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17 21:55:34
“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入，中国政府很有可能在国内政策上越来越谨小慎微，但是如果西方国家的保护主义情绪高涨的话，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们会更加倾向于去要求政府站出来向西方说‘不’。《中国不高兴》一书的出版，正是就是企图挑起中国公众对西方广泛的不满情绪。”
一百多年前，西方的武装商船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怀着对财富和市场资源的疯狂野心，以及对自身宗教和文化高度的“敬仰”，致力于武力推动对中国的殖民和通商，以及宗教和文化“殖民式”扩张。百年之后，掌控世界秩序主导权的西方人士，当然有“责任和义务”对不断日益崛起的中国充当义务的“精神导师”。因此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思潮的“抬头”，让西方友邦莫名“惊诧”。
2008年，从美国引爆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面对中国在危机中遭遇损失的切肤之痛，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了深刻的反思，并最终认识到：西方主导和制定的不合理现行国际金融秩序才是导致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掌控国际经济秩序的西方，也全面掌控了全球秩序的主导权，同时也成了相较非西方世界国家的核心优势所在，是西方世界的核心利益。中国的崛起之路，必定将遭遇现行国际秩序的强力束缚，而打破旧有的国际秩序，必将同西方世界陷入尖锐的冲突之中。
在中西方利益冲突的博弈申，中国是顺从西方，还是向西方说“不”，成为了处理中西方关系的核心所在。不经意中，《中国不高兴》一书此时横空出世，来“破”中西方未来交往的困局，为中国指出了一条未来崛起的“蹊径”：内修人权，外争族权，制裁西方，肃清内贼；国家发展照顾大多数国民；持剑经商，不玩金融战争；实现中国的产业升级；重塑国际秩序、领导世界。
“如果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比作一个拳坛的话，我们近期中期目标就是打倒拳王，终极目标是打碎拳坛。终极目标当然不在我们眼前，但应该在我们心里。不妨把未来的理想社会当个存钱罐，平时有点社会实验、人生探索什么的，就当毛票钢蹦塞进去慢慢积累吧。有了这一路排下去的大任务大目标，一个民族就有事干了，就不至于醉生梦死、行尸走肉了。” “未来的任务绝对不是珊在说的国土防卫，而是应该跟着中国的核心经济利益走，中国核心经济利益到什么地方，的力量就应该覆盖到什么地方。现在覆盖不到，是现在做得不好、不够，要努力改进。”书中如此写道。面对这样宏大的远景规划，中国“民族主义”如此之“野心”，怎么能让西方世界寝食相安，西方友邦的莫名“惊诧”是不难理解的。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中国国力蒸蒸日上，但是在国际事务中依然采用韬光养晦的低调姿态。如今严重的金融危机让西方自顾不暇，面对一个“虚弱”的西方世界。中国似乎具备了对国际现行秩序进行“推倒重来”的能力。西方世界的核心国家――美国，将其美元作为一把无形“利刃”，长期切割、分享着世界各国的民脂民膏。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官方已经多次公开呼吁，对现行国际货币储备秩序进行变革，建立一套多元化国际货币储蓄系统。这一表态无疑是对西方世界的挑战。官方态度如此，中国民间的草根力量在《中国不高兴》的“极端民族主义”的“蛊惑”下，势必起到极大的“推波助澜”作用。
关键词:破折号 引号 省略号
毋庸置疑,鲁迅的作品以其深邃的思想哲理和精湛优美的语言艺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独树一帜,影响深远,倍受读者的青睐。其作品有的能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有的能唤起人们反对愚昧、残暴、虚伪和自私的决心;有的是深刻揭露和批判腐朽反动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其高超的艺术成就,不仅表现在语言的精练生动、构思的巧妙独特、思想意蕴的含蓄深厚,以及形神毕肖、性格鲜明的人物塑造上,也与作者在标点符号的运用上独具匠心不可分。鲁迅作品的标点符号,是作者思想感情的补白,作品艺术的升华,是字面语言的中止及感情的延伸,其含蕴隽永、意味无穷,妙用之处屡见不鲜,增强了语言的表达效果。本文旨在谈谈自己理解鲁迅作品中标点符号运用的意义的一点体会。
一、破折号的运用之巧妙
鲁迅的破折号用得灵活,使读者阅读后受益匪浅,思索未尽。其用法有以下几类。 作冒号用,有时还与冒号同用。“然而同窗们到院里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人都到那里去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例中的破折号有冒号的作用,用于提示各自的下文。
2、表示注释或补充。“什么时候?——昨天夜里,或者就是今天罢。——我说不清”(《祝福》)。这里的破折号是对前面整句“什么时候”意思的解释补充。
3、表示声音的延长。“小柱——你坐着,不要到这里来。”“他们走不上二三十步远,忽听的背后‘哑’——的一声大叫;……”(《药》)以上两处表示华老栓和看杀人的人们的声音的延长。此外,还有表示意思的转折、插注、启迪思维的作用。
4、表示总括收束上文。“……改为一味求神拜佛,忧古伤今——却也是事实。”(《中国人失掉自信心了吗》)这里的破折号就表示总括收束上文,说明中国人并没有全部失掉自信力。
二、引号的运用之精心
引号在鲁迅的杂文中,能让读者从字里行间窥视到反动文人、反动政客的嘴脸,用于小说和散文中,反映了“我”对童年和乡村生活的思念之情。其作用
