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司机作文范文

最美司机作文篇1

六年级二班

刘思雨

你知道吗？新闻里曾经播放过这样一则新闻，他就是杭州最美的司机——吴斌。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强忍剧痛、拉下手刹，挽救了车上24名乘客的生命。

一天，阳光明媚，吴斌仍像往日一样驾驶着一辆大巴车，正返回杭州，大巴车在高速公路上飞快的行驶，在途中突然，从前面飞来一块铁片，穿过挡风玻璃，刺进吴斌的肚子，顿时，一阵疼痛向吴斌扑去，吴斌心想：如果我不忍着疼痛，车上的24名乘客一定会有生命危险的，我一定要保住他们的生命，生命很宝贵，只有一次呀！

于是，吴斌强忍住疼痛，把大巴车缓缓地停在路边，并告诉乘客们：“大家不要慌张！”拉下手刹，打开车门，让乘客们下车，自己却壮烈牺牲了。车上有4名乘客本想去医院看望吴斌，却从新闻里知道了，吴斌早已壮烈牺牲了。他被人们称为“好司机”“最美的司机”。

他仅是一位平凡的司机，在这之前，认识吴斌的人寥寥无几，但通过这件事轰动了全世界，让大家都认识了他，他的心中时时刻刻想着的是为人们服务。

车上的乘客向吴斌致敬；我向吴斌致敬；全世界都向吴斌致敬。

这就是杭州最美的司机——吴斌，让我们记住这响亮的名字，吴斌！

最美司机作文篇2

论文摘要: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回顾美国司法审查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强调美国司法审查制度产生的背景，从西方历史上的思想演变来看待司法审查制度的缘由。突破对美国司法审查制度制度上思考的模式，从司法审查制度的内容来划分司法审查制度发展的阶段。

美国的法院具有解释宪法的权力，法院有权宣布国会制定的法律、总统发表的行政命令、行政机关颁布的规章条例以及州宪法和州法律违反联邦宪法，因而无效，不得实施。政府其他部门必须接受法院裁决的约束。这就是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所谓的司法审查制度。

一、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产生

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确立，并非是美国的法律精英和政治精英异想天开的杰作，司法审查制度的诞生具有深刻的背景和根基。

首先，从法理上看，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有其深刻的理论背景和法律基础。爱德华·考文的名著《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对美国的宪政制度的诞生作了深刻的历史性回溯。在考文的笔下，我们来到了历史的源头的自然法。在他看来，美国宪法的司法审查制度显然是在自然法的怀抱中孕育而生。因为早在古希腊时代，自然法就被描述成为一种客观公正、不受任何限制、既无所不在又不证自明的自然理性和规律，具有永恒不变的正义性。当考文论及古罗马的西塞罗时，我们看见了更为清晰的司法审查制度的雏形。西塞罗曾经说到:“正式法尤其是制定法，一旦与真正的法律失去联系，就丧失了法的资格。”在西塞罗的眼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一种“真正法”(高级法)至上的原则!自然法凭借教会法的世俗躯壳，强调世俗法律不能与其违背。

英国大宪章的签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第一部具有宪法性质的文件，并“以一纸文件明确而具体地体现了高级法的观念”，普通法发展成为高级法，同时创造着维护自己权威应有的手段和途径。爱德华·考文认为，源自《威斯敏斯特法》第十三条规定而发展形成的普通法院审查王室法令的权力，使司法审查制度初步定型。

继而爱德华·考文论述的重点是具有新英格兰布道牧师美誉的洛克思想。约翰·洛克对自然法和自然权力进行了有力的阐发，生命、自由、财产被洛克视为天赋人权，神圣不可侵犯。神圣的权力是先于政府产生的，政府是基于权力达成的契约委托和授权来行使权力，这种契约就是政府的法律，这种法律首先是宪法。立法机关在法律内活动，不得滥用权力，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分开，防止立法机关的专断独裁。

其次.从殖民地历史上看.历史上就具有使用司法审查权的经历。在著名的caries of assistance　case案件中，律师奥提斯就曾经指责最高法院颁布的协查令状违反了大宪章之二十九条规定的共同权力，因此该令状无效。可以说，在殖民地人民的生活中，司法审查并不是一种陌生的制度，相反人们还在和它发生着各种各样的联系。

最后，从构建宪政政府的现实需要看，司法审查制度是维护“三权分立、彼此制衡”宪政理念的关键，是维护司法机关独立地位、发挥司法机关功效的核心内容。按照美国联邦之父们的构想，美国联邦的政治构架应该是三权分、彼此制衡的关系，行政部门、立法部门、司法部门彼此在政治生活上扮演各自角色的同时相互制约，防止某一个部门的专断现象的发生。但是和其他两个部门比较起来，司法部门显然处于弱势地位。但是司法部门具有了司法审查权之后，就能有效地制约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从而真正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制约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

1803年，在马伯里诉麦迪逊的案件中，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宣布:“所有制定成文宪法的人认为，宪法构成国家的根本法和最高法。……解释法律宪法是司法部门的权限范围和职责。把规则应用于具体案件的人们必然应当阐述和解释该项规则。……违反宪法的法律是无效的;法院和其他部门都应该受到该文件(宪法)的约束。”据此，最高法院宣布:1789年司法法第十三节改变了宪法明文规定的最高法院的第一审查管辖权，是违反宪法的，因而是无效。至此，联邦法院的司法审查权正式建立。

1803年仅仅是历史长河中一瞬，但是因为著名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让人们记住了这个既平凡又不平凡的时刻。上文已经就司法审查制度产生的背景和根基作了简单的介绍，这些背景和根基就是所谓“历史的必然”;相比之下，在803年，在马歇尔法官的任期内，在这个马伯里诉麦迪逊的案件中，司法审查制度的建立则属于“历史的偶然”;我无意对“偶然”做出太多的叙述，虽然“偶然”也很重要;在这篇短文中，我只希望把1803年作为一个标度，此后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正式得到确立，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然也得益于马歇尔法官的杰出表现。

如今，联邦司法审查权包括以下内容:其一，联邦法院是联邦政府其他两个部门行为是否合宪的裁定者，它对于联邦议会和总统为首的行政机关是一种制约;其二，联邦法院是各个州立法机关行为以及州长和其下属行为合宪性的裁定者，这样在横向的制约完成之后，联邦法院还有了一种纵向的制约;其三，联邦法院，特别是最高法院，有权审查州法院的刑事与民事程序法规，以确定这些程序法规是否符合联邦宪法的要求。

二、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发展

从1803年开始至今，美国司法审查制度已经经历了两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两百多年的时间里，司法审查从人们争论的焦点问题，演化成人们所公认的惯例，进而演变成为一种现代的司法审查制度。其中，1946年颁布的《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1950年美国通过的《司法审查法》都是司法审查“制度化”的重要标志。但是，对美国司法审查制度化的描述并不能体现美国司法审查制度发展的真正历程，因为司法审查制度这项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制度，内容和方向性的变化才是司法审查制度发展的核心所在。

我们注意到司法审查制度并不是在一个真空的环境中发展，而是在美国特定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背景中，在此消彼长的各种力量综合作用下，主要以联邦最高法院为依托来发展、变化的。李道樱先生在其著作《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第十章中，认为“美国联邦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在司法能动性和影响方面演进到当今的水平，是由美国三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力量形成的。”李道樱先生对于联邦法院的分期同样也适用于司法审查制度的分期。

第一个阶段，1803年到1865年。此阶段司法审查制度刚刚确立，它主要致力于解决司法机关自身在三权分立的政府结构中的地位问题和维护联邦高于州的地位。

司法机关自身在三权分立的政府结构中的地位问题是通过著名的1803年马伯里诉麦迪逊案解决的通过此案确立了法院拥有司法审查权，使得最高法院取得了解释宪法的权力。因此，最高法院的裁决，即司法机关的裁决便对于其他两个部具有了约束了。这一案件提高了司法机关的地位，特别是最高法院的地位，从而在真正的意义上保证了三权分立的实现。

