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高考范文

异地高考篇1

新闻回顾：山东省近日宣布，从2014年起允许高中阶段有完整学习经历的非户籍考生在流入地参加高考，一石激起千层浪，这无疑让呼唤已久的异地高考政策有了可执行的路径。而在刚刚闭幕的两会上，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明论文联盟确回应，异地高考改革方案将在十个月内公布，并表示，教育部“目前正在和上海、北京等地研究”。

异地高考大争论

你支持异地高考吗？

对于异地高考的意见分成两派：外地家长都很支持，但很多本地人不满意。庞大的网民和专家们也各执己见。

1.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方平：异地高考放开后，人口可能会由录取分数高的区域向录取分数低的区域迁移，一是北京、上海这类城市，二是民族地区。改革有一定的风险，在决策前必须经过充分的讨论。法律、政策必须细化，对不同的情况加以甄别，跟随父母工作而定居异地的孩子的上学问题要解决，但高考移民必须制止，否则会引起新的教育不公平。促进公平还有其他办法，比如国家可以给欠发达地区、农村地区的考生一定的加分；改变一考定终身的方式，增加考试机会引起随迁子女高考难题的根源在户籍制度，而在改革过程中，资源配置的不均衡才是导致人们趋利行为的主要动因。高考改革不是独立行军，教育的发展还要依靠资源投入、社会保障、监管制度等各方面的支持。

2.北京学生家长：现在我身边有一些外地的家长，来北京是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基础教育，因为开销很大，他们中大部分是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一旦允许异地高考了，可能会有更多的人涌进来。大学录取率、分数线肯定要产生变化，但不仅是教育资源紧张，人口膨胀带来的交通、住房等其他的问题更难解决。

3.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段成荣：根据我们的调查，辽宁、陕西、福建等八个省份对考生有户籍、学籍的双重要求，如果学生一直跟着父母在外地上学，就连回原籍高考的资格都没有了。所以解决随迁子女的高考问题，非常重要、非常紧迫，非解决不可。我们要探索的是如何规避可能出现的不利影响。高考移民和随迁子女其实可以区分。我们把学生和家长联系起来，比如把学生的学习时间和父母的就业、社保年限联系起来，有三年或五年的要求；而高考移民大多是父母把孩子单独送到外地去高考，而他们还在原来居住的地方工作。招录制度应该随之进行改革，招生名额要根据本地户籍考生与异地考生的总和来定，学生的教育经费、补贴也要跟着调整。

4.专家陈：北京现在的有关购房、购车的限制，也可以用在高考上。我们也希望孩子能得到公正的待遇，而不要被高考移民钻了空子。

5.北京学生家长朱女士：从大的方面看，这是件好事。我相信北京孩子是不怕跟外地孩子竞争的，与其拦着不让别人来，还不如把自己的孩子培养好，孩子们需要更积极地学习，我们有信心。

异地高考破局在即

改革开放30多年，市场经济大潮裹挟着人们四处流动，然而，脱胎于计划经济的教育体制、高考体制却远远滞后于时展，使得流动人口子女一度无法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现在这个问题虽逐步得以解决，却也使得另一个问题更加凸显：流动人口子女无法在流入地参加高考，高考之前他们必须回到户籍所在地报名。由于各地基础教育使用的教材不一致，流动人口子女回老家参加高考往往“水土不服”，难以考取好成绩，故而，很多流动人口只能将子女留在老家接受基础教育，“留守儿童”由此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另一方面，各地高考录取率、录取分数线相差巨大，为了考上大学、考上好大学，一些人通过各种途径迁移户口，甚至不惜弄虚作假，以求让子女在异地参加高考，“高考移民”由此成为另一个社会问题。

让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平等参加升学考试，达此改革目标确实有很多困难，正如教育部有关负责人所言，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参加高考问题，涉及高考制度、户籍制度，加之各地上大学机会差异较大，解决这个问题“相当复杂”。外来人口子女在某地参加高考，势必会“分享”当地人口子女的升学机会，亦即影响户籍人口的既得利益。当改革影响千万普通市民的利益之时，他们会答应吗？他们会以平等眼光、平和心态看待外来人口及其子女吗？恐怕很难。要知道，各地封堵、查处“高考移民”的主要动力，其实也是来自户籍人口的强烈反响。

但只要改革开放仍将深入，只要市场经济仍将发展，那么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升学问题就必须加以解决，不管解决这个问题有多么困难，我们都要知难而进，闯出一条路来。

异地高考篇2

地 点：湖北荆州市沙市中学高三（7）班

主持人：王宏锐

正 方：易禹开 李沛灵 李 国 指导教师：潘 磊

反 方：孙维婧 黄瑞文 叶 凡 指导教师：肖蓁蓁

主持人：从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开始，高考已远远超越了人才选拔性考试这一本身含义，它逐渐与每一个人建立起密不可分的联系。三十多年来，高考在改革与求索中前行。江西籍上海考生占海特因不满沪异地高考政策，选择辍学，成为上访者中年纪最小的一位。今年，继北、沪、粤三地相继出台异地高考政策后，这一话题再次进入公众视野。今天，我们就“开放异地高考政策好不好”这一主题展开辩论。根据规则，先请正方一辩易禹开同学陈述观点，时间为2分半钟。

