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成公主进藏的故事范文

文成公主进藏的故事篇1

[关键词]藏族；古典文学；寓言小说；佛教思想

[中图分类号]1276.4“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7（X）（2014）03―0195―03

从文学发展的规律看，不管哪个民族，某种新文学的形式和体系的兴起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形成的。藏族古典寓言小说的发展也有同样的规律可循，它是在藏族浓厚的宗教文化氛围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纵观藏族文学史，古典寓言小说虽然并没有像诗歌、戏剧、传记、道歌那样得到重视，但凭借其独特的艺术手法，恰恰给我们提供了了解当时社会的某种视角和图景的可能。藏族古典寓言小说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独树一帜，形成了藏族作家文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影响极为深远。不过“藏族古代文学作家大都是精通佛理、笃信佛法的宗教理论家和智者学人。佛教思想渗透到他们意识观念的最深层，占有绝对支配地位，成为他们世界观的主体”。因此在漫长的藏传佛教传播过程中，这些古典寓言小说对教徒起了不可替代的宣教作用，直到今天，如《连苑歌舞》《禅师和老鼠》《青颈鸟的故事》《牦牛、绵羊、山羊和猪的故事》《黄莺的故事》《飞禽选王》等表现佛教“出世”思想的经典作品，仍受广大藏族信众的喜爱。通常诸法无常、六道轮回、因果报应、利益众生等佛教思想，成为藏族古典寓言小说的核心内容，因此探究古典寓言小说，不能忽视其中的佛教思想。

1.“无常”观 藏族古典寓言小说中反映的佛教思想非常具体，而首当其冲的是佛家讲究的“无常”观。通常“藏区佛教徒在衡量各教派的宗教观点时，所依据的重要标准是‘四印法’，其中的‘诸行无常’说，‘无常’观反映了佛家对现实生活的反思，是佛教的基本世界观之一”。古典寓言小说《莲苑歌舞》《黄莺的故事》《青颈鸟的故事》都是佛教无常思想的典型代表。在《莲苑歌舞》中，主人公金蜂和玉蜂是一对恩恩爱爱的幸福伴侣，突然降临的灾祸让他们的人生发生了重要的转折。玉蜂惨遭飞来横祸，悲惨死去，金蜂也跟随青年普罗门修行菩提。文中有一段金蜂所唱：“呜呼，迷惑幻景世间人，有为虚幻无实却执常。外器世间大种界无常，内情世间寿命亦无常，中间四季美景更无常！”作者透过小说中的人物，对人世表现出了虚无的态度。小说的情节虽然相当单一，但是叙事的策略非常成功，读起来流畅，紧凑。整个故事突出悲剧美学的特点，当然作者的最终目的是通过人物的命运来宣扬佛教无常思想及其出世精神。《黄莺的故事》同样也是反映佛教无常思想的代表作之一。故事记述了从前在多麦，有个四季如春、佛法昌盛的地方，山间有个修行的窑洞，附近生活着一对活泼可爱的麻雀夫妇，公的叫意志坚，母的叫爱不舍，经历了生死的灾难，最后皈依游方僧人，参透诸法无常的佛教真理。《青颈鸟的故事》里对无常观更有形象的描述。比如小说的开头写到，某日国王诞生一公主。该公主不同于寻常女性。周边国王慕名，纷纷前来求婚。国王和王子准备公主嫁给一方国主，然则，公主说：“请听圣主父与子，家乃罪恶之根本，似同钻进毒蛇洞，若是满足此虚幻，好比晾在蛇影中，要是对我予关怀，让我出家为僧尼！”很难想象一个妙龄公主，一生下来，看破红尘，即使自个儿焚烧了都不愿嫁人，不知现实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人，但是作者的高明，就在于他的笔下，主人公的这一悲观情怀，升华了人物的精神气节，并且无人不对她的命运产生怜悯。不管是《莲苑歌舞》和《黄莺的故事》，还是《青颈鸟的故事》，作者意图非常明显，都是通过主人公的悲剧命运来告诉人们，不管你遭遇了什么天谴，或者其他的原因，人世无常，如同一场梦，生命短暂，如雨后的彩虹，潜心修行，才是逃离苦海、成就涅的唯一途径。

2.六道轮回思想 在藏族的精神世界中，六道轮回思想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同时轮回思想作为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对藏族的生产生活习惯都有决定性的影响。藏族古典寓言小说同样也受到佛教轮回思想的影响，如《牦牛、绵羊、山羊和猪的故事》里，当猪罗罗觉得知自己要被主人宰杀而惊恐万分的时候，作为伙伴的绵羊央尕巴巴和山羊则热索噶虽然是牛羊等畜生，但是作为弱者的象征，他们不是抱头痛哭，而是宽慰即将要宰杀的罗罗觉，因为他们觉得，人的一生如同彩虹一样，随时有可能消失，生与死只是时间问题，当务之急是临死的时候遇到有个上师来救助它，以便轮回当中有好的去处。“藏传佛教对六道轮回中的众生和所处空间进行了形象逼真的刻画，把世界的诸多苦厄直接展现出来，深刻地昭示众生：多行善事便能趋于天界乃至脱离轮回苦海，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达不生不灭之境地；行恶则必堕入地狱受残酷之刑，永不超生。”轮回当中的生命，生死不息，对于每个人来说，这是一种机缘。《禅师与老鼠》里，老鹰盘旋三回，对禅师唱道：“人世苦短无快乐，与其浊世灾难频，万般悲苦如水纹。不如心系修行洞，追求空门根本法，但愿来世你和我，相会空行之刹土。”藏传佛教认为，不管此生你投胎到六道里的哪个道上，轮回当中，每个人都要成为彼此的母亲，如果有很好的祈愿，来世相见也未尝不可。因此在禅师和老鹰的对话当中，老鹰才说：“但愿来世你和我，相会空行之刹土。”

文成公主进藏的故事篇2

1300年前，大唐一位十六岁的姑娘背负着和亲的使命踏上了离家万里的道路，去见她从未谋面的夫君，从长安到逻些的三年里，文成公主在沿途留下了无数的传说，多与当地风貌结合在一起：这块石头下是她曾避过雨的地方，这条河之所以由东向西流是承载了她的思乡情……

随文成公主一同进藏的还有无数的工匠与艺人，从藏民族百花齐放的手工艺到种类繁多的高原歌舞，今天，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最丰富的地区。而这些都离不开文成公主，是她为雪域高原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藏族同胞们也从未忘记文成公主进藏40年留下来的无数遗泽，将她视为神明的化身，日日诵经，铸佛像虔诚供养至今。

2013年8月，人们将文成公主的故事搬上了实景剧的舞台，将个人的爱情和民族大爱通过规模宏大的实体布景一一演绎出来，制作方以这个故事为载体，向人们展示了1300年前的无数风貌，更是融合数十种藏地非遗内容，使这场实景剧成为人们了解藏文化的窗口。

一个国家的历史记忆

有人说，这场耗资7.5亿元人民币的实景剧为前往拉萨的游客们塑造了一条了解藏文化的通道，也为藏族群众提供了回忆历史的载体。

近年来，旅游持续升温，对许多慕名而来的游客来讲，美丽的风景与深邃的人文风情是吸引他们前往的主要因素，许多人进藏后对风景赞不绝口，但对人文风情仍是一知半解，这也是“中国式旅游”带来的痼疾之一。虽然令人迷醉的人文风情就弥漫于许许多多生活的小细节里，但能让游客们记住的，永远是那些标志性的地点，导游填鸭式的解说词永远也进不了游客的耳朵，所以一直以来，大部分进藏游客缺乏一个了解藏文化的窗口。而《文成公主》大型实景剧，恰好弥补了这一空缺。在夏季，拉萨的夜晚总比内地要晚上两个小时，而对游客们来说，下午六点，一天的游览观光活动就已经结束，此时天色尚早，正属于想做点什么又没有目标的时候，《文成公主》大型实景剧无疑成为众目之下的首选目，晚饭后开演，结束时，河对岸的布达拉宫刚好灯盏初上，怀揣着观剧后的感慨，藏族歌舞的恢弘，服饰的华丽以及1300多年前，大唐与吐蕃风俗的再现，此时远眺布达拉宫，让无数游客心潮澎湃不已。

