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礼的作文范文

关于礼的作文篇1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我从公交车上刚下来，正要走进院门，突然听到“啪”的一声，我急忙转过头，哇！原来是一位年迈的老奶奶摔倒在地上，她好不容易要站起来，又被光滑的路面滑倒了，我正要扶起她，却想到了一件事：那是一个夏天，一位老爷爷不小心摔倒了，一位好心人将他扶起，他却硬说是那位好心人把他推倒的，还将好心人告上了法庭。

正当我犹豫的时候，我又想起了雷锋叔叔，他不怕人们流言蜚语，仍然做了一件又一件好事。而我连做一件好事的勇气都没有，怎么对得起雷锋叔叔呢？

于是，我连忙跑过去，将那位老奶奶扶了起来。那位老奶奶很感激，说：“谢谢你呀，孩子，要不是你扶起我，我恐怕这辈子也起不来了。”我听后连忙说“这不算什么，助人为乐嘛！”

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值得做的好事，我们要记住：帮助他人，快乐自己！

关于礼的作文篇2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大家好！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机关文明礼仪》。礼仪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当今世界，礼仪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礼仪与发展同在，与进步共生。注重礼仪，学习礼仪，实践礼仪，已成为全社会的一种共识。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特别是党中央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文明礼仪建设愈益成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遵循礼仪规范，树立文明新风，开创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是时代的呼唤、时代的要求。继承中国传统礼仪文化，吸收西方礼仪精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礼仪文化，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任务。为了进一步加强市直机关的精神文明建设，提升机关文明水平和机关工作人员文明素质，改进机关作风，塑造党政机关良好形象，为全社会的文明礼仪建设作出表率，市直机关工委决定在市直机关组织开展机关文明礼仪巡回宣讲活动。今天的宣讲包括文明礼仪概述、公务文明礼仪和公共文明社论三个部分共四个方面的内容：我首先宣讲的是文明礼概述。一是文明礼仪特点文明礼仪十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产物。一部文明史，就是人类社会不断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历史，是社会的物质生产力、精神生产力以及人们自身创造力不断发展的结果。礼仪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受历史传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时代潮流等因素影响而形成的必须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对于个人来讲，礼仪是．个人思想文化素质、道德修养和社会交际能力的一种外在表现；对于社会来讲，礼仪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道德风尚和生活习惯的综合反映，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具体表现形式。社会的文明程度决定着礼仪的发展水平，礼仪的发展水平又影响着社会的文明程度。文明礼仪是在漫长的社会实践中逐步演变、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一些自身独具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共同性、规范性、多样性、传承性和实践性等方面。文明礼仪有共同性礼仪是同一民族、同一国家、同一社会全体成员调节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体现了人际关系中的共同需要，反映了人类追求真善美的共同愿望，符合大多数人的价值取向。礼仪跨越时空而普遍存在，表现在人类社会的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也表现在军事领域、宗教领域等范畴，渗透于各种社会关系中，只要有人和人的关系存在，就会有作为人的行为准则和礼仪规范的存在。文明礼仪有规范性礼仪是一种修养，是长期以来逐渐形成和发展的一种被大多数社会成员认可并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具有约定俗成的属性。它不是一种程式，也不是一次即兴活动，而是在一次次重复演变中得到社会认可形成的固定模式，约束着人们在一切交际场合的言谈话语、行为举止，使之合乎礼仪，而且也是人们在一切文际场合必须采用的一种“通用语言”。文明礼仪有多样性各个国家、民族、地区受不同历史、文化、习俗和宗教等冈素的影响，导致了礼仪规范的多样性。在千姿百态的礼仪世界中，几乎没有人能完全表达出世界上究竟有多少种礼仪形式。从语言表达的礼仪到行为举止的礼仪，从服饰礼仪到仪表礼仪，从风俗礼仪到宗教礼仪等，不一而足即使同一礼仪，在不同场合、对不同对象，也有不同的展现方法。同样是握手，男女之间的力度就不同，新老朋友之间也有很大差别。文明礼仪有传承性礼仪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点，任何国家、民族、地区的当代礼仪都是在以往礼仪的基础上继承、发展起来的。离开了传承和扬弃，就不可能形成当代的礼仪。当然，任何礼仪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有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都要不断扬弃，兼容并蓄。这是礼仪发展的时代特征，也是社会进步的要求。文明礼仪有实践性礼仪不是空泛的说教，它既有总体上的原则要求，又有细节上的一系列礼貌、礼节、仪式等操作方式方法，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来落实、来完成、来体现的。因而，礼仪是活生生的现实生活的产物，只有回归到现实生活中，才能体现出全部价值。任何礼仪，只有通过具体的实践活动，才能变成规范行为、展示修养、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动力。二是机关文明礼仪的作用大力提倡文明礼仪，切实加强机关文明礼仪建设，对于塑造机关良好形象，提高机关工作人员素养，进而提高机关工作质量、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都具有重要作用。文明礼仪有利于提高机关工作人员文明素养就个体来说，文明礼仪反映着一个人的交际技巧和应变能力，更反映着一个人的气质风度、阅历见识、道德情操和自我修养。在这个意义上讲，礼仪就是素养，礼仪就是修养。机关工作人员既是机关中的个体，又是机关整体的有机组成，其文明素养如何，直接影响和决定着机关的整体形象。推动机关文明礼仪建设，从每一个具体的工作人员抓起，规范其礼仪，文明其精神，是一项事关党政机关执政能力、管理水平和精神风貌的大事。通过有效的礼仪学习、礼仪培训和礼仪实践，可以不断地推动机关工作人员“内强素质、外塑形象”。文明礼仪有利于提高工作水平，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机关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按章办事，文明礼仪一个很重要的内在要求就是规范性，就是按规矩办事，这与机关的特点和要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通过文明礼仪建设，可以有效地推动机关建章立制．不断规范工作流程，自觉维护工作秩序，严格遵守工作纪律，会不断地提高机关的工作效率。与此同时，通过文明礼仪建设，可以有效地推动机关作风建设，切实增强机关工作人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和意识，努力从根本上解决一些部门存在的“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问题。文明礼仪有利于推动和谐机关建设建设和谐机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设和谐机关的众多条件中，建设和谐的人际关系是很重要的一条。和谐的人际关系，既需要思想、组织、道德和纪律约束，也需要尊重、理解、信任和交流。通过加强文明礼仪建设，机关工作人员可以共同用礼仪来规范彼此的交际活动，表达相互间的尊重，促进交际双方进行积极的沟通，增进相互之间的信任、了解和友谊，进而形成和谐、良好的人际关系。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一般都喜欢与具有良好修养的人在一起或交朋友，觉得他们更容易亲近，更富有吸引力，更促使自己进步。有“礼”走遍天下，无“礼”寸步难行，指的是良好的文明礼仪对个人成长和发展产生的巨大影响。文明礼仪是一种具有潜在约束力的道德力量，潜移默化地熏陶着人们的心灵，引导着人们的行为，调节着人际间的交往。因而，机关文明礼仪的培育和锤炼，对于提高机关工作人员综合素质，尤其是推进机关建设和对机关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三是学习和实践礼仪中国是世界文明发祥地之一，具有五千年的灿烂文明，素有“礼仪之邦”的雅称从古到今，中国人就以讲究礼仪闻名于世。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伟夫事业中，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礼仪文化建设，努力把提高各族人民的文明修养和全社会的文明程度作为重要的工作任务。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作为每一个共党员的道德修养标准。邓小平同志强调，要建设“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江泽民同志提出，要做知行统一、脚踏实地的人，努力使自已真心实意地为祖国、为人民做好每一件有意义的事。胡锦涛同志提出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倡导各级领导干部要大力提倡“勤奋好学、，学以致用，心系群众、服务人民，真抓实干、务求实效，艰苦畲斗、勤俭节约，顾全大局、令行禁止，发扬民主，团结共事，秉公用权、廉洁从政，生活正派、情趣健康”的优良作风。全党全社会自觉把文明礼仪建设作为提高思想道德素养、推动工作的重要内容。领导部带头倡导礼仪、践行礼仪、推动礼仪，一些机关和干部结合工作实际，提出了切实有效的工作措施，有力地推动了机关文明礼仪和全社会的文明礼仪建设。学习和实践礼仪，是加强强机关文明礼仪建设的现实需要。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在一些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中还存在对文明礼仪不够重视、不能适应的现象，有的认为机关工作任务很重，文明礼仪建设不是中心工作，可有可无，可大可小，可多可少；有的认为文明礼仪是个人的事情，机火管不着、够不到；还有人认为小节无害、与己无关、无碍大局、无暇顾及；甚至有些领导部也不重视礼仪建设，不拘小节，不按照礼仪的要求办事。如此等等，严重影响了机关建设发展及其文明素质的提高，影响了机关业务工作的开展，影响了人民公仆的形象。为此，广大机关工作人员一定要把加强文明礼仪修养作为提高自身修养、改进机关形象、提高工作效率的一种责任，切实提高主动性、自觉性，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自觉在工作中注重文明礼仪，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做推进文明礼仪建设的榜样。机关领导干部要做机关文明礼仪建设的带头人，以自身良好的行为，为机关文明礼仪建设发挥应有的示范和表率作用。其次，要注重品德修炼从古到今，中华民族始终十分重视思想品德，始终把道德修炼作为做人、做事的根基。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他强调“修己以敬”，还强调“修己以安百姓”，认为只有品德修养好的，才能严肃地对待一切事情；只有修养品德高尚的，才能使百姓得到安定。可见，品德修炼是一切文叫修养的前提和基础，一个没有道德修养的人，也就谈不上是有良好礼仪修养的人。机关工作人员的品德修炼，既包括个人的道德修养，又包括政治品德的锤炼，要始终坚持正确判断是非、善恶、美孔子行教像丑、荣辱的标准和原则。　第三，要提高综合素质加强文明礼仪教育，提高文明礼仪素养，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高社会成员的综合素质，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综合素质是一个人的学习能力、工作能力、领导能力、审美能力以及心理素质的集中反映。各种能力是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一般来说，一个综合素质较高的人，其品德修养和礼仪规范也是比较好的。作为机关工作人员，提高文明礼仪素养，必须提高各方面的能力，能力的提高与礼仪修养的培养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第四，要学会经常自我反省礼仪需要不断修炼、不断实践、不断完善。经常自我反省、自我审视、自我批评，是在否定的意义上对自身不良行为进行克服和纠正的有效方法。自省是一种超越自我的境界，既十分有效，又非常难以做到。机关工作人员要成为有较高礼仪修养的人，就要学会反省自己，运用自省，做到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要经常对自己的交际行为进行正确的分析和评价，弄清在礼仪方面哪些做得比较好，哪些还不够；既要善于发现自己的优点和长处，继续发扬，又要善于正视和改正自己的弱点和不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第五，要加强实践锻炼文明礼仪是一个从认识到实践不断反复的过程，仅仅掌握礼仪理论和礼仪知识是远远不够的。文明礼仪的修养关键在于实践。修养既要修炼又要培养，离开实践，修养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个人只有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实践中，在对人、对组织的各种关系中，才能认识到哪些行为符合礼仪规范的要求，哪些行为不符合礼仪规范的要求。同样，要克服自己的失礼行为和习惯，培养自己的礼仪品质，也必须依赖于社会交往实践。理论联系实际是礼仪修养的根本方法，对于机关工作人员来说，强化礼仪实践，就要把文明行为、礼仪要求自觉地融入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体现在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点一滴中。要在日常工作和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注意自己仪表、仪容、仪态和礼仪、礼节、礼貌的积累，努力成为一个“明礼”的人，一个自觉践行礼仪的人。我的演讲完了，谢谢大家！

