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的作品范文

莎士比亚的作品篇1

【关键词】女性形象；男权思想；“母亲”形象；根源

一、引言

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作家，在他的笔下女性形象第一次开始大量地活跃于文学作品之中，用女性的声音表现个性解放、男女平等的人文思想，但是由于作者本人所处的时代局限、作家本人的男性身份特质和他的个人经历等因素，当时普遍存在的男权社会对女性自我身份的建构实行绝对限制，使得莎士比亚在其作品中不可避免地显示出典型的男权思想，就此笔者总结了以下两个方面：被压制的女性典型形象、“母亲”形象的缺失和母亲形象的异化。

二、被压制的女性典型

女性本来就是构成人类整体的必需的一半，应当与人类的另外一半男性建立相互依存、互为补充的平等关系；但是在父权制社会占据主导地位之后，男权思想就令人类社会不仅背离了男女本就生来平等、应两性协调的自然法则，而且愈加扭曲了女性在社会中的形象，男性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女性在这种歧视、被曲解、异化的大环境之下沦为男权社会的牺牲品。她们的形象被丑化，要么以至于愚蠢，要么凶恶以至于丧失人性，要么温顺柔弱以至无力反抗，要么臣服以至逆来顺受，成为男权世界明争暗斗下中的牺牲品。

1.的女性典型

《哈姆雷特》中的王后乔特鲁德就被塑造成一个的女性形象的典型。王后乔特鲁德在老国王暴毙之后不足两个月就和最大的嫌疑人克劳狄斯急忙又轻佻的合二为一，她“让淫邪熏没了心窍”，做了“的奴隶”，“在污秽的猪圈里调情弄爱”【4】，和僭国者克劳狄斯几乎是日夜相伴。哈姆雷特认为乔特鲁德是由于淫欲的催使才迅速改嫁，打破原有的秩序，使世界陷入混乱和灾难之中。他曾哀求母亲：“即使你已经失节，也得勉力学做一个贞洁妇人的样子”。在这种典型的男权思想统治的社会，女性要“坚守贞洁”，就应该扼杀一切个人的意志、欲望和情感，只为了对一个已经死去的男人负责。哈姆雷特一席话道出的是多少人的男权思想，而违背这一男权伦理标准的行为就是的行为，这也反映出莎士比亚本人的男权创作视角。

2.凶恶的女性典型

《麦克白》中的英雄麦克白弑君篡位，最终落得众叛亲离、兵败身死的下场。然而他本是善良、屡立战功、受万人敬仰的英雄；反之剧中的麦克白夫人则是冷酷、贪婪、为了能当上王后而不择手段的恶妇形象。在莎翁的笔下，从一开始麦克白所犯的罪恶就被归咎给了女性：由于受到荒野中女巫语言的蛊惑和夫人的怂恿，麦克白的雄心蜕变成野心，最终才酿成弑君的惨剧。

恶妇的形象还有《李尔王》中的长女高纳里尔和次女里根。她们自私贪婪、阴险残酷，为得到父亲的封地而不惜阳奉阴违，表面对父亲敬爱有加，一旦达到目的却又翻脸无情，将父亲赶出令其沦落街头。为了达到排挤妹妹的目的，她们不惜制造谣言令李尔王父女决裂，在讨伐的大战中手足相残。这样的恶妇形象自然少不了作者创作的男权视角一切的过错都应当由剧中的女性承担，她们是悲剧的始作俑者。

然而换个角度来看，麦克白的弑君悲剧未必不是他的野心在作怪，李尔王几个女儿的家人反目、手足相残的悲剧又何尝不是武断暴躁、高傲专横的李尔王造成了女儿们的曲意逢迎、阳奉阴违呢？悲剧的根源何尝不是麦克白、李尔王这样的男性角色？

3.柔弱的女性典型

柔弱的女性典型莫过于《哈姆雷特》中的奥菲利亚。她出身高贵，天真纯洁，美丽柔弱。在她身上有着男权思想下男性对完美女性的理想和认同。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理想女性，也抵不住男权带给她的迫害和毁灭：哈姆雷特把由母亲改嫁而产生的对女性的鄙夷和否定全部发泄在了这个美丽柔弱的女孩，家庭变故前的哈姆雷特对她爱慕有余“你可以疑心太阳会转移，你可以疑心真理是谎言，可是我的爱永远没有改变”【4】；家庭变故后的哈姆雷特彻底摧毁了在自己眼中母亲“闲良”的慈母幻象，他的不停的猜忌和怀疑，对爱人的忽冷忽热的态度对奥菲利亚是极大的打击，爱情的覆灭让这位柔弱的姑娘成了这场家庭变故的替罪羊。

同时，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也让奥菲利亚难以逃脱男权话语的魔爪。父亲波洛涅斯利用奥菲利亚的孝心拒绝哈姆雷特的爱情，僭国王克劳迪斯利用奥菲利亚的无知去刺探哈姆雷特的秘密，爱人哈姆雷特利用奥菲利亚的爱情来逃避权利设下的圈套。这一切，让柔弱的奥菲利亚成为男权世界里争斗的武器，她自己也在不堪重负之下精神失常以至失足落水死于非命。

4.臣服的女性典型

臣服的女性典型莫过于《奥赛罗》中的苔丝狄蒙娜和《驯悍记》里的凯瑟丽娜。苔丝狄蒙娜出身贵族，美貌贤良，为了自己的爱情和幸福，不顾种族偏见，敢于挑战父权，甚至和勃拉班修斯断绝了父女情分才换来自己的爱情。然而她的反抗是局部的、一时的；她在战胜父权之后很快就臣服于夫权之下。在伊阿古的谣言和陷害之下，苔丝狄蒙娜对丈夫的猜疑指责和粗暴谩骂选择了逆来顺受，把服从看做是妻子应尽的义务。然而男权思想的彭胀下的奥赛罗并不因为女性的臣服就会中止悲剧的发生，这种臣服换来的只能是苔丝狄蒙娜的被扼死。

《驯悍记》里的凯瑟丽娜是另一臣服的女性典型。她的主体意识极为强烈，独立，有自己的思想，敢想敢言，勇敢真实，是男权文化的叛逆者。这样的女性显然不为世人所容：人们称她“疯子”、“活阎王”、“野猫”，认为应该找个“魔鬼”给她。葛莱米奥老爹把她当做“货物”急于出手，丈夫彼特鲁乔也是为了赢得嫁妆才肯娶她。“驯悍”的过程其实是男权制社会对女性压迫的过程【3】。婚后无休止的家务、挨饿、不准穿新衣回家等一系列的刁难使得一颗反抗的心被强行纳入男权轨道上来。凯瑟丽娜的被“驯”服和臣服体现了作者的男权思想。

三、“母亲”形象的缺场

“母性”代表着仁慈、博爱和平等等品质，是理想女性的化身。然而，“母亲”这一形象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呈现的是缺场状态。《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是失去了母亲的，因为母亲虽贵为王后，确是的化身，是不配做“母亲”的；奥菲利亚自小丧母，在青春期没有接受来自母亲的“爱情指导”，她的关于爱情的知识来源于男权代表的父兄。《李尔王》中自始至终没有出现王后，三个女儿的自我身份建构完全来自于父亲。《麦克白》中，麦克白夫人“曾生育过”一个孩子，但很显然她后来没成为母亲。《奥赛罗》中的苔丝狄蒙娜自幼丧母，母亲角色的缺失造成她在婚姻生活中的逆来顺受以至于悲剧。很显然，“母亲”形象的缺失使得以上主要人物在成长道路上无法建构健康的自我身份，父亲的等级制度、独断粗暴成为人物成长阶段的催化剂，成年后的他们无法建构健全的“自我”，而且会在这个扭曲的“自我”驱动下变本加厉地家具这种意识倾向，形成性格缺陷，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

1.哈姆雷特的“自我”建构--奥菲利亚“亦妻亦母”的角色

莎翁笔下，《哈姆雷特》中的王后乔特鲁德是不配做母亲的。哈姆雷特以“忧郁”、“延宕”著称，而这些性格上的特点符合女性化的多愁善感、过分谨慎、忧郁犹豫，这也是哈姆雷特在复仇前痛苦的心路历程的表现，在决定复仇之后，哈姆雷特一改之前的犹豫延宕，变得坚定沉稳、无所畏惧，最终完成复仇大计。这一转变的原因就是奥菲利亚的死，奥菲利亚在哈姆雷特的成长道路上扮演了“亦妻亦母”的角色。

在哈姆雷特自我身份构建的初期，“母亲”角色是消失的。此时哈姆雷特疑虑恐惧而不知所措，他对奥菲利亚生前的百般羞辱和在她死后所做的“爱的宣言”，实际上是对自己的批判和觉醒，是一个自我建构的成长过程。因为在很多方面奥菲利亚和哈

姆雷特是有着相似性的：一是二者均出身贵族且成长阶段没有“母亲”的参与；二是二者的父亲均被人所杀；三是二人都在父亲死后成疯癫状态，然而二人的结果不同。哈姆雷特为查出真凶而装疯卖傻，奥菲利亚的死却是精神彻底崩溃后的真实写照。试想，如果奥菲利亚的存在恰是另一个哈姆雷特的存在，那么哈姆雷特的自我建构过程就变的明朗化了。

男权意识下的哈姆雷特有着无法摆脱的“男性意识焦虑”，这个万人敬仰的的王子竟和女人一样冲动而多泪。他急切地想要摆脱身体里的“女声”以符合父权社会规范下的男性形象。“内心的憎恨让他的‘厌女’思想不断升级，而这正是他的男权意思自我建构的过程，他找寻一切机会宣泄这种不满，而奥菲利亚恰恰就成了他否定自我的最合适的宣泄对象” 【2】。

奥菲利亚的死给他战胜“女性自我”的机会，这种转变促成了哈姆雷特成为男权社会要求的男子汉形象这一成长蜕变，由此奥菲利亚扮演了哈姆雷特成长道路上的“母亲”形象。

2.李尔王“自我”建构―对女儿“母亲”般的依赖

李尔王从形式父权失败到最终认识自我的新路历程是依靠对女儿们“母亲”般的依赖来完成的。男权社会中父亲和母亲的分工极其明确，母亲在孩子成长期间的缺失使得父亲行使了绝对的父权【2】。对于女孩来说，“自我”的建构是建立于对母亲角色的认同和模范基础之上的。母亲角色的缺失使得女儿们不得不寻求父亲来帮助自己建构成年时期的“自我”。

