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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史记》；司马迁；文化原因；纪传体通史
《史记》记载了从黄帝至汉武帝两千多年的历史，全书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包括太史公自序），共一百三十篇。司马迁不仅创作了卷帙浩繁的《史记》，他在记史体制上也建立了一种全新的样本，影响了后来一大批历史学家，最典型的就是对《汉书》著者班固的创作，现代学者余秋雨认为司马迁是二十四史相同体制的总策划。[1]
一谈到司马迁作《史记》，就免不了说到他的《报任安书》。一般认为司马迁作《史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受宫刑之后的“发愤”。他自己曾说：“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但我们不能把这句话简单的理解为他著书是为了给自己扬名立万，洗刷所受耻辱。他说这些是为了告诉任安自己忍辱活下去的理由是为写《史记》抢得一线生机，不能因为去营救任安使这线生机断裂。就这个意义上来说，发愤著书似乎不是司马迁作《史记》的最强大动力，真正强大的动力来源于众多社会文化原因的结合。
一.家族文化背景下的史官情愫
对于司马迁的家族历史，他在《太史公自序》中做了简单论述，司马氏家族在周朝被任命世典周史，汉武帝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续先祖传统，担任汉朝太史令，掌管文史星历。在司马谈临终之时，他将太史一职的责任托付司马迁：“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予死，尔必为太史，毋忘吾所欲论著矣！”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不敢阙。”这一年，司马迁三十六岁，官至郎中。[2]
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在故乡夏阳龙门度过了近二十个年头。在这期间，他在这个世代修史的大家庭里接受了不少史学知识，为他日后写《史记》做了很好的铺垫。在司马谈死后，司马迁便更加有目的地搜集资料，开始做写《史记》的准备。可以说，在这种背景下，司马迁义无返顾的继承了父业，以修史为己任，并继承了古代史官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
二.社会文化对司马迁的影响
两汉时代的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农业、畜牧业、冶铁业、水利工程、纺织工业有了极大进步，天文学、数学、医药学等一些学科也相应发展。到了武帝初年，经济的繁荣远超战国时期，《后汉书.食货志》概括这时的经济形式说：“至武帝之初七十四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在文化上，汉武帝还“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正因为这个时期文化事业的开放，才为太史公修史提供了丰富的文献材料。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汉皇朝已达到鼎盛时期，统治阶级也在思考：秦朝那样强大，为什么二世而亡？汉王朝今后怎样发展？虽然大汉帝国有它腐朽黑暗的一面，但它自开国以来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如果说繁荣的经济和壮盛的国威孕育了司马迁那种海阔天空的浪漫精神和雄伟气魄，那么当时森严的法纪便使司马迁深深感到人性的可怜和被压抑人权的可悲。同时他在这个时期必须回答为什么秦汉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史记》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3]
三.在游历中感受中华文化
在司马迁十九岁的时候，他一家徙移至茂陵。第二年，司马迁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漫游旅行，了解和搜寻历代历史传说和各种史料。总的说来，司马迁游历的重点在南方，从长安出发南下襄樊到江陵，渡长江到湘西，再北上长沙，越洞庭，出长江，顺流东下；登庐山，转钱塘，上会稽；吴游观春申君宫室，上姑苏，望五湖；之后，北上渡江，过淮阴，至临淄、曲阜，考察齐鲁地区的文化；然后沿着楚汉相争的战场，经彭城、沛、丰、睢阳至梁，回到长安。[4]这是司马迁第一次游历，历时六年。在这途中，他接触到祖国的壮丽河山和勤劳的人民，思考着古往今来的历史变迁，感受了不同民族的风土人情，此行最重要的两大收获是采撷到了豪荡之气和获得了历史现场感。
后来，在司马迁担任郎中和太史令时，多次跟随汉武帝巡游各地。元狩五年（公元前118），随汉武帝至甘泉置“寿宫神君”；元鼎四年（公元前113），随汉武帝巡游三河地区，体察民风；元鼎六年东巡，“至左邑桐乡，闻南越破，以为闻喜县”；元封元年（公元前110）侍从封禅，登泰山……
司马迁一生出使游历的足迹遍布大半国土。在游历中，他不仅关心汉朝，还体察了匈奴、西南夷的情况，注意当时各地的交通经济、地理环境、历史文化、社会差距等各种问题，这对他写《史记》具有重要的作用，从而造就了后来《史记》的雄浑雅健、逸气纵横的气势。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道出了自己发愤著书的情况，至今，《史记》是司马迁受宫刑后发愤所著这种说法仍然很普遍。查阅史料我们可以知道，司马迁早在他父亲还健在时就着手史料研究，司马谈死后便更加有目的地准备《史记》创作，至于李陵之祸则是后来四十八岁之际。[5]遇刑之后，司马迁由太史令变为中书令，幽于缧绁。也就是说在李陵之祸前，首先是生在史官家族的责任感和大汉皇朝的那片土地给了他修史的决心，是意气风发的中华文化给了他忍受身体摧残的动力。在汉武帝和司马迁的时代，同时具有了昌明的盛世和智者的眼光，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司马迁受了奇耻大辱，但这两种伟大终于得以契合。[6]当汉武帝的土地遇上司马迁的目光，一部伟大的著作便横空出世。（作者单位：西华大学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1]余秋雨.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M].长沙：岳麓书社，2011.162-169
[2]韩兆琦.史记通论[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11
[3]施丁.司马迁研究新论[M].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4
[4]张家英.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补证三则[J].1999.（1）.4-5.
