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23 08:28:48
数百家内衣参展企业、23000平方米动静态展示、7500平方米动态秀馆、精彩纷呈的主题公关活动、国内外知名内衣品牌云集、影视红星范冰冰小姐现身展会现场、内衣模特佳丽云集、各大媒体争相报道。
9时45分范冰冰火爆登场，现场一片轰动，随后范冰冰发表了对嘉莉诗家居服的感言：“与嘉莉诗牵手的两年来，我切身体会到了嘉莉诗品牌给我带来的舒适感受和嘉莉诗国际企业文化给我带来的深深触动。这期间，不仅对嘉莉诗品牌的产品有了直观的了解，而且更深刻体会到，随着价值观与女性生活越来越丰富，美丽不仅是外表的东西，每个女性都必须有自己独特的内涵。嘉莉诗倡导的理念与对女性的关爱与尊重，让女性崇高起来，我更是喜欢它的这一理念。我之所以选择嘉莉诗,是出于对我们品牌的一个信任与了解。我自己非常爱美, 我是一个独立的女性，而嘉莉诗品牌的核心理念是‘美丽魔法师’， 应该说，是‘美丽’、是‘对女性的尊重’使我们都有一个共通的内涵，把双方牵手在一起。我相信，美丽也是广大女性永远追求的东西。而产品的多元化和独特性让每位女性能够按照自己的特点散发自己的魅力，简直就是度身定造，让我也越来越喜欢这个牌子。更喜欢它代表的是一种新锐的、时尚的女性魅力和生活态度。所以，我很乐意把它介绍给我身边的朋友，而她们也都很喜欢，更让我觉得自己选择正确的价值所在。在代言的这些日子里，我和嘉莉诗一样，不断努力，彼此都是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演艺生涯的磨炼与经历,让我自己不断提升,丰富内心和内涵。很感谢大家越来越认同范冰冰!”
除了嘉莉诗, 大家熟悉的戴安娜、妒忌其实也是嘉莉诗旗下的品牌：
嘉莉诗品牌：定位是活力青春时尚,消费者大多属于活力时尚、18～28岁的年轻时尚白领女性，设计风格以时尚为主线、以时尚定义风格、面料的流行选择、剪裁的多样变化、色彩的灵活运用、与时代潮流紧密结合、成动感的设计风格。
戴安娜品牌：定位是经典贵族优雅，消费者定位在优雅高贵、28～48岁的成熟优雅高贵女性。设计风格以经典为主线、主张以经典定义风格、面料选取上等优质、色彩调和稳重安详、剪裁做工精美华丽、以华贵诠释经典的设计风格。
妒品牌：它是“英国美体塑身内衣专家”,主要产品是功效性塑身美体内衣，消费者定位为具有美体塑身需求的爱美女性，他们追求自我与个性、完美形体的同时也注重身体的健康。
范冰冰随后答记者问，与大家合影，11点钟离开会展中心。
E-mail:wangrong9413@vip.省略
论文摘要:梁启超作为诗界革命的始作俑者和主要提倡者，他的诗学思想对近代诗歌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主要从坚守诗性、存录历史两方面来鹿探《饮冰室诗话》的诗学思想。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中国近代文学，经历了一个重要的近代化过程.首先表现为诗歌革新。诗歌革新经过龚自珍、黄遵宪等人的长期酝酿，终于迎来了一个重要阶段，其重要标志便是梁启超倡导发起的“诗界革命”。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自己的论诗标准:“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如之，然后成其为诗。”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为数不多的大学问家之一。对于他在政界、思想界、学术界的地位，大体是不会有很多人质疑的;对于他在推动近代散文文体解放方面的杰出贡献，在新体散文方面的卓越成就一般大约也会众口一词，郑振铎先生就认为梁启超“可为中国新闻文学之祖”屹《文学大纲》)。至于说到他的诗词，文学界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甚至为一些人所垢病。(饮冰室合集》中所收录梁氏诗词虽然有三百余首，但能见到“合集”的人实在不多，也难以引起许多人的注意。实际上，zo世纪3D年代之前的学者，对梁启超的诗词，大多数并不是那样不屑一顾的，已有许多学者对其做出了恰当的评价。
梁启超的诗词在近代诗坛虽然不算大家，但却可能是占有特殊地位的一家。《饮冰室诗话》集中体现了梁启超关于诗歌变革的一系列主张，作为“诗界革命叶最成熟的诗歌理论.是对中国近代诗歌革新的重要理论总结。我想从“不强诗歌作附庸”的诗学传统与“诗史禅观这两个方面来谈谈梁启超的诗学思想及其重要价值。
一、坚守诗性.体现传统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孔子谈到诗.只要求“思无邪’，并没有要求诗人歌颂周王朝万岁万万岁，也没有倡导诗人亦步亦趋地反映政治生活。孔子只希望诗歌发挥其陶冶精神，树立文化人格的作用，不勉强诗欧去作政治的附庸。
梁启超也不强诗歌作附庸。他的诗论基本上保持着中华诗学的传统。梁启超在诸多领域引进了西方观念，独独在《饮冰室诗话》里只字不提“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西方文论术语。显然，梁启超内心明白，拿西方文论来论中国诗词，有如用西洋拳规则去裁判太极拳，是愚蠢荒谬的。
中华传统诗论的主流，把诗歌的社会功能归为陶冶精神，培养文化人格。至于题材，则不必问它带不带政治意味。带与不带，一视同仁。屈原、壮甫，政治意味浓.陶渊明、李白、苏轼.政治意味淡.但这五位都在诗歌中展现出中华民族视为楷模的精神品格，因而也就被公认为中国诗史上的巨人。
由于重展现精神品格，不重反映现实生活事态，因此梁启翅对题材绝没有苛求，与“写中心”的观念有天壤之别。《饮冰室诗话》热情表彰切人现实的诗篇，如第34则的新乐府，第!12则的《刺时》，第164则的《辽末感事》。黄遵宪的时事诗更为梁启超所喜，诗话中对黄遵宪的长篇巨制，如《罢美国留学生感赋》等，往往不惜篇幅，照录无误。但如从分量上讲.只对世情物理有所感怀而展现出一种高尚梢神的诗，所占比例_更大。梁启超所欣赏的，题材固不狭窄，风格亦复多变。他虽然最喜欢“精深盘郁雄伟博丽之气’，但诗话中所收录，有追求奇异的游仙诗.类似游戏之作的‘“新解心”，“学道有得”的诗，作“绮语”的诗.乃至“驭使前辈”的诗，不论何种风格，均不排斥。不过，这又不等于漫无约束。细寻底蕴，实在就是以“思无邪”为标准。凡所赞扬.都或多或少有益于世道人-心。这些诗都能让读者感到其作者嘴枉冷肠人”。
梁启超反对“薄今爱古”的积习。他推崇黄遵宪，是要证明“并世人物亦何速让于古所云’。而其论据即在黄诗为“有诗以来所未有"(第8则)，能“独辟境界。卓然自立..(第32则)，“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第63则)，能“熔铸新理想以人旧风格”(第4则)。梁启超认定黄遵宪是“诗界革命’，的代表人物，梁氏诗学的中心思想，“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第63则)。是概括黄遵宪等诗人的成果而提出的。
《饮冰室诗话》的这个中心思想，当代文学理论界大多不能接受。关于形式和内容，倒是当代文学理论界更惯于作“截然分割”。而按中国传统理解，绝无纯悴用作载体的形式.所有形式都只能是某种精神的积淀。近体诗格律形式的确立，就是对宇宙生命流程的对称、均衡、流动、起伏、多样和统一加以把握的结果。对于不懂得中国文化传统的外国人和饱读外国文学理论而对中 国传统不屑一顾的中国人来说，他们既不是中国传统 诗歌的二知音”，也就无从“审”中国诗歌形式之美。这正如我们不懂得佛罗伦萨方音就没有资格评论(神曲》的 音律之美一样。
梁启超所说的“形式”其实另有含义。他所谓的“非革其形式”.应该从保持民族风格方面去理解。看整本 《饮冰室诗话》，只在第63则用过“形式”这个术语。而就 在这一则中，紧接着便说是“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其 余各则，都只提一烙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新理想入古风格”等，可见梁启超所谓的“形式”实指传统风格而言。梁启超看出，传统风格是中华文化圈内最能深人人心的。轻易抛弃传统而引人非传统风格，就很难得到全民族较普遍的认同。梁启超的卓识已为新诗的步履维艰提供了佐证了。
“不强诗歌作附庸”是梁启超诗学的精华所在。他看出把诗坛革新的希望寄托在引进西方文论基础上是行不通的，他的思路显然也和当前理论的主流大相径庭。诗歌要有诗味。就得回归传统，努力从整体上创造氛围，注重精神品格，传达独特而又与人相通的体验，在语言、结构、音节、韵律诸方面体现传统情神。新形式的创造只能是在尊重传统基础上去探索。
二、以诗明史，以史白鉴
