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近大自然的作文范文

亲近大自然的作文篇1

关键词：学术近亲繁殖；防范；制度设计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3）05-0120-05

收稿日期：2013-06-2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一般项目“毕业即就业：成功谋职应届毕业大学生就业力调查研究”（09yja880036）。

作者简介：罗仲尤（1970-），男，湖南浏阳人，湖南大学发展规划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党总支书记，研究员，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在自然生态中，近亲繁殖会严重影响到生物的进化，导致一代不如一代，是一种生物进化的逆淘汰。同样，一个社会组织，如果要充满活力，要不断创新，也不能搞“近亲繁殖”。对于需要学术创新和思维碰撞的大学来说，“近亲繁殖”是优化学术生态的主要障碍。

一、我国学术近亲繁殖的现状及危害

2006年由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组织的一次调查发现：在17所中国大陆高校共987位教师中，有60人毕业后直接在母校任教，平均值（近亲繁殖程度）为0.654；而在6所海外高校共205位教师中，简单平均值（近亲繁殖程度）为0.1115。对比国内外高校，我国大陆高校教师近亲繁殖程度明显高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高校，平均值高出近6倍（0.654/0.1115=5.865）。海外高校近亲繁殖程度最高的也只有0.181（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最低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其近亲繁殖程度仅为0.07；而国内近亲繁殖程度最高的为0.85（西安交通大学商学院），最低的也有0.26（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国内近亲繁殖程度最高的要比国外最低的高出11倍，国内近亲繁殖程度最低的也比国外最高的要高44%[1]。这些数据说明一个铁的事实，那就是我国大学中“近亲繁殖”现象的确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这将影响高校学术生态，对学术健康发展极为不利。

（一）“近亲繁殖”不利于高校学术自由

在许多人看来，中国的研究水平不高是由于国家设定了太多的学术禁区造成的，更具体地说，是缺乏学术自由的结果。然而，在不设禁区的领域，例如自然科学的大部分领域，我们同样没有取得许多令世人瞩目的成果。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缺乏学术自由的主要原因恐怕不应归到国家和制度身上，而应从学校和学术体制内部去寻找。其中，“近亲繁殖”是导致学术丧失自由的重要原因之一。张维迎指出，对学术自由的一个很大的限制是来自于学术组织本身[2]。什么情况下一个学者在院系里敢于直率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如果一个有权威的人坐在那里，如果你承认他的绝对权威，你就不会去挑战他；如果这个权威的人就是你的导师，你就更不可能去挑战他。所以，近亲繁殖是不可能有学术自由的。而且，学术自由是与学术平等联系在一起的，但在面对自己的导师时，认为自己与导师“平起平坐”的学生并不多。在一个按学术辈分架构起来的学术组织中，学术的自由将会大打折扣。

（二）“近亲繁殖”容易扼杀学术创新

“近亲繁殖”会使学术创新失去基础，因为它导致老师来源单一，“同质性”强，不利于不同学术思想的交流与碰撞。学术思想、学术观点的同源性，使学术自由、学术创新、学术争鸣失去了基本的土壤。在同一种声音下浸润久了，人们会自然地把其它观点视为异类。面对积威日久的师长，学生也罕有超越和否定老师的勇气，只会把老师的思想复制给下一代，代代相传，从而导致其学术视野越来越窄，创新精神也只能越来越弱。在这种师生一家亲的小环境里，从导师的角度讲，把弟子留在跟前，办起事来更方便，有利于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从学生的角度来说，留在导师身边，凡事都有人“照应”。于是，人情高于学术，关系胜过真理，学术真谛成为了人情关系的牺牲品。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朱清时指出，大陆高校六成教师毕业于本校，日趋严峻的“近亲繁殖”现象危害了大学的创新能力。

（三）“近

亲繁殖”容易导致学术封闭

“近亲繁殖”容易导致大学在学术管理上的集权，形成学术帮派或宗派。通过近亲繁殖所构建的学缘关系中，处处流露出的是封闭、权威、服从甚至迷信。为了显示“师门”的高贵与显赫，其成员在自己的单位是不屑于与其同事开展平等的学术交流的；在校外，他们也往往瞧不起学术同仁。他们把学术研究当作一种“祖传”的基业来进行维护和延续，其封闭性是非常突出的。在这种环境中，名师可能出高徒，但师徒型的人才链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在该链条中呈现出知识积累逐级递减的趋势。不仅如此，师徒型的人才链还可能催生学术思想僵化与思维模式固定化，从而将极大地制约学科的创新和发展，最终必然会导致学科的枯萎和学术活力以及学术创新能力的丧失，尤其表现为人才的“代际退化”效应。耶鲁大学校长莱文曾就“中国高校与美国顶尖大学的差距”这一问题指出：“在生源上，中美高校没有丝毫差距，师资是中美高校的最大差距”[3]。在以近亲繁殖为主体的师资队伍中，人才“代际退化”效应势必阻碍我国大学师资整体水平的提升。

二、我国学术近亲繁殖问题存在的制度根源

在新制度主义者看来，学校、精神病院和教堂等社会组织主要运行于强制度而弱技术要求的环境中，因而深受制度环境的影响[4]。要分析我国学术近亲繁殖问题存在的原因，就必须从制度根源上来考察。

（一）大学内部治理体制的泛行政化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高教界对旧的大学内部治理体制作了全面深刻的反省，并尝试进行改革。但从总体上看，由于政府体制改革的滞后，我国大学内部治理模式依然是较完整的政府主导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显现出行政等级制度的内部治理方式。 　由于行政等级制度注重的是行政职务和职权的权威性，行政手段成为大学内部治理的基本方式。在这种管理体制下，高校内部的治理更多地体现在平衡行政等级的各种关系中，大学内部治理呈现泛行政化现象。其主要表现为层层领导以追求自己的小圈子利益而不是以追求学术为目的。泛行政化的直接后果是，改变了大学的性质，否定了教学和科研的主体地位，不仅使大学按照教学科研规律自主办学和管理创新的空间越来越小，而且使真正追求教育工作和学术创新的人才在大学中不断被边缘化。这样，越是职位高的导师，其学生留校的可能性就越大，就更容易直接导致学术“近亲繁殖”。

（二）学术近亲繁殖防范制度缺位或制度执行不力

一项制度之所以能够被称为“制度”，在于它是可实施的，如果不可实施，这样的制度就不是真正的制度。真正的制度是那种能够自我实施的规则，不管它是显规则，还是潜规则[5]。因此，制度并不表现为“条文”，它不是“宣布”的结果。一种制度，只有当所有的当事人真的相信并遵从它时，才能真正地成为有效的制度。成文法、条例、命令，如果没有人把它们当一回事，或者只在表面上把它们当一回事，它们就构不成制度。

我国学术近亲繁殖防范制度还处于缺位或制度执行不力的状况，因此还不能称为真正的制度。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我国开始着手建立一系列学术规范管理制度，但在学术生态保护和学术近亲繁殖防范方面至今还没有探索出有效的制度安排。而且，即使在有些高校建立了制度，也存在着制度执行不力的现象，制度功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从学术近亲繁殖防范治理制度来看，我国一些高校虽然制定并实施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学术近亲繁殖防范制度，但由于制度本身失效或制度实施效果不好，使学术近亲繁殖得不到有效控制。

（三）现存制度安排对新制度供给的影响

现存的制度安排对新制度供给有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原有的初始制度惯性会影响现有制度的改革，因为沿着原有制度变迁的路径和既定方向前进，总比另辟蹊径要方便快捷一些；另一方面，现存制度安排会形成既得利益集团，阻碍制度变迁。影响我国学术近亲繁殖防范的现存制度安排主要有人事制度、科研评价制度、激励制度等。

解放以后，我国执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的高等教育也是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运行的。其具体表现为，大学生是按计划招生和分配，教师也是按编制分配的，每个大学都会选留自己的毕业生当教师。不仅如此，年轻的教师成家以后，又要求照顾性地把配偶调入学校，或要求照顾把子女调入学校。于是，大学就成了近亲繁殖的世袭领域，以至于形成

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不仅增加了人事关系中的矛盾，而且也使得工作效率低下。这恐怕是我国大学学术近亲繁殖的重要原因[6]。

另外，现存制度安排的影响，还在于实施行政化体制的大学，其层层领导往往以追求自己小圈子的利益为目的，而不是以追求学术为目标。所以高校在人事管理上，不仅不能从制度上来限制乃至杜绝学术界“近亲繁殖”现象的生成，相反还存在着各种优惠政策，以利于本校毕业生的留校。这样一种人事管理制度，实际上是在保护着“近亲繁殖”现象的生存与蔓延[7]。

（四）缺乏制度实施的文化环境

“制度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基本结构，它也为人们创造出秩序，并试图降低交换中的不确定性。”[8]但是，制度的这种作用的发挥却受到制度环境的制约。从中国学术近亲繁殖的实际情况来看，学术近亲繁殖防范意识的低下，使一些具有约束力的制度缺乏良好的文化环境，从而影响了制度功能的有效发挥。

圈子文化就是主要制约学术近亲繁殖防范的文化环境。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圈子文化国度。所谓圈子，就是指的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固定而频繁的交往对象。作为一种社会性存在，每个人似乎都逃不出圈子的“手掌心”，都会在一定意义上有着属于自己的圈子范围。圈子有大有小，有相交也会有重叠。在大学的学术研究过程中，学者会与一部分学者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与另一部分学者则形成相对较弱的关系。这样以学术权威为中心，将他与其他学者间的关系划个“圈子”，互动关系良好的学者将会囊括在圈内，成为“圈内成员”，其他学者则成为“圈外成员”。一个圈子就是一个世界，圈外的人与圈内的人常常是互不了解的。为了扩大自身圈子的影响力，圈子成员会极力吸收成员，而有师徒关系的人员自然就成为最好的选择。这种圈子文化，容易使“圈中人”产生消极、被动地对待有关学术近亲繁殖防范规定的心理和行为，诱发有规不依、知规犯规的现象，进而影响近亲繁殖防范制度的实施。

三、我国学术近亲繁殖防范的制度设计

根据制度需求和供给理论，制度变迁是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效益低的制度的替代过程，人们对制度变迁的需求就是对效益更高的新制度的需求[9]。我国大学学术近亲繁殖现象比较严重，说明原有的制度安排效率比较低，因此必须设计一种新的更有效的制度来替代原有制度，以实现对学术近亲繁殖的有效防范。

（一）制定留校任教授禁止制度

德国是最早有成熟的法律法规防范学术近亲繁殖的国家，后来美国又师法德国。早在19世纪中叶，德国就在实践中形成了得到严格贯彻的留校任教授禁止原则。该原则在20世纪下半叶被进一步实定化①。按照该原则，完成教授资格论文撰写者只有在例外情况下得以在本校任教授。该原则在2002年高校法改革之后有所变化，形成了现在正在执行的强制流动机制，即博士毕业之后到最终被任命为教授之前必须更换过一次高校。这一制度同时辅以强制的公开招聘原则。这些制度从根本上保障了学术流动性并杜绝了学术近亲繁殖[10]。

为防治学术近亲繁殖，我国也应制定相关的学术近亲繁殖防范制度。制度的内容应主要涉及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严格控制选留毕业生的比例。为了防止学术的“近亲繁殖”，应规定本校毕业生不直接留校任教，强调师资“远缘交杂”。即使是本校优秀毕业生，也必须先到其他大学或机构工作一段时间后，才能回校任教。如果优秀毕业生有志回母校任教，必须在别的地方取得一定成就后再作考虑，并和来自其它学校的学者一起公平竞聘[11]。鉴于中国大学的现行行政管理体制，教育主管部门应制定明确的师资建设制度，遏止“近亲繁殖”的蔓延，明确规定不直接选留本校毕业生执教，极特殊情况需要破例直接留校的，也要控制在极小的比例之内。其二是制定留校任教授禁止规则。考虑到我国的特殊国情，最值得推荐的无疑是“一次性流动”的硬性规定，指的是在博士毕业到晋升教授这期间至少应该更换过一次学校或者科研机构。 　（二）建立研究生访学制度

中国的圈子文化注定了各自圈子为了扩大自身的影响力，会极力吸收“近亲”成员，而有师徒关系的人自然就成为圈子成员最好的选择。这种圈子文化势必导致现实中的研究生教育非常注重师承关系，导师在有意无意中要求学生跟着自己的学术路子走。在这种教育理念的指导之下，学生在继承导师的学术传统方面能够做到“承袭衣钵”

