惠措施导致的资金、人才、设备向这些地区的定向流动，拉大了地区间的差距。此外，1988年的财政包干制以及20世纪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等制度变化都使得地方政府拥有自己独立的利益，成为名副其实的利益主体。
（二）推动经济转型所必需的强政府与政府失灵风险加剧之间的“二律背反”
20世纪中叶，面对德国战后重建中自由经济和集中管理经济调节方法的失败，德国学者欧肯在开出竞争秩序药方后，也对国家等建立竞争秩序的可能力量进行了专门分析。转型时期的中国面临同样的问题：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要求政府力量最大限度地退出市场；另一方面，针对中国政府在经济、社会事务中的实际地位和影响力，经济转型必须主要依靠政府的力量加以推动，维持一个强大的政府有利于顺利实现转型。
（三）规制制度缺失与文化、社会观念等其他因素的潜在影响
这是一个全面性的原因考虑，但归根结底还是制度所产生的影响。不管一个国家文化、社会观念等因素表现的多复杂，这些都是受这个国家基本社会制度影响和制约的。制度给各个方面所带来的影响都是潜移默化甚至是一个历史性的过程，当然比较复杂。我们这样说不是为了给行政垄断找借口或者说台阶下，因为并不像有些学者说的那样一提到制度就会抛开问题，使问题都不负责任的交给历史去解答。制度因素同样可以通过法律对我国各方面的规范来进行改革。
三、行政垄断法律规制
我国的反垄断法是否应把行政垄断纳入进来，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均有争议。笔者认为，讨论行政垄断是否进入我国的反垄断法，需要从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以及市场经济体制运行过程中的垄断现实出发。从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上来说，之所以要对垄断行为专门立法，是为了正视形形的垄断行为，通过专门立法的形式，对破坏公平市场竞争的垄断行为“动真刀”，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力求经济正义，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而在各种垄断行为中，包括地方保护主义、地方贸易壁垒、部门贸易壁垒在内的行政垄断形式，已经对公平竞争秩序以及经济正义造成了破坏性冲击，反垄断法不应对此视而不见。从立法原理上来说，一部法律的名称应该与其立法内容保持一致，既然我国制定的反垄断方面的专门法律名称叫做“反垄断法”，并且因其地位之重要还被誉为“经济宪法”，那么，就应该全面地规定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基本垄断行为。如果这部立法仅仅是在反经济垄断，那么，就没有必要叫“反垄断法”，而应该称为“反经济垄断法”。
另一方面，从行政垄断发生和存在的现实角度来观察，行政垄断也应该成为反垄断法的规制对象。行政垄断以各种名堂招摇于现实市场经济生活之中，对公平竞争环境的培育极为不利，不仅对市场秩序构成危害，给行政机关的腐败行为也制造了“温床”。可以说，行政垄断已经到了非打击制止不可的地步了。反对行政垄断，不是控制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正当行政权力，而是限制这些部门滥用行政权力破坏公平的市场秩序。有人一直以为把反行政垄断行为纳入进来，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权力就会缩小，不利于政府对市场经济的调控。这种认识本身就反映出了对行政垄断的危害认识不足，政府的宏观调控，不等于制造贸易壁垒，不等于让“地方保护主义”大行其道。如果这种认识左右了我们的反垄断立法，就不可能指望会出台一部人民满意的好法律。
有人还担心即便规定了行政垄断，也是“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行政垄断。但在笔者看来，即便效果只是“治标”，也要旗帜鲜明地表达立法者的态度，这也是面对行政垄断所要必须要迈出的开明一步。当前，行政垄断行为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具有相当的危害性。可以说，尽管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行政垄断已经没有过去那样风靡，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的是，行政垄断的持续存在败坏了一些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的威信，与“依法行政”这一现代政府行为运作模式背道而驰。同时，行政垄断限制竞争，与市场经济运行规律也是相悖的。政府在调控经济行为时，本应尊重经济规律、价值规律，但有了行政垄断，规律即被人为破坏，正常运转的市场机制也被阻挡，使市场在资源配制中所其的调节作用得不到正常发挥。
因此，笔者认为，立法者应该抓住这次立法机遇，在行政垄断应否纳入反垄断法这个问题上，不能再有犹豫不决的暧昧态度。也不要再指望借助其他法律循序渐进地加以规制，错失立法良机，将使行政垄断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愈演愈烈，后患无穷。总之一句话：不反行政垄断怎么行？可喜的是国家颁布的《反垄断法》专章对行政垄断进行了规范，表现了国家对反行政垄断的决心。当然在《反垄断法》实施过程中，对行政性垄断案件执法机构和法律责任设置等问题也遇到些现实的困难，所以我们不能仅仅只靠一部《反垄断法》对我国行政性垄断的问题得到快速的解决，需要其他相关配套法律制度的构建，但至少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已经把反行政垄断的工作纳入议事日程，我们相信行政性垄断给我国经济建设带来的危害很快可以得到解决。
四、我国行政垄断立法、执法现状及存在的缺陷
我国《反垄断法》对行政性垄断的规制采取了概括与列举相结合的立法模式。其中第8条是对行政垄断的概括规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由于行政垄断行为往往层出不穷、举不胜举，在总则中对行政性垄断行为进行规定就可以起到一般条款的作用，避免因为列举不足而导致未穷尽列举的或者新型的行政垄断行为无法可依。而对于已经出现的行政垄断行为进行类型化，则可以发挥比较明确的引导功能。
第一，于对行为类型所作的详细列举，《反垄断法》对行政性垄断法律责任的规定非常简略。仅仅在该法第51条作如下规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实施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向有关上级机关提出依法处理的建议。法律、行政法规对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实施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处理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上述规定基本上市《反不正当竞争法》第30条规定的翻版，政府其所属部门实施行政垄断的法律后果只是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或由有关上级机关提出依法处理的建议，这与行政垄断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及不对称，都是行政机关内部作出的处理，显然制裁力度不够。现行规定主要为行政责任，而且缺乏可操作性。
第二，行制度在对行政性垄断法律责任规定上，《反垄断法》对经济垄断责任的规定相对详细，具体操作起来也有一定可行性，然而对行政垄断的法律责任则规定地比较笼统，最重要的是通过《反垄断法》纠正或保护而实现的利益远小于行政垄断所造成的损害，而且在责任落实上没有一个统一、操作性强、有说服力的标准作为参考。
第三，反行政性垄断执法上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1）政垄断法律责任追究不力，主要原因还是在机构设置上由其上级机关进行处理。（2）监督主体软弱无力是我国反行政垄断执法的最大问题。
五、对行政垄断法律控制体系的建议
总体而言，无论是立法还是执法，中国对行政垄断的规制都已经走上了正规。但是，进一步提高行政性垄断的规制效果还需要法律意识的提高、政府进一步的行政体制改革和行政法律、法规的完善等多方面的配合。就反垄断法而言，也需要整个反垄断法规则体系的协调与发挥合力。目前，完善对行政性垄断的规制提出以下建议：
（一）设立独立机构。
