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经济学范文

反垄断经济学范文第1篇

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经说过：“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很少聚集在一起，如果他们聚集在一起，其目的便是商讨如何对付消费者。”按照国际上公认的观点，生产同类商品的企业为了获取高额利润而达成有关规定产品产量、确定商品价格等等方面的协议(包括口头协议或意见)，就会形成一种垄断性企业联合，也就会出现经济学上的“卡特尔”现象。显然，方便面行业整体性提价，一定程度上说，已经符合了这种现象的特征。

自去年年底开始，由世界方便面协会中国分会牵头，国内主要方便面企业召开了3次内部价格协调会议，最终达成统一提价的一致意见。从7月26日起，以华龙、白象等为首的中低价方便面厂家称：受原材料涨价的影响，方便面整体涨价，平均涨幅20%，最高涨幅达到40%。其中，市场覆盖率达95%以上的康师傅等十多家知名企业都参与了此次调价。与此同时有方便粉丝生产厂家公布资料：此次原材料涨价幅度不超过10%。涨价行动受到了消费者协会等组织的质疑和抵制。事件以方便面协会公开道歉，方便面纷纷降价为结束。事件的背后我们看到了行业垄断、企业相互串通谋求暴利和藐视消费者利益。

“卡特尔”现象，其危害有多大，这可从近几年来国内机票销售出现的“价格联盟”现象看出。也正因为“卡特尔”现象不利于保护消费者权益、阻碍公平竞争，使社会资源得不到优化配置。在国际上，“卡特尔”现象已成为各国反垄断法严厉禁止的“头号敌人”。

面对强势企业的包括价格联盟在内的垄断协议，消费者只能使用货币进行投票的本能反应：你涨价，我就少买，你再涨价，我就不买。朴素的平民诉求应该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我国的《反垄断法》中对此现象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包括固定或变更商品价格、限制商品的生产数量或销售数量、分割销售市场和原材料采购市场、限制购买新技术、设备或者限制开发新技术、新设备和联合抵制交易等内容在内的企业垄断协议将被严格禁止。而行业协会将被禁止组织本行业经营者从事以上垄断协议。

二、我的手机何时能取消漫游费：如何限制垄断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中国企业中，前500强大多数是国有企业，所在行业大部分为石油、电力、钢铁等垄断性行业。这些企业无一例外都有浓厚的国家背景，掌握着强大的资源优势。在现阶段，在中国10大最暴利垄断企业中，中石油居首位，拒绝取消月租费和漫游费的中国移动、倡导跨银行查询收费的中国工商银行，收取20%退票费的中国铁路等位居其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霸王条款”广泛存在于垄断领域。企业追逐利益本无可厚非，但凭借垄断谋求过高利益应受节制。

由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不清晰，行政垄断因素纠缠在自然垄断产业的各个环节，从而使后者游离于整个社会的市场化改革之外，成为一块“飞地”，成为一种间接的行政垄断。而中国转轨阶段的实情则是，即便是一些表面上看起来属于自然垄断和经济性垄断的现象，往往也是行政力量介入或操纵的结果。在当前阶段，作为市场经济的“守夜人”、全民利益的代表者，政府需要在更高的层面思考和确立自己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和定位，坚定不移地推行自身职能的转变。把不属于政府承担的事交给企业、市场、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退出对垄断行业的支持和控制，在保证国家安全、保障民生的前提下，引入竞争机制，规范企业经营，依法对国有垄断企业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进行限制和处罚。

三、娃哈哈与达能的“中国式离婚”：如何规范、审查经营者集中

从2006年的四月初开始，娃哈哈跟达能就开始了漫长的PK，这场被宗庆后称为“中国式离婚”大战的纷争，核心问题在于法国达能公司最近欲强行以40亿元人民币的低价并购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达56亿元、2006年利润达10.4亿元的其他非合资公司51%的股权。这样，中方将丧失绝对控股权。

目前,达能公司在中国饮料行业10强企业中，除了已收购娃哈哈的39家企业和乐百氏98%的股权之外，还收购了深圳益力矿泉水公司54.2%的股权、上海梅林正广和50%的股权，以及汇源果汁22.18%的股权。同时，达能还收购了蒙牛50%的股权，以及光明乳业20.01%的股权，这些企业大多拥有中国驰名商标。至此达能公司实际上已经对中国的饮料业形成经营者集中。

最近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的一份调查显示，中国在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的几乎都被外资控制。28个主要产业中，有21个产业外资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日前，中国商务部2007中国外商投资报告中强调：中国要适应全球趋势，吸引跨国并购投资，但要引导和规范外资并购行为，注意防止垄断、确保国家对重要战略产业的控制力，加强监管等问题。

通过立法对外资恶意并购和垄断进行审查，既符合国际潮流，也是对外交往中对等原则的体现，更是保障经济安全、扶持国内企业的有效法律手段。我们期待娃哈哈与达能的纷争能有一个公平的结论。

参考文献：

[1]路军奉李先波伍露:试论我国对滥用优势地位行为的法律规制[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1)

[2]赵豫新刘文献:市场支配地位的类型化分析[J].理论界,2006,(02

[论文关键词]反垄断法解读

反垄断经济学范文第2篇

关键词：反垄断；行为反垄断；行为法经济学；有限理性；法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DF005；F06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506（2016）01-0052-08

反垄断的行为法经济学分析﹙BehavioralLawandEconomicAnalysisofAntitrust﹚又称“行为反垄断﹙BehavioralAntitrust﹚”或“反垄断法经济学的行为进路﹙BehavioralApproachtoAntitrustLawandEco-nomics﹚”，是法学、行为经济学和实验心理学交叉研究在反垄断领域的应用，也是对传统反垄断法经济学研究的反思与拓展。2002年，美国圣母大学法学院教授Tor首次提出使用“以行为为依据的方法﹙BehaviorallyInformedApproach﹚”研究反垄断，这标志着行为反垄断研究的开始。在之后的七年间后续研究并不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是，2007年美国田纳西大学法学院副教授Stucke发表的《行为经济学家来了：21世纪的反垄断》一文，被评为当年杰里•科恩纪念基金写作奖“最佳反垄断文章”。自2010年至今，国外的行为反垄断研究逐渐成熟，学者陆续发表了二三十篇文章，深入探讨了行为反垄断理论的核心议题。2011年，Reeves和Stucke的《行为反垄断》一文发表之后，学界逐渐接受了行为反垄断这一术语和研究范式。实践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美国律师协会反垄断部门、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英国国际法与比较法研究所、美国反垄断研究所都在研究行为经济学对反垄断政策的影响。而且，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欧盟委员会、英国公平交易办公室的竞争政策官员，都已经接受了新古典经济理论解释现实时存在局限性的事实﹙Stucke，2012﹚［1］。反垄断是行为法经济学研究相对成熟的领域，已经形成了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但国内相关研究较为欠缺。因此，本文将系统阐述行为反垄断的研究方法、基本观点、监管理念及其受到的质疑与所做的回应，并尝试展望其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一、行为反垄断概述

行为反垄断主要以行为科学和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发现为实证理论基础，结合行为法经济学的规范理论框架，尝试更好地解释、解决反垄断问题。

﹙一﹚行为反垄断的研究方法及其反垄断目标Tor﹙2003﹚

［2］认为，行为反垄断使用的是一种以行为为依据的方法，它以有关人类决策的实证研究替代了不切实际的理论模型，以有限理性人假设替代了完全理性人假设，依据更符合现实的人类行为理论和经验性实证研究，能更好地解释复杂的反垄断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法律和监管策略。Hor-ton﹙2011﹚［3］直接断言，反垄断分析将最终使用“智人﹙HomoSapiens﹚”假设替代“经济人﹙HomoEco-nomicus﹚”假设，而随着反垄断芝加哥学派的衰落，应当运用进化生物学理论从结构和行为的角度进行反垄断分析。从总体上看，新古典微观经济学视角下的完全理性人假设或经济人假设意味着个人追求收入约束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企业追求成本约束条件下的利润最大化、国家追求预算约束条件下的社会福利最大化，而行为经济学视角下的有限理性人假设或智人假设则是指行为人的行为往往偏离上述最大化。具体而言，行为人的决策偏差集中表现为三点：一是有限理性，即人们会出现判断错误和偏离预期效用理论；二是有限意志，即人们的行为往往会违背其长期利益，而且可能同时具有多个难以排序的效用目标；三是有限自利，即人们有时会追求公平等自身利益之外的价值［4］。据此，Stucke﹙2012﹚［5］质疑了美国在反垄断实践中依据芝加哥学派理论只追求单一经济目标的做法，认为应将反垄断的多重政策目标整合进法律框架，将现行法律标准由“单一目标/合理原则”模式转变为“多目标/更为明确的原则”模式，即以更简单的标准和原则替代“逐案”合理原则分析；以维持竞争结构和维护竞争自由替代直接监管市场参与者的行为。显然，美国反垄断法律框架中的这一改变既有助于避免因不明确而导致判断犯错，也有助于通过纳入多重效用目标和更为兼顾公平考虑到行为人的意志因素和自利因素。

﹙二﹚行为法经济学视角下的市场失灵新形式：行为利用

一般而言，市场失灵意味着市场不能有效配置社会稀缺资源，主要是指四种市场机制偏离基本竞争模型的模式，包括：垄断和不完全竞争；信息不完全或不对称；外部性；公共物品。但是，在行为反垄断研究中，学者将行为利用﹙BehavioralExploitation﹚视为一种新形式的市场失灵。Huffman﹙2012﹚［6］认为，行为利用是指消费者在决策中通常会因使用启发法而产生认知偏差，经验丰富的商家可能会故意利用这种现象，从而产生具有反垄断危害的强迫行为，例如商家藉此获得或维持竞争优势或市场支配地位，或者多个企业协调一致从事某种行为利用行动。Huffman和Heidtke﹙2012﹚［7］进一步指出，行为利用对社会福利产生的影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损害消费者利益，指消费者被引诱参与某些如果其知晓真实信息就会选择拒绝的交易；二是导致次优资源配置，指资源会依据消费者表面而非真实的偏好进行配置。Stucke﹙2012﹚［8］则从企业行为的角度列举了理性企业吸引并利用有限理性消费者的方式，主要包括使用框架效应和改变参照点让消费者视价格变化为打折而非附加费用、使用锚定效应固定较高的建议零售价、加入诱饵选项引导其消费边际利润率高的商品或服务、使用沉没成本谬误提醒并引诱其继续支付、使用可得性启发法驱使其购买某种保险、降低价格的透明度和提高产品复杂性，等等。可见，行为利用这种新形式的市场失灵不仅会显著影响市场机制在配置稀缺资源时的有效性，导致无法实现效率最大化等经济目标，还会使个体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直接损害，导致无法实现公平正义等社会目标。

二、行为反垄断对传统垄断行为理论的反思

行为反垄断学者研究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中、垄断协议等反垄断领域的核心问题，得出了迥异于传统理论的结论。

﹙一﹚关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研究

1.行为反垄断更为强调过量的负净现值进入。传统的反垄断法经济学理论认为，企业只有在进入某个新市场有可能获得利润时，才会理性地选择进入该市场。但Tor﹙2002﹚［9］发现，进入者的有限理性会转换竞争格局、限制看门人机制的功效、使创新性进入者因过于自信而过量进入。而且，行为反垄断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三种无法通过传统法经济学分析的社会现象：一是较为普遍的负净现值过量进入，原因是进入者存在乐观偏差、称许性偏差、情感启发法、计划谬误或控制幻觉；二是进入者对未来盈利或成功的预测不敏感，原因是进入者存在乐观偏差、称许性偏差、控制幻觉，或者低估其间接影响；三是初创进入者比多元化进入者的表现更差，原因在于进入者的偏好强度和判断模糊性。此外，进入者往往会过度自信，并在尚未进入市场时就已失败，因此不能仅通过观察进入率，就得出在位者市场份额无法转化为市场力量的结论；而且，当进入壁垒较少且进入市场较为容易时，即使独占垄断者没有市场力量，任何提价企图都会使新进入者身不由己地参与进来﹙Tor，2004﹚［10］。因此，监管者可于事前采取措施使意图进入新市场的企业对该市场做出正确判断，从而避免发生过量的净负现值进入。2.行为反垄断更为强调掠夺性定价的现实危害性。传统的反垄断法经济学理论认为，企业由于追求成本约束下的利润最大化，不会在预期收益小于预期成本的情况下采取会遭受损失的低成本掠夺性定价行为。但Tor﹙2003﹚［2］发现，面对新进入者或小规模在位者的成功侵蚀，垄断者往往会以其在市场中的长期支配地位作为评估预期收益的参照点，判断应该采取何种竞争策略做出回应，并在其认为可能无法阻止自己的市场份额下降时，采取负预期值的掠夺性定价行为。这表明企业会受制于锚定效应，即人们在决策时往往会根据某个参照点或初始值做出决定，而所选取的参照点或初始值却有可能是偏离实际情况的。Tor﹙2004﹚［10］还发现，即使缺乏足够合理的损失弥补可能性，占支配地位的企业和独占垄断者也可能会在某些情形下有意识地从事高风险、负净现值的掠夺，甚至孤注一掷地希望通过负预期值掠夺性定价重新获得支配地位，而此时的掠夺性定价行为发生概率往往会高于新古典经济学的预测。显然，企业还会受到乐观偏差的影响，即会高估成功概率、低估失败和承担风险的概率。因此，监管者可以采取措施使企业认清市场竞争现状、了解失败和承担风险的概率，从而降低非理性掠夺性定价行为的发生概率。3.行为反垄断更为强调独占垄断消极影响的严重性。Horton﹙2011﹚［3］认为，基于进化生物学的反垄断研究表明，诸如独占或寡占之类的大规模经济集中对经济效率和经济体系产生的积极影响被过分高估，而消极影响越来越被低估，因此理论研究不应被束缚在新古典经济学及其脱离实际的静态模型中。Stucke﹙2012﹚［1］指出，反垄断研究已经超出了界定狭窄的市场概念：首先，当前的一种重要进入壁垒是网络效应﹙NetworkEffects﹚，包括直接网络效应﹙指消费者从一种产品中获得的效用会随该产品使用者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和间接网络效应﹙指一种产品或科技的使用者数量增加会带来更多的配套投入﹚；其次，企业可以通过使用欺骗性言论或雾件﹙Vaporware﹚，利用羊群效应导致的网络效应来独霸市场；再次，如果企业和消费者会使用启发法决策并由此导致认知偏差，那么将试错学习过程视为进入壁垒，企业要进行有效竞争，就需要最低水平的试错反馈﹙包括通过内部试错反馈提高其生产率、通过外部试错反馈来获取供应商和消费者的偏好﹚，因此规模较大的企业有学习的显著竞争优势，也会降低新进入者威胁其市场力量的可能性；最后，独占垄断者会使用默认规则之类的方法，利用消费者存在的现状偏差、框架效应、沉没成本谬误等启发法或认知偏差，通过行为利用达到维持独占垄断的目的［1］。显然，取得独占或寡占垄断地位的企业更容易利用消费者的有限理性来独霸市场。

﹙二﹚关于经营者集中的研究

经营者集中是指经营者通过合并取得其他经营者的股份、资产，以及通过合同等方式取得对其他经营者的控制权，或者能够对其他经营者施加决定性影响的情形［11］。在国外，这种可能产生排除或限制竞争后果的行为也被称为企业合并，特别是处于同一相关市场、同一生产经营环节中的企业进行的横向合并向来受到更为严格的监管。例如，美国1992年和1997年《横向合并指南》﹙以下简称《指南》﹚都规定了反垄断五步分析法。Stucke﹙2007﹚［12］认为，监管机构使用这种分析法可能会错误地否定或肯定某些合并申请，而且，他们通常会花费数月时间进行事前合并审查，却很少在合并后对这些行业进行回访，以调查其对竞争状态真正产生了什么影响，因此应致力于合并后审查，并通过向公众提供数据来帮助其更好地理解某些合并在何时、为何可能会显著减少竞争。2010年，美国司法部与联邦贸易委员会联合了新版《指南》，直接废弃了五步分析法，并建立了一个基于事实的更富弹性的分析框架。但是，新版《指南》多次提及合并后的比较，却未专门规定合并后的审查程序。Reeves和Stucke﹙2011﹚［13］认为，缺少合并后的定期回访会导致无法确定是否能实现所声称的效率目标，因此不能直接假定大多数企业合并有利于竞争；此外，这种想象中的效率可能是认知偏差影响下的产物，例如“激情战胜理智”或者是企业高管因自我归因偏差和可得性偏差而过于自信的结果。除了认同提供更多关于实际合并效果的证据会更有益的观点，Werden等﹙2011﹚［14］还指出，完全基于观察以往合并效果的合并控制也许不可行，因为这种行为反垄断有可能削弱执法效果，原因在于实践中难以区分是合并产生的影响还是其他经济力量的影响，也难以确定合并评估中的系统性误差及生成的误报信息。Stucke﹙2012﹚［8］提出，合并后审查意味着反垄断机构可以在合并完成之日的2~5年后，在可观察的范围内，通过考察定价水平和价格因素﹙包括创新、生产力、服务、质量﹚来分析该行业的竞争水平。与此同时，为了减轻机构和市场参与者的负担，可以实行两阶段审查法，即在第一阶段对该行业的合并后竞争状况进行初步评定式审查，只有当结果显示竞争显著减弱时，才启动第二阶段的彻底审查。也就是说，行为反垄断更主张在事后评估企业合并的真实效果，而非进行事前预测，因为这种预测往往会产生错误，既无法起到反垄断的作用，也不利于教育民众。