[5]朴宰雨.史记汉书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4.29
司马迁出生在黄河岸边的龙门，他父亲司马谈立志要编写一部史书，临死前嘱托司马迁帮他继续完成史书。然而，司马迁因替一位将军辩护而遭受酷刑，他几次想血溅墙头，了此残身，但想到《史记》还没有完成，便打消了这个念头。最后，一部鸿篇巨著《史记》诞生了。
司马迁在忍辱负重的情况下写完了《史记》，那是多大的痛苦！这是因为他有强烈的责任感，他才能继续坚持下去。没有了责任感，任何事情都无法很好完成。
试想想，如果校长没有责任感，我们的学校会是什么样子？如果老师没有责任感，我们的班级又会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应该从小事做起，即使做一个小小的班干部，也要有责任心，尽职尽责帮助老师分担工作，帮助同学。如果连这一点点责任感都没有，将来怎么可能成为栋梁之材？
为了自己、为了社会，让我们从小做起，从现在就开始培养自己的责任心吧！
[关键词]《史记》；司马迁；写作内容；写作风格；价值
《史记》是我国古代非常著名的古典典籍，是二十四史中的著作。它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一、司马迁的生平与撰写《史记》的背景
《史记》，西汉司马迁撰。司马迁，字子长，西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出生于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武帝征和二年（前90年）去世，终年五十五岁。关于司马迁的生卒年代史学界有几种说法，参阅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1]、郭沫若《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2]、程金造《关于司马迁生卒年月四考》[3]、郑鹤声《司马迁生年问题的商榷》[4]、施丁《司马迁行年新考》[5]等学者论著。此处取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之说。在他手里完成这样一部划时代的历史著作，与当时时代和个人的经历等主客观的因素是分不开的。
1. 司马迁得益于家庭影响。他父亲司马谈向当时天文、易学、道论的专家学习过，曾写过《论六家要旨》的论文。司马迁深受这个学术空气浓厚家庭的熏陶，幼年时即开始学习当时的通行文字――隶书；武帝即位后，司马谈被任为太史令，他又学习“古文”（即秦以前的文字），向当时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这些知识准备对于写作《史记》十分重要。当司马谈病逝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此后有条件接触“金匮石室之书”[1]即皇家所藏的书史及档案。
2. 司马迁进行了大量的录访搜集阅读考订史料的工作，对社会政治事件有亲身的体会和实感。二十岁时有过一段漫游大江南北的壮举，在漫游中已开始注意寻访历史遗迹，搜集人物的传闻。例如到淮阴，搜集有关韩信的传说；到沛县、丰县一带，搜集了刘邦及曹参、萧何等人的史料；到河南开封考察了夷门监侯赢供职的地方，弄清所谓夷门即大梁（今开封）的东门等等。漫游后仕为郎中，侍从武帝巡狩、封禅，使他接触了更多的祖国山川，目睹封建王朝的礼仪典礼，还曾参加武帝亲自带头的堵黄河决口的壮举，获得写河渠书的第一手资料。他又曾奉使西南夷，接触了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生活，对于写作《西南夷列传》无疑起了很好的作用。
3. 司马迁受时代思潮的影响。武帝的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儒家重视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孔子个人就在鲁史的基础上编修了《春秋》，寓议论于史事之中。这对司马迁颇有影响，司马迁将写作《史记》与孔子作《春秋》相比。
4. 同时，这与父亲司马谈的要求也不无关系。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谈垂危，父亲谆谆嘱托要他完成自己著述史书而未能完成的事业。从此，司马迁把著述历史作为个人的最高理想，蒙挫受折坚持不懈。在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开始写作《史记》，至天汉二年（前99年），他为兵败投降匈奴的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触怒汉武帝，竟被处以宫刑。此后他隐忍苟活，发愤著述，为了完成《史记》的创作而顽强奋斗，大约到太始四年（前93年）基本成书。再后的情况无史料可考，据推测可能卒于武帝末年。《史记》写完后，司马迁自题名为《太史公书》（见《太史公自序》），也许是书中所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流经”，与当时统治者所提倡的尊经思想不合的缘故，没有流传于世[7]。班固《汉书. 杨恽传》记载，到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才公开了它，当时称其名为《太史公记》。改称为《史记》则是东汉末年以后的事。东汉荀悦《汉纪》中有：“司马迁愤而作史记”之语，高诱《战国策注》也都提到《史记》之名。今人陈直经过大量考订，撰成《太史公书名考》一文[8]，确定《史记》之名开始于东汉桓、灵之际，大多数学者赞同此说。
二、《史记》写作内容和写作体系