1、能够创造讽刺氛围。“这种奖赏,不要误解为‘抛来的’东西,这是‘抛给’的,说得冠冕些,可以称之为‘送来’,我在这里不想举出实例。”(《拿来主义》)这里的“抛给”加上引号,启迪读者深思,营造了幽默讽刺的氛围,有力地揭示了主子与走狗之间的关系。
2、能够准确理解文意。“好个‘友邦人士’!日本帝国主义的兵强占了辽东,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友邦惊诧”论》)上例是一组排比句,其意思更能理解、更能剖去“友邦人士”的画皮,增强了语言的表达效果。
三、省略号的效果之奇特
在鲁迅的作品中,省略号用得最多的是小说《孔乙己》。这篇小说省略号的运用有十多处之多,有以字传神、字字显意的艺术效果,其作用大致可以归纳为四类: 表示思索在进行。“对呀对呀!……茴字有四样写法,你知道吗?”例句反映说话断续,表示赞赏后思索新问题。“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这里两处省略号,造成了句子间较大的空隙,表现了孔乙己在短衣帮的“攻击”面前,为达到替自己辩护、反对对方的目的而极力思索。“打折啦怎么呢?”“怎样?……谁晓得?许是死了。”这里的省略号表示喝酒人在思索事情的结果,由于孔乙己是一个多余的人,人们对他的实情不关心,“许是死了”是喝酒人思索后想出来的,从而反映了孔乙己地位的低下、周围群众的麻木。
2、表示思维的跳跃。“读过书……我便要考你一考,茴香豆的茴字,怎么写的?”“我便考你一考”是孔乙已经历了思维跳跃后说出来的。
3、表示内心的矛盾。“跌断、跌、跌……”这里表示话未说完,反映了孔乙己想说下去,找不到适当的话为自己辩解的矛盾。
4、表示因被抢白而话未说完。“你怎么这样凭空误人清白……”“什么清白?我前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当酒客故意揭孔乙己偷东西时,他要极力争辩,但话刚说出口便被打断了。另外,《故乡》中省略号也用得颇具心计。“这一点干青豆是咱家晒在那里的,请老爷……”剧中的省略号是对话省略,传递人的神情,从而使读者想象到中年闰土来看望“我”时,那种因地位不同而感到拘谨,又因家境贫寒拿不出像样的礼品而难堪的神情,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较之于直接描写闰土的难堪神态,更令人感触深切。
关键词:散文;语言锤炼;生动化;修辞;策略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1-0018-02
一、巧用辞格:烘托鲜明的艺术形象
散文运用辞格为增强艺术形象。辞格可以增强语言表达效果,特别是比喻、拟人、借代、夸张等,是语言艺术之花。灵活巧妙地采撷,可以把文章装点得妍丽动人。散文要多运用增强形象类辞格,少运用加强语势类、凝聚语义类、增添情趣类词格。加强语势类辞格适宜主观情绪浓烈、观点直白的文体。排比句在杂文中广泛使用,为强化语气服务,鲁迅《‘友邦惊诧’论》:“好个‘友邦人士’!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也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一连使用三个“他们不惊诧”,对黑暗统治的愤慨之情浮于字端。递进、顶针、回环在杂文中也运用较多。这些辞格在散文中要谨慎使用,否则抒情含蓄和感情细腻的文体特色就会丧失。此外,凝聚语义类的对偶、反复,增添情趣类的粘连、仿词等在散文中也要适当使用。
比喻、拟人和夸张是散文辞格的首选。比喻能够深入浅出地描绘事物,凸显抽象事物的特征。朱自清《绿》:“这个亭踞在突出的一角的岩石上,上下都空空的;仿佛一只苍鹰展着翼翅浮在天宇中一般。”此处亭踞是读者没有看见的,用外形相似的展翅苍鹰作比,读者对亭踞形象就有了鲜明的印象。拟人能够造成特有的情趣,把事物写得栩栩如生。日本德富芦花《寒月》:“可曾看到,月下湘海浩荡无垠,洁白的富士娉婷玉立?”将富士山拟作亭亭玉立的女子,凸显出富士山的别样姿容。夸张对事物作扩大、缩小或超前描述,突出事物局部特征。散文要遵守不同辞格的特性和规律。比喻的喻体应是喜闻乐见的事物,喻体和本体之间存在内在联系。拟人的人和物在性格形态等方面具有相似性,又要与散文的感情基调一致。夸张以客观实际为基础,否则给人虚假感受。以拟人为例,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写到“油蛉低唱”、“蟋蟀弹琴”,非常成功。油蛉鸣叫似于人的浅唱低吟,蟋蟀鸣声似于琴弦的弹唱奏鸣。同时油蛉和蟋蟀的鸣叫,也符合儿童喜爱动物的天性。沈从文《春游颐和园》:“欢喜从空旷湖面转入幽静环境的游人,不妨把船向后湖划去。后湖水面窄而曲折,林木幽深,水中大鱼百十成群,对小船来去既成习惯,因此也不大存戒心。后湖秋天在一个极短时期中,水面常常忽然冒出一种颜色金黄的小花,一朵朵从水面探头出来约两寸来高,花不过一寸大小,可是远远的就可让我们发现。至近身时我们才会发现柔弱花朵上还常常歇有一种细腰窄翅黑蜻蜓,飞飞又停停,彼此之间似相识又似陌生。又象是新认识的好朋友,默默地又亲切地贴近时,还象有些腼腆害羞。一切情形和安徒生童话中的描写差不多,可是还更美丽一些。这些小小金丝莲,一年秋季只开花三四天,小蜻蜓从湖旁丛草间孵化,生命也极短暂。我们缺少安徒生的诗的童心,因此也难更深一层去想象体会它们短暂生命相互依存的悦乐处。”写金黄的小花从水面“探头出来”,写出新生命对美好世界的好奇之情,非常逼真。描写花朵上伫立的黑蜻蜓时,用了一连串绝妙的拟人句:它们是“彼此之间似相识又似陌生”,好像是新交的“好朋友”,相互之间“亲切地贴近”,显出“腼腆害羞”的样子。更重要的是,这两处动植物的动作、表情和心态与作者歌咏春天新景的感情基调是一致的。