、“学有传人”，但往往却只是传承的多，创新的少[12]。防止学术上的“近亲繁殖”，除了在培养方式上要尽量淡化“师徒”关系，确定以导师组的方式培养研究生，使他们能够在本培养单位内接触到更多优秀的导师、接受更好的学术指导之外，还有必要建立起国内研究生访学制度，使研究生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接触到本学科专业最优秀的导师，接受最前沿的学术指导，从而消除由来已久的“近亲繁殖”现象，切实加强对研究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三）强化学术近亲繁殖防范的监督制度

监督制度在学术近亲繁殖防范制度体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规范制度、支持制度、激励制度等其他制度的落实力度，并且监督制度还可以起到反馈作用，为进一步调整和规范其他制度提供反馈信息。由于高等教育具有公共性，因此，学术近亲繁殖防范的监督制度主要属于自上而下的外生型制度。但是，这绝不意味着监督制度的制定与执行仅仅应该是政府和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事。我们需要改变目前这种政府和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独揽监督职能的现状，将社会力量纳入到监督环节中来，尤其需要将社会媒体纳入到监督制度的构建与执行中来。通过媒体公开招聘信息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监督制度也不仅仅应该是上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对下级高等学校的监督，在学校层面上，也应该建立起学校的自我监督制度。这种内生型的监督制度的建立及其执行，便于学校更快地找到问题，更及时地采取相应对策。

（四）发挥规范制度的功能，引导高等教育学术健康发展

规范制度主要发挥规范与引导作用。它应该包括两个层次：一是政府及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对学术近亲繁殖防范发展方向和办学的宏观要求； 二是高等院校按照政府和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要求，基于自身办学实际情况对办学过程的自我规范。

政府及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对学术近亲繁殖防范的规范制度的供给，要改变当前这种由政府和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包办的做法，使高等院校也成为能真正发挥作用的制度供给主体。宏观的规范制度主要是提供方向和基本要求，而不作具体的指导和规定。政府及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各种规范性文件包括法律、法规、条例、规则、章程、决定等，《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就是这类制度的代表。高等院校需要对自身的办学进行自我规范与引导。建立学校层面的规范制度，需要将学生家长、学生、媒体纳入到制度供给主体中来，利用他们的智慧，听取他们对学术近亲繁殖防范的意见。学校层面的自我规范制度，是内生型制度，它的产生应该以自下而上的方式为主。

参考文献

[1] 胡敬艳.研究称中国大学近亲繁殖程度比海外高校高5倍[eb/ol].http：//news.163.com/06/0729/01/2n5mtr200001124j.html.

[2] 张维迎.大学的逻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7.

[3] 李雪林.耶鲁复旦高层就中美大学合作问题展开对话[eb/ol].http：//news.sina.com.cn/c/edu/2006-11-17/075710525090s.shtml.

[4] [美]沃尔特·w·鲍威尔，保罗·j·迪马吉奥.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m].姚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33-134.

[5] [日]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周黎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6：28.

[6] 刘道玉.必须遏制大学教师队伍的近亲繁殖[j].高等教育研究，2006（11）：56-59.

[7] 王振东.近亲繁殖危及大学创新能力[j].发明与创新，2010（2）： 15.

[8] [美]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27.

[9] 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a].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34.

[10] 袁治杰.德国“留校任教授禁止”原则[j].清华法学，2011（1）：141-148.

[11] 雷焕贵，段云青.“近亲繁殖”制约地方高校发展的思考[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97-99.

亲近大自然的作文篇2

 

自然环境是人类和生物界赖以生存和活动的场所。人类在不断认识、利用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得以繁衍生息。但同时，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也达到了惊人的程度。环境污染。生态恶化，资源枯竭、人口爆炸、、物种快速的灭绝等，这一切都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存。拯救自然。拯救环境、拯救人类。已成为全球迫在眉睫的、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因此，人类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重新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把保护环境定位一项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国策。进入21世纪后，保护自然环境与持续发展已成为人类文明得以延续的必然选择，所以保护环境及时国策也是国情教育、素质教育。

 

一、 亲近自然的概念

 

“亲近自然”也就是接近自然，与自然亲和之意。亲近自然教育是老师通过课堂教学，幼儿实践活动，家园合力教育等方式，培养幼儿亲近自然、热爱自然的情感。从而建立起人与自然亲和的关系，产生良好的行为的教育活动。

 

二、 “亲近自然” 的家庭教育目标与方式

 

家长是幼儿的第一任老师，但是家长不一定都是学教育的，因此幼儿园必须对家长的教育目标和教育方式给与必要的指导。

 

(一)亲近自然的家庭教育目标：

 

根据幼儿智能发育和幼儿求知求解饿实际情况，可按幼儿园环境教育的具体安排，要求家长协助幼儿园完成和巩固环境教育的培养目标。也可根据不同幼儿家庭实际情况多点发散，有所创新。

 

(二)亲近自然的家庭教育方式：

 

1、建议或鼓励家长利用晚餐后散步、双休日郊游和节假日旅游等机会，带孩子出去走走，亲近大自然，领略大自然的美丽风光，感受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境界。

 

2、带孩子走进大自然，感受四季给大自然的花草、树木所带来的各种变化，欣赏着五彩缤纷的世界。在秋季去看看飘落的形状不一、颜色各异的树叶，家长可引发出孩子的动手欲望，指导孩子用落叶剪贴形态各异、姿态万千的人物、动物等，了解大自然的景物千变万化，感受大千世界的无限情趣。

 

3、正确对待身边发现的环境问题，积极参与爱护自然环境的活动，愿为保护自然环境出一份力。

 

(三、)指导家长“亲近自然”教育的方法：

 

1、幼儿教师根据幼儿园环境教育的进展和需求，不定期地召开家园会或利用网络资源，把幼儿园近期对幼儿环境教育的内容和进展情况告诉家长，让家长了解孩子的知识掌握情况，清楚孩子在家生活期间家长如何配合幼儿园的环境教育。组织家长一起讨论各种可行的活动方案，指导家长如何参与、引导幼儿亲近自然、体验自然(而不是单纯到自然环境中走一走)。使家长在配合教育时，事前有计划，行动有目标，事后有效果。即使在平时的生活细节中，也能随时给幼儿有益的指导。培养幼儿正确的环境意识和良好的生活习惯需要家园配合，随时随地和持之以恒。

 

2、实践的指导这是亲近自然活动中最重要的一环。只有亲身体验自然，才能从自然中吸取智慧和灵感，才能产生关爱自然的信念。家长带孩子亲近自然，感受自然，这远比课堂上教给他们关于自然的知识要重要得多。

 

幼儿园对家长的要求是家长不必对孩子提出的问题全知全会，但必须充分引发孩子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调动孩子探知自然奥秘的积极性，并且与孩子一起讨论那些貌似幼稚的环境问题，也许在寻根究底的探讨求知过程中，还能让大人们的知识面得到提高。

 

3、在亲近自然活动中，孩子不仅能获得相当丰富的自然知识，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学会在感受自然中积累知识经验。家长在带孩子出游时，要有意识地收集一些标本和资料，以形成孩子的“知识点”。家长在和孩子一起整理资料时，能引发孩子新的“求知欲望”，又会生成幼儿感兴趣的新的环境教育命题。

 

三、 指导家长“亲近自然”教育的步骤：

 

在指导家长配合幼儿园“亲自然”教育中，我们将目标分为以下3个层次：亲近自然教育，了解自然教育，保护自然教育。

 

(一)首先亲近大自然是环境教育的第一步。环境教育过程中须注重体验式教学，不仅要在课堂上重视体验式教学，同时还应让幼儿走出课堂，到大自然中去亲身感受环境的重要性，了解现实中的环境问题及其对策。幼儿园多为课堂教学，即使有带孩子去室外观察活动，也很难让幼儿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去活动。而家长带孩子亲近自然是一对一，甚至是二对一、三对一的教育，这种教育方式比较灵活、随意，受教育者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教育关注度”，教育效果当然是不言而喻的。

 

(二)了解自然并不是要熟记很多树、鸟和昆虫的名字。家长帮助孩子了解自然，应该是帮助孩子了解自然运作的法则，比如四季的运转、昆虫的生态习性以及自然界里事物之间的联系。最重要的是人与动物、植物和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性、让孩子了解自然万物内在的规律和互相依存的道理，和谐共存和可持续发展是环境教育的精髓所在。

 

(三)所有亲近自然、了解环境的教育行为都以保护自然环境为目标的。幼儿园对家长的指导也要归结到孩子行为习惯的养成，在指导家长怎么做以后，要引导家长去观察、去总结孩子的环境意识和行为习惯.

 

亲近大自然的作文篇3

「关键词生命权/民法责任/近亲属/救济

生命权，作为自然人最根本的权利，理应受到法律慎密的保护，民法对损害的救济当不可或缺。但在我国现阶段，数个民事法律法规分别就侵害生命权所生责任作出规定，各法规内容不仅有不合理之处，而且相互冲突，这最终导致侵害生命权的侵权人所承担的责任偏轻。本文就侵害生命权行为在民法中所应承担责任的若干问题，提出笔者的一孔之见，以求教于大方。

一、因死亡而生的求偿权之归属

自然人生命的丧失，必然导致其民事主体资格的灭失及权利能力的消灭，此乃民法不可动摇的基本理念。当自然人的生命因归责于他人的原因而丧失时，死者已无权利能力，无从取得向加害人主张赔偿的权利，权利继承也无从谈起，所以死者近亲属请求赔偿的权利缘何而来，则成为构建一合理的侵害生命权责任机制所必须解决的前置性问题，是确定相应的赔偿项目及赔偿数额的前提。对此问题，学者们提出了多种不同观点，归纳起来有如下五种：一是民事权利能力转化说，认为自然人的死亡，其民事权利能力由存在到不存在有一个转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产生了损害赔偿请求权；二是加害人赔偿义务说，认为加害人因其行为所生的赔偿义务不因被害人死亡而消灭，故被害人的求偿权由其继承人继承；三是同一人格代位说，认为继承人与被继承人二者的人格在纵的方面相连结，而为同一人格。故被害人因生命权遭侵害而生的赔偿请求权，可由其继承人取得；四是间隙取得请求权说，认为被害人从受伤到死亡有间隙，在此间隙中，被害人取得损害赔偿请求权；五是双重直接受害人说，认为生命丧失的直接受害人是死者，而财产损失的直接受害人则是死者的近亲属，故其近亲属有损害赔偿请求权。（注：参见王利明、杨立新、姚辉编著：《人格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51—54页。）笔者认为，以上诸种学说都不能合理解释死者近亲属享有求偿权的事实，理由如下：

1.民事权利能力转化说认为死亡乃是一过程，在此过程中，被害人取得求偿权，当被害人死亡后，其求偿权依继承而转移。此说的矛盾之处在于：依该说，被害人正处于死亡的过程中，则其应是还未死亡尚有生命的活人，一活人怎能取得因死亡而生的损害求偿权。由此显见该说之不合理。

2.加害人赔偿义务说回避了死者近亲属求偿权的来源问题，转而单方面强调加害人的义务。在法律上“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6卷，第16页。）该说所提出的义务因为缺乏相对应的权利，其实根本无法存在。

3.同一人格代位说的基础是人格合一，即不同的自然人其人格是同一的。在人格独立已成为根深蒂固之观念的现代，这种学说已丧失了哲学理论及社会公众心理的支持，并无存在的土壤。

4.坚持间隙取得请求权说同样会陷入尚未死亡的自然人将取得因死亡才产生的求偿权的怪圈，并且该学说对加害行为立即导致被害人死亡的情形无法自圆其说，故此说亦不足取。

5.双重直接受害人说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此问题的本质，但也存在理论上的重大不足。从加害人的角度而言，既然该说认为侵害生命权的场合存有双重直接受害人，且各受害人遭到的损害分别为“生命权人生命丧失的损害事实”和“生命权人的近亲属的财产损失的损害事实”，（注：王利明、杨立新编著：《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页。）则加害人应负不同的赔偿义务方为合理，何以加害人仅仅只有一个赔偿义务？从受害人的角度而言，死者与其近亲属遭受侵害的权利种类相异，所受损失性质也不同，何以会“享有一个共同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注：王利明、杨立新编著：《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由此矛盾观之，足见本说之不合理。

既然在解释死者近亲属求偿权之基础时，旧有的学说皆不足取，则重新构建一科学的求偿权基础理论就是必须的了。笔者认为，为达此目的，需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一）死者之人格利益应由公法保护

通观旧有的学说，我们不难发现各学说都是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一个前提，即求偿权只能由死者先行获得。正是此前提导致各学说在理论上的不圆满。产生这种情况的根源在于人们固有的观念：死者生命权既已遭到侵害，则其取得民事赔偿是理所当然的。但这种观念并不正确。

