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6 20:45:12
“感动中国”的年度人物丛飞，倾其所有资助贫困生，他无疑是高尚的，然而一句“不要责怪他们”，一个微笑的表情背后，却或多或少地透露出些许悲凉。转头看，一个十岁女孩声声重复的一句“记住别人对自己的帮助，学会帮助别人”却让人无不为之动容。
永远记住一句话：爱在左，同情在右。因为爱，所以慈悲；因为爱，所以伸出援助之手；因为爱，所以传递爱。
《孟子》中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说的就是不仅要尊敬自己的老人，爱护自家的幼童，还要将这种美德在社会中发扬，使社会上互帮互助蔚然成风。这样，一家有难，八方支援，形成合力，还有什么越不过的困难，还有什么渡不过的苦海，还有什么攻不破的愁城?帮助别人，不应只是一种习惯，而应是与生俱来的修养。而爱，则是一种信仰。
爱是一盏明灯，它照亮人熬过黑暗的岁月；爱是一轮明月，它安抚孤寂的心灵；爱是一把火炬，如喷薄的旭日，生生不息。
传递爱，就是传递一颗善心。世间有爱，才温暖。在歌德学院的茵茵绿草地上，一个男孩儿将一茎青草递给愁云满面的三毛：对，像这样，微笑!于是三毛走遍千山万水，将这份爱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北京某个不知名的四合院儿里，母亲把毕生的爱倾注在他身上，于是史铁生摇着轮椅缓缓前行，用一支笔，传递生的渴望，生的执著。在河南，林秀贞牢记母亲的教导，无私地赡养孤寡老人；在天津，许多人自发建立“稀有血型之家”为需要者义务献血；在山东，“微尘”已成为爱的代名词……
也许你会说，自己没有孔子的“仁爱”，没有墨子的“兼爱”，没有慈善家的“博爱”，但是帮助别人，仅仅是举手之劳，你能够说自己做不到吗?毕竟，无私奉献的人，大多都是普通的劳动者，而他们的共同点就在于—有一颗爱人之心。我以为，和谐社会，其根本在于建立“互助社会”，建立“爱心社会”。
记得华农大学生小李的话：“记住别人对自己的帮助，学会帮助别人。”
记得冰心老人的话：“爱在左，同情在右，随时播种，随时收获。”
记得我的话：“爱出于本心。”
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
内容提要: 中国刑法妨害司法罪名体系中，存在着罪名归类不尽科学;罪名体系不完整，法网不够严密等缺陷。建议把伪证罪主体中的“证人”扩大为一般主体;取消包庇罪的规定;修改辩护人、诉讼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与妨害作证罪的罪状，使之相协调;把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诬告陷害罪和洗钱罪归入妨害司法罪名体系;补充规定帮助脱逃罪和不告发罪。
一、前言
妨害司法罪名体系设置科学与否，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司法系统各种活动是否能够正常、有效运转，各种法律纠纷是否能够得到及时、正确地解决，司法公正是否能够实现，司法机关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中的作用是否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对于中国刑法妨害司法罪名体系的具体罪名，学界研究颇多，但是，尚未见有论著从立法的角度，从宏观上对中国刑法规定的妨害司法罪名体系进行系统的研究。笔者拟从整体上对中国刑法规定的妨害司法罪名体系进行探讨，分析存在的问题，并就如何完善中国刑法的妨害司法罪名体系提出一些粗浅看法。在中国刑法中，妨害司法罪归入分则第六章，即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作为其中的第二节，单独进行规定。中国刑法规定的妨害司法罪共17个罪名。应当肯定的是，整体而言，中国刑法关于妨害司法罪的罪名体系设置是比较科学、合理的，另一方面，也确实存在着一些缺陷，对此，我们必须正确对待，并深入思考，寻找完善立法的对策。
二、中国刑法妨害司法罪名体系的缺陷
(一)伪证罪与诬告陷害罪，窝藏、包庇罪界限模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5条的规定，伪证罪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3条的规定，诬告陷害罪是指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行为。根据刑法学界通说，伪证罪与诬告陷害罪的区别在于:(1)主体不同。前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后罪的主体是16周岁以上的自然人，属于一般主体。(2)涉及案件内容的范围不同。前罪一般是在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上提供伪证;后罪是捏造犯罪事实，通常是整个犯罪事实。(3)犯罪的时间不同。前罪的行为发生在整个刑事诉讼开始之后;后罪的行为则是在刑事诉讼开始之前实行的，并且是引起刑事诉讼的原因。(4)目的不同。前罪的犯罪目的可以是陷害他人，也可以是包庇罪犯;后罪的目的只能是陷害他人。(5)是否必须与司法机关直接接触。前罪的行为人是参与刑事诉讼过程中，在与司法机关的直接接触中实施伪证行为;后罪的行为人向司法机关告发他人的犯罪事实并不是必须与司法机关直接接触，行为人可以通过电话、邮寄或者直接投递书面材料等实现告发行为。[1](P1355~1356)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0条规定的窝藏、包庇罪是指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予以包庇，意图使其逃避法律制裁的行为。根据刑法学界通说，伪证罪与窝藏、包庇罪的区别在于:(1)犯罪主体不同。前罪是特殊主体，只能是刑事诉讼中的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后罪是16周岁以上的自然人，属于一般主体。(2)犯罪的时间不同。前罪只能发生在判决之前的侦查、起诉和审理阶段;后罪的实施可以在犯罪分子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前，也可以在侦查、起诉、审判以及刑罚执行期间。(3)犯罪客观方面的表现不同。前罪表现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作虚假的证明、鉴定、记录、翻译;后罪一般表现为为犯罪人提供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向司法机关作虚假证明予以包庇，帮助其掩盖罪行，使其逃避制裁。(4)犯罪对象不同。前罪的对象只能是刑事诉讼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均为未决犯;后罪的对象既可以是未经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也可以是已被羁押而逃跑出来的未决犯和已决犯。(5)犯罪目的不完全相同。前罪的目的既可以是陷害他人，使他人受到错误的刑事追究，也可以是隐匿罪证使犯罪人逃避刑事责任;后罪的目的是使犯罪人逃避刑事制裁。[2](P586)
根据上述伪证罪与诬告陷害罪，窝藏、包庇罪的区别，有两个类似的问题令人疑惑:第一，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不经历或者知悉案情的一般人对案情作虚假证明，意图陷害他人的行为应如何定性?是构成伪证罪还是诬告陷害罪?或者不构成犯罪?第二，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不经历或者知悉案情的一般人对案情作虚假证明，意图包庇他人的行为应如何定性?是构成伪证罪还是包庇罪?
