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09 20:09:55
那么,二三线厨卫品牌就真的能够顺利地在全国千百个县城开好自己的专卖店吗?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品牌占据着县城市场?县城里的消费者到底认不认你的品牌,专卖店的老板是否有足够的品牌产品的经营能力呢?只有对县城的厨卫电器市场做好充分的调研之后,才发觉,原来在县城里开品牌专卖店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因为,中国的市场千差万别,南北方差异,东西部差异,发达与落后地区的差异等,根本不能用同一个开店手册来指导所有的县级市场。只有真的到了县城,真的开始了专卖店的开发,才知道在县城开专卖店不是一个容易事,无论是商,还是老板都面临着两难的选择。
首先是品牌的选择。一般县城的专卖店和各级的销售网络都是由这个品牌的区域商来开发的。在广西的大多数县城里,消费者购买热水器都去专业家电卖场,而购买烟灶等厨电产品,则愿意去街边的电器专营店。因此,在广西很多县城大大小小的厨电产品的专营店,经营状况都不错。然而这些电器专营店里充斥的是广东或者浙江小企业生产的一些杂牌产品,或者是山寨品牌的天下。因为,对于县城这样的四级市场来说,方太、老板等对大卖场依赖很强的一二线品牌,产品的价格高,很难将自己的专卖店开到这里,尤其是那些经济不太发达省份的县城。而这些杂牌的产品外观模仿大品牌,产品的质量短时间之内也没有太大问题,又有着超低的价格,尤其是高利润对于专营店的店主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即使有的产品出现质量问题,老板根本就不会去维修,而是直接给顾客换一台新产品。因为他已经赚到了足够的利润。当然这些杂牌是没有售后服务的。与这些杂牌相比,二三线品牌在产品的零售价格上则处于明显的劣势,且经营者的利润较低。而现场的消费者无疑对于产品的价格更加在意,经营者对于利润也更加看重。
因此,二三线品牌在选择县城客户开专卖店的时候,首先要对这些经营者灌输品牌的理念以及经营品牌产品的未来。如品牌的实力,品牌的市场号召力,品牌能够提供的服务等等。最初这些老板可能还不能接受,但是通过多次的交流和沟通之后,很多老板就能够建立初步的品牌意识,知道做品牌产品的前景是长远的,而经营杂牌产品都只是短期的行为。尤其是跟一些年轻的经营者讲解沟通这些理念的时候,他们更容易接受。再有就是告诉经营者这个品牌的生产基地在哪里,工厂的规模,年产值等,这些数字都是品牌的有力支撑,大多数经营者对品牌的认知都是从这些实际的数据开始的。
一旦经营者开始投入专卖店,就可以把专卖店作为这个县城卖场的服务后台来打造,这样不但可以赚取销售的利润,还可以通过为顾客安装产品,赚取服务和维修等费用。有了专卖店的服务支撑,大卖场可以更加放心的销售产品,大卖场和专卖店就形成了良性互动,共同促进品牌在这个市场的发展。
安装和服务费用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目前很多二三线厨电厂家制定的安装服务价格过低,对专卖店的经营者有不利影响。大多数二三线厨电品牌给服务商结算的安装费用只有25元～35元/套。这个价格低于空调的60元/台。而且,安装工人安装一台空调去一次就可以了,而安装一套烟灶产品,工人要跑两到三次才能完成安装工作。在目前人工成本大幅上涨的情况下,工厂还是执行已经持续多年、过低的安装费用标准,最终只能是以降低安装的质量为代价,最终失去市场的仍旧是品牌自己。
另外,很多县城的厨电产品是通过橱柜这个关联产品销售出去的。一般情况下,县城的消费者对橱柜的产品基本上停留在石材与橱柜的简单结合,可以达到使用的功能就可以了,没有品牌的概念;而大品牌的橱柜价格不适合县城消费者。这时候,如果与有名气的厨电品牌合作,就成了橱柜商的一个卖点。如橱柜商在销售橱柜的时候,可以对消费者介绍,“我们的橱柜安装的都是某某品牌的烟灶产品”。因此,利用好橱柜这个通路,也是发展县城专卖店的一个好的做法。
一旦经营者开了品牌的专卖店,那么厂家就要有好的市场保护政策。目前比较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窜货的问题。有的品牌在窜货的问题上处理非常严格,这是对于各级经营者和市场的保护。如有的品牌接到某商家窜货到自己的经营区域的举报之后,为了搜集窜货的证据,通过第三方公司来调查的方式,然后给予大力度的处罚,直到终止与窜货经营者的合作,并没收保证金等。这足以给经营者以信心,保护了更多经营者的利益。铲除窜货的毒瘤,也是品牌发展必动的“手术”。相反有的品牌为了一时的销量,或者照顾所谓的情面,置制度于不顾,对于窜货基本上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这样的结果是不但严重影响了县城专卖店经营者的积极性,同时,也让区域的商失去了开发县级市场的兴趣。一旦这个信息在这个区域内传播出去,久而久之,就没有经营者愿意再去投资开专卖店,品牌的不诚信将导致这个县城的市场逐渐处于“品牌真空”状态,直至最终完全退出这个市场。
其二,经营方式的选择。一般情况下,大多数县城专卖店都是区域商发展的下级客户。这些经营者不但熟悉当地的市场环境,有较好的人脉关系,同时经营方式灵活,成本低。但是也要看到县城专卖店的经营者管理的难度也较高。如信息化水平低,服务品质粗糙,不注重产品出样和专卖店形象等。广西地区有的县城不但信息化水平低,有的地方很难招聘到懂电脑的年轻人,要对专卖店的老板做很多基础的培训工作,如打字,录入单据等。
然而,因为利润空间的逐渐缩小,有的区域商就到县城开直营专卖店。这样做的好处是专卖店对于品牌政策的反应速度快,执行力强,基础工作不用做培训,降低了门店的管理难度,但这样做的问题是财务风险较大。因此,到底选择哪种方式开发县城的专卖店,不但是对厂家政策的考验,也是对区域商市场深度管理的考验。有的商在一级城市的大卖场做起来很顺手,但是到了县城就手足无措了。这主要是因为不同模式的经营手法不同,市场环境也不同。如,在大卖场做促销的时候,在主要的路口给行人发放促销单页的方式非常有效。而县城专卖店做促销的时候,在各个小区挨家挨户地扫楼发单页是最管用的传播手段。因为县城的消费者在家门口发现产品的促销单页之后,大多会留起来,即使当时没有需求。而一旦有了购买的需求,就会打电话或者直接去店里咨询,这时候成交的可能性就很大。因此,如果区域商想到县城做直营专卖店的话,就要用与中心城市卖场不同的经营思路。
有的品牌在县城开发专卖店的时候,则采取了因地制宜的政策,市场发展非常快。例如有的地区下岗职工很多,某品牌就利用这些职工对于工作的渴望和生存的迫切,倡导这些下岗职工做流动的专卖店。流动专卖店包括流动车展架、产品等,不受场所和时间的限制,不但可以到不同的小区和繁华街市做推广销售,还节省了固定门店的房租和水电等费用。同时因为是大品牌,给消费者以很高的诚信度,经营者的信心也很足。在大品牌+灵活的经营方式的带动下,这种流动专卖店已经在区域市场中站稳了脚跟。
虽然很多厨卫电器品牌都在大力度的推广专卖店,但是很多工作还是缺乏精细化的管理。如有的品牌只告诉区域商要建立专卖店,却没有一套科学的店内管理的手册,有的在专卖店的经营面积、费用计算等也是处于模糊的状态。而华帝等品牌的专卖店,对于专卖店的坪效都有非常严格的考核,以督促专卖店的经营者做好门店的经营管理工作,即不但要开好店,更要想办法经营好,提供门店的质量。
所以,开发县级市场的专卖店,单单靠厂家和区域商的热情远远不够,还需要健全科学的管理制度和配套的政策支持。而厂家和区域商更不能为了追求专卖店的数量而急于求成,这样只能是拔苗助长。而是要根据市场的变化,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政策和制度,让专卖店在开好的基础上,增加门店的数量,开一家成一家。