﹙三﹚关于垄断协议的研究

一般而言，垄断协议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以协议方式实施的控制价格、地域、数量等意在限制竞争的共同意思表示，根据“协议的签订者是否处于同一经济环节”可以区分为横向垄断协议和纵向垄断协议，前者“是指在生产或销售中，处于同一经济环节的、具有相互竞争关系的经营者之间签订的共同控制价格、产量、技术、产品、设备、交易对象、交易地区等内容的协议，或虽没有协议但共谋采取协同一致的行为”，后者是指“上游企业向下游企业提供商品时，要求下游企业必须按照固定的或限定的价格向第三人销售产品”［11］。在国外实践中，前者被称为卡特尔，后者被称为转售价格维持，学者对此都提出了新的观点。其一，行为反垄断对卡特尔最优威慑理论的质疑和完善。美国反垄断法威慑卡特尔的理论依据是新古典经济学，即假设定价者是理性最大化者，理想的反垄断处罚=﹙违法者对他人造成的伤害+执法成本﹚/发现概率。但Tor﹙2004﹚［10］指出，除非收益大大超过成本，否则对于有激烈竞争历史的企业来讲，建立有益合作和有害共谋的难度都比传统理论预测的要大，而当竞争对手或特定市场有共谋的历史时，产生合作和卡特尔的难度则更小。Stucke﹙2006﹚［15］进一步指出，反卡特尔的首要武器是在全球范围内有效地执行竞争政策，并在卡特尔的同时，通过道德教育激发民众对核心卡特尔的厌恶情绪，让民众充分认识到其非法性和潜在危害。原因在于，传统法经济学最优威慑理论用于反垄断领域会产生以下问题：难以对威慑进行实证衡量；适用上存在困难；需要运用全球化处罚遏止跨国危害；可能产生反竞争后果；难以通过威慑企业高管使其不采取核心卡特尔行动；假设行为人是理性利润最大化者，无助于衡量犯罪可能产生的成本和收益；法官在判决时可能会拒绝采纳最优威慑理论。换言之，基于有限理性假设的行为反垄断研究通过质疑完善了卡特尔最优威慑理论，显著增强了该理论的解释力。不仅如此，美国反垄断实践还表明，宽恕制度的法律威慑、道德谴责和公众教育作用并不理想。有研究表明，因宽恕制度而被破除的卡特尔的存在时间大约是10.3年，而在无此制度规范下的卡特尔平均存在时间仅为8.1年。虽然实践中不断提高逮捕概率、不断增加刑期和罚款数额，但是美国实际被反垄断机构查处的卡特尔数量不到所有卡特尔真实数量的10%。因此，可以依据行为经济学有关气质性因素﹙包括沉默成本、过于自信偏差、可得性启发法﹚和情境因素﹙例如基本归因错误﹚的理论，在承认行为人会受非正式社会规则和道德规范驱动的前提下，由司法部进行更多的后实证审查﹙Stucke，2010﹚［16］。此外，卡特尔后审查还意味着，反垄断机构应当访问价格固定者并公开其报告，建立计算机化数据库﹙应当包含关于某些行业特征和阴谋性质的数据﹚，并标识出涉及卡特尔行动的所有民事和刑事的反垄断同意令、申诉或诉讼行为﹙Stucke，2012﹚［8］。由此可见，除了由监管者开展事前和事中审查，还可以依靠司法机关开展事后审查以及发挥非正式规则与道德规范的约束作用。其二，行为反垄断关于转售价格维持合法性的判断。由于转售价格维持在产生消极影响的同时，还会产生积极影响，例如增进竞争、节约交易成本和促进新企业进入等，法经济学的芝加哥学派甚至曾公开支持这种反垄断行为。但是，Tor﹙2004﹚［10］发现，转售价格维持﹙ResalePriceMaintenance，以下简称“RPM”﹚通常比芝加哥学派预测的更加有害，因为企业更倾向于高估损失发生概率和下游搭便车概率，也更偏好在边际上通过采取与价格有关的方法来控制此类风险。Tor和Rinner﹙2011﹚［17］还指出，在许多情况下，RPM可能既非完全有利于竞争也非完全不利于竞争，而仅仅是有限理性企业倾向于过量使用。具体而言，厂商的有限理性RPM主要表现为：﹙1﹚高估降价的预期危害，原因包括锚定效应、可得性偏差、代表性偏差；﹙2﹚降价厌恶，原因包括损失厌恶、公平考虑；﹙3﹚支持进行RPM的偏好，原因包括因基于推理进行选择和相容性效应而导致过于看重消除或降价行为本身，而非解决其潜在后果，以及因确定性效应、模糊性厌恶、管理者的风险态度而导致高估RPM的潜在收益。而且，企业因从其错误行动中吸取教训或受到市场惩罚，而减少过度依赖RPM的过程往往比较缓慢，这一过程也会导致效率损失和竞争损害。与此相反，Werden等﹙2011﹚［14］认为，竞争法的前提是不受约束的竞争过程最有利于增加社会福利，只有竞争过程被破坏，政府才能干预市场，因此即使可能导致社会福利损失，竞争政策也不应当谴责这种并不妨碍竞争过程的做法。

三、行为反垄断对政府监管的启示

为了解决市场失灵，往往需要政府干预经济。但是，政府干预也存在失灵问题。因此，行为反垄断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角度，提出了新的反垄断监管理念。

﹙一﹚通过反垄断监管纠正市场失灵

为了解决行为利用这种新形式的市场失灵，Stucke﹙2012﹚［8］认为监管机构可以使用以下补救措施：改变现有的或者创设新的默认规则；要求消费者在给定选项中选择；教育消费者利用前景理论下的框架效应和可得性启发法；将某个选项设为默认并对退出程序做出限制性规定；规定针对购买者的冷却期；对理性企业开征行为利用税；采取预防措施，帮助消费者减少自身的认知偏差并增强意志力；向消费者提供承诺；增加企业识别潜在受害者的搜寻成本。此外，他还提出行为反垄断理论可以从四个方面帮助竞争监管机构完善监管政策：一是填补空白，帮助机构更好地解释垄断行为，了解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二是批判地评估具体反垄断政策背后的假设；三是评估竞争法应集中化还是分散化，尤其是在行为人有限理性假设前提下，能证明保护非理性消费者的反竞争结果的正当性；四是重新审视三个基本的反垄断问题，即什么是竞争，什么是竞争法的目标，什么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法律标准［8］。概而言之，监管者可以综合运用上述行为法经济学视角下的监管措施，包括直接规定默认规则、限定行为人的可选选项、给予行为人一定的冷却期等，以达到纠正市场失灵的目的。

﹙二﹚通过反垄断监管纠正政府失灵Cooper和Kovacic﹙2012﹚

［18］研究发现，有缺陷的启发法、认知偏差和短视可能会导致监管者采取那些更符合其政治监督者偏好的政策，同时，依赖于初始政策立场、信息流的次序和真实性、监管者先验知识的现状偏差和确认偏差，可能会导致监管者采取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基于上述研究，他们认为应假设政治监督者偏好那些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并热衷于能解决存在于想象中的问题的政策或行动，而选民可能会因各种认知偏差而导致其需求的是短视政策。对此，他们提出了两种矫正措施：一是通过选择架构，从选择集合中消除或者使行为人难以选择次优替代方案，从而避免存在认知偏差的决策者做出不理智决定；二是通过完全消除认知偏差，或者使有限理性监管者在决策时考虑其认知偏差，从而使有限理性人能够像理性人那样决策。上述行为反垄断理论有助于促使反垄断政策制定者提高对细微差别的重视程度，并在现实中的事实与正统经济理论产生冲突时，超脱主流思想框架的束缚﹙Reeves和Stucke，2011﹚［12］。显然，监管者作为有限理性个体同样会面临各种决策偏差，也需要有针对性地予以解决。

四、行为反垄断研究受到的质疑及相关回应

﹙一﹚行为经济学是否具有预测力，认知偏差理论是否具有系统性

Wright和StoneII﹙2012﹚［19］提出，行为经济学理论不是预测模型，欠缺预测力，因此它无法为反垄断法提供任何明确的、可实施的政策建议，也无法被法官或监管者用于处理反垄断案件。Devlin和Ja-cobs﹙2014﹚［20］也认为“行为经济学在现代反垄断政策中发挥不了多大作用。它完全是含糊的，不受限于一种理论，并依赖于通常反向运行的认知偏差。尽管有时能描述过去，但它无法预测未来，这是任何反垄断分析方法的致命缺点”。对此，Leslie﹙2013﹚［21］提出，行为经济学可以解释非理，并在视之为既定事实的前提下，解释为何会发生这些行为，因此能弥补法经济学芝加哥学派的许多不足。也就是说，行为经济学有助于提高反垄断法经济学的解释力与预测力。Tor﹙2014﹚［22］也认为“事实上，那些记录下来的群体层面对理性的偏离，是强烈鲜明的、系统的、可预测的，这反映的不是个体层面的一致性，而是个体层面判断和决策行为显著异质性的集合”。行为经济学所基于的有限理性假设本身就是个人决策理论，是基于试验心理学得出的实证研究结论，比理性人假设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而且，有限理性理论始终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已经具有较强的系统性，这为行为反垄断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行为反垄断能否替代基于微观经济学的反垄断法经济学

Werden等﹙2011﹚［14］认为，如果使用行为反垄断理论替代利润最大化假设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就不得不改变如何进行合并审查以及是否违法的判断标准，而且，即使心理学能在许多重要方面为经济学提供依据，也不能在竞争政策中替代经济学。VandenBergh﹙2013﹚［23］也认为，行为反垄断无法取代主流反垄断经济学，因为行为方法的有效性受限于分析结果的模糊性，而且使用非理性假设能否更好地解释、预测市场行为和设计有效竞争政策，也存在疑问。对此，Huffman﹙2012﹚［6］指出，这实质上是认为行为经济学将复杂因素引入反垄断分析，可能会使其太过复杂而无法操作的泛泛之谈，或者说，他们质疑的是经济学本身，而不是行为反垄断能否更好地解释现实。从法经济学与行为法经济学的关系角度看，后者是对前者的补充和完善，两者不构成替代关系。因此，作为行为法经济学研究组成部分的行为反垄断，也是对反垄断法经济学的补充和完善。

五、研究展望

质疑与回应是行为反垄断理论不断完善的必要过程。部分学者已经开始基于行为经济学和行为反垄断理论，分析那些传统理论难以解释的具体案例。如Tate﹙2013﹚［24］以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诉美国有机商品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一案，说明了行为反垄断理论如何为合并审查提供解释力，并论证了在普通消费者存在非理的情形下，市场势力集中会对经济产生潜在危害。Candeub﹙2014﹚［25］使用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提出的人类行为控制机制﹙即区分为“系统1”和“系统2”﹚理论，分析了谷歌在线搜索引擎是否构成市场支配地位的问题。他认为在认知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习惯和惯例会显著减少消费者花费在在线搜索上的认知成本，谷歌搜索提供的服务会藉此通过网络效应造成显著反竞争后果。显然，目前尚需要搜集更多数据资料，进行大量更严密的实证研究，并通过具体案例对行为反垄断理论进行验证。实践中，反垄断机构也需要开展更多的实证研究工作，从而更好地理解特定市场的竞争状况，以及通常会影响行为与竞争的法律和非正式规则之间如何互动﹙Stucke，2012﹚［8］。法经济学芝加哥学派将微观经济学理论运用于反垄断分析，完成了对美国反垄断法的革命性改造。反垄断的行为法经济学研究或行为反垄断，不是试图替代业已形成的反垄断法经济学理论体系与现行法律框架，而是将行为经济学纳入其理论体系，在继承与批判传统法经济学分析的同时，为反垄断实践提供更强大的解释力和预测力。行为反垄断既是行为法经济学的重要实验领域，也是推动行为法经济学理论发展和应用普及的重要驱动力。

反垄断经济学范文第3篇

《美国宪法》第1条第8节规定：作者和发明者得在一定期限内对其作品和发明享有专有权。[1]《法国知识产权法典》第613-1条规定了专利独占实施权自申请提交起发生效力。[2]我国《专利法》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都不得实施其专利。由此可见，在权利效力上专利权具有排他性，是国家所授予的一种垄断权，可以排除他人未经许可使用其专利技术，通过这种制度运作，旨在鼓励多元社会主体投身于发明创造活动中，从而产生更多为社会所受益的新技术。在此层面上，专利的垄断性体现在：一是专利权为权利人所独占，并且该垄断权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并且对于一项专利技术，不允许两个或两个相同技术方案被授予相同的独占权，后来的技术应该比先前的技术具有实质性特点和显著进步才能会被授予新权利的可能。[3]二是专利权垄断性伴随着时间与地域的限制。各国专利法都规定专利权期限届满，相关权利进入公共领域可以为全社会所共有，并且这种垄断权仅在一定的法域范围内有效，对于超出领土范围的，没有特别的要求，其它国家并没有保护该专利的义务。在反垄断法中，还存在另一种意义的“专利权垄断”，它并非强调某一具体权利由谁占有或者如何行使，它更多地强调专利权人某种行为是否对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构成了危害，此种危害是否又在法律的容忍度之内或是超出了容忍度。[4]反垄断法意义中的垄断，必须借助反垄断法的思维模式，将相关竞争行为放置在具体的市场竞争行为中，对特定相关同类竞争者的行为予以考察，分析是否对市场竞争造成了破坏。因此，专利权是法律所授予的独占排他的垄断权，同时也是市场经营的重要组成要素。拥有专利权虽然并不一定完全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拥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专利权人更容易操纵市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构成反垄断法语境中的“垄断”行为或状态。也就是说，此两种语义下的“垄断”容易结合，尤其是专利权人在行使权利过程中，超出反垄断法的容忍度，产生排除或者限制竞争的后果，前者语义的专利垄断就会转化为后者语义下的垄断；前者由法律授权并保护的垄断降级为受到法律所规制的垄断行为；前者促进发明创造的宗旨将通过规制排除或限制垄断行为来予以实现。

二、专利权滥用的规制与经济学“垄断”理论的支撑

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不仅论证了反垄断法的正当性，而且为反垄断法的适用并向可预见性发展指明了方向。通过西方经济学关于垄断理论的梳理，有助于把握专利垄断的深层次问题。1、新福利经济学垄断理论西方经济学家在庇古的旧福利经济学基础上进行修改，发展形成了新福利经济学，提出了假想的“补偿原理”，建立了效用序数论，并编造了“社会福利函数”。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帕累托最优理论，该理论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该理论假定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转移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情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帕累托最优是公平与效率的“理想王国”。而达到这种状态，必须要有充分的市场竞争、无外部因素、无信息不对称。而专利是国家为了促进社会进步，提高社会整体福利而授予专利权人的，当专利权人违背专利制度设立的宗旨，扭曲社会正常竞争秩序，从而无法达到在没有使任何人情况变坏的前提，难以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关于垄断的危害性，也是新福利经济学学者所关注的重点问题。D.R.卡默申研究指出，1951—1961年间，垄断所导致的社会福利减损数额约占GNP的6%；小五斯特采用厂商数据，得出的数据仅有0.5%；而考林和米勒根据734个大型制造商带来的福利降幅约占公司生产总值的13%。[5]2、熊彼特“创新”垄断理论熊彼特以“创新理论”解释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他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创新理论”以后，又相继在《经济周期》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中加以运用和发挥，形成了以“创新理论”为基础的独特理论体系。该理论强调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取代的作用。熊彼特指出：在自由资本主义演变为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就鼓励创新这个层面而言，完全竞争显然不如垄断更为有利，更具有技术效率性。大型企业早已成为推动经济总量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6]他进而指出，真正具有价值效益的是新技术、新产品、新组织形式、新市场甚至新的供应来源。[6]在熊彼特看来，垄断已经不再作为竞争的对立面，不再依赖于价格而是强调用创新来开拓市场，并认为唯有如此企业方可以成为创新之真正载体。[6]熊彼特还在书中分析了垄断与创新的辩证关系：创新将会颠覆已有企业的垄断地位，进而使市场充满变数，同时垄断也会为创新提供保障和激励。因为在完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企业受到外部冲击的可能性较大，市场经营风险较多，破产现象时有发生。而在短期的垄断条件下，企业基于自身的实力，垄断地位的获取，企业经营利润的增加等对外部冲击的承受能力大大增加，为持续创新提供了必要条件。专利制度的设立则是符合熊彼特“创新垄断”理论的，专利权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会被授予短期的独占垄断权，权利人可以通过独占使用或者授权他人使用来获取回报，从而为持续地研发提供保证。而其他主体可以根据发明文献、公共领域的智慧以及自身的创造力来继续创新，可以研发更具新颖性、实用性的技术，从而打破之前专利所具有的垄断地位。当专利权人滥用自身专利权具有反竞争后果、对社会竞争秩序造成阻碍时，则必须予以规制，从而使社会发展更具有活力。3、新产业组织的垄断理论新产业组织理论是与传统产业组织理论相对的，主要指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以分析企业策略为主要内容的产业组织理论。其最主要的理论贡献在于在大量新分析工具的基础上所延伸出的可竞争市场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博弈论和合约理论等理论创新，在研究基础、方法、工具和研究方向上都有突破性的变化，推动了产业组织理论的新发展。传统产业组织理论认为完全竞争与垄断具有天生的不可调和性，许多市场都存在单一或共同的垄断现象，这些企业通过达成垄断协议、非法经营者集中等策略排除或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社会福利的共同提升，必须对此类企业进行拆分或严格限制企业合并。美国传统反托拉斯法便是建立在此认识之上的，哈佛学派的理论为这时期的反垄断执法提供了理论支撑。美国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反垄断执法实践指出：若某一相关市场的70%的市场份额由四家或更少的企业集中享有，即可判定该行业属于垄断性质行业，随之而来便是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7]20世纪70年代以后，受新产业组织理论的影响，美国反垄断执法更加重视经济效率的分析，同时经济分析的方法越来越多地涉入到具体案件之中，比如波斯纳法官在U-nitedStatesv.GeneralElectricCo.案和StandardOilCo.v.UnitedStates案中就使用经济分析的方法，得出的判决结果亦与之前的结果相反。[8]另外，该理论倡导自由放任主义和市场资源配置的绝对自主性和免受干预性，市场竞争的过程是一个市场自我调节的过程，只要市场结构是基于自由竞争所致，那么即使存在垄断，也应该是合理并有效率的。这种力量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反垄断执法中得到证明。正如威廉姆森教授所言：无论结构主义或者行为主义占主导，都无法变更反垄断立法与执法的初衷，即维护或救济遭受或已遭受垄断侵害之利益，最终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9]根据新产业组织合约理论，合约包括了合约的设计和执行两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在短期和瞬时的合约中，交易双方能够很快得出结果，并可以对结果进行衡量，合约中的激励承诺是可信的，也可以通过设计达到帕累托最优。但是在长期合约中，合约达成的关键性因素是如何使交易双方提供一个可信的承诺，而且这种承诺可以足够激励并约束双方达成交易。如果长期交易中，存在着足够的承诺，就存在适意的激励相容条件，合约的边界就存在最优充分条件，如果激励失效，就会导致合约的低效率，合约的边界将会失效。[10]合约理论为专利权滥用规制提供了理论依据，专利权作为权利人与社会之间所达成的合约，在专利范围内使用是权利人的自由，不会对市场竞争造成任何的影响，相反权利人行使专利权时超出专利权的范围，将会造成合约的低效率，对竞争秩序造成恶劣影响，而从长远来看，合约理论的激励机制难以发挥作用。