司马迁撰《史记》的宗旨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下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以达到“述往事，思来者”的目的。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史记》继承和发扬了《左传》纪传体文学现实主义传统。
司马迁的史学巨著，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开创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体裁，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组成。全书一百三十篇，由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组成，计五十二万余字。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少数民族和外国历史等丰富的内容。可见，它是百科全书式的通史。
三、司马迁写作风格
1. 司马迁写汉初历史，是当时人记当时事，在《史记》中，他记事能做到“不虚美，不隐恶”。[9]在写人物传记时饱蘸了感情，表现出鲜明的倾向。对于最高统治者的残忍、欺诈、虚伪等丑恶的本质，总是通过一定方式加以揭露。如：刘邦是汉代的开国君主，司马迁在肯定他暴秦结束楚汉战争的战乱，统一国家的业绩外，也在有关人物的传记中将刘邦身上不光彩的阴暗东西暴露无遗。如在《项羽本纪》中通过两人在斗争中的各自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刘邦与项羽的作战，没有不失败的，他显得是那样的怯懦、猥琐和无能。在《留侯世家》传记中写了他的贪财好色，在《萧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里写了他的猜忌杀害功臣的残忍本性。即使本朝的皇帝司马迁也没有讳忌，如在《平准书》和《孝武本纪》中，他不仅对其统治时期，西汉的繁荣、强盛和前所未有的大一统局面进行了歌颂，同时对其发动的一系列战争和耗费大量金钱搞封禅求仙药及巡游天下的行为进行揭露批判。记人又能做到“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10]。对官僚集团、贵族阶级的尔虞我诈，以势相倾的种种实情，描写得入木三分。如：《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写窦婴与田的种种矛盾明争暗斗，揭露了这一阶级的世态炎凉和他们的阴暗心理。由于司马迁的《史记》敢于面对现实，无情地暴露统治阶级的本质，赢得了“实录”的称誉，提高了《史记》的史料价值。因此，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曾经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11]。
2. 司马迁把人物置于矛盾冲突的旋涡之中，通过他们各自的行动显示性格特征。如《项羽本纪》中“鸿门宴”一节，是消灭秦帝国后起义军中两个集团的内部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的第一次面对面的较量。在刀光剑影中纠集着项羽集团和刘邦集团的矛盾，项羽集团内部主战、主和派的斗争，项羽是这些矛盾的结集点。从项羽对种种矛盾的处置，显示出他的幼稚、仁慈、坦率种种心理因素，而刘邦在这一场面中也显示了他的灵活、狡诈的性格特点。又如在《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庭辩”一节，田、窦婴双方的矛盾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朝中的大臣在这一矛盾冲突中每人作了表演；韩安国世故圆滑，既说窦婴对，又肯定田，将矛盾上交，“唯明主裁之”；郑当时开始说窦婴有理，后又不敢坚持。笔墨不多，却勾划出官僚们的面貌。
总之，司马迁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而他的《史记》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对于我们后人参考，查阅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观堂集林卷十一.中华书局，1959.
[2]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刘知几.史通・惑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4]陈直.史记新证自序.史记新证.天津人民出版，1979：3.
[5]王子今.20世纪历史文献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309-310.
[6]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中华书局，2011年1月版.
[7]司马迁.史记・留侯世家.中华书局，2011年1月版.
[8]司马迁.史记・平准书.中华书局，2011年1月版.
[9]司马迁.史记・孝武本纪.中华书局，2011年1月版.
[10]司马迁.史记・孝武本纪.中华书局，2011年1月版.
[11]司马迁.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华书局，2011年1月版.