都说2007年、2008年两年的经济和股市让大家坐了过山车。其实,2009年大家还是坐了过山车,而且刺激的程度丝毫不亚于前两年。年初的经济还凄凄惨惨,到年中就有过热苗头了,股指翻了一番还多,楼市也热得让人眼晕。笔者不知道该如何形容当下的宏观经济:好还是不好?热还是不热?衰退还是繁荣?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历史从来只能回头看。对生活在当下的我们来说,最应该做的还是记录和陈述。而记录之上的任何分析,只能慎而又慎,不指望对,只希望别错得太离谱。
率先复苏的是谁
复苏有先后,正如衰退有先后。经济学教科书早就说过,虽然经济是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但并不是听从号令整齐划一的仪仗队,不可能同起同落,更不可能一起开步走,所以,才有所谓“时滞”、“传导”之类的说法。虽然这些说法本身并不是经济学概念。
假如中国经济真的复苏了,我们需要知道复苏是从哪儿开始的。我们都知道,2007年底的衰退是从银行收紧信贷,股市楼市大跌开始的,之后在2008年初曝出“企业倒闭潮”(实际上,大规模倒闭从2007年上半年就开始了,只是未引起普遍关注而已)。再之后,我们很倒霉地遭受了金融海啸的池鱼之殃。“世界工厂”的产品忽然没人要了,出口下滑超过20%,连带着进口数据也很难看。这一连串的变化,打了大家一个措手不及,政府和企业都吓坏了。一时间,企业竞相裁员,农民工大批返乡,大学生求职无门,一直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似乎也不乐观。
这时政府站了出来。“四万亿”一出笼,立刻就给市场注入了信心。连海外投行们都说,西方国家已经负债累累,现在只能靠中国政府烧钱了。通常的论证方式是,中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很低(当然少不了所谓国际警戒线),举债空间很大云云。总之,所有人都巴望着中国烧钱,而中国也乐意烧钱。
这里有一个普遍的误解。当西方人看到“四万亿”的时候,他们条件反射地以为这是政府开支――的确,在他们的国家,这就代表着政府要花的钱;但在中国,这只代表政府批准的基建项目。至于项目资金从哪儿来,这是批准之后要解决的问题。当然,政府也不会一个子儿不出。根据发改委的说明,政府只出1.18万亿,剩下的2.82万亿得地方政府自己想办法。而众所周知的是,分税制早已抽干了地方财政,即使是最富裕的省市,财政也不可能拿得出这么多钱。
那么,钱从哪儿来?当然是银行。根据资本金最低20%的规定,财政每出1元钱,就能从银行“配套”出4元钱。从去年四季度到今年上半年,发改委共下达约5800亿“四万亿”项目,粗略估计,银行的配套资金最高可达2.3万亿。
这是中央,还有地方的。根据法律规定,中国地方政府没有举债权,既不能发行债券,也不能向银行贷款,更不能为任何贷款提供担保。在中央集权制度下,这种安排是正确的。不能承担独立财政责任的地方政府自然不应该有借钱花的权利。在中央政府的强力监督下,这一规定一直被严格遵守着。据估计,到去年底为止,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负债总额仅1万亿左右。
可是危机一来,什么都可以变通了。为了保增长,过去不批的项目全都批了。政府没钱,那就从银行借;地方政府无权借钱?没关系,成立个投资公司,随便拿块地放进去,评估一下就可以找银行贷款了。正好银行也有放贷任务要完成,双方一拍即合。
甚至可以连块地都免了。通过所谓“银政信”,直接从银行借钱做资本金,然后放大4倍贷款,空手套白狼。
上半年7万亿天量信贷,就是这样放出去的。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负债额,也从去年底的1万亿迅速膨胀至5万亿。换言之,国有商业银行提供的巨额信贷,通过国有企业和政府融资平台,最后都到了政府手里。
回到本节标题提出的问题:率先复苏的是谁?当然是政府。
钱都用来做了什么
用来投资。为了“保8”,在出口滑坡及消费不振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将全部希望寄托在政府投资项目上。之所以如此,与中国的体制特点是分不开的。民营企业由于产能过剩不愿投资;垄断行业虽有暴利,但相关国企效率低下无法大量投资;只有政府主导的“铁公基”项目能够说上就上。这边砸钱下去,那边GDP就能冒出来。
地方官员之所以喜欢巨额基础设施投资,与其个人利益是分不开的。对地方官来说,此类投资既能拉动GDP创造政绩,又无须承担财政责任,或明或暗的利益输送也很方便,真是找不到比上项目更好的事了。所以,地方政府总是热衷于上项目,相应地,中央政府也就一刻不停地卡项目,以保证财政不失控。这种博弈,每年每月都在进行。只不过随着宏观经济的起起落落,博弈的天平也不断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左右摇摆。
“铁公基”之外,是房产和汽车。减息减税,一下子就把房产和汽车拉起来了。但房产是用银行的钱博投机,汽车则纯粹是提前消费。今年换了车的人,明年是不会再换了。而房价涨到一定程度,成交量也很难再放大。而只要成交量不能持续放大,实体经济的钢材、水泥就没地方去。
天量信贷拉了已经“硬着陆”的上游行业一把,钢铁、金属、能源的价格又挺了起来。但基础并不牢固。与2007年不同,当时的人们认为油价暴涨是因为需求旺盛,现在则齐刷刷地声称是流动性过剩和期货投机搞的鬼。显然,谁也不认为我们能无止境地修路架桥,也没有人认为游资会在石油期货上单边做多。
最大的麻烦是,拉了第一把,人们就有理由期待第二把,否则就会出现人们正在谈论的“二次触底”。7、8两个月新增信贷大缩水,立马让股市出现20%以上的回调。市场不缺明白人。
能持续到什么时候
今年上半年的“大干快上”,其实是一种特殊情况。这种状况,既不可能持续,也不允许它持续。许多人担心坏账,其实,坏账问题还在其次。这种长周期项目要变成坏账,起码还要三五年时间,不可能成为当下考虑的重点。
真正的难题在于,第一,银行的放贷能力还有多大空间?第二,低效资金大量涌出,CPI涨起来怎么办?笔者用了CPI没用通货膨胀,是因为通胀虽已成为事实,政策还是只看CPI。
从基础货币状况看,人民币信贷扩张能力还远没有用尽,就是存款准备金率目前也处于历史高位。但银行的放贷能力,不仅取决于准备金率和货币乘数,也取决于资本金状况。8%的资本充足率和4%的核心资本充足率,是不可逾越的红线。至少对银监会来说,这条红线是必须守住的,因为它要对坏账承担最终监管责任。如果中国也来一波次贷危机,可想而知后果会有多严重。
从各上市银行公布的半年报看,经过上半年的疯狂放贷,资本充足率已普遍下降,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甚至已经接近8%的底线。最近,关于从银行资本中扣除次级债的争论,便反映了银行的焦虑心情。如果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不能继续扩张,明年拿什么“保8”?各地大干快上的项目还需要后续贷款支持,否则成片项目烂尾,1994年的恐怖一幕岂不是又要上演?
当然,银行资本充足率也不过是数字游戏。当“保8”成为政治任务,一个小小的资本充足率又怎么可能成为拦路虎?总能找到办法,让资本充足率看起来很健康。
真正的威胁是CPI。今年前八个月CPI一路为负,PPI更是高额负值,官员们可以自信满满地声言目前没有通货膨胀。但那不过是同比。由于去年上半年CPI急速上升,传导到今年上半年便是负的翘尾因素;同理,这个尾巴翘到明年,负就变成了正。目前的猪肉价格,比两个月前的最低点已经上涨25%,即使从现在起猪肉不再涨价,到明年年中,也将对CPI贡献2.5个百分点。要是其他消费品再稍微涨点价,CPI就能很轻松地恢复到4个百分点以上。到那时,如果经济仍未企稳,出口仍未恢复,就业依然严峻,决策层该怎么办?是不顾一切地继续大干快上,还是狠下心来紧缩银根?