关于礼的作文篇3

［摘要］送礼作为礼仪的一个重要部分，在人际交往中有着重要的作用。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各国对礼仪的理解也有所不同，而且在送礼过程中的风俗和禁忌也有区别。本文旨在对这些现象进行对比研究，找出其背后的文化根源，以便对跨文化背景下送礼与礼仪及文化的密切联系有更深层的理解，从而减少实际交际中的误解，实现有效的跨文化沟通。

［关键词］送礼 礼仪 文化差异

［中图分类号］G13/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1－0098-01

前言

众所周知，礼仪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在交往中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基础。而送礼，作为交际礼仪的一个重要部分，在人际交往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但由于中西方历史文化具有一定的差异，所以导致各国对礼仪的理解也不尽相同，而在送礼过程中的习俗和禁忌也有区别。因此，本文从“送礼”这一社会现象入手，具体比较中西方有关送礼的习俗，禁忌和对礼仪的不同理解，探究其深层文化根源，从而进一步了解中西方文化，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际。

一、礼仪概述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在中国传统的“仁、仪、礼、智、信”五德之中，“礼”是中国儒家思想最为推崇的一项美德。而送礼也就成了这一美德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的人际沟通作用。所以中国自古就有“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礼多人不怪”的说法。而从西方社会的历史来看，作为历史上的几大文明古国文化的继承者，同样表现出人类对礼仪的不断追求及其演进的历史。

礼仪，作为人际交流的基本原则和工具，在日常交际中它“协调着人际之间的关系，规范着人们日常的行为，影响着各色人等的社会文化心理，从而使人类社会规律化、有序化地运转。”纵观全球，各国皆有送礼的习俗，但“礼多人不怪”这一传统观念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必将面临更多挑战，所以以下将就中西方送礼中所体现的礼仪差异进行对比研究。

二、对比分析

（一）送礼的场合

在中国，送礼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中是必不可少的。逢年过节，日常亲朋，邻里间走动，托人办事或答谢等，礼物都会被派上用场，而送礼的场合也是名目繁多。从小孩满月、百日、周岁；长辈或老年人，甚至年轻人和小孩的生日到日常的婚、丧、嫁、娶诸类重大活动和乔迁新居，店铺开张庆贺等活动，亲朋好友为表示心意自然要送礼。

相对而言，西方国家的日常送礼就没那么频繁，但在亲朋好友生日、订婚、结婚周年纪念日、乔迁、告别，大学毕业以及圣诞节等重要日子，或应邀到他人家中拜访时通常也会带些礼物。

（二）礼物的选择

中国人在选择礼物时很重视礼物的价值，认为礼物越贵重就越尊重对方，其表达的感情也就越真挚，所以赠送礼品时一般都会考虑到具体的对象和场合。而在生日、乔迁和日常的婚、丧、嫁、娶中，以金钱作为送礼的物品较为普遍，而这样的送礼方式在西方国家很少见。而且中国人在送礼的时候不注重对礼物的包装。

西方国家的人在选择送礼的礼品时没有太多讲究，而且大部分时候，他们一般不送也不接受太贵重的礼物，因为这可能给双方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和误解。“礼轻情意重”，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赠送礼物人的心意和祝福，而不是礼物的价格。一束鲜花、一瓶酒、一盒巧克力、一些用于装饰房间的小物品、旅游纪念品以及亲手制作的手工艺品或卡片等都是他们选择的礼物。但相对于中国人而言，西方人更加注重礼物的包装，无论什么样的礼物都要进行精心的包装。

三、中西礼仪差异的文化根源

礼仪在其历史演绎过程中或多或少都带有其本土文化的特征。日常交际中不同的习俗和禁忌本质上都有其深层的文化根源，所以在理解和尊重这些礼仪差异前应对其文化根源有一定的了解。

根据霍夫斯泰德提出的集体主义――个人主义价值维度来分析，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分属于集体主义文化和个人主义文化。

在集体主义的文化背景下，中国人群体观念较强，对群体有依赖性，认为每个人都是复杂的群体网络中的一分子，而不是独立于群体之外的个体。因此，在日常的人际交往中重视处理人际关系，力图建立和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与中国文化相反，西方所推崇的是个人主义，他们更加尊重人权与自由，崇尚人人平等。他们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独立的个人，然后才存在于一定的集体中，因此他们普遍对集体的依赖性小，而更加看重自己的个人利益和自我实现。这也就导致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忽视了群体关系的建立，所以送礼这种交际方式的使用相对于中国也少得多。

四、结论

关于礼的作文篇4

关键词：礼貌语言；礼貌原则；综述

中图分类号：H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5-0090-03

1967年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赖斯（H. P. Grice，1913―1988）在哈佛大学讲座上做了三次演讲，讲座的部分内容于1975年发表。格赖斯认为，人们在言语交际活动中之所以不会说出互不连贯的话语，是因为进行交际的双方有一个共同目的，即“双方话语都能互相理解，共同配合”[1]。他认为交际双方为了实现这一共同目的便会共同遵守一些基本原则，从而使自己的话语符合各方共同目的的需要，以达到互相理解的目的。格赖斯把这些需要共同遵守的原则统称为“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基本解释是：“在交谈中交际者所说的话都符合该交谈的目的[2]。”且“在〔交谈中〕用话语作出某一贡献的特定时刻，按需要作出应有的贡献”[3]。

但是，格赖斯的合作原则没有说明其本身为什么是必要的，为什么说话者会经常不遵守合作原则来进行交际以及听话者如何推导说话者话语的特殊含意等。因此，合作原则需要补充。在此基础上，如Lakoff、Leech、Brown和Levinson等众多学者提出了与合作原则相互补益的礼貌原则。

一、国外礼貌原则研究概况

（一）国外早期礼貌原则研究简述

早期国外礼貌的研究学者主要以言语行为作为理论依据，在语用学范围内寻找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礼貌原则。

1973年，早期研究礼貌原则的学者Rabin Lakoff在《The logic of politeness； or， minding your P’s and Q’s》一文中努力将礼貌与合作原则结合起来，提出了“语用能力规则”，即“要清楚”（Be clear，等同于Grice合作原则中的“方式准则”）和“要礼貌”。其中“要礼貌”有三条次准则：“别强求对方、给对方留有余地和让对方感觉友好[4]。”她认为，礼貌的本质是不要侵犯他人空间并让听话者自己做出决定，且在任何时候都要避免与听话者的冲突与摩擦。Lakoff首次从会话准则的角度考察了语言交际使用中的礼貌现象，也因此被有的学者誉为“现代礼貌理论之母”。

英国学者利奇（Leech）的礼貌原则影响较大。1983年，利奇出版了《语用学原则》一书，在书中其效仿格赖斯对合作原则的划分，将礼貌原则划分为六大准则，即：得体准则（Tact Maxim）、慷慨准则（Generosity Maxim）、赞誉准则（Approbation Maxim）、谦逊准则（Modesty Maxim）、一致准则（Agreement Maxim）和同情准则（Sympathy Maxim）[5]。

利奇的各条礼貌准则认为：说话人说话时往往都尽量多的给他人带来方便，尽量让自己多吃一点亏，从而在交际中使双方都感到受尊重，同时反过来也使对方对自己产生好感。利奇的礼貌准则是人们在交际中一般都遵守的礼貌原则，其目的就是为了帮助说明人们为什么遵守或者违反、利用合作原则。