在反垄断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的国家和地区都有一个独立的、权威性的专司反垄断的机构。美国有联邦贸易委员会，台湾有公平交易局，而且在2005年台湾公平交易局被评为全球最佳执法团队，其执法的公正性毋庸质疑。另有学者提出“通过宣言监管”的机制，适用于某些类别的案件时会有实质性的效益。我国许多学者都认为反垄断法有效规制垄断特别是行政垄断的关键，是明确执法机关，建立一个准司法性质的机关。但建立具有准司法性质的执法机关，此建议有理却不现实。我们赞同这一说法，并且针对上述存在的缺陷。认为我国应建立一个独立的、权威性较强的行政性的专司反垄断的执法机构。在国务院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实行垂直管理，地方不按行政区域设置，可借鉴中央银行的做法。其主要职权有：
1.调查权。由于对行政垄断行为的确定需要有大量事实与数据作为依据，因此执法机构必须拥有广泛的调查权，包括根据某些迹象主动调查行政垄断的活动情况，根据行政相对人或其他检举人提供的行政垄断的表面证据充分调查。调查的方法可以包括询问行为人、嫌疑人、当事人和证人并索取证据，查阅、复制可能与行政垄断行为有关的文件及其他资料。
2.行政强制权。为防止有关证据灭失或便于以后的行政裁决或法院判决的执行，反垄断执法机构应被赋予包括查封、扣押与行政垄断行为有关的证据或财产等行政强制权。
3.监督权。即反垄断执法机构有权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监督强制性或指导性规则的实施。
4.行政裁决权。即反垄断执法机构有权对反垄断案件进行裁决。
（二）建立责任制度
任何市场主体从事垄断行为时，必然会对成本与预期收益进行比较，其中成本包括经济上的投入，也包括违法成本，成本越高，从事垄断行为的诱惑性也就越小。因此，要减少垄断，必须提高垄断的违法成本，完善反垄断法的法律责任机制，使得垄断主体的权责利相统一。
1.完善民事责任制度。只要受到垄断损害的主体均可向法院提出侵权之诉，使其损害得到补偿，这样有利于发动全社会共同来遏制垄断行为。比如，美国法上规定受害人可以提起三倍赔偿诉讼可以加以借鉴。
2.完善行政责任。行政责任也不应仅限于责令改正或撤销决定以及处罚责任人，而应追究行政主体的行政责任，特别强调罚款这一责任形式。首先，应当增加垄断主体本身的责任。行政垄断行为的受益者是整个单位，那么要求其承担责任是必要的。其责任式除撤销、责令改正、行政处分外，还必须增加罚款这一形式。其次，应当加重对于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处分。行政垄断是行政权力的滥用，因而其本身性质就是严重的，《反垄断法》第51条规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实施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向有关上级机关提出依法处理的建议。法律、行政法规对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实施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处理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这种责任和其权利不相适应。
3.完善刑事责任。垄断对于市场经济建设有严重的危害性，应当增设刑事责任，这是有例可鉴的。在美国法上，违反《谢尔曼法》的行为构成重罪，可对当事人处以罚金、监禁或二者并罚。英国1998年《竞争法》中虽然只设置了行政罚款的处罚，但2002年《企业法》中引人刑事制裁：第一，对违反卡特尔法的自然人，可处以最高五年的监禁及无上限的罚金；第二，对所在企业参与卡特尔负有重要责任的自然人，可处以剥夺其任职资格最高15年的刑罚。目前世界上已有11个国家的竞争法对企业、自然人追究刑事责任。反垄断法之所以要规定刑事责任，主要是由于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不足以起到充分的震慑作用因而设置刑事责任是一种必要的选择。而且垄断对经济的危害性可能会达到严重的程度，因此，可以在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罪中规定垄断的罪名和刑事责任。所以我们要在相关配套法律上进行配合性规定，比如：宪法、民法、行政法、刑法等法律的完善，这里限于篇幅不详细展开。
参考文献
[1] 李绍章.反行政垄断：反垄断法义不容辞的使命[J].河北共产党员，2006.
[2] 王强，吴光红，行政垄断的反垄断法规制.中国法院网[EB/OL].http：///Article_Detail.asp？ArticleID=44502.2009-04-30.
[3] 种明钊.竞争法（第2版）[M].法律出版社，2008.
[4] 郑鹏程.行政垄断的法律控制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5] Eleanor M.Fox，An Anti-Monopoly Law for China-Scaling the Walls of Protectionist Government Restraints[J].NEW YORK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PUBLIC LAW &LEGAL THEORY RESEARCH PAPER SERIES WORKING PAPER，NO.07-13.
[6] Michal Gal，Regulation by Declaration：A Novel Regulatory Mechanism to Limit Abuse of Monopoly Power[J].纽约大学法学和经济学术文章，2006.
反垄断法的法律责任篇3
一、刑法反垄断的理论基础
（一）垄断行为适用刑法的必要性分析
垄断的严重法益侵害性。只有当行为侵害或威胁了法益，才可能具有实质违法性。垄断行为侵害了自由、公平的有效竞争秩序，破坏了市场经济，进而损害了他人利益、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侵害的法益主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高额的垄断利润本质上来说是对消费者和其他社会公众的利益的攫取，是对国家整体利益的侵害，不论从性质上还是数额上一般都具有极强的法益侵害性，因此刑法有充足的理由也有迫切的必要介入反垄断。
刑法的最后手段性。并非所有的垄断行为都有必要规定刑事责任。刑法是法律体系中具有最后手段性的部门法，也就是说刑法相对其他部门法律而言具有补充性和保障性。当某一部门法在调整上力不从心之时，刑法的介入能够达到平衡违法行为性质与法律责任的作用，对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科以刑罚以维护公平正义和法律体系的完整统一。同时，刑事责任的存在也可以有效威慑意欲非法攫取高额垄断利润者，不至于因为反垄断法的制裁无力而引发垄断者为所欲为，蔑视法律的威严。有人认为相对罚金和自由刑等刑罚，对违法企业的高额罚款等行政制裁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其实高额罚款在整体的成本收益上是低效的，因为我国目前的经济规模，绝大多数企业并无支付高额罚款的能力，其攫取的垄断利润是主要资产通过民事损害赔偿之后往往所剩无几，而且罚款可能会转嫁部分损失到企业员工和社会福利上，成本过高。其次，罚款作为行政制裁，其性质和刑罚相差甚远的，刑罚手段的严厉性能通过较小的成本使垄断者受到有效制裁和威慑。
（二）垄断行为适用刑法的可行性分析
垄断行为的“模糊性”问题，即并非所有的垄断行为都是危害性极强，有的是利弊并存甚至利大于弊。确实，垄断绝非都对社会不利，甚至有很多具有积极意义，例如寡头垄断规模较大，竞争激烈有利于产品和技术革新，而垄断竞争甚至比完全竞争还有利于技术进步，能满足各种差别需求并提供优质的品牌和服务。但是在反垄断领域引入刑法规制，不是针对所有的垄断，而是依据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对其中情节极为严重，其他法律部门难以有效遏制的垄断行为，因此不存在垄断行为本身的“模糊性”问题。而且大多数垄断行为，如横向垄断协议行为、纵向价格垄断协议行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及行政垄断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则是显而易见的。
垄断违法行为的“隐蔽性”问题，即认为垄断违法行为比较隐蔽，取证也很困难，很难真正被追究到刑事责任。但垄断行为的隐蔽性与不应受刑事制裁之间并无因果关系，法律从来都没有因为某一违法行为较隐蔽而放弃对其的制裁。恰恰相反，越是隐蔽的违法行为，其社会危害性越大，行为人更加肆无忌惮，往往会引发更严重的后果。显然一味缩小刑法调整的范围，退出对一些较难破获、定罪的犯罪行为的追究，看似提高了刑事责任的落实概率，实质上却并未对应受保护的法益作出更多的保护，反而不负责任地加以抛弃，试问刑事程序尚且难以侦破、定罪的违法活动，仅靠行政手段如何达成更有效的保护？如若刑法都因“隐蔽性”而对垄断行为束手，反垄断法等岂不是一纸空文？