首先分析第一个问题。根据上述关于伪证罪与诬告陷害罪界限的通说，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不经历或者知悉案情的一般人对案情作虚假证明，意图陷害他人的行为，不构成诬告陷害罪，因为行为发生在刑事诉讼开始之后，而诬告陷害罪中的诬告陷害行为要求发生在刑事诉讼开始之前，是引起刑事诉讼的原因。同时，这种情况也不符合伪证罪，因为不经历或者知悉案情的人不是证人，不符合伪证罪的主体要求。对于什么是证人，中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均没有作出明确界定，法学界也少有论及。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虽然还存在分歧，[3](P112)但一般认为，证人是指当事人以外的，向司法机关陈述自己经历或者知悉的案件情况的人。[4](P35)根据《辞海》的解释，证人是指“知道案件情况并且到案作证的人”，[5] (P1109)据此，证人必须是自身经历案件发生或者间接了解案件情况的自然人，不经历或者知悉案情的人，不是证人。
那么，可不可以认为，只要就案情作虚假证明，不管行为人是不是证人，均构成伪证罪?或者行为人不管是否经历或者知悉案情，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作虚假证明的，就是证人，从而这种情况成立伪证罪?答案应当是否定的。因为:其一，根据我国刑法第305条，伪证罪是特殊主体，就案情作虚假证明的行为人必须是证人，才可能构成伪证罪。其二，证人必须是经历或者知悉案情的人，不了解案情的人，不可能由于在诉讼过程中作虚假证明，就成为证人。这不仅仅是证人概念的应有之义，而且为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所认同。就立法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7条规定:“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根据这一规定，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情节严重的，构成妨害作证罪，而这里的“他人”显然不仅指证人，还包括不了解案情的人，否则，条文中的“他人”就应该用“证人”来代替。刑法这一规定表明，在诉讼过程中作伪证(即虚假证明)的人可以不是证人，不是证人的人也可以作伪证，不了解案情的人不会因为作伪证就成为证人。司法解释以暴力取证罪为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7条，暴力取证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行为。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则把暴力取证罪解释为“是指司法工作人员以暴力逼取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的行为”。显然，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这一解释是一种扩张解释，即把刑法规定的犯罪对象“证人”扩大到包括证人和被害人。这一解释表明，证人是有特定涵义的，即使是亲历而知悉案情的被害人也有别于证人，不了解案情的其他人，更不可能因在诉讼程序中作陈述而获得证人资格，否则，最高人民检察院也不需要就此作扩张解释了。虽然2006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又把暴力取证罪解释为“司法工作人员以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行为”，但也不能说明向不了解案情的不具有证人资格的人逼取证言可以成立暴力取证罪，只是说明原来的扩张解释不妥当而重新进行解释。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根据上述伪证罪与诬告陷害罪的界限，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不经历或者知悉案情的人对案情作虚假证明，意图陷害他人的行为，既不可能成立伪证罪，也不可能成立诬告陷害罪。那么，这种情况不以犯罪论处是否合适呢?笔者认为是不合适的，因为这种行为与伪证罪、诬告陷害罪相比，其危害性并不轻;而且，在司法实践也未见因此不以犯罪处理的判例。当然，从罪刑法定原则的角度考虑，并非危害程度严重的行为就必然成立犯罪，但是，问题在于，上述关于伪证罪与诬告陷害罪界限的观点是否科学?相关的立法是否存在不足?
第二个问题似乎相对简单些。根据上述关于伪证罪与窝藏、包庇罪的界限，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不经历或者知悉案情的一般人对案情作虚假证明，意图包庇他人的行为，不符合伪证罪，但完全可能符合包庇罪。但是，司法实践对此却存在不同认识。①。更重要的是，上述区分伪证罪与窝藏、包庇罪的观点是否科学，相关的立法是否有更为科学的选择?
(二)辩护人、诉讼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与妨害作证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罪状不协调，不符合法条竞合的一般罪与特别罪关系原理
辩护人、诉讼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与妨害作证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的关系是一种法条竞合关系，[6] (P71)前罪是从后罪独立出来的罪名，辩护人、诉讼人在刑事诉讼中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的，构成辩护人、诉讼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一般行为人在诉讼中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的，构成妨害作证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但是，根据两罪的罪状，二者的危害行为表现并不协调，不符合一般罪与特别罪关系原理。这种不协调主要表现为:第一，前者规定了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而后者没有相应规定。第二，前者规定了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的行为，而后者却规定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的行为。第三，前者规定威胁、引诱证人作伪证的行为，后者却规定指使他人作伪证，而不是仅规定指使证人作伪证。据此，可能出现辩护人、诉讼人在刑事诉讼中妨害作证却不构成辩护人、诉讼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而是构成妨害作证罪，而这是不符合法条竞合关系的刑法原理的。例如，辩护人、诉讼人在刑事诉讼中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只能构成妨害作证罪，而不能构成辩护人、诉讼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而在两罪的关系中，辩护人、诉讼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是特殊罪名，与作为一般罪的妨害作证罪法定刑完全相同，根据法条竞合的适用原则，即“特殊罪优先于一般罪”，这种行为应当成立辩护人、诉讼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
(三)罪名归类不尽科学采取法典形式制定刑法的国家，对妨害司法罪的规定大体有两种模式:一是设专门章节规定妨害司法罪名体系，如意大利、瑞士、法国等;二是以犯罪客体为分类依据，将妨害司法罪具体罪名分散规定于几个章节中，德国、日本等国家采取这种模式。例如，日本刑法典把脱逃罪、藏匿犯人和隐灭证据罪、伪证罪和诬告罪分别规定在第二编的第六章、第七章、第二十章和第二十一章。[7] (P40~66)中国刑法采取的是第一种模式。比较而言，笔者认为第一种模式更可取。这是因为，根据犯罪客体把妨害司法罪的罪名规定于特定章节，使这些犯罪所侵害的客体得以确定和明确，从而能够为司法实践中认定某一具体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是否构成犯罪提供依据。但是，中国刑法关于妨害司法罪的归类不尽科学，有些罪名，如诬告陷害罪、洗钱罪等，本应归入妨害司法中，但却归入了其他章节。
(四)罪名体系不完整，法网不够严密
如前所述，中国现行刑法规定的妨害司法罪共17个罪名。与国外刑事法律较为完善的国家相比，中国刑法所规制的妨害司法的危害行为是偏少的，一些常见的妨害司法行为在外国被规定为犯罪，而在中国，是在刑法规制范围之外的。[8] (P76~81)虽然从整体上说，中国刑法的法网不如西方国家严密，但是，即使撇开这一因素，与中国刑法规定的其他种类犯罪比较，关于妨害司法的罪名体系仍然是不够严密、不够完整的。这种状况的存在，对于保证中国司法机关司法活动的顺利开展，正确、及时地处理各类案件和纠纷，实现司法机关的职能，从而维护和保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实现司法公正，无疑是不利的。