死者生命丧失的是非曲直应由公法作出裁判，而不是对加害人科以私法上的责任，由其以金钱赔偿的方式了结。相反，仅仅只由加害人赔偿金钱达不到法律对生命权保护的目的。换言之，私法在对生命本体的救济上是无能为力的，这是因为：

（1）生命权的地位决定了公法保护之必要

公私法的划分由来已久，已成为大陆法系基础性的观念。虽公私法的分类标准有主体说、意思说、利益说等诸种学说，各学说聚讼纷纭，但透过各学说表面的争执，“亦不难发现划分公私法的大体规律”，（注：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页。）即公法以公权力对事关国家、社会利益的事务进行调整，而私法局限于对平等的私法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调整。从自然人的角度观之，生命体现着最高的人格利益，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性权利。具有终极意义的生命权已超出了个人意思自治的领域，“生命权的生命利益支配权是有限制的”；（注：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406、页。）从社会的角度观之，生命权所承载的生命利益已超越了纯粹私人利益的范畴，而进入了社会利益的领域。人作为社会最基本的构成分子，同时也是社会最宝贵的资源。“人的生命同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紧密相关”，（注：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409页。）非法剥夺一个人生命的行为，在侵害个人生命权的同时也侵犯了社会秩序与国家利益，是对整个社会和国家的挑战。故此，应由公法凭藉国家强制力对侵害生命权的行为作出处罚，以一体保护个人、社会、国家三者的利益。

（2）生命权的固有特性决定民法救济之不能

民法对权利的保护以存在权利的主体为前提。而“生命权则非有死亡发生，不能认为受侵害”，（注：龙显铭：《私法上人格权之保护》，转引自杨立新：《人身权法论》，第400页。）当生命权受到侵害时，生命权的主体已死亡，死者无民事权利能力，所以无从取得权利以要求民法提供保护。在此情况下，民法对生命权的保护已失去了保护对象。并且民法对权利的保护以补偿受害人的损失为首要目的，而生命的丧失却是无法补偿的，因为“生命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注：汤海庆：《生命健康权研究》，载《当前民法经济法的热点问题》，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且生命也没有法律的替换品或代替物。

故而，对生命权的保护，与其在民法的悖论中绕圈子，不如正本清源，将此任务归还公法，即“死亡公民的人格利益，应由公法来保护。”（注：薛虹：《非财产损害刍议》，载《现代法学》1994年第5期。）

（3）民法仍应规定生命权

生命权为自然人享有各种人身权的基础，对

整个人身权体系的完整意义重大，缺失了生命权的人身权体系将是残缺而不周延的。故体系的合理性决定了民法对生命权仍应给予一般性的抽象确认。

（二）死者之近亲属因直接遭受侵害而取得求偿权

死者近亲属所享有的赔偿请求权来源于其自身权利遭到侵害而受有损失的事实，这才是死者的近亲属求偿权的基础。这既是生命权之法律保护的必然延伸，也是独立民事主体之亲属身份权的直接体现。

近亲属是指相互间具有权利义务关系的亲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其范围是：配偶、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兄弟姐妹。（注：杨立新、王海英、孙博：《人身权的延伸法律保护》，载《法学研究》1995年第2期。）据此，可将近亲属间的关系分成三种类型：夫妻关系、父母子女关系及亲属关系，相应的在当事人间就有三种权利义务关系：配偶权、亲权、亲属权。这三项权利可统一界定为民法上的身份权。侵害生命权的行为在使生命权人丧失生命的同时，正好破坏了正常的亲属身份关系，直接侵害了死者近亲属的身份权，造成其精神损害和亲属身份利益的丧失，从而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死亡并不仅仅是生命权遭到侵害，死亡同时也意味着近亲属相对死者所具有的特定身份的丧失，两者同时发生，并无先后之区别，亦无直接间接的差异，故“近亲属的救济权是作为侵权行为的受害人由法律直接赋予的，并不依赖于死者。”（注：杨立新、王海英、孙博：《人身权的延伸法律保护》，载《法学研究》1995年第2期。）死者近亲属因死者之死亡而遭受的损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死者近亲属之身份利益的损失

由于死者主体资格消灭，此种特殊的损害结果使其近亲属正常的身份状态遭到破坏，已形成的以身份伦理为基础的亲属共同体解体，死者近亲属特定的身份权灭失，身份权主体遭受人生重大的无形利益损害。

（2）死者近亲属的精神损害

死者死亡的事实使死者近亲属由身份状态所蕴含的精神、情感受到终生创伤，死者近亲属将倍受痛苦之煎熬，此乃人之常情。死者近亲属的精神痛苦是由侵权人之行为造成，精神痛苦与侵权行为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因果联系，故此种精神痛苦当属精神损害。

（3）直接的财产损失

自然人的死亡，将导致其近亲属众多费用的支出，如在死者生前为救治而支付的医疗费，在死者生后为料理后事而支付的丧葬费。这皆为死者近亲属直接付出的物质性代价，其遭受了现实的财产损失。

（4）间接的财产损失

侵害生命权，其实质在于将自然人的死亡提前。在死者应有的余命年限内，本可以增进其近亲属的福利，却因死亡的提前到来而不能享有。此即为死者近亲属的间接财产损失。此种损失有两种观察角度：①从死者近亲属应得利益的角度考虑，无论是死者的近亲属、平辈亲属还是尊亲属，只要是与死者生前具有扶养关系（含扶养、抚养、赡养），死者死亡的事实都将使其继续受扶养的权利因失去请求对象而落空，此即身份权人受扶养的财产性权利遭到侵害；②从死者近亲属可得利益的角度分析，死者近亲属所遭受的损失为死者在余命年限内收入减去其生活费的余额，即死者近亲属本应增加但因为死者死亡的提前到来而未增加的遗产。立法对死者近亲属间接财产损失持何种理解，对法律影响甚巨，此将于后详述。

总之在分析因死亡而生的求偿权之归属时，本文确立了两个论点：1.自然人的生命权若受到侵害，应由公法作出价值判断，并给予侵权人以相应的惩罚；2.死者之近亲属，因侵害生命权的行为而使财产权利和身份利益遭受侵害，乃直接受害人。正是基于此种受侵害的事实，其取得了损害赔偿请求权。这是生命权遭侵害时，民法所要研究的课题，也是下文讨论的主题。

二、死者近亲属所获救济之现状

在界定了生命权遭侵害场合公私法的不同功能后，民法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补偿死者近亲属所遭受的损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须先了解现行的法律规定。

目前，我国对此问题做出规定的法律法规共有6个，分别是《民法通则》第119条，《国家赔偿法》第27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2条，《产品质量法》第32条，《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下文简称《处理办法》）第36条，《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试行）》（下文简称《具体规定》）第4条。比较各法所规定的对死者近亲属的赔偿项目，可将其归纳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民法通则》规定的类型。赔偿项目包括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这种赔偿类型的特征在于：除了医疗费、丧葬费等之外，只规定了对死者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的补偿。其“明文规定的常规赔偿范围过于狭窄，”（注：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210页。）是对死者近亲属保护水平最低的一种赔偿类型。

第二种是《国家赔偿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及《处理办法》所确立的赔偿类型。虽然各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具体的赔偿项目上各有不同，但总体而言，这一类型的赔偿项目包括两个部分，即第一种类型的赔偿项目加上死亡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在各法规中有不同的名称：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国家赔偿法》中称为“死亡赔偿金”；在《产品质量法》中称为“抚恤费”；在《处理办法》中称为“死亡补偿费”。这些赔偿项目虽名称各异，但从整个赔偿额的构成及该赔偿项目在其中的位置、功能及计算标准判断，它们是同一性质的。这一类型的赔偿构成因增加了“死亡赔偿金”项目，故较之第一种类型，该种赔偿类型对死者近亲属的保护水平较高。

第三种是《具体规定》所确立的赔偿类型，具体由医疗、护理费，丧葬费，死者的收入损失及安抚费等项目构成，其中安抚费被明确界定为对死者近亲属精神损失的补偿。此种赔偿类型与前两种类型在赔偿项目的构成上有明显区别，此种区别源自于对上文所述死者近亲属的间接损失持何种理解。这种类型的赔偿对死者近亲属的保护水平最高。

除开适用范围狭窄的《具体规定》，余下的如此众多的法律法规对死者近亲属权利的保护凸现为“对侵害生命权的救济造成极不公平的后果”。（注：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236页。）如在一起由于司机的过失而造成的一位四个未成年孩子的母亲丧生的车祸中，受害方仅获得二万余元的赔偿。（注：引自《中国审判案例要览》（1993年综合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35—638页。）无论是从损害事实的自身后果而言，还是与其他权利遭侵害所获救济（注：参见余勇：《北京卡式炉炸伤少女案审结原告获赔27.3万》，载《法制博览》1997年第6期。）相比，这件事例都昭示了对死者近亲属救济水平的低下。产生这一现状的原因在于：

（一）扶养费的标准过低

从上文罗列的具体赔偿项目可知，在第一、第二种赔偿类型中，对受死者扶养的人的生活费的赔偿是整个赔偿的主要构成部分。这种立法选择本来已将死者近亲属的保护定位在一较低的水准上，而在具体的相关法规中，对生活费又作出了种种不合理的限制。如《国家赔偿法》第27条第2款规定被扶养人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充其量其生活水平只能达到其居住地区困难户的水平。在《处理办法》中亦有类似的规定，《处理办法》第37条第（九）款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交通事故发生地职工生活困难补助标准计算”。这种计算生活费的方式是我国通行的做法。

这种规定是不合理的。在现代社会，人活于世，并不仅仅是为生存，更重要的是发展。发展权与生存权一样，是我国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受

到法律的保护。对于一个仍受他人扶养的未成年人及身心不健全者，发展权尤显重要。如果死者并未死亡，其理应保障被扶养人的此种权利得以实现。前不久的学校状告失学儿童父母案，法院判决父母应送其子女入学受教育就证明了这一点。而在侵害生命权的情形中，侵权人却不需承担此种责任。（注：引自《中国审判案例要览》（1993年综合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35—638页。）这是显失公平的。

（二）慰抚金规定之不足

慰抚金，本指“非财产上损害之金钱赔偿”，（注：王泽鉴：《慰抚金》，载《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二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6、272页。）但在我国民法理论上，慰抚金一般是指侵害公民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对受害人及其近亲属给付相当金额，以赔偿精神损害的制度。（注：参见王利明、杨立新、姚辉编著：《人格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19页。）我国目前法律法规在对死者近亲属应得慰抚金的规定方面，存有如下不足：

（1）基本法的缺位

自然人的死亡，带给其近亲属的损害，客观上既表现为近亲属身份权遭到侵害，财产受有损失；又表现为近亲属因此而产生的巨大精神痛苦，如伤心、悲痛、心情郁闷，甚或悲痛欲绝。故而“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被害人之父母、子女及配偶所受精神上之痛苦，实较普通权利被侵害时为甚，自不可不给与相当金额，以资慰抚”。（注：何孝元：《损害赔偿之研究》，转引自杨立新：《人身权法论》，第239页。）

虽然给付慰抚金仅以法律有规定者为限，（注：《德国民法典》第253条：非财产上损害，以法律有规定者为限，得请求赔偿相当金额；《瑞士民法典》第28条：关于非财产损害赔偿，仅于法律设有规定时，始得请求。引自王泽鉴：《慰抚金》。）但给与死者近亲属以慰抚金却是各国通行做法。如台湾地区民法第194条规定：“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被害人之父、母、子、女及配偶，虽非财产上之损害，亦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在法国，“对于侵害生命权近亲慰抚金赔偿，法国判例广泛保护精神上之利益，对于因近亲属被杀而生之精神痛苦，概命支付之。”（注：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406、页。）

我国民事基本法《民法通则》虽然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但却不适用于生命权遭侵害对死者近亲属进行救济的场合。王利明先生认为：既然名誉权受到损害可以要求赔偿，生命健康权受侵害引起的精神损害更应该给予赔偿。（注：邸志坚：《安抚受伤的心灵》，载《法制博览》1997年第6期。）《民法通则》在此问题上的空白，对一体适用慰抚金制度造成了极大障碍，阻止了对死者近亲属保护水平的提高。