对垄断科以刑罚的过高执行成本，即认为监禁刑耗费了资源用于建造和运营监狱，并且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浪费。这样的观点过于片面，监狱作为重要的国家暴力机关，是民主的工具，对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至关重要。自由刑相对于其他刑罚种类之所以有较高的执行成本，是因为被科处自由刑的罪犯都是社会危害性较大，造成严重后果的。难道要为了节省自由刑的执行成本而取消自由刑吗？那刑法的威慑力如何保证？追究严重的垄断行为的刑事责任并不违反慎刑原则，并非追究严苛的刑法，滥用刑罚，而是对刑法调整空白的弥补。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慎刑原则，要轻其轻、重其重，对有些犯罪过于严厉的刑罚要适当放松到与其危害性相当，而对严重的垄断行为则应该引入刑事责任，这才是法治的不断完善和进步。
二、反垄断的刑事责任的制度架构
（一）垄断行为为什么可以适用刑事责任：基于法律体系统一的视角
附属刑法是一种特殊的刑法渊源，是指附带规定于民法、经济法、行政法等非刑事法律中的罪行规范。国外的附属刑法一般都直接规定了犯罪的构成要件和法定刑，可以基于特别法优先的原则适用。而我国目前的附属刑法都没有这样的规定，例如《反垄断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之中，就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这样的规定由于不具备真正的罪行规范，无法直接适用追究刑事责任，不能作为刑法的渊源，故我国不存在附属刑法。
准用性规则是从法律规则的内容确定性程度划分的一种本身未规定具体行为，而是规定参照、援用其他法律条文或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法律规则。我国的所谓附属刑法渊源，应是属于准用性规定。例如《招标投标法》第53条规定了串通招投标的法律责任，其中规定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刑法》第223条规定了“串通投标罪”，因此构成犯罪的可以据此追究刑事责任。
有的学者提出了要建立“反垄断法刑事责任的散在型模式”，其实就是建立标准意义的附属刑法规范。基于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若采取在《反垄断法中》直接规定附属刑法的方式建立反垄断刑事责任制度，与目前散见的130余个“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协调，也违背了我国严格贯彻罪刑法定的原则和刑法法典化的趋势。同时，对严重的垄断行为的刑事责任制度空白，要求我们进一步完善反垄断法，以求达到《刑法》和《反垄断》法在法律责任上的完美衔接，更好地规制由重到轻的各种垄断行为。所以，更适当的方式应当是依循目前的立法实践，维护法律体系的统一。
（二）垄断行为如何被追究刑事责任：基于立法的视角
目前，《反垄断法》只在第52条规定了拒绝、阻碍调查行为的法律责任时确立了垄断者可能承担刑事责任，依据《刑法》第270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若采取暴力、胁迫手段拒绝、阻碍反垄断执法机构调查的，可以构成妨害公务罪。但是妨害公务罪是自然人犯罪，单位不承担刑事责任，因此对垄断单位无法科处刑罚，不能有效威慑，而且犯罪行为限定在暴力、威胁手段，若垄断者采取其他手段的，难以追究刑事责任。而对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若符合《刑法》第226条采取暴力、威胁手段强迫交易的，可以构成强迫交易罪，并且单位和自然人都可构成此罪。但同样，犯罪行为限定在暴力、威胁手段。可见，这些行为虽和垄断行为相关，但由于其性质已经过限，构成的是暴力扰乱市场秩序犯罪和暴力扰乱公共秩序犯罪，而非暴力、威胁手段的垄断犯罪行为处在真空地带。《刑法》第225条规定了非法经营罪，其中第四项规定了“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但从垄断行为的性质来看，也是符合扰乱市场秩序行为的，并且可能包含部分非法经营行为。但从刑法典和相关立法解释、司法解释来看，非法经营罪规制的行为和垄断行为有较大区别，再通过法律解释把垄断经营行为加进去一方面使得非法经营罪更加混乱，另一方面造成垄断犯罪破碎，只涉及经营行为，不利于形成完整的刑事责任制度。
比较可行的做法是：在《反垄断法》第七章法律责任的规定中加入一条：“从事本法规定的垄断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删去第52条和第54条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内容，使得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政垄断、拒绝、妨碍反垄断执法机构调查等行为都可据此适用刑法相关规定，保持法律体系统一。同时，可在《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第八节增加“垄断罪”一条，对各种不同垄断行为作出规定，并且规定单位也可构成此罪。因为垄断行为破坏的是市场经济的良好自由竞争秩序，放在此章此节十分合理。
而刑罚种类，按照各国通行做法，采取罚金刑和自由刑两种即可。死刑对于经济犯罪过于严厉，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也不符合刑法的谦抑性。对自然人犯垄断罪，比照国外规定，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单处或并处罚金。对单位犯垄断罪，应当采取双罚制，对单位处罚金，并对其直接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自然人反垄断罪的规定处罚。罚金的数额根据犯罪情节决定，和造成的损失、获利以及承担能力等情况相适应。
同时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规定特殊的自首条款，对最先自首的自然人，免除或科以较轻的刑罚，鼓励告发，达到帮助执法机构发现隐蔽的垄断行为的目的。
（三）垄断行为如何具体适用刑事责任：基于司法的视角
第一，在我国，目前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包括：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商务部下设的反垄断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下设的价格监督检查司、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下设的反垄断与不正当竞争执法局。可见，在行政执法上，商务部、发改委、工商总局都有执法权，而且有不同的分工，那么，如何与刑事程序衔接呢？一定不可能给予行政主体公诉权，在我国公诉权属于司法权力，由人民检察院行使。那可不可给予其侦查权，当反垄断行政执法机构发现垄断行为可能构成犯罪时，立案侦查，然后再移送检察院审查呢？在我国享有侦查权的部门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军队保卫部门和海关走私犯罪侦查部门，如果要给反垄断执法机构侦查权，则因为分工不同三个部门都得给，这样一方面享有侦查权的部门大大扩大，不利于国家权力的合理分配，另一方面由于反垄断执法机构的侦查能力有限，会造成投入加大、部门扩张、侦查效果低。所以将垄断犯罪交给公安部门负责侦查比较合适，因为其有负责经济犯罪侦查的专门机构，侦查能力强，且由公安移送检察院审查也是最主要的刑诉方式。因此，当反垄断执法机构发现垄断行为可能构成犯罪的，应当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启动刑事诉讼程序。这最符合我国的国家权力体系，没有超出各个部门的职责范围。
第二，行政是否应是司法的前置程序，类似我国台湾地区的“先行政后司法”制度。我认为没有必要，因为并非所有违法垄断都要承担刑事责任，垄断行为的程度不同，应适用不同的法律。对于尚未构成犯罪的垄断行为自然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对于构成犯罪的垄断行为，在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还要承担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反垄断执法机构作为行政部门，在发现犯罪行为时，有义务进行揭发，没有权力先采取行政手段进行规制，这是对司法权的干涉，与《宪法》规定相违背。
同时当犯罪行为已经到达预备、未遂、中止甚至既遂的形态时，行为人即使进行纠正，也不能当然免除其刑事责任，否则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相违背，因为只要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侦查部门就要立案，只有检察院才有权不，只有法院才有权免除刑罚。因此，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程序不能相互制约和干涉，两者之间不应当存在前置关系。
