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心态为话题的作文范文

以心态为话题的作文篇1

要根据话题的需要找到经典素材与文题（观点）的内在联系，从而紧扣文题（观点），选择经典素材的可用部分。

比如，史铁生这一经典素材：

史铁生，男，汉族，北京人。1958年在北京市东城区王大人小学读书，1967年毕业于清华附中初中部。1969年到陕北延安地区“插队”。3年后因双腿瘫痪回到北京，在北新桥街道工厂工作，后因病情加重回家疗养。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我与地坛》（1991）是作者对自己过去10年的写作内容、思想、形式和写作行为本身进行解剖，为写下去（活下去）寻找理由。“我从双腿残疾的那天，想到写作。孰料这残疾死心塌地一辈子都不想离开我，每时每刻我都在追问自己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活着。这可能就是我的写作动机。就是说，要为活着找到充分的理由。” 史铁生是当代中国最令人敬佩的作家之一，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2年度杰出成就奖得主。

有考生以“态度”为话题作文，运用史铁生的素材写道：

在活到最狂妄的时候，命运之神将他抛向谷底。在风华正茂之年失去双腿，这是多么让人难以承受的痛苦。但这并没有使他倒下，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后，他将自己所有的精力放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他便是史铁生。为什么命运的弃儿变成了时代的骄子？因为他对待生活的态度。正因为有了良好的生活态度，才让一颗破碎的心重新完整；正因为有了良好的生活态度，才让一个弱者成为强人。

经典素材与话题的契合点：面对痛苦，要有良好的生活态度。

有考生以“调整”为话题作文，运用史铁生的素材写道：

史铁生，一个双腿残疾的年轻人，只能坐在轮椅上。开始他内心非常痛苦，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有时候甚至想一死了之。后来他独自来到地坛。这里远离尘世的喧嚣，弥漫着宁静的味道。在这里，他想与其整天痛苦忧郁地活着，不如做一点有价值的事情。于是他调整心态，卸去了烦恼，决心以豁达的心境对待人生。正因为适时地调整心态，他才对生活充满信心，重新站了起来。

经典素材与话题的契合点：在痛苦时，应调整好心态。

有考生以“大爱无言”为话题作文，运用史铁生的素材写道：

母爱无声而又无处不在。当处于最狂妄年龄的史铁生失去双腿时，他被命运打昏了头，脾气坏到了极点，常常发了疯似的离开家，什么话都不说。母亲无言地为他的每一次外出做好一切准备，痛苦、惊恐的母亲每次只能祈求，默默到地坛去寻找儿子。每次远远地看到儿子，却不敢接近，她知道儿子不想让她跟着，她只能默默地关心着他，希望儿子能够找到一条正确的路。真是大爱无言啊！

经典素材与话题的契合点：在苦难中，凸显母爱的伟大。

有考生以“遗憾”为话题作文，立意是“别给自己留下遗憾”，运用史铁生的素材写道：

史铁生，一个在20多岁就失去了行走能力的人。巨大的悲痛，使他封锁了自己，面对母亲无声的爱，面对母亲在地坛焦急的目光，他倔强，从不叫母亲一声。他没有理解母亲的痛苦。而当他在事业上取得成就时，母亲却离他而去，留给他的只有无尽的遗憾。试想，倘若他能在母亲焦急地在地坛浓密的树林中寻找自己时，哪怕叫上一句“妈妈”，他会遗憾吗？假若他在母亲每次送自己出门时给她一个微笑，他会遗憾吗？别给自己留下无尽的遗憾。

经典素材与话题的契合点：因不理解母爱而感到遗憾。

有考生以“心灵的选择”为话题作文，运用史铁生的素材写道：

坐在轮椅上的史铁生，脑海中时常闪现一个字：“死”。一个残疾人将来还有什么出息呢？在生与死面前，他无能为力。但是，希望重新点燃了他，他选择活下去，并坚强地活下去。那个心灵的选择，不知在他的脑海里徘徊了多久，也不知他跟死神较量了多久。幸运的是，他被地坛感动了，鸟儿的欢唱，花儿的竞相开放，使他做出了选择，坚强地活了下来。

经典素材与话题的契合点：面对生与死，做出心灵的选择。

有考生将史铁生看做当代人学习的榜样，在以“榜样”为话题的作文中，运用史铁生的素材写道：

当狂风暴雨来临时，我不曾害怕

当无边的黑暗乘虚而入时，我不曾恐慌

当六月的残酷降临时，我不曾伤心

是你，告诉我要怎样活着

怎样书写自己的人生

史铁生，一个用生命书写人生的强者

疾病的疼痛压不倒你，双腿的残废挫不伤你

你，坚忍地活着

你是人们心中不倒的丰碑

经典素材与话题的契合点：用生命书写人生的强者是人们的榜样。

以心态为话题的作文篇2

构建话语体系的现实背景

对中国现实“发展文本”的理论解读，是当代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学术研究的中心话题。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巨型国家”的复兴，无论是从历史和现实的任何角度来看，都是21世纪人类文明史上的重大事件。特别是在一个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对文明发展和整个世界格局的冲击及影响已经超出了现有的、流行的“理论框架”的解释范围。从理论上讲，我们到了一个必须面对中国复兴的现实，从国内国际两个方面，对中国发展的社会主义本质、发展路径、发展的文明价值、发展的世界意义等诸多方面进行理论梳理、分析、敷陈的重要时刻。换句话说，我们到了必须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说话的新的历史阶段。

大约40年前至今，这个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发展与进步理念，基本被“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左右，特别是“剧变”以后，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出现困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受到质疑，这种“以自由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就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到世界各个角落，一时间似乎人人都变成“新自由主义者”了。“公即坏、私即好”及“市场的神圣性”的改革理念被许多国家所接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关于人类文明发展的“意识形态争论”归于沉寂，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以“新自由主义”的形式重拾“优势话语权”。

但目前的历史演变，有两件事改变了人们对这个世界的观感：一件是资本主义世界这几年流行的经济危机及社会不公正的加深，现在也没有好转的迹象；一件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兴起，不但在改变着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和经济发展的重心，而且也冲击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优势。改革开放3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重构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合理的现实性”，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为中国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讲话提供了“现实的基础”。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要确立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话语权，构建并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就只能是以“公正”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讲话，并按照“公正的世界”和“公正的社会”思考人类和中国的未来。

三个30年的“中国话语”变迁

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随着国内外发展环境的变化，中国改革的“阶段性”特征非常突出。可以肯定地说，中国改革步入一个新时期、新阶段，中国正式步入“后改革”时代。改革的内容、目标、任务、方法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问题也发生了变化，到了从“战略转型”的高度，即从目的性、整体性、长期性、全局性和重要性思考改革大局的时候了。对“改革文本”的解读不能简单地以“问题”为导向，使改革呈现“碎片化”现象，“按下葫芦起了瓢”，给人一种改革处于无序、无果的循环状态的印象。本着对历史和国家民族负责的精神，我们必须用“战略思维”思考中国改革大势和未来走向，强调以“公正”为核心价值的中国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并在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指导下进行。

从理论体系、概念框架、话语形式，乃至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来看，我把从1949到1978的第一个30年概括为“以政治为中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目的是要解决社会主义政权的建设、稳定和发展问题。在前三十年我们讲意识形态，注重政治价值，思路很清楚，我们的叙事框架和概念体系就是讲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立。我们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中讨论中国的发展走向问题，在实践中我们学习的是苏联模式。后来到后期，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中美苏三大国关系的变化，我们讲三个世界理论，用“三分法”代替对世界的“两分法”。三个世界理论就有点淡化意识形态，这是国际关系格局变化使然，但这为下一个30年改革开放清除了一些意识形态障碍。

1978年到2009年是第二个30年，是“以经济为中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三十年。可以说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由于搞市场经济，我们在理论上学习的“文本”是资本主义的，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实践中我们偏重于西方模式。于是我们很少提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很少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个分析框架来分析问题，我们换了个词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我们基本上是在新自由主义的话语体系里面说话、写文章。但是新自由主义有一个特点，它有意识形态支撑，或者它本身就是意识形态。而中国经济学发展这三十年，一是基本照搬西方那一套对经济改革进行指导，二是根本没有意识形态或发展价值支撑，致使经济改革单兵突进，社会问题丛生。所以，在这三十年，中国没有像样的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基本概念、话语体系基本上是西方的或是新自由主义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价值支撑，或者换句话说没有意识形态支撑。

从2009年开始我们步入第三个30年，我认为重点是“以社会为中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社会结构性改革”和实现“社会共同治理”是改革的核心议题，中国正式步入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后改革”时代。我们目前确实到了一个需要从战略和价值高度思考改革发展问题的时候了，而不是纠缠于技术的、细微末节的经济手段改革进行论争，也不是为了回应社会热点问题进行零敲碎打式的“碎片化”改革，而是应该从文明和社会发展的制度逻辑的角度推进改革进程。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人向来追求三个正确，一个是政治正确，二是事实正确，三是义理正确。统观社会发展全局，认真领会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仔细梳理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问题，理性思考人类文明的走向，我们就会知道，要摆脱改革“碎片化”的倾向，使“以问题为中心的改革”让位于“以体制为中心的改革”，就要下决心进行“社会结构性改革”，就要关注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改革要遵循宪法原则，深入到价值和体制层面，这是改革进程的逻辑要求。因此，我们不论是在概念框架、叙事方式上，还是在话语形式和分析路径上，都要跳出两个框框，一个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框框，一个是“新自由主义”的框框，构建符合新时期中国发展的逻辑和解释体系。

改革路径与构建“合理的现实性”

构建社会主义社会“合理的现实性”，并基于这种“合理的现实性”形成有效的话语体系，最根本的还是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使“现实”朝着“人民满意”的方向发展，朝着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方向发展。通过对近些年社会现实问题、各种资料和数据的分析，我觉得有五个重大问题影响社会和谐，具有酿成“颠覆性危机”的因素，具有紧迫性和现实性，我们必须面对。这五大问题是：贫富差距问题；三农问题；腐败问题；失业或就业的问题；社会信任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不能靠零敲碎打、头疼医头式的改革来实现，而要通过“社会结构性改革”来实现。社会结构性改革是指社会资源和价值在社会公众之间公平分配的改革，是体制性和价值性改革，是有效解决五大社会问题的基础性改革，是实现社会有效治理的前提，不如此我们就无法前行。

要扎实推进“社会结构性改革”，实现中国社会的“战略转型”，改革的“战略路线图”或“制度逻辑”是必须从体制机制和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角度寻求突破口，重点推进社会体制机制改革的四个重大转变，赋予改革以目的和价值内容，摆脱“碎片化”倾向。

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的转变。现代化预示着不稳定性，现代性预示着稳定性。换句话说，未来十年我们必须完成从不稳定性状态到稳定性状态的转变，而这种转变的关键是制度性的，是社会结构性的。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发展各种“社会组织”，实现“社会共同治理”。现代性的一个主要标志是各种“社会组织”的良好发育，是实现由“政府单独治理”向“社会共同治理”的转变。但是我们现在对“共同治理”的制度准备、制度支持严重不足，致使“政府治理”战线过长，管理难度加大，社会问题丛生。

从工业社会到城市社会或者从生产型社会到消费型社会的转变。现在我国的城市化是46%左右，如果说按每年1%左右的速度增长，到2020年，我们城市化率可以达到55%到60%左右，我们现有的政府管理体制几乎不能适应城市人口占总人口60%这个现实，因为人类文明发展经验证明，消费型和休闲型社会的形成，城市化的拓展，一个必然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形成。公民社会的主要标志是公民对“幸福”和“尊严”的强烈追求，而在任何文明社会，人的尊严首先表现为“人的基本权利”，没有权利就没有尊严。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的基本权利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五权”，即：“选举权、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要平稳完成社会结构性转型，实现社会共同治理，实现向公民社会的平稳过渡，在制度安排上真正实现人民的“五权”是关键。

从权力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变。也就是从管理层垄断性权力向公民协商性权力的转变，从政府治理向社会共同治理的转变，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这个转变能不能完成，标志着我们社会主义公民社会能不能建立，和谐社会能不能实现，我们党的执政地位能不能稳固。目前，我国个别公共机构、公共组织“管理层控制”现象很严重。在这些单位或部门，公共权力变成了领导者的私人权力，动不动以组织的名义胡乱决策化公为私、胡乱用人形成小圈子，单位内基本群众敢怒而不敢言，积累了大量的怨气和怒气，促使组织涣散，人心不稳，组织文化堕落，政府威信受损。个别公共机构、公共组织一把手专制，在公共组织形成一个管理层的小圈子，变公权为私权，而且这种状况还有扩大的趋势，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

总之，从现实问题出发，改革要有“新战略”，实现社会稳定要有新路径，发展要有新模式。我一直以为，经过30年的改革与发展，我们基本形成了一个“新发展共识”，这就是建立一个“民主、民生、公正、和谐”的社会，这8个字体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未来30年的改革，应该体现“新发展共识”的基本价值，通过社会结构性改革、社会组织建设、公民社会发展这些基本路径，努力构建一个社会和谐、人民心情舒畅的社会，并在这种实现“合理的现实性”社会的基础上，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讲话，构建中国的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为人类文明发展与进步的正确选择作出贡献。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教授）

以心态为话题的作文篇3

2019年上半年，XXX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贯彻落实意识形态相关文件精神，通过加强学习，强化担当，切实把抓意识形态工作的主体责任放在心上，把抓意识形态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有力的政策措施落实意识形态工作的各项任务，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现将具体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上半年意识形态工作开展情况

（一）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落实

班子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成立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落实班子意识形态工作的主体责任，由XXX具体负责，其他班子成员分工负责的工作格局，明确工作责任，狠抓责任落实，确保意识形态领域安全，为推进XXX全面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提供了优质高效的服务。

（二）召开专题会议，全面安排部署

于年初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召开了意识形态工作专题会议，及时学习传达贯彻有关文件精神，重点学习了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并对2019年意识形态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指导和推动中心把意识形态工作要求融入工作，推动意识形态工作与工会工作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

（三）、加强制度运行，保障工作开展

一是制定《XXX意识形态工作实施方案》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规范性。二是班子成员及时召开民主生活会、参加支部组织生活会，以一名普通党员身份参加组织活动。三是坚持学习制度，将学理论、学业务、党建专题知识讲座有机结合起来，努力创建学习型党支部，做到计划、讲座、心得和考勤相结合。四是每季度召开一次意识形态领域情况分析研判会，每半年向机关党委书面汇报意识形态工作。