司法审查制度用来维护联邦至上的地位，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三个案件来实现的—弗莱彻诉佩克案(1810年)、麦卡洛克诉马里兰州案(1819年)和吉本斯诉奥格登案。其中，在弗莱彻诉佩克案的判决书中，马歇尔写道:“佐治亚州不能被看作一个单一的、分离的最高权力……它是美国联邦的一员，联邦有一个宪法，这个宪法的至高无上地位得到所有人的承认，它对各州议会制定了限制，没有一个州有权超越这些限制。”著名的麦卡洛克诉马里兰州案确立了两条极其重要的宪法原则:第一，联邦既拥有明白授权的权力，又拥有从授予权力引申出来的默示权力。第二，州不能干预联邦机构的活动。这样两条原则明白无误地提升了联邦的地位。而在吉本斯诉奥格登案中，马歇尔对于州及商业条款受联邦管制的宪法条文进行了广义的解释，从而扩大了联邦的权力。

第二个阶段，1865年到1937年。这一个时期，联邦最高法院运用司法审查权，在维护宪法保障公民权力的名义下，保护私有财产权，制止或削弱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来维护资本和垄断资本的利益。

例如在辛辛那提铁路公司诉州际商业委员会案中，最高法院限制了1887年成立的州际商业委员会规定铁路运费率的权力;在美国诉奈特公司案中，最高法院大大缩小了1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适用范围;在德布斯案中，最高法院支持用法院禁令制止罢工;等等。

而联邦法院运用司法审查权维护“财产权”的做法在罗斯福总统推行新政的前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从1935年1月起的16个月中，最高法院审理了十个同新政立法有关的案子，宣布其中的八个案件为新政违宪。新政的主要立法几乎废除殆尽!

第三个阶段，1937年至今。在王希先生的著作《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中，有一段对1937年发生的转变的描述:

1937年3月后，最高法院出现了以自由派原则为主导来审查新政政策的局面。……西岸旅店诉帕里什案件中，最高法院完全抛弃“自由放任式宪政主义”对“合同自由”权的解释。

此案建立了一个新模式:在审理对政府雇用和经济进行管理的案件中，法院不再以“合同自由”为主要基本原则。从此以后，新政期间任何管理经济的联邦和州法都没有被最高法院以侵犯正当程序为由而推翻。这个转变在宪法意义上是极为有意义的，它代表了最高法院对政府职责的重新认识，也表明在新的环境下，一度为“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和“签约自由”思潮所淹没的“公共福利”原则又重新被突出出来，成为美国宪政的重要内容。

这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因为从此以后，司法审查制度的注意力转到了新的问题:公民自由(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力。1937年到1979年，最高法院运用司法审查制度宣布49个联邦法律违宪，其中47个是同宪法保障的个人权力和自由有关的。其中，沃伦法院1954年关于布朗案的裁决认为，公立学校实行种族隔离是违宪行为，这个案件被认为是开创了美国民权革命的时代!