读解梁启超，我们可以发现在他的思想世界中始终包含着一股深沉浓厚的历史知识。他在讨论近代诗学的过程中，自然融人了传统诗学中的“诗史”精神，并赋以新的理解和思考。
良好的诗学根抵，使梁启超对中国古典诗学的研究多有胜见创获。《饮冰室诗话》便是一副维新史实的精美速写，也是一部包含时想的新诗学录。其中的“诗史“观有两重向度:其一因诗以知史。《饮冰室诗话》相比近代其他乃至过往诗话著作而言，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以收录同时代诗人时代气息极强的诗作为主。梁启超就是借收录师友及时人此类诗作，以保存维新变革时代一段活的厉史，以及新诗学发展道路上的一段史实，以诗存史，再现新诗学萌生期的时代氛围和思想背景。其二，因史以论诗。沿引知人论世的诗学批评传统，抉发新诗人的创作意图和思想内涵，强调“新思想”的树立对于建构新诗学、塑造新民的重要意义，从而将中国古典诗学“诗史”说的思想传统，接续到中国近代以“改造国民性”、重塑新精神为主旨的启蒙思潮。如果说“不强诗歌作附庸”是梁启超诗学的外在精华，那么深层的“诗史”观，便可视为其诗学的思想内核了。
《饮冰室诗话》作于梁启超的维新思想破灭后，他多方搜集新诗派的诗作，且一心于诗歌中抽绎出“史性”，从而“保存了大量有关诗界革命的重要史料”。③从这当中也可寻得近代社会变革在文学领域或文化领域中的投影.以及与此相偕而行的近代启蒙思潮的活的史料。"
在《饮冰室诗话》中，梁启超认为具有“诗史’，品格而收录的作品大致有三类:一是原本就可“以备作史”的作品。最明显的莫过于第194则，李根源、杨发锐所辑关于腾跃之诗歌，“或足供种俗之调查，或足补历史之残缺”。此类作品不多。收录更多的是被梁启超引为同道者的革命诗作。如黄公度的《三哀诗》.纪昊季清死难事，以之为“戊戌北京、庚子汉口诸烈以外一大悲惨之纪念也’‘。“录之以备后之作史者参考焉”。对于少瘦生《辽东感事》十二首，更认为“长歌当哭，普天下有心人 胸中之公共块垒也”。二是记述黑暗时局，表现衰颓国 运的作品。如谓丁叔雅《感事》“以二十八字写尽当今时 局”;评忏余生《纪古巴乱事有感》十律，“此真有心人之 言，不能徒以诗目之，即以诗论，杜陵诗史，亦不是过 矣’。尽管梁启超一再宜称涛是诗人真情感的表露，但 其实际着眼点却在于这些浸透了诗人真情实感的诗作本身记录时变的社会功能。第ss则收录针贬“可惊可惮可哭可笑之事层见盛出’‘的’‘近日时局’‘的新乐府四章。关于新乐府。自唐代新乐府运动以来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继承古诗美刺比兴的传统，以诗讽喻现实。梁启超对新乐府重讽喻的创作原则是极为推重的。由此.可见梁启超对‘.诗史”美刺传统的服膺。
三是符合其“放眼世界、博考他国、以求资鉴”理想的作品。流亡日本的生活让梁启超开始认识到“为二十世纪之大风潮之时利所簸荡、所冲激、所驱遣”，“乃今始学为国人，学位世界人’。要打破昔日封闭之自我，就要放眼世界，“世纪开新幕，风潮集远洋 ,, a对于“诗史”之称，梁启超检择颇严，当时诗人中，最为其称许的首推黄公度。黄遵宪是任诗界革命”的重要人物，在近代文坛堪称开一代风气之先;梁启超对他推崇有加，尤着眼于其“诗史”精神。在梁启超看来，“诗史”之说.不仅在于用诗记述一段史实，表现深广的社会内涵，更要以诗存史，借史自鉴，传达出激荡诗人本心的优患之感，鉴戒之意。所以其.诗史”观之第一向度便是强调诗歌对时事的再现，由对诗中史实的细心体味和深层读解来彰显“过渡时代”、‘新诗学”发展约时代氛围和思想背景。
“诗史”观的第二重向度是因史以论诗。《饮冰室诗话》中他一再提出新诗学的发展，要借鉴西方史诗的创作经验，要汲取传统“诗史”说的思想资源，就是希望能通过史实与诗作的双向关照.以诗明史，以史自鉴，探索新诗学赖以发展的精神源泉。梁启超的这一思想不免受明末以来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但这更是他作为思想启熏者把握时代脉搏、反思现实苦难、紧贴历史潮流的文化探索的结果。而这与古典诗歌强调诗言志的教化传统、其根本出发点是大相径庭、不可同日而语的。在梁启超看来，国民以诗来提升一已之文化修养、塑造新的时代精神是整个国民性进步的前提，是“新民’的核心，也是中华之故国走出苦难历史的必由之路或愚想准备。出于这样的意识。梁启超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诗肖其人”。他认为:诗中传达了诗人因于时事之变直面新时代的真性屠，真理想;诗作本身凝聚出诗人的人格形象，表现出类似于“先时之人物，，的品格，堪称时代英雄。“先时之人物”的人格中最核心的要素为‘理想、热诚、胆气”，这也是敢于担当时代贵任的“先觉者‘，的人格，也正是梁启超所希求的“新民”的人格，
结语
关键词：文学翻译 创造性 冰心译本 《吉檀迦利》
Gitanjali（1910）是世界诗坛巨匠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61―1941）中期诗歌创作的高峰，也是最能代表其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艺术风格的诗集。1913年，泰戈尔以英文版的Gitanjali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享誉“亚洲第一诗人”头衔。作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泰戈尔的作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被大量引入中国，冰心就在此时接触到了Gitanjali，并对之一见倾心，随后，冰心将Gitanjali翻译成中文全译本，定名为《吉檀迦利》，并于195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首次发行，如今已成为中国影响最广泛、最权威的Gitanjali中文全译本。然而，冰心作为文学家的光辉，似乎掩盖了她在翻译领域内的贡献，人们对她的认识大多仅限于文学创作或翻译作品上，而很少对其在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进行全面审视。
本文将以冰心译本《吉檀迦利》为例，挖掘冰心在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
一、 坚守“原译”，反对“重译”
冰心在文学翻译过程中，极其注重“原译”和“重译”的问题。此处提到的“重译”指的是从他国语转译的译文翻译，鲁迅在《书信集・致曹靖华》道：“近因校《铁流》，看看德译本，知道删去不少，从别国文重译，是很不可靠的。《毁灭》我有英德日三种译本，有几处竟三种译本都不同。这事情很使我气馁。”[1]也就是说，“重译”是一种对原著进行非首次翻译的结果，在隔了一重手的情况下，极容易出现错误，而导致难以忠实原著的风格和思想。正因此，冰心在翻译Gitanjali时，采用了“原译”，是直接根据原著进行翻译的。她在《译书之我见》中谈到泰戈尔和纪伯伦的翻译时说：“这两位诗人的作品，都是他们自己用英文写的，而不是经过别人从孟加拉文和阿拉伯文译成的，我译起来在‘信’字上，就可以自己负责。我从来不敢重译。”[2]由此可见，冰心之所以坚守“原译”，一方面源于她的严谨态度和诚信品德，加之她对Gitanjali的热爱而产生出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希望能尽其最大的努力来忠实原文，并“为供给那些不懂外国文字的人，可以阅看诵读”;[2]另一方面，源于冰心良好的双语水平，她曾在美国波士顿威利斯学院攻读英国文学硕士学位，不仅具有良好的英文功底，还有扎实的中文功底，这都给予冰心在翻译上以精准性;更重要的一方面，得益于泰戈尔的先见之明，泰戈尔的英译版Gitanjali给予了冰心进行“原译”的可能性，给予冰心能忠实原文的必要性。
在我看来，冰心在当时“重译”盛行的文学翻译风气下，能够另辟蹊径，坚守“原译”，忠实原文，体现了其在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
二、 “冰心体”
在冰心文学翻译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冰心体。这种语言文体既体现白话文的流畅、明晰，亦表现了文言文的洗练、华美。冰心非常注重文字的锤炼，除基本词汇和语法以白话文为主体外，同时，合理吸取和融会了文言词汇和文言句式。我将以《吉檀迦利》中的一则散文诗，进行说明：
原文：
This is my prayer to thee，my lord―strike，strike at the root of penury in my heart.