（四）、加强阵地管理，提升思想认识

1、坚持固本强基，扎实开展理论学习。以学习型党支部建设为平台，结合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学习内容，切实抓好干部职工思想教育和理论学习工作。一是制定了党员教育培训计划并将学习纳入到“三会一课”中。二是丰富学习内容，全面贯彻落实党的精神和一中、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系列重要讲话，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把学习贯彻党的精神、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作为理论学习第一位。

2、突出特色创新，主题党日凝心聚力。党支部将每周的星期二作为学习日，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着力在活动专题和活动形式上设计组合拳，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开展以学习领会同志重要讲话、“弘扬雷锋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主题的党日活动。通过丰富主题党日内容，活化主题党日形式，有力提升了全体党员的宗旨意识和规矩意识，发挥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教育引导作用。

3、弘扬文明风尚，营造良好工作氛围。持续锤炼完善“学习创新、善谋求是、严谨高效、勤奋廉洁、团结和谐”的机关核心文化理念，积极引导党员干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是组织全体党员干部下载安装“学习强国”APP，确保所有党员全部注册上线；充分利用空闲时间在“学习强国APP”学习平台，通过看视频、听讲话、读文字、答试题等方式进行学习。二是利用微信工作群，宣传文明祭祀方式、文明交通意识、环境保护意识、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等信息，在潜移默化中传播正能量，在润物细无声中弘扬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营造积极向上的良好工作氛围。

二、存在的问题

（一）意识形态谈心谈话开展相对较少。不能及时、准确地把握党员、群众思想动态和本领域舆情动向。

（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形势政策教育、警示教育较少。

（三）班子及成员对分管领域意识形态工作抓落实还不够，意识形态工作“一岗双责”落实不到位。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是要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核心。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中心意识形态领域的统领作用，加强正面引导，通过培育核心价值观占领思想阵地，形成积极向上的风气。

二是要切实抓好政治理论学习，注重在正面引导中筑牢思想防线。从强化广大干部职工政治意识、加强理论学习，通过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引导大家自觉抵制各种错误行为，强化责任意识。

三是注重在纪律约束中规范举止。要加大规章制度的落实和警示教育力度，教育干部职工自觉守纪律讲规矩，自觉净化“工作圈”“生活圈”“娱乐圈”，树立党员良好形象。

四是切实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认真开展谈心谈话，教育中心全体干部职工不在QQ、微信、微博、移动手机端等网络平台、转发具有负面影响的信息坚持不信谣，不传谣，不妄议，切实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以心态为话题的作文篇4

［内容提要］本文分析了中国文化发展呈现出的主流、精英、大众三种文化相互整合的态式；以及对电视谈话节目运作的影响，并分析了由此构成的现实困境：在三种文化的碰撞与冲突下，电视谈话节目倾向于调和、缓和矛盾，形成了一种“夹缝里求生存”的状态；由于缺乏真正意义的沟通，观众对主持人的依赖性导致了节目的模式化。［关键词］电视谈话节目现实困境文化背景媒介功能电视谈话节目在西方电视界已有30多年的历史，是各大电视台的重要节目类型，它深刻地影响着观众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在我国，中央电视台于1996年3月6日开播《实话实说》，开辟了人际交流的新空间，成为全国影响最大的谈话类节目。据“央视调查中心”调查统计，三年多来该节目收视率一直在高位波动，在每周日早上720—800的观众中，62%以上的人在收看《实话实说》，其社会影响力之大，观众喜爱程度之深可见一斑。在《实话实说》的影响和带动下，各省市电视台纷纷开办谈话类节目。一时间大江南北，“家事国事天下事”，尽付笑谈中。目前，电视谈话节目经过了最初的躁动与热闹之后，渐趋稳定，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模式，而弊端与不足也开始显露。可以说，谈话节目越谈越难，陷入了困境之中。让我们以《实话实说》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文化背景和媒介功能两方面来展示此类节目的现实困境。一、电视谈话节目运作的文化背景：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相互整合在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中国的文化发展呈现出三种文化形态相互整合的态势，这三种文化形态就是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主流文化、市民大众所认同的大众文化和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精英文化。目前这三种文化形态既相互融合，又相互分化，共同影响着当代中国文化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一）主流文化：力图建构文化共识主流文化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看，它是特定历史时期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作为社会的统治思想的文化。而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它正逐渐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其他文化形态持日渐宽容的态度。但是主流文化不可能放弃对文化市场的控制，它以政权作为强大后盾，将它的一系列价值观念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有利于既有统治体系的“共识”，以维护现有的社会秩序。主流文化对于电视话题节目的影响表现在它决定了节目的基本价值取向、具体的指导原则以及整个节目的基调。这种影响是无形的，电视人的思维和言行为之操纵而不自觉。当政府官员作为嘉宾或现场观众出现在节目中时，他们不仅为节目增添了些许官方色彩，也对现场其他人施加了潜在的心理影响。于是，电视谈话节目遇到了第一个困境：如何在节目的官方色彩和多样化的观众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二）精英文化：在世俗社会处境尴尬精英文化即知识分子的文化，它是与大众文化相对而言的一种文化形态，确切地说，精英文化是知识分子阶层中的人文知识分子创造、传播和分享的文化。而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的环境中，精英文化没有充分适应时代的变化，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精英文化陷入尴尬的境地：严肃的交响音乐被轻音乐和摇滚乐所替代；国家一流的芭蕾舞剧院和歌剧院亏损严重；人文学术著作和纯文学作品难以出版……面对危机，精英文化开始分化，一部分投入市场经济的大潮与大众文化融为一体，而另一部分始终坚守自己的文化阵地，承担起提高民族文化水准和唤起社会良知的重任。精英文化的主体即知识分子对于电视谈话节目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他们希望节目具备丰富的人文内涵，包括一定的文化品位和思想内涵，对庸俗肤浅的谈话表示失望和不满。一些知识分子索性参与进来，担任节目策划，或作嘉宾和现场观众。他们为节目释疑解惑，提供独到的见解和分析。知识分子的参与确实提高了谈话节目的文化水准，但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有些专家和学者脱离实际、纸上谈兵，说教色彩浓厚，使观众产生逆反心理。（三）大众文化：全面勃兴、渐成时代的强音大众文化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伴随着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以都市大众为主要消费对象、通过现代传媒传播的文化形式。大众文化在当今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积极意义体现在：首先，它加快了文化的世俗化进程，面向百姓，追求感性娱乐；其次，大众文化所表现的快节奏、讲效率、重实际等特点，有利于解放思想、改变陈旧观念；最后，大众文化还以其特定的实践形式对人的感官需要和消费欲望作了一种合理性的肯定，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个体生活价值的肯定。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大众文化正以各种形式广泛渗透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可以这么说，大众文化消费现在已成为人们最重要的生活需求；娱乐电影、电视综艺节目、现代广告、流行歌曲、居室装璜……可谓铺天盖地，色彩斑斓。而大众文化最重要的传播载体莫过于电视了。电视以中性的方式建构了一个新的意识形态，即以消费为特征的意识形态。“电视以非强制性的方式改变再造着我们；而作为一种文化力量，它则以不厌其烦和秀色可餐的诱惑使你难以抵御不忍拒绝……我们的话题和关注中心便时时与电视相关，电视成了这个时代最大的神话，成为社会最具支配力和影响力的文化力量。”大众文化的勃兴对于电视谈话节目有两点明显的影响：一是对于选题的影响。综观《实话实说》的选题，我们发现它总是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有密切关系，定位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而且善于“小题大做”，通过小事来透视社会大环境。二是节目体现在“关注人”的人文精神。电视关注的热点已经由事件和生活流程向人的生存状态过渡，开始关注人的命运，人的内心感受，关注他们深层的心理状态，关注与他们生活相联系的社会大背景的变迁。“关注人”使中国的电视传媒与观众前所未有地贴近，而电视谈话节目采取平民化的视角，展示出一种平常心态，使得节目充满了人情味。综上所述，电视谈话节目在三种文化形态相互冲突的背景下，获得了一个共同的文化空间。由于受到“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它倾向于调和、折中，缓和矛盾。而这也许是电视谈话节目的一厢情愿，在三种文化的激烈碰撞与冲突之下，它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为了满足各种文化消费者的需求，《实话实说》的运作就如同中央电视台办春节联欢晚会一样，想让大家满意，却难料众口难调，落得个吃力不讨好。这是《实话实说》面临的最大困境，也是它明显的缺陷：求大求全，定位不清。像《实话实说》，既非新闻类也非娱乐类的谈话，五花八门的话题充斥其中，犹如一锅大杂烩。与中国相比，西方的电视谈话节目定位就比较明确和专业化。美国研究电视的学者伯纳德·蒂姆伯戈在其《电视谈话》一书中将电视谈话分为4大类——新闻谈话，娱乐性谈话，重大社会事件谈话和推销性谈话。不同类型的谈话节目都有自己内容上的侧重、独特的风格以及相对稳定的观众群体。各类谈话节目“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呈现出多元化的风格。二、电视媒介功能的拓展：沟通意见电视作为一种媒介，以往人们只看到其信息传达的功能、娱乐功能、服务功能，而忽略了电视沟通意见的功能。谈到电视的沟通功能，我们有必要提出“公共领域”这一概念。这一概念是由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哈伯玛斯（Habermas）提出的。哈伯玛斯认为“公共领域”是指市民可以自由表达以及沟通意见，以形成民意或共识的社会生活领域，其条件是所有市民应有相等的表达机会，参与者以私人身份参加自主性的聚会，而讨论的主题以公共事务为主。公共领域的成立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制度化的空间，二是法律的明文保障，保证公众对既有权力敢于论辩批评。在哈氏看来，大众传媒就是理想型的公共领域，尤以电视为代表。前面说到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三种文化形态在当今中国相互整合，每一种文化都试图将自己的观念通过有效的渠道传播出去，电视成了它们的首选目标。在电视这个“公共领域”中，各种意见在此交汇，相互碰撞和融合，电视被赋予了沟通意见的功能。沟通的内涵有两个层次：一是各种意见要被陈述出来，二是各种意见之间要进行交锋和论争，实现充分的了解和交流。进行沟通需要一个理想的传播情境，要求沟通者以自主平等的地位参与沟通过程，展开充分的理性的讨论。哈伯玛斯认为真正有效的传播必须在免于压迫性的社会力量介入的情境之下进行，所有参与传播者都应有相同的机会自主地表达，并可以相互置疑和论辩。目前的电视谈话节目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并没有形成一个理想的传播情境亦即沟通情境。首先，谈话节目的嘉宾和现场观众常由专家学者或知名人士担任且标明身份，对现场观众构成一种潜在的心理压力，使得其“传播能力”无法发挥，造成一种“扭曲传播”的情境。在这种“扭曲传播”的情境中，现场观众经过层层心理机制，将“那些可能不被接受的动机加以压抑，并试图转换成可以接受的表达”。一个明显的后果是：现场观众的参与意识不够强烈，往往是欲言又止，说半截子话，谈话的论辩色彩不浓，没有形成激烈的交锋。西方的谈话节目则不然，其嘉宾多为普通人，只报姓名而不标明身份。而现场观众发言踊跃，经常出现观众与嘉宾激烈争辩的场面，也不乏对着嚷、对着骂的情景。《实话实说》的节目主持人崔永元说他“喜欢和颜悦色地争论问题，虽然相互观点完全可能是南辕北辙风马牛不相及，但最后那也得握手言别，相约下回再说”。他对那种“要么互相吹捧，要么互相攻击，而且一争论起来就非得弄个你死我活”的谈话方式表示反感。在崔永元这种“和风细雨”式的主持风格之下，参与者表现得都很斯文，绝难看到对着嚷、对着骂的争辩场景。除了嘉宾和主持人的因素之外，限制现场观众进行沟通的另一个因素是电视传播的特殊性。参与者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通过电视这个威力巨大的传播载体幅射四方，顷刻间家喻户晓。《实话实说》有一期做人体模特的话题，有一个女模特被请来作嘉宾。为了不被人们认出来，这位女模特化了妆，戴了墨镜。结果节目一播出，她还是被左邻右舍给认出来了，最后只好在别人的议论纷纷之中搬了家。崔永元为此特别不好受，他说：“这样的话题还不如不做，别为了节目毁了一个人。”所以说，在电视上露脸的人们，一般都比较谨慎，很注意分寸。2000年1月30日的《实话实说》是有关改善老师和家长的不良交往行为的话题，崔永元让现场观众发言时，一位小学生说自己学习不好，以后要与老师多沟通，崔永元问了一句：“你说说，你们老师有什么缺点？”这位小学生有点急：“这里都是说老师好的，没有谁说缺点。”原本说“童言无忌”，看来现在的孩子活得现实多了，也沉重多了，大人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崔永元对此也是会意地一笑：“好，我就不为难你了。”由此看来，现场观众在参与电视谈话节目时，涉及到谈话内容的真实性问题，而这直接关系到沟通的效果。这里所说的真实，不光是指表层的内容真实，而且还包含深层的真实，即参与者是否敢于表达内心的真实感受，将真实想法和内心隐秘和盘托出。《实话实说》看久了，给人一种游戏感和表演的倾向，有点假。美国有一个闻名全国的电视谈话类节目——“奥普拉·温弗里节目”，其主持人奥普拉·温弗里（OprahWinfrey）经常在节目中讲她自己，甚至包括她的隐私。为了表示对受虐待儿童的同情，温弗里在节目中对大家说自己小的时候也遭到过亲戚的性骚扰。当一位女士谈到因为怕失去男朋友才去吸毒的时候，她马上想到：“那正是我的故事。”温弗里总是设法令她的观众和她一样，表达内心真实的感受，进行深入灵魂的交流。但是在当今中国的电视这样一个敏感的公共场合中，由于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等现实因素的影响，无论是崔永元还是现场观众都无法做到这一点。就算做到了，也要担心那些有关个人隐私等方面的内容会对观众和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后者的承受能力如何，不能排除谈话内容引起舆论大哗、人心浮动的可能性。这样，电视谈话节目又一次陷入了困境：如果不能实现深层次的真实，那么沟通仅仅停留在表面的层次，没有达成心灵的沟通，节目质量难以提高，久而久之，节目将丧失其生命力；而达到了这种真实，又要担心社会是否能够承受以及会有什么负面影响。可贵的是，《实话实说》的编创人员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崔永元对此深有感触：“最初，我们就想做一个很好看的谈话节目，可渐渐想法也在发生变化，什么收视率下降先不要去管它。我们现在是想努力找到一种交谈方式：让我和谈话对象真正完成一种心灵的沟通。从要做好看节目到寻求真正的谈话，我觉得这又是一种境界的变化。”在电视等“公共领域”中，沟通并不必然要得出某个结论。各种意见观点孰是孰非，由公众自己作出评价。在《实话实说》中，主持人总忘不了适时地对观众的发言说一两句，看似随意，其实那几句话相当于归纳总结，让观众由此得出一个大体的判断。当然这并不能一味责怪主持人，观众自己也有原因。部分观众缺乏一种独立而成熟的价值评判能力，缺乏思辨的素质。因此，他们对于传媒有一种依赖性，他们的时空观念，道德取向和世界观等受到传媒的潜在影响。于是，电视谈话节目又陷入这样一种困境：主持人不“画龙点睛”，部分观众茫然而无所依从：进行引导，作出结论，又会导致节目模式化，价值取向单一，不利于观众思辨素质的提高，也影响了谈话节目向纵深发展。最后，对于节目主持人要说两句。在电视这个特殊的沟通情境中，主持人的定位和姿态很重要。崔永元说过，“节目主持人应该是节目的灵魂。”实际上，崔永元也正扮演着“节目的灵魂”这一重要角色。在努力营造轻松和谐、民主平等、积极参与、畅所欲言的谈话氛围方面，崔永元费尽了心思，功不可没。但是作为主持人，崔永元做得不轻松，做得很辛苦，精神负荷太重了。他给人一个突出的感觉，对自己过于低调，姿态过于谦卑。有人对此提出了建议：“崔永元，不要扮傻，不要‘大智若愚’，不要做全国人民的儿子，不要做办主任，不要做男妇女主任。”话虽然讲得有点刻薄，但细一品味，还有几分道理。如果电视谈话节目能够走出以上那些困境，逐步完善自身，那么其发展前景是广阔的。这类节目不但可以向公众展示形形的社会思潮和极富个性的观点，并以此形成思想观念的相互交流，而且可以促进公众之间的理解和沟通，达成个人和社会的良性互动。参考文献张锦华：《传播批判理论》，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94年版。樊凡、单波：《中西新闻比较论》，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邹广文：《人类文化的流变与整合》，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孟繁华：《众神狂欢——当代中国的文化冲突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上官子木：《中美电视谈话节目的社会文化功能极其比较》，《电视研究》，1998年第11期。张静民、朱剑飞：《<实话实说>及谈话式电视新闻节目的策划》，《电视研究》，1999年第1期。杨君：《电视“关注人”的革命》，《现代传播》，1999年第1期。钟新：《美国电视脱口秀女王——奥普拉•温弗里》，《国际新闻界》，1999年第6期。关洪：《给至于电视台主持人“揭短”》，《大众电视》，1999年第10期。何东：《实话实说口难开》，《大众电视》，1999年第19期。