李尔的性格特征是显而易见的：权威、武断、一意孤行、恃权傲物，而对女儿们的情感之爱是少之又少的。奥纳李尔和里根不得父亲的宠爱，她们接受和模仿父亲的一部分人格就是对利益的追求和算计。这也就不难解释深受男权思想毒害下的两个女儿在取得父亲的封地之后对父亲做出的一系列令人发指的恶性了。

小女儿考迪莉娅也没能逃托父亲的男权思想下的自我身份建构：柔弱的女性身躯之下是倔强的性格和绝不屈服的意志。她憎恨虚伪，不言假话，任凭感性和喜好做事。比如：她公然蔑视李尔对爱的索取，不愿意让自己的爱受到利益的诱惑和玷污。当姐姐们谄媚着骗取李尔王的封地之时，她一针见血：

我知道你们是怎样的人

因为碍着姐妹的情分，我不愿直言指斥你们的痛处

慢慢地总有一天深藏的奸诈会显出原形

罪恶虽然可以掩饰一时

免不了最后的出乖露丑 【1】

然而，考迪莉娅是不成熟的、缺乏母性特征的女性，李尔王试图从一个缺失母性特征的女儿身上寻求“母爱”注定了悲剧的结局。他只知道责骂不懂得感恩和尊重他的女儿们，却不明白，女儿身上的性格特征正是他本人的生动反照。他对女儿的唾弃是自我身份建构中的困惑和迷茫，而最终他和小女儿两代人的和解也正是表明了父权社会等级制度的坍塌，声明了“母性”所代表的平等和爱高于一切的道理。

四、男权思想的原因

莎士比亚的男权思想是与时代的局限、作家性别和个人经历的共同作用分不开的。

1.作者的生活年代导致了莎士比亚的男权思想。

文艺复兴时期是封建制度开始瓦解，新兴资产阶级开始形成的转折时期。16世纪英国的等级制度仍然执行权力中心、等级

森严的社会制度。在家庭中，男性是主宰，女性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仍然是封建等级思想的重要内容，等级制度思想对莎士比亚产生了影响并直接影响到他的女性观。

2.男性作家的身份导致了莎士比亚的男权思想。

男性的身份角色决定了莎士比亚必然会接受男性视角来看待女性，不自觉地维护男性特权，把超越常规、改变既定性别和道德行为规范的女人加以否定甚至是误解歪曲，这是符合男权社会的态度的。

五、结语

整体来看莎士比亚的文学中创作的女性形象不难发现莎士比亚和他笔下的女性人物一样无法超越特定的时代和社会赋予他的特定的男权思想，男权世界的思想不可避免地渗透到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中来，成为一道独特的光，照耀着我们去发觉人性中的每一寸领地。

参考文献：

【1】朱生豪，莎士比亚全集（七）[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2】王玉洁，2012，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母亲”形象的缺失与人物身份建构之危机[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7期。

【3】杨晓莲，张丽霞，2010，从《驯悍记》看莎士比亚的男权思想[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莎士比亚的作品篇2

关键词：人文思想；女性主义；《牡丹亭》；《威尼斯商人》；戏剧艺术

中图分类号：J801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人文主义”（humanism），和“人文精神”、“人文思想”等没有太大区别，都是指主张以人为本，重视人的价值，尊重人的尊严和权利，关怀人的现实生活，追求人的自由、平等和解放的思想行为。

汤显祖是中国明代剧坛上最优秀的传奇作家，莎士比亚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戏剧家。他们作品的一个显著共同点是关注女性命运，在各自爱情婚姻题材的作品中塑造了一批有广度、有深度的女性形象，并反映、思考了女性问题。集中代表了“情”与“理”、人文主义与“理学”的矛盾冲突。虽然他们的作品不以女性解放为主导目标，但作品中流露出的女性意识的萌动和对平等关系的呼唤，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提供了很好的文本，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为分析他们的作品提供了新视角。

女性主义（女权运动、女权主义）是指主要以女性经验为来源与动机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在对社会关系进行批判之外，许多女性主义的支持者也着重于性别不平等的分析以及推动妇女的权利、利益与议题。处于主体地位的男性将自己的要求强加于女性身上，因而女性只能是沉默的、失语的，处于以男性为中心边缘的地位。女性若要被社会容纳和认可，就必须按照父权对“女性气质”（软弱，温顺，依赖和被动性等）的意识规范，压抑、扭曲和重塑天性，自觉融入父权意识形态。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女性视角出发，解构颠覆文化中的父权意识，同时致力于建构新型的女性文化和两性关系。解构的方式揭示并质疑女性主体被父权制异化的真相，指出女性是父权社会中被物化的客体，丧失了决定自我命运的权力，沦为男望和审美的对象。在解构与颠覆的同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强调建构与创造。

二、以女性角色为主导

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在很多爱情作品中都以女性角色为主导，他们用浓墨重彩来展示了一个千姿百态的女性世界。无论是个体的女性角色还是女性群像，都有鲜明的特点：她们往往是戏剧情节的焦点，操纵影响故事的发展。女性形象都作为主角和副主角得以详尽地展现，成为能自我言说的主体，男性形象则相对淡化，作为次要的陪衬。

在《牡丹亭》和《威尼斯商人》这两部作品中，女性形象均优于男性，她们对人性的伸张，情感诉求的实现和女性利益的满足比男性有更强烈的意识，是汤显祖理想的“有情人”和莎士比亚人文主义完美的新女性。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写道：“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英国著名莎学家罗斯金说：“莎士比亚笔下的男主人公都不值一提，惟独他的女主人公都个个光辉耀眼，如同英雄。”

《牡丹亭》是围绕女主角杜丽娘“为情而死，为情而生”展开整个故事。太守杜宝之女名丽娘，伤春寻春，梦见与一书生在牡丹亭畔幽会，杜丽娘从此一病不起，弥留之际要求葬在花园的梅树下，嘱咐丫鬟将其自画像藏在太湖石底。三年后，柳梦梅赴京应试，杜丽娘魂游后园，和柳梦梅再度相会，让柳梦梅掘墓开棺，帮助自己起死回生，两人结为夫妻，前往临安。后在杜丽娘坚持下，和柳梦梅终成眷属。杜丽娘在梦中获得了爱情，这促使她要把梦境变成现实。杜丽娘“寻梦”就成了整个故事的主线。

《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娅是作者极力歌颂的女性形象。故事的几条主线：“三匣选亲”、“法庭审判”、“情人私奔”、“戒指戏夫”等都是围绕鲍西娅展开，并靠她给剧情带来转机。在择偶时，鲍西娅不惜做手脚而选中自己心爱的人；她为了帮助丈夫的朋友，女扮男装作法律顾问，面对咄咄逼人的夏洛克，从容不迫，一步步让对手落入自己的圈套中，既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又置恶人于死地，大快人心。莎士比亚创作了一个活泼、大方、幽默并且充满智慧的新女性形象。

三、女性主体意识的展现

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笔下的女性主体意识首先体现在她们具有强烈的婚姻自主意识，不是被动地接受强行指派给她们的安排，而是主动追求理想的爱情和婚姻。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所处的时代都是封建父权当道，青年男女的婚姻完全不能由个人决定，一定要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才被承认。而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笔下的女性不再屈服于“在家靠父，出嫁靠夫”的命运安排，而是为了追求理想的婚姻而勇敢斗争，对封建礼教进行抵制、驳斥和反抗，这是女性觉醒的标志。

《牡丹亭》中，杜丽娘为梦中的情人而死，为了能与情人再次相逢，弥留之际她要求母亲把她葬在花园的梅树下，嘱咐丫环春香将其自画像藏在太湖石底。还魂后，她果断又坚定地与柳梦梅“告拜天地”。回到现实生活后他们的爱情遭到杜太守的极力反对，当父亲诬陷柳梦梅，欲拆散他们时，杜丽娘主动到皇帝面前大胆作证，对答如流，还当众驳斥了父亲“门当户对”的封建婚姻思想，最终依靠这种婚姻自主意识争取到与柳梦梅终成眷属。

在《威尼斯商人》中，鲍西娅面对父亲要用“三匣择婿”的遗愿，十分不满：“唉！说什么选择！我既不能选择我所中意的人，又不能拒绝我所憎厌的人，一个活着的女儿的意志，却要被一个死了的父亲的遗嘱所箝制。像我这样不能选择，也不能拒绝，不是太叫人难堪了吗？”[1]“都是这些无聊的世俗的礼法，使人们不能享受他们合法的权利。”[2]看到封建婚姻制度对女性的损害，聪明的鲍西娅灵活地动了手脚，主动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创造的这些女性形象还表现出不以父权为中心的主体意识，使女性从边缘走向中心，对千百年男性中心、女性从属的传统“理性”、“理学”文化作了最大的反讽和抨击，解构了男权中心及封建思想对妇女的界定。

在父权社会的家庭中，父亲是父权制的代表。他要求子女服从父权社会的意志，禁止他们超越父权规范的行为，通过制定规则来排斥、阻碍子女的自利。父权制通过父亲在家庭中行使着将女性物化、客体化的权力，使女性一直处于社会和家庭的边缘。在两部作品中，从女儿一落地，父亲就带着“男尊女卑”的有色目光看她；把她视为私有财产，剥夺她的人身自由。杜丽娘和鲍西亚在面临父权对爱情自由的阻挠时，都据理力争，不同程度上挣脱了束缚，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四、人文主义在作品中的反映

汤显祖和莎士比亚以戏剧的形式，将各自“主情”的人文主义思想展现给大众。

汤显祖认为戏曲是“情”的产物，主张“以情抗理”，有意把“情”与“理”对立起来。《牡丹亭》直接提出“情”作为创作的根本，并以此塑造了追求真情的鲜活人物——杜丽娘。《牡丹亭·题词》说：“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耶”。这个“情”不局限于男女爱情，杜丽娘无论是为情而死还是因情复生，都表现出人性（情）向礼教（理）的顽强抗争。