Give me the strength lightly to bear my joys and sorrows.
Give me the strength to make my love fruitful in service.
Give me the strength never to disown the poor or bend my knees before insolent might.
Give me the strength to raise my mind high above daily trifles.
And give me the strength to surrender my strength to thy will with love.
译文：
这是我对你的祈求，我的主――请你铲除，铲除我心里贫乏的根源。
赐给我力量使我能轻闲地承受欢乐与忧伤。
赐给我力量使我的爱在服务中得到果实。
赐给我力量使我永不抛弃穷人也永不向屈膝。
赐给我力量使我的心灵超越于日常琐事之上。
再赐给我力量使我满怀爱意地把我的力量服从你意志的指挥。[3]
这是《吉檀迦利》第三十六则散文诗，《吉檀迦利》原以孟加拉语写成，这种语言形成的诗富有音乐性。虽然英文版的Gitanjali没有了孟加拉语自身的节奏，亦未受到格律诗的束缚，但以散文诗的形式，同样能体现诗歌的韵律之美。而冰心为了不损害Gitanjali之形式美，其在语言上做了很大的努力。
原诗第三十六首，因以散文诗的形式排列，形式自由而错落有致。首句诗为主题句，引出诗歌的主题，第二至第四句为祈使句，均以“give me the strength”来起头，读起来朗朗上口，最后一句亦为祈使句，但在“give me the strength”的统一句式前增加了单词“and”，使得诗句有突转之效果，起到了升华之作用。而冰心沿用了泰戈尔这种句式结构，融入古诗词中的排比、对偶等句式手法，以及白话文之词汇与语法。在译文第三十六首中，首句依然是主题句，第二至第六句为祈使句，排比与对偶的句式使得诗歌不失原有的节奏之美，第六句的突转，借助泰戈尔诗之形似，而达到“形神皆似”之效果。第二至第五句，在排比对偶的句式下，诗歌语气不断增强，而第六句不为最强音，亦是泰戈尔诗歌内容之升华，前五句为祈求被赐予力量，而在第六句则为获得力量后的感恩，这是一种施与受的美好现象，体现了人之美好品德，使得诗人的情感表达更加真切，更动人心弦。
在我看来，原文与译文的对照中，不仅体现了冰心在文学翻译中的又一创造性，即形成既有白话文之雅淡，兼具文言文之凝练的“冰心体”译风，更体现了泰戈尔诗歌之音、形、意之三美，以及泰戈尔诗歌对冰心文学创作中的突出贡献。
三、 “爱的哲学”
泰戈尔的Gitanjali之诗兼具音、形、意三美，此三美当以“意”为至美，而冰心译本《吉檀迦利》之所以能享誉中外，成为当时最权威的译本，主要在于其能完美诠释出泰戈尔诗之哲理意旨，而泰戈尔给予冰心最大的启蒙，便是在思想上的启迪。
翻译是一种动态的解释过程，一种精神活动，是译者通过文本的中介与原作者的心灵进行对话的结果，衍生出的是表达的表达，那么，冰心译本《吉檀迦利》便是泰戈尔Gitanjali的再表达。我们在阅读《吉檀迦利》的时候，往往只停留在翻译文本表层，而忽视了冰心在文学翻译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为此，我将追随《吉檀迦利》，阐明冰心之旨。
在追寻冰心翻译泰戈尔Gitanjali的动因时，我关注到了冰心的一段话：“我只懂一门外文――英文，还不精通。因此轻易不敢做翻译工作，尤其译诗。我虽然也译过一两本国王和总统的诗，那都是‘上头’给我的任务，我只好努力而为。至于我自喜爱，而又极愿和读者共同享受，而翻译出来的书，只有两本，那就是《先知》和《吉檀迦利》。”[4]591这段话非常值得关注，冰心翻译Gitanjali，不是为了完成上级任务，亦不是为了谋生赚稿费，而是出于一种溢于言表的热爱，这是一种感性动因。
基于感性动因，衍生出了理性动因。泰戈尔的“梵我合一”与冰心的“爱的哲学”是相呼应的。冰心作为五四新文学的先行者，其始终不忘新文学运动之使命，其翻译为人民，写作亦为人民，这是一个新文化运动启蒙者之觉悟。“大异于纪伯伦的身世，泰戈尔是诞生于‘歌鸟之巢’的‘王子’，从他欢乐的心境中，他热爱了周围的一切。他用使人目眩心摇的绚烂美丽的诗的语言，来歌唱他所热爱的大自然和人类。为了要尽情传达出作者这‘歌鸟’般的飞跃鸣啭的心情，使译者在中国的诗歌词汇的丛林中，奔走了很长的道路！”[4]591-592泰戈尔在Gitanjali中传达了他对大自然的热爱，对人类的热爱，是对万物的博爱之情。在泰戈尔的影响下，冰心形成了“爱的哲学”体系，包括三大主题：自然、母爱和童心，其表现了冰心之大爱无疆之思想。冰心通过结合泰戈尔的“梵我合一”和其“爱的哲学”，将其言之不尽的爱，在《吉檀迦利》中如泉涌般倾泻，同时激发出当时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给予五四青年以精神上的慰藉，指引他们向着爱国主义道路前行，是为理性动因。
在我看来，冰心不仅将泰戈尔英文版的Gitanjali翻译成通俗易懂的中文版，又完美地诠释了泰戈尔的意旨思想，更重要的是，其能充分发挥翻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借《吉檀迦利》来升华其“爱的哲学”之思想体系，并达到激发人民爱国主义精神的现实意义，这是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体现，更是文学翻译中的一次超越。
四、 结语
冰心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其主观能动性贯穿文学翻译过程的始终，形成文学翻译中的三大创造性，从而体现出冰心的两大突出贡献：一是将泰戈尔英文版的Gitanjali翻译成中文版的《吉檀迦利》，打破了语言的限制，推动Gitanjali及泰戈尔爱国主义思想在中国广为传播;二是冰心创造性的翻译思想，对中国翻译学形成具有奠基作用。
面对物欲横流的现今社会，我们要秉承泰戈尔“天梵合一”和冰心“爱的哲学”的爱国主义思想，不忘初心，以爱繁衍，以爱生活，将爱代代流传。
参考文献
[1] 鲁迅.鲁迅书简：致曹靖华[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22.
[2] 冰心.译书之我见[A]//陈恕.冰心译文集[C].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
[3] （印）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吉檀迦利[M].冰心，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68-69.