三、中国刑法妨害司法罪名体系的完善
(一)把伪证罪主体中的“证人”扩大为一般主体，科学划分伪证罪与诬告陷害罪的界限
笔者主张把伪证罪主体中的“证人”扩大为一般主体行为人不管是不是证人，是否经历或者以其他途径知悉案情，只要在刑事诉讼中，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的，即构成伪证罪。笔者提出这一主张的理由是:
第一，从伪证的字面含义看。《辞海》对“伪证”的定义是“提供虚假证明”。[5] (P630)根据这一定义，作伪证的主体并非必须了解案情，也就并非必须是证人。从司法实践来看，对于那些不了解案情的人在刑事诉讼中就案件情节作虚假证明的情形，应该也不会有人否定他们是在作“伪证”。因此，伪证的本质在于，明知是虚假的证言而向司法机关提供，而不在于行为人是否了解案件的真实情况。
第二，事实上，证人与非证人的界限并不明显，区分证人伪证与非证人伪证无实质意义。一个证人即使不亲历案件，只要通过间接的途径了解案情，也可以成为证人。这样，一个人是不是证人，就取决于他有没有间接了解案情。而这样的区分显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第三，从外国立法看。有相当部分国家的伪证罪并不要求就案情作虚假证明的人必须是证人。例如，美国模范刑法典第141.1条规定:“在公务活动中，如果陈述具有重要性而行为人不相信其真实性时，行为人经宣誓或者类似的确认作出虚假陈述的，或者对于先前作出的陈述，宣誓或者确认其真实性的，构成属于三级重罪的伪证。”[9](P189)
第四，从伪证罪与诬告陷害罪的科学区分看。上面讨论了通说划分伪证罪与诬告陷害罪出现的尴尬情形。解决这一尴尬情形的途径有二:一是把诬告陷害罪存在的时间范围扩大，即不管是在刑事诉讼程序开始之前，还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行为人捏造犯罪事实，向司法机关作虚假陈述，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的，均构成诬告陷害罪。二是把伪证罪主体中的“证人”扩大为一般主体，行为人不管是否经历或者以其他途径知悉案情，不管是不是证人，只要在刑事诉讼中，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的，即构成伪证罪。第一种途径显然不可行。因为:首先，诬告陷害罪的本质特征是“诬告”，即捏造犯罪事实并向司法机关告发，诬告行为是导致刑事诉讼程序错误启动的原因。如果刑事诉讼程序开始后，行为人捏造犯罪事实，向司法机关作虚假陈述的，已经无所谓诬告。其次，即使是扩大诬告陷害罪存在的时间范围，仍然存在无法解决的问题。诬告陷害罪中行为人捏造的是整个犯罪事实，因此，不了解案情的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仅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作虚假陈述的，也不符合诬告陷害罪。而且，从世界各国刑法来看，笔者也未曾看到这样的立法例。而如果采取第二种途径，伪证罪与诬告陷害罪关系中存在的尴尬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把伪证罪主体中的“证人”扩大为一般主体，伪证罪与诬告陷害罪的界限就变得简单而清晰:在刑事诉讼程序开始之前，行为人捏造犯罪事实，向司法机关告发，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的，是诬告陷害罪;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行为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当然也可以是整个犯罪事实)作虚假证明的，是伪证罪。②
(二)取消包庇罪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0条规定的窝藏、包庇罪是一个选择性罪名，包括窝藏和包庇两种行为，笔者主张保留窝藏罪，取消包庇罪的规定。这一主张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这是消除包庇罪与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混乱关系的需要。1979年旧刑法没有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的规定，在现行刑法生效之前，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一般以包庇罪论处。[10](P38)现行刑法生效后，如何划分包庇罪与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的界限，一直存在争议，司法实践对此也存在分歧。③目前，多数意见认为，包庇罪与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是法条竞合关系，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是从包庇罪独立出来的特殊罪名。[11](P102)但是，这样的解释存在问题:两罪的法定刑明显不均衡。包庇罪的法定最高刑是十年有期徒刑，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的法定最高刑是三年，前者远远重于后者。但是，我们很难找到说明前者的危害程度大于后者的理由。而如果遵从“重罪优先于轻罪”原则，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以包庇罪论处，那么，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就没有必要存在。况且，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也有别于包庇罪的“作假证明”，因为所谓“作假证明”，是指向司法机关作虚假证明，因此，这种行为认定为包庇罪也不恰当。而如果取消包庇罪的规定，就不会存在这种混乱。
第二，把伪证罪主体中的“证人”扩大为一般主体后，包庇罪与伪证罪构成又会产生重合，明知是犯罪的人而向司法机关作假证明包庇的，既符合伪证罪，也构成包庇罪，因此，从这一角度看，包庇罪也无存在的必要。
第三，根据笔者考察，国外绝大多数国家也只是规定类似于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的罪名，没有规定包庇罪。个别国家虽然规定了包庇罪，但其含义显然已经超出了“作假证明”的范围。如德国刑法典第257条规定，包庇罪是指“为确保犯罪人因其犯罪行为所得的利益而提供帮助的”行为。[12](P179)况且，规定了包庇罪的国家，就没有规定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或者相似罪名。
(三)修改辩护人、诉讼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与妨害作证罪的罪状，使之相协调
笔者的思路是:把辩护人、诉讼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与妨害作证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规定在一个条文中，首先规定作为一般罪的妨害作证罪，然后规定作为特别罪的辩护人、诉讼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条文具体设计如下:
以暴力、威胁、贿买、引诱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指使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司法工作人员犯前两款罪的，从重处罚。
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人有前两款行为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辩护人、诉讼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于伪造证据。
与刑法原来的规定相比，修改的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将辩护人、诉讼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罪状“毁灭、伪造证据”删除。理由是，作为辩护人、诉讼人，毁灭、伪造证据是毁灭不利于当事人的证据，伪造有利于当事人的证据，也即是为了当事人利益而毁灭、伪造证据。而这也就是后面的罪状，即“帮助毁灭、伪造证据”行为的含义。[13] (P786)也就是说，“毁灭证据、伪造证据”与“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状是重复规定。相比而言，笔者认为，保留“帮助毁灭、伪造证据”更科学，它能准确表示“为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这一含义。