（2）已有规定之质疑

前文列举的第二种赔偿类型中的死亡赔偿金，学者多认其性质是“侵害生命权的慰抚金赔偿”。（注：参见王利明、杨立新、姚辉编著：《人格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16页。）但由于四个法规中，其名称并不统一，法规对其性质也没有明确的界定，所以作出其他解释亦无不可。特别是《国家赔偿法》第27条的规定，由于该条缺少对医疗、护理费等常规赔偿项目的规定，又将死亡赔偿金与丧葬费一并计算，故将死亡赔偿金认定为慰抚金，实不无疑问。其实，从死亡赔偿金、死亡补偿费、抚恤费的实际功能而论，将其定义为对受害人近亲属财产损失的赔偿亦言之成理。所以为建立完整的慰抚金制度，需统一各法的赔偿名称，以统一采“慰抚金”为宜。

（3）数额确定不合理

社会情况变化万千，各个家庭的状况互有不同，家人的感情有深浅之分，各人在家庭中所处地位也相互有别，凡此种种，都决定自然人的死亡给其近亲属所带来的精神痛苦程度是不一的。相应的，慰抚金的数额也就不应是一个固定的常数。从慰抚金所欲达到的目的而论，其数额应依精神痛苦的程度定夺，故“于算定赔偿金额时，应综合斟酌一切事情。”（注：王泽鉴：《慰抚金》，载《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二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2页。）

但我国确定死亡赔偿金数额的方法，在《国家赔偿法》中是依“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20倍”，在《处理办法》中是“事故发生地年平均生活费的10倍”，虽然死亡赔偿金随死者年龄的大小而不同，但在具体事件中，赔偿数额总是确定的，并且这种确定性排斥了任何的主观因素。这种方法过于僵硬，与设立慰抚金之初衷相违。

赔偿基数的偏低又导致了整体赔偿水平的不高。例如，适用上述方法计算赔偿额，决不可能使死者近亲属得到10万元的慰抚金，但在北京的卡式炉炸伤少女案中，原告获得了10万元的残疾赔偿金。（注：参见余勇：《北京卡式炉炸伤少女案审结原告获赔27.3万》，载《法制博览》1997年第6期。）由此反衬出我国在侵害生命权场合慰抚金数额的不足。

综上所述，我国目前对死者近亲属救济偏低的原因在于已有的法律法规不完满，故重新构建一合理的对死者近亲属进行救济的制度已成为一项迫切任务。

三、对死者近亲属救济之合理构成及相关问题

构建一合理的救济死者近亲属的制度，首先面临立法原则的取舍。世界各国在对死者近亲属的救济上有两种立法体例：一为扶养丧失主义，侵权人除赔偿死者近亲属医疗费、丧葬费等费用支出外，尚须赔偿死者生前扶养的人的扶养费，英、美及德国采用此种立法原则；二为继承丧失主义，即以死者在余命年限内的收入减去其生活费，其余额为赔偿额，日本采用此种立法原则。（注：刘士国：《关于完善我国侵权责任法的建议》，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4期。）两种体例皆有慰抚金之规定。两种原则的差异实为对死者近亲属间接财产损失持上文所述的两种不同观察角度所致。立法采纳不同的原则，死者近亲属所获得的救济水平是大不一样的。实行扶养丧失主义，死者近亲属所获的赔偿额较低，死者所应扶养的人只能得到一种最低限度的保护。而采用继承丧失主义，则死者近亲属可获较高的赔偿，且不受死者是否有应扶养之人的限制。采纳此种立法原则，死者近亲属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

以上两种立法原则在我国不同法律法规中分别得到采纳。上文所列的第一、第二种赔偿构成就是采用扶养丧失主义，独有第三种赔偿构成，即《具体规定》采用了继承丧失主义，这从它们各自所列举的赔偿范围能清晰的反映出来。第一，第二种赔偿类型主要是赔偿死者生前扶养的人以必要的生活费。相反，在《具体规定》中则并无规定赔偿扶养费的条款，其所列举的第一项赔偿为：收入损失，并列出了计算收入损失的公式。这表明了三种赔偿类型分别采纳了不同的立法原则。

中国民事立法究应采纳何种立法原则，颇费斟酌。从侵权法损害赔偿的根本原则——全部赔偿而言，应采用继承丧失主义，以便更全面的保护受害方的利益，但从中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和个人经济状况而论，“继承丧失说，赔偿数额过巨，不合我国国情”。（注：刘士国：《关于完善我国侵权责任法的建议》，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4期。）如在所有侵害生命权的场合一体适用继承丧失主义，则每一加害人都承担如此沉重的负担是否公平暂且不论，其赔偿金能否得到现实的偿付亦不无疑问，此乃全部采用此说的不合理之处。但如统一采用扶养丧失说，则死者近亲属所得救济过低的现象仍将继续存在。虽“尽量提高赔偿扶养费的年限和数额”，（注：刘士国：《关于完善我国侵权责任法的建议》，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4期。）但此终究为治标不治本之策。

笔者认为，在立法原则的选择适用上应区分侵权人主观过错的程度而适用不同的立法原则。这种依当事人过错程度的轻重，从而使其相应承

担不同法律后果的作法在民法上不乏实例，如在不当得利之返还、占有等制度中都有相应的规定，并且“在侵害人格权的责任中，故意和过失程度直接影响到行为人的责任后果”。（注：王利明、杨立新编著：《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24页。）这种方式充分体现了公平与诚实信用原则，对抑制主观之恶有良好的效果。在对死者近亲属进行救济的场合，亦宜采用此种作法，具体而言：

（一）侵权人主观上为轻过失或依无过错责任原则而承担责任时，立法采纳扶养丧失主义。侵权人应承担的赔偿额由以下几项构成：

（1）死者近亲属的直接财产损失，含医疗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丧葬费、交通费、住宿费等财产上的直接损失。

（2）受死者扶养的人的生活费。针对目前法律中存在的问题，应提高生活费的标准，使其不仅能满足被扶养人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而且能满足其正当的发展需要，如受教育权的实现。

（3）慰抚金。对目前法规中的慰抚金的改进是：统一名称；在数额上，可仍采用目前法规中的“平均生活费”、“职工年平均工资”等作为计算基数，但应该定一个赔偿的上下限，如可规定“慰抚金为当地年平均生活费的10—30倍”。这种作法实际上赋予了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这符合慰抚金的立法目的与性质，有利于达到个案的公正。另外，年幼或精神病患者，因其心智低于正常人水平，对亲属死亡之感觉亦异于常人，其慰抚金如何确定？对此，一般认为“无痛苦知觉之幼童及心神丧失人，亦有无形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注：史尚宽：《债法总论》，台湾1954年版，第210页。）因为儿童有成长的必然，而精神病患者亦有痊愈的可能。

（二）侵权者主观具有重大过错或为故意时，立法采用继承丧失主义，侵权者所应承担的赔偿额如下：

（1）死者近亲属的直接财产损失，此项赔偿同第一种情况。

（2）收入损失，即死者在余命年限内收入减去其生活费用的余额。国外在确定此项赔偿时，常常遇上“认定被害人之预想生存期间”（注：史尚宽：《债法总论》，台湾1954年版，第205页。）的问题。但《具体规定》所采的公式用退休年龄这一在我国相对确定的时间点解决了此问题，此种立法技巧颇值赞许，未来立法亦应采纳。此项损害赔偿适用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如何计算无劳动能力者及幼童死亡所产生的收入损失。无劳动能力者，无法凭借其劳动以获取收入，自无通常意义上的收入损失可言；而“幼童死亡时，对其将来收益预想之误差未免太大，对此所作的科学判断，亦几乎不可能”。（注：刘德宽：《民法诸问题与新展望》，台湾1980年版，第207页。）笔者认为，可将此种情况下该部分损害赔偿并入慰抚金之中。因为究其实，一刚出生的婴儿或幼童的死亡，其近亲属的损失与其说是该幼童将会取得的收入，毋宁说是死亡本身对其近亲属精神的沉重打击。

（3）慰抚金。此种情况下的慰抚金应与第一种情况下的慰抚金有显著不同，因为侵权人主观恶性不同。“精神损害赔偿兼具补偿、慰抚和惩罚三重功能。”（注：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259页。）第一种情况下的慰抚金重心倾向于实现精神抚慰与填补损害的功能，其赔偿额较小，但在此种情况下，慰抚金的重心倾向于惩罚功能。“侵权行为法内含损害赔偿机能和惩罚机能的结合”，（注：刘荣军：《惩罚性损害赔偿与消费者保护》，载《民商法学》1997年第2期。）而惩罚性赔偿“主要体现于产品责任和精神损害赔偿中”，（注：刘士国：《关于完善我国侵权责任法的建议》，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4期。）其适用的状态是“侵权行为人恶意实施该行为，或对行为有重大过失时。（注：刘荣军：《惩罚性损害赔偿与消费者保护》，载《民商法学》1997年第2期。）这与本情况的适用条件是相吻合的。所以，此种情况下的慰抚金更多的表现出惩罚功能，其数额也相应的要提高。这不仅在于对受害人进行精神的损害赔偿，更重要的是在中国这样私权观念极度匮乏的国度，这种作法可”鼓励受害人对不守法的侵权行为人提起诉讼，激发他们同不法行为作斗争的积极性“。（注：刘荣军：《惩罚性损害赔偿与消费者保护》，载《民商法学》1997年第2期。）。

以上的分类是以侵权人一方的过错程度为标准而作出的。当受害方本身亦有过错时，构成过失相抵，侵权人责任自可减轻。

在涉及到赔偿金的支付方法时，国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一次全部付清，另一种是每年给付相当数额，称为年金制。我国实践中较多的采用前种作法，而笔者则赞成年金制。因为死者近亲属所获赔偿一般数额较大，依我国目前之经济水平，侵权人一次支付多有困难。并且，对死者近亲属的赔偿与时间的经过，情况之变迁关系密切，采年金制就可适时作出调整。另外，一次全额支付，死者近亲属亦有挥霍浪费之虞。故以采纳年金制为宜。

亲近大自然的作文篇4

【关键词】近亲属作证；豁免权；刑事诉讼法；人权保障

我国自1979年《刑事诉讼法》颁布后，长期注重“大义灭亲”司法原则运用的一个颠覆，同时也是对传统法律文化中“亲亲相隐”理念的继承与革新，它体现着我们社会价值取向的转变，从把国家利益看的高于一切转变为更倾向于保护个人利益和家庭利益。

一、违背社会基本价值的“大义灭亲”法律理念

1979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大义灭亲”的理念在现实生活中是有违伦理的，与人类最基本的家庭观念是相悖的，使被告人的近亲属陷入被处以包庇罪与受到良心谴责的两难境地，形成情与法的矛盾，背离了人性。这一理念在司法实践中也没有产生应有的良好效果。

司法审判对整个社会而言，并不只是以追求公正的裁判为最终目的，而是通过公正的判决规范人们的行为，维护人权，进而维护社会利益与社会秩序，这才是最终的目标。因此，除了发现真实以外，法律的规定还应当考虑到整个社会的稳定。

二、现代近亲属作证豁免权与“亲亲相隐”法治理念的比较

休谟曾说过：“一切科学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的有一些联系，任何科学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他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刑事诉讼法》作为法律这项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以调整人的行为规范为主要内容，因此，他更应该注重符合人性，但建国以来的刑诉法却忽略了这一点。

本次对刑诉法的修改又回归到了“亲亲相隐”的原则上是有一定道理的。首先，它符合人的本性与法律的本质。因此，法律在以人为本的法治理念指导下应回归到“亲亲相隐”的近亲属作证豁免制度中，不能忽视证人的需求与利益；其次，这是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题中之意，和谐社会要求以人为本，使社会关系和谐，这一制度正是对人权的尊重与维护，也维护了社会最基本的细胞——家庭关系的稳定，体现了社会价值。

三、我国的近亲属作证豁免权规定中的缺陷

新修订的刑诉法规定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有拒绝出庭作证的权利，虽然有所进步，但是依然存在不足。

（一）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且操作程序不够明确。任何一项制度都不是独立存在的，都必须有相应的措施与之配套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效。如果法院对有作证豁免权的近亲属证人采取了强制措施，会有怎样的后果，该近亲属如遇到这种情况时有何种救济途径等，都没有加以规定，无救济则无权利，这就会导致权利主体在实践中的权利难以得到保障。

（二）主体范围过于狭窄。我国只规定了配偶、父母、子女，而各国立法普遍把这一权利的主体界定为被告人的直系血亲或直系姻亲、三亲等内旁系血亲或两亲等内旁系姻亲。

（三）权利的范围不够明确。我国只规定了近亲属有拒绝出庭作证的权利，但根据作证豁免权的内涵可知，它的核心是免除证人提供证言的义务，既包括提供书面证言的义务，也包括出庭作证的义务。如果只是免除其出庭作证的义务，而仍然担负着提供证言的义务，那么这种豁免权就是一句无意义的空话，并且这一规定可能演变成司法机关限制被告人近亲属出庭作证的法律依据。