在世界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对文学的发展起到过积极的推动作用。庞德作为意象派的创始人、理论家和组织者，极力反对维多利亚诗歌传统中堆砌形容词的华糜不实之风，主张以凝练的意象和简洁的语言来革新诗歌。他和其他意象派诗人于1913年发表了“意象派宣言”，提出意象派诗人“三不准”和意象派诗歌创作“三原则”。“三不准”包括：“绝对不用任何无助于呈现的词；不要用多余的词；不要用无法揭示任何东西的形容词。”“三原则”包括直接处理无论主观还是客观的“事物”、绝不用任何无益于表达的词和节奏方面要用连续性的音乐性语言，而不受节拍的束缚。从这“三不准”和“三原则”以及意象派作品中可以看得出，意象派诗歌理论追求客观、具体，避免抽象，强调用精炼的语言准确而直观地呈现事物，杜绝任何解释、评判与说教成分，要求诗人把自己的感触和情绪全部隐藏在意象的背面，不要直接表露自己的感受，而是通过语言所凝练的意象暗示给读者，按照自然的节拍写诗，不要刻板地让诗“削足适履”，去迁就已有的节拍。庞德曾经悉心研究过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是个从中国古代诗歌及其理论获取艺术养分的诗人和理论家，可以说，他的成就是基于中国古代诗歌及其理论这块巨石上的。中国古代诗歌在语言品质上有着不同于西方的追求。“言、象、义”的完美结合被中国诗学认为是至高境界，也是无数代文人墨客殷殷追求的目标。庞德的理论主张以及对“意象”的命名和赋予含义，如果不是全部，也是绝大部分地对中国文学的借鉴和重构。这已是公认的事实。庞德作为中国文化的爱好者和潜心研究者，在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方面曾经起过积极作用，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使者，并在英美新诗运动期间掀起了极有影响力的“中国热”。海明威对庞德可谓推崇备至。对于庞德的一些主张，海明威欣然接受并落实于自己的作品中，并形成了自己独具一格、为人称道的“海明威文体”，也为他能够得出理论性总结“冰山原则”提供提示。于是，“中国文化庞德海明威”的影响链构成，庞德自不待言，海明威作品在语言的运用上所追求的具体、简洁、客观等语言特征中具有明显的“中国元素”。
二、海明威主要创作思想与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些重要思想
存在惊人的相通与重叠。我们不能武断地认为海明威的创作思想来源于中国，但也不能完全否认这种影响的可能性。任何理论都来源于实践和对已有事物规律的归纳，文学理论同样是对文学实践及作品的总结提炼。不是理论家的海明威在阅读别人作品时尽管没有在理论上刻意进行系统探究，但是做出理论性思考和感悟是无法避免的。鉴于海明威与庞德的交情，庞德掀起的“中国诗热”应该说也影响到海明威，海明威阅读《华夏集》是在情理之中，通过对比《华夏集》语言与海明威语言发现两者具有其他人所没有的共同语言特征可以证明这一点，这是后话，在此不必具体分析。尽管《华夏集》在传递中国古代文化和诗歌精神中存在许多遗漏、误读和“误判”，但主要的特征还是得以大体表现，作为非常善于学习的作家，海明威在阅读中对隐藏在中国诗歌的英译诗中的规律性东西肯定做了一定思考并有所感悟，这刺激和推进其创作思想发展与成型。中国诗学讲究含蓄不露，追求一种“味外之味”“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司空图语），以此激发读者想象与参与。海明威的“冰山原理”具有相近似的内涵，他在《午后之死》中说“冰山在海里移动很是庄严宏伟，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1958年，他在回答《巴黎评论》记者时，再次强调他的“冰山原理”：“我总是试图根据冰山的原理去描写。关于显现出来的每一部分，其八分之七是在水面以下的。你可以略去你所知道的任何东西，这只会使你的冰山厚重起来。这是并不显露出来的那部分。”（《巴黎评论》1958年春季号，第84页）两相比较，海明威的“冰山原理”在内涵上与中国古代文论思想有着很大的相通视阈，对此，董衡巽先生做了很好的论述：“就像我们古代的好诗，炼字的功夫越好，越能体会‘空外音’‘言外意’，使人觉得词已尽而势有余，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所以，按我的看法，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八分之七埋在水下的冰山原理，是同含蓄、精炼、留有想象空间等美学理念有关联的。”他还认为海明威的一些情景描写很符合我们古人所要求于画———“远水无波，远山无蹲，远树无枝”的标准。
三、除了语言和创作思想方面的影响外
中国古代文学的反战思想也促进海明威坚定自己的反战思想。庞德的《华夏集》是中国古代诗歌的英译诗集，共19首，其中3首有关战争题材，包括《诗经•小雅•采薇》，李白的《古风•胡关绕风沙》《古风•代马不思越》。它们从不同角度有力控诉战争的残酷，统治阶级的穷兵黩武和士兵们生存条件的恶劣，对边关士兵们以及饱受战争灾难的劳苦大众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华夏集》于1915年在伦敦出版，一战爆发已经一年。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华夏集》中的战争题材具有强烈的现代感和时代感，广泛引起身陷战争漩涡中的英美读者的共鸣，取得他们的认同感，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他们的反战情绪和对和平生活的迫切要求。反战思想是海明威作品中一大主题，主要表现在《永别了，武器》等作品中。但是海明威战争观有一个由支持战争逐渐到反对战争的变化过程，就像《永别了，武器》的那个从对战争抱有热情和幻想的青年变成一个逃避战争的主人公亨利一样，经历了残酷的战争并身负重伤之后，对战争进行深刻的审察和对自己行为的反思，产生了强烈的反战思想。在这个变化过程中，海明威的亲身经历、身体的伤痛、战争暴露出的残酷性以及当时人们厌战情绪的蔓延等都是促使其观念改变的重要因素，但是，有一个因素不能忽略，备受海明威尊重的大师庞德的思想肯定给他造成不小的影响，而反战思想正是《华夏集》的重要思想之一。以上梳理揭示一个客观的但尚未引起注意的事实，那就是海明威作品具有中国古代文学的一定“基因”。承认这一点，将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理解海明威的作品，特别是他在接受庞德建议后写出的作品。
关键词：罗伯特・弗罗斯特 《火与冰》 《补墙》 历史关怀
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1874-1963），是最受人喜爱的美国诗人之一。他不仅享有在肯尼迪总统就职典礼上朗诵诗歌的荣誉，而且获得了包括牛津、剑桥大学等世界顶级名校在内的44所大学荣誉学位，被誉为美国“非官方的桂冠诗人”。
罗伯特・弗罗斯特第一部诗集《孩子的意愿》（A Boy’s Will）（1913）在英国发表后，好评就接踵而至。其中评论最多的一个特点就是朴素（Simplicity）。弗罗斯特坚持用最普通的，被广大群众所能接受的语言书写，在于他认为诗歌是一门交流的艺术（区，罗斌，97）。弗罗斯特关注读者的反应，希望他的诗歌能与广大读者形成一个最直接的交流。朴实无华的文字透露出弗罗斯特对生活最直接的体会，也形成了弗罗斯特独特的历史关怀。弗罗斯特诗歌的语言虽然简单朴实，然而简单的语言背后隐藏着深厚的哲理及作者耐人寻味的历史思考。对于弗罗斯特的这一诗歌特点，曾有专著评价他：“弗罗斯特对美国文学最大的贡献在于他运用平易朴素的诗歌语言，机智、敏锐地把他明察秋毫之所见既讲给凡夫俗子又讲给渊博学者们……其诗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寓意深远而难以捕捉，这使弗罗斯特成为美国最引人入胜而又最具迷惑力的诗人之一”（转引自，罗益民，126）。弗罗斯特的诗歌之所以被广大群众所接受，还在于弗罗斯特对传统的、最能被大家所接受的抑扬格的运用，所以他的诗歌读起来朗朗上口。就诗歌技巧的创新和探索而言，弗罗斯特显然不及一些现代派诗人，但这在一些学者看来，弗罗斯特也显示了他的探索和超越：“他让诗歌女神步出高雅的文艺沙龙，有如走亲戚似地去拜访普通人家”。（方平，234）
