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4 16:40:18
贾谊在《过秦论》这篇文章里论述了秦朝兴衰的原因。他这样做，是希望汉文帝以秦朝为借鉴，施行仁义，以免蹈秦朝的复辙。这是贾谊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为他们谋画“长治久安”之道，事实上只能是一种幻想。但是这篇文章表现出贾谊对农民起义的力量和意义有所认识，写出了他反对统治者施暴政于人民。这些地方都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语文《过秦论》教学教案一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品读语言，欣赏文章铺张扬厉、气势沛然地进行说理的艺术特色
2、过程与方法：从诵读中体会本文词采华丽、千变万化的语言特点，感受政论文磅礴的气势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了解古人深邃的思想认识贾谊对秦代暴政的批判——“仁义不施”是秦王朝迅速灭亡的原因了解贾谊对秦王朝迅速灭亡原因的分析，了解作者借古讽今、劝谏汉文帝施仁政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进步意义
教学重点：
分析文章气盛的原因，感受文章的气盛
教学难点：
欣赏文章铺张扬厉、气势沛然地进行说理的艺术特色
一、导入：
上节课我们疏通了文意，检查一下同学们掌握的情况温顾
二、品读文本
师：过秦论中论是?议论文，可以有叙有议，可以发表观点
过：指责推究……的过失
秦的过失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师：齐读课文1、2段，读的过程中注意感受文章的语言特点
生：有气势或气势酣畅、磅礴
师：很好，换句话说也就是文章气盛请找出你认为气盛的句子来，并思考为什么气盛呢?可从句子在语言表达上的特色和效果来回答
生：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你读一读，读出气势来)(四个动宾短语组成排比句，说明秦孝公有兼并天下的野心，增强气势)
师：文中多处运用了这种手法，请同学们试着找一找
生：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找得很好，你读一读)(用四个动词写出秦国领土扩张，国力日趋强盛的气势)
生：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重士，……之伦制其兵
(有同学说这几句人名太多，读起来很拗口，虽然有铺叙但似乎气势不够酣畅嘛!)(这些人物距离今天时代久远，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但当时他们都是杰出人物，是战国星空中璀璨耀眼的明星，他们的名字在当时都如雷贯耳，铺陈排列在一起显得更有声势，读起来自然很有气势)(这种排比铺陈手法读起来自然很有气势，我们一起读出这几句的气势来)
生：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四个动词渲染秦始皇消灭六国平定天下的气势，这情景和唐朝诗人谁的诗句很接近?李白的《古风》：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你把这几句再读一读，读出这几句的气势来)
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锄耰棘矜，非铦于钩戟长铩也;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向时之士也(你来读一读)(突出了陈涉之弱，反衬消灭秦国之轻而易举，感觉秦从强大无敌走向崩溃的一泻千里和迅速，显得有气势)
师：秦孝公一统天下时“席卷”、“包举”、“囊括”、“并吞”和秦开疆拓土的“南取”、“西举”、“东割”、“北收”的排比铺陈述让我们感受到秦国国力上升时的气势如虹;“为之谋”、“通其意”、“制其兵”
让我们感受到九国运筹帷幄调动兵马时的磅礴气势;四个动词渲染出始皇的凌厉之气;陈涉“非尊于”、“非铦于”、“非抗于”、“非及向时”
让我们感觉秦从强大无敌走向崩溃的迅速这些层层铺排的语句节奏与秦勃兴速亡的节奏协调相应，全文句式又长短相间，读来铿锵有致，朗朗上口，富有气势和节奏感
这种极尽铺陈排比和渲染夸张之能事的写法，就是赋的写法150多年的历史，众多的国家、君主、人物和事件作者写来游刃有余这种赋的手法使文章纵横捭阖，自由驰骋，酣畅淋漓，文采飞扬，增强了论证力量，文章自然气盛气势充沛了，自然让读者感受到作者的笔锋锐不可挡，咄咄逼人，读起来有劲头，有说服力，而且有欲罢不能之感由此我们知道了文章气盛的原因，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用写赋的手法来写说理散文[板书]
师：贾谊作为政论家，他知道仅凭飞扬的文采还不足以深深触动汉文帝他还用什么手法来说理?
生：对比手法
师：很好!为了使文章更具有说服力和震撼力，贾谊还运用表现手法中最具有冲击力和震撼力的对比手法文章运用对比的哪些地方让汉文帝警醒和震撼?或者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汉文帝哪些地方会让你警醒和震撼?
生：陈涉与九国的对比;(你把这几句话读一读)(第六段，突出了双方的尊卑、才能、军队和武器的悬殊，强调陈涉之弱)(唉，不够有味道，再读，读出味道来)
生：秦朝与陈涉的对比;(你把这几句话读一读)(第五段，极写陈涉的条件之差，再写他亡秦之速，和前两段秦之强形成鲜明的对比，以陈涉之弱反衬秦更弱)
生：秦与九国的对比;(齐读)(第二段先写六国人才之多，士兵之多，后写他们在秦人面前的窝囊相，对比反差非常强烈，写诸侯之强，反衬秦国实力更强)
生：秦国本身的对比(先强后弱、先盛后衰、先兴旺后灭亡;秦的勃兴与速亡形成对比;借助于史实本身的前后对比，秦在“攻”去取天下过程中，几乎所向披靡，而在守卫天下时挡不住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的陈涉之众)(恐惧——镇定从容;秦无亡矢遗镞之费——天下诸侯已困矣;)
师：各用一个形容词来概括双方的特点当你读到这，你会想些什么?
生：尊与卑，大与小，强与弱，败与成，攻与守[副板书]
生1：成败异变，功业相反或强大的秦朝却输给了陈涉或仁义不施
生2：强大的九国输给了秦国，强大的秦朝却输给了陈涉秦国赢得了天下，天下并没有变小变弱，秦朝却丢了天下，强秦却亡于微不足道的陈涉之手，因为仁义不施，作为皇帝应该以警醒和震撼
师：很好尊的、强的一方输给弱的、小的一方，对比的结果出人意料，却也在情理之中，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答案令人信服相信这些鲜明的对比给了汉文帝以警醒和震撼，因为历史已经给了我们答案：文景之治
师：我们自然也就知道了用这么多对比，用意是
生：希望汉文帝以秦为鉴，施行仁政，与民休养生息，使国家长治久安告诉汉文帝打天下可以用武力，而守天下却必须靠仁义(马上可以打天下，不可以治天下)
师：本文从九国与秦国、陈涉与秦朝、陈涉与九国、秦国本身攻时的形势与守时的形势，多侧面、多角度地反复进行对比
这一时期的历史本身就是惊心动魄的，加上几种对比不仅交织在一起，而且贯穿文章的始终，使得文章结构宏伟，气势磅礴跌宕起伏，震撼力强语气激昂有力，文章气势酣畅文章气盛的原因，仿照前面概括一下：用全篇对比到底的手法写出论点，这也正是本文精彩之处[板书]把一种对比写好已属不易，作者把几种对比写得清晰更见作者功力一种对比已经让人震撼，四种对比更是振聋发聩
强烈鲜明的对比不仅给了汉文帝而且给读过文章的人以警醒和震撼历史长河浩浩荡荡，朝代更替，历朝历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很难跳出这一“兴亡周期律”的怪圈，这种现象让人深思这也是本文成为千古传诵名篇的原因之一
语文《过秦论》教学教案二
教材分析
本书节选的《过秦论》是西汉贾谊论述秦国政治得失的《过秦论》其中一部分，主要从秦孝公开始，到陈胜吴广起义推翻秦王朝暴政结束。这一部分安排在必修三议论性散文的第三课，说理性较《寡人之于国也》《劝学》弱，但从材料的剪裁和理论的方法上来说则有更多可取之处。教授这篇文章，可以从基本史实和一些典型语言入手。
学情分析
学生学习了《寡人之于国也》《劝学》之后，了解了一般的论述方法，掌握了一定的理论技巧，为学习本文打下了基础。另外，历史知识方面也学习了秦朝的基本政治得失，可以比较公正客观地分析这一问题，为讨论贾谊在文中“仁义不失而攻守之势异也”打下基础。
教学目标
结合注释与课外资料，学生能了解本文相关的基本史实。
学生通过自学和小组讨论的方式，能复述文章的基本内容。
学习本文是如何立论和论述观点的，并能对贾谊关于秦王朝政治得失原因的论述进行评价。
背诵课文最后三段。
教学重难点
学习本文的立论、讨论问题的方法。
客观评价本文观点。
课时分配
2课时
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第一课时
导入新课
请学生谈一谈自己眼中的秦始皇和秦王朝。
讨论回答
设疑激趣
正音
崤xiáo函之固
孝公既没mò
膏腴yú之地
合从zòng缔交
逡巡qūnxún
亡矢shǐ遗镞zú
流血xuè漂橹lǔ
鞭笞chī
俯首系xì颈jǐng
以愚黔qián首
隳huī名城
涉瓮wèng牖yǒu绳枢shū
氓méng隶之人
赢yíng粮而景yǐng从
锄耰yōu棘jí矜qín
非铦xiān于钩戟jǐ长铩shā也
度duó长絜xié大
百有yòu余年
自读课文，在文中进行标记，之后全班集体正音。
夯实阅读基础
文章架构
自由走读朗读，把课文读得流畅。每人至少要读二遍。老师通过齐读来检查流畅的程度。
根据标志性词语，划分文章结构。
兴：秦孝公时期-惠文、武、昭襄、孝文、庄襄时期-秦始皇时期
亡：秦二世时期
自读课文、齐读课文。
流畅理解文意
串讲字词意思
串讲文意，把握重要文言知识。
通假字
外连衡而斗诸侯：衡
通
横
合从缔交，相与为一：从
通
纵
秦有余力而制其弊
弊
通
敝
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
何
通
呵
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于阡陌之中
倔
通
崛
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
景
通
影
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
有
通
又
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蒙故业
没
通
殁
一词多义
因
因遗策(沿袭，动词)
因利乘便(趁着，介词)
因河为池(凭借，依据，介词)
之
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的，结构助词)
赵奢之伦制其兵。(这，指示代词)
商君佐之(他，指秦孝公，代词)
聚之咸阳(到，动词)
及
非及向时之士(赶得上，追得上，动词)
及至秦始皇(到，介词)
北
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北方，方位名词)
追亡逐北(败北的军队，名词)
制
赵奢之伦制其兵(统率，动词)
秦有余力而制其弊(制裁，制服，动词)
履至尊而制六合(控制，动词)
兵
赵奢之伦制其兵(军队，名词)
收天下之兵(兵器，名词。下文“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斩木为兵”中“兵”同此)
行军用兵之道(军队，名词)
亡
秦无亡矢遗镞之费(丢失，丢掉，动词)
追亡逐北(逃亡，动词。在此用作名词：逃亡的军队)
吞二周而亡诸侯(灭亡，使动用法。)
举
包举宇内(举起，拿走，动词)
西举巴、蜀(攻取，动词)
利
因利乘便{利
有利的形势
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锋利，形容词)
词类活用
a)名词作状语
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
像用席子、包裹、口袋一样
内立法度
外连衡而斗诸侯
在国内
对国外
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
向南、向西、向东、向北等
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
像云彩那样
像回声那样
像影子那样
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
向南
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
在北方
b)使动用法
外连衡而斗诸侯
使(诸侯)相斗
会盟而谋弱秦
使(秦)衰弱
约从离衡
使(秦国的连横策略)离散
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
使(百姓力量)愚蠢
以弱天下之民
使(天下百姓)衰弱
序八州而朝同列
使(八州)有序
使(同列)来朝
却匈奴七百余里
使(匈奴)退却
吞二周而亡诸侯
使(诸侯国)灭亡
c)名词作动词
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做帝王
履至尊而制六合
本意为鞋子，此处意为登上
然陈涉瓮牖绳枢之子
用瓮做
用绳子系
d)形容词作动词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
变小变弱
尊贤而重士
看重
e)动词作名词
追亡逐北
逃跑的士卒
聆听，在书上做标记。
逐字理清文意
第二课时
回顾前文
自读课文，回顾文章主要内容。
自读课文。
温故知新
分析第一段
自读课文，小组讨论，回答问题：
秦孝公时期的秦国有什么特点?这样写从全文来看有什么意图?