在封建社会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妇女卑微的地位让她们不敢去追求自己的幸福权利，但丽娘却敢逾越千年的屏障，积极努力地维护女性的权利。她的出现，让千百年生活在社会压制下的女性认识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她从要自由的意愿出发，在青春的诱导下，违禁涉足后园。园中的春色开启了她少女的心扉，引发她对现状的怀疑和不满，她埋怨父母耽误自己珍贵的青春。于是，她在梦中遇见柳梦梅，追寻到了爱情，并在渴望中燃尽生命的能量。到了阴间她继续追寻，终于又因情而复生，并坚决拒绝了父亲让她离开柳梦梅的要求，不向封建礼教低头。爱情权是人权的基本内容，在现实生活中，封建礼教的压迫使她得不到恋爱的满足而苦闷，她就到梦中去追寻。从现实到梦境，从梦境到现实，从人间到阴司，再从阴司到人间，为情而死复又为情而生，永不停息地为情而战。

《牡丹亭》的女性主题，是女性意识的萌动所代表的人性的觉醒。杜丽娘爱自然、爱自由、爱生活。在她柔弱的外表中蕴藏着对美好生活强烈的追求和坚韧的斗争精神。“似这等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3]丽娘在《惊梦》、《寻梦》等戏里倾诉自己蕴藏在心灵深处的激情、理想，在她的歌声里流露出柔韧的生命力量，为了追求真正的人生，她将生死置之度外，勇敢地去冲破束缚她的身心自由的封建藩篱。《牡丹亭》荡气回肠的力量就在于“这种富有反抗性的主题思想，就在于它宣泄了那个时代足不出户、泯灭志趣、忍为贤淑、压抑本性的青年女性的苦闷。”[4]

《威尼斯商人》最大的特色，也是剧中处处闪耀着的人文主义的璀璨光辉。该剧分三条线展开——“借债割肉”、“挑匣配婚”、“卷逃私奔”。在三条情节线索交织下，人文主义者所倡导的人道原则和资产阶级法律之间尖锐的冲突得到了展现，最终善战胜了恶，仁爱战胜了仇恨，人文主义战胜了苛刻法律。通过描写三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爱情故事，莎士比亚不仅把歌颂爱情作为人文主义对中世纪教会宣扬禁欲主义的一大挑战，也是体现人文主义的道德原则和生活理想终将战胜恶势力而取得最终胜利的信心。

剧学、智慧的鲍西亚，更是作者极力歌颂的人文主义者，她有学问有修养，谈吐文雅又机智勇敢。为了援助丈夫的朋友，她女扮男装，作为出庭的法律顾问，判决夏洛克的案件，有胆有识，既维护法律的尊严，又置恶人于死地，大快人心。鲍西亚是智慧、友谊、爱情与仁慈的化身，象征着莎比亚至上的道德法则。她的“慈悲调剂着公道”的理论还表明了作家革新法律的主张.以及法律人性化的幻想。鲍西亚已不仅是一个追求个人婚姻幸福的女子，更是从争取个人解放发展到干预社会问题.用理性征服凶残，用仁爱战胜邪恶的人文主义者，成为闪耀着人文主义光辉的文艺复兴时期新女性的典型。[5]

汤显祖和莎士比亚还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在作品中展现了女性间真挚的情谊。传统中，女性间的情谊从来就是被轻视、被忽略的。“女性被大量表现的情感只是对异性的思念，哀怨。女性之间的同性情谊比起男性之间的知己之交是逊色的……只表现女性自觉以礼教压抑人性，扭曲自身人格。”[6]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在作品中展现了作为人的正常情感和需求的姐妹间情谊，以及同性结盟对压抑人性的封建礼教的挑战。《牡丹亭》中的丫鬟春香天真烂漫，她不仅侧面反映杜丽娘的本性，更推动杜丽娘发现春天的美、生命的美和爱情的美。《威尼斯商人》中的一系列事件也都是女性角色安排策划的。两部作品中的侍女：春香和尼莉莎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卑微的仆人，而更像是始终给予杜丽娘和鲍西娅体贴关心、热情鼓励、建议和劝慰的知心朋友。

五、结语

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中国近世戏曲史》中对汤显祖和莎士比亚赞叹说：“东西曲坛伟人，同出其时，亦一奇也！”[7]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强烈地感受到封建社会根深蒂固的理学统治给女性带来的巨大压抑，通过《牡丹亭》和《威尼斯商人》中反封建传统的新女性形象，从人的价值角度探寻女性的生存处境和命运，表现“女人也是人”、“女人首先是人”的主题，为女性提出了作为平等的人的生命诉求，把女性的个性自由意识和“人”的解放意识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不可否认，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女性观和人文思想基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资本主义萌芽对社会各领域的冲击，虽然他们的作品一定程度上还存在局限性，但他们真正站在女性的立场，细致地体察女性对个性自由的渴望，在漫长的男权统治历史中，他们作品中对女性问题的同情、关注和对新女性形象的赞赏与塑造，为女性争取更合理的生存迈出了艰难而可贵的一步。

参考文献：

[1]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卷3）[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2]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3]汤显祖.牡丹亭·寻梦[M].

[4]段奡卉.人文思想关照下的汤莎女性题材作品——《牡丹亭》与《罗密欧与朱丽叶》之比较[J].时代文学（下半月），2010，（9）.

[5]杨路晴.《威尼斯商人》的人文美[J].美与时代，2008，（11）.

[6]李玲.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意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莎士比亚的作品篇3

>> 利用《指南》提升家长科学育儿能力 用好《指南》 共筑育儿梦 “带娃指南”透露的育儿信息，哪些可以借鉴？ 倾听莎士比亚 试论莎士比亚 扫描莎士比亚 发明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远行 为了莎士比亚…… 走近莎士比亚 指南 猴子与机器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名言录 梁实秋与《莎士比亚全集》 邂逅莎士比亚书店 汤显祖和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神秘的背影 莎士比亚曾是个恶棍? 莎士比亚的耻辱穿越 莎士比亚在加拿大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 > 政治 > 莎士比亚育儿指南 莎士比亚育儿指南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周惠民")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周惠民，台湾政治大学文学院院长，曾留欧十年

“哦买噶”莎士比亚系列是一次创新而大胆的尝试，通过轻松活泼的呈现方式，让年轻人更愿意接受莎翁的经典剧作。

爱情技巧？ 没问题。如何杀死国王？没有人比他更擅长。让莎士比亚提供育儿建议？还是省省吧，朱丽叶的父亲几年前就得去见社会服务部门的人，而哈姆雷特的妈妈早就得看心理医生了，但是英国人埃姆斯・安德鲁斯认为，莎翁还是有些东西教给爸爸妈妈们。埃姆斯・安德鲁斯，曾任中学教师，现在住在英格兰康沃尔郡，他图文并茂的书《莎士比亚育儿指南》已经出版。

《莎士比亚育儿指南》每一页都有精辟的评论和安德鲁斯的幽默线条画。让我们来看一幅，“现在是诅咒你出生的时候了！”一位父亲从床上坐起来，附身面对哭泣的孩子说，“我希望贪婪的狼吃掉你。”这些话引用自莎翁的《亨利六世》。

从宝宝出生的快乐到青少年后离家而去。从孩子出生后，大人的睡眠被剥夺到孩子挑食，喜欢可怕的音乐，这些问题莎士比亚都有答案，或者至少是有苦涩的诅咒。正如作者所言，孩子的工作就是激怒他们的父母，父母的工作就是被激怒，在这不幸的安排中蕴含着很多的幽默。

其实你可以随时向莎翁学习，如果你的孩子在超市发脾气，你就转向其他购物者宣布，“它的任何部分都不是源于我，这种耻辱来自未知的耻辱自身”估计会有观众会知道这是引用在《无事生非》中的句子。当你的孩子快把你气疯了，你就告诉他，“求你让我一个人呆一会儿，你去别的地方发泄你的愚蠢吧”。（《第十二夜》）

莎士比亚的剧作向来被视作英国文学宝库中最耀眼的明珠，妙语连珠、扣人心弦，让这些经典之作被庄重严肃的光环所围绕。正统严谨的学者钟爱纸上的优美语言，不喜枯燥文字的大众亦可去剧院欣赏唯美的舞台剧，不可撼动的经典一直在以各种传统的形式为人们所品味。

然而古典风十足的著作未必是当下新新人类的菜，于是一些人脑洞大开，将莎翁名作进行改编，“哦买噶”莎士比亚系列（OMG Shakespeare series）惊艳亮相。其中网络用语和表情符号的出现瞬间让古朴的剧本充满喜感，语言简洁明快，风格嘻哈搞怪，迎合了年轻一族的阅读习惯。

目前，已被“翻译”为表情语言的莎翁著作包括《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麦克白》和《仲夏夜之梦》。让我们来看看“YOLO朱丽叶”，这是兰登书屋2015年推出的两本莎士比亚戏剧之一。YOLO的意思是网络用语“你只能活一次”。

“哦买噶”莎士比亚系列是一次创新而大胆的尝试，通过轻松活泼的呈现方式，让年轻人更愿意接受莎翁的经典剧作。该系列改编的最大亮点在于主角开始用智能手机聊天，颇具现代文化气息，非常应景。这些书引发行之后，引起了渲染大波，一位教育专家，在《每日邮报》上，宣称这些书“绝对是灾难性的。” 认为这样乱来会给经典带来“毁灭性”打击，降低了教育的含金量。

白金汉大学教育与就业研究中心主任阿兰・史密瑟斯教授说：“虽然这种尝试可以让莎翁的作品为更多人所接受，但是莎翁剧的核心却荡然无存，因为他的剧本可以反映自己的内心世界，语言的韵律感也是不可或缺的精髓。这和此前改编的动画版《圣经》类似，即使保留了部分有用的信息，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也不复存在了。所以，为了让儿童和学生更好地接受经典，我并不反对这样的尝试，但是相关的教育一定要跟进。”

莎士比亚的作品篇4

关于莎士比亚的猜疑，源于他在当时的默默无名。尽管有不少作家画家都是在死后才享盛誉，但是，就连莎士比亚的女婿霍尔医生所写的日记，都没有提到岳父是剧作家的哪怕只言片语，而且世人对莎士比亚的去世没有任何关注，也许当时的人们忽略了身边这位世界级文豪?