优秀的艺术作品不能缺乏对历史的思考和体现作者对历史的关怀，因为它们都是社会和历史的产物，间接或直接地反映着一定的社会事实和作家的历史关怀。作者对历史或时代的关注和反应，可以从作品中的选择看出。
从弗罗斯特的生平和作品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孤独的思考者，期待被认同，渴望一种诗歌对话和交流。弗罗斯特早期的作品在美国本土得不到认同。特别艰苦的日子让弗罗斯特被迫寄出诗集期待发表贴补家用，然而换回的是无情的拒绝。弗罗斯特多次有机会利用教学的机会养家，但他依然选择做一个穷苦的诗人（write and be poor）。同样的坚持体现在他对新英格兰的情有独钟。这块祖辈居住的城市，是弗罗斯特灵感的源泉和心灵的寄托。这片土地是引发弗罗斯特不断思考人生之所，见证了弗罗斯特的历史存在。弗罗斯特的诗歌是一种隐形对话的模式，在他的诗歌中他与读者探讨着生活的点点滴滴。这在《火与冰》中就有体现。
《火与冰》开篇就提出了世人的两种看法，“有人说世界将毁灭于火，有人说毁灭于冰” （余光中译）。这是提出关于世界毁灭的结局的思考。对于火与冰的解释，梅耶斯（Jeffrey Meyers）认为火象征着激情或欲望（passion），而冰则意味着仇恨（hatred）。世界究竟毁灭于人类无止境的欲望，还是毁灭于本身过度的仇恨？弗罗斯特尝试着做出自己的选择。“根据我对于欲望的体验，我同意毁灭于火的观点”。人人都有欲望，适度的欲望催人奋进。弗罗斯特也“体验”过欲望，甚至了解了欲望过度的威力，认为它有足够的威力可以毁灭世界，所以“同意”了世界将毁灭于火的观点。然而似乎诗人自己也无法完全断定，他给了自己另一次选择的机会，考虑了火的对立面――冰。“则我想我对于恨有足够的认识/可以说在破坏一方面，冰/也同样伟大，/且能够胜任”。恨也足够强大去毁灭世界。仇恨容易挑起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让矛盾激化，引发恶果。诗人困惑了，世界究竟会毁灭于欲望还是仇恨，诗人也没有明确地给出自己的答案。
世界究竟会毁灭火还是冰，这应该不是《火与冰》中真正讨论的问题。对恶果的猜测和估计往往都是以思考怎样才能避免这个过程为前提。在此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对爱与恨都有足够的认识，两者走向极端都会产生不良的后果，这就使我们联想到诗人对所持生活态度的历史思考。欲望和仇恨是人们都可能会产生的两种情感，是任由其发展还是加以控制，得到统一。通过诗人对世界毁灭结局的讨论可以得出诗人是期待一个统一的结果。既然过度的爱恨都会产生不良的结果，又何苦偏执。由于西方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副作用，世界大战带来了巨大创伤和灾难，“上帝死了”导致的传统价值观念的崩溃和精神支柱的垮塌，宇宙没有了中心，生活失去了意义，人们已无家可归，西方社会一片荒凉、混乱、扭曲、变形、孤独、绝望，没有生命力，没有希望。《火与冰》的创作以这样的历史事实为背景。战争的背后，不仅是废墟，也是人们内心仇恨与欲望的情绪积累。但人类的历史长河不会因战争的创伤而停止流动，相比于世界的最终毁灭，所有的历史将只是一个过程。通过对这些的考虑，我们可以看到弗罗斯特对生活的热爱与生活态度的思考。
作为关注历史的诗人，必定会关注那些被历史所忽略的人的声音。作为弗罗斯特诗歌的素材源泉，新英格兰地区，在当时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就是波士顿的工业、文化和造船业中心，却忽略了新英格兰北部大片农业区的重要性了（方平，249）。《波士顿以北》这部叙事诗集则主要描写新英格兰地区农民生活的点滴，《补墙》也是讲了新英格兰农民之间的一个故事。作为弗罗斯特的一首名篇，《补墙》也受到了广大评论者的关注。Frank Lentricchia发现该诗奠定了诗集的基调，他认为该诗想象一人自信有完全的自控力，让外界现实为自己服务，而不是被其所震撼得伤痕累累。John C. Kemp认为这首诗的关键点在于观察者（observer）和观察对象（observed）以及观察者对差异的意识的张力（tension）之间关系的把握。
《补墙》开篇讲述了需要补墙的原因，“有一点什么，它大概是不喜欢墙，/它使得墙脚下的冻地涨得隆起，/大白天的把墙头石块弄得纷纷落：/使得墙裂了缝，二人并肩都走得过”（梁实秋译）。“有一点什么”（something）使得墙被破坏了，但具体是何物，却是不明。接着，“我们”约好一起补墙。草草地砌好墙，但似乎结果可以预料，各人自扫门前雪，这不是根治墙缝的好办法，而且砌墙的石头的不适当也使维持墙体的完整性面临着很大的难度。“有些是长块的，/有些几乎圆得像球/需要一点魔术才能把它们放稳当。”砌墙的石头不利于补墙，重要的是似乎根本没有补墙的需要，“他那边全是松树，我这边是苹果园。/我的苹果树永远也不会踱过去/吃掉他松树下的松球，我对他说”。 “好篱笆造出好邻家”，“我”得到邻居的回答。墙的作用，是为了圈出什么，圈进什么。那既然没有冲突，那为什么“好篱笆造出好邻家”？“我”疑惑了。邻居依然在修补着墙，就为了一句“好篱笆造出好邻家”。
为什么有人喜“墙”，有人厌“墙”，那墙坏了以后该不该修？或者墙该不该存在？这应该是这首诗给我们留下的疑问，读者陷入了思考。这些形成了弗罗斯特与读者之间的交流。这里的墙显然已经不仅只是现实中的墙。它已经成为了一种屏障，或者是阻断人与人、人与自然、自然之间交流的事物或规矩。历史的发展与推进总是在不断打破阻碍发展的屏障中进行的。《补墙》中对“补墙”的疑惑，反映了作者对当时历史背景下“屏障”的思考。墙到底该不该存在，我们或许可以从弗罗斯特身上找到答案。弗罗斯特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划分到某某派的诗歌类型当中。在一次与记者的谈话中，他袒露了自己的心声。原文翻译如下：
记者：最近夏比洛在“纽约时报书评”写了下篇评论，把你夸了一顿，因为你没有像庞德和艾略特一样沾染上“现代主义”的毛病。你对这种文章的反应怎样？
……
弗罗斯特：这不有趣吗？他们经常问我：“现代诗人是什么？”我时常回避这个问题，但是有一天晚上我说：“现代诗人必须是向现代人说话的人，不管他是活在哪个时代。这是一种说法。倘若他活着，而且向现代人说话，那么他就”更现代了。（弗罗斯特，17）
“现代诗人必须是向现代诗人说话的人”，多么令人回味的回答。这回答也体现了他对流派这种把文学划圈做法的不屑，既然圈不进什么也不会损失什么，那设置流派之墙又有何用？又何不打破墙的局限，吸取各家之长，为自己所用，达到自身对历史的表达，符合广大受众的需要。这个回答也反映弗罗斯特对历史的关怀，合乎历史才是正确的。
在弗罗斯特的上半生，作品无人赏识，世人对经典和大家的推崇使毫无名气的他没有崭露头角的机会。或许在他们看来，弗罗斯特是属于墙之外的角色。但弗罗斯特没有放弃，坚持用最朴实的语言书写坚持自己朴素和以小见大的诗风，坚持作诗，名声大噪后也没有改变，这是弗罗斯特的选择。对于诗歌创作，他有着自己的观点，不追赶“现代主义”的时髦，主张打破界限、为民所需的创作才是合乎历史的好作品。
对于弗罗斯特的诗歌，布鲁姆（Harold Bloom）曾评论道，他和斯蒂芬斯（Wallace Stevens）区别在与斯蒂芬斯受到了惠特曼（Whitman）的影响，而弗罗斯特几乎没有（Scarcely）受惠特曼的影响。“他的作品不像斯蒂芬斯早期的作品中追求一种本质的华美（essential gaudiness），也不像晚期作品中追求一种简单的深邃（austere clairvoyance）。”在布鲁姆看来，弗罗斯特受到爱默生（Emerson）的影响要多一些，因为弗罗斯特的诗歌中贯穿了一种“爱默生式的责怪”（Emersonian Scorn）。这种责怪可能就是对历史的拷问吧。