第二，将辩护人、诉讼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与妨害作证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的罪状统一起来，把辩护人、诉讼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规定而妨害作证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没有规定的行为方式补充到妨害作证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中，把妨害作证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规定而辩护人、诉讼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没有规定的行为方式补充到辩护人、诉讼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中，以消除两者不符合法条竞合中的特别罪优先于一般罪原理的不协调情况。
第三，把辩护人、诉讼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中规定的作伪证的“证人”改为“他人”，与伪证罪中“证人”主体的扩大相对应。
(四)把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诬告陷害罪和洗钱罪归入妨害司法罪名体系
笔者主张把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诬告陷害罪和洗钱罪归入妨害司法罪名体系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把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诬告陷害罪和洗钱罪归入妨害司法罪符合犯罪分类原理。中国刑法典对犯罪进行分类的标准是犯罪客体，把侵犯同类客体的犯罪归入同一章或者同一节。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诬告陷害罪和洗钱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洗钱罪既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又妨害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和诬告陷害罪既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又妨害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因此，这四个罪既可以归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或者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也可以归入妨害司法罪。比较而言，笔者认为这些罪名与妨害司法罪中的罪名更为接近，联系更为紧密，因而将这些罪名归入妨害司法罪更为恰当。特别是洗钱罪，将之归入妨害司法罪，还是协调其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关系的需要。洗钱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之间是一种交叉关系，[14](P795)洗钱无非是以特定的方式掩饰、隐瞒特定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如前所述，在中国刑法中，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是妨害司法罪中的一个罪名，因此，与之有交叉关系的洗钱罪，归入妨害司法罪自然更为协调。
第二，把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和诬告陷害罪归入妨害司法罪是维护国家司法利益的需要。犯罪的本质是侵害法益，一个行为是否构成某种犯罪，关键在于这一行为是否侵犯了刑法设置这种犯罪所要保护的法益，因而，判断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必须联系刑法所保护的法益。[10](P128)就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而言，现行刑法把它们规定于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中，说明刑法要保护的主要法益是人身权利，因而刑讯逼供、暴力取证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其判断的重点就应当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证人的人身权利是否受到了侵犯，有没有人身伤害的结果。而这样的判断是不利于维护国家司法利益的。如果把这两个罪调整到妨害司法罪中，则我们判断的重点就会转移到行为是否侵害了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这就有利于发挥这两个罪在维护司法机关正常活动中的作用。同时，也不必担心这样调整不利于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刑讯逼供、暴力取证行为如果造成人身伤害，即使不构成刑讯逼供罪和暴力取证罪，也构成故意伤害罪。而且中国刑法还规定，刑讯逼供、暴力取证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从重处罚。就诬告陷害罪而言，由于现行刑法要保护的是被诬告者的人身权利，这就意味着受被诬告者之托而实施诬告陷害的行为不构成犯罪，而这种行为与一般的诬告陷害行为同样侵犯了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而把诬告陷害罪调整到妨害司法罪中，这样的行为就当然构成诬告陷害罪。因此，把诬告陷害罪调整到妨害司法罪中，也有利于维护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就洗钱罪而言，犯罪的本质特征是通过各种途径掩饰、隐瞒特定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④洗钱罪的危害行为方式本身就足以表明，洗钱罪在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同时，更是直接侵害了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比较而言，以是否侵犯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作为判断洗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的标准，更具有可操作性，也更有利于国家司法利益。
第三，把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诬告陷害罪和洗钱罪归入妨害司法罪，在外国立法中也并非少见。例如，《瑞士联邦刑法典》把“洗钱罪”规定在第十七章，即“针对司法的重罪和轻罪”中;[15] (P94~95)《俄罗斯联邦刑法典》把“逼供罪”(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302条第一款规定:“侦查员和调查人员采用威胁、恐吓或其他非法行为强迫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被害人、证人提供陈述或强迫鉴定人、专家提供鉴定结论的，或者其他人经侦查员或调查人员同意，默许实施上述行为的，处3年以下的剥夺自由。”可见，俄罗斯联邦刑法典规定的逼供罪，内容大体包括了中国刑法的刑讯逼供罪和暴力取证罪，只是手段更广泛，内容也不限于口供和证言)和“诬告罪”(相当于中国刑法的诬告陷害罪)都规定在第三十一章，即“妨害司法公正的犯罪”中。[16](P163~165)
(五)补充规定帮助脱逃罪和不告发罪
虽然从整体而言，当代刑法发展的一种重要趋势是非犯罪化，但是，由于中国刑法的特点是“厉而不严”，因而，在当前，非犯罪化不是中国刑法改革的方向。从中国刑法的立法实践看，现行刑法已历经8次修改(除7个刑法修正案外，第一次修改采取单行刑法的方式)，每次修改，不仅没有减少罪名，而且几乎每次修改都增加了罪名，至少是扩大了惩罚范围(这实质也是扩大了犯罪圈)。可见，增加妨害司法罪名体系的罪名，并不违背中国刑法发展的趋势和规律。
从现阶段中国的国情和社会基础出发，笔者认为，中国刑法应该在妨害司法罪名体系中增加帮助脱逃罪和不告发罪。