以心态为话题的作文篇5

靠的就是口传的历史――神话、传说、民歌、唱本、戏曲等。

口传的历史究竟能传多久呢?

《国与神话》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清晰的回答。在中国，神话、史诗还活着，还活在民众的口头，活在民众的生活习俗之中。覃乃昌、覃彩銮、潘其旭、郑超群和蓝阳春等同志合著的《国与神话》一书，通过田野作业的全面调查，把中国最古老的神话人物的情况，作了很深入的研究，这是对活态神话研究的新的重要成果，也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大收获，值得我们重视。

我们知道，神话是远古原始社会中产生的口传文学。

原始社会以后，往往就不会产生神话了，这是一般人的看法。但是在缺乏科学文化知识的人群之中，仍然会有原始思维的成分，通过幻想在创造或传承神话。这就是活态神话，还活在人民口头和人民生活中的神话。

活态神话在现代化的国家中大多已不存在，但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偏远农村、山区，却仍然存在。由于地处偏远，远离文化中心地区，活态神话往往隐身山后，不为学者们所知，但有时也偶露峥嵘，引起人们的兴趣。

1966年初，四川陈钧在当地民众口中记下了几篇古代神话故事，这些活态神话的调查成果，受到神话学大师袁珂先生的肯定，发表在《民间文学》双月刊上，这是一个新的突破。到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河南大学的张振犁教授带着几个年青人如程建君等在河南的桐柏山等地进行“中原神话”调查，收获颇丰，出了专书。他们也记录了许多活态古神话。

神话作为一种活态的口头文学，其存在形式是立体的，有立体性，因此在记录时需作立体描写，才能全面地保持它的原貌，可惜过去的神话记录对此缺少自觉，未能将与神话有关的民俗，演唱或讲述的目的、讲说或演唱的表演情况、文化空间、讲说或演唱者传承人等情况作详细的立体描写。这是一种历史的局限。

可喜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立体描写的科学记录方法越来越受到重视，在调查中越来越自觉，其研究成果对科学问题的索解，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证据，显示出立体描写这种科学方法的巨大优越性和高效性。

2003年9月13日至28日，覃乃昌等五位民族学家在广西来宾县对神话进行了自觉的全方位的立体调查，不只记录神话的各种异文，而且调查民俗，有了丰硕的成果，他们发现庙五座，还有庙会祭祀、专门诵经的仪式、抬像求雨、杀牛祭等民俗，还发现了好几个村、岭、洞等文化遗址。还发现了许多山歌、唱本、戏剧(师公戏)等文化载体。这就立体地展示了神话的活态情状，这是神话还活在民间的有力证明。

这些调查成果生动有力地回答了口传神话究竟能传多久的问题。由这些资料，我们可以说，来自远古的神话代代相传，流传了几千年。这些山乡的壮族民众，相信是自己最古老的祖先，相信神话是可信的历史，在神圣的场合对它传承不绝，这是令人信服的事实。

关于口传历史的可靠性问题，西方学者在非洲调查时曾作过实验研究，他们记录了黑人的一些历史人物的传说，在100年后又记录了同一传说，将二者对比，惊奇地发现，在历史的主要点上，二者竟然完全一样。这就说明：作为“严肃故事”的神话、传说，在人们心目中是神圣的、严肃的，关系到祖先的历史，所以一定要最大限度地保持它们的“真实可信”，不能虚构，如发现“讹误”，大家都会起而纠正，所以就最大限度地保存了神话、传说的历史性与可信性。神话所以历经几千年而传承不衰，又一次证实了民间文学的重要历史意义，证实了远古神话之巨大生命力。

当然，神话之所以能传承几千年，还由于它是“立体的文学”，它是活在有关的民俗生活之中的，只要每年有祭祀的活动，有纪念的诵经仪式，神话就会一次又一次地反复讲说、吟诵，而不会遗忘和消失。

广西民族学的研究队伍是一支水平相当高、打过硬仗的队伍。他们在布洛陀经诗(神话史诗)的研究中，把29种唱本作了对照汉译，出了本研究资料文献。又对布洛陀庙会进行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他们曾经同泰国人类学家合作，对壮泰民族文化作过全面的比较研究，出版了五大本《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不只资料丰富而且作了系统研究和理论分析，受到国内外高度评价。

《国与神话》一书，同样是把全面的调查研究与深入的理论分析结合起来的科学著作。如果只是调查报告和资料汇编，虽然也很有用处，但还不算较大的突破。我们看到，199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也出版过马卉欣编著的《之神》，这是把各民族神话资料与自己调查九个月、行程三万里在二十几个省市调查神话的资料汇编。资料工作是研究的前提，但总还不是深入的研究。我以为《国与神话》的研究的最可贵之处，还在于从实际出发，对大量调查资料――三个资料库(书面文献，考古文物与民俗文化调查资料)的资料结合起来进行理论思考，提出了并尽可能科学地解决了一些重要学术问题。例如：神话的发源地问题，与布洛陀、布伯的关系问题、神话在何时由何人经何途径传入北方的问题、神话与女娲、伏羲神话的关系、与盘王、盘瓠的关系问题以及汉族至今尚未发现神话史诗等问题。

着力解决的中心问题是神话与国的关系以及神话的发源地与中心区域问题。

作者们以大量调查资料的统计数字，证明广西来宾市的文化最为集中而丰富，是古代国的所在地。在调查中列表说明在广西国故地有庙44座，其中来宾市武宣县竟有27座，其中三开间的庙19座，院落式的10座，一开间的12座，岩洞式的3座。这是古老文化的活的遗存。作者们从民族学、语言学和神话学角度，研究的含义，认为在壮语中“盘”是磨刀石之义，“古”为葫芦之义。这正好是“兄妹”神话中所说的兄妹结婚生肉团像磨刀石以及兄妹躲避在葫芦中逃过了洪水大劫的情节之关键。在壮族中磨刀石崇拜和葫芦崇拜在许多神话、史诗、唱本、歌谣和习俗之中都多有表现，故“”之名决非偶然。此外，广西新石器时代遗址众多，古文化发达，也是一个外部条件。

作者还对村中的壮族居民的姓氏作过调查，发现他们多姓盘，与梁任《述异记》中所记“南海中国，今人皆以为姓”之事颇为吻合。《述异记》还说：“桂林有神祠”，并未引起人们重视，如今把民俗调查到的庙活态文化与古文献记录相对照，进行了实证，这种研究方法是很有科学性与说服力的吧。所以我以为此书确是一个神话学研究上的重大突破，值得我们重视。

当然，在许多问题的论证上，虽然有理有据，但论证是否严密，论据是否充分，情况还是不一样的，由于作者人数较多，有些地方尚需协调统一，在今后的研究中相信会不断深入，取得更多理论新成果。我十分感谢作者们的辛劳与执着，同时希望在创世神话的研究中能扩大视野进行国际、国内的比较研究，进行更广泛深入的调查和理论探索，争取更大的胜利。

以心态为话题的作文篇6

形式与内容，一直是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但长期以来，人类的思维一直受一种根深蒂固的二元分离的类型化观念的支配，所以在看待事物的内容与形式的问题上，至始至终贯穿着一种单一片面的决定论思想：即不是内容决定形式，就是形式决定内容。这种认识和看待事物的既定观念，表现在文艺学领域，也就自然出现两种绝对片面的倾向：一种倾向是只看到文学的内容，对文学的内容进行无穷无尽的社会学--历史学的或政治--伦理学的分析；另一种倾向就是只关注文学的形式，并认为形式，只有形式，才是美的事实(克罗齐)。前一种倾向把文学艺术作了庸俗化的观念图解，而后一种倾向又不顾文学的思想内涵和社会效果，只强调文学的形式功能，把文学活动片面地定格为单纯的艺术形式探索，由而陷于枯燥的形式主义玄学思索。由于这两种倾向都流于为我所用的片面与极端，所以最后从不同方面把文艺学推向了作者已经死亡了的荒诞道路。

其实，事物的内容与形式，就有如一张白纸的正面与背面：正面是纸的形式面，背面是纸的内容面，前者是感觉与直观的抽象，后者是体验与思索的抽象，而将此二者融为一个生命的整体--这一张实实在的纸的，既不是正面的感觉与直观的抽象的形式，也不是体验与思索的抽象的内容，而是另外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事物的形态，从文艺学来看文学，这个融统文学内容与文学形式的那个东西，就是文学形态。所以，文学形态才是文学的内容达向文学形式的中介，才是融统内容与形式使文学成其为文学的内在凝聚点。

文学形态既是内容的，也是形式的。是对内容与形式的融统，从形式角度讲，文学形态首先表现为一种语言形态：文学形态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形态。文学形态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形态，它是对人类语言的创生形态。文学对语言的功能，主要不是对语言的传播与运用，而是命意于对人类语言(小而言之，是对民族语言)的创造与更生。所以文学作为一种语言形态，是对人类语言和民族语言的创造形态。

语言即是世界，语言即是人，语言是世界和人的存在家园。从语言的本体层面讲，语言形态实际上是人类的文化形态。当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学的形态问题，也就不难得出：文学形态首先是关于世界、关于人的存在形态，其次是关于世界精神、关于人精神的文化形态。所以，文学形态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形态，表面上看，它是一种符号形式，但就最终意义讲，它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

其次，文学形态又是一种组织化的结构形态。结构相对我们的日常性思维来讲，它是形式，但结构之为结构是事物向自身的自组织、自创生与自解构的结果，同时也是对象、世界向该事物的进行组织与创生的结果，因而，事物之成为事物而区别于它事物，是事物与对象(世界)相互组织与共同创生的实在形式。而无论是从事物自身的角度看，还是从对象(或世界)的方面看，自组织化和它组织化的创生性行为、活动、过程，始终隐含了、融统了事物与对象的某种倾向性生命寓意与生存企盼。文学的结构亦是如此，格律诗与自由诗，是由两种不同的文学结构所支撑起，前者是一种不变的框架，表现为对严整的规范的绝对附从，后者为活动的框架，呈示为对规范的附从与逃逸的双重心理倾向。

因而，从表面看，文学的结构是一种纯粹的形式结构，但从深层看，文学的结构恰恰是一种关于存在、关于生存、关于生命的意向与精神的生成与解构的时代心理结构和人类精神结构。

从内容方面看，文学形态是一种生存修辞化的意识形态。这种生存修辞化的意识形态，表现为一种生态化的话语体系：任何话语体系都是生态化的；任何话语体系都既是内容，又是形式--作为内容，它表徵为实实在在的生存权力：作为形式，它对这种生存权力进行了为我所用的修辞，或者说，任何话语权力都是一种本能的自我生态修辞权力的显扬或隐含。

作为生态化的话语体系的意识形态，其生成，需要言说化的语言；其敞开，需要语言化的言说：言说化的语言行为，是内容向形式的融统：语言化的言说，是形式向内容的隐含。

就一般意义讲，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是修辞化的，并且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是话语权力的。而文学形态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又是怎样的一种意识形态呢?对于这个问题，有必要重新审视意识形态概念。

对意识形态的最正统的解释是：指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对于世界和社会的系统的看法与见解。意识形态包括政治、法律、艺术、宗教、哲学、道德等思想观点，它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在阶级社会中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为一定的阶级服务。也叫做观念形态。（见《辞海》意识形态条目）

这种有关于意识形态的内涵定格，是纯粹的政治经济学的。但意识形态并不单纯地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概念，它首先表达为一个人类生态学概念：意识形态不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对于世界和社会的系统看法与见解，而是在历史化的生存境遇与现实存在语境相融汇的生态场中生成起的一种特定的对于人与物、生命与自然、世界和社会的整体体验、领悟、看法与见解。