无论怎样，后世对莎士比亚是否真有其人的疑问就此产生，美国作家德丽雅・佩肯就声称，英国著名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才是莎剧的真正作者。他认为，由于当时有一定地位的学者只能用化名写作，而从莎士比亚剧作所具有的丰富知识而言，培根是不二人选，以身为演员的莎士比亚的受教育程度与见识，恐怕难以创作如此具有宏大视野的剧本，何况，将莎剧剧本和培根的笔记对比，可以发现二者有较多相似之处。

美国的文艺批评家卡尔文・霍夫曼则认为，与莎翁同时代的杰出剧作家克利斯托弗・马洛才是莎剧的真正作者。霍夫曼认为1593年马洛假称自己受到迫害逃到欧洲大陆。他在以后的生活中以威廉・莎士比亚的笔名，不断地将他创作的一些戏剧作品寄回祖国发表演出。与莎士比亚同龄的马洛是一个才华超群、阅历丰富的作家，毕业于剑桥大学，著名戏剧《汤姆兰大帝》就是他的作品。这位剧作家的作品其文体、情节以及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和莎剧极其相像，这是霍夫曼的理由。

还有观点更是大胆设想，称莎士比亚是伊丽莎白女王借用的名字，理由是莎士比亚第一本戏剧集是潘勃鲁克伯爵夫人出版的，而她正好又是伊丽莎白女王的亲信、密友和遗嘱执行者，且莎士比亚戏剧中不少主角的处境与女王都出奇的相像。

尽管上述推论论据均显单薄，但这也正增添着人们对莎士比亚的浓厚兴趣：一个普通演员，有着怎样的天才才完成了伟大的创作?这是一个怎样孤独的身影？

（东冉荐自2007年11月4日《北京晨报》 插图：李细玲）

莎士比亚的作品篇5

[关键词] U型结构 西方文学 情节冲突 典故

1、戏剧巨匠――莎士比亚

在世界文学史的长河上，有许多伟大的作家，而莎士比亚无疑是其中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欧洲文学的第一个高峰是古希腊罗马文学。在经过中世纪的低谷以后，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文学又出现了高峰。而这一时期的最高成就正是莎士比亚的戏剧。

莎士比亚留给我们37 部戏剧，还有2 首长诗和1 部十四行诗集。他的这些作品今天已经翻译成了世界各国的文字，受到全世界各国人民的珍爱。同时，他的戏剧也在世界各国的舞台上长演不衰。

莎士比亚的名字在19 世纪中期就已经介绍到了中国。本世纪初，他的戏剧故事集也翻译成了中文。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他的戏剧陆续翻译成了中文，并开始在舞台上演出。今天，莎士比亚更是中国人民最熟悉的外国作家之一。书店里能够买到装帧漂亮的《莎士比亚戏剧集》，近年我国还举办过几届莎士比亚戏剧节，根据他的戏剧改编成的电影经常在电视台播映，高中语文课本里也节选了他的《威尼斯商人》的片断。

基督教是西方文化传统的不可缺少的源泉之一，它体现的思想对西方人的思想、文化以及他们的日常生活发挥着重大的影响。《圣经》作为基督教的经书，它记载着并传播着最基本的基督教思想和教义，浸润着欧美文学。

2、莎士比亚的戏剧模式与《圣经》同属U形结构

威廉・莎士比亚是英国的著名作家。在他的生活时期，基督教早已传入英国并且成为主导。基督教对每个人的生活、思想甚至工作都有着重大的影响作用。因而基督教以及《圣经》对当时的莎士比亚也有着巨大的影响，所以读者不难从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中发现《圣经》的影子。

莎翁普遍的观点来自其普遍的参考:《圣经》。任何具有粗略《圣经》知识的人，都会在读他的喜剧、历史剧、悲剧、诗和十四行诗时，强烈地发觉他引述了数百次的《圣经》。英文系教授米耳瓦德宣称:“《圣经》里几乎没有一卷书不被莎翁在戏剧里用上一个字，或者一句话的。”亚利山大在《莎士比亚生活和艺术》一书的结尾处说道:“无庸置疑地，他娴熟改革宗教所通行的《圣经》译本。他并且特别喜爱圣公会祈祷书。”

《圣经》叙事遵循了“乐园― 犯罪― 惩罚― 忏悔― 得救”的模式，弗莱把这种模式称为U 形结构。起初上帝创造了人类和乐园，而人类却背叛上帝，招致惩罚;人们经过对上帝的忏悔，历尽种种磨难，最后又进人新天新地之中。因此可以说，《圣经》是由许多阶段性的悲剧组成的一部大喜剧，整体构思呈现出U 形特征。

莎士比亚的喜剧也主要遵循了这一模式。比如说,在《维洛那两绅士》中，普洛丢斯和瓦伦丁是很亲密的朋友。普洛丢斯出卖了瓦伦丁,几乎使他们的友谊破灭，但是由于瓦伦丁对友情的忠诚和宽容，他们终于重归于好,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情人回到家乡。《仲夏夜之梦》中有两对情人,因为父亲的干扰和男孩的背叛,她们都是心情低落，但因为奇妙花汁的作用，她们最后终于和好。

此外,《威尼斯商人》,《终成眷属》,《第十二夜》,《皆大欢喜》,《无事生非》,他们都体现了这一叙事结构。

3、莎士比亚的戏剧内容善用《圣经》的故事

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内容十分丰富，主要表现善与恶、生与死、爱与恨等，歌颂青春、爱情、自由等人文主义思想。但我们不能忽略《圣经》对莎剧的影响，我们只要选几例看一下，便可十分清楚。在表现善与恶的情节冲突时，莎士比亚往往用善人与恶人之间的冲突代替上帝与魔鬼之间的冲突。《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主要冲突是代表爱情、友谊和理想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与代表封建保守思想的两家家长之间的冲突。《威尼斯商人》的主要冲突是贪得无厌、凶狠歹毒的夏洛克与代表仁爱、友谊的安东尼奥和巴萨尼奥及鲍西亚等人之间的冲突。《威尼斯商人》和《一报还一报》将严厉和严慈融为一体，主张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内在的爱”，进而实施美德和善行。《李尔王》中所蕴涵的基督教倾向以及对《圣经》的引用和化用也不可忽视。

莎士比亚在他的剧作中用了许多出自《圣经》中的人物姓名，并将其与戏剧作品中的人物进行对比，或对作品中人物进行烘托和反衬。例如在他的《亨利四世》的第一幕第二场中，约翰・福斯塔夫说：“我是像约伯一样穷的，可是不象他那样好耐性。”这约伯便出自《圣经》。此处，莎士比亚借用约伯的名字提及了他的典故，从而衬托了福斯塔夫当时的心情，并且还收到了活泼圆转的艺术效果。

在《威尼斯商人》中，作者同样也用到了此种方法。在第四幕第一场里，女扮男装的鲍西娅以律师的身份出现在法庭上，她佯装严厉驳斥巴萨尼奥提出的变通法律条文的要求，让残忍的夏洛克在一片敌视的气氛中感到欣慰异常。他情不自禁的欢呼到：“一个但尼尔来做法官了！真的是但尼尔再世！”《旧约全书・但尼尔记》说，但尼尔才智过人，判案如神。在此剧中，当时在法庭上孤立无援的夏洛克突然听到同情自己的声音，欣喜惊诧中忙称年轻律师为但尼尔再世是很自然的。

莎士比亚是善用《圣经》中典故的大师，在他的戏剧作品中《圣经》典故俯拾即是。《哈姆雷特》的第三幕中哈姆雷特王子在想到人的堕落时多次提到魔鬼，这是《创世纪》中引诱亚当和夏娃吃禁果而遭贬谪的撒旦的别名。上帝盛怒之下把撒旦变成永远在地上爬行的蛇。原罪和蛇的典故在王子的言谈中被援用了。哈姆雷特说：“像我这样的人爬行于天地之间，所为何来？我们都是些彻底的坏蛋；一个也莫信我们。”在第三场中，杀兄娶嫂的国王克劳狄斯说道：“啊，我的罪恶呀，太秽臭冲天了；它蒙着人间最早最古老的诅咒：把亲兄加以凶杀。”这显然在说《圣经》中该隐的故事：该隐出于嫉妒，杀死弟弟亚伯，因而被上帝判处到处流浪，成为丧家之犬。

在《李尔王》中也运用到《圣经》中的典故。在第四幕第六场中，李尔王当时已被他的两个女儿所抛弃从而陷入了半疯的状态，他看着自己当时的潦倒又想到从到从前掌权时两个女儿对自己的奉承，这对比令他十分愤怒：“他们口口声声应答我‘是’和‘不是’！那样的应答可也不是敬神之道。”这句话也是饱含着《圣经》的典故。在《新约圣经雅各书》五章十二节中有这样一句话：“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

莎士比亚是英语文学中最优秀的代表人物。他是个语言大师，善于利用《圣经》故事，基督教教义等为自己的作品增加深度和意蕴，同时他生活在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基督教、《圣经》对他和他的作品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要真正的理解和欣赏这位戏剧大师的作品，读者必须的阅读并且熟悉《圣经》。

参考文献：

[1] G. Greer. Shakespeare-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2] J. Riches. The Bible-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3] W. Shakespeare. The Merchant of Venice [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P63.

[4] W. Shakespeare. Hamlet [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5] 王佐良,何其莘.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2.

