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电影范文

时间:2023-12-03 02:24:17

西路军电影

西路军电影篇1

观影归来,心潮澎湃。仿佛身处当年战火硝烟,久久不能平复。

提起百团大战,想来大家都不陌生。那是抗战时期,我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与日军在中国华北地区晋察冀边区发生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八路军的晋察冀军区、129师、第120师在总部统一指挥下,在河北山西发动了以破袭正太铁路(石家庄至太原)为重点的战役。战役发起第3天,八路军参战部队已达105个团,故称此为"百团大战".百团大战是抗战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主动出击日军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战役,它打出了敌后抗日军民的声威,振奋了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我军何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我们从电影中即可窥见一斑。

一是领导有方。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足可见将帅之重。毛主席、朱老总在延安预筹帷幄,彭德怀、左权身在战场亲自指挥,我军多位将领联合行动主动出击,构建了这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从战前突破"囚笼"时的豪情到设定方案处的缜密,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相交织;从一条提气的皮带到一双染血的布鞋,将帅们清廉自守、爱兵如子的作风跃然眼前。正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军才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战果,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二是三军用命。我大好儿女,不吝己身卫我家国。为扳动轨道毁敌装甲,顶着日寇的炮火以血肉之躯守住开关;为拦敌骑兵,以血肉之躯抗千军万马。一声声都是"跟我上",一句句都是"向前冲".千军万马纵身闯,一身是胆好儿郎!

三是正义必胜。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我军举正义之师,扫日寇卫国土,堂堂正正气宇轩昂。我们从来不曾孤军奋战,我们永远和广大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我们对百姓以命相护,而百姓为我掏心掏肺。所谓军民鱼水从来不是纸上一句空话,那是用生命书写的壮丽篇章。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值此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正当述往事,思来者。

观百团大战有感650字(二)

值此抗战胜利70周年,怀着激动的心情,我去宝龙广场电影院观摩了最新上映的主旋律抗战大片——百团大战。

电影一开始就是一段旁白,大体的意思是说,国民党被日军干的hold不住,同时我党也被日军包围,中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接下来是邓超(饰张自忠)的打酱油时间,约用时五分钟,目的是再次强调国军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日军步步紧逼,八路军要是还只会在西北眯着不出来,中国就要完蛋了。以此来彰显我党和我军主动出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紧接着,画面切换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站在西北的黄土地上,叉着腰,说电影名字怎么还没出来啊,于是电影的名字马上就出来了

电影的主角是彭德怀,第二主角是左权,大体的过程是,先是彭德怀被日军包围了太久了,于是偷摸着给日军来了一炮,把日本那个军官(记不住名字了)当时就给搞蒙了,趁着日军没搞清情况的时候,进攻了日军一个重要据点,锤的日军军官蛋嗷嗷疼。日本痛定思痛,遂在我军内部打入一内奸,并且派出一支小队入侵了我军一重要军工厂,彭德怀亲自前往督战,其重要程度不言而喻。最终这股日军在我军强力进攻下被歼灭。

当然,这三段战役之间一直穿插各种煽情片段,或是伟人高瞻远瞩式感慨,或是战士们前仆后继式壮烈牺牲,或是八路军和群众的鱼水之情。

然后,在另外一段旁白中,百团大战宣告胜利,伟大领袖毛主席再次站在黄土地上,叉着腰,对底下的八路军战士们进行画饼式洗脑。

西路军电影篇2

今天,我和同学们一起观看了《百团大战》这部爱国主义大片。百团大战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八路军与日军在中国华北地区发生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八路军的晋察冀军区、第129师、120师在总部统一指挥下,发动了以破袭正太铁路为重点的战役。战役发起的第三天,八路军原计划出动二十二个团,可实际出动了一百零五个团,因此这场持久战被称为"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打了大大小小上千场战役,影片中选取了三场最为典型的战役来表现,分别是娘子关战役、西营坞战役和关家垴战役。影片中有许多令人感动的画面,比如爱国将领张自忠将军死在日本人的炮火之下,比如许多老百姓积极参加八路军队伍,还比如许多八路军惨死在日本人的枪下……

接下来,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因为日本人的兵力打不过八路军,所以日军请来了机甲车——一辆无坚不摧的轨道车。机甲车来了,一名上将看见一辆火车头,问:"谁会开那个铁家伙?"一位士兵说:"我会。"另一位士兵说:"我跟着上!"第一个答话的士兵接着说:"扳道岔要板到左边来。"那位上将命令道:"死也要拿下扳道岔,你们快走,火力掩护。"话音刚落,只见两个士兵登上了火车头。第一个士兵说:"我开,你加煤。"随后,火车头向着机甲车的方向开去。

与此同时,八路军与正在看护扳道岔的日军展开了激烈的对战。每当八路军将扳道岔板到左边之后,由于来不及躲闪,都会死在日军的枪下。即便是这样,八路军战士仍旧前赴后继,在扳道岔旁死了一批又一批战士。

最后,一个八路军营长冲了上去,当他被日本人打死之后,双手仍然紧紧地握在扳道岔上。就在这个时候,飞驰而来的火车头在最后一刻撞上了机甲车。机甲车瞬间被撞出了轨道,霎时,火光四起。看到这里,影院中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八路军战士英勇抗战、不畏牺牲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和我的同学们。

走出影院,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深知,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烈士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为此,我要努力学习,长大后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百团大战电影观后感600字(二)

在抗日战争胜利70年之际,公司组织了全体人员观看了电影《百团大战》,影片战争场景宏大,战火纷飞,一幕幕惊心动魄的画面,从始至终感我受到了中国人民不当亡国奴的民族气节,可歌可泣不怕牺牲的精神。

百团大战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与日军在中国华北地区晋察冀边区发生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八路军的晋察冀军区、129师、第120师在彭德怀直接指挥下,在河北、山西发动了以破袭正太铁路(石家庄至太原)为重点,对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大规模攻击,共进行大小战斗1800余次,攻克据点2900余个,歼灭日伪军45000余人,战役发起第3天,八路军参战部队已达105个团,故称为"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期间,彭德怀在前线指挥作战。

自1939年冬以来,日军以铁路、公路为支柱,对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扫荡,实行三光政策,并企图割断太行、晋察冀等战略区的联系,推行所谓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正太铁路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横越太行山,是连接山西至河北的重要通道,是平汉、同蒲两条铁路的纽带,是日军在华北的重要战略运输线之一。八路军总部决定发动交通破击战,重点破袭正太铁路和同蒲路北段。面对侵略者,中华儿女不屈不挠、浴血奋战,拔掉了敌人靠近根据地的碉堡、据点,炸毁了铁路、桥梁、公路,使日军的交通线瘫痪,严重挫伤了日军的狂妄气焰,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振奋了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在战略上有力地支持了国民党正面战场,打击了国民党制造所谓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谣言,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这场战役在国际上也影响深远。