第三，还应当完善其他配套的程序，如对自首的特别宽免，规定应当免除或大幅减轻刑罚；行政执法机构与刑事诉讼各职能部门的配合，提供信息和证据；规定更严格的证据保全和财产保全制度等等。
三、结论
反垄断法的法律责任篇4
本文作者：谭袁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在当年制定《反垄断法》的过程中，针对行政垄断是否应该纳入反垄断法的制度框架之中，学者们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反对者认为行政垄断主要是一个体制性遗留问题，只有通过不断深化体制改革才能够得以有效解决。但这种观点仅着眼于行政垄断中滥用行政权力的行政机关，而忽视了那些因行政垄断而受益的企业。从企业的角度观之，行政垄断是其获得垄断地位的一种方式，其通过寻租行政机关而获得垄断地位的行为与其通过达成垄断协议等方式而获得垄断地位的行为相比，从最终结果上来看并无本质区别。在这种意义上看，将行政垄断制度纳入反垄断法之中有其合理性。再则，即便行政垄断制度只能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得以最终解决，但这并不排斥从法律规制的角度对其展开研究、提出切实可行的规制措施、构建反行政垄断的法律制度。在我国《反垄断法》中专门规定行政垄断制度，正是从法律的角度对规制行政垄断进行探索的突出表现，但是这种制度探索本身也存在着固有的缺陷。1.处理行政垄断行为的机构本身并不具有超然性。我国对于行政垄断行为的处理权仍然置于行政机关内部。根据《反垄断法》第51条，对于行政垄断，应该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行政机关可分为中央行政机关和地方行政机关，在我国，中央行政机关及国务院及其各部委、直属机构和办事机构，地方行政机关又可分为省、市、县、乡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事实上，除了国务院之外，其余各行政机关（包括国务院各部委）均有可能做出行政垄断行为。例如当省级政府或其所属部门在责令下级政府或其所属部门改正所从事的行政垄断行为时，其自身也可能正在从事某种行政垄断行为。因此由那些本身都有可能从事行政垄断行为的行政机关来负责查处下级行政机关所从事的垄断行为，至少在主体资格上存在着严重的瑕疵。而如果由具有超然性的国务院来查处各级行政机关及其所属部门的行政垄断行为，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也不具有可行性。2.忽视从市场竞争者的角度来治理行政垄断。不可否认，行政垄断的根源在于行政权力的滥用，按此逻辑，只要能够采取措施确保行政机关能够依法行使行政权力，则可以从源头上禁止行政垄断的发生。然而任何行政垄断的最终实现都离不开市场主体的参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行政垄断也从其最初的公开分割市场、设置关卡等转变为更为隐蔽的形式，如设置各种行政或技术壁垒，以此限制外地企业的进入。如果说从行政机关最初的分割市场、设置关卡行为中还能明显地看出本地企业从中直接获益，那么各种行政或技术壁垒则使得本地企业的直接获益性不再那么明显，从而有可能掩盖本地企业在促成行政垄断方面的作用。虽然国家工商总局在其制定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定》中，明确指出经营者不得以存在对自身有利的行政垄断为由而从事垄断行为，但这仅仅是为了消除经营者以行政垄断作为其从事垄断行为的正当理由的可能性，本身对于制止企业的寻租行为并没有实质性的作用。3.法律责任的弱化。根据我国《反垄断法》第51条的规定，对于行政垄断的处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二是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这种责任设置与行政垄断所造成的严重社会后果不成比例。行政垄断的危害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行政权力的滥用，二是损害了市场经济的发展。然而由于行政垄断所造成危害与传统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存在着不同，发展本地经济这一正当理由又似乎能够掩盖行政垄断的危害性，从而使得行政垄断似乎不如贪污等行为具有很强的可责难性，也从而时反行政垄断的法律责任制度在设计时存在弱化现象。
1.由独立的主体来负责行政垄断的处理。如上所述，在我国行政系统中，除了国务院以外，其他行政机关（机构）在处理行政垄断时都不具有利益超然性，主体资格存在一定的瑕疵，而国务院自身又无法对全国的行政垄断展开执法，目前只有法院在主体资格上符合要求。因此我国应当着力于针对行政垄断的诉讼机制的构建，由于行政垄断在很多情况下是以抽象行政行为表现出来的，因此反垄断法的制定和实施本身已经开始对行政法领域内的抽象行政行为不可诉理论开始进行批判性构建，并要求反垄断司法实践切不可因为理论的缺陷而桎梏了实践发展的要求。尽管有学者认为我国法院缺乏处理行政垄断案件的经验，因此不适宜由其审理行政垄断案件，但是目前中国市场的行政垄断行为虽然呈现出不断隐蔽的趋势，但对其进行规制仍是法院可以胜任的范围，而且随着法院自身业务能力在长期审理过程的不断增强，法院因其利益的超然性和独立性，可以成为规制行政垄断的主要力量。2.注重预防市场经营者的寻租行为。在现实中，许多行政垄断行为都是因为市场经营者的主动寻租而引起的，因此如果忽视从市场经营者方面进行必要的规制，则可能会使得禁止行政垄断的成效大减。对于已查处的行政垄断行为，应当分析潜在的受益经营者是否从事过寻租行为，如是，则应当依法对经营者进行查处，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以此对市场经营者形成一种威慑力，以消除其从事寻租行为的动机。市场经营者在从事寻租行为前会进行利益的衡量，当其从寻租行为中获得的利益大于其可能承担的风险时，则会促使其进行寻租。因此在设置相应的法律责任时不可过轻。经营者的这种寻租行为也是其获得垄断地位的一种方式，但这与通过垄断协议等方式获得垄断地位不同，因为它是通过对行政权力的不当影响而实现的，因此对这种寻租行为的腐蚀性应当有清醒的认识。3.合理设置行政垄断的法律责任。《反垄断法》第51条中关于行政垄断行为法律责任的规定畸轻，难以形成有效的威慑。不可否认，部分行政垄断行为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发展本地区经济———尽管这种方式本身是不当的———而未掺杂其他的个人利益考量，但对于相当部分的行政垄断来说，其从事行政垄断是为了借助发展本地经济来实现其个人的目标，如职务方面的晋升，也包括经济方面从寻租者处获得不当利益等。当其进行利益权衡之后，如果从事行政垄断行为所获得的利益大于其可能遭受的风险时，则其会选择从事行政垄断行为。尽管严厉的法律责任并不能保证就能够遏制所有的行政垄断行为，但其至少可以通过强有力的威慑来减少行政垄断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再则，责任主体需要予以明确，我国《反垄断法》第51条规定可以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看似承担法律责任的主体范围较为广泛，能够确保从事行政垄断行为的所有责任人都承担责任，但实则不然，其往往会使得真正的掌握权力的责任人逃脱处罚，因此建议由各部门的领导承担首要责任。首要责任主体明确后，各行政部门内部应当不敢再肆意从事行政垄断行为。
反垄断法的法律责任篇5
论文关键词 反垄断法 私人实施 公共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于2007年8月30日通过,自2008年8月1日起施行。反垄断法在国外被称为经济大,从表面上看他是一部维护市场机制的法律,通过反垄断执法机构对于实施垄断的行为进行的一些行政处罚等措施,其最终目的在于通过促进竞争和公平的交易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反垄断法的实施机制分为公共实施和私人实施两大部分,公共实施相关问题是反垄断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私人市场参与者在反垄断法的执行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私人实施有助于加强打击非法垄断行为的法律效果。因此,在关注反垄断法公共实施的基础上,重视私人实施的重要性显得十分有必要。
一、反垄断法私人实施的涵义
法律的实施,也称为法律的执行,是法律从文字转为行动、从应然状态转入实然状态的一种过程,是人们将法律规范的抽象可能性转变为具体现实性的一种能动,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实际贯彻和施行法律规范的一个动态过程。