司马迁，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史记》语言生动，形象鲜明，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司马迁还撰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
【运用方向】
勤勉奋发，刻苦用功——在父亲的直接教导下，司马迁十岁时便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他又跟着董仲舒学习《春秋》，跟孔安国学习《尚书》。司马迁学习刻苦，进步非常快，极有钻研精神。司马迁做了太史令以后，就有了阅读外面看不到的书籍和重要资料的机会。这为他以后著《史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可是，资料整理工作非常繁复。由于当时的那些藏书和国家档案都杂乱无序，连一个可以查考的目录也没有，司马迁必须从一大堆的木简和绢书中找线索，去整理和考证史料。司马迁几年如一日，绞尽脑汁，费尽心血，几乎天天都埋着头整理和考证史料。他决心效法孔子编纂《春秋》，写出一部同样能永垂不朽的史著。经过十六年的艰苦努力，并忍受了肉体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终于拿整个生命写成了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
实事求是，不虚美，不隐恶——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
坦率直言，忍辱负重——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纷纷指责李陵的罪过。司马迁则尽力为李陵辩护。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因此而被打入大牢。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他毅然选择了腐刑。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但他此时没有怨恨，也没有害怕，而是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把《史记》写完。
参透生死，崛起逆境——腐刑既残酷地摧残身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 “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无价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孙膑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气。为了《史记》，为了两代人的心愿，为了崇高的精神信仰，他选择了痛下蚕室。他精神恍惚，承受着朋友的误解，承受着来自各界的嘲笑侮辱，承受着生理和心理的巨大痛苦。
【运用示例】
读·感悟
读司马迁，读到的是刚直与坚韧。面对残酷的刑罚，面对众人的嘲笑，他没有屈服，他依旧屹立在历史的巅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刚正不阿，留将正气冲霄汉；幽愁发愤，著成信史照尘寰”。正是太史公的凛然正气，才能使得他站在人生的高峰上呼啸：“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想起英雄司马迁
我甚至替这位痛苦的史学家设计了这样一个场景：半轮冷月凄美地挂在天穹，远处野狗在低沉地嗥叫，司马迁孤独地坐在一间屋子里，沮丧地打量着自己的下身，墙角一粒如豆的灯火明明暗暗地映照着他双眉紧锁的额头……
他在思考什么呢？
据后来他写给朋友的书信可知，对他而言，生存还是死亡已经不是一个问题，重要的是他还有远比生死更为重要的事要做——他答应过死去的父亲，要写一部大书，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包罗了人生的全部光荣与梦想、苦难与悲怆。
所以司马迁说服了自己苟且偷生。他不止一次地表白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作也。”
北京人艺2015年9月份原创话剧《司马迁》自演出以来获得持续关注和广泛好评，该剧通过讲述司马迁发愤著书的事迹与精神品质表达了一种传承，古人讲究“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的人生价值追求，话剧《司马迁》正是秉持了这样的传统彰显了立言不朽的人生价值观，并借此激励观众奋发图强去创作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实现利国利民的人生价值。
