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的救赎

《金陵十三钗》原作者严歌苓说，南京大屠杀期间发生的8万妇女被事件，比屠杀更为残酷。

1937年，南京的平安夜。

日军的烧杀抢掠仍在持续，城南与城东火光冲天。

这一晚，明妮・魏特琳在日记中写道：“再过一天就是圣诞节了。10点，我被叫到办公室，与日本某师团的一名高级军事顾问会晤。他要求我们从1万名难民中挑选100名。他们认为，如果为日本兵安排一个合法的去处，这些士兵就不会再骚扰无辜的良家妇女了。当他们许诺不会抓走良家妇女后，我们允许他们挑选。过了很长时间，他们终于找到了21人。”

彼时，明妮・魏特琳是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校长。学校设立的妇女儿童难民收容所中，收容了1万多名妇女和儿童。

2005年，华裔作家严歌苓将《魏特琳日记》里的这几行文字，发酵成小说《金陵十三钗》：13名自愿代替女学生充当日军慰安妇。她解释自己的创作动机时说，南京大屠杀期间有8万妇女被，因此那段历史在西方被叫做“南京大”。实际上，这是一个外族对一个民族从肉体到心理的，它比屠杀更残酷。

华裔作家哈金看过《魏特琳日记》后，收集大量史料，写成小说《南京安魂曲》。

魏特琳当年工作过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后来并入南京师范大学，现成为该校的随园校区。74年前，这几栋建筑，以及学校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南京妇女的救命安身之所。

5次拒绝撤离

1937年秋的南京，充满了躁动惶恐的末世气息。

上海“八・一三”事变后，日军从8月中旬起，对南京每日空袭。政府命令市民将红顶白墙粉刷成灰色或黑色，以防空袭，并在地下开挖防空洞。时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心理学老师的张小松回忆：“整座城市好像在举行一场盛大的葬礼。”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大部分师生都已撤退到后方，自愿留下来的4名教师和11名职员组成了留守委员会。其中，学院教育系主任、51岁的美国传教士明妮・魏特琳任校长，舍监程瑞芳和总务主任陈斐然协助她工作。

八九月间，魏特琳4次收到了美国大使馆的撤离通知。

第二次收到撤离通知后，她在日记中写道，自己有责任负起使命来，“就像在危险之中，男人不应弃船而去，而女人也不应丢弃她们的孩子一样”。

此时，自愿留在南京的，除魏特琳，还有20多位欧美人，多是传教士、教授、医生或商人。他们希望在南京按照上海的模式设立一个安全区，为平民提供避难场所。

11月15日，由7个美国人、3个德国人、4个英国人和1个丹麦人组成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德国西门子洋行南京办事处负责人、同时也是纳粹党在南京的首领约翰・拉贝，当选为主席。

安全区东起中山路，西到西康路，南至汉中路，北面到山西路与中山北路一带，占地约3.86平方公里。意大利和美国使馆、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机构都在其中。安全区内实行非军事化管理，设立26个难民收容所。

南京国民政府给予全力支持。南京市长马超俊把安全区的行政责任交给了国际委员会，还提供了450名警察、4万担米粮和面粉及8万元现款。美国大使馆附近的五台山上，高射炮很快被撤走。

11月17日，宋美龄将一架陪伴自己多年的钢琴送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魏特琳知道，她也要离开了。

11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发表《迁都重庆宣言》。

在通过美国大使馆和日本当局进行了交涉之后，12月1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收到日方通知：只要与日方必要的军事措施不相冲突，努力尊重此区域的中立。

也是在这一天，日军当局下令：“攻占南京。”

当日晚上，南京安全区正式成立。国际委员会宣布，在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魏特琳是17名会员之一）的监督下，为难民提供食物。