1940年底,华北群众热烈欢迎参加百团大战凯旋归来的英雄们

因我在河北、山西工作过,在电影中看到井陉、娘子关、阳泉、寿阳、太谷、平定、和顺、榆次、阳曲、武乡的地名时倍感亲切,当年的硝烟战火换来了今天的和平环境,换来了我们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我们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不忘历史是为了警示现在,传承精神是为了激励后人,百团大战中战士们是我们保险人的好榜样,我们要始终牢记自己所肩负的责任和义务,牢记历史,居安思危,齐心协力建设祖国,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来捍卫祖国,祖国一定会更加的繁荣昌盛,永远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伟大的中国梦也一定实现。

西路军电影篇3

我 在观看的过程中,看到了鬼子对中国百姓实行"三光政策",感觉到自己全身都热血沸腾,恨不得穿上八路军的衣服,穿越到那个时代,投入到打鬼子的战斗中。日本鬼子对中国居民的残害,我们时刻不能忘记,我们要强大,因为软弱是要挨打的。

在这部影片中,令我最敬佩的是彭德怀元帅和刘伯承元帅,在攻打日军坚守的山头主峰时,日军火力太猛,军队伤亡很大。就在这时,刘伯承提出了一个主意,在软土那里挖一个地洞,通到敌人的炮楼下面,在地洞里放满炸药,果然顺利炸毁了主峰上的敌楼,全歼了那里的日军。共产党领导的百团大战历时 5 个多月,这一系列战役打破了日军的"囚笼政策",拖延了日军南下的进程,同时也告诉了悲观派和投降派——中国军队可以战胜日本军队。

在我们看完电影后,社区的阿姨给我们讲现在是和平时代,我们的国旗之所以是红色,是因为象征着无数的先烈用鲜血染上去的。在这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之际,《百团大战》这部电影让我们回顾了当年的历史,了解到了这个抗日史上的伟大战役。我们现在的和平生活来之不易,所以我要在这幸福和平的时代里,好好学习,才可以对得起无数死去的先烈们。

电影百团大战观后感(二)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我们国家把9月3日确定为胜利纪念日,所以我们都放假。9月4日上午,爸爸妈妈带我去看电影《百团大战》。我以前就看过这些书,知道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进行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破袭战,粉碎了日本侵略军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提高了八路军的声望,振奋了全国人民抗战的信心。

当我看到日军用机枪扫射逃难的老百姓,用刺刀残忍地刺向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时,还有后来对根据地进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我觉得这些日本鬼子太残暴,没有一点人性,全国老百姓都应该起来反击日本鬼子,打败他们。

当我看到八路军和日本鬼子在争夺火车闸开关的片段时,被八路军深深震撼,为了让八路的火车撞上日军的装甲列车,牺牲了很多人,最后一个八路军营长冲上去,在身负重伤的时候,拼尽全力把闸搬好。在这惨烈的战斗中,八路军牺牲了很多人,他们很勇敢,不怕牺牲,令人敬仰。

直到现在日本人还不承认历史错误,还在和我们国家争夺钓鱼岛,我们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保卫自己的国家。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都是这些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我们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电影百团大战观后感(三)

百团大战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广大人民群众与日军在中国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这场战役极大的影响了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格局,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是牵制住了日本兵力,同时中国的大胆出手,也影响到其它国家开始勇于在东南亚战场、太平洋战场和欧洲战场强势出击,正面对战。

这场战役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意义重大,同时在这次战役中,抗日军民们齐心协力,前仆后继,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也时时鼓舞着后人。整部影片以激烈的战争场景为大背景,场面宏大,战火纷飞,令人窒息,而对战场上士兵个体的特写又真实而细腻,撼动人心。

西路军电影篇4

指示成立“西安通讯工作组”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顽固派不断制造磨擦,连续发动三次高潮。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和爱国民主人士警惕反动派向陕甘宁边区和其它解放区的军事进攻,随时保持高度戒备。

1943年1月,向来重庆参加中央训练班的王敦瑛指出:“利用你在军队中做教官的特殊身份,成立‘西安通讯工作组’,任务是搜集、胡宗南及其它军队妄图进犯陕甘宁边区的军事、政治等机密情报,搜集蒋、胡军队破坏抗日、制造磨擦、发动内战的机密情报,及时电告党中央。可与第十八集团军西安办事处联系,暂用他们的电台,保持极端秘密,严防敌人破坏。”还指定王敦瑛为通讯工作组组长。

王敦瑛,山东省黄县人。1935年作为苏共中央派遣的帮助中国革命的情报人员返回中国,先后在吉林、北平、上海、汉口、成都、西安等地做军事情报及地下工作,1939年任前苏联派驻国民政府军事顾问团首席顾问翻译,1943年任第一战区胡宗南长官部上校副官、绥靖公署资料组组长、西安王曲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俄文教官。

为便于王敦瑛开展工作,派遣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电台台长杨才(化名夏仲和)和他的妻子龙文英(化名钱瑾)到西安,还把长期在西安从事革命活动的著名爱国人士、西北民盟创始人杜斌丞及中共地下党员、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杨明轩介绍给王敦瑛,王敦瑛又通过杨明轩与打入第三集团军办事处任主任的中共地下党员蒙定军取得联系。随后,通过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处长周子健给王敦瑛拨款400元作为经费,在西安市玄风桥34号(今建国路北端)以开设“杂货铺”作掩护开展情报工作。杨才为“经理”,龙文英为“售货员”。由于杨才夫妇早年参加革命,没有做生意的经验,再加上都是四川人,容易引起敌特怀疑,于是蒙定军就介绍中共地下党员张刚参加情报组,以“售货员”身份掩护杨才工作。

与此同时,从前苏联弄到一部电台,王敦瑛把电台裹在被子里,秘密送到西安第三集团军办事处,暂由刘顺明保管。后来找机会以给“杂货铺”进糕点为名,将电台送到“杂货铺”杨才处。1943年夏,西安军事情报组(即西安通讯工作组)正式成立,组长王敦瑛,成员有杜斌丞、杨明轩、杨才、蒙定军、张刚、龙文英、杜琴兰、李儒珍。王敦瑛、杜斌丞、杨明轩、蒙定军分别利用自己公开身份负责搜集敌人情报,一有情报即来“杂货铺”以买货为名将情报送出。有时情况紧急,王敦瑛和蒙定军二人无法脱身亲自送出情报,就由他们的夫人李儒珍和杜琴兰设法送至“杂货铺”。杨才、龙文英夫妇与张刚负责夜间用电台向党中央发送情报,杜琴兰、李儒珍担任译电员。