散文运用辞格时要特别讲求镶嵌。好辞格不是连篇累牍的罗列,而是镶嵌在叙述、描写语流中的零星光华。修辞句点缀在叙述、描写、说明、抒情、议论的文字流中,是宽阔语言平面上的佳言巧句,如同散落在绿茵中的朵朵鲜花。张抗抗《故乡在远方》:“那时住帐篷,炉筒一夜夜燃着粗壮的大木棒,隆隆如森林火车如楞场的牵引拖拉机轰响。时时还夹着山脚下传来的咔咔冰崩声……山林里的早晨宁静而妩媚,坡上的林梢一抹玫瑰红,淡紫色的炊烟缠绵缭绕,门前的白雪地上,又印上了夜里悄悄来过的不知名的小动物一条条丝带般的脚印儿,细细辨认,如梅花如柳梢亦如一个个问号,清晰又杂乱地蜿蜒于雪原,消失于密林深处……”作者用“如梅花如柳梢亦如一个个问号”比作早晨雪地上的动物脚印,由此联想到自己漂泊动荡的青春年华,透露着对历史的质询和往昔的自审。这样的比喻句巧妙地闪烁在黑龙江国营农插队知青生活的回忆中,飞溅着艺术的光泽。拟人也是如此,经典的拟人佳句总是不经意闪现在行文中,赋予事物以人的语言、行动和思想,跃动着生命活力和人文灵气,使似乎缺乏感彩的事物彰显人格化的色彩。但是只有融汇在平静的语言流层中,艺术的张力才能显现。朱自清《春》中拟人句,都裹夹在初春的描写之中。从虚处落笔,写初春的山、水和太阳,勾勒出春天刚刚来临时的大体轮廓,为下文细处工笔铺垫环境。其间最富艺术感染力是一句“太阳的脸红起来了”,将太阳拟人化,描绘出春天太阳的温暖,表现出春天太阳的内在神韵。由远渐近的目光中,开始从春草、春花、春风、春雨、春天里的人们等几个方面来细致入微地描绘春天。对小草和百花的人格化描写堪称经典:“钻”字写出了小草的淘气和活力,满纸浸透着无限的生命力;百花争艳时的“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的场面,喧嚣热闹的气氛。
二、善用比喻:采撷瑰丽的艺术之花
比喻是美化散文最好的修辞手法。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作品里的比喻是语言艺术中的艺术,正如秦牧说的,“精警的譬喻真是美妙!它一出现,往往使人精神为之一振。它具有一种奇特的力量,可以使事物突然清晰起来,复杂的道理突然简洁明了起来,而且形象生动,耐人寻味。美妙的比喻简直是一朵朵色彩艳丽的花,照耀着文学。它又像童话中的魔棒,碰到哪儿,哪儿就产生奇特的变化。它也像是一种什么化学试剂,把它投进浊水里面,顷刻之间,一切杂质都沉淀了,水也澄清了。”作为视语言为生命的散文,对比喻的追逐自然远远超过任何文体。散文中有比喻的角落总是充满迷人色彩,如同瓦缝里洒落的阳光,让满屋闪烁着七彩的光泽。失去比喻的散文,枯燥如同论文,文学效果必定失色不少。好的比喻可以把抽象概念形象化,笼统意思具体化,给人以审美享受。比喻用在描写、叙述和抒情中,可以使事物形象更加鲜明。用在议论和说明中,可以使事理由深奥变浅显。《围城》中大家都在吹牛,只有“鸿渐追想他的国文先生都叫不响,不比罗素、陈散原这些名字,像一支上等哈瓦那雪茄烟,可以挂在口边卖弄”。把大哲学家、文学家比作“上等哈瓦那雪茄烟”,说明的道理是:在清谈无实的文人嘴里,名人大师只是吹牛狂侃的资本。散文的比喻在于烘托形象,不在于说明事理。让对象的形象更加鲜明,闪烁着艺术的光芒。张承志《北庄的雪景》:“北庄如同海底的一块平地,雪在这里像是砌过抹平一样。在这片记忆中平坦得怪异的地场正中,有一株劈成双岔的柏树。巨冠如两朵蘑菇云,双树干在根部扎入白雪,远远望去有一种坚硬扎实的感觉。树冠顶子模糊在雪雾里,干墨黑中隐约一丝深绿。”用“两朵蘑菇云”比喻双岔柏树的树冠,柏树双枝撑天,巨冠荫地的形象十分鲜明。
散文喻体多用耳熟能详的事物。喻体虽然丰富多样,但大数取喻物于人们熟悉的事物,很少涉及陌生事物和抽象事理。刘白羽《平明小札》:“那几片朝云,给阳光照得象嫩红的玫瑰花瓣一样轻柔、绰约、飘渺、悠然。”将“朝云”比作玫瑰花瓣,喻体是植物;张抗抗《窗前的树》:“洋槐在春天,似乎比其他的树都沉稳些。杨与柳都已翠叶青青,它才爆出米粒般大的嫩芽,只星星点点的一层隐绿,悄悄然决不喧哗。又过些日子,忽然就挂满了一串串葡萄似的花苞,又如一只只浅绿色的蜻蜓缀满树枝――当它张开翅膀跃跃欲飞时,薄薄的羽翼在春日温和的云朵下染织成一片耀眼的银色”,将洋槐的嫩芽比喻成蜻蜓,喻体是动物;朱自清《春》:“春天象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象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春天象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他领着我们上前去”,将春天比喻成娃娃、小姑娘和青年,喻体是人;张爱玲《秋雨》:“雨,像银灰色黏湿的蛛丝,织成一片轻柔的网,网住了整个秋的世界”,将秋雨比作蜘蛛的丝网,喻体是蛛丝。散文选取生命体和熟悉物作为喻体,是散文文体感的集中显现,也是创作主体美学品位的体现。将散文的喻体设置为人们熟知的事物,对于刻画形象是有益的。受众从耳熟能详的事物中感触到描述对象的特征,这与散文清浅感人的文体感是一致的。同时将喻体设置为富有灵性气息的生命体,符合散文美的特质。
构筑多种辞格交相辉映的网状画面。曹靖华《风物还是东兰好》描写破晓前姑娘挑水:“九曲河象一面梳妆镜,满天星斗和姑娘们的身影,映在水中,脚下是无底的蓝天。水捅轻轻一触着水,天破了,群星慌乱地跳了起来。她们从容地从蓝天里汲满两桶抖颤的星星,挑在肩头。黎明前的轻雾,蝉翼似的罩在她们肩上。她们穿云钻雾,拾级而上……这究竟是“七仙女”来到人间呢?还是我们是在“天宫”呢?”同时运用了比喻、拟人、借代、夸张等辞格手法,没有一点杂乱的感觉。将九曲河比喻成梳妆镜,将黎明的雾霭比喻成蝉翼似的罩,非常巧妙。采用“群星慌乱地跳了起来”的拟人手法,格外生动。借代和夸张手法也有十分出色。多种辞格手法的联合运用,将姑娘汲水描绘得无比的神奇、无限的美妙,产生诗一般的意境。张爱玲《迟暮》:“多事的东风,又冉冉地来到人间,桃红支不住红艳艳的酡颜而醉倚在封姨的臂弯里,柳丝趁着风力,俯了腰肢,搔着行人的头发,成团的柳絮,好像春神足下坠下来的一朵朵的轻云,结了队儿,模仿着二月间漫天舞出轻清的春雪,飞入了处处帘栊。细草芊芊的绿茵上,沾濡了清明的酒气,遗下了游人的屐痕车迹。一切都兴奋到了极点,大概有些狂乱了吧?在这缤纷繁华目不暇接的春天!”运用多种辞格,描写原本美好的景致现在却孤单惆怅,显露出作者欲说还休的困惑。东风一向是人们歌颂的对象,是传递春天讯息的使者,是春天最美好的事物。但在作者眼中,却沦为“多事”,比拟成爱管闲事的。描绘春色中各种辞格手法都烘托作者的愁绪:桃红脸上挂着“红艳艳的酡颜”,“醉倚在封姨的臂弯里”,成了微醉妩媚不问春色的女子;柳丝“俯了腰肢”,无聊地“搔着行人的头发”,不是丝丝拂面的好柳;“春神足下坠下来的一朵朵的轻云”,“结了队儿,模仿着二月间漫天舞出轻清的春雪,飞入了处处帘栊”使用了拟人的手法。一切事物的狂乱中,剩下的是混乱中的孤单和青春逝去的惆怅。
参考文献:
[1]崔宝衡.世界散文精品大观(自然篇)[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12).
