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5 11:33:30
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
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
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
2、译文
春风吹起柳絮酒店满屋飘香，侍女捧出美酒，劝我细细品尝。
金陵年轻朋友纷纷赶来相送。欲走还留之间，各自畅饮悲欢。
请你问问东流江水，离情别意与它比谁短谁长？
3、赏析，这首诗是作者即将离开金陵东游扬州时留赠友人的一首话别诗，篇幅虽短，却情意深长。此诗由写仲夏胜景引出逸香之酒店，铺就其乐融融的赠别场景；随即写吴姬以酒酬客，表现吴地人民的豪爽好客；最后在觥筹交错中，主客相辞的动人场景跃然纸上，别意长于流水般的感叹水到渠成。全诗热情洋溢，反映了李白与金陵友人的深厚友谊及其豪放性格；流畅明快，自然天成，清新俊逸，情韵悠长，尤其结尾两句，兼用拟人、比喻、对比、反问等手法，构思新颖奇特，有强烈的感染力。
【关键词】龙膺；袁中道；交游
龙膺（1560―1622），初字君善，后改字君御，号太虚里人、偃骨无学人、人、醒翁、广文先生等，湖广武陵人。袁中道（1570―1624）〔1〕，字小修，晚明性灵派的主将之一。
龙膺性喜交友，曾说：“不佞实乐交海内士，海内士能文章者亦乐交膺”。〔2〕与万历文坛的众多作家都有着广泛的往来，其中与公安三袁的交往犹为密切。万历七年，龙膺与袁宗道：“同举于乡，一缔欢于鹿鸣，而心莫逆也”。〔3〕不久之后，袁宗道又结识了龙膺之父龙德孚和兄长龙襄（字君超），“家父兄遂以世世之好缔交伯修，而伯修亦莫逆余父若兄也”。〔4〕这是龙氏父子与袁氏兄弟情谊的开始。
万历三十一年，袁宏道为武陵之游，龙氏昆仲盛情款待，辞别之际，龙膺致书袁宏道，中云：“小修兄还子舍否？有怀如渴，亦能作武溪之游否？”〔5〕表达了对袁中道的想念之情。
万历三十三年夏，袁宏道与袁中道前往沙市观龙舟，龙襄前往拜访，诸人泛舟便河桥，会集章台寺，宏道、中道皆有诗记其事。〔6〕。其后，龙襄随宏道返回公安，不久辞别而去，宏道赋《送君超兄还武陵》二首为赠。〔7〕
龙父龙德孚卒于万历三十年，〔8〕，龙膺在家守制三年，于万历三十三年入京，“丙午（万历三十四年）秋，奉治兵张掖之命”。〔9〕授陕西按察佥事，治兵甘州。龙膺于是年秋返回家乡，偕母亲唐氏、兄长龙襄、幼弟龙京一同离开武陵。行至新野，龙襄入京赴试，龙膺同母弟赴甘州，两兄弟就此睽别。袁宏道亦于“丙午，乃偕中道入都，补仪曹主事”。〔10〕龙膺于此年秋杪与其在途中相遇，袁宏道作有《襄阳道中逢龙君御，君御节镇西宁，便道省太夫人》、《送君御宪佥治兵甘州》诸作。袁中道作有《赠龙君御佥宪备兵甘肃》，由于龙膺是第二次出塞，且是以文士行武事，中道诗称其是：“汉臣重出塞，才子更谈兵”。“风流儒雅汉仙官，笑靖胡沙学谢安”。〔11〕又龙膺的相貌举止酷似袁宗道，这也让中道不由得想起了亡兄，由此亦可见龙膺与袁氏兄弟情谊之深厚。
万历三十五年，宏道在京任吏部主事，中道、龙襄皆在京应试，其时三人多有往来。龙母于这年十月卒于张掖邸署〔12〕，“无何，太夫人之讣至自秦中矣。伤哉，伤哉！讣至，伯子以不得永诀为憾，痛不欲生。” 〔13〕龙襄得闻噩耗后，立即治装，准备回乡奔丧。“兄方待诏公车，讣至而奔，悲欲绝也”。〔14〕此时，在京与龙襄交好的中道诸人皆来安慰，“不肖辈属雁行之辈，往而慰之。谓伯子曰：‘仲子之侍养于秦也，养志也，孝也；兄之北走燕也，养志也，亦孝也。而太夫人之不幸于秦也，则为慈也。母慈而子孝，生者无愧，而逝者可瞑目矣。且人生宁有终不离别时耶？’伯子乃忍泪治装”。〔15〕其后，中道作《祭龙太夫人文》以奠。
万历三十七年年初，中道应龙氏昆仲之邀，“正月初九日，为武陵之游，” 〔16〕此时距宏道武陵之游已过去了五年，中道此次游历了宏道当年走过的多处胜景。关于这次游览的经过，《游居柿录》中记述得极为详细。初九日发舟，至龙襄处赏梅观书画，其后龙膺置酒胜果园相邀，赏画观景，读《陀灵应传》，作《君御园即席并次其韵》一诗。应龙膺之邀，至九芝堂看书画。数日后同龙君超、郝公琰，游德山，留善卷台，宿青莲社，作《入德山同龙君超》四首。是日，中道同君超还商讨了佛学中的有关问题〔17〕。其后同郝公琰、王吉人、龙君超游桃源县，中道作《游桃源记》记其事。此后经洞庭、马湖返回公安。中道此次出游历时月余，大半行程都有龙襄作陪。辞别之际，“君御以戴文进临郭熙袁安卧雪图见贻，云：‘是君家旧物也’。” 〔18〕又赋诗赠别，诗云：“君家兄弟武陵游，一属春初一晚秋。淡树浓花纷变态，洞烟溪水各凝眸。移山漫费愚公力，开径宜从谢客谋。妒我置身丘壑里，笔床茶灶木兰舟”。〔19〕
龙膺后于万历三十八年入京补缺，《祭五兄文》：
“越庚戌（万历三十八年）春，兄感口眼斜之疾。吾久当赴阙，依依不忍离。无何，兄渐愈。乃力析先人遗橐而三之，尤宁丰吾弱弟。已，强吾出舆疾，祖于功德母庵，信宿始别。吾饮泪北发，且叮咛兄善自摄也。凄恸如割，不啻十伯畴昔暌离矣”。〔20〕
龙膺于途中顺道拜访了正在公安的袁中道，“午后，会君御于署中，始得君超中风消息，惊叹久之。后得君超书，见其字迹端楷，乃觉受病不深， 稍为喜慰”。当晚，龙膺与中道饮于谷中，次日，“至沙市送君御”。〔21〕
龙襄后以“万历三十九年辛亥七月十七日卒于家”，〔22〕四年之后的万历四十一年年初，中道再游武陵，看望了病中的龙襄长子龙孝威，当在堂上见到熟悉的龙家旧仆时，不禁“相视泫然”。〔23〕
万历四十年尚在湟塞任上的龙膺遭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弹劾，愤然连上两本乞休，于四十一年离开边塞返回武陵，并打算于公安探访袁中道。不巧的是，袁中道于万历四十一年“三月初八日，从小河出虎渡，往游太和”。〔24〕一直到五月初四日早才返回沙市金粟园，不久“舟中得君御书，并仪，及哭中郎诗”。〔25〕中道于这年年底修书一封回寄龙膺，对龙膺不忘故旧之情表示感谢，又解释了自己没有及时回信的原因，最后向龙膺说明了近来读佛经的体悟。
龙膺归家之后，日夕徜徉于山水园林间，习禅茹素。万历四十三年，中道闻龙膺在渔仙寺，随即作诗相寄。渔仙寺是桃源县的一处胜景，后于万历四十一年秋末被龙膺购入，袁宏道、袁中道游桃源之时皆以渔仙为桃源诸景之最〔26〕。渔仙有三石室，其一名“伏波洞”，相传东汉马援曾来此避暑。是以中道诗中云：“今日龙君御，前生马伏波。重来寻洞壑，偶尔寄烟箩”〔27〕将龙膺比作了马援。
万历四十四年，在家赋闲三年后，龙膺受人推荐，任职云南，并于这年赴阙，于三月十九日偕崔受之抵京，中道出城迎接。〔28〕。不久中道进士及第，龙膺往贺，中道赋《君御过宿口占》。龙膺二十一岁中进士，中道却直到四十七岁方成进士，他不由的感叹道：“十年湘水飘零客，今夕同听长乐钟”。〔29〕中道此时可谓是悲喜交集，五味杂陈。当晚两人抵足夜谈，“话到圆通处，风尘奈尔何”。〔30〕。其后两人交游频繁，参加的聚会包括：殿试后不久，杨鹤招中道与龙膺宴饮；龙膺、中道、杨鹤同聚于米仲昭宅饮酒赋诗；两人同杨鹤、马氏兄弟观莲饮酒；李增华离京南还，龙膺、中道小集净业寺，为其饯行；杨鹤于海淀举行“海淀大会诗”，招龙膺、中道诸名士分韵赋诗；中道、龙膺、杨鹤渡金鳌玉桥，观西湖之水；中道于龙膺处见一貌似四十许人的百岁王姓老人；两人同米仲昭于长春寺看演《芸华记》；两人至王斗溟处观《白衣大士》画。〔31〕之后，龙膺改授山西参政，中道赋《送藩参君御先生至晋》送别。〔32〕龙膺到任后，驻蒲州，修书一封寄于中道，信中回顾了两人的交谊，并叙述了在蒲的苦况。〔33〕
袁中道于万历四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离京，十一月十三日归公安，又于万历四十五年四月初六，从沙市赴京候选，五月十二日抵京。〔34〕候选期间，寄信与移驻宁武的龙膺，称他是“望隆功著，开府计日可待” 〔35〕。数年之后，“尚是黑头公也”。〔36〕中道在京候选得徽州府学教授，十月十日赴新安，万历四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至徽州府，到任后，有书信寄龙膺〔37〕。龙膺在万历八年至十四年间亦曾任职徽州，与汪道昆共建白榆社，是以他在回信中称：“回首并州，眷怀榆社，恨不得与兄同时同官耳” 〔38〕。