帮助脱逃罪是指为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罪犯提供器具或者其他帮助，使之易于从被羁押场所脱逃的行为。构成帮助脱逃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罪犯从羁押场所脱逃的目的。根据共同犯罪原理，如果刑法设置了脱逃罪，帮助脱逃的行为一般符合脱逃罪的共同犯罪成立条件，是脱逃罪的帮助犯。因此，帮助脱逃罪似乎没有设置的必要，以脱逃罪的共犯处理即可。其实不然。第一，帮助犯在共同犯罪中处于从犯地位，对帮助脱逃者的处罚应当比脱逃者为轻。但是，对于脱逃者而言，期待可能性显然比较低，其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应当较帮助脱逃者更轻。即是说，如果把帮助脱逃行为作为脱逃罪的帮助犯论处，承担轻于脱逃者的刑事责任，这是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的。第二，如果帮助者与被帮助者没有意思联系，即被帮助者自己并不知情，那么，帮助行为并不成立帮助犯。此外，既然脱逃行为本身具有可罚性，而帮助脱逃行为具有更大的期待可能性，自然应当入罪。
对于一般的知情不举，即对于一般的公民不告发自己所知悉的一般犯罪行为，笔者并不主张入罪。但是，笔者主张设置不告发罪，认为知情不举具有以下几种情形之一的，具有可罚性，构成犯罪:第一，对追究犯罪负有职责的司法人员对自己知悉的犯罪行为隐瞒不报的;第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由于行使职务知悉犯罪行为而隐瞒不报的;第三，一般公民知悉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而不向司法机关报告的;第四，以索取或者接受一定的利益为代价而不告发自己知悉的犯罪行为的。
注释：
①如江苏省吴江市汤某交通肇事案。汤某驾车路过江苏省吴江市震泽镇时，由于疏忽大意而发生交通事故，汤某将伤员送至医院后逃回家中，央求其叔叔替自己顶罪，其叔碍于情面，应允下来，并到吴江市震泽镇交警中队投案，称其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肇事驾驶员，由于事故的伤员已死亡，其叔被公安机关以涉嫌交通肇事罪刑事拘留，而汤某却逃窜至苏州藏匿。吴江市法院分别以交通肇事罪和包庇罪对汤某及其叔作了判决(刘成文:《侄子肇事叔顶罪 案发双双入监牢》，载《法制日报》，2001年2月10日第六版)。
②这里对伪证罪的分析省略了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作伪证的情况。
③例如赵某毁灭证据案。被告人赵某在得知自己的男朋友王某等三人实施了绑架勒索杀人罪行后，为帮助王某等人逃避侦查，授意他们脱下身上的血衣，取出用作犯罪工具的手机中的SIM卡，由自己分别进行清洗和烧毁。对赵某的上述行为，一审法院认定为帮助毁灭证据罪，二审法院认定为包庇罪(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第二庭编:《刑事审判参考⑤》，第199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
④这里的“特定犯罪”包括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秩序犯罪和金融诈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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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的哥的姐、我的兄弟姐妹们：
大家下午好！
我是黔运出租车公司贵AU3601号车驾驶员余太湖。也是贵阳爱心公益团队的组建人和负责人，今天我很荣幸能代表"学雷锋文明示范车组"的全体驾驶员发言，心情比较激动，也很高兴。
2014年我在黔运公司的正确领导下，我与爱心公益团队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一起为金沙县光明希望小学等八所小学建立了图书室，通过贵州民生银行的帮助为金阳百花湖乡三藤小学送去伍仟余元学习及体育用品。以此同时共帮扶困难家庭6户，为他们送去棉被、衣服、米油洗衣机等物品，为其中一户特别困难户还送去了4000余元现金。共支助19名学生，其中16名小学生每月每人支助100元，2名初中生每月每人支助200元，为1名困难大学生支助第一年的学费5000余元，并帮其募集了一台手提电脑。
2014年10月我与我司学雷锋文明示范车组去金沙太平、环路希望小学捐赠书及学习用品时，发现仅有三分之一手臂的当地村妇刘艳群，她的手臂三年前因大火烧断，由于家庭贫困一直无钱治疗，一直溃烂流浓，已经生命垂危、十分危险，严重影响生命安全，家中已经为其准备后事。一起去献爱心的驾驶员都看到这个情况，表示一定要尽全力帮助这个家庭，回到贵阳后我和开心车队驾驶员还有其他家公司100多名出租车驾驶员，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以及贵阳交通广播电台等在贵阳市水东路为其捐助爱心款，并联系贵阳东方骨科医院为其手术和治疗，医院为其免去一切医疗、手术、住院等费用，为了这个困难的家庭我们的的哥、的姐们以及东方骨科医院和社会爱心人士一起共计援助近20余万元。实际上我和我的团队和的哥的姐所做的还不止这些，在这里就不再一一例举。
在这里，我慎重承诺：在行车中，我们一定要以安全为重，雨天不能让车轮将水沾上行人的衣上，营运中尽量以老、弱、病、残、孕和需要帮助的人优先。立足岗位学雷锋、带头弘扬正能量。用我自己的一言一行积极推进贵阳市出租行业的精神文明建议，以优质服务、文明服务、安全生产来践行我的承诺，为继续保持我市文明城市、卫生城市、模范城市荣誉作出积极的贡献。
另外，我还向广大朋友发出倡议，只要我们人人伸出一双援手，人人献出一份爱心，尽我们所能在举手投足之间尽量随手帮助别人，随手公益起来，随手爱心起来，树立公益和爱心要有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思想，我相信我们的社会会越来越和谐，我们的未来会越来越美好，我们的民族会越来越昌盛，我们的祖国定会越来越富强。
谢谢大家！
图片
发言人：余太湖
举世闻名的雷锋只是用心帮助了他人，就成为了谁都知道的好人。只要是帮助某人，就是雷锋！比如你春游登山时，有个小山坡上不去，前面的同学看见了，帮你拉了一把，这位同学就是雷锋。雷锋的精神在于勤俭节约、助人为乐、无私奉献、钉子精神……他的核心就在于帮助困难人民。你的举手之劳能让别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你快乐，别人也快乐，这不是很好吗？让我们像雷锋一样帮助别人吧！我现在想起了一句高尔基的名言：“给”，永远比“拿”愉快。
五年级:快乐侠
关键词：老龄读者；阅读特征；优势资源；服务意识
自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面临的一大社会现状即是人口结构老龄化问题。在人口红利逐渐褪去，社会发展脚步逐渐平稳放缓的大环境下，国家对人口老龄化现状有了深度思考。暨十以来，中央政府在国家战略层面给出的指导性方向中明确了我们必须正视和有效解决人口老龄化所产生及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只有正确的发现并理解了老龄化问题，才能够更加有效、稳定保持我国整体经济良好、向上发展的趋势，也才能够更加坚定的把社会主义精神传承下去。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精神文明的象征就是知识，只有勤于学习、勤于钻研的人，才能够更好的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一、老龄读者的基本情况分析
（一）基本情况
国际图联的《公共图书馆宣言》提出：“每一个人都有享受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权利，而不受年龄、种族、性别、、语言和社会地位的限制。对任何不能享受常规服务和资料的用户，例如少数民族用户、残疾人、医院病人或监狱囚犯，必须向他们提供特殊服务和资料。不同年龄的用户群体都应该能够找到与其需要相关的资料。”《图书馆服务宣言》提到每一个人都应该平等享受权利，所以为老年读者服好务是《图书馆服务宣言》精神的具体践行。
（二）特征分析
根据读者相关数据情况的统计分析，我省老年读者的基本情况有以下几个特征：
1.年龄特征
老龄读者的年龄分布有比较明显的特征，我省2015年度接待的读者总人数中，老龄读者的比例进入了前三，根据往年的读者年龄段分布情况来看，老龄读者比例都是呈逐年递增的趋势，这足以证明老年读者对阅读的渴求也是在逐渐发展并且提升的。在这当中老龄读者的年龄分布，尤以60-70岁年龄阶段的读者居多，这样的数据也表明这个年龄阶段的读者，相较于其他年龄段的老龄读者而言，更有对晚年生活的追求，这与他们的自身条件、喜好以及时间精力都有非常直接的关联，特别是家庭及自身身体状况，这些都将直接影响并且决定他们的精神文化追求。
2.性别特征