其次，意识形态还是一个生存学概念：意识形态是一整套关于是怎样生存?和应该怎样生存?的生存意识话语形态。这一生存意识话语形态的表面形式是一套相对完整的话语系统，而它的本质内涵恰恰是话语权力。所以，当一种生存意识话语形态一旦上升为支配地位，它就获得了意识领导权，也就必然与政治权力挂上钩，生成为一种主导社会与人的生存的话语权力。

第三，从文化学角度看，意识形态不仅是一种观念形态，而且还是一种文化形态，具体地来讲，意识形态既指作为文化形态的意识形态，又指作为国家形态的意识形态，前者称之为文化意识形态，后者称之为国家意识形态。文学形态是属于文化意识形态的范畴，因而，它与国家意识形态没有直接的功能作用关系，换句话讲，文学并不具有要直接服务于国家意识形态(简单地讲，服务于政治)的功能，恰恰相反，国家意识形态构成了文学的反思与批判的对象内容。意识形态话语是多元化的，就历史的角度看，意识形态可以划分为历史意识形态、现实意识形态与未来意识形态：而以其表现形态来看，则有隐性意识形态与显性意识形态之分；如果从其时代性地位来看，意识形态可以划分为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居非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和边缘意识形态--这样三种形态。

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并不必然地指是国家意识形态：在许多时候，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往往是与国家意识形态相分离的，这种分离性从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社会生活的文明水准与人的进步程度．比如在金钱崇拜与欲望横流的生存状况中，其最高的生存意识话语不是政治，而是金钱与享乐：而最高的生存意识话语者，也不是国家意识形态，而是金钱。

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并不是单一的，更不是静止不变的，相反，它是多元化的，并且往往是流动变化的，一种意识形态，今天占据绝对的支配地位，明天或许就滑向非支配状态。

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往往为人们的生存划分了行为、活动的世界疆域，它规训、强加给人们的是只能以这种方法而不能以那种方法来认识世界、只能以这种态度而不能以那种态度来看待事物、只能以这种方式而不能那种方式来生存。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具有意识领导权。正是这种意识领导权的确立，使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顺理成章地转换成了社会共守的价值观，转换成了人们生存的基本准则--而写进了文化与社会之中--构成了历史化和物种化的生态场的特定生存语义内容。

非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是指不具有社会的意识领导权的那些意识形态，非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有许多具体的形态，有些是可以转换为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如金钱意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一直是处于非支配的状态，但在金钱社会里它却实实在在地成了时代的最高话语者，它实际地成了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而有些是不可能转换成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如科学意识形态等意识形态就是这样。

在生存化的世界中，边缘意识形态构成了意识形态的最奇特的一种。边缘意识形态并不是指处于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与非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之间的那种意识形态，而是指处于其它所有的意识形态(包括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和非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历史意识形态与现实意识形态与未来意识形态，隐性意识形态与显性意识形态等)的边缘状态的那种意识形态。

在所有的生存意识形态话语中，边缘意识形态话语是最活跃、最具有爆发力和创新性，最具有挑战性与反叛性的一种特殊的话语形态：同时，边缘意识形态话语，又是最少规则性、最弱规训感与强加意味的、最缺乏确定性韵味那样一种话语形态．

文学作为一种具体的文化意识形态话语，它就始终处于边缘状态，是属于一种典型的边缘意识形态话语．文学意识形态话语是处于国家意识形态话语、宗教意识形态话语、科学意识形态话语，以及历史的或现实的、所有非支配性意识形态话语的边缘状态的一种生存意识话语形态，或者说它是处于各种生存意识形态话语的结合部位，并对各种生存意识形态话语予以美学的反思与哲学的批判的那样一种特殊的审美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话语叙述模式：文艺学研究的独特视角文学是指人类生存历史中的那种因为人而又为了人的特殊的审美创生行为，活动、过程、状态。

文学作品是指文学行为、活动所产生的话语成果。文学概念与文学作品概念的这种区别性，恰恰规定了文艺学与文学批评研究的对象，范围的侧重与界线：

第一、当我们从文学话语的叙述行为而不是从文本的语言叙事结构来看文学，文艺学也就获得了一种不同于以前的所有研究的独特视角．这种独特的视角主要体现在：文艺学所研究的根本对象不是已然的文学文本，而是未决的(指或然的、潜在的)文学话语行为；

第二、文艺学所研究的不是文本化的文学语言是如何的生成了事实的审美对象和意义世界，而研究行为化的文学话语应该怎样才可能生成审美的对象和意义的世界。

第三、对文本的语言叙事结构的研究，这是一种个案性(某部作品、某个作家，某种文学思潮)研究，这种个案性研究是不能揭示文学的一般人类学和生存学规律，它所建立的只能是文学的批评模式，而无力于构建起人类文学的创造模式．对文学话语模式的研究，则是一种整体性研究，或者说是对人类文学创造的普遍性、一般性规律的探讨。

第四、文学话语不是文本话语--文本话语是作家话语与读者话语的潜在关联状态：文学话语是文学这种具体的人类艺术话语与人类的存在话语和时代性的人的生存话语的潜在关联状态。

第五、文学话语行为也不是文本话语的叙事行为--文本话语的叙事行为是领域性的、题材化的、事件化的，个性化的和此在化的：而文学话语行为则是存在性的、生存化的、整体生态的和历史化的。因而，文本话语叙事行为创造了一种语境，并在这种自我创设的语境中展开话语的叙事行为；而文学话语行为却始终融流为历史性语境、人类生存语境和世界的存在性语境--相契合的生态语境场之中，展开为一种永恒化的时代性期待状态。

第六，文本话语的叙事行为是建筑在一种变化着的文本叙事模式的基础上的。换言之，文本叙事模式始终是随着生存的演变、时代的迁移，作家的审美个性与创美风格的生成解构而不断的变化；而文学话语的叙述行为是建立在一种亘古不变的行为叙述模式的基础上的，无论生存怎样演变、时代社会怎样迁移、作家的审美个性与创造风格怎样相生相克、相辅相离的变化，它都漾溢着永恒不变的魅力：文学话语行为的叙述模式是一种超个体、超时代，超风格，超时空的特殊的人类生存样式，正是这种超个体、超时代、超风格、超时空的特殊的人类生存样式，蕴含了人类生存的不朽精神，展开了文学的永恒魅力，筑起了文学向人籁、物籁、天籁的融统的内在甬道。

从文学话语行为的叙述入手来研究文学，也就自然可以发现文学形态的内在构成：文学形态是一种特殊的审美意识形态，它是解构、融流各种社会－－历史意识形态内容的边缘化生存意识形态与结构化的语言形态和语言化的结构形态的融统形态。文学形态之于文学行为与文学作品，是一根纵向生成与横向网络的抽象化的实体轴，这根轴的底端是边缘化的审美意识形态，而其轴的顶端则是其审美化的语言形态。由于文学形态对内容与形式的融统，所以，文学形态也就构成了文艺学研究的核心对象与基本问题。

文学形态是一个立体网络的滚动轴。它的轴底是文学话语的叙述行为模式，它是文学形态的一般抽象形态，居于文学形态的底部，构成文学形态的最隐密的内容；它的轴顶则是文学话语的体式模式，它是文学形态的特殊的具体形态，活跃于文学形态的最表层，构成了文学形态的最直观的内容。直接支撑文学话语行为的体式模式的恰恰是文学话语的生存时空形态，它现实地并且也是历史地构成了文学话语叙述模式的张力域度。而将其四者综合、融统为一个生态化的存在整体和展开的语义状态场的是文学的修辞形态――文学话语行为的语言生成模式。

书写模型：文学话语行为模式的构成

就其本质讲，世界的生存、人的生存就是其向自身和各对象的存在性敞开、照亮，而这一双向的生存化过程就是书写：即自我书写的同时被对象所书写。书写是人的生存本质，也是世界的本质。在人与世界的相向书写活动过程中，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类生存创化活动，其本质上也是书写化的：因而，文学形态是一种审美化的人类书写形态。支撑这一特殊书写形态的永恒性行为模式则是文学的书写模型。

文学是一种话语行为的叙述行为。对人而言，任何形式的话语行为都是以语词为思维的起点和思维的归宿的，所以，话语化的文学书写模型恰恰是词的模型。

从总体上讲，词的书写模型的基本构架是空间的规范性和时间的方向性。前者体现为一种概念化的逻辑框架对直觉到的对象性生存图景的空间疆域的抽象规范：后者展开为对直觉到的对象性生存图景的空间状态的抽象的历史化确立，从而使其走向不变的时间永存之路。词的这一基本的书写构成，最终动力于人向自身的忧惧冲动和认同冲动，动力于人向对象世界的征服以求自由自主的确立自身的生存要求性。具体的讲，词的书写模型蕴含了作为生存奋进的人的如下丰富内涵：

神圣的目的性

文学话语书写意识是一种超越了日常性思维的思维境界：日常性思维与物质需求功利欲望、食色天性相联系，它异于人，外化于人，远离人的纯粹性；而文学话语书写思维却努力追求贴近人的纯粹性和人的心灵、意志和生命的本源性，并始终目的于表达之。因此，文学话语书写意识的这种超越性，本质上是对人的精神和生存本质的超越―――即追求对人的现实与现世不可企及并企望达及的那些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图景、境界）的意识、觉悟。

感应的一体性

事物的神圣性和表达事物的神圣性，都是文学话语行为对具体的生活体验并突然感悟，在这样一种感应中，人与物、情与景、事与理、人的精神与物的灵性走向了一体化。这在于人的生存世界和他感知到的对象世界本身就是一体化的。文学话语书写意识的个体化产生，就是作家对这一生态整体化的体验性与领悟化的内部语言（即言语）表达。

形象的概括性

任何个体感知对象时，都是把它作为这一个来感受，并把它幻化为感性生动、具体形象的整体加以把握，而这一整体把握不是对感知对象的全部属性的全部把握，而只是对它的整体精神、气韵、灵性和对对象特征的抽象、概括，并把它与作家自己所投入的某种东西（如认识、思想、意志、情感、智慧、体验等）加以整合所产生的新对象。因此，这个被感知的东西看来是形象的，感性具体的，但实际上是抽象的。文学话语写意识的形象性、具体性，来源于它的概括性、抽象性，而它的抽象性、概括性又依赖于它的形象性、具体性。在整个文学话语书写意识的生发行为中， 具像和抽象是同一个东西(品质同一)的两个侧面，前者是指它对事物的幻相本身，后者是指它幻化客体对象的方式。在文学话语书写模型的生成建构中，神圣的目的性是动力，感应的一体性是目标，而形象的概括性则是其基本的形式。

逻辑的有序性 文学话语书写意识的行为性发生就是重新安排对象--即重新安排客体世界和主体世界。这里的安排就是求以合我意地粉碎世界的旧形式并给世界以新形态。人之外的世界无所谓序与否，人看待世界的本身就是把世界分割成了序与非序状态--即凡是符合人的情志意趣的就变成了序，反之则成了叫非序。人的情志意趣始终沦陷于突变的多向运动中，因而，人看待(世界)的方式、热点，也就在其运动中突变，世界的划分由是周而复始。在这永无间歇的看待中，当人发现原来被视为非序的东西突然成了序，这就是他重新安排世界(对象)的结果：当他发观原来是序的东西己不那样顺眼顺心时，他就想法来重新安排。这个自认为非序的东西一经变成以顺我意的主观的序的行为和过程就是逻辑。文学话语书写意识是作家按自己的神圣性来重新安排对象(本质上是重新安排自己)的神圣性意识。因此，它是逻辑有序的。

图样的规范性 图样的规范性是指文学话语行为的叙述必须在一种具体的规范下进行，这一规范即是文学话语书写意识的现实精神模型，它是包括文本图样和文体图样在内的书写模型。而世界的神圣完整性和逻辑有序性构成了人类文学话语书写意识发生的第一个图样，这一图样一直成为人类(从远古到今天)文学话语书写意识的基本规范。

神圣的目的性，感应的一体性，形象的概括性，逻辑的有序性和图样的规范性，此五者共同构成了人类文学话语行为书写的基本规范、条件和最内在的表达内容。

文体模型：文学话语体式模式构成

语词书写模型是文学形态构成中相对稳定的因素，它作用于每一个作者和每一个时代的创作，不管人类创作精神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也不管人类的书写样式(即文体)发生了怎样的演变，其人类的书写模型都不会改变。它始终以一种最为原始古朴状态弥漫于一个又一个最为现代的人类文学话语的创作行为中，弥漫于每个作家、每次具体的创作活动和创作状态中，由而生成为人类的时代化创作最神秘浪漫、最富有色彩的内容与意趣!