[2]凌宇.沈从文散文精编[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
[3]秦牧.艺海拾贝[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
所谓变异修辞，就是突破常规、变通使用的特异表达方式。
如：
（1）默默无“蚊”的奉献。（蚊香广告）
（2）做女人“挺”好。（丰乳霜广告）
（3）纯粹一个“十三点”。（北京方言）
（4），你在哪里在哪里呀在哪里！（初中课文）
（5）ada我的蟋蟀们，ada我的覆盆子们。（《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6）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某校园广告）
（7）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某镇宣传广告）
（8）怎么了，你？（《荷花淀》）
（9）“屡败屡战”与“屡战屡败”。
以上九个句子（当然生活中更多），如果从修辞格的角度，有的可以指出采用了什么修辞格，而有的从常规修辞的角度则无法分析，如果从变异修辞的角度就比较容易分析了。下面我们就从语音、字形、词语、语法等方面做一下简单分析。
一、谐音双解
如（3）中的“蚊”与默默无闻中的“闻”谐音，一方面使我们想到这种蚊香的效力大，另一方面自然联想到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利用谐音双关、词语双解的现象，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二、字形变异
利用汉字表意特点，由字形直接构成修辞，如以下这副对联：
鹤经霜田留竹叶，虎过雪地落梅花。
单纯从比喻的角度不好分析，而从鹤、虎的脚印分别像竹叶、梅花的形状分析就轻松得多了。对联中用鹤和虎的脚印这两个最基本的字形把意境形象的表达出来,雅俗共赏，这属于字形的变异修辞。
再如：
只有小栓坐在里排的桌前吃饭，大粒的汗从额上滚下，夹袄也帖住了背心，两块肩胛骨高高凸出，印成一个阳文的“八”字。（鲁迅《药》）
“八”字把小栓由于“唠病”瘦的形象浮雕般地表现在了人们的面前。
运用字形的变异修辞可以使我们对所要描绘的事物有更形象的理解。
三．词语的变异
在变异修辞中运用最多的是词语的变异，因为词语是构成句子的最基本的语言单位，有时人们为了适应环境的特殊需要，往往打破常规，标新立异。这种变异又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词形变异
如：有时几个旁听人倒也肃然有些起敬了。（鲁迅《阿Q正传》）
将肃然起敬这个成语拆开运用，充分表现了对阿Q的嘲弄。汉语中这样的用法很多，成语中还有如“沾沾而自喜”、“高高且在上”“虽然英勇但不善战”等等都是在原有固定用法的基础上，为了特殊的需要临时拆分运用的。
2．抽换语素
根据表达的需要抽换现成语素中的某些语素，仿拟构成一个临时性的“新词”。如：“默默无蚊”的奉献（某蚊香广告）将“默默无闻”抽换语素构成“默默无蚊”突出强调蚊香的作用，体现出幽默诙谐的语言基调。
3．曲解词义
如：我国举重运动员在奥运会上“一举夺冠”。
将成语“一举夺冠”中的“举”，曲解为“举重”之意，出人意料的意义获得不一般的表达效果。
4．色彩变异
这类修辞和常规修辞中的讽刺，反语有点相似。
如：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鲁迅《纪念刘和珍君》）
屠戮妇婴变成伟绩，惩创学生成为武功，将褒义词贬用，达到了语意深刻的目的。这也是鲁迅杂文的一大特点。
•语域的变异
这种变异，有很多种，古语用于今语，方言用于普通话，外语词用于汉语，适用于甲事物的用于乙事物，语域发生变化，可以收到特殊的效果。
如：全叵罗千杯未醉呵……
ada，我的蟋蟀吗？……（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鲁迅先生把幼童在读书时把古今中外不懂的东西而又必须读、老先生却又读得津津有味等多方面有意识的结合在一起，表达了对读书的厌烦以及教育的枯燥无味，进而表达对百草园的深深依恋之情。
随着社会节奏的加快，这种中西合壁现象也在加剧。像
咱们明天见，bye-bye。
有事，给我发一个伊妹儿。
四．利用语法因素的常规变异
利用语法因素的常规变异，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分析：
1．词性变异
例：可是“友邦人士”一惊诧，我们的国府就怕了，“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好象失了东三省，党国倒愈像一个国……永远国下去一样。（鲁迅《友邦惊诧论》）
“国将不国”中把“国”活用作动词，即含有如此国家之意，又含有如此下去之意，两层语义相互结合、渗透，深刻有力地揭露了政府腐败无能的实质。
2．词语搭配变异
词语与词语之间的搭配，有其内在的联系和规律，除了在句法结构上要符合组合原则外，还要受到词义内容的限制，即指称范围要满足于搭配的环境，在语义上共有某种一致关系，还要遵从约定俗成的某种习惯，这类似于常规修辞中的通感。
如：寺院
金黄色的钟声
将夕阳击落
野草丛中（王润华《春》）
“金黄色”和“钟声”本不相涉,但从感觉上讲是有联系的。诗人把黄昏中视觉形象的夕阳和听觉形象的钟声联系在一起，把黄昏给人的一瞬间感觉立体化、流动化，凝练含蓄，新颖别致。
3．结构成分的位序变化
如：本文开头的⑥、⑦两例。
位序变了，一个名子或一个结构的意思也往往会发生变化。有时为了特殊需要而故意颠倒，达到强调的效果。
再如：江泰，我们只会叹气做梦，苦恼，活着只是没用的人糟蹋粮食，我们是活死人，死活人，活人死。（曹禺《北京人》）
这个句子既利用了汉语回环往复的特点，又同时巧妙地表现了新的意蕴。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更多，像名人录、录人名，请吃、吃请，这种用法近几年来在成语中运用也很广泛，像
绳之以法，法之以绳等举不胜举。
4．语法成分配置的变异
这里所说语法成分配置的变异是指某个语法成分在句子里出现在异常的位置上。
如：“怎么了，你？”（孙犁《荷花淀》）
“怎么死的？还不是老死的？”（鲁迅《祝福》）
这些句子不仅是人物的语言描写，而且也把人物的心理活动刻画出来了，从而达到异常醒目的目的。
5．符号的变异
标点符号本来是一种表达的辅助工具，它的作用本来是帮助作者表达语意明确清晰，帮助读者分清结构、辨明语气，但在变异修辞中，标点符号却能起到言有尽意无穷的效果。
如：原来如此！……（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