正方易禹开：尊敬的主席，对方辩友，你们好。我方观点是“一线城市应当放开异地高考政策”。大有益处。理由如下：一、考生与海特只是引发这场舆论纷争的导火索，事实上，对于异地高考政策不公平的看法早已存在，而她的勇敢维权点燃了已经四泻的思想“煤气罐”，使这问题得以坦荡地展现，我们有理由也有责认去揭开隐藏其后的巨大矛盾，并自觉捍卫“占海特们”的权利；二、高考在现代社会承受了太多其不该承受的压力，教育也是如此，走得太远，过分地期许高考后的胜利果实让大多数人忘了高考的真正含义.这让我们反思：为何交纳同等税收却不能享有同等权力？占全喜一家在上海工作7年，因“超生”这一项违规，几乎一票否决了他们的户籍权力，既然落户依靠打分制“票否决”的存在本身就是草率而不公的。而现在异地高考政策给了我们一个改变这个问题的契机，所以我方支持异地高考。陈述完毕，谢谢。

反方孙维婧：尊敬的主席，对方辩友，你们好。我方认为：一线城市不应放开异地高考政策。在这场舆论舌战中，我们发现讨论的最多二字是“公平”。我方认为“公平”二字自有千钧之力，但理应建立在符合实际的条件之下，乌托邦式的公平如空中楼阁独自悬空，毫无力量。举例来说，之前中国兴起的“”运动就是为了追求绝对意义上的公平，显然时间证明了其错误的思想。由此看来，“公平”当是接着地气的，任何主观的怜悯和同情都是思维上的冲动。而目前开放的异地高考政策实际上仍有很大的限制，就像是带着镣铐舞蹈的人，其实际惠及的民众必然较少。而且大多异地高考的开放政策条件仍然十分苛刻，其有效性也会随之减弱。

正方李沛灵：对方辩友，一群戴着黑色口罩，上面印有“M”的自称“手和认识”举着奥特曼的手势对准占家，高呼“上海不要外地蝗虫”这种攻击性的言论反映出的还在于对外地人的怨怒。因为异地高考政策明显地触及到了城市原住民的利益，因此才造成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随迁子女回原籍高考的现状。也正因为如此现在出台的异地高考政策正是改变这一窘境的契机。

反方黄瑞文：“资源共享”是一个听来再美好不过的词，但世上没有脱离条件而单独存在的事物，我们必须限制异地高考，这也是为了另一部分人的公平。再者，大多数人北上京南下广，随迁子女达27003，中西部地区生源锐减，影响的不只是一个家庭，而是一个庞大的地区。而现在的改革时间尚短，各地资源分布不均的现状依然存在，而异地高考的政策出台步履维艰，也注定不可能会走太远，直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正方李国：如你所说，随迁子女众多，而地域性的歧视使这一教育问题戴上政治色彩，若不积极推行改革，既得利益者洋洋自得，受到人身伤害的外地人心有不甘。让我们来看看上海的户籍制度，居住证分A类和C类，A类是提供给常住居民，C类提供给通过人才引进渠道为上海引进人才的外地人。作为民工或个体经营商，需要面对的是严格的打分制甚至一票否决制的残酷现状，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门槛”政策，实在难以逾越。众所周知，主京、沪、粤师资力量强大，教育资源丰富，为何在提倡合作的今天不能做到资源共享？

反方叶凡： 正方辩友，现在在放开异地高考政策的情况下，很可能由于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将有大量人口因其诱惑而移民沿海发达城市，对人口密度本就十分大的城市如北京，上海，广东，带来巨大压力。如交通、医疗、环境，这些问题随之而来，一旦，某方面超过负荷，城市系统即使不瘫痪，也必将影响它的发展。综上所述，我方认为不应该放开异地高考政策。

正方李国：对方辩友，我方认为现在开放的不完备的异地高考政策只是权宜之计。我们需要更完备的高考政策。但前提是社会的和谐与社会资源的的有效利用。但是当前的情况下我们无法找到一个可行的方式去解决所有问题并改善这个现状。但是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好社会环境和契机让我们来制定一个更好的异地高考政策。

反方黄瑞文：不知道你们是否注意到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开放异地高考政策应该如何开放，在什么范围内开放，向那些人开放，是局部开放还是整体开放。而在刚刚实施的异地高考改革政策中，我们没能看到这样一个具体而微的计划，我想这正是它的局限性所在。

正方李沛灵： 反方辩友，全国高等教育选拔性考试，其本义乃是为国为社会输送人才，试问人才有地域之分吗？考试只是提供一个平台去展现他们的能力，若强行剥夺他们在受教育地参加考试的权利，这些寒窗十年的学子的痛苦谁去体谅？

反方叶凡：大城市人口恶性膨胀必然催生新的限制标准！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统计，将近五分之一的网友认为异地高考无益于教育公平，要实现教育公平就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均衡的分配教育资源，改善现有的招生制度。