夜空中的“红色电波”

当时的西安是胡宗南长期盘踞的老巢,也是顽固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指挥中心。在那里,仅职业特务就有四五千人。情报组工作之初,在物质上和技术上都遇到了难以想像的困难。比如收发电报时用的电,只能靠灯头来接。而玄风桥一带唯有这个“杂货铺”一家用电灯,其余都点煤油灯,收发电报的时候会影响电灯,即出现明显的光亮闪动。为了不被无孔不入的特务发现,情报组只好将收发报时间放在深夜进行,遇上停电就用手摇发电机发电。还有声音问题,因为是半夜,所以一点响动都容易传出来。为了避免声音太响,每在发报时,杨才和龙文英夫妇就把四周围窗户和发报机用棉被盖住,尽量避免声音传播出去。“杂货铺”的电台开始在地下掩埋,用时挖出来,用后再埋起来,这样显然很不方便,也容易被敌人发现。后来杨才直接在里屋墙上挖了个洞,把电台每次用后就放在墙洞里,外面贴上报纸,再堆满货物,遮挡得严严实实,这样既安全又方便。就这样,军事情报组在特务如麻的西安城里展开了工作,每天都将情报通过秘密电台发送到延安,而且收发报时间和信息准确无误。反动派没有想到,在他们盘踞的老巢会有这样一条红色的电波,在特务的眼皮子地下,将军事机密传到党中央及重庆和兰州党的机构。

1943年6月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研究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军事部署。7月初,胡宗南发出军令,准备炮击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马栏镇。王敦瑛得知后,当晚就通过杨才的电台通知党中央。党中央获悉电报后,以确凿的事实揭露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的行径,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制止内战危机。由于西安军事情报组及时获悉情报并第一时间电告党中央,党中央赢得了主动,有效地避免了顽固派对根据地的军事进攻。

1945年7月,令胡宗南将河南前线及陕西韩城、朝邑、合阳、华阴、华县、西安等地十多个师的驻军开往陕甘宁边区南线,暂编59师和骑兵第2师随即由西安向淳化、耀县一带集结。西安军事情报组获悉这一情况后连续向延安发报,并由蒙定军亲自向中共陕西省工委和党中央汇报了胡宗南的军事部署与兵力编制。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即任命张宗逊为司令员、为政委,统一指挥关中南线的各个部队,并抽调新编第9旅、教导第1旅、教导第2旅和即将开赴抗日前线的358旅火速增援关中分区。7月22日,胡宗南军向关中分区淳化、耀县的爷台山地区发起进攻,八路军和游击队诱敌深入,主动撤出爷台山及其以西的四十几个村庄。正当胡宗南军为夺取爷台山而庆功的时候,8月7日,党中央命令各部出击,次日发起总攻。经过两天战斗,我八路军全歼胡宗南部的守敌。8月10日,战斗结束,我八路军和游击队成功收复了爷台山等全部失地。爷台山战役后,党中央通电嘉奖了西安军事情报组。

打入敌人的心脏

1946年初,向来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西安军事情报组成员杨明轩(时任胡宗南部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议)、杜斌丞布置:“请转告38军内共产党工委的负责人,运用我党在部队工作过的一些地下党员,选派可靠得力的干部,设法打入军胡宗南部建立情报机构,以便随时了解、及时搜集和掌握蒋、胡、马军妄图进犯陕甘宁边区的动态和机密情报,警惕与防止反动派对我党我军和陕甘宁解放区的突然袭击。”

杨明轩和杜斌丞从重庆回西安后,立即向蒙定军传达了的指示。蒙定军随即千里迢迢远赴甘肃河西走廊重镇武威,联系时任胡宗南部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赵寿山,并安排从38军撤回的地下党员布点。蒙定军和赵寿山二人经过商量决定,由杨荫东、赵古振两位党员执行打入敌人内部的任务。后来,在我地下党的安排下,两人都打入了敌人的内部。赵古振打入了胡宗南的西安绥靖公署机要室,但是没有得到信任,不久便借故离开了;杨荫东则成功打入胡宗南部的第七补给区司令部。从这时候开始,标志着西安军事情报组的地下工作逐步走向成熟,而且全面开花,改变了过去情报单一、不足的情况,在敌人心脏里铺开了一张多点辐射的情报网。在这张网上,王敦瑛在胡宗南长官部,杨明轩、杜斌丞在高桂滋、邓宝珊、赵寿山等高级将领处,杨荫东打入胡宗南军队第七补给区司令部,几乎全部在敌人的核心部门,能够接触到高级的机密情报,他们源源不断地将大量、部队番号、行动路线、驻地、主官姓名及给养补给概况等军事情报发往党中央。

打入敌军首脑机关任西北联勤总司令部第七补给区司令部办公室少校参谋的杨荫东,为了适应我军情报工作的需要,按照胡宗南所有部队的战斗序列、兵力驻地、补给情况、长官姓名等项目列制了一个《屯补日报表》,每次复写两份,一份装在司令周士冕的皮包内,以便在他不能随从参加高级将领会议时,供周士冕随时使用;另一份由他自己保存,随时送到情报组联络员刘雪琴处,经刘转送中共陕西省工委书记赵伯平。敌人的前方稍有军事行动,杨荫东即通告刘雪琴。

解放战争时期,杨荫东从容不迫地战斗在敌人的心脏,这种绝密的军事情报工作从1947年2月起一直坚持到1949年5月西安解放前夕。他将敌人进攻延安及占领延安后的几次战役部署,撤出延安后的逃跑计划,以及西府战役时胡宗南的兵力调动与配备等情况,都及时准确地传递给陕西地下党的领导机关。1947年4月下旬,杨荫东及时提供了胡宗南集中整编军向绥德、米脂推进,企图压迫我党中央东渡黄河的作战计划。党中央根据这一情报,及时组织了蟠龙镇战役,全歼敌一个旅,生俘旅长李昆岗,粉碎了胡宗南的作战计划,沉重地打击了胡宗南部的嚣张气焰。此次战役结束后,西安军事情报组受到西北野战军前委的嘉奖。