语文《过秦论》教学教案三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品读语言，欣赏文章铺张扬厉、气势沛然地进行说理的艺术特色
2、过程与方法：从诵读中体会本文词采华丽、千变万化的语言特点，感受政论文磅礴的气势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了解古人深邃的思想认识贾谊对秦代暴政的批判——“仁义不施”是秦王朝迅速灭亡的原因了解贾谊对秦王朝迅速灭亡原因的分析，了解作者借古讽今、劝谏汉文帝施仁政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进步意义
教学重点：
分析文章气盛的原因，感受文章的气盛
教学难点：
欣赏文章铺张扬厉、气势沛然地进行说理的艺术特色
一、导入：
上节课我们疏通了文意，检查一下同学们掌握的情况温顾
二、品读文本
师：过秦论中论是?议论文，可以有叙有议，可以发表观点
过：指责推究……的过失
秦的过失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师：齐读课文1、2段，读的过程中注意感受文章的语言特点
生：有气势或气势酣畅、磅礴
师：很好，换句话说也就是文章气盛请找出你认为气盛的句子来，并思考为什么气盛呢?可从句子在语言表达上的特色和效果来回答
生：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你读一读，读出气势来)(四个动宾短语组成排比句，说明秦孝公有兼并天下的野心，增强气势)
师：文中多处运用了这种手法，请同学们试着找一找
生：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找得很好，你读一读)(用四个动词写出秦国领土扩张，国力日趋强盛的气势)
生：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重士，……之伦制其兵
(有同学说这几句人名太多，读起来很拗口，虽然有铺叙但似乎气势不够酣畅嘛!)(这些人物距离今天时代久远，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但当时他们都是杰出人物，是战国星空中璀璨耀眼的明星，他们的名字在当时都如雷贯耳，铺陈排列在一起显得更有声势，读起来自然很有气势)(这种排比铺陈手法读起来自然很有气势，我们一起读出这几句的气势来)
生：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四个动词渲染秦始皇消灭六国平定天下的气势，这情景和唐朝诗人谁的诗句很接近?李白的《古风》：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你把这几句再读一读，读出这几句的气势来)
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锄耰棘矜，非铦于钩戟长铩也;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向时之士也(你来读一读)(突出了陈涉之弱，反衬消灭秦国之轻而易举，感觉秦从强大无敌走向崩溃的一泻千里和迅速，显得有气势)
师：秦孝公一统天下时“席卷”、“包举”、“囊括”、“并吞”和秦开疆拓土的“南取”、“西举”、“东割”、“北收”的排比铺陈述让我们感受到秦国国力上升时的气势如虹;“为之谋”、“通其意”、“制其兵”
让我们感受到九国运筹帷幄调动兵马时的磅礴气势;四个动词渲染出始皇的凌厉之气;陈涉“非尊于”、“非铦于”、“非抗于”、“非及向时”
让我们感觉秦从强大无敌走向崩溃的迅速这些层层铺排的语句节奏与秦勃兴速亡的节奏协调相应，全文句式又长短相间，读来铿锵有致，朗朗上口，富有气势和节奏感
这种极尽铺陈排比和渲染夸张之能事的写法，就是赋的写法150多年的历史，众多的国家、君主、人物和事件作者写来游刃有余这种赋的手法使文章纵横捭阖，自由驰骋，酣畅淋漓，文采飞扬，增强了论证力量，文章自然气盛气势充沛了，自然让读者感受到作者的笔锋锐不可挡，咄咄逼人，读起来有劲头，有说服力，而且有欲罢不能之感由此我们知道了文章气盛的原因，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用写赋的手法来写说理散文[板书]
师：贾谊作为政论家，他知道仅凭飞扬的文采还不足以深深触动汉文帝他还用什么手法来说理?
生：对比手法
师：很好!为了使文章更具有说服力和震撼力，贾谊还运用表现手法中最具有冲击力和震撼力的对比手法文章运用对比的哪些地方让汉文帝警醒和震撼?或者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汉文帝哪些地方会让你警醒和震撼?
生：陈涉与九国的对比;(你把这几句话读一读)(第六段，突出了双方的尊卑、才能、军队和武器的悬殊，强调陈涉之弱)(唉，不够有味道，再读，读出味道来)
生：秦朝与陈涉的对比;(你把这几句话读一读)(第五段，极写陈涉的条件之差，再写他亡秦之速，和前两段秦之强形成鲜明的对比，以陈涉之弱反衬秦更弱)
生：秦与九国的对比;(齐读)(第二段先写六国人才之多，士兵之多，后写他们在秦人面前的窝囊相，对比反差非常强烈，写诸侯之强，反衬秦国实力更强)
生：秦国本身的对比(先强后弱、先盛后衰、先兴旺后灭亡;秦的勃兴与速亡形成对比;借助于史实本身的前后对比，秦在“攻”去取天下过程中，几乎所向披靡，而在守卫天下时挡不住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的陈涉之众)(恐惧——镇定从容;秦无亡矢遗镞之费——天下诸侯已困矣;)
师：各用一个形容词来概括双方的特点当你读到这，你会想些什么?
生：尊与卑，大与小，强与弱，败与成，攻与守[副板书]
生1：成败异变，功业相反或强大的秦朝却输给了陈涉或仁义不施
生2：强大的九国输给了秦国，强大的秦朝却输给了陈涉秦国赢得了天下，天下并没有变小变弱，秦朝却丢了天下，强秦却亡于微不足道的陈涉之手，因为仁义不施，作为皇帝应该以警醒和震撼
师：很好尊的、强的一方输给弱的、小的一方，对比的结果出人意料，却也在情理之中，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答案令人信服相信这些鲜明的对比给了汉文帝以警醒和震撼，因为历史已经给了我们答案：文景之治
师：我们自然也就知道了用这么多对比，用意是
生：希望汉文帝以秦为鉴，施行仁政，与民休养生息，使国家长治久安告诉汉文帝打天下可以用武力，而守天下却必须靠仁义(马上可以打天下，不可以治天下)
师：本文从九国与秦国、陈涉与秦朝、陈涉与九国、秦国本身攻时的形势与守时的形势，多侧面、多角度地反复进行对比
这一时期的历史本身就是惊心动魄的，加上几种对比不仅交织在一起，而且贯穿文章的始终，使得文章结构宏伟，气势磅礴跌宕起伏，震撼力强语气激昂有力，文章气势酣畅文章气盛的原因，仿照前面概括一下：用全篇对比到底的手法写出论点，这也正是本文精彩之处[板书]把一种对比写好已属不易，作者把几种对比写得清晰更见作者功力一种对比已经让人震撼，四种对比更是振聋发聩
身材高大的陈明仁将军（1903～1974），板刷头，黑发如针似锥，瓢瓜脸，眉黑如漆似墨。宽背阔肩，身板笔挺，行走如风，军姿铿锵，一望可知为标准职业军人。
陈明仁卓尔不群，桀骜不驯，性如霹雳，一点就着，发作时目中更无人。
陈明仁之子陈扬钊回忆，父亲性暴烈，敢当面顶撞。许多叔叔、伯伯及他的部下都很怕他。发起火很可怕，下嘴唇一扁一扁，吹胡子瞪眼，属下暗地里都呼之为“扁嘴巴”。
陈明仁傲骨如鲠。有黄埔同窗这样说：“（他）从来不把顶头上司放在眼里，当排长时看不起连长，当连长时看不起营长，当营长时看不起团长。在他心目中，死了的，唯独推崇刘尧宸团长；活着的，唯独崇尚。”
陈明仁戎马生涯五十载，任职国军二十五年，官至中将兵团司令；任职二十五年，官至上将兵团司令员。曾授予青天白日勋章，亦授予一级解放勋章。人谓“叛将”，而将军自谓“识时务者为俊杰”。
：“我还向你举枪致过敬呢！”
陈明仁字子良，湖南醴陵人。祖父陈其中，雇农。父亲陈保廉，精通文墨，但不善仕途。娶妻樊氏，生三子，老大明仁，老二明智，老三明信。陈明信曾任国共两军的警卫团长。母体弱多病，陈明仁13岁为母冲喜，娶邻家女谢芳如完婚。谢芳如年长陈一岁，美丽端庄，聪明能干，小夫妻美满和睦，生两子一女（早夭）。陈明仁为其子取名钊、铨，望子成龙于金戈铁马也。
陈明仁7岁就读于家乡私塾，后读新学高小，一年后休学，在家自修。少时受岳飞、文天祥、于谦等影响，立志献身国家民族，有所作为。1920年，考上长沙兑泽中学，与同学常谈论反袁护国之主将蔡锷和泸州纳溪之战英雄团长，每于此“喜形于色，慷慨激昂，立下爱国强兵心志”。
1923年3月，以孙中山为大元帅的革命大本营在广州成立。是年冬建立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时任大元帅府军政部长的程潜兼任校长，教育长为李明灏，均湖南醴陵人。次年春，陈明仁持族叔陈舫周引荐信至广州见程潜、李明灏，得以入学，编进该校第一队。后因程潜出师北伐，讲武学校毕业学员大多随军，余下一百余人合并于黄埔军校，编入一期肄业，属六队。与陈明仁同为六队同学的有左权、陈赓、蔡申熙、李默庵等。
陈明仁于黄埔军校学习期间，共产党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和领导的“孙文主义学会”正斗得你死我活。陈则冷眼旁观，认为：“这种政治性的组织活动，对我个人的发展是无多大帮助的。”从此，远离政治，专攻军事。据陈明仁回忆，某日，廖仲恺党代表至黄埔军校演讲，动员大家参加，陈明仁热血沸腾，领表申请加入。而入党介绍人栏内，经廖仲恺同意，赫然写着“、廖仲恺”。
1925年9月，亲率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再次东征，追剿陈炯明残部。出发前，陈明仁突然身染重病，某连长向上告发陈，要求团里给予处分。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二师四团（原为黄埔教导二团）团长刘尧宸甚喜陈明仁之才干，有批评之意，无处分之心。陈明仁感激万分，带病出征，英勇无比。
东征军开赴前线后，初战东莞。陈明仁因患病，副营长张际春欲以担架将陈送往后方，陈坚辞。是役，时任见习排长的陈明仁身先士卒，敢打敢冲，指挥一个排在东莞城内勇夺制高点，以一个排缴获对方一个营的枪，立大功一次。战后，团长刘尧宸摸摸陈明仁的脑袋，夸奖道：“我以为我是世界上最不怕死的人，哪晓得陈明仁比我还不怕死！”
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时任二师四团三连连长的陈明仁参加攻打惠州。惠州城墙坚固，三面环水，东征军以云梯登城，伤亡惨重，三鼓而不下。攻城关键时刻，刘团长任命陈明仁为“敢死队队长”，并与陈亲往攻城现场，不料，敌一弹击中刘之头部，饮弹阵亡。陈明仁极为悲愤，誓言报仇，自捆绑手榴弹于腰间，插青天白日旗于后背，提枪登上云梯。其时，举望远镜亲见其冒着弹雨，攀梯悬空而上，身影矫健，动作麻利。至顶，一跃而登上惠州城头。蒋大喜，问：“擎旗登城者谁？”答：“陈明仁。”点头曰：“嗯，这个，这个要立功！”
三天后，东征军于惠州召开庆功大会。会上，亲发口令，命令吹三番号向陈明仁致敬，并举枪呼口号：“向陈明仁看齐！”是时，与何应钦、苏联顾问鲍罗廷均在场，亦举枪呼口号。1949年9月，于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上见陈明仁，问：“子良，你认识我吗？”陈答：“怎么不认识……”笑曰：“打惠州的时候，我还向你举枪致过敬哩！”
陈明仁勇冠三军扬名惠州，由此被认为是“的得意门生”，连连加官晋爵。1933年升任二十八旅旅长、八十师中将师长时，年仅三十岁。
北伐初，陈明仁初展军事天赋，得到、白崇禧称赞。1926年6月，国民革命军北伐至南昌。孙传芳部反扑，重围北伐军总司令部于南昌城外牛行车站。、白崇禧等北伐首脑处境危急。陈明仁奉命救驾解围。是时，陈心急火燎，率部轻装上阵，以急行军速度出其不意，杀进孙传芳部包围圈，孙部顿时大乱，牛行车站之围得解。此役当场俘虏孙传芳部一团长。随后，陈明仁向、白崇禧建议利用被俘团长引路攻城，南昌即克。
顶撞获“傲上将军”绰号
陈明仁骁勇善战，相貌堂堂，前程无量。某日，宋美龄召见之，赞廖仲恺如何德高望重，又赞何香凝夫人如何文采贤淑，再赞其女儿如何文静美貌，继而表示愿意为陈明仁做媒。而陈明仁以军人姿态立正，曰：“报告蒋夫人，在下已娶有妻室谢氏，在家侍奉老母，不敢停妻另娶。报告完毕！”宋美龄特将此事告，蒋公闻之喜曰：“先前只知子良威武不能屈，今又知其富贵不能淫。可大用之才也！”
1938年，陈明仁之“预二师”移防贵州黔西休整。陈率部进入黔西后，即将黔西市容整顿一新。下令士兵执勤洒扫，种植花木，率部众帮助农民收割。当地百姓感戴之余，编歌谣以颂之。黔西市水西公园至今仍立有“陆军三О五师师长陈公子良纪念碑”，两块高两米、宽一米的大青石，上书陈明仁率部驻军的事迹，历经七十余年风雨仍清晰可辨。