莎士比亚的作品篇6

然而他真正的身份，却早在18世纪末就引起了人们的争论――

正说：斯特拉德福的商人――威廉・莎士比亚

几百年来，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认定，威廉・莎士比亚是位伟大的作家。

历史上的威廉・莎士比亚出生于1564年4月26日，卒于1616年4月26日，生命经历了整整52个年头。他的父亲是个目不识丁的手套制造商。在他4岁的时候，他的父亲被选为“市政厅首脑”，成为斯特拉德福――这个英国中部小镇的镇长。但是好景不长，莎士比亚13岁的时候，他的父亲经商失败，家道中落，这一变故直接导致了他辍学回家。

在此后的日子里，威廉的生活波澜不惊，甚至还多少有点儿郁闷18岁的时候，他和一位比自己大8岁的女性结了婚。21岁的时候，已经拥有了三个孩子。虽然这段婚姻并未带给他多少幸福的感觉，但是他依然算得上是位称职的丈夫和父亲。1 586年左右，他跟随一个戏剧团来到伦敦，从帮观众看马开始，逐渐成为剧团的正式演员。直到40多岁的时候。他在家乡买房置地，通过买卖谷物和地产维持生计。

如此看来，这位大文豪充其量也就是小学毕业的文化水平，除了自己的家乡和伦敦之外，没有到过其他地方。这也是他的身份遭受质疑的最重要的一点。排除他聪明伶俐、自学成才的那一部分，生活体验和人生阅历也是文学创作不可缺少的经验，仅在一个戏剧团里的所见所闻，难道就能让莎士比亚笔下写出那么多关于宫廷和上流社会、甚至包括外国风土人情的描写吗。

对于这个疑问，威廉・莎士比亚的支持者不屑一顾。他们认为，莎士比亚在戏剧团工作之余，不仅自学了希腊文、拉丁文和意大利文，还广泛阅读了各种书籍，在文学、历史、哲学等方面提升了自己的知识水平，加之平日里受到剧团的耳濡目染，这才渐渐地开始了自己的剧本创作。

如此看来，莎士比亚不仅直接跨过了“艺术源于生活”的那一阶段，而且还直接达到了“艺术高于生活”的层次。他不仅利用自己可怜的课余时间(约为8年，还要减去排练、演出、吃饭、睡觉、发呆等时间)使自己成为个多语种人才，还从书本(还有改编的戏剧)中，光霏着自己的理解和想象就创作了那一部部经典，在三十而立的年龄，一举成名震动英伦。

对于这样的人，无论放在什么时代，也只有那句“你太有才了”才足以表达我们的滔滔敬佩之情。

另外一个被怀疑者指出的地方是，威廉・莎士比亚在他52年的人生中，留下的书面文件寥寥，作为一个如此伟大的作家，在生活中也显得过于惜墨如金了。他曾经留有遗嘱，但也仅仅是说明房子和床的归属，对自己那庞大的文学版权由谁来继承的问题只字未提。更让人费解的是，莎士比亚逝世18年之后，斯特拉特福一个教堂里的墓碑上，雕刻了一幅他手拿一袋谷子的形象，而在100年之后，不知道为什么，这袋谷子变成了纸和笔。

传言：女王的私生子――弗朗西斯・培根

这种说法在一本名叫《莎士比亚密码》的书中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书中将莎士比亚作品的创作者直指英国著名的散文家、哲学家、科学家，同时也是一名政治家的弗朗西斯・培根。书中描写到，在莎士比亚著作的一些台词中，存在着明显的不合理和脱节，一位莎翁戏剧的狂热爱好者注意到了这点，通过研究，发现了那些不合时宜的斜体字、大写字和跳跃的词句，其实是培根在叙述自己无法公开的身世――他是伊丽莎白一世的私生子。同时也是真正的“莎土比亚”。

这个发现不仅颠覆了两位(培根和莎士比亚)名人的身世，还牵扯进来一个女人――伊丽莎白一世女王。这位女王在位期间，不仅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建立了英格兰在北美的殖民地，还鼓励发展商业。在她执政的半个世纪里，英格兰成了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而且，这位女王是深受英格兰民众爱戴的众所周知的“处女女王”。

问题复杂了。

“培根说”在英美曾经引起很大轰动，并且快速流行，但是很快就遭到反驳。据专家考证，伊丽莎白一世确实有一个私生子，但不是培根，那个孩子在西班牙度过了普通人的生，以至于后世没能留下他的名字。

再让我们来看看培根的生平吧。培根1561年出生在伦敦，卒于1626年，和莎士比亚基本生活在同一时代。他的父亲是伊丽莎白女王手下一名高级官员，他曾就读过剑桥三一学院。受到过高等教育。21岁的时候成为一名律师，23岁被选为下议院议员。

在我们的印象中，培根是教科书中有伟大成就，然而事实上却是：培根当之无愧是个工于心计的政客。在关键时到的背叛导致革命失败、好友被杀，使得墙根的人品受到了质疑。而他在生活中的挥霍无度，在官场上的收受贿赂，则给他的政治生涯埋下了祸根。1621年被封为子爵之后，他的境遇每况愈下，最终被政敌抓住把柄，不仅遭受了牢狱之灾，还最终被逐出宫廷。

相信是培根创作了莎士比亚戏剧的人，多半的理由是他受到过良好的教育，长期在王室担任朝臣，并且拥有不错的文笔。政治生涯并不一帆风顺的培根也的确看破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这些我们在他留下的哲学著作中便可以体会得到。

然而残酷的政治斗争给了培根人生的启示，却未必留给了他足够的创作时间。即便是一位哲学家，他每天也只有24小时可以利用。他要面对王室、政敌、法律文书、科学试验以及人生哲理……的确，在他人生的最后五年里，培根潜心于学术研究，但是很难想象，他可以利用这么短的时间创作出如此之多的戏剧作品。

疑点：地道绅士――爱德华・德维尔

在那张长长的被“提名”为莎士比亚人选的名单中，牛津伯爵爱德华德维尔这个名字越来越多地吸引了世人的目光。

终于，一个叫做“德维尔学会”的文学组织站出来表示：爱德华‘德维尔才是莎士比亚戏剧真正的作者，只有他才可以写出这些(东西)!

爱德华・德维尔1550年出生在赫丁厄姆堡。比威廉・莎士比亚年长15岁。但是他逝世于1604年，当时莎士比亚有三分之一的剧本还未能面世。那么，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深信这位贵族才是真正的莎士比亚呢?

如同那个年代陪伴在王室身旁的众多贵族一样，我们能推断出德维尔出生于个富足的家庭，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并最终成为一位风匣翩翩的绅士。事实上德维尔曾经就读过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并获得了两个硕士学位，周游过欧洲大部分地区，熟悉意大利的许多地方――众所周知，莎翁戏剧中有许多故事背景设定在英国之外的国家，比如意大利、丹麦。德维尔的贵族身份，使得他对宫廷和上流社会更是有着深刻的了解。

而这些背景，从乡下来的威廉・莎士比亚显

然是不具备的。

更重要的是，爱德华德维尔本身就是一名剧作家和十四行诗诗人，在1593年之前，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本名发表作品。

巧合的是，1593年，莎士比亚发表了他的第一部作品《维纳斯与阿多尼斯》，由菲尔德出版。更巧合的是，1593正之后，就再也没有署名为爱德华・德维尔的作品面世了。正所谓无巧不成书。倘若在1593年没有这一连串的巧合，这两个人的名字想必也不会被联系在一起。

由此人们推断，在那一年，在伦敦的某个地方。发生了一件足以改变世界文学历史的事情。出身高贵的爱德华・德维尔伯爵遇到了来伦敦实现追逐梦想的威廉・莎士比亚。于是，德维尔找到了替他发表那些充满讽刺和批判的剧作的人，而莎士比亚这个名字，从此也就成为一座丰碑。

至于德维尔辞世之后出版的那三分之一的莎士比亚剧本，很多人坚信，那是很早就已写好并被秘密隐藏起来的，也有可能是出版日期被搞错了。

支持者们列举了许多证据证明莎士比亚只是德维尔用来做挡箭牌的一个笔名。在当时，许多文学作品中部会涉及政治阴谋和统治阶级的腐败。如果被人抓住把柄，将会面临被监禁和处刑的危险，对于一个贵族来说，这无疑是不体面的。甚至会使整个家族蒙羞。

此外，许多研究过德维尔作品的学者认为，在他的作品中包含有同性恋倾向。在当时的宗教社会背景下，这种行为是大逆不道的。而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一些经典台词，也曾被指出有贬低女性地位之嫌。加之他们在德维尔用过的一本《圣经》中找到了许多被标记的地方，这些都曾出现在莎翁的剧本当中。由此，他们相信，爱德华・德维尔是为了保护自己，才使用了西士比亚作为笔名发表作品。而威廉・莎士比亚仅仅是个沾光的幸运儿而已。

威廉・莎士比亚的经历和他作品里展示出来的世界完全不沾边，这也是几百年来引得人们众说纷纭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讨论直接造成的结果就是，和莎士比亚同一时代的稍有名气的人几乎都成了被怀疑对象，其中不仅包括了上文中我们提及的两位，还有诗人克里斯托夫・马洛，外交官亨利・纳维尔爵士，一个五十余人的创作团体，甚至有人说莎士比亚根本是一个名叫玛丽・悉尼的女性

可以想见，这些争论还会持续很久，也许最终也不会有什么定论。

莎士比亚曾说：There is a hIstory in allmen's liyes(所有人的生活里都有一部历史。)

如今，在斯特拉德福的一座小教堂旁，威廉・莎士比亚带着那段不为人知的历史长眠于此，他的墓碑上这样写道：

“看在上帝的面上，

请不要动我的坟墓。

妄动者将遭到诅咒，

保护者将受到祝福。”

比起诅咒，还是让我们选择祝福吧，祝福在莎士比亚这个名字背后的那个伟大的灵魂得以永恒的安宁。

莎士比亚的作品篇7

关键词：钱穆；莎士比亚；尊古慕西

莎士比亚文学（下文简称“莎作”）在问世不到五百年的时间里，被不断阐释，高踞经典之巅，莎学研究已成为一门浩瀚的交叉性学科。人们对莎士比亚的赞赏与贬抑也使莎评者分成两个阵营：褒莎派和抑莎派（倒莎派）。海涅、歌德、屠格涅夫、黑格尔、梁实秋等人对莎士比亚赞佩有加，伏尔泰、托尔斯泰和钱穆等对莎士比亚的不屑与嘲讽也有其深刻的历史和心理渊源。在对莎士比亚的评论史中，评论者根据自己的需要改写莎士比亚，莎士比亚经常被当作例证来支持论者的观点或充当论者反驳他人的工具，这使得莎士比亚的符号意义和社会意义被放大，已经超出了戏剧和诗文的文学界限。当莎士比亚被评说的时候，说者总有自己的用意，借莎士比亚来说事也并不鲜见。“莱辛用他来打击伏尔泰，赫德尔用他来召唤‘狂飙’，雨果用他来与古典主义决斗，柯尔律治用他来为浪漫主义张目，普希金用他来清算前任导师拜伦，而别林斯基用他来为现实主义提供范例”。毫无疑问，莎士比亚更像是一个充满张力的符号，莎作自身意义的丰富性和阐释的开放性为后世种种合理的、荒谬的、矛盾的阐释提供了可能性。归根结底，莎士比亚是人文主义的伟大代表，莎作的精华就在于对人的书写，如杨慧林所言，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始终在书写一部“人”的历史，历史的底本正是文艺复兴的代表莎士比亚。莎士比亚以“性格为中心的创作，实质上反映着一种发现人类自身价值的新的社会意识”。中国的莎学史，尤其在早期的莎士比亚接受和研究中，莎士比亚的“人”学思想往往不被其评论者重视，相反，因为莎士比亚的指涉性和涵盖性，在脱离具体的文本谈论莎士比亚其人其作时，“莎士比亚”往往被当作一个文化符号，呈现出某种有趣的变异，成为抽象的西方文化的代表；而近代中国受西方压迫，不得不学习西方，对西方文化既欢迎又惧怕的矛盾也困扰着一些研究者，所以，他们对待莎士比亚的态度也往往不能用简单的赞成或反对一语定论。钱穆的莎士比亚观就是一个很具代表性的个案。钱穆作为一代国学大师，在中国传统史学和文化研究方面影响很大，由于钱穆坚守民族立场，被贴上了“保守主义”的标签，与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学衡派”一道成为文化复古的代表。