正方易禹开：可是现在是没有任何政府人员为之负责的，目前来看，高考成绩仍是决定学子未来道路最重要的一次考评！

反方黄瑞文：我方再次重申占海特事件是个例！而且开放户籍制度关系到上海甚至全国考生的利益，因此是不应该仓促之间开放的的，考虑到中国国情，现行的高考制度已经满足了全国众多考生的要求，因此可见其有效性。因此，异地高考制度是不可因为占海特那样个别考生的不正常情况而有所改变的。因为这关系到社会的和谐和国家的安定。

正方李国：但是对方辩友，占海特事件已经告诉我们，异地高考不是一个小问题！现在北京上海的流动人口都超过了一半，异地高考问题很有可能还会造成社会不同群体之间更大差距，如不适当放宽异地高考政策，正如对方辩友所说的，我们的社会稳定还将面临更大风险。

反方孙维婧：但统计指出，认为异地高考政策很快落实的人寥寥无几，其实现难度很大，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和事情，绝非教育部门就能单独解决的事情，我们已经看到这也并没有大的突破。

正方李沛灵：但异地高考政策已经实施！现在异地高考分步走的政策，有一定具体的时限，而且政策的实行也已经有所保障。在目前的经济社会环境下，异地高考政策如何实行，能走多远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事情。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在这个良好的势头下努力建言献策而不是去怀疑异地高考的正确性。

主持人王宏锐：双方唇枪舌战间都有独到见解，但由于时间已到，最后请双方总结陈词。

正方易禹开：我方坚持认为开放异地高考是一个好政策，一个好开始。原因有下：权力如果不争取就只是一张纸。受教育权是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我们应在能力所及范围内去营造宪法赋予的公平社会，异地高考是重要的一步。所以当政府努力迈向这一步，我们应该认识到此政策必然有他所具备的必然性以及实效性。在资源分配不均已成现实的情况下，我们应尽量宽容地包容和接纳，冷酷无情和摆出迎接的姿势是两个不同的态度，发达的地区应当有博大的胸怀，接受同有一个求学梦的外地考生。

反方孙维婧：经辩论，我的坚持认为不应看好异地高考政策的未来。公平在短期之内难以推进，而异地高考政策难达到它真正地目的。具体理由如下：1.城市建设问题无法解决，那么教育资源的平衡无法达到，那么异地流动人口子女就学方面将永远存在无法愈合，不可调控的问题。2.放宽政策导致的大城市劳动力过剩，竞争加剧影响民生。同时影响原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空间，极有可能造成社会问题以及无法避免的冲突。3.冲击现有较为完备的教育系统，影响大多数服从规则的人的公平。4.损害甚至侵犯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导致了政策的出台必然引起各方争议和抵触的后果。

异地高考篇3

莘莘学子们，新一年的高考即将到来，参加今年高考的同学，一定要了解高考的相关政策，知道怎么参加异地高考吗?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2021怎么参加异地高考_异地高考需要什么手续，以供大家参考，我们共同阅读吧!

怎么参加异地高考1、提交材料

在高三的上学期即11月左右，符合报考条件的随迁子女要在学校提出申请，并提供基本材料。不用担心，老师回主动来找你询问，期间最好和某个有经验的老师保持联系，随时提交材料。

2、采集身份信息

以广州市为例，随迁子女要在12月1日前登陆广州市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报考资格审核系统。进行身份信息的识别。如果随迁子女及父母的身份信息与学籍系统登记的信息一致，则激活，学校回将初始密码(一张小条子)发放给随迁子女;如果不符合则要重新在系统上传，等待审核。

3、网上申报

以广州市为例，随迁子女在11月底凭身份证号和初始密码登陆审核系统。

1.认真核对基本信息

(姓名，身份证号码，户籍，学籍，监护人等)发现有误的及时联系报名点(通常是学校的教务处)更正。

2.填写审核信息

记得和父母参与审核，确保准确无误。

3.确认审核信息

以广州市为例，随迁子女须在12月4日17：00前确认。注意一定要确认，逾时未确认的信息无效。如果确认后要修改，可以向学校申请，可再次确认。(重新确认流程麻烦可能还要排队，最好一次过)。

部分省市异地高考报名政策北京：

进城务工人员及其随迁子女符合下列各项条件，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可以申请在京参加高等职业学校招生考试。

1.进城务工人员持有在有效期内的北京市居住登记卡、居住证或工作居住证。

2.进城务工人员在京有合法稳定住所。

3.进城务工人员在京有合法稳定职业已满6年。

4.进城务工人员在京连续缴纳社会保险中的基本养老保险或基本医疗保险已满6年(2015年9月至2020年8月是连续，不含补缴;

疫情期间缓缴的保险，按北京市缓缴政策执行)。

5.随迁子女具有本市学籍且已在京连续就读高中阶段教育3年学习年限。

河北：

在我省就业的外省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我省参加高考报名，在具备上述相应报名条件的基础上，还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在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护人经常居住地(居住证所在市)接受高中段教育，至毕业时具有两年(含)以上连续就学记录(不含高中毕业后复读时间)和学籍;