从以上两首诗看来，弗罗斯特在《火与冰》中的犹豫与《补墙》中的疑惑都体现了诗人对现实的一种关注，对历史的思考。在历史的巨大背景下，人本来就是很渺小的。不论世界在欲望里终结还是在仇恨中结束，结局我们改变不了，改变的是我们自身。保持何种态度度过人生才是最关键的。墙的规矩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它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人们的行为和思想，却在更大程度上阻挡了社会的发展。诗人的疑惑可以看出诗人对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抗，对“自扫门前雪”的不屑，对冲出阻挠，相互交流以求共进的推崇。
《火与冰》和《补墙》虽然关乎不同的主题，但都有着朴素的特点。前诗从简单的火与冰两个象征欲望与仇恨的意象出发，而后诗则是一首简单白描叙事诗，两者都表达了诗人的历史思考。《火与冰》可以理解为人生态度的主题，而《补墙》则是对生活中限制因素的态度问题，但是通过主题的分析，可以看出弗罗斯特通过诗歌都表达出对现状的忧虑，对未来的期待，体现了他内心深切的历史关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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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解构主义 《火与冰》 二元对立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2-0086-02
《火与冰》[1]是罗伯特·弗罗斯特于192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创作的一首九行诗。他在此诗中试图洞悉人性，结果却发现无论是欲望还是仇恨，它们都足以致人类于灭亡之中。这首诗表面上很简单，没有任何标志现代作品的创新艺术手法，但却包含了作者对现代社会人的深刻关切，而这正是这首诗为人们所喜爱的原因。目前的研究重点在于这首诗的象征手法和音乐性能反映人性。旨在从语言及主题角度对弗罗斯特的《火与冰》一诗进行解构主义分析，进而讨论作者语言的不确定因素对于探索现代社会及人的存在问题的影响，并运用语言这一特性对问题进行表述。值得注意的是，语言的模糊性在成就了该诗的同时，也破坏了这首诗，其主旨架构在意义分析的过程中被逐渐侵蚀。此外，这首诗的主题构建在二元对立的基础之上，故可以被解构。该诗对于火与冰、欲望与仇恨的阐述试图表现现代社会存在的分裂性及人类的毁灭性。
一、关于《火与冰》
弗罗斯特以擅于描写自然景色而闻名，在简单的描写里，凝聚了对现代社会及人类存在问题的关注，让人思考着，《火与冰》也不例外。这首诗是一首九行诗，非常简短，但寓意非常深远，包括提出问题“世界如何终结”，有些人回答“在火中”，有些人回答“在冰里”。不乏各有各自的道理，但作者有自己的看法，仇恨的威力是巨大的。
在作者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场景的评述之下，表达了作者深刻的精神危机和一战（1914～1918）后信心的丧失。这场战争瓦解了人们对仁爱上帝的乐观信仰，破坏了人们善良的心，它代表了现代社会的瓦解，表明作者理解火的力量，也见识过冰川的威力，从而实现了这首诗整体的艺术效果和表现力。该文余下部分将分析措辞，分析说话者为何将火、冰作为自己讨论问题的立场。
二、措辞的解构分析
语言是思维的载体，我们可以通过封闭的语言系统了解世界，因此一部作品的措辞承载着它的思想。然而，词语作为语言学上的符号“包含那些曾经使用过词语的痕迹，又保持自身特性使其承受那些即将出现词语的痕迹”[2]。作为著名的诗人，“弗罗斯特大胆运用‘平凡的’词语和节奏，但又人为地给予了它们‘某种想象色彩’……他曾经告诉朋友‘诗人真正的快乐在于创作时使词语为自己所用，而不是依赖于词语本身所固有的意思’”[3]。弗罗斯特注意到语言的不稳定性和模糊性，并巧妙地、有意地运用语言的这些特性来展示他对世界的理解，《火与冰》正说明了弗罗斯特对语言不确定性的敏锐意识。
该诗标题“火与冰”与自然神论针对宇宙秩序方面的理解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妙，哥白尼天文学和牛顿自然科学对其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它主张“上帝作为造物者存在”[4]，普罗米修斯为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而盗取奥林匹克斯山的火种，并赠与人类。诗第一行中的词语“fire”是让我们感到生活必不可少的东西，而人们却是那么贪婪。“desire”带有积极的文化内涵，一般用来描写积极争取或是想要某东西。然而，在这首诗里，“desire”用来描写贪婪地想要“fire”，并与“favor”共同使用，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描写一些人的形象，生动地展示了“those”的贪婪欲望。因此，词语“desire”原有的痕迹，交织隐藏在现在的使用中，以一种离奇的手法描写出火的形象。词语“fire”的使用也体现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也让人们感到了“desire”的好处，但无限度地“desire”，会造成人类的灭亡。“desire”这个词，在这首诗的语境下使用时所带有的文化内涵，使得对世界、社会、人类的描写产生不一致和冲突，甚至引起火山爆发那样难以抑制，后果不堪设想。
第六行中的“enough”则明显有反感之意，尤其对弗罗斯特尤为强烈。作为经历一战的幸存者，更有其小时候所遭遇的家庭变故，11岁，他失去了父亲，十几年过后，失去了母亲，后来又有他小妹妹的离去。所有这些都导致了他这个“hate”的分量。
以上分析证明了解构主义的观点“所有的文学作品都与其他文学作品相互交织”以及“所有文学作品都具有互文性”[2]。该诗利用词语的多义性实现其独特的表现目的，即模糊、讽刺和强调。正如哈比所评述的那样，“多元化的出现是由于不同的事物和观点存在不连贯性……（它）集合了引用、重复和文化代码”。然而，多元化中每一元都具有不可削减的特性，这就“要求读者在阅读时与作者进行互动”[5]，故本文下面部分将与作者以及这首诗的主题进行互动。
三、主题的解构分析
从弗罗斯特阴郁的口气不难看出该诗叙述者感到的欲望与冷酷都是拥有强大的力量，都是足以使人类毁灭。体现了诗人对人类的本性的担忧。从该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擅长用自然现象反映当时经历过一战的世界和人世，人们好像感到世界末日来临，探讨了人类本性。如果有人认为欲望能够支配人们不顾一切追求人们所想得到的东西，这个世界可能毁于“fire”；如果人们因为仇恨，而挑动人们之间相互残杀，那么这个世界将会埋葬于“ice”。正如：火/冰，欲望/冷酷，善良/仇恨等这些二元对立中更受作者青睐的方面构成了作者世界观、价值观和道德观的核心。因此，作者以理性为中心的思维方式驱使他拼命地去寻找那似乎不存在的稳定的一元意义，对于作者来说稳定权威的意义中心或起源的出现则可以有利于排除矛盾，方便构建针对现代社会分裂性的连贯的一元理解。每一个概念都“管辖着自身所处的界限，而越界却时常发生，这就导致界限的消亡，所以任何概念都不使它看起来那么绝对”[2]。
四、结论