亲自奖励情报组四十两黄金

由于多次遭到惨败,1948年春夏之交,胡宗南加大对西安电台的侦测力度。为了应对敌人的检查,西安军事情报组接到党中央的命令,取消了电台发报,杨才夫妇和王敦瑛亲手将使用了多年的电台拆除掩埋。此后的一年时间里,西安军事情报组依靠党的地下交通员徒步传递情报,西安和党中央的联络从未间断过,即便是在敌人最为疯狂的搜索和追查的险恶环境,西安情报组的同志们都及时准确地向党中央、西北野战军传递了大量军队行动的重要军事情报。1947年8月沙家店战役后,对西安军事情报组及时报告的“敌军战略部署大调整”的情报,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亲自批示:“情报很确实,最可靠。拨四十两黄金作为全年经费。”

1948年3月初,司令员指挥西北野战军在陕西黄龙县瓦子街一战击毙胡宗南部29军军长刘戡,接着又在宜川附近歼敌一个旅,活捉敌旅长,两次共消灭敌人三万余众,取得了西北著名的围城打援的“宜瓦战役”的胜利。此战后,党中央向西安军事情报组发来了嘉奖令。随后在白水县武庄村召开的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非常兴奋地表彰了西安军事情报组的工作,并向前来参加会议的赵伯平、蒙定军说:“你们的情报很重要,很确实,对作战有很大帮助。只要有这样及时准确的情报,一两年就可以解放大西北。”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后,给赵伯平颁发了一枚功勋奖章,作为对西安军事情报组全体同志的奖励,并幽默地称赞说:“我们的军队虽然比胡宗南少得多,但我们有一支无形的军队却比胡宗南强得多!”

西路军电影篇5

摘要:红军军邮和普邮、党的机要局是中央苏区三大通讯组织。随着中央苏区的建立,1931年7月,红军信柜(军邮)成立。红军军邮除了免费为红军及其家属收发邮件,还负担了传递秘密军事情报的任务。红军军邮除了利用普邮的邮路,还建立了15条特别快信邮路干线(军事交通线)。中央苏区的军邮在保证红军官兵通讯需要、传递军事情报、组织武装邮路等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

关键词:中央苏区;军邮;邮路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3)04-0060-05

一、引 言

中央苏区军邮(红军信柜)创办于中央苏区建立之后,它与党内的机要通讯局、苏维埃政府的赤色邮政局并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大通讯组织系统。它的组建与当时特殊的革命战争环境分不开,也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人民子弟兵的关爱。

目前学术界对军邮的研究比较少,只有少数几篇研究在抗战时期军邮的论文中有所涉及,如黄小用、廖发堂的《试析抗战时期湖南的军邮》[1],伍佩佩的《抗战时期云南的军邮述论》[2],袁风华的《抗战时期政府军邮简介》[3],至于中央苏区的军邮,除了一些知识性推介外,学术界尚无专文论述。鉴于此,笔者收集整理相关史料,对中央苏区军邮的开办、业务范围、邮路、作用进行探讨,抛砖引玉,以求教于方家。二、军邮开办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不仅自上而下建立起了全国性与地方性邮政通信组织(普邮),而且还自上而下建立起了军队内部的军邮通信组织。

1930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把赣西南和闽西苏区划为中央苏区,同年10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在江西吉安成立,自此中央苏区初具规模。1931年9月,随着中央红军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于同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

中央苏区建立后的1931年7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后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革军委”)便在中央机关所在地――瑞金叶坪建立起专门为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服务的邮政通讯组织――中央邮政局和红军总信柜。中央邮政局设在叶坪村的石门兜即瑞金叶坪村苏区中央政府旧址右侧。局内不仅设有局长办公室、邮务科、审查科等管理部门,还设有分发室、递信班等业务机构,有邮务员、邮递员、分发员等五六十人,在中央邮政局大门的右侧,还开有一个“窗口”,对外开办收发邮件业务。中央邮政总局之下是各省邮政局,在省邮政局之下,虽不存在第三级管理层,但却备有专门的邮政管理人员――各县邮政局局长和邮务员。

中央邮局成立后不久,中革军委及其直属部队开始建立红军信柜(设在各部队中,具有“军邮”性质的邮政通信机构)。从红军总政治部到各军团、军及中革军委直属部队,均设有红军信柜。它主要担负军内邮件传递任务,在师或团单独行动时,它大都由师、团政治部门临时派员收信工作。

中央红军政治部总信柜一度设在原中央邮政局内,主要办理中央军事机关及红军指战员的邮件收寄业务。时任中央邮政局局长兼红军总信柜主任的赖绍尧就在这里工作过。据他回忆:“当时,红军总信柜(军邮)在组织上属于中央军委(即中革军委)总政治部领导,而在业务上则由邮政总局(即中央邮政局和后期成立的中央邮政总局,下同)领导,手续制度基本上和邮政相同。为了密切配合与大力加强军邮工作,邮政总局还选派负责同志到红军中建立总信柜,为红军及其家属服务,我就是中央邮政总局选派到红军总信柜担任红军总信柜主任,在总政邓小平秘书长领导之下工作的。”[4] 赖绍尧曾因直言进谏,被中央邮政总局局长王醒才(后叛变)公报私仇,罢免了他的红军总信柜柜长一职(由叶福林担任),后经中央巡视员调查研究,王醒才的邮政总局长职务被撤销,张善初担任了中央邮政总局代局长,1934年2月25日,恢复了“赖绍尧同志总信柜柜长职务”,“叶福林同志暂留总信柜工作一个时期,以后调回中央邮政总局分配工作”[5]。

叶福林在他的回忆中证实了这段历史。据述: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结束后,他曾由江西省邮务总局调中央邮政总局任巡视员,此前他曾兼任过红军总信柜柜长的工作。在红军总信柜之下,各军团――红一、三、五、七、九军团所属各军,都分别设有军团信柜即军信柜,其中业务比较频繁的有红一、三、五军团,红七、九两军团因地处赣东北、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开展业务相对困难一些[6]。

中央红军总政治部 “红军总信柜”设邮政总递信员(总军邮员)1人,除管理中革军委及总直属队的各信柜外,还负责各军团与各军的邮政递信员管理工作。中央红军军团总政治部设邮政递信员(军邮员)1人,主要负责该部军团直属部队的信箱收发及代售邮票。各军政治部、师政治部、团政治部也都设立了1个红军信柜和1名军邮人员[7]。

红军的军邮人员主要由中央邮政总局选派可靠的邮差或由红军战士担任。这些军邮人员都是身体健壮、行动敏捷的男青年,他们日夜奔走在前线与后方之间或前线与前线之间。除了携带机密军事情报外,还要为自己准备一双草鞋,以及一把预防不测的手枪或匕首。