可以说，龙膺与袁中道皆是对方生命历程中不可或缺的友人之一，他们彼此都非常了解，龙膺曾这样形容袁中道：“此屈宋中人也。而好新声、好少、好睡、好为山水游、好谈方外、好弹射人诗、好攻人过，与老奴同癖。实吾直谅之友”。〔39〕中道亦曾说“弟每向诸公称说，当今以文士而闲将略者，惟君御先生，此实语，非谀词”。〔40〕而且，两人在回顾这段友谊时，所得看法竟出奇的相似，
龙膺《与袁小修进士》：
“吾曹聚首时，未必甚欢甚昵，乃判袂后则无时时不相忆也。以市交臭味难合，徒令阮生白眼向人，而道义文章，心神冥结，愈疏愈笃，愈久愈亲。……故虽狂醉，时有抵牾噍让，而终不能失此兰金耳”。〔41〕
中道《寄君御》：
“仁兄与弟，有时而合若水乳，有时而略有违忤者，惟其真而已矣。两不设机事于心，故任其喜怒之互陈，而未尝少有缘饰。存赤子未散之朴，为纯白忘机之友，为仁兄与弟，庶几近之。……盖相爱之极，遂至相忘；相忘之极，不觉偶有相左”。〔43〕
可见两人虽时有争执龃龉，但那更多的只是一种思想的碰撞和交流，丝毫无损于两人的友情，这也是这段交谊最为引人注目的地方。
纵观龙膺一生，交游广泛，朋友众多，“兄弟友朋，缔交不乏，所称莫逆，仅得二三。” 〔44〕其中首推汪道昆，龙膺曾说荷知遇之恩的人中：“而汪为最深且久”。〔45〕，其次则是袁氏兄弟，“陈立父、袁伯修、中郎、江进之；则吾莫逆交……。其一时以风雅相友善者，魏肖生、梅长公、苏潜夫、袁小修……”。〔46〕与袁宗道、袁宏道为莫逆之交，与袁中道为风雅之友，龙膺与袁氏三兄弟的深厚交情可见一斑。
注释：
〔1〕关于袁中道卒年，各家说法不一，此处取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之说，《袁仪制中道》，第 568-569页.
〔2〕《龙膺集》，《与傅圆鼎恤部》，第252页.
〔3〕、〔4〕《龙膺集》，《哭袁伯修兄文》，第143页.
〔5〕《龙膺集》，《与袁中郎》，第243页.
〔6〕袁宏道诗见《袁宏道集笺校》， 《夏日同龙君超、傅仲执、萧季星、龚散木、崔晦之、小修、王小白泛舟便河，得桥字》，《又和君超韵》，《龙君超邀集章台，以看花台为韵，偕游为林伯雨、傅仲执、刘元质、萧季星、崔晦之、小修》，第1069至1072页。袁中道诗见《柯雪斋集》， 《同龙君超诸公游便河，得超字》， 《又步君超韵》，《君超招饮章台，赋得看花台三韵》，第149页至150页.
〔7〕《柯雪斋集》，第1076页.
〔8〕、〔12〕 《龙膺集》，《先大夫南户部员外郎诰封郎中修正庶尹玄扈公府君暨先太宜人状》，第131页.
〔9〕、〔14〕、〔20〕、〔22〕《龙膺集》，《哭五兄文》，第137页.
〔10〕《柯雪斋集》，《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第759页.
〔11〕《柯雪斋集》，《赠龙君御佥宪备兵甘肃》，第173页-174页.
〔13〕、〔15〕《柯雪斋集》，《祭龙太夫人文》，第797页.
〔16〕《柯雪斋集》，《游居柿录》卷二，第1117页.
〔17〕《柯雪斋集》，《菩萨二乘说》，第904页.
〔18〕《柯雪斋集》，《游居柿录》卷二，第1131页.
〔19〕《龙膺集》，《赠别袁小修》，第365页.
〔21〕《柯雪斋集》，《游居柿录》卷四，第1196页.
〔23〕、〔24〕、〔25〕《柯雪斋集》，《游居柿录》卷八，第1279、1288、1294页.
〔26〕《龙膺集》，《石梁阁记》，第101页.
〔27〕《柯雪斋集》，《汪师中自花源来，得龙公、杨弱水消息，喜而有赠》第327页.
〔28〕、〔31〕、〔34〕《柯雪斋集》，《游居柿录》卷十一，第1361、1361-1364、1371-1385页.
〔29〕《柯雪斋集》，《君御过宿口占》，第349页.
〔30〕《柯雪斋集》，《喜君御先生过宿次韵》，第347页.
〔32〕《柯雪斋集》，第353页.
〔33〕、〔41〕《龙膺集》，《与袁小修进士》，第256页.
〔35〕、〔36〕、〔40〕《柯雪斋集》，《寄君御》，第1086页.
〔37〕、〔43〕同上，第1087页.
〔38〕《龙膺集》，《答袁小修》，第271页.
〔39〕《龙膺集》，《与杨文弱计部》，第255页.
〔44〕《龙膺集》，《与陆履素都运》，第242页.
〔45〕《龙膺集》，《三先生咏》，第312页.
〔46〕《龙膺集》，《钟幼芝〈四壁堂稿〉序》，第46页.
【参考文献】
[1]〔明〕龙膺著.梁颂成，刘梦初，辑校.龙膺集[M.]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2]〔明〕袁中道著，钱伯城点校.柯雪斋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3]〔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刘氏三兄弟是茶陵县腰陂镇石陂村甚至是茶陵县投身革命运动的领头人。为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为中国革命作出了无私的奉献。在他们的感召下，石陂村的年轻后生相继加入革命阵营，其中载入史册的就有195名烈士。
刘月生就是在刘氏三烈士的感召和帮助下，走上革命道路的。
竹陂掀起农民运动，刘月生加入儿童团
刘月生于1917年出生在茶陵县东山村，因家境贫穷，父亲刘树凤40元钱将他卖到竹陂村刘连启家。两年前，刘连启因病去世，这个家便由其老伴李启嫂支撑。
李启嫂与刘端仔、刘鸿陵、刘悔余三兄弟相处极好。刘月生对刘氏三兄弟，是以大爷、二爷、三爷相称。
刘月生9岁那年，即1926年，正是竹陂闹农民运动火热的一年。刘悔余在竹陂举办政治夜校。他早些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受、罗学瓒等人先进思想的影响，非常向往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加入中国，被选为中国茶陵县第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任县党部组织委员。他受中国共产党茶陵支部的派遣，来到他的家乡竹陂搞农民运动。他进政治夜校，随身带着他的孙子刘月生一同入场。当时，政治夜校是一桩新鲜事，刘悔余又亲自讲课，从古到今，从县内到县外，讲得浅显易懂，生动活泼，让刘月生开了眼界，长了知识。竹陂乡农民协会成立之时，刘月生报名参加了儿童团，担负站岗、放哨、查路条等任务。
刘悔余在发动群众的同时，培养自己的两个兄长加入中国共产党。刘鸿陵入党后，即当了腰陂区竹陂乡农民协会委员长。他领导竹陂农民清算大豪绅刘升庭。刘升庭掌管竹陂、石陂、布庄三乡农民共有的育婴堂、义仓会、赈济会，长期以来既不肯公布账目，又不肯让别人接管，听从侄子刘仲华的主意成立石陂的假农民协会，与竹陂农民协会相对垒。竹陂农民协会气愤已极，命赤卫军战士绑缚刘升庭，将其按倒在板凳上，并用力敲着地上的腰子盆，摆出了将刘升庭当猪杀的架势。彼时，县农民协会派员赶到，宣布不承认石陂农民协会，并宣布暂不杀豪绅刘升庭，但可以与其儿子、接管账本的刘算账，将来视情处理。刘升庭连忙磕头作揖：“请你们来算账，算出一千赔一千，算出一万赔一万。”回家后，刘升庭立即将账本交出来了。
夜里，竹陂、石陂、布庄三乡农民代表集中来算账，发现少了三年的进仓明细账，而且过了一个时辰还不见管账人刘到来，算账无法进行。原来刘江清已经逃往江西，刘升庭也隐而不见。这时，气愤的三乡农民决定捉拿刘。
刘氏三兄弟夸刘月生“人小鬼大”
刘鸿陵因刘出逃而陷入了苦闷。这天晚上，刘鸿陵、刘端仔、刘普苟坐在家里商议如何才能捉住刘。他们议论来议论去，觉得成立假农会是刘升庭在县衙门办事的侄儿刘仲华出的主意，只要捉到刘仲华，才不愁抓不到刘。
李启嫂也认为，刘升庭发了横财应该吐出来。她决计帮刘鸿陵一把，对他说：“明日你们到县里聚贤客栈等候，我带着月生到县城见见我的哥哥，看他有什么办法没有。”
刘鸿陵见李启嫂愿意帮忙，心里自然高兴，连忙约定：以聚贤客栈为接头点。