十月过后，本地居民与从其他地区慕名而来的藏族同胞成为观看《文成公主》大型实景剧的主体，他们对《文成公主》大型实景剧充满了好奇，原来白度母的化身也有凡俗的小心思，有爱情，更有乡愁。有倒淌河前“到不了的地方是远方，回不去的地方是故乡”的哀怨，也有日月山前摔宝镜的愤懑，更有附和松赞干布伟大梦想的激昂，文成公主仍是白度母，观世音，只是通过实景剧的演绎，这位庇佑雪域高原的神明形象立体了许多。

一场似真若幻的大美奇观

藏族同胞们除了对耳熟能详的传说人物全新演绎的兴趣之外，对舞台场景也颇感新奇。进场时，露天剧场三面环山，除了假山和灯光再无他物，随着演出开始，一张张熟悉的蓝面具在聚光灯下庄严肃穆，其后身着传统藏装和僧袍的演员们排成整齐的方阵，紧接着是人们熟悉的藏戏开场，演唱者高昂的嗓音配上灯光效果，顿时吸引住人们的眼球，待藏戏告一段落后，灯光骤暗，随之光明大放，许多人都惊讶住了。原来什么都没有的地方，突然多出来一座辉煌的宫殿，层层台阶直接通往舞台中央，其上是近百名文武大臣与来自九夷五狄的客人，黄金大殿里重檐斗拱下影影绰绰，这是大唐盛世里最为著名的大明宫。

随后场景不断变幻，宫殿隐入黑暗，河流骤然水波荡漾，继而篝火漫天火苗飞舞，再随后草原帐篷烛火摇曳，玛尼石上的印记熠熠发光，然后场景又变，大雪瞬间弥漫，从空中飘飘洒洒，大雪过后，在建的布达拉宫上，规模宏大的“打阿嘎”舞蹈上演，舞蹈结束后在建的布达拉宫须臾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完整的布达拉宫布景，跟演出所在地次角林村对面，耸立红山之上的布达拉宫别无二致，不仅如此，在其背后原来只有假山石的地方，大昭寺、小昭寺等拉萨著名建筑相继出现，共同组成终场布景。这其中的光影变幻和高科技手段，让无数人为之目眩神迷。

据工作人员介绍，这些舞台场景远超一般的场景剧规模，特别是最终布景“逻些城”，长达160米，实景再现了1300多年前的拉萨城，其中仅“布达拉宫”的三维仿真布景就长达40米，高20米，配合高科技的光影效果，造成强烈的视觉冲击。

谱写藏汉和美赞歌的人物传奇

“世上千条河流，千条东去，只有公主一人，出嫁西往。”这是文成公主在荒凉的唐蕃古道上跋涉两年后仍未走到目的地时的愤懑，而此时的赞普歌唱的是“我想要，生者远离饥荒；我想要，病者远离忧伤；我想要，老者远离衰老；我想要，吐蕃成为人间天堂。”

一个是小儿女心思，一个是君王壮志，一种奇妙的东西，将两者和谐地融为一体，文成公主从哀怨“到不了的地方是远方，回不去的地方是故乡”到“天下没有远方，人间都是故乡”，将对松赞干布个人的爱，转变为对雪域高原的爱。而松赞干布也得益于文成公主的帮助才完成宏愿。

通过《文成公主》大型实景剧的五幕场景，一场爱的诠释，一条和亲之路的恢弘，一座雪域圣城的崛起，一位有着平凡女儿心的公主化身雪域高原圣洁白度母的心路历程，一位胸怀百姓疾苦的千古明君，都完美地展示了出来。

TIPS

《文成公主》和美实景剧场位于拉萨市次角林村的中国文化旅游创意园区内，距离拉萨市主城区约两公里，每场开演前和演出结束后，均有专线公交车接送。

文成公主进藏的故事篇3

日月山南北朝至唐代时叫做赤岭，是北魏和吐谷浑、唐和吐蕃的界山，因山顶砂土赤红而得名。它属于拉脊山脉西端，北起青海湖东部的耳海，南接湟中群加，绵延数十里。日月山是青海东部外流河与内陆河的分水岭，也是青海东部农业区和牧业区的自然分界线。这里山峦起伏，峰岭高耸，气候寒冷，雨水充沛，水草丰美。山麓两边景色迥然不同：山麓西边是广袤苍茫，牧草丰茂，牛羊成群的大草原;山麓东边是村落点点，梯田阡陌，麦浪滚滚的农区。每年六至九月，山坡之上绿草如茵，野花灿烂，帐篷点点，景色十分壮观。日月山口的南北各有1个乳峰，其形状似太阳和月亮。藏语叫日月山为尼玛达哇，蒙古语称纳喇萨喇，都是太阳和月亮的意思。

日月山，地处要塞，形势险峻，战略位置重要。很早以来，它就是祖国内地通往西南边陲的交通要道，也是汉藏人民友好往来，互市贸易的纽带。早在汉代，日月山已成为我国丝绸辅道的一大驿站。唐代时，日月山更是唐蕃古道的必经之路。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后，与边疆各民族和睦相处，各族首领纷纷派遣使者向唐朝求婚，唐朝先后有15位公主嫁到兄弟民族当中。当时的吐蕃国王松赞干布开明治国，为引进文化、加深友谊、安定边境，在与唐朝建立友好关系后，派禄东赞到长安求婚，得到唐太宗应允。文成公主自幼被唐太宗和皇后收养，深得疼爱。公主远嫁，唐太宗准备了各种日用器皿、珠宝饰物、绫罗绸缎及书籍、药物、蚕种、谷种等作为嫁妆，还派乐队、工匠随同去吐蕃。公元641年正月，唐朝派李道宗护送公主从长安起程，经咸阳、陇西、临夏，渡过黄河，进入青海，沿湟水西行。过日月山后，先与嫁给吐谷浑王诺曷钵的唐朝弘化公主，在大河坝附近的馆驿中，举行盛大宴会，唐、吐蕃、吐谷浑三方亲朋欢聚一堂。之后，公主一行继续南行。松赞于布亲自率兵在扎陵湖南岸，筑馆安营，迎接公主，李道宗主持了隆重的婚礼。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经玉树进入，4月15日抵达今拉萨，受到吐蕃人民隆重欢迎。文成公主远赴联姻，沿途留下了很多美好的传说和史迹，千古流传，至今藏族人民仍然称公主为阿姐甲莎，意思是汉族姐姐。

日月山，古今闻名，传说众多。其中流传最广，最为感人的莫过于文成公主进藏的故事。相传，唐太宗为了汉藏人民世代和好，将自己的宗室女儿文成公主许配给了藏王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一行由江夏王李道宗、藏相禄东赞陪同，从京都长安迤逦西行，来到了日月山。当公主登上山顶，举目环顾时，但见山麓两边竟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一边是雨打芳草萋萋，一边是雪压枯草惨惨;一边是烟雨飘摇枝新，一边是玉鳞纷飞草叶枯，甚至连这里的日月，也没有家乡那样明亮、温暖，不禁心潮起伏，愁思万缕，潸然泪下。唐太宗听说公主怀乡思亲，不肯西进，为了替女儿解愁，特意铸造了一面日月如意宝镜送上此山，说是如果公主想家，打开宝镜，可以从中看到家乡父母、故里山河。护送的吐蕃大相怕公主见到亲人，思故不进，便暗中将日月宝镜换成了石刻日月镜。公主拿起镜子来看，怎么

也看不到长安城里的父母，以为是父皇薄情而在有意欺骗她。公主潸然泪下，泪水流成了倒淌河，由东向西汇人碧波万顷的青海湖。一气之下，将石刻日月镜抛在一边，毅然西进。后来人们便把赤岭改名为日月山。唐代开元年间，唐王朝和吐蕃王国还在日月山顶树立过汉藏和好碑，藏汉两族以日月山为界，和睦相处，并把日月山作为茶马互市之地。

日月山虽然高不及昆仑，险不如积石，既无苍翠的森林，又无嶙峋的怪石，有的只是一派苍茫。然而，从古到今，许多过往行人都愿登上日月山去追寻当年文成公主路过日月山时留下的踪影。为此，人们早先在日月山顶修筑了庙宇。可惜被人破坏。近年，人们又在日月山口修建了两座造型美观、风格独特的日亭和月亭，供游人参观。