1978年，英国语言学家布朗和列文森（Brown & Levinson）发表题为《语用使用的普遍性：礼貌现象》的文章，后又于1987年出版了名为《礼貌：语言使用中的一些普遍性》的专著。在这些著述中，Brown & Levinson介绍了详细的“面子维护观”，认为“面子是每个社会成员想为自己争取的公开的自我形象”[6]、“礼貌本质上是策略性的，即通过采取某种语言策略达到给交际各方都留点面子的目的”[7]。在布朗和列文森看来，每个人都有“面子”。为了进入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人们必须承认和意识到“面子”，即“听话人的公众形象”或“自我感知”的作用。同时，他们认为言语行为本质上是威胁面子的，说话人必须尊重听话人的自我形象，考虑到他们的感觉。因此，在交际中人们会寻求一定的方式去避免威胁听话人面子的行为，即“面子威胁行为”（Face Threatening Act，简称FTA），这是言语交际的普遍性特点。按照布朗和列文森的观点，礼貌就是“面子”问题，是为最大限度地维护听话人和说话人的面子所做的努力。因此，当“面子威胁行为”不可避免发生的时候，说话人可以实施某些策略挽救听话人的面子。布朗和列文森将“面子”分为积极面子和消极面子。在此基础上，他们称礼貌为“补救策略”，并提出了“不使用补救策略”、“积极礼貌策略”、“消极礼貌策略”、“非公开地施行面子威胁行为”和“不施行面子威胁行为”五种补救策略。

（二）国外近期礼貌原则研究简述

鉴于早期礼貌原则研究的不足，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外关于礼貌原则的研究更具普遍性和实用性。

Fraser（1990）认为，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一套社会规范，这些规范为人们的行为、事件和思维规定了明示或暗示的规则，礼貌则是遵守社会规范所期待的言语行为。在Fraser看来，“礼貌是遵守期待的社会规约的在线过程，而不是‘使听话人感觉友好’等。礼貌被看成一种规约，而不礼貌的行为就是违反了这种规约行为”[8]。

1992年，学者Richard J. Watts等人发表了论文集《语言中的礼貌》。2003年，Watts出版专著《礼貌》。2005年，Watts和Locher共同《礼貌理论与关系工作》。在这些著述中，Watts针对Brown & Levinson 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礼貌观。其认为Brown & Levinson的理论并不是关于礼貌的理论，而仅仅是关于如何减轻面子威胁行为的理论。礼貌并不等同于减轻面子威胁行为，礼貌理论应该注意观察交际者在社会交往中如何感知礼貌。此外，Watts区分了两种礼貌，即第一层次的礼貌和第二层次的礼貌。第一层次的礼貌是任何语言中相互合作的、考虑他人的行为，即“世俗的或外行的礼貌概念”[9]，而第二层次的礼貌则是适用于任何社会文化语言中、不考虑时间和地点因素的、“理想化的、普遍的、科学的礼貌概念”[10]。Watts的理论与以Brown & Levinson为代表的预测性和解释性的礼貌理论背道而驰，其目标是揭示出言语交际者在什么场合下为什么把话语看成是礼貌的。

目前剑桥大学语言中心研究员、英国高等教育投资委员e-China项目英方负责人Spencer-Oatey博士在前人礼貌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较为新颖的礼貌理论，其礼貌理论主要包括礼貌的语用等级观和人际关系管理理论。1992年，Spencer-Oatey在其论文中指出Brown & Levinson的理论存在文化倾向性，为了更加合理地解释跨文化交际，她提出了礼貌的语用等级观，即：1.体谅的需要：自主――强加；2.评价的需要：赞誉――批评/关心――不关心；3.关系身份的需要：包括――在外/平等――统治、从属[11]。2000年，在其论文集《跨文化交际中的人际关系管理》中，Spencer-Oatey系统论述了“人际关系理论”。她认为没有哪个句子本身就是礼貌或不礼貌的，是话语发生的场合决定了说话人是否礼貌。此外，她还指出：“礼貌的范围不能被随意扩大，而应限制在‘保持和提高和谐的人际关系’范围内”[12]，“人际关系管理”就是“使用语言来促进、维护或威胁和谐的社会关系”[13]。

二、国内礼貌原则研究概况

由于语用学的学科地位在20世纪70年代才在国际上得到认可，因此作为语用学研究对象范围之内的礼貌原则在中国引起关注的时间还并不长。我国学者对礼貌原则的研究主要针对Leech和Brown & Levinson的理论进行论述和评介。

1987年，我国学者刘润清在《关于Leech的“礼貌原则”》一文中详细介绍了Leech的礼貌原则及其准则。在文中作者认为，Leech的礼貌原则是对语用学的一大贡献，但在某些问题上并没有说清楚。

1988年，何自然在其专著《语用学概论》中详细介绍了礼貌原则的范畴、礼貌原则和合作原则的关系、礼貌原则的特征。稍后，何兆雄也在《语用学概要》一书中对礼貌原则进行了评介。

1992年，徐盛桓在《礼貌原则新拟》一文中对礼貌原则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根据宏观现象是其各子系统间关系整合的结果的原理，认为礼貌语言的运用是关系到语言交际可能涉及的自身一方、对方、第三方这三个方面的言语行为，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应被忽略。在Leech礼貌原则的基础上，徐盛桓提出了礼貌原则的新构想，即促进各方的关系和运用礼貌策略。其中促进各方的关系包括：1.注意自身一方；2.尊重对方；3.考虑第三方[14]。运用礼貌策略则包括：1.积极策略，即说适度谦让、尊重或客气的话；2.消极策略，即说适度中和的话[15]。同年，顾曰国在《礼貌、语用与文化》一文中阐述了礼貌、语用与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仿照Leech礼貌原则的基础上结合汉语言文化特点提出了汉语的礼貌原则：1.贬己尊人准则；2.称呼准则；3.文雅准则；4.求同准则；5.德、言、行准则[16]。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使用雅言或委婉语是任何文化中均具有普遍性的礼貌特征，但并没有引起西方学者的重视。顾曰国将文雅准则作为礼貌原则之一提出，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

在顾曰国之后，我国众多学者也对礼貌原则进行了修正，具有代表性的是钱冠连与索振羽。

1997年，钱冠连在《汉语文化语用学》一书中认为，仅仅是礼貌原则无法弥补合作原则的不足。因此，他根据汉语文化的实际情况，提出了除带全局性的得体策略以外的十一种语用策略：谢绝夸奖、虚抑实扬的恭维、把对方当第三者、把自己当第三者、借第三者的口说出自己的意见、多种言语行为与礼貌策略相伴、运用权威、回避、表面一致而事实否定、以言代行的答复、禅宗公案极端手段[17]。

2001年，索振羽在《语用学教程》一书中指出，应该寻找一个能包容“礼貌原则”以及其他一些可以弥补“合作原则”不足的、高层次的、具有普遍性的原则，这就是“得体原则”。得体原则与合作原则的关系是：分工合作，相互补益。合作原则适用于直截了当的言语交际；得体原则适用于拐弯抹角的言语交际[18]。得体原则包括三个准则，即：礼貌准则、幽默准则、克制准则。

三、礼貌原则研究存在的问题

纵观礼貌原则的研究状况，以Leech和Brown & Levinson的理论影响最大。不少外国学者都是采取这两种理论对各种文化的言语礼貌进行调查和描述，我国也有学者在这两种理论的框架下研究汉语中的礼貌现象。

但是，Leech和Brown & Levinson的理论均存在不足。比如就有学者提出Leech的礼貌准则可以视为Lakoff三条礼貌次准则的延展，但是并没有考虑语境的制约因素；Brown & Levinson的礼貌理论虽然论述详细、清晰，但是他们对礼貌却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等。我国学者孙亚在《语用和认知概论》一书中指出，Leech和Brown & Levinson受到的批评大同小异，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1.二者都以西方语言文化，尤其是英国语言文化为基础，强调西方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忽略东方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因此，二者不适用于所有文化中的语言交际……2.二者都以西方语言文化为基础，因此二者的解释力不具备普遍性。但二者试图把‘具有文化偏向性的理论升格为声称礼貌普遍性的理论’”[19]。换言之，Leech和Brown & Levinson的理论虽然具有一定的概括性和普遍性，但由于其依据是英语语言文化背景，因此对于不同语言背景下的礼貌现象难以进行全面的解释。

除了前面提到的国内外学者对于礼貌原则的研究仍主要以Leech和Brown & Levinson的理论为指导、无革命性的突破以外，礼貌原则的研究还存在着以下问题：第一，礼貌原则的提出是为了弥补合作原则的不足，所概括的仅仅是故意违反合作原则所产生的言语交际现象。国内外许多学者在研究步骤、方法、内容等方面进行了控制，但对于日常生活中诸如不文明话语现象等一些常见的言语现象并没有涉及。第二，目前国内外大多数学者都忽略了交际者是理性与非理性的辩证统一体，认为“礼貌只能是有意识或自觉的行为， 而不是无意识的或不自觉的行为”[20]。为了满足自己论证观点的需要，许多学者排除了非理性、无意识的因素，使得研究过于“理想化”了。第三，很多学者对于礼貌语料的收集不足，大多仍是在自己熟悉的文化环境下进行收集且数量很少，这使得礼貌原则难以突破地域文化的限制。有的学者在验证礼貌预设时使用的材料甚至是虚构的、非真实的，比如在讨论汉语的礼貌原则时很多国内学者的例证来源于文学作品而不是从日常言语交际中收集的语料。虽然文学作品也是对生活的反映，但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这就导致了研究成果可靠性的降低。

四、结语

礼貌原则的研究历经近四十年的探索可谓硕果累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礼貌原则的研究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虽然目前许多与礼貌有关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诸如有关礼貌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问题仍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已经开始研究交际者如何运用和调控自己的积极礼貌策略以达到使交际获得成功的目的，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开始注重语料的搜集并大胆吸收利用其他学科的理论。礼貌原则这一领域的研究正在朝着动态的、应用的、多元化的格局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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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何自然，陈新仁.当代语用学[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46.

〔7〕史宝辉，李建，孙亚著.语言交际研究与应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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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索振羽.语用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89.