最美司机作文篇3

【论文关键词】司法审查制度 宪法 立法 行政 司法 论文论文摘要：司法审查制度是现代民主法治国家普遍设立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如果机构的权力影响到公共利益或个人以及组织的权利或实质利益，那么该机构如何行使该权利就应该接受司法审查。司法审查制度最早起源于美国，是指最高法院对立法机关的法律以及行政机关的行为的合殆I生进行审查的制度，此制度在政治体制的不断发展完善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从对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初步分析中提出了相关完善我国司法审查的有益对策。 一、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起源 司法审查制度起源于19世纪的美国，是通过1803年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马歇尔对“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判决确立的。在此案中，马歇尔法官否定了最高法院向行政机关执行令的权力，却肯定了司法机关的司法审查权，其根本依据便是美国宪法。马歇尔法官在判决书中说: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适用法律的人必须应当有权解释法律，解释宪法是法律的职权违反宪法的法律是无效的.0其思想基础和法理依据是其思想基础和法理依据是近代以来十分流行的“自然法理论”(个人权利并非国家赐予的礼物，它们是固有的，先于国家而存在的，国家必须尊重和保护这些先在的权利)。国家权力的存在有其合法性和必要性，因此我们必须允许国家权力强制性侵犯公民的权利，但是为了防止国家权力过渡扩张导致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侵害，关键的是一方面必须对国家权力的强制权明确的进行划分和限制，另一方面必须由法院对强制措施进行审查，是公民享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② 二、司法审查制度的涵义 司法审查是国家通过司法机关对其他国家机关行使国家权力的活动进行审查，对违法活动通过司法活动予以纠正，并对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害给予相应补救的法律制度。其建立的目的就在于对立法和行政机关的进行司法监督，平衡立法权、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关系，保护法律的权威性，维护人民的合法利益。因此，对于司法审查制度的涵义，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从权力分配的角度来说，司法审查原则实质上是一种分权制衡机制，公共机关不得超越授予它的权力(越权)或者不得滥用该权力，否则法院有权进行干预并给予受害公民救济⑧。从维护法律的权威角度来说，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一切法律以及行为都不得与之想违背。司法审查又称违宪审查(违宪审查又称合宪审查或宪法审查，源于英文Constitutional Review，其本意是宪法性审查。有些国家由于是普通司法机关履行这一职责，因此又称为司法审查，中国正式叫法称为宪法监督或宪法实施保障，一般称作违宪审查)④通过司法程序来审查和裁决立法与行政行为是否违宪，从而保障国家法律的权威性与统一性。从保障人权的角度说，司法审查制度又是一种权利救济机制，它在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国家权力的侵犯时，为公民提供了获得救济的机会，即允许公民向法院寻求司法保护，由法院对国家权力行使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以向公民提供有效的法律保护，限制行政权的专横与肆意。 三、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新趋势 美国进入20世纪以后，行政权的不断膨胀，使“三权分立”这一宪政基石一度动摇，自由和人权受到威胁，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杰克森指出:“行政部门的兴起可能是上个世纪最重大的法律趋势……他们己经成为政府三个分支之外的第四支。u为维持权力平衡和权利保障之需要，司法对行政加强了控制的力度，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降低司法审查的门槛 1.被诉行为标准:从不可审查到可审查的假定 20世纪以前，法院基于对“三权分立”原则的严格解释，为避免干预行政，在行政案件的受理上持不可审查的假定立场，即私人只能对法律规定可以起诉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法律对于行政行为是否可诉未作规定的，法院应作不可诉的推定。20世纪，法院放弃了不可审查的假定，在法律对行政行为是否可诉未作规定的，应作可诉的假定。美国最高法院判例揭示了两点理由，第一，“确认法律授予行政机关权力范围的责任，是一个司法职能。”也就是说，行政机关的权力有多大，不能由行政机关自己做最终判断，而应由司法来最终决 定:第二，“国会建立法院审理侵害人民权利的案件和争议，不问这种侵害是来自私人的不法行为，或由于行使没有授权的行政行为。”也就是说，按照宪法关于司法权的规定，法院有权审理一切案件和争议，而不看涉及到谁。@ 2.原告资格标准:从权利损害到法律利益损害 1946年行政程序法出台前，法院坚持权利损害标准，即当事人只有法定权利受到行政行为侵害时才有起诉资格，其他利益受到损害时，没有原告资格。1946年行政程序法出台后，法院以法律利益损害标准界定原告资格，即当事人在法律保护的利益受到行政行为侵害时，具有起诉资格。1970年，最高法院将此标准概括为双层结构标准，即宪法层次的标准和法律层次的标准。第一，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要符合根据宪法规定的“案件”或“争议”，而只要被挑战的行为‘对当事人“产生了事实上的损害，，即构成“案件”或“争议”:第二，被侵害的利益在法律保护的范围之内。与扩大原告范围的政策相适应，法院对“法律保护”持宽泛的解释标准，受到法律保护的权利不仅限于法律明确设定的权利，而且包括法律所明示或隐含调整意图的利益。② 3.适格被告:取消“主权豁免”原则 美国法制源于英国普通法，英国长期奉行的“主权豁免”原则在美国也根深蒂固。该原则在司法审查上表现为:司法审查不能以国家和政府为被告，只能以官员个人为被告。⑧这种状况直到1976年修改联邦行政程序法才有了转变。该法明确放弃了“主权豁免”原则，并规定:“在没有能够适用的特定的法定审查程序时，司法审查的诉讼可以对美国、对机关以及以其机关名称或者适当的官员提起。” (二)司法审查的范围 所谓司法审查的范围指的是司法市查的程度或深度。司法审查的范围与审查标准是相互对应的，审查标准高，则审查程度深，反之则浅。主要包括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审查两个方面: 1.事实问题的审查范围 事实问题的审查包括三个层次的标准:实质性证据标准，滥用自由裁量权标准和重新审查标准。实质性证据又称为合理证据，指的是法院出于对行政机关专业知识的尊重，只审查行政机关的证据判断是否合理，如果没有明显的不合理，即满足了实质性证据要求。滥用自由裁量权标准主要适用于依非正式程序作出的事实裁定。而明显不合理就是滥用自由裁量权。重新审理标准指的是，法院置行政机关的事实裁定于不顾，独立地对事实问题作出判断。此标准审查程度较深，但应用范围很窄，限于特定的例外情形，如行政机关作出的涉及当事人宪法上权利的事实裁定。 2.法律问题的审查范围 法律问题包括法律解释和法律适用两个步骤，法律解释是刘法律含义的一般理解;法律适用是将抽象的一般规定应用于具体事件。法律解释是脱离具体事实的逻辑运算，是单纯的法律问题，法院可以充分行使最终的解释权。法律适用既有法律问题，也有事实问题，二者之中事实认定的分量更重，因此其审查标准侧重于事实裁定的审查标准。 四、中美司法审查制度的比较 由于我国与美国的宪政体制、历史和法律文化传统不同，我国司法审查制度与美国司法审查制度就存在较大差异。主要表现在一下两个个方面: (一)我国司法审查制度的法律基b}与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法律基础存在差异 我国司法审查制度在宪法中并未明确加以规定，但是，宪法所确立的公民有权控告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原则;一切国家机关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否则应予追究违法责任的原则:以及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原则等，为司法审查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最基本的宪法依据。1989年4月4日全国人大通过的《行政诉讼法》建立了系统、完整的司法审查体系，是我国司法审查制度的最直接的法律依据，虽然是一部诉讼程序法，但是具体明确了人民法院享有司法审查权的实体权利。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没有法律明确规定，而是基于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相互制衡的需要。因而，我国的司法审查权存在的权力基础不同于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不是基于权力性质的不同而产生的，而是根 据法律的明确规定加以确立的。 (二)我国司法审查的对象与美国司法审查的对象以及权利主体存在差异 美国的司法审查职权由最高法院行使，地方法院无权行使，因为只有最高法院是宪法法院，才有权进行合宪性审查，具有极高的权威性。我国的司法审查职权由多部法律明确规定，各类行政案件的管辖明确由相关各级人民法院行使，权利主体过多，层次较低，权威性不高。《行政诉讼法》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我国的司法审查权的对象是行政机关所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和具体仲裁民间行为和其他具体行为，是有限的司法审查权。而美国的司法审查的对象是立法和行政行为的违法行为，针对的是抽象行为，是无限的司法审查权。 (三)我国司法审查的职能与美国司法审查的职能存在差异 我国的司法审查制度的职能作用主要是对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监督，监督行政机关是否在程序和实体上违法，不对行政行为依据的法律法规进行审查，只是名义上的司法审查，而非本质意义的司法审查，不存在对行政行为的制约。更不存在对立法行为的制约。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是对立法行为和行政行为的合宪性进行审查，可以行使撤消权，因而是实质性审查，能真正发挥制衡作用。 五、我国司法审查的现状及启示 历史学家朱学勤在考察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特征时指出，我国“以往的社会管理几乎没有中立因素，全部呈一边倒单向排列，故而整个结构呈刚性整体，十分强悍，也十分脆弱。”@而作为司法权核心的司法审查权对于一个国家发展的意义也就不言而喻. 我国的最高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不是三权分立体制，而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履行的。虽然国家设置了具体的监督机关，但是这却是一种“同体监督”的模式，因而缺乏有效的外部制约。中国建立司法审查制度的必要性不仅在于根本体制上的，更在于实际中的问题的需要。第一，我国宪法的实用性不强。西方国家设立司法审查制度的主要日的之一就是用以维护宪法的权威。我国日前法治建设的关键主要不再是“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而法治的首要内容是要让宪法具有高度的权威。而宪法在我国却只是名义上的根本法无实际效用。第二，违法审查和违宪审查密不可分，法院如果只有对行政立法的违法审查权而无违宪审查权，这种审查是不彻底的，也是无法达到监督行政立法的目的，并且实际上也难以操作。第三，任何权力都要受到监督，立法权也不能例外，人大的立法也不能违背宪法，因此需要监督，而司法机关是对立法进行监督的最合适的机关。 我国司法审查制度起步晚，由于政治体制，历史文化传统的原因使得我国司法审查制度发展缓慢而且因为我国制度的特殊性也使司法审查往往落实不到实处。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其发达的法律制度值得我们进行深入分析从中吸取有益经验来促进我国法治的发展。只有通过我们自身不断努力并对先进制度的批判借鉴才能使我国法治得到持续的发展

最美司机作文篇4

一、我国司法审查制度法律基础与美国司法审查制度法律基础存在差异

我国司法审查制度在宪法中并未明确加以规定，但是，宪法所确立的公民有权控告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原则；一切国家机关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否则应予追究违法责任的原则；以及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原则等，为司法审查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最基本的宪法依据。1989年4月4日全国人大通过的《行政诉讼法》建立了系统、完整的司法审查体系，是我国司法审查制度的最直接的法律依据，虽然是一部诉讼程序法，但是具体明确了人民法院享有司法审查权的实体权利。如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第11条、12条规定了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围。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没有法律明确规定，而是基于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相互制衡的需要。因而，我国的司法审查权存在的权力基础不同于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不是基于权力性质的不同而产生的，而是根据法律的明确规定加以确立的。WWw.133229.CoM

二、我国司法审查的对象与美国司法审查的对象存在差异

《行政诉讼法》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对仲裁、公证和外国法院生效的判决的司法审查。因此，我国的司法审查权的对象是行政机关所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和具体仲裁民间行为和其他具体行为，是有限的司法审查权。而美国的司法审查的对象是立法和行政行为的违法行为，针对的是抽象行为，是无限的司法审查权。

三、我国司法审查的实质与美国司法审查的实质存在差异

我国的司法审查权一是只能依法行使，二是要以行政法规为依据，因而仍然是人民法院依法对行政机关行政活动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的法律监督，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司法审判权和行政管理权之间的制衡关系，对行政机关的制约作用是有限的。由于没有法律规定对立法权的审查，因而我国的司法审查没有对立法行为的审查权，不存在司法审判权和立法权的制衡因素。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既可以对立法行为进行审查，也可以对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则实现了司法对立法和行政行为的制衡作用。

四、我国司法审查的启动前提与美国司法审查的启动前提存在差异

美国的司法审查启动的前提是立法行为和行政行为违反宪法，最高法院可依职权主动进行；我国司法审查启动的前提是具体行政行为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对行政相对人造成损害，由行政相对人向人民法院申请而被动进行。

五、我国司法审查的权利主体与美国司法审查的权利主体存在差异

美国的司法审查职权由最高法院行使，地方法院无权行使，因为只有最高法院是宪法法院，才有权进行合宪性审查,具有极高的权威性。我国的司法审查职权由多部法律明确规定，各类行政案件的管辖明确由相关各级人民法院行使，权利主体过多，层次较低，权威性不高。

六、我国司法审查的内容与美国司法审查的内容存在差异

我国司法审查的内容包括对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的主体资格的合法性、行政行为的程序合法性和行政行为的实体合法性，内容较多，范围较广。而美国司法审查制度是以实质违宪为内容，内容较少，范围较窄。