句中的“！”“……”把鲁迅先生听到柔石被害消息时的惊诧与愤怒的感情丰富的表达了出来，而“……”的运用，则表达了欲哭无泪、欲辩无言的极度悲愤。从这里我们看到了标点符号的威力。
如果用“独自凭栏”来指喻诗人（词为诗余，故词家亦诗人），用“无限江山”来指喻政治，那么，南唐后主李煜的长短句“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岂不是传达了诗人与政治之间永恒的紧张与冲突——有栏干处即有诗人，普天江山莫非王土。二十世纪最别具一格的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则认为，在西方，恰恰是哲人而非诗人与政治之间发生了永恒的紧张与冲突，其标志性事件是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及定罪——正如对耶稣的审判及定罪乃是发生于天国与尘世政治之间的永恒紧张与冲突之标志性事件［1］。
阿伦特认为，“真理与意见的对峙，无疑是柏拉图从苏格拉底的审判中得出的、最为非苏格拉底式的结论”［2］。在雅典人民及人民代表看来，专注于所谓“真理”的哲人，不仅无益、而且很可能有害于城邦的稳定与发展，因而必须受到审判与严惩。在柏拉图看来，唯有哲人了解人类的洞穴困境，因而哲人的绝对善［真理］高于城邦的暂存善［意见］。苏格拉底之死意味着哲人的“独自凭栏”与城邦的“无限江山”之间，其紧张与冲突已不可调和，故哲人要么如柏拉图般幻想“真理的专政”［3］，要么如亚理士多德般身处险地、立即走人。据传，亚理士多德为此沉痛地说过一句话：“雅典人不应该对哲学犯两次罪”［4］。
柏拉图从苏格拉底的审判中得出的另一个结论是对话技艺与说服技艺的对峙［5］。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政客用语言去说服民众。哲人用语言来传达真理。用语言说服民众的技艺，是一种政治技艺，古希腊人又称之为 “Rhetorica”，国人译为“修辞学”［6］。《易》云：“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孔颖达《周易正义》曰：“‘辞’谓文教，‘诚’谓诚实也。外则修理文教，内则立其诚实；内外相成，则有功业可居，故云‘居业’也”。可证亚理士多德的《修辞学》是一部政治学着作而非文艺学着作。“说服”或“修辞”是一种教化，是一种以暴力为后盾的非暴力政治技艺，是《尚书·洪范》中所谓治民“三德”之一的“高明柔克”。
用语言传达真理的技艺，是一种爱智的技艺（哲学的技艺），古希腊人称之为“对话”（dialegesthai），国人译为“辩证法”［7］。柏拉图的对话录即是一种哲学而非戏剧、更非时事剧。对于柏拉图洞穴寓言中的哲人而言，走出洞穴意味着真理的敞开：太阳——绝对理念——照亮了永恒的理念世界，种种理念则是稍瞬即逝的事物和终有一死的凡人之本原。然而，哲人亦是凡人，他不得不返回洞穴世界，但他的眼睛已不能适应洞穴世界的黑暗，他的思想已不能符合洞穴世界的常识［8］。
问题是，哲人为什么不说服民众走出洞穴世界呢？阿伦特认同柏拉图的看法，认为哲学始于惊诧，始于他“面对整个宇宙，就像他在死亡的那一刻将要再次面对”的那一瞬间［9］。作为政治最高技艺的“说服”技艺无法陈述这种具体而独特的体验，更何况大多数人拒绝承受这种惊诧，换言之，大多数人根本拒绝放弃成见、走出洞穴和承受真理。因此，真理只能限于哲人与自我、哲人与哲人（有时如庄子般寓于一些假想的人物）之间的对话。然而真理只要一落入语言的筌缔，它必然显现为政治社会中的一种 “意见”，必然与多数常识性意见构成紧张与冲突。由此，再一次证明哲人别无选择，要么登基为王，要么远离政治。
阿伦特认为，理想中的城邦政治不应该存在意见与真理、说服与对话的冲突， “向我敞开其自身的世界”原是同一个世界，人们之所以有不同的意见，只是因为他们在世界中占据了不同的位置［10］。真正的苏格拉底而非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应该是真理的助产士，他接生每一个公民意见中所拥有的真理，从而使整个城邦更接近真理，这是哲人参与城邦政治的唯一形式。因此，“对话并不是通过消除意见或观点来得出真理，相反，是在意见本身所具有的真理性意义上来展示这些意见。那么，哲人所扮演的角色就不是城邦的统治者，而是它的‘牛虻’，他要做的不是将哲学的真理告知公民们，而是要使公民们自身更接近真理”［11］。哈贝马斯的“公共交往”理论显然源出阿伦特的理想城邦政治学。
阿伦特认为，理想城邦政治的实质是一种友情政治，从朋友的视角看世界，“应该知道，那为他们所共有的世界是如何、并且是以何种特殊的表达方式呈现在对方眼中的，而作为一个普通人是永远不平等、永远有差别的”。在真正的苏格拉底而非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看来，“只有懂得如何与己共处的人才适于与他人相处。只有自己才是人们无法分开、无法脱离、血肉相连的人”［12］。人在与“自我”——阿伦特称之为“良知”——的孤独对话中，他依然置身于、并影响着一个敞开的世界，使之变得更好或更坏，这也是政治。我不知道德里达的“友爱政治”论［13］是否源出阿伦特的理想城邦政治学，但我敢肯定阿伦特的理想政治难逃被德里达解构的命运。
然而，无论缘于亲历的史实还是知性的诚实，阿伦特心中的苏格拉底依然无法避免与城邦的冲突，换言之，哲学永远无法避免与政治、特别是与极权政治的冲突。自从苏格拉底被押上人民法庭的那一刻起，败诉的命运已无可逃避——他若采用对话的技艺、哲人的口吻为自己辩护，无异是用神性世界的真理来贬抑人性世界的常识，从而激怒法官和人民陪审员；他若采用说服的艺术、政治的腔调为自己辩护，则哲学的真理必然会降格为一种政治“意见”，从而淹没在一大堆控方“意见”之中。于是，苏格拉底宁愿一死，以表白他对哲学真理的执着和对城邦政治的服从，也不愿践履“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之上策，不愿——哪怕是暂时——规避哲学与政治之间的紧张和冲突。
二
阿伦特提出了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随身携带真理是政治家的必备美德，抑或随时准备撒谎是政治家的正当手段［14］？谁若想恰当回答阿伦特的问题，谁就必须准备好回答更多的问题——何谓政治的本质？何谓真理的本质？寓身于政治领域的人是否比寓身于任何其他领域的人更相信，生存来自虚无并终将复归虚无，从而政治领域从来就不是真理的家园？被逐出政治领域的真理岂非比不上一条丧家之犬，如何可能显现其力量？