一年后（1941年），陈明仁率领第二预备师驻军叙水。中秋月夜，登红崖麓，遥看山河破碎，神州沉沦，不禁感慨万千，乘着酒兴，于一尊高大的危石上，题下“填海补天”四个大字。后雇石匠镌刻于山中危石，以铭其爱国之志，报国之心。碑文如下：“率偏师频年与暴日相周旋，苦战恶斗，屡寒敌胆……丑虏未歼，恨海难填，神州沦后，荒天谁补？何时鲁阳金戈，挥退残余酷日，一朝田单火力，收回七十齐城，此愿此心期必偿而后已。”
陈明仁治军甚严。驻军黔西时，某连司号长黄桂生仰仗陈明仁亲信关系，赌博输钱后至乡下勒索，强抢百姓钱财，被人告发。陈明仁令军法处长梁凤派人调查属实后，召开全师官兵大会，邀请当地士绅名流参观，当众枪决。陈明仁于大会上宣布：“无论任何人，不能犯罪，如犯罪，即便是我的亲信，也一样执法如山。”黔西百姓拍手称快。
1941年冬，陈明仁率部驻防昆明。某日，至西山风景区视察，途见修筑工事之士兵，衣衫褴褛，军容不雅。蒋问：“这是谁带的兵？破破烂烂像什么话？”答：“陈明仁之‘预二师’”。次日，即召陈明仁问话：“你这个师长怎么当的？”继曰：“你的部队是叫化子兵呀！”又曰：“任何部队都没有像你这个部队穿得这样烂！”
陈明仁嘴巴一扁一扁，当场顶道：“这不能怪我，要怪只能怪你。衣服是你们发的，什么破布料？我的兵用水洗一次就破了。”大怒，骂道：“娘希匹，我撤了你的职！”
陈明仁怒不可遏，一把扯下军服上中将军衔肩牌、将星、勋章等，“啪”的一下撒在蒋的办公桌上，大嚷道：“你撤吧，你想怎样便怎样？我现在不要这个官了！”
据云，当时竟被陈明仁“呛”得无言以对，宋美龄急出面斡旋，方得下台。陈明仁之爆脾气由此而名闻国军，竟得“傲上将军”之绰号。
滇西反攻屡战屡捷，赢得国际声誉
1938年7月下旬，陈明仁奉命参加武汉会战中的九江防御战。日军凭借海陆空军优势，对九江攻击猛烈，飞机轰炸，军舰炮击，登陆部队轮番冲锋。陈明仁率“预二师”官兵构筑工事，居高临下，同日军展开生死搏斗。激战之中，“预二师”6000将士伤亡2000多人，仍坚守阵地。据云，九江之战中，军有八个师相继被打垮，唯陈将军之“预二师”傲然屹立。
1939年冬，陈明仁奉命率“预二师”驰援广西，参加昆仑关战役。据参加者回忆，将军率官兵连续作战，亮出战刀和刺刀，同日兵肉搏，杀得日军尸横遍野，夺取了324高地。日军增援，动用飞机助战，凭借迫击炮、机枪火力进行反扑。陈明仁立即改变打法，组织小型突击队，“打黑不打白”，白天派少数官兵潜行侦察敌情，一俟夜幕降临即出动攻击。“预二师”先后夺回了九塘、五塘、四塘、高峰岩等要地，歼敌二千余。广西桂南会战，陈明仁身先士卒，受到嘉奖。有亲历者回忆，战前，陈明仁让士兵喊话：不要当俘虏，战至最后一人，很是热血激荡。
抗日战争中，陈明仁先后任“预二师”师长，七十一军副军长、军长，率部转战西南，威镇边关。尤其是1943年10月至1944年5月期间，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先后对侵占缅甸北部和中国云南西部的日军展开反攻作战。陈明仁率部苦战回龙，围攻松山，出击龙陵，越战越勇，名扬中外。
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决定反攻缅北，打通缅滇公路。陈明仁率七十一军主攻龙陵重镇。战斗进行中，已攻占镇安街的八十七师师长张绍勋，获悉腾冲日军派出一个加强中队反扑，临阵怯场，打电话请示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要求“变换阵地，放开公路”。而宋亦答复：“万一守不住，可以变换阵地。”
是时，陈明仁的电话正巧接进去，闻张、宋对话，大怒。将军对着话筒向张绍勋喊话：“张绍勋，现在八十七师归我指挥，师长不能直接报告总司令。”又直接向上司宋希濂喊话：“你总司令也不能直接处理这个问题。”再厉声警告张绍勋：“你违反我的军令，若守不住公路，提头来见！”
两个小时后，宋通知陈明仁：“张绍勋开枪自杀了。”陈沉默，问：“死了没有？”宋答：“我去看了他，打的是胸膛，还不至于死。”陈更怒，大喊：“他自杀是为了逃避责任，我一定要枪毙他。”又责宋希濂：“你为什么去看那个怕死鬼，这样做是鼓励不愿为国牺牲的人。”宋闻之瞠目结舌。
据参战者回忆，张绍勋自杀后，对各部队长官震动极大，无不靠前督战。在陈明仁的要求下，八十七师另外任命了新师长。是役，经过数昼夜反复拼搏，终于全歼日军，攻占了松山，号称“战争之花”的日军松山守军旅团长松井剖腹自杀。
1945年1月，中国远征军调集重兵围攻畹町制高点――回龙山。军第二ОО师、第九师会攻回龙山，激战一星期，均未能奏效。司令长官卫立煌、集团军总司令黄杰急如星火，敦请陈明仁统一指挥各部队进行回龙山攻击战。在集团军指挥所，美国联络官见陈明仁，问道：“你哪天可以拿下回龙山？”陈明仁坚定地回答：“我的部队明天到达，后天接防，大后天可拿下回龙山。” 美国联络官又问：“你三天能攻下回龙山？有什么根据？”陈明仁答：“中国人说话算数！”又问：“三天攻不下，怎么办？”陈明仁以手指回龙山峰，慨然答道：“拿不下回龙山，我就死在那个山头上！”
陈明仁亲临最前沿，指挥七十一军扬长避短，实施包围作战；鞭策担任主攻的第八十八师将士奋勇攻坚，果然于三天内将中国军旗插上了回龙山主峰。有军事专家评价：“回龙山一役，打得痛快淋漓，是军事指挥艺术的一个杰作！”
陈明仁将军晚年回忆滇西反攻作战经历称：“当时凡属任何部队攻克不下的地方，都是由七十一军来担任，例如芒市附近的三台山、襄佐寺，畹町附近的回龙山等，都是七十一军攻克的。而攻克回龙山一役，不但挽回了当时的整个战局，而且增加了我个人在国内乃至国际上不少声誉，我自己也认为是我生平的又一得意之作。”
四平：以一军之力阻挡民主联军十万之众
中共名将钟伟在四野中以“好战分子”著称。1947年5月东北战场的靠山屯之役，为其成名之战。是役，时任二纵五师师长的钟伟违抗之命，牵动其他部队围歼靠山屯之国军，歼国军八十八师大部，重创八十七师。钟伟经此战名声大噪，而其对手即为时任国军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将军也。
陈明仁将军晚年回忆是役言，不仅败，而且险。其时，陈明仁率八十七师、八十八师向靠山屯方向撤退，被四面伏击。经过激战，伤亡惨重。陈明仁仅率一连官兵退到郭家屯。郭家屯原为八十八师一个连驻防，此时已被歼灭，伪装成国军严阵以待。陈明仁曾亲与士兵问话，竟一问三不知，见势不妙，狼狈逃窜。将军回忆言，而后屡遭败绩，疲于奔命，难以力挽。
发起夏季攻势时，陈明仁奉命率部解怀德之围，突遭袭击，八十八师又损大半，师长韩增栋阵亡。将军率部仓皇撤退，所乘座驾多处被子弹击中，司机受伤，警卫被打死。杜聿明曾回忆：“陈明仁之免于被围，真是间不容发。”
1947年，于东北战场上屡获胜绩，独四平一役败于陈明仁之手。1947年6月，发起攻打四平之战役。是役，占领四平路西，而陈明仁则率领不足万人的七十一军残余退守路东，继续顽抗。
有亲历者回忆是役言：“民主联军已将陈明仁七十一军指挥部团团围住，前哨阵地距离陈明仁的核心工事只有500米之遥…… 陈明仁下令用吉普车堵死房门，用粮食袋当沙袋垒作工事，同时严令手持冲锋枪的督战队，凡有后退者扫射，打死勿论……七十一军的直属队打光了，陈明仁把身边的卫队都派了上去，孤注一掷。自己也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在后面督战。陈本人电告杜聿明，要以身殉国，壮志成仁，并将一支二号勃朗宁手枪顶上子弹，装在衣兜里，准备随时自戕。6月30日，四平前线的枪炮声反而稀疏下来，慢慢地，阵地恢复了平静――出乎陈明仁意料的事发生了，民主联军竟然撤围而去！”
陈明仁以一军之力，阻挡民主联军十万之众，震动了全国。欣喜若狂，亲自为陈明仁挂上“青天白日满地红”勋章，大声称赞陈明仁：“奇迹，奇迹！子良无愧于黄埔名将！”将军由此晋升为军第七兵团司令长官。但好景不长，陈诚到东北任行辕主任后，明察暗访，抓住了陈明仁几个“短板”，撤了陈明仁的职，让陈回南京休养闲居。
陈明仁之子陈扬钊回忆言：“父亲在南京赋闲期间，脱去军装，穿上长袍，留着胡须，每天与儿孙们游玄武湖、灵谷寺、栖霞山、燕子矶、中山陵等地。他最喜欢到中山陵和廖仲恺的墓园。这段时间里他由于心情不舒畅，还经常饮酒。他的酒量也是闻名的，一次饮一瓶贵州茅台也不醉。有时到朋友家，高兴时喝得酩酊大醉而归，由副官背他下车。”有史论者言：“陈此后因不能主持公道而隐怀异志。”
：“我看打仗不如你，你就担任二十一兵团司令员吧”
1949年，人民胜利渡江，直指湖湘。陈明仁看到章士钊给程潜的信后，很快向中共表态：“程颂公（程潜的字）造福桑梓，酝酿起义，子良（陈明仁的字）内心赞同，当仁不让。”
8月4日，湖南程潜与陈明仁率领38位高级将领联名发出通电，正式宣布自即日起脱离政府，加盟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8月5日，陈明仁率部迎接人民进入长沙城。
据负责此次策反的李明灏回忆，8月1日，陈明仁的一位稽查处长因民愤而被抓获，李明灏决定交给中共处理。陈明仁闻之大怒，拍桌打椅，逼李明灏放人。为了不影响起义大局，李明灏亲自把人交还陈明仁，但陈明仁并不感谢，反而当众宣布暂不考虑起义。李明灏言：不管怎么解释，陈明仁根本不听，搞得整个代表团束手无策。此事让相关人士充分领教了“傲上将军”的厉害脾气，险些误了大事！
程潜和陈明仁率部起义后，致电程、陈两将军称：“毅然脱离伪府，参加人民革命，义旗昭著，全民欢迎。”1949年8月25日，亲自修改新华社时评《湖南起义的意义》，明确指出：“程潜、陈明仁两将军在湖南起义，严重地震撼了华南、东南、西南、西北的残部，残部唯一的光明前途，就是脱离、李宗仁、白崇禧集团，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据云，李宗仁闻程潜、陈明仁在长沙通电起义，叹息道：“可惜一个党国元老，一个国军名将，被老蒋逼得走投无路，真是树未倒，猢狲就散了。”
陈明仁将军所部7万余人整编为两个军6个师，改称中国人民第21兵团。1952年1月，21兵团司令部改组为水利工程部队司令部，10月，陈明仁改任第55军军长。不久，他率部开赴广东湛江，担负守卫祖国南大门的光荣任务。
1949年9月，陈明仁应之约，赴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设家宴喜迎陈将军。曰：“新政治协商会议，各方面的人物都有了，唯独还缺少的嫡系将领，你来了，代表性都全了。”又曰：“两军相战，各为其主嘛！犹如划船，都想划赢呀！”“共产党的军队有饭吃，你有饭吃，共产党的军队有衣穿，你有衣穿。”再曰：“我看打仗不如你。你就担任二十一兵团司令员吧！”
会议期间，约程潜、陈明仁等游览天坛。至祈年殿，与陈明仁合影后，问陈准备放大加洗多少张照片，陈明仁将军答：“洗十打。”风趣地说：“这少了，洗五十打吧！这样就没有人说你被共产党软禁了。”
1949年9月25日，陈明仁在政协全体会议上发言，坦诚回顾了起义的心路历程：
在起义前几天还派员送电报给我，要我“大义灭亲”。因为程潜将军是我进黄埔以前的老校长，意思是叫我杀害程将军，并要我率部十万死守长沙。我现在发现了不仅是不革命，简直是反革命，简直是人民公敌，我当然要打倒他。他是我们的校长，现在我便给他一个“大义灭亲”。当时白崇禧也派专机送来一个命令，叫我派兵包围程潜将军所住的水陆洲，实行兵谏，必要时采取断然处置。倒是白崇禧他本人如此反动确是需要给他一番兵谏的，我的起义即为兵谏的有力表示。我多年在蒋政权之下，徘徊惶惑，到现在才大梦初醒，才走向真正的革命方面来。在黑暗中挣扎过多少年的我，一旦获得光明，可以大步迈进，我的心情，是多么愉快，多么兴奋。我愿意完全接受的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思想，虚心学习，努力实践，改造我自己，改造我所统率的部队，绝对以不怕死、不怕苦的精神来完成我们革命军人的任务。
1952年人民全军整编，兵团领导机构大部撤销，第二十一兵团改编为第五十五军。上级有意调陈明仁到大军区任职，但他自愿担任第五十五军军长，1953年2月五十五军由广西桂林移防广东湛江。1955年，陈将军被授予上将军衔。他还曾担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陈明仁率军驻防湛江沿海十多年，治军有方，威信很高。、邓小平、、、等领导人多次到湛江视察工作，给予他很多好评。
1958年初夏，粤西、桂南开始进行国防工程施工，按苏联专家提出的一线防御思想进行设计。陈明仁根据长期战争实践经验和中国现代化国防建设的要求，对苏联专家的意见表示异议，坚持应该搞纵深工事、梯次防御。实践证明他的意见是正确的。1961年冬，阴谋，沿海防御工程要求确保桂林的安全，将军在蒙山县设点防御，以抗战时作战经验，提出守桂林必守荔浦的防御战略观点，获上级有关部门肯定和好评。
元帅与陈明仁将军交谊深厚。据五十五军军史载，元帅喜至广东视察，至广东必至湛江，至湛江必至五十五军，至五十五军必见陈明仁将军。至，陈明仁均以最高礼仪接待，周详安排。与陈明仁坦诚相见，交谈甚欢。某日，陈明仁陪同视察雷州青年运河和鹤地水库工程，得知工程为陈明仁亲率五十五军官兵修建，连连称赞：“上将也上阵了，为人民立了大功，老将不减当年勇啊！”