关键词：路径选择 “马歇尔两难” 饭店业集团化 产权效率 委托—
一、上海模式与“马歇尔两难”
2003年6月9日下午，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为大型 旅游 企业 集团———锦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揭牌，陈良宇在讲话中指出，新成立的锦江国际集团要瞄准全国乃至世界市场，把优势集聚起来，进行优化组合，充分发挥聚变效应，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在服务本地市场中，要引进竞争机制，充分发挥裂变效应，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希望锦江国际集团进一步深化改革，积极探索国有资产运作机制，把企业做大做强，更好地发挥国有资产的主导作用，为上海国有企业改革创造新经验，扬帆远航，走向世界。⑴
锦江国际集团的成立给本以风起云涌的中国饭店业市场格局产生震撼，引发业内为中国饭店业庞大低效的国有资产的前途命运更多的关注。在新形势下，中国饭店业，该如何选择自己的 发展 战略。
这涉及一个世界性的世纪难题。西方“ 工业 革命”之后的19世纪末，“新古典学派”和“剑桥学派”的创始人、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根据对大机器工业实践发展的观察，在其名著《经济学原理》中提出了一个“哥德巴赫猜想”式的命题： 社会 经济发展可能要长期面临规模效益和竞争效益的两难选择。马歇尔提出：高效大型机器设备的广泛 应用 必然带来规模扩大，而规模扩大可以带来单位产品的成本大幅度降低；但规模经济造就的生产集中又极易造成垄断，垄断又会使经济丧失竞争活力。他认为，规模经济和垄断是难以分割的，社会要取规模效益，就得牺牲竞争效益；要取竞争效益，就得牺牲规模效益。这就是经济学与产业组织理论中著名的“马歇尔两难”。⑵
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这个“两难”中摸索。西方发达国家多强调“竞争优先”，倡导自由市场与自由竞争。战后日本反其道而行之，日本政府通过选择“规模优先”的战略，形成后起国家的一种重要的“后发优势”，打破先发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先行者垄断”，促成了许多重要产业的兼并改组，使许多著名企业跻身世界排名前列。
世界在急剧变化。很多人曾赞誉：韩国的大企业战略是继传统的自由竞争、凯恩斯的宏观调控、日本的产业政策之后第四个市场经济发展的里程碑。而在亚洲 金融 危机中，韩国很多已经具备“世界级”规模的大企业接二连三出现经营危机，破产倒闭的不乏其例。而正是由于政府的干预保护而缺乏竞争与优化机制，导致韩国大企业内在缺陷无法及时暴露出来的致命伤。规模经济的确是获取国际竞争力的强有力手段。但规模经济所能提供的竞争基础只是单位产品成本降低，从而只是价格竞争的基础。而价格竞争不过是一种初级竞争。当前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已经发展到技术、质量、品种、档次、功能以及服务等多方面的竞争。
正因为如此，锦江国际集团成立引来的并非一致的赞许和掌声，在饭店业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的今天，作为政府介入主导的产物，人们用一种复杂的心理面对这样一种非市场化的行为。作为关注中国饭店业发展的业内人士，更多的是关注这种路径选择下的制度安排与资源整合后的运行效率。饭店业集团化作为一种制度变迁方式，必然改变原有的利益格局和利益预期。在新的制度调整面前，如何重塑合理的利益格局和正当化的利益预期，发挥集团化作为形式和手段的优势以实现“做大做强”并最终实现“国有资产主导作用”和“集团走向世界”等改革目标。这是饭店业集团化必须面对的制度 问题 。这个制度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产权制度安排的效率问题，即集团化进程中应尽量避免妨害效率的制度安排。毕竟，通过饭店业集团化“做大”规模也是相对而言的，与国际著名饭店业集团相比仍然差距甚远。
规模只是效率的结果，而不是效率的原因。中国饭店业集团化进程需要理性的思维，需要超越“马歇尔两难”。 二、路径选择的背景 分析
中国 饭店业作为中国最早与国际接轨的一个行业，通过合资、合作、独资经营和引进海外管理的模式，不仅大大增加了全国各地饭店的数量，扩大了行业的实力，增强了接待能力，更为重要的是，使大批国际饭店管理集团进入了中国，使中国的饭店业很快进入了世界饭店业管理、经营、销售的 网络 ，在很短的时间内，在服务设施和服务水平上实现跨越，大大地缩短了中国饭店业在管理和经营上与国际 社会 的差距。 但中国加入WTO后，在承受竞争压力方面中国饭店业非但没有比其他行业更有优势，面临的 问题 反而比其他行业更加突出。其中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中国饭店业资源配置的不合理。
（一）中国饭店业产权结构现状及成因 国有经济成分虽然是市场的主体，但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内资旅游饭店的整体竞争力不强。客房出租率为57.92%，是所有投资主体类型中最低的。据统计，2001年，国有饭店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只有5.78万/人，而国际饭店集团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则是13.12万/人，后者是前者的2.26倍。1998年以来，全国饭店每年至少有30万间客房处于闲置状态，按平均每间客房投资10 万元 计算 ，全国就有300亿元的饭店资产闲置。如果从住宿业的范围来计算，则这一比例还会加大。再从政府接待型饭店来看，那些已经进入和尚未进入星级饭店行列的各级政府部门、人民团体的接待基地，上至钓鱼台国宾馆，下至乡政府的招待所，初步的估算有2000家，资产存量也有数千亿。许多饭店由于客源严重不足，投资大， 财务负担过重，使投资者和经营者陷入了入不敷出的艰难处境，处于半死不活的恶性循环中。
这些国有饭店以行政权力配置资源为实质，产权关系复杂，以区域划分、系统划分为基本特点。由于经济体制原因，国有饭店分属于党、政、军、警及商业银行等400余家不同的部门，有相当数量的饭店就是行业部门的培训、会议及休闲场所，实际上不自负盈亏，又未完全进入市场，或与市场相脱节，不必承担市场风险，也不必对前程担忧。这些饭店资产关系复杂，既具有 企业 性质，更具有招待所或招待基地的性质。在严格的区域壁垒和部门壁垒下，饭店业资本扩张与合并必然是困难的，不同系统的饭店之间在联合上的反复讨价还价，使得饭店联合的交易成本非常高。处处是地方行政机构所设置的区域壁垒，严重阻碍了将饭店作为一项资产进行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结构的市场化流动与经营。
区域壁垒和部门壁垒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产权，但同时束缚了产权交易。随着饭店业的发展及国际化竞争的加剧，中国饭店业发展因壁垒的存在而呈现出结构性矛盾，在饭店业局部市场上表现为一种相对结构性过剩经济形态：星级饭店区域结构不合理，空间分布不均衡，同质化竞争严重，规模效益低下。不合理的行政资源配置使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受到遏制，资源的凝滞导致国有产权效率的低下，面对国际化竞争，中国饭店业呼唤整合力量。
（二）国际饭店管理集团的发展与借鉴
从1983年最早开始的半岛集团管理的建国饭店算起，一批国际饭店集团相继进入中国，从最初少数几家的牛刀小试，到今天的大举抢滩，国际饭店集团已在中国掀起了新一轮扩张并购狂潮。当这些国际饭店集团已经将扩张对象由高星豪华饭店向经济型饭店转换；把扩张地域由核心或沿海城市向内陆城市转移时，中国民族饭店业集团才真正在面对面的战斗中 学习 和成长。
（三）中国饭店业的集团化尝试
国有饭店的产权改革与规模化发展是决定中国饭店业总体发展方向与进程的核心问题。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民族饭店业的集团化进程在各种因素的制约下，在世界饭店业集团化发展的大潮中远远滞后了。同时，我们应当看到在政府的推动下，民族饭店管理集团尽管只经历短短20多年的发展历程，但中国民族饭店集团的产生、发展还是非常具有自己的特色和模式。 1、行业内企业在政府撮合下自愿或非自愿的以合作为主要目的的饭店集团;
2、地区政府最早成立的以资产为纽带的饭店集团;
3、通过国有资产的划拨成立的地区性旅游集团中的饭店集团;
4、旅游业之外的大集团、大公司进入饭店业组建的饭店集团.