倒淌河发源于日月山西麓的察汗草原，自西向东流经40多公里后注入青海湖的耳海。倒淌河是注入青海湖水量最小的一支，但河水清澈见底，常年不断。倒淌河由于河水向西流淌以及文成公主的传说而名扬四海。

倒淌河镇是青藏公路和青康公路的交汇处，是西宁通往海西、、玉树、果洛、海南等的必经之地。镇内建有纪念文成公主的雕塑公园，亦是旅行休息就餐的好地方。

日月山双亭

日亭壁画

日亭壁画主要讲述了藏王松赞干布派大臣禄东赞赴唐都长安请婚，以及请婚过程中禄东赞以大智大勇力排诸难，巧破难题的轶事。其一题：要把一群母马和一群马驹区别出母子的故事。禄东赞是从雪域草原上来的，这道题对他来说易如反掌，他把母马和马驹分开后各圈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放出马驹，马驹发疯般的扑向妈妈身旁。其二题：唐太宗让禄东赞从三百名女子中找出文成公主来，聪明的禄东赞早料到会有此难题。他事先通过探访了解到，原来公主用一种护肤品，名叫万里飘香，只要擦上这种油，就异香扑鼻，能引来蝴蝶和蜜蜂。三日后，三百名打扮的一模一样的美女齐集在一起，两只蜜蜂在一女子头顶盘旋，这样公主被认出来了。

月亭壁画

月亭壁画主要介绍了文成公主入藏后，从中原带去精神与物质文明的传播情况。当时，唐朝已进入封建社会，而吐蕃则处于奴隶社会阶段。因此，壁画逐一反映了公主带去的纺织、酿酒、音乐、舞蹈、天文、地理以及佛教等传播情况。各种先进技术的传入，极大地促

进了吐蕃社会的进步与文明。随之，吐蕃也创立了自己的文字--藏文。藏文的创立，标志着吐蕃人民从此也进入了文明时代。而文成公主做为这个文明时代的奠基人，而永垂唐蕃史册。

日月山展厅壁画

文成公主进藏的故事篇4

这不是一支平常的车队，

这不是一个观光的人群，

这是一个为爱远行的故事。

故事中的他，千里迢迢，带着一颗柔软的心一路飞奔，

故事中的她，满心欢喜，等待见到光明的那一动人时刻。

关于光明行，要追溯到2005年由海航集团出资举办的“青藏高原光明行――四川理塘行”，那是山西苑军集团董事长孙二明先生作为参与者第一次亲身进藏、接触到朴实的藏民，了解到高原人民的生活。

当他亲眼目睹藏民的生活环境和眼疾给他们带来的种种不便甚至是生活的负累，他内心受到的巨大震撼是生平从未有过的。也正因如此，在以参与者的身份参加2005年和2006年海航青藏高原光明行之后，孙二明董事长便扬起“苑军青藏高原光明行”这充满力量与光明的旗幡，携同那些爱心人士驰骋在蓝白辉映、绿波荡漾的青藏高原上！

2008年“庆奥运・苑军青藏高原光明行”由山西省杏花岭区政协、山西省防盲办公室、山西苑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共同组织；

2009年“迎国庆苑军青藏高原光明行”由太原市杏花岭区政协、山西苑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山西燎原集团有限公司、山西省眼科医院、山西省防盲办公室等单位共同组织。

该活动连续成功的举办使其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支持。

2010年7月30日，由山西省钢材商会常务副会长、山西苑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孙二明先生发起的“苑军青藏高原光明行” 活动，再次“扬帆起航”，与山西商钢材商会共同组织，第三次踏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地域！再次深入藏区、为藏民送去光明、在藏汉之间架起传播爱心的桥梁。同时更为弘扬晋商文化、增进汉藏友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正因为孙二明董事长大爱无疆的精神和坚定的视慈善为事业的信念，被这份“持久爱心传递活动”感召参与的人也越来越多、波及的区域也越来越大。

2010年的“苑军青藏高原光明行” 活动所有参与人员都一起跟随车队出发，共计79人，19辆车，是“苑军青藏高原光明行”活动创办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此次活动的主题就是：我是光明使者――为藏族同胞送去光明；胸怀天下善事――影响更多的企业家关爱社会；投身公益事业――为创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每年苑军光明行的主办者、医护人员和志愿者不远千里分别从太原、北京甚至是新疆，不辞辛苦一路奔赴到青海省玉树州囊谦县就是为了给当地的藏民带来光明，把自己的这份爱心传递给他们。这份光明带来的不仅仅只是眼睛的“重生”，更是带给藏民生活的希望！

白内障手术所需的设备和药品都是随车带到青藏高原，把最先进的技术带到佛教圣地，用精湛完美的手术让藏族同胞重新看到雪域蓝天，用最佳方式带领团队安全往返，发挥团队协作圆满完成任务，这是此次光明行活动的奋斗目标。

2010年“苑军青藏高原光明行” 活动全程行进将近9000公里，所经之处最高海拔达5000多米。沿途风光无限，美不胜收。听康定情歌演绎世间浪漫真情；走茶马古道弹唱民族和谐旋律；沿泸定铁索重温长征组歌；看格萨尔王的战马踏破千年岁月……还有那桑顶寺的钟声，一路承载着藏传佛教的精髓文化……

途经“无人区”可可西里时，由于路面全是砂石路，车队车辆不时出现爆胎等情况。但他们的光明之行没有因为这些而受到任何影响，大爱之旅将在所有“光明行”人员的众志成城之心下顺利完成！

文成公主进藏的故事篇5

因职业关系，我在观看的时候，对里面涉及到的汉代档案和档案工作的场景、细节，则更多了一份留心。即使是听到偶尔的一句半句台词，也别有感触。诸如其中提到了萧何收集图籍的故事，还说到查阅天禄阁档案、查典、副本、河间献王搜求图籍之类的事。那么，或许有人会问，这些事情是否都是空穴来风、子虚乌有，抑或纯属艺术创造甚至胡编乱造呢？其实并非如此。换句话说，虽不能说它处处于史有证，但也不能说它全系虚构。若加细考，起码是带有一定的史事依据的，确可肯定。

搜求遗书――汉朝在建立前及建立的过程当中，十分注重对图书典籍和档案的保护、搜集与收藏。一方面，因为早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就曾颁布焚书令，下达挟（藏）书律，“史官非秦记皆烧之……天下敢有藏史、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除了史官所藏秦记、博士官所藏图书和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外，将六国档案典籍全部进行焚烧，所谓“烧灭经书，涤除旧典。”（《说文解字》卷15）焚书坑儒，实行专制暴政。此后，项羽到了咸阳，火烧秦宫，又将其中的图书档案付之一炬，使之荡然无存，古老的中华文化传统面临着“中断的危险”（杨生民著《汉武帝传》）。

另一方面，刘邦、萧何和曾参在秦时都曾任过小吏，经手过文书档案。出身和经历的关系，使他们对文书档案在施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均有“深切的了解”（邹家炜等著《中国档案事业简史》）。所以，当公元前206年，刘邦率起义军攻进咸阳，其部下将士纷纷争夺秦朝库府里面的“金帛财物”的时候，惟有萧何别具慧眼，深知孰轻孰重，独自抢救、收集秦王朝的图书档案，使其免遭战火洗礼，此即史书所赞美的“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书》卷39《萧何曾参传》）无疑，依托和利用这些重要档案，自能迅速获取信息，清楚地了解和掌握当时天下的地理要塞、人口多寡等状况，从而做出准确的判断和决策，对汉王朝的建立曾产生过独特的作用。

从汉初开始，仍继续注重搜求天下遗书，恢复文化。汉文帝时，“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汉书》卷36）汉惠帝四年废除“挟书律”。到汉武帝时期，形成高潮，并且立定制度，所谓“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悯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卷30《艺文志》）“孝武皇帝，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故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密室之府”。（刘歆《七略》）搜求遗书，遂形成传统。成帝时，又“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汉书》卷30《艺文志》）在汉朝中央政府的大力倡导下，地方政府搜求遗书也成绩显著。最有名的两位：一是河间献王刘德，他采用金帛奖励的措施和办法，调动献书者的热情，其所得的图书档案，数量堪与朝廷相比。另一位是鲁恭王刘余，他在修理孔子旧宅的墙壁中，也得到了《古文尚书》等大批古籍。