1957年，陈明仁对军队提了一些意见。其时，陈明仁为五十五军军长，但不是党员，故不能参加可作重大决定的党委工作。将军对此有所不满。有人向上反映，闻之后作批示道：“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责任制的领导制度，并不切合起义部队，因为起义军官如非党员，既享受不了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又怎能体现出民主集中制的优越性？故需另立军政委员会，以起义将领为主任委员，方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有人告陈明仁将军，为起义将领说话了。将军则不以为然，曰：“我在北京提意见，是我的肺腑之言。我喜欢直来直去，决不是争什么权，要什么官。我不同意成立军政委员会。”
1969年，陈明仁将军因慢性风湿病一再发作，经中央军委批准离职休养，回湖南长沙安度晚年。批示湖南省人民政府，在陈明仁的定居地长沙市麻园岭，拨给一栋花园楼房居住，一切政治待遇、生活待遇照旧。将军晚年过着安静平淡的生活，儿孙们在他的长期教育下，努力学习和工作，使他十分欣慰。
陈明仁发妻谢芳如与他甘苦与共生活了三十多年，夫妻和睦恩爱。1950年谢芳如身患癌症去世。继配肖毅，系湖南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主治医师，为发妻谢芳如住院期间的主治医师。肖毅未生育，无儿女。1972年夏天，陈明仁患上不治之症，陈患病期间，肖毅形影不离，日夜守候在丈夫病床前悉心照料。
1974年5月21日，陈明仁将军因患癌症病逝于北京，终年71岁。
本文资料来源于陈利明《陈明仁将军传》（出版社出版）、叶青松文《陈明仁：从国军著名将领到共和国开国上将》、马祥林主编《点评著名将领》（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熊锡阶《历任国共两党兵团司令的陈明仁》（2007年12月16日《读书文摘》）、《陈明仁自传》（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凤凰卫视《我的中国心》相关专访等书籍、文章、节目。
（作者系文史学者、军旅作家）
1949年1月，自知大势已去的宣布下野而退居幕后，声称“现在党政军问题积重难返，要打破此半死不活之环境，正好退而改造，另起炉灶”，实际上仍以总裁身份控制着军政大权；台前则让李宗仁代总统去应付。然而，随着与共产党平分秋色划江而治计划的破产，一举渡过长江，攻占南京，立即使政权乱了方寸。幕前的李宗仁及南京政府南逃广州；幕后的不得不离开溪口，转道澎湖、马公、高雄、桃园到台北，为政权寻找退路。7月10日，蒋从台飞往菲律宾，与菲总统季里诺发表“联合声明”；8月8日，蒋又在韩国镇海与韩总统李承晚发表“联合声明”，呼吁远东国家合组“太平洋联盟”统一，但远水解不了近渴，政权的溃败已经无法逆转。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10月14日攻占广州。急忙从台湾飞往重庆，企望幕前、幕后合力以阻止的进攻。然而在李宗仁看来，此举恐是运用手段逼其辞职让位签署“劝进书”，于是11月3日在蒋抵渝之前便飞往昆明，11日又转道海口、南宁。
14日，蒋以总裁身份严令宋希濂、罗广文、孙震等部固守川东；任郭汝瑰为二十二兵团司令，辖二十一、四十四、七十二等3个军，兼七十二军军长，集中宜宾，固守川南。15日，蒋召见杨森、徐永昌、晏玉琮详询重庆战况，又与贺国光谈西昌运兵与驻地之准备。蒋很清楚，组织抵抗已是燃眉之急。
20日，李宗仁飞往香港，对外称去美治病，并在离港前发表书面声明：“在治疗期间之中枢军政事宜，已电阎院长负责，照常进行；总统府日常公务，则令由邱昌渭秘书长及刘士毅参军长分别代行处理”，以示代总统仍将继续行使职权。蒋到重庆后，一边是摧枯拉朽的军事攻势，一边是李宗仁离而不让的政府无首混乱。
当即以总裁身份召开中常会，商讨李突然出走问题，决定派人挽留。22日，居正、朱家骅、洪兰友、郑彦四人携蒋“将以充分权力交李掌握”亲笔信到香港劝李宗仁回重庆，遭李拒绝。27日，蒋针对李拒绝回渝一事再召集中常会进行研究。蒋在会上表示：“对外关系，尤其是我国在联合国中之代表地位问题至关重要。如果李宗仁长期滞港，不在政府主持，余又不‘复行视事’，则各国政府乃至友邦，可藉此我国已无元首，成为无政府状态；则不得不考虑对于北平匪伪政权之承认。”与会者“一致拥蒋复职”。
“复职”之事的提出，无疑是蒋欲从台后走向台前的舆论准备。但还没来得及实施，就已兵临重庆城下。11月29日夜，匆匆乘机飞往成都。11月30日，重庆解放。蒋闻之感慨万千：“如此重庆已陷矣，此乃余廿六年南京撤守时之心绪，其悲伤与依依难舍之情景无异也。”是日，蒋在成都召见张群、刘文辉、邓锡侯、王陵基、熊克武、向传义等辩称，放弃重庆系战略转移，希望川康合作进行“川西大会战”。蒋深知当务之急，是组织军事抵抗以争取政权在大陆有一立足之地。
此时，率领的解放大军已迅速进入四川，配合由川东、川南西进、北上的把退到成都及周围的军包围起来，直接威慑到已迁至成都的政府。12月4日，考虑“迁都”西昌，但因泸州失陷，两天后（6日）他又断定西昌绝不能作政府驻地；又说定海较稳……，呈惶惶不可终日状。
12月6日，得知自贡被攻占，急命胡宗南“先固守乐山，再图出击”。7日，蒋又命张群飞往昆明，要卢汉让出昆明作最后退守之地。蒋预想以西昌、云南为最后基地，依托滇缅运输线，争取英美支持，但卢汉拒绝。次日，张群奉蒋密电偕余程万、李弥等飞成都候蒋指示，张向蒋建议“昆明情形复杂，政府迁台，大本营设西昌”。阎锡山也向蒋报告，因情况紧急“昆明不可飞时，运输机先飞西昌再转台北”。蒋当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委任“顾祝同兼西南军政长官，胡宗南为副长官兼参谋长。又命令政府迁设台北，并在西昌设大本营统率陆海空军在大陆指挥作战。另西安绥靖公署着即撤销，且派杨森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并兼代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会议在短短的40分钟内即宣布结束，决议除决定“政府迁设台北”外，还通过：免去张群西南军政长官职；派王缵绪为西南第一路游击总司令，唐式遵为西南游击第二路总司令；成立成都省会防卫总司令部，派盛文为总司令，余锦源、严啸虎为副总司令，严啸虎仍兼成都警备司令；西昌警备司令部改为西昌警备总司令部，拟任贺国光为总司令。
然后，电告陈诚：“中定明日飞西昌坐镇。政府决迁台湾，须特别欢迎。望台省民意机关多有精神拥护之表示。”12月8日陈诚复电表示：“台省民众，一致欢迎‘中央政府’来台。”
12月9日，令蒋始料未及的是，张群等飞返昆明，被卢汉扣留。蒋即指示空军于昆明散发传单警告卢汉，如不释放张群、余程万、李弥等出险，当即实施轰炸，随后张、余、李获释放。当日，云南省主席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云南和平解放；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通电起义，西康和平解放，刘文辉部二十四军驻西昌的一三六师师长伍培英立即响应撤出西昌。
原以为利用川东退下的残余部队和胡宗南部，在成都附近和进行决战，不行再退往云南。但胡宗南部不堪一击，再加之卢汉和刘文辉起义，使“川西决战”的企图破产。12月10日整个成都局面已难控制，中午，在成都陆军官校召见胡宗南、杨森、王陵基等开会。参会者一致要求蒋赶紧离开成都，飞往台北，不要再前往西昌。下午，偕蒋经国及少数侍从人员，沿小路到凤凰山机场，乘机飞逃台北。
就在飞抵台北之时，顾维钧从美国获得情报称：“美国不作承认中共问题之考虑”；俞国华也电报，若国民政府在大陆尚能立足，美决不承认中共。13日，蒋根据美国政府决定承认国民政府于台湾建立基地情报，再召见陈诚研商对美政策及有关改组台湾省政府问题，并决定先派吴国桢台湾省政府主席。此时此刻，对来说，守住西昌争取在大陆立足是何等的重要，也是败势之中政权争取美国支持的最后一线希望。
二
12月12日，刘文辉等宣布起义后，即任命贺国光为西康省主席兼警备司令，电令从茂汶窜至康定的三一师师长田中及其所率500余人坚守康定，田中在康定组织西康政务委员会，代行省府职权。
同时，蒋又电告贺国光“力促顾祝同空运部队至西昌，以解决刘文辉部，……西昌不得和平易帜，必须先发制人解决刘文辉部”；胡宗南立即空运一个团到西昌，向刘文辉二十四军起义部队驻西昌的伍培英部发起进攻，伍培英被迫转移富林，继续抵抗；13日，胡宗南又下令炮击刘文辉二十四军起义部驻成都武侯祠的一个团。18日，蒋给胡宗南连发三电，调兵遣将企图稳住川西：“川西战况虽不力，但匪军力量不大，而且其力分散，如能集中比较优势之兵，选择有利地区予以决战，必可转败为胜”；又说“先以一部由乐山犯雅安，以有力之一部守备成都，最好派孙元良部任之，并以一部固守新津牵制匪军以掩护后方”；同时指示“将第一军调渝使用，另电陈诚拟调刘安祺兼任第三十二军军长，并拟派赵琳为副司令但暂留台勿令回琼，又电周至柔并抄知晏玉琮令储存汽油及一年用之弹药等限期运往西昌”。不料19日，即抵成都附近，对军形成包围态势。胡宗南即向急电请示，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高级人员以及主要职员连同重要档案和电台，用飞机运往西昌。22日，蒋电曹天戈“务听汤恩伯之指挥与第二十六军一致讨逆，以收复昆明为上策，否则应即向西昌方向转进与驻西昌之第一军部队受贺国光之指挥”。下午，胡宗南在成都附近的新津召开紧急会议，强调“要打到西昌去，我们只要到了西昌，就有办法。到了那里，以云南、缅甸为靠背，进可攻、退可守”。但胡宗南竟然施的是烟幕弹，12月23日他便逃到海南岛海口。蒋闻之震怒，并在日记中写道：“过去一年间党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已因胡宗南逃避琼岛之故彻底失败而绝望矣！”胡宗南一逃，残部分崩离析。李文率领的胡宗南主力部队7个军，在向西昌突围中被全部消灭。第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率残部于24、26日先后在彭县、郫县起义；第七兵团司令裴昌会、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各率残部分别在德阳、成都起义。
27日成都解放，急忙布署加强西昌防御。24日指示顾祝同“研究西昌今后战守方针，及贺国光接运问题”。28日晨6时，蒋严令督促胡宗南从海口飞返西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也分乘10架运输机到西昌。
胡宗南返昌后立即收拾由川西溃退下来的残部，将第二十七军刘孟濂、第五十六军胡长青、四川土匪李玉光部、第一二四军顾葆裕部一个师、朱光祖部一个团集中、拼凑起近一万余人的队伍，再将刘孟濂溃退下来的一千多人和朱光祖原在西昌的一个团合编为一个师，由朱光祖任师长驻守西昌。
29日，蒋又电王叔铭、胡宗南，并于元旦发表告西南军民书：“誓在西南大陆决与奋斗到底，电顾祝同促飞蒙自号召滇黔各部树立西南重心，则收复昆明决非难事”；下午，从台湾急电胡宗南：“固守西昌三个月，等待国际变化；收拾川西脱围部队，保卫西南大陆。……此时大陆局势，全在西昌一点，而此仅存之点，其得失安危，全在吾弟一人之身”，要他“不顾一切，单刀前往，坐镇其间，挽回颓势”。此时此刻，拼凑队伍坚守西昌，便是最后灯残油尽的挣扎。
1950年1月2日，电令胡宗南“西昌防务须肃清与刘文辉有关系诸人，与贺国光密商速决速行”；3日，王叔铭电蒋经国：“第二十七军抵西昌空军在西昌存少数武器，借交胡宗南”；蒋又电王叔铭“应利用蒙自基地为转运站赶运西昌汽油，蒙自锡矿交陈纳德民航队包运”；蒋再电胡宗南“望统率西南军民努力奋斗，以接受新的胜利之到来”；4日，王叔铭电蒋“巩固西昌为西南基地”；从台湾派出飞机40架次，向西昌空运了大批武器、弹药，各种军需装备物资、通讯器材及黄金、银元等，存亡全系西昌一途。很明显，不看到最后的失败，仍然不肯放手。
就在胡宗南信誓旦旦要与西昌共存亡之际，、下达向西昌进军的命令。第十八兵团负责川西、川北、西康和成都卫戍。其中第六十军兼川西军区（下辖温江、绵阳、眉山、茂县军分区）和成都市警备司令部；第六十一军兼川北军区（下辖剑阁、遂宁、达县、南充军分区）；第六十二军兼西康军区（下辖西昌、雅安、康定军分区）。