三、消除垄断后果：专利制度的经济效率分析

法经济学分析的一个重要范式就是在经济效率框架内考量法律制度对法律主体的激励和对法律权利的衡量，分析对法律主体的风险选择和行为水平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追求效率最优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11]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专利制度设计要达到两个方面的均衡，即事前效率问题与事后效率问题。专利制度是以事前视角为前提，通过创设一种具有排他性和可转让性特征的权利机制，旨在实现事前的激励创新与事后推广应用的效率均衡。[12]1、实现对创新的最优激励专利制度制定与实施之前，如我国的四大发明都属于公共领域的信息，任何人都可以无条件的予以使用，一方面公共领域内的信息与知识也明显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即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换句话说，因为专利制度的缺失，类似的发明方案缺少产权界定而缺乏法律保护的根基，当然对专利权人发明的激励作用也有所减损。另一方面，发明人承担了发明创造的各种成本与付出，社会公众都可以从权利人的发明创造中获得不同的收益，同时发明创造的产品或服务也容易被竞争对手所复制。由于专利权利涉及的是一种技术方案，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具有的专业知识就可以理解，因而基本不用承担专利研发的成本支出，时而反复，专利权人创新的成本难以收回，创新的激励机制难以发挥出实际效果。产生问题的根源在于专利权人对其发明创造未进行产权化，无法排除其他社会主体的无偿复制。为了弥补市场机制的失灵所带来的激励不足，专利制度应运而生，通过法律授予专利权人对其的发明创造在一定期限享有排他性的权利。如此一来，专利权人创新的成本便得以收回，发明人的收益也会增加，权利人可以源源不断地将收益投资于创新的研发活动中，实现生产者剩余的不断增加；由于市场竞争激烈，相同或类似的替代方案也会不断涌现，逼迫权利人通过专利产品的定价机制来缓解竞争压力，一般而言，专利产品的定价会逐渐降低直到等于或接近边际成本，因为专利权人前期已获得足够的回报，产品价格的降低有利于对市场的掌控，相应的消费者剩余也会逐渐增加，社会福利水平亦会随之提高。专利制度的事前激励创新的功能得以发挥，既是专利制度的理论基础，也是专利制度得以实施的经济理论支撑与对现实预期效果的期待。2、对专利权使用价值的最优发挥专利制度虽然具有激励创新的机制，但是如果设置不当或者权利人使用不当，则会导致权利人获得过度的垄断权，从而会吸引专利权人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过度地使用专利权，如过高定价，则表现在专利权人将专利产品的定价超过边际成本的价格，从而致使专利产品的产量低于社会总需求之下。专利制度的事后效率也就是对专利权的合法权利予以适当的限制，对专利权人滥用权利的行为予以规制，从而确保社会可以通过专利制度而受益。根据科斯定理，如果交易费用为零，不管发明人是谁，创新将会发挥其最大价值的人使用。[13]科斯定理通常被用来分析专利权人与侵权使用人之间的关系，由于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在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存在，专利侵权人侵权所得的收入超过因为侵权所支付的成本时，侵权人往往会铤而走险。同样的道理，在专利权人与社会公众发生联系时，专利权人独占适用专利往往会被施加许多条件，如专利强制许可、专利合理适用、专利制度的时间、地域限制。专利制度的最优效率体现是专利的价值得到充分地发挥，专利制度的运行不能为社会竞争增加阻碍，即专利制度的运行体现的都是正面的效率性，或者负面的效率微乎其微。所以，当专利权人滥用专利权排除、限制竞争时，专利制度的效用没有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专利制度促进消费者福利增加与促进社会进步的宗旨未能完全发挥。专利制度抑或专利权具有天生的垄断性，但是权利的垄断不能上升至排除、妨碍社会竞争的垄断，不能因为专利权的存在而无视社会正常的竞争秩序。反垄断法规制专利权滥用符合经济学中的效率预先原则，西方经济学理论都为专利权滥用的规制提供了理论支撑。专利法中的强制许可制度、专利保护期限的设置、专利合理使用条款的拟定等都是对专利权滥用的预先防范，但是当专利权人滥用专利制度排除、妨碍社会竞争时则属于反垄断法的调控范围，应该用反垄断法的思维与举措对专利权滥用的行为予以规制。

作者:张继文 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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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外国专利法选择（中）[M].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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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龙柯宇：滥用知识产权市场支配地位的反垄断规制研究[M].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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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奥利弗•E.威廉姆森著，张群群、黄涛译：反托拉斯经济学[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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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李曙光、王佐发：中国破产法实施的法律经济分析[J].政法论坛，2007（1）.

[12]吕玫萱、李婧：专利制度的效率分析[J].行政与法，2013（7）.

反垄断经济学范文第4篇

[关键词]经济效率；法理基础；价值目标

自由竞争是经济效率、创新和经济增长的根本基础。反垄断法反对垄断，维护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促进自由竞争，使市场有效发挥其优化配置资源的功能。反垄断法应当主要关注垄断市场、寡头垄断，以达到或接近完全竞争水平。对寡头垄断市场，反垄断法应当以行为规制为主，以结构规制为辅。芝加哥学派认为，反垄断政策只应当关注裸的卡特尔和为了垄断而进行的合并；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运行模式已经失去了作为反垄断分析工具的重要影响。但是结构主义模式仍然继续影响着反垄断政策，尤其是涉及到直接竞争者之间的合并。本文以此为出发点，从经济学角度阐述垄断的社会损失，进而揭示反垄断法的法理基础和价值目标。

一、垄断的社会损失

厂商利润最大化、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是合理的经济学假定，也是市场机制正常有效运转的结果。为使利润最大化，经营者会努力高效率地组织生产要素，最有价值地利用资源。竞争市场有效率的条件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当这种竞争均衡出现时，经营者和消费者把资源投入到创造出最大可能价值的活动中，资源在市场机制的运作过程中得以优化配置，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之和达到最大，社会财富也达到最大。如果市场是竞争性的，市场竞争的压力就会迫使这种结果出现。在垄断的情形下，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厂商极有可能通过价格大于边际成本的手段攫取垄断利润。垄断引起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之和小于自由竞争，加大社会成本，造成社会总财富的损失。

1.产量不足。为了攫取垄断利润，垄断者力图使价格大于边际成本，而这必须辅以减少产量这一手段。因为“数量卡特尔一般总是与价格卡特尔连在一起的。如果一个卡特尔仅仅限制价格而不限制生产数量，卡特尔成员为增加利润而竞相扩大生产或者销售规模。那么，随着产量或者销售数量的增加，卡特尔的垄断高价便难以维持，最后会降低到正常的价格水平。所以，一个稳定的价格卡特尔必须同时限制卡特尔成员的生产或者销售数量”[1].因此，垄断者的产出比竞争性行业少，导致生产者剩余的损失，社会得到的产品并没有达到它应当得到的数量。

同时，垄断引起价格上涨，往往会压低互补品的消费量，导致互补品需求量下降，使生产互补品的行业萎缩。

2.消费者剩余的损失。垄断者提高价格后，一部分消费者仍然购买垄断产品，消费者多支付了价款，垄断者侵吞了消费者剩余，垄断利润不过是消费者剩余的转化形式，社会财富的总量并未减少。但在这种情形下，会造成这样一种损失，即“以垄断利润的形式获得有利可图的转移支付这种机会，会把真实的资源吸引到销售者谋求垄断的努力和消费者避免支付垄断价格的努力中去（而不是把资源转向其他的产品，垄断的传统经济学分析所集中讨论的垄断成本的来源）。在这些努力中所消耗的资源的成本，跟花费社会更多生产成本的产品对垄断产品进行替代所产生的成本一样，也是垄断的成本……”[2]这其实是获取垄断所造成的损失。此外，还有一部分消费者转而购买廉价的替代品，这部分消费者剩余的损失并没有从垄断者那里得到补偿，是一个社会净损失。消费者购买廉价的替代品还会刺激其他经营者利用稀缺的社会资源（本来可以用于生产质量更好的产品）生产劣质产品，而且，“这些其他产品要花费更大的成本（因为质量的差异而调整）用于生产（否则，消费者在价格提高之前就用它们作替代品了）”[3].

3.获取或维持垄断的损失。为了获取垄断地位，经营者可能会投资游说立法机构或管制当局；经营者也可以通过广告等非价格竞争形式维持垄断地位，这样的竞争耗费了现实的资源，而这些稀缺资源本来应当用于更高价值的经济活动中。

4.垄断的社会损失实质。价格等于边际成本是厂商利润最大化的条件，厂商得到了最大的生产者剩余，而消费者也得到了最大的消费者剩余。如果生产者剩余用价格减去机会成本来表示，而边际成本用多生产一单位某种物品或劳务的机会成本来表示，厂商利润最大化的条件就变成为价格等于机会成本。只有资源不能用于其他效率更高的活动中，厂商才能得到最大的生产者剩余；而价格等于消费者的边际效用是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条件，消费者购买这种物品或劳务而不是购买其他质量不好的替代品，消费者效用弥补其资源的机会成本，消费者也得到了最大的消费者剩余。

垄断导致产量不足，稀缺资源本来应当用于这个经济活动中；消费者购买替代品，他本来也可以购买质量更好的产品；获取或维持垄断，耗费了现实的资源，而这些稀缺资源本来应当用于更高价值的经济活动中。垄断的无效率造成的社会损失，其实质是机会成本损失，不是现实的、有形的物质财富损失。整个社会的实际收入低于自由竞争情况下可能达到的潜在收入。这个损失究竟有多大？有人认为真正的福利损失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4%，有人则认为是在0.5%～2%之间，虽然说法不尽一致，但从长期来看，这一损失是相当大的。而且，即使真正的福利损失很小，也不能成为不需要反垄断法的理由，因为GDP的1%可能意味着经济中同时存在反托拉斯政策。也就是说，如果反托拉斯政策不存在，垄断的损失就可能更大。

5.垄断与创新。垄断在短期内造成了效率损失，但如果从长期来看，则垄断能够促进创新，鼓励这种创新是符合帕累托效率的。虽然中小企业对创新也有所贡献，但大企业是竞争的结果，或者可能是由于存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其创新动力和能力更大；垄断竞争和寡头市场上的垄断者也会受到竞争（或潜在竞争）的制约，而不敢懒惰和懈怠。所以，反垄断法的一个立法基础是，原则上不反对大企业，但禁止其滥用垄断势力的行为，这就需要国家运用权力约束垄断力量，以防止滥用权力。

二、反垄断法的法理基础

虽然反垄断法主要是建立在有争议的价值判断这种规范分析的基础上，但有学者经过一定的实证分析，认为“垄断所导致的实际收入低于潜在收入是实实在在的损失”[4].经济学家认为，价格大于边际成本会导致效率损失，而禁止垄断高价和以此为目的的卡特尔，对其适用本身违法原则，是法学家的共识。垄断高价和卡特尔剥夺了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使消费者遭受损失而生产者获益，因此，造成的社会损失由整个社会承担。

1.自由。反垄断法保护经营者的自由和消费者的自由。“反垄断法并不是要限制生产者和经营者在市场活动中的自由，恰恰相反，它是通过限制和阻止市场势力和反对不正当的市场行为，以维护和扩大经营者在市场活动中的自由权利，排除进入市场的障碍。因此，反垄断法在美国被称为是自由企业的大。”[5]而且，“不受限制的竞争将产生最经济的资源配置，最低的价格，最高的质量和最大的物质进步，同时创造一个有助于维护我们民主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环境”[6].可见，反垄断法不仅保护经营者的自由和消费者的自由，而且对促进政治自由也具有重要意义。

反垄断法保护的自由是私法自由。如果占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凭借其优势地位限制竞争，滥用合同自由原则，就侵犯了其他经营者的自由和消费者的自由。反垄断法通过干预垄断者的合同自由来保护竞争，使私法正常运行，发挥保障交易自由的功能。

自由选择权是消费者享有的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垄断者限制竞争的行为限制或剥夺了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反垄断法禁止这种行为，以保护和扩大消费者的自由。例如，禁止垄断高价和价格卡特尔是为了防止垄断者滥用其优势地位，盘剥消费者；控制企业合并可以保持较合理的市场结构，防止形成市场支配地位，有利于维护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消费者的选择权是遏制垄断行为、维护市场机制运转的必要条件。在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市场上，垄断产品有替代品，如果垄断者收取高价，消费者会转而购买替代品，垄断者就无法实现其目的。就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而言，消费者的选择权是一种最低限度的自由，而且这是一种不应受反垄断法限制的自由，因为它对垄断者滥用自由的行为形成了制约。消费者的自由成为一种增进社会净收入的工具。

2.效率。垄断者的价格大于边际成本的行为会造成社会的效率损失。对于企业合并，反垄断法的态度比较宽容，反对垄断只是因为垄断者极有可能会滥用其生产支配地位，并不是因为它必然会这样，而合并是产生垄断的方式，是垄断形成的阶段。反垄断法反对的是垄断行为，而不是垄断本身。与禁止垄断高价和价格卡特尔不同，对于企业合并，反垄断法适用的是合理原则，如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凡预见合并将产生或者加强市场支配地位时，联邦卡特尔局原则上得禁止合并，除非参与合并的企业能够证明，合并能改善竞争条件，且改善竞争的好处大于其限制竞争的坏处。

消费者效用的最大化是效率的一个重要方面。按照《欧共体条约》第八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一个限制竞争协议如果想得到豁免，就必须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有助于改善商品的生产或者销售，有利于推动技术或者经济进步；消费者可以获得适当的好处。该规定说明，一个提高了企业经济效益的限制竞争协议只有使消费者从中得到合理份额，才能被认为是提高了社会总福利。可见，考虑消费者利益的效率是反垄断法所追求的效率。

垄断的实质是限制价格在市场经济中合理调节生产和优化配置资源的功能。从短期来看，垄断能够导致产品的价格上涨和质量下降，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从长期来看，垄断会导致企业的效率低下、技术创新的速度放慢和国家的经济短缺。

3.社会整体利益。反垄断法维护的是社会整体利益，是一个社会通过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而生产出来的GDP的净增长，而不是单个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总和。反垄断的结果是产生最大的总的经济剩余，补偿垄断者的“损失”后，使每个消费者都获得更大利益。垄断导致市场失灵，反垄断法通过国家干预纠正市场失灵，使市场运行机制正常运转，维护社会整体利益。

反垄断法的合理原则体现了社会整体利益。根据这个原则，有些行为虽然出于限制竞争的目的，或者能够产生限制竞争的后果，或者能够显著改善企业的经济效益，或者有利于整体经济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但都应当被视为合法。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在第二条至第七条以列举方式明确规定可以得到豁免的卡特尔类型，豁免的主要条件是这些卡特尔没有大到能够产生或者加强市场支配地位，严重限制市场竞争的程度。

本身违法原则是美国法院在适用合理原则的过程中得出的一个原则，即根据实践经验，市场上某些类型的反竞争行为，不管它们产生的原因和后果如何，均被视为非法。这个原则主要适用于价格卡特尔、数量卡特尔和分割市场的卡特尔。价格卡特尔是无效率的，合理的价格是竞争价格。这些限制竞争行为不仅侵犯了消费者选择商品或服务的权利，而且也损害了价格在调节供求和优化配置资源方面的功能，从而使社会没有得到应有的财富总量。

美国反垄断法的诉讼制度也体现了社会整体利益。根据《克莱顿法》第四条，任何因反托拉斯法所禁止的事由而致其营业或财产权遭受损害者，可以在任何地区法院提讼；不论诉讼额为多少，受害人可获得三倍于其所受损害的赔偿及诉讼费用，包括合理的律师费用。三倍损害赔偿不仅仅是一般民法意义上的损害赔偿，而且具有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目的。

三、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

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是维护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有效发挥其优化配置资源的功能，提高社会总体福利，保护公共利益。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消费者福利是维护市场机制有效运转的手段和必要条件。美国反垄断法学界有句名言：法律保护的是竞争，而不是竞争者。

反垄断法的任务是维护市场机制，因为市场机制可以优化配置国民经济的资源，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利益。在反垄断法上，维护市场机制或提高效率是法律的目标。“效率是反托拉斯的终极目标，竞争只是一个中间目标，只不过这个中间目标常常离终极目标足够的近，使得法院不必看得更远。”[7]保护企业的利益和消费者的利益是维护市场机制或提高效率的手段。当然，维护市场机制是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前提，因为“只有当市场上存在竞争，企业能够灵活地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情况，即根据需求者的愿望配置资金和生产资料，社会生产资源才能实现优化配置”[8].