关于礼的作文篇5

1.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的关系和而不同、你中有我的人文精神是传统文化最鲜明的特征。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道德文化，重视通过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对人的理解也是从这种关系中去把握。张载认为人文精神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升太平。”[3]因此可以看出人文精神和传统文化都与人息息相关，二者具有同一性。

2.以人和人文精神为核心的《礼记》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源头在变迁，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许多思想家的言论就已经展现出人文精神的曙光，大量的保存在《礼记》、《周礼》等传统文化中，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系统，长久影响中国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以及制度等。《礼记》作为一部蕴含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通过对天人关系、以人性论为主的人文精神、教育观等思想的阐释形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礼记》重点讨论了以人为核心的涉及礼和道德修养之间的关系问题。

二、解析《礼记》蕴含的人文精神

1.音乐在《礼记》中的体现《礼记•乐记》是中国最早的音乐理论专著，认为音乐的本质在于人心感于物而形于声，再根据美的规律成为美好的音乐，自然的声音转化成艺术的声音。《乐记》中的传统音乐文化关于“天籁”和“人籁”等种种命题，均是天人合一观念影响下形成的产物，承载着传统文化的精华。“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孔子认为音乐是人的艺术表现，在艺术方面，艺术要与人性道德处于同一性和统一性。礼乐思想还认为音乐是有“成人”特质的，即可以培养塑造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从而让我们更加明白礼乐思想的价值。

2.礼教在《礼记》中的体现礼的仪式是要净化人们的情感和心灵，达到情感教育的目的。礼对人的欲望是一种有效的约束，依靠制度和习俗来维护从而形成人人遵守的自觉。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中《礼记》将人的道德情操和伦理精神的培养放在了首位。到了周代，伴随着宗法制度和礼制的逐渐确立，周人开始“尊礼尙施，事鬼敬神而远人，近人而忠焉”。[5]《礼记•表记》人本神末的思想突出，并且形成了敬德保民的思想观念。（1）祭祀礼仪礼，起源于祭祀，与原始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礼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富有人文内涵。周礼尊礼尚绝，视鬼避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弊：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6]百姓可以通过礼乐教化与神道社教的形式赋予世俗生活以超越性与神圣性，使芸芸众生能够在世俗生活中安顿深信进而皈依性命论。通过郊礼，可以把人的世俗世界与天的神道世界相互连接进行沟通，使人的现实生活获得天的肯定，使人憧憬能够有希望超越世俗获得更高的神圣的价值和意义。祭礼，是将个人与祖先遥远的生命相连，是个人短暂有限的生命与祖先长久永恒的生命意义和价值。《祭义》云：气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形体精灵相会，然后物生，故云：鬼神之会。通过对先人的祭祀，寄托对对先人的怀念之情。《大戴礼记•盛德》凡不孝生于不仁爱，不仁爱生于丧祭之礼不明……《大戴礼记•礼察》丧祭生礼废，则臣子恩薄，而倍死忘生之礼众也。[7]祭祀是礼教之本，可以尽其爱亲之心，同时具有祈福消灾的功能，还是社交和娱乐的有效工具。（2）交往礼仪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丰富的人文思想和人生智慧，以人为中心，基于对人的生存意义、人格价值和人生境界的探寻和追求。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鲜明特点，即重视人生并落实于人生。《尚书•泰誓上》：“惟天地万物之母，惟人万物之灵”就是证据。[8]《论语•八佾》: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9]仁者爱人是人最原始和最本真的情感，首先体现为父母和兄弟之间的亲情之爱。传统文化还总是强调个体在人伦关系中的义务，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为目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家庭人伦关系上提倡“五常”之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10]要求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义务。儒家提倡一种自我的反省和慎独的思想素养，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发的外在的道德规范约束。“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以儒家为主体的《礼记》其主体人文精神是解决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再扩散到与社会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人物精神下的礼文化，具有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显著特色。传统文化通过制度建设对人进行约束和教化，促进人修养和道德水平的提高，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3）教育《礼记》的人文精神突出地表现为提倡以礼乐为核心的人文教养上，儒家将礼乐作为对老百姓进行教育的重要内容。“礼乐不兴，则刑法不中。”儒家把乐作为“六教”之一，肯定乐的社会职能，主张“广乐以成其教”，也就是说通过礼乐教养人，促使人的精神境界得以提高，人格得以完善。[11]中国贵人，《荀子•王制》讲道“禽兽有知而无义”，[12]这里的无义是指礼义，是群分动物与禽兽的根本区别。在《礼记•大学》里指出办学的目的是在明德，在亲民，止于至善。治国平天下是至善的具体化，修身是政治生活的内容，属于亲民。更重要的是，涉及教育工作的重要性以及教学活动、学生过失及必要的教育措施等重要内容，也提出课内与课外学习的兼顾，还要培养学生触类旁通的能力。《礼记》中不同的篇章都确立人与人之间的伦常关系，通过对每个人不同地位和职能的分工，以及教化的力量去约束人们的行为，形成一种有效和谐的整体去发挥集体的力量。

3.官员制度在《礼记》中的体现《周礼•天官》中记载着官员考核的制度：专门的考核官吏的帛书条文叫做官成，纠察奖惩一般官吏的叫做官刑，还有专门考核官吏政绩的叫做官计。《周礼•地官》“三年则大比，考德行道艺，兴贤者能也。”可以看出三年进行大考，对官员升迁和惩罚规定的十分详细。同时考核内容涉及六个方面，包括道德、才艺、明辨是非的能力、公正以及廉洁等等。在《礼记•曲礼》中，还谈及官员的退休，地位的传承等等。[13]官员在判定案件的时候，《周礼》中也有明确的要求，强调人证和物证的作用，主张“刑教结合”。官员制度也是继承“明德慎罚”的思想，主张刑教结合，给人以改过自新的机会。这与儒家以仁为核心的人文精神相契合，体现了先辈们的智慧，同时更加彰显了大中华的凝聚力和道德修养。

三、总结

人文精神作为一条重要的发展线索贯穿于富含中国传统文化的《礼记》之中，指引着人们前行。最重要的是，以人为本，以集体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人文精神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和人格，促使人们用和平友好的方式解决矛盾达到和谐安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在《礼记》中表现出一定的泛伦理色彩和道德主义色彩，其实是一种以人为本，高扬人的主体价值，注重人的道德修养提升和对理想人格的不断追求，同时也强调了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财富。更重要的是《礼记》中涉及的一些规章制度，至今影响着现代社会的相关制度建设和修改，在现代生活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关于礼的作文篇6

关键词：孔子；礼；武术礼仪；教育

礼仪文化作为代表中国传统文化渊薮和基质的文化现象,因其发端久远、内涵丰富、影响深远，备受今人重视和探究。儒家文化作为古代中国的主流文化，影响了中国近两千多年的历史，作为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家礼仪文化，对武术礼仪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孔子“礼”的基本思想

“礼”是西周统治者所创设的有关政治、法律、道德等涉及国家一系列基本制度和思维方式的规范体系。孔子礼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重视人伦关系。伦理是宗法制度下人与人的关系准则，属于道德规范的范畴，在儒家的理论体系中，赋予了它法律的意义。伦理原则与法律融为一炉，儒家的伦理中心就是“五伦”，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礼记》），这其实是等级名分制度的全部内容，孔子将其归纳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他提出“正名”，便是要重新树立这种等级名分的权威，通过立法的形式使其“名正言顺”，以强制的力量保证伦理原则为社会上广泛遵循。

(2)家国一体。西周的礼治，是将家族宗法与国家组织糅合在一起的一套完整的宗法体制，孔子对这种宗法制度非常仰慕，并期望能使之在新的历史环境中复治。所以，儒家的一切社会政治观无不以家族为本位，将家族内部关系的合理调整视为一切政治行为的出发点。孔子一再强调“笃于亲”，认为“孝亲”是“为人之本”（《论语・泰伯》），百善为先。

(3)等级差异不可逾越。等级差别是礼的基本特征，儒家的理想社会是严格区分上下、尊卑、贵贱的等级社会。礼被儒家概括为“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礼记・礼运》），而天道体现了上下尊卑的等级原则，所以，身份地位低下者应承受繁重而琐碎的法律义务，身份地位高贵者则享有与之对应的广泛的特权。如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无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所以，当季孙氏“八佾舞于庭”时，孔子就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论语・季氏》）

二、“射艺”中孔子“礼”的躬身实践

孔子出身于春秋末期鲁国贵族的家庭，受西周武士教育的影响，深知奴隶制国家的“仁政”、“德治”与尚武强兵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的文武兼备的思想。他亲身传授“习射”之技，培养出了不少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礼记》中记载:“孔子射于瞿相之圃,观者如堵墙。”从孔子带领弟子习射时观者人数之多，就足以想象出孔子箭法之高超。孔子总是以“礼”来作为与别人相处时的道德准则,甚至以“杀身以成志,仁也”（《国语・晋语》）来完美他的礼义观念。他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意思是说君子是无所争的，唯争的就是射箭，以竞赛来决胜负，并认为这种“争”非同于一般的争，比赛前相互礼让为上，赛后又同桌共饮，这才是君子之“争”,有“礼”之争，有“德”之争。

三、孔子礼思想与传统武术礼仪教育

孔子追求的理想目标是“仁”，他通过“礼”的教育来加强对“仁心”的培养，并全方面都得到发展而成为“完人”。这些都促成传统武术礼仪的形成。在历史长河的演变中，这种“仁”的礼思想始终指导着以“技击”为特征的武术的发展，并且在武术礼仪中得到直接的体现。