语词书写模型是人类文学最原初、最基本的书写意识规范，这一书写意识规范来源于人向自然对象的生存化摹比，它展开了人向对象的抽象化具像这一基本的思维形式 。只有当人的和世界的丰富生存语义蕴含在这一抽象化具像的审美规范--文体模型之中，才能焕发出迷人的审美生存氛围、情绪、气息。换言之，文学话语行为必须要指向对象性的生存图景的具像性描摹(夸张与变形)，才能走向对文本的创造。因而，文学话语的叙述行为的文体模型化，构成了文学形态的表层框架。

文学文体模型的基本构成内涵主要有：

文学话语行为的反逻辑性和反语法性 文学话语的叙述行为总是要附丽于特定的文学文体的。文体模型是使语词书写模型走向对对象的具像化抽象的必然入口!而文体模型最集中地体现在对话语生成的规范性上--即体现在对话语生成的具像化抽象上。对话语生成的具像化抽象，首先必须面临对语词的概念逻辑框架的消解与反叛。因此，文体模型的基本生存语义则敞开为对语词的反逻辑与反语法的范性。

就一般意义上讲，这里反与不反，都是对人类生存的知识所归纳出来的那种有关于序与法的逻辑规则和语法规观念而言。人类对语言的发现和创造并不必然要接受这些知识性观念、规则的支配和制约的，文学话语就是努力寻求人类语言创生的另一种方式。从终极意义上讲，对语言的逻辑和语法的反与遵从，都仅是形态上的区别性标志，而其终极目标、价值原则和思维准则却是同一的。因为人类书写行为都是对语言的创造(即重新组织、建构)：科学、学术话语行为(如科学行为、哲学行为等)是按照现存的语法规则和逻辑指令来组织建构的，因而具有了形态上的逻辑性和语法性；文学话语行为直接指向生存本身而获得了超越逻辑和语法的规范，所以它具有了生态意义上的合逻辑性与合语法性。

老子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文学话语行为排斥语法和逻辑而意在于求道，科学、学术话语行为遵从语法和逻辑意在于求名（而名恰恰是道之体)。因此，文学话语行为借助于语言而悟其所求之道(生命--人、宇宙、自然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而科学、学术话语行为则必须借助于语言而推论所求之名(逻辑规律、范畴、概念、观念等)，然后再扬弃名而方得道。

叙述语言体式的奔流性 由于文学话语行为的反逻辑和反语法的特定指向性，也就生成了文学话语叙述体式的独特性：文学话语行为展开为奔流式的叙述体式，而科学、学术话语则属于回旋式的叙述体式。如果我们把人类话语的书写比譬为一条滔滔不绝的河流，那么，文学话语行为就有如坦坦陡滩上的激流，滔滔汹涌，浪浪相逐，呼啸而去抛掷下一曲曲令人回肠荡气的生命之歌；科学、学术话语行为则如浩浩江流中的洄水沱，从上游呼啸而来的江水被突兀的大山嘴所阻挡：只好沦入洄水之沱中，然后在分解、消融中垂头丧气地溜走，江水涌入洄水的巨大冲浪力和江水从洄水中流走的离散力，共同生成了洄水底部的巨大无形的力的漩涡，因以沱名之。江流的洄水性运动即是螺旋性运动，科学、学术话语行为在语言的生成上总是呈螺旋运动，而文学话语行为对语言的生成却始终呈奔流式运动，其最好 的个案解释莫过于萨特。萨特的文学和哲学都同时表达了他对人的存在性的苦苦体悟和思索，在他的文学中，语言所构设的是人物与情节所展开的生存命运的历史性化运动，从而生成一首首情趣各异的生命之歌：而在他的哲学中，语言所构设的是存在、虚无、选择等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其整个创作过程都是对几个基本概念(即作者的基本观念、思想)的反复掂量、咀嚼，从而生成起一种螺旋上升的(生命运动之)塔(即沱)，这塔即是他的哲学著作!

语言整合的具体抽象性 在文学话语行为中，其语言整合追求一种具体的抽象，但科学、学术话语行为，其语言整合却意在于追求一种抽象的具体：前者展开为一种形象的描述，但每一形象都是对生活类型和生命类型的概括性表徵。因此，文学话语语言始终在追求一种形象的抽象，即形态上的形象，意趣上的抽象；后者却在追求一种形态上的抽象，意趣上的形象。

由于这种差异性，也就产生了文学话语行为语言和科学、学术话语行为语言在组合方式和词性选择方向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文学话语行为语言多以形容词和摹拟词(摹声词、摹状词、摹动词等)为基本的组构成份，因为形容词和摹拟词都属于具像性语符，当遵从作家的创作精神意旨组构形容性的和摹拟性的语词时，就获得了语言构架形态上的形象感；科学、学术话语行为语言多以名词(事物名词、形状名词、性质名词，时空方位名词等)和关系词为基本的组构成份。因为名词和关系词都属于抽象性语符，当在作者的精神指令下主要以名词和关系词来组构语言时，其也就获得了语言构架形态上逻辑概括性。

追求生命之气的宏扬 凡文皆以气(生命能量和精神能量)为主，气乃人类话语书写行为的生命载体。但气之清浊有体，却不可力强而致。这不仅对作家言，更是对话语行为书写文体言：不同的文体追求不同的气是有所不同的--一般来讲，实用性文体的话语行为的书写，多以功利现实观念为引导，它追求一种理智之气的传布；科学、学术话语行为的书写则以名观念为现实引导，它追求一种理性之气的铺排：而文学话语行为则以生存观念来引导，它应追求一种生命之气的宏扬。

文本模型：文学话语叙述模式的构成

在文学话语行为中，文体模型是把文学话语书写模型引向具像化抽象的道路，从而实现了语词向生存逻辑系统的求直接描摹，而文本模型则使文学话语书写模型获得了行为组织与塑造上的空间规范性和时间方向性。

文本模型并不是作品所体现的时空构架，而是产生文学话语行为和实现文学话行为的符号化的潜在规定性。从文学话语行为主体看，它是文学创作主体的独特创作能力和思维创设能力的集中呈现。作品本身所蕴含的时空构架(文本模型)则是文体模型向组织化的语词符号系统(作品)的形式化凝结的体现。简言之，文本模型即是文学话语叙述模式。文学话语叙述模式所蕴含的基本生存语义主要有：

首尾意识 首尾意识并不是仅仅指对开头和结尾的意识。首尾意识首先是一种整体意识：艺术活动是一种整体性活动，这一整体性活动始终流贯着首尾意识，并创造着最佳的首尾意识与情绪。其次，首尾意识也是一种过程意识：开头和结尾都是作为一种活动的思维过程运行于整个艺术行为的始终的。在文学话语行为叙述中，其开头的产生，并不意味着开头的结束，它伴随着作家的思维、情感运行，直到结尾完成。当这结尾形成时，作家又必然带上这个结尾来重新阅读(修改)自己的艺术话语行为，以至达到首尾辉映、融融一体时，作家的这次艺术活动才算结束，开头和结尾才算完成：其三，首尾意识同时还应该是基调(方向，性质)意识：在文学话语行为叙述中，开头就是定调，结尾即是审调。当一个调子定下来后，以下的思维就获得了一种明确的方向性和具体的性质规定性。当思维运动难以朝着这一方向运行或难以合拍于这一基调时，就必然(修改内容或)改调：结尾是对话语行为思维的方向性运行的调子的最后审查，结尾既是对基调的句号，又是对基调的调整、改动--当基调完全符合作家的创作精神与所描写的内容意向时，结尾则无条件的升华或拓展它。正因为如此，许多大家创作往往从结尾开始，首尾是一个圆浑的过程，从什么地方切入，什么地方就是开头，完结处则是结尾。

结构意识 结构意识首先是指话语行为叙述向文本生成的构架意识：任何文本都有其基本的骨架相支撑，文学话语行为叙述的基本任务就是对文本的构架意识、思维与获得。文本构架产生于文学话语行为向语词思维活动的开启--并不断建构、完善于整个叙述过程中，第二，结构意识同时是一种布局意识：在文学话语向具体叙述行为的展开中，构架的生成并不等于布局，布局是对具体的内容的有序组织和安排。它必须以构架意识为基础，以首尾意识为先导的组织与安排。当其二者出现不协调时，作家的创作精神则予以调节。布局意识主要包括(1)视角意识：(2)线索意识：(3)人称意识。

在文学话语向文本生成的叙述行为中，视角意识是结构意识的基点--视角的选择是对结构(构架和布局)的纲的确立，视角意识的获得，为文学话语行为向文本构成的整体构架的全面确立和对布局的顺利运行扫清了道路，也为基调(首尾意识)的一次性诞生铺开了道路。视角意识主要展开为文学话语向文本化的叙述行为生成的心灵――思维视角意识、意志――情感视角意识和物象--事理视角意识。其间，心灵――思维视角意识是生成意志--情感视角意识和物象--事理视角意识的母体，而意志――情感视角意识和物象--事理视角意识是心灵――思维视角意识的具体内容和运动形态。

叙述人称意识是结构意识的第二个基本构成因素。叙述人称在文学话语向文本生成的叙述行为中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它是人类文学话语主体形象通过作家在叙述行为展开中的对象性替代形式，因此，明确的叙述人称意识往往构成了结构意识的主轴，它有如人的脊梁骨一样支撑着文学话语叙述结构意识的大厦。

在文学话语叙述的结构意识大厦中，线索意识好像人体的动静脉血管一样，没有线索意识的生气活勃，就没有文学话语向文本生成的高质量、高品位叙述。因为线索在文学话语行为叙述过程中展开为一种舒卷流动，起伏浪涌的河流，线索的涌动奔流，也就是文学话语行为叙述的心灵化、思维化、意志化和个性化生成与运演，更是叙述内容(故事、情节、人物、思想、情感、情绪、体验、感受等等)张驰有序的展开。线索意识大体由情节线索意识、情感线索意识和思想线索意识、意象线索意识构成。

第三、结构意识同样是过程意识：在文学话语行为叙述过程中，其叙述的行为结构只是文学话语行为思维活动展开的一种最基本的表现形式，无论是文本结构的构架，还是对文本结构的布局，都是文学话语行为思维过程本身。结构始终在其话语思维的叙述过程中不断生成建构(改变，修正)着自我。

开合承转意识 线索意识、人称意识，视角意识、结构意识、首尾意识，此五者共同构建起了文本模型的大厦。而使这座大厦流畅、通达、显豁的是开合承转意识。开合承转意识有些近似于人体中的骨关节，它在文学话语叙述模式中承担了骨踝关节的作用。开合承转意识是文学话语行为叙述的文本模型化生成的中枢性要素。开合承转意识相对文学话语行为叙述而言，它是一种整体性的过程意识，因为任何具体的开合承转都是文学话语行为叙述的整体运行：开合承转实质上是人类文学主体(具体言之则是作家)的叙述思维渐进运动的展开形态，它把人类的时代化文学话语和作家的思维(包括心灵、情感、情绪、意志)组织联系起来，构成一个生气活泼，曲幽通径的整体--并且它本身就是这个整体!

生存时空形态：文学话语的描述模式构成

文学话语的行为模式向其叙述模式的生成，还必须一个更为抽象的中介形态，这个具有更高水平的抽象形态即是文学话语的时空形态。

从广义的角度讲，文学形态就是生存化的审美时空形态。在其中，文学话语的行为模式和文学话语的叙述模式是文学形态的两极空间状态，而连接文学形态的这一两极状态的恰恰是时间!时间，是文学话语行为产生与运演的前提。

时间，不仅是世界存在的根本问题，也是一切生命得以生存化展开的根本问题。就哲学的角度看，时间的存在与流动，是因为空间，而空间的展开与变化又因为时间：空间的流变构成了时间，时间的展开生成了空间。因此，当我们讲时间是文学话语行为产生与运演的前提时，实际上是在说时空是文学话语行为产生与运演的终极前提：时空形态的生成才支撑起文学话语的行为模式和文学话语叙述模式的产生，时空形态的运演才使文学话语的行为模式和叙述模式得以展开。

时空形态之所以能构成为文学形态的真正支撑力与凝聚点，就在于：第一，文学艺术是一种理性生存智慧的艺术，理性生存智慧是人类生存历史积淀和人对这种积淀的历史化意识(反观，体悟、洞识、把握)。第二，时代化的人类文学话语行为在向个体化、个性化的(作家)文学话语行为的生成创化中，对生存的历史化意识、情绪、体验、领悟的积淀，不仅靠想象、联想来实现，而且主要的是靠回忆来完成：对生存意象的想象和联想，都是以对生存历史的回忆为基础。回忆就是对往事的新生行为，回忆更是对往事的内在形式化建构行为。回忆首先涉及到时间--时间的涌动和奔流构成回忆的前提。而回忆的本质则是发现、纯化、拓展和重塑：发现是使往事的新生--即重新获得某种新的东西--如品质、精神、情志等：纯化是对自身心灵、意志、思维、情感的超越并由此开拓出新的心灵、意志、思维、情感域度(即深度、广度、强度、力度)，进而，回忆实现着自我完成--重塑：重塑即是重新设计自我和重新构造对象。换一句话讲，重塑就是重新打量、设计和塑造自我生存的历史--即时间。第三，文学话语行为是一种以人类语言为存在依据、为背景、为感性形态的描述性行为。而描述本身就需要时间来支撑，就是对所描述的对象、内容的空间性展开。进而言之，描述之于文学话语行为的展开，它本身就是时间的流动与空间的展开：描述本身即是时间与空间的合乐!

文学话语行为的时空形态构成：

文学话语行为的命运时空性质 在文学话语行为中，空间向时间的渗进和演化，就是把一腔金波碧浪的生命激情向生存智慧的大海涌动奔流的过程。这种过程性的产生，不仅是因为回忆，更重要的是人对此在生存的沉痛意识和把握--并企图超越此在生存处境(物质的和精神的)的无意识努力!回忆是实现和达成这种超越(超越必以困境和追问为前提)的独特方式。法国著名作家、艺术史学家和艺术理论家安德烈．马尔罗曾指出：时间兴许会流向永恒，但它确实是流向死亡，然而命运并非死亡，它是促使人认清自身命运的一切因素的总和 。命运的内容就是生存历史的空间性展开本身，而命运的基本框架却是时间。从这个角度看，流逝的时间和变化的空间是永恒地外在于人、主宰于人的命运的无情力量!因而，命运比不幸更为深刻!而文学话语行为就是用铿锵有声的语言来表达一切凡人的悲惨命运。

就其终极意义讲，人的悲惨命运，根源于他的生存有限的悲剧性；而人的生存有限的悲剧性，主要不在于他受对物质世界的有限性征服和对精神世界有限性拓展的制约，而在于人的生存总是被（自然）时间之鞭无情的驱赶，这种悲怆的终极生存语义内容构成了人类一切艺术的永恒魅力!

艺术是人的永恒报复--艺术就是反命运!艺术就是对时间向生命的腐蚀和和空间向生存的消磨的主观抵抗！因而，艺术不仅意识和突现了时间对生命腐蚀和空间对生存消磨的无情性和不可避免性，艺术同时也是对这种无情的和不可避免的命运(时间和空间)的主观反抗：这种反抗重新开拓了人，重新塑造着人，重新构架起想象中的人的时间与空间!