反垄断法应当以效率为优先的价值目标，兼顾公平，这在我国现阶段尤为重要。美国的企业合并指南和反垄断法的执法变化反映了美国反垄断法从以公平为主、兼顾效率到效率与公平并重再到以效率为优先的发展过程。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维护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有效发挥其优化配置资源的功能，提高社会总体福利，需要竞争和企业这两个工具。市场竞争、企业作为制度安排，从交易成本的角度来看，市场与企业之间具有替代关系，相互之间在功能的发挥、结果上应尽量衔接一致。反垄断法的目的是使企业经营的结果与竞争市场运转的结果协调一致，即企业运转的结果符合自由市场运转的结果。市场机制是公共产品，其功能的正常发挥会提高效率，增进公共利益，从而为企业提高经济效益和保护消费者利益创造环境和条件，因此，企业的行为必须符合市场机制的要求。

[注释] [1][8]王晓晔。欧共体竞争法[Z].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2][3][7][美]波斯纳。反托拉斯法[Z].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4][德]曼弗里德。诺伊曼：竞争政策——历史、理论及实践[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反垄断经济学范文第5篇

[关键词] 行政性垄断 中国反垄断法 交易费用 电子监管网

一、引言

一般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完全垄断的大企业寥寥无几,但在中国市场的个别行业中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形成的完全垄断却并不鲜见,谓之为行政性垄断。

2008年8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实施后受理的第一讼,就是北京兆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四家数码防伪企业,将国家质检总局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针对国家质检总局大力推行的“中国产品质量电子监管网”(以下简称电子监管网),他们请求确认国家质检总局推广电子监管网经营业务、强制要求企业对产品赋码交费加入电子监管网的行政行为违法。

虽然在一个月后,法院裁定 “不予受理”,但是中国反垄断法实施后的第一案就将矛头指向了国务院直属的行政机构,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在我国改革开放已经30年的今天,某些政府部门、机构在其行政管理的行业中行政性垄断行为依然非常严重,“火车票退票费永不退场”所展示的行业性垄断,“红头文件推销地产酒”所代表的地方性垄断,高昂拖车费所揭露的行政强制交易,是市场之痛也是民众之忧。

二、文献综述

1.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费用理论

在科斯(1937)看来,之所以存在交易费用,是因为市场交易是有代价的,市场价格机制的运行是有成本的。他还详细探讨了产权、交易费用和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影响深远的“科斯定理”:若交易费用为零,无论权利如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显然,现实经济生活中交易费用不可能为零,由此人们推出“科斯反定理”或“科斯第二定理”,即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不同的权利界定,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在1991年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讲中,科斯简短地总结到:谈判要进行,契约要签订,监督要实行,解决纠纷的安排要设立,等等,这些费用后来被称为交易费用,即交易费用是谈判、签约及履行合同的费用。

但是科斯没有将“交易费用”定义成可以操作的概念,并且也没有说明是哪些力量决定着交易费用的大小和交易方式的选择。对此,威廉姆森循着科斯的理论思路,从契约的角度出发,交易费用可分为“事前的”和“事后的”两类。在此基础上,威廉姆森较全面地探讨了影响或决定交易费用的因素,并将这些因素归纳为不同性质的两类:第一类因素主要涉及有关市场的环境和交易的技术结构所具有的特点,威廉姆森称之为“交易因素”,包括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潜在交易对手的数量和交易发生的频率;第二类因素是人的因素,即关于人性的两个特点: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上述因素的单独作用会导致交易费用的产生或增加,他们的综合作用显然更会放大交易费用。

三、中国反垄断法第一案的新制度经济学探析

按照质检总局的说法,中国产品质量电子监管网可在5个方面发挥作用:一是有利于消费者快速了解产品信息,轻松识真辨假,对假冒伪劣产品方便投诉举报,维护合法权益。二是有利于经销企业建立健全正规的进货渠道,对有问题的产品进行溯源和召回,促进经销企业卖真货,扩大销售量。三是有利于生产企业和执法部门快速准确发现假冒产品、快速举报、快速打击,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保护知识产权。四是有利于政府质量监管部门提高监管效率,同时发挥扶优扶强的作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五是有利于推进社会诚信体系的建立。

如其所言,中国产品质量电子监管网的执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费用。在交易之前,消费者可以通过直观地辨别其所要购买的产品是否贴有经过国家行政部门认证具有统一标识的电子监管码,来对产品的真假、质量以及安全性做出初步的判断。从而减少了因消费者个体有限理性而引起的企业的机会主义倾向,即由政府行政部门替代了消费者个体决策制定能力,把过去由私人之间的商品交易变为由政府作为第三方实施者参与的商品交易,从而大大降低了交易双方为避免由此造成的损失而增加的契约复杂程度,这样,谈判、签约和履约的成本便会随之减小,减少了事前交易费用。而交易完成后,如果消费者买到了质量未达标的商品,消费者通过向电子监管网提交电子监管码,追踪到不合格商品的源头,减少了因生产企业保护自身不当利益而引发的机会主义倾向,推卸自身应尽合法责任而产生的消费者损失的交易费用的可能。即减少了消费者和质检总局对问题商品来源调查取证的成本,提高了诉讼的成功率,降低了事后交易费用。

而对于生产企业来讲,可以通过电子监管网可以简便迅捷地查到问题商品的生产源头,及时排查问题的原因,及时整改及时解决生产或流通中的问题,紧急召回可能的问题商品,避免更广泛的影响对企业和品牌的损失和更严重的后果。如上所说,质检总局“强推”的电子监管网可以降低整个交易过程中的交易费用,应该是一项有利于市场的行政制度,但是,其中有两点质检总局没有提到的关键问题成为了本次诉讼的焦点。

第一点,在电子监管网的推广过程中,有一家公司作为潜在的最大受益者,开始阶段一直不为人所知,直到近期才被人们发现。中信国检,这家由中国国家质检总局信息中心拥有30%权益的公司,中信国检依靠质检总局的行政力量独家垄断了电子监管市场,完全不用防备潜在的竞争对手对市场的侵占,以及对自身产品竞争优势的顾虑,减少了相应的交易费用。威廉姆森认为,当市场出现垄断时,交易对手的数量大量减少,导致出现交易的“小数目问题”,增加交易的搜寻和等待成本,降低合同谈判成功的概率,从而增加交易顺利完成的费用支出。但是中信国检占领的行政性垄断的电子监管市场,又通过行政力量获得了大量的潜在交易方,名义上减少了交易顺利完成的费用支出,但是处于非垄断地位的交易方,通知中规定的9大类69种产品的生产企业对垄断者中信国检的依赖性很大,垄断者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大大上升,从而增加了总体的交易费用。不仅保证了中信国检在电子监管领域内的垄断地位,还保证了电子监管市场的市场规模,大大增加了中信国检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和成功率。质检总局的做法降低了中信国检因为“交易因素”而产生的交易费用,但是增加了生产企业由于“人的因素”而产生的交易费用,整个电子监管市场的交易费用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还需进一步的分析。

现阶段每家加入电子监管网的企业需向中信国检缴纳数据维护费600元/年,消费者查询需支付查询信息费0.2元/条或电话费0.3元/分钟。因为中信国检占有行政性垄断地位,其自然也垄断了对商品(服务)的定价权。现在其可以将数据维护费定为600元/年,那么明天它也有可能提高到6000元/年,也有可能降低为60元/年,导致市场整体交易费用的可变性非常大,而这种不确定性直接导致了生产企业的交易费用大幅上升。如果想要探讨此定价的合理性,必须首先确定中信国检的组织性质。如果中信国检是质检总局下属的服务性机构,则其不以盈利为目的(就像本案之前电子监管网给公众的印象一样),其所有的开支预算都需要报上级主管部门以及人大审核批准,公司的财务对上级主管部门及公众公开,接受主管部门与公众的监督。所以其商品所定的价格也要上报质检总局审批,并面向社会举办听证会。而如果中信国检是像香港联合交易所披露的公开信息显示的那样为合资企业,其确实享有自主定价权,但是此价格也会经受市场的考验。如果定价偏高,企业的利润很高,则会吸引大量竞争对手入场,通过竞争压低价格,或提高商品质量,压缩利润空间;如果定价偏低,企业的投入等不到有效的回报,企业无法正常的运转。而现在的中信国检,既不是政府机构,有公众监督的压力,也没有正常企业市场竞争的压力,但是它兼具了两类组织的优势,利用其行政性垄断的地位将自身的“交易因素”交易费用降到了最低。

降低的这部分“交易因素”交易费用并不会凭空消失,而是有一部分转移成为其他类型的交易费用,如因为生产企业需要提防中信国检机会主义倾向而产生的交易费用。这类交易费用包括由于中信国检不合理定价而增加市场交易总额的交易费用,以及因为中信国检缺乏监督管理和竞争压力而放弃技术研发提高服务效率而产生的交易费用等。而由于这部分交易费用牵扯到的是9大类69种产品约8.7万家生产企业,电子监管市场整体的交易费用将会大大增加。

第二点,不可否认,质检总局推广电子监管网的目的和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降低市场的交易费用,但是具体执行会受到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导致执行结果出人意料。

根据质检总局的通知要求,食品、化妆品等9大类69种产品要加贴电子监管码才能生产和销售,生产企业要将“电子监管码”赋码在每一个销售包装上,并在销售前将其激活,使消费者可以查询真伪。仅以食品行业为例,众所周知食品行业的销售包装数额极其巨大,一旦需要加载可变数码和条码,成本至少要增加到0.5元以上。这些成本都属于市场的交易费用,最终都是要增加到产品的价格中去,由消费者买单。

另一方面,质检总局要求规定的企业加贴统一的电子监管码,起到防伪的功能和作用。对于一些价格较低,利润很薄的产品,造假者没有制假贩假的冲动,市场中很少有假货流通,所以生产企业没有必要为产品专门粘贴防伪标志,或是粘贴简单的防伪标志。即生产企业粘贴防伪标志所降低的交易费用不足以抵消因其而增加成本的交易费用。而对于另外一些高附加值、高利润的产品,由质检总局(或是中信国检)制作的电子监管码达不到企业的防伪要求,造假者有很大的动机仿造电子监管码。因为,仿造电子监管码终究要比仿造某些企业(如茅台、五粮液等高档白酒生产企业)花费巨资研发的防伪标志要容易的多。这必然导致这些企业既要粘贴自己企业的防伪标志,又要加贴电子监管码,增加了产品成本,提高了交易费用。

由此案以及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政府行政监管的目标只能是影响交易费用的诸多因素中的“人的因素”,即在承认“有限理性”的基础上,制定合理的制度以降低企业的“机会主义倾向”,而无力改变“交易因素”。如果政府部门一定要强力干涉“交易因素”,只能是适得其反,就如此次质检总局的结果一样。在市场经济推进进程中,行政监管的目标与出发点应该是促进市场公平竞争与保护消费者利益。否则,就可能会走向市场经济规律要求的反面。

如今《反垄断法》出台,各级的政府部门再制定相关的制度政策需要再三思量,如果制度与法律相抵触,不仅制定制度和执行制度所产生的交易费用会白白浪费,到时还会增加改变制度或撤消制度的交易费用,与制度设计的初衷背道而驰。在此作者建议各级政府部门加速政府转型,转变政府职能,在监管和服务两方面多下功夫,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把握好平衡,该由政府承担的责任不要推给市场,该由市场竞争解决的问题不要由政府轻率提出解决方案。政府监管部门只需要告诉企业哪些是不能做的即可,不能试图命令企业要怎么做。市场可以解决的问题就交给市场自己解决,政府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只靠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上,定能最大限度的降低市场整体的交易费用。

参考文献:

[1]卢现翔 朱巧玲:《新制度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2]黄小伟:“《反垄断法》第一案”的悖论,2008-08-20,经济观察报

[3]轲武刚 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商务印书馆,2004

反垄断经济学范文第6篇

内容提要: 双边市场理论对于传统反垄断法中的市场界定提出了新的视角和挑战。在“百度案”的一审判决中，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从 网络 用户的角度将相关市场界定为搜索服务引擎市场。这一认定忽略了搜索引擎的双边市场特性，将相关市场界定过窄。双边市场所具有的交叉网络外部性等特性使得双边市场 企业 面临较单边市场企业更加复杂的竞争状况。同时，传统反垄断法中适用的相关市场界定方法如假定垄断者测试也需要改进才能在双边市场中适用。否则，相关市场的界定就是不准确的。

对于反垄断法理论而言，双边市场理论的 发展 既带来了全新的分析工具和视角，也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传统反垄断法中的市场通常不用“边”来进行描述，这一市场由相关的产品构成，覆盖一个地理区域，并包含特定层面（如制造、批发、零售）上买卖双方之间的交易。[1]尽管在市场中企业从上游购进原料并向下游出售制成品，但这些市场并不都是双边市场。因此，“双边市场”这一术语的称呼便隐含了与传统反垄断法理论所描述的市场的差异以及对理论可能的冲击。“唐山人人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山人人公司）诉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百度公司）案”[2]（以下简称“百度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正式实施之后的第一个经过事实审理并得出判决的案件。而在这一案件中，法院就面临着对双边市场中平台企业的相关市场进行界定的考验。

一、“百度案”的判决理由及其存在的问题

2009年12月18日，备受瞩目的“百度案”一审宣判。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原告方所提出的诉讼主张没有事实和 法律 依据为由，驳回了唐山人人公司的诉讼请求。

“百度案”一审宣判之后，媒体最为关注的就是法院在该案中对相关市场的界定。[3]相关市场的界定在反垄断案件审理中不仅非常重要，而且非常难处理。《反垄断法》第12条第2款虽然对相关市场有明文规定，但也只是概括性地表述了相关市场的概念，对于如何系统地对相关市场进行界定并没有明确指向。有鉴如此，2009年5月24日，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还专门颁布了《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相关市场界定的指南》（以下简称《指南》）。遗憾的是，《指南》所包含的11个条文仍然非常原则，对法院的直接指引作用有限。正因如此，对“百度案”的关注实际上也包含了大家对法院如何用抽象条文进行判案的好奇和期望。

在“百度案”中，从承办法官所披露的判决书内容来看，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相关市场的认定主要分为以下两个部分：

1.将相关市场界定为“搜索引擎服务市场”。法院认为：“搜索引擎服务，是指服务商根据网络用户的搜索请求，利用一种互联网应用软件系统，在对相关网页进行搜索和抓取后，经过一定的处理和组织，将查询到的结果反馈给网络用户的互联网信息查询服务。虽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除了搜索引擎服务外，网络新闻服务、即时通讯服务、 电子 邮件服务、网络 金融 服务等互联网应用技术在广大网络用户中也具有较高的使用率，但搜索引擎服务所具有的快速查找、定位并在短时间内使网络用户获取海量信息的服务特点，是其他类型的互联网应用服务所无法取代的，即作为互联网信息查询服务的搜索引擎服务与网络新闻服务、即时通讯服务等其他互联网服务并不属于构成相关市场的具有紧密替代关系的一组或一类服务，即‘搜索引擎服务’本身可以构成一个独立的相关市场。”[4]

2.否定了被告对相关市场的界定方法。针对原告的诉求，被告提出的抗辩理由是：搜索引擎服务相对于广大网络用户而言是免费的，免费服务不是《反垄断法》所约束的领域，因此，案件中并不存在《反垄断法》意义上的相关市场。对此，法院认为：“根据目前我国搜索引擎服务的现状，网络用户在借助关键词并通过搜索引擎寻找自己所关注的网站或者网页内容时，确实不需要向搜索引擎服务商支付相应的费用。但作为市场主体营销策略的一种方式，部分产品或者服务的免费提供常常与其他产品或服务的收费密切结合在一起。搜索引擎服务商向网络用户提供的免费搜索服务不能等同于公益性的免费服务，它仍然可以通过吸引网络用户并借助广告等营销方式来获得现实或者潜在的商业利益。因此，被告以是否付费为标准衡量是否存在‘相关市场’的观点是不具备事实与法律依据的”。[5]

由上可见，法院是从进行信息搜索的网络用户的需求角度来判断产品替代性的，并以此界定相关市场。与此同时，法院从北京百度公司向唐山人人公司等经营者收取了广告费用的角度，否定了北京百度公司的抗辩理由。然而，法院的判决在相关市场的认定上其实存在一个内在的矛盾：认定相关市场是“搜索服务引擎市场”时，法院是从网络用户的角度出发，认为搜索引擎对其具有特别的功能；而在否定被告的理由时，法院则是从通过搜索引擎进行广告等营销方式的厂商角度出发，认为搜索引擎不能算是免费服务。对于同一问题的认定，法院却是从不同的角度在进行。在这一视角的转换中，法院尽管已经意识到北京百度公司提供的搜索服务实际上同时面对两个群体——进行竞价排名的经营者和进行信息搜索的网络用户，而且这两个群体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网络用户之所以能够免费使用搜索引擎是因为有厂商利用搜索引擎做广告，但遗憾的是，法院没有意识到或者刻意忽略了相关市场界定中这一内在的冲突。因为从网络用户的角度来界定相关市场和从厂商的角度来界定相关市场必然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若网络用户利用北京百度公司的搜索引擎平台——百度——来进行信息搜索，那么将相关市场界定为搜索引擎服务市场具有可接受性；若厂商利用百度是进行广告营销，那么将相关市场界定为广告市场才是合理的。因此，法院的判决存在不合理性。要解决这一矛盾，需要从搜索引擎的独特 经济 属性出发，认识其产业特性并以此为基础才能正确界定相关市场。

二、搜索引擎平台的双边市场特性

在传统的市场中，企业是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来制定价格并获得利润的。如果需求弹性大，那么价格会定得低一些；如果需求弹性小，则价格会定得高一些。不仅如此，在这类市场中，不同的客户群体之间并不相互影响。这种市场被称之为单边市场。例如，航空产业就是一个典型的单边市场，航空公司可以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弹性制定不同的票价。而不同的消费者对航空服务的需求互相是不影响的，如学生飞机票价与商务飞机票价是无关的，学生票价并不能影响商务者对航空的需求，商务飞机票价也不会影响学生对航空的需求。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航空公司的任务就是向所有的消费者制定一个最优的价格水平以最大化航空公司的利润。[6]这类市场可以用图1表示。

而在另一类市场中，企业面向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消费群体且群体之间存在关联性。例如，在银行卡支付市场中，银行卡组织就面对持卡人和商户两个群体。消费者对银行卡的需求不仅取决于购买银行卡的费用和持有银行卡的其他消费者规模，而且更取决于受理银行卡的商户规模；反过来，商户对银行卡的需求不仅取决于受理银行卡的成本和受理银行卡的其他商户规模，而且更取决于消费者持有银行卡的规模。[7]这类市场被称之为双边市场。[8]这类市场可以用图2表示。