反垄断法的实施主要包括两种方式:法律的公共实施和法律的私人实施。公共实施主要是指是法律赋予特定的行政主管机构对违法行为实施相关法律的权力,私人实施则是指私人参与者(自然人、法人或其他实体)为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违法行为的侵害或弥补自己所受到的损害,直接开展反垄断法的实施。一般而言,公共实施主要运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财政来维护公共利益;而私人实施则是在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进行理性选择,其主要目的在于保护私人的个体利益,但同时也能起到部分维护公共利益的作用。
关于私人实施反垄断法的概念又主要分为广义与狭义之分。美国的学者大多主张广义的概念,他们将反垄断法私人实施定义为私人依据反垄断法律规范开展的监督、追述、裁判和制裁违法行为的活动。而部分欧洲学者则主张狭义的反垄断法私人实施概念,他们将其定义为“任何私人主体参加到反垄断规则的实施中来,并且针对涉嫌违反竞争规则的被告提起的诉讼当中担当诉讼当事人的活动”,“更为清晰的定义是,反垄断法的私人实施是指私人主体依据欧共体竞争法的规定提出的独立的民事诉讼或反诉”。
二、反垄断法私人实施制度的优越性
(一)有利于弥补公共实施的不足
实施反垄断法的主要目标在于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优化社会资源的整体配置,在重视社会的整体利益的基础上,通过禁止部分行为来保护竞争,从而促进经济效率,提高消费者的福利。但是,公共机构在执法过程中必然会面临执法资源受到限制的情况,例如预算以及人员等的限制因素,从而影响反垄断法的最优执行效果。除此之外,由于受到担心败诉、对新型案件产生疑难等各种消极因素的影响,部分已违反反垄断法的案件也未受到相关公共执法机构的法律执行。因此,单纯依靠公共实施将无法保证我国反垄断法的最优执行效果,而适当给予私人实施反垄断法的权利不但有利于弥补公共实施在反垄断法执行上的不足,而且将大大增加反垄断法的总体执法数量,加强对违法行为的处理和制裁,从而真正达到有效遏制违法的目的。
(二)有利于提高反垄断行为的诉讼效率
垄断行为产生的消极影响往往通过损害私人权益,进而影响到社会公共利益。私人主体直接置身于各种相关行业的竞争之中,熟悉各个行业的内部竞争情况,一旦其私人的合法权益受到违法行为的损害,他们就会积极地提讼,收集有效证据,提高反垄断行为的诉讼效率。因此,私人主体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在反垄断的过程中会更为坚定与主动,积极与违法的垄断行为进行斗争。
(三)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公正
公共实施主要通过行政处罚遏制违法,例如对违法人员处刑法上的监禁、罚款或是命令其停止违法等方式来阻吓违法行为的再次发生。但是这些方式并未在经济上对受害的当事人给予补偿,例如某些垄断行为破坏了市场竞争,公共执法机构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但直接受到损害的往往是具体的消费者,而征收罚款的却完全上缴国库;遏制违法行为仅仅是避免受害者的二次损害,却未对已受到的损害进行弥补和挽回。相比之下,私人实施能更好地补偿受害者受到的损害,并实现矫正正义。私人不仅可直接通过法院禁止违法行为的继续发生,还可以通过申请法院判决损害赔偿,补偿因违法行为已经受到的损害。
三、目前我国反垄断法私人实施的困境
(一)私人实施与一般性民事执行的界定模糊
反垄断法是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经济法一样具有公法的性质,这就决定了违反反垄断法的行为与违反民事法律规范的行为之间存在一定差别。首先,我国《反垄断法》第50条规定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而民事责任的划分要根据行为人违反民事义务的性质,可分为侵权责任、不当得利返还之责任、合同责任(包括违约责任、缔约过失责任)。不同性质的民事责任有着不同的责任承担方式、归责原则、构成要件等。因此,需要对违反反垄断法民事责任的性质做出明确规定,以便明晰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但我国《反垄断法》第50条并未对此做出详细解释与说明。第二,《民法通则》第134条关于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规定,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恢复原状、返还财产、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消除影响、赔礼道歉、恢复名誉等, 但我国反垄断法未对责任承担方式作明确规定。第三,民事违法行为所侵害的对象是确定的、可预测、容易衡量的利益,而垄断行为所侵害的利益相比更抽象。原告要举证明确因垄断行为而产生的损害额度相当困难,借鉴国外部分反垄断司法实践不难发现,因垄断造成损失额度的计算需要采集汇总大量的市场数据,还需要经济学专家运用负责的数学模型进行运算,并提供证人证言。
(二)私人实施的程序不清晰
目前我国在反垄断法私人实施程序上的规定比较含糊,例如原告资格的认定、举证责任、权力控制等。以原告的资格认定为例,若允许各类受害人提出反垄断诉讼,则会导致大量重复诉讼、浪费资源,从而加重法院的工作负担;但若只允许部分受害人提出诉讼,则可能使反垄断法所建立的私人实施制度落空。
(三)证据制度有待加强与完善
证据制度是私人实施程序制度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关系着我国反垄断私人实施制度是否能顺利地进行。在大多垄断行为案件中,由于垄断的特殊性质导致受害人的举证能力比较弱,原告若按照传统的民事证据规则进行举证诉讼难以成功,这将不利于私人实施制度的实施。
四、完善我国反垄断法私人实施的对策
(一)明晰私人实施与一般性民事执行
首先,应当确定反垄断法中的民事责任的性质。反垄断法里的民事责任应是多样的,除了传统的侵权责任,还应当包括合同责任。其次,要根据民法通则上确定方式的适用原则和条件明晰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如排除妨碍、损害赔偿等。另外,要建立和完善反垄断法私人实施的损害赔偿制度,保证私人实施制度的核心内容。允许私人在自己竞争行为因受到限制而发生损害时向法院提讼,并且在私人向法院提讼时提供足够的激励。最后,要建立和完善排除侵害制度。排除侵害制度作为一种事前救济措施,赋予潜在的受害人在侵害发生之前向法院提讼的权利,以此排除可能发生的违法行为,从而更加有效地保护私人的合法利益。
(二)明晰并完善私人实施的程序制度
程序制度是实体制度的必要保证,要确保反垄断法所规定的实体制度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得到有效贯彻,就必须对私人实施的程序做出明确规定。在原告的自定认定上,要考虑合理扩大我国反垄断法私人实施的主体范围,对因受限制而对竞争行为产生侵害的受害者做出明确规定,赋予其向法院提讼的权力,并且对限制竞争行为做出必要且清晰的分类。在举证责任上,应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减轻原告的证明负担。在权利的控制上,可以采取“审前前置”的方式防止滥用私权,但这一方式的前提在于拥有高效健全的专门负责审查反垄断行为的部门。
(三)加强与完善证据制度
目前,我国尚未就垄断案件设置特别的证据制度,因此建议在今后的法律修改或制定司法解释时,明确各种举证责任,增强当事人对案件审理的可预测性,从而更好保证我过反垄断法私人实施制度的顺利进行。根据目前的证据制度,可以利用相关的反垄断执法机构进行证据材料的获得工作,但从现实意义而言,仍难以进行取证。因此,建议通过立法明确反垄断执法机构为私人实施提供帮助的义务,在加强公共实施的基础上促进私人实施的发展。
反垄断法的法律责任篇6
关键词:纵向垄断协议;本身违法原则;合理原则;豁免
中图分类号:F03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21024002
1 纵向垄断协议规制的必要性分析
纵向垄断协议是指在同一产业中的处于不同环节或层次而有交易关系的经营者之间,旨在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议或其他默契的协同行为。作为市场经济活动的产物,对纵向垄断协议是否进行必要的规制,首先需从其产生的经济效果出发。
1.1 纵向垄断协议的经济效果
首先应该肯定纵向垄断协议对于促进市场交易和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主要就是说可以增加竞争者进入相关市场的机会,有利于稳定价格,有利于生产者改善售后服务,可以让生产商在一定地域内给个别销售商独家销售其产品的权利,可以避免其他销售商无代价分享一个销售商的对该产品的宣传效果,鼓励经营者集中精力做好产品宣传,尽量减少商品的交易成本。但我们在承认纵向垄断协议的优点的同时也应该看到纵向垄断协议存在一些消极影响,主要就是:促成价格横向垄断协议,生产商或销售商可能借助纵向垄断协议达到横向垄断协议的效果;构成进入障碍,封锁市场;遏制销售者之间的品牌内部竞争;剥夺了经营者的市场主体地位。