四、关于我国近亲属作证豁免权制度的完善的建议

近亲属作证豁免权是对证人的权利义务的再度完善，笔者从将从实体与程序两个方面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完善意见。

（一）享有豁免权的近亲属的范围有待于进一步扩大。我国目前之规定了配偶、父母、子女享有拒绝出庭作证的权利，而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法》规定：1、“现为或曾为被告或自诉人之配偶、直系亲属、三亲等内的旁系血亲、二亲等内的姻亲或家长家属等；2、与被告人或自诉人订有婚约者。对于这一范围我国的学者早有了构想，即“证人现为或曾为当事人的配偶，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两代以内姻亲的有权拒绝提供证人证言。”，笔者认为，这一主体范围是符合我国国情的。

（二）明确近亲属作证豁免权的范围。任何一项权利的行使都不是没有界限的，豁免权的行使更要严格控制其范围，不能成为近亲属拒绝提供一切证言的借口，当然，笔者不能从正面穷尽适用进亲属作证的豁免权，以下从反面提出几项不适用该项豁免权的情况。1、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安全的案件应明令禁止适用该豁免权。因为，在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相冲突时，选择前者是各国作为利益平衡的必然选择，这也是与我国的传统文化与现实状况相符合的；2、对于被告人实施的亲属间的犯罪，同样不能使用该规定。因为近亲属作证豁免权的立法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家庭关系，如果对亲属间的犯罪也适用了该规定，则与立法目的相违背。

（三）完善执行程序的规定。在程序上也应对其加以规范，程序的公正是保证实体权利得以实现的前提，司法机关在对被告人的近亲属进行取证时，应提前明确的告知其有作证的豁免权，如果未告知，则取得的证据属于通过非法程序取得的，应当予以排除。

五、结语

这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既是对我国传统法治理念的继承，又体现了以现代精神为指导的法律精神，绝不是对封建思想的复辟，而对被告人的家庭和谐与整个社会的和谐起到了很好的维护作用，体现了尊重与保护人权的立法精神，虽然这一规定还有不足之处，但凡事无完美，我们的法治进程就要在一次次的改革中走向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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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陈卫东主编.刑事诉讼法理解与适用[M].人民出版社， 2012年4月版.

[4] 陈光中，陈学权.强制采样与人权保障之冲突与平衡[J].现代法学，2005，27（5）：45-54.

亲近大自然的作文篇5

关键词：赣语；星子方言；亲属称谓；特点；社会文化信息

中图分类号：H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4）01-0000-01

引言

星子县地处江西省北部，东与都唱县一衣带水，南与永修县草洲相连，西邻德安、九江两县，北接九江市庐山区。在方言分区上，星子属于赣语区南昌片。本文所记录的方言是星子县蓼南乡居民所使用的方言，在文中简称为星子方言。

亲属称谓，顾名思义，是对与自己有亲属关系的人的称呼方式，是语言中的基本词汇。亲属称谓具有悠久的历史，其词汇深厚地蕴涵着汉民族悠久而丰富多彩的文化信息，它反映了人们对血亲和姻亲的认识和界定。中国古代是个宗法制度严密的社会，特别注重血亲与姻亲之别，长幼有序，亲疏有别，所以自古就形成了一套复杂、丰富、独特的亲属称谓系统。星子方言作为汉方言分支，除了具有汉方言共有的特点，还有其浓厚的地方特色。

1.星子方言亲属称谓词的特点

通过对星子方言亲属称谓的调查，从中可见星子方言亲属称谓中充分体现了普通话亲属称谓的特点，即长幼有序、男女有别、亲疏远近、血亲姻亲有别，除此之外，其还有独特的地方特色。

1.1称谓中加“得”字的现象比较普遍

星子方言亲属称谓词在构词上有其独特的特点，星子方言中，有一些亲属称谓后加“得”字，“得”字通常读轻声，用“得”字构成双音节词。如：称“姐姐”为“姐得”，称“婶婶”为“婶得”，称“嫂子”为“嫂得”等。“得”字加在亲属称谓后在星子方言中有两种用法，一是，如“姐得”“婶得”“嫂得”，其中的“得”没有实际意义，在背称和面称中可有可无，去掉“得”字意义不会改变，只是当地人民的一种习惯称谓；二是，如“叔得”（丈夫的弟弟）、“姑娘得”（丈夫的姐妹），其中的“得”字有实际意义，能起到区别意义的作用。“叔得”是对丈夫的弟弟的称呼，如果把“得”字去掉，意义就完全改变了，“叔”是对父亲的弟弟的称呼，而“姑娘得”是对丈夫姐妹的称呼，去掉“得”字意义就发生了变化，虽然差别如此细微，但当地人能清晰地区分，不会混淆。

1.2“大”“细”字在星子方言亲属称谓中的广泛使用

“大”“细”字在星子方言中普遍使用，如“大爷”“大娅”“大叔”“细爷”“细叔”“细婶得”“细伢得”等。“大”“细”字在星子方言亲属称谓中使用有三种用法。第一，作为排行标志，排行第一的用“大”，排行末尾的用“细”。如，最大的伯父称为“大爷”，最小的叔叔称为“细叔”，充分体现了汉语的排行。第二，“大”“细”作为词缀，在方言亲属称谓中使用，分别指“大”“小”，指年龄上的大小。如，“大伢得”“细伢得”是指“大孩子”“小孩子”，是区分年龄的大小，而不是指排行标志。第三，“大”“细”在星子方言中还可以是性别的区分标志。如，外祖父、外祖母在星子方言中背称为“家公”“家婆”，但面称中，外祖父称为“大家”，而外祖母称为“细家”，“大”“细”在这里就区分性别，同时也体现了古代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

1.3“爷”“娅”“爹”“妈”等词根在长辈亲属称谓中的广泛使用

星子方言亲属称谓中，长辈亲属称谓的构词大多都是由核心词的词根构成的，体现了这一类词的辈分关系，辈分对应整齐，清晰明了。“爷”“娅”“爹”等词根在长辈亲属称谓中广泛使用，这些核心词在星子方言亲属称谓十分重要，用相同的词根表示基本亲属关系。“爷”“娅”“爹”这些都是日常称谓中最基本的称谓，用这些作为相同辈分亲属称谓的词根，拉近了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切。除此之外，从中还可以了解中国传统的宗族观念，宗法制度严密，以直系亲属称谓为主体，在其基本词根上构成其他称谓。

2.星子方言亲属称谓反映的社会文化信息

2.1反映了普通话对方言的渗透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其发展变化必然要受到社会发展变化的影响，社会的任何变化都会在语言中反映出来。随着普通话的推广和各地交流的频繁，普通话对汉语方言的影响越来越大，促使方言向普通话趋同。星子方言作为汉方言的一个分支，当然也受到了普通话的极大影响，在亲属称谓上表现特别突出。以最常用的称谓词为例：祖父、祖母、父亲、母亲、丈夫、妻子，可以看出普通话对星子方言的渗透。

年龄段祖父祖母父亲母亲丈夫妻子

老爹爹妈爷娅老倌得婆婆得

中爹爹妈爷，爸爸娅，奶奶老倌奉家，女客得

青爹爹，爷爷妈，奶奶爸爸奶奶，妈妈老公奉家，老婆

从老、中、青三代在常用称谓中的差异，可以看出普通话对星子方言亲属称谓词的渗透很大，老年人较多地保留了旧有地方特色的亲属称谓，而中、青二代人则慢慢地向普通话靠拢，青年一代中有大多数人的亲属称谓已趋同于普通话了，如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尤其是对父母的称谓，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都称为“爸爸”“妈妈”，没有人再用旧的称谓。这反映了语言融合的必然趋势，普通话的推广对方言的渗透。

2.2反映了传统的宗法制度和礼俗

汉语的亲属称谓系统是在汉族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汉族非常重视亲疏长幼之分。这种观念与西方文化观念不同，西方会笼统地用brothers称呼汉语中的哥哥和弟弟，用sisters称呼汉语中的姐姐和妹妹，不注重宗法制度，而汉语则有严密整齐的宗法制度，亲属称谓不仅要区分辈分、性别、血亲和姻亲，而且要区分年龄和排行以及亲疏远近关系。在称呼长辈和平辈时，要区分亲近程度、排行以及血亲和姻亲之别。如在称呼“哥哥”“姐姐”时前面不用加任何成分，只需在“哥”“姐”前加上排行，而称呼“表哥”“表姐”时，则要在“哥”“姐”前加上名字，以区分亲疏远近。

星子方言亲属称谓还反映出了自古以来的婚姻制度。星子人称儿媳妇为“新妇”，是指新来的妇人，从字面上就可以了解到是妻子嫁到夫家，反映出自古以来妻到夫家落户的婚姻制度。除此之外，星子方言亲属称谓中还体现出了封建迷信思想，为了避免亲人之间相克的封建迷信思想，有些人就会称呼父亲为“叔”，称呼母亲为“婶得”，反而把伯父称为“爸爸”，以求孩子平安长大。

2.3亲属称谓广泛应用于社会称谓中

亲属称谓作为一种尊称，不仅在亲属之间使用，而且广泛应用于社会称谓中。在社会称谓中，为了表示礼节和亲切，人们常借用用于亲属的称谓来称呼对方，称“大哥”“大姐”“大妈”等，这是尊敬、礼貌、有修养的表现。用亲属称谓来称呼非亲属，拉近彼此的距离，也是人际关系亲密的表现，体现一种淳朴的民风。例如，邻里乡亲之间，虽然没有亲戚关系，但人们总按性别和年龄，分别称呼对方为“王大爷”“李大叔”“李姐”等，小孩称与父母年龄相仿的人为“叔叔”“阿姨”，即使是互不相识的人也会用亲属称谓来尊称，如称陌生人为“大哥”“大姐”等，这是当地人际关系融洽的表现。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优良传统思想，这在星子方言的社会称谓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社会称谓中，注重人际关系的融洽和情感的交流。亲属称谓的泛化是社会的产物，是一种社会文化的反映，体现了社会的和谐、人民的融洽。

参考文献：

[1] 蒋南星.星子县志[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

[2] 胡士云.汉语亲属称谓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

[3] 林彬.吴川方言亲属称谓词[J].方言，1991，04.

[4] 刘晓丹.吉安市方言的亲属称谓[J].井冈山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7，01.

亲近大自然的作文篇6

父爱是什么？它是静穆的大山，山雨袭来时，它用身体呵护每一棵小草；它是沉默的大海，海风吹来时，它用体温温暖每一尾小鱼；它是沉毅的大地，雪花飘洒时，它用血脉养育每一棵幼苗。走过父爱的山冈，方能理解父爱的沉重、浑厚，富有魅力……

【一号美文厅】

父爱昼无眠

尤天成

父亲最近总是委靡不振，大白天躺在床上鼾声如雷，新买的房子音响一般把他的声音“扩”得气壮山河，很是影响我的睡眠――我是一名昼伏夜“出”的自由撰稿人，并且患有神经衰弱的职业病。我提出要带父亲去医院看看，他这个年龄嗜睡，没准就是老年痴呆症的前兆。父亲不肯，说他没病。再三动员失败后，我有点恼火地说，那您能不能不打鼾，我多少天没睡过安生觉了!一言既出，顿觉野蛮和“忤逆”，我怎么能用这种口气跟父亲说话?父亲的脸在那一刻像遭了寒霜的柿子，红得即将崩溃。但终于什么也没说。

第二天，我睡到下午4点才醒来。难得如此“一气呵成”。突然想起父亲的鼾声，推开他的房门，原来他不在。不定到哪儿玩小麻将去了，我一直鼓励他出去多交朋友。这样很好。看来，虽然我的话冲撞了父亲，但他还是理解我的。父亲在农村穷了一辈子，我把他接到城里来和我一起生活，没让他为柴米油盐操过一点心。为买房子，我欠了一屁股债。这不都得靠我拼死拼活写文章挣稿费慢慢还吗?我还不到30岁，头发就开始“落英缤纷”，这都是用脑过度，睡眠不足造成的。我容易吗?作为儿子，我唯一的要求就是让他给我一个安静的白天，养精蓄锐。我觉得这并不过分。

父亲每天按时回来给我做饭，吃完后让我好好睡，就又出去了。有一天，我随口问父亲，最近在干啥呢?父亲一愣，支吾着说，没，没干啥。我突然发现父亲的皮肤比原先白了，人却瘦了许多。我夹些肉放进父亲碗里，让他注意加强营养。父亲说，他是“贴骨膘”，身体棒着呢。

转眼到了年底。我应邀为一个朋友所在的厂子写专访，对方请我吃晚饭。由于该厂离我住处较远，他们用专车来接我。饭毕，他们让我随他们到附近的浴室洗澡。雾气缭绕的浴池边，一个擦背工正在一具肥硕的躯体上刚柔并济地运作。与雪域高原般的浴客相比，擦背工更像一只瘦弱的虾米。就在他结束了所有程序，转过身来随那名浴客去更衣室领取报酬时，我们的目光相遇了。“爸爸！”我失声叫了出来。

惊得所有浴客把目光投向我们父子，包括我的朋友。父亲的脸被热气蒸得浮肿而失真，他红着脸嗫嚅道，原想跑远点儿，不会让你碰见丢你的脸，哪料到这么巧……

朋友惊讶地问，这真是你的父亲吗？

我说是。我的回答是那样响亮，因为我没有一刻比现在更理解父亲，感激父亲，敬重父亲并抱愧于父亲。我明白了父亲为何在白天睡觉了，他与我一样昼伏夜出。可我竟未留意父亲的房间没有鼾声!