三、军邮业务

军邮业务主要有两项:免费为红军寄发邮件,传递秘密军事情报(军邮急件)。

1930年10月,福建上杭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丘伯琴签发通告,宣布“凡投递红军衣服暂不须贴邮花” [8],后又规定“该邮费由政府负担”[9],由此开启了苏区邮政“免费邮件”的先河。上杭县苏维埃政府关于投递红军衣服暂不要粘贴邮花的通告发出后,苏区赤色邮局纷纷仿效,并逐步扩大到红军及红军家属的通信方面。1931年11月,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明确规定“红军与家属通信,由直属机关盖章,不贴邮票可寄回家,红军军属寄信到红军中机关转发,各级政府及红军机关应切实负责”。1932年1月24日,闽西苏维埃政府专门了《红军信件免贴邮票》的训令,指出“各政治机关将红军军人交来的家信,在封面左角加盖‘红军信件免贴邮票’印章,不贴邮票即可送邮局送出”, “凡免贴邮票的信件,封面均须加盖本部队的图章”[10]。

1932年2月,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副主席项英签署第九号训令,再次重申“红军战士和家属享有通信上的特别优待,照人民委员会第一号通令办理”。1932年5月1日公布与开始执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暂行章程》在“红军信柜”和“免费邮件”条中也规定免费给红军寄送信件和包裹。红军官兵的信件和包裹加盖免贴邮戳(军邮特戳)后,全部免费寄递,免贴邮戳戳记为长方形红色木戳,上竖排两行仿宋字“红军家信免贴邮票”。红军家属寄给红军的家信和包裹,经当地政府检查盖上“红军家属信件免贴邮票”戳记后,同样免费寄递。“红军战士家属若寄物件、银钱,均可代为挂号寄递,免付挂号费。”[11] 针对各部队自行刻制的免费戳记样式各异的情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内务部专门颁布命令,规定从1932年8月1日起,红军战士与家属通信的免费戳记式样统一为“红军家信免贴邮票”。

军邮除了免费为红军及其家属发送邮件外,还担负快速传递军事情报的任务。

早在1928年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华赤色交通邮政湘赣边省总局,就采用“快邮代电”方式,快速传递与军事斗争密切相关的军事急件和宣传品。中央苏区建立后,苏维埃邮政当局开办起快信业务(快递邮件),并在一定范围内保留了“快邮代电”业务,其处理办法类似于挂号邮件,但传递速度却要求快于普通邮件和一般挂号邮件,尤其是“快信”中的“特别快”信(军邮急件),军邮人员对这些情报“随到随送,昼夜兼程”。红军总信柜则要求收寄人员签署收、发信(含代电)的具体时间。邮政总局及各省邮政管理局为此专门开辟了快速邮路,以确保“快件”寄递的时效性。

军邮急件在特别快递干线上,必须做到人歇邮件不歇,需在当天或者翌日送达。江西井冈山一位老乡便保存了一封军邮实封邮件,该邮件长13.9厘米,宽6.9厘米,发件人是瑞金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补充团,收件人为万泰县(今万安、泰和一带)下怀乡赤卫队总部方功元,从瑞金到万泰刚好用了一天的路程,1932年6月9日发出,6月10日收到[12]。

1933年2月,为了确保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江西省邮政管理局特别快信的传递超过了一日一夜180里的速度,福建省的特别快信传递也达到了一昼夜180里的速度。1933年3月,中央红军总政治部总信柜军邮战士朱盛其,划木筏走水路,用十几个小时走完三百多里路程,从宁都到南城城郊,把、的秘密指挥命令送到手里[13]。

1933年7月,中央政府内务部就加速特别快信传递、保障军事通信发出第二号通令,要求各级地方对于便利交通当负起以下直接责任:(1)凡邮路经过有渡河的地方,须指令划夫住宿在一定处所,递信员随到随渡,并要训练划夫,使其知道邮政重要,不得有片刻耽误。(2)某处路线发生障碍,地方政府要尽可能地派武装护送,或者引导其走小路,免致邮件停留。1934年4月,中央内务部还在兴国进行试点,并在认为试行新的路线(即军邮快件的路线)效果很好的情况下,决定改变过去随到随送的办法,一律改用按时开班的方式传递特别快信。

四、军邮邮路

中央苏区的军邮邮路主要有普通邮路和特别快信邮路干线(军事交通线)两种。

1931年7月,中央邮政局成立之初,在中央邮政局辖区内曾经形成四条邮路:(1)中央邮政局(叶坪)―湖陂―坪山岗的叶坪邮路;(2)中央邮政局―瑞金(县城)的叶瑞邮路;(3)中央邮政局―大柏地的叶大邮路;(4)中央邮政局―壬田的叶壬邮路。

1932年4月24日,闽赣两省邮政联系会议形成决议,决定以瑞金为起点,按军事重心和交通要道,分设六条干线邮路:(1)瑞广邮路:瑞金―宁都―广昌;(2)瑞万邮路:瑞金―胜利―兴国―万泰;(3)瑞安邮路:瑞金―会昌―寻乌―安远;(4)瑞长邮路:瑞金―长汀;(5)瑞永邮路:实际上是瑞长邮路的延伸,从瑞金经长汀、上杭,最后到达永定;(6)长龙邮路:长汀―新泉―龙岩。

这六条邮路干线连同所有邮路支线,组成了中央苏区的邮政网络,一般军邮品,如报刊、包裹和私人信件,都通过这一网络传递。

1933年3月,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后,苏维埃邮政建设一度进入高峰期。此间,苏维埃普通邮路已经从江西、福建两省发展到江西省、福建省、闽赣省;福建省内以省会长汀为中心,有七条邮路;闽浙赣省开通了三条干线邮路;闽赣省建立了五条干线邮路;粤赣省先后开辟了十一条干线邮路。此外,各省内也开通了县内、县际邮路。正如当时报纸报道的那样,苏区“邮政局到处有,寄信非常之快,比白区要快很多……”[14]

除了上述普邮邮路,还有特别快信邮路干线(军事交通线)。

1932年7月16日,内务部第三号命令,饬令各级政府红军及群众团体协同配合,在中央苏区内设立十五条特别快班次的干线邮路,以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1)瑞兴特快邮路:瑞金―胜利―兴国;(2)瑞广特快邮路:瑞金―石城―广昌;(3)瑞宁特快邮路:瑞金―宁都;(4)瑞赣特快邮路:瑞金―于都―赣县;(5)瑞信特快邮路:瑞金―会昌―重石―信丰;(6)瑞寻特快邮路:会昌―寻乌;(7)瑞长特快邮路:瑞金―长汀(汀州);(8)长白特快邮路:长汀―河田―旧县―白砂;(9)白永特快邮路:白砂―上杭―永定;(10)白龙特快邮路:白砂―龙岩;(11)胜广特快邮路:胜利―宁都―广昌;(12)兴公特快邮路:兴国―万泰―公略;(13)兴乐特快邮路:兴国―永丰―乐安;(14)兴会特快邮路:兴国―宁都―会昌;(15)兴赣特快邮路:兴国―赣县。