次日一早，李启嫂拉着刘月生往县城见他的哥哥李老爷。李老爷由尧水乡里移居县城多年，以代人写状纸为业。平日里尚能仗义执言，在县城颇有声望。李启嫂本意是想请老兄出面，告诫刘仲华，将刘送到农民协会去算账。不料，李老爷不肯应承此事。他说：“刘不去与农会算账，估计自己一去凶多吉少，还不如逃之夭夭。至于刘仲华，他又如何肯将自己的堂兄往死里送呢！对于此事，我一是不便启齿，二是言而无用。”李启嫂知道兄长一时无法，只是着急。
这时，站在旁边的刘月生发现了书桌上李老爷的名片。他想起有人来见李老爷时，手中不是拿着名片吗？于是，刘月生便趁李老爷不注意，从桌上取出一张名片，揣在口袋里，以上街去玩为由，溜了出去。
一出门，刘月生赶快顺着茶陵城一条东西向长街向县衙门方向跑。跑着，跑着，离县衙门还有几丈远的地方，忽听到一声叫唤：“月生！月生！”刘月生站定，回头一看，发现喊声来自聚贤客栈。他定睛一看，刘鸿陵完全变了样，着一件月白色长衫，鼻梁上架一副黑眼镜。刘端仔紧紧地站在刘鸿陵身边，刘普苟也站在这里。刘月生向他们诉说了原委之后，拿出李老爷的名片说：“这不知有用么？”刘鸿陵接过名片一看，连声说：“有用，有用。”
化装成绅士模样的刘鸿陵和刘普苟来到县衙门，向卫兵递交了名片：“求见刘仲华先生。”
卫兵见一位绅士前来求见，不敢怠慢，立即将名片递给了刘仲华。
刘仲华本是闭门不出的。这次见到李老爷的名片，以为真是李老爷来访，勃然心动。于是，他兴冲冲地来到衙门口迎接。刘仲华刚一探出身子，刘鸿陵当即将其逮住。待刘仲华搞清是怎么回事时，已经被农民挟持走了好远。
捉住刘仲华之后，竹陂农民协会即放风：“5日之内，不以刘来调换刘仲华，即要将刘仲华杀掉。”
这样一来，刘升庭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连连磕头求饶，以身家性命来保刘仲华。
刘仲华从湖南省优级师范毕业后在县衙门里干事，又在中学兼课，有学问、有地位，被称为刘家的“智多星”。刘升庭一直厚爱亲侄子刘仲华，觉得儿子刘不过是酒囊饭袋，无能支撑刘氏的家业。刘升庭经过权衡，认定救刘仲华要紧，于是连忙派人去江西唤回刘，通过中介忍痛用刘换回刘仲华。
竹陂、石陂、布庄三乡农民和刘算账后，发现刘贪污罪行严重。不久，刘被处决。三乡农民由此加强了团结，农民运动出现了高潮。
刘悔余、刘鸿陵、刘端仔夸赞刘月生人小“鬼”大，他们祖孙更加亲密无间了。
乡亲们救出刘月生
由于叛变了革命，湖南“马日事变”后，农民运动陷入低潮。
1927年8月，茶陵县建立了一支游击队。经过近两年时间的战斗锻炼，这支队伍以九陇山为据点，逐渐发展壮大。1929年初夏的一天，侦察员向游击队长谭家述报告：“讼棍”李老爷回尧水老家了，住在他的儿子李介藩处。谭家述立即命令李运苟率领一小队游击战士下山捉拿，游击战士破门而入时，屋里空荡荡的，只留下几名女工。原来李老爷嗅觉特别灵敏，知道游击队在几十里外的九陇山安营扎寨，呆在这里难保无虞，于是，连忙收拾细软，举家迁移进城了，游击队迟到了一步。
有一个曾在李介藩家做过长工的游击战士，名叫矮里。他说捉到刘月生可以保证李介藩会送罚金到山上来，因为最近几年，年年遇见李介藩的姑姑李启嫂带着一个孙子来这里过伏天。李介藩一家上自老爷，下至佣人都非常看重这个孩子……听矮里这一说，李运苟来劲了。他想既然李老爷、李介藩钟爱刘月生，那么抓住刘月生，李家肯定会出钱赎人。现在刘月生还在15公里以外的竹陂，没受惊动，肯定能抓住。想到这里，李运苟问矮里认不认识刘月生，矮里说认识。李运苟大手一挥，队伍朝竹陂奔去。
果然，刘月生一点也没有想到会有人来抓他。这天，他走在往腰陂墟去的路上，似曾相识的矮里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他便被游击队带上了一条陌生的路。不知翻过了多少座山，趟过了多少条溪，穿过了多少个洞，他于次日天黑时，来到一个极阴森、极隐蔽的处所。他还没有站定，就被强行塞进了一间黑糊糊的牢房里。这里就是游击队设在九陇山关押土豪的地方。
刘月生在牢房里站定，待瞳孔放大后，依稀见得房内挤挨在一起的尽是女人，一个个蓬头垢面，露乳坦胸。这些女土豪差不多是轮流向牢房里仅有的一便桶里拉撒。十几个平方米的牢房里，时刻被屎臭、尿骚充盈着。
这些女土豪，是从江西省永新、宁冈和湖南茶陵抓来的。自从掀起土地革命风暴以来，男土豪大部分已经离家出走，只留下女土豪在家。游击队捉女土豪，专捉年轻的，这样行动方便。游击队对男土豪管得较严，动刑、杀头的有之；但对女土豪则比较宽松，只要她们不越狱逃跑，就不怎么去追究。刘月生年纪小，游击队怕他在男牢里受到惊吓，特意将其安置在女土豪牢房里。
不久，刘鸿陵回到竹陂，听到李启嫂哭诉，心里一惊，生怕刘月生发生意外，决计去找县游击队队长谭家述说明原委，将刘月生领回来。
刘鸿陵敢于去找谭家述领人，是因两人有过战斗的情分。1926年10月18日，刘鸿陵和谭家述分别以竹陂和中洲农民协会代表的身份，出席了茶陵县农民协会成立大会。会上，谭家述说到茶陵农民赴广东挑盐的种种苦情。刘鸿陵从刘悔余那里得到了省榷运局长来参加茶陵农民协会闭幕式的消息，将消息旋即告诉了谭家述。他两人就商量了一个提案，要求取消茶陵的粤盐税。闭幕式这天，省榷运局长真的到会了，并在会上宣读了他俩的提案，获得了通过。后来，谭家述参加了南昌起义，参加了井冈山斗争，最近，将他派回，任茶陵游击队长。刘鸿陵则一直在县内做党的秘密工作。两人虽不战斗在一起，却彼此惦记着。
这天一早，这两个战友沐浴着晨光，在一片寂静的山林里相会了，两双结实有力的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谭家述用惊异的眼光打量着刘鸿陵，问：“老兄，你怎么来了，找我要枪还是要钱？”
刘鸿陵哭着说：“我不要枪，也不要钱，而是要人……”
“要人！要一个班，还是要一个连？”谭家述打断了他的话。
“我只要一个人。”说着，刘鸿陵伸出一个指头。
“你要什么人？”
“我要关在你们这里的一个小孩。”
“啊，你要刘月生！”谭家述明白过来了，“他是作为李介藩的人质捉过来的。”
“李介藩才不会管这个孩子的。这个孩子聪明、进步，早年已参加了革命活动……”刘鸿陵将刘月生如何投入农民运动、如何组织儿童团，如何揣取李老爷的名片巧捉刘仲华，以及他家如何以40块银洋卖到刘连启家的原委，详详细细地诉说了一遍。
谭家述当然相信刘鸿陵的话，因为他早就不赞成以出身定终身。他相信少数出身地主家庭的青少年，也会有革命之举。特别是听到刘月生的许多故事，更是从心里喜欢刘月生了。他马上下令，让刘月生洗澡换衣，出来见刘鸿陵。谭家述拍了拍刘鸿陵的肩膀：“你带走吧！”当刘月生回头瞧着谭家述时，谭家述叮嘱刘月生：“好好跟着你的鸿陵爷爷干！”
乡亲们护送刘月生当红军
刘月生回到竹陂，竹陂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竹陂群众将义勇队赶跑了，成立了竹陂苏维埃政府，选举刘乜仔担任主席。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竹陂划了阶级。李启嫂家因有10多亩田，家中人口少，人平占地水平高，且雇过长工，被定为地主，李启嫂被定为地主分子；与李启嫂同伙的刘月生和刘月生的表姐腊梅被定为地主子女。这时，竹陂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刘乜仔来到他们家，对他们说：“你们家地主成分归地主成分，人归人，对于你们家田地产业，毫无例外，一律归公。对于你们家的人，与其他地主区别对待。你们倾向革命，乡里谁个不晓！”3月，刘乜仔介绍刘月生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乡里驱逐豪绅地主出境时，刘乜仔将李启嫂从被驱逐的队伍中带回，保护下来了。当村子遭到士兵大规模烧杀摧残时，竹陂乡苏维埃政府带领群众向苏区后方转移，也将刘月生和腊梅吸收在转移人员之列。这样，刘月生深深感到：革命队伍仍然将他当作自己人。
向苏区后方转移的这天，刘月生随着难民来到茶陵境内的贝江村，遇上了茶陵县独立营。他向营长苦苦要求，让他当红军战士，营长被他的执着和坚定感动了，同意他参加红军。当时，有人提出要政治审查，营长说：“已经帮我审查了。凡是被赶出家园的难民都政治合格。”就在这时，刘乜仔特意赶来对营长说：“他是刘鸿陵的孙子。”营长也认识刘鸿陵，更加喜欢刘月生，让他给二连连长当勤务员。