天禄阁――西汉王朝中央丰富的档案典籍，收贮在官藏机构和设施之中。一般分宫廷的内书和政府的外书，内书藏在著名的石渠阁、天禄阁、麒麟阁、兰台、石室、延阁和广内等处；外书藏在太常、太史、博士、太卜和理官之手。据《三辅黄图》记载：“石渠阁，萧何造，其下砻石为渠以导水，若今御沟，因为阁名，以藏入关所得秦之图籍。至于成帝，又于此藏秘书焉。”通过渠中放水，确保档案安全。又，“天禄阁藏典籍之所，《汉宫殿赋》云：天禄、麒麟阁，萧何造，以藏秘书。”学者刘向等人曾先后校书于此。

副本――汉武帝时设置史官，收藏天下计书和史书。计书的正本由太史令保存，其副本则送交丞相。又如，河间献王刘德对从民间搜集来的善本典籍，一定要将“真本”即原稿留下，另抄写好副本送还献书者。这些都表明，当时副本制度的普遍存在。

查典――就是查阅典册档案或“故事”，直接作为的依据和参考。汉代史书上习惯称作“窃见国家故事”、“臣闻故事”、“好观汉故事”、“求索故事”、“阅录故事”、“案故事”等等，而这里的“故事”实际多指文字记载，内容包括礼仪、人事和行政三大部分，可分作档案原件、档案汇编和口碑记录档案等三种形式。（王铭、唐永干《两汉故事档案考》，见《档案管理》1990年第3期）

要而言之，汉代、特别是到了汉武帝时期，经过多方积累形成的广博浩繁的各类图书典籍，渐趋系统完备的档案管理工作，为当时文化事业的繁荣创造了条件。据此，司马迁父子才能撰成被称作“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光辉著作《史记》。之后，刘向父子也相继编成我国第一部国家藏书分类目录学著作《七略》，影响深远。

文成公主进藏的故事篇6

    一、格萨尔史诗的本体认定

    格萨尔史诗，藏语中称为“格萨尔的故事”，简称“仲”或“岭仲”，意译即“故事”、“岭国的故事”。后来，受佛教术语的影响，一些文化人称“仲”为“传记”或“本生”。于是出现“岭·格萨尔王传”的称呼。近年来，由于学术交流的需要，藏族也吸收了“史诗”这一术语，“格萨尔史诗”这一词组，已成为学术界公认的专用学术术语。

    二、格萨尔史诗的流传形式

    在藏文产生前，格萨尔史诗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藏文产生之后，出现艺人“说唱形式”和“文本形式”同时在民间流传的情况，其中艺人的说唱形式占最大的比例。

    说唱形式 由民间艺人讲唱，众人席地而坐，数日不散。这些说唱艺人一般都不会读书写字，但他们都是天才的诗人和歌唱家，有惊人的记忆力和表演才能。讲唱格萨尔史诗时，艺人们用诗的歌唱为主，散文的讲解为辅，是一种“诗、文、曲”三结合的讲唱。若不录音、录像，仅以文字难以描述艺人讲唱时声情并茂的动人场景。一些杰出的民间艺人，自称“天启”、“神授”的说唱者，只要有“施主”供应茶食，他们便能连续不断地演唱下去，据传已故著名的扎巴老人曾在功德林讲唱“霍岭大战”时就用了十三天!

    据粗略统计，20世纪80年代，在藏区还有40多个老艺人，每人都能演唱40～120部格萨尔史诗，据此我们能整理出几千部格萨尔史诗本子。可见蕴藏在民间艺人中的史诗数量是巨大的。目前，藏区处在从传统向现代文明的转型时期，现代化的传煤如广播、电影、电视、卡拉ok吸引了绝大多数原有的史诗听众，青年人发现外面的世界更精彩，对围坐篝火旁听老人咏唱农耕游牧文化生活没有兴趣。另外随着时间的推移，老的史诗艺人也相继过世，格萨尔史诗的口头传唱在稍稍地消亡，这也是我们能切身感觉到的变化。尽管史诗作为一种重要的民间社会通迅方式的时代的终结早已是一种世界性的历史现象，但史诗所具有的独具魅力的文化功能并不会随着职业化游吟诗人的消亡而减退。

    文本形式 目前，全国六七家出版社已经出版了近百部格萨尔史诗的文本。对这些文本稍加分析，不难发现其中有古代抄本、木刻本；也有文人加工整理的本子；文人根据格萨尔的故事而创作的本子；还有个别艺人自己创作的本子。当然更多的是根据录音整理出的记录本。因此，研究格萨尔史诗，必须对这百十部文本加以分类，鉴别出哪些本子是接近格萨尔史诗的原生形态，哪些本子是后期艺人、文人修改过的本子。

    因为格萨尔史诗是活的史诗，它的绝大部分还保存在民间，只有一小部分形成文本供人阅读，所以，格萨尔史诗至今没有一个完整的、统一的、公认的、定型的文本。这表明格萨尔史诗内容的浩博繁杂。出版一部完整、定型的格萨尔史诗虽然是大家的共同愿望，但恐怕很难实现。

    三、格萨尔史诗的核心内容和整体结构

    格萨尔史诗虽然浩博繁杂，但核心内容却基本一致，整体结构也十分清晰。格萨尔史诗的核心内容就是讲述自己的祖先——“董”氏的来源、世系、传承，以及格萨尔率领“三十个众兄弟南征北战，建立丰功伟绩的英雄故事”。

    现已出版的《世界形成》、《董氏预言授记》、 《天界篇》等书，讲述了格萨尔祖先“董”氏族的来源、世系和传承；《诞生篇》和《赛马篇》等书，讲述格萨尔诞生和“董”的“父系三兄弟”从卫藏辗转迁徙到黄河源头，并占领其地的经历。

    迁徙到岭地的“董”氏父系三兄弟与当地其他氏族联姻，组成更大的群体，史诗中称为“岭地六部”。“岭地六部”的同辈男子互为兄弟，当格萨尔降生时，‘岭地六部’共有三十个众兄弟。格萨尔率领这三十个兄弟首先征服的“四方四敌”(指“魔部”、“霍尔部”、“门部”、“姜部”)，其后相继征服了邻近的“十八大宗”；然后占领了边远的“三十六小宗”。在征服这58个部落或邦国的过程中，格萨尔为岭地的民众夺取了牛、羊、马、金、银、绸缎、水晶、茶叶等生活必须的物质财富，并把它作为遗产留给后人，这就是史诗中反复描述的格萨尔的丰功伟绩。

    通过以上对百十部史诗粗略的内容分析，顺序排列，看似繁杂庞大的史诗却有严密的整体结构，每个单行的史诗本子，在整体结构上都有自己的位置，不会出前后的错乱。所以，格萨尔史诗的整体结构可以概括为：以格萨尔为中心，纵向追溯了格萨尔祖先的渊源、传承，以及迁徙到黄河上游的过程；横向则铺陈了格萨尔的战斗一生，以及他的丰功伟绩。

    四、用藏文的历史文献验证格萨尔史诗

    这个史诗唱段告诉我们，“董”氏族的发展线索是：古代六氏族——“穆布董”——岭六部——三十个众兄弟。这是贯穿在整个史诗的历史线索。研究史诗的历史内涵时绝对不能脱离各种史诗文本所提供的这条脉络。而这条一脉相承的历史线索隐含在各种史诗文本中，应该引起史诗研究者的高度关注。

    追溯“董”氏族的渊源，必然涉及整个藏族的族源问题。历史文献中藏族族源是多元的。如：《萨迦世系谱》主张人类祖称“天神下降”说；《朗氏家谱》主张藏族祖先从“卵中衍化”说；《德吾宗教源流》第227页有类似汉族的“开天辟地”的记载，等等。总之，藏文史书中关于藏族的族源记载是多样的，目前比较普遍的则采取“神猴与岩魔女结合，繁衍出藏族的各个氏族”的说法，我们把它称为“藏族族源猕猴之种说”。