七、我国司法审查的职能与美国司法审查的职能存在差异

我国的司法审查制度的职能作用主要是对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监督，监督行政机关是否在程序和实体上违法，不对行政行为依据的法律法规进行审查，只是名义上的司法审查，而非本质意义的司法审查，不存在对行政行为的制约。更不存在对立法行为的制约。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是对立法行为和行政行为的合宪性进行审查，可以行使撤消权，因而是实质性审查，能真正发挥制衡作用。

八、我国司法审查的范围和美国司法审查的范围存在差异

我国的国体和机制使得公权利不只由行政机关行使，法律的执行部门也不只是行政机关，因而司法审查的对象不只是行政机关，还包括对仲裁的审查、

对公证的审查、对外国法院请求协助的司法审查、对申请或者请求承认和执行的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审查。

我国人民法院行使司法审查权只能依法律明文规定进行，不能随意推定。而且司法审查的前提是违法，因而司法审查的范围较广，而且明确、具体。

美国的司法审查以违宪为前提，范围未予明确，由最高法院法官自主确定。而且存在着关于司法审查的“推定可审原理”，即凡法律和司法判例不排除审查的，都推定法院可以审查。

九、我国司法审查的目的与美国司法审查的目的存在差异

我国司法审查的目的是纠正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的违法行为，监督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忠实地履行法律，维护法律的统一和尊严，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美国司法审查的目的是维护国家宪法的权威，纠正一切违反宪法的行政行为和立法行为，目标要求更高。

十、我国司法审查的方式与美国司法审查的方式存在差异

我国司法审查的方式是人民法院居于中立地位对起诉人和被诉行政机关的诉争事项依法公正裁判，对合法行政行为和裁决予以维持，对违法行政行为和裁决予以撤消；美国司法审查的方式是法院的立法行为和行政行为的合宪性直接进行审查，对违法的立法行为和行政行为直接撤消。

十一、我国司法审查的数量与美国司法审查的数量存在差异

我国的各个法院每年都审理若干行政案件，我国法院的数量较多，因而，我国司法审查的数量较多。美国司法审查由最高法院审理，数量 较少。

十二、我国司法审查的职能与美国司法审查的职能存在差异

我国司法审查的职能是人民法院依法纠正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行政行为，维护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是对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的司法救济；美国司法审查的职能是通过对立法行为和行政行为的合宪性审查，撤消违宪行为，维护宪法的最高权威，实现三权制衡，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民的民主和自由。

十三、我国司法审查的作用与美国司法审查的作用存在差异

我国司法审查针对的目标是个别行政案件，纠正的是个别行政机关的个别执法行为，对本地区其他行政机关和其他地区的行政机关的警示作用不大，社会影响不。美国司法审查针对的是立法行为和行政行为，在全国范围内发生法律效力，对全国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具有普遍约束力，社会影响巨大。而且在全世界产生巨大震动和影响。

十四、我国司法审查的实际效能与美国司法审查效能存在差异

我国司法审查制度使用频率高而发挥作用小，不仅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审查作用，也没有充分发挥出应有的监督作用。不仅没有有效制约违法行政行为，有时甚至成为违法行政行为的保护伞。就我国目前的行政执法队伍素质和执法水平而言，自我满意度和群众满意度均不高，但是法院判决维持率极高，使人们几乎丧失了行政诉讼的信心。背离了设立司法审查制度的宗旨，抹杀了立法借鉴的先进性。美国司法审查制度使用频率低，而发挥作用大。到现在为止，美国司法审查程序虽然只启动了几次，但不仅在国内对立法行为和行政行为发挥了有效的制衡作用，而且在国际上引起了法制进步国家的纷纷效仿,引导了司法审查制度的国际化。

最美司机作文篇5

摘要：违宪审查的正当性是美国违宪审查乃至美国宪政的基础性问题。《最小危险部门》是美国宪政最佳图书之一，亚历山大·M·比克尔在这本书中重建了司法审查的正当性，为违宪审查权与立法权相分离路径提供了新的改革出路。我国违宪审查权面临立法机关自己审查自己的困境。本文试图通过对美国违宪审查制度正当性的历史证成与生成实态的梳理，为我国违宪审查问题提出新的解决思路。

关键词 ：违宪审查；正当性；比克尔；联邦法院；分权

一、美国违宪审查制度正当性的法理基础

违宪审查或称合宪性审查，是指基于权力制衡原则，由特定的司法机关依据一定的程序和方式，对法律、法规和行政命令等规范性文件和特定主体行为是否符合宪法进行审查，并做出处理的制度。不同国家依照不同的制度安排，确立了不同的违宪审查程序。在成文宪法国家，宪法是一个国家位阶最高的根本大法，其下任何位阶的法律都不得违反宪法或基本法。司法权借着违宪审查制度，可将行政或立法部门所立的法案宣告基于违反宪法而无效（大陆法系）或迳行决定在个案中不适用该违宪法案（英美法系）。这就代表违宪审查是一个现代国家为了实现权力分立原则，须使司法权具备的典型功能之一。联邦法院的违宪审查权起源于美国，但并未在1787年美国宪法中被明确授予，而是由马歇尔大法官在1803年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判决中正式确立，至今已有200余年历史，它在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愈加重要的作用。

美国宪政实践为人类宪政史作出的最大贡献是将发源于英国的违宪审查变成现代宪政架构中一项根本性制度。由于违宪审查权的诞生缺少宪法明文依据，合法性不足，它与民主相容性问题一直是西方违宪审查理论争论的焦点。例如，比克尔《最小危险部门》中所谓美国“反多数主义”命题，即经过总统提名、国会批准、终身任职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何以能行使违宪审查权力、裁定民选立法机构所通过的法律无效? 此外，需要联邦最高法院裁决的案件，大多具有极强的政治争议性，政治问题需要非民主机制解决，毫无疑问与美国民主精神相违背。

比克尔在《最小危险部门》开篇指出，马布里诉麦迪逊案不足以支撑违宪审查制度。正是最高法院非民主制度保证了多数人群的政治理念，在很多情况下无法成为压制少数人的思想禁锢。最高法院的最低原则保证了法官只是公正的消极捍卫者，而不是各种政治理念的积极倡导者。随后，他通过对一些案件的分析，为违宪审查制度提出自己的理据。对此，后代学者反对与赞成皆有。

二、美国违宪审查制度正当性的历史论证

1.殖民地时期

独立以前，北美各州受宗主国英国影响颇深，坚持在政治制度与法律文化上奉行布莱克斯通“立法万能、议会至上”的观念与制度。18世纪中叶，英国政府为缓和“七年战争”带来的矛盾与困境，颁布了《印花税法》《茶叶税法》《驻兵法》等一系列强化统治的政策法规，引发北美人民对当地立法机构的疑惧。美国法律学者西尔维亚·斯诺维斯谈到：“美国革命后的十年，许多美国人对立法机构能否忠诚于既定原则……已不抱希望。对立法意志的恐惧……成为早期美国人拒绝布莱克斯通的结论、支持司法对违宪立法核查的重要原因”。正是美国人基于对立法意志的恐惧，对《邦联条款》下美国各州缺乏有效运作的制衡机制的认识，英国早期学者柯克的违宪审查的思想逐渐成为殖民地民众与英国政府政治斗争的锐利武器，为美国司法中心主义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使得美国联邦党人在其理论中找到制约立法权和行政权的有效依据和合理路径。汉密尔顿也曾洞见，分立的三权中司法机关权利最弱，无法与其他两者比拟，“司法部门绝无成功地反对其他两个部门；故应要求使它能以自保免受其他两方面侵犯”。北美的政治斗争意识因此催生了殖民地时期违宪审查制度萌芽。

2.费城制宪会议前后

联邦宪法颁布之前，北美各州已有违宪审查制度先例。资料显示，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之前，各州法院至少20例案件行使了违宪审查行为。据美国学者西尔维亚·斯诺维斯统计，在此期间8份案件记录显示,当时在法官拒绝实施的法律中有2个案例涉及到司法运作方面的立法规章。