1月9日，西昌地区之会理、会东、宁南宣告解放，蒋为稳定军心指示胡宗南：“会理、宁南虽失不足虑，现有三千部众略加整补，则以西昌之形势，与今日飞行之交通实大有可为。”12日胡宗南预感西昌形势紧急，即电告蒋经国，西昌附近颇形动荡，不久或有战事发生。14日，即派顾祝同飞往西昌与胡宗南、贺国光等研究制订固守西昌的军事部署。显然，“坚守西昌”是希望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19日，王叔铭函蒋经国“蒙自运兵十五日正式开始空运部队作业”；20日，蒋电罗列“第八、第二十六军行动及其情形，待有确息方能决定整个计划”；26日，第六十二军军长刘忠、政治委员廖志高率部队从广汉出发，经成都、邛崃、名山进入西康地区。同日，蒋经国作为总裁特使，携带着分别给胡宗南、贺国光的亲笔信，飞临西昌进行慰问和再次审定西昌的军事部署。胡宗南表示：“我们是总裁部下，校长的学生，竭智竭忠竭力，不负领袖厚望，不成功，便成仁。”蒋经国说“公忠体国，固守待变”，要胡宗南坚守西昌待变。2月1日，蒋电胡宗南“所需武器准如数限期运济，沈策应即令来台以免影响大陆士气”；2月2日进驻西康省会雅安，接替刘文辉起义部队防务，消灭雅安、天全、芦山、宝兴之敌。
2月10日，胡宗南函告蒋经国“感奋飞临西昌，所需武器盼催促运输……”。中旬，中国人民第二野战军陈赓第四兵团在云南结束了对李弥、余程万残部的追歼后，即发起西昌战役。陈赓指示，为彻底肃清残敌，拔除军指挥西南残敌的中心据点西昌，西南军区首长决定组织西昌战役。
3月1日，在台正式“复职视事”，结束了李宗仁代总统“代而不归”的政府无首局面，但岂能挽救大陆军事上的彻底失败。25日，电示胡宗南“如果西昌不能不放弃时，吾弟是否仍将领导各部队与匪（共军）作游击战”；26日，蒋又电告胡宗南再次明确：“西昌放弃时领导各部队作游击战。”
然而，历史的发展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不论如何加强西昌大本营：不准和平易帜，下令解决刘文辉部；严令胡宗南飞返西昌坚守三个月等待国际形势变化；派蒋经国亲赴西昌督战以“争取大陆有个据点，以获美国承认”；转而又考虑不得不放弃西昌，部署游击战……但都无法阻止人民进军的脚步，政权的彻底溃败已近在咫尺了。
三
1950年3月12日，在北路，由第六十二军一八四师分左、中、右三路从温江出发，向西昌挺进。左路，由副师长陈捷第指挥，率五五团经峨边，翻越大相岭到越西海棠，截断北路敌人南逃之路；中路，由师长林彬率领师指挥所及主攻团五五二团，沿乐西公路经蓑衣岭、富林、大渡河、小相岭，从正面向西昌进攻；右路，由政委梁文英率领五五一团由雅富大道，经汉源、过大渡河配合主力部队歼敌于预设地域，然后从石棉直下西昌。南边，则由十四军四十三师、十五军四十四师向西昌疾进。3月19日南线渡过金沙江到宁南，经普格直指西昌。3月21日，第四十四师与北路进抵石棉以南的第六十二军一八四师共同完成对西昌的战略包围。
3月26日晚，胡宗南、贺国光偕长官公署秘书赵龙文、总务处长蒋祝三、警备部副司令王梦熊、参谋长程冠珊等20多人在西昌小庙机场乘机仓皇飞逃海南岛。其余残部、党政官员和眷属等，由参谋长罗列、副参谋长沈策率领，于当日夜弃城狼狈向北溃逃。27日拂晓到达西昌，占领小庙机场，但胡宗南已乘机逃跑。在没有发生任何交火和抵抗的情况下，两线部队由中共地下组织带领进入西昌城，西昌宣告和平解放。
对此，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程思远在其所编的《中国百年风云录》一书中指出，“胡宗南指挥的在大陆的最后一仗彻底失败，标志着集团在大陆的最后一块地盘的丧失”；历史学家杨天石在《找寻真实的》一书中说，“3月27日第二野战军攻占西昌，胡宗南再次飞往海南逃生……至此，西南梦碎，在大陆再也无可守之地了”；台湾学者林桶法在《1949大撤退》一书中也指出，“西南战役中，在大陆最后一支主力部队不是投降就是被歼灭，……胡宗南残部迁至西昌，蒋的‘确保西昌，准备反攻’的计划完全失败”。上述论著不仅阐明国共内战是在西昌结束，同时也指出了苦心孤诣发动的“内战”，是在胡宗南“坚守西昌三月，等待国际形势变化”计划彻底破灭之后，残部望风而逃，长驱直入、和平解放西昌中收官、落幕。
一、中国社会转型中文化之会通
梁启超言：“中国文明，产生于大平原。其民族器度伟大，有广纳众流之概。故极平实与极诡异之学说，同时并起，能并育而不相害。其人又极富于弹力性，许多表面上不相容之理论及制度，能巧于运用，调和焉以冶诸一炉。”中华文化的会通性在文化的发生、发展和演变中始终表现为主体特征。自第一次思想文化的大会通“百家争鸣”引发大一统体制的确立始，至近代兴起辛亥革命君主专制制度，两次大的社会转型均肇始于多元文化间的交流、碰撞与整合。
第一次社会转型中确立集权体制的多族文化会通。春秋战国是我国传统文化形成、发展与定型的轴心时期。此时期的多元文化在华夏大地上交融争鸣、互动会通，创造了璀璨、繁荣的发展局面。战国末，这种整合渗透，深入于文化、经济、政治等各领域，以诸子百家之学为代表的精英文化彼此博采精粹，求同存异，它们在长期论辩中出现了相互吸收、融合的新趋势，以几部重要的会通性文化成果《管子》、《荀子》、《韩非子》和《吕氏春秋》等为代表，逐渐从理论层面完成了我国第一次社会重大变革前夕的文化整合，重构了兼容并包、大气宏阔的大一统理论体系。
第二次社会转型中走上民主道路的中西文化会通。近代社会的中国，于民族救亡图存之际，仁人志士们开始了近百年的文化反思与重建。从魏源发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文化号召始，一大批宣传和介绍西方民主革命思想的文化成果涌现，如梁启超传播了亚里士多德、卢梭、孟德斯鸠、达尔文等人的学说，严复《天演论》、章太炎，邹容《革命军》等，使西方世界观和方法论进入中国，引发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高潮。孙中山在中华文化基础上大力吸收西方文化，创新重构了深入人心的“三民主义”理论，而辛亥革命正是这种理论的充分实践。
历史证明，在中华文化发展的长河中，多元文化间不断会通融合成为文化能够确立和保持领先地位的根本方式。而这种继承创新的会通并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它必然随着时代的需要不断与时俱进，其内在的文化精神逐渐沉淀下来，成为中华文化复兴、繁荣的基础。
二、《吕氏春秋》的文化会通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最重要的一部文化会通性著作，由当时诸学传人所撰，包括《十二纪》、《八览》、《六论》三部分，共12卷，160篇，20余万字。它系统总结、整合了儒、墨、道、法、兵等各家学说，在诸子基础上提升和创新，围绕政治理论核心，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角度，提出了具体可行的治国理论，形成了“天人合一”构想下的大一统政治理论体系。
1.对道家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吕氏春秋》继承了老庄关于“道”的思想，并以此作为其宇宙观的基本理念：将宇宙本原称“太一”，但其内涵又从“道”的“无”发展为有形的精气之说，“精气之来也，因轻而扬之，因走而行之”（《吕氏春秋·尽数》）。同时，它在老子宇宙观基础上将“天道”、“地理”、“人纪”三者密切相连，确定了宇宙规律与社会规律的必然联系，“人之与天地也同。万物之形虽异，其情一体也”（《吕氏春秋·》）。书中还大量引用了庄子典故，对其寓言的本义继承、发展和改造，表现出与庄子思想相反相成的特点。最为突出的是，全书贯穿着道家自然主义思想，将其广泛运用于社会、历史、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衍生出因顺、无为、贵公、尚信、养生等思想，体现了对道家文化的继承、超越与创新。
2.对儒家文化的继承和创新。《吕氏春秋》对孔子推崇备至，对其言论、学说引用最多。据统计，《吕氏春秋》的160篇文章中凡叙述孔子故事或引其语录的共约33篇，如《博志》、《劝学》、《尊师》言孔子“好学而不厌，好教而不倦”，《异用》篇引孔子以“杖”的不同喻贵贱、论亲疏，《不二》、《慎人》、《务大》讲孔子贵仁重道，《高义》讲孔子取舍不苟、无功不受禄，《慎大》讲孔子善于自持，不矜善伐能，《精谕》、《察微》赞孔子知人深、观化远，《安死》讲孔子以诤言救过，《举难》讲孔子权变以立功，等等。此外，对孔子的弟子曾参、子贡、子夏、子路等引述亦繁。《吕氏春秋》书对儒家思想的汲取主要是政治伦理层面，尤其对儒家关于做人的基本要求仁、孝、义、忠、信、礼、乐、学、教等，着重从“外王”的角度，揭示其政治功利思想，“仁于他物，不仁于人，不得为仁；不仁于他物，独仁于人，犹若为仁。仁也者，仁乎其类者也。故仁人之于民也，可以便之，无不行也。”（《吕氏春秋·爱类》）总之，它从政治教化的需要出发对儒家的理念进行扬弃、改易和创造，成为自己的理论体系构成。
3.对墨家文化的继承和创新。墨家有兼爱、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攻、非乐、天志、明鬼和非命十大主张，一度为先秦显学。《吕氏春秋》对这些思想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汲取，如节葬、节用之“今世俗大乱，人主愈侈其葬”、“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含珠鳞施，玩好货宝，钟鼎壶滥，舆马衣被戈剑，不可胜其数。诸养生之具，无不从者。题凑之室，棺椁数袭，积石积炭，以环其外。”（《吕氏春秋·节丧》）当然，对节葬思想的认同，又不全同于墨子生人之利的角度，而从防止盗墓的角度“为死者虑”；又如非攻之“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善用之则为福，不能用之则为祸”（《吕氏春秋·荡兵》），其非攻立场却并不否定战争；救守之“非攻伐而取救守。取救守，则乡之所谓长有道而息无道、赏有义而罚不义之术不行矣”（《吕氏春秋·振乱》），反对墨家不明正义的救守。《吕氏春秋》还明确反对墨子的“非乐”，认为“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调也……世之学者有非乐者矣，安由出哉？大乐，君臣父子长少之所欢欣而悦也。欢欣生于平，平生于道。”然而“有节有侈，有正有淫矣。贤者以昌，不肖者以亡。”（《吕氏春秋·大乐》）倡导节乐。这些均可见《吕氏春秋》对墨学的批判与继承。
4.对其他各家文化的继承和创新。《吕氏春秋》对《周易》的宇宙一体化理论、整体思维方式、变易思想、养生理论和卦象爻辞体现出的思想都有继承。它还对名家和阴阳家思想充分肯定与吸收，提出了“正名”、“五德终始”说和“圜道”学说，深刻影响了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它吸收了法家有关政治论及社会观的思想学说，对农家、兵家和纵横家思想亦有不同程度的汲取。此外，《吕氏春秋》将儒、道、墨、法、名、阴阳等各家思想和谐统一于自身体系之中，就音乐理论提出了“适音”的概念，所谓“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萌芽始震，凝}寒以形。形体有处，莫不有声。声出于和，和出于适。”（《吕氏春秋·大乐》）“适”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要求，符合“道”运动规律，达致阴阳调和的一种状态，它通过对适行、适言、适欲、适威、适时的阐释所达到的理论成就，成为我们今天看待和谐音乐的基础，尤其将音乐与治国方略结合起来，形成了乐治思想。
总之，正如许维通先生云：“夫《吕览》之为书，网罗精博，体制谨严，析成败升降之数，备天地名物之文，总晚周诸子之精英，荟先秦百家之眇义，虽未必一字千金，要亦九流之喉襟，杂家之管键也”，高度评价了它的文化会通精神。而该书的政治理论体系也正是依托会通之方式得以成熟，形成了包含道治、德治、礼治、法治、乐治等多元治国思想的理论体系，成为流传后世的政治哲学经典著作。
三、现代文化自觉下的会通精神
党的十报告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向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宏伟目标阔步前进。”将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途径与方式，要求我们在文化建设中必须具备会通的能力，这种会通精神包含哪些思想内涵呢？
1.和而不同的文化宗旨。“和”、“同”是中国哲学史上一对重要的哲学范畴，所谓“和”，即“和谐、协调”，是表示一种关系、秩序和事物的存在形式。所谓“同”，即“相同、一样”。“和”可生万物，若是以同裨同，则“尽乃弃矣”（《国语·郑语》），就没有了宇宙万物的存在。“和而不同”作为一种文化理念，强调在保持文化多元差异的前提下，努力寻求相互间的和谐对话和观念共享，以创新和发展文化。首先，承认文化具有“不同”的特性和存在状态。其次，主张积极主动地进行文化交往，追求相互促进。第三，主张文化交流中要创造和谐的文化环境。中国文化一贯重和谐统一，关注自然的和谐、社会的和谐和人的和谐，本着“和而不同”的文化宗旨，运用兼容并包的方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缔造文化强国，会通成为必然路径。