(1)武术礼仪规范是孔子“礼”思想在武术中的反映。传统武术礼仪规范备受武林中人的推崇。谦虚恭敬，重视和合，也是孔子礼思想的基本要求。武术家合于“礼”的行为规范，高尚的道德情操，成为传统武术伦理道德文化中的丰碑。《少林戒约》曰:“尊师重道，孝悌为先。平日对待师长，宜敬谨将事，勿得有违抗傲慢之行为。”“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尊师重道是古来就有的传统，谦逊的作风也成习武者传统美德。“凡吾习武之徒，必须认贤为师，谦虚好学，尊敬师长，尊尚武德，而身为徒弟。”谦逊是当时条件下，使人际关系密切的最佳方式。《咏春白鹤拳・拳谱》有“戒私斗、戒好胜、戒好名、戒好利、戒骄、戒诈、戒浮夸逞能、戒弄虚作假、戒挑拨离间、戒为非作歹”。十戒中有一半与谦虚有礼有关。由此可见，“礼”在传统武术界的重要性。

(2)为“仁”以礼的教育要求。在农耕社会中礼直接起着协调人际关系、习武者修养及限制其行为的道德作用。礼对于武林中人的影响更多表现在人们行为之中，以礼为中心的习武戒律繁多，如《少林十戒》、《短打十戒》等各门派的戒律都折射出“仁者爱人”、“仁、义、礼、崇信”的传统道德规范的影响。再如一些门派练拳之前先行拳礼，表示门派标记，即使出门在外，遇见对手时双方必先抱拳施礼，各表自己的拳派，武术中“抱拳礼”正是为仁义道德的具体体现。“抱拳礼”是并步站立，左掌右拳在胸前相抱(左指根线与右拳相齐)，高于胸齐，拳、掌与胸口间距为20～30cm，“掌”要求四指并拢伸直，拇指弯曲扣紧于虎口处。四指并拢伸直寓意为“四海武术为一家”。

(3)以“礼”促“德”的教育目的。在孔子看来，仁德是君子人格的最基本的内涵，人除了具备一般的道德素质外，君子以守礼为第一要义，而作为道德要求，其基本精神便是恭敬礼让。习武者必须恭敬而谨慎、虔诚，无论对待人生、他人和社会，都必须严肃认真、谨小慎微。对己而言，正心需有诚意，对人而言，事父母须尊敬，事君须忠敬，与朋友交往须讲信用。

(4）“克己复礼为仁”之形而上转化。在《为政》中所指出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孔子那里，仁和礼不可分割，仁属于形而上的精神内容，礼属于形而下的物质内容，离开了精神理性，物质理性无从建构；离开物质理性，精神理性亦得不到落实。从同构互动关系去理解仁与礼，对我们今天的武术礼仪教育实践有着更重要的意义。

四、孔子礼思想对当代武术礼仪建设的启示

孔子“礼”思想对武术礼仪教育的影响深远，始终指导着武术的发展。但随着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武术礼仪具有明显时代特征，与我国传统文化一起，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促进我国精神文明建设。

武术特殊的价值功能，对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保护人民利益，调节人际关系都有其特殊的作用。例如运用武术的技击功能，既可以保护自己，又可以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当然，没有好的武德也可能恃强凌弱，为害四方，败坏社会风气。由于武术的特殊功能，武术礼仪教育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更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作者单位：毛海涛 江西科技师范学院体育学院

姚幸葵 江西萍乡广播电视地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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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汤一介等.中国儒学文化大观[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02-105.

关于礼的作文篇7

关键词：荀子；礼论：儒家；礼的本质

“礼”是荀学的核心观念，在《荀子》一书中，有关礼的判断甚多，或从礼的功用，或从礼的意义，或从礼的目的等等不同的方面，荀子把它作为社会法度，规范、秩序，对其起源作了理性主义的理解。在探讨礼的文质（深度结构与表层结构）关系中，他消解了道家对礼文的非难，强调了礼文对人的情感的规约作用，以及礼乐制度的度量分界作用；在礼的本质认识方面，他汲取了孔子对仁的道德情感的重视，消化了庄子对礼的形上学的追问，并将孟子的先验道德理性改造为社会交往理性。本文着重阐发荀子对礼的深度结构的论述，以此就教于方家。

荀子论述礼之文时，是直接指向人性的，生活中的种种缘饰是为规约人性服务的。因而，在他看来，与礼之文相对应的礼之质是指“性”，礼文起着即美性、或 “称情”的作用，但人的本质还有社会性的内容，与此相对应的礼之质，即“礼义”。这个“礼义”是独立于性情之外的“礼之理”，是相当于人的道德理性，它在人际交往中生成，同时作为礼的内在要求又规范着人的交往活动。

（一）作为度量分界的礼之质

据统计，《荀子》中“礼”字出现约309次，“义”字305次，“礼义”出现106次。这么高的频率，实在值得重视。不过，也有学者以为荀子所称之为“礼义”与“仁义”，基本上则只有“礼”与“仁”的内容或理念可说，缀于其后的两个“义”字，只起贞定仁、礼的价值意义的复词而已，并无“义之为义”的独立特性。即是说荀子只取了“义”的通用性，其所谓礼义、仁义、甚至分义，都只是通俗意义上的“礼的意义”、“仁的意义”、“分的意义”而已。[1]

但是，事情并不这么简单。在荀子那里，礼义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从“义”的界定上得到印证。在《荀子·大略》中，“亲亲、故故、庸庸、劳劳，仁之杀也；贵贵、尊尊、贤贤、老老、长长，义之伦也；行之得其节，礼之序也。仁，爱也，故亲；义，理也，故行；礼节也，故成。”[2]在这里，义是与理相联系的，义是理性的代名词，人们讲贵贵、尊尊、贤贤、老老、长长，都是不同于亲亲的感情因素之外的理性使之然的，这种理性也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正是它才将人兽区别开来。

在荀子看来，人的活动性不是人的本质规定，因为水火也有，草木也具有人一样的生命，禽兽也有人一样的知觉，只有“义”即理性才为人所独有，它才是人的本质规定，正因为“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王制》）这样，义在荀子这里，成了人们道德之善的标志，因而具有终极性的价值。

“义”作为一种理性，它要求人们遵从秩序、谨守职分。所以，荀子认为“彼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也；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之也。”（《议兵》）与“仁者爱人”相比，义则表现为遵从理性，反对破坏既定的社会秩序。在这种理性原则的指导下，“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夫义者，内节于人而外节于万物者也，上安于主而下调于民者也。内外上下节者，义之情也。”（《强国》）正是这种理性原则，它可以用来限制禁止不合理性的恶与奸，也可以调适人的内在欲求与外在世界的关系，使内外上下之间和谐融洽。

以义为内核的理性，是人战胜自然的前提条件，荀子对人的这种理性充满了乐观之情。“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王制》）人之所以能够组成社会群体，关健在于有名分的理念；人们认同名分观念，关键在于人的理性的支配作用，这种理性蕴含在各种社会规范中。它是在前人千百次的交往实践中逐渐形成的：

“遇君则修臣下之义，遇乡则修长幼之义，遇长则修子弟之义，遇友则修礼节辞让之义，遇贱而少者则修告导宽容之义。”（《非十二子》）

这里所讲的五种“义”，正是理性之于君臣、长幼、兄弟、朋友、贵贱等五种人伦关系的表现，依照五种人伦的关系、规范行事就是合乎礼的行为，因而义在礼中，义是礼的内在精神和本质，合乎义的、即合乎理性的，也一定是合“礼”的。但是这个“义”并不是虚悬在人的活动之外，它是遇君、遇乡、遇长、遇友、遇贱等交往实践的结晶，一旦它们被上升到规范的层面之后，它就可能成为人们行动中行之有效的“操术”、程式：

“君子位尊而至恭，心小而道大，所听视者近，而所闻见远。是何邪？则操术然也。故千万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后王是也。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于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议。推礼义之统，分是非之分，总天下之要，治海内之众，若使一人，故操弥约而事弥大。五寸之矩，尽天下之方也，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内之情举积此者，则操术然也。”（《不苟》）

礼所含有的这种“论于百王之前”的理性，使得依礼而行就可以“方皇周挟，曲得其次序。”（《礼论》）所谓“操术”，就是谨持百王之道或礼义之统中的理性，以应对千百事物，这种理性，恰如五寸之矩，虽小却可“尽天下之方”。

既然“义”是礼中的理性原则，那么，“礼义”一词中的“义”就不仅仅是礼的后缀，它是礼的充实与扩展。我们将“礼义”与“礼”相较，可以发现“礼义”取得了内在精神的意味，与礼相比，它更本质。若与孟子相较，我们可以发现孟子比较喜欢将义与仁联用，以“仁义”来显出礼中的“仁”所代表的情感原则，荀子则将义与礼相联，以“礼义”来强调礼中“义”所代表的社会理性原则。关于这一点，我们从荀子对礼义的用法中得到印证：

“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性恶》）

“起礼义，制法度。”（《性恶》）

“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非相》）

“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儒效》）

“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礼义是也。”（《儒效》）

这样，“礼义”作为礼之质则成为社会制度的内核，是处在生成的过程中，这种礼之质是一种不定之质，所谓“义者，宜也”就是礼义的时间效应，这种生成性既不同于仁的生成，在孔子那里它是从内心生发而来的主观性原则，也不同于朱熹那个“理，形而上者”[3]的纯客观性原则，它是人们在实践中遭遇的事件，是主客权利相互制约的结晶。这个层次的“礼之质”是“礼者，政之輓也”（《大略》）的内核；也就是《臣道》篇中所谓的“礼义以为质，端悫以为统”的礼义之质，正是这种生成性礼之质存在的合法性，人们才有可能在未完备的制度之外，依义起制，作出新的规范。换言之，已成的礼义制度是现实层面的事物，礼义之质则是既可能存在于已外显的制度之中，同时又潜在地存在于过去未曾涉及的人的实践活动之中。