其实，在理论系统表述之前，双边市场就已经在生活中存在，而且非常常见。理论上讲，双边市场只需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即可成立：（1）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相互区分的消费者群体；（2）存在因消费者群体a、b相联系和一定方式合作而产生的外部性；（3）将一个群体为另一个群体创造的外部性内部化所必需的媒介。[9]符合这些条件的情况非常多，常见双边市场的类型及商业模式可见下表：[10]

相比单边市场，双边市场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其具有交叉网络外部性（cross-group network externali-ties）特性。网络外部性，是指某个产品或服务的价值随着消费该产品或服务的消费者数量的增加而增加。[11]例如，使用电话的消费者越多，对每一个使用电话的人而言都具有更大的价值。而双边市场的网络外部性不仅取决于交易平台的同类型用户数量，更取决于交易平台的另一边的用户数量，是一种具有交叉性质的网络外部性。[12]例如，在操作系统双边市场中，个人电脑（pc）终端用户规模的增加会增加应用软件开发商开发某个操作系统应用软件的动机，因为同样软件的销售量可以增加，从而吸引更多的开发商开发更多的应用软件；软件开发商数量以及适用软件数量的增加也会使pc价值上升，吸引更多用户使用。[13]

由于交叉网络外部性特性的存在，类似pc的平台产品或服务在促成两类消费者达成交易方面是相互依赖和相互补充的，缺一不可。只有这两种类型的消费群体同时出现在平台中，并同时对该平台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有需求时，平台的产品或服务才真正有价值；否则，即使两类消费者同时处在平台中，只要其对该平台产品或服务没有需求，该平台产品或服务的价值也不存在。因此，这实际上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对此，为平衡两类消费者的需求，交易平台通常对外部性较强的一方消费者采取低价甚至免费策略或成本转移的方式，以吸引其参与平台并进行交易。例如，微软公司向软件开发商“免费”提供视窗（windows）操作系统接口，而只向pc用户收取操作系统的费用以使两类消费者群体都能加入到windows操作系统平台上来。

在“百度案”中，北京百度公司的搜索引擎平台——百度——就属于双边市场而非传统的单边市场。百度面对两个群体——利用搜索引擎进行信息搜索的网络用户和参与竞价排名的经营者。北京百度公司对这两个群体制定的价格结构会直接影响平台的交易量。竞价排名的商户之所以愿意向北京百度公司支付费用，是因为有大量用户使用百度；而网络用户之所以使用百度，是因为它以竞价排名所收取的广告费支持营运搜索引擎，对网络用户是免费的，并可以实现信息搜索功能。[14]这类平台的首要任务是吸引足够多的观众、读者、网民等，这样企业才愿意到平台上广告或产品信息。[15]而这也成就了特殊的商业模式。因此，从经济属性上而言，百度是典型的双边市场。

双边市场理论的提出，为反垄断法理论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具而言之，一方面双边市场理论为反垄断法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对部分产业的特性有了更适当的观察角度；另一方面，由于传统反垄断法只考虑了单边市场，而双边市场的提出，对整个理论框架带提出了挑战，相应的反垄断法分析工具也面临更新。对“百度案”而言，解决法院判决中的内在冲突即在于此。

三、“百度案”中相关市场的界定

从理论上来讲，相关市场就是产品或服务所受到的竞争约束的范围。一般而言，我们说微软公司是垄断者，隐含的前提是微软公司控制了pc操作系统软件市场，是这一市场的价格决定者。但是，如果将这一市场扩大为所有的软件产品，那么微软公司在其中所占的份额则非常小，无从制定整个市场的产品价格。此时，如果要判断微软公司是不是垄断者，就需要明确到底是以操作系统软件市场还是以所有的软件市场来衡量。也就是说，必须在一定的范围内判断行为是否违法的垄断行为。这一范围的确定，就是反垄断法上的相关市场界定。因此，反垄断法中的相关市场界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是衡量企业市场支配地位的基础，并直接决定企业是否要承担相应的反垄断法责任。而双边市场下的平台企业也面临比单边市场下的企业更为复杂的竞争关系。在此情况下，对于“百度案”中相关市场的界定必须更为谨慎和全面。

（一）百度面临的竞争约束

因为百度的搜索引擎服务具有双边市场的特性，而双边市场中两边的群体相互之间存在影响，任何一边市场受到市场竞争的压力，都会影响整个平台的竞争状况，进而影响相关市场的界定，所以从定性判断的角度来说，在双边市场下界定相关市场时，必须考虑更多的竞争约束因素。换言之，双边市场下的平台企业通常会面临更多的竞争约束，如果仍然从单边市场的角度来分析相关案件，必然会使相关市场的界定过窄。

在“百度案”中，百度的搜索引擎服务面临的竞争应该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与其他同样具有双边市场特性的搜索引擎的竞争，如谷歌（google）、必应（bing）等；（2）在吸引广告客户市场上，面临那些只经营广告牌业务的公司的竞争；（3）在进行信息查询上，面临“114”等电话咨询公司的竞争；（4）面临其他只在单边市场下与自己竞争的其他双边市场平台企业的竞争，如也是双边市场平台企业，但只在广告市场与百度进行竞争的广告支持型电视台。

以上四个方面的竞争，由于搜索引擎所具有的双边市场特性，都能够对百度构成一定程度的约束效果。如果将百度的相关市场界定为“搜索服务市场”，实际上仅仅考虑了百度在第一个方面的竞争问题，而对后三个方面的竞争则没有考虑到。而在四个方面的竞争约束中，百度显然不可能都占据市场支配地位。例如，广告市场是一非常巨大的市场，存在传统纸质媒体、电视广告、户外广告等众多竞争对手，而百度在其中的份额微乎其微。因此，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将相关市场界定为“搜索引擎服务市场”无疑存在界定过窄的问题。

（二）产品功能界定与假定垄断者测试

界定相关市场的具体方法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是传统的产品功能界定法，二是假定垄断者测试法（small but significant and no-transitory increase in prices，简称ssnip法）。产品功能界定法主要是依据产品功能上的替代性或用途上的合理互换性来完成对相关市场的界定。但是，由于产品具有多样化的物理特性和功能，判断两种产品是否合理的替代品就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得出的结论也就具有不确定性。

相比之下，ssnip法则基于经济学理论，克服了产品功能界定法中依据需求交叉弹性理论带来的主观性，[16]因而更具有 科学 性。但是，在“百度案”中，法院认为，之所以“搜索引擎服务市场”构成相关市场，是因为“搜索引擎服务所具有的快速查找、定位并在短时间内使网络用户获取海量信息的服务特点，是其他类型的互联网应用服务所无法取代的”。这事实上是采用产品功能法来界定相关市场，不仅与《指南》的精神相悖，而且在双边市场条件下无疑将产品功能界定法的主观性弱点更加凸现出来。

按照《指南》第7条关于“界定相关市场的方法”的规定：“界定相关市场的方法不是唯一的。在反垄断执法实践中，根据实际情况，可能使用不同的方法……可以基于商品的特征、用途、价格等因素进行需求替代分析，必要时进行供给替代分析。在经营者竞争的市场范围不够清晰或不易确定时，可以按照‘假定垄断者测试’的分析思路来界定相关市场。”在“百度案”中，法院虽然考虑了需求问题，但没有在替代性分析上做充分说明，仍然简单地从产品功能替代上进行分析，更没有采用ssnip法进行精确界定。[17]由于双边市场竞争的复杂性，如果仅仅采用产品功能替代，则会因为双边市场与多个市场、多个企业有交集而无从确定其功能上的替代品，使得结论的主观性更加突出，因此，对于法院的结论仅从说服力上而言是存在疑问的。这种结论不仅不能说明通常情况下的问题，更无法解决双边市场中产生的新问题。

虽然法院直接得出了结论，回避了精确界定相关市场的问题，但如果要较为准确地界定“百度案”中的相关市场，则通常需要进行假定垄断者测试。假定垄断者测试是目前在相关市场界定中最广为采用的分析工具。它一般分为以下四个步骤：（1）确定最初的候选市场，通常情况下仅包括与垄断行为有关的产品及其密切替代品。（2）假定整个候选市场的产品处于假设垄断者的控制之下，确定垄断者提价（幅度一般为5%-10%）后会出现的情况。（3）如果有足够多的消费者因为涨价而转向了其他替代品时，涨价本身无利可图，则表明其他替代品对候选市场中的产品构成了足够大的竞争压力，可以认为候选市场太过狭窄，没有将密切替代品都包括进去，需要增加次优替代品。在得到一个更大的候选市场之后，再重复以上步骤。（4）当大部分消费者面对这个小幅且显著的非暂时性涨价而不再转向购买其他替代品从而使得假设垄断者涨价变得有利可图时，停止检验。此时得到的包含密切替代品的市场就是反垄断法上的相关市场。[18]

ssnip法实际上是一种思想实验室，在实验的每一阶段那些被称为“最好的替代品”都将纳入产品市场中来，直到一些产品形成一个组合，这个组合就是竞争分析所要界定的市场。与传统的产品功能界定法相比，ssnip法将市场界定建立在严密的经济学分析论证的基础之上，从而大大减少了前者所固有的主观任意性。

然而，双边市场的特性为在“百度案”中进行假定垄断者测试增加了难度。假定垄断者测试要求从争议的双边平台开始进行假定涨价测试，并逐步增加它最接近的替代品。在这一过程中，如果只考虑从一边市场进行价格提高测试时，价格的提高不仅会导致这一边市场消费者的流失，而且还会导致另一边市场消费者的流失。这反过来将导致市场中所有平台相对和绝对的规模发生变化，引发进一步的问题。[19]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只检查市场一边的价格效应，而不考虑另一边和两边之间的反馈效应。[20]正是因为这个原因，ssnip法在单边市场中应用时，5%-10%的涨价幅度是“小而显著”的涨价幅度，以此可以测试出需求的变化，这在很多反垄断案件中已经得到验证。但是，在单边市场下确定的这一涨价幅度未必能够恰当地适用于双边市场。因为交叉网络外部性、反馈效应的存在使得5%-10%的涨价幅度给双边市场带来的影响会被放大，测试的效果会大于单边市场。因此，双边市场是不能按照5%-10%的涨价幅度来测试的。只不过，百度搜索引擎服务在进行假定垄断者测试时要相对简化得多。这是因为一方面百度需要解决“鸡”和“蛋”的问题，所以其对网络用户是免费的；另一方面，网络用户和广告厂商之间存在负的交叉网络效应，即网络用户越多对厂商越有价值，广告越多对网络用户价值越低。这些特性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百度案”中的相关市场界定，避免了上述问题。

四、“百度案”的进一步说明

“百度案”尽管突出地反映了双边市场特性对于相关市场界定的重要性，但由于案件本身特性所限，其实还不能完全反映双边市场理论对反垄断法相关市场界定带来的挑战和冲击。

双边市场的竞争往往在每一边都需要考虑，都会对平台的市场支配地位构成影响。划出市场边界的一个 自然 而然的方法是区分所涉主体的不同消费群体和可能的竞争对手，然后再区分出为这些消费者服务的不同商家。这一过程可以认为是一个简单定性的过程。定性分析在一些简单的涉及双边市场的反垄断案件中可以得到应用，并能解决问题。但是，如果案件相对复杂一些，这种区分可能就不够精确。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是潜在竞争对手的多样性，他们都可能限制相关主体价格和其他策略的实现。[21]此时，主观地区分不同商家就不够理想。而运用假定垄断者测试，从定量的角度来分析问题或许更适当。但是，复杂双边市场案件中运用假定垄断者测试有不同于单边市场的困难。

例如，对假定垄断者测试选取的价格基准的确定。传统单边市场下，从需求替代的角度来界定相关市场争议不大。界定相关市场时对于要进行测试的价格是比较明确的，由于只有一边市场，因此只需针对这一市场中可能的替代品进行测试即可。但是，一旦涉及双边市场时，假定垄断者测试存在到底应该选择哪一边市场、何种价格来进行测试的问题。以银行卡为例，图3是开放式银行卡组织交易的流程图。[22]

在银行卡 网络 服务中，表面上可以利用ssnip法进行测试的价格就包括对接受银行卡的商户收取的交换费和对持卡消费者收取的卡费，简单应用任一边的价格都会存在疑问。而分别以市场两边的价格作为测试的依据也不合逻辑，因为相关市场的界定是用产品集合而非价格集合来定义相关市场的：一项产品或服务要么属于某一相关市场，要么不属于，不能在市场的一边被认定是相关市场中的产品，而在市场的另一边又不是。[23]这种市场的复杂性为相关市场界定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此外，对网络外部性强度的衡量也是难题。从理论上讲，网络的外部性越强，交易平台两边价格的不对称性也就越大。若一边用户的网络外部性较强，交易平台通常以低价甚至免费吸引该边用户来培育客户基础，然后通过网络外部性的作用吸引另一边用户到平台上交易，并在另一边收取高价以保证平台的收入和盈利[24]虽然性质上的说明相对而言比较简单，但如果要进行定量分析，数据要求就会很高，而现有的模型并不完善，使得出现差错的几率非常高。[25]对此，很多学者都感叹，对于双边市场价格结构的分析非常困难，而得出的结论都比较模糊，没有普遍意义。[26]也就是说，如果要对双边市场下相关市场进行精确界定，需要准确衡量交叉网络外部性的强度，但目前的结论都严重依赖模型的设定和前提假设，个案性的结论较多，规范性的结论还没有。[27]

由于这些难题的存在，原告要想通过举证证明被告的市场支配地位就更加困难。而只有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相关 企业 才需要承担比一般企业更多的责任。

反垄断经济学范文第7篇

经济学角度分析下的垄断与反垄断法

虽然经济学家在关于垄断基本方面取得了共识，但对于垄断的形成、垄断势力运作的效率及其对福利的影响方面，仍然存在广泛而深刻的分歧，这种分歧导致了反垄断政策的不同倾向，这种分歧突出反映在哈佛学派和芝加哥学派之争。哈佛学派认为，垄断地位的获得大都是通过策略性的行为，主要通过勾结、排斥两种手段获得。这些行为主要是损害了竞争而不是提高了效率。而芝加哥学派则认为，垄断主要来自于效率，垄断是一种组织市场运作的有效形式，它能够使整个产业的生产成本趋向于最低。哈佛学派主张对垄断进行严厉打击，而芝加哥学派则主张比较宽松的反垄断政策。

那么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垄断是低效率的。一方面，垄断使产品的产量受到限制，造成社会损失。要把所有因垄断使产量受到限制而给社会造成的损失进行量化是困难的，我们只能大体描述为：

首先，从分配上来说，产量的减少以及价格的提高使垄断者赚到更多的利润，而消费者的购买力进一步降低，资源低效率地从消费者一方转移到垄断者一方。另一方面，较低产量水平意味着用于该行业的社会资源更少，因而本来会用于该行业的资源会被用于别处，资源不是按帕累托原理最优配置。除了无谓损失外，还存在其他垄断势力的社会成本。厂商可能会以一种对社会来说非生产性的方式花费大量的钱去获取、保持或实施它的垄断势力，这包括广告、游说和用合法的努力去避免政府管制和反托拉斯调查，或者它可以意味着装备但不使用额外的和产能力，使潜在的竞争者想念他们不可能销出值得进入市场的足够数量。总的来说，造成根本的经济根源是与拥有垄断势力厂商的得益有直接关系，从消费者转移到厂商的利益越大，垄断的社会成本就越大。

其次，由于缺乏竞争压力造成生产者管理上的松懈和低效。每个公司都想使其生产成本最小，而且任何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公司（不论是竞争行业还是垄断行业）都会以尽可能低的成本获得尽可能高的利润。然而，在现实中，那些不必经过激烈竞争就能赚到很多钱的公司常常缺乏足够的降低成本的动力。这种由于缺乏竞争压力而表现出来的公司的低效率称为管理松懈。竞争能够迫使经理们以尽可能有效的方式经营，而在缺乏竞争的情况下，要判断经理们的工作是否有效率就很困难，资源往往不会得到最有效的利用。

再次，垄断降低生产者研究和开发新产品的积极性。竞争促使公司去开发新产品和寻找降低生产成本的方法，垄断者则更愿意维持现状和坐收利润，而不愿主动去推动技术进步。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成立的一些国有大公司就是这样。这种体制运行的结果就是这些公司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越来越弱。即使是在美国这样技术先进的国家，在一部分行业实行有限竞争政策也毫无例外地使其落伍。

由于垄断带来上述问题，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支持反垄断，维护竞争，其中以前文提到的哈佛学派为代表。他们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垄断性的市场是无效的，垄断势力是强大且能够维持的，需要严厉的反垄断来打击他们，保护竞争。

而在芝加哥学派看来，他们更赞成垄断。在崇拜市场的芝加哥学派眼中，他们相信市场在长期而言是有效的，他们怀疑垄断企业在自由进入的市场中维持垄断的能力。如果市场上出现垄断，他们更愿意将其归结为效率的原因。因此，他们赞成比较宽松的规则，其目的是尽可能地减少对市场提高效率（利用规模经济降低成本、不断演化的产业组织结构等）的能力的干预。他们非常担心对市场力量的干预导致市场行为的扭曲，甚至担心正是这些干预维持了垄断。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由于资源配置的不当可能导致巨大的福利损失，因此需要通过法律来加以一定程度的规范。政策的目标是保持一个由独立和竞争性企业组成的市场经济。它通过打击各种反竞争行为来达到目的。美国用于指导反托拉斯政策的三部主要法律是1890年谢尔曼法、1914年克莱顿法以及1914年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多年来，美国对这三部法律作了增补、删除和修正。美国的反垄断法为判例法，在司法活动中不断丰富和调整，构成了后来案件的判决基础。反垄断案件可以由联邦政府或者私人组织进行。在反垄断的实施中，谢尔曼法只是一个抽象的原则，司法才是真正的核心，合法与否最终取决于法院的判决。美国对反垄断案件的判决一般遵循两个原则：自身违法原则和合理分析原则。其中自身违法原则是指无需证明反竞争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实际效果，某些行为的出现本身就是非法的。比如前文提到的合谋行为适用该原则。合理分析原则，要求分析行为的实际动机和效果，而不能仅仅通过这类行为的出现就判定为非法。在实际的诉讼中，要证明被告非法，则必须由原告来提供证据，表明被告有非法动机，并且在事实上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大部分的非合作性策略行为适用于该原则。近几十年来，美国反垄断法的执行有如下两个变化：（1）缩小了自身违法原则的适用范围，而扩大了合理分析原则。这意味着竞争政策比过去更宽松了，由于自身违法原则比合理分析还需要更多的信息和司法成本，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反垄断执行效率的提高。（2）相对来说，加大了对合谋行为的打击力度，而放松了对伤害的打击力度。反垄断法在现实的施行中面临两难困境：管制过少将诱发不良的策略和垄断力量，管制过严又妨碍厂商从事正当的竞争，而这恰恰是哈佛学派与芝加哥学派分歧的焦点之一。