2.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护人具有居住证、《就业创业证》(或《就业失业登记证》)。

随迁子女考生须在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护人居住证所在市级招生考试机构指定的报名点报名。如考生在户籍省和我省均参加了高考报名，一经查实，取消在我省的报名资格。

四川：

凡父母在四川省有合法稳定职业和住所(含租赁)，在父母就业和居住地具有高中阶段学籍和3年完整学习经历且符合普通高考其他报名条件的随迁子女，可在就读地县(市、区)招考机构报名参加普通高考。申请参加普通高考的随迁子女，应在2020年10月16日前，向就读中学所在的县级招考机构申请，提供房产证或县级公安机关出具的父母暂(居)住证明和有关单位出具的父母合法稳定职业证明，提供县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出具的在当地就读年限和取得学籍的证明。经审核，符合条件者准予报名。

不符合在外省参加高考及录取条件的四川籍人员，应回户籍所在地县级招考机构报名考试。对错过我省规定报名时间的回川参考人员，我省将适时组织补报名，其中，艺术类不再补报。

异地高考政策落实关于异地高考政策落实的问题，尽管绝大多数网友力挺异地高考政策，但是对其落地前景却持悲观态度。_舆情监测室统计结果显示，认为异地高考政策能够很快落实的网友寥寥无几，另有23%的网友认为异地高考实现难度很大，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和事情，绝非教育部门能单独解决的问题，所以不会有大的突破。

随迁子女须满足三条件被指条件苛刻。随迁子女高考须满足3条件

家长：有稳定工作、稳定住所、稳定收入，缴纳各种保险，系常住人口

学生：要在迁入所在地就读

城市：发展需这个行业群体

异地高考篇4

今年“两会”期间，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和主管高教的副部长杜玉波就此焦点话题给出了肯定答复：正在研究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升学考试的意见。但是，二人给出的时间表却有出入，一说上半年可出台，一说下半年。这一细节足以说明分歧之大。但有了时间表，就是希望。

异地高考问题隐含着巨大的社会、政治风险，问题集中在社会的考量和教育资源的供需关系。进城者致力于城市的基础建设和公共服务，当然有权要求自己的孩子在当地参加考试。反对者则说：“如果放开了，难以计数的人涌进来，随之要有更多的投入、资源和名额，到底多少才够呢？”在这样螺旋式、互逐式的增长中，供给必然不能满足需求，所以供给必将是差异化的。

“择校”难题的本质是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高考问题自然也会沿着这个逻辑展开。如果可以异地参考，为获得考入名牌大学的机会，家长必然会涌入京沪等大城市，资源供应紧张导致市场产生遴选机制，胜出者是谁？不言而喻。结果可能没有解决已经存在的不公平，反而滋生出新的不公平。在汹涌而入的外地人面前，本地人又如何保障自己的权利？

一个真问题被遮蔽后，社会尤其是媒体识别到的，可能是一个假问题。表面看，这是在哪里参加高考的问题，但实质是与权力大小相匹配的高等教育资源分配问题、招生指标分配问题。做个简单的假设，如果北京的重点大学录取率低于其他省份，那些随迁子女还会争取在北京参加考试吗？

按照现行的招生指标分配办法，教育部会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制订年度招生指标计划，待国务院批准后分配到各地。问题恰恰在于，这种分配是基于各省份所属高校的数量及其培养规模，尤其是中央部门直属高校招生指标是由学校所属部门分配（即教育部所属高校教育部分配，工信部所属高校工信部分配，国家民委所属高校国家民委负责分配）。然后，各省份将从教育部获得的指标进一步分配到省属高校。所属高校据此制订在全国各地的招生计划。一般而言，高校都会将大部分的招生指标分配到所在的省份，这一方面是所在省份主动要求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高校为了能争取到所在省份更多的支持而做出的合乎理性的选择。这样，拥有高校数量多的省份，所能获得的指标就会比较多，升学率也会比较高。

教育部为解决指标分配问题，先后出台了很多修补性措施。比如，限定教育部所属高校在所在地的招生指标分配比例，实施中西部地区高校招生协作计划，贫困地区定向招生等。但这些都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按照有关规定，自主制定招生方案是高校的办学自，教育部不能直接要求高校将招生指标分配到各省份。一所高校，从自身提高质量和效率的角度出发，总是希望投放更多的名额到基础教育发达的省份，不会过多考量这样做是否公平，这本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但是，这又回到了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而且更为复杂。当政府基于发展阶段的要求，提出解决“教育公平”的问题，让各省份保持大体相当的升学率，却未必能得到高校的积极响应，这是一种“纠结”。

异地高考篇5

改革开放30年，户籍制度在很多方面发生了变化，比如说取消了商品粮和农业粮的区别，但是在诸如孩子入托、入学、考大学以及医保、社会保障这方面，似乎还是坚冰一块。同一蓝天下的中国公民，就应该享受同等待遇，异地高考政策“开闸”，或许将是户籍制度的又一大变化。

但要真正将这一政策推行开来，我们所要面临的困难和种种未知的问题很多，说起来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