《司马迁》毫无疑问最大的主题就是为司马迁树碑立传，该剧讲述了司马迁从为李陵辩护因言获罪到接受宫刑到忍辱负重创作完成《史记》再到在汉武帝面前拔剑自刎一死捍卫文人的尊严与风骨的全过程，重点突出了司马迁一方面为了完成《史记》忍辱负重苟且偷生的品质，另一方面又时时刻刻在皇帝面前保持着文人“士可杀不可辱”的风骨与尊严，这一点颇有先秦“士”这一阶层的遗韵。其实从历史真实来看司马迁本人在《孟尝君列传》《平原君列传》《魏公子列传》《春申君列传》这“战国四公子”的篇章里重点表现的不是他们的风貌而是战国时期“士”这一个阶层的整体面貌，他们一方面“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另一方面“士为知己者死”。司马迁之所以忍辱偷生要完成《史记》也是首先要传承先秦以来的史官文化和史官传统，为后人留下因为项羽火烧咸阳而破坏的尧舜以来的历史记载，他要通过自己写的史书让中华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远征老师走入了司马迁的内心，从为李陵辩护仗义执言到内心纠葛中决定接受宫刑完成父亲遗愿完成史书的写作，从“神交古人，思接千载”的艰苦创作到最后拔剑自刎壮烈殉道的恪守尊严，远征老师带领台下的观众重走了一遍司马迁的精神历程，重温了司马迁忍辱负重发愤著书的卓绝品质，学习了司马迁恪守文人尊严风骨的品格。在倒数第二幕通过小兰背诵《太史公自序》里“发愤著书”的片段也侧面烘托了主题。除此之外《司马迁》还表现了其他的内容：封建君主的专制、文人地位的卑下、佞幸滑吏小人横行的官场、天威面前争相自保的炎凉世态等。汉武帝杀伐决断因为司马迁触犯了自己就盛怒之下判了腰斩之刑、听从奸臣挑拨逼迫太子自杀、下令杀害李陵宗族等，这一点与历史上的司马迁产生了共鸣，仔细阅读《史记》就会发现司马迁笔下的汉代皇有很多缺点都犯过滥杀无辜的错误，对于汉武帝司马迁揭露其“外儒内法”的本质连带着对吴起、商鞅、韩非子等法家人物也颇多微词。于震老师一直在寻找汉武帝的感觉，外形有一定的威严但因为刚刚做了声带手术的缘故声音略微低沉沙哑，以至于有观众不买账开玩笑说“给我的感觉是受宫刑的不是司马迁而是汉武帝”，其实于震老师很敬业，只是在嗓子没有完全恢复之前还是不太适合演汉武帝。剧中的反面人物公孙贺、杜周、杜一刀等都各有其中，他们反映了汉武帝时期外戚、佞幸、小人当权的政治环境，这在第一幕“廷谏”里司马迁做了严厉指责说当初李陵将军出征时朝廷诸位大臣无不交手称赞等到被迫投向匈奴后众位大臣又见风使舵落井下石，一切以汉武帝的个人喜怒哀乐为转移。同时以公孙贺为首的反面人物还用尽办法打压异己在司马迁回老家写《史记》后安排杜一刀作为县令随时监视言谈举止（其实这点儿做得有些过火了，剧中公孙贺等人怕司马迁会有机会梅开二度再度得势威胁他们的既得利益，但司马迁只是太史令而已，说白了就相当于今天的历史文献编纂者，对丞相等人怎么会构成威胁？）。第一次看丛林老师演反面人物，最精妙的就是公孙贺的语言时而表现对国君的忠贞时而表现对司马迁的鄙夷，在任安探监那里公孙贺先是呵斥狱吏之后对司马迁和任安冷嘲热讽，其中语气阴阳怪气喜怒无常颇得大奸臣之神韵，相比年轻演员李麟在对汉武帝阿谀奉承时总有《风雪夜归人》王新贵的一点儿影子看着不太自然，或许是因为他声音洪亮有一种正气在内所以演小人总是有点儿违和感。杜一刀这个人物的设置极为巧妙，因为历史上司马迁曾经身陷囹圄对狱吏这种人物有较为多的了解，因此在《史记》里专门写到了侮辱韩安国的狱卒等狱吏。话剧《司马迁》里的杜一刀就是那时候狱吏的真实写照，他们欺上瞒下、狐假虎威、无恶不作，还好编剧在倒数第二幕为杜一刀设置了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情节，这个设置对于整个剧作而言多少会有一些突兀或者是莫名其妙，但联想到孔夫子说过的“朝闻道，夕死可矣”这里更多的是一种衬托，杜一刀虽然前半生无恶不作但他最后良心发现开粥棚救济天下乞丐，这未尝不是一种人生价值的实现。其实说白了司马迁能够坚持写完自己的史书也是源于古人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这是人生价值的实现，杜一刀最后的改过也是在学习司马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做一些多人民、国家、民族、历史有益的事情。王劲松老师果然是演惯了小人物了，杜一刀的一声一笑一言一行无不形神俱妙让人恨却又让人爱。剧作表现的人情世态方面主要是司马迁下狱之后的情况，先是借杜一刀之后吐露了下狱两天后没有任何当官的前来监狱探望司马迁，接着又是借助任安之代了司马迁夫人韩三姑变卖家产营救司马迁时人们都认为司马迁的房子是凶宅不肯购买，这与历史上司马迁遇难时所遭遇的“亲朋左右不为之一言，交游莫救”何其相似！最为难得的是好朋友任安会冒着风险来监狱探望，夫人韩三姑与女儿小兰一直不离不弃，回到老家后二伯不仅没有嫌弃司马迁辱没祖先反倒是一方面竭尽所能照顾司马迁生活另一方面制造条件让司马迁安心写史书，在韩三姑跪着求二伯允许司马迁百年后入祖坟时二伯虽然做不到违背古训但是他为了照顾司马迁的心理感受决定自己百年后也不入祖坟，梁丹妮老师、张福元老师和余少群、辛月一起给炎凉的世态带来了温暖与感动，这些也是司马迁得以坚守心志创作史书的一个动力。
在矛盾冲突方面剧作设置了司马迁和汉武帝、司马迁和公孙贺等佞幸滑吏小人、司马迁与命运之间的三重矛盾冲突，第一幕“廷谏”一上来就是司马迁与汉武帝与群臣之间的剑拔弩张唇枪舌剑，之后从宫刑开始矛盾冲突开始转入司马迁的内心转入司马迁与命运之间，在这期间司马迁与公孙贺等人的矛盾时隐时现，在最终结局司马迁拔剑自刎时司马迁终结了他与命运之间的冲突，他要以死明志，用悲壮的死亡维护了文人的尊严与风骨。这样的矛盾冲突的设置使得剧作的节奏紧张明快，第一幕一上来观众就迅速进入戏剧冲突当中为司马迁的命运为他写史书的命运捏把汗，之后的几幕戏大抵都是松紧集合，给观众一个有回味空间的观剧过程。