而对于法制并不健全的中国而言，在反垄断政策上又该如何发挥其在经济上的有效作用呢？这一点将在下面的内容中进一步阐述。

二、众所周知，法律学与经济学属于两种不同的学科。制度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的重要发展，现代西方法学的发展也主要是法律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分析法学作为经济学与法学的交叉学科，与经济学原理的发展更是密不可分的。法律经济学起源于1960年，由科斯所提出，其中法律经济学有关的是社会成本问题。法经济学是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法律制度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运行状况，在法经济学中，经济学分析只是法学的工具，归根到底是落脚于法学，这也正是科斯所说的法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相行渐远的原因。在制度经济学下，分析的是包括市场、法律等在内的制度对经济系统的影响，根本的焦点在于经济学。笔者之所以在此阐述二者的区别，是为了指明，在中国第一部反垄断法颁布的背景下，本文主要探讨的是该部法律对经济运行的影响，着眼于经济系统本身。

三、反垄断法与中国经济发展

中国虽然在反垄断方面已经有了一些规章制度，并且颁布了《反垄断法》，但这些法律制度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尚未形成一个系统和完整的反垄断体系。

根据美国、德国、日本、欧共体等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经验，反垄断法在反对私人垄断方面至少应当规定三个方面的任务：禁止垄断协议，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控制企业合并。这三个方面也被称为反垄断法实体法的三大支柱。但是，中国现行反垄断法在这三个方面都没有完善的规定。除了禁止公用企业滥用行为的规定外，中国还没有关于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普遍性规定。

其次，对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行为制裁不力由于中国当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政企不分的情况尚未彻底改变，中国旧经济体制下的行政垄断行为目前仍然很严重。行政垄断主要表现为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行业垄断即是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经营者的市场准入，排斥、限制或者妨碍市场竞争。这特别表现为一些集行政管理和生产经营于一体的行政性公司、承担着管理行业任务的大企业集团以及一些挂靠这个局、那个部享受优惠待遇的企业。这些企业凭借政府给予的特权，有着一般企业所不可能具有的竞争优势，在某些产品的生产、销售或者原材料的采购上处于人为的垄断地位，从而不公平地限制了竞争。这种现象被称为“权力经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企业在一定程度上还没有真正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即便是企业间的限制竞争行为也往往带有行政色彩。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不仅严重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而且也会严重损害企业的利益。

在运用反垄断政策的运用于经济过程中，我国需要充分考虑到这种执行的难度衙可能犯错导致的成本。厂商伤害性、策略在厂商之间的博弈中，往往具有内在的制约力量。在市场自由进入和没有行政力量大力干预的情况下，没有厂商能够在长期伤害竞争对手的战略下获益。由于缺乏法律传统和历史经验，我国要以法律来约束产业运行还要大量的努力。其中在立法、司法两方面都存在很大的难度。我国是大陆法系，采取成文法，缺乏判例法随经济环境变化的灵活性。考虑转轨时期的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应该以鼓励竞争和创新为主，因此，我们主张在立法上按照芝加哥学派的立场，采取较为宽松的立法。倾向上，应借鉴美国经验，对勾结合谋性反竞争相对严厉，适用自身违法原则；而对伤害性的反竞争相对宽松，主要适用合理分析原则。

四、结语

本文尝试以经济学的角度去思考法律对经济的作用影响，在中国反垄断法颁布与即将正式施行的背景下，这样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参考价值的，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下，本文对垄断的类型与反垄断法的作用进行了探讨，并就中国在执行反垄断政策中所面临的问题。不论如何，我们都期待在立法路上的每一次努力都是有益的尝试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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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是以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反垄断法的若干问题进行初步的分析，分别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法学的相关知识阐释垄断与反垄断的基本概念，并从正反面分析垄断的特征，就反垄断法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进行分析，最后就以中国为例，探讨中国的制度环境对反垄断法执行的制约以及提出相关可行性建议。

反垄断经济学范文第8篇

关键词：竞争；法律价值；经济组织；效率

法律价值是法学的基本范畴之一。法理学界有学者将法律价值概括为“在人（主体）与法（客体）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法律的积极意义或有用性”。“只有当法律符合或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在人与法之间形成价值关系，法律才有价值（有用性）可言。”并认为“秩序、自由、正义和效益应作为法律的基本价值”〔1〕。这里所说的法律的诸项基本价值是就法律体系整体而言的，是作为各部门法由于其自身的规定性和可用于满足人们的不同需要又体现出各自特有的法律价值。我国学者对反垄断法的价值也作了较多的研究。其流行观点认为反垄断法特有的法律价值是竞争；竞争是传递、实现反垄断法其他价值的手段，如提高经济效益、增进社会财富以实现消费者福利。这一认识有一定的经济学理论和立法基础。从经济学角度看，该认识是以微观经济学的价格理论为依据。按照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理论，经济人在市场作用中，受到 “看不见的手”——— 市场价格机制的约束与调节，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自由竞争构成了经济活动的原动力。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理论虽然不断被修正和拓展，但价格理论、竞争的观念一直居于核心的位置。从各国反垄断立法看，竞争更是占据了基础性的地位。如美国《克莱顿法》第 2、3、7 条都明文规定，商业行为不得 “实质上减少竞争或旨在形成垄断”。针对《谢尔曼法》在明确性等方面的不足，判例法发展出反托拉斯法的价值目标即 “保护竞争，而不是竞争者”。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第 1 条规定：“处于竞争关系之中的企业之间达成的协议、企业联合组织作出的决议以及联合一致的行为，如以阻碍、限制或扭曲竞争为目的或使竞争受到阻碍、限制或扭曲，则是禁止的。”日本《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正交易法》第1条规定：本法的目的，是……促进公平的、自由的竞争。

从法律价值存在形式上看，分别有观念、理论、制度形式存在的法律价值[2].本文立足于法制度层面，通过对经济学和反垄断法上竞争概念的梳理，并根据经济学的最新发展状况和反垄断法的调整范围的具体要求，认为我国法学界将竞争作为反垄断法特有的法律价值和传递其他价值的手段的观点有失偏颇。竞争价值对反垄断法所要调整的经济现象并不具有完全的解释力。即使仅从经济学进路上看，过于突出竞争价值也不具有逻辑自洽性。本文拟从经济学角度，对反垄断法价值理论进行适当重构。

一、经济学上的竞争和竞争理论

经济学界对于竞争的概念并没有一个一致的看法，经济学家施蒂格勒对竞争所下的定义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该观点认为：竞争系指个人或集团或国家）间的角逐；凡两方或多方力图取得并非各方均能获得的某些东西时，就会有竞争。竞争至少与人类历史同样悠久，所以达尔文力图从经济学家马尔萨斯那里借用这个概念，并像经济学家用于人的行为那样，将它用于自然物种。[3]在经济学中，竞争首先是与市场相联系的，市场是交易活动和竞争行为发生的场所。竞争总是在特定的市场条件下进行的，并表现出结构和行为两方面的特点[4].市场的状况决定着竞争行为得以开展的强度。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及其相互关系构成了竞争理论[1]研究的主要内容。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则被认为是市场机制的具体表现。其次，竞争是与效率相联系的。如西方经济学认为，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如果规模报酬不变并且没有外部性存在时，资源的配置不可能通过重新组合使一个人或一些人的福利增加而又不使其他人的福利减少，在既定的生产技术和消费者偏好条件下社会资源配置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帕累托最优状态意味着最有经济效率状态和社会福利最大化。

由于可以从市场和效率两方面对竞争概念加以诠释，竞争就表现出事实性和价值性的双重特征。竞争的事实性表现为竞争是一种经济活动，它与特定的市场状况相联系并有客观外在形式L竞争的价值性表现为由于在一定情况下个人的逐利行为促进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社会利益的实现，因而在一定程度上竞争活动本身也成为人们价值诉求的目标。竞争的事实性和价值性是否能得以实现又与经济现实及其变动相联系，并为相关竞争理论所阐释。

竞争理论包括如下类型：古典自由竞争理论；新古典竞争理论，如完全竞争理论、垄断竞争理论等；现代竞争理论，如哈佛学派的有效竞争理论、芝加哥学派的竞争理论、可竞争理论等。竞争理论的提出和[5]演进必须基于一定的经济现实。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竞争理论是针对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提出来的。该理论认为经济人在市场作用中，受到“看不见的手”——市场价格机制的约束与调节，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亦可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竞争就构成了经济活动的原动力。在这种理论模式下，竞争是自我维持的，竞争的事实性和价值性都得到充分展现。

新古典竞争理论和现代竞争理论则是构建于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之上。新古典学派学者马歇尔最先观察到自由经济不仅包括自由竞争，还包括自由合作和联合。因而提出了马歇尔冲突：规模经济带来垄断，垄断必然排斥自由竞争。自由竞争、自由合作和联合、垄断并存的经济现实向理论界提出了挑战。为了解决新古典学派有关产业组织的竞争理论与经济现实的冲突，经济学家对竞争和垄断等经济现象作了新的阐释。哈佛学派的有效竞争理论、芝加哥学派的竞争理论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2]芝加哥学派竞争理论与哈佛学派竞争理论的不同点在于：哈佛学派通过对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三者关系的分析，认为高度集中和高进入壁垒对经济福利有不良的影响，而且竞争本身是不能自我维持的。哈佛学派的此项论证就为强化反垄断管制奠定了理论基础：通过管制垄断以恢复竞争的地位（事实性）和作用（价值性） .受哈佛学派的影响，美国20 世纪70年代前反托拉斯法的主要目标被认为是保护竞争[6] .同期判例法更是发展出反托拉斯法的价值目标是 “保护竞争，而不是竞争者”的法律规则。芝加哥学派对哈佛学派的上述分析提出了批评，认为判断集中及定价的结果要看是否提高了效率，而不是像哈佛学派那样只看是否损害了竞争。芝加哥学派还运用经济效率标准对进入壁垒、掠夺定价、搭售、价格歧视等经济现象作了重新阐释。由于芝加哥学派采纳的是不完全竞争模型，并强调长期均衡分析方法，其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没有政府的扶持或干预，个体垄断势力在竞争过程中一定是短暂的。相比较而言，芝加哥学派更强调市场本身的作用。由于芝加哥学派极为注重效率标准，故也被称为“效率学派”。

从上述理论的阐述可以看出，经济学对于竞争概念的理解，是将其置于特定的市场状况下加以把握的。竞争概念有事实性和价值性两方面的特征。由于完全竞争并不符合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现实，与竞争一样，垄断以及处于竞争与垄断中间状态的自由合作和联合都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经济生活的常态。出于对竞争价值性的笃信，经济学家构建新的竞争理论时仍然将竞争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机制；但建立在传统微观分析基础上的竞争理论对竞争的价值性的描述是有根本缺陷的，即竞争理论主要限于对市场结构、行为、绩效及其相互关系的探讨，而微观经济主体经济组织）则是作为黑箱“或既定的逻辑前提存在的。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产业组织经济学的贡献不仅在于提出了自己的竞争理论

，还表现在打开黑箱”，深入研究其内部结构，并对市场和组织两种形式的可替代性关系作了论证。 二、市场和经济组织

传统微观分析中把微观经济主体当作“黑箱”的观点受到了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者的批评。罗纳德。科斯最早论述了经济组织[3]的问题。在1937年《企业的性质》一文中，科斯对经济体制“自行运行”、资源的流动方向仅仅依赖于价格机制的观点持批评态度，认为这种描述只是有关经济体制的一个非常不完整的画面，在企业中，这种描述完全不适用。科斯进而提出，企业执行着与市场相似的功能，企业和市场不过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实现人们合作的手段。[4]在科斯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交易费用经济学对市场与企业等经济组织的可替代性关系作了全面的论证。

交易费用经济学认为通过市场来交易产权是要花费成本的，如搜集市场信息的成本、缔约成本、监督成本和强制履约的成本（交易成本）。与市场配置资源相比，内部组织具有一定的优势。如内部组织有激励、控制和内在结构优势的属性。就激励的意义而言，内部组织减弱了作为双方均不受对方控制的正常谈判关系缩影的侵犯性的态度倾向。就控制的意义而言，在于企业内部可用以强制实施的控制手段，比企业之间的活动种类更多且更灵敏，在出现冲突时，企业拥有一种比较有效的冲突解决机制。企业还因为通行制度安排中的缺陷而求助于内部变化。如企业通过共同所有权可以克服不完善的财产权利界定造成的机能不良的后果并提供一种更为有效的沟通网络[7] .但是，将产权结合进一个组织的方式以运用其资产也会发生成本。如筹建组织的成本、交流成本、制定计划的成本、谈判成本和在组织内监督尽职表现的成本（组织成本）。[5]既然通过市场或通过内部组织配置资源都要支付成本，所以，要明确特定经济行为是通过市场的方式还是通过内部组织的方式予以实现，就有必要对这两种方式的成本、收益进行比较。

交易费用经济学还从资产属性的角度，论证了经济组织配置资源的客观性：即在特定的资产条件下，出于经济效率的考虑，只能由经济组织而不是市场来配置资源。如威廉姆森提出了资产专用性的范畴。资产专用性是指为了支撑某种具体交易而进行的持久性投资。资产专用性包括专用地点、专用实物资产、专用人力资产以及特定用途资产。威廉姆森利用资产专用性范畴在有限理性和投机倾向的行为假设下分析了合同的各种缔约可能，认为以通用资产为实际内容的交易，无须建立保护性的治理结构，它面对的是一个竞争性的世界，只要在市场上分别签订合同即可。如果是涉及重大专用资产投资的交易，交易双方必须进行互惠贸易，交易才有效率。由于价格与治理结构二者的相互作用，合同各方就不要企盼价格低廉与无须安全措施二者兼得的事了[8] .这样，在缔约人处于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并且资产具有高度专用性的场合，通过经济组织来组织、运用资源就成为必须。

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是对传统微观分析的重大修正。这一学说对经济组织和市场可替代性关系进行了论证、说明，认为在分析、衡量企业的行为的正当性与否时，不仅应考虑到产业经济学的市场理论、竞争理论，利用竞争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经济效率；还应当以交易费用理论为依据，考虑市场与组织之间的可替代性，通过内部组织本身有效配置资源，实现经济效率。

三、反垄断法上竞争的概念及其地位

事实上，不仅企业可以成为市场的替代手段，政府对于经济的管理活动（管制）同样也是市场的替代手段之一。施蒂格勒、史普博等所开创、发展起来的管制经济学充分论证了政府管制的必要性。如史普博认为，在存在进入壁垒、外部性和内部性等市场失灵现象时，政府就有必要直接干预[9] .微观分析的需求与供给理论被运用到对管制行为的分析中来。如王俊豪认为，政府管制的供给主要取决于政府对提供新的管制政策的认识和条件。政府对管制供给的认识主要出于对管制供给的理性认识和分析[10].经济学理论所提供的理性认识无疑会约束或促进管制的供给。反垄断管制是管制的一种重要形式。人们对于竞争理论等认识也就构成了对垄断等行为管制的重要理论基础。

竞争是反垄断法与经济学对经济现象关注的交点。同经济学一样，各国反垄断法中“竞争” 一词使用频率非常高，但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如欧盟竞争法、德国竞争法等中都没有对竞争的概念加以界定。法学上人们对于竞争的理解受到经济学上的较多的影响。

反垄断法学者或反垄断法立法、执法机构体现了将经济学上的竞争理论特别是有效竞争理论引入到法学中的倾向。竞争的价值性特征对反垄断法的价值取 向的设定起了重要作用。如德国政府在《〈反限制竞争法〉立法理由书》中指出：“自由竞争的市场组织必须需要完全竞争成为一个经济现实……立法就是有责任使完全竞争免受种种限制手段戕害。”但“由于完全竞争的模式并不现实，有效竞争的概念在 60 年展起来了……有效竞争的概念越来越多地受到经济学家们的首肯。自60年代以来，它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竞争政策之中。在《反限制竞争法》修正之时，政府明确主张以有效竞争原则作为思考的主要依据。”[11]我国也有学者指出，《欧共体条约》第81、82条虽然没有提及共同体市场竞争的模式，但欧共体理事会1989年的《关于控制企业合并的条例》明确指出，共同体规则必须包括企业合并的规则，目的是使共同体市场或者该市场重大部分的有效竞争不致受到严重损害，一个具有共同体意义的合并是否与共同体市场相协调，其出发点是这个合并能否维护和发展共同体市场的有效竞争。这说明，欧共体市场竞争的模式是有效竞争[12].