在这四种模式中，前三种大都可以看作政府或行政指令性质的国有资产并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乃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这前三种模式起到了推动中国民族饭店业发展的关键作用。
目前 国内已经组建起来的饭店管理集团虽然也有了一定的规模，但多是地区性的，没有形成全国性的网络；虽然有的饭店管理集团所管理的饭店数量不少，但没有形成自己鲜明的市场形象，也没有在市场上非常突出的品牌，只是一些饭店的集合而已。更多的饭店管理集团是原来计划经济体系中某些系统改头换面而成，有的则是明显的“拉郎配”，集团的形成仍然是政府行为，因此，虽然有了饭店管理集团的形式，而集团所应当具有的多种优势没有能够充分发挥出来。 三、 中国 饭店业集团化的路径选择与效率
中国饭店业集团化 发展 进程必须打破区域壁垒和部门壁垒，必须厘清国有资产产权关系与利益主体的 问题 ，中国饭店业集团要积极面对和参与到与资本实力雄厚的国际饭店管理集团的竞争竞争中，必须实现自身的超常规发展。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抉择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两条路径选择。
（一）政府主导下的资源配置效率
中国饭店业集团化进程与中国国有 经济 发展战略与改革方向息息相关。从我国 企业 集团化的 历史 来看，国有企业集团化仍然未能像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集团化那样，成为企业自身主动积极的行为，而往往需要各级政府主管部门的推动和介入。对于政府主导而言，这样一种改革路径的选择可以认为是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一部分，将竞争性国有资产通过非市场化的方式整合授权委托给企业集团经营，企业集团作为一种经济实体形式，具有其独特的经济功能，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资源配置，实现规模经济。从经济学的基本价值判断来看，就是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从制度安排的角度来看，集团化在一定程度上取消了“市场”这一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方式，将外部竞争内部化。一般情况下，这会损害市场运行机制形成的竞争压力所带来的效率。这正是政府主导的集团化引来不同声音所在。根据产业经济学 理论 ，企业集团化的动机主要由节约交易费用引起的，只要市场的交易费用大于企业内部的管理费用，企业的规模扩张就是有利可图的，反之，则相反。事实上，我国饭店业发展至今，由于部门壁垒和区域壁垒的存在，不同系统及地区的饭店及饭店集团之间在联合上的反复讨价还价，使得联合的成本非常高，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出现了国有饭店过度价格竞争、有潜力的民族品牌无法做大做强，耗费闲置大量 社会 资源，导致“市场配置低效率”。因此政府主导的饭店业集团化为解决这一现状的提供了可行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由于市场本身的资源配置功能的弱化，同时也弱化了集团化对市场配置效率的损害。
（二）市场导向下的集团公司治理
国有经济产权的国有性质，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经营权的组织形式，即经济学上所说的“法人治理结构”，它是一种微观层面的“制度安排”或‘制度创新”。中国饭店业集团化进程，在面向市场的微观层面不得不面对由于国有资产初始出资人缺位所带来的集团治理结构中的委托—问题。
作为国有经济的一部分，饭店业集团中委托人—人关系的典型特征是三级委托关系。第一级从初始委托人（全体人民）到全国人大（国家），它的委托人—人方向是由下至上；第二级是通过全国人大到政府，它的委托—人方向是从 法律 上来讲是自上而下的；第三级是经过中央政府和（各主管部门及各级政府的授权链）到饭店管理集团内部成员的授权链而形成的，它的委托人—人方向是由上至下的，处于初始委托人与饭店管理集团之间的中间部分的具有委托人和人的双重身份。但是，国家、政府（它通常被称为全体人民利益的代表）、集体，是一个抽象概念，人民则是个集合概念，它们都不能成为现实的生产经营的主体。因此，初始委托人实际上的缺位，第一级存在的意义只在于赋予政府作为第二级人的合法性。而本文关注第二级与第三级的委托关系。
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讲，饭店业集团化可以部分解决国有饭店资产分布零散、产权关系复杂等问题，通过缩短复杂冗长的委托—层级，减少信息传递失真，提高信息传递速度，减少中间成本，有利于有效监管，但同时也出现了控制权（或决策权）在政府行政机关的官员和集团的经营管理者之间的分配问题。这表现为不同程度的行政干预。但由于政府与集团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官员监督动力的缺乏，于是就集团治理结构的基本特征而言，这种控制权分配的格局表现为行政干预下的内部人控制。这里，内部人更多地指涉集团内部的相关利益者，而不单指领导者。
内部人控制问题的出现源于所有者缺位所引发的委托—问题。饭店业集团内部利益相关者在获得了支配企业的巨大权力之后，在没有强有力的相应的约束机制的情况下，尤其是在他们的利益需求无法通过正常途径得到满足的时候，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内部人很可能就会通过种种不正当手段，进行逆向选择以谋取自身效益最大化，损害所有者利益。作为委托人要在全社会建立起一套对人的激励─约束机制，使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必须维护委托人的长远利益。变“损人利己”为委托人与人利益与目标趋同。事实上，政府主管部门作为国有饭店资产最终控制者，在授权的同时，保留行使对于集团主要领导的任免权和重大事项的决策权。通过授权，一方面减少了行政成本，增加了内部激励，但另一方面，也使被授权者因为担心授权有可能调整或收回而扭曲追求集团价值最大化的行为，甚至损害、侵占本当属于初始委托人的权益，这也就是说，增加了成本的内部人激励问题。同时，作为集团经营者只能享受控制权收益，没有合法的剩余索取权，而这种控制权是不可以交易的（产权交易市场的不存在导致 “控制权损失的不可补偿性”），所以，争夺控制权收益成了他们追求的主要目标。这种“争夺”就是饭店业集团内耗问题，这是集团与主管部门之间的寻租活动出现的根源，这种局面的长期存在将严重制约饭店业集团的进一步发展。 四、优势互补：推进 中国 特色的饭店业集团化
通过以上 分析 我们可以明确：饭店业集团化进程本质上应该是市场行为而非政府行为，饭店业集团应该成为饭店业集团化进程的主体。然而在中国 经济 市场化进程中，作为市场行为的中国饭店业集团化必须取决于两大先决条件：成熟的市场主体和完善的市场环境，在这两大前提条件得不到满足或不能充分满足的情况下，中国饭店业集团化进程只能是 “非市场”或“准市场”的。因此， 目前 中国经济 发展 的现状和中国的具体国情也为政府在某些条件下介入中国饭店业集团化提供了合理的解释：政府介入可以减少交易环节，节约交易中产生的费用；政府介入可以保证并购、整合的成功率，避免一些非市场因素的阻拦和干扰；政府可以帮助解决失业职工安置，避免国有资产流失等等完全市场化操作所不能一篮子解决的 问题 。但是从长远来看，随着市场体系的完善，政府对饭店业集团化的“干预”应该是越来越少，直至完全的市场行为。
上海模式是中国饭店业集团化进程中的一种地方政府主导模式，是区域性国有饭店业资产面对市场的非市场化整合，是政府用“有形的手”优化资源配置的一种积极尝试。中国饭店业集团化进程将以地区性的饭店业集团为最终运作主体进行稳步推进。伴随着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与市场经济竞争环境及饭店业集团公司内部治理环境的改善，在中国饭店业集团化进程的路径选择中，将由“政府主导”向“政府推进”到“市场抉择”转变，中国饭店业集团化进程的市场化运作含量将得到逐步提升。
因此，在现阶段通过政府主导或政府推动来实现国有饭店业资产向优势饭店业集团整合是十分迫切和必要的。在这种资源整合过程中，必须打破区域壁垒与部门壁垒，必须使国有饭店业资产从错综复杂的产权利益关系中解脱出来，实现跨地域、跨部门、跨级别、跨所有制结构的流动与集聚。这种整合进程应该是一个系统、规范而有序的进程。中央政府作为国有资产委托机构应该成立专门的职能部门统筹对饭店业国有资产进行战略性、系统性的优化整合。在充分考虑各级政府部门的既定利益时，对各类国有饭店业资产价值进行 科学 合理的评估，对饭店业资产控制权的损失、分流人员安置等作出相应的补偿。