老龄读者不光从年龄分布来看具备一些显著特征，性别比例的差距悬殊也为这个年龄阶段的读者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男性读者居多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这当中的缘由不乏同我国女性整体的思维意识和社会家庭角色有着直接的关联。从她们的思想观念、身体状况及家庭背景的现状来看，大部分的女性老年人更加愿意以自身家庭为服务对象，照顾家人、孩子以及操持家务，因而造成了这个群体的老龄人群很难有闲暇时间在精神文化层面上有所发展，这无疑是一种社会现状与意识形态所造成的结果。
二、老龄读者的阅读特征及凸显问题
在读者群体中，老年读者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庞大群体，从需求层面来说，老年读者的需求相较于中青年读者并不处于下风，甚至旺盛的需求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么怎样引导并且规范服务老龄读者的问题，将变得十分关键。
（一）身体现状
老龄读者群体，有很多比较现实需要考虑到的问题，如：行动不便、眼花，听力障碍以及反应迟滞等，但是大部分的老龄读者还是能够自行出入的。
（二）思想现状
老龄读者有更强烈的社会交往心态，他们渴望得到社会的价值认可和尊重，并且也很乐意将自身的经验与经历主动的进行分享和传递，对于这部分的读者而言，他们的阅读属性更具有长时间、稳定性强的特点。他们钟情于将时间按周期计划来进行执行，以帮助自己在更加合理的时间段内获取想得到内容，自驱及自我管理能力很强。
三、优势资源结合服务意识帮助提升老年读者阅读体验
（一）优势资源
利用政策帮助优势资源向老年读者倾斜。阅读不止是一种爱好，更应该成为一种习惯，这是十以来各级政府大力倡导并且宣扬的一种精神文明建设方式，阅读可以让人在理性的精神范围下，更加主动积极的思考问题并帮助读者有空间与时间来完成对事物和世界的认知，这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构造过程。作为精神领域的主阵地图书馆，更应树立和倡导一种阅读至上的生活理念及方式，需要思考以什么样的切入点来完成这样的架构建设与社会框架的构建，以此来实现社会的长足进步与环境的净化。以老龄读者群体为切入点，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让老龄人带动身边的中青年积极的投身到学习、阅读的大潮中恚舍弃无意义的活动、聚会，静下心来放缓脚步，才能真正的带动并影响到更多的不同年龄阶段的群体。意识到这些问题，作为服务机构，就应该帮助并且鼓励更多的有识之士投入到这样的建设队伍中来，引导并且帮助老龄读者扎根、改善老龄读者的阅读环境，优化服务模式和与老龄读者间的服务衔接等问题，这些都是需要依靠政策帮助来完善的地方。政策是方向，执行的人同样关键，什么样素质的服务者，能够帮助政策更好落地，并加快实现这样的政策得到可靠执行，需要职能部门的有效控制跟管理智慧。
（二）新媒体推进打破沟通壁垒
探索创新服务模式加强互动交流。很多老龄读者对传统的纸质媒体有着无比钟情的思想，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主流的阅读方式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改变，年轻群体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脚步跟随相对于老龄群体而言要快速许多，适应性也相对较高，图书馆这类服务机构应该帮助老龄读者接受并适应新媒体。结合现有的资源与渠道，开展更加有益于带动不同年龄阶段读者之间的交流与互动的机会，让中青年读者跟老龄读者之间有较高的默契度和互动率，让双方在互动活动中，优劣互补，从而形成一个更完善、稳定的思维模式和影响方式。
（三）促进读者间交流、扩大老年读者“朋友圈”
加强互动扩大交流，拓展快乐阅读空间。当前，年轻人以电脑和智能手机为载体，采取“微阅读”“浅阅读”“视阅读”等方式与好友互动交流，但大部分老年人还是倾向于传统的阅读方式。为了帮助老年人更好的利用电子阅览室等公共资源，图书馆可以与老年大学积极交流合作，为老年读者开展计算机网络知识培训与讲座，与其他社会组织开展老年文化交流，开展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让更多的老年读者走进图书馆，丰富他们的老年生活。
四、总结
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名族文化的底蕴并非体现在拥有多少传世的名作，多少叹为观止的文物，名族文化的先进性也并非体现在拥有多少伟大的文人，获得过多少诺贝尔文学奖，一个名族的伟大恰恰应该体现在这个群体对待弱者的态度、对待老年人的方式中。关爱老人从始至终都是中华名族的传统美德，作为传播文化最前沿阵地的图书馆，只有更加主动的探索跟思考，积极完善对待老年读者的服务工作，为老年读者群体提供更加优质、贴心的服务，才能真正建立健全社会的文化氛围，提升名族的整体素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夯实好名族的文化脊梁。
作者简介：
近年来，电视台和电台的许多名嘴部热衷于公益事业，本报特别策划了本期关注，记者采访了几位广播、电视节目名嘴，请他们给读者讲讲他们所做的公益故事。
王倩 帮助别人，收获内心的喜悦！ 记者 冷梅 “为爱益剪”是主持人王倩近期策划及发起的大型公益活动之一。王倩不仅是BTV生活频道《生活面对面》栏目的主持人，还是制片人。每天都要策划、录制很多关于健康的选题。她发现，在中国，癌症是高发的，癌症患者的比例很高，但是对于这一部分人的关注显然是不足的。每次当她听到一位位癌症病人及他们家人抗癌的故事，她就会想：“我能为他们做点什么？”经过一系列的策划，发起了这次“为爱益剪”的公益活动。截止到10月24日，话题阅读量突破两亿，有近七分之一的中国人关注了“为爱益剪”！
比数字更令王倩欣慰的是一种慈善理念的传播：做公益不假大空，甚至都不需要花一分钱，一段30cm未经烫染的头发，就可以帮助癌症患者制作发套，完成一次爱心的传递。王倩说：现在我们播下了一颗公益的种子，也许1年、2年、10年，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孩子，都会因为这一次的感动而将公益作为他们毕生的选择。而王倩自己，也在活动现场将自己留了5年的长发剪下，捐给癌症病人。她说：“剪过这么多次头发，这一次是最有意义，最隆重的一次。希望我的绵薄之力，可以让与病魔抗争的你活得更好！”
其实，王倩做公益活动已经很久了，早在十年前，王倩作为《大宝真情互动》的主编时，她便接触了很多能够感动中国的人物，也给予了很多人力所能及的帮助，比如中国首例全部存活的龙凤五胞胎等。
2011年，王倩担任北京市控烟大使。出席由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及北京控烟协会举办的活动中宣传烟草烟雾危害，呼吁大家在面对烟草烟雾危害时，敢于说出“被吸烟我不干”，共同抵制烟草烟雾危害。
2012年，王倩代言粉蓝丝带，作为形象大使，呼吁全球女性关注宫颈癌，捍卫生殖健康。
2013年，参加北京电视台主办的“倡导路人过马路不闯红灯，走斑马线。”2013年11月，王倩在北京最繁华的十字路口――五道口，倡导路人过马路不闯红灯，走斑马线，并和路人一同清理占用便道的自行车。作为一名维持交通秩序的志愿者，主持人的身份让本次活动更具号召力，也让更多的行人关注到遵守交通规则的必要1生。
2014年，她参加了“第七届世界自闭症日”举办的慈善晚宴，并进行现场捐款。
2014、2015年，王倩被聘“为爱而走”慈善健走大会形象大使。2015年，王倩被聘“世界血友病日”公益大使。2015年4月，王倩和蔡康永、小s等人参与了为盲童读诗的公益活动，帮助盲童，用心阅读，还原一个彩色的世界。
王倩默默地做了这么多公益，她说：一点改变，创造无限可能，帮助别人，便会收获内心的喜悦！
春妮 我愿意选择去帮助别人 实习记者 邓贞
工作之余在做什么？怎么看待公益事业？BTV文艺频道主持人春妮是这么回答的：“在我的能力范围内能够做一些对别人有益的事情，对自己来说也是让自己身心愉悦的事情，为什么不去做呢？如果只能在接受别人帮助和去帮助别人的选择中二选一的话，我宁愿选择去帮助别人，我必须承认，从小到大我一直都是个幸运的孩子，也一直都挺顺利的，但这个过程当中我受到过很多人对我的帮助，所以我也希望能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别人。”
春妮目前担任的公益形象大使有32个，包括中国志愿者协会理事、中国环保基金理事和爱心大使、北京红十字会形象大使、中华红丝带基金会理事和爱心大使、安全生产形象大使公益宣传员、北京市读书形象大使、北京市健康形象大使……
春妮回忆印象中最深刻的是曾经参加玉树地震灾害地区援助孤儿的活动，当时大的地震灾区如汶川、周曲、雅安、玉树落难的孤儿多达1083名，他们的父母都在地震中去世了，就在此次给地震孤儿圆梦的行动中，她得知了玉树的一位藏族小姑娘，名叫小卓玛，她患有先天性脊椎侧弯，春妮说她是因为一张照片认识小卓玛的，照片上的小卓玛眼神中透露出的无助让人看得非常揪心，而且由于身体缺陷她在学校也很自卑，尽管大热天也用藏袍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由于卓玛的眼神让春妮实在放心不下，回北京后的她立即前往北京儿童医院咨询，打听到的结果让她甚为震惊，因为医生告诉她如果情况特别严重就会压迫到孩子内脏器官的发育，有可能长不大，想到一个脆弱的小生命就要从此凋零，她想为小姑娘做些什么，于是费尽周折找到了小卓玛并在当地小医院第一次拍了x光，寄到北京后春妮便拿到儿童医院再次咨询专家，专家说小姑娘的情况非常严重，弯曲程度已经大到60度了。当听到这个消息后春妮就想能不能把小卓玛接到北京来治病，她承担所有费用。在很多好心人的帮助下，终于在2013年7月把小卓玛接到北京，并送到儿童医院住院。但是小卓玛因为刚到北京无法适应平原气候，发生醉氧反应后就一直发烧，所以一时无法进行手术，治疗过程虽然复杂，但经过专家亲自操刀，手术终于在五个小时后顺利完成，手术做得非常成功，小卓玛在北京康复了半年便于12月底回了玉树，这期间所有的费用都是如春妮当初承诺的那样一个人承担的，现在小卓玛生活得很健康。