安全区成立的当晚，魏特琳召集学校3人紧急委员会开会，决定组织一个由6名工人组成的治安小组，并为他们制作臂章。

她又向美国大使馆借来一面9英尺的美国国旗，升起在学校中央，后来嫌小，又让工人买布制作了一幅30英尺大的美国国旗。校园内共升起8面美国国旗。

接下来的一周，魏特琳和教工们把大部分家具从中央楼、科学楼、音乐楼和实验楼里清理出来，也清理了宿舍，准备安置难民。魏特琳还专门安排了几名少年，为难民带路。

几天后，魏特琳第5次收到美国大使馆的通知。她有3个选择：现在就走；过些时候再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走。

她选择了第三项。

安全区变成了日本人的妓院

12月12日晚的南京，没有电，没有水。魏特琳和衣躺在床上，听着重炮轰击着城门和城内激烈的枪声，一夜未眠。此时的南京，不通电话和电报，没有报纸，没有广播，与世隔绝，是一座将死的城。

次日凌晨，南京沦陷。据历史学家统计，当时的南京城，约有50万平民和9万中国军队，入城日军则有5万。

12月13日这一天的天气好得不近人情。魏特琳5点起床，去校门口探看究竟。校园里处处是溃军丢弃的军装，看门人说凌晨时分有大批撤退的军队经过，有些人还乞求给他们一些老百姓的衣服。

南京的大街上，商铺紧闭，除了日本兵，看不到其他人。不少老百姓家里挂出了日本国旗，以求平安。安全区的街上则挤满了人。

从早上8点30分至下午6点，魏特琳站在校门口，看着数以千计的难民涌入校园，脸上都带着惊恐的神情。为了接纳更多最需要帮助的人，她请求年纪大点儿的妇女待在家中，以便给年轻妇女腾出地方。

在这一天的日记中，魏特琳写道：“迄今为止，学校的员工及建筑物均安然无恙，但我们对今后几天的命运毫无把握。大家都疲倦到了极点。”

16日一早，100多名日本兵以搜查中国士兵为由，闯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架起6挺机关枪。他们备有一把斧头，遇到打不开的门就强行劈开。魏特琳想起楼上地理系办公室还放着数百件妇救会为伤兵做的棉衣，急中生智将它们安放到别的地方。天黑后，这批原本打算留下来给难民御寒的棉衣被全部烧掉。

这一天，是日军进城第4天，拉贝在其日记中写道：“昨夜里有1000多名姑娘被，仅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就有100多名姑娘被。”一位美国人说：“安全区变成了日本人的妓院。”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门房杜师傅的妻子赵政莲回忆，她当时睡在门房里，经常能听到卡车开进来的声音。当时，一听到汽车声，女难民们便用泥或锅灰擦脸，但日本兵却带有湿手巾，一个一个去擦难民的脸，看到年轻漂亮的就用白被单一裹，然后送到卡车上去。

魏特琳每天奔波在学校的各处，将教师宿舍里的牛奶、果酱和哭叫着的妇女，从日本兵手里夺回来。人们听见她隔老远就怒气冲冲地大喊：“这是美国学校！”

平安夜的罪恶

12月17日，又有日本人来学校搜查中国兵。他们强迫所有人跪下，检查男人的手和肩膀，看有没有枪炮留下的痕迹，并要将3名校工带走。魏特琳急忙上去解释，被打了耳光。

这时，有尖叫声和哭喊声传来。日本兵从大楼里拉走了12名妇女。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情景：人们跪在路旁，玛丽、程夫人和我站着。枯叶瑟瑟地响着，风在低声呜咽，被抓走的妇女发出凄惨的叫声。”魏特琳在日记中写道。

次日，在美国领事馆的协助下，魏特琳去了日本大使馆，从田中副领事那里拿到一封可随身携带、当挡箭牌使用的信。田中同意她在学校门口张贴告示，禁止日本兵无理闯入。

在她的争取下，领事馆还派来25名宪兵维持秩序。但这一晚，两名妇女被宪兵。

24日，圣诞节前一天，日本人又来到学校，挑选了21名“”。关于这件事，魏特琳的日记中只有本文开头那短短几行字的记录。

总舍监程瑞芳的日记里，也记录了这一天发生的事：“今日有参谋官带几个中国人来此找，说若是有这些在外面做生意，日本兵就不会到收容所，以免良家女子受害，这些话也是有理。在此是不少，所以让他们找，有几个中国人认识。”