    著名的藏文史书《柱间史》⑹记载：神猴和岩魔女结合，生下六个似人似猴的孩子，父母把他们放置在林中，不久繁衍四百多个子孙。神猴根据子孙的相貌把他们分成“董”、“冬”、“斯”、“穆”四个群体(氏族)。这就是史书常称的“原初四氏族”。

    格萨尔史诗中经常提到的“董”氏族，原来是藏族“原初四氏族”之一，“董”氏族最初居住在“约茹”，也就是现今西藏山南地区的雅隆。

    1、关于“古代六氏族”的史料

    格萨尔史诗中经常谈及的“古代六氏族”，按藏族历史文献的记载是从“原初四氏族”中分化来的。藏文历史文献中，把“原初四氏族”称为“舅父氏族”，把“古代六氏族”称为“外甥氏族”，他们是甥舅关系。所以，从“原初四氏族”中分裂出“古代六氏族”其实质是舅父氏族中分化出外甥氏族的。

    “古代六氏族”在广袤洪荒的青藏高原上各自以血缘氏族为单位，随水草任意迁徙，每次迁到新的地方就认为自己是该土地的主人，藏文史料和格萨尔史诗中把它称为“占地”或“分地”。在远古时代，“古代六氏族”就已经走出了卫藏，迁徙到了“汉藏交界的地方”。《汉藏史集》第13页在记载“古代六氏族”迁到汉藏交界的地方时，“在玛卡学热带达巴这个地方，吐蕃的三父六子分地居住”这与史诗中谈及的董氏父亲三兄弟占据“玛康岭”，即占地称王的说法是极其相似的。这表明，史诗与历史事实始终互为表里，即有其事才有其说，不是艺人异想天开编造出来的。

    2、关于“穆布董”——“岭”(“岭六部”)的史料

    我们从藏文历史文献中终于找到了“岭巴”这氏族(部落)。它原来是穆布董氏族中的“尊者六系”之一，并不像格萨尔史诗中描写的那么强大。但“岭巴”这个氏族(部落)在历史上的确存在，它的确有“古代六氏族”——“穆布董”——“岭巴”的源远流长的历史发展线索。这个悠久的历史不仅被格萨尔史诗反复歌诵，在可靠的藏族典籍中也有明确记载，两者完全吻合。这有力地证明史诗中咏唱的“董”氏族的历史故事并非民间艺人的胡编乱造，而是有历史根据的，难怪民间艺人始终坚持说他们讲唱的是真实的历史故事，这些历史珍藏在一代又一代的艺人的记忆中。

    五、格萨尔史诗与藏族最早故事集《玛桑故事》的比较

    格萨尔史诗大致在什么年代初具雏形，这也是史诗研究的一大难题。本文找出藏族最早的《玛桑故事》作为“参照物”，与格萨尔史诗相比较研究，以探索格萨尔史诗形成的相对年代。

    藏族的著名史书《智者喜宴》(上册)第164页在记述止贡赞普事迹时写到：“藏族最早的故事书有《遗体变金的故事》、《玛桑故事》、《麻雀的故事》等。”可见故事已经成为一种文体，故事的名目也繁多，民间讲唱故事十分盛行，看来人类的童年是在故事中度过的。

    《玛桑故事》是藏族最古老的故事，可惜已经失传。但“玛桑”是藏族历史上非常活跃的一个氏族，藏文史书中有断断续续的记载。下面我把“玛桑”的史料大致地串连起来，以窥视《玛桑故事》的大概内容。

    1、“玛桑”是藏族远古的氏族之一，起源于阿里地区，其势力一度波及卫藏。在吐蕃王朝以前曾在高原掌权。

    2、“玛桑”氏族的一支是萨迦“昆”氏的始祖。此时“玛桑”还征服了格萨尔的祖先“董”氏族。

    3、到了吐蕃时代，大臣罗昂杀死止贡赞普，并一度夺取吐蕃政权。据《柱间史》第58页记载，大臣罗昂的全名叫“玛桑·罗昂”，可见，吐蕃王朝的初期，玛桑氏族还很强大。

    引用以上三条史料的目的要证明“玛桑”又是一支有着光辉历史的远古氏族，与格萨尔的祖先有过激烈的冲突。藏文史书中把《玛桑故事》推崇为藏族最早的故事集之一，据我个人的推测，《玛桑故事》的内容可能是一本讲述“玛桑”氏族起源、发展、壮大的故事，具备了史诗的性质，在古代民间广为讲唱，所以被佛教徒视为佛教经典的先声或预示，并为格萨尔史诗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文化借鉴。

    现在，我们换个视角，考察一下格萨尔史诗是如何看待玛桑氏族的，史诗和《玛桑故事》有何关系。

    第一，格萨尔史诗中声称“玛桑”是格萨尔的父系氏族，是母系社会的产物。在母系时代，“董”的血统按女性计算，氏族实行外婚，氏族中的女性只能与外族的男子婚配，但子女与母亲、舅父生活在本氏族中，父亲则是外族的人，子女们依稀知道自己父亲的族系。所以格萨尔史诗中把“玛桑”认定为自己的父亲，反映了史诗对母系社会的遥远、模糊的记忆。

    第二，格萨尔史诗中常常用“玛桑”两字为格萨尔命名，以表示对远古父系的怀念。

    第三，格萨尔史诗中有“玛桑”字样的书名。

    通过玛桑史料与格萨尔史诗的比较，不难发现格萨尔史诗与玛桑氏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格萨尔有“玛桑好汉”的名字，格萨尔史诗也有称之为玛桑的书名，我们能否这样大胆地推断：藏族最古老但已失传的《玛桑故事》是否就是我们现在就能读到的《格萨尔史诗》呢?如这种推断还欠历史资料，从以上的历史资料我们完全可以断定；如果说《玛桑故事》是最古老的，那么与“玛桑”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格萨尔史诗也同样的古老。这些故事从远古传来，至少在吐蕃第八位赞普——止贡赞普时代就已初具史诗的型态，并在民间有人讲唱，有广大的听众，就是说格萨尔史诗距今至少有两千多年了。

    六、史诗研究的两种误导

    1、“文化中心论”的误导

    20世纪30～40年代，一些中外专家初步接触到格萨尔史诗时，由于语言障碍难能与史诗艺人交流，而当时为数不多的史诗文本珍藏在寺院和贵族手中，难得一见。尽管他们连格萨尔史诗的皮毛都没有碰着，却匆匆谈观点、下结论，说什么“格萨尔是罗马凯撒(kai-sir)，说什么“格萨尔是关公”，“格萨尔史诗是‘藏三国’”。据说这些专家运用的是高深莫测的“历史语音考证法”。他们从事学术，事先带着某种成见和情绪。

    2、“历史演义小说”思维定势的误导

    用这种思维定势研究格萨尔史诗，认定史诗是历史演义小说，是依据某种史实创作出来的故事。他们说“《格萨尔》基本上是吐蕃人按照吐蕃时期的基本史实创作出来的长篇诗体作品”(参见《格萨尔学集成》第二卷，甘肃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1007页)，并进一步断定“格萨尔是墀松德赞的文学形象”(也就是说格萨尔史诗是依据墀松德赞的历史事实创作出来的)。因此对史诗中的征战情节作了大量的历史考证，认为史诗描写的征战与墀松德赞进行的战争完全吻合。

    我认为，首先，格萨尔史诗不是历史小说，格萨尔史诗是董氏族的先民向后人讲述的氏族发展史，是董氏族的先民世世代代积累和记忆下来的祖先业绩，史诗没有作者，也不需要某个作者创作。把口头传说记录下来就是杰出的作品。其次，吐蕃和“岭”有共同的族源，但后来的发展是不同的，吐蕃以拉萨为中心，岭在黄河上游的“玛康岭”。吐蕃赞普是“穆”氏族，岭格萨尔是“董”氏族，还有格萨尔和墀松德赞是否同时代的人，也需要认真考察。

    如果说“历史演义”小说是根据史实的再创作，那么史诗仅仅是对祖先历史的回忆，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果把史诗当作历史小说，一味去寻找、考证历史原型，就容易在历史考据中陷入捕风捉影、牵强附会的泥潭。另外也容易走上只信文字记载的史书，而否认口碑史料，否认老人记忆，否认民间传说的极端。所以我认为用“历史小说”的研究方法去研究史诗也是一种误导。