从政策的出发点来说，允许异地高考是想既要解决随迁子女的考试问题，又不能影响北京、上海等当地考生的权益。我们都知道京沪高考分数线比全国一般省份要低不少。拥有政策长期倾斜资源优势的京沪考生，异地高考的政策一旦放开，肯定会担心原本专属自己的教育资源和政策被挤占、被分流。在新闻跟帖里，京沪籍网友和其他户籍网友之间比较激烈的辩论，也说明了这个问题。怎么在中间做到一种平衡，是一件相当考量政策智慧的事情。

异地高考“放闸”，需要重点解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怎么防止一些“高考移民”浑水摸鱼。除了京沪高考分数线低，一些边远、落后、贫困地区的分数线也比较低，异地高考政策放开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给那些非随迁考生的“高考移民”们打开了一个个看得见和看不见的窗户。即使京沪政策把控严格，不能以京沪籍考生的身份参加高考，有条件、有门路的考生也可以在全国其他分数线较低的地方找到一个名额，假如这种政策被纯“高考移民”们所滥用，对那些老老实实参加考试竞争的孩子是一种打击，也是对社会公平性的一种新的挑衅。

异地高考篇6

2012年11月5～23日，黑龙江进行2013年高考报名工作。高考报名中规定，非黑龙江户籍进城务工人员子女须有黑龙江省高中学籍且高中阶段在黑龙江连续就读3年以上，考生父母须有合法职业和住所（含租赁）。

前不久，教育主管部门要求各地要在2012年年底前出台有关允许“异地高考”的时间表。而黑龙江此次公布该省异地高考方案，在全国属于首家。在黑龙江省首家公布异地高考方案之后，人们期待更多的地方尽快跟进，及时出台本地异地高考方案。尤其是那些异地就读考生较多的沿海地区，更是有成千上万异地就读考生及其家长，热切期盼当地能够尽快出台异地高考方案，尽早实现广大异地就读考生在就读地参加高考的愿望。

此前教育主管部门曾经披露异地高考三大准入条件，具体包括家长工作稳定、住所稳定并缴纳社会保险，学生要在迁入所在地就读以及城市发展需要相关行业群体等。教育主管部门有关异地高考三大准入条件公布之后，舆论普遍反映三大准入条件门槛过高，部分条件设置较为苛刻，不利于更多异地就读考生在就读地参加高考。而此次黑龙江省公布的异地高考方案，则仅仅设置了须有该省高中学籍且高中阶段在该省连续就读3年以上，考生父母须有合法职业和住所（含租赁）等相对宽松的条件。而像该省这样对异地高考设置相对宽松条件，显然有利于该省更多异地就读考生，让他们能从异地高考制度中受益。

尽管黑龙江省对异地高考设置相对宽松条件值得赞赏，但是这并不能消弭其他地方异地就读考生及家长对当地门槛过高异地高考方案的担忧。在高校录取指标不增加的情形下，获准在本地参加高考的外地户籍考生越多，就会越多地挤占本地户籍考生的录取机会。因此难免会有部分地方出于地方保护目的，而对异地高考设置较为苛刻的条件，从而将部分异地就读考生阻挡在当地参加高考的大门之外。

因此，更进一步的做法则是，国家统一规定类似黑龙江这样的相对宽松的异地高考条件，并要求全国各地统一执行。如此才能让尽可能多的异地就读考生享受到异地高考制度带来的好处，并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与社会公正。

异地高考篇7

一、异地高考对合理社会流动的正向作用

社会分层是每个社会都存在的普遍现象，正常情况下，人们能够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合理流动。教育公平是合理社会流动的保障，促进社会流动的有效机制当首推教育及通过教育获得的知识和技能[2]。

异地高考政策的制定和出台，突破了户籍制度的桎梏，将促进更公平、更合理的教育资源分配，是人才选拔、社会流动更加公平的突破点。理想状态下，随迁子女同流入地有户籍人员子女一样，不再受父母及自身的户籍限制，在流入地完成义务教育后平等的入读高中，和当地的考生公平竞争，通过自身努力进入高等院校接受高等教育，最终拥有更多改变命运的机会。外出务工人员无须再受子女异地考试问题的束缚，可以更加自由地选择工作地点和职业。

异地高考政策的出台，给底层的人以更多向上垂直流动的机会，使其能够通过教育改变自己的命运，打破代际间的复制，有利于建设更加开放民主的教育系统，促进社会的合理流动。

二、异地高考对合理社会流动的负向作用

目前为止，异地高考政策对于实际问题的解决均远未达到人们的预期，特别是北京、上海、广州等人口输入最多、异地高考矛盾最突出的地区，限制条件不可谓不严苛，绝大部分随迁子女都被排除在了方案之外。2013年共有12个省市启动实施了异地高考政策，最终参加异地高考的实际考生人数4440人，与全国912万的报考人数相比，可谓九牛一毛；2014年28个省市开始进入异地高考政策实施的阶段，异地高考人数猛增到5.6万，但对比全国939万高考考生和庞大的随迁子女人数规模，5.6万这个数字仍然不理想[3]。