1932年7月,中央临时政府颁布了“内务人民委员会命令”,指出:“特别快信是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而特别设立……除临时设立的军事干线外,其他各线上,一律只有普通快信,没有特别快信。”“特别快信的发寄,只限于信函,不投寄笨重大宗邮件,有些没有特别快递班次的边区邮政,若发现有寄特别快信者,只要经当地苏维埃政府证明,确属军情函件,该地邮局得开临时快递班,并须负责通知接受局转递。”很清楚,特别快信是军邮急件,特别快信邮路干线是军邮专线。中央苏区的军邮专线比普通邮路干线要多、覆盖面要广。

1932年7月19日,中央邮政总局发出第二号通知,规定各省邮政分局按邮政通信路途远近,设立分干线和分支线。其中,分干线按30~40里设一分局;支干线按60~80里设一支局,并在60里以上分局之间设立代办所,以便于邮差来往带信吃午饭或者招待快信的邮差休息。邮件较多设代办所,邮件较少之处设信柜。

若以邮差每天步行一站计算,中央苏区的普通邮件投递,快者1~2天,慢者要4~5天。1934年1月,中央政府总务厅曾经向各级政府下发公函,要求各级政府如遇到邮件过多,原有邮差人手不够的情况,应按照需要临时调动群众帮助邮局输送,绝不能旁观邮局困难,让邮件停留下来。

苏区红色邮路是工农运动的产物,它像一条红色纽带,不但把中央政府和6个省共95个县的地方政府在内的红色政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而且还将红军战士和广大人民群众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五、军邮的主要作用

中央苏区的军邮在保证红军官兵通讯需要、传递军事情报、组织武装邮路等方面,都发挥过重要作用。

保证官兵通讯。杜甫云:“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家信虽薄,却萦系着征战官兵的心。战争时期,前线官兵与后方家中亲人的通信十分珍贵,中央苏区邮政总局和红军总政治部规定,前方红军官兵寄回家乡的邮件,务必设法快速传递,不得借口邮路不通擅自批退。寄信的红军官兵离开家乡日久,盼望家信心切,随时获得家庭的情况,对他们而言,精神上可获得极大的安慰,这有利于鼓舞士气。党和苏维埃政府给予红军将士通信以极大的优待,充分体现了人民深切的拥军之情。

传递军事情报。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是所有军人梦寐以求的境界。要达到这个境界,首先要对敌我双方的情况进行准确的分析判断,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除此之外,还要迅速地传递情报,以克敌制胜。孙子曰:“兵之情主速。”军事情报传递要尽可能地增加时效性,主要通过提高军事情报传递的速度、减少情报传递的环节来实现。军事情报的时效性直接影响着军事情报的价值,进而影响到战争的结局。

而在土地革命时期,交通落后,红军总部和下辖部队之间、红军兄弟部队之间、红军各级部队之间,主要联系方式不是电台和电话,而是靠军邮战士的一双腿。红军部队有了军邮,对军事机密、要密的传递,政工宣传品的运送,军事参谋人员图册、报表的寄发,就及时便利多了。对部队而言,能通过军邮系统获得情报信息,对作战尤其有利。随着根据地的扩大,战线的延长,军邮战士严重不足。1932年3月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召开会议,决定对“军事交通线加派专班”[15] 。

组织武装通邮。在敌我犬牙交错地区和隔着白区、“灰区”的苏区之间,军邮人员采取武装通邮的方式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如中央苏区和湘赣苏区隔着一段白区和“灰区”,需要一个团的武装保护才可以通过。党中央的文件就是通过湘赣苏区的武装护送到湘鄂赣省委的。军邮战士经常要手持武器或在武装人员的护送下,冲过敌人封锁线去完成通信任务。有些军邮战士往往在中途遇到敌人袭击,导致负伤流血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中央苏区6个省当时都有一批为完成通信任务而直接参加战斗致牺牲的军邮战士。

综上所述,中央苏区的军邮是党领导的三大通讯组织之一,它形成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主要为红军官兵和军事斗争服务,拥有自己的邮路网络,为保证官兵通讯、传递军事情报、组织武装通邮发挥了重要作用。至于中央苏区军邮的培训机构、组织系统、人事管理、军邮人员的待遇、军邮的规章制度,鄂豫皖、川陕、湘鄂西、湘赣、闽浙赣等苏区的军邮,新四军、八路军、时期各根据地的军邮,国共两党军邮的比较等问题,有待收集史料后,进一步深入研究。参考文献:

[1] 黄小用,廖发堂.试析抗战时期湖南的军邮[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98102.

[2] 伍佩佩.抗战时期云南的军邮述论[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7678.

[3] 袁风华.抗战时期政府军邮简介[J].民国档案,1990(2):123125.

[4] 王慎言.访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局长赖绍尧[G]//江西省邮电管理局邮电史编辑室.苏区邮电史料汇编:上.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88:47.

[5] 张善初.邮政总局第一号命令――关于恢复赖绍尧同志总信柜柜长的职务事[G]//江西省邮电管理局邮电史编辑室.苏区邮电史料汇编:上.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88:182.

[6] 王孝槐.江西邮政通信简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209.

[7]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内务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暂行章程[G]// 江西省邮电管理局邮电史编辑室.苏区邮电史料汇编:上.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88:46.

[8] 丘伯琴.上杭县苏维埃政府通告――投寄红军衣服暂时不要粘贴邮花[G]// 江西省邮电管理局邮电史编辑室.苏区邮电史料汇编:上.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88:322.

[9] 丘伯琴.上杭县苏维埃政府对于红军衣服的二项顺知的通告[G]// 江西省邮电管理局邮电史编辑室.苏区邮电史料汇编:上.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88:323.

[10]张鼎丞,阙继明,张思垣.闽西苏维埃政府关于红军信件免贴邮票的训令[G]//江西省邮电管理局邮电史编辑室.苏区邮电史料汇编:上.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88:325.

[11]中华苏维埃邮政总局第一次苏区中心县邮局各审计员以上联席会议决案(1933年10月20日)[G]//江西省邮电管理局邮电史编辑室.苏区邮电史料汇编:上.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88:156.

[12]毛伟.红军邮封[J].中国收藏,2007(6):153.

[13]毛瑞金,谢东琳.红军军邮中的神行太保――访红军失散人员朱盛其[N].赣州晚报,20110808(6).