（二）作为根源性的礼之质

不少学者已注意到荀子的礼论中，有将礼与宇宙之道挂钩的倾向，把礼的支配范围扩大到天地日月等上面，这就明显地与荀子的天人观相矛盾，与他的严天人之分不大协调。对此，有学者认为这是变革时代学者常有的现象，是荀子试图寻找礼的新的根据，以维系人心的要求。[4]也有人以为荀子对礼的形上化是以礼为核心建构其哲学体系的愿望使之然。礼只有是终极性存在、超越性存在，才能战胜道家之道、墨家的天志，法家之法，以及儒家内部思孟学派的仁义，才能使其礼学包容道德和法律等内容。[5]无论源于何种情况，荀子的礼之质含有宇宙之道，则是不争的事实。

荀子礼之质包涵宇宙之道的内容其实是他天论的应有之义。“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天论》）天的常道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就是“应以之治”的礼，这种礼是“天行”贯穿在人道中的体现。在《礼论》中，荀子以为正是礼的存在，才使得“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饰，喜怒以当。以为下则顺，以为上则明；万物变而不乱，贰之则丧也。礼岂不至矣哉！立隆以为极，天下莫之能损益也。本末相顺，终始相应。……礼之理诚得矣，坚白同异之察，入焉而溺；其理诚大矣，擅作典制辟陋之说，入焉而丧；其理诚高矣，暴慢恣睢轻俗以为高之属，入焉而坠。”礼的根源性存在就是“天行”之常，认识这个“天行”之常是“制天命而用之”（《天论》）的前提，尽管“礼之理”诚得、诚大、诚高，但由于它是客观的，是可认识，人们在实践中对它的遵循因顺，就会使那些坚白异同的怪说淹没无闻，也会使那些暴慢恣睢轻俗的行为无处藏身，由此，我们可以反观到“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性恶》）的礼的形上意蕴。李泽厚称荀子给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以客观实践的性格，并提到了世界观的高度[6]，就是由现实生活活动中的人所遵循的礼来反观宇宙之道的。因为天地同理，人与万物同理，共同受宇宙间礼的支配，这也就与《中庸》、《易传》的思路没有两样。这样，宇宙之道，无论是还礼，还是诚，这种形上实体最终要转为创造原理或生化原理的过程，“‘于穆不已’的天命永远流行，永远在生化创造。而真实的创造之几流到我的生命，便形成我的性。从此可见‘性’的宇宙论的根源。”[7]在荀子的思路中，礼统天地、日月、四时、星辰、江河、万物、自然以及社会，正是宇宙中客观的形上实体之礼下贯到人间的过程。荀子生活在孟子之后，“倡法后王而尊君统，务反孟子民主之说，嗣同尝斥之为乡愿矣。然荀子究天人之际，多发前人所未发，上可补孟子之阙，下则衍为王仲任一派，此其可非乎？”[8]荀子所补孟子之阙就在于孟子强调“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章》）这种体认天道之路，是靠遥遥地与天取得默契的神秘之路，是主观的，带有意志论的色彩；相反，荀子的天行有常，表现为礼则是客观的，尽管带有经验性，但它却是可以认识的，这就利于堵绝一切超经验的迷信和虚妄。

我们既强调礼的宇宙之道的超越性，又强调天道下贯的经验性，戴震的一些说法对此可以起到支持的作用。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今考东原思想，亦多推本晚周，虽依孟子道性善，而其时言近荀卿。”（第八章《戴东原》）戴震对荀子的继承关系，是近代以来学者们的共识。[9]戴震讲，“一阴一阳，盖天地之化不已，道也。一阴一阳，其生生乎，其生生而条理乎。……条理之秩然，礼至著也；条理之截然，义之著也。”[10]“礼者，天地之条理也。”[11]这是说作为形上意义的礼，也只是一种自然规律，并非神的意志的体现。戴震这种“礼者，天地之条理”解说，可以视作是对荀子把与宇宙之道联系起来的最恰切阐释。

将人道与天道联系起来，以天作为人道的根据，在《荀子》中，我们还可以找到其它的说法，如“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礼论》）尽管人们依据荀子的天人相分说，对礼之本的“本”作了不同的解释，或以为“本”为本源，或以为制礼的三个依据对象，人们在是礼的本源还是礼的效法对象之间聚讼。其实“天地者，生之本也”，是讲圣王出自天地，天地为圣王生之本，这就是“王者天太祖……郊止乎天子”（《礼记》）的原由，而荀子又以礼义为圣王所出，在这种逻辑中，天地以圣人作为中介成为礼之本源也就是毫不奇怪的。不过圣王是通过取法天地四时而制礼乐的，形而上的礼可以通过“智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周易·系辞上》）的方式来把握宇宙之道的。荀子在《乐论》篇里说，“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动以干戚，饰以羽旌，从以磬管。故其清明象天，其广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于四时。”“礼也者，理之不易者也。”（《乐论》）这种不易之理的礼，正是天道自然的客观规律在宇宙万物之中的显现。如果这样来看荀子礼的形上性，就不会以为子荀子的《天论》原则与其《礼论》原则之间有所矛盾了[12]，相反，它反映了礼也是一种“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客观原则，人们对它只有“应之以治”还是“应之以乱”的区别。正是礼具有“理之不易”或“天下莫之能损益”的特性，所以，它才在本质上具有涵盖一切的超越意义。对礼的超越性的规定，重新树立礼在人间的权威，正适合了社会变革之际占了上风的上层社会的需要。

在荀子的礼饰观念中，外在的礼乐制度是构成礼饰人生的必要工具。在荀子看来，“礼者，人道之极也。”（《礼论》）这种“人道”它主要是一种“度量分界”的社会秩序，是区别人禽族类的外在的社会规范，而不是孟子那样的先验的道德心理，它不是个体自发的善良本性，而是对个体具有强制性质的群体要求。这样，如何处理礼的外在规范与人的内在情感之间的关系，就构成了荀子讨论礼之质与礼之文关系的出发点。

（一）称情立文

荀子认为礼对感情的规约与显现在丧礼中得到了恰当的表现。“三年之丧何也？曰：称情而立文，因以饰群，别亲疏贵贱之节，而不可益损也。故曰：无适不易之术也。创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迟，三年之丧，称情而立文，所以为至痛极也。齐衰、苴杖、居庐、食粥、席薪、枕块，所以为至痛饰也。”（《礼论》）在血缘本位的古代社会里，丧亲悲痛至极，为了契合、适应这种悲情，出现了三年丧礼。称情而立文的“文”在这里就是指礼的制度，司马光《答孔文仲司户书》指出，“然则古之所谓文者，乃诗书礼乐之文，升降进退之容，弦歌雅颂之声，非今之所谓文也。”在荀子的有关“文”的论说中，差不多都是从制度入手的，可以说“文”就是礼的规范，如：

故先王圣人安为之立中制节，一使足以成文理，则舍之矣。（《礼论》）

这些制度不限于婚嫁丧葬等日常生活的层面，虽然它们必不可少的，这些制度主要是作为“度量分界”的政治制度。在《非相》篇中，荀子指出，“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圣王。”圣王制定的制度，或“文久而息，节族久而绝”，或粲然犹在，但礼的实质则是“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劝学》），礼的这种“分”的规定性，使得礼的制度规定必有对现实划界的功能。《王霸》中称“上莫不致爱其下，而制之以礼。上之于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则虽孤独鳏寡必不加焉。故下之亲上欢如父母，可杀而不可使不顺。君臣上下，贵贱长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为隆正。然后皆内自省以谨于分，是百王之所以同也，而礼法之枢要也。然后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共己而止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而礼法之大分也。”谨于分作为礼法的核心，制度确定之后，人们各守其分，这种划界表现为在丧礼中“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然后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数，皆有翣菨文章之等，以敬饰之，使生死终始若一”（《礼论》），这种敬始慎终，始终如一就是君子之道，是礼义之文；这种分使得世界表现为多样性而非齐一性，尤其政治等级与各自“分”的对应，使得“三年之丧，人道之至文者也。”（《礼论》）丧礼中种种人的容颜、声音、饮食、衣服、居处，或因死者距离的远近，或时间的长短表现为不同的形态，交相错杂，展现了丧礼中不同的文理，其中卑絻、黼黻、文织、资粗、衰绖，菲繐、菅屦，这种种不同的丧服，装饰了与丧者不同关系的人们感情，而疏房、檖邈、越席、床笫、几筵、属茨、倚庐、席薪、枕块方式的不同，则表示了“凶吉忧愉之情发于居处者也。”（《礼论》）

《王制》中称“王者之制，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这种不同等宜的礼仪制度，是构成礼之文的基本要素。人们之于它们“得之则治，失之则乱，文之至也。”（《礼论》）社会制度是作为外饰的礼之文的第二个层面的内容。

在社会生活中，一切遵从传统的仪式，满足一般社会心理的行为，也被称作文，这种文，纯为行为文饰，与礼义无涉。“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天论》）在这里，“文”作为一种仪式，君子理性而冷静看到天旱而雩，决大事求之于卜筮，救日月食等等，对于生活的意义是装饰，是一种做戏，但可以起到坚定人们信心、抚慰人的心灵的作用，是统治者以神道设教的一种手段。“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是说这种神道设教的作法，对于实施和接受的双方来说，都具有催眠暗示的作用。如果我们相信这些本意出于“文”的种种行为，相信它们之中蕴含着神的意志，并沉溺于其中，那么，“文”的外饰，便从工具层面上升成为目的层面的东西，反过来对乐于运用它的人们起着宰制的作用，从而由吉转向凶。