通过政府主导或政府推动来实现饭店业集团化，其成功关键在于集团内部公司治理水平及其综合资源整合能力。毕竟利用行政权威打破原有对饭店或饭店集团控制权及控制权收益的分享所组建的饭店业集团，其只能视为简单联合，其内部资源还有一个相当长的重新整合期。 因此，对于新组建的饭店业集团而言，在获得国有饭店资产的授权经营之后，集团内所有涉及饭店集团经营管理的环节都要尽可能地避免出现新的“政企不分”与“政府主导”。而是必须严格按照市场经济和 现代 企业 制度的要求建立完善集团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积极实施公司股份制改造与产权交易投资。首先，必须充分利用我国证券市场、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等产权交易市场和中介积极引进包括国外资本、民间资本等在内的各种所有制投资主体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改善资本结构单一的状况，进而提升集团控制权效率，在实现饭店业集团的所有制结构、区域分布结构、组织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的同时，使国有饭店业资产经营进入高效率的轨道，使经营者实现市场化选择。其次，中国饭店业集团必须把握自身本土化人才、地域、文化、客源、服务等资源优势，不断提升和打造饭店业集团的核心竞争力。第三，必须通过选择自己的目标市场和对象，与饭店业相关产业及国际饭店业集团展开多种形式的战略合作与联盟，实现饭店集团的资本与品牌、管理、服务、 网络 、技术及人力资源的有机融合。
在当前饭店业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市场留给中国饭店业路径选择的机会和时间已经不多。中国饭店业集团化之路实质是一次国有产权制度（或利益格局）的变迁过程。合理的有效率的产权制度是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的，微观层面的饭店业集团化之路将是也必然是以市场为导向的。而政府在特定的时期从宏观到中观上主导资源配置与产权制度安排事实证明是能够产生明显产权效率的，是对市场过度和无序竞争的一种制度弥补。因此，当前中国饭店业集团化的路径选择应该突破“马歇尔两难”的困惑，通过两种路径选择的优势互补，从宏观到微观全面加速中国饭店业集团化进程，进而确保我国饭店业集团以崭新的姿态迎接全球化竞争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注释：
⑴《上海国资改革有重大举措 全国最大旅企集团成立》《上海证券报》2003年06月10日
⑵陈淮：《‘微软’败诉告诉我们什么》《 经济 参考 报》2000年04月12日
⑶《2002年 中国 星级饭店统计公报》《中新网》 2003年07月16日
⑷戴斌：《中国酒店集团化：基本态势、 影响 要素与 发展 趋势》《中外酒店》（第3期，2002）
⑸谷慧敏主编：《世界著名饭店集团管理精要》辽宁 科技 出版社（2001年版）
参考 文献 ：
《产权效率论》李会明著 立信 会计 出版社（1995年版）
《 企业 理论 与公司治理》范黎波、李自杰著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李兆丰：《新闻改革:超越“边缘突破” ——中国传媒集团化进程的制度 分析 》 南方电视学刊 (总第40期，2003)
戴 斌：《中国酒店集团的世纪之路》《 现代 酒店》（第4期，2000）
戴 斌：《展望新21世纪的中国酒店集团》《中外酒店第一届论坛专刊》
潘肖澎、张丽《我国 旅游 饭店业的竞争格局及对策初探》《旅游调研》（第2期，2003）
陈志雄：《资源整合：我国饭店业发展的当务之急》《中国旅游饭店》（第6期，2003）
“顾客是上帝”的信条在奢侈品行业恐怕要变一下，在这个行业里，似乎创意总监才是上帝。看看那些引人簇拥购买的经典奢侈品，它们的背后都有一个响亮的设计师名字。因为他们不仅仅设计着产品，而是更多地塑造着品牌的气质和魅力。
然而，即便是最顶级的设计师，他们也面临着种种困惑。意大利时尚协会主席马里奥·博赛利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为奢侈品集团旗下品牌担任创意总监是件只有天才才能胜任的压力巨大的差事。因为一线奢侈品牌旗下的男女服装每年需要举办春夏、秋冬、早春和早秋等8场秀。这意味着一位设计师每隔不到两个月就要有一次不容有失的灵感爆发，压力之大不言而喻。
对于一个雄心勃勃的设计师，他们的困惑远不止这些。他们往往想要树立自己的个人品牌，但同时又要给奢侈品大牌“打工”。而如何将奢侈大牌和个人品牌兼顾，是不少奢侈品牌的设计总监都无法逃避的人生难题。
小马哥：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任何媒体盘点2013时尚界的大事件，一定会有Marc Jacobs因合约到期而挥手道别Louis Vuitton创意总监一职，开始积极致力于自己个人品牌上市的故事。
作为当今时尚界最炙手可热的设计师，Marc Jacobs一直被业内称为“小马哥”，其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
1997年，来自纽约的Marc Jacobs被选中担任最具悠久历史的法国老牌奢侈品LV的艺术总监。在他加入之前，尽管LV当时已在全球开有超过100家店铺，号称法国贵族专用的品牌，但LV对世人来说只是一个卖皮具的传统法国品牌。1998年秋冬时装周上，Marc Jacobs了他为LV设计的第一个女装成衣系列，这一系列的女装风格简单至极，迅速得到了时尚媒体和评论人的广泛好评。所以，坊间评论都认为，正是因为Marc Jacobs为LV开创的女装成衣线，才让LV逐步蜕变成为一家时尚公司。
当昔日的老贵族焕发第二春之后，小马哥自己也没闲着。
他在东家的帮助下，开始创立同名个人服装品牌Marc Jacobs及副线品牌Marc by Marc Jacobs。发展副牌虽说不是Marc Jacobs的首创，但他在商业上更胜一筹。据相关媒体报道， 2012年，其主牌和副牌销售营收达10亿美元，已经进入一线奢侈品牌的销售规模。
羽翼丰满了，自然就要单飞。
目前，小马哥的个人品牌Marc Jacobs虽仍然属于LVMH集团旗下，但他却在积极致力于个人品牌的上市工作。显然，小马哥的野心远不止此，今后他还要打下更大的江山，建立自己更强大的时尚帝国。
Coach前设计总监：脚踩两条船很难
能够像小马哥这样的天才人物在时尚圈凤毛麟角，更多设计师的选择是放弃大牌，全身心投入自己的品牌发展。
2013年夏天，担任Coach 多年设计总监的Reed Krakoff 宣布离职，他的同名品牌也被Coach 卖回给设计师本人，价格是象征性的 10 美元。
1996年加入Coach 的 Reed Krakoff 一直是时尚行业的“打工皇帝”，仅2010～2012三年的收入就高达 6000万美元，包括其工资、奖金、股票和期权收入。他“在位”期间，Coach 的年销售额从 5亿美元增长到近 50亿美元。
2008年Coach 公司为促进设计创新，推出了新的高端产品线，2010年又将它发展为以设计总监 Reed Krakoff 本人命名的新品牌，定位“新美国奢侈品”。但是，这个新品在市场上盈利不佳，连续数年亏损。
根据Coach和Reed Krakoff达成的交易，虽然Reed Krakoff赎回个人品牌的价格是象征性的 10 美元，但是Reed Krakoff 如果未获得外部股权投资，Coach 将提供为期两年共 2000万美元的贷款支持。作为代价，Krakoff 本人将放弃应从Coach 收取300万美元“分手费”，并从2013年8月起每月支付Coach 300万美元，直到转让交易完成或终止。
外界认为Reed Krakoff的个人品牌要想盈利，并非易事。当年有“鬼才”之称的Michael Kors离开Celine单飞后，整整苦心经营自己个人品牌8年，才找到风投，在2011年底成功上市。从他1981年创立自己的个人品牌到2011年上市算起，共苦心孤诣30载。
奢侈品大牌：永远中意年轻人
设计师之于奢侈品，意义不言自明。奢侈品对设计师的追求从没停止过。
为了更好地留住人才，防止再出现设计师功成名就，就开始发展个人品牌单飞的现象发生，目前奢侈品巨头们采取的策略是，在设计师年轻时就开始买断他们的个人品牌。