尽管成文宪法并非作为“法律”受到司法解释和实施，其在司法运作中仍具有确立内涵、明确地位。最高法院在对各州法律审查的审判实践中逐步获得违宪审查权。最初，联邦巡回法院判决了罗得岛州违反不得损害契约义务的宪法条款因而州法律无效。随后，宾夕法尼亚巡回法院审理了范霍恩承租人诉多伦斯案，进而规定法院的职责是恪守联邦宪法，并宣布该项法律无效。在韦尔诉希尔顿案中，最高法院蔡斯大法官坚持美国条约优先州法令，并维护了州法的违宪审查权，“如果一个州的任何法律都能挡路，那么条约就不是国家的最高法律了”。以上案件体现了联邦宪法和法律作为联邦最高法的基本原则。

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上，弗吉尼亚方案中曾主张成立一个由总统和适当数量法官组成的法案审核委员会,行政部门与司法部门组成“修订委员会”否决国会和各州议会立法。其中否决国会立法，国会可再以2/3多数推翻，但否决州议会立法将是最终否决。有人明确建议，应赋予最高法院审查宪法权力,但由于新泽西方案及各方意见分歧,制宪会议未对此做出明确规定。“联邦宪法并没有明确赋予联邦法院审查法律合宪性权力”，但“宪法当中确实包含据以确立违宪审查权威的规定”。比如，关于司法管辖权规定和最高地位条款规定,都为违宪审查制度的确立奠定了正当性的法理基础。

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78篇中阐述了违宪审查权必要性，并对违宪审查作了前马歇尔时代最为经典的表述：所谓限权宪法系指为立法机关规定一定限制的宪法，即为立法机关规定一定的限制，而“实际执行中，此类限制须通过法院执行”。“宪法与法律相较，以宪法为准”，“违宪的立法自然不能使之生效”，主张法院必须有权“宣布违反宪法明文规定的立法为无效”。

3.联邦法院系统建立后

联邦法院系统建立后，立即以宪法解释者身份使用违宪审查权。在希尔顿诉美利坚合众国案中,最高法院首次就一部联邦法律的合宪性进行了裁决。原告希尔顿根据《联邦宪法》第1条第9款规定,认为国会征收运费税属于直接税，税收法令无效。最高法院意见一致裁定运费税是一种不属于《联邦宪法》关于直接税的范围,作为一种间接税税收法令而符合宪法。大法官考虑了联邦法律“违宪和无效”诉求,意味着承认了最高法院裁决国会立法合宪性的正当权力。十九世纪初，几乎所有司法系统、学界都接受了联邦最高法院有权宣布国会通过法案违宪这一事实。尽管数年后的马伯里案中，最高法院才明确支持这一违宪审查权，但希尔顿案被看成是“通往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重要一步”。自此，历经殖民地时期、费城制宪会议与联邦法院系统的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在北美完成自身正当性论证。

三、从《最小危险部门》看美国违宪审查制度生成实态

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马歇尔按制定法的解释规则，通过对宪法文本的解释确定宪法含义，坚持维护宪法语词的优先地位，并将解释宪法文本与宣布立法无效结合起来——宣称司法机构是宪法的权威解释者，如同在普通法律解释中的地位，从而有意将基本法上升为国家最高法律，使基本法接受权威的司法解释而非立法机构或其它公共机构解释。他在马伯里案判决中避免了最高法院陷入进退两难境地，并开创了最高法院宣布国会制定法无效先例，确立了最高法院对国会立法的违宪审查权。

在《危险最小部门》中，比克尔认为马歇尔在马伯里案中提出的正当性依据不能充分支撑违宪审查权，原因是面临难题：首先，马歇尔认为违宪审查没有设立责任制，但它可使立法机构对被统治者需求和愿望作出“政策性回应”。比克尔反驳道，作为民主制度的核心，选举产生的代议机构做出的立法权与决策权是民主制度的核心特色，违宪审查使法官不对选举负责，与美国民主精神背道而驰。马歇尔援引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第78篇中制定法由人民代表制定的论述，判定最高法院代表人民违宪审查即表明，人民高于民选代表。比克尔称，当最高司法部门宣布某一制定法违宪无效,已妨碍了民选代表意志。马歇尔认为，违宪审查是历史更是民众选择，是判定其具有合法性的有利事由。比克尔对此持相反态度：用来撤销最高法院判决的修正案表明民众对最高法院判决的否决权。他还认为，作为事后矫正程序的违宪审查会使立法机构制法不慎重，导致民众在选举、决策中逐步丧失政治经验。

同时，这种将法院作为宪法最终解释者的司法实践弊端诸多，托克维尔指出，将违宪审查作为常规司法职责的构成部分会为司法部门带来不为人知的制定政策的政治权力。违宪审查模式似乎超越了司法部门的正当职责权力边界。经总统提名、国会批准的联邦法院大法官行使违宪审查权力、裁定民选立法机构通过的法律无效这一过程广受质疑，而需最高法院裁决的政治性案例也与政治问题本应由民主机制解决的历史实践大相径庭，与美国宪政民主体制相抵触。违宪审查制度怀疑民选立法决议，造成司法权对立法权的支配，司法权应只限于普通法律的实施，拓展到任何一种政治倾向都是对政治权力的非法“篡夺”，整体上与美国宪政民主体制相抵触”。

四、比克尔违宪审查正当性的逻辑证成

各州法不一致、互相矛盾时，美国国会应通过制宪保持对宪法的统一解释和适用。这一工程量浩大时，将该职能移交联邦司法部门更具可操作性。宪法最高成文法的法律地位使司法控制立法成为一种法律责任，而司法在政治上的理性、独立性使它适合维护社会的基本价值。司法机关“有机会对自己在某一案件的具体情形中所宣布的普遍原则归纳和检验。此种不为立法机构所能享有，作为面向未来的立法机构，在某种意义上提出的一般规则均是抽象的……而最高法院判断自立法、行政活动实际后果的案件中形成，因而其有能力在渐进地提出原则之时证明那些原则”。运行良好的社会，不仅需要满足最大多数人需求，也应致力于支持维护普遍的精神价值体系。美国宪政体制下的法律治理需要原则的统治者、阐释者、宣示者和守护者，有一个置身利益冲突之外的独立机构，该机构要考虑世俗生活变化，并将其原则在新环境中不断演进。独立公正的联邦最高法院是充当这一角色的最合适机构。

选举产生的机构不适合承担这一任务是因为，民众通过直接选举无法维系一个正常、需要被适用于具体场合的普遍价值体系。法院具有立法机构和行政部门所不具备的处理原则，受过训练的法官会以遵循理性方式超然行事，始终如一的制度性习惯赋予法院以诉诸人的优良天性、唤醒人的抱负能力，能进行“细致的二次思考”。尽管法院可能会抑制人民和立法机构自我教育，但无疑是一个高效率的大型教育机构。

联邦最高法院的原则之治需要立足美国宪政体制，国家机构的职能不能被僵硬地分开，权力分立不是一种机械的体制设计，整体制度的有效性取决于各机构间的交叉联系与有效合作。最高法院呼唤其他机构对错综复杂的原则问题商榷和考量，与它们进行协商性对话与“回应性解读”，最高法院需要使自己一直处于与政治机构持续对话的位置，缓慢推动民众对新原则的认可使其具有合理性，以使其逐渐生效并具合法性，最终赢得民众对原则之治行为和精神的认同与支持。

美国违宪审查设计是为了补充联邦宪法制衡原则，完善代议制多数民主。比克尔在《最小危险部门》中正视了共和政体违宪审查vhayu民主之间的紧张关系，通过合理论证，缩小了二者间的张力，使二者在保持适当张力关联中有效运作，以维护美国宪政下的民主与法治秩序。

随着历史的变迁，美国宪政制度逐步调整，以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孕育出了违宪审查制度并为后世所沿用，推动了违宪审查模式在理论上与实践上的正当性，丰富了美国宪政的民主法治框架，为违宪审查权与立法权分离路径提供了改革出路。

引文注释

①[美]亚历山大·M·比克尔.姚中秋,译.最小危险部门——政治法庭上的最高法院[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②[美]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最高法院史[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③[美]汉密尔顿.程逢如,译.联邦党人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④[美]西尔维亚·斯诺维斯.违宪审查与宪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⑤Variant Texts of the Virginia Plan, Presentedby Edmund Randolph to the Federal Conven?tion, May 29,1787.Text A.The Avalon Projectat Yale Law School.avalon.law.yale.edu/18th_century/vatexta.asp.