1933年11月，中共湘赣省委和省军区组建红军新编独立一师，茶陵独立营被编入该师，转战湘赣两省。
1933年9月，湘赣省颁布了《迅速完成查田运动的训令》，一场查田运动在湘赣苏区的地方上和军队中同时展开。
这天，新编独立一师驻扎在梅花山，给每个战士发一张表，表中有一栏，也是最重要的一栏“家庭成分”。刘月生知道，家庭成分的填报，对自己一生的前途至关重要。他知道生父家里贫农成分，养父母家里是地主成分，于是他在表格内填上“地主”。这一填可就大祸临头。部队首长平日里是很喜欢他的，战士们对他也十分亲密，但用政策一衡量，刘月生就是混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他就不能再留在部队里了。两天后，部队将他送交梅花山苏维埃政府管理。
梅花山属江西省永新县，与茶陵毗邻，距石陂仅一天的路程，刘月生穿着一身破旧军衣，来到梅花山，将部队首长写的一封信交给了苏维埃政府陈主席，陈主席看信后大吃一惊，双眼久久地盯在刘月生这张英俊且稚气很重的脸上，用怀疑的口吻问：“你就是刘月生？”“是！”刘月生强压内心的痛苦，以军人的口气回答着。“你今年多大？”陈主席问。“我16岁。”刘月生回答。
“你是怎么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的？”
“我生父家里穷，是贫农成分。因养不起我，将我卖出去。买我的人家是地主。”
“你为什么不报贫农成分？”
“我在地主家生活了3年以上的时间。”
“乱弹琴！”
听到这里，陈主席已经喜欢上刘月生的诚实品格。沉默了一会之后，又问：“你是怎么参加革命的？”
刘月生回答说：“我是跟着堂爷爷刘鸿陵参加革命的……”
“什么！刘鸿陵！”陈主席惊讶了，“刘鸿陵是茶陵县模范师长。四打茶陵城时，我们梅花山赤卫队归他指挥哩……好，不讲了，你就住在我家这边侧屋里，白天给军烈属家种田。在哪家做事，就在那家吃饭。”
刘月生就在梅花山这样生活下来了。
这时，竹陂苏维埃政府刘乜仔，正带领群众转移到苏区后方，得知了刘月生被清除红军队伍，并下放到梅花山劳动的消息，立即跑到梅花山来，与陈主席见了面。两位老战友曾经在刘鸿陵领导下四攻茶陵城，如今两人见面，格外亲密，当刘乜仔以竹陂乡苏维埃政府名义领回刘月生时，陈主席马上将正在田陇里干活的刘月生交给刘乜仔。刘乜仔对刘月生说：“你不要难过，别人不了解你，我们了解你。你回到我们难民中去，有我们吃的，就有你吃的。我们一块逃难吧！如果有一天，我们回去要死也死在一块吧！”刘月生听这一说，马上将脸上的泪水一揩，浑身来了力气，转身跟着刘乜仔走了。
刘月生回到难民营中，刘乜仔为刘月生恢复了团籍，然后去部队领来一张入伍登记表。在“家庭成分”栏内，按照刘月生生父家庭成分，填上“贫农”二字，加盖竹陂乡苏维埃政府公章，又一次将刘月生送往了红十七师五十一团，参加红军的北上行动。
从此，刘月生一路走来，由湘赣边至湘鄂川黔，至长征，至抗战胜利，至全国解放；由战士、青年干事，升至营教导员、团政委、师政委、军委工程兵政治部主任、军委工程兵副政委等职。1961年晋升为少将。
俗话说：“吃水不忘挖井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刘月生就是这种人：对刘氏三兄弟以及竹陂乡亲永远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新中国成立后，他7次回到故乡，每次回乡都要缅怀刘氏三兄弟，都要向故乡人民表达感激之情。他为家乡人民建立学校，为学校添置电脑设备，修建防洪堤，改土造田，设立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等，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
杭集镇是历史上扬州雕版印刷的根据地，自祖父陈开良开边“杭集刻字坊”以来，雕版印刷就成了陈家四代人薪火相传的职业。年长日久，雕版印刷已经不再是一门职业这么简单，而是成为陈家人的精神家园。
陈义时躺在躺椅上捧着火炉，身子随着椅子摇晃，家族的故事随着炉火溢出来。
地处扬州西郊的杭集镇，地方虽不大，但自古以来就是扬州雕版印刷的中心。在雕版印刷繁荣时，仅陈义时家所在的陈家庄，也就是如今的王集村陈东组，从事雕版印刷的工匠就多达60人。“我年幼时，仅家里的刻字坊里就有30多位工匠，写样、雕刻、装订各司其职。父亲带着工人来往于上海、南京、杭州等地拉订单、送货。杭集镇上，不断有外地的客商慕名而来看版、下订单。用现在的话说，杭集有雕版印刷完整的产业链！”从祖父创立杭集刻字坊以来，陈家就凭精湛的刻字技艺奠定了雕版印刷名门的声名。
雕版印刷分为官刻、坊刻和家刻三类。官刻是官府组织的刻印工厂；坊刻是由私人作坊主聘请雕版印刷艺人开设的作坊；家刻则是家族传承或拜师带徒式的“个体户”。自清末国外先进的印刷技术引入之后，雕版印刷官刻逐渐消失，而坊刻和家刻却艰难地延续下来。
杭集镇虽小，不得官刻垂青，却是坊刻、家刻云集之地：陈恒和父子的书店“陈恒和书林”，在此搜集乡邦文献遗稿，辑刊出版过《扬州丛刊》；陈开良祖孙的杭集刻字坊，在此整理过古籍名著《四明丛书》《暖红室》；雕版学者杜信孚在此著书《明代版刻综录》……正是这些书林、字坊、学者、刻工构成的“杭集扬帮”，让扬州成为中国雕版印刷重镇，培养出陈履恒、陈正春、陈礼环、陈开华、王义龙、刘文浩、陈兴荣等一大批刻工，让古老的雕版印刷得以传承下来，成为印刷史上的“活化石”。
然而“活化石”挺过了千年的风雨，却没有躲过日军侵华和两次浩劫。日军侵华后，在扬州引入西方先进的印刷术，扬州雕版印刷生态链脆弱的平衡被打破，陈义时父亲陈正春经营的杭集刻字坊破产。幸运的杨仁山居士在南京创立金陵刻经处时，为了培养刻工，特地送人到杭集刻字坊学习。
“杭集刻字坊破产时，金陵刻经处已成为全国佛经刻印基地。金陵刻经处向我父亲陈正春发来邀请函，父亲就带着手下的刻工投奔了金陵刻经处刻佛经、佛像。”陈义时说。
然而，好景不长，解放后，佛经、佛像成了“四旧”，是销毁的对象，金陵刻经处也关闭了，陈正春再次失业。正当陈正春被逼得走投无路时，杭集扬帮另一位代表人物陈恒和书林创始人陈恒和之子陈履恒让他柳暗花明――此时的陈恒和书林因为经营困难已经并入了国营的扬州古旧书店，需要用古老的雕版印刷术刻印古籍图书。于是杭集镇坊刻的代表陈履恒家族和陈正春家族作为代表被“招安”，由坊刻刻工变成了官刻刻工。
1958年，扬州古旧书店改名广陵古籍刻印社，杭集镇少部分技术精湛的刻工被招进扬州城，更多的工匠则转行，杭集扬帮这雕版印刷史的著名流派就此没落。
1982年，陈义时秉承父命来到再次开张的在“”中被封的广陵古籍刻印社，重启家族经营了三代的雕版印刷业，成为在拳刀刀锋上的舞者，黄灯青卷，一刻就是30多年。《礼记正义校勘记》《西厢记》《桃花扇》《春灯谜》《红佛记》《四明丛书》《老子》《西方三圣》《欠伸稿》――三十年如一日，每天60个字，大批历史古籍文献以黄梨木为纸、拳刀为笔、血泪为墨写就。
陈家的祖宅是一个三进的院落。第一进小院种满各式花草，第二进的天井是木工房，第三进小院则是原材料库，陈义时领我来到第三进小院。
五六十平米的院子正中是一个巨型水池。陈义时走到池边，挽起衣袖把手伸进黑色的池水中，捞起一块黑色的木板。“这是黄梨木。黄梨木是一种只开花不结果的梨树，因为木质坚硬，所以是做雕版的好材料。”陈义时捞起黄梨木板后，先是凑近瞅瞅，然后用鼻嗅嗅，最后用指甲扣扣后，摇了摇头自言自语地说：“糖份还没除尽，还得呛呛！”陈义时所说的“呛呛”，是指雕版板材制作过程中用石灰水去除木质中的营养物的工序。用石灰水“呛”过后，木材中的养料就被去除了，做成的雕版就不容易被虫蛀。
“呛好的木板捞起来后，不能暴晒，那容易开裂；不能堆放，那容易腐烂，应在通风阴凉处阴干。”陈义时指着院子围墙边正在阴干的木板开始解释雕版制作工艺。雕版印刷是一项系统工程，从原料制作开始，到写样、刻板、印刷、装订，有几十道工序。
以前，祖传的雕版印刷技艺是一门发家致富、不外传的手艺。“小时，家里有几十个工人，为防止技术外泄，每个工人一生只会学一道工艺，写样的只写样，刻版的只刻板。就算刻板中，发刀、挑刀，一个刻工也不让全部精通。挑刀对力量、眼力要求比较高，一般只让40岁以前的年轻人学。到40岁以后，眼力不行了，经验丰富了，才教发刀。不然，让他们全部学会了，就会和自己竞争。但是如今，学的人少了，没有那么多人配合，就必须教所有学徒全套工艺。”陈义时话不多，但是说起祖传的雕版记忆时，就变得滔滔不绝。