总的来说,纵向垄断协议对经营自由有较大损害,损害了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违背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核心价值。所以作为经济宪法的反垄断法对纵向垄断协议进行规制是十分必要的。
1.2 纵向垄断协议与法律价值的矛盾
对于纵向垄断协议在法律上是否应该受到规制,单纯的依靠经济效果的分析是不够的,一种行为即便在经济效果中被证明不合理,也并不必然导出其将受到法律规制的结论。因此在此问题上,除了考虑经济效果外,根本还是要考虑到行为是否与法律价值相容。对纵向垄断协议的法律分析,目的在于揭示其与法律价值之冲突,以论证规制纵向垄断协议的必要性。
1.3 纵向垄断协议与自由价值的冲突
从生产和销售的角度看:(1)当生产销售处在竞争状态时,生产者和销售者是自愿选择纵向协议方式的,其自由并未受到限制;(2)当生产销售处在垄断状态时,垄断一方较非垄断方来说,具有更加强势的地位,纵向垄断协议一般是由垄断方主导实施的。从消费者的角度看,在竞争性市场中,由于产品的可替代性较高,消费者的可选择范围大。但在垄断性市场结构中,垄断产品的可替代性低,若某一品牌的产品在相关市场占有垄断地位,那么消费者只能被动的接受垄断者设定的条件,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就被剥夺了。从上述的对生产、销售和消费三个环节分析,在垄断前提下,纵向垄断协议和法律自由价值取向是相违背的。
1.4 纵向垄断协议与效益价值的冲突
纵向垄断协议固然存在着如有利于保护销售者的销售积极性,但是纵向垄断协议的对法律效益原则却存在消极效果:第一,纵向垄断协议基本上或较少考虑到消费者利益,多数妨碍竞争的纵向协议限制了商品的自由和剥夺了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第二,市场主体之间为实施纵向垄断协议,是以牺牲一部分竞争为前提来获得利益,长期发展下去,必将影响到品牌之间的竞争。
2 我国反垄断法规制纵向垄断协议的立法缺陷
2.1 法律条文较少,内容过于单薄,缺乏对纵向垄断协议作明确的界定和分类
对于实践中广泛存在的维持转售价格、独家销售协议和搭售等非价格纵向协议,只是以第14条“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垄断协议”的兜底条款笼统概括价格纵向协议,这样就使非价格纵向协议不易被法律所规制,从而获取高于价格纵向协议的利益,所以笔者认为《反垄断法》在这方面规定的缺失让经营者利用法律漏洞,实施纵向垄断协议有了可乘之机。
2.2 法律责任不明确
《反垄断法》对行政责任在处罚形式和处罚金额方面作了详细规定,但在民事责任方面规定过于简单,即只在《反垄断法》的第50条规定;对于刑事责任,对于经营者的构成犯罪时应承担什么样的刑事责任却只字未提。
2.3 豁免标准不明确
《反垄断法》对垄断协议豁免情形作了比垄断协议规制情形更为详尽的罗列,但并未对纵向垄断协议豁免的基本判断标准和构成要件作出界定,这样就无法穷尽豁免的情形,增加了纵向垄断协议豁免认定的不确定性。
2.4 缺乏对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权限、组织机构和工作流程的完整规定
尽管《反垄断法》授予了反垄断执法机构在涉嫌垄断行为的调查等方面的执法权限,确立了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但对其工作权限、组织机构和工作流程等未作具体明确规定。
3 发达国家对纵向垄断协议反垄断法规制的经验和启示
3.1 美国对纵向垄断协议的规制
美国对纵向垄断协议并非一概肯定或者否定,而是以是否妨碍自由竞争为标准。在立法上,《谢尔曼法》第1、2条,认为制造商与流通者间订立维持转售价格协议,会妨碍流通者间价格竞争的,属违法。司法上,美国最高法院将纵向协议分为纵向价格协议和纵向非价格协议。
3.2 德国对纵向垄断协议的规制
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第15、18条指出了纵向垄断协议的具体构成要件。而在一般情况下对于本身违法的纵向协议只要具备前四个构成要件即可以认定违法,而德国的《反限制竞争法》对纵向垄断协议的规制有专章给予明确规定,即还需具备“产生限制自由竞争的后果”这一要件,才能认定为违法。由此可见德国反垄断法律对纵向垄断协议规制采取的是合理原则。
3.3 欧盟对纵向垄断协议的规制
《欧共体条约》第81条第1款对横向垄断协议与纵向垄断协议不加以区分,但随着豁免程序的普遍适用,尤其是欧共体委员会的关于纵向垄断协议的《2790/99号条例》,适用于独家销售、特许经营和没有例外规定情况下的其他类型的纵向垄断协议,该条例适用于纵向协议的集体豁免。
3.4 发达国家成熟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从对上述国家在规制纵向垄断协议立法的方面的概括,笔者认为,这些国家在对纵向垄断协议的认定标准、构成要件、豁免条件和法律责任等方面的经验都有值得我国借鉴吸收:对纵向垄断协议认定以是否妨碍市场自由竞争为标准,纵向垄断协议的构成要件包括了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和客观方面等完整的四要件;根据违法情节的轻重、危害后果的大小,以及自然人主体和法人主体承担能力的不同,对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具体法律责任的承担给予区别对待;采取一般禁止和特殊豁免相结合的原则,对纵向垄断协议在一般情况下予以禁止。
4 完善我国反垄断法对纵向垄断协议规制的建议
4.1 对纵向垄断协议采取概括和列举并用的方式
在反垄断立法体例上笔者认为我国应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大多采取概括和列举相结合的立法体例,这样既可以增加法律的确定性,也可以增强法律规定的可操作性。
4.2 采取本身违法原则和合理原则相结合对纵向垄断协议进行违法界定
垄断协议的认定存在着两大基本原则,“本身违法原则”和“合理原则”。本身违法原则是一个事实认定问题,凡是符合纵向垄断协议构成要件的都加以禁止;合理原则强调的是价值判断问题,侧重的是对协议当事人行为所造成后果的评判。
纵向垄断协议本身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产生的后果既有消极的一面又有积极的一面。笔者认为,对价格纵向垄断协议和非价格纵向垄断协议应当分别采取不同的态度:实践中,当事人使用较多的独家购买协议、独家销售协议、特许销售和搭售等四种形式的非价格纵向协议,因其一般都具有正当合理的商业目的,在这方面可以采用合理原则。而价格纵向协议作为一种严重限制竞争行为,对固定转售价格和限定最低价格应适用本身违法原则,我国反垄断法的完善应该对价格纵向垄断协议作出明确的限制规定。
4.3 对反垄断执法机构作出具体的立法,发挥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反垄断法》颁布以后,我国建立了垄断协议由专门执法机关管辖的制度,主要体现在第9条、第10条规定。这样就改变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3条规定的对不正当竞争由各级人民政府、县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部门主管和管辖的混乱的局面。但要真正发挥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既要依靠执法机关自身主动履行职权还要求国家机关、社会组织、新闻舆论和广大社会公众的积极配合。因此可以借鉴《德国联邦卡特尔局工作规则》,制定专门的实施细则或行政规章,详细规定工作权限、组织人员和事务分工和流程。
4.4 明确作出对纵向垄断协议相关的豁免规定
纵向垄断协议存在着增加市场机会、减少恶意竞争等积极作用决定了对其适用豁免制度。具体从下面两个方面进行完善:一是规定豁免的标准或类型;二是借鉴欧共体委员会集体豁免的做法,通过立法授权国务院反垄断主管机构制定规则对某些种类的纵向垄断协议予以豁免及豁免申请程序。
4.5 明确规定纵向垄断协议的法律责任
首先,对民事责任方面,结合我国已有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双倍赔偿制度,给予受害人加倍赔偿,笔者认为可以借鉴美国的“三倍损害赔偿”制度,同时应该将赔偿责任规定为包括实际的损害,也包括可得利益损失。其次,在刑事责任方面,笔者认为对纵向垄断协议的犯罪行为的具体构成要件应当作出明确具体的表述,刑事处罚可以借鉴美国在这方面的成熟规定,采取“双罚”的原则,在处以徒刑的同时,还可以使用罚金。最后,在行政责任方面,一般情况下作为个体的自然人在承担能力上远不如公司等法人组织,因而,应当对自然人和法人区别对待。
参考文献
[1]彭真军,高文艺.论我国反垄断法对纵向垄断协议的规制[J].经济论坛,2006,(8).
[2]商明.反垄断法理论与中外案例评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石磊.试论我国反垄断法的价值取向和原则[J].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03,(3).