最美司机作文篇6

关键词：中国；美国；法院；警察

中图分类号：D9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3-0085-02

引言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体制是独立于我国公安机关等警察机关的一种隶属于司法审判机关的特有警察体制。对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现行体制进行改革，不仅是我国法院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我国法院司法“公正与效率”的前提保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法律意识不断提高，更多的矛盾纠纷以案件形式集中到法院以期得到裁决，法院案件受理数量连年攀升，这种形势对人民法院审判安全保障能力提出了挑战，司法警察作为人民法院安保主导力量的地位日益突显。然而，现行司法警察体制却阻碍了其效能的发挥，影响了人民法院司法裁判工作有序高效运行。

随着《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以下均简称为《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将司法警察体制列为改革对象，其长期存在的体制问题也有望得到解决。目前我国学者对人民法院司法警察体制相关研究还相当粗浅、匮乏，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体制改革寻找一个成功的参照范式便显得尤为必要，通过中外法警体制的比较研究，可以为我国科学建构司法警察体制提供必要的借鉴。

一、中美法警体制比较

通过对中西方警务改革的比较研究，我们发现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中国有综合治理，西方有社区警务；中国有街道治保会，西方有邻里守望制度……所有这些，都足以反映出东西方的警学研究存在着相同的基础和发展趋向，体现出的更多的是对同一目标诉求过程中的殊途同归[1]。在中美法院安保体制中同样存在这样的基础与发展趋向。美国的法院系统与我国不同，实行“双轨制”，共有52个相互独立的法院系统，包括联邦法院系统、首都哥伦比亚特区法院系统和50个州的法院系统。在美国，只有联邦法院的管辖范围涉及整个美国领土，不过联邦法院也是根据分区管辖划分的。联邦法院管辖的案件一般要比州法院管辖的案件更严重、更复杂，也更令人瞩目[2]。在世界范围内，美国联邦法院系统安全保障体制是非常完善的，负责安保任务最主要的警察机构是美国联邦法警局，在其体制上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美国联邦法警局是在美国国会1789年的司法决议案中授权成立的，同时美国最高法院也因此法案而建立[3]。联邦法警局隶属于美国司法部，截至2009年底，该局拥有雇员4 942人，其中3 320名联邦法警分别在全美94个司法管辖区的94个办事处、218个警务办公室和3个国外办事机构进行各种执法活动，另外还有1 503名行政人员和拘留执法官[4]。本文拟从立法体制、管理体制、警务保障及用警机制等四个方面将我国人民法院司法警察体制与之进行比较。

（一）立法体制比较

在警察立法方面，美国联邦法警局组织机构与职责主要是根据美国联邦法典（United States Code）第28篇《司法机关和司法程序》第二部分《司法部》第37章《联邦法警局》的规定。联邦法警的职权也分别有相应的正式立法予以确定，如刑事立法等等，联邦法警的职权主要有：保护联邦法院建筑物及安全；运送押解囚犯、搜查囚犯；缉捕联邦逃犯；看管囚犯；保护联邦法官和法庭审判安全；保护证人；没收和管理犯罪财产等。而我国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在立法上缺失内容较多，《人民警察法》只规定了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是我国人民警察警种之一，但并没有规定其职权，《人民法院组织法》也仅在最后一条最后一款规定各级人民法院设司法警察若干人。目前，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执法的最主要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暂行条例》等内部规范文件，法律效力较低。

（二）管理体制比较

在组织管理体制上，美国联邦法警不同于我国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其隶属于行政机关——美国司法部，是一个独立的联邦执法机构，完全实行自上而下的垂直领导体制，它们按照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所划分的94个司法管辖区分别设置派出机构，由这些派出机构向联邦法院派遣安全保障的警力。而我国人民法院司法警察采取的是“双重领导”体制，即本级法院院长领导与上级警务部门领导相结合，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分别隶属于全国各级法院。在组织管理体制方面最核心的一点区别是我国人民法院司法警察不具有独立行政主体地位，仅仅是人民法院这一司法机关的内设部门，而美国联邦法警局是拥有独立执法权的行政机关。联邦法警局人员录用与联邦法院没有任何关系，联邦法警局只向司法部负责，人事编制独立，招录警务人员由内设的人力资源部门负责。而我国法院司法警察编制却是纳入各级法院人事编制统一核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规定，司法警察所占各级法院编制不超过12%。

（三）警务保障比较

在执法保障方面，美国联邦法警局不仅能够获得独立的联邦预算的财政支持，而且他们可以从没收的犯罪财产收益中获得一部分经费。按照1984年美国国会通过的《犯罪综合控制法》的规定，在司法部设立司法资产没收基金处负责管理和处置司法过程中没收的财产，然后根据公平分享计划，对于销售和处置这些没收财产的收益在执法部门间进行分配，用于进一步执法目的。在物质装备上，联邦法警局装备精良，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空中囚犯运输系统——司法囚犯和外国人交通系统（JPATS），每天都会有运送囚犯的飞机穿梭于美国各司法管辖区的监禁场所以及世界各国。而我国人民法院司法警察作为人民法院内设部门并不拥有独立财政预算，其警务保障经费完全依赖于各级人民法院，在警用装备方面相对落后。

（四）用警机制比较

中美两国法警都存在警力不足的问题，但解决方式却存在较大差异。自1982年美国联邦法警局与美国法院行政办公室联合建立了“法院安全警卫计划”，法院安检工作交由CSO（Court Security Officers）法院警卫负责，目前大约有4 700名法院警卫分别负责全美400多个联邦法院设施的安全警卫和其他执法工作。这些法院警卫人员多由私营保安公司委派，保安公司与司法部签订授权委托合同，通过授权，安保人员可以履行部分警察职能，其职权范围比我国保安大了许多，因此又被称为公司警察。而我国法院司法警察是采取聘用制司法警察来弥补警力不足，聘用制法警直接归司法警察部门管理，他们没有经过任何立法授权，也不占用人民法院编制，其身份类似于保安却身着警服参与执法活动。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发现，美国联邦法警局仅有3 000多正式警力却要承担400多个联邦法院的安全保障，同时它还承担运送囚犯、保护证人、抓捕逃犯等执法活动，完善的体制保障是其进行高效执法以及使联邦法院系统有秩序运转的重要前提，因此，我国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在体制改革过程中应善于学习和借鉴美国联邦法警在体制建构上的科学做法。

二、人民法院司法警察体制改革建议

（一）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立法

现代法治国家无不通过立法授权的形式赋予警察机关及警务人员以执法资格和执法权限。司法警察立法是人民法院司法警察体制改革的最重要前提。首先是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以完善司法警察任务立法与组织立法；其次是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内容，将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的治安管理职权赋予人民法院司法警察以完善司法警察行为立法；第三是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相关内容以完善司法警察救济立法。

（二）改革现行组织领导体制

美国联邦法警局精干的队伍和高效的执法是与它垂直领导体制所起作用分不开的。国内有学者提出，改变司法警察隶属关系，将其归属公安机关领导，采取派驻制度……实现司法审判、检察同司法警察的行政事务相分离[5]。我们可以将其作为司法警察组织领导体制改革的一条路径。我们还可以将法院司法警察仍然纳入最高人民法院进行领导，但应在最高人民法院设立独立的执法机关司法警察局，统一编制，司法警察队伍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将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人员交流、协作也更加顺畅。

（三）合理配置警力资源，健全用警机制

现行体制下，法院司法警察警力分布与公安机关有类似情况，就是警力分布呈“水桶状”，上下一般粗，没有突显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对警力的高需求，严重影响审判保障任务的完成。在组织领导体制改革完成后应当在扩大编制人数的同时，将警力下沉到中级和基层人民法院。让承担全国80%案件审理任务的中级和基层人民法院能够得到80%警力的保障，这才能真正发挥司法警察审判保障的效能。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独立编制之后也可能还会遇到警力不足的问题，我们不妨尝试采用辅警制度，将法院门卫、机关巡查、日常安检、现场警戒等任务交由辅警负责，这样可以节约宝贵的警力资源用于更为重大的执法活动，所谓“好钢用在刀刃上”。

我们在解决警力不足问题的同时，还应当建立健全科学用警机制，打开司法警察进出口渠道，根据公务员管理的相关规定依据法定程序录用司法警察，对年龄老化人员在辅部门进行妥善安置。在职级编制上应做到科学合理，不仅要体现精干高效，还要能形成有效的激励竞争机制。

参考文献：

[1]王大伟.欧美警察科学原理——世界警务革命向何处去[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420.