文学话语行为的视角时空 意识命运和反抗命运构成了人类文学话语行为 的生存动力，也构成了文学时空形态的基本内容。从人类艺术行为展开看，文学话语行为的时间倾向最先体现为一种视角性－－即观照（感受、认识、体验、咀嚼、把握）人的生存命运和反抗其生存命运的特定角度的选择。这种对视角的选择和确立融进了时代化的和作家的时间意识和对时间捣毁与重新构设的独特方式，这就是文学话语行为视角时间及其所展开的空间状态！视角时间为艺术对命运的意识(沉痛回忆）和构设（主观反抗和超越）界定了时间的基点和时间的方向，规定了艺术家与命运内容之间的特殊关系-即空间距离、时间距离和情感距离、心灵距离；同时也为艺术的个体化和独特性开辟了时间性质和空间方向的航线。

视角时间的生成，决定了文学话语行为对生存命运的意识和咀嚼（即回忆）的现实性，制约着意识命运的程度(即长度、广度)与构设意识命运的程度（深度、力度、强度）。不仅如此，视角时间的生成，还构成了意识（即时间实际上是透视（回忆）生存命运的时间外观，使被透视的历史内容按照新的时间逻辑构架，高度浓缩为思维、情感、意志、心灵的完整内容和表达的整体对象；另一方面，视角时间又事实上构成了回忆的内在时间框架，从而使历史内容获得了特定空间的选择性；并且，它还使这被选择的历史内容顺利的进入回忆的领域而获得了某种可组织和可塑造性――即这一内在时间构架的生成，把选择为回忆对象的历史　内容重新构设为新的时间逻辑化的完整生存图景（空间状态）。

文学话语行为的回忆时间流向 在文学话语行为中，回忆时间之不可避免的生成，完全是因为视角时间的确立。因为视角时间的确立必然要求着对象性的附丽和作功。这样一来，对时间（命运）的透视必然寻求具体的（可附丽和可实现自身）历史内容，这就自然的指向了回忆领域。因为对于生存着的人和对生存中的世界来讲，每一个瞬间的现在都是历史化的内容（即行为、状态、事实），都命运的涌入记忆的大海，被一个又一个瞬间的现在之浪汹涌向遥远的潜意识海面或者沉入心灵的黑色海底。只有当回忆的闸门洞开，它才可能获得意义和价值；生存的事实是一个接一个的瞬间的现在之点的前后相续，新的瞬间的现在的产生，也即是上一个瞬间的点的自我消亡，而其自我消亡的基本标志就是丧失时间，回忆的本质就是时间：回忆把回忆的东西（即丧失了时间的东西）重新纳入时间的领域，使其获得新的时间内涵和空间构架性质。这就是回忆的时间外观！但回忆的时间始终是以视角时间的运行为前提。因而，回忆的时间外观又事实上承诺回忆的内在时间的预设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回忆时间就是指选择和构架历史内容的内在时空构架，和这种选择――构设行为本身所体现出来的时间外观的总称。

文学话语的描述对象时间

当文学话语行为按照其内在时空构架和时间外观形式把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构设为主观上的完整生存图景时，时间的渗进指向了被叙述的历史内容，这样，回忆的时间随即演化生成为描述对象时间。描述对象时间是指描述的历史内容本身所展开的时间。在文学话语行为中，描述对象时间的主要功能是构架对象内容，使其获得历史的必然性和命运的不可避免性。同时，描述对象时间事实上展布出对描述对象的广阔性程度和深厚程度。而就其描述对象与文学主体(时代化的人类文学主体和作家主体)的关系看，描述对象时间的确定，标志了它与时代文学主体和作家的生存时间距离，以及作家此一话语(创作)行为与所描述的历史内容之间的时间性质关系，这种时间性质关系最后由叙述时间来确定。换句话讲，创造主体的艺术行为与叙述对象之间的时间关系性质最终要体现在对其叙述空间展开上。

法国作家米歇尔．比托尔认为：叙述时间就是压缩了的故事时间。叙述时间是作家审视生存及命运的视角时间的对象化到某一具体的历史内容(即作家构设的生活)的实现形态和展开形态。叙述时间的视角性主要展开了叙述时间与描述对象时间之间的三维空间关系和时间距离．同时也确定了作家的艺术生存时空与描述对象(即历史内容)与叙述者之间的三维空间关系和时间距离。其中，其复杂流变的空间关系产生着文学话语行为的容积以及其错综复杂的时间距离，作家的生命激情就是在这种叙述时间的全面确立中--消融在其空间的容积和时间的深度中，孕育、生成着这一艺术行为的生存智慧。当作家用艺术形象来把这种叙述时间所展开的空间容积和时间深度确定(物化)下来时，作家那关于人(个体和类)的命运的生存智慧由此得到渲泄与发抒！

文学话语行为的形象时空 形象时间是作家在艺术行为中把叙述时间和描述对象融为一体于自身的时间形式。形象时间展开为形象性格的历史或形象情绪的历史．这里的形象性格的历史和形象情绪的历史，不仅指文学话语行为中的文学形象的性格和情绪的生成演化史，也指作家作为生存主体向文学主体的性格和情绪的生成演化(空间)运动：前者负载于后者而运作，后者隐含于前者而流转。

从命运时间一视角时间一回忆时间一描述对象时间－叙述时间－形象时间一语词时间的(关于文学话语行为的语词时间问题，作者将另有专题论述)生成过程，这是文学话语行为由内向外、由主体向客休、由类向由个体再向类、由现实向历史的开进过程。而这一过程本身却构架起了一种更新的时间整体，即从命运时间到语词时间的连绵不已的展开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时间!一种首尾相连的时间之流的涌动奔流。这条时间河流的涌动呼啸的美学价值和生存(哲学)意义，并不体现在从命运时间到语词时间的点的连缀与漫延，而是文学话语行为在不同环节上的时间之点所支撑的空间结构性。正是这一时间之点所支撑起的空间结构性，使时间走向对空间的统一；反之，也使空间走向了对时间的迸发。这种时间向空间的融统，使文学话语行为获得了整体动力学向局部动力学的整合与作功，获得了行为的连贯(即时间的流动和空间结构的转换)性和漫延性。

修辞形态：文学话语的语言生成模式构成

文学话语行为始终要走向个性化和个体化，并通过个性化和个体化的生成而使其达向文本成为可能与现实。在这一生成化的行为过程中，语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于语言的感受、领悟，认识和理解，再不能囿于传统的那种内闭式模式之中自得其乐。人类语言无论就其生存本质上讲，还是就其行为运用方面看，都绝不是单纯的任人所用的现成的机械性工具，语言不仅是世界化的，语言同时更是生存化的，生态化的。语言是世界存在的根底，也是世界之所以为世界的展开状态：语言是人类的存在家园，语言更是人从生态现实向其自我生存历史敞开的生命之链。这条生命之链的起点是对象世界和宇宙自然。而这条生命之链的终结性指向则是人类文化(即人化的自然和自然的人化状态)．其简要示意图为：

(生存性内聚) (生态化扩张) 口头性话语 (存在的到场)

对象世界(语言)-―――言语――――话语< >―――――人类文化(语言)

书面性语词

只有站在这样的层面上来理解来把握语言，我们才能真正地认识和理解文学。文学是一种审美化的人类话语行为，文学话语向个性化、个体化的文本生成的过程，实际上是世界语言向人的语言、向文化语言生成的过程，就其最为直观的层面看，文学形态即是语言形态。文学话语行为的语言形态，本质上展布为一种生存化的修辞形态。深入地领悟和把握这一点，将有可能给死气沉沉的文艺学带来新鲜的活力，并由此拓宽出无阻广阔的前景。

就一般意义讲，语言的运用是一个创造性的生成过程，而语言的生成过程恰恰是修辞的过程，从表面看，修辞的完成是语言生成的实现：但从本质上看，修辞的产生是因为生存表达(书写)的需要，同时，修辞的完成又是生存书写的实现。因此，修辞是基于生存的需要通过语言的修饰而达成对生存本身的修辞(虚构，夸张、变形、折叠、扭曲、硬化等)，文学话语行为是基于对历史化的此在生存的人性困境的哲学反思与美学批判，而向对完美的人性和理想的生存状态的主观预设与重塑行为，因而，当文学话语行为达向个性化和个体化的文本而必须要凭借语言的甬道来实现的过程中，其语言的生成也就踏上生存修辞的道路。这样，生存化的修辞形态(模型)也就构成了文学形态的综合化、生态化外观形态。

文学话语的体式模式--文体形态(模型)

文学话语的叙述模式--文本形态(模型)

文学形态

文学话语的语言生成模式－生存修辞形态(模型)

文学话语的描述模式--时空形态(模型)

文学话语的行为模式--书写形态(模型)

文学话语的生存化修辞形态是一个内外隐显的、立体网络的修辞系统模型。在这个修辞系统模型的最表层是语言生成的修辞模型，又称语言表达的生态修辞模型。其基本的情感、价值取向是语言生成对事实世界的虚拟化和语言生成对现象世界的反讽化。在文学话语行为的语言生成过程中，对事实世界和现象世界的虚拟化和反讽化，其本质的图谋是对现象世界和事实世界的反修辞--因为就生存本身来讲，任何存在的展开都是生存修辞化的，对生存修辞化的现象世界和事实世界的虚拟化和反讽化，都是对修辞化的事实世界与现象世界的反修辞行为。通过这种虚拟化和反讽化，使语言进入对是这样的现象世界的否定，而主观地达向了对应该是那样的世界的修饰性描摹。

文学话语行为的生存修辞模型的内隐模型恰恰是文学的审美思维修辞模型 。文学的审美思维修辞模型的基本框架是思维的重复与对比、铺排与渲染。

文学话语行为的审美思维修辞模型具体展开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学话语思维的主题(话题)修辞--主题(或话题)修辞构成了文学话语行为的思维修辞的基本内容。文学话语的主题修辞是指文学话语行为向个性化和个体化的文本生成的过程，其思维必须围绕某一具体的话题或主题而展开的，因而，就最一般的意义上讲，对表达的思维展开的过程，都是对所表达的主题或话题的修辞过程。

第二，文学话语的思维功能修辞--这里的功能是指主题(或话题)对表达者的功能--即表达者通过这一表达期望能实现什么样的动机、能达到什么样的目的的修辞。功能修辞同样是文学话语行为的思维修辞的又一基本内容，它是任何形式的文学话语行为向个性化、个体化的文本生成过程的不可缺少的修辞行为。功能修辞包括心灵、情感功能修辞、情绪与意志功能修辞、目标功能修辞、观念、思想功能修辞和信仰、信念功能修辞等。

第三，文学话语思维的材料修辞--文学话语行为向个性化和个体化的文本生成的过程，始终是一个求表达的生态过程，而任何表达都需要有具体的内容、材料、信息。而基于所表达的特定动机与目的性，也基于表达的具体主题或话题性，思维对表达的展开过程，也就自然地涉及到对表达的内容、材料、信息的选择和运用，其选择的原则、标准、前提，以及对所选择好了的材料，内容，信息的运用的角度与安置的结构性与方式性，等等，就是对材料、内容、信息本身的修辞过程。

文学话语行为语言的生存化修辞模型的第三个构成系统是动机--行为－－效果修辞。

动机--行为--效果修辞，是文学话语行为向个性化和个体化文本语言生成的整体修辞。其中，动机修辞包括人类文学话语动机修辞、文学的群体性、时代性、民族性话语动机修辞和作家创作主体动机修辞等。而其行为修辞包括行为的目标修辞，行为的领域性、题材性修辞，行为的视野性、视角性、方向性修辞，行为方式与方法修辞。文学话语行为的效果修辞包括个体化的生存效果和类化(民族、国家、人类)的生态效果修辞，人性化审美效果、伦理效果、哲学效果以及宗教性的效果修辞等。

文学话语行为语言的生存化修辞模型的第四个系统是话语背景修辞。文学话语背景修辞又称之为文学话语场修辞。从根本上讲，文学话语行为向个性化、个体化的文本语言的生成过程，既是符号的生成过程，更是审美的生成过程，因此，文学话语场修辞的根本要义，是如何将文学话语的生存语义向文本语言的符号语义的生成的修辞。文学话语场修辞构成的基本条件是：第一，要有所修辞的对象，这个对象就是审美化的文学话语；第二，要获得特定的修辞背景，即文学话语得以具体展开的生存境遇或者说生态处境、状况；第三，要获得具体的修辞环境，即文学话语行为达向对个性化、个体化的文本语言的生成，必须要具备一种能够生成的当下状态：第四，要有具体的修辞动机、明确的修辞主题，可供取舍的题材和清澈的修辞目标；第五，要有可供创造性使用与发挥的修辞媒体。

在这样一种多元条件的整体构成获得的状况下，文学话语的背景修辞的展开行为也就自然包括：1、历史化的此在生存境遇修辞；2、生态化的审美情景修辞；3、动机一一主题一一题材一一目标修辞；4、语词修辞。

文学形态语义场；文学话语行为的生存动力源

文学是人类文化的特殊形态，它不仅是人类文化的精英形态，而且还是文化的创生形态。由于文学的这种文化本质的规定性，也就决定了文学形态语义(形式语义和生成其形式语义的生存语义)的场化性 ：文学形态是一个网络流变的场，在这个场中，喧哗着自然与人、类与个体、历史与现状相对抗、相交织、相解构、相融统的生存语义流。这一生存语义流，才是人类文学话语的感性生命状态，才构成了人类文学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

文学永远都是人学，是关于人的人性生态现实与人性生态理想的感性审美学。因此，文学形态语义场所涌动喧哗的生存语义中的终极语义内涵恰恰是人性化的生态倾向性--即生命意志与生存意志的相对抗和生命激情与生存智慧的相解构--所达向的生态空间状态向生存时间的融流。

生存意志向生命意志的逼近与烛照 文学，就其文学话语向个性化、个体化的文本语言生成的道路来看，实际上是作家把此在生存处境自觉的纳入历史的框架中来理性的审视，并企图把生存的理性力量融铸进感性形象的审美语言铁锤--去敲开生活的千年冻土(文化板结层)，从而逼近生命的本源，烛照生命的自身形象。文学话语行为的这一动力学性质与倾向不仅体现在作家的作品中，而且首先体现在作家的人生历史运动和他的文学探索行为历史的全过程中。

生命激情向生存智慧的消解和渲泄 文学，就是对人性生态困境的审美追问(审查、批判)和超越(即重塑)，在文学话语行为的历史展开中，人性生态困境的审美追问与超越，不仅是两种极高的艺术境界，而且首先是两种极高的人生生存(历史)境界。能够涉入前者(追问)而意命于后者(超越)的人，才是走向了生命和探索的极致!因而，在追问中超越，在超越中走向更新的追问，这是文学话语行为向文本化的语言生成的最高境界!然而，对人性生态困境的追问与超越--的行为过程，不仅是作家生命激情向其个性化的生存智慧的消解与渲泄，同时更是人类文学的生命激情向时代生存智慧的消解与渲泄。

生态空间向生存时间的演进 实质地讲，文学是一种理性的审美艺术。文学话语行为的理性力量不仅来源生存的此在化激扬，同时也来源于对生命的历史性觉悟。生命的历史性觉悟往往爆发出闪电般的、能够刺破心灵的神奇灵光(即意象)。文学话语行为的艺术魅力所在，就是要把这一捕捉到的灵光(意象)内聚于心灵，然后以抽象的语词来描述它。当心灵涉入语言领域，也就事实地进入生存价值取向领域，生命的激情也就无可避免地沦陷于生存之场中，消解为生存的智慧而渲泄之。当作家把此在生命激情向其生存智慧消融时，本质上是他的此在化的生态空间向生存时间(历史)的演进。

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这首感怀而作的小诗，并没有关于此在生存处境的消息，但它又的确源泉于诗人的此在生存处境，来源于这一生存处境所激励的生命激情的无竭冲动。然而，这一切都消融在诗人对生存与自然、有限与无限、以及过去、现在、未来等等的严峻现实关系的沉痛领悟中：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生存时间的有限性的背后不正是自然的无限性?更为可怕的是，这无限的自然时间是那样的流变不居，飞逝不已!自然时间的无限性和自然时间的流变性--此二者的同谋，共同构成了人的有限生存的痛苦：因为自然时间的无限性和流变不己性，构成了历史自身的无情一一时间腐蚀著历史，时间消磨着生命和人--无论是凡夫走卒，还是达官显贵，都将注定要在这无限的自然时间的黑色漩涡中消亡生存时间自身，使他既不能仰见古人，也不能瞻顾来者，唯一的只是自身的孤独生存和生存的自我消解。因此，自然时间是外在于人的主宰，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力量，是世界的造物主，是万物的腐蚀剂！人，只能孤独地为它的飞矢流动而生，并孤独地随它的飞矢流动而死!