外地务工人员对当地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不可否认的贡献，按照权利与义务相对等的原则，其子女有资格享有与当地子女同等的受教育权，应该和当地考生在统一的标准下公平参与竞争。但事实上由于户籍、工作、社保等方面限制，其子女无法享有本该让具备资格的人共同享有的公共教育服务，于是出现了在北京同样的高考分数当地户籍子女读名校而外地务工人员子女只能读高职的不公平现象。无法平等地参加高考，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工及其子女的平等受教育权得不到保障，许多人成为“农民工二代”，弱势群体代际间呈现自我复制的趋势，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

各地根据自身情况制定异地高考政策，必然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根本宗旨，在户籍考生与非户籍考生的利益之争中无疑会偏向户籍考生，无户籍考生又分为无户籍常住居民的子女和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前者在资源、社会地位上均优于后者，其话语权也比后者多，在有限的资源下，前者取得异地高考资格的概率远远大于后者。目前异地高考的矛盾主要集中在无户籍常住居民和有户籍本地居民之间，外来务工人员悄无声息地被边缘化。如果异地高考政策始终局限在解决户籍性公平问题，而忽略地区性公平问题和流动性公平问题[4]，则社会的竞争性流动将会被破坏，阶层出现固化现象，“寒门再难出贵子”成为真实的社会写照，这对于社会的发展非常不利。

三、异地高考政策需进一步发展完善

虽然异地高考政策旨在促进教育公平，促进社会的合理流动，但其推进并不尽如人意，未解决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的桎梏，一是户籍制度，二是我国现行高考制度。打破高考户籍制的藩篱，真正落实高考学籍制，促进高等教育仅根据个人成绩对务工人员子女和当地户籍子女平等开放，可以有效地解决教育公平问题，同时配合学籍的信息化管理及严厉的监管机制，遏制高考移民的产生，对于推动社会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有重要意义。

但是仅仅改变高考户籍制，必然会导致大量生源涌向北上广等高考洼地，使流出地生源急剧下降和流入地生源急剧上升，给流入地带来巨大压力。国家需要加快改革高考及其配套制度，改变单一的评价标准，改革录取的分省配额制，逐步建立起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招生体系，完善监督和约束机制，遏制“以钱谋校、以权谋校”的腐败现象，使各地各类考生都能公平参与竞争，凭自身能力争取适合自己发展的机会和途径。

异地高考篇8

（一）资本的博弈与重组：改革分配不同阶层的文化资本布迪厄把社会中的资本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并认为教育在质量上和数量上极其不等地将文化资本分配给不同群体的学生，在再生产文化的同时再生产了现存的政治经济制度，教育具有文化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特性。文化资本在再生产社会等级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布迪厄进一步把文化资本分为身体化文化资本、客观化文化资本和制度化文化资本。在这里，不同群体的学生，既有基于学生家庭社会背景分等而形成的学生群体，如家庭背景优良的学生和家庭背景较差的学生；也有基于学生学习成绩分级而形成的学生群体，如“好生”与“差生”。随着民众对高等教育的重视和对文化资本理论的逐步认同，他们对教育的深切关注继而聚焦在高考上，逐步认识到高考体现的是社会中文化资本的分配，因此异地高考改革引发他们进行博弈。优势阶层希望通过高考来获得更多的文化资本，继而继承已有的家庭政治经济地位，实现阶层复制和保存，避免阶层向下流动；而劣势阶层则希望通过高考获得一定的文化资本，继而跻身上流社会，实现“鲤鱼跃龙门”的阶层向上流动理想。虽然没有文化资本并不必然意味着处于劣势阶层，然而当代社会“只有将经济资本同文化资本结合起来，并使两者的质量和数量达到显著的程度，才能在现代社会中占据重要的社会地位，并获得相当高的社会声誉”。〔7〕从这个角度来说，高考改革突显的是文化资本分配的重组，关涉各个阶层能从中获得文化资本数量和质量的差异，关涉阶层流动，因此各个阶层必然通过各种方法和途径进行博弈。优势阶层通过高考制度、高考形式、高考内容以及传媒来实现他们的阶层复制，如初衷良好的“特长生”制度演变为优势阶层谋取特权的“合法”途径，而真正的特长生尤其是劣势阶层的特长生成为这一制度的陪衬者；劣势阶层则将希望寄托在自家的孩子的勤奋与刻苦上，与有良知的学者和传媒联合，呼吁社会正视阶层无法正常流动、阶层固化的危害。