“文”的外饰对性格的宰制，在礼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它对主体的人的行为可以起到情境制约的作用。“哀公问孔子曰：‘绅、委、章甫有益于仁乎？’孔子蹴然曰：‘君胡然也！资衰、苴杖者不听乐，非耳不能闻也，服使然也。黼衣黻裳者不如荤，非口不能味，服使然也。’”（《哀公》）服使然，就是在悲情的情境下，人的口耳之欲，必然要在真实的忧伤和外在他者的监督下得以收敛。这样，“夫端衣、玄裳、絻而乘路者，志不在于食荤；斩衰、菅屦、杖而啜粥者，志不在于酒肉。”（《哀公》）人在“一之于礼义”（《礼论》）的宰制下，道德人格得以塑造、提升，这种人格与孟于所提倡的那种自主选择的自律人格是迥然有别的，它是礼执行着“断长续短，损有余；益不足，达爱敬之文，而滋成行义之美”（《礼论》）的功能，从而达到心正意诚的境界。

由上可知，礼之文就其形式说，是人人所当遵从的规则。其中，既有作为个人规范的仪节与作为国家法式的“典宪”之别，同时，还有作为社会习俗的规定的含义。就与具体的礼之质相联系而言，礼之文在荀子思想中，是与“情”相对应的，情是礼之质。虽然荀子也把文理与性相联系，但情是性的发动，性是通过情来表现自己的，情是介于礼与性之间的桥梁，所以“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礼论》），要达到性之美，就必须处理好礼与情的关系。

（二）文质的发展阶段

在荀子看来，人类文明史上的礼之文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也即是“凡礼，始乎棁，成乎文，终乎悦校。”（《礼论》）第一个阶段，是礼的初始阶段。这时的礼之文，是与人之情简单的合二为一即“复情以归大一”（《礼论》）阶段。这个阶段的礼之文其特点是“贵本而亲用”（《礼论》），也即包含了尊重礼的本源形式以及便于享用两个层次的内容。“贵本之谓文，亲用之谓理，两者合而成文，以归大一，夫是之谓大隆。”（《礼论》）这种形态的礼之文，是以无文为文，以质朴为“文”，返归于事物的初始的形态“一”，荀子列举了礼仪层面中包涵的种种源自太一的礼的形式：

“故尊之尚玄酒也，俎之尚生鱼也，豆之先大羹也，一也。利爵之不醮也，成事之俎不尝也，三臭之不食也，一也。大昏之未发齐也，太庙之未入尸也，始卒之未小敛也，一也。大路之素末也，郊之麻絻也，丧服之先散麻也，一也。三年之丧，哭之不反也，清庙之歌，一唱而三叹也，县一钟，尚拊膈，朱弦而通越也，一也。” （《礼论》）

礼的初始阶段，质朴之文是与低下的生产力相适应的。当酒还没有发明，火还未使用，调味品还未找到的时候，人们表达自己的理想与愿望，也就只能是凭借一腔赤诚，质朴的、直观的对待礼拜的对象了。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财富的丰足，人们等级观念的出现，贵贱的判断构成了礼的外在形式，礼之文也丰富起来。“礼者，以财物为用，以贵贱为文，以多少为异，以隆杀为要。”（《礼论》）正是有了财物的支持，人们在礼的仪节形式上，可以花样百出地将不同等级的人们区分开来，进入到真实的礼之文阶段。但这种“财物为用”为基础的礼之文，既可以成为人们表达敬慎忠厚之情的工具，它同时也孕含了淹没真实情感，仅成为生活中一种文饰的危险。所以先王立文为了“尊尊亲亲之义至”（《礼论》），礼之文并不必然地达到其自身的目的，尽管“钟鼓管磬、琴瑟竽笙，韶、夏、护、武、汋、桓、箾、象是君子之所以为愅诡其所喜乐之文也。齐衰、苴杖，居庐，食粥，席薪，枕块，是君子之所以为愅诡其所哀痛之文也。师旅有制，刑法有等，莫不称罪，是君子之所以为愅诡其所敦恶之文也。”（《礼论》）但是，它也造就了“文理”与“情用”之间的矛盾。礼之文与礼之质的“情”之间，进入了“情文代胜”（《礼论》）的阶段。不过，在荀子的观念中，礼的“文理”与“情用”之间是不矛盾的，尽管它们之间构成三种关系，无论是“文理繁，情用省”，抑或“文理省，情用繁”，还是“文理情用相为内外表里，并行而杂”（《礼论》），它们都是礼的隆杀表现形态，“故君子上致其隆，下尽其杀，而中处其中。”（《礼论》）是人们针对不同对象，执行的不同标准。

但是“文理省，情用繁”的礼之杀，会给人一种赞同直情而行的错觉。在《礼记》中，直情而行被称作是禽兽行为，在荀子的观念中，在治丧期间若不遵从礼节，“相高以毁瘠，是奸人之道也，非礼义之文也，非孝子之情也。”（《礼论》）荀子理想的情文关系还是“情文俱尽”，是“其立哭泣哀戚也，不至于隘慑伤生，是礼之中流也。” （《礼论》）这种情文俱尽的礼之中流也就是礼之文的理想形态，是它发展的极至阶段。这个阶段是前两个阶段的综合，同时它又孕涵在第二个阶段的“文理情用相为内外表里”（《礼论》）的关系中，其目的是为了“立中制节，一使足以成文理。”（《礼论》）这种情文关系恰如孔子的文质关系，只是荀子径直将情作为礼之质，是以情代孔子的“仁”而已。虽然荀子的情较之孔子的仁，更具有感性经验的性质，但它依然象仁一样昭示了人的心理活动的特征。

转贴于 由上可知，荀子礼之文与礼之质的具有三重含义。从礼之文来说，它首先与人情对应，是一种装饰，一种仪节，它要求“称情立文”，这在荀子论述三年之丧时，突现了种种外饰对人的感情的显现的意义；这个层次的礼之文所显现的礼之质是情；是对情的限制与调适。其次，荀子礼之文还指社会礼乐制度，作为规范“度量分界”的社会秩序，与此相应的礼之质其核心是礼义，相当于人们的交往理性。对于这两个层次的礼之文，荀子一概称之为饰，文、饰混然无别，这就容易给人一种礼自外作，而没有根源性的错觉[13]。清儒王夫之对此作了修正，对文与饰作了恰当的区分，以为“及情者文，不及情者饰。不及情而强致之，于是乎支离漫漶，设不然之理以给一时之辩慧者有之矣。是故礼者文也，著理之常，人治之大者也，而非天子则不议，庶人则不下。政者饰也，通理之变，人治之小者也，愚者可由，贱者可知，张之不嫌于急，弛之不嫌于缓。”[14]他将及情称为文，将不及情称之为饰，并将“文”作为礼的规定性，将“饰”作为政治制度的规定性，认为礼与政相较，在人治中，礼由于“著理之常”，更具有根源性的意义，这就与荀子的礼具有形上的宇宙之道是一致的。在荀子的礼之文第三层含义中，主要对日常习俗层面的遵从，“君子以为文”是在冷静理性支持下，对百姓某种盲从心理的默许，它有助于礼的形上之权威的确立，这样，作为礼之质的第三种形态，即形上的宇宙之道的礼，它没有明确的外在礼之文与之对应，但它的外在形式却可以指称宇宙间的森然万象，涵盖自然与社会一切景观，“故厚者，礼之积也；大者，礼之广也；高者，礼之隆也，明者，礼之尽也。”（《礼论》）也就是说在荀子眼中，自然之书和社会之书都是通过纷繁的礼饰符号来展现出来的。

注释：

[1]周群振：《荀子思想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87年4月版，第114页。

[2][清]王先谦：《荀子集解》，香港：中华书局，1978年8月版，《诸子集成》本第二册，以下所引荀子内容均出自该书，不再注明版本，只注篇名。

[10][11][清]戴震：《戴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5月版，第299页，第332页，第318页。

[3][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3月版，第3页。

[4]杜国庠：《杜国庠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7月版，第200-2001页。

[5]陆建华：《荀子礼学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打印本，2002年4月，第41页。

[6]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版，第121页。

[7]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56页。

[8]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29页。

[9]李泽厚亦认为荀子清醒冷静的理性批判态度，为张衡、王充、刘禹锡、刘宗元一直到戴震、章太炎所继承。见李泽厚著《中国古代思想论》第121页。

[12]杜国庠以为荀子在《礼论》中乞灵于自然，是对《天论》所阐明的原则的背叛，不过他对此作了“君子以为文”式的推测，相信荀子礼论中人道与天道相混是有意而为。见《杜国庠文集》第290-292页。

[13]梅珍生：《晚周礼的文质论》，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3004年3月版，第259页。

关于礼的作文篇8

关键词：和谐社会 礼仪教育 途径

一、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加强学生文明礼仪教育

自从党的十六大报告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党的重要奋斗目标之一提出之后，我国便朝着全面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努力奋斗着。“和谐社会”随之也成为了一种切合中国社会发展最大国情、适应中国经济发展和巨大社会变迁新需求的社会发展理论。和谐社会实质上是一个民主与善治的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社会、宽容与友善的社会、诚实与信任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的任务，是巩固我党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旺发达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和谐社会是社会全面系统的和谐，是社会各种要素和关系相互融洽的状态，它涉及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多种关系。在这其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应是最基本的和谐，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而礼仪是人际交往的前提条件，是创造和谐人际关系的基础。礼仪从理论上讲是一种和谐人际关系、和谐集体乃至社会的人类共同认可的道德规范。缺少礼仪，人与人之间就很难和谐相处，难以保持平衡。它的外显形式可以是人们言语方面的，也可以是行为方面的。