认为“吾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的学衡派以西方白壁德新人文主义眼光来“论究学术，阐明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其所强调的“中正”之眼光，针对国人媚西而提，学衡派倡导保存、发扬中国文化，但因其主将梅光迪、吴宓等都是留洋过的新派文人，他们对西方文化并不陌生，对莎士比亚也有所涉猎。吴宓在1922年的《诗学总论》一文中，谈到诗人的想象力时就以《仲夏夜之梦》为例，写道：“昔柏拉图谓狂有四种，而诗人居其一。而莎士比亚亦谓疯人、情人、诗人，皆为想象力所充塞。实乃一而三，三而一者。诗人凝目呆视、忽天忽地，无中生有，造名赋形云云，皆可互证也”。吴宓强调莎士比亚的高超艺术，莎士比亚在文学中对理论形象的诠释在吴宓看来可谓至言，在文学艺术层面上，即使处于新文化对立方的保守派也对西方文化持肯定态度，但如果要以西方文化取代中国传统，上升为意识形态层面的较量时，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感情的儒者多半反应激烈，拒斥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的全盘替代。学衡派就是以复古来对抗“全盘西化”。钱穆出于对中国传统的维护，对西学也充满了敌意，他说，“民国二十年，余亦得进入北京大学史学系任教，但余大体意见，则与学衡派较近。”钱穆所言的接近，主要指他们在反对白话文运动上的立场一致，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追求和努力上的一致。有趣的是，钱穆在批判西学时，总是以莎士比亚作为西方的例证来说明中国文化优于西方文化，在大家都对西方文化顶礼膜拜的历史时代，他成了一个抱残守缺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以莎翁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文明采取民族抵抗主义，成为“抑莎”的典型代表。关于钱穆对莎士比亚的评论，学界鲜有论及。

一、钱穆对中西文化的想象

钱穆曾回忆1937年游历西部时，和一位在慈恩寺种夹竹桃的老僧的对话，他诘问老僧为什么不种松柏，老僧回答：“夹竹桃，今年种，明年即有花可观”，钱穆听后感慨万千：在新旧中西转折之时，世人短视，追逐桃李，厌弃苍松，怎么不令人心痛？或许这是钱穆的一个隐喻来源，他用“苍松老柏与娇桃艳李”指涉中西文化的差别，中国文化温和仁厚，绵延悠久，仿佛厚重庄严的松柏，西方文化短暂肤浅，犹如热烈无常的桃李。钱穆也很重视中西文化的地理背景，认为中西文化各有其地缘性，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根本无法相融，“我的生命是我的，你的生命是你的，中国文化是中国的，西洋文化是西洋的”，在他眼里，中西文化甚至处于对立地位，西方文化是游牧型商业文化，具有很强的进攻性和扩张性，有深刻的“工具感”，偏于天人对立，讲求个人的自由和独立，其文化特性表现为“征伐”和“侵略”，文化精神着重“富强动进”，是一种外倾型文化；而中国文化是农业型文化，主天人合一，自给自足的生态模式养成了中国文化“安分守己”、“和平为重”、“温良恭俭让”的文化特性。西方推行帝国主义殖民政策是一种西方的“文化病”。他认为，在近代中国的转型时期，中国面对西方的帝国主义侵略，一没有抵抗力，二无法接纳融化，导致中国文化内部来不及调整，才造成了混乱局面。那么，面对西方的强势文化，中国是否应该俯首称臣，积极学习？钱穆认为中国完全没有必要学习西方。在钱穆看来，西方文化的入侵，是对中国文化的吞噬，是一场生死较量的悲喜剧，而中国文化超稳定结构的破坏也正是由于西力东渐的刺激，使国人盲目倒向西化，以为借西化就能崛起，他对此极其反对，认为跟着西方走根本不能渡过自身的文化危机，因为西方文化的核心精神“自由主义的希腊精神、国家主义的罗马精神和希伯来的宗教精神”的冲突致使西方自身也岌岌可危。正因为钱穆在中国传统中浸润至深，愈加怜爱传统文化，他更主张文化自身的内部调适，他认为要阻止中国文化衰落，必须守住传统，抛弃传统则文化灭，历史绝，民族亡。他甚至假设中国若没有外力干预，等待中国内部生长出变革变化的因子，也能慢慢走上富强之路。

相对于钱穆对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想象，对中西文化冲击的柔化处理不在少数，是历史的主流。梁启超曾预言：“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中西方文化融会在一起，创造出混血型的新文化，梁启超一切以“新”为宗，倡导中西交融，产生新文化，化育新国民，他的“迎娶”姿态展示了一种高昂、热烈、健康积极的文化自信。

胡适在《睡美人歌》中延续了梁启超以中西联姻喻中西融合的类比，中国这“东方文明古国，他日有所贡献于世界，当在文物风教，而不在武力，吾故日睡狮之喻不如睡美人之切也”，胡适将中国比作绝代美女，这招致了很多人的心理抵触，学者们从性别意识角度驳斥胡适对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放弃与其全盘西化思想的致命之处，认为胡适将中国比作女性，委身于西方是对中国文化主体的自卑想象与放弃，从胡适设想的“遣群侍”和“问新制”看来，东方睡美人并非被动地被西方，而是知耻后勇，殷勤地向西方学习，作为喻体的中国与西方的联姻依赖于大批中国学人向西方文明取经的努力，这个学习必须付诸行动，取到“起死之神丹”，才能度过生死危机，为“主君寿百岁”的中国梦就会实现。胡适这首诗，突出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良方的集体“借火”行动，从开始的“睡美人”到“主君”的用词，无意识中也发生了性别的隐匿，中国学习西方才能新生和强大的意味十分明显。

很显然，在中西文化碰撞的夹缝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不外乎欢迎、抵抗、不趋附不否定等，梁启超和胡适虽然都对中西融合持乐观态度，但他们都站在以西方文化回报中国文化的角度，试图挽救处于弱势的中国文化，以调和中西为目标，期望中国文化后来居上。梁启超称西方的民族主义为“民族帝国主义”，所以，对近代中国来说，最紧要的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步入现代民族国家序列，赶超西方民族国家。而钱穆时时不忘指出西方国家的帝国本性，他说，“最近一百年内，中国表现得处处不如人。在此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狂潮正值高涨时代，几乎无以自存。”可以看出，西方庞大“帝国”在与中国“国将不国”的对峙中，以极大的优势战胜了中国，国人西化，失去理性，势难阻挡。对于西方国家的帝国本性，尤其是莎士比亚所属国的侵略性，钱穆进行了痛心疾首的呼告。钱穆认为西方暴力地入侵了中国“安足”的陶醉，而其本身是以“富强”、“侵略”为目的的，所以，中西文化根本不可相融。英国作为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对资本主义的武力征伐负有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钱穆对西方文明和英国文化的态度非常明确，那就是认清其侵略的野心和面目，不可动摇。接纳西方文化，中国就有亡国的危险。除此之外，钱穆还分析了英国文化的弊端。他认为，英国的现代文化可以从其历史演变而看出，如西敏寺代表曾经的“神权”，白金汉王宫代表近代专制的“王权”，国会代表现代“民权”，这就是西方文化“外倾性”的表征，是西方文化物质形象化的例证。在钱穆看来，西方的“外倾”劣于中国的“内倾”，西方文化“外倾”的表现是突进、扩张，倾向于求外在表现，即“文化精神之物质形象化”，这种定型的外化如建筑等，会使人感到压迫、被征服、灵性窒息、生机停滞。这些感性的表述，正是钱穆在面对西方文化入侵时的心理感受和情绪，有一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理，是一种下意识的本能抵抗。钱穆对西方文化的器物、制度等反驳是为了剖析西方文化的侵略本质，担心中国文化在的西方政治殖民和经济欺压裹挟下沦陷。

二、钱穆对莎士比亚的想象

由于中西文化观的不同，莎士比亚被中国知识分子赋予了不同的内涵，附加了不同的符号意义。钱穆虽然不熟悉西方文学和莎士比亚原作，但只要例举西方文学，就经常引莎士比亚为例指出西方文学的不足，反对西方文明取代中国传统的钱穆自然成了少有的“倒莎派”，相较于托尔斯泰、伏尔泰等人激愤的贬抑，钱穆的点评温和之极，总体来说，他对莎士比亚的态度有以下几个面相。

首先，否定莎士比亚。抓住莎士比亚身世不详的争议点，钱穆提出“欲求在中国文学史中找一莎士比亚，其作品绝出等类，而作者渺不可得，其事固不可能”。钱穆从根源上否定莎士比亚，既然莎士比亚的身世存疑，国人仰慕子虚乌有的莎士比亚就显得有点盲目。退一步说，“只因有了莎士比亚的戏剧，他才成为莎士比亚。也是说，他乃以他的文学作品而成为一个文学家。因此说，莎士比亚文学作品之意义价值都即表现在其文学里，亦可以说是表现在外。这犹如有了金字塔，才表现出埃及的古文化来。”西方文学是人生和文学分离的典型，其不足就是单论作品，不管作者，与立德、立功、立言无关，钱穆认为这也是“文化精神之物质形象化”，是一种“外倾性”文学，失去了文学的纯粹性，不足取。中国学习西方文学，背离中国传统，就会有学术和人生分离的危险。钱穆认为作者是作品的灵魂，只有人文合一的艺术，能从作品中推寻作者的艺术才是不朽的。“凡中国文学最高作品，即是作者的一部生活史，也可以说是作者的一部心灵史”，“言与辞，皆以达此心”。中国文学历来讲究“知人论世”、“文心”、“载道”、“言志”，作者的意义和价值甚至高过作品。在钱穆看来，屈原、陶渊明、杜甫等文学与人生合一的文学是文学的最高境界，是不朽的文学，“即作品与作家融凝为一”，“文与人一，其人亦在文中”。因为，“文心即人心，即人之性情，人之生命之所在。故亦可谓文学即人生，倘能人生而即文学，此则为人生最高理想、最高艺术”。显然，钱穆用中国文学观念衡量西方文学有一定偏颇，但他不顾自己言论的失衡，执拗地将对莎士比亚的批判导向对西方文学的批评，否定莎士比亚，是为了否定西方文学，这也是他的旨归所在。因为西方治学，可以不问其人，所以“西方人为学，非学为人，仅重知识信仰，而可离于人生。”“学术愈进步，而人生则益争益乱，永不能达于大同太平之一境”。钱穆展示了以莎士比亚否定西学的用意，他的否定中潜藏着一个诘问：相比中国传统文学等而下之的西学，对人的内在生命没有提升作用，让文人沦为职业文人的工具化西学难道值得国人追捧吗？