由于开创个人品牌的成本非常高昂，也并不是每位设计师都可以像Michael Kors一样找到香港富豪Silas Chou以及加拿大商人Lawrence Stroll投资，许多年轻设计师都很需要来自奢侈品集团为他们个人品牌提供发展资金。而很多年轻设计师也乐意将自己的个人品牌优先卖给自己的老板。于是，在这些年轻的设计师们还没能建立起多大的事业之前，奢侈品集团把他们招徕至旗下担任某一品牌的创意总监或者艺术总监，同时投资他们的个人品牌。对老谋深算的奢侈品牌来说是个“长线”生意。
以LVMH奢侈品集团为例，该集团启动网罗新生代设计师的计划——设立LVMH年轻时装设计师大奖。凡是年龄在40岁以下、展示或售卖过至少两季成衣系列的设计师，都可以加入LVMH年轻时装设计师大奖的角逐。LVMH年轻时装设计师大奖的获胜者除了将获得30万欧元的大奖，还将得到来自LVMH集团导师们的专业指导，帮助其发展个人品牌。对于年轻设计师来讲，能得到Louis Vuitton、Dior、Celine、Givenchy、Kenzo等品牌创意总监的亲自指导，应该是他们梦寐以求的职业契机。
目前，首届LVMH年轻时装设计师大奖已经公开接受申请，大腕评审团们将从10名候选人中挑选终极赢家。获奖名单将于2014年5月公布。
这一切都起因于浦东中海御景熙岸近期进行的接近7折的团购促销活动。
中海降了，绿地降了，星河湾降了……随着沪上一些楼盘的降价，沪上业主“闹革命”似乎开始蔓延，开发商们也陷入了降与不降的尴尬境地。
预售备案登记被暂停
据悉，中海御景熙岸从今年3月至10月19日前，曾先后4次推盘，房源主要为90平方米精装修公寓，均价基本都维持在2.2万元/平方米左右。
然而，从10月19日起，中海御景熙岸加推房源约370多套，通过搜房的“团购价”为1.6万-1.7万元/平方米，较该项目前期推盘价格降幅近30%；而另一种由3套公寓拼起来的联排别墅，均价由前期的3万元/平方米直降到1.75万元/平方米，降幅达40%。
网上房地产显示，中海御景熙岸项目分为御景熙岸公寓、御景熙岸公寓B区、御景熙岸公寓B区1三个区块，分别推出房源339套、490套和720套。房源以中小户型为主，也有部分是三套小户型合成一套的联排房源。三大区块房源的累计合同均价分别为30891元/平方米（联排性质）、20807元/平方米和21888元/平方米。
中海御景熙岸项目自2010年11月份拿到首张预售证以来，共计领取过6张预售证，最近领取的一张编号为浦东新区房管（2011）预字0301号的预售证，开盘时间为6月25日，总套数为60套，开盘量最大的一张预售许可证编号为南汇房管（2011）预字0134号，开盘时间为4月13日，总套数为720套，面积为63455.06平方米。
“就拿中海这次降价的278号楼来说，预售证就是南汇房管（2011）预字0134号，在网上房地产公示的最低价格为26000元/平方米，按照规定实际销售价格最多只能上下浮动20%，也就是只能降到19200元/平方米，可中海却以17500元/平方米的均价销售。我们上周六（10月22日）在国开行大厦的时候，浦东建交委房屋管理处副处长陈建军就明确跟业主说，中海降价违反了房屋预售的价格规定。”中海业主金先生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金先生提供给时代周报记者的现场录音显示，在中海上海公司助理总经理刘昆仑在场的情况下，浦东建交委房屋管理处副处长陈建军在安抚业主时明确表示：第一，中海降价违反了房屋预售价格规定，要暂停网上备案登记。第二，中海公司要做好前期业主的化解工作。第三，中海的违规行为，要记入信用档案。
10月24日，时代周报记者致电陈建军，其向记者证实：“上下浮动20%的规定，往上调肯定是不可能的了，如果往下调超过20%，就需要重新申请备案。但中海没有申请。我们已经向市房管局上报，申请暂停中海的网上预售备案登记，据说目前市里正在开会研究。”
业主退房要求难获支持
业主王女士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现在售楼处三房的只要140万-150万元，两房的132万元起。现在房子还没到手，就突然蒸发了50万-60万元，等于总价格降了三成，谁能承受得了啊？很多人最近才签约，中海的销售员还一直对我们说‘这里不会降价，现在不买以后只会更贵，很多人抢着买，再不买就没了’，一直催着业主尽快付款，谁知道中海早就有降价准备了，这不是价格欺诈么？”
金先生称：“很多人以为我们是炒房的，要抵抗国家的调控政策。其实我们很多都是刚需，集几代人之力买一套房子，当知道中了中海的销售圈套后，真的很难接受。很多人都不敢告诉家里的老人，怕他们受不了身体出问题。”
中海给业主的答复是本周三（10月26日）进行沟通。目前，中海御景熙岸的大部分业主要求退房或者提出可行的补偿方案。截至发稿时，时代周报记者致电中海上海分公司相关负责人，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而中海御景熙岸的前身南汇区康桥镇电信园A区1号储备地块在2008年初被中海以8.67亿元拿到，折合每平方米楼板价5506元/平方米。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的上海市建设项目信息显示，中海御景熙岸的投入成本约7357.07元/平方米，即使以“团购价”计算，中海仍有超高的利润。
“其实我们也希望降价，只是不能接受开发商利用信息的不对称来欺骗我们，违法随意降价，明知要降价还让我们在高位买房。它应该直接在开盘时就进行降价，从一开始就对所有消费者公示其降价的决心，而不是玩‘高价开盘试反应，能骗一个是一个，销售遇阻再降价，套牢刚需没商量’的花招。试想一下，如果开发商定了一个价格之后可以随便去降，那么会出现什么局面？一定是所有开发商把所有开盘价定得很高。到时候在上海恐怕就真的见不到开盘价低的房子了，也正是为了要避免这一点，国家才会出台‘一房一价’的规定，上海才会制定‘网上备案价不得浮动超过20%’的细则，这些都是作为房价调控的手段出台的。”金先生说。
网博地产机构总经理孙海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上市房企降价有完成报表的需求。降价维权的现象现在全国都有，去年南京苏宁睿城降价，就补偿了业主差价。但这属于个案，不应该鼓励，因为合同上没有补差价或者退房的承诺。开发商降价无可厚非，业主应该理性看待。但开发商降价也应该跟前期业主做好沟通，或者做一些送车位等的补偿形式。”
大邦律师事务所张黔林律师认为，仅仅因为价格调整，就认为是价格欺诈，很难获得法律支持，因为楼盘调价是正常市场行为，除非在双方签订的合同上有相关补充约定，可因价格波动解除合同，否则老业主的诉求就属于“情理有理，法理无理”，难以获得支持。上海中原地产法务总监姚志云则指出，一方面，构成价格欺诈需要满足开发商主观上明知未来价格会大幅下调，仍以高价出售；同时客观上在早先销售中必须曾给出明确的未来房价不会下跌的承诺，而这些在取证中是非常困难的。
降价暗潮涌动
事实上，国庆过后，开发商打折力度正在不断加大。长甲集团旗下别墅7折出售、香溢花城从3.5万元/平方米直降至2.5万元/平方米、绿地秋霞坊精装修房价从1.9万元/平方米直降到均价1.3万元/平方米等打折信息时有传出。
上海因降价幅度较大出现业主大闹售楼处的也并不止中海一家，其中就包括了嘉定的绿地秋霞坊、新里米兰公寓等楼盘等。
同策咨询研究中心总监张宏伟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房价下跌就去“讨说法”、砸售楼处，房价上涨获得房产的增值收益了，谁又去将自己收益部分与他人分享？因此，在不同的调控政策背景下，个案楼盘推盘策略会有所不同，购房者应该合理把控楼盘策略性价格调整的时机进行购房或抛售。按照这个投资原则，个案楼盘当前房价涨跌均是正常的市场行为，投资者应该为自己的前期购房行为来买单。
但是，开发商在推盘过程中，过分强调楼盘投资的“升值潜力”也是一种片面性导向，应该提醒购房者“楼市投资短期内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中房信研究总监薛建雄认为，随着各楼盘大幅打折现象的愈演愈烈，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开发商降价。“目前可以说楼市的降价潮已经出现，原先市场普遍预期的10%降价幅度可能会有所增加，而降价20%的楼盘也会由点及面，发展成一批楼盘这样做，而目前市场上已经出现几个实际降价已达30%的楼盘，这表明类似降幅的楼盘还将会继续出现。”
上海中原地产研究咨询部总监宋会雍则指出，等到明年年初，大型开发商由于能获得银行授信，降价现象会减少，而资金来源较为匮乏的中小开发商，降价的情况会增多。
一、经济全球化下西方保险监管模式的转换