（二）利益的分配与调整：改革关涉不同群体的切身利益从某种程度上说，改革的实质是利益的再分配。不论什么改革都会涉及到对原有权力行使的重新分配，或者涉及各种资源配置格局的重组，权力行使的重新分配和资源配置格局的重组带来的是原有利益占有份额的调整，因此“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最终决定他们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参与或支持教育改革的主要因素，并不是对理念的守持，而是对利益的权衡”。〔8〕在特定的改革中，人们会根据各自不同的切身利益进行精致的考量。一方面，不同的改革关涉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变化，如政治改革中的权力分配、经济改革中的财富分配、教育改革中的文化资本分配；另一方面，同一改革中不同的社会群体所关心的利益也不尽相同。在现有的条件与政策下，实施异地高考改革，主要的相关利益群体有：本地户籍考生和家长、本地政府和本地高校。首先，就目前改革实践来看，异地高考改革的重要矛盾之一在于本地户籍考生和家长与外来学生和家长之间的“利益冲突”，这种“利益冲突”体现为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争夺。多数本地户籍考生和家长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不支持异地高考改革，希望减少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竞争者。当前，异地高考表面看是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争夺，其实质更意味着学生毕业后的职业、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的竞争，因而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往往成为相关利益群体争夺的重点。其次，异地高考使考生“流入地”政府教育资源承载力不足和负担加重。大量考生的流入挤占了当地有限的教育资源，造成教育资源的供给不足，引发民众不满和社会批评，带来社会问题，加重了政府压力。再次，众多高校与地方政府达成合作，地方政府为高校提供资金、土地、水电、安保等支持，享受了地方政府资源的高校自然会为地方政府提供“特殊待遇”，这就体现在招生安排上的向本地考生倾斜。

（三）惯习的遗留与制约：改革重建众多行动者的惯习行动者的实践活动不仅不同程度地受到各种权力关系的外在控制，而且还受到行动者自身所具有的各种惯习的深刻影响。布迪厄认为，惯习是在历史的实践活动中积淀于个体身上的一套“潜在行为倾向系统”。可见，存在于人们身上的惯习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不会轻易改变，这也就导致剔除教育场域中改革者的不良惯习和涵养他们的优良惯习具有相近的难度。惯习与习惯虽然有相近之处，更有不同之处：习惯往往表现出自发性、重复性、机械性和惰性，惯习则具有创造性、建构性和生成性。“惯习并不是单纯地复制经验，而是以一种独特的、创造性的方式，再生、重建和改变社会条件的一种主动性的动力因素。”〔9〕异地高考改革中的行动者最主要是教师，异地高考改革要求他们根据学生的变化在文化观念和相应惯习上进行改变。异地高考改革意味着不同地区、不同层次、不同基础、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的加入，在异地高考改革的过程中，不少教师的惯习并不适应高考改革的要求，这就要求他们对自身惯习进行改革。而这对于他们的挑战不仅是无法获得相应利益的思想准备，还有是必须改变他们业已形成的某些文化观念和相应根深蒂固的惯习。这对于许多教师而言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为改变惯习是对个人已经形成的思想观念的“否定”和改造；这也是一个难以完成的过程：他们需要为了异地高考改革而改变多年来形成的惯习，而这又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为此他们需要付出长久的时间和精力。因而，那些自身惯习适应异地高考改革要求的一些行动者就支持异地高考改革，成为异地高考改革的积极因素；自身惯习不适应异地高考改革要求、需要改革惯习的一些行动者就反对改革，成为异地高考改革的阻碍因素。

二、异地高考改革：社会学视野下困境的对策

在当下中国，资本的获得往往是由于权力的占有，资本的缺失也经常是由于权力的困乏。因此，异地高考改革首先应当适度消解部分阶层的权力；继而建立推动改革良性发展的利益导向机制，合理分配不同群体的利益；深刻洞悉行动者身上的惯习，剔除不良惯习，以实现改革目标。

（一）适度消解权力：解构制约改革的结构性力量不同阶层对异地高考改革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的大小或强弱取决于他们掌握权力的不同和多寡，而这种权力区别来源于他们占有各类资本的不同和多寡。那些在资本关系和权力关系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阶层即是制约和主导异地高考改革的结构性力量，优势阶层制约和主导异地高考改革主要是政府。在我国，政府在对各种资本的分配和占有中处于决定性的支配地位，因而异地高考变革明显地具有一种自上而下的运动式特征，这样的改革既带来了成就，但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问题。因此，破解异地高考改革难题的现实路径之一是适度消解政府对异地高考改革的行政权力，加强顶层设计，保障和提升民间组织、社会团体和学术机构对高考改革的影响力。首先，政府应当从高考改革的主导者转变为顶层设计者，加强对教育改革的顶层设计，运用顶层设计来解决异地高考改革遇到的内部和外部的制度和政策问题。加强教育综合改革，将异地高考改革纳入到教育综合改革之中，成为教育改革整体中的组成部分，更好地从宏观上把握异地高考改革的政策制定和施行，保持政策大方向的稳定，使得政策在一定时间内的稳定，保证公平。其次，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协调作用、社会团体的监督作用和学术机构的智囊作用。异地高考改革在制定政策的整个过程中都要吸纳民间组织、社会团体和学术机构的力量，提高政策的科学性、可行性和公平性。引入异地高考改革的外部力量，既是科学制定政策的必然要求，保证政策既有理论基础，又具有可行性；也是政策保证公平性的需要，吸收外部力量，能够破除部门保护利益，不同部门、群体的诉求得到表达，体现不同部门、群体的利益，更公平、公正地制定政策。