总之，北京人艺原创话剧《司马迁》通过讲述司马迁的生命轨迹与心路历程彰显了一种积极进取、为国为民的价值观，观众也会在该剧的鼓舞下更加注重艰苦奋斗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的实现贡献自己的能量。（作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本文：为北京邮电大学“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研读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项目成果
之所以会如此，政治压力是一个最明显不过的原因。司马迁在论及孔子著《春秋》时说，《春秋》记事，在隐公、桓公之际详细显豁，在定公、哀公的时代却隐微而罔于褒贬，这是因为孔子正生活在定哀之时，不得不有所忌讳。说的是孔子，其实也未尝不是史迁的自况。司马迁的人生悲剧是人所熟知的，他的自身经历，以及他在武帝一朝政治的所见所闻，当然会对他的著述带来沉重的压力。这就是逯耀东先生所言的“抑郁”以及它的本源。
不过，抑郁、隐微并不意味着平庸和乡愿。清代史学家邵晋涵在为《四库提要》史部撰写初稿时写道，《史记》的义法是学自《公羊春秋》的，在论定人物时常常寄寓以“文与而实不与”之意。“实不与”往往代表着批评，这种批评或者委曲隐约，不甚彰显，却也不是隐晦艰深，难以辨识。邵晋涵为《史记》撰写的提要稿并没有收入《四库提要》当中，代替它的文章要远为逊色。我们可以想象：大概四库馆的主持者不喜欢“文与而实不与”中包含的批评精神。与此相对应，司马迁和他的《史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被批判的对象，譬如，班彪指责他“论是非颇谬于圣人”，汉明帝批评他“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王允称呼《史记》为“谤书”，魏明帝则称司马迁因为遭受刑罚，心怀不满，因此在《史记》中贬低汉武帝，魏明帝对此的评价是“令人切齿”。这些《史记》的敌人们都分明地看出了司马迁的锋芒。
对于魏明帝这个咬牙切齿的评价，后人自然多不赞同，不过他对司马迁创作心理的描述却是很常见的：司马迁自己曾遭遇过不公平的对待，也亲见亲闻过许多在汉代政治中蒙受不幸的仕宦中人，更熟知许多与他身世同慨的历史人物，他为自己、为这些人物鸣不平，批评造成这种种悲剧命运的当政者――这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情。用韩愈的话说，大凡物不得其平者皆鸣，有“抑郁”，自然就会有抵抗。
而逯耀东先生的看法是，假如只看到“微文刺讥”，便难免小看了史迁的胸怀。伟大的史家能够超越他自身的境况来看待历史、评判当下，他的理想则寄托于未来。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言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正体现了这样的怀抱。逯先生认为，“通古今之变”，特别是传载“今”世、即汉武帝时代的历史变迁，这是司马迁撰著《史记》最重要的目的。在此意旨之下，司马迁详细地描述了汉武帝一朝“内修法度”、“外攘夷狄”的政治局面，记录了武帝朝内君主政治日益峻烈、四夷用兵累月连年的政治变局。我们身处后世，或许可以较容易地认识到汉武帝时代在中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司马迁身在历史变迁的漩涡之中，他对武帝朝历史事件的记录和评判，既需要史家的敏锐和颖悟，更需要摆脱个人经历带来的情感、认知上的限制。这正是逯耀东先生所形容的“超越”。
在今天，我们已经可以论定，司马迁在“抑郁”之下的自我表达，他在史学思想上的“超越”精神，都是很成功的。这是历史的馈赠。《史记》卷帙浩繁，在当时无论是收藏还是流传都颇为不易，又经过了历代批评者的围剿，它能够保存至今，也是很幸运了。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称：写完《史记》，将其“藏诸名山”、传之于世，这已足以补偿他此前遭遇的种种耻辱，“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司马迁将生死荣辱都系于此书，而历史也确实没有辜负他。
《抑郁与超越――司马迁与汉武帝时代》逯耀东著，三联书店，2009年1月，38元。
读了《司马迁发愤写〈史记〉》这篇课文，让我知道司马迁出生于黄河岸边的龙门，小时侯因父亲立志要写一部史书的影响，司马迁努力读书，大量积累了历史资料。后来父亲司马谈临终前立下嘱托，叫儿子完成史书。司马迁不负重托，每天研读史书整理资料，为写史书做准备。可世世难料，司马迁得罪了汉武帝，入狱酷刑。他好几次想血溅墙头，但是想起《史记》还没写完，便忍辱负重。他当时一定在想：“我一定要好好活下去，完成父亲的嘱托，完成我的愿望。如果我真的死，那乡亲们一定会骂我是个畏罪潜逃，有始无终的懦夫，那我不就遗臭万年了吗？所以我不能死的没有价值，我要死的重于泰山。周文王被关在狱中写了一部《周易》；屈原遭到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瞎了写了《国语》；孙膑剜掉盖骨写了《兵法》；我为什么不能在狱中把《史书》写好呢！”于是他重新摊开竹简，继续写了起来。终于司马迁用了整整13年时间完成了一部52万字的《史记》。并且这部《史记》曾被鲁迅评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从这篇课文里也让我明白：不管遇到多大的耻辱与困难，只要坚强不懈任何事都会成功。如果坚持不住烈日的晒打，骆驼怎能在沙漠中行走。如果不经起滂沱大雨，怎能出现美丽的彩虹。如果不经过逆境的折磨，人怎能懂得坚强。人的命运本来就是注定的，但只要你自己努力，你就会觉得命运在随你改变而更加精彩。总之记住一句话：“不经一番风霜苦，哪得梅花扑鼻香！”