2.批判继承的文化方式。一种文化要久续长存，它自身要富含生命活力的元素，这种元素的活力便来自于批判的精神。历史经验证明，文化问常常处于相互对立、相互碰撞、相互攻讦，又相互吸引、相互渗透、相互借取的动态关系中，批判继承成为保持这种关系良性状态的唯一方式。以《吕氏春秋》为例，在百家争鸣的文化高度对先秦诸子思想批判性总结基础上的推陈出新，认识到“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良贵后”（《吕氏春秋·不二》），并能通过对各家思想的摒弃、改造和发展，终以独特的面目出现，这种思想统一的过程，就是一个批判继承的过程。
3.开放包容的文化胸怀。先进的文化，要做到应运而生，适时而行，就必须要有开放、包容、博取的文化襟怀。中华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中，正是不同地域、民族、流派、体系的文化在开放的环境中，从冲突到融合，才最终构建了多姿多彩、既古老又常新的文明。今天的时代，世界文化百花齐放、精彩纷呈、各有特点，面对如此丰富多彩的文化，我们要高瞻远瞩，以更加宽广、更加智慧的文化心态和博怀，不妄自独尊，亦不丧失文化自信，能够尊重和包容一切文化的内涵，以大思路、大眼光、大智慧，既关注身边的传统，又注重身外的文化汲取；既善集诸家之长，又不断推陈出新，才能缔造多元共赢的文化发展局面。
4.敢于超越的文化智慧。文化要关注苍生命运、国家前途，才能最终为时代所选择，而能够适应时代的新文化总是敢于超越旧文化、不断提升创造，才最终脱颖而出的。这就是文化本身在发展中应时刻具备的超越精神。《吕氏春秋》站在“天人合一”的高度上看待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形成了治国之道、用民之道、为君之道等一系列政治理论，既超越了道家纯粹的无为而治思想，又超越了儒家僵化的礼乐规范，还有效汲取了多家政治主张，从而得以升华，给我们展示出一个全新的理论平台，这种锐意进取的文化超越精神，亦为我们今天建设更加和谐的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启迪和理论参考。
关键词： 求贤诏 儒学 文风
一、汉初求贤以实用主义为核心
汉初实用主义人才观是时代环境的产物。自刘邦得天下至武帝刘彻登基这近百年间，黄老思想一直是政治上的指导思想，在社会上居于支配地位。汉高祖刘邦认为他的天下“于马上得之”，忽视舞文弄墨的知识分子。当是时，儒者很难在仕途上有所作为，据《史记·儒林列传》记载：“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1]P343在“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思想指导下，汉初经济复苏，政治局势平稳，政权得到巩固。汉初奉行黄老思想，同时兼顾法家思想，是法治指导下的道法并济，其实质并没有脱离秦代严酷控制的法家治国手段。文、景在诏书中，反复申言：“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夫吏者，民之师也。”《汉书·宣帝纪》中有这样一段话：“汉家自有法度，杂王霸而用之，奈何欲纯用周政，任儒生乎？”[2]P289可以很好地总结汉初治国思想的政治实质。道法并用、外道内法的治国理念，适应汉初重建战后社会秩序、削平尖锐的割据反抗势力、稳固统治基础的需要。
然而，在外道内法为统治集团大力倡导时，唯独陆贾、贾谊对儒家经典十分推崇，并对黄老思想进行了批判。他们宣扬儒家的仁义道德，批判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陆贾以儒家的仁义德治思想为中心作《新语》，劝谏刘邦“于马上得天下，安可马上治天下？”贾谊与陆贾思想立足点基本一致：攻守异术。认为在兼并进取的时候，法术诈力是必要的，但统一之后，为了巩固政权，就应该改弦更张，施仁心、行仁政，以仁义为本，以礼治国，攻守异术的思想观念在当时无疑是一股异道新鲜之风。贾谊、陆贾等人围绕“攻守异术”大力弘扬和倡导儒术，使得统治集团注意到儒家治国理念对守天下的重要意义，为儒学正统地位打下基础。
到了汉武帝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崇尚简朴、无为的道家思想已经不能适应日益兴盛的经济文化生活。以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为代表，黄老之术在整个政治、社会生活领域的统治地位到达顶峰，另一方面，也拉开了儒家思想登上政治舞领的序幕。经过汉初近百年的休养生息，生产恢复，人民富足，与汉室初定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史记·平淮书》载：“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文中极写文景之治期间人民生活富足，国家仓廪丰足，同时也指明在黄老极致简朴思想引导下导致的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浪费。黄老思想中崇尚自然，提倡简朴，反对生活享受，反对文教、教化及物质文明进步的思想特质，到了汉武帝时代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甚至阻碍了社会物质文明及精神文明的进步。至此汉武帝顺应时代潮流，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适时的改变了人才观念，更新了选用人才的标准，以“疏于进取、精于守成”的儒生为主，由循资叙提升改为破格进用，由重武功改为重德行道艺。社会风气为之一变，并带来了治国理念、社会风气、思想观念、外交政策等各个方面的巨大改变。
二、武帝求贤诏凸显儒家人才观
西汉前期各位皇重视人才的发掘，留存有大量的求贤诏书。在这些诏书中，历代皇表现出思贤若渴、望天下贤士尽归之的爱才之心。对于贤才的标准谓何，不同时期有不同内涵。高祖以实用为贤，惠帝、文景帝崇尚道法。至武帝，以积极入世为核心价值的儒生成为选贤的主体。以儒家人才观为标准选拔人才，是从汉武帝时期确立的，他的求贤诏中也鲜明的体现出儒家人才观。
王绾、董仲舒“举贤才”观念成就了西汉人才辈出盛况。董仲舒一生经历了文景之治、汉武盛世三代西汉王朝的极盛时期。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儒生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秀才）孝廉。”[3]P332于是武帝大范围制度化的要求各州郡广选茂才。《汉书·武帝纪》载：“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元朔元年十一月，下诏令有司察举孝廉，“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4]P569“且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道也。”用处罚手段保证招贤纳士的有效施行，足见武帝纳贤之决心。由于武帝重视人才选拔，多次下诏求贤，因此人才济济，群星璀璨。可见汉之得人在武帝，武之得人在选举与儒学，而选举和儒学的提倡则发自董仲舒。王绾是武帝宰相，在建元元年武帝求贤诏下达后，王绾请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奏罢。”武帝奏可。可见到了武帝时期选才标准已经由汉初时重道法、斥儒生，全面转换为独尊儒生。由此，天下学风为之一变，儒家经典成为天下文人求索之必读。
举孝廉是儒家人才观的政治表达。高祖、文景时期都曾下诏要求各州郡向朝廷举荐贤人。如《汉书·高帝纪》载：“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体现了刘邦礼贤下士，尊重人才的观念。文帝前二年，十二月望，日又食，文帝因而下诏：“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思之所不及，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文帝把天有异象归结为自己疏忽选才任能的过失，可见选才在他心目中份量之重。可是，高祖及文景帝时期，并没有对贤能的标准有明确界定，并没有形成人才选拔和任用的体系。直到武帝元朔元年下诏令各级官员各郡国每年向朝廷举荐孝子廉吏，并细化了不同人口州郡选拔的比例，至此举孝廉成为定制。儒家重“忠”“孝”，对国家忠诚，对父母孝顺是儒家评价个人的必要标准。“孝廉”正符合儒家思想对人才的要求。被举之人，多为州郡属吏或通晓经书的儒生。自武帝起，察举成为入仕的清流正途。
儒家仁义、德治的治国理念是以德为贤人才观的来源。武帝元光元年策贤良制曰：“盖闻虞舜之时，游於岩廊之上，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5]P212元光五年策贤良制曰：“盖闻上古至治，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两篇制诏时隔五年，起首两句均由上古圣王着笔，勾画上古治世图景，表达出对上古时期天下大治的向往。上古不用严刑峻法，就可使人民安定，无非是道德教化的作用。尧舜是儒家圣君的典范，武帝倾慕上古，实际是对儒术的认可。在元朔元年冬的求贤诏中，同样可以看到类似的写法：“夫本仁祖义，褒德禄贤，劝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由昌也...故旅耆老，复孝敬，选豪俊，讲文学，稽参政事，祈进民心，深诏执事，兴廉举孝，庶几成风，绍休圣绪。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诏书中写到上古治世的根本原因是仁和义，也即儒家道德的核心品质。“旅耆老，复孝敬，选豪俊，讲文学”正是儒家提倡的做人做学问的关键；“三人行，必有我师”则反映了儒家尊师重教、虚心谦逊观念。
三、“浮新”到“弘奥”文风的转接
《文心雕龙》诏策篇中对汉代前期诏书的文风有过这样的评价：“观文景以前，诏体浮新；武帝崇儒，选言弘奥。”[6]P302文帝、景帝之前，不用儒生，所做诏书大多内容浮泛杂乱。汉武帝后独尊儒术，他启用大批儒生任职中朝机构，参与到诏书拟制中来，促使诏书文风宏伟深奥。文景以前，国家各项事业处于休整恢复状态，各项制度处于重建完善之中，人才的匮乏也给诏书的写作质量带来挑战。武帝以后，汉朝综合国力大大提升，雄踞东方。教育的发达、充沛的人才资源以及恢弘的大国气度也使得诏书中有了雄伟气象、日月光华。对比这两个时期的求贤诏，同样可以看出以上特色。
浮新文风是各派思想繁杂交融的结果。汉高祖刘邦及其统治集团出身布衣，少读诗书，又不任儒生，从而决定了其求贤诏书的风格是径情直叙，直白质朴的。如高祖十一年二月的《求贤诏》：
……
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国，相国酂侯下诸侯王，御史中执法下郡守，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有而弗言，觉，免。年老癃病，勿遣。
这篇求贤诏明白晓畅的告诉天下贤人为皇帝出力的好处是得到尊贵的地位，有发现贤达之人要请到相国府，马车伺候等等，语言十分质朴。尾句更是直接喊出“衰老残废有病的人，不要送来”从中也能很显然地看出儒家学说并未得到刘邦的认同，刘邦选才以实用为标准。这和汉武帝崇儒之后诏书的典雅含蓄文风和尊老仁爱思想有着天壤之别。文帝景帝崇黄老，兼法术，所作求贤诏没有形成写作套路，也不引经据典，大多不加修饰，不事声华，就事论事。
弘奥文风是求贤诏中大量用经的结果。综观西汉前期求贤诏，可以看出汉武帝之前，包括高祖、惠帝、文景帝的求贤诏中没有用经的习惯，而汉武帝之后求贤诏中大量广泛引用儒家经典，如汉武帝元光元年策贤良制曰：“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又如：“《诗》不云乎‘嗟尔君子，毋常安息，神之听之，介尔景福。’儒学经典充实了求贤诏的内容，从而使武帝的求贤诏书如日月照耀的光辉，如和风细雨的滋润，又有如重叠霹雳的声威。这正是汉武帝治国方略的反映，也是其贤人政治的思想根源。而“儒学化”诏书也对儒学的传播提供了上层通道，使得儒学更快速更广泛地传播。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第六十一.吉林：延边人民出版社，1995.
[2][汉]班固：《汉书》宣帝纪.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3]姬汝茂：《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研究》.北京：线装书局，2009.
[4]钱玉林主编：《中华古代文化辞典》.山东：齐鲁书社，1996.