时间是空间切割万物的瞬间的点的无限连缀。如果说时间破灭了人的生存的永恒之梦，使他清醒地意识到生命的有限和生存的短促的话，那么空间却给人播下了无穷无尽的忧惧和生存限制的苦恼：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面对神幻、广漠、无限的宇宙空间， 自以为是的人，不仅不能看见古人和来者，而且更不能瞻望过去和现在，就连现实世界，我们也所知无几!

当把生存处境纳入时间的框架，这必然引来对存在与自然、生存的有限与无限、生命的自由与难自由、生存的自主与不可真正自主--等等根本性问题的思考、体悟和重新咀嚼，从而渲泄为一种生存的智慧：时间的无情，注定了生命和生存的无情!而有限的生命和生存又为何要太多的痛楚、多情呢?对诗人陈子昂来讲，一种政治(官场)失意中的感怀--所生发、渲泄出如此凝重的生存智慧，这全在于文学话语行为的独特动力学功能：即把现实的生态(空间)处境向历史化的生存时间深度－－之方向的渗进与演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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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心态为话题的作文篇7

一、高考话题作文命题的生命化取向

众所周知，高考作文命题是高中语文作文教学的指挥棒，也是高中语文作文教学改革的风向标。但长期以来高考作文命题“生命”的缺失成为阻碍语文作文教学的一大困惑。1999年全国卷的作文题“假如记忆可以移植”奏响了高考作文向生命进军的号角，话题作文开始大规模登陆高考。这种命题形式凭借其“三自(自拟标题、自定文体、自选角度)”方针的灵活多变性迅速成为高考作文命题的主流。毫不夸张地说，2004年部分省市自主命题以来高考中大量涌现的话题作文，让我们目睹了话题作文趋向成熟的盛宴。笔者作为一位普通的高中语文教师，在品尝高考话题作文所彰显出来的思辨、人文、审美等关键词的同时，也欣慰地感受到了高考作文命题内在潜伏的生命化取向。诚然，这种取向只是“潜伏”，却已然让人看到了曙光。

当“困惑”遭遇“曙光”，作为一个有“良知”的语文教师自然喜出望外。欣喜之余，笔者谨慎梳理了1999年以来高考话题作文命题的生命化取向的运动轨迹，即对生命隐喻的解读(生命是什么)、对生命状态的反思(生命怎么样)、对生命厚度的体悟(生命将如何)。

1．对生命隐喻的解读

对生命是什么的追问和解读不仅仅是哲学家的责任，更是每一个有思想的生命个体的权利。对生命意义的解读程度的深浅将会影响到人生态度的好坏。青少年是未来社会的主体，他们的人生态度不仅关系到个体价值取向，更加关系到将来主流社会群体的价值生态。因此，高考作文中适当考查对生命本体的关注十分必要。

2005年全国卷Ⅱ要求考生写以“位置与价值”为题的命题作文。人生是有限的，但有限的人生总要创造出价值。在生命学的意义上，价值是一个偏中性的概念，有正价值与负价值之分。位置创造价值，价值决定位置。正价值决定个人崇高的位置，负价值决定人渺小的位置。文题在继承近几年高考热点“思辨”的基础上，冷峻地将视角转向了引导考生对生命意义的解读，可谓发人深省。2006年安徽省的话题是“读人生、读父母”，鲜明地提出了解读生命的要求，这无疑是2005年全国卷Ⅱ的深入化和具体化。

2005年江苏卷与湖北卷的作文命题创意有异曲同工之妙，不约而同地从“作文与做人”角度引导考生解读生命的意义。用“凤头、猪肚、豹尾”隐喻人生的三个阶段，任何一个阶段都不能懈怠。“开头要精彩亮丽”是说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由自己选择生命的起点，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中间要充实丰富”则暗示人们生命是一个连续的整体，积极进取的人生才是“充实丰富”的；“结尾要响亮有力”又告诫人们只有善始善终的人生才是“响亮”的，才是充溢着生命活力的。所以，江苏省作文命题充分体现了高考命题的正面导向作用。湖北卷的作文题是从“诗人写诗”的角度隐喻生命的本质在于“出”与“入”的辩证上，“人”是生命的进取，只有“入”得深刻，才能够曲径通幽、柳暗花明，但“人”绝对不是生命的全部；“出”不是生命的简单退却，而是反观与自省，是别有洞天、豁然开朗，“出”是生命的有效补充。如果说江苏卷作文题旨在引导考生对生命节奏进行静态预设，那么湖北卷作文题则暗示考生对生命旋律进行动态的建模。这两个文化大省的高考作文题在生命的晴空遥相呼应，相得益彰。

2005年浙江卷的作文继续了2004年“人文化”的趋向，深入到诗词中搜寻生命的真谛。“一枝一叶一世界”，一个话题隐含了两对辩证关系：大与小、有限与无限。话题如果不加界定，行文难免流于纯哲学命题“大而空”的俗套，相信这绝不是命题者的初衷。阅卷的结果表明聪明的考生都能够自然而然联想至Ⅱ人生，把哲学命题巧妙地运用到对生命内涵的解读上。这样，就把枯燥的哲学命题还原到生命本身。以生命为圆心的要素聚合，如个体与群体、人与自然、人与社会都蕴涵着“大与小”、“有限与无限”的无限玄机。

2．对生命状态的反思

最早引发对生命状态思考的是2002年全国卷的话题“心灵的选择”。这个话题的切口小，毫不犹豫地把目标指向心灵，而且暗含着一个对生命状态的反思问题。因为，对心灵而言，任何选择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此后，全国卷以迅猛的态势高举生命反思的大旗，从“感情的亲疏与对事物的判断”(2003年)到“遭遇挫折和放大痛苦”(2004年)，都在警醒考生从辩证的高度思考生命的状态。“感情”是生命的精神存在，是人和其他动物的本质区别之一，这是人应当感到骄傲与自豪的。同时，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感情(感性认识)会影响人对事物的判断。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挫折也是生命的常态之一，关键是我们如何面对挫折。如果一味放大痛苦，势必会导致人生的悲观低沉。正视挫折，痛定思痛，人生才会更加和谐融洽。这就是2004年全国卷作文命题意图。

在全国卷Ⅰ作文连续三年主攻“生命反思”的同时，作为全国课程改革前沿主阵地的北京市和上海市的作文命题都不负重望。北京市的作文题目“说安”(2005年)，简洁明了，既暗示了文体，又限定了话题的范围。当然，更重要的是“安”字透射出来的生命学意义。“安”是一种生命存在的和衷状态，考生既可以抒发理想也可以表达现实，既可以讨论个体也可以针对群体，既可以独抒性灵也可以放眼寰宇。这种命题形式进一步降低了话题作文审题的难度，考生立意也相对自由，可大可小、宜深宜浅，保证了高考的区分度，又能够让那些对生命状态领悟深刻的考生获得高分。上海是多元化、国际化的大都市，生活节奏快，信息传播更快。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人的生存状态是中国人未来生存状态的征兆。从2003年到2006年，上海市连续三年的高考作文都能够获得业内外人士的一致好评，实属不易。“杂”(2003年作文题)、“忙”(2004年作文题)是都市人的基本生命状态，每一个上海人都能够深刻而具体的体会到这一点。2005年的作文题“流行文化对我的影响”较之前两年更加贴近中学生的实际，更便于中学生从身边的现象人手观察文化、思考人生。其实说到底，“流行文化”是社会涌动的潮头，是社会特定群体的“生命进行时”。这些特定的群体当然包括追求个性自由

与生命解放的青少年学生。这样，考生既是“流行文化”的主体，又是生命反思的主体，自然就能够写出真实的想法和感受，有效地遏制了写作中投机取巧行为的发生。2006年的作文题目是“我想握住你的手”，这个命题吸取了前三年的经验，旨在引导考生从个体(“我”)的角度主动思考(“想”)人际存在的合作状态(“握手”)。

2005年全国卷Ⅰ的作文题是“出人意料与情理之中”，仍然是话题作文。这对辩证关系也暗含着生命学意义上的一个命题：偶然与必然。生命有很多偶然，成就人也毁灭人；生命中也有很多必然，无法回避也无法挽救。生命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偶然与必然的交响曲，但永远无法偏向于其中的任何一方，过分等待偶然是侥幸的信徒，过分相信必然则是宿命的奴隶。话题有些沉重，但只要考生能够抓住生活中点滴入手，也可以以小见大，写出上乘之作。从这个意义上说，2006年江苏卷“人与路”、湖北卷的“一与三的反思”、浙江卷的“生有所息与生无所息”则分别是对生命的轨迹、生命的演绎方式、生命的运行规律的辩证反思。

2005年湖南省给定的话题是“跑的体验”，文体限定为“记叙文”或“议论文”。这个命题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上海2003年和2004年的高考作文，无庸置疑，“跑”也是一种生命的状态。人从出生到衰亡其实就是一个“跑”的过程，与时间赛跑，在有限里创造无限；与朋友赛跑，在协作里滋生情谊；与敌人赛跑，在斗争里品尝乐趣。从躯体到灵魂，我们每时每刻都在生命的跑道上跋涉，并随时寻求皈依。

江西省单字作文题“脸”从形式上借鉴了上海前两年的命题经验。从字面上理解，“脸”只是人体的一部分。如果考生思路局限于此，肯定不能写出新意。“脸”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有“面子”的意思，考生只要稍做思考，便不难联想到这一层。问题是这还不够，“脸”是人特有的人格面具，有了它，自然生命就增加了社会和伦理的内涵。再依次类推，人需要“脸面”，单位、集体、国家、民族都需要脸面。总之，从深层意义上思考，“脸”涉及到仁义廉耻，是生命的伦理状态。

3．生命厚度的体悟

生命的厚度是一个交织着历史纵横和空间转换的概念，是生命立体化的投影。时间意义上的昨天、今天、明天与空间意义上此在、彼在之间交织互动，共同构筑了厚重的生命大厦。

因此，我偏爱2005年天津的命题“留给明天”。这是一个很具诗意的命题，明天是一个交织着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对个体和群体都适用，“留给”是生命的仰望姿态，是一种生命的主动态。这个命题可以理解为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即“拿什么留给明天”；也可以写成生命的自白与宣言，即“我有××留给明天”。无论是追问还是宣言，都必须以生命的厚度作为砝码。这种命题伸缩性较大，值得借鉴。类似的话题，辽宁省却用一句古诗来传达――“今年花胜去年红”，我们不妨等价代换为今天(明天)会更好。这样转换之后，命题者的苦心就能被大家接受了：珍惜今天的生活和拥有，树立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生命价值观，相信一切都会更加美好。所以说，2005年天津和辽宁两省的考生是幸运的，在面临人生抉择的残酷竞争时，也能够温馨地被提醒：今天已经很好、明天会更好。这种命题减小了考生的应试压力，又把考生的人生观、价值观拉回到乐观、积极、进取的轨道，可谓一举而两得，何乐而不为呢?至于说天津2006年的话题“愿景”则是2005年“留给明天”的延续，只是更加紧密地暗合两岸关系的新进展罢了。

2005年广东省的话题“纪念”和全国卷Ⅲ的话题“忘记与铭记”又是两个有着惊人相似的话题。“纪念”是“铭记”，即无法“忘记”。人类生命的长河中有很多值得铭记的东西，无论是喜庆还是灾难，因为生命源头就是历史；生命有时同样需要忘却，需要丢掉负担走出阴影，因为生命之树必须常青。这种相似绝非巧合，因为2005年有太多的铭记：长征胜利70周年、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感动中国”的众多人和事等等。命题者为了避免猜题宿构，把这些值得“纪念”的现象抽象成“忘记与铭记”这个富有生命历史意义的哲学命题，引领学生从时空的角度切入到生命的体验，其用心之良苦亦可见一斑。

2005年山东省的话题为“双赢的智慧”。乍一看话题似乎有些不伦不类，不过考生(尤其是城镇的)对“双赢”这个新名词并不陌生，这全得益于近年来各大媒体的“渲染”。2000年以来。经济生活里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是“诚信”和“双赢”。其实，仔细推究起来，这两个概念应该属于生命哲学的范畴。“诚信”已经作为2001年的话题考了，暂且不论。“双赢”，通俗地讲就是“协同合作、互惠互利”，很容易应用到经济社会学领域。但我们必须看到，经济活动是人类生命运动的形式之一，而不是全部。如果把“双赢”仅仅理解为“经济上的互惠互利”，难免太偏执狭隘，走向功利主义的泥淖。“双赢”是一种生命的智慧，是包容、是理解、是互助也是共同提高。

福建省的看图作文无疑是2005年高考作文命题的亮点。两幅图简单明了地揭示了生命的两种状态，要么中规中矩，要么放开一搏。只是，选择不同，追求不同，效果也将迥异。这是一个两难的抉择，生命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功利和非功利的境界总是难以“和平共处”，可关键在于生命的过程，又何况是向着圆满生命终点冲刺呢?其图简约，其旨意深远，再加上适度的文字说明，适合不同层次的考生小切口、深挖掘。

二、高考话题作文命题生命化取向的启示

从生命学的角度梳理1999年以来的高考话题作文，我们约略地触摸到了那条忽隐忽现的“生命线”。然而，命题者拳拳之心又能给语文新课程改革、高中语文写作教学和2007年作文备考带来那些启示呢?