我随父亲来到更衣室。父亲从那个浴客手里接过三块钱，喜滋滋地告诉我，这里是闹市区，浴室整夜开放，生意很好，他已挣了一千多块了，“我想帮你早点把房债还上”。在一旁递毛巾的老大爷对我说，你就是小尤啊?你爸为让你写好文章睡好觉，白天就在这些客座上躺一躺，唉，都是为儿为女哟……父亲把眼一瞪：“好你个老李头，要你瞎咕噜个啥？”

我心情沉重地回到浴池。父亲追了进来。父亲问，孩子，想啥呢?我说，让我为您擦一次背吧……

“好吧。咱爷俩互相擦擦，你小时候经常帮我擦背呢。”

父亲以享受的表情躺了下来。我的双手朝圣般拂过父亲条条隆起的胸骨，犹如走过一道道爱的山冈。

（选自《现代中学生》）

探究练习

1.结合文章内容，说说作者是怎样运用“欲扬先抑”的手法来写作的。

2．浴室父子相遇，“爸爸”这响亮的呼唤，饱含着作者怎样的感情？

3．请结合实例，说说本文细节描写方面的特色。

【二号美文厅】

父亲二十年前的叮嘱

徐德新

二十年前，我到县城上初中，父亲的负担因此更重了。隆冬将近，父亲经常抽空上山砍柴，然后卖到县城，由此给我凑生活费和学杂费。每个周末，我都会回家帮父亲砍柴，然后周一凌晨再走二十里的山路到学校去。这次，因为我额外需要五元钱的测试费，父亲又摸黑砍了一担柴，等到第二天早晨去县城卖掉后再把钱给我。

天刚蒙蒙亮，父亲就挑着柴和我上路了。

“最近钱是越来越紧张了。”父亲挑着担，边走边叨咕，自从到县城上学，这句话我听了已经不下百遍了。一阵阵轻微的凉风袭来，天渐渐亮了，山脊的轮廓越来越清晰。有白而软的东西从空中飘下来，落在父亲的身上，倏忽就不见了。①忽然又有两片落到我的鼻尖上，甩手一摸也没了，鼻尖只留下一点冰凉的酸。抬头远望，雪花正从天而降，大一点的树叶上已经挂白了。这时，除了扁担的颤悠和我们轻重不一的脚步声，山路静谧而空旷。

不知不觉，县城到了。

街上大部分的人家还没有开门。父亲挑着担，带着我挨家挨户地找买主。由于担心耽误我上学，又怕柴火打湿没人要，父亲走得很快，我能听到他的喘气声越来越大。最后终于在一条弄堂里遇到了买柴人。父亲卸下柴火，从那人手里接过一沓毛票，仔细地数了数，一共四元。父亲说：“同志，我这担柴要五块钱哩。”“什么?昨天不还是四块吗?”那人瞟了父亲一眼。“昨天是昨天。您没看我这担柴，比别人的要厚实得多吗?”父亲小心翼翼地说。“那我不管，都是四块钱，我又没让你搞这么厚实。”那人丝毫没有加钱的意思。“今天下雪了，道远路滑，您就加一块吧!”父亲几乎是哀求的口吻了。

②我看见那人在裤兜里掏来掏去，终于摸出一张皱巴巴的五元钱，然后把那沓毛票从父亲手里抓过去，又把那张钱往地上一扔。丢下一句话“拿去吧！”

风裹着雪吹过来，5元钱落到父亲的脚边。父亲愣愣地站着，不知是因为冷还是累，他的鼻息变得忽粗忽细，等我走过去刚要捡地上的钱，父亲忽然把我拉到一边，然后低下头，弯下腰，缓缓地把那张钱捡起来，揣在怀里。父亲弯腰去捡钱的时候，我发现他的身体几乎弯成了零度角，头几乎触到地上。父亲站起身来，对那人说了一声“多谢了!”然后拉着我默默地离开。

“爹，你冷不冷?”等走远了，我问父亲。因为要挑担，出门时父亲穿得有点少。“你可得给我好好读书。”父亲顿了顿说，“没有别的出路。只有读书才能进城。”

雪下得越来越大，整个县城变成一片银白色。父亲没有急着回家，他要一直把我送到学校去。“爹，本来我不想花那么多钱去参加那个测试。可是老师说了，要是获得好名次，将来可能保送上大学。”眼看就要到学校了，我终于忍不住说出了心里话。我有点想哭了，眼睛湿湿的。“测试好啊，爹和娘支持你。要是能保送上大学，那真要感谢老祖宗了。”父亲摸着我的头说，“我当年也想上大学呢!看来这个愿望你能帮我实现了。”

到了学校门口，父亲从怀里把那五元钱掏出来，塞到我的书包里，好像生怕它还会飘走似的，使劲地把书包捏了又捏。“孩子，爹还有一句话，”父亲望着我，神情与以往大不一样，“等你将来有钱了，如果也遇到像我这样的人，你最好不要让他……”

“什么，爹?”

“在你面前低头弯腰。”……

（选自《文化博览》）

探究练习

1.第①处画线句中的“冰凉”说的是雪花落在鼻尖上的感觉，用“酸”表达了“我”当时怎样的感情？

2.第②处画线句写买柴者付钱时连用了“摸”“抓”“扔”几个动词，这几个动作体现出他的哪些性格特点？

3．文中有多处环境描写，试找出一例，说说它的表达效果。

【三号美文厅】

父亲的秘密

周海亮

假期里，父亲和他八岁的儿子去森林里游玩。他们往密林深处不停地走，不知不觉迷了路。四周的古树遮天蔽日，像一只巨大的笼子将他们困在中间。父亲背起疲惫的儿子，试图走出去。可是他无奈地发现，自己能够做的，只是每隔一段时间，重新回到原地。

那里有一个废弃的木屋。木屋里也许住过守林员，也许住过伐木工人，现在它空着，破烂不堪，仿佛随时可能倒塌。可它毕竟是一间屋子，这给他们父子俩带来了一些安全感。晚上他们挤在里面，生起一堆火。外面传来野兽的叫声，似乎距他们很遥远，又似乎近在咫尺。儿子呜呜地哭起来，他说我们会不会死在这里？父亲用力地拍拍他的肩膀，说，儿子别怕，我们会走出去的。

可是第二天，他们仍然围着木屋不停地划着圈子。让父亲稍感欣慰的是，木屋外面有一口水井，水井里面有干净的水。他小心地踩着井沿的缝隙下去，用随身携带的军用水壶，打上一壶水。可是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可吃的东西了，恐惧的乌云笼罩着他们。

第三天，父亲放弃了那种徒劳的尝试。他对儿子说，这里有木屋，有水井，这很可能是一些过路人的临时驿站。我们只要等在这里，就肯定会遇到人……你留在这里等我回来，我到附近找些吃的。儿子问附近有什么吃的？父亲就笑了，说森林里还能饿死人吗？你难道忘了野生蘑菇很有营养吗？他为儿子打上一壶水，然后一个人离开了木屋。他一边走一边回头对儿子说，守着屋子，千万不要乱走……等我回来，我们一起吃晚饭。

父亲并没有马上去寻找蘑菇。他把衣服撕成布条，系在木屋周围的树干上。系完，仔细检查一番，调整了几个布条的位置。他想如果有人经过，就会发现这些布条，再发现小屋，再发现小屋里的他们，并将他们带出森林。他想这可能是他们唯一的机会了，他不敢有丝毫马虎。

那天父亲很晚才回来，他拣回了一小把蘑菇。虽然仍然走不出去，仍然没人发现他们，可是有了蘑菇，他们就有了活下去的希望。儿子问这蘑菇不会有毒吧？父亲说不会……在走出去之前，我们天天喝鲜蘑菇汤。儿子问这附近蘑菇多吗？父亲说不多，也不少。儿子说明天我也去拣。父亲说不行，你得守在这里，万一有人经过怎么办？我们的目的是走出森林，不是在这里吃蘑菇宴。父亲朝儿子做了一个鬼脸，儿子发现父亲的脸，有些浮肿。

父亲出去的时间一天比一天长，拣回的蘑菇却一天比一天少。每一次回来，他都是筋疲力尽，脸色蜡黄，像大病初愈的样子。儿子问您怎么了？父亲说没事，有些累。儿子害怕地哭起来，他说爸爸，我们是不是真的走不出去了？父亲说不会的，只要我们坚持住，就会有人发现我们……

终于有人经过。是一位猎人。是父亲的布条把他引到了小屋。猎人把他们带出森林，他们再一次回到了城市。那以后，每次谈起这次经历，父子俩都心有余悸。

家里的饭桌上，从此没有蘑菇。甚至，儿子说，哪怕在菜市场见到了蘑菇，他都想吐。

可是时间会改变一切。十几年过去了，有一天，儿子回家时，竟提回一小袋蘑菇。他告诉父亲，这是真正的野生蘑菇，是近郊的农民在大山里采的，刚才在街边叫卖，他看着不错，就买来一袋。十多年没吃蘑菇了吧？儿子对父亲说，我想您可能都忘记蘑菇是什么味了。

父亲笑笑，没说话。他似乎对蘑菇并不反感。

父亲把蘑菇倒在水池里仔细清洗。突然，他低下头，从那些蘑菇里挑出两个，扔进旁边的垃圾桶里。儿子问：爸，您干什么？父亲说，这两个蘑菇，有毒。

有毒？儿子怔了一下，您怎么知道？

父亲得意地笑了。他说，还记得十五年前我们的那次历险吗？那几天，我可能尝遍了世界上所有的蘑菇……

（选自《追梦天地》）

探究练习

1．举例说明本文在叙述故事时是怎样设置悬念的？

2．举例说明本文细节描写方面的特色。

本期参考答案

《走过父爱的山冈》

一号美文厅：

1．作者先写父亲大白天睡觉影响自己写作，对自己不理解等，再推出父亲为别人擦背，替自己挣钱还账的特写镜头，有力地突出了父亲的形象。

2．饱含着“我”对父亲的理解、感激和抱愧。

3．通过特写镜头式的细节抒发人物情感，如父亲擦背的细节，“一个擦背工正在一具肥硕的躯体上刚柔并济地运作，与雪域高原般的浴客相比，擦背工更像一只瘦弱的虾米”，父亲与浴客身材对比鲜明，突显了父亲的瘦弱，抒写出作者对父亲的怜悯、理解。

二号美文厅：

1．对家庭生活的艰辛、父亲的辛劳而产生的酸涩之情。

2．缺少同情心，不尊重贫困劳动者的人格尊严。

3．环境描写：抬头远望，雪花正从天而降，大一点的树叶上已经挂白了。表达效果：以下雪天衬托父子卖柴的困难，生活的艰辛。

三号美文厅：

1．设置悬念，就是作者某一部分故意设置疑团，引起读者对人物命运、矛盾冲突的关注，使其产生急切期待、欲知后事的心理。如“父亲”采蘑菇回来，“儿子问，这蘑菇不会有毒吧？父亲说不会……在走出去之前，我们天天喝鲜蘑菇汤”，还有“每一次回来，他都是筋疲力尽，脸色蜡黄，像大病初愈的样子”，这些都是作者精心设置的悬念，让读者心生疑窦，山野中的蘑菇怎么会这样肯定地说它没有毒？采蘑菇回来的“父亲”为什么“脸色蜡黄，像大病初愈”？直到结尾，父亲挑出有毒的蘑菇，并说出当年在山中尝遍蘑菇，一切才“水落石出”。父亲为了儿子，尝食野生蘑菇，以致自己中毒，以生命为代价养育后代，何其撼人心魄。