[14]赣东北苏区通讯[N].红旗周报,19320118.

西路军电影篇6

提起电影《平原游击队》,您一定会想起那位智勇双全、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抗日英雄李向阳。然而您是否知道,李向阳的原型就是原北疆军区司令员、现离休定居于新疆军区河南洛阳干休所的郭兴。郭兴1924年生于河南省辉县高庄乡金章村,16岁参加八路军,后任太行五分区武工队长、辉县抗日政府区长,曾获“太行山特级战斗英雄”殊荣。日前,记者在新疆军区洛阳干休所见到了“李向阳”的原型之一,今年87岁的郭兴。

16岁当上了公安队队长

正像电影里演的那样,郭兴带领武工队杀鬼子、除汉奸、袭火车、炸炮楼、扒铁路、毁桥梁,打了许多漂亮仗,打出了武工队的威风。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对武工队的英雄壮举予以通令嘉奖。郭兴个人被授予“一级杀敌英雄”称号,荣立一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并获抗日战争勋章一枚。

走路甩开膀子,开口大嗓门,入座时如虎踞龙盘。“那时候何止是双枪,我使的是三枪,我怀里还揣着一把缴来的小手枪,射程只有三五十米,是以防万一的。”虽然已是耄耋之年,郭兴的英雄气概仍不减当年。“1938年的时候,我才14岁,那个时候日军在我们那一带实行‘三光政策’,杀人放火很厉害。”郭兴出生在河南省辉县高庄乡金章村,73年前的事儿刀刻般印在了郭兴的记忆中。“那时候我就对日本鬼子特别仇恨,不仅是我,我们村里人都特别痛恨日本鬼子。”

1940年的一天夜里,参加百团大战的一支八路军队伍路过郭兴的家乡,郭兴等16人报名参军。“但是指导员要他们15个,不要我,因为我还没有枪高。”郭兴说,“他不要我,我就跟着跑。指导员让我回家,我说你不是说男女老少上战场吗?”

屁颠屁颠跟了3天,软磨硬泡了3天,郭兴终于被留了下来,后被分到山西省平顺县抗日政府当起通信员。

之后,因为读过4年书,被公安局新成立的公安队重用,16岁的郭兴当上了公安队队长,带60多个兵。

深入敌巢抓“舌头”

从1941年夏起,华北八路军先后派出“武装工作队”。后来,郭兴被前来检查工作的太行军区七分区司令员皮定均看上了,让他去当武工队长。

郭兴说,当武工队长半年的光景,他们抓住并教育了汉奸30多人,抓到的伪军并送到根据地的有20多个。但是,一个日本鬼子都没抓到,这让他十分着急。

郭兴向敌工部借了3套日本军装,又到分区49团找蔡团长借了3匹马,将目标定在只有两个城门的永年县。“下午4点多钟,我化装成小队长,两个战士化装成日本兵,我们骑着马嗒嗒嗒地就冲永年县西关骑过去了。看到日本小队长过来了,站岗的伪军散了个礼。”郭兴说,当时,他不仅不害怕,甚至还很兴奋。

“到了城门口,两个站岗的日本兵打了一个立正,我二话没说,叭叭两枪,打死了一个日本兵,两个战士一起打另一个日本兵。大家听到枪声,看到日本人把日本人打死了,十分纳闷。我们就骑马向东城门跑去,见到日本兵就射击,到了东门,也有两个日本兵站岗,一个日本兵问我,怎么城里打枪了,话音还没落,我抬手就两枪,然后就出了城。”

郭兴他们跑出30多里路,鬼子才意识到游击队化装进城了,十几匹马追出来,郭兴等3人已经到太行山的边上了。这是郭兴带队与日本鬼子打的第一仗,3天后,郭兴从军分区得到消息,此战他们一共打死日本兵3人,打伤9人。《平原游击队》中,李向阳带领3个队员火烧敌人粮仓的事儿让观众大呼过瘾,“这是电影中最完整的我本人的故事,唯一有一点出入的是电影里打死的是一个伪军队长的爹,我打死的是伪军队长的叔叔。”郭兴对本报记者说。

在飞驰的火车上抓鬼子、深入敌巢抓“舌头”、夜炸洋桥、火烧城隍庙、西王庄截粮、智擒汉奸“贾大头”……郭兴带领的武工队越战越勇,就像电影里那样,好戏连台。

他的事迹传遍了太行山

1943年麦收之后,日伪军倾巢出动,下乡抢粮。抢来的粮食堆放在南关西头艾家行的大院内,准备运往新乡大本营和敌军作战前方。为了切断敌人的供给,郭兴和3名武工队员,先是来到新乡至辉县的必经村庄鲁堡,换上日本鬼子的服装,然后押着一辆马车,马车上装着柴草,柴草下藏着煤油和手榴弹,乔装成新乡来辉县的日军宪兵队,大摇大摆地进了南关街。

车到粮仓门口,一个伪军跑出来,拦着不让进。郭兴从马车上跳下来,嘴里“八格牙鲁”地骂着,抬手就要给他个耳光。随行的两个队员,连推带拉,将伪军架到门旁的一间账房里,一刀便结果了他的性命。进了大院,有七、八个伪军正光着膀子,歪七扭八地躺着歇凉。郭兴叽里咕噜一通,一个队员“翻译”说:“太君让你们集合。”伪军站好队后,郭兴又叽里咕噜一通,那个队员指着一个空屋子,又“翻译”说:“太君让你们到那里休息。”伪军进去后,郭兴随即将门一锁,和队员们一起,飞快冲进粮仓,将手榴弹插在粮袋中间,将煤油泼在粮袋之上,将柴草堆在粮袋周围,一根火柴,粮仓便燃起了熊熊大火。

武工队员迅疾向郊外撤退,不料迎面正和跑来救火的鬼子相遇。为防鬼子怀疑,郭兴示意队员立即分散。郭兴跑进了一条死胡同。他一个腾越,翻过一培小墙,跳入一户宅院。院内有个老头儿,先是一惊,但见他穿着皇军衣服,随即点头哈腰,满脸谄笑。郭兴说:“我是武工队的,你家有啥衣服,拿来让我换换。”老头儿的脸色变了,一口回绝:“没有!”哪有这样对待武工队的老乡?郭兴警惕了,他掏出枪,命令老头儿把衣服脱下来,就在他换衣服的时候,那老头儿穿着裤头就往外跑。郭兴一把将他拉回屋里,看见墙上挂着伪军四大队队长秦守英的照片。一问原来他是秦守英的叔叔,是想跑出去给敌人报信儿。郭兴一枪就把他处决了。电影——《平原游击队》中,李向阳打死那个送信的地主老头儿,就取材于这个故事。