    七、简短的小结

    本文对格萨尔史诗进行了粗略的追根溯源的工作。若问格萨尔史诗的源头在哪里，我的回答是：史诗的源头在藏族的猴子变人的传说里；在藏族“原初四氏族”、“古代六氏族”的衍化过程中。说得具体一点，格萨尔的祖先“董”氏族从西藏的山南雅隆出发，辗转阿里，迁徙到了“黄河源头，发展成为强大的“岭”部落，这些人群自称“岭巴”，也就是住在黄河源头的人，他们的英雄也称之为“岭·格萨尔”。格萨尔史诗是他们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这部史诗产生于藏族先民中，是历代先民积累、创造的，是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

    格萨尔史诗的历史内涵是什么?格萨尔史诗在几千年的代代辗转传授过程中，吸纳了不同的时代的内容，难免有“累层”的增添和重塑。研究格萨尔史诗的历史内涵必须抓住核心的东西，这就是“董”氏族的起源、发展、迁徙的历史，“董”氏族迁徙到“玛康岭”(即黄河源头)后，与散处在“河、湟、江、岷间”的150多个氏族、部落联姻、结盟、征战，这是格萨尔史诗的主要内容。宏伟的格萨尔史诗画卷是在黄河源头150多个氏族、部落中展开的，因此，也需要中华各族人民共同来解读。

文成公主进藏的故事篇7

“红藏展”风靡全国

概念而言，“红色收藏”是指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在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革命战争、建设新中国等活动中涉及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遗存的收藏。此类收藏一般分为五大类，即文献类、徽章类、雕塑摆件类、字画类和票证类。红色收藏的火爆行情从近两个月来，国内多地不约而同地举办红色收藏展就可窥见一斑。

6月28日，一场独具特色的红色收藏展在河北省衡水市裕康社区进行，现场有张自忠、冯玉祥、白求恩等革命先烈故事读本及《卢沟桥》、《抗战歌曲选》等抗战历史书籍;6月30日，湖北省宜昌市V亭区举办红色收藏展，展出数百件带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红色藏品; 7月7日，由山西省介休市收藏协会举办的经典红色收藏展在介休市老年大学开展;7月8日，黑龙江省文化厅主办了黑龙江红色收藏展。展会中有晋察冀边区出版的《选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著作单行本及洲国票证、钱币、电报、教科书等百余件藏品;7月12日，杨冉“红色主题艺术展”在北京798新太阳美术馆开幕。

一方面，密集举办的红色收藏展、艺术展吸引了众多收藏爱好者的目光，另一方面，红色收藏拍卖行情也不甘示弱，开始屡创佳绩。今年西泠印社春拍中，指示胡鄂公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文件以80万元起拍，354.5万元成交;李济深有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致、、的重要信件、公文以8万元起拍，66.7万元成交;刚刚结束的孔夫子旧书网拍卖会中，人民出版社上世纪50年代出版的“《选集》1-5卷”以100元起拍，经过143次竞价至2万元落槌。同场拍卖会中，新民主出版社于1949年出版的一版一印《少年》连环画从100元起竞至1.73万元落槌。

据不完全统计，近五年，红色收藏品的价格平均每年约以30%的涨幅攀升。今年某些与相关的题材甚至出现了50%的涨幅，红色收藏品升值空间巨大，可谓前景一片飘红。

藏品背后的故事

“红色收藏最初只是少部分人的个人行为，后队伍不断壮大，现已有近千万人的规模，藏品也已自成体系。”著名红色邮票鉴定专家姜伟接受《中国经济信息》记者采访时说。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人开始红色收藏。到21世纪初，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诞辰110周年也带动了红色收藏。之后，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邓小平诞辰100周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等纪念活动又将红色收藏推至更高点。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所以，红色收藏板块必定是今年的热点。

据中国红色收藏委员会统计，国内现有19个省区市成立了红色收藏组织，不少地方县城也有红色收藏组织。家庭红色收藏馆在全国有100多家，市区建立的大型红色收藏展览馆有30多家。这些展馆已成为当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无形中促进了当地的红色收藏事业发展。

红色收藏品广受追捧，离不开其汇集着的历史价值与集体情怀。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是全国最大的红色收藏品交易中心，市场内主营旧书籍、旧相片的摊主刘先生对《中国经济信息》记者说：“好的收藏品讲究有故事，有历史价值。而红色收藏品都是历史的遗存物件，最不缺的就是故事。”正说着，刘先生指着自己摊位上一张年轻时的相片解释道。

这张相片被称为《在陕北》，期间就已被广泛传播，为很多人所熟知。照片中，身着红军军装、头戴八角帽、佩带红色领章、帽徽。但鲜为人知的是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刘先生对《中国经济信息》记者讲述，这张照片是由著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于1936年在陕北拍摄的。1936年6月，埃德加・斯诺来到陕甘宁边区根据地采访。一天，在延安的一个窑洞前，斯诺要给拍照，当时没戴帽子，长时间没有修剪的头发显得太长太乱。斯诺觉得戴上帽子能显得端庄得体些，随手便将自己的红星八角帽摘下来戴到的头上，拍出了这张照片。后来斯诺夫人访问延安时将照片送给说：“这是我丈夫给您拍的照片。我在西安跳窗户逃出来时，身上只带了两样东西，一样是这张照片，一样是我的口红。您知道，您的照片是我来见您的介绍信，而―盒口红对于美国年轻的妇女而言，非常重要，无论如何口红是不能丢的。”后来，这张照片被公认为是红军时期照得最好的一张照片，期间这张照片被印制在宣传画上、书刊报纸上、甚至是广大农村房屋的白墙上，得以广为流传。

刘先生坦言，眼前这张照片和他摊位上其他的相片一样，都是银盐纸基材质。不是原物，而是在时期采用彩色转印工艺，将照片由黑白转印成大尺寸的彩色照。“其实这彩色照不值多少钱，但是红色收藏品就是这样，东西或大或小、或昂贵或便宜，背后都一定会有一段红色的记忆。”刘先生笑着说。

中国红色收藏委员会主任纪玉成就曾公开表示：“红色收藏品不仅仅是一些具有纪念意义的工艺品，它们还具有研究中国现当代史的宝贵价值，其教育意义重大、历史性鲜明。”

市场火热风险高

红色收藏板块热度骤升，不少投资者开始趋之若鹜加入其中，对此“跟风”现象，姜伟表示，红色收藏本是收藏者对往昔偶像形象与个人岁月烙印的缅怀与祭奠，更多的是感情的寄托。预计未来在某些周年纪念日里，红色藏品还有很大的升值空间，但并不足以支撑投机的谋利行为。

“因近几年红色收藏品的价格是逐年稳步上升的，现在大部分老、精、品都名花有主了，加之今年市场行情火热，藏家不愿意出货。现在某些市场上红色收藏赝品多达九成，新人经常陷入赝品泥沼。”摊主刘先生也提醒说。

文成公主进藏的故事篇8

关键词:中国绘画史；北宋；书画；鉴藏；《图画见闻志》；《画史》

中图分类号：J205文献标识码：A

一、郭若虚《图画见闻志》

“艺必以妙悟精能取重于世，然后可著于文，可宝于笥。”① “宋代的绘画美学著述，无论门类的齐备、体例的完整还是理论的建树，都堪称中国古代美学史上的典范。”②

郭若虚，太原人，自祖父辈均爱收藏书画，在《图画见闻志・序》中称：“余大父司徒公虽贵仕而喜廉退恬养，自公之暇，惟以诗书琴画为适，时与丁晋公、马正惠蓄书画均，故画府称富焉。先君少列躬蹈懿节，鉴裁精明，珍藏罔坠。”出身如此收藏世家，书画的日浸月染，加之历经仕途，同道好友互品佳作，所闻所见名笔佳墨不下少数，其鉴藏水平自然不俗，此书应运而生。郭氏继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起自唐会昌元年（841）至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的“名人艺士，编而次之”，全书体例参照了《历代名画记》，大致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叙论》（卷一），是十六篇绘画艺术论文，这十六篇短论，几乎篇篇都与鉴藏发生联系，集中表现出作者的鉴藏观。第二部分《纪艺》（卷二至卷四），为唐末五代至宋初的画家小传，收录唐末画家27人，五代91人，宋166人。第三部分《故事拾遗》及《近事》（卷五、六），故事拾遗采自古人传记中述画故事，近事为作者对当时画坛掌故的见闻记录。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画坛趣闻，丰富了宋代鉴藏史料。从鉴藏角度分析，《图画见闻志》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记述了宫廷收藏情况：历代统治者取得政权后，在休养生息恢复农业生产的同时，着手文化建设，宋也不例外。