[5][汉]董仲舒：《董子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
关键词：儒家；墨家；出仕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3-0093-02
《韩非子》曰：“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与战国时期群雄争霸的时代背景相应的是学术界诸子百家之兴盛，九流十家各持一说相互攻讦，谱写出灿烂文明。于其时最称“显学”的即儒墨二家，“世之显学，儒墨也”。前人对二家相异之处多有论述：墨尚贤，儒亲亲；墨尚同，儒主等差；墨节葬，儒厚葬；墨非命，儒信命……且儒墨间之相互诋毁亦颇为激烈――墨家著书非儒，儒家批判墨家无父。然《韩非子》言：“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汉志》载：“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故两者亦必会有相同之处。今以《论语》《墨子》为材料，略谈原始儒墨二家于出仕问题上之异同。
一、积极出仕
（一）同倡出仕
儒墨同主张出仕，此毋庸置疑。
子曰：“学而优则仕。”（子张）
儒家不仅要求独善其身，更注重兼济天下，因此骨子里并不认同老庄之流，孔子本人就是一名身体力行者。他于鲁定公时任鲁国中都宰，后升任司寇并于在任期间做出过出色成绩。对于个人能力，孔子亦不甚避讳，“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路）乱世中隐与仕无疑是两种极端，要为人所用，能力的彰显不可或缺，对子贡之于美玉是藏还是沽的问题，孔子就曾明确表示“我待贾者也”。但察孔子行迹，他做的更多的不是“待贾者”，而是“求善贾”。去鲁后孔子曾游说于卫、宋、陈、楚等国，然皆以失败告终。求仕之路荆棘满布，“子畏于匡”即讲述师徒一次有惊无险的经历。更为可悲的是标榜礼节的圣人为了接近君王，有时也要通过不登大雅之堂的途径。“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以孔子急于澄清自己的状态看，显然他很清楚借宠妃之力接近君王会为人所不齿。出此下策虽为无奈之举，也足见孔子孜孜不倦的求仕之心。
作为积极救世的“苦行僧”，墨子对于出仕的态度就更为明朗。
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耕注）
谈辩类为君王出谋划策，从事类为攻守制造器械，二者无疑都算作出仕。“是墨子不独教之学，更须为弟子代谋职业也。墨子本人虽终身未仕，亦颇以此劝诱弟子。”既是作为职业，用来维系生存，那么墨家从仕就带有某种必需性了。《墨子》记录有多件墨子仕其弟子之事：
子墨子游耕柱子于楚。（耕注）
子墨子使管黔敖游高石子于卫。（耕注）
子墨子出仕曹公子于宋。（鲁问）
子墨子使胜绰事项子牛。（鲁问）
子墨子仕人于卫。（贵义）
作为一个较为严密的组织，墨家的维持需要一定经济基础。出仕，一方面可宣传自家理论主张解民于倒悬；另一方面所得俸禄部分交还组织，又可保持其正常运转。如果说出仕对于儒家来讲只是种理想，那么之于墨家则更像种职业。
（二）对出仕者的严格要求
儒墨二家不惟同倡出仕，更看重出仕者本身是否具备必要的修养和条件，因此对于自身及弟子都有严格要求。
就儒家来讲，所谓“学而优则仕”，君子之道即是衡量是否“优”的标准。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颜渊）
子曰：“君子同而不和，小人和而不同。”（子路）
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子路）
君子身上包含着儒家所要求的品质、能力，具备者就是优等人，可以出仕为官。谦逊、忍让、重义轻利以及温柔敦厚，这些中国传统的美德无一不是从儒家继承而来。
墨家更是主张“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由于是作为一个组织出现，那么要使其有序就必须制定规则、纪律，“盖组织甚密而纪律甚严也”。这种纪律的严格性施诸于众人，包括钜子。《吕氏春秋・去私》记载有墨家钜子腹之子杀人，秦惠王特赦之而遭腹拒绝的故事。故即使王法可容，违反了墨家之法仍要受处罚。
二、出仕态度与措施之异
同为出仕，儒墨二家究竟有何不同？方授楚说：“墨子自身于非攻之理论，虽尚有可议，然所以实行其主张者，正所谓‘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者也。如止楚攻宋（见公输篇），止鲁阳文君攻郑（见鲁问篇），皆竭全力以赴之。且与弟子讲求防御之术，所以有备城门以下十四卷中各篇也。既已非之，则必有以易之，墨子所以与空谈和平者之不同在此矣。”可谓一语中的。不可否认儒墨出仕都有善意的初衷，只是在态度与具体实施上又有差异。
儒家对于出仕的态度较有弹性。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公冶长）
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也可及，其愚不可及也。”（公冶长）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为我与尔是夫！”（述而）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b；邦无道，b，耻也。”（宪问）
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卫灵公）
孔子的信条是安则仕，乱则隐；用则仕，不用则藏。这点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从好的方面讲，鼓励知识分子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但同时也滋生了一种明哲保身的思想。“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泰伯）穷则独善其身，对于天下事冷眼旁观，这就是儒家的“选择性”出仕。关于治理天下，儒家有一套自己的方法，其中最重要的非仁政莫属。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
孔子注重统治者体察民情，倡导“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为政篇第二），反对滥用刑罚。同时又提出恭、宽、信、敏、惠等一系列标准，敦促统治者从自身做起，做好表率。儒家最大的贡献，在于为执政者提出了一套理想的治国策略。礼乐也好，仁政也罢，作为构想，本是无可厚非的，然而一旦与现实接触，又往往因无法磨合而有所偏离。
墨家则不然。与儒家选择性出仕不同，墨家“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他们始终将乱世中出仕为官作为自己的职责。而当时知其不可奈何而为之者何其多，墨家之仕的独特处即在于不是“空谈和平”。《备城门》阐述防守城池的方法和各种守城器械的使用；《备高临》阐述如何对付敌人居高临下攻城的战术；《备梯》讲如何防备敌人以云梯攻城；《备水》讲如何防备敌人以水攻城。其他像如何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备突》）、如何防备敌人以隧道攻城（《备穴》）等，都是为现实战斗提出的一系列策略。将墨家归入实用主义或有些牵强，却也不为过。
放眼先秦诸子，肯屈尊从事者惟墨家一支。儒家自然终不肯放下架子，他们认为君子应该从事脑力劳动，诸如防守类体力活都是小人的职责。“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卫灵公）因此隐者才冠之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之名。说到底儒家是要做上层统治者，不屑于从事小人之业。而墨子素来被看作“”，除了思想家，墨子及其弟子的另一重身份即是手工业者。既如此，做些力所能及而有利于天下的事又何乐而不为。
儒墨多以其对立身份引人注目，然今从原始文献来看，两者在出仕问题上还是存在相同之处的。因而辨证地看待儒墨二家，是今后我们在研究上应始终秉承的态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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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名臣范仲淹一生奔波仕途，屡遭同僚排挤、攻击，甚至他的朋友、同窗、老师对他言事无忌也颇多争议。他入官的推荐人晏殊就曾责备他“好奇邀名”；当朝另一位宰相吕夷简也说他“务名无实”。但是，他死后的千百年来，士大夫和老百姓却给了他昭若日月的评价，朱熹评论他“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刘漫塘说“本朝人物，南渡前，范文正公合居第一”；明代方孝孺说他“时屯道难合，谤息名愈全”；清代袁枚称其“黄阁风裁第一清”。范仲淹生前有褒扬有指责，有贤名有讥讽，毁誉参半。但在死后却好评如潮，甚至成为了士大夫的精神领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一、划粥断齑与少年志气
范仲淹（989—1052年），字希文，苏州吴县人，诞生于河北成德军（今河北省正定县）节度掌书记官舍。其父范墉，曾任成德军、武信军（今四川遂宁市）、武宁军（今江苏徐州市）掌书记。范仲淹两岁丧父，家道中落，当时母亲谢氏还十分年轻，加上母寡儿孤，贫无所依，便带着儿子改嫁淄州长山（今山东邹平县）的朱文翰，范仲淹改姓名为朱说，并在朱家长大成人。朱文翰做过地方小官吏，对继子并未冷眼看待，“既加养育，复勤训导”，寄予厚望，期成大器。范仲淹在洞庭湖畔的澧州安乡（今湖南安乡县）度过了他的少年时光，接受了启蒙教育。养父虽然对他期望甚厚，但毕竟是重新组合的家庭，庶母继子难免生出寄人篱下的孤苦，生活上也贫穷窘迫，这让范仲淹在进士及第步入仕途前，备尝攻苦食淡的艰辛和折磨。然而正是这种艰辛和折磨，铸就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
范仲淹一生读书不辍，特别是多次迁居的青少年时代，每迁一地，都留下了读书的遗迹，也留下了许多让人感动的苦读故事。在安乡时，范仲淹曾读书于当地太平兴国观，寒暑不倦。清朝翰林张明先诗言：“荒台夜夜芭蕉雨，野沼年年翰墨香。”以“书台夜雨”这清寂而优美的诗意，概括了范仲淹这段少年攻读生活。
随着学识的增加，范仲淹开始由要我读书变成了我要读书，虽然常常忍饥挨饿，但他不以为意。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前后，范仲淹随养父生母回到养父的故乡淄州长山，读书于长白山醴泉寺，每天的饮食仅仅一碗稀粥，先冷却，然后分成四块，早晚各两块，再配以盐拌韭菜末，“断齑划粥”成了他励志苦读的深刻写照。
如果说长白山醴泉寺读书是他自觉读书的表现，那么多年以后他到南京（今河南商丘）应天书院求学，则是为自立而读书了。幼年丧父乃人生大痛，当范仲淹知道自己是范姓之子时，不异于当头棒喝。事情是这样的，因为朱氏兄弟奢华浪费而不知节俭，范仲淹曾多次劝阻，有一天朱氏兄弟被劝说得不胜其烦了，便脱口而出说，我们用朱家的钱，与你何干？他听此言十分疑惑，自己不就是朱家子孙吗？他疑骇之下四处打听到自己的身世之谜，最后才知道自己是姑苏范氏之子，内心的痛苦与悲愤喷涌而出，范仲淹是个烈性汉子，他毅然决定自立门户，并立即离开朱家，负琴携剑，求学南京，唯一的目的就是发奋读书、学成迎母，这时，他23岁。
在应天书院求学，由于与朱姓决裂，生活一度没了着落，有一顿没一顿的，异常艰难。《范文正公年谱》上说他“询知家世，感泣去，之南都，入学舍，扫一室，昼夜讲诵。其起居饮食，人所不堪者，公自刻益苦”，还说“公处南都学舍，昼夜苦学，五年未尝解衣就枕。夜或昏怠，辄以水沃面。往往饘粥不充，日昃始食”。范仲淹孜孜求学，倦怠时以凉水浇脸，饥饿时以稀粥为食，日夜与诗书相拥，五年未解衣就枕。南京留守的儿子与范仲淹同窗，十分同情范仲淹，便把他的苦读情况告诉了自己的父亲。留守很受感动，从自己的饭菜中节省一份出来送给范仲淹，但范仲淹婉拒了，说不是不感谢您的深情厚谊，但自己喝粥习惯了，也不觉得苦，一旦享受丰盛的饮食，以后喝粥就索然无味了，表达出清贫自甘，清苦亦乐的豁达。还有一次，宋真宗幸临南京，南京万人空巷，应天书院师生也倾巢而出，争睹圣颜，只有范仲淹岿然不动，继续读书。有人回来后问他为什么不去一睹皇帝风采，范仲淹说，将来晋见也不晚，可见其抱负的远大。
十年寒窗，范仲淹“大通六经之旨”。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27岁的范仲淹进士及第，即奉母侍养，完成了他人生的第一个理想，也开始了他偃蹇动荡、赤心报国的仕宦生涯。中进士后，他在《寄乡人》诗中说：“乡人莫相羡，教子读诗书。”对自己的苦读生活也仅只淡淡的一笔带过。
二、先忧后乐与忠君、爱国、惜民
在范仲淹的仕宦生涯中，身前后世影响最大的有两件事，一是御边，二是新政。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西夏战事复燃，范仲淹临危受命，先以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市），后迁龙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知延州（今陕西延安）。御边的过程中，范仲淹在战略上主张“严边城，使之久可守；实关内，使无虚可乘”（《论西事札子》），采取修固边城、精练士卒、招抚属羌、孤立西夏的办法，积极整顿军备，坚持以守为攻，争取最后的胜利。当时，范仲淹的御夏方针，为许多朝臣和将帅所不理解，一时被讥为怯懦。仁宗急于求成，采纳了主动出击的建议，结果在好水川和定川砦二战中损兵折将，大败亏输。痛定思痛，仁宗才决定改而采取范仲淹的守策。事实证明，范仲淹坚持的战略是着眼现实和长远的最佳御夏方案。在范仲淹和韩琦主持下，边城日固，士气日盛，军备日精，陕西四路立体纵深攻防体系初步构筑完成，战局开始有了变化，西夏再也不敢小觑宋军，当时民谣可以为证：“军中有一韩（韩琦），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范仲淹），西贼闻之惊破胆。”此后，宋夏于庆历三年（1043年）初和议，范仲淹稳妥积极的防御战略取得实效。
宋仁宗赵祯是一位期望成就一番伟业的皇帝，但他最大的毛病在于好大喜功、急于求成、善始不终。与西夏的战争久不能胜，使他认为强内才能安外，固本才能宁邦。这也并非不正确，只是时机把握不当。当战事稍停，他不顾西线战略功亏一篑的危险，于庆历三年（1043年）四月，紧急调任范仲淹和韩琦为枢密副使，不久又擢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开天章阁，诏命条对时政，征求改革弊政的措施。范仲淹应诏上《答手诏条陈十事》，首先就指出：“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提出“明黜陟、择官长、厚农桑、修武备”等十项改革措施，拉开了“庆历新政”的序幕。这些改革措施中，除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三项外，其余都为改革吏治的措施，这也确是给内外交困的宋王朝对症下药、正本清源。但“择官长”、“明黜陟”、“抑侥幸”等措施施行后，影响了许多官员的既得利益，改革受到了多方面的攻击，加上仁宗的有始无终，朝廷大臣的瞻前顾后，守旧势力的顽固阻挠，使十项改革措施只实行了六项就半途夭折，“庆历新政”以失败告终。
范仲淹的施政抱负虽然总是功败垂成，但他忧国忧民的精神是一贯的，他为民务实的奋斗是持之以恒的。在《给晏殊并呈中丞》中他说：“某连蹇之人，常欲省事，及观民患，不忍自安。”在《依韵酬吴安道学士见寄》一诗中他慷慨陈词：“岂辞云水三千里，犹济疮痍十万民。”任职泰州（今江苏泰州市）时，由于捍海堤年久失修，每到海潮泛滥，往往农田洗荡，牲畜无存。看到百姓不堪其苦，他心急如焚，不断上书建议修复捍海堤，一番周折后，最终争取到了朝廷的支持。修复捍海堤工程先由范仲淹主持，后由淮南转运使胡令仪和发运副使张纶的主持，经过官民三年艰苦卓绝的奋战，在天圣二年（1024年），一条150里的捍海大堤终于横亘在洪水面前，外逃居民纷纷重返故园，生产迅速得以恢复。通州（今江苏南通市）、泰州、楚州（今江苏淮安市）一带从此水旱无忧，当地百姓深深感念范仲淹的功绩，将捍海堤取名“范公堤”。
三、宁死不默与不以利害为趋舍
范仲淹早年立志，敢说敢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他纠偏勘误不辟祸患的信念。
范仲淹入仕后，清楚地看到了宋王朝安享太平下的体制弊端，他不断向朝廷提出建议，这些建议，条条符合现实，条条都是治弊的猛药，体现了范仲淹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睿智目光和心忧天下的报国情怀。早在天圣三年（1025年），当还是小小的大理寺丞时，位卑言轻的范仲淹便给垂帘听政的章献太后呈上了一份《奏上时务书》，提出救文弊以厚风俗，整武备以御外患，重馆选以养人才，赏台谏以开言路等建议；天圣五年（1027年），范仲淹在丁母忧期间，他“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冒哀给朝廷上了一份万言书——《上执政书》，针对时弊，他提出了“固邦本，厚民力，备戎狄”等六条改革主张。据说，宰相王曾收到万言书后，大为赏识，立即授意晏殊推荐范仲淹应学士院试。
范仲淹立身孤高，报国奉行“以言为先”，而且次次都是药石之言，以致危言多犯，屡言屡贬。天圣八年（1030年），范仲淹上疏《乞太后还政奏》，请章献太后“卷收大权，还上真主”，让“春秋已盛”的仁宗亲政，加上这之前他还谏阻仁宗率百官行拜太后寿仪，触怒章献太后，被贬为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市）通判。范仲淹的言行，也使曾推荐他的晏殊担心连累到自己，他把范仲淹叫去严加责备。为此，范仲淹给晏殊写了封长信说：“事君有犯无隐，有谏无讪。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反映了他宁死不默的一贯精神。