在历史上，哈佛学派的有效竞争理论对美国反托拉斯立法、执法也有重大影响，以至于在一定程度上竞争被视为反托拉斯法的价值目标。这种观点至今还有影响[13].有学者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对于各种准市场组织以及非市场组织内部进行交易的看法就影响到反垄断法的执行。新古典经济学各派对于各种准市场组织以及非市场组织内部进行交易的观点各不相同，有的将凡是偏离市场秩序的现象统统归结为市场失灵，对于他们所不懂的事统统归结为垄断。该学者认为，1945—1970年，反垄断措施得以强制执行，正是这种学术意向的反映。“[14]

在这种思维模式下，我国学者认为中国竞争政策和反垄断法的目标模式也应当是“有效竞争”。我国甚至还出现了将竞争作为反垄断执法过程中分析问题的唯一着眼点的看法。笔者在以往的许多场合也曾经将有效竞争作为反垄断的目标模式做过过分夸大的渲染。[15]

四、竞争作为反垄断法价值目标存在的问题

以经济学上的有效竞争理论解释反垄断法中竞争的概念并将其作为传递其他价值的手段进而指导反垄断立法和执法是否可行，涉及到反垄断法的调整范围问题。即反垄断法所调整的范围是否与竞争理论所论述的范围完全契合。

反垄断法主要规制的对象即经济性垄断，主要包括：限制竞争协议、企业集中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三类。限制竞争协议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为人通过协议、决定或者其它协调一致的方式实施的排除或限制竞争的行为。根据限制竞争协议实施主体所处的经济环节的不同，可将其分为横向限制竞争协议和纵向限制竞争协议。企业集中是反垄断法有的一个概念，它包括合同法或公司法上所称的合并，企业通过收购其它企业的股份或取得其它企业的财产而取得控制权的行为，或通过委托经营、联营等方式而形成的控制与被控制关系，还可能包括

人事兼任等情形。企业集中概念的具体外延视各国反垄断法的规定而有一定差异。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则涉及到两个基本概念，即市场支配地位概念和滥用行为的概念。市场支配地位是指企业在市场中处于无竞争状态或居于压倒性的地位，包括经济学上所说的独占和寡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是指处于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凭借其市场支配地位所实施的排除或限制竞争的行为。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反垄断法所要规制的行为主要表现为发生在市场环节的限制竞争行为 （包括垄断行为）， 纯粹组织内部的行为并不由反垄断法调整。从产业经济学角度，凡是与产业组织有关的行为都可以称之为产业行为， 这样，从不同角度，可以对产业行为的具体类型进行细分。从行为影响竞争的后果角度看，产业行为可以分为促进竞争的行为、限制竞争的行为和与竞争无关的行为。从行为发挥功能的机理角度看，产业行为可以分为实现组织功能的行为和实现市场功能的行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实现市场功能的行为（市场行为）发生在市场环节；实现组织功能的行为（组织行为）既可能发生在内部组织环节，又可能发生在市场环节。按照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观点，反垄断法所调整的企业集中与纵向限制行为是设立组织的行为，既属于实现组织功能的行为，又可能同时属于限制竞争行为。该两类行为的复杂性在于：虽然它们节约了交易成本，但由于发生在市场环节，可能给市场带来反竞争效果，从而一定程度上又阻碍了市场机能的发挥。由于竞争理论主要表现为是对通过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机制的理论阐述，反垄断法所调整的范围显然要大于竞争理论所涵盖的范围：既包括对市场配置资源过程中所发生的行为的调整，也包括对内部组织配置资源过程中所发生的行为的调整。以竞争理论中所阐述的竞争概念作为反垄断法的特有价值追求就有以偏概全之嫌了。因为竞争之所以成为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在于其本身所体现的价值性：竞争传递了效率目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指出：数率是反托拉斯的终极目标，竞争只是一个中间目标，只不过这个目标常常离终极目标足够的近，使得法院不必看得更远。 [16]但由于组织行为并不反映市场机制的功能，通过组织实现的交易费用的节约和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程度的提高也就反映不到市场机制的评价中来是否促进竞争），如果仅以促进竞争与否作为评价合并和纵向限制协议是否会促进效率的提高的标准势必会割裂效率价值，造成反垄断法立法、执法的错位。如果以竞争作为评价标准会背离效率价值时，就必须回归到效率价值上来。

反垄断法作为政府管制的特定类型应该仅在出现市场失灵时才主动干预经济生活。组织和市场的相互替代是市场主体出于经济效率的考虑而出现的自我调节方式，在不存在进入壁垒、外部性和内部性等情况时，反垄断法就不应该加以干预。哈佛学派的有效竞争理论的问题在于：把完全竞争看成是观察产业行为的最合适的透镜[17]，过于强调竞争实现资源配置的价值，甚至将维护竞争作为反托拉斯法的主要价值目标。在这种理论模式下，集中和有效率的组织结构变化都成为反托拉斯法所要规制的对象；相反，芝加哥学派的竞争理论的优点在于：由于将效率目标作为评价标准，这使得他们无论在分析实现市场功能的行为还是在分析实现组织功能的行为时都能作出统一的解释。同样由芝加哥学派发展起来的交易费用经济学在解释产业行为时就构成了对其竞争理论的有效补充。这样，竞争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以及管制经济学都成为影响反垄断制度供给的理性认识；而不是以竞争理论或竞争存在与否作为管制的唯一标准。从法律实务上看，芝加哥学派的竞争理论和交易费用经济学等学说已陆续进入反垄断法立法、执法的视野。[6]

以经济学上的有效竞争理论解释反垄断法中的竞争的概念并进而作为传递其他价值的手段的论点不可避免带来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对反垄断法的某些制度设计及一些限制竞争行为的评价缺乏解释力。在一定情况下过于强调竞争的价值反而会背离反垄断法所要实现的效率目标。首先，以竞争作为价值目标不能解释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领域的存在。如在自然垄断领域，出于特定产业成本的考虑，就排除竞争的存在。在知识产权领域，出于鼓励技术创新以提高经济效率的考虑，就允许专利垄断。其次，在出现恶性竞争（不正当竞争）或过度竞争时，反不正当竞争法或产业政策等就要进行干预。这种情况下过于强调竞争只会对经济生活造成不良影响。再次，以竞争作为传递反垄断法其他价值的手段的观点不能解释垄断状态和其它高度集中的市场结构为什么也能够为当今反垄断立法和执法所容忍和行为主义立法的盛行的原因。因为竞争性行业如果处于垄断状态下，垄断企业一方面不存在现实的竞争对手，另一方面也不存在自然垄断领域所受到的严格管制。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所带来的效率使得人们对竞争和垄断的关系重新认识和评价：竞争并不是实现效率的唯一手段。其次，以竞争作为传递反垄断法其他价值的手段的观点也不能解释反垄断法放松规制合并和运用合理原则调整纵向限制行为的法理基础。如果合并行为本身具有反竞争的可责难性（消灭竞争对手），反垄断领域何以会出现大规模的放松规制的现象呢？很多有效率的有关纵向限制的组织结构的变化越来越得到竞争法的认可也不是简单仅以竞争价值所能解释的。最后，以竞争作为唯一的传递反垄断法其他价值的手段的观点也不能解释新经济背景下的一些经济合作现象的出现，如策略联盟等。

五、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我国流行的以竞争作为反垄断法的特有价值并用经济学上的有效竞争理论解释竞争的概念等做法有失偏颇。对竞争作为传递反垄断法其他价值的手段的观点应该重新认识。竞争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以及管制经济学都应当成为影响反垄断制度供给的理性认识。对于反垄断现象的解释和评价应该回归到效率价值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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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he New Palgrave：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Volume 1）。the Macmillan press limited，London，1987，pp531一535.

[4]盛杰民，袁祝杰。动态竞争观与我国竞争立法的路向[J].中国法学，2002，（2）：16-

[5]袁祝杰。竞争秩序的建构—行政性限制竞争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5.

[6]程宗璋。略论美国反垄断法价值取向的演变[J].贵州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l）：55.

[7][美]奥利弗·E·威廉姆森。反托拉斯经济学「M。张群群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53一54.

[8][美]奥利弗·E·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论企业签约与市场签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82一83，38一65.

[9][美]丹尼尔·F·史普博。管制与市场「M。余晖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

[10]王俊豪。政府管制经济学导论—基本理论及其在政府实践中的应用「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2一13.

[11]Dietrich Hollman，Stefen S

chaub，The German competition Law，pl04一105.转引自：曹士兵。反垄断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31 [12]王晓晔。欧共体竞争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69.

[13][美]小贾尔斯·伯吉斯。管制与反垄断经济学「M。冯金华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168.

[14]同g.29.

[15]同[4]

[16][美]理查德·A·波斯纳。反托拉斯法（第一版）「M。孙秋宁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32.

[17]刘志彪。现代产业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0.

注释

[1] 有关竞争的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学中被称为市场理论或市场结构学说。市场理论是以价格理论为核心的有关市场运作机制的学说，可以涵盖微观经济学和产业组织经济学中分析市场运作机制部分的相关内容。市场结构学说则是产业组织经济学的核心部分。鉴于我国竞争法领域学者更多地使用境争理论‘，一词。本文也使用这一范畴。

[2]有关竞争理论的学说参考了王松青的评述。（王松青。市场结构学说及其评价[J].学术月刊，1996，（9）：44一50.）

[3]经济组织概念的含义是多元的。从广义上看，市场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经济组织和制度。从狭义上看，经济组织仅指企业。本文中的经济组织概念是在交易费用经济学意义上使用的，既包括层级组织企业），也包括界于层级组织和市场的一此中间状态混合体）。

[4] 在该文中，科斯主要批评了阿瑟。索尔特爵士的观点：犯常的经济体制自行运行。它的日常运行不在集中的控制之卜，它不需要中央的监察。就人类活动和人类需要的整个领域而言，供给根据需求而调整，生产根据消费而调整，这个过程是自动的、有弹性的和反应灵敏的。“（Ronald H.coase，the nature of the Firm，Economica，n.5.，4（Novenber 1937）。转引自：现代制度经济学生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04.）

[5]交易成本和组织成本的具体类型参照了柯武刚、史漫飞的归纳。[德] 柯武刚，史漫飞， 制度经济学——— 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154—156页。

[6] 如苏永钦认为，我国台湾的公平交易法附法律采取禁止原则的联合，除了法律本身已对生产合理化、经营效率等芝加哥学派所置意的生产效率有所考量外，公平甚至会被利用第十四条第七款的文义空间，放进芝加哥学派所强调的交易成本、交易资讯等因素……“（苏永钦。走入新世纪的私法自治「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221.）

反垄断经济学范文第9篇

关键词：美国；反托拉斯法；经济理论；市场经济

反垄断法是经济学家较早运用微观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分析法律制度的领域之一。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法律经济分析现象，经济理论对有“经济宪法”和“自由企业大”之称的反垄断法有何影响?这些问题很值得研究。美国是目前世界上反垄断立法、执法、司法历史最悠久、制度比较完善、反垄断经济学最为发达的国家。即便是欧盟的竞争法有其独特性，但也多有向美国反托拉斯法治实践学习之处。本文试图对美国反托拉斯法治实践与经济理论的关系进行研究，以期能够为我国反垄断法的实施提供有益借鉴。

一、美国的反托拉斯法与经济理论发展历程

反托拉斯法作为美国政府调控自由市场经济的最基本手段，其产生、发展受到不同时期的经济环境、政治背景、价值观念、利益博弈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从而呈现出一种历史的发展曲线。在这个历史曲线中，尤为明显的是经济学理论对反托拉斯法的影响，可以说，美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反托拉斯法治实践背后都有经济理论的支撑。根据不同经济理论对反托拉斯法的影响以及由此形成的反托拉斯法治实践的不同特征，可以将美国反托拉斯法与经济理论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一)早期自由竞争理论与反托拉斯法律体系的形成

由亚当·斯密创立的古典经济理论强调自由竞争的极端重要性，认为自由竞争促进公共福利。垄断损害经济效率。垄断与竞争是对立的两极，竞争的高效率意味着垄断的低效率。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理论认为，市场机制自动调节促使经济趋于均衡。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也同样主张自由放任。在这些经济原理的直接影响下，随着工业迅猛发展之后的企业组织规模扩大所引发的经济集中和产业垄断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畏惧、担忧，并最终导致了以民粹主义运动为表现形式的反垄断立法浪潮。1890年国会通过《谢尔曼法》，1914年国会制定颁布了《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这三部法律构成美国反托拉斯法律体系的主体。

在自由竞争经济理论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美国反托拉斯执法实践表现出对“竞争者的保护”，通过对原子式企业的保护达到维持市场竞争局面的目的，因此对巨型企业和企业合并表现出一种天然的恐惧。有两个典型案件能够反映这种执法指导思想：一个是北方证券公司案，阻止了北太平洋铁路公司和大铁路公司的合并；另一个是新泽西州标准石油公司案，法院最终将标准石油公司拆分为34个独立公司并且明确相互间董事不得兼任。值得注意的是，在《谢尔曼法》颁布实施的早期，围绕国会制定《谢尔曼法》的目的、作用的理论争议是非常复杂的，法院对《谢尔曼法》的适用也是模糊的。实际上，美国反垄断法实施的不同时期，都不会出现一种单纯的、整齐划一的执法和司法局面，某种经济理论和执法理念起主导作用仅仅是相对而言。明白这一点，对于理解美国不同时期的反垄断执法和司法状况是非常重要的。

(二)凯恩斯主义与本身违法原则

1936年，反映凯恩斯主义思想基础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本出版。凯恩斯主义一改传统经济学放任主义的思想，强调政府干预在市场稳健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这为现代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学理论。在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下，罗斯福政府开始对经济生活全面干预。凯恩斯主义作为一种宏观调控经济理论，为后来的哈佛学派兴起进而从微观经济学层面倡导市场垄断规制提供了前奏。从1936年到1945年甚至到里根政府前期，美国实施严格的反垄断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凯恩斯干预主义的影响。

在立法上，1933年到1945年期间美国先后制定了几部比较重要的反垄断法案，它们主要包括《罗宾逊一帕特曼法》(robinson—patman act of 1936)、《米勒一泰丁法》(miller－tydings act of 1937)和《惠勒—李法》(wheeler—lea act of　1938)。《罗宾逊一帕特曼法》的立法目的在于扩大《克莱顿法》中关于价格歧视条款的适用范围，详细列举了所禁止的价格歧视行为，因而也被为“反价格歧视法”。《米勒一泰丁法》通过承认各州所制定的“公平贸易法”的主要原则，允许转售价格维持

，保护小零售商，以达到禁止大企业通过倾销方法排除中小企业的目的。《惠勒—李法》主要是修正《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把企业虚假广告纳入不公平竞争行为的范畴，由此扩大联邦贸易委员会对广告行为的审查。从以上几个法案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立法立足于把更多的反竞争行为纳入反托拉斯法律体系，体现出较为明显的干预主义倾向。

在司法上，确立了本身违法原则。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本身违法原则虽然在一些判例中出现，比如密苏里州船运协会案和美国诉联合交通协会案，但本身违法原则与合理性原则仍然在交替使用，法院态度还处于徘徊状态。1927年最高法院在特伦顿陶瓷公司案中对本身违法原则的阐释，虽然可以说是对该法律适用标准的一个经典梳理，但是这一原则的地位还没有得到确立，直至1940年最高法院在索科尼真空石油公司案中才正式确立了本身违法原则。在索科尼真空石油公司案件中，最高法院指出：提高或者左右价格的协议是违法的，不管由此产生的价格是否合理。最高法院还给本身违法原则增加了部分新的内容，例如，虽本身没有采取价格联合行为，但实际上具有固定价格的目的或者产生固定价格后果的联合，均视为本身违法。此案除了阐述本身违法原则的核心思想外，第一次使用了“本身违法”这一反垄断法适用的经典词语。

(三)哈佛学派与结构主义

伴随着20世纪40年代哈佛学派的兴起，结构主义在美国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美国反托拉斯法进入一个相对更为严格的历史时期，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哈佛学派的主要理论观点可以用scp(structure—conduct performance)范式加以概括，即市场结构决定市场行为，市场行为又决定市场绩效。在这一单向的因果关系中，市场结构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哈佛学派认为，影响市场结构的因素主要有市场集中度、产品差异化程度和市场进入壁垒，其中市场进入壁垒是核心变量。受哈佛学派的影响，美国反垄断执法机关运用scp分析范式，先后对很多大企业发起“肢解行动”，并获得了法院的支持，典型案例有美国铝业公司案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案。这一时期的另一个典型案件是布朗鞋业公司案，法院对此案的态度是：“效率不能构成辩护，而且显示兼并会带来的效率正可被用来攻击兼并，理由是小的对手将因此而陷入不利境地。”最高法院在随后的几个合并案件中仍然持续对布朗鞋业公司案的态度，并逐步确立了“结构化”居于主导地位的企业合并规制实体标准，充分反映了这一时期反托拉斯的严格程度。

结构主义理论在这一时期的立法上也有所体现，《塞勒一凯弗维尔法》与《哈特－科特－罗迪诺反托拉斯改进法》就是最好佐证。《塞勒一凯弗维尔法》对《克莱顿法》第7条进行了修改，补充规定购买资产作为企业并购方式之一，从而扩大了对企业合并的控制范围。《哈特—斯科特一罗迪诺反托拉斯改进法》创设了企业合并前的申报程序，要求合并各方在完成特定交易前须向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司法部进行申报，加大了政府对大企业合并的事前控制。两者都是结构主义在特定时代下的产物，对整个反托拉斯法实施产生普遍性影响。

(四)芝加哥学派与行为主义

20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学界出现了芝加哥学派的兴起。芝加哥学派是对新古典主义的回归，倡导市场自由竞争，反对国家干预。芝加哥学派竞争理论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强调效率是反垄断法的主要目标，甚至是惟一目标，因此，被称为“效率主义学派”。该学派侧重对企业行为的分析，特别注重判断集中及定价结果是否提高了效率。如果市场集中是由于企业的效率提高从而逐步扩大市场份额的结果，那么即使市场是垄断的或高度集中的，市场绩效也是好的。第二，市场竞争过程是一个市场力量自由发挥作用的过程，适用“适者生存”的竞争法则。从长期看，在没有人为的市场进入限制的条件下，特别是在没有政府法规限制的情况下，市场竞争过程是有效的，能够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保证消费者福利最大化。虽然市场会失灵，但政府干预也同样会失灵，因此政府应该尽量减少对市场竞争过程的干预。由于国家作为经济调节工具的缺陷不断暴露出来，人们又重新回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上，开始理解并普遍认可芝加哥学派的观点。受芝加哥学派的影响，美国反垄断法在70年代初开始逐步由传统的结构主义向行为主义转变。

在这个阶段，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提起的针对支配地位企业行为的诉讼，除少数例外，大多以失败告终。最高法院在大陆电视公司诉gte西尔代尼亚公司一案的判决中，将纵向非价格限制纳入合理规则分析的范围，了10年前施维恩案确立的非价格垂直限制的本身违法性。最高法院特别引用了芝加哥学派的观点，强调对经济效果的分析，为评价托拉斯行为提供了合适的基础。对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案的态度转变和处理结果也充分反映了反垄断执法从结构主义向行为主义的转向。