《图画见闻志》卷一《叙国朝求访》提供了建国之初书画收藏的具体情况：“图典之盛，无替天禄、石渠、妙楷、宝迹矣。”称宋初的所谓的图典之盛不次前贤。其实，宋初书画历经浩劫，已无法与西汉的天禄阁、石渠阁，隋代的妙楷台、宝迹台相比，加之唐代经过安史之乱、黄巢之乱、五代更迭，艺术品的毁坏无法估计，到北宋建国时已所剩无几。太宗物色书法家，最初只得王著一人，而王又非名家，诏令天下四处搜寻前哲墨迹图画，亦只得三五件而已，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宋初文化建设之艰难。但由于皇家的重视，“诏天下郡县搜访前哲墨迹图画，先是荆湖转运使得汉张芝草书，唐韩马二本以献之，韶州得张九龄画像并文集九卷表进。后之继者，难可胜纪。又敕待诏高文进、黄居，搜访民间图画”。到淳化元年（990年），宫廷收藏已相当可观，《宋朝事实类苑・秘阁画》云：“太宗皇帝淳化元年八月，内出古画墨迹百一十四轴，藏之阁上。有唐太宗、明皇，晋王羲之、献之、庾亮，梁萧子云，唐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怀素、怀仁墨迹。顾恺之画维摩诘像，韩马，薛稷鹤，戴嵩牛，及近代东丹王李赞华千角鹿，西蜀黄筌白兔，亦一时之妙也。”

（二）提出了一些鉴藏的基本原则。

首先，要根据藏品的时代、衣冠之制进行判断。处在变动中的区域，不同时代会有不同的衣冠装束。在《论衣冠异制》中，郭氏首次将汉魏以前、晋宋之世、后周、隋朝、唐至宋初衣冠之制一一辨别，这既是对画家进行创作时的提醒，也是对收藏者鉴藏时的提示。

其次，要了解古今优劣，不同时期有不同侧重，“或问近代之艺，与古人何如？答曰，近代方古多不及，而过亦有之。若论佛道、人物、士女、牛马，则近不及古；若论山水、林石、花竹、禽鱼，则古不及近”。收藏家懂得古今优劣，选择藏品会比较理性，不至于盲目认为凡画作古者皆贵，今者皆无收藏价值。

第三，需要懂得绘画技法和名家的风格差异。收藏家和好事者的主要区别，除文化修养有文野之分外，主要是收藏家大多擅画，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好事者仅看表面，所以面对赝品难辨真假，而作伪者难逃行家慧眼。郭若虚不愧是行家，对绘画的体悟高出常人一筹，《用笔得失》云：“气韵本乎游心，神采生于用笔。用笔之难，断可识矣。”诠释由于用笔的差异，产生了不同的技法和不同风格，鉴藏者可根据画面传达气韵，进行欣赏和判断。《论曹吴体法》云：“曹、吴二体，学者所宗……北齐曹仲达者，本曹国人，最推工画梵像，是为曹。谓唐吴道子曰吴，吴之笔，其势圆转，而衣服飘举。曹之笔，其体稠叠，而衣服紧窄。故后辈称之曰：吴带当风，曹衣出水。”阐释曹、吴二体的不同，并进一步谈吴道子：“吴道子画，今古一人而已……落笔雄劲，而傅彩简淡，谓之吴装。”淡彩吴装的出现，为日后白描人物画奠定了基础。山水画和花鸟画的风格差异，除笔法原因外，还有环境的因素。郭若虚《论三家山水》云：“画山水唯营丘李成，长安关仝，华原范宽，智妙入神，才高出类。三家鼎峙，百代标程。”三家风格迥异，成为北宋山水画难以逾越的典范。

最后，鉴藏家需要具备通达理趣的素质，这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难做到的。《论妇人形相》云：“历观古名士画金童玉女，及神仙星官中，有妇人形相者，貌虽端严，神必清古，自有威重俨然之色，使人见则肃恭，有归仰之心。今之画者，但贵其丽之容，是取悦于众目，不达画之理趣也。观者察之。”这就需要藏家慧眼独到，体察感悟画事之妙。

该书亦对家藏繁富的收藏家记录详细，如帝王以书画恩赐的枢密楚公、苏大参、王文献，喜好书画的向文简、钟放、丁晋公、李文正、鲁肃简、马正惠、张文懿等，像鲁肃简性格耿直，公家之事知无不为，退朝还家便一头扎进专门斋房，品读书画，图绘山水调节性情娱乐其中，即使是家眷也很少让进入这间画室；丁晋公家藏书甚盛，当时很少见到的李成山水就有九十余轴；还有马正惠定期晒画；张文懿画叉以白玉为之，挑杆都可以如此贵重，其画可知也，不一一列举。可见，此时书画已是士大夫不可缺少的生活调剂品，这些描述为我们提供了北宋书画鉴藏的生动史料，近人谢巍评价道：“是书与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差堪媲美，可谓古之画史中上乘之作。”③

二、米芾《画史》

米芾（1051-1107）所著虽曰画史，实际为名画著录和鉴藏津要。该书举其平生所见书画，品题真伪，间及装裱收藏，考其伪谬，为历代书画鉴藏家所珍视。书中所列书画，有的属本人所藏，有的为他人所有，有的得之传闻、记载，并非件件亲眼目睹。该书为米芾对书画的鉴藏书画的经验之谈，字字珠玑，值得认真研读，其价值主要有：

（一）明确提出好事者与鉴藏家的概念。好事者与赏鉴之家为二等，提出了“赏鉴家”的几条标准，先要热爱笃好，在此基础上还要下功夫遍阅先人著述，真切感受获得不同于他人的心得体会，或自能书擅画，有实际操作经验。具备了上述条件，才能区别真赝伪劣，收到精品书画。好事者则不然，只是手头有钱，元非酷好，只为装点风雅，对书画知之甚少，购买时，还要请他人判断真伪，此谓之好事者。二者之间有文野之分、雅俗之异。在收藏心态和思想境界方面，二者亦判若天壤。赏鉴家收藏书画作品，主要着眼于作品的内涵，侧重审美价值，不太看重经济价值，观赏作品时，重在获得精神愉悦，强调实质而忽略表面，寓意于物而非留意于物，物为我用，而非我为物使。好事者对待书画作品的态度，与赏鉴家恰恰相反，他们不大懂得书画作品的精神实质，多看表面，视书画如生命，因为在他们看重的是书画的经济价值，他们“留意于物”为物所役，他们在众人面前附庸风雅，佯装名士，实则头脑空虚胸无点墨，也是画家耻笑的对象。