除了主持节目，春妮把自己的时间大部分都贡献给了公益事业，当被问到如何面对几乎没有的私人时间时，她回答只要自己有时间就一定会去做公益事业，如果这件事情可以帮助到很多的人，那就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王业 担任公益大使 主持人应“走出去”
记者 白鸽
作为BTV知名新闻主播，王业一直热衷参与公益事业。近日，由关爱基金举行的“关爱抱抱公益爱心接力”在京启动，王业又多了一个新身份――爱心公益大使。“所谓关爱抱抱，实际上就是我们发起一个拥抱的姿势，传递给身边的人，希望通过这个动作来唤起大家对孤残儿童的关注。”王业说。
谈及参与这项公益活动的机缘，王业表示，离不开网球这项运动，“这次关爱抱抱公益爱心接力活动，我和瞿颖担任公益大使，网球可以算是媒介吧，把我们这些不同领域的人横向连接，有机会一起去做公益，扩大公益活动的影响力。”
作为公益大使，王业不仅现场与孤残儿童一起画画，还带领孩子们去体验了网球运动。通过与孩子们的近距离接触，也让王业更加了解了自闭症群体，“我们的新闻记者曾经采写过孤独症自闭症儿童，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发病率怎么样等等。但是当我真正接触了，才更深刻理解，我们看似很平常的交流，对于他们来讲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在播音主持领域，我们可能认为与人交流是很顺畅的事，但对这些孩子来讲，交流是一件很费劲的事。他们接触的体育运动比较少，所以我带孩子们去打网球的时候，他们都特别开心。后来老师介绍我是北京电视台主持人，他们也会很好奇，问我一些问题，但是我回答的时候，他可能就跑了。自闭症的孩子就是会这样，交流不连续。我希望他们能得到社会更多的关注，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救助更多患自闭症的孩子。”
近年来，北京广播电视台发起了一系列公益活动，我们常常能看到BTV主持人在工作之余，参与一些公益活动，或者代言一些公益广告。王业坦言，让主持人离开演播室“走出去”，也是他多年来的期许，“我特别研究了一下广电总局对主持人的管理规定，其中有一条就是禁止主持人参与商业代言，但后面还有半句，就是鼓励主持人参与公益项目。大概五六年前，我就给台里写过建议，希望主持人可以‘走出去’，多参与一些公益项目。主持人不要老坐在演播室里，总在自己的频道和节目里，影响毕竟是有限的。主持人要加强对外的联系，多侧面地展现自身形象，发挥更大的影响。毕竟我们在节目里的职业形象很单一，比如新闻的主持人给大家的印象就是不苟言笑，青少节目的主持人就是蹦蹦跳跳，其实无论是做什么节目的主持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会有差异的一面。让观众看到一个活色生香的主持人，也会更多地关注我们的节目。”
孙扬 难忘送书之旅 公益不是作秀
记者 白鸽
日前，由北京电视台新闻节目中心发起的“带本书给家乡的孩子”大型公益活动第二季完美收官。《北京新闻》主持人孙扬赶赴拉萨，送去了3500多册爱心图书，并帮助当地学校购买了18个书柜作为18个爱心图书角设备。
谈及这次公益之旅，孙扬干慨万千，“地图上，拉萨和北京远隔几千里，在那短短的几天我和那里的孩子近在咫尺。希望通过我们带去的书，在他们最有求知欲的年纪里，为他们打开一扇窗户。”
“带本书给家乡的孩子”活动从6月中旬启动，面向社会募集了近3万册适合青少年阅读的图书，另外招募了100多名信使，利用节假日将爱心图书带到了21个省的55所学校。同时，在新疆、、云南、宁夏、河北等地的贫困地区小学建立了5所“爱心图书室”。
谈及拉萨市尼木县麻江小学“爱心图书室”的落成，孙扬告诉记者，从拉萨到尼木县要开3个多小时的车，然后到麻江乡还要再开2个多小时的车，“那里的孩子想买本书太不容易了，最近的能买到书的地方就是拉萨。我们前期有个记者去采访的时候，当地有个叫多吉的小男孩，把我们同事偷偷拉到一边，说可不可以给他一本课外书。这个细节让我们深受感动，所以这次我去，肯定要满足多吉这个愿望。”
孙扬坦言，去拉萨之前，曾亲自去书店为小朋友挑选书籍。可到底选什么书，也足足让他苦恼了一阵子，“跟北京大概距离3000多公里，我不知道他们想看什么，后来就想我小的时候，有一次过生日收到过一套硬壳的那种百科全书，很贵的当时，我记得很多小朋友都有，所以我收到礼物时候也特别激动，于是我也给多吉买了一套百科全书。当我把书拿出来递给他的时候，我很多很久没有见到一个孩子对于书露出那样着迷的神情了。我说你最想看什么，这个百科全书里什么都有，多吉说最想看海洋。那一刻我真的很感动，我们这边的小孩，生活太丰富了，可以看电视玩手机，有读不完的书，可是山区的孩子想读书却没有书读。而我们带去的书，可以让他们开阔视野，增加见识，我觉得特别有意义，也是我非常难忘的一次公益之旅。”
有网友会说，你们主持人就喜欢作秀。但在我看来，如果真要说是‘秀’的话，我希望这是一种区别于表演煽情的show，把孩子们对于书那种真实的渴望呈现出来，让电视机前的观众从平时生活工作的枯燥埋怨中抽离出来，能跟我一样去看一看那一双双渴求知识的好奇的眼睛。”孙扬说，自己会坚持做公益，勇于面对质疑，“有时候我会想，多吉这个小孩很可爱，我帮助到他了，但我能不能起到所谓公益的作用，让公众都参与进来？我们这次去，我发现很多人回应，很多人自发地捐书，这时候我知道原来我们做的这件事是有意义的。主持人做公益，并不是摆个姿态，而是通过自身的努力去感染更多的人。”
牛力唤起更多人参与公益活动
记者 陈文
很多主持人都热心公益，北京交通广播的牛力也不例外，而且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对公益的坚持。进入电台工作以来，牛力一直积极参与交通广播及北京电台组织的各项公益和爱心行动，如北京的士爱心基金、1039希望小学、与马兰小学学生结对于等，后来他开始自己组织公益活动。
2008年5月汶川地震发生后，牛力通过节目招募志愿者组建了“爱心直通车队”，同时呼吁大家捐赠灾区群众需要的物资，短短3天内就筹集了40吨。之后他亲自带领车队以“点对点”的方式把救援慰问的物品送往灾区。回到北京后，他又联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圆梦助学行动”，成立专项基金，点对点资助灾区考上大学家里没有经济能力的学生，捐赠生活费4000元/年给每个学生。当年捐助了340多名灾区学生，圆了他们的大学梦。“其中有两个孩子考上了中国传媒大学，成了我们的师妹，有一个女孩毕业后回到家乡，在北川电视台当记者，现在她也成为了一名爱心志愿者。”牛力说，“圆梦助学行动”至今已援助了400多名灾区孩子，让他感到欣慰和有成就感。
和“圆梦助学行动”一样，“爱心直通车队”一直在前行，青海玉树地震、西南抗旱救灾、四川雅安地震、云南鲁甸地震、今年尼泊尔地震等灾害发生时，“爱心直通车队”都给予了关注和援助。此外，“爱心直通车队”还赴山东老区、四川凉山救助孤儿，“今天我们还在讨论带‘直通车队’回访凉山孤儿呢。”牛力说，让他高兴的是，“爱心直通车队”唤起更多人参与到公益行动中，2010年他去贵州抗旱救灾时，看到当地志愿者也组织了“爱心直通车队”，“现在有很多这样的车队，我想以后可以联合各地的交通广播，把各地的‘爱心直通车队’组织起来，形成一个链条，一起做公益。”
牛力主持的节目《行走天下》也是一个公益宣传的平台。“2007年创办这个栏目的时候，我就设计了这项内容，让大家了解世界，带大家一起出去行走，让需要帮助和愿意帮助别人的人找到对方。”那年他到珠峰参加一个环保活动时认识了原中国登山队队员夏伯渝，1975年夏伯渝登山时失去了双腿，没能登上珠穆朗玛峰，“他是个不认输的人，一直在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牛力把夏伯渝请到电台直播间，让他在电波中讲述自己的故事、自己的心愿，后来有公司向夏伯渝提供了资助，帮助他实现梦想。而今年牛力主持的《梦想行动派》也多次组织爱心活动，如听友陪伴孤独症儿童接触社会等，并在节目中进行宣传，传递正能量，凝聚更多的爱心。