其次，贬低莎士比亚。钱穆评论莎士比亚有破有立，莎士比亚并非国人应该学习的典范，那么国人应该师法什么？钱穆在树立文学样板的同时，极力贬低莎士比亚。他首先将莎士比亚和同时代的中国文学家归有光比较，“英国莎士比亚与我明代归有光同时代而略晚。归氏善写家庭生活，琐情细节，栩栩如生。至今读之，犹如活跃纸上，尚能深入人心。莎氏则身世不详，至今在英国人无定论。”在民国49年的一次演讲中，钱穆曾激赏归有光懂得文学真趣，获得古人真传，提出归有光的小品文，主要是为了反对五四时期文学的讨伐之气和大口号、大理论。他多次肯定归有光的为文、为学，号召今人要先学习古人的为人。拈出归有光，或许仅仅因为他与莎士比亚时代相近，至于莎剧和归有光的文字细部的比较，钱穆并没有深入，只是以归氏文字打动人心贬抑莎剧没有灵魂。钱穆贬低莎剧的第二步是指出莎剧缺乏教化功能，他举《秦香莲》和《西厢记》为正面例子，反衬莎剧不足，他说“中国戏剧仍富诗情，寓教育感化之意多。而西洋恋爱小说与戏剧如《罗密欧与朱丽叶》之类，惟富刺激性，无教育感化之意义可言。”钱穆列出中国传统经典剧目与莎剧抗衡，对莎剧用离奇的故事吸引观众很不屑，认为这都是技巧层面的心机，应该否定。那么中国有没有比莎剧高明的戏剧？钱穆自然要给国人开出剧目，中国不必慕西，因为中国也有可与莎士比亚媲美的艺术，比如“昆曲仍尚流传，较之歌德与莎翁，影响深远，当犹过之。今日国人则唯歌德、莎翁是崇是慕”。至于昆曲比莎剧高明之处，钱穆没有详述，只是泛泛论及其剧情表演曲折，剧辞组织典雅等优点。在对莎士比亚的贬低中，钱穆不断流露出对国人崇洋、自我菲薄的不满，指责民国以来中国学人一味慕西的浅薄。

第三，褒扬莎士比亚。钱穆对莎士比亚少有的赞美集中在《中国民族之文字与文学》一文中，文中他承认莎剧是经典，认为莎剧具有永恒性。“如英美诸邦，入其乡僻，亦复拼音不准确、吐语不规律者比比皆是。彼中亦自有高文典册，虽近在三四百年间，即如莎翁戏剧，英伦伧粗，岂尽能晓？”“故西方文学之取材虽具体就实，如读莎士比亚、易卜生之剧本，刻画人情，针砭时弊，何尝滞于偏隅，限于时地？反观中土，虽同尊传统，同尚雅正，取材力戒土俗，描写力求空灵，然人事之纤屑，心境之幽微，大至国家兴衰，小而日常悲欢，固无不纳于文字。则乌见中土文学之不见个性，不接人生乎？今使读者就莎士比亚、易卜生之戏剧而考其作者之身世，求见其生平，则卷帙虽繁，茫无痕迹。”这两段话，具有明显的所指性。第一段话反对“兴白话”，一方面是因为对古文的依恋，一方面有其士大夫的精英心理基础，举莎剧作为经典，把莎剧当作雅文学的典范，是为了反对废除汉字的思潮，激励当局普及教育，提高民众阅读能力，增强对中国文字的信心。第二段话先扬后抑，举莎剧的超时空与创新性，反衬中国文学的处处着实、亲附人生又超时空的无可比拟优势。

可以说，钱穆对莎士比亚的态度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他对莎士比亚、西方文化的否定、贬低都不够严谨。比如，为什么西方的建筑是其“文化精神之物质形象化”，而中国的不是呢？莎翁的身世的确存疑，但是关于莎氏的传记和年谱数不胜数，而他只抓住身世不详的说法不放，为什么昆曲比莎翁影响深远？这些观点，都需要有力的资料佐证，钱穆基本上只陈列观点，不深入论证。虽然屡屡言及莎士比亚，但浮光掠影，总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莎士比亚成了一个工具和符号，成为他论述的由头。钱穆对莎士比亚否定和贬低的观点发表于《中国文学史概观》与《晚学盲言》中，对莎士比亚的正面褒扬集中在民国31年发表的《中国民族之文字与文学》中，时间相距30多年，那么，他早期对莎士比亚的褒扬又是出于什么原因？经历了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后，钱穆认识到，中西文化交融的美景一不小心就会变成文化侵略的现实，根子在于防止国人将“趋新之论转为扫旧”，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界就有以钱玄同、鲁迅等为代表的废除汉字呼声，表达接受世界文明的愿望。在钱穆看来，中国在经济政治上受到异族压迫，如果文字也被西方同化，等于成全了西方的文化侵略阴谋，无异于是中国传统的毁灭，将连绵的中国历史和文化斩断。钱穆认为文字是中国文化的根，文字若消亡了，中国也就陷入危机，他将莎剧作为雅言的代表，雅言是保存传统的载体，而用雅言写作的作品是应该被珍视的。只要提高教育水平就可以让人人都能读懂雅文学，传统就会继续传续，所以他反对废除汉字，褒扬莎士比亚，并非出于真正心仪莎剧，而是借莎士比亚言中国之事。

20世纪80年代，钱穆到了晚年，台湾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政治上开始向西方靠拢、过渡，大陆实行了改革开放，打开国门接受西方文化，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又一次受到冲击，钱穆忧愤有加，他认为，失去本民族的传统，就失去了民族尊严，因为“文学开新，是文化开新的第一步”，文学是文化的排头兵，所以，钱穆又开始攻击西学，否定莎士比亚，把中西文化和文学作比，目的是要宣扬中国文化的博雅精深，曝光西方文化虚构俗陋，以期警醒国人切勿蔑己。

三、作为符号的莎士比亚

钱穆对西方文化和莎士比亚的评论大多是断语式的粗泛而谈，只揭示本质区别，不做分析，缺乏基本的逻辑性。他将莎士比亚作为西方文化的代表，进行中西比较，把中西文化作为完全不可调和的对立文化，强调中国文化和谐、内倾、厚重、不朽、灵性等优越性，恐惧中国文化的断裂，他守护传统文化的情感也让人动容，但他对西方文化弊端的言辞也显得有些随意和情绪化。钱穆用莎士比亚做例子，其实是用莎士比亚做工具反驳西方文学，他不断用西方文学概念偷换莎士比亚，于是，莎作与其人分离就是西方文学作者与作品分离，凡他论及莎士比亚的不足，那就是整个西方文学的不足。可以说，莎士比亚在钱穆的话语中就是西方文学的代名词，而钱穆批判西方文学是借批判莎士比亚来完成的。钱穆主观地设定了文学的高下之分：中国文学优于西方文学，归有光作品超过莎作的价值。为什么钱穆对莎士比亚有如此评价？为什么钱穆会武断地下结论？钱穆对莎士比亚到底是什么态度？

钱穆不通西文，傅斯年曾说钱穆有关西方欧美的知识尽从读《东方杂志》得来。《东方杂志》是东西文化大论战的重要阵地，也是以中国文化的守卫者著称的，钱穆的阅读选择具有心理认同基础。莎士比亚作为一个抽象的名词在钱穆言论中出现不下十次，除偶尔提到《罗密欧与朱丽叶》等之外，其他莎剧几乎没有被提及，可见，钱穆对莎翁的了解出于其名气，对莎剧故事有所耳闻，但深入的阅读不够，莎士比亚在他看来成了西方文明的化身，就算把莎士比亚置换成歌德、雨果等，也不影响他的基本论断，他的褒莎、贬莎、抑莎都指向西方文化，目的是要国人敝帚自珍、返本开新、创新国家民族文化。