[2]张彩凤.比较司法制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114.

[3]曹立群，任昕.犯罪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51.

[4]刘斌.美国联邦法警局[J].现代世界警察，2010，（7）：50.

最美司机作文篇7

 

关键词：司法审查制度　权力制约　依宪治国　法律保障

司法审查在美国又称违宪审查，是指国家通过司法机关对其他国家机关行使国家权力的活动进行审查，对违法活动通过司法予以纠正并对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害给予相应的补救的法律制度。美国是西方最早建立司法审查制度的国家，两百年来，司法审查制度在捍卫宪法权威性、确保法治实现、控制权力正常运转、防止权力腐败专横、维护联邦统一和公民合法权利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成为美国民主机制中至关重要的制度因素。正如19世纪法国学者托克维尔所说：“没有一个国家创制象美国那样的强大的司法权，它的职权范围，它的政治影响，联邦的安定与生存本身取决于7位联邦法官的才智。”

一、司法审查制度是权力制约、政治平衡的关键

美国1787年宪法严格按照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的学说确立了三权分立制度，分权的目的是为了以权力制约权力，以防止权力的滥用。然而在建国初期，三权之中，司法权最弱，最高法院还不是一个能与联邦立法和行政部门鼎足而立的部门。可以说，三足之中，有一足是“跛脚”。汉密尔顿就此指出：“行政部门不仅具有荣誉、地位的分配权，而且执掌社会的武力。立法机关不仅掌握财权，且制定公民权利义务的准则。与此相反，司法部门既无军权、又无财权，不能支配社会的力量与财富，不能采取任何主动的行动。故可正确断言：司法部门既无强制、又无意志，而只有判断；而且为实施其判断亦需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这种状况使得1787年宪法的制定者们要用权力制约权力的初衷难以完全实现。因此，汉密尔顿提出，为了保障自由和共和，必须增强司法权力的独立性。他提出了确保司法独立的具体办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授予最高法院解释法律、维护宪法的权力。汉密尔顿认为：“解释法律乃是法院正当与特有的职责。”“对宪法以及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的解释权应属于法院。”“法院必须有宣布违反宪法明文规定的立法为无效之权。”汉密尔顿的这些思想为司法审查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801年约翰·马歇尔出任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后，很快改变了联邦最高法院的软弱地位，把汉密尔顿的司法理论变成了司法实践。1803年，在审理马伯里诉麦迪逊的案件中，马歇尔写下了一段著名的判词：“所有制定成文宪法的人认为，宪法构成国家的根本法和最高法律，……解释法律显然是司法部门的权限和责任。把规则应用于具体案件的人必然应当阐述和解释该项规则。……违反宪法的法律是无效的；法院和其他部门都应受到该文件(宪法)的约束。”据此，联邦最高法院宣布：(1789年司法法》第十三节改变了宪法明文规定的联邦最高法院的第一审查管辖权，是违反宪法的，因而是无效的。

最美司机作文篇8

关键词：军工企业；股权结构；金融机构；共同基金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74（2014）08-0163-05

1 背景概述

美国大型军工集团是美国发展国防力量的中流砥柱。透过产品与能力，深入剖析这些公司的内在结构，可以发现有另一种“内生动力”在发挥着支撑作用，这就是美国的金融资本，它是公司强劲发展的“无形助推器”。美国军工企业与金融资本两者从起家时毫不相干，发展到今天紧密依存。

冷战结束至今，美国机构投资者（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公司、保险公司、银行和基金会）管控的资产总额大幅增加，30年间增长了10倍。随着它们在美国上市公司中的持股比重越来越大，在公司董事会决策中拥有了更多话语权，目前已成为美国上市公司的主要控股成员，不仅在军工企业中控股越来越多，还是微软公司、苹果公司等优秀IT企业的大股东。

2 美国三大军工企业股权结构现状

目前，美国军工企业相对占据重要地位的前三家是洛·马公司、波音公司、诺·格公司，它们都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整体上市，主要由金融机构与共同基金持股，股票代码分别为LMT、BA、NOC。

2.1 上市运行的主要数据

三家公司的主要数据如表1所示。其中波音公司发行股份规模最大，这主要是由于波音公司商用飞机业务与资产数额庞大，公司每年的收入和利润大约有一半来自于商用飞机，而另外两家公司则主要依靠研制交付国防军事装备为主，因而上市资产相对较少。总体而言，公司的上市规模与公司的业务规模、年收入基本成正比。

从表1可以看出，洛·马公司的股价、股利和每股收益均表现比较优质，明显高出其它两家公司，这主要原于该公司从事的业务大多包含美国联邦政府与军方的核心装备体系，其中涵盖了美国几乎所有的军用卫星以及反导系统，部分装备还有大量的出口，如日本、台湾、中东等地区，并在英国、澳大利亚设有区域分公司，从而获取大量高额订单。与此同时，洛·马公司将核心研发与制造能力集中于政府业务与防务装备，引领美国军事尖端技术，塑造了作为系统集成商的核心竞争力，从而带来显著收益并，广泛回馈股东。从表中的市盈率数据也印证了这一情况。总体而言，三家公司的市盈率都保持了行业内较好的低位运行。

2.2 持股结构

图1 洛·马公司持股结构图

图2 波音公司持股结构图

金融机构和共同基金大部分从事着资产管理、投资分析决策、银行等资本运作活动，它们在军工企业资金资本运营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决策作用。图1至图3示出了三家企业的持股结构统计数据。

图3 诺·格公司持股结构图

截至2014年1月，三家公司分别拥有809、1140、605家金融机构与基金持股。这些机构与基金在洛·马公司中总的股份比例占到了87.7%，在波音公司占76.8%，而在诺·格公司中更是达到了89.3%。另外，表2还列出了公司高层管理者对公司持股的情况，它们都属于上文图中的非机构持股。

2.3 金融机构主要情况

这些金融机构通过提供资产管理服务或建立共同基金，为投资者提供投资管理服务，资金流向研究、资产组合策略、交易流程以及涵盖所有资产类别、跨市场的全球网络，使资产管理者与资产所有者的资产价值保值增值。主要对象包括投资个人、参与企业退休计划的雇员、金融顾问、公共机构、美国外部投资者、企业与公共养老金、联合会和非盈利机构等。其中，在三家军工企业中占主要股份且最具资产管理实力和全球影响力的几家机构情况如表3所示。

3 金融资本对军工企业的作用分析

通过金融机构与共同基金对美国军工企业持股的情况，对其中存在的共同特性分析如下。

3.1 高度发达的美国金融业使各军工企业成为国家利益共同体

美国华尔街200多年的沉浮重塑，也造就了百年级美国全球化金融体系，同时与当代军工行业经历了几十年的洗礼和蜕变，形成了今天高度发达的金融业与孕育前沿技术的军工企业之间的深度资本融合。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上述三家之外，美国其它军工企业的持股机构与组成比例也与上述情况极其相似，主要股东基本相同。可以看出，美国各大军工企业在整个国家军事防务领域中的股权利益是保持一致的。当它们依靠各自领先全球的前沿技术与装备从国内外政府取得大量订单实现收入时，持股的金融机构与基金也会拥有可观的分红；这些金融机构与基金在通过精细化的全球资产管理取得高利润时，也会进一步向军工企业直接注资，并相应地转化为研发资金和资产等，促进军工企业实力的进一步增强，最终形成良性循环，促使各主要军工企业成为利益共同体。同时，由于美国《反垄断法》的存在，美国政府会极力避免恶性的垄断行为出现，这使得各上市军工企业相互之间不会恶意地吞并资产。