本文结合笔者教学的心得研究，以《〈史记〉选读》第三专题中《高祖本纪》的教学为例，来谈一谈选修课的引导探究之道。
《〈史记〉选读》第三专题的名称是“不虚美，不隐恶――《史记》的史家传统”。编者在“专题教学说明”中提出的第一个专题教学目标就是“认识《史记》是司马迁对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三千余年历史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体会“司马迁作为一个伟大史学家的卓越品质和无私精神”。所以在本专题中，我们应该通过分析《高祖本纪》，对史家的这一传统进行探究。
一、从面到点抓切入
选修课本上的《高祖本纪》虽是节选，但在教材中的篇幅也有十页之多，在授课时不可能面面俱到、细细讲解，这时必须抓住一个点进行切入。结合本专题的核心“不虚美，不隐恶――《史记》的史家传统”，分析刘邦这个人物形象的特点自然是最佳的切入点了。
《史记》研究专家张大可先生称刘邦为“雄主”，将他与楚庄王、齐威王、赵武灵王、秦孝公、秦始皇、汉高祖并列。尤其对《淮阴侯列传》中“汉王夺韩信军”一段作了如下评点：“其举动带有冒险性，而胆气足以震慑臣下之心，刘邦亦雄主也。”
那么在司马迁专门为这位“雄主”所作的传中，刘邦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在这则本纪中，司马迁既写了汉高祖“美”的一面，也写了他“恶”的一面。
“美”的一面，如：抱负远大，豁达大度；善于纳谏，知错必改；审时度势，能屈能伸；知人善用；有人情味。“恶”的一面，如：不事生产，好酒及色，流氓无赖，言行粗鄙。
分析出刘邦的性格特征，可以引导学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刘邦是一代开国君主，司马迁又生活在汉代，他为何不仅仅写刘邦的“美”，又如何有胆量来写刘邦的“恶”呢？
这时可以很自然地联系到作者描写人物的特点：有美有恶，对美不虚夸，对恶不隐讳。“不虚美，不隐恶”是《史记》体现出的史家传统，是古代良史实录精神的重要内涵。
二、从内到外探内涵
点出史家传统对于学生来说还仅仅在于了解了一个概念，对于文本阅读来说仅达到了表层。到底这一传统有着怎样的内涵呢？这时可以带领学生进一步探索。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写道：“然自刘向、杨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材，……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在班固以前，刘向、杨雄、班彪等人已经认识到了《史记》“实录”的特点，班固把他们的认识加以总结，肯定了《史记》实录特征和司马迁的实录精神。
文直事核，要求“史家作史有据，要全面地占有材料，承认客观事实的存在，全面而系统地直书史书，不做任何曲笔或漏略”。对于史实，司马迁都作了细致的调查和取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疑者阙焉”――凡有弄不清的问题就让它空着。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第七》写了孔子“受业身通”的七十七个弟子，明确介绍了在文献中流传的年龄、姓名以及受业情况的三十五人：“余以弟子名姓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疑者阙焉。”
“不虚美，不隐恶”，是在文直事核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除了以严谨的态度记述，准确地反映事实，善恶必书，要“自觉地表明对史事人物的褒贬爱恨，而且要做到恰如其分”。
所以在《高祖本纪》中，司马迁既写出刘邦的雄才大略，肯定其统一天下的功绩，也写他好酒好色，奸诈圆滑的市井无赖嘴脸，更写他背信弃义、冷酷自私的本质。在《萧相国世家》中就发出了“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感叹。
三国魏明帝与当时著名的儒家学者王肃谈《史记》时，认为司马迁是因为遭受了刑罚的缘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王肃则反驳说：“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杨雄服其善序事理，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已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由此可知，王肃认为汉武帝是因《史记》直书而迁怒司马迁，这也正说明了《史记》实录的性质。
要做到实录，不仅要求史家要有根有据，全面系统地直书史书，而且要求史家有求是存真的高尚史德。这不仅需要唐代刘知几所说的一个历史家所应具备的“史学”“史才”“史识”，而且需要胆量和气魄。
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的晚年，那正是一个酷吏横行、残酷迫害、罗织罪名、严刑苛法的时代，司马迁能够不顾忌当朝统治者的喜怒而秉笔直书，对西汉开国之君刘邦的记述做到“不虚美，不隐恶”，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北师大韩兆琦教授对此作了高度评价：“一个人有先进卓越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而一个人能够把这些思想如实地表达出来就更为难能可贵，而《史记》就恰好正是突出地表现了司马迁勇敢无畏的批判精神和‘不虚美，不隐恶’的求实态度。”