（二）记录了北宋后期书画收藏的盛况，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米芾自家藏有：顾恺之《维摩天女》（长二尺，《名画记》所谓小身维摩也）、《飞仙》；《戴逵观音》（天男相，无髭，皆贴金）；《王戎像》（假顾恺之笔，后易李邕帖与吕端问）；《英布像》（类六朝时石刻）；魏武《读碑图》；董源《雾景横披全图》；李成至李冠卿大扇，爱之不已，为天下之冠；荆浩、范宽山水各一幅（王诜送）；五代蜀李升山水一帧；唐人麻纸画《扬子云》；苏轼《墨竹》（王诜借去不还）；张《涧底松》；易元吉逸笔画《鸲鹆芦图》（王诜借去不还）；纸本曹不兴《如意轮》一轴；徐熙《风牡丹图》，叶几千余片，花只三朵，一在正面，一在右，一在乱叶之背，石窍圆润，上有一猫儿，余恶画猫，后易与唐林夫。“余家收古画最多，固好古帖，每自一轴加至十幅以易帖。大抵一古帖不论赀用及他犀玉琉璃宝玩，无虑十轴名画，其上四角皆有余家印记，见即可辨。余家晋唐古帖千轴，盖散一百轴矣。今惟绝精，只有十轴在。”《画史》所记其他收藏家，有宗室五位，他们是赵仲忽（字周臣，家藏有梁武帝像）、赵仲仪、赵仲爰（字君发）、赵叔盎（字伯充）、赵令穰（字大年）。其中赵仲爰、赵叔盎、赵令穰收藏丰厚。赵叔盎，家藏《五星图》中之金星一小帧，并真迹也。赵叔盎家旧有《出蛰图》，江南画。鱼虾相随，山石林木人物如董源，龙不俗，佳作也，是龙吞珠图。王士元山水《渔村浦屿雪景》，类江南画。王巩定国收四幅，后与王晋卿，命为王右丞矣。赵叔盎伯充处有摹本。赵叔盎收张松石一轴，李公家物，已破糜不可重褙。宗室令穰大年处《天蓬》，亦真吴笔。宗室令穰大年作小轴，清丽；雪景类世所收王维；汀花水鸟，有江湖意。可见，书画名品大都落户宗室帝亲，上自魏晋下达隋唐，其中不乏当世佳迹，书画收藏以有钱复闲的官宦士夫阶层为大宗。

（三）明确提出“书画博易”的原则：“时易新玩，两适其欲。”士人赏鉴书画，看中的是过程，过程带来信息，过程带来快乐。时易新玩，就是不断以旧换新，补充新收藏新知识；两适其欲，就是互通有无，各得其所。喜欢书法的，可以用自己手中的绘画换取对方的书法；喜欢绘画的，可以用自己手中的书法换取对方的绘画。米芾和王诜就是这样做的：“王晋卿昔易六幅黄筌风牡丹图与余，后易白戴牛小幅于才翁子鸿字远复，上有太宗御书戴嵩牛三字。其后，浙中所在屏风皆是此牡丹图，更无辨，盖帖屏风易破故也。后牛易怀素绢帖及陆机、卫恒等摹晋帖，与数种归刘泾。又尝王晋卿以韩马照夜白，题曰王侍中家物，以两度牒置易颜书，朱巨川告于余，刘以砚山一石易马去，及得白牛，始自喜以为有韩马戴牛，然但少杜荀鹤、章得象耳。”

（四）揭露宋人作伪的手法种种。

1.添名款：在画作上签署名笔哄骗世人，不可胜数，故谚云：“牛即戴嵩，马即韩，鹤即杜荀，象即章得也。”前贤笔迹今人眼生，从事书画买卖的牙人便更改姓名以其取得高价，米芾曾观李冠卿少卿所收双幅大折枝，画面描绘丰富：“一千叶桃，一海棠，一梨花。一大枝上，一枝向背，五百余花皆背；一枝向面，五百余花皆面，命为徐熙。”经米芾细阅发现在一花头的签名“臣崇嗣上进”，实为徐崇嗣所绘。还有的是将原画上的题款刮去，添加名气更大的书画家姓名，米芾披露说：“余昔购丁氏蜀人李山水一帧，细秀而润，上危峰、下桥涉、中瀑布，松有三十余株，小字题松身曰蜀人李。以易刘泾古帖。刘刮去字，题曰：‘李思训。’易与赵叔盎。”2.作旧：目的仍然是为了蒙人骗取重金。“有吴中一士大夫好画，而装以旧古为辨，仍以名画记差古人名。尝得一《七元》，题曰梁元帝画也。又得一伏羲画卦像，题云史皇画也。问所自，答云：‘得于其孙。’了不知轩辕孙、史皇孙也；若是史皇孙，必于戾园得之。”3.模仿：模仿是为乱真，乱真是为冒充名家，提高身价。高手模仿不易区分，甚至可以骗过名家的眼睛。米芾说：“朝议大夫王之才妻南昌县君，尚书李公择之妹，能临松竹木石画，见本即为之，难卒辨。文与可每作竹贶人，一朝士张潜迂疏修谨，文作纡竹以赠之，如是不一；又作横绢丈余著色偃竹以贶子瞻。南昌借得以效临之。后数年会余真州求诗，非自陈不能辨也。余曰：偃蹇宜如季，挥毫已逼翁。卫书无曲妙，琰惠有遗工。乍睹虬如物，初披飒有风。顾藏唯谨钥，化去或难穷。”看来这位李公择之妹好生了得，她模仿文同的《纡竹图》，居然使鉴藏大家米芾难辨真假。4.割裂分装：即将原画割为数段，分装成数幅独立的作品。米芾云：“马家本所见高公绘字君素二马，一吃草，一嘶；王诜家二马相咬，是一本，后人分开卖。苏激字志东家三匹，王元规家一匹，宗室令穰家五匹，刘泾字巨济家三匹，皆笔法相似，并唐人笔也。刘所收白子母牛，王仲修字敏甫家黑牛，令穰家黑牛，皆命为戴，甚相似。贵侯家多不同，皆命为戴，不可胜数。”数家收藏的画马，皆笔法相似，米芾认为是一幅画被分割成若干段的结果。

（五）辨伪方法。

1.对比法：即以真迹标准，与之比较。如：“张修字诚之少卿家有辟支佛，下画王维，仙桃巾黄服，合掌顶礼，乃是自写真。与世传关中十大弟子真法相似，是真笔。”另：“荣咨道字询之，收雪猎图，命为王维。不类张氏辟支佛所画合掌像，林木类蜀人笔，雪山精好，是唐物，维则未也。”称此画具有唐韵，但不是王维所绘，应该说这是一种可靠的判断。2.细审名款：有时作假者比较粗心，在添加名款时，因一时未见原画款而留下痕迹。如前面所举李冠卿家所藏“命为徐熙”的双幅大折枝。米芾“细阅于一花头下金书‘臣崇嗣上进’”，从而判定此画原作者是徐熙之孙徐崇嗣，而非徐熙，造假行为被揭穿。同时还要查验图章，像米芾这样的藏家，经他评定的字画会分门别类，选用不同印章以示优劣。“余家最上品书画，用姓名字印、审定真迹字印、平生真赏印、米芾秘箧印、宝晋书印、米姓翰墨印、鉴定法书之印、米姓秘玩之印。”“玉印六枚……，有此印者皆绝品。玉印唯著于书帖，其他用米姓清玩之印者，皆次品也。无下品者。其他字印有百枚，虽参用于上品印也。自画古贤，唯用玉印。”“濮州李文定丞相家画三等：上等书名用名印，中等书字用字印，下等亦用字印，押字而已。”3.辨别纸绢：不同时代的画家使用的纸绢会有明显的差异。“古画至唐初皆生绢，至吴生、周、韩，后来皆以热汤半熟，入粉如银板，故作人物，精彩入笔。今人收唐画必以绢辩，见文粗便云不是唐，非也。张僧繇、阎令画，世所存者皆生绢。南唐画皆粗绢，徐熙绢或如布。”4.考察艺术风格：李成淡墨如梦雾中，石如云动，多巧少真意；范宽势虽雄杰，然深暗如暮夜晦瞑，土石不分，物象之幽雅，品固在李成上；关同工关河之势，峰峦少秀气；董源峰顶不工，绝涧危径，幽壑荒迥，率多真意；巨然明润郁丛，最有爽气，矾头太多；荆浩善为云中山顶，四面峻厚。经验之谈，字字珠玑。

总之，北宋书画著录具“群山竞秀，万壑争流”之势，《图画见闻志》、《画史》史料价值颇为突出。除此之外，还有众多题画诗集，如宋庠《元宪集・题画诗》、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梅尧臣《宛陵集・题画诗》、韩琦《安阳集・题画诗》、苏洵《嘉集・题画诗》、韩维《南阳集・题画诗》、文同《丹渊集》、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题画诗》、曾巩《元丰类稿・题画诗》、刘敞《公是集・题画诗》、王安石《王安石全集・题画诗》、刘叔赣《题画诗艺卷》、黄庭坚《题画诗》等等，其中涉及了鉴藏方面的诸多内容，对研究北宋书画鉴藏提供了珍贵的参考史料。

① 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京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48页。

② 刘方《宋型文化与宋代美学精神》，巴蜀书社，2004年版，第3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