明道二年（1033年），章献太后驾鹤西归，亲政后的仁宗希望有所作为，拔擢了一批太后垂帘时受到压制的官员。范仲淹也由陈州（今河南淮阳县）通判召还，担任了谏官。谏官的职责就是提意见，不久，仁宗因为宠幸尚氏、杨氏二妃，准备废黜郭皇后，范仲淹与御史中丞孔道辅率众台谏到垂拱殿门，伏奏郭后不可废，结果被押解出京城，贬知睦州（今浙江建德市）。即使狼狈如此，范仲淹还在《睦州谢上表》中反复劝说仁宗：“有犯无隐，人臣之常；面折廷争，国朝盛典。”
景祐二年（1035年）冬，范仲淹由知苏州提拔为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判国子监进京。归来后的范仲淹，论事愈急。当时，吕夷简任宰相，颇为专权。范仲淹便把一些要员的晋升情况绘制成《百官图》上呈仁宗，指着上面开列的百官晋升顺序说：“某为超迁，某为左迁，如是为公，如是为私，意在丞相。”（《范文正公年谱》），直言宰相用人不当，。这把位极人臣的吕夷简气得七窍生烟，暴跳如雷，反在仁宗面前诉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这次，他又落职饶州（今江西鄱阳）。
历经三度贬职，范仲淹丝毫不见“收敛”他那近似固执的坚持，源于他特立独行的性格，源于他忧国忧民的情怀，源于他许国忘身的精神。只是，不以他为迂阔而真正理解他的有几人？
四、名利与气节
范仲淹一生见贤思齐，不断以往哲先贤的思想、品德和功绩勉励自己。他在《上资政晏侍郎书》中说：“信圣人之书，师古人之行。”又在《蒙以养正赋》中说：“学默默以存志，将乾乾而希圣。庶几进退之间，保君子之中正。”表达了要像先圣一样，在得失进退间，不失其高尚的情操。所以他始终“内守朴忠，外修景行”（《苏州谢就除礼部员外郎充天章阁待制表》），以洁身自好和为国事功要求自己，企望在现实世界中成就最高的道德理想。然而，由于他竭力事功而谏言无忌，进退自如而操守过洁，使他在当时成了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王安石甚至指责他“好广名誉，结游士以为党助，甚坏风俗”（《续资治通鉴长编》）。
范仲淹确实爱名，但他爱的是竭诚报国之名，爱的是经纶济世之名，爱的是心若介石之名。正因为他爱名如宝，雪操冰心，注定了他无论是重用为股肱之臣，还是贬谪为偏远小吏，始终“不以毁誉累其心，不以宠辱更其守”（《邠州谢上表》）。唐末五代以来，冯道、范质之辈充斥于朝，不以国破君亡为耻，反以连任“贰臣”为荣。尤其是冯道，历五朝四姓十主而钓台稳坐，自命“常乐老”，洋洋自得。宋初士风沿袭五代，积习难改，士大夫不顾廉耻、不守节操、曲学阿世者不乏其人。范仲淹作为位起于布衣的至性至真君子，一生砥砺名节，不易操守。他满怀至诚，固执大道，认为“名可巽而道不可屈，怀可卷而节不可降”（《上张右丞书》），他誓言“定应松柏心无改，自信云龙道不孤”（《和并州大资政郑侍郎秋晚书事》）。正因为对名节和操守的坚持，使他能始于洁行而不耽于忧戚，见于大节而不屈于名利，所以他忤逆天威依然谏诤于朝廷，“三黜专城”依然救民于水火，众口铄金依然矢志不渝，正如他自己所说：“素心直拟圭无玷，晚节当如竹有筠。”朱熹对他给当朝士风的精神影响和作用也给予了高度评价，说：“本朝忠义之风，却是自范文正作成起来也。”（《朱子语类》）
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64岁的范仲淹旧疾缠身，感觉大限将至，便向宋仁宗呈上《遗表》，念念不忘仍是社稷长远，邦国兴衰，他以将死之言规劝仁宗：“伏望陛下调和六气，会聚百祥，上承天心，下徇人欲。明慎刑赏，而使之必当；精审号令，而期于必行。尊崇贤良，裁抑侥幸，制治于未乱，纳民于大中。”还对“事久弊，则人惮于更张”深感忧虑，对自己“功未验，则俗称于迂阔”深表遗憾，至于自己身后之事，却只字未提，表现出他一生坚守的大忠和大节。范仲淹经天纬地之才而用之未尽，忧国忧民之志屈而未伸，他的遗憾是泣血的遗憾，正如韩琦在《范文正公奏议序》中感叹：“不幸经远而责近，识大而合寡，故其言格而未行，或行而复沮者，几十四五。”真是未了之英雄，至性之君子！
[论文关键词]统一;民本;礼治
[论文摘要]贾谊是汉初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他在总结秦亡的教练,考察汉初以来黄老无为思想弊端的基础上,以“道”为最终依据,建立了以儒法并用为特征的政治哲学。其政治主张主要表现在维护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民本思想以及礼治思想三个方面。贾谊的政治哲学的目标在于建立一个统一、文明、和谐的国家,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为后世所瞩目。研究贾谊的政治哲学,有助于我们从传统文化中为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建设、和谐社会建设汲取更多的营养。
我国有丰富的政治哲学文化的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结合中国的实际问题,挖掘、整理、吸收这些优秀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对于加强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建设、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疑是有现实意义的。本文试图通过对贾谊政治哲学的讨论,以期从中获得建设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和谐社会的参考价值,并有助于启迪我们的新思维,赋予传统文化以崭新的时代精神。
贾谊是“汉朝初年最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杰出的政论家”。生于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卒于汉文帝刘恒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洛阳(今河南洛阳)人。
金春峰说:“先秦,以荀子为代表,儒家思想走上了新的轨道,即融合、吸收法家思想,为强化封建专制集权服务,从而和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有性质的区别。贾谊的思想,体现了《荀子》思想的这一特色。”司马迁说:“贾生、晁错明申、商。”从学术思想源流上来看,贾谊受儒家和法家思想影响很大。
贾谊的政治哲学思想首先是建立在对秦朝何以速亡反省的基础上的。贾谊认为,秦朝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废弃礼教的做法使得社会风俗大坏,宗法人伦失序,是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所以有陈胜等的揭竿而起。强大的帝国倾刻间轰然倒塌,变得那么不堪一击。这里面的原因不能不让人深思。总的说来,贾谊认为,秦朝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在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认为秦朝在取得政权以后,不应该再纯以法术诈力作为统治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方法,而应该施行仁政。
在总结了秦亡的教训以后,针对当时社会现状,贾谊认为,汉初以来的黄老无为思想虽然有利于经济的复苏,但是却无法调节宗法秩序。不仅如此,它还将最终危及中央集权专制统治。贾谊认为能够补救时弊的只能是“积极有为”的儒家思想。他欲借助儒家思想重整社会秩序。在贾谊的哲学思想中,“道”是作为本体出现的,所以“道”也是贾谊政治思想的形而上依据,是贾谊认为“什么是美好政治生活”的终极性依据。贾谊追求的是合于“道”的政治生活。但贾谊的“道”是“其本者谓之虚”,它落实在现实社会中是表现为儒法两家特别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价值的。所以,贾谊认为,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如果能够合理地贯彻实现“儒法并用”的思想,也就实现了他的合于“道”的美好政治生活。因而贾谊的政治哲学也充溢着“儒法并用,以儒为主”的特点。关于如何实现美好的社会政治,面对当时社会的三个重大问题“匈奴强,侵边;天下初定,制度疏阔;诸侯僭拟,地过古制”,贾谊主张“儒法并用”,主要在维护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民本、礼治三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从而想达到解决社会矛盾,扭转社会危机四伏局面的目的。
一、维护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
在贾谊的心目中,理想的政治形态应该是定于一尊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统治的政治形态。皇帝应该是整个国家政治结构的金字塔的顶尖,是政治的核心。在现实政治中,他主张汉朝中央政权的绝对权威性。而当时的情况是“诸侯僭拟,地过古制”。贾谊面对此种情况感到痛心疾首。他认为地方封建割据势力已经对中央政权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建议文帝及早采取措施,解决诸侯割据一方的问题。他说:
天下之势方病大瘇。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虑亡聊。失今不治,必为锢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霸羲戾。元王之子,帝之从弟也;今之王者,从弟之子也。惠王之子,亲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亲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权以逼天子,臣故日“非徒病瘇也,又苦跖戾”。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这种中央集权和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非常尖锐的地步,各地诸侯对中央政权来说已是“尾大不掉”,这样一来,直接削弱了中央的权威,并进而可能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已经到了非解决此矛盾不可的地步。为此,贾谊提出了“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希望通过让诸侯国分为若干国,分王其子孙,化大为小,以削弱诸侯国的力量。达到“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的目的。这就是说,贾谊希望通过这一措施,使诸侯失去作乱的形势,使诸侯只能听命于中央。进而树立中央的绝对权威,维护中央大一统的专制统治。
对反叛作乱的诸侯,贾谊建议汉文帝要儒法并用,恩威并举,“以刑去刑”,毫不手软,从而以儆效尤。他说:
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顿者,所排击剥割,皆众理解也。至于髋髀之所,非斤则斧。夫仁义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诸侯王皆众髋髀也,释斤斧之用,而欲婴以芒丸,臣以为不缺则拆。胡不用之淮南、济北?势不可也。
这是要求汉朝的统治者用“仁义恩厚”和“权势法制”的两手来对付诸侯。该强硬的时候一定要强硬起来,不能对枝大干小现象放任自流,更不能置若罔闻。如果一味地对诸侯仁慈宽厚,只能放纵诸侯的反乱之心,这是非常危险的。
对于如何防范诸侯王势力膨胀,贾谊提出了两个对策:一是定礼制,二是定地制。贾谊并不反对分封,反对的是诸侯王势力过大,威胁中央政权。他的对策“出发点仍是‘仁’与‘义’。因为所谓‘活大臣,全爱子’,正是‘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的具体表现”。
贾谊维护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的主张,生前虽未被采用,但“其言验于身后”。他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后来被汉武帝以“推恩令”的形式而实行,彻底解除了诸侯对中央政权的威胁,极大地巩固了中央集权统治。贾谊为汉初政治的完全统一作出了巨大贡献。这种政治上的统一为思想上的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民本思想
以民为本是仁政思想的重要内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源远流长,在西周时,《尚书·泰誓》中有:“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尚书·五子之歌》中说:“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战国时,孟子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荀子说过:“民如水,君如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周桂钿说:“民本思想就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核心。从西周到西汉,是这个思想的确立过程。”贾谊的民本思想秉承了儒家传统民本思想。与以往不同的是,他提出了“民无不为本”的观点,从而把民的地位和作用提到了空前的理论高度。他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
贾谊不仅把民众看作是国家、君主、官吏的根本,而且把民众看作是一切事业的根本。由此可以看出,贾谊的政治哲学思想完全是立基于人民之上的。
贾谊还列举了民为本的各种情况,在《新书·大政上》中他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命也。国以为命,君以为命,吏以为命,故国以民为存亡,君以民为盲明,吏以民为贤不肖,此之谓民无不为命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功也。故国以为功,君以为功,吏以为功。国以民为兴坏,君以民为强弱,吏以民为能不能。此之谓民无不为功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力也。故国以为力,君以为力,吏以为力。故夫战之胜也,民欲胜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也。故率民而守,而民不欲存,则莫能以存矣;故率民而攻,民不欲得,则莫能以得矣;故率民而战,民不欲胜,则莫能以胜矣。
贾谊认为,国家、君主、官吏都要以民为本,以民为命,以民为功,以民为力,一切成功都要依靠民众才能成功,一切失败都是君主和官吏的过失造成的,和民众无关。这就是说,不管是国家民族,还是君主官吏,他们的命运都取决于老百姓。民心向背是事业成败、战争胜负的关键,民众决定着国家、君主的前途与命运。“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一切帝王要想使国家社会长治久安,就必须认真对待民众。民众不可违,民众是一切事业成功必须依靠的力量。
既然民众是一切的根本,那么君王在施政中就要真正做到以民为本,对于如何做到以民为本,贾谊认为:安民是国家稳定、社会发展的核心,只要民众安居乐业,社会就会稳定发展。他说:“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矣。”贾谊认为,要安民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要爱民。贾谊说:“凡居于上位者,简士苦民者是谓愚,敬士爱民者是谓智。”又说:“德莫高于博爱人。”“为人君者敬士爱民,以终其身。”爱民是以民为本、安民的道德基础。
第二要富民、惠民。这是说当政者要注意人民的物质利益,要给老百姓以看得见的好处和实惠,要让老百姓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贾谊认为,只要是圣明的君主当政,就必须使人民生活富裕,身体健康。他引用周成王的话说:“寡人闻之,圣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寿云。”贾谊提出的富民之法是驱民归农,发展生产。
第三是要注重道德教化,约法省刑。贾谊非常注重道德教化的作用,主张约法省刑。他认为施政应该发挥道德教育和刑罚的不同作用(“礼者禁于将然之前,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礼法并用。
贾谊安民思想的目的,是要求统治者要任忠贤,施仁义,要“爱民、乐民、富民”,刑罚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只有这样,社会才能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实现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