即使一个没有真理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人们依然质疑这样一句拉丁格言：宁可毁灭世界，也要实现真理［15］。已被切割成一个个民族共同体的现代世界是真理得以显现其存在的唯一舞台，舞台坍塌了，真理岂非同归于尽？也许，现代民族共同体根本上是一种想像的共同体，譬如撒达姆治下的伊拉克共和国就是世人想像中的一个政治－民族共同体，想像者故意或无意中忽略了这个共同体中不仅有阿拉伯人、而且有库尔德人，不仅有穆斯林、而且有基督徒，不仅有逊尼派、而且有什叶派，不仅有资产者、而且有无产者，不仅有共和国卫队、而且有持不同政见者。然而，即便是这个想象中的共同体一朝被外力****，谎言固然无家可归，真理不也无处安身吗？更何况，现代历史难道没有向我们提示过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以真理的名义打碎了我们曾经生活于其中的旧世界，却代之以一个令人更难忍受而不得不忍受的新世界？
阿伦特没有给出上述问题的任何答案，但她提示了：“发生于真理讲述者和公民之间的柏拉图式的冲突，无论是用那句拉丁格言，还是用任何其他更为晚近的理论——这些理论或公开地或隐含地使城邦的存在遭到危险情况下的谎言或其他不正当行为合法化——，都是不能解释的”。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如霍布斯所写：“我毫不怀疑，如果‘三角形的三角之和等于正方形的两角之和’这一说法和任何人的统治权或拥有统治权的人们的利益相冲突的话，这一说法即使不受到争议，也会由有关者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采取把所有几何学书籍通通烧掉的做法，而受到镇压。”［16］
阿伦特采用莱布尼兹的二分法，将数学的、科学的和哲学的真理划归理性真理，以区别于事实的真理。至于“真理”的定义则不在她此刻讨论“真理与政治”关系的问题域内。阿伦特认为，事实真理即事实与事件构成了政治领域的最主要的织体，却最不为人所重视。当主权者攻击理性真理时，譬如如攻击唯心论时，它似乎越过了自己王国的边界，而当它通过谎言和假象歪曲和掩盖事实真理时，它却是在自己的土地上战斗。面对权力的杀戮，事实真理幸存下来的机会确实是微乎其微的；它们不仅总是处于被这个世界临时排挤的危险境地，而且很可能永远被排挤出这个世界。与人类心智产生的哪怕最异想天开的理论相比，事实和事件是无限脆弱的事物；它们发生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人事领域，一旦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没有什么理性努力可以把它们带回到我们面前。欧几里德的几何学或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更不要说柏拉图的理念论，如果它们的作者由于某种原因未能将它们传给后代，那么它们在某一天被重新发现的机会也许同样微乎其微，但是与一个被遗忘的，或者更可能被谎言掩盖的重要事实被重新发现的机会相比，前者的机会可以说是无限大［17］。
阿伦特反对把柏拉图视为“高贵的谎言”之始作俑者。虽然柏拉图说过：谎言在一个医生而不是其他人的手中像医药一样是有用的，而城邦的医生就是它的统治者［18］。从历史上看，真理和政治的冲突起源于依恋“独自凭栏”的哲人生活方式和关心“无限江山”的公民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起源于真理和意见之间的冲突。阿伦特援引麦迪逊的话说：“一切政府都建立在意见之上”，如果没有那些具有相同心智者的支持，即便是最****的统治者或独裁者也无法获得权力，更不用说维持权力了。阿伦特认为，现代世界中已很难看到真理与意见冲突的痕迹，相反，真理将显现于人与人、意见与意见的公共交往中，因此现代政治决非如其批评者所说的“点人头数”的选票政治。
问题是事实真理与政治的冲突依然存在，关于历史事实、当下事实的真理与政治的冲突依然存在。有一种意见质疑说，独立于意见与解释的事实是否真的存在，难道它们不是从一团乱麻似的历史或现实中、根据一种本身并非“事实真理”的预定原则精心挑选出来，然后被嵌入某个特定语境中才能讲述的故事吗？然而，无论何种后现代历史学都不能证明事实真理是不存在的，不能证明故意搞混事实、意见和解释之间的划界是合法的、随心所欲地浓妆淡抹历史是合法的。人们有权就毛泽东于上世纪60年动文化大革命的真实动机进行争议，但人们无权抹煞文革中大批知识人非正常死亡这一事实真理。人们也许因为政治口味不同而不喜欢上述事实真理，但要在人类历史中彻底删除这些事实是非常困难的，需要一种能垄断整个人类世界的超级权力。
阿伦特认为，所有真理，包括理性真理和事实真理，其陈述形式都是独断的。有人说：欧几里德是一个真正的暴君；几何学真理的原则是一种真正的暴君逻辑。主张限制绝对王权的格老秀斯以相似的口吻说：即便上帝也没有办法让二乘二不等于四。政治权力不仅要受源自和属于政治领域自身力量的限制，受宪法和法律的限制，而且要受源自政治领域之外的真理的限制。令主权者恼火的是，真理比任何****者更为专横，不受人欢迎的理性真理和事实真理断然主张它们的权利，反对任何调和与妥协，而调和与妥协正是政治思考的真正标志。
事实真理令人恼火之处还在于它的冒失性（偶然性），总是现身于人们最不想看到它的时间和地点，无情地撕破经济决定论或文化决定论的种种迷思［314］。尽管****的谎言和民主的表决都无法击败事实真理，但事实真理的讲述者比柏拉图笔下哲人的处境更糟。阿伦特说：“一个事实真理的讲述者，在不大可能发生的他希望为了某一具体事实献出他自己的生命的事件中，最后得到的将是一种失败。他的行动所显明的将是他的勇敢，或者，也许是他的顽固，但是既不是他所说的东西的真，而且甚至也不是他自己的真诚。因为，一个撒谎者，特别是政治领域中的撒谎者，在爱国主义的或者一些其他类型的合法的集团偏见的可能的支配下，为什么就不能以极大的勇气坚持他的谎言呢？”［19］
注释：
［1］阿伦特，《哲学与政治》，林晖译，载《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贺照田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339页。
［2］阿伦特，《哲学与政治》，前揭，第341页。
［3］阿伦特，《哲学与政治》，前揭，第343页。
［4］阿伦特，《哲学与政治》，前揭，第356页。
［5］阿伦特，《哲学与政治》，前揭，第344页。
［6］阿伦特，《哲学与政治》，前揭，第345页。
［7］阿伦特，《哲学与政治》，前揭，第344页。
［8］阿伦特，《哲学与政治》，前揭，第359页。
［9］阿伦特，《哲学与政治》，前揭，第363页。
［10］阿伦特，《哲学与政治》，前揭，第346页。