一块黄梨木板，一把锋利拳刀，三个花样年华的女孩正屏气凝神刻版。“发刀要快，干净利落；挑刀要准，不偏毫厘。”陈义时站在女孩背后，厉声指导徒弟，一边看徒弟雕版的动作，一边观察她们的表情。陈义时教徒很严，希望她们能够用心把自己的技艺传承下去，但是又怕自己太严厉了把她们骂跑了。现在收徒弟不容易，这几个徒弟主动请缨学习雕版印刷，这让陈义时非常感动。
陈义时的儿子陈静不肯“子承父业”而是改行做了玉雕，但新近注册了一家名为“扬州市东方雕版印刷文化传承保护中心”的公司。做玉雕赚到钱后，他希望重新回归家族的雕版印刷这个行当上来，但是父子俩却在“何为传承”这一点上存在分歧。
陈义时认为，传承就是自己要成为工匠，能拿得起拳刀刻得了版；陈静认为，传承就是让工艺和市场找到平衡点。老子衡量传承的标准是教出了多少徒弟；儿子的判断准则是多少人对雕版形成购买力。
电影《金陵十三钗》是张艺谋导演近年来一部史诗级的战争巨作,这部影片,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商业上都被寄予厚望。下面由小编来给大家分享金陵十三钗观后心得，欢迎大家参阅。
金陵十三钗观后心得1热播的金陵十三钗博得了影迷们的不少热情，在观看之后，有了一些不一样的感受，整理一些金陵十三钗观后感，以供参考：
金陵十三钗观后感1、故事类似于回忆录，是由书娟回忆作为旁白，我以为当贝尔饰演的“神父”开车将女学生们送走后，会描述一段这些秦淮河女生如何反抗小日本的剧情，很遗憾，电影在贝尔驱车护送女学生们离开后便结束了，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这部电影和国产的其他影片不一样在于贝尔，正因他的出现使这部影片多了些国际化色彩，影片全程85%以上都是英文，就连渡边笃郎饰演的日本军官也都是用英语交谈。能够这么说吧，我之因此去看这部影片也是由于贝尔，他诠释的蝙蝠侠深入人心，第一次在中国拍戏，很想去看一下他的精彩表现，真的没有令人失望，不愧是好莱坞一线巨星，他能够瞬间变成一个放荡不羁的playboy令人捧腹，也能够瞬间变成庄重的神父，义正言辞令人崇敬。
金陵十三钗，听到这名字肯定是讲女生的。十三个“女生”(电影其实是十四个)，只有看过电影的才知道内涵。但是一部戏只能有一个女主角，故焦点落在了玉墨身上，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玉墨转身走路的妖娆姿势，这绝对是这个主角的招牌动作。每个人都有精彩，但是相比之下玉墨更出彩，倪妮演绎的入木三分，我都怀疑她平时就是这个样貌。
虽说是青楼女子，这些女生身上良知的一面或许就是影片的亮点。豆蔻为了给浦生谈好听的琵琶曲，回到满目疮痍的妓院遇到日本鬼子，不甘凌辱咬破日本鬼子的耳朵，被残忍的刺死了;香兰仅仅为了漂亮的玉耳环回到妓院无疑说明这个女生贪财爱慕虚荣的，而在她只剩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拽着日本鬼子的腿帮忙豆蔻逃脱时，她的善良倔强令人生敬。这些女生们替学生们去赴日本人的“生死宴”，更是人性光环的最大亮笔。
在这一座破旧的教堂里，真正的神父死了，当女学生们把贝尔作为唯一的依靠时，他做的只能是朝着日本人怒哄或用人道主义去感化求情，用善意的谎言去安抚孩子们受伤的心灵，手无寸铁他做得已经够多了。贝尔驱车送女学生们离开时的热泪盈眶令人回味，那时的脑海里他想的是什么。是玉墨的安危，是战争残酷的无奈，还是自己身临其境的凄凉?这部电影总体气氛是很凝重的，尤其是佟大为领导的军队和鬼子负隅反抗的时候确实是情绪的最低点，但是没有泪眼朦胧。反正看了这部戏更加痛恨日本人了，这些狗日的上辈子必须没见过女生。
个人感觉这部电影是导演心血的结晶，比三枪拍案好几千倍甚至几万倍，能够当做导演最有代表的作品，冲奥的机率那就看专业人士的评定了。
其实一部好的电影作品不必须票房高就是佳作，口碑更加重要吧。周星驰的电影作品在当年不必须就是票房冠军吧，但是时隔多年你在电视或是网上再看到它的时候，还是愿意去回味一下，百看不厌;而有的电影你花钱看过一遍，等有机会免费看的时候却不想看第二遍。好的作品是能够经得住时刻的推敲。
俗语说得好，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以上纯属个人观点，牢骚这么多主要是为了对得起偶的60元大钞。
金陵十三钗观后心得270多年前，我们输了，输给了千年前还是我们学生的的倭国，但为什么呢?!
先来报道一下观影现场的体验。
离我好几排的最后一排坐着一对中年人，带着个5、6岁的小P孩，P孩不停地在电影关键场景时刻大声地问些弱智问题，或时不时地哭闹，爸妈则要么旁若无人地、愚蠢无比地试图给P孩讲解10岁小孩都明白不了的复杂的剧情，要么只是像在自己家里似的嘻嘻哈哈地由着P孩哭闹，引得众人侧目，但都默然而无人制止。我擦，您不知道这是有关国耻的片子，以为这是在看玩具总动员吗!你难道不知道带着P孩看这种电影，就算您自己不怕观影受影响，但会影响别人观影吗?!这是怎样的素质!---那一刻，我知道了中国为何输!
坐在我后排的是一帮男女，一男的在开始放映后，仍不断洋洋自得地、像在课堂演讲一样地说自己以前在南京上过几年学、听着南京话多亲切之类，碰到残忍电影场景，竟也眉飞色舞地拿残酷开玩笑，以刻意显摆自己对南京的熟知和自己的超现实的“幽默”，一帮狗男女也迎合嬉笑。我擦，您不知道这是有关国耻的片子，以为这是在参加欢乐PARTY吗是在相亲献媚吗!您难道不知道在观众应对国之伤痛而抹眼泪时，您竟旁若无人地插科打诨，这不是幽默而是无耻吗?!这是怎样的素质!----那一刻，我知道了中国为何输!
突然地起了鲁迅的文章，记起中国人像被拎着脖子的鸭子似地欢呼踊跃在中国土地观赏处决日俄战争中被俘的中国同胞!!!!……那是怎样的素质，那是怎样的悲哀，那是怎样的绝望!
国家的竞争是国力的竞争，更是人的素质的竞争。
70年前，日本已经实现工业化，全民普及教育，中国仍是落后农业国，文盲遍地，素质之别，战事未开，胜负已定!
70年后，当你看到日本孩子都能群众自觉将个人垃圾从公共场所带走，都能自觉地将盘中餐吃尽，而中国孩子，凡是玩过的地方都是垃圾一片，都不当回事地把自助餐中吃不完的美食倒掉时，……。。更当你突然意识到这一切发生在日本人均收入远高于中国的背景下时，你不禁得汗毛倒竖----我知道，我们输了，我们又输了，我们必然会输了，正因我们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
我很想扇那对中年人，很想给那个以在南京上过学而自居的SB一记响亮的耳光!真想把他们都送回到37年的南京遭倭寇蹂躏----呵呵，倭寇呀，拜托了，把他们杀了吧，他们本来就不配做人，更不配做中国人!那一刻，我知道了中国为何输!这一刻，我不想输!
金陵十三钗观后感3、看了这么多遍电影最后明白了这部电影的中心——人性最完美的东西牺牲。
第一次去看这部电影是模模糊糊看完的，更多的感觉是震撼和愤慨是不忍心。而看第二遍时眼睛变得清晰了，我看到了李教官看到玉墨看到约翰看到书娟看到所有学生和秦淮河女生。他们是被描述得如此清晰，一个个人物仿佛就在我面前他们是那么的生动那么的真实!
当我第三次走进电影院时可能没意识到我能认识到牺牲这个人性最完美的东西!
约翰从开始的‘二流子'为什么突然变成了保护孩子们的神父。玉墨一个风尘女子秦淮河的头牌一个在人性丑恶中生活的女生，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用自己去代替学生应对残酷的姐姐!李教官一个带着同生共死的兄弟即将逃出那好像永远不会消散的迷雾时，却会做出可能让自己和兄弟们永眠于此的决定。乔治一个貌似跟顾厨师一样身份的人却做出一个让大家笑着哭的决定。书娟的父亲一个汉奸身份的人，从一个自私的父亲转变成为一个舍生去为孩子们铺路的人。豆蔻一个为了让弟弟听到秦淮曲冒死去拿琴弦的风尘女子，香兰一个中弹后抱着日军大腿不放，只是为了让自己姐妹能跑远一点的秦淮河女生。和片中所有让大家感动的主角一样，他们身上都拥有最完美的东西——牺牲。在生命最无助的时候在环境最苛刻的时候，是牺牲带来了生机是牺牲带来了期望!
