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友邦少将在龙岩

2002年，在“七七事变”65周年前夕，一位台湾抗日英烈的名字从历史深处走来。英烈的名字叫李友邦，当年第一位台籍抗日将领。7月6日上午9时，台北县芦州李宅，雄壮激昂的抗日乐曲声中，李友邦将军纪念大会开幕。10多位曾随李友邦抗日的台湾义勇队、台湾少年团成员，在现场话当年。他们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随后，李将军妻子严秀峰为“李友邦将军与严秀峰女士抗日史料展”揭幕。

李友邦，生于1906年，早年即怀报国之志。因不满日本统治，成年后奔赴大陆投考黄埔军校，是黄埔二期毕业生。抗战爆发后，1939年1月，李友邦在中共浙江省委和国民政府浙、闽两省政府的具体帮助下，在浙江金华成立台胞抗日武装――台湾义勇队(后称台湾义勇总队)。它是抗战期间由在大陆的台胞组织起来的一个人数最多的抗日团体。1940年6月台湾义勇队得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正式批准，李友邦被委任为少将总队长兼少年团团长，还编写了队歌和团歌，著名音乐家贺绿汀为队歌谱曲。

1942年5月，“浙赣战役”爆发，李友邦率台湾义勇总队从金华撤退，经过四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于10月中旬转入龙岩，设总队部于龙岩中山东路连家祠堂。

笔者找到知情者、现已83岁的连兴礼老人，经他回忆：当时李友邦与家眷住在离连家祠堂三、四百米远的苏清洛家(解放后其宅一半已翻盖，仍留有后院)，房主人苏清洛在上海警备司令部当差，其宅无人居住，便借与李友邦一家老小。

家住连家祠堂边的连兴礼时年25岁，家中从漳州买了一头肥壮的奶牛，靠挤牛奶卖钱。他每天负责早晚送二次牛奶，前后送了一年多。李友邦与严秀峰在龙岩生有一个儿子，因战乱，母亲营养差，孩子得了软骨病，身体孱弱的孩子靠牛奶维持生命，当时还请了一位妇女做保姆，带孩子。终因孩子先天不足而夭折。与李友邦和严秀峰一起居住的还有严秀峰的母亲，老人家后来也在龙岩病逝。

连兴礼回忆当年，李友邦经常进出连家祠堂办公，他身材矮壮，勇武有力，身着灰色制服，待人和蔼，爱护百姓。连家祠堂前挂有“中央直属义勇总队”几个字的招牌，旁设有宣传栏，画有抗日题材的漫画。祠堂内住的队员不多，对面强厝也住有一些队员。

李友邦进驻龙岩后，将队伍整编成三个区队、九个分队，另附设有“台湾少年团”，总人数达381人。同时开办干部训练班，特别注重培养台湾军事干部，为作准备。干部训练班采用军事管理，施以严格的军事训练，结训后，将学员分编三组，出发至闽南一带巡回活动，以“保卫祖国，”为任务，增强两岸同胞的抗日决心。

李友邦在龙岩期间，还成立对敌巡回工作团，深入日寇占领区，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组织日语喊话队，宣传抗日，瓦解敌人。1943年6、7月间，台湾义勇总队三次突袭厦门。7月1日，乘日军在厦门召开庆祝伪政府成立3周年之际，在会场投下多枚炸弹，炸死日伪军数十名；他们还配合漳州抗日组织，进行了一次武装袭击日军战斗，毙伤日伪军100多人。

李友邦曾亲自率领少年团及二、三区队各一部，筹募文化事业基金，从龙岩出发，抵龙溪、同安、晋江等地公演募捐，总计募集10余万元。在重庆、桂林、金华等地，台湾义勇总队创办发行过《新港》、《台湾先锋》等刊物。到龙岩后，又设台湾青年报社，出版《台湾青年》(周刊)，宣传抗日和。

台湾义勇总队虽属抗日部队，但与共产党有着密切联系。队长李友邦信奉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皖南事变”后，仍紧跟我党走，想方设法保护台湾义勇总队中的我党同志。1945年7月，“羊枣事件”发生后不久，中共党员陈学铨(《台湾青年》编辑)、潘超(台湾义勇总队秘书)在龙岩被捕，关押在“龙岩清剿指挥部”土牢里。后经李友邦保释出狱。

为了迎接抗战胜利及光复台湾后，台湾建设人才的需要，李友邦在龙岩等地举办干训班，从居住在大陆的台籍青年和闽粤祖籍地的青年中又招募了一批新队员。龙岩知识青年苏禄洲、杜忠元、苏年湘、郑炳尧、章仕开、苏振文、谢启武、陈曼、魏军养、郑攸天、谢露珊等先后参加台湾义勇总队。

抗战胜利后，这支身经百战的队伍于1945年9月离开龙岩，迁移至漳州下坛里，不久即被当局找借口解散。李友邦回到台湾后，在战后白色恐怖气氛下，李友邦竟因“通匪”罪于1951年遭当局逮捕。1952年4月，李友邦被害于台北市，时年仅46岁。

李友邦和台湾义勇总队在龙岩三年，以龙岩城为基地，活动遍及城乡。除城东的连家祠堂、苏洛清厝遗迹尚存外，近年来，在位于龙岩城40余公里的龙崆洞，发现多名台湾义勇队员留在洞口的题字，其中就有副总队长“张士德”姓名。1945年8月，日寇宣布投降。9月3日，李友邦即派台湾义勇总队副队长张士德(又名张克敏)，随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寇克上将乘飞机赴台，在台北升起台湾光复后的第一面中国国旗。

这次在台湾展出的史料包括当年的珍贵公文、书信、照片等，以及当年李将军等人使用的器物。“台湾义勇队”、“台湾少年团”在抗日期间进行的医疗、生产事业所留下的记录，更见证了先辈无比爱国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