［11］阿伦特，《哲学与政治》，前揭，第347页。
［12］阿伦特，《哲学与政治》，前揭，第349-351页。
［13］迈尔，《神学抑或哲学的友爱政治？》，吴增定、张宪译，载《隐匿的对话：施米特与施特劳斯》，华夏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第71-96页。
［14］阿伦特，《真理与政治》，前揭，第299页。
［15］阿伦特，《真理与政治》，前揭，第300-301页。
［16］阿伦特，《真理与政治》，前揭，第302-303页。
［17］阿伦特，《真理与政治》，前揭，第304页。
［18］阿伦特，《真理与政治》，前揭，第305页。
一、众人之目观黛玉――典型而诱人的“病态美”。
作为“贾府太上皇”贾母的亲外孙女，只身投靠贾府的黛玉自然会引起众人关注，其举手投足自然躲不开前来迎接远客的贾府众人。“众人见黛玉年貌虽小，其举止言谈不俗，身体面庞虽怯弱不胜，却有一段自然的风流态度。”这是黛玉与贾母初次见面哭诉离情时众人为抚慰她而走近前来所看到的形象。此时，众人的眼光由远而近，飘游在虚实之间，固然有猎奇的色彩，但更主要的应是友好、慈爱和关注的目光，作者借这种目光向读者所展示的黛玉形象应是最真切、最自然、最整体的。
“自然的风流态度”足见黛玉之清丽高雅，淡而不俗；“举止言谈不俗”展现出黛玉作为“书香之族”的大家闺秀所具有的那种独特的姿采风范；“怯弱不胜”则点出了黛玉体弱多病的特点。而所有这些又衍化了一种独特的“病态美”。须知，此处的“众人”自不比别处“众人”，她们和贾宝玉一样，生活在“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富贵温柔乡”的境域中，见多识广，终日与年轻貌美的女子生活在一起，能够获得她们认同的美女自然与众不同。作者运用平实的语言和直白的方式，借众人的观察和认识，把初次露面的黛玉的“病态美”点染得典型而诱人。
二、凤姐之眼瞄黛玉――出众而可亲的“自然美”。
王熙凤号称“贾府铁腕”，一出场就浓墨重彩，光华四射，她惯于以其张扬、放诞又泼辣的表演来显示自己持杀伐决断之权、有威重令行之势的与众不同。然而，当“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打谅了一回，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之后，不由得发出如下感叹：“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
八面玲珑的王熙凤固然有“讨好老祖宗、安慰众姐妹”的目的，但“赞美黛玉”应排在第一位，且这种赞誉是发自肺腑的，并非言不由衷。“上下细细打谅了一回”，这种目光应是专注、挑剔、惊诧、嫉妒的目光；“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则说明王熙凤之心虚，其虚妄不得不有所收敛；“通身的气派”暗含嫉妒之意，因为“气派”二字在她心目中的分量是极其厚重的，现在却不得不拱手相让。此时，美貌无双、天生丽质、超凡脱俗的林姑娘已足以令王熙凤感到惊诧和不适，“天下真有”几个字即可印证，除了把林姑娘送回至贾母身边，王熙凤别无选择。
直抒胸臆也好，机变逢迎也好，以凤姐之出身、阅历和品好，凭她的审美眼光，林黛玉初一露面即为她所容纳，黛玉的美丽不言而喻。这种美丽能令王熙凤惊诧和欣赏，它当是一种出众而可亲的“自然美”，且这种“自然美”借王熙凤之口道出颇具喜剧效果。因为，王熙凤“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的妆扮，再加上“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的品貌，自然也令黛玉纳罕，而二者之间形成鲜明对比：一个妖艳凌人，气势如火，一个超凡拔俗，恬淡灵秀；一个空虚贪婪，志得意满，一个崇高深刻，清爽净澈；一个俗不可耐，一个高不可攀。谁美谁非，读者自有定论。
三、宝玉之眸品黛玉――崇高而深刻的“气质美”。
“细看形容，与众各别：两弯似蹙非蹙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这是贾宝玉眼中的林妹妹形象。很明显，宝玉是带着欣赏、消受与探索的目光来追寻他潜意识中的“潇湘妃子”的。这里用通俗、整齐而又富有节奏感的句式，从容貌到姿态，自上而下，由外而内对黛玉进行了描写。其中“泪光”、“姣花”成为关键词。
“两弯似蹙非蹙烟眉”引起下文“病如西子胜三分”，极易令人联想到“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明媚鲜艳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的诗句。环境的黑暗，个性的压抑，精神的苦闷以及强烈的悲剧意识全都刻画在黛玉眉宇之间。
“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印证前面“黛玉一见，便吃一大惊，心下想道：好生奇怪，倒像在那里见过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那段文字。二人相见，彼此顿生似曾相识之感，照应“木石前盟”之说。“含情目”中寄托着热情、专一、执着、渴求和憧憬，“似喜非喜”传达出既有对木石前盟的渴望，又有对金玉良缘的疑虑的双重信息。黛玉之美忧郁而典雅，纯净又多情。
“泪光点点”是“泪眼观花花易干，泪干春尽花憔悴”两句诗的特写，又暗合“眼泪还债”之说。身世之孤单，命运之不公，处境之险恶，地位之屈辱，黛玉一生的悲惨苦痛全都在这点点泪光之中。因悲而美，堪比“月窟仙人”、“秋闺怨女”的黛玉，其美刻骨铭心。
“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传统文学意象，皆从虚笔写来，贵族小姐不禁风尘的脆弱娇美、空灵脱俗跃然纸上，清爽飘逸之姿，袅娜柔媚之态，久久萦绕读者心头，永远挥之不去。
“心较比干多一窍”，此“心”已因情而生“病”。“病心”一颗，任是才高思深，已难逃“红颜命薄”之劫数，但心灵之纯真，对感情和理想的追求之坚执，已让一个大大的“美”字定格。
是的，“不写衣裙装饰，正是宝玉眼中不屑之物，故不曾看见……若不是宝玉，断不能知黛玉终是何等品貌”。正因为“心有灵犀一点通”，宝玉心中除了林妹妹，别无他物。宝玉用他纯洁的双眸对林妹妹之观赏，非一个“品”字了得。
综观整个选段，曹雪芹处处皆从他人之目来写，不作半句点评，让读者在曲折多变的描述中，从不同的角度树立起了林黛玉那“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阆苑仙葩”的总体形象，这就避免了机械呆板和毫无生气。“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曹雪芹用一生的心血所塑造的林黛玉，其眼泪怎能不润湿我们的眼眶，其姣美怎能不打动我们的心灵，其与众不同怎能不震撼我们的灵魂？林黛玉，她从异乡走来，却又永远属于那个“世外仙姝寂寞林”！