亲近大自然的作文篇7

论文关键词　亲亲相隐　容隐权　刑法　程序法

一、容隐权的中西方渊源

容隐权的渊源蕴藏于中西方的文化中，历史悠久，笔者主要通过探寻容隐权的中西方渊源来探讨其对现代法学的价值。

（一）容隐权在中国的渊源

容隐思想在中国春秋时期已经初现端倪，《论语·子路》中记载过这样的一段话：叶公余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由此可以看出，孔子认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孟子也有过类似的观念。《孟子·尽心上》第三十五章：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展也。窃负而逃，通海滨而处，终身沂然，乐而忘天下”。孟子的话体现的正是容隐的思想。这些都是春秋时期人们对“亲属间相容隐”的典型看法，为以后的“亲亲相隐”打下了基础。

最早将"亲亲相隐"的思想应用于法律的是秦律。在《秦律》中规定“父母擅杀、刑、髡子及妾”为“家罪”，而非“公罪”。WWw.133229.cOM“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勿听。而行告，告者罪。”后来，随着儒家正统思想地位的确立，大大加速了“亲亲相隐”法律制度化的步伐。以法令形式确立“亲亲相隐制度”始于西汉。诏令明确反映了中国古代法律史同时也是一部伦理法律史的事实，可视为古代以家庭为本位的血缘亲情伦理立法原则的经典性立法解释。至此，“亲亲相隐”正式进入我国法律制度领域。汉代的“亲亲得相首匿”诏令还比较粗疏，唐律“同居相为隐”条就十分详备。

至此，“同居相为隐”制度的立法模式已经相当完备，而其后的宋、元、明、清各朝大体维持如唐。

（二）容隐权在西方的渊源

同中国一样，“亲亲相隐”的思想也存在于西方的文化历史中。比较出名的游叙弗伦的故事是这样的：游叙弗伦家的一个雇佣工打死了他们家的一个奴仆，游叙弗伦的父亲就把在这个凶手捆起来，然后派人去雅典寻求神灵对凶手的判决，但无意中却导致了佣工的死亡。游叙弗伦认为自己的父亲犯了不正义之罪，出于自己的虔敬，于是把父亲告上法庭。苏格拉底从“讼父杀人”是否神圣出发，击穿欧绪弗洛先后以“法律的要求”、“令诸神喜悦”、“诸神全都热爱”等来论证“这属虔敬”的言说，苏格拉底说“普通民众肯定不会深明大义我想，任何普通人都不会认为控告自己的父亲是对的”。这可以说明苏格拉底是赞同亲属间容隐行为的。“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对两条法律条文也提出了质疑：一条是盗窃者的妻子或者子女，如果不揭发盗窃行为，便降为奴隶；另一条法律条文是，允许与人通奸的妻子的子女或者丈夫的子女来控告他们，并对家中的奴隶进行拷问”。孟德斯鸠认为这样的法律违反了人性，是罪恶的法律。后来，这一思想成为近代西方立法的理论基础。

二、亲亲相隐制度在近代中西方的应用

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国历经了几千年的变迁直至中国近代依然在延续。“在近代国民党政府时期五亲等以内的血亲，三亲等以内的姻亲都在容隐范围内，且均有亲属拒绝作证权及不得令亲属作证等规定”。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立法机关曾经在1979年的刑法典草案第22稿中明确规定“直系血亲，配偶，或者在一个家庭共同生活的亲属窝藏反革命分子以外的犯罪分子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但是后来，由于认为这条规定体现了封建残余的保守思想，属于封建糟粕而被删除。从此，沿袭了几千年的“亲亲相隐”制度渐渐退出了我国法制的大舞台。

在“亲亲相隐制度”渐渐淡出我国法律平台的同时，与其相似的思想和理论在欧洲的法律应用中开始受到重视，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理论体系，相对于中国近代制度更加发达。

三、中国现代容隐制度的缺憾所引起的社会后果

在研究“亲亲相隐”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包庇和窝藏行为多发生在亲属之间，尤其是在农村和边远地区，亲戚关系比较复杂，法律意识单薄，包庇和窝藏犯罪人的几率较高。这种情况就导致犯罪人获罪，犯罪人的家属也因为犯下包庇或者窝藏的罪名一并被审判，全家老小齐进宫这种状况在中国屡见不鲜。我们不禁要思考，这样的情况真的会有益于法治社会的建设，真的能起到法律的警示作用吗？我们从为人子女，为人父母的角度出发，当面对亲人即将锒铛入狱的窘况时，又有多少人能不存私心，大公无私甚至去大义灭亲。母鸟尚且护幼鸟在自己的羽翼之下，更何况中国老百姓接受了几千年“父慈子孝”的理念熏陶，很难让人们真的做到“大义灭亲”。即使犯罪人家属迫于各种压力上庭作证，这样的证词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法作为直接证据用于定罪量刑的，对提高司法效率并无太大的帮助。

诚然，“大义灭亲”这种状况确实在中国大范围的出现过。文革时期“大义灭亲”的思想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导致当时大批党政领导干部被划为“走资派”，刘少奇被永远开除出党，蒙冤逝世；“二月逆流”打击老一辈革命家；彭德怀等人被定为“反党集团”。由此可见，这种观念一旦形成，人们最原始的人伦理念就会遭到破坏，人和人之间温情不在，社会和谐不在，整个国家的秩序几乎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我们历经几千年建立起来的基本道德底线将土崩瓦解。因此，只有维系好社会最基本的稳定细胞——家庭，做到法与情谐，情法同在，我们才能保证祖国的长治久安。

四、亲属间容隐制度的可行性分析

（一）亲亲相隐制度的价值理念

作为中华传统法律的一部分，亲亲相隐制度之所以可以延续几千年，家庭本位的传统文化功不可没。在家族为本位的传统文化中，家族的核心和灵魂人物只能是尊长，尊长代表了整个家族，尊长可以代表多数家族成员处理家族内的一切事物，整个家族内部讲究“亲亲”，“尊尊”。对于外部，整个家族被视为了一体。容隐之所以成为当时家族成员的法定义务，是因为封建王朝要维护整个家族整体的利益。家族本位和德主刑辅的思想从始至终贯彻了整个中国的封建法制，这就形成了“亲亲相隐”制度能够长存的历史文化基础。

这种思想在古希腊也得到了肯定。“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把法律分为了自然法和人定法，自然法是通常是指宇宙秩序本身中作为一切制定法基础的关于正义的基本和终极的原则的集合。它萌发于古希腊哲学，其中智者学派将“自然”和“法”区分开来，认为“自然”是明智的，永恒的，而法则是专断的，仅出于权宜之计”。这种自然的秩序也体现在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例如父子之间的亲情也是一种客观秩序，是一种自然正义的代表——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天理。当法律与人性冲突，甚至法律不容人性时，“容隐制度”可以在其中起到缓冲的作用。

（二）体现了法理中的“期待可能性”

所谓期待可能性，是指依据行为之际的现实情形，能够期待行为人不实施犯罪行为而实施适法行为；反之，则为期待不可能性。

该理论的积极意义在于：考虑行为人本身的实际情况，不强人所难，能达到事实上的合理性和实质正义，不给被告人附加多余的义务。一般认为，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期待可能性，应从行为人立场出发比较妥当。具体可言，考虑在行为时，该行为人做出其行为之外的合法性的可能性。

期待可能性理论体现了法律对于人性的关怀与尊重，体现了刑法保护基本人权的精神，人们更容易接受并且遵守“平易近人”的法律。当发生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社会利益相冲突的情况时，法律不能对人们的牺牲精神存在过多的期望，毕竟牺牲自己或者自己亲属较大的利益去遵守法律规定是大多数公民都达不到的，过多的与人性相悖的法律期望只能使法律达不到立法时所期待的效果。更严重的是，人们还会因此去怀疑法律精神。当行为人在行为时除了实施犯罪行为而没有选择的自由时，这说明这种情况是没有期待可能性的，即使其行为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损害结果，法律也没有理由追究其承担刑事责任。因此如果我们如果要追究一个人的刑事责任，就必须要肯定本案中存在期待可能性。

（三）符合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谦抑性”，字面意思直指谦和、抑制。刑法的谦抑性是刑法的节俭性。从其属性我们可以看出两个个显著的特点：首先，尽量让刑法的成本降为低谷值；其次，达到刑法效益的高峰值。

在这里，我们就要将法律商品化，若想获取利益，就要有必要的支出和投资，但是如果投资过大，也就是说刑法的实际运用程度已经侵犯了了本国公民所应得的权利和自由，造成了国家公权力的滥用和“越位”，这就会造成公民对本国法律的排斥，进而寻找其他途径解决生活中的各种冲突，法律便会被摒弃。例如在大多数亲属之间的包庇和窝藏案件中，犯罪人主观虽是故意，但多是被人类的天性——亲情所主导。试想，如果中国的司法力量一味将包庇窝藏罪行视为毒蛇猛兽去穷追烂打，法律则会如前文所提成为一种摆设，而我们在刑法上进行的投资则会入不敷出，因此保留亲属间的容隐权也是符合刑法的谦抑性的一种直接体现。

五、亲亲相隐制度在当代的再生应用

虽然时代变迁，斗转星移，中国早已脱离了封建社会，成功走入了民主的时代，但是亲亲相隐制度在当代中国还是有其存在的必要和价值，我们应该以全新的目光审视和开发亲亲相隐制度，使其适应新中国的步伐。

我们可以总结出亲亲相隐的三大特点：其一，就是积极的隐匿；其二；就是消极的知情不报；最后，则是类似于在法庭上不予合作，拒绝作证的行为。从这三个特点出发，我们可以至少将亲亲相隐的权利大致分为刑法上的权利和程序上的权利。也就是实体上的权利和程序上的权利。

在刑法中，我们并不是要把所有在总则和分则中关于亲友之间容隐权利进行一番改头换面的大修改，这样既损害法律本身存在的威严，也会浪费立法者的精力和纳税人的金钱，正确运用法律解释功能，运用上述法理学中的期待可能性和谦抑性原则，综合考虑亲属间容隐权的上下限。使刑法不会出现断层，保持法律本身的稳定性和连贯性。

在刑事诉讼法中，我们应当尽量免去犯罪人亲属作证的义务。当然，亲属可以自愿作证，但是亲属作证应有权不保证所说证言的准确性，而且法律应该保证容隐权所有人的这种权利，以防止司法专横和变相的连坐诛连。

亲近大自然的作文篇8

这篇文章有两个距离，一是作者与父亲的距离，这是一种时空的距离；二是读者与作者的距离，这是一种情感的距离，或者叫做心理的距离。散文教学，就是要能够把握这种距离之美。课前设计了两个过程。第一个是走近父亲，感知形象，紧扣文本内容，抓住作者对于父亲的描写，来体味一种真实之美；第二个是走近作者，感受真情，把握作者的三次流泪，走进作者的内心深处，体味情感之美。

【过程实录】

一、 板书课题，导入课文

师：李白来到黄鹤楼却不敢贸然题诗，只因为“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同样，朱自清的《背影》面世后，成了一座无人逾越的高峰,让人只有仰视，无法超越。然而，作家刘鸿伏却在他的散文《父亲》中说：读了朱自清的《背影》，“我感到一种震撼，但并不如何感动”。言下之意，他笔下的父亲可能更感人。

下面，就让我们走近他的《父亲》，看看作者怀着怎样的感情，写出了怎样的父亲。

（板书1：父亲）

二、走近父亲，感知形象

师：这是怎样的父亲呢？打开课文，作者的父亲仿佛正向我们缓缓走来。大家能不能迅速从文中找出几处描写父亲的画面，感受文中父亲生活的环境？

（学生速读课文）

生：我觉得集中在第2节：“一双赤脚在山地的大雪里跋涉，那是父亲；一把斧头舞出清寒的月色，在猫头鹰的啼叫里荷薪而归，那是父亲；一支青篙逼开一条莽阔大江，那是父亲；一犁风雨阵阵野谣披蓑戴笠的，那是父亲；一盏红薯酒就可以解脱一切愁苦的，那是父亲。”

师：好，刚才这么一段话，勾勒了几幅画面？这可以看出父亲生活在怎样的环境中？请集体朗读后回答。

（学生集体朗读）

生：用了五个排比句，勾勒了五幅画面，突出父亲生活在充满着诗情画意的环境中。

生：我认为不是突出诗情画意，大雪，大江，夜色，风雨，可以看出父亲生活在艰苦的环境中。

师：这种环境是充满诗情画意还是体现艰辛苦难？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同学们是否注意到父亲周围的山水风雨与诗人眼中的山水有什么不同吗？