不管他们之前是什么样的人但那一刻他们都很伟大!
金陵十三钗观后心得3国破家亡，商女当真只懂侬语唱后庭?——题记
1937年的南京，因日本的入侵很快就沦为一座死城。满眼望去，皆是死尸，生者像那无头苍蝇般乱窜，只求找到一栖之地以便保住性命。唯一仍拼死抵抗的，只有寥寥无几的中国士兵。
可是教堂外那些搔首弄姿的风尘女子在这个严肃甚至危险的时刻，却还是如往常那般轻慢嬉戏。这不禁让人唏嘘，她们真的是在向乔治求助吗?
电影伊始，无论是乔治还是女学生，没有人喜欢她们，更别妄提“尊重“，即使是看似热情的男主角，也只是冲着美色而去。她们粗俗、淫靡，与矜持、高贵的女学生简直是云泥之别，因此也不配踏入这片还残留这着的净土。
当仅存的洁净被污染，暂时的宁静被打破，谁又曾想到正是这些低贱的风尘女子散发出的人性之光保护了孩子们的纯洁。她们清楚日本军队的邀请没有想象的单纯，所有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也许当初一句“姐姐们替你们去”只是为挽救孩子们别做傻事所找的借口。可是回到地窖，谁也没有多少片刻的轻松。玉墨的提议有人犹豫，有人反驳，但最终这些女人的善良战胜了内心的恐惧。
在临走的前一天，她们高兴地让约翰为自己化妆，因自己从未试过的装扮而像个小女孩般雀跃不停。如此模样其实正是她们心中所真正渴求的，浓妆艳抹实属被迫无奈之举。最后送给妹妹们的一首《秦淮景》，又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辛酸。或许被送上敌车回首的那一刹那，正是她们人生中最美的时刻。
最后电影的结局只讲述了约翰含泪开着载有学生的卡车逃出了南京，却并未交待女人们的下场。但谁都明白包括她们自己也心知肚明，前方等待她们的是死也不能轻易解决的可怖。
鲁迅曾言，真正的用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他为纪念并称颂刘和珍所写的。虽然这些风尘女子手无缚鸡之力，但在我看来“勇士”二字，她们当之无愧。或许这十二人在百年之后只化作一抔凄惨的黄土，永远无法摆脱那令人唾弃的卑贱身份。可我想她们并不会在意那所谓的身份与可笑的名誉，她们只是想做便做了。由此，才让我们真正看到污秽外表下，原来藏着的是一颗出淤泥而不染的心。
金陵十三钗观后心得4对于金陵十三衩，我并不陌生，因为在它刚刚上映的时候，我就已经体验了其中的彻骨心酸。今日坐在教室里，再一次的回味震撼。
一个动荡的年代，人心惶惶，无从逃离的恐惧，该如何去面对，该如何去铭记。真正的，看着大屏幕，深一些，如果我处在其中，我想对那满目的疮痍，我只会感到无力了吧。人人都道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对于这个年代的她们，近日网上的新诗应该更能道的真切些，商女熟知亡国恨，赎幼之身永贞真，山崩地摧志犹在，兴我中华休忘魂。兴我中华，休忘魂，魂，这是一个带着尊严与信念的载体。
整部影片，阴沉抑郁，灰暗的整体色调，看着就让人揪心，想着那里，人无安逸，恐惧扎心。小的时候，还记得在美术课上的水彩课，在多么美丽绚烂的色彩上，只需一点黑色加入其中，他便蔓延开来，腐蚀着多彩。但是，在一片黑色之上，多少亮丽的色彩只是转瞬即逝，刚刚延开的触角一眨眼便淹没在一片黑色之中，沉了下去，永远不会再起来。她们，一群拥着色彩的女子，被那一双双暗淡的眼睛透过美丽的窗子凝望着，有欢声飞扬，有笑语回荡。为了这群孩子，她们失了色彩，掩埋了，在这炼狱般的世界。金陵十三衩里包含着与以前电影一样的情感，爱国，奉献。中国人，很伟大，或者，人都是伟大的，在一个场景中，一段年代里，一波，又一波的涌现。教堂，在那么一个满是流血的土地算是一方避难之地了吧。外出却受死的她们，到底为了什么，琵琶弦，亦或是耳环?这些似乎微不足道的东西，她们也愿冒死而寻，处在世界的边缘，在边缘有如何呢，战火还是烧到了她们。当她们乔装学生，那怀中的剪刀，是她们赴生死之约的武器。一直记得在地窖里，她们的光彩，那般夺目，她们的歌声，虽然穿着朴素的学生棉衣，但那首透着苍凉凄美的秦淮曲，直到现在，任在心中，每每想到在一方小小的地窖里，却飘浮着多少的侠义真胆与真情心语，眼湿了，心碎了。
现在幸福生活的我们，回望历史的时候，对那惨绝人寰的场景最多只有哀痛，难以置信，生活前进中，人也慢慢忘记了哀鸣的痛楚。只盼全世界能平安永世，此般地狱的世界只存在于过去，放眼未来，是拉起的友好之手。
金陵十三钗观后心得5纪伯伦的《先知》里面有段话：“生活的确是黑暗的，除非有了渴望，所有渴望都是盲目的，除非有了知识，一切知识都是徒然的，除非有了工作，所有工作都是空虚的，除非有了爱;当你们带着爱工作时，你们就与自己、与他人、与上帝会为一体。”最近看了《金陵十三钗》，收获很大，我也慢慢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路，从中学习到一些东西。
一部电影，一段时光，就是一段人生经历，里面有很多元素，战争，爱情，亲情，友情，仇恨，委屈等等，但这里面最重要、最感人的是有爱。
先说电影里面的父亲，被女儿冤枉是汉奸，但是血缘关系的爱，就是这样，即使牺牲自己，也要让子女能活的更好，父爱，母爱，永远是最无私的。
关于弹钢琴的日本军官，从他的眼神和音乐里面可以看到他有多么的厌倦战争，希望能回到自己的家乡，找到童年的那种幸福快乐。但是自己却又身不由己，因为每个人在这个社会中都扮演了很多个角色，他是一个军人，只能服从，即使是错误的，除非他能为了真理抛弃尊严甚至生命。但是有多少人能做到呢?我们有多少人被生活绑架了，有多少人能做你自己?