（二）合理分配利益：建立推动改革良性发展的利益导向机制一方面，异地高考改革应当注重公平公正，优先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平衡各方利益。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异地高考改革应当充分照顾不同阶层的利益，保障各个阶层在改革实践中都有自己利益的代表者。异地高考改革初期做好制度设计，在制度中保障各阶层的利益，而不是某一个既得利益阶层的改革者在改革中大展拳脚，再生产自己阶层的利益，合法化和扩大自己阶层的利益。另一方面，赞同改革者、参与改革者都应当获得合理的利益回报，异地高考改革的利益分配机制应当使他们获得合理的利益回报。吴康宁认为，“从社会理论的角度来审视，教育改革的成功取决于三个基本条件”，其中“对积极支持并参与教育改革者予以合理的利益回报，这是教育改革社会合法性的前提”。给予积极支持并参与教育改革者合理的利益回报将促进高考改革的支持力量继续赞同改革、支持改革，巩固改革已经取得的成果；合理的利益回报也有利于把改革的中间力量转变为改革的支持力量、把改革的反对力量转化为中间力量，减小顺利进行改革的阻力。当然，也要防止一些投机取巧者为了谋取改革的私利、窃取改革成果而伪装为改革的支持力量。需要强调的是，学生家长和教师是异地高考改革中两类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异地高考改革的利益导向机制是否有利于大多数家长和教师的利益，这将直接制约着异地高考改革的顺利推进。首先，学生家长普遍关注的学生升学率是异地高考改革在利益重新分配过程不得不正视的。在异地高考改革有利于学生发展的前提下，家长支持改革仍然是有条件的。许多家长将子女的考试成绩、升学状况与他们的家庭名声以及将来的利益联系在一起，这使得家长将改革是否有利于子女考试成绩、升学率作为是否支持改革的重要标准。其次，满足教师对切身利益的合理追寻是教师积极支持改革的重要基础。诚然，教师支持有利于学生发展的改革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教师是活生生的人，他也会努力寻求自己的切身利益。“只要教师对于这些切身利益的寻求合理得当，那就天经地义。”在这里，教师的切身利益包括增加薪酬、获得奖金、获授荣誉、提升地位等。当然，不可否认少数楷模教师对其他教师的示范作用，其他教师向楷模教师学习，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发展。然而，事实上，对于绝大多数教师而言，道德期待下的教师对改革的支持是难以为继的，“更何况，仅仅对教师提出道德期待，而不关注与满足其对切身利益的合理寻求，这本身也存在道德上的问题。”

（三）深刻洞悉惯习：剔除制约改革目标实现的行动者的惯习改革者身上的惯习既有个体性的一面，也有社会性的一面，然而不同于习惯，惯习更加凸显其社会性。也即是说，惯习对应的是群体，习惯对应的是个体。布迪厄认为，“惯习来自于个人和群体长期的实践活动，一旦经过一定时期的积累，经验就会内化为人们的意识，去指挥和调动个体和群体的行为，成为人的社会行为、生存方式、生活模式、行为策略等行动和精神的强有力的生成机制。”教师群体作为异地高考改革目标实现的行动者，应当剔除他们身上的不良惯习。由于惯习“具有双重结构：一方面是表现在行动者的内心情感结构中的主观精神状态，另一方面是表现在行动者的现实生活和实际活动中的客观实践”，因此，教师应当从这两个方面来完善自身惯习。首先，教师群体在对待异地高考改革上应当建立积极的主观精神状态。在思想、意识、观念上，教师破除个体狭隘的生活经验、固化的部门利益、固有的思想观念，积极认识、研究异地高考，用人文关怀和弱势关怀视角等体会异地高考之于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重要性，用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视角理解异地高考之于进城务工子女尤其是社会的重要性。“由于我国教育体系是以公立学校为主体，而公立学校又具有很大的地域性，进城务工就业农民自身在不断适应区域生活差异的同时，其子女也要不断面对区域生活差异、文化差异、教育差异的挑战。”在异地高考的学生本来就处于弱势的前提下，如果教师继续以“地主之谊”来对待学生，这岂不是落井下石吗？其次，教师群体在现实生活和实际活动中的客观实践中积极践行教育改革。在这里，积极践行教育改革，并不是一定要教师必须无条件地支持异地高考改革，而是充当社会的代表者，反映社会的要求，按照社会的呼声来履行教师的职责。在异地高考改革中，教师必然遇到不同群体的学生，这些学生家庭社会和经济背景不同，一些学生由此成为弱势群体。在教育实践中，给予学生积极差别对待是异地高考中关怀弱势群体的有效策略之一。给予学生积极差别对待，是根据学生不同的家庭背景、个性特征、学习基础、心理发展，实施有差别的教学和教育措施，帮助他们弥补缺陷、发挥个性和特长，获得各自最佳的发展。高考改革是一项系统性和综合性工程，异地高考改革是其中的难点之一。本文对异地高考改革困难的解析仅选取资本、利益、惯习等角度进行初步的探讨，也仅仅是在这个程度上的探讨，因而继续从社会学视角加深对异地高考改革的研究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