1．语文新课改的启示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高中语文教育工作者，长期以来，目睹并经历了语文教育逐步偏离了“人”的轨道，从而导致了人性的苍白、个性的沦丧。在新课程标准全面推行之际，高中语文教学又面临着新的困惑与挑战，高中语文教育必将肩负起完善生命、发展个性的使命，作文教学应当首先肩负这一重任。积极引导写作教学向生命回归，启动年轻一代自由的天性，启发学生自愿、自觉、自主、自由进行写作训练，让写作逼近生命教育的真谛，开启学生热爱生命、体验生命、珍惜生命、享受生命的大门，引领学生随时随地窥视生命的本真，进而真正做到“我手写我心”、“诗意地栖居”，这才是高考话题作文命题生命取向对高中作文教学意义之所在。

人是自然生命和价值生命的双重存在，无论是自然生命的发育，还是价值生命的完善，都离不开教育。教育是人的生命的存在形式，必然要走向生命的回归。教育向生命回归的过程，是人与人之间灵魂与思想的交流过程。知识的传承、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都必将以文化的方式，使年轻一代启动其自由的天性。《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反复重申语文教育要“有个性有创意的表

达”、“为学生终身学习和有个性的发展奠定基础”。这无疑将高中语文教学引渡回到了生命本真，凸现了语文教育的生命学意义。但事实上应试教育的枷锁却牢牢地把语文教育突围的希望束缚在“工具主义”的之下，“功利主义”的教育目的更如乌云般遮蔽了生命无限生成的可能性。

毋庸置疑，生命是教育的特质，个性则是生命的核心。而事实上，一方面，“课程标准”建议“多写多改”、“相互展示和评价写作成果”、“45分钟能写600字左右的文章”、“课外练笔不少于2万字”等等。另一方面，中学语文作文教学的现状和前景都不容乐观，仅靠每学期任务式的6篇大作文，不能满足高考“两个等级”的要求。某些在作文教学上“投入大”的教师也因为“产出低”畏而却步，返回去大搞基础训练和题海战术。作文教学形成今日“学生厌写、教师厌教”之尴尬局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师生双方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写作的生命学意义。在以知识经济为主题的21世纪，如何将“课标”的建议落实到作文教学实践中，又能有效地提高写作能力，成了每一个有“良知”的语文教师的“世纪之惑”。

2．中学语文写作教学的启示

在高考多元化趋向日益彰显的今天，高考作文生命化的取向提醒我们高中语文写作教学应该坚持以下五个原则。(1)系统性原则。写作训练要有系统性，大作文和随笔写作相辅相成，专项思维训练和整体训练相得益彰，教师评价和学生评价互为补充，从而形成立体的互动的写作教学体系。(2)开放性原则。开放的首要条件是还学生以表达的自由，在“独抒性灵”的基础上激发主动写作的兴趣，自主写作，从而逼近创新。例如，在写作内容上可以把自由写作、片段写作、札记写作、私人写作(日记和网络博客)、话题写作结合起来。(3)体验性原则。体验是生命的自我召唤，是引发求知欲和创造欲的前提。体验可以激发原始的生命潜能，促使个体肯定自我、沉淀自我、超越自我，并以此为幸福，实现自然生命和价值生命的“双赢”。(4)针对性原则。生命的发展有很多偶然性的遭遇，针对性的作文指导和训练可以使生命个体和生命群体间通过“告诫与自我告诫、召唤与自我召唤”的途径提升生命的质量。(5)个性化的原则。个性发展的温床是适应，写作教学的目的是让“写作适应学生，而不是让学生适应写作”。适应学生意味着尊重生命的差异，发挥自主性，走特色化的绿色生命之旅。

3．2007年作文备考的启示

(1)导向。在注重理性思辨的同时，必将吸纳新课程改革教育实验的成果，回归人本，回归生命，重视体验与个性。(2)内容。以稳为主，稳中有变，回避热点又暗合时代主题，呼唤生命意识，写“绿色”作文。(3)形式。2005年、2006年的作文命题形式已经打破了“话题作文”独霸天下的局面，2006年高考作文的限制、要求、材料都将进一步开放，因此，材料作文和命题作文的指导与训练也不容忽视。(4)评价。分值有进一步加大的可能，更加注重卷面和细节，阅卷者理解并包容多元化的立意，尊重个性，计算机阅卷的范围将进一步扩大。

以心态为话题的作文篇8

关键词　电视　奇观　电视文化　奇观　神话

中图分类号　G220　文献标识码　A

新千年后，所有大众媒体都面临着产业资源的重新分配与话语格局的重组。为了能够在媒体竞争与文化角逐中获胜，每一种媒体都在积极创造新的媒体文化形态。电视在这场媒体竞争中以其处于绝对优势的覆盖率以及构造故事文本的强大能力捍卫了其在大众传媒中第一媒体的地位，而其致胜的关键则是电视文化奇观的制作与传播。

一、奇观理论概述

道格拉斯，凯尔纳在《媒体奇观》中继承并发展了盖，德堡“奇观社会”的理论，提出了“媒体奇观”的概念――“那些能体现当代社会基本价值观、引导个人适应现代生活方式、并将当代社会中的冲突和解决方式戏剧化的媒体文化现象，它包括媒体制造的各种豪华场面、体育比赛、政治事件”。“奇观”是那些可以被明显感知的、并被媒体做了戏剧化处理的“文化热点”，是一种媒体文化现象与文化形态。

按照奇观文本的内在逻辑，我们可以将媒体奇观可以分为“主题性奇观”与“事件性奇观”。

主题性奇观指围绕某一文化主题而形成的奇观现象，它的文本通常呈现出一种零碎的状态，分散于各种媒体之中，靠利润驱动所导致的协调传播来影响大众文化。因此主题性奇观通常不具有宏大的文本形态，也不会在短时期内产生热点化效应，但却随处可见、随时出现，能够长期、潜移默化地影响大众。

事件性奇观则指各种媒体围绕某一重要的文化事件而共同构造的景观。这一文化事件通常包含了当下大众文化的诸多母题，各个母题之间包括母题自身都充满了矛盾与逆转，也正是这种多义与复杂造就了奇观的庞大性与影响力。相对于主题性奇观，事件性奇观更为完整与明显，而且具有明显的热点化效应。能够在短时期内调动大量的媒体资源并引起大众关注，因此也更容易被大众所认知。例如“世界杯奇观”就是典型的事件性奇观。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电视文化奇观即那些由电视媒体创造与传播的能体现当代社会基本价值观、引导个人适应现代生活方式、并将当代社会中的冲突和解决方式戏剧化的电视文化现象，它既包括主题性的电视文化奇观，也包括事件性的电视文化奇观，是当代大众文化与电视文化最为重要的文本形态。

二、电视文化奇观的神话本质

“神话”，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或是一种修辞策略，出现于人类的早期，人类幼年的历史就是以神话的形式存在的。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它对人类社会早期的发展起到了一种类似于当代宗教的作用。然而当科技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古老的神话失去了往日的功能。

20世纪50年代，法国学者罗兰・巴特发现了这种现代神话的存在。在其著作《神话――大众文化的诠释》中，巴特通过符号学的基本概念论述了现代神话的一般特征，揭示了大众文化如何通过现代神话的制造与传播将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变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并以此形成对社会的隐性控制。而大众文化之所以能够对社会施以隐性的控制，恰恰因为大众将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脉脉温情当作神性的温暖，将流行文本认作了神话，将中产阶级趣味误认为心灵的家园，对大众心灵施以“按摩”。

凯尔纳在自己的著作中曾经说：“正像罗兰，巴特的‘神话’的概念一样，我也把奇观看作是将一定社会制度自然化、理想化的重要文化现象的集合体。”。学者蒋原伦同样认为：“在媒体文化这个神话世界内，神化的含义首先表现为人间奇观，”可见，我们所谈论的电视文化“奇观”在本质上正是电视文化的“神话”，“奇观”就是“神话”，“神话”就是“奇观”，二者的同构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电视文化奇观的策划性

策划，是一种狭义的方法论、一种现代思维，它所强调的是凭借对事物发展的超前谋划和即时监控达到对事物整体的动态控制，它所体现的正是大工业背景下现代人系统化与控制化的思想。

在以往的文化创作中，艺术是很难被策划的，但是当资奉注入到艺术文化领域，需求利润的冲动就把艺术创造活动改变为“类型化”的生产，体验的积累与灵感的乍现不再是人们创作的主要方式，取而代之的则是可以重复操作的商业策划　其中成功的关键就是对市场的准确把握与相应的策略制订，而这正是当代电视产品制作的重要原则，

因此，无论是电视奇观还是电视神话，都不是随机发生的历史偶然，而是一场又一场精心的策划：从受众调查到节目定位，从节同制作到观众反馈，策划让电视节目在一个从受众到受众的循环中往复，每往复一次，策略就会调整一次，利润的空间就会增大一次　在这个过程中，电视媒体就像一只温柔而敏感的大手，先把大众的心理摸了个透，然后又给予了满足――辉煌、灿烂、眩目、神奇，英雄、美女、光荣、梦想，这些自然奇观与古老神话所具备的要素并非是随机地呈现，而是预先就已写好了脚本，在大众的等待中按部就班地上演

2，电视文化奇观的消费性

电视文化奇观与现代神话正是通过满足大众的意义与体验需求而将自己顺利地倾销出去、

电视文化奇观以批量生产的规模，整合营销的方式最大程度地降低了成本、提高了利润，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为大众提供了流行话语与意义享受，于是挣得了有形的财富和无形的资本：而这种消费价值也正是现代“神话”的重要特征　在罗兰・巴特的论述中，现代神话与传统神话最为重要的区别就是现代神话的这种消费性，它所蕴涵的中产阶级意识形态是它最有价值的意义，大众正是通过购买了现代神话而消费了这种意义与某种中产阶级生活体验。因此，电视文化奇观正是消费社会意义积聚的产物，它按照消费社会的规则生成、售卖并获取利润，因此消费性不仅是电视文化奇观的特性，也是电视文化奇观产生的条件之一，奇观与神话正是产生于大众日益膨胀的意义消费需求。

3.电视文化奇观的符号化

符号由能指(signifier)与所指(signfied)两部分构成。罗兰，巴特在《神话》中论述了现代神话的奇特之处――“它是从一个早于它存在的符号学链条上被建构的：它是一个二级的符号学系统。在一级系统中作为符号存在的东西，在二级系统中变成了一个能指”。如图一所示。

可见，在现代神话里，有两个符号学系统，他们呈现出一种交错递进的关系。在一级符号系统中，能指与所指都是神话本身最为直观的形式与内容，是为受众所明确意识到的信息：而在二极符号系统中，原来最为直观的形式与内容及它们所共同构成的符号成为了新的能指，它意指着更为深刻的、不被受众所察觉的所指。这种能指与所指的联系更为隐秘，更具社会特色，是一种社会学语法的联系，所以所指也更加丰富与庞杂。

电视文化奇观作为现代神话，正是一个这样的二级符号

系统。它被大众媒体制作出来并进行传播，画面、声音与节目内容成为它的一级符号系统，传达着基本的节月信息；但不仅传达着具体的人和事，还传达着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并通过这种意识形态潜在地影响着人、塑造着人。这种被传达的意识形态正是电视文化奇观二级符号系统的所指。

例如，在当下的电视荧屏上，存在着一个“成功男人”的主题性奇观。他事业成功，西服革履地出入城市的摩天大楼，是各种淡判桌上的胜利者，是各个领域的领袖，在迷人的旅游胜地度假，或者在豪华舒适的家里与家人享受天伦……，这个“成功男人”奇观代表了一种中产阶级的生活范式，传达了所谓中产阶级的趣味与价值观。是消费社会极力推广的关于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这恰恰是这一奇观符号的二级所指，它超越男人形象本身，对大众的认知、态度与行为隐秘地施加着影响。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电视文化奇观同现代神话一样，都是一个符号系统，它们因为被符号化而具有了二级所指，才具备了成为奇观与神话的基本特征。

电视文化奇观的符号化，是由消费社会与大众文化的本质所规定的，它让抽象的意识形态得以具象，也让单一的意义极度膨胀，它满足着大众的需求，也创造着大众的需求，它的真实与虚伪让它成为了现代神话。

4.电视文化奇观的类型化

我们用类型化来指代现代神话主题与形式的模式化。它将文学中的基本母题进行整合、包装，以不同的能指将其修饰得面目全非，以利于其更快地获得大众的欢迎及消费价值：因而，类型化也是现代神话最为重要的制作规则。

电视文化奇观作为现代神话，体现出了鲜明的类型化特色，例如，在电视剧市场上一时兴盛的涉案剧、伦理剧、婚恋剧、武侠剧、历史剧、喋战剧等无不是鲜明的类型化作品，在同一类型中，主题与叙事甚至演员的表演无不充满了高度的相似。类型化是当代流行文化制作的重要方式，它为流行文本提供了一个内容与形式的基本模式，既保证了作品在最大的程度上获得关注与消费。又保证了将生产成本降到最低。从本质上讲。类型化是文化上业进行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它渗入到文化制作的各个层面，因此也在文化文本的每一个细节之处体现出了这种市场化的思维。电视文化奇观之所以能成为“奇观”，正是因为包含着类型化的“母题”，也正是因为运用了“类型化”的制作方式，电视文化“奇观”才能获得一种当下的生存，因此“类型化”就是电视文化奇观本身所吲有的内涵之一。

三、神话再造的现实语境

90年代中期后，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电视开始有意识地去制造一些能引起广泛兴趣的电视节目，大众的口味与需求被追捧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正是如此，大众对于“神话”的需求被充分地意识到了。于是由明星参与的娱乐节目成为那个时期电视观众的宠儿，演艺明星上演着关于“财富与美貌”的神话。新世纪后，

电视则开发了一系列具有高度互动性的节目，吸引普通人参与其中并获得关注，或真或假的各种“秀成为了潮流，《超级女声》正是这一类节目中最为成功的代表，它所创造出的那些“真实”的辉煌与成功，满足了今天大众对于神话体验与奇观阅读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