入党一年来，我在党组织的严格要求下，在支部党员的帮助教育下，无论政治上、思想上都取得了较大进步。特别是通过参加党内一系列活动，不但加深了我对党的性质、宗旨的认识，更增强了自身的党性修养，从而认识到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不仅要解决组织上入党的问题，更要解决思想上入党的问题。回顾这一年来的学习、工作情况，我的收获是很大的，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明确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必须把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与学习、工作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入党以前，我觉得做一名共产党员要有远大的理想，要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信念，但如何把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当时并不十分清楚。入党以后，经过党组织一年来的教育帮助，我逐步认识到对学生党员来说，端正态度，刻苦学习，努力工作，更多地掌握科学本领，就是把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与现实生活结合的最佳方式,为将来步入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明确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必须旗帜鲜明地拥护党的方针政策，并带头执行。入党以前，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可以看成是个人行为。即使做得不对，也能得到他人的谅解。成为一名预备党员后，我觉得肩上的责任更为重大了，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不是代表个人，而是代表整个组织。特别是在一些公共场合、特定场所，我必须以一名合格党员的身份出现，不但要模范遵守各项规章制度，而且要身体力行好党的各项决策、要求，时时处处做好群众表率。
三、明确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必须不断增强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提高自己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入党以前，我觉得管好自己就不错了，根本没有把真诚地帮助他人纳入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后来通过学习和与培养联系人交换意见，我逐渐懂得了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就要不断增强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还要热心帮助他人，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给他们带去温馨和欢乐。所有这些，都让我由衷地感受到党的伟大、真情的可贵，我为自己能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而感到无比自豪。
在一年的预备期里，我按照党组织的具体要求做了一些工作，发挥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但是，对照检查自己，仍觉得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由于我性格较内向，平时不善言谈，因而缺少与别人沟通交流，以致让人觉得我太孤傲，不合群。二是理论学习还不够深入。由于我只注重了文化知识学习，忽视了政治理论的学习。今后，我一定在党支部和其他党员的指导帮助下，采取有效措施，加大政治学习力度，增强群众观点，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今天，我虽然向党组织递交了转正申请报告，但我仍愿意接受党组织的长期考验，并矢志不渝地把我的青春热血奉献给党的伟大事业。
此致：
敬礼！
【关键词】语法；高中语文教学；地位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A
众所周知，汉语有别于英语等其他语种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在于标准汉语语法中，没有严格意义形态的变化。在名词上，主要体现为名词没有所有格的变化，也没有词性和数的区别。在动词上，则体现为不分人称，也没有时态变化。这种特点，使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多语言学家认为汉语没有语法。经过漫长的发展，汉语语法的存在终于被世人认可，语法教学也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地位逐渐上升。但是，在应试教育的体制下，汉语语法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没有得到广大语文教师和学生的认可。本文就汉语语法本身的特点，以及其对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教学的影响，对学生文学素养提高的作用等各个方面，综合论述汉语语法教学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不二地位。
一、为什么到了高中阶段依然重视语法教学
“语法”是语言表达的规则，是语言本身的结构规律。严格意义上系统的语法教学，是应该在初中语文中就完成的。但是在实践操作中，这无疑有相当的难度的。初中学生理解认知能力有限，而语法知识又是语文课程中较为晦涩难懂的环节。再者，现阶段的教育工作者，其教育目的多以帮助学生通过考试为主，语法知识的考察在中学阶段基本是空白，这就造成了，在教学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多数语文教师会忽略对语法知识的教授，认为没有意义。但是到底有没有意义呢？从学生反映的情况来看，语法教学的意义还是很重要的。就像学英语要学习语法知识一样，学汉语的语法知识也不容忽视。学生的语法水平提不上来，相应的其理解能力、阅读能力、写作能力乃至整体文学素养，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从而造成语文课程大家旗鼓相当，没有“建设性”语文人才的出现。这仅仅是忽视语法教学的一个弊端。
另一方面，长期的忽视语法教学，很难让学生对高中语文知识学习有一个系统的认识，以至于在必要的时机，教师教授一点语法知识，还有可能引起学生的反感，得不偿失。因此，在教师漫长的教授生涯，学生漫长的学习生涯中，应当把语法教学定义为和其它版块教学有同等地位的教学，并将其体制化，全方位提高高中语文教学效果。
二、语法教学在高中阶段的作用
（一）学习语法知识帮助学生突破文言文学习瓶颈
古代汉语当之无愧是语言文字学学习的“四大名捕”之首，其他三项分别是现代汉语、文学理论、现当代文学史。之所以有这样的“荣誉称号”，和它本身难度较大、晦涩难懂的特点是分不开的。文言文产生于几千年前，数千年的发展使其很多词语发生了各式各样的变化，如果不帮助学生了解这些变化的大致原因、发展过程，一味地要求学生死记硬背是很难达到理想的学习效果的。而词汇何其多也，紧迫的高中语文教学课程是无法花时间把所有的词汇词源发展过程都一一分析到位的，这个时候，语法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虽然历经千年，但是现代汉语的语法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与古代汉语有相通之处的。结合高中古文献学习要求“理解并能运用常用文言诗词、文言虚词、文言句式的意义或用法”，看似一句话，实则不然，词汇数量庞大，古汉语词汇变化多端，不联系语法教学，是无法实现这一教学目标的。联系现代与汉语语法知识，帮助学生把握汉语言中词性的分类，短语的类型，句子的成分，并带入文言文的学习中，只有将现代汉语语法知识分析清楚，才能分清文言实词、虚词及其意义和用法，才能辨析特殊的文言句式，进而结合语境翻译理解文章的内容。
（二）学习语法知识帮助学生提高现代文阅读语感
高中语文教学作为学生语文学习中承上启下的一个重要阶段，其教材选文较初中而言难度更大，阅读量更多。而较大学而言专业性较弱，难度较低。如何做好高中语文教学工作，延续初中语文教学成果，为接下来的大学语文教学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是高中语文教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教师对高中生文学素养、审美趣味的培养不容忽视，而这些能力的提高离不开阅读量的积累。语法知识的积累无疑是提高学生阅读量，培养语言文字理解能力所绕不开的环节。熟练地运用语法知识能帮助学生准确地理解结构复杂、富有表现力的语句和段落，提高阅读理解和表达的能力等。这种阅读能力的差别可能在平时显现得不那么明显，但是在面对古文献材料，或者距今时间较长的文章时，就能体现出来了。如鲁迅先生的一些作品，除了文字字形、字义和今天常用用法有所差别，一些长句的理解就更是离不开语法知识。如《记念刘和珍君》中的一个长句：“至于这一回在风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这句话用今天的现代汉语理解起来较为难懂，也较为拗口，如若不进行语法分析，很有可能让学生产生“名家作品无措论”的看法，不利于学生端正语文学习态度。不仅仅是鲁迅先生的作品，高中语文教材中类似作品的例子有很多，都是距今有着不长不短的历史，语言用法略微不同，难以理解。教师应认识到，只有学生拥有一定的语法知识积淀，才能在面对这些长难句时不忙不乱，分析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