钱穆一生与白话文运动有歧异，作为边缘学者的钱穆曾专赴小学任教，在这之前白话文其实已经势不可挡，据统计从1900年到1911年共出了111种白话报。前期的铺垫使白话文很快占据主导地位，其普及速度也大大超过了胡适的预期，“说到中国革命，我是一个催生者。我们在1917年开始（这个运动）的时候，我们预计需要10年的讨论，到达成功则需要20年。可是就时间上来说，现在已经完全成熟了，这要感谢过去一千年来无数无名的白话作家！我们在一年稍多一点儿的时间里，激起了一些反对的意见，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就打胜了这场仗……在我推行白话文运动的时候，对我帮助最大的，是我从小所受古典的教育”。虽然胡适肯定传统的力量，但新文化运动是在“进化论”的背景下进行的，文言文自然成了历史前进的绊脚石，而在保守派看来，复兴应该从旧传统中寻找资源，新文化运动就是全盘西化的代名词。钱穆认为“民初以来，争务以白话诗，然多乏诗味。又其白话必慕效西化，亦非真白话”。在白话文运动如火如荼的时代，他却未如林纾一样挺身攻击白话文运动，而选择了沉默，此后一生他孜孜在念对白话文的不满，在《晚学盲言》中多有感慨。钱穆一直主张返本开新，从传统中求变，为此，钱穆提倡开展一个“旧文学运动”。“中国要变，第一步该先变文学。文学变，人生亦就变。人生变，文化亦就变。我们想要来一个中国旧文化运动，莫如先来一个中国旧文学运动。不是要一一模仿旧文学，我们该多读旧文学，来放进我们的新文学里去。尽可写白话文，但切莫要先打倒文言文。今天我们不读古书、不信古文，专一要来创造新文学、创造新人生，这篇文章似乎不易作”。钱穆认为，不能将西学与新学划等号，“新旧只是一名词分别，就时间言，今日之新明日己成旧。就空间言，彼此两地亦必互见为新”。这个具有哲学意味的辨析固然有几分道理，却忽视了西学带来的冲击。钱穆潜意识里将莎士比亚看作西方先进文明的符号，他也附和主流声音对莎士比亚的推崇，所以，即使贬莎，也是在承认莎翁盛名的前提下进行的，在谈论新文化运动时，他对莎士比亚的态度以褒扬为主，对莎士比亚的肯定，暗藏着一个质问，那就是，既然国人都倾慕莎作，一心向西，那么西方人尊古、尊崇莎作，难道我们不应该学习吗？为什么对西方人珍视传统视而不见呢？“又如莎翁乐府，乃西方四百年前事，国人亦研赏不辍。何以在西方尽古尽旧都足珍，在中国求变求新始可贵。此恐特勇时风气，非有甚深妙理之根据”。这个观点和林纾如出一辙，对莎士比亚的矛盾态度，能看出钱穆因西方文化压迫的自卑而生出的自尊意识，借批判莎士比亚批判西方文学文化，借褒扬莎作批评中国人妄自菲薄、惟西方马首是瞻，告诫国人应该学习西方尊古的传统，学到西方文化带来的富强力量，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遗憾的是，钱穆的莎评尚未深入到莎作肌理，莎士比亚只是他言说自己思想的外衣，莎翁对“人”的书写未能为他提供新的思想资源。

钱穆以为“今日我中国人之自救之道，实应新、旧知识兼采并用，相辅相成，始得有济。一面应在顺应世界新潮流，广受新世界知识以资对付；一面亦当于自身历史文化传统使中国之成其为中国之根本基础，以其特有个性，反身求之，有一番自我之认识”。钱穆也没有拒斥西方文化，或许文化融合必须经过“全盘外国化”的阶段。可以看出，无论支持或反对白话文运动，新文化运动时的知识分子目的都是为了救国，救民族，救文化，都是探寻现代中国发展的不同价值取向和路径。鲁迅、胡适、钱穆都是思想界的旗帜性人物，他们在性格、文化选择和政治立场等都有差别，但都“放眼世界，关怀人类”，面对中西文化的交汇，不管是胡适的“充分世界化”，还是鲁迅的“拿来主义”这种以开放心态接纳西方的“向外吸收型知识分子”，或是钱穆这种文化守成者的反应，都具有极强的民族主体意识，他们共同建构着超越时代的中国文化，探索着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方向。

在这种探索中，“立人”、“立国”是绕不开的话题，莎士比亚作为西方的经典也参与到这个过程中，中国学者对莎士比亚的不同态度，源自其对西方文化取舍与精神取向的差异。“立人”是“立国”的根基，梁启超对“少年”的重视，鲁迅呼告“救救孩子”，胡适倡导“个人主义”等都是“立人”呐喊，也是对寻找中国未来的努力。钱穆对传统文化塑造人的“立人”功能十分看重，他认为理想的国民必须对本国的历史文化有充分的了解，不能忘本。因为历史文化就是一个国家“民族精神”的表现。国家民族的独立有待于传统文化精神的复活，个体只有对传统有了深厚的依恋，才不会盲目迷信西学。对理想国民的描绘，钱穆还是以传统儒家的“人人皆可为尧舜”勉励国人要“日新其德”，完成“立人”。

莎士比亚的作品篇8

关键词：莎士比亚  曹禺 人文主义 影响

一

人文主义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产物，代表着那个时代的进步思潮。人文主义的世界观跟中世纪的意识形态，首先跟天主教会是根本对立的。人文主义者宣称：生活的主要目的不是像教会所教导的那样，为人准备来世的生活，而是对此地人间作合理而正确的安排。如果说教会教导人们把一切思想专注于对上帝的了解，那么人文主义者就主张，人们所主要关心的应该是人的本身。

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代表作家，也是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他的戏剧深刻地、多层次地、多视角地描写了他的时代，关注着各个阶层的人们，成为文艺复兴时期社会生活的最充分的 艺术 上的反映。人文主义精神是莎士比亚高举的旗帜，他不仅揭露了垂死的封建制度的丧绝人性，同时也暴露出新兴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种种恶习。在作品中，莎士比亚肯定人生，赞美人生，主张人有争取幸福美满生活的权利。他倡导人性的解放和自由，反对一切形式的封建桎梏，谴责资本主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对于妇女的解放和女性有权追求爱情幸福的肯定，是莎士比亚的作品中人文主义精神的光辉体现。莎士比亚笔下流光溢彩的女性形象，都不再是中世纪文学里的玩偶，而是有着独立的人格和鲜明的个性的大写的人。在他的悲剧作品中，莎士比亚更是张扬人文主义思想，歌颂人文主义理想，展示人文主义的理想同黑暗现实的冲突和斗争，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李尔在暴风雨中对社会罪恶的控诉，哈姆雷特在生死问题上的独白，泰门对资本主义社会黄金罪恶的谴责，这些著名诗章都是作者人文主义思想的精彩表达。

曹禺被誉为“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话剧艺术的天幕上升起的一颗璀璨耀目的明星”，是中国现代戏剧的开拓者和杰出代表。在创作生涯中，曹禺不仅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更广泛吸取了西方戏剧的精髓。早在读中学时，他便开始接触西方戏剧，到了清华求学期间，他更是系统地学习了西方戏剧的 发展 史，从古希腊悲剧到现代的易卜生、奥尼尔，从莎士比亚到契诃夫、高尔基，他流连于世界艺术的长廊里。曹禺曾说，外国剧作家对他的影响较多的，头一个是易卜生，第二个就是莎士比亚。曹禺不仅用诗一样的语言翻译了莎剧名篇《罗密欧与朱丽叶》，同时也学习、借鉴了莎士比亚戏剧的诗化语言和莎剧生动的故事情节及复杂、丰满的人物刻画。更为重要的是，贯穿在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文主义精神，成为影响曹禺戏剧观的重要因素。曹禺的戏剧深刻集中地表现了反封建与个性解放的主题，有力地冲击了封建主义与黑暗社会，成为五四新文学领域的一座高峰，这与西方人文主义思想对其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五四时代精神在新文学领域的表现就是涌现出反封建与个性解放两大基本主题，这也是莎士比亚戏剧的两大基本主题。据罗昌智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资料》介绍，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内的几乎所有作家都为此歌唱过。“左联”时期，左翼“剧联”领导下的剧作家已把创作重点移到工人、农民的阶级斗争与抗日斗争内容上去，这当然是戏剧文学的一种新发展，但反封建与个性解放这个反映时代、社会要求的重要主题，在戏剧方面还未产生一部代表作。1934年曹禺发表《雷雨》，在这一领域异军突起，此后，《北京人》等又深化了反封建主题。正是由于《雷雨》、《日出》、《北京人》等一部接一部反封建、倡导个性解放、富于人文主义情怀的剧作的问世，曹禺才赢得了“中国的莎士比亚”的美誉。

二

人文主义理想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冷酷客观现实产生的剧烈冲突是莎士比亚悲剧的主题。莎士比亚创作的第二个时期(1601--1608)是他戏剧创作的高峰期，也是他的思想和艺术成熟与深化的阶段，他的四大悲剧全都诞生于这一时期。此时正是伊丽莎白女王逝世和詹姆斯一世统治的初期，英国社会各种矛盾开始激化。王权与资产阶级间的联盟开始解体，资产阶级与君主专制的矛盾开始尖锐化，资产阶级革命开始酝酿。在宗教方面，清教徒认为伊丽莎白女王的宗教改革并不彻底，认为英国的教会是反基督的，对此内心强烈不满，而伊丽莎白则一心维持当时的英国教会，迫害清教徒。詹姆斯一世即位后，一方面继续迫害清教徒，维持教会的封建特权，另一方面，则强调所谓“君权神授”，认为自己是国家与人民的最高及绝对的统治者，要求教会、国会和政府都必须听命于他，这就加剧了王权与资产阶级和国会的矛盾。此外， 农村 圈地运动的加速，使农民生活日益贫困，这也加剧了王权与人民群众的矛盾。正是在这样一个 历史 背景下，莎士比亚看清楚了理想与现实的鸿沟，他接触到的英国社会现实越来越残酷，人世间种种邪恶令他震惊：统治阶级倒行逆施，社会恶势力横行，人民备受压迫，罪恶得不到惩治，正义得不到伸张。这一时期的莎士比亚在作品中表现得最具批判性，反封建与反资本主义使得他的作品具有深刻的现实主义意义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在《哈姆雷特》里，年轻的主人公丹麦王子哈姆雷特是一个有理想、有魄力、好思索的人文主义青年，他诚实、坦率、追求高尚的道德与美好的情操，憧憬着美好的未来。然而残酷的现实将他的理想王国击个粉碎，使他从平静、和谐的美好世界中惊醒，他不得不面对丑陋的现实。当他因为父亲的死亡回到丹麦王宫时，发现宫廷已变成了“监狱”，整个丹麦王国都变成了监狱。在这座监狱里，是非颠倒、善恶不分，谋杀者高居王位之上，阴谋家、野心家飞黄腾达，纯洁的友谊受到嘲讽，神圣的爱情遭到背叛。按别林斯基的说法，哈姆雷特看到了“关于生活的理想和生活本身完全不是一回事……信心曾经是哈姆雷特的生命，而现在这个信心却被毁弃，或者至少在他身上大大地动摇起来——原因何在呢?——原因在于他所看到的世界和人并不是如他所向往的那样，而所看到的只是它们实际的本来面目……”由此可见，哈姆雷特的悲剧和痛苦，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而是莎士比亚所代表的整整一代人文主义者的悲剧和痛苦，是人文主义的理想与“颠倒混乱的时代”之间的冲突。

《李尔王》则是通过另一则家庭悲剧，向读者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伪善的人伦关系。在《雅典的泰门》一剧中，莎士比亚更是一语道破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金钱的本质”及其对人类社会的腐蚀。在这两部剧中，莎士比亚为我们展示了人文主义理想与黑暗现实的剧烈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