哈金在《南京安魂曲》中写下了这一天发生的事：谷寿夫指挥的第六师团后勤部副部长―― 一个胖脸中佐带着100多名日本兵来到学校找。魏特琳说：“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能看出来谁从前干那种工作。”中佐发出一阵狂笑：“不必担心。我们在这方面很有经验，可以看出她们来，非常准确。”中佐保证只找“自愿重操旧业”的，并且还会付很好的报酬。魏特琳终于同意了。但这时，四处都响起了尖叫声。原来，在中佐把魏特琳拖在这里时，外面已经开始到处抓人了，被拖走的都是一些相对漂亮的年轻妇女。

“金陵永生”

最多时，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挤进了1万多名难民，连水泥地上都挤满了人。

安全区总部里，不断有人进来向拉贝报告抢劫的消息，并把他拉到现场。大多数情况下，他都会大喊一声“德意志”或“希特勒”，日本兵就会突然变得礼貌起来或像老鼠一样逃跑。

1938年1月1日，日本人在南京成立了自治委员会，命令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把所有行政权和钱款、米粮移交给自治委员会。1月28日，日本人下令关闭难民收容所，限定难民在2月4日前回家。

在最后期限到来时，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还有4000多名难民，多数是年轻姑娘。许多人回到家中，遭到蹂躏，第二天又回来。

每天仍有女难民来学校，魏特琳顶着压力收容她们。

2月18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正式更名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更名前一天，拉贝回国。在告别致词里，他说：“我一定不会忘记，明妮・魏特琳小姐是怎样率领女难民们走过全程，将这些人送进我们安全区的收容所里的，这只是无数事例中的一个。”

5月底，日军再次要求所有的难民所解散。

国际救济委员会决定，将30岁以上的贫困妇女安置在大方巷，而将那些30岁以下的贫困女子、住在城里危险地区的女子和无法安排的女子安置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并为她们开展一个教学项目，以备她们今后可以自谋生路。

这段时间，魏特琳忙于应付日军当局的压力和士兵的骚扰，以及繁重的学校校务。“我累得精疲力竭，不想再思考任何问题，心情也不好。”

这一年年末，魏特琳愈发感到疲倦不堪。12月11日，她写道：“真不知这星期怎么熬到头。”

但她没想到的是，更大的挫折还在后面等着她。

据《南京安魂曲》中所写，1940年4月初的一天，也即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后不久，《紫金山晚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真正的罪犯》的文章，将矛头对准了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留在南京的西方人。

自称“真相卫士”的作者还特别提到了1937年12月24日晚，日军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带走21名女子的事情。文章写道：“让我们看穿那个所谓的慈悲女菩萨吧！明妮・魏特琳其实是一个人贩子，一个出卖中国人的叛徒。我们必须揭露她，必须把献给日军的那些妇女和姑娘们的账算到她头上。”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实际负责人丹尼森夫人看到后，无比愤怒。一直和魏特琳不和的她，听不进任何解释。

几天后，魏特琳递交了辞职报告。她的健康状况一天比一天糟糕，患上了严重的精神抑郁症。5月，她回到美国治疗。

1941年5月14日，魏特琳回国后一年，独自一人在公寓开煤气自杀，时年55岁。她的遗书上写道，她在中国的传教失败了，与其受精神之苦，不如一死了之。

在哈金《南京安魂曲》中文版的序言中，作家余华写道，明妮・魏特琳这位勇敢、执著而无私的女性，最后却遭受了妒忌和诽谤，让人感伤之后是感叹：“人世间的可怕不只是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还有命运的无情冷酷。而命运不是上帝的安排，是人和人之间制造出来的。”

魏特琳被安葬在美国密歇根州的雪柏得镇，墓碑上雕刻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剖面图，并刻着“金陵永生”4个中文字。（摘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