三、从本到源明发展
对史家传统内涵的把握不仅仅要停留在静态的层面上，还应引导学生进一步去探究这一传统的源头，了解它的发展情况。先秦时代的史传中已有这种史家传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录了这样一段文字：
（齐）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齐太史和他的弟弟，哪怕牺牲生命也要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念，坚持真理、秉笔直书，司马迁正是继承了良史的这种精神，发扬了“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家传统。
但司马迁的成就比前代良史更进一步。《春秋》微言大义，晋国太史董狐直书叛臣弑君主恶行，但他的记事原则是不隐晦事实真相，评价事实的标准是当时被普遍认可的礼（宗法社会道德和行为规范）。虽然弑君者是赵穿，但董狐认为赵盾作为晋国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应对晋灵公之死承担责任，所以董狐写下“赵盾弑其君”，并让朝中大臣都知道。《左传》中记录齐太史和他的弟弟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也要在史册上记下：“崔杼弑其君”，却对齐庄公的所作所为作了讳饰。这些史家都是据“礼”直书。
而司马迁以一个史家非凡的胆气和高远的见识，无论在写人还是叙事上，始终坚持爱不溢美，恶不毁功的实录原则，不管帝王将相、圣人贤者，也不管酷吏佞幸、游侠策士，是其功，坚决写出；非其罪，决不无故添加。他敢于正视现实，不为感情所左右，对于政治、经济、官僚、文化、战争等诸多方面，真正做到了“不虚美，不隐恶”，如实地写出历史的真相，“创造了崭新的直笔境界，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
四、从文到史析影响
追溯了《史记》“不虚美，不隐恶”这一史家传统的根源，并了解了它在史学上的进步，可以说对这一传统有了一个纵深的探究。那么本课的探究是否可以到此为止呢？笔者想到了鲁迅先生对史记的评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开创了我国纪传体的史学，同时也开创了我国以人物为中心的写人文学。于是笔者又带领学生从横向进行探究：从高祖刘邦这一形象中了解到的《史记》这一传统，对后世小说中人物形象的描写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据韩兆琦教授研究：“要追溯我国写人文学，甚至明确说到中国小说戏剧的始祖，就不能不首推《史记》了。”文学评论家吴组湘先生在研究我国古代小说时，就特别谈到“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家传统对中国古典小说，尤其是对人物描写的作用。吴组湘先生在《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及其规律》一文中写道：
“史传文学作品如《左传》《史记》等采取‘实录’的态度写人物，写得真实丰满、有血有肉。我国古典小说中真正地吸收史传文学写人艺术经验的第一部作品，是文人参与创作的《水浒传》。……认为《水浒传》笔法好，首先表现在它如‘明镜照物，妍媸毕露’的高明的写人艺术上。这就使中国小说的人物描写大大推进一步。”明人李开先更是将两者紧密相连：“《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
比如《水浒传》中的宋江，温柔敦厚、敬爱亲友，扶困济弱、仗义疏财。但同时，他题诗明志、聚众反叛，又暗交江湖大盗、虚伪狡诈。又如鲁智深，相貌凶恶却颇懂礼数，自由随性却重情仗义，生性豪放却又粗中有细。
吴祖湘先生还认为：“从《水浒传》开始，而后才有《儒林外史》《红楼梦》。”比如《红楼梦》中的主角：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他们四人无疑是作者精心塑造的，但作者在赞美他们时，并不讳饰他们身上的缺点。贾宝玉的反抗有其软弱性，身上有浓重的贵公子哥的生活习气；林黛玉有才气，却清高、孤傲、多愁善感；薛宝钗温柔敦厚、善解人意而又世故圆滑；王熙凤能干好胜、有魄力，又逞能要强、弄权害人，还有阴谋暗害、刻毒险恶的一面。
鲁迅先生就特别赞赏《红楼梦》：“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却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与写法都打破了。”
以《高祖本纪》为例，笔者对新课标下的选修课程作了一些思考与实践，由面到点、由内而外、由本到源、由文到史，从纵向和横向对史家“不虚美，不隐恶”的传统进行了探究，既注意到学生现有的接受能力，又扩大了学生的知识结构。在这一过程中，笔者深深感到，如果每一专题都能真正做到引导探究，必能实现课标所提出的“拓展与提高”这一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