关于陈乔治，我认为他是演的最好的，从他身上，我们能学习到的最多，可以说他是真正神父的化身。他没有逃离教堂，他一直在保护女学生，他一直在尽忠职守，他一直很听神父的话，他是为了信仰而活的。他用“you can!you can!”的期待，让一个贪财贪酒贪色的人，变成一个闪烁着人性光辉、智慧光芒的新人。如果我们在生活中，对我们的亲人，朋友，都是这样的期待，这样的无私，我想世界一定会变的更美好，我们的生活也会更精彩。
关于李教官，我觉得他做了所有他能做到的事，保护自己的下属，保护女学生，他选择了后者，因为可能觉得后者更弱小，后者更有希望。战争的残酷在他身上也体现出来了，死也要一起死。
关于玉墨，代表了很大一部分人，从小经历波折，职业被人看不起，但是往往这部分人在关键时候最能挺身而出，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价值得到体现，而价值只有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才能得到最大体现。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女性的妩媚、温柔、善良和勇敢。尊重你身边的每个人，即使他的职业你感觉很卑微，但是也许有一天，是他用牺牲来换取了你的性命。
关于约翰，我想起了以前一个学哲学的领导说的，不是好人先装好人，装久了你就是好人了。不成功先装成功，装久了你就成功了。
其实还有很多有爱的人，这些人让我们更加了解这个世界，更加努力的去爱这个世界，而我们应该抓紧现在，不断学习，不断提高自己，从其中发现美，发现人性的优点，发现自己的意义。
重要档案：涪陵榨菜创始于1898年。1915年，涪陵“大地牌榨菜”获巴拿马万国商品博览会金奖；1970年，涪陵榨菜获选世界三大腌菜之一；2006年，成为地理标志产品。
最美理由：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唯有重庆的水土才能孕育出的土特产，原料青菜头只能在以涪陵为中心的方圆20公里范围内选取，以其肉质肥厚、嫩脆、少筋、味优良及独特的制作工艺名扬海内外，畅销百年。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物产亦是如此，许多地方都有独一无二的特产。涪陵榨菜，就是只在重庆涪陵才能制作出的特色物产。1970年，在法国举行的世界酱香菜评比会上，涪陵榨菜与德国甜酸甘蓝、欧洲酸黄瓜一起被选为世界三大名腌菜。它以鲜、香、嫩、脆的风味特色，风靡海内外，早已成为重庆土特产中独具魅力的名片。
美味榨菜被誉为“天然味精”
涪陵榨菜能够如此受大众欢迎，与其自身的鲜美味道、爽脆口感是分不开的。涪陵民间有句家喻户晓的俗谚：“好看不过素打扮，好吃不过咸菜饭”。而榨菜，就是咸菜中的上品。它除了佐餐以外，还可以调味和作烹调辅料。榨菜的原料青菜头本身富含产生鲜味的化学成份，经腌制发酵后，其味更浓，故榨菜有“天然味精”之称。炒菜时加入榨菜，会使菜的色、香、味增彩；做汤菜时，加点儿榨菜，味道更鲜。而清末至民国初期，上海、广州及南洋人还曾以榨菜佐茶作为一种待客的时髦，一边喝茶聊天，一边品尝榨菜，显得有情有味，很是别致。
传承百年的制作工艺
看似寻常的榨菜，为什么这么好吃，甚至比味精还要鲜美？这要归功于榨菜的制作工艺。榨菜的诞生要追溯到1898年，也就是清光绪二十四年。生在涪陵城西洗墨溪的邱寿安在湖北宜昌开设“荣生昌”酱园，同时也卖腌菜。1898年，涪陵青菜头大丰收，为了保存积压的青菜头，受雇于邱家的邓炳成借鉴“大头菜”的做法，将青菜头制成腌菜，做成之后赠与乡里人品尝，大家赞叹不已。
后来，邱家看到其中的商机，决定大量生产这种腌制的青菜头。于是，邓炳成对制作方法进行改良，先在屋檐下挂晾青菜头，利用风吹脱水，产量大时，又改用原木架和竹篾搭架子风晾青菜头，菜头脱水后再放入大瓦缸或菜池内腌制，最后用木箱榨出盐水，加辣椒和其他配料，装坛发酵。正由于采用了榨除盐水的工艺，便将这种腌菜命名为榨菜。
到民国时期，榨菜制作流程更为完善，从原料到成品一般要经过13道工序，即选择菜头、菜头切块、搭菜架、穿菜、晾菜、第一次盐腌、第二次盐腌、淘洗、榨除盐液、挑菜筋、第三次盐腌并加辣椒和香料、装坛、封坛口。正是通过反复地腌制、压榨，使得肉质肥厚的青菜头在渗入丰富的味道的同时，依然保持爽脆的口感。
在榨菜的整个制作过程中，有两个步骤是很特别的，一是原料的选取，二是菜头脱水的工艺。
正宗的涪陵榨菜原料——青菜头，茎部有多个瘤状膨大组织，形如疙瘩，多种植于通河（长江）风的油沙地带，土壤须是富含营养元素的紫色土，因此它的产区不大，仅在以涪陵为中心的方圆20公里范围内。这一范围内的青菜头肉质肥厚、嫩脆、少筋、味优良，其他地方的则质地较差，甚至完全长成直直的无瘤棒菜，做不出好榨菜。而相关的配料也有要求。制作榨菜的盐历来采用四川自流井的粗粒井盐，辣椒也须是优质辣椒，要色泽好、耐贮存。
而通过晾晒来使菜头脱水的工艺，即“风脱水”，是涪陵榨菜独有的工艺，其他地区的咸菜制作都难以实现，基本只能靠盐来脱水。“风脱水”也是有严格要求的，不能长期暴晒，也不能被大风吹，更不能淋雨，最理想的天气是阴晴微风，使菜头可以匀速且均衡地脱水，保证良好的品质。现在涪陵做榨菜的厂家，若想用“涪陵榨菜”商标，必须采用“风脱水”的工艺。
值得一提的是，榨菜的制作方式以及腌料配方，最初一直是邱家人小心保守的秘密，直到16年后，被一位为邱家工作的厨师泄露了，以至于众多榨菜厂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打破了邱家垄断榨菜生意的计划。
沿着长江走向世界的重庆味道
涪陵位于乌江与长江的交汇处，是川东地区重要的水路运输枢纽。仰仗着长江这一黄金水道和成熟的商贸物流渠道，涪陵榨菜从江城涪陵逐渐走向世界。宜昌就是涪陵榨菜在外地销售的第一个市场。1912年，邱寿安的弟弟邱翰章从水路将榨菜运到上海。除了登报广告宣传，他还制作了小包榨菜，附上使用说明，在戏院、浴室、码头等公共场所销售。渐渐的，榨菜在上海打开了市场。当时上海居民凡炒菜或炖汤，总要添入少许榨菜，使菜的味道鲜美。有的竟以榨菜作为茶会款待上宾之用，或作为赠送友人的礼品。1914年，邱翰章在上海创立了中国第一个专业榨菜庄“道生恒”。1930年后，榨菜甚至出口到南洋、日本、菲律宾及旧金山一带。
眼下，网络、微信平台等新媒体的崛起，对视听、平面等传统媒体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和冲击，而广大新闻工作者依然坚守阵地，为党和人民鼓与呼，传递正能量，令人肃然起敬。古代的“记者”是什么样的呢？他们是如何坚守职业操守的呢？
风险很大的职业
其实，古代是没有“记者”这个称谓和职业的。我国古代被称为报纸的是邸报，它最早出现在汉代，是专门用于登载皇帝的谕旨、诏书、臣僚奏议等官方文书以及宫廷大事等内容，最早写在竹简或绢帛上，后来随着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应用，才印在纸上。因为都是官样文书，无需采访报道，就没有“记者”之说了。
直到晚清时期，大约19世纪70年代，正式的报纸出现，才开始有专职的采访记者，起初叫“访员”“访事”“报事人”，到了19世纪90年代开始采用“记者”这种称谓。
在古代最接近记者职业的是那些秉笔直书的史官，称为太史。在春秋战国时期，就由他们来负责记录帝王的日常事务及朝廷的大事，董狐、太史伯等为代表的一些太史为了真实记录当朝的史料，甚至遭到杀害。
据《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春秋时，齐庄公名光与大臣崔杼的妻子私通。崔杼知道后，便设计杀了庄公，立庄公的异母弟杵臼为君，是为景公。崔杼也自封为相国，飞扬跋扈、专断朝政。齐国太史伯如实记载了这件事，崔杼大怒，杀了太史伯。太史伯的两个弟弟太史仲和太史叔也如实记载，都被崔杼杀了。
崔杼告诉太史伯第三个弟弟太史季说：“你三个哥哥都死了啊，你难道不怕死吗？你还是按我的要求，把庄公之死写成暴病而死吧！”太史季正色回答：“据事直书，是史官的职责，失职求生，不如去死。你做的这件事，迟早会被大家知道的，我即使不写，也掩盖不了你的罪责，反而成为千古笑柄。”崔杼无话可说，只得放了他。太史季走出来，正遇到南史氏执简而来，南史氏以为他也被杀了，是来继续实写这事的。
齐太史秉笔直书的故事，给后人很大的鼓舞和启发。正是有了这种不畏牺牲的精神，才有了“董狐直笔”“秉笔直书”这样的成语，这是古代的“记者”们用生命代价为今天的文字工作者换来的最高美誉。
司马迁仗义执言
后来，从西汉太史令司马迁开始编纂《史记》，直到清代才形成了官修国史“二十四史”，这些皇皇巨著，卷帙浩繁，翔实生动地记录了中华五千年历史文明。成千上万的史官史家继承董狐们的优良传统，坚持真理，秉笔直书，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和大量的心血汗水。他们同样是古代最可歌可泣、名副其实的“记者”。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正在全身心地撰写《史记》的司马迁，却遇上了飞来横祸，这就是李陵事件。这年，汉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押运辎重。李陵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不幸被俘。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批判李陵的罪过。汉武帝就此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风范。
司马迁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在救兵不至、粮草尽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司马迁的仗义执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讽刺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李广利，于是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最后，司马迁被处以最残酷的宫刑，如此屈辱的刑罚，没有击倒司马迁的信念，为了完成鸿篇巨制《史记》，他坚持活了下来，而且在大赦后，迅速投入到自己的著史中来。到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在司马迁的艰辛努力下，《史记》全书完成，共得130篇、52万余言。