3.2 金融机构与共同基金对全球巨额资产的管控优势有助于实现军工企业的高投资回报率与效费比

持股军工企业的金融机构往往规模并不大，员工人数最少的仅几百人，最多的也不超过3万人，但其收入非常可观，人均年收入从十几万到四十多万美元不等，这主要得益于这些金融精英们对投资回报率与效费比的高度关注。金融机构与共同基金公司往往管理着全球数以千亿、万亿美元的资金资产，分布于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在对客户或自身资产运作的过程中，它们需要对国内外市场、投资行为、机会成本、预期收益、资金流动风险、目标发展潜力等多种要素进行精细化评估，保证资产的增值与合理利用。其中，先锋集团已将效费比做到了极致，其股票基金平均运营费率仅0.19%（基金成本占总资产比例），约占同行业公司的1/10，成立近40年来，资产年均增长率约为6%，并且每年运营费用仍在显著下降，其资本运作能力可谓是业界奇葩。

金融机构与共同基金在对全球巨额资产（如能源、IT、医疗等）有效管控的基础上，对军工产业也会以相同的模式进行资金资本运营决策。它们通过对核心经营实体的布局架构、重大项目的投资分析、外部优质军工资产的收购合并以及潜力市场的先期渗透等战略举措，有效实现军工企业的高投资回报率与效费比。

3.3 股权结构中持股比例的均衡性促进了资金与资产运作的良性决策

在同一家公司股权结构中，各机构、基金的持股比例差距并不大。除却美国道富公司、资本世界投资者公司分别在洛·马公司持有18.1%、12.2%的股份，美国道富公司在诺·格公司持有11.2%的股份外，其他机构持股比例均为10%以下，而单个共同基金在这三家军工企业中最大的持股比例也不超过4%。

可以看出，三家军工企业的股东既没有出现一股独大的现象（即拥有50%以上股份的绝对控股权机构），也没有出现股权高度分散的情况（即最大持股者股份低于5%）。这种股权结构不仅让各个股东之间有效监督、相互制衡，发挥民主决策，化解利益输送的风险，还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强势的金融团体过度操控企业走向，实施恶意收购、出售等行为，保证了军工企业的资产安全，为美国政府避免了装备发展的后顾之忧；同时，保持一定程度的股权集中，避免股东股份过于分散，则有利于提高公司资本运作的反应速度和决策效率，不至于错失商机。

3.4 高度开放的入股形式，使企业自身收益与多元化股东收益直接相关

以上述3家为代表的美国军工企业，除金融机构和共同基金在企业股权结构中占有大部分比例外，还有公司经理人、公司员工、外部公众的持股。虽然这些股份的总和也远不及机构、基金持股，但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内外部激励作用。通过前文数据可知，3家军工企业的高层管理者们都持有相当数量的股份，这使得企业经营业绩的好坏对他们的股权收益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并且权位越高，持股数越多，股票价值最高可达到几百万美元，其中，公司的CEO往往是持股最多者。

在美国，军工企业被看作是国家前沿技术研发、向民用领域转化以及规模化生产销售的聚集地，股价及市值往往不会大起大落，而是保持稳定增长，而且市盈率较低。公司员工可以进行内部认购股份，外部公众也往往对军工股前景看好，因此员工的股权收益与公司发展保持一致，同时公众的大量资金也涌入军工领域。以先锋集团为例，截至2013年1月31日，内部员工在集团基金产品中的投资共计35亿美元。军工企业的高速发展为多元化的股东带来高收益的同时，使股东对股权收益具有了稳定的预期，从而使更多的社会资金投资于军工股，促进这一高新技术产业，形成整体良性循环。

4 相关启示

在分析国外军工股权结构机理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国情，提出了以下若干启示。

4.1 将军工企业资产以股权形式出售给多家国有优质金融机构

在探讨我国军工企业集团整体上市问题过程中，考虑我国金融产业尚未成熟，开放程度不高，对各行业的资本运营、融资决策等活动的支持作用有限，以及我国军工资产过度开放的相关风险问题，可将军工企业的主要资产股权分批次逐步出售给包括银行在内的多家优质国有金融机构，并由其参与资产管理、转让评估与投资回报等工作。

通过该举措，在具备国家信用优势的同时，有利于通过金融约束力，避免军工资产低效扩张甚至流失，保证现金流活动的高收益与可持续性。在多家机构共同参与的情况下，可有效避免决策偏颇，改善军工效费比偏低的现状，同时还有利于实现外部高新技术并购、资产合理出售等资本灵活运作。

4.2 选择多家优质民营银行或地方金融机构，以发行军工产业基金的形式入股军工企业

我国军工产业规模庞大，国家划拨款项往往数额巨大，有足够的诱惑力吸引非国有银行或金融机构参与其中。可将军工产业基金交由民营银行（如：民生银行、兴业银行等）或地方金融机构（如：地方银行、券商）发放并管理，基金归集之后用于购买军工企业股份，从而实现基金持股。民营银行或地方金融机构作为股东参与军工资产运营决策过程中，当军工企业对基金的需求有波动时，多个机构之间形成的基金互补效应可有效规避资金链断裂带来的风险，单个基金的投资期限以3～7年为宜。

未选择通过国有银行发行基金，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国有银行在占有军工企业股权的基础上又控制基金，造成股权过于集中；另一方面是考虑到民营银行或地方金融机构往往采用较为灵活的特色发展模式，能够为军工资金资产运作带来新鲜血液。

4.3 军工企业内部人员分级持股，对内部交易严格管控

在实施军工企业集团上市出售股份过程中，除广大公众可以买卖股票外，还可以划分出一定比例（如：5%）出售给集团内部人员，涵盖从高层管理者到基层员工。个人买受额度根据人员规模情况，分级给予适当的区间限定，职务越高则要求买入的股份最低限额越高，将集团经营业绩与每一位成员紧密关联在一起。

在该举措当中要求必须有严格的规范进行约束，这也是美国军工企业能够始终保持安全的内外部股份交易的基础。因此，军工企业股份的所有内外部交易都要公开透明，受到公众监管，保证良性发展。

5 结语

美国“军火巨头”和其它军工企业背后是庞大而实力雄厚的美国华尔街“金融巨头”，军工行业与金融资本实现了高度融合与互助。美国军工与金融都具有高度开放的特征，它们涉足的范围已延伸至世界各国，但由于有严格的法律作为保障，这种形式并未对国家安全带来危机或造成市场的混乱，反而塑造了世界一流的军工研制能力与跨国合作关系，在全球防务领域形成强大的“内生动力”。鉴于此，在本文对美国情况初步研究的基础上，未来仍需深入开展我国军工企业在股份制和金融资本方面的变革思考，深刻认清国情与形势，探索军工企业与资本市场相结合的可行性，最终实现国防、经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发展。

参考文献

[1] 赵刚.略论美国军工复合体与对售[J].军事

经济研究，2009，（2）.

[2] 钟成，周永平.国外国有控股公司概况及其有益启

示[J].中国发展，2006，（2）.

[3] 车茹雅.美国军工资产证券化对我国的启示[J].

经济纵横，2010，（1）.

[4] 雅虎财经数据.2014，1（10）.

作者简介：张京男（1982—），男，河北邯郸人，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研究发展中心工程师，硕士，研究方向：国外军工企业与武器装备战略；蒋佳玲（1991—），女，江苏常州人，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研究发展中心助理工程师，硕士，研究方向：军工企业投资管理、国民经济环境与金融资产；代坤，黑龙江哈尔滨人，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研究发展中心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航天政策与战略；单文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