在企业合并问题上，80年代对合并指南作了两次修改，最明显的变化是市场结构逐渐由“决定性因素”转变为“参考性因素”，大大放宽了相关市场的边界。1982年至1986年间，向司法部提交的5万件合并申请遭到明确反对的只有81件，许多在以前很可能遭到反对的合并都得到批准。

(五)新产业组织理论与反垄断综合执法

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芝加哥学派的影响在美国达到顶峰时，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引入使得产业组织理论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学术界通常也把这些采用了新方法的研究统称为“新产业组织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不是被动地对给定的外部条件作出反应，而是试图以策略行为去改变市场环境，影响竞争对手的预期，从而排挤竞争对手或阻止新对手进入市场。市场结构和绩效是企业博弈的结果，并取决于企业间博弈的类型。这样，哈佛学派scp范式就被打破，而代之以在逻辑上循环和反馈的市场结构与厂商行为的互动关系。虽然新产业组织理论也认同效率作为反托拉斯法的目标，但该理论对效率的分析不同于芝加哥学派，采用更加动态的策略行为分析模型取代芝加哥学派的静态的价格一产出分析框架。新产业组织理论运用非合作博弈模型实现了对限制进入定价、默契合谋、广告、产品扩散、技术创新、设置进入壁垒等策略行为的动态分析，对各种复杂交易现象的动机和效果的理解达到了新的高度。新分析模型的出现意味着经济学家开始找到对丰富多彩的行为进行处理的方法，使得现行的产业组织理论更加具体化、复杂化和贴近于市场现实。

柯达诉图像技术服务公司案成为这一时期的典型案例。该案的关键问题是，柯达公司在主设备市场上没有市场优势，其在维修服务和零件市场上能否形成垄断力。最高法院首次较大篇幅地运用博弈理论、信息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等新产业组织理论进行分析，强调用简单的经济学理论来代替对市场现实的细致分析是危险的。柯达一案标志着最高法院对芝加哥学派的分析方法和观点产生了质疑，并且确立了一个新的原则：在法庭审判中有必要对策略行为加以详细分析。自此，大企业的策略行为开始受到反托拉斯当局的认真对待，新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和概念得到了反托拉斯执法机构和法院的采用，美国的反托拉斯政策也从前一时期的过于宽松逐步转向温和的干预。无疑“后芝加哥学派”的经济理论鼓舞了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提起对支配性企业的检诉案件，但是反垄断规则却保持了相对稳定的状态。

这一时期的反托拉斯执法还特别关注国外企业的竞争、国际卡特尔行为，甚至在反托拉斯执法中优先考虑国际政治、经济贸易等外部因素，出现新贸易保护主义问题，波音与麦道合并案汹’就是典型案例。美国政府之所以同意波音与麦道的合并，根本原因在于波音公司有欧洲空中客车这个强劲的竞争对手。这说明在全球化背景下美国政府分析企业行为是否构成垄断，已不再局限于国内市场，而是从全球市场进行分析，还要考虑国家整体产业竞争力和保护本国企业的问题。

二、反托拉斯法与经济理论相关性的评论

从美国反托拉斯法及其相对应经济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经济理论对反垄断立法、执法、司法的指导作用，反垄断立法、执法、司法与经济理论、经济研究范式具有正相关性。从这个角度讲，经济分析方法在反垄断法的研究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正如芝加哥学派所主张的，反垄断实践需要“经济理性”提供一种经验支持。经济学家及其经济理论对美国反托拉斯体制做出了两大重要贡献：第一，提出了充分的理由使竞争成为治理经济的优位机制。整个20世纪，美国反托拉斯法与主张政府对经济广泛介入的政策艰难地共存。经济学家在辩论中通过阐述压制竞争措施的代价，来告知人们竞争的相对优势。第二，经济学知识在反托拉斯执行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世纪前半叶，人们在法院的判决中很难发现经济学的直接影响，到了20世纪后半叶，经济学的影响开始增强。今天，随着经济学观点在法学的日益渗透、司法对经济学理论明确且广泛的倚重以及经济学家在政府反托拉斯机构中的地位上升，经济学和法学之间的联系已经被制度化了。

从总体上看，美国反托拉斯执法和司法实践与经济理论分析的融合越来越紧密，反托拉斯实践变得更具有浓厚的经济学色彩。经济学的参与和经济逻辑的引进，推动了美国反托拉斯法律实践走向成熟，也代表了反垄断实践的一个趋势。值得注意的是，在评析美国经济学理论对反托拉斯法发展历程的影响或者说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时，要认识到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1.经济理论是特定时期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整合的反映和结果。之所以出现不同经济理论主导不同时期的反托拉斯法律实践，根本原因在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理论是衍生物，需要密切关注经济理论背后所隐藏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现实。同时也表明，反托拉斯法不仅仅是个法

律问题，涉及到经济发展、政策取向、传统竞争意识等多种因素，相对于其他法律部门(或者部门法)而言，它更具有强烈的社会特征，可以说是一个国家各方面的综合反映。比如，《谢尔曼法》的出台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既有美国早期反抗英国王室的特许经营而形成的反垄断传统以及民粹主义思潮的影响，也有出自于对早期自由竞争理论的信仰，信守小企业和农场的存在才是代表独立和平等的产业组织形式，进而认为经济集中会影响政治民主，要把经济分散化作为政治民主的保障。然而，这些经济理论和思潮都是在美国内战后工业飞速发展、社会出现商业巨头和滥用市场支配力的大环境下才进一步进发出来的，由此共同促成了《谢尔曼法》的制定。此后，美国反托拉斯法的执行，经历了结构主义、行为主义和综合执行等不同历史时期，出现了本身违法原则与合理性原则适用上的摇摆、徘徊与交叉，时而严格时而松动。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现实情况出现了变化，不同时期出现不同的执法指导思想和执法方式，适用不同经济理论和经济分析方法。因此，惟有从经济理论与社会现实交互作用的视野去分析和理解，才能认清经济理论生成的原因及其在反托拉斯实践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机理。

2.经济理论要指导或影响法律的制定与实施，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和难题。首先，经济理论自身的多样及繁复使得法官和执法人员都面临着判断与选择的问题。美国反托拉斯经济理论经历了早期自由放任经济理论、哈佛学派、芝加哥学派和新产业组织经济理论等几个阶段，而这些理论发展过程并非一种单向的“历时性”或“替代性”更迭，更多的是“共时性”的存在。比如，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联邦执法机构和一些司法判决将经济效率作为合并分析的主要组织原则，但这一定向被批评为弱化了立法历史和最高法院早期合并先例中对有关经济、社会及政治分权的强调。在效率考量构成了合并分析主流的今天，平民主义仍然可以并确实影响着对特定交易的评估。“”这说明了经济理论发展及其适用不是沿着一条直线前行，而是一种交叉存在。因而，不难理解哈佛学派理论虽然已不是主流，但其合理成分仍然与芝加哥学派、新产业组织理论共存，成为“后芝加哥时代”反垄断经济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由于多种经济理论的共存，选择问题就成为反垄断立法与执法过程中的首要问题，而选择的过程往往要受经济、文化、政治等多种因素影响，也受立法者与执法者的“前见”和“偏爱”影响，这些都造成反垄断实践的不确定性，增加反垄断法的不可预见性和复杂性，从而呈现出经济理论对反垄断实践指导的“漂浮不定”。其次，复杂的经济模型和数理分析工具增加了法官和执法人员依据经济理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难度，增加了执法和司法成本。再次，经济理论多以假设作为立论前提，初始假设条件的细微变化都足以导致有关结论失去赖以立足的基础，甚至出现截然相反的结果，使得经济理论的运用多变且难以把握。因此，要让经济学理论更好地指导反垄断法实践，至少要解决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要设计出一种能够将复杂的商业行为准确地定性为促进竞争或者违反竞争的分析方法。二，将这些方法表达为适用于执行机构和法院的规则，并且给商业机构一个稳定的、可预期的制定商业策略的基础。

三、美国经验对中国反垄断执法的启示

作为反垄断经济学最发达的国家，美国反托拉斯法治实践中的经济理论运用情况，对于还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反垄断法治实践，具有很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在实践中，我国已在反垄断法及相关配套规定中借鉴了美国一些反垄断经济分析方法。如2009年5月24的《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相关市场界定的指南》，规定了界定相关市场采用替代分析方法以及假定垄断者测试分析思路，充分借鉴了美国《横向合并指南》界定相关市场的方法。但是，仅仅借鉴反垄断执法中一些概念和具体分析方法是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要挖掘反垄断法发展与经济理论交互影响背后所蕴含的机理，借鉴其发展历程所折射出来的一般原理和最新成果。从美国反托拉斯法与经济理论发展的交互关系中，可以得到如下几点启示和可资借鉴之处。

1.要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经济理论立基于市场实践，是市场实际运行的理论衍生物。经济理论在美国反托拉斯政策中的大量运用，反映出了美国在反托拉斯法律实践中重视市场的理念，而不是简单地用政府干预去取代市场。即使是用反托拉斯法去干预市场，其目的还是在于构建和维护自由竞争的市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经济学的渗透对于保证政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经济分析的逻辑性和客观性减少了寻租活动渗透到政策中来的可能和空间。中国30年经济改革主要就是围绕如何科学和合理界定政府、市场、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而展开的，改革虽有成效，但随着改革的深入，障碍与“瓶颈”逐渐显现。究其原因，是政府、市场、企业三间的关系还不够明

晰，缺乏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来规范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在反垄断法领域表现为产业政策偏多，在一些领域产业政策优先于竞争政策，自由竞争的市场规律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我国的改革是政府主导型的，政府是经济改革的主要推动者，直接参与了市场的建设、培育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难免形成了政府干预过多而市场无法发挥作用的负效应。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对政府转变职能提出了迫切要求。虽然在某些领域还需要政府扶持和培育市场，但更为关键的是转变政府职能，政府要实现从市场建设者到市场监管者的转型。我国一些经济法学者提出，由于垄断、信息不对称、负外部性、公共产品等原因造成市场失灵，所以需要政府的干预，包括反垄断法在内的经济法，就是市场干预之法。我们认为，市场失灵并不意味着就需要政府干预，而且政府干预也会失灵。因为政府干预需要成本；政府干预所依赖的信息也并非完整，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的流失对政府来说同样难以避免；政府干预过多还会出现寻租问题。在市场和政府干预同样存在失灵的情况下，似乎应该对比两者孰轻孰重之后，再做理性的选择。然而，放在中国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干预经济的思维和惯性仍然强大、经济改革目标是向市场体制转型的形势下来考虑，答案就比较清楚了——应当强调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减少政府干预。因为政府不是干预太少，而是干预太多，我国市场化程度仍然较低。

2.要明确效率优先的价值取向。美国反托拉斯的目标虽然几经反复，但效率作为最主要的目标最终被确立起来了。新产业组织理论对效率的评价标准和分析路径与芝加哥学派尽管不尽一致，但是他们对效率作为反托拉斯法最主要目标的认识是一致的，他们之间的差异是“效率范式”内部的纯粹技术性的差异。从逻辑上讲，只有把效率作为反垄断法的主要目标，经济分析方法才有用武之地，因为效率可以量化，可以通过经济分析获得确认，而像公平、自由之类的抽象目标，无法通过经济分析获得结论。国外历史上曾发生过不考虑经济效率的反垄断执法和司法，它们给经济生活带来了负面影响。这一点对反垄断法后起的中国来说，尤其值得注意。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是，国有企业经过30年改革才初显效率，甚至有些经济绩效的取得不是由于企业自身生产效率提高、经营和管理水平提高的结果，而是由于其占有稀缺资源的优势而取得的。另一方面，民营企业的发展也远未达到效率显著的境地，2008年世界500强企业中没有一家中国的民营企业。可以这样讲，中国企业竞争力总体不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很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把效率作为反垄断法的主要目标，那么反垄断法的意义何在?我国反垄断法第一条规定：“为了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法。”不难看出，我国反垄断法承载着公平、效率、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四重价值目标。也许从理论上分析，这些价值目标可以协调一致，但放之于实践，其矛盾与冲突就很快显露出来：公平与效率的冲突、企业效率与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冲突甚至消费者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冲突等等。面对这些冲突，反垄断法能够承受这么多的价值目标吗?会不会成为“不可承受之重”?为了保持法律的周延性和完整性，在立法上也许可以设置多重价值目标，但从实践运行的角度和更加理性的视角，务实的选择应当是突出一种价值目标。就目前中国的现状而言，应当突显效率这一目标。也许反垄断法规定的其他价值目标可以兼顾，保护消费者利益、保护中小企业利益等价值目标也要得到应有的重视，但这些目标主要由其他法律来保障。正如波斯纳所言：“没有任何理由用反托拉斯法来达到与效率无关甚至对立的目标，比如促进小企业群体的发展，这是一个无论如何有什么内在价值都不能在反托拉斯的原则和程序框架下实现的目标。”

3.要培养法经济学人才。“徒法不足于自行”，法律的实施离不开专业的执法和司法人员。与其他法律部门相比，反垄断法具有更加明显的“空缺结构”，这是由垄断问题的复杂性和经济社会的变动不居性所共同决定的。反垄断成文法相对开放的特征，要求反垄断执法人员和法官发挥“拾遗补缺”的能动作用，以填补法律空白。经济分析方法既是一种分析判断企业行为是否具有反垄断效果的恰当方法，也是一种填补法律空缺的手段。而要把经济分析方法运用于反垄断实践之中，要求执法者和司法者不仅要具备反垄断法律知识，还要掌握经济学专业知识。正如理查德·维思(richard whish)所言：“竞争法是关于经济与经济行为之法，对其从业人员来讲，掌握相关经济概念是必不可少的。”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虽然反垄断法已出台多年，但是由于紧缺具备专门经济学知识且又通晓反垄断法律的复合型人才，反垄断法未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而在美国，不仅有一大批经济学家从事反垄断研究，而且像波斯纳、博克这样的经济学家还被任命为联

邦法院的法官。我国反垄断法的实施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反垄断法的研究主要是法律的分析，经济学分析仍然较少，更谈不上有中国自己的反垄断法经济理论。所以，要在反垄断实践中运用经济分析方法，使反垄断实践更加理性、更加科学，当务之急就是要培养大量的具备法律与经济跨学科知识的人才。这种人才不仅仅是学术人才，更关键的是实务人才。

反垄断经济学范文第10篇

然而，什么是垄断?人们的看法至今没有达成共识。

现代经济学的分析，侧重于实证，这与古典经济学相比，科学性大为提升。而卖证分析必须建立在两项准则之上：可检验性；在逻辑上能够自圆其说。也就是说，经济学研究要成为科学，必须要在逻辑上自圆其说，同时要能够经得起事实的检验，而事实检验并非一定是证实，关键在于具有“可检验性”。

可是，我所阅读的国内垄断文献，在方法论上均存在缺憾。经济法研究工作者关于垄断的分析，大多局限于经济学教科书的四市场结构研究方式，以结构主义的哈佛学派的经济理论为主要分析工具，缺乏对垄断问题的芝加哥学派、奥地利学派、新制度主义等研究成果的吸纳；国内经济学界将垄断问题局限于产业组织学的学科定位中，对西方管制和反垄断的经济学研究，还处于“嗷嗷待哺”阶段；国内的经济法研究者和经济学者，对于海外反垄断的历史实践，均缺乏关注。

赵杰博士新著《垄断的观念》则特别注重历史分析的方法。作者通过垄断原生意义、垄断的历史传统的研究，展现了垄断从英国习惯法中产生，经历几百年的发展，从特指国王授予的特许权含义，发展为包含垄断者、垄断市场结构、垄断状态、垄断行为等多种含义的概念演化历程。

赵杰对垄断概念源流的研究表明，在市场经济制度中定义经济垄断是不可能的，能够定义的只有行政垄断这类由于政府授权导致的对竞争限制的垄断状态；他对海外反垄断经验的研究也表明，经济垄断行为与竞争行为是一致的，反垄断政策对经济垄断的限制，从来都是附加了政治和社会理由，纯粹地对经济垄断的反垄断管制是不存在的或者理由是不充足的。

由此，反观中国正在制订的《反垄断法》。虽参考了海外反垄断的经验，可能具有后发优势，也可能得到的是后发劣势。阅读此书，我的这种感觉更加强烈。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性质的垄断，对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民众福祉的影响不同。中国的《反垄断法》，不应该成为“普洛克路斯贰斯的床”(Procrustean Bed)：希腊神话中绰号普洛克路斯贰斯的强盗，开设黑店，拦截过路行人。他特意设置了两张铁床，一长一短，强迫旅客躺在铁床上，身矮者睡长床，强拉其躯体使与床齐；身高者睡短床，他用利斧把旅客伸出来的腿脚截短。

尽管《反垄断法》(草案)根据国情，虽也禁止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行为，但它依据的或者试图做的，是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反垄断的“框”套向我国，这在某种程度上正成了“普贤洛克路斯贰斯的床”。

中国产生反垄断法的背景和西方完全不同。西方是由于天企业在自由的、充分的市场竞争中逐渐显露不良的社会政治影响。才引出反垄断法，这个前提是存在充分的、自由的市场竞争。而中国经济市场的许多重要领域，大量有浓厚政府管制色彩、延续过去体制获得的政府授权而实际需要公共政策机制予以调整的“官求”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行使着变形了的市场权力，实质是政府权力向市场领域的延伸。

例如，这些行政性垄断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它们死抱着自然垄断行业的“护身符”，自称代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干的却是严重损害广大消费者利益的行为。这些行政性垄断企业存在为数众多的异化了的、极不合理的垄断现象，这些行为有时还借助于格式合同这一经济发展的产物，侵犯消费者的意志。如邮电管理部门在用户安装电话时要求必须购买指定的电话机，电话号码簿；煤气公司强制用户购买指定的煤气灶具；电力部门强制用户购买其指定的电表；自来水公司要求用户统一使用其指定的水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