总之，弗罗斯特的诗代表了其对于人类命运的思考、社会伦理道德的追求。第一次世界大战残酷地摧毁了人们对秩序、道德基础以及和谐的信仰，这预示着西方文明的瓦解。在现代作品中，类似主题的作品有很多，例如《荒原》，“通过幻觉、暗示、支离破碎的经验和异质话语……揭露了文明危机”[6]。在这个破碎的世界里，诗人感叹世界可能毁于火或者冰，前提就是人们没有理智。该诗的描写方式生动地展示了语言的特性，讥讽了诗中的某些不理智。这首诗的主旨脉络架构于火/冰，欲望/冷酷，善良/仇恨的二元对立之上，体现了作者对诗中描绘的自然现象的理解。然而，正如本文所讨论的那样，这些二元对立并不具有稳定性，可以轻意地被，从而动摇了弗罗斯特试图表现的人们的不理智。毕竟，现实“并不具有确定性……而是天生便带有不可判定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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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萨镇冰先生的嘉言懿行，在吾邑传闻颇多，这位晚年被当地百姓称为“活菩萨”的近代著名海军宿将的事迹至今仍为人们喜闻乐道。上世纪三十年代冰心在其忆旧文章《记萨镇冰先生》里，直称“萨镇冰先生，永远是我崇拜的对象”，亦可见在当时的受崇敬程度。说来也不奇怪，萨公镇冰称得上是中国近代史一位极其特殊的人物，其一生跨越晚清、民国、共和国，经历近代中国发生的诸多重要历史事件，见证中国近代海军发展的兴衰。就是这位“传奇”人物，其一生扶贫济困，广造福祉，被人民大众称为“活菩萨”，可谓生前享隆声，死后扬美誉。
萨镇冰（1859—1952年），字鼎铭，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近代著名海军将领，近代中国海军的奠基人之一。萨镇冰早年人福州船政学堂，后赴英国学习驾驶。学成回国后任兵舰管带、广东水师提督。萨镇冰带舰三十年，以舰为家，以兵为亲，甲午威海海战中血战日岛后被清廷委以重振海军重任。辛亥革命爆发后，萨镇冰识大体，不愿与革命军为敌，自动引退，以促旗下各舰起义成功。民国后历任北洋政府军政要职，民国元年被授为上将，民国8年任北洋政府海军总长，9年曾一度国务总理。民国11年任福建省长后不久辞职。抗日军兴，萨镇冰参与“闽变”，支持李济深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抗战时期萨镇冰足迹遍历南北，体察民情，并远涉重洋宣传抗日，募集侨资。建国后，萨镇冰自奉清简，为社会公益、扶困济危不遗余力。萨镇冰近一个世纪的人生途程，跨越近代中国四个重要历史时期，其经历宏富多彩，富传奇色彩，其品德风范深受人们的缅怀和崇敬。雁门家世爱论诗
萨公先世为西域色目（蒙古族）人，原籍山西雁门（今山西省代县）。始祖萨拉布哈，为元世祖忽必烈所信任，使掌兵权。萨拉布哈后辈萨都刺，汉名天赐，号直斋，为元代著名诗人，明清文人称其为“元一代词人之冠”，其作品清新绮丽，意境深邃，关乎现实，有《雁门集》行世。诗人入闽吟咏福州“三山”的《天章台石上晚酌》，穿行闽北南平的溪舟留下抒怀之作《溪行中秋望月》等，都是诗人在闽宦迹的重要遗存。萨都刺颇擅丹青，然其丹青墨迹绝少，仅有2幅珍品《严陵钓台图》、《梅雀》，现存博物院。吾闽榕城实为萨都刺旁系后裔繁衍之地，
“元统年间，家于闽”，萨氏世居榕城朱紫坊，16世即传至萨镇冰。萨镇冰常言“雁门家世爱论诗”，其一生喜好染翰吟诗，实见其所受先世的影响甚多。
萨镇冰幼时家境清贫，其父萨怡臣，字怀良，号纳吉，虽考中过秀才，然毕生不得志，以塾师为业，过寒士生活。福州孔庙每年春秋二祭时，怡臣充赞礼官，指挥演习礼仪。萨镇冰幼承家学，七岁入塾读书，启蒙业师王崧辰，同治十年进士，曾任江苏华亭知县，光绪11年入福建船政局掌文案，亦为当时地方名士，今福州鼓山尚存其手书的殿堂楹联。11岁时萨镇冰考进马尾船政学堂学习驾驶，毕业后分配“扬武”练习舰见习。光绪2年（1876年）冬，萨镇冰与叶祖硅、严复、方伯谦等6人被派往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学习。与其同期留英的同学中，后大多成为海军精英，还造就一批著名人才，如严复（近代启蒙思想家）、陈季同（翻译家）、罗丰禄（外交家）、魏瀚（造船工程师）等，他们在各自领域都作出杰出贡献，这些杰出人物在中国近代史上熠熠生辉。萨镇冰学成归国不久，中日甲午海战爆发，他便参加威海卫港日岛保卫战，率水兵坚守刘公岛炮台，奋勇抗敌。光绪25年（1899年）他为北洋水师帮统，兼带“海圻”兵舰。翌年庚子（1900年）义和团事起，他率舰南下，集中江阴，协助防守东南各省，后任广东水师提督。时清廷要整顿海军，萨镇冰随海军大臣载洵往英、美、德、法、日、俄等国考察，回国后为海军提督。
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后，各省纷起响应，时萨镇冰率长江舰队驻防汉口刘家庙及武汉、九江之间。当时革命军虽已得武昌，而清军与革命军仍在对峙。由于海军官兵皆心向革命，萨镇冰便告病引退，所属海军遂易帜参加革命，后他被降任吴淞商船学校校长。1916年，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后，萨镇冰又出山任海军临时总司令、海军总长。1918年冯国璋为大总统，萨镇冰入阁任海军总长，次年5月兼代国务院总理，至8月才免兼职。1921年5月，萨镇冰卸下海军总长职务，遂回闽任福建省清乡督办。1922年10月，北洋政府任命他为福建省长，同年11月解职。1923年2月，军阀王永泉等策动毛一丰掀起“倒林（森）拥萨”风潮，他由福州南台中洲海军公所迁入城内省长公署，担任“自治”省长。1933年，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在榕发动“闽变”，当时他不计较个人名利和身家性命的安危，参加这一抗日反蒋的义举，被聘为高等顾问，任命他为福建省省长，但不久又解职。
“活菩萨”
萨镇冰引退后，致力于慈善事业。他热心家乡各项建设事业，同情关心民间疾苦，他在福州倡设孤儿院、工艺传习所、收容所等安置孤儿、残疾者，提倡医生义诊，接受福州开元寺住持聘请，为佛教医院董事长。他函电海外闽侨募集巨资，佛教医院建成后以济世救人为本，施医赠药，僧尼、居士及贫民受惠存活者甚众。1926年冬，漳泉镇守使军阀师长张毅率部窜袭福州，兵败后，窜到闽县，大掠南港瓜山一带，民舍悉付一炬，乡民流离失所，走投无路。萨镇冰以下台省长之身，走遍南洋群岛，向侨胞乡亲募集了20余万元巨款，重建灾区，亲自督办救济事宜。93个乡村人民为他建起长寿亭，称赞他为“活菩萨”。从1927年至1929年三年中，萨镇冰住祠堂，睡公所，不分昼夜从事赈灾工作。
后来冰心在《记萨镇冰先生》一文中写道：“他实是一个极风趣极洒脱的人。生平喜欢小宴会，三五个朋友吃便饭，他最高兴。所以遇有任何团体公请他，他总是零碎的还礼，他说：‘客人太多时，主人不容易应酬得周到，不如小宴会，倒能宾主尽欢。’请客时一切肴馔，总是自己检点，务要整齐清洁，也喜欢宴请西国朋友，屋中陈设虽然简单，却常常改换式样。自己的一切用物文玩，知道别人喜欢，立刻就送了人……”。“他素有朝气，对青年学员的教育方面主张文字贵在自修，不在乎学作八股式的无性灵的文章；成绩好的学生他常以私物奖赏，甚至连自己房里的藤椅也教人搬了去；练船时常常教学生荡舢板、泅水、打靶，以此为日课，也让学生实际操作，被别人评为太肯冒险，也不改——作他的朋友和学生，一定是件极享受的事儿。”
萨镇冰伉俪情深意笃，他负笈英伦前与福州陈氏成婚。当年他坚守日岛时，因积劳过度，一度病倒。陈夫人闻讯从福州赶来探视，萨镇冰得知后喝令水兵撤掉舷梯并正色道：“此地非同寻常，今日非同寻常，怎能允其登舰。告她当我已死，令其速回。”陈夫人被拒见，只得垂泪南归。萨镇冰自三十六岁夫人去世后，就将子女寄养岳家鳏居终身。别人问他为何不再婚，他说：“天下若再有一个女子，和我太太一样的我就娶。”
萨镇冰为官数十年，为政清廉，从不谋取私利，一生没买过一块田、没建过一间房，萨公身后无片瓦寸地，
“仅旧衣一箧，残书半篦而已”，却有菩萨心肠，热心公益并慷慨好施。他个人生活却极为清简，自奉极薄。他从不穿西装，平常总是布鞋布袜，呢袍马褂。他在各地租用的住所也总是破敝廉价，室内陈设也极为简朴，环堵萧然。甲午战争失败后，他被解职遣返，回乡后他把平时积蓄都送给遇难的闽籍官兵家属，以致只能收几个学生在家教英文度日。