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中，还要求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而礼仪教育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讲文明，懂礼貌是人们精神文明程度的实际体现。一个人的文明程度不仅关系到自己的形象，同时也会影响到集体的精神面貌以至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由此可见，礼仪教育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然而，随着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一些人忙于物质方面的需求，无暇顾及精神领域的自我完善。很多人尤其是中学生出现了“礼仪危机"。他们大多都是独生子女，从小就受到过多的呵护甚至溺爱，导致在人际交往中，以自我为中心，缺乏谦让、合作的思想，不懂得尊重、关心、体谅别人，缺乏必要的礼仪修养。行为上放荡不羁，语言粗俗不堪，自私冷漠，我行我素，与精神文明建设极不和谐。甚至有一些孩子因为不擅社交而形成了任性、内向、偏执等不良性格。中学阶段是培养青少年学生良好品质的重要时期，是一个人发展的重要阶段。因此对中学生礼仪教育现状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加强当代学生文明礼仪教育的必要性

（一）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的需要

人要生存，就不能置身于社会交际之上。学习期间能否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对学生的身心成长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学生如能掌握基本社交礼仪规

范、知识及基本的交往技巧，遵循相互尊重、诚信真挚、言行适度、平等友爱等原则，他们就能顺利地开启各种交际活动的大门和建立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事实上，学生的心理障碍和心理不健康问题己成为教育不能忽视和回避的问题。“究

其原因，主要是当个人理想和现实情况、个人需要与实际条件出现矛盾时，理智、

情感或心理无法平衡和协调，自我不能采用正确的方式、方法进行调试，容易走向极端。尊重和友情、宽容和理解、关心和爱护是缓解其心理压力、排解其孤独苦闷、减少其内心矛盾冲突的良药。”

（二）培养高尚品味，建立文明形象的需要。

礼仪塑造形象，形象体现教养。大多数的学生在学习中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礼仪知识训练，所以在行为举止、个人仪表风度、礼仪规范、接人待物等方面力不从心。通过礼仪培训，掌握社交活动的礼仪规范，可以全面提升自身的素养，提升个人修养品位，塑造良好的气质风度，更好的展示个人的魅力。优雅的举止、

从容的态度、风趣的言语、优良的品德修养，有助于提高自信心。

现代社会，形象是金。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保持良好的组织形象以及员工的个人形象，只有时时处处讲礼仪，才能塑造出有品位的职业形象，只有遵循礼仪规范，才能保持和密切与社会组织的交往与合作。礼仪可以提升学生的职业形象，展示职业风采。

（三）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大范围的分工协作关系和商品流通关系，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地域与地域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合作，同时更带来了激烈的市场竞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教育报告中强调，21世纪的教育，不但要使学生有知识、会做事，更重要的是先学会做人。一个人的言行举止不能成为其道德水准和工作能力的判定标准，但却会对别人的第一印象和看法产生较大的影响。个人礼仪、应聘礼仪、社交礼仪、政务礼仪、商务礼仪等礼仪的掌握，，能够塑造学生良好的形象，帮助其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素质，使学生适应社会的需要，增强竞争能力。

（四）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语言表达思想，

行为体现道德，形象反映素质，素质表现教养。礼仪是社会文明的标志，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也是社会公民良好素质的标志。普及和应用礼仪知识，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

礼仪教育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教育体系中最基础的内容，对学生进行系统的

礼仪教育可以丰富他们的礼仪知识，使他们切实掌握符合社会主义道德要求的礼仪规范，并指导他们在实际生活中如何按照社交礼仪规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真正做到“诚于中而行于外，慧于心而秀于言’’，把内在的道德品质和外在的礼仪形式有机地统一起来，成为名符其实的有较高道德素质的现代文明人。

三、施当代学生文明礼仪教育的途径

（一）加强学校在实施青少年礼仪教育的关键因素

学校礼仪教育的内容具有全面性、系统性、层次性的特点，也具有一套便捷的可操作、可调控的教学方法和手段，能够根据社会发展和青少年健康成长需要高效率地完成教学目标和任务，可取得独特的教育效果。其中，教学是一项最直接、最经常、最主要的教育活动，是传授学生礼仪知识、培养学生礼仪行为习惯、建构学生礼仪素质的一个关键环节。国内外的教育家都非常重视教学对礼仪素质培养的突出作用；教育实践也证明了教学途径的独特功效。首先，通过礼仪课程教学，教师可向学生直接“灌输”礼仪知识和规范，为其礼仪价值观、审美观的形成和礼仪素质的发展奠定基础。礼仪课程包含礼仪理论知识、礼仪规范体系等多方面的内容。通过课堂学习，不仅能够使学生学会正确认识和处理礼仪、礼貌和礼节问题，而且还可帮助学生正确了解和掌握最基本的善恶观念和礼仪规范。在此基础上，学生方可形成良好的礼仪意识和文明习惯。其次，教师通过其他学科的课程教学，使学生掌握系统的学科知识，进而为学生礼仪素质的形成和发展提供必要的智力工具。再次，在教学过程中，各学门课程本也包含有较丰富的礼

仪文化思想，在教学中，通过挖掘各门学科的礼仪因素，也是一个对学生进行礼仪教育的过程。最后，由于教学过程中是一个师生间、同学间的多向交流活动，因而师生交流、同学协作的机会和场合较多，这也可以培养和形成师生交往、同学间交往的基本礼仪行为习惯，进而生成社会交往所应具备的礼仪素质，也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学校具有优良的礼仪教育环境，在教书育人、管理育人和服务育人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学校的环境、气氛也影响着学生礼仪素质的形成和发展。首先，学校的教学组织环境，包括课堂秩序、学习风气、生活条件、校园文化等，都将直接或间接地对学生礼仪素质的形成和发展形成影响。它主要表现为方向上的正确性、范围上的广泛性和作用上的持久性。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持久性，这是家庭和社会礼仪教育不可具备的。其次，一些非正式团体对学生礼仪素质的形成和发展也具有重大的作用。这些因素包括师生在课题内外的个人关系、同学间的老乡会、兴趣活动小组等。因为这些团体和关系是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和相似的个性倾向性建立起来的。它们对学生言行举止、交往方式、礼仪素质的影响作用不可低估。学校通过制定一整套严格的管理制度，科学的引导、鼓励和规范，使这些非正规团体起到正面的强化作用。

（二）发挥家庭在青少年礼仪教育的基础地位

就教育而言，家庭是人生中的第一所学校。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一个人的品行萌芽于童年时期，长成于少年时期，定型于青年时期，良好的品行大多是在幼年和童年时期建立起来的。作为人生起点的家庭和家庭教育，对于个体进入社会角色具有起始定势作用。在家庭中进行礼仪教育，是对学前儿童进行礼仪教育的主要途径，也是个体形成和发展礼仪素质的基础。

在家庭礼仪教育实践的过程中，家长要提高“身教”意识，以身作则，率先垂范，通过加强自身修养，规范自身言行，发挥好榜样和示范作用。可通过多读书、参加礼仪培训班等方式，不断提高自身的礼仪素质。另外，还要避免在家庭教育中执行“双重标准”，也就是家长在要求孩子规范言行的同时自己却不修边幅、散漫随意、出言粗俗。这样做不但难以实现家庭礼仪教育的目标，而且容易导致孩子的双重人格，甚至出现道德虚伪。

（三）重视社会在青少年礼仪教育的依托作用

“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这是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一句至理名言。社会教育相对于学校和家庭教育而言，是一种更广义的教育，是除二者以外的其他所有教育的统称，主要指各级社会组织、各种社会团体、社会传播媒体、社会舆论习俗、社会文化环境对人的教育影响和熏陶作用。社会教育的发达程度是一个社会先进与否的关键性指标，同时也是未来社会的主要教育形态。它是培养和提高青少年学生的礼仪素质的重要依托。

良好的社会礼仪环境有利于巩固学校和家庭礼仪教育的效果。学校和家庭的礼仪教育，对于青少年学生文明礼仪意识的形成和良好行为习惯的培养起着基础性作用。但是，从礼仪素质形成、发展和不断提高的全过程看，无论是在学校所接受的礼仪教育，还是在家庭所受到的礼仪文化熏陶，要固化为个人的礼仪素质，都离不开社会的作用。如果社会礼仪环境的影响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的内容要求相互冲突，那么，学生从学校和家庭教育中所受到的正面影响就会被大大削弱，很难积淀为社会所要求的文明礼仪素质，甚至会起到完全相反的作用。

（四）不可忽略网络在青少年礼仪教育的拓展功能

网络交往是一把“双刃剑”，对现实交往也构成一定的威胁。网络交往是借助人机对话的方式进行的，具有间接性和匿名性的特点，使得外部力量难以对网民行为形成有效的外在约束。由于网民行为主要依靠自我管理、自我调节，容易出现网民的网上行为失范，或者产生网络与现实中的双重人格，甚至出现虚假交往、网络欺诈等行为和现象。同时，网络交往中虚拟化的交往方式，使得一些网民抱着游戏的心态参与 交往，加剧网络交往中的信任危机并影响到现实环境中的交往行为，引起现实社会的信任危机。也有人过分沉溺于虚拟世界，不愿直面现实，与现实生活日益疏离，进而造成现实社会的人情日益淡漠。

网络礼仪教育是促进青少年学生个性全面发展的需要。网络礼仪是网民个体

在网络社区生活并参与网络活动的基本准则，为此，深入开展网络礼仪教育，必然有助于促进青少年学生的个性发展。通过网络礼仪教育，可以强化少年学生的自主意识和独立意识，使之不断调节外在行为和内心世界，以适应网络交往的需要。教育学生网上网下行为一致，可以减少“双重人格”的困扰，有助于形成健全人格；还可以培养学生广泛的兴趣和爱好，最大限度地开发学生的个性潜能。

总之，在当代中国，深入开展青少年礼仪教育，既有现实必要性、历史必然性，又有理论上的合理性。从我国目前现实情况看，由于青少年礼仪教育长期缺位，不但引起道德滑坡，而且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和民族竞争力提升均已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胁。深入开展青少年礼仪教育，是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的现实途径，也是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以便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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