生：父亲与这里的山水紧密相连，是这一片山水养育了父亲，同时，大雪、风雨这种恶劣的环境，又塑造了父亲。而诗人眼中的山水往往是他们追求的自然环境，或者游览观赏，或者寄托幽思，他们与山水的关系不会像父亲那样紧密。

师：是的，“鸟来鸟去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父亲风里来，雨里往，这些描写既突出了生活环境的艰苦，又表现了父亲对于艰苦环境的态度。你能否从描写中发现这一点？

生：一双赤脚的跋涉，一把斧头的舞动，一支青篙，一犁风雨，一盏红薯酒，这都是父亲苦难生活的速写；而“跋涉”“舞出”“逼开”“野谣”“解脱”是父亲不惧苦难的写照。

师：非常好。这几幅画面，勾勒了父亲生活的环境，浓缩他的千辛万苦，营造了一种悲苦的气氛。这虽然不像山水诗人眼中的自然，但作者把父亲放在这样的背景中，既让我们体会到了父亲生活的艰辛，又让我们感受到父亲与艰苦环境博弈的勤劳和坚强。可见，这为我们了解父亲作了很好的铺垫。

下面，让我们继续走近父亲。父亲说过，“人是土物，离不开泥土的”。父亲是不是“土物”？又是怎样的“土物”？请抓住作者对父亲的描写，从那些点点滴滴的回忆中寻找答案。

（学生阅读课文，讨论）

师：同学们注意一下，“土物”本来应该是指具有地方特产的土特产品，但在这里应该是比喻人，比喻什么样的人呢？

生：从文章来看，应该指带有泥土气息又与泥土紧密相连的人。

师：我同意你的看法。下面请同学们结合文章具体品味。

生：在第5节中，作者写道：“我正扛着沉重的禾桶牛一样喘息着踉跄前行，父亲黑红着脸在背后气咻咻地数落我对于农事的愚笨，并大发感慨：‘将来弄得不文不武，只怕讨米都没有人给留！’”这里通过对父亲的语言、肖像描写突出了父亲作为庄稼人的形象。

师：也就是说一个庄稼人的形象通过这些描写展现在我们的眼前。他说的这些话符合农民的性格和特点。

生：我找的是第17节，父亲跟朱老师交谈的时候，说的是方言，但是朱老师听不懂，“便怏怏”。这说明了父亲作为一个“土物”， 无法用普通话交谈，只能说 “土话”。

师：他讲的是一些什么话？这些话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一些什么话？

生：他好像是在跟他的儿子说话，他说“崽，家里穷，这点钱你拿着，莫饿坏肚子”，我觉得这话能反映出他的一种自卑，也说明他是“土物”。

师：好的，这确实有一种自卑感。我们再从口头表达用语上看，儿子是“崽”，是乡土气息，一种地方色彩，可见父亲的“土”。

生：还有一段是对他的外貌的描写：“父亲头上裹着青头巾，腰间围着黑包袱，一身只有走亲戚才穿的灰布衣，肩上挑着我的一只古旧的木箱和一卷铺盖走在前面。”我觉得这几句写得非常生动，父亲装扮得很土。

师：装扮很土，但是父亲认为土吗？

生：父亲认为是走亲戚才穿的，是最好的打扮，他是隆重出场，但是与大学校园不相称，给人感觉还是很土。

师：很好。从他的穿着、说话、行为，我们可以发现他很土，有一种浓重的泥土味。从外面看是这样，从他的个性上能不能看出他是怎样的“土物”呢？我们再细细看看课文，找一些描写父亲的细节来说说。

生：我看到第11节，在县城车站，发现父亲两眼红红的，而且流了泪。这能看出父亲作为一个乡里人，他很担心儿子会被人欺负，所以流下泪来，尽管他是一个很坚强的人。

师：父亲是一个坚强的男子汉，我们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是儿行千里父担忧，担忧什么呢？孩子太小，就要远离家乡，还有一个最致命的，就是穷，自古穷人受人欺啊。好，这次落泪表现了父亲内心最真实的一种想法。我们再进一步走进父亲，看看他想的是什么。

生：我找的是第18节：“父亲忽然站住，用颤抖的手解开外衣纽扣，从贴肉的衬衣里撕开密密缝住的小口袋，那里藏着五十元钱，父亲抽出三十元……”这些动作写得很细致，说明他们家非常穷，从中看出父亲对钱的小心和慎重；同时，父亲“抽出三十元”， 又拿三十元给儿子，这也反映出父亲对儿子的关爱，希望他能够在大学里过得好一点，反映出父亲作为农民对儿子的殷切的希望。

师：这个细节，就是藏钱。藏钱我们现在有密码箱，有银行卡，有各式各样的藏钱的方法，但是对他来说，有的就是一种最古老、最原始、也认为最安全的方式，密密缝着，藏在衬衣里面，这是一种土法。

这钱是不是巨款呢？50元。对这一点我们要思考，这篇文章发表在1991年《福建文学》的第四期上，写的是一种十年前的事情的，就是20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改革开放的风虽然已经吹来了，但是农民积余的钱很少。50元对这个家庭来说，可以说是一笔巨款，事关家里的日常开支，农业生产，儿子读书。他已经给儿子钱了，临别的时候又掏30元钱给儿子，为什么？我们结合他在大学校园里面看到的现象，揣摩他的内心世界。

生：这是一种巨大的自卑感。正如文中所写：“父亲陡然有了一种巨大的自卑感，在充满富贵豪华气派的人和城市面前，在他连做梦也想象不出的这偌大的学府面前，父亲作为一个山里人几十年造就的倔强和自信心，彻底崩溃了。”父亲已经料想，他的儿子将会受到歧视，他是在尽最大的努力，用钱为儿子分担一部分压力，争得一点自信。

师：也就是说，他自己自卑了，不能让儿子自卑。他要用维持生活的钱，给儿子注入自信。好，我们再找找，还有一些细节又能表现怎样的父亲？

生：第6节有个细节，父亲“看我的时候，一脸的愧色”，就是因为他中午骂了自己的儿子，但是又要保持一位父亲的尊严，而喝完酒后，真情流露出来，表现出一脸的愧色。

师：好，这是一种真情的流露，愧色，因为内心有愧。大家看看，他醉酒的时候，最喜欢做的是什么样的事情？

生：第1段里提到，父亲醉酒的时候，“喜欢拿了我的文章夸耀于那些乡邻朋友，希望从那些耕地的农夫、打鱼虾的渔人或瓦匠、木匠们艳慕又敬畏的眼神里获得一种安慰”。我觉得，因为父亲作为农民，被人家看不起惯了，他的儿子上了大学，他能够在乡亲们面前，抬起头来说话，觉得脸上有面子，儿子为他争光了，他心里骄傲自豪。

师：儿子能够光宗耀祖了，那么，是不是因为儿子有钱，就能够光宗耀祖了？

生：不是，是因为有文化，成了知识分子。

师：有了文化，成为了文化人，经常写文章。父亲知道自己没有文化，但是？

生：他是崇拜文化的人。

师：对，崇拜文化人，甚至把他们神化，神化成天上的文曲星。这不是醉酒，而是醉文。那么，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生：作者笔下的父亲有血有肉，是一个慈爱质朴的父亲、生动感人的农民。

生：他崇拜土地，又崇拜文化。

师：很好。父亲像许许多多普通的农民一样，他爱这片土地，生于斯，长于斯，劳动于斯，乃至长眠于斯。“土性”已经融入心中，成了根深蒂固的性格特点。这仅仅是一个父亲吗？其实这不仅仅是一个父亲，而是一代父亲的象征，是一代农民的真实的写照。作者是湖南的，所以他写的是黑土地上的一代父亲。

（板书2：勤劳坚强，崇拜土地；慈爱质朴，崇拜文化一代父亲）

三、 走近作者，感受真情

师：了解了父亲，我们再来走近作者。作者在回忆“苦涩而温馨”的往事时，写了自己的三次落泪。你能否走进作者的感情世界，看看这是怎样的泪水？他的泪又为谁而流？

（学生阅读，思考，讨论）

生：第一次是在第5节：“接了通知书，泪便不知不觉地涌了出来。一时无语，只是望着远处黛绿的山色和清凉的河水发痴。”第一次流泪我觉得作者是为自己流泪。

师：流的是什么样的泪？

生：当他接到大学的通知书的时候，他的心里是非常欣喜的，自己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但是他又十分的彷徨，因为父亲在家里劳作，条件也不是很好，山里出生的，可能对自己能否上大学有一个疑问。

师：这种心情文章写得比较清楚，请用两个词来体现作者的心情。

生：凄惶，欣喜。

师：非常好。面对“薄薄的一张纸”，但却是“从此改变了我的命运”的通知书，他的泪不知不觉表达了自己的心情，凄惶和欣喜。

生：作者第二次流泪是在第10节：“母亲伤心地哭了，我也哭了，我的弟妹和那些好伙伴都哭了。”在这里，我认为作者哭的原因就是将要离开要生活的土地了，“最后一次嗅着故乡的泥土、牛粪和稻草混合的气息，走下清凉雾气弥漫的河岸”，即将要开始一生中最难忘的旅程，离开家乡，到大城市去上大学，也许就有可能不再回来了。所以这种离别、这种愁苦就在心里使他流泪。

师：也就是说，要离别黑土地，离别自己的亲人，离别自己的家乡，一个人孤身远行了。前面是什么他不知道，但是这边留下了什么？他的家乡，他的亲人，所以这泪就是为故乡而流，为亲人而流。

生：第18节：“我的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父亲对他的爱是深藏不露的，他与父亲之间很少表现出父子情怀。而此时，当他体会到父亲对他深藏的爱，他比一般人更感动，所以说他的泪为父亲而流。

师：分析很到位。父亲不善于表达，他只是用自己的动作、眼泪、家常话，在平平淡淡中流露真情。作者的流泪就是对父亲的一种内心感激，也是对父亲深刻的眷恋。

作者的泪水，写了三次，但这是不同的含义，不同的层次。作者回忆的是父亲，满怀的是真情，要写的既有为自己、为故乡，更有为父亲而流的泪，是一种感激的泪。但是作者对父亲仅仅是感激吗？父亲对作者的人生有怎样的意义？试从文中找出相关语句来回答。

生：在第20节：“我的父亲的背影，我永远像山一样坚强挺立的父亲，是我生命的路碑。”就是说，父亲在我的心中还是一个精神支柱。

师：“生命的路碑”在这儿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生：一是为我的生命提供方向，还有是给我的生命提供一个坚强的后盾。

师：请坐。还有其他的理解吗？

生：我觉得这个路碑也是给我一种力量，后面也写到，“为父亲，为自己，也为那养育过我的故土，我把所有翻开的日历都当做是奋进的风帆。”我觉得是一种力量，精神的力量。

师：可见，作者的内心深处，对父亲绝不仅仅是一种感激之情，还有什么？

生：崇拜之心。

师：崇拜，崇拜父亲，父爱像山！作者流露的不仅是普通的父子情深，还是一种感激，更是超越感激的崇拜。这么一个父亲，在我生命中，给我力量，给我支撑，成为我生命中的路碑，见证我的生命历程，这是多么强大的精神支柱！

（板书3：感激之情，崇拜之心）

四、 总结全篇，启迪思考

师：作者说，读了朱自清的《背影》，“我感到一种震撼，但并不如何感动”。比较这两篇文章，你觉得哪一位父亲更令人感动呢？

生：“感动”需要读者和作者之间产生心里上的共鸣。我觉得，朱自清的《背影》中比较多的都是在描写父亲的背影，然后通过描写来体现出作者的情感，而这篇文章对父亲的言行举止描写更多，给人体会更深。

生：作者认为自己的父亲有一点是朱自清的父亲不能做到的，就是深重的苦难，能够活得这么坚强，活得这么不容易，让我，让后面的人，让所有像农村里出来的，土地的儿子，能够感觉到一种成长的力量，这好像是朱自清的父亲身上不能体现的。

生：我认为，朱自清的《背影》，使我们体会到父亲的那份深沉厚实的爱；刘鸿伏的《父亲》，表现的是那份苦涩而执著的爱。他们都很感人，风格不同。

师：好。同学们能够从生活背景、形象特点、写作风格等方面来比较，有自己独到的感悟，这就是收获。我还感觉到，真实是艺术的生命。真挚、深沉的父子之爱，特别是融汇了辛酸与苦难的父子之爱，能引起人们的同情乃至强烈的共鸣。不过，我在思考：本文中的父亲虽有着大山般的性格，当面对辉煌庄严的学府和风度翩翩的学子时，却几乎崩溃了。当儿子成为文化人在城里定居以后，父亲能不能离开土地，走进都市的文明之中？课后请大家以“城市农民何去何从”为话题，写一段话，阐述自己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