从世界范围来看，150多年前，现代保险监管模式诞生便选择了严格的保险监管模式，并一直朝着正向强化的方向发展。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保险监管出现了改革势头，逐步放松了对保险业的管制，其保险监管模式逐步由严格向宽松转化，主要表现为集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监管于一体，成立统一的金融监管部门，使保险监管受益于银行、证券监管的技术和信息优势；放宽对保险资金投资领域的管制，支持保险企业上市和兼并，推动金融混业经营；放松对保险条款、费率的管制，以保险人的偿付能力监管为核心；集保险业的监管与服务于一体。
西方保险监管模式的转换与经济全球化下保险监管的约束函数和目标函数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联。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第五次并购浪潮在全球范围内席卷而来，以银行业、保险业为主导的现代金融产业是这次全球并购潮中的重中之重。外部竞争环境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这种外部约束条件的变化诱导了西方金融业的金融创新，导致金融业务的相互交叉，使得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三者的行业边界逐步淡化。但遭到了建立在唯一的稳定性目标之上的严格的监管模式（即银行、保险、证券业分业经营，保险企业内部寿险、产险不得同时经营以及三者分业独立监管）的强约束限制。西方发达国家保险监管机构不得不重新审视持续近一个半世纪的保险监管的稳定性目标函数，并对保险监管目标函数加以修正，由一维的稳定性目标转为多维的目标函数，即稳定性目标、效率目标（改善本国保险竞争环境，推动本国保险业的新一轮发展）和扩张性目标（在全球范围内开拓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保险市场，并为发达国家组成更为强大的金融保险跨国公司进行新一轮兼并创造条件）以及其他目标。其中，效率目标是第一性的，它是实现保险体系的长期稳定性目标和长远扩张性目标的前提条件。因此，放松保险管制，建立密切配合的保险监管模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各保险监管机构的必然选择和努力方向。
二、中国现行保险监管模式的特点、假定前提及其效用分析与西方现行的宽松的保险监管模式相比，中国现阶段保险监管从整体上仍然属于较为严格的监管模式，其独特性表现为：（1）单一的分业监管机构。1998年成立的中国保监会为全国商业保险的主管机关，独立行使保险市场的监管职能。（2）直接的实体监管方式。着力于对单一保险企业的直接监管，即通过一系列法规条文严格规定了保险企业的经营准则，如保险企业的创设制度以及业务监督、财务监督、人事监督制度等等，并由保险监督机构（保监会）贯彻执行。而对保险业整体的间接的中介监管指标-偿付能力要求不高，采用单纯的固定最低资本额模式，监管力度不够。（3）严格的监管内容。对保险企业的监管内容不仅涉及范围广，并且限制性很强。突出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对保险企业的组织监管，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我国《保险法》规定内资保险企业创设的开业资本最低限额为2亿人民币，且必须为实缴货币资本。这一规定不仅大大超过了发达国家的相关要求（如英国为10万英镑，日本为3000万日元，法国为500万法郎），也远远超出了我国对一般股份有限公司开业资本100万人民币的要求。对外资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则规定了更为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而对保险企业的组织形式仅限于股份有限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第二，对保险企业经营活动也作了严格的限制。我国《保险法》规定：保险人在经营范围上不能兼业兼营；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的基本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由保监会制定，其他险种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应当报监管机构备案；保险人的资金运用，仅限于银行存款、国债、金融债券方面。
中国现行严格的保险监管模式，当且仅当在下述假定前提条件下发挥效用：（1）完全封闭经济或次级封闭经济环境，即在一国经济下，假定不存在外部保险力量的竞争或外部保险力量薄弱，对内资保险企业的竞争性影响可以忽略不计；（2）内部保险市场的不完全性。包括保险市场主体不完全、保险市场客体不完全，尤其是保险市场结构呈现出强垄断性，即一国国内保险市场结构为完全垄断型或寡头垄断市场模型，并且保险市场容量很大，保险需求量强大于保险供给量；（3）计划机制在一国保险资源的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市场机制存在严重缺陷，在保险市场中基本上不发挥作用，即便发挥作用，效果也不明显；（4）保险业为一国的幼稚产业，其保险密度与保险深度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甚远，保险业处于一国的初级发展阶段；（5）资本市场不成熟，资本市场自身的投机性风险很大；（6）保险监管体系处于初级形成阶段，包括保险法规体系不健全、保险监管机构、保险行业自律组织不成熟；（7）保险市场缺乏信息传导机制，信息不对称现象尤为严重；（8）保险监管技术落后。对保险业的监管尚未形成一套科学有效的指标体系，更难以建立起以偿付能力为中心的全国性保险监督预警系统；（9）社会宏观经济稳定，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并且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有利于保险业的发展；（10）国民整体文化素质较低，缺乏必要的保险知识和保险识别能力。
在笔记本的诸多配件中，硬盘损坏的几率不是特别高，一旦损坏，质保期内的消费者会从相关的售后服务部获得免费维修甚至换新盘的服务。这本来是件好事，然而近日，上海的王先生却只有被迫放弃这样的服务，原因是，他想恢复坏盘内的数据，就得打开硬盘，但是售后服务却告诉他一旦硬盘打开，将不再享受免费保修服务，因为“购买笔记本时有条款规定”。王先生告诉记者：“只记得当时签了个字笔记本就是自己的了，哪里知道这其中有这样的规定。”
相关人士认为：“消费者即使仔细阅读过条款，也没有能力要求商家重新做份量身定制的合同，因为几乎所有的电子产品的售后合同都是以事先定制的形式出现，所以问题的关键还是出在合同条款的设计上。”
王先生笔记本硬盘内的数据实在是太重要了，最终他只有舍免费服务而保数据。
可是，这样的免费服务到底该不该舍弃？购买笔记本时的合同条款是否涉嫌“霸王条款”？消费者在笔记本硬盘售后维修过程中该不该免费获得自己盘中的数据？
数据PK免费服务
王先生经过这件事后，对笔记本硬盘维修状况做了个普遍的了解，他发现，自己遇到的问题并非个案，而已成为行业通病，涉及的品牌包括一些本土品牌、合资品牌，也有很多国际大牌。
2月23日，记者去中关村某售后服务中心采访时遇到一位做媒体的同仁，暂且称他为黄小记。约一周前，黄小记正在使用笔记本，忽然听见笔记本发出刺耳的滋滋声，随后死机，第二天，他将本本送到这里，经诊断为“硬盘损坏”。
因为事发突然，黄小记硬盘里的数据还没来得及备份，他想先取出数据再来享受免费服务，却被售后的张小姐明确告知，开盘肯定不能再享受免费维修。张小姐说，笔记本硬盘因为产品属性不同于普通商品，在售后服务的保修卡上就有明确的规定：电子产品具有不稳定性，消费者应该养成随时备份数据的习惯。
那么，笔记本厂商最终回收的这些硬盘对他们来说也是废盘，为什么就不允许消费者开盘维修呢？
张小姐说，售后服务中心和笔记本厂商是外包关系，按照规定，这些定损的硬盘先统一回收，然后集中销毁。因为厂商那边会涉及到确认的环节，如果开盘了就不好认定是硬盘本身的问题，还是人为破坏的了，这两种情况却是区分消费者是否获得免费的前提，人为破坏当然不在免费维修范围内。
“消费者其实也可以享受开盘维修，只是在购买笔记本时，需要在当初购买笔记本时，多购买一份增值服务，类似于买份保险。”张小姐这样说。
黄小记对售后的解释并不认同，他说，面对几百元的售后增值服务又有多少人愿意买账呢？而且，售后服务不断地说购买合同上写明让消费者“养成好的数据存储习惯”，“殊不知，硬盘的损坏不会事前跟任何人商量。”购买合同的这些相关条款是否合理？是不是厂商也需要修改呢？
自淘腰包的代价