在辉县,还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说是有次郭兴身穿花衣服,头扎花毛巾,挎个篮子,扮怍回娘家的“新媳妇”,花枝招展地出现在日军炮楼前。3个日军看见了,“花姑娘”、“花姑娘”地叫着,从炮楼内跑出来。“新媳妇”在前面跑,鬼子兵在后面追。眼看快追上了,“新媳妇”把篮子往地上一放,就钻进了庄稼地。鬼子兵没追上“花姑娘”,注意力就转移到了篮子上。他们将蒙着的白毛巾掀去,想看看篮里放的是啥东西。谁知是两个地雷,引线就系在毛巾上。只听“轰”的一声,鬼子兵登时被炸得血肉模糊了。

郭兴勇斗顽敌的事迹传遍了太行山的村村寨寨。1947年元旦,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的晋冀鲁豫军区发表通令,嘉奖郭兴率领的武工队为“模范武工队”。中共太行三地委也作出决定,号召“边沿各县开展郭兴运动”。新华社记者朱穆之随武工队采访,写了长篇通讯《人民的旗帜——记太行群英会郭兴模范武工队》。解放后,作家星夜深入采访,创作了小说《平原游击队》。长春电影制片厂又摄制了电影。自此,抗日英雄郭兴的故事传遍了全国各地。

抗日战争胜利后,郭兴又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最后驻守新疆。1988年,郭兴从北疆军区司令员的位置上退下来后,回到了昔日打鬼子的战场——家乡河南。

西路军电影篇7

6月25日,我们去上海八佰伴新世纪影城观看了等待已久的电影——《西柏坡2》。看完后,我的心就像大海的波浪,久久不能平静。我被主人公王二小那热爱祖国、不屈不挠、舍生取义的精神所感动,我对他充满了敬佩。

电影讲的是1941年日寇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大扫荡,在一场场对敌斗争中,英勇的平山团让敌人闻风丧胆。驻扎在平山县一带的日寇为了削弱平山团的战斗力量、打击平山团的战斗意志,将矛头对准了平山团战士们的家园。西柏坡地区南滚龙沟村的儿童团团长王二小是个倔强调皮的孩子王,经常和西柏坡村的儿童团团长核桃较劲。虽然常常被二小捉弄,但孩子们还是很喜欢聪明爽朗的二小。一天,敌人扫荡了南滚龙村,二小的家被毁了。失去亲人的痛苦让王二小一蹶不振,他的好朋友核桃、枣花,还有其他西柏坡村的孩子想方设法安慰二小,给他鼓劲。二小重新振作起来,和大家一起劳动、练兵、重建家园。进山抓八路军伤员的日本鬼子在山里迷了路,被二小和枣花发现。为了给乡亲们和八路军伤员争取时间转移,二小和枣花兵分两路,由枣花回西柏坡村报信,二小则故意暴露自己,被敌人抓住。在给敌人带路时,二小故意走陡峭山路、兜圈子,最后把敌人引进了八路军的伏击圈。日本鬼子被消灭了,二小也壮烈牺牲了……

这个电影里,王二小机智、勇敢、临危不惧深深打动了我。他用自己的生命去换老百姓的生命。而我们现在把自己的生命看的比什么都重要,一有什么病痛困难就在爸爸妈妈面前撒娇。可是就因为有了前辈们的无畏付出才换来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作为少年队员,从现在起,我们应该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热爱祖国。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好好学习,长大后成为一个对祖国有用的人。

五年级:健康轻轻

西路军电影篇8

1926年春天,一批青年知识分子走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行列。为首的是王树声,其次是王宏坤、周希汉、张培荣等。他们在西张店地区进行革命活动时,与丈夫早逝的周兴荣结下了“母子”深情,这些年轻人都习惯地喊她为“干娘”。

不久,“黄麻起义”爆发。手举大旗的“干娘”二儿子王路儿,身背大砍刀的指挥员王树声,带着乘马、顺河、西张店的敢死队300余人,雄赳赳地加入了起义队伍。

“夺取黄安城!冲啊!杀啊!”“黄麻起义”胜利了!农民革命武装胜利了!王路儿却中弹牺牲。

1927年12月20日。在西张店的武家庙里,聚集着十多个正在开会的共产党领导人。突然,武家庙前的山道上传来敌人一阵阵人喊马嘶。大家迅速转移,王树声脱险后,躲避在王氏祠堂内。

夜已深了。“干娘”看着已睡下的老大道儿、老三宽儿、老四广儿,挂念起处在危难之中的王树声他们现在何方……

“咚,咚,咚”,街上突然传来奔跑声,紧接着又传来震天的嚎叫声:“抓住王树声!”“干娘”赶紧把门打开,一把将王树声拉进屋,藏进夹墙中。敌人紧追进来,“干娘”毅然让大儿子道儿站出来顶替了王树声,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生骨肉被敌人五花大绑地押走了。

第二天正午过后,敌人处决了“王树声”,并将他的头高高悬挂在一棵大柳树上示众。顿时,“干娘”昏倒在堂屋中。

深夜,在“干娘”的苦苦相求下,王树声带上老三宽儿去寻找队伍,后加入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1928年4月,盘踞在黄安的敌军横行乡里,到处捕杀共产党人。王树声奉命回师紫云、顺河与敌激战,全歼敌十师。王宽儿在战斗中英勇顽强,连中数弹,壮烈牺牲。

5月的大别山,杜鹃火红。红七军在鄂东建起第一个军需工厂。厂长由红七师师长王树声兼任,“干娘”的四儿子王广儿来到厂里工作。

转眼到了1930年的秋天,王树声等红军指战员根据上级指示,率领部队南征北战。从此,和“干娘”失去联系。

两年后,“干娘”的四儿子王广儿被还乡团残酷杀害,剩下她一人形影相随、孤苦度日。

新中国成立后,“干娘”没有想到,当年她的红军儿子都成了将军。王树声成为大将,王宏坤成为上将,周希汉成为中将,张培荣成为少将。将军们没有忘记这位革命母亲。1951年,王树声率领中央慰问团和电影放映队来到苏区,最先踏入“干娘”家,并把电影安排在“干娘”家的门前放映,王树声亲自陪伴“干娘”把电影看完。后来,慰问团到各地放映电影,王树声特意安排用担架抬着“干娘”一路观看。听“干娘”说耳朵里老是嗡嗡响,王树声又专门买了一对金耳环给“干娘”戴上。

将军们还惦记着“干娘”的冷暖,周希汉中将千里迢迢寄来一件皮袄,给“干娘”御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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