[4]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经济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反垄断法的法律责任篇7
一、市场支配地位及其滥用的内涵
（一）市场支配地位的定义市场支配地位，又称控制市场地位，是《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使用的概念，但这一说法在别的国家则无使用。相对应地，美国的反托拉斯法运用“垄断力”一词，日本的反垄断法使用了“垄断状态”一词，我国台湾地区的《公平竞争法》则使用的是“独占”的说法。虽然各地对于其的称谓和术语是不一致的，但其所指的经济现象是大致相同的，即某个或者某些企业在获得一定的市场支配地位以后滥用这种地位，通过运用这种力量支配或控制市场，对市场的其他主体进行不公平的交易或排斥竞争对手的行为，从而对市场运行产生严重的影响。
对于市场支配地位的定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国《反垄断法》借鉴了德国的“市场支配地位”的称谓，并在第十七条对其定义为：“指经营者在相关市场内具有能够控制商品价格、数量或者其他交易条件，或者能够阻碍、影响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能力的市场地位。”
（二）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是反垄断法执行中的一个关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没有一个固定和统一的标准。
我国《反垄断法》第十八条规定，认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应当具备下列因素：（1）该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以及相关市场的竞争状况；（2）该经营者控制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的能力；（3）该经营者的财力和技术条件；（4）其他经营者对该经营者在交易上的依赖程度；（5）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的难易程度；（6）与认定该经营者市场支配地位有关的其他因素。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对企业可能构成支配地位的市场份额作出具体的量的规定，比如企业的市场份额达到60%或70%以上，我们就有可能认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同时，还可以就市场份额规定推定标准，并考虑其他横向垄断与纵向垄断的因素。这对于我国反垄断的构建和完善有重要作用。
二、我国反垄断法关于市场支配地位方面在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国《反垄断法》公布时间并不久，立法机关对其进行的补充修改也并不充分，并且许多有关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法律规范仍散见在一些法律条文之中，所以在法律实施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很多问题。
（一）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标准待细化我国《反垄断法》第十八、十九条对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标准进行了规定，这在我国立法上是一大进步，但是过于笼统和简单，仍需要进行细化。前文提到，我国《反垄断法》第十八条规定的，其中，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对于认定市场支配地位有着极其关键的决定作用，但是对其测算和获得的过程十分复杂；而我国反垄断法也并没有对具体的测算方法加以规定。其他的因素因为市场数据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等而存在取得的困难，因此法律都没有进行规定。这都导致了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标准的模糊。
（二）滥用行为主体界定不合理我国《反垄断法》把滥用行为的主体规定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目前，在中国的市场环境中，能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一共有三类：首先是自然垄断行业中的企业，即涉及公用事业的经营者。其次是依法独占的企业，即公用企业以外的由法律、法规或其他合法的规范性文件赋予的从事特定的商品或服务的独占经营资格的经营者。最后是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的企业。在反垄断法上，同样的行为，由不具有市场优势的普通企业做出，就属于正常的和合法的竞争行为，而如果由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做出，则很可能造成垄断的后果。然而，如果一个企业并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而是在一些特殊交易场合中占有着经济优势，并居于有利地位，那么，这种行为，我们也并不能称其为合法。所以，关于这种一般企业的滥用行为，法律也应进行分别制定。
（三）法律责任规定不完善《反垄断法》中规定的法律责任主要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首先，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是一种侵权的行为，此行为所侵害的是竞争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因此行为主体应该对相对人受到的损害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其次，《反垄断法》对于垄断行为所承担的民事责任的规定过于笼统，并没有具体规定“损失”的标准、经营者的责任形式和责任范围、受害者的请求赔偿权等；第三，在刑事立法方面，我国的立法草案均确认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但却都只作了原则性的规定：“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
（四）相关立法协调性差在《反垄断法》没有颁布之前，对于针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相对法律法规还没有出现。但是在《价格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这两部法律中涉及到一些有关于反垄断法的问题。尤其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于两部法律的作用来说，《反不正当竞争法》在于保护竞争者和消费者免受不正当竞争的侵害，，增加产品，提高质量，维护市场的正常竞争，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反垄断法》在于维护市场的正常竞争状态，防止一家独大的局面出现，有利于促进市场机制的活跃，更好的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保障其有最大的选择判断权，保护和促进竞争；很明显，两者存在着很大的重复性。而在《反垄断法》实施以后，相关的立法并没有及时地调整、修改，这就直接的导致了立法的重复，甚至法律规定相互冲突与矛盾，影响了法律的正常实施和执法效率，公正性。
三、完善我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法律制度的对策和建议
（一）加强立法的可操作性加快完善反垄断法中的法律责任的具体规定，进行详细的分工和规划，加强法律规定的实践性和操作性，使执法人员在具体的操作实践中防止对法律实施的不确定和模糊，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可循，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而减少反垄断执法滥用和腐败，并且对违反者实行严惩，维护社会公平和实质正义，维护法律的权威，促进我国反垄断立法的实施。尤其是对其中的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都做出更加具体的实施规则，当前只是笼统的规定为“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这就给执法者造成很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容易造成法律实施的不到位和执法力度不够，对违反者应当严惩。所以，应该大力完善立法。完善兼并审查自由裁量权的法律控制制度，主要应该设计参与式的程序规则，实现从公开到民主协商的控制；采取体系化的建构思路，实现从规则到原则的控制；完善可问责的司法审查制度，实现从合法到“合理”的审查。
（二）完善滥用行为的法律责任反垄断法对滥用行为法律责任的规定，应当包括民事，刑事和行政责任，以此有利于建立一个全整，健全，合理的法律责任机制。在民事责任上，可以赋予当事人请求停止侵害，消除危险的权利和加倍的赔偿请求权，也可以采用以过错责任为主的归责原则，在特定的某些行为方面采取无过错原则，以此来加重对于垄断者的惩处力度。在行政责任方面，严格区分发改委，商务部，工商局各种的职权范围，不应当只以价格管理来区分，导致界限模糊，影响执法的可操作性，用来加大惩罚的力度和不用的惩罚机制。另外，增加相关的刑事处罚条款，对于在垄断过程中构成犯罪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完善刑法对于滥用垄断的行为做到罪刑法定。
（三）协调相关立法要协调相关的立法制度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在贯彻各种法律的同时，及时地完善法律，以避免重复立法，引起的冲突。并且，由于经济执法机制的不完善，法律应该明确各自执法机构的执法权限，明确分工，尤其是区分商务部，发改委，行政工商管理部门各自的职权和执法力度，以此来避免执法混乱导致重复执法等现象的发生。另外，在与贸易政策的关系方面，确保两者保持一致，将竞争政策引入贸易救济措施中。在与知识产权法的关系方面，反垄断法的运用应当保持谨慎的态度，知识产权所鼓励的创新行为应当得到充分的保护；并且，主要应当通过知识产权法内部控制机制的进一步完善来防止权利滥用行为的发生，在某种程度上也促进其对竞争的保护。
（四）继续深入研究反垄断法理论我们目前缺乏成熟的可行的经验和模式，要借鉴国际反垄断法的一般经验和成熟理论，结合国情，推进法律逐步发展，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并使其上升为理论，并以此来指导立法机关完善反垄断法的相关内容，使法律更加具有可操作性。
（五）出台《反垄断法》配套法规，慎重颁布相关司法解释目前，国务院以及下属机构已经出台了一些规定来补充《反垄断法》中个别模糊和不足的内容。这在短期内可以改善《反垄断法》的实施状况。但是，目前，尚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反垄断法体系。所以，可以考虑用具有权威性的司法解释来补充完善目前的反垄断法体系，从而为《反垄断法》的立法修改奠定经验基础。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反垄断法》在我国的颁布具有重要的意义，对规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仍然处于一个初步发展的阶段，其规定的很多内容都还有待于完善。尤其，对拥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及其行为进行监督控制，是反垄断法的一个重要实体领域，属于基石制度范畴，我国应当对该制度的制定与完善给予高度的重视，构建既适合我国当前国情的要求，又与国际上相关国家普遍适用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制度接轨，符合世情和国情的需要，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市场机制保持活力和激情。