司马迁的人格力量，铸就了他的史书力度，从而奠定了他在史学界的泰斗地位。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给他以高度的评价：“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状况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司马迁坚持真理、仗义执言、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已成为中国史学界和新闻工作者的优良传统。《史记》因此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万斯同著史不受贿赂
在漫长的“二十四史”修著过程中，史家史官们大都能够坚持实事求是，以史实说话，不搞以稿谋私。但也不排除个别谋私现象，颇受争议的陈寿索米公案，就是一例。据《晋书》记载，陈寿在写《三国志》时，曾向丁仪、丁M的儿子索取大米千斛，这两人不给，得罪了陈寿，他就不给丁仪立传。其人品和文品可见一斑。另外还有北魏的魏收，他编史时大量收受礼物和金钱，他所著的《魏书》，因此颇受后人诟病。
但是到了清初，却出了一位不要国家俸禄，不收传主后人贿赂，专心修成《明史》的史学大家万斯同，堪称古代“记者”操守严谨的第一人。万斯同（1638―1702），浙江鄞h人，幼年聪慧异常，十四五岁时，他已遍读家中藏书；十七岁那年，其父又送他跟诸兄一起受业于浙东学派的一代宗师黄宗羲，成为最得力弟子，热爱明史的研究。后来有机会专门研读了明十五朝实录，为他以后编纂明史，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正如其师黄宗羲一样，万斯同也重气节，不愿当清廷的官。1678年，有大臣推举万斯同应博学鸿词科，他坚辞。1679年，大学士徐元文任修明史馆总裁，又推荐他入馆，他开始仍不愿去，但老师黄宗羲觉得这是挽救明史的好机会，劝他赴京。送别时，黄宗羲以“四方身价归明水，一代奸贤托布衣”的名言相赠鼓励他。当时，凡入史馆者至少可授七品俸禄，但万斯同赴京后，只寓居于徐元文家，不受官职，不受俸禄，以布衣身份入馆修《明史》，担任实际上的主编，前后达十九年。
万斯同对明史情有独钟，研究深入，编纂严谨。所以万斯同坚持史实至上，绝掺不得任何杂质。清代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载：有个运粮饷的官员，半路上遇到强盗，吓得逃到山里而死。死者的孙子怀藏白银，送给万斯同，请求他把死者附在《忠义传》里。万斯同说道：“史家之笔是中流砥柱，歪曲不得。你想让我当第二个陈寿吗？”
一脉相承的是，后来万斯同的侄子万言，又参加了《明史》的编撰工作，专门负责写明崇祯长编。好多当时重臣的后人，纷纷入京贿赂他，求他美化其先祖，以减轻其先人的罪责，万言当即严词拒绝说：“史家之笔金不换，你们不知道我的为人，难道不知道我叔叔的为人吗？”贿赂的人羞愧而退。
正是有了这样的气节和操守，万斯同编著的《明史》在“二十四史”中，被看成是除了“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以外最好的史著。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根据其内容，此批手迹可分五大部分：一为晚清名臣、学者致陆学源的信札，共有陆心源、徐用仪、袁昶、许景澄、王懿荣、潘祖荫、徐M、周馥、汤寿潜、陆润庠等三十余家计六十五通；二为陆树基藏同光名流曾国藩、曾纪泽、李鸿章、彭玉、应宝时、莫友芝、陈谲等七家致周学F之信件共四十四通；三为陆培之藏晚清金石名家杨岘论金石学的丛札；四为陆培之藏周学清手稿；五为晚清理学名臣倭仁楷书《李复斋先生惩忿窒欲矫轻儆惰辞》册。其中，第五种倭仁楷书册与前四种虽同为晚清名臣手迹，且装裱形式皆为册页，但一为纯观赏性的书法作品，一为以文献价值为主的信札、手稿，两者在内容、价值上并不相称，将其合为一体略嫌牵强。
另外，z宋楼为清季藏书名家陆心源庋藏古籍之所，专藏宋元刊本及明以后名人手抄、手校者，与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杭州丁氏“八千卷楼”、聊城杨氏“海源阁”同为近代海内四大藏书处之一。但此套手迹似乎除了一通陆心源本人的亲笔信外，其他与其本人并没有太多的关联，而分别是其从弟陆学源父子所藏。因此，将此批手迹冠以“z宋楼”之名，似有攀附之嫌。陆学源(1854―1900)，浙江湖州人，字仲敏，号笃斋、竺斋，晚清著名藏书家陆心源从弟。邑庠生，累官刑部郎中、会典馆协修，加盐政衔。陆树基(1882-1979)，字培之，学源子。富收藏，能治印。
尽管有名实不尽一致之处，但却无损此套手迹的珍贵。其珍贵之处不但在于它同时汇集了如此数量的晚清名臣、学者的手迹，其中不乏曾国藩、李鸿章、彭玉鏖、潘祖荫等名公巨卿和陆心源、王懿荣、莫友芝、杨岘等知名学者之手泽，更在于其丰富的内容，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同时，该套手札还具有特殊的书法价值。晚清是馆阁体书法大行其道的时代，千人一面的馆阁体书风备受后人的诟病。此批手迹的作者多为科举出身，其中不乏馆阁体书法名家，但此套手迹却与各家惯常示人的馆阁体书法作品大异其趣：除了倭仁的楷书之外，其他诸家的信札、手稿书风各异，个性明显，从中更能窥见个人的真实性情，因而也具有独特的观赏价值。
在该套手迹中，最可宝贵的当是其前四部分的文献价值。如平素较为少见的杨岘信札，在此拍品中不但集中出现，而且其内容为有关金石学的论述。周学F手稿中的《重浚城河碑记》和《长兴县志序》等为其难得之手稿，也是湖州重要的历史文献；《丙子腊八应陆存斋家看书画记》则是其追述在陆心源家观看书画名迹的情形，是时人亲述在陆家的观感，其史料价值不言而喻。周学涫字彦深，又字深甫，号缦云，浙江乌程(今湖州)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榜眼，授编修，升山东道监察御史。二十六年任广西学政。同治初入曾文正幕，主文教事。曾国藩逝世后回乡致力于治学，曾与陆心源纂修同治《湖州府志》，光绪间又与汪曰桢纂修《乌程县志》。诸家致陆学源手札以数量胜，内容也同样丰富，颇值玩味。如陆心源一札，以兄长的身份提醒笃斋“幕府最忌招摇”，可谓肺腑之言。又如袁昶其中一札，由笃斋文稿论及史实、时事，认为“民贫国安得不贫”，洋洋洒洒数百言，一气呵成，作美文或时论读均可。杨岘、周学F、陆心源昆仲均为今湖州名流，此套手札对湖州来说更显珍贵。
毫无疑问，此套手札的重中之重当数曾文正公致周学涫的亲笔信札。金陵书局设立后，周学F曾主持书局工作多年。曾文正诸札即为周任职书局期间所写，据其内容大致可知应在金陵书局初期。又，中有一札提及“敝处于同治四年十二月廿八日会奏长江水师折”，则知当为同治四年后作；其编次或有凌乱，最明显者为“八月廿一日”一札请周氏推荐门生知好入浙，另“八月廿二日”一札即已确定朱、何两君入浙。两通时间及事件前后相连，而前后倒置，中间尚间有七月、八月两函。共有三十二通，计三十八页。每札字数不多，但内容却甚为丰富，而且前后多有关联。札中不乏曾氏个人的私事，如请缦云代其批改文字、应付题字以至为自己的子、甥物色教师等。其中有“五月廿二日”一札云：“子密嘱题其先世《夜纺授经图》，敬求大笔捉刀作七绝一首或二首，但不宜次韵。鄙人素恶多人次韵，俗态不可耐也。”从中可见其写诗的一些主张。而札中最集中谈论到的问题则与其“文化中兴”大业有关的事项。
曾国藩作为晚清中兴名臣，其业绩不仅限于政治、军事，同时也表现在文化教育上。曾氏在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有感于儒家道统的沦亡对国家所造成的巨大影响，决定从文教入手，维系儒家“圣贤血脉”，育才培本。其中一个举措就是兴办书院，培育人才。此批信札即有一部分与此有关。如有数札内容是请幕中学者如吴汝纶、钱应溥、庞际云、陈艾、陈鼐、王大经辈评阅惜阴、敬敷、尊经等书院士子的课卷的，并请缦云汇总“评定甲乙、分别等第”。他还亲自参与评卷。如“二月八日”一札请缦云“过敝处一聚，共为评论”。札中还提及自己私人赠送士子赴考路费的：“本城公车程仪，系鄙人所私送。兹封送十金，请转交秦君际唐为荷。”由此可见文正为培育人才而尽心尽力。秦际唐为江苏上元(今南京)人，后成为一名学者，著有《南冈草堂诗钞》，辑有《国朝金陵文钞》、《金陵词钞》。秦氏早年与曾文正的这段佳话，赖此札得以传之今世。
曾国藩中兴文化的另一举措是创立书局。他在同治三年就创办了金陵书局，开晚清大办官书局之风气。此批信札大部分即是与周学F讨论、交流金陵书局的刻书事宜。他不但为书局制定“首刊经史，兼及子集”的刻书方针，而且对书局的运作也过问，是全面而具体的，从人才配备、局友薪水到刻书都关怀备至，对刻书尤为关心。从诸札内容可知，曾氏对刻书的整个过程都亲自过问，从书稿内容、书的写样、刻样，到版式、校勘、戳印、用纸、字体笔画粗细、版片厚薄以至书的刷印、定价，甚至是断句用的小圆圈的大小，他都有具体而精当的意见，可谓细致入微，一丝不苟。一学名臣为文化的中兴而殚精竭虑，于此丛札可见一斑。
在信札中，曾国藩提到了不少金陵书局当时的刻书，如《四书五经》、前后《汉书》、《仪礼》、《尔雅》等等，可见金陵书局早期刻书确实遵循着曾文正所拟定的刻书方针。曾文正信中有关张文虎校刻《史记集解索隐正义》部分的史料尤为值得重视。张文虎校刻的金陵书局本《史记》将《史记》的集解、索隐、正义合刊，于同治五年(1866)出版，是北宋以降流传于世的比较完善的《史记》重要版本，1959年中华书局曾以其为底本，参校其他版本，出版了点校本《史记》。文正诸札中有谈及此书者。如“八月廿九”一函称：“《史记》、《后汉书》样本粗一翻阅。索隐、集解似已全录，究系定从何本?啸山校订此书，具有精心。不知曾著凡例否?若有，请借一阅。”又一函道：“啸山交来《史记》一卷，有见商之处，辄以鄙意酌批一二，请寄还啸翁为荷。”可知文正颇为关心此书的刊印，而且曾给予具体的意见。此数札也可为推定此丛札的具体年代提供有力的依据。
附带一提的是，曾札中有两札涉及刊印告示事，可知金陵书局至少在其初期除了完成正常的出版任务之外，还须为官府刻印告示。
曾国藩作为金陵书局的创办者和晚清官书局的始作俑者，对晚清刻书具有深远的影响。而他致周学F的这些信札重新面世，为这段文化史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