实习生S在一所知名大学念研究生，说她的同学居然已经怀孕好几个月了。见我一脸惊诧，还进一步解释：那个同学本科一毕业就结婚。考上研究生后。现在趁着写论文正好待产。等生完孩子，一边准备答辩，一边休产假。这样，研究生文凭到手的时候，家庭大计也完成。找工作的时候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真是不得不佩服现在^的脑袋。可以媲美计算机啊。把最理想的安排输入，然后输出的就是早已设定的结果。身边对生活有这样预期的人，绝对不在少数。
表妹大四开始恋爱了。按她父母的设计，应该由我或者我表哥来推荐一个身高1，8米左右(因为表妹比较高)，工作三四年，收入尚可，最好有房的本地青年为候选人。没想到，在家庭聚会的时候。我们一致站在表妹一边，毕竟找一个人恋爱不是在天平上找另一端的平衡。当然，大多数人想的是另一端比自己“重”一些就更好了。难得在校园里遇上一段不带功利色彩的纯情，除了彼此珍惜外，我还真说不出别的什么。
记得刚进大学的时候，A说决不找个矮的，B说坚决不找难看的。没想到一年不到，A的男友帅气十足，却和她几乎同在一个水平面，B的男友高高瘦瘦，长相却令人不敢恭维。两段爱情轰轰烈烈地在校园上演，她们曾经的“咒语”只在被别人调侃时提起。虽说最后两个身边的另一半不是当初那个，但毕竟共同度过了一段值得回忆的美好时光。
缘分无法预期，机会同样如此，很多人都希望找到一份工作，能睡觉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手抽筋，位高权重责任轻，旅游出国休假勤。可惜，这样理想的状态恐怕只是乌托邦的生活。所以，大多数人的工作中总有或多或少的忧心烦心，而没有一份工作是完美的。你只能在做出决定之前，权衡自己最看中的是公司品牌、光彩头衔，还是诱人薪水、发展前景，抑或是稳定安逸。
童话世界里总有一个可预知未来的神仙，她知道即将发生的一切；现实生活中却要靠实力运气，才可以接近当初的目标，生活中有意外、有惊喜，有挫败，有放弃，这才是生活丰富精彩的真谛。如果一切皆可预期，生命就不再有乐趣。
到底意难平
红娘子
一日看《南方都市报》，看到任田写朱茵，只用了3个字来形容她，就是“意难平”。说她这么娇小玲珑一个女子，爱恨都是火样的强烈，爱的时候一股子傻劲，到后来分开了，一直都恨得那么艰难，无论谁在她面前提周星驰，都是一副意难平的样子，旁人追问起来，不耐烦地扭过头答着：“说过了，再见不是朋友。”
再见不是朋友，她是真的恨他吧!娱乐圈里的男女是非从来不间断，而她真的板下脸来，可以见了周星驰也不搭理，躲着他，避着他。
她初识他时，不过是个没有火的小明星。她爱了他的才，他恋了她的媚。为了那男子的星途，她心甘情愿做那男人的地下情人，以为会守得云开见月明。可是，那男人是浪子，还是倦了，又恋了新欢。那个男人负了她，于是她恨他。
看《大话西游》，她那凄凉的眼神，那不能承受的爱恨，那个男人离开了她，她就在一刹那间老了俗了，开始苦笑了。
可是，时间还是会改变一切。多年后，朱茵放下了恨，和黄贯中一同出入，也对记者说了一句：“周星驰是一个好演员，他很聪明。”
语气平平，听不出任何波澜，也不再夹杂感情，眼神对着现男友是一片的柔情。她的伤终于好了。一个男人划下的伤，总会由另一个男人去医治。
现在意难平的，却是周星驰。他功成名就，从星仔升到星爷，也过尽了花丛，一场一场的绯闻让他真的已经倦了，像一场没完没了的闹剧。他已经现出了老态，开记者会的时候，都已经看到了真正的白发。
再说起朱茵，倒是他显得感慨良多。他承认那个女人是他一生中最爱的女人，他也承认那个女人给他最真的感情，他祝她能幸福。表情诚恳，眼神也深了下去。
人总是喜欢在蝴蝶飞走后，才怀念它那炫目的色彩。一个女子最深最纯的一份真情，非要等到男人倦下来的时候，才明白其中的珍贵，真让旁人看了也伤神。
自上世纪90年代起关注与研究民国时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著有《从蔡元培到胡适》《陈寅恪与傅斯年》《南渡北归》等作品。
1943年初，刘文典与当时西南联大常委蒋梦麟、中文系主任罗常培打过招呼之后，携妇将雏，随吴子良等人开始向磨黑进发。走走停停，经过20多天才到达磨黑地盘。
处于西南边疆的山乡僻壤，突然来了一批大学生，且还有号称“国宝”的国学大师刘文典同往，自然是空前的盛事。为显摆自己作为地头蛇的势力与威风，也为了给刘文典这位“国宝”脸上增彩，张孟希亲率当地士绅出磨黑十里迎接，而不甘落后的学生们则早早跑到三十里外的孔雀屏等迎接老师了。
休息几日后，磨黑中学举行开学典礼。整个仪式由校长吴子良主持，刘文典与出任学校董事长的张孟希分别上台讲话。张在讲话中对几位新来的青年教师大加称赞，对刘文典更是奉若神明，口口声声呼曰“国宝”。
最后，张向全体学生和入会家长宣布他的校规，谓：学生入学后，一切都交给老师负责，家长不得过问。学生学习成绩不好，可以留级，犯了错误，老师有权处罚，可以责打，关禁闭，但不得开除。实在有不可教诲者，交给他，枪毙。”这番“高论”，让新来的几位联大学生与刘文典都惊诧不已。
张氏此举，有故意在几位新来者面前显摆自己作为“土皇帝”威风的一面。
几位联大学生到来之后，在吴子良的率领下，风风火火地办起学来。
“土皇帝”张孟希一看几位秀才所办学校真的是有板有眼，蒸蒸日上，大为高兴，命人把自家大门口张贴的“仁义处世，不忧不惑不惧；兴邦为本，立德立言立功”的对联扯下，重新书写一副曰：“驾欧美之上，为天民，胸怀宇宙；在思普之间，作地主，藐视京都。”
至于“国宝”刘文典在磨黑的生活情形，据萧荻回忆，“他虽然住在磨黑中学，但对我们办学的工作并不干预，平时也很少出门，多半在自己宿舍内吞云吐雾，在烟榻上和张孟希及当地士绅谈古论今。这些场合，多数由吴子良校友抽空作陪。每周他也抽点时间，找我们几个老师和当地有文墨的士绅讲《庄子》、《昭明文选》和《温、李诗》，偶尔也给学生作个报告，但初中学生听不大懂，所以并不经常。”
萧荻说，“刘叔雅先生对我们这些联大学生不远千里到磨黑办学的目的，当然并非全无所知。但他并未作过什么干扰，有时也还在一些士绅中间对我们作些褒词。”
有文章认为刘文典的磨黑之行，对当地复杂的政治背景等一无所知。从事件的亲历者萧荻回忆与当时的具体情形看，作为在青年时期即追随中山先生投身革命的刘文典，对刘子良等人来磨黑的政治目的“并非全无所知”，只是此时55岁的刘文典已非血气方刚的革命青年，也不是执掌安徽大学与有一拼的“圣斗士”了，生活的磨难与岁月的淘洗，已使他血气消退，渐趋颓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