反垄断法的法律责任篇8
自然垄断行业的法律规制问题一直是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探讨的热点和难点。随着我国改革开发的深入，《反垄断法》的实施，对自然垄断行业的法律规制问题又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对此，专家学者们也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赵艳丽的《我国自然垄断行业的改革思路》指出政府垄断经营使自然垄断产业长期处于低效率的运转状态，因而迫切需要对自然垄断行业的管制进行改革。李霞在《自然垄断产业治理模式构想》一文中指出，为解决规模经济和竞争活力之间顾此失彼的难题，提高自然垄断行业运行效率，需要对自然垄断行业进行治理，其基本模式是：将自然垄断产业中的自然垄断业务与非自然垄断业务相分离，在仍然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业务领域实行准完全垄断市场结构；在非自然垄断领域打破垄断，实行规模型竞争。学者郑鹏程在《论对我国自然垄断行业的法律调整》一文中文认为，我国自然垄断行业的监管体制行政色彩浓厚，“反垄断委员会”和“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双层架构”模式，同时也就涉及到各个部门的利益，那么整体的框架的设计问题和赋予机构的独立执法权是法律研究的方向。
二、自然垄断涵义辨析
我国立法中的自然垄断概念最早是以公用企业的定义出现的。所谓自然垄断性行业，主要是指由特定行业的市场条件或经济技术特征所引起的，使行业内部单独一家企业能够以低于两家或两家以上的企业的成本向整个市场提供一种或多种产品或服务，从而产生垄断经营的行业。自然垄断主要存在于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按传统的管制理论，自然垄断行业应由政府直接投资，垄断经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世界上许多国家对自然垄断行业的管制都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
有人认为自然垄断属于行政垄断范畴，应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实际上，自然垄断在本质上应属于经济垄断，是一种带有浓厚行政色彩的经济垄断。其与行政垄断的主要差异是：第一、其实施主体是市场主体而非行政主体。行政垄断的实施主体是拥有行政权力的组织，与其他市场主体之间是不平等的。第二、自然垄断主体承担的法律责任形式主要以民事责任为主，而行政垄断主体承担的法律责任主要是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第三、自然垄断受害者的救济方法主要是采取民事诉讼程序，而行政垄断受害者则主要通过行政诉讼或行政复议渠道解决。从以上差异可以看出，自然垄断在本质上是经济性的而非行政性的，属于经济垄断范畴。
三、自然垄断法制的现状与问题
（一）关于私人诉讼法律未做出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对自然垄断行业着重在第7条作了规定：“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国家对其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但是这些企业“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或者专营专卖地位损害消费者利益”。据此，我国的自然垄断行业，例如电力、石油、烟草等垄断行业均适合上述规定。但是《反垄断法》只规定了行业的禁止行为，却未表明受到侵害的消费者或其他经营者可以通过怎样的程序来诉诸执法机构，垄断行为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往往以侵害消费者权益为主要表现形式。从国际角度来看，针对这一问题，2003年，欧盟已经开始鼓励私人诉讼，通过民事赔偿机制来反垄断。然而，《反垄断法》又却没有做出有关私人诉讼的规定。
（二）尚未出台配套措施。
目前的《反垄断法》关于自然垄断只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而具体实施需要特定领域的行业专门法来加以规定。目前有《航空法》、《铁路法》、《电力法》等法律及与其配套的一系列法规。现行这些法律法规，大多制定于竞争化改革以前，其指导思想往往主要是为了保证国家基础设施的安全，而不是为了规范行业中各主体的行为。至于作为竞争化改革阶段性成果的一些行业行政法规仅是一种临时性、过渡性的法律规范，立法层次低、带有部门立法痕迹，无法有效规制垄断行为。因此，其无法适应进一步改革的需要，急需修订。其中一大问题是，这些立法都是行业主管部门主导的，如《铁路法》是铁道部起草的，《航空法》是民航总局起草的，《电力法》是原电力部起草的。在电信领域，至今还没有法律，只有2000年9月20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以及一些规章与政策。但是作为竞争化改革阶段性成果的行业行政法规，这些行业规范仍然是一种临时性、过渡性的法律规范。虽然从形式上看基本上体现了政企分开、破除垄断、鼓励竞争原则，但由于其立法层次低、都带有部门立法痕迹、管制机构缺乏独立性和中立性等因素，其实施效果差强人意。
（三）立法存在明显滞后性
各国的自然垄断领域改革也都是从立法开始的。美国政府于1976一1982年仅在交通运输领域就颁布了《铁路振兴和规制改革法案》、《航空货运放松规制法》、《航空客运放松规制法》、《汽车运输法》、《铁路法》和《公共汽车管理改革法》等一系列法案，对交通运输企业的政府调整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放松了政府对民航、铁路和公路的管制。英国政府1984年颁布《电信法》，废除了英国电信公司在电信业的垄断经营权，允许民营化。1986年颁布《煤气法》，废除了英国煤气公司的独家垄断经营权并进行民营化。1989年颁布了《自来水法》，允许10个地区自来水公司民营化。1989年还颁布了《电力法》，把电力企业分割为电网、分销和电力生产公司并允许民营化。由此可见，规制改革是以规制立法为先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发达国家自然垄断产业规制改革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而我国自然垄断行业规制改革的经验来看，沿袭着先改革后立法的模式，由此造成我国各行业法律规制体系严重滞后。
四、完善自然垄断行业法律规制的思路建议
（一）建立私人诉讼制度
我国《反垄断法》第 50条规定：“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这里需要认真解读“他人” 和“民事责任”的含义及其在制度上的关联关系方能揭示这个私人诉讼制度可能发挥的效率。但是对赔偿责任的具体范围却未做规定。那么，到底如何规定才能对消费者进行很好地救济呢在自然垄断行业中受害的肯定不止一个，而在群体诉讼的过程中首先要解决好消费者和企业的利益平衡：一人是否所有的消费者都可以获得赔偿，那么基于个体的趋利性可能会出现消费者滥诉的情况，巨额的赔偿可能会挫伤企业的经营活力，对国民经济产生不良的影响。所以相关的制度设计要能够让受害的消费者基于理性的判断，认为有足够的刺激去垄断者，让经营者基于理性判断，认为有足够的刺激去遵守反垄断法。因此，确立反垄断民事赔偿的价值取向应当是“兼顾市场主体各方的权益，通过依法追究垄断行为人的民事赔偿责任，有效填补受害人的合理损失，预防和遏制垄断行为的发生”。
（二）设立独立的反垄断机构
1、我国反垄断机构的现状
在去年实施的《反垄断法》中确立了“反垄断委员会”和“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双层架构”模式认为要把现行的权力机构合并、统一起来，但涉及到工商总局、发改委、商务部等部门利益，所以涉及到机构设计的问题。而我国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规定的以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为竞争的主管机关及现有职能而言，无法保证反垄断法的公正、有效实施。
2、对反垄断机构设置的建议
我国去年已经设立国家反垄断法委员会，主要研究拟订有关竞争政策，组织调查、评估市场总体竞争状况并评估报告，制定、反垄断指南，协调反垄断行政执法工作等职责，同时国务院也划定了国家工商总局、商务部和国家发改委三个部委围绕该法的具体执法定职责范围，即国家工商总局负责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反垄断执法（价格垄断协议除外）等方面的工作；国家发改委将负责依法查处价格垄断协议行为；商务部负责经营者集中行为的反垄断审查工作。但这样规定的结果会导致多头管理，审批程序冗繁复杂，办事效率低下。特别是价格垄断协议和市场支配地位等问题在三个部门各自职能中会出现交叉，所以我们寄希望于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和实施细则。
（二）完善法规，引入竞争机制
为了使《反垄断法》能够在垄断行业更好地得到施行，建议尽快由国务院甚至全国人大而非由国资委划定“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的范围。这是因为如果赋予国资委划定“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的范围的权力，至少在理论上不能完全排除这一可能：作为大部分央企的监管部门，国资委为了扩大自身的权力边界，有可能不适当地划大“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的范围。
从《反垄断法》的实施角度，深化垄断行业改革的思路只能是，除非必须，就应最大程度地放松管制，并以向民营经济开放和产权多元化等方式来实现引入竞争机制。具体而言，根据不同行业的特点以及社会经济技术发展的不同状况，可以分别采取以下不同的方式：
1、通过修改《航空法》、《铁路法》、《电力法》等行业法规，放松自然垄断行业的进入管制，实现竞争主体多元化
2、在法律调整的范围上明确界定公用企业的自然垄断业务与非自然垄断业务，并分别构建不同的竞争机制
（三）完善激励机制法律制度
1、最高价格限制管制
最高价格限制管制就是规定了企业提供单位产品或者服务时可以收取的最高价格。它表面上看是一种管制措施而非激励机制，其实，如果当规定的最高价格合理时，它也是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出于对利润的追逐，自然垄断企业会采取各种可行的措施来降低成本以在既定的定价范围内获得最多的收益。
2、社会契约制
社会契约制是指管制当局与被管制者之间在修订收费标准时就设备运转率、热效率、燃料费、外购电力价格、建设费等签订合同，如果能实现比合同规定的更好的成绩将给予奖励，否则将给予惩罚。这种机制具有硬性的激励功效。
3、特许投标制度
鉴于自然垄断行业产品或服务的投资规模及沉淀成本大，因此，政府对这类行业颁发的特许经营牌照不能太多，虽然可收缩垄断面，但自然垄断存在的区域更为合理，需要维持自然垄断市场的合理竞争机构。特许投标制度就是政府将给予企业的事业特许权限制在一定的时期内，在特许期结束后再通过竞争投标制来重新确定企业特许权。企业要想再获取事业特许权限，则在经营中必须做好产品的质量、服务、价格等方面的供应。
五、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