本刊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面对笔记本厂商笔记本硬盘相关的“售后服务条例”，多数人宁愿选择自愿放弃免费服务而选择保留数据，他们一般会将受损的硬盘带到数据恢复中心，这又是一笔不小的花费。
记者致电飞客数据恢复中心的一位工程师，他告诉记者，开盘就是打开硬盘外壳，用专用工具直接读取硬盘的盘片，“整个过程比较复杂，需要专业人员在特定的隔离房间完成，这样可以恢复由于机械故障导致无法工作的硬盘数据，其成功率很高，能达到80%，但不是所有的笔记本硬盘损坏都需要开盘。”
飞客数据中心的统计显示：“需要开盘恢复数据的笔记本硬盘占总比例的40%，一般是硬盘的磁盘老化、出现电机故障引起的数据破损才会涉及到开盘处理。”
开盘维修虽然恢复率高，但是费用不菲。
数据恢复中心在恢复数据时按照硬盘的数据单位GB来收费，1GB的收费10元~20元不等，一块120GB的硬盘恢复数据就得花上千元。现在一个笔记本硬盘的容量在320GB、500GB是普遍现象，所以，一旦选择自掏腰包恢复数据，等于消费者自己要花费500到1000元左右的钱。
飞客数据中心的工程师告诉记者，因为硬盘在开盘后需要无尘的环境，打造一个数据恢复中心的无尘实验室在上千万元，所以造成了数据恢复需要高昂的价格。但是资深IT分析师于斌却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建造一个数据恢复中心的成本高昂，这在无形中就形成了维修垄断，其实是数据中心掌控了定价权，他们实现了利益最大化，却给消费者造成了经济负担。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一台普通笔记本的售价不会超过4500元，如果消费者放弃笔记本硬盘的免费售后服务，又自掏腰包恢复数据的话，增加了500到1000元的花费。
这还没算完，消费者如果还想继续使用笔记本的话，还要花钱买个硬盘，然而硬盘的价格却差距甚大。相关媒体报道，一块640GB、2.5英寸的西部数据蓝盘，在中关村卖场售价只有480元人民币，而从笔记本官方售后购买一块同样型号的硬盘却需要花费高达1500元人民币，为什么存在高达三倍的差价呢？
该媒体分析指出：“众所周知，官方售后维修中心是第三方公司承包并接受厂商监督管理，而第三方公司所采取的定价模式，却是根据厂商意识与库存物流和第三方软件厂商的利益权衡得出。如此说来硬盘价格翻三番，称作‘暴利售后’应该一点都不为过。”
面对这样的局面，消费者当然选择去外面买块硬盘，花费500元左右，加上之前的数据恢复费用，1200元以上的花费少不了，这也是消费者放弃笔记本硬盘免费服务的代价。
现行条例显老化
放弃售后免费服务而选择自掏腰包的消费者的花费不小，而让他们无奈做出选择的是笔记本厂家相关的售后服务条例，那么，这些条例是依据什么制定的？是否体现了法律的公平公正的精神？
记者为此咨询石景山法院的法律人士刘静女士，她告诉记者，现在很多笔记本厂商制定的售后服务条例，其依据是我国的《微型计算机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即常说的“三包规定”），明确规定主机的保修期是一年，而硬盘和主要配件的保修期是两年，“因为这个法律1992年开始实施，虽然屡次修改，但是硬盘数据恢复的情况还没有考虑进去。”
文学性，教育性，高考作文应该坚持哪一点为重？
高考几十年，有没有见过从高考满分作文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人材？没有。这一事实就说明：高考作文不等于文W创作，也不是为选拔作家服务的（况且，作家的天赋也不是靠一小时的作文时间就能显露出来的）。所以高考作文题的文学味不必太浓。身为天下第一考，高考作文的角色应该是学生高中生活的最后一堂语文课。第一层面，它检查的是考生使用母语的能力。第二层面，它“检验、指导”考生怎样去做人。高考作文的命题者有责任、有义务利用高考这根指挥棒来引导考生走出“个体”和“小我”，学会“关注他人”，学会“以多元视角关注社会”。因此，相对于选拔人才而言，“育人”是高考作文更应该珍惜与坚守的一条主线。
来看看2016年全国与各省市的九道作文题有没有抓住这个对学生教育的最佳时机。
1.（全国卷Ⅰ）全国卷一的漫画“吻痕掌印”不能说对学生没有教育意义，但是笔者以为这个教育意义对考生来说有点遥远。这幅漫画讥讽的是父母对子女的教育，那么要求我们的考生在考场上转换到为人父母的角色与思维，其间的不适应可想而知。命题缺憾：舍近求远，跟考生的现实生活脱节。
2.（全国卷Ⅱ）全国卷二让考生比较“提升语文素养”的三条途径。笔者就想问命题者一句话：理想很丰满，现实却骨感，阁下难道不清楚语文学科在高中阶段的尴尬地位吗？你出这道题，除了让学生说一堆连他自己也不相信的假话，还能有什么呢？命题缺憾：又是一道纸上谈兵的作文题。
3.（全国卷III）小羽研发花茶的故事。此题立意类似前年的山羊过独木桥，告诉考生做人要有长远眼光，心胸要开阔。从教育考生的角度看此题没有问题，但是如果部分考生立足于批评政府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力，不知命题者有没有注意到这一角度。命题缺憾：忽视了政府的形象。
4.（北京卷）北京卷共有两道作文题：议论文谈“华阴老腔”，记叙文谈“书签”。笔者觉得北京卷这两道作文题在难易程度上走了两个极端。议论文太难，华阴老腔是个专业性很强的话题。试卷中的那篇现代文阅读《白鹿原上奏响一支老腔》只能让原来一无所知的考生知其一二。记叙文太简单，“神奇的书签”更适合做一道中考作文题。命题缺憾：育人的意义很不明显。
5.（天津卷）谈谈“我的青春阅读”，着眼于平稳的叙述。天津卷的作文题可以说是紧扣了考生的生活，是今年九道作文题中命制还算可以的一道题目。但是考生从作文材料中并不能领悟到什么做人的道理，因此它的育人功能尚有欠缺。
6.（上海卷）“评价他人的生活”，这个话题可以有。但是这道题目涉及的面太宽了，三百六十行，到底评什么？仿佛面前放了一大堆拼图，考生会有一种无从下手的感觉，这是这道作文题唯一的缺陷。如果收缩到评价他人生活中的某一类行为，考生可能会受到实实在在的启发与教育。
7.（山东卷）山东卷对行囊的描述一共有四个分句。合起来看，有点莫名其妙，或者说叫人捉摸不出命题者的意图。“翻检行囊会发现，有的东西很快用到了。”这是应该的啊，是正常人的思维。“有的想用而未曾准备”。这也是有可能出现的情况，行囊中漏掉一二样东西在生活中是常见现象。但是对于另外二句描述，笔者就有些费解了。“有的暂时用不上”。这是一句模糊的表述，读者关心的不是暂时用不上，而是最后用没用上。如果最后用上了，就是准备充分；如果最后没用上，就是傻子行为。“有的会一直伴随我们走向远方”。在行囊里放上根本不需要的东西，这不是正常人的思维啊。拿一个不正常人的行为来让考生分析，命题老师，你逗考生玩的吗？命题缺憾：文艺过头，不合逻辑。
8.（江苏卷）江苏考生大多对“有人却说，有话则短，无话则长――别人已说的我不必再说，别人无话可说处我也许有话要说”这一句怎么看怎么别扭。笔者学校的很多考生评价今年的作文题像绕口令。为什么众多的考生觉得别扭？就是因为人们对“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这句话已经形成思维定势，而且是正确合理的思维定势。现在命题者为创新而创新，强行改变这句话的表述，当然会给考生造成不适应的感觉。2014年谈青春的二个观点“不朽”“天真”都不完全正确，反而给考生留下了广阔的讨论空间。而今年的“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别人已说的我不必再说，别人无话可说处我也许有话要说”这二个观点都是“正确的废话”，无需论证，或者说难以彰显考生的思维深度。命题缺憾：哗众取宠，画虎不成反类犬。
9.（浙江卷）浙江卷走的是前两年天津与广东卷的思路。质疑高科技在改变人类生活的同时也可能使我们的人文精神逐渐丢失。笔者以为，这样的质疑可以讨论，但价值不大，毕竟谁也阻挡不了科技进步的滚滚洪流。命题缺憾：无谓争论，教育机会白白浪费。
回顾近几年的作文命题，2012与2014两年各省市的材料作文题最为精彩。为强化感性认识，举三例如下：
【2014重庆卷】一个游客去波罗的海滨度假，找到一处房屋，打算同房东――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签下租房合同。老人劝他不妨先试住几天，看究竟合适不合适，再做决定。
游客住下后感到很满意。到第5天，将要签合同时，却发生了一点意外：一个精美的玻璃杯被他不小心打碎了。他有些忐忑不安地打电话告诉了老人，老人说：“不要紧，你又不是故意的，我过来签合同时再拿一个来。”游客把碎玻璃和屋里的其他垃圾打扫了。不久，老人来了，进屋后就问：“玻璃杯碎片呢？”游客回答说，已装进垃圾袋，放到门外了。老人赶紧出门，打开垃圾袋看过后，脸色凝重地对游客说：“对不起，我不再把房子租给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