抗战结束后，萨镇冰归里，居住在福州中山路仁寿堂。此堂是他80岁时，由陈兆锵、陈培锟等20多位乡亲捐资建赠的。1948年，萨镇冰90诞辰，福建省会各界人士为他祝寿，成立筹备会，由当时的省政府、省参议会以及地方知名人士参加。当时，萨公拍有乘马一照并自题：
“行年九十，壮志犹存，乘兹款段，北望中原”，作为答谢纪念。
1949年政府崩溃前夕，“代总统”李宗仁来榕谒见因小恙住院的萨公，转达之意，力劝他前往台湾。萨公以病坚辞之。他晚年走上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道路，为迎接人民进入福州城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他的爱国表现和政治选择得到中国共产党的肯定。福州解放后，他受聘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及福建省人民政府委员，发挥余热，为乡亲继续作奉献。萨公暮景还念念不忘海峡彼岸的袍泽故旧，盼望祖国的和平统一。辞世前三月，即1952年2月间还赋诗日；“衰躯不与世争光，偶向经坛拜梵王。尚望舟师能再振，海表一扫悍岩疆。”表达一位耄龄老将壮志未酬和殷殷报国之情。当年5月，主席在复函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叶恭绰时还附赠萨镇冰的这首遗诗并嘱咐应妥为保存。
1952年4月10日，萨镇冰病逝于福州，享年94岁。主席、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均发来唁电，他的爱国精神，令人可钦可仰。中央人民政府公费治丧，福建人民政府举行隆重公祭仪式，灵柩葬于福州西门外梅亭山。书法清刚劲爽
“书者，如也，如其人。”萨镇冰的书法以颜柳正楷为体，他的字清刚醇正，劲爽，毫无阴柔之气。具体而言，其正楷书法点划到位，备具法度，却少了馆阁之习气，而有了与其身份阅历相称的谨严和韵致，故而其宇虽为正楷，却很有看头，观其书法，仿佛看到了一位卸去铠甲的老将军的从容和淡定，体会那份“无官一身轻”的潇洒和豁达。吾庋藏的此幅萨镇冰楷书，即为先生在抗战时期远涉南洋宣传抗日救国、怃慰华侨时的精心之作，诗云：“海外逐劳尘，侨胞蔼可亲。郊迎情倍挚，夜宴品尤珍。国事殷勤问，行踪次第询。自惭无建树，枉作座中宾。”先生虚怀若谷，幽默风趣，从书写内容和落款不难看出，先生高龄仍心系抗战事业，远赴重洋到南洋各国为祖国抗战募集资金，并以自己精心之作馈报爱国人士，其赤诚爱国之心可见一斑。
早在1908年，清政府采纳萨镇冰建议，由他率“海圻”、“海容”二舰前往新加坡、印尼、越南等地抚慰侨胞，南洋各地侨胞甚多，闽籍华侨尤为集中，这是近代中国政府要员宣抚华侨的始端，萨镇冰也在华侨中广为传颂。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寄居四川重庆，已是76岁的老人，仍以极高的爱国热情，不辞辛苦，再次前往南洋各地华侨中宣传抗日，募集物资、医药器械支援抗日。由于广大侨胞具有爱国爱乡的思想感情，萨镇冰心系海外赤子，博得广大侨胞的敬重与支持。回国后，他足迹历遍川、鄂、湘、黔、陕、甘、滇等七省体察民情，时达八载之久。
早在上世纪的1992年,他的第一本散文诗集《在你的风景里》出版后,我曾在《文艺报》撰文有过评论:“剑冰向我们展开了散文诗的一片新的风景线,人生、时代、生活在他的作品中,并非如何灿烂辉煌,或作猎奇地炫示。诗人以其慧眼,以诗人的敏感,触手所及之处,随手拈来一块块平常‘卵石’,经其智性光辉的烛照,诗化手法的点染,便成为一章章精巧灵动的散文诗篇。其出色之处,首先在于他善于炼意,以诗人的敏感发现‘诗因’,经其智性之熔铸,形成坚实、精炼、深刻和新鲜的理性内核,由于抓得准、思想密集度高,肯于舍弃枝叶,便成就了集子中那些玲珑剔透的短章。”我将这段“旧话”一字不改地抄录在这里,用以介绍他的新作,似乎依然适宜。若有不足,可从下面结合一些作品的言说中得到补充。
剑冰不赞成“惟抒情”,或以单一的抒情性来界定散文诗,尤其反对矫情和题材的狭窄上的固化,这一点和我的见解一致。他也不主张以篇幅长短、字数多少界定散文诗,这当然也是对的,集子里的《三星堆》、《水墨周庄》等,虽然较长,却都是很漂亮的散文诗,而非散文。以诗性之有无为主要标准来区分散文和散文诗,或是最主要的尺度吧,当然还有其他,限得过死不好,完全没有界限也不行,这是一个复杂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这里就不多说了。所以提及,一是觉得他集子里如上述两题的成功似可提供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二是剑冰散文诗最精彩、最出色、最拿手的,我以为还是那些高度提炼的精短篇章。
譬如《敲门吧》,本来是人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小事”,他却十分自然地提升到一种理性的高度,赋予了多重的人生启迪。难能的是毫无概念化的诗歌气味,而是诗情洋溢的形象化生动活泼的语言警句:“所有的门都在向你开着,/只要你舍得勇气去敲。”这写得何其通俗,却又何其深奥!
再譬如《美丽》,这是被人们用烂了的一个词语,本相抽象,他却掇拾了许多形象的片段,将她写得有声有色。“美丽点亮了目光”,这只能是散文诗的语言。我以为,他既不是诗的,也不是散文的,而恰恰是典型的散文诗语言。为什么?不必解释,只可以意会,真正懂得散文诗文体与语言特色的人是会同意的。这样的语言充满在他的一些佳作中,比如这一章中的:“一定有一种歌声,象腾格尔或才旦卓玛,隐约在正面之中”,“一定有一些大大小小的爱情的种子,悄悄地伴随着微风”等等。
《远方的那夜》更属精炼之最。不过是中秋夜怀人幽思的瞬间捕捉,深沉的心理活动完全从宁静的夜色中折射出来,使一个人们常能触及的抒情谣曲,独具异彩,不落俗套。其空间感的辽阔,艺术张力的间距,和高度简洁的语言风格,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说出的越少,表达得越多,留给读者以想象去补充的余地便越大。这一短章几乎每字每句都颇堪玩味。
“那枚中秋”的“枚”字,用得新颖别致,一下提升到仿佛专供欣赏玩味的艺术境界,而不是生活中一个普通的节日了。不写月光,却写:“水样的夜,没有波纹”,更加冷隽而宁静地抓住了月色的精灵。“忆念的鳞片”将抽象的“思”具象化了,“掠过”使之轻盈如画,有了动感,而“如烟斜柳”更是深得汉语神韵的妙笔。烟与柳都是纤细而飘忽的,复又“斜”似往事之影,人之影,抑或忆念者的眼神呢?因是“柳”,遂有“拂扫着远方的眼睛”这一想象的延伸。“柳”本是“伤别”的意象,在这里,更是一语多义,将平常的思恋写得有声有色。然后笔锋一转,轻轻一跃,归结到“在我的夜空,十五是月蚀”这个月“蚀”的意象,堪称一绝,是什么“蚀”了这一枚中秋圆月呢?是远地相思,思而难见,无限惆怅,尽在其中了。
集子里像这样特别精美的短章还有许多,如《河之语》、《回望电梯》、《秋之恋》、《德天瀑布》、《读晨》、《龙门石窟》等等,难以一一抄笔了。但我还想提一下《无言的雪》,写雪的篇目有好几章,都写得很好,我尤其欣赏这一章,她充满了剑冰散文诗中灵动机智的思路和语言,读起来感到特别舒坦。既有心灵沟通的那种会意的愉悦,又有一种得来仿佛全不费功夫的诗美享受。譬如:
“站在雪中,用心与这雪的世界对话,所有的表达都是冷然的。”
这已经是很精微的表达,笔锋一转,又写出更耐人寻味的一句:“火热在冷然之后醒来”。这正是剑冰式的机智,冷然与深刻冷隽与深刻的代表,也体现了散文诗特有的跳跃式流动的妙处。
写山水风光,所谓“旅游诗”之类人们常见,剑冰的集子里也有,但不同于某些人那种近似导游说明的劣质品,他写出了自己独特的感受和发现,不是名胜古迹赋予诗以光辉,而是诗赋予这些名胜古迹以光辉。譬如《凤凰古城》、《水墨周庄》、《三星堆》、《胡杨》等,都是不可多得的精品。
譬如《胡杨》,他赋予了这种树以一种性格,一种品质,一种不死的英雄的魂魄、气度与胆略,却又完全不是抽象概念的,而是掷地有声的诗性光辉。这是一只伸在沙尘中让人“惊恐万状”的“手”,这个惊恐万状是创造性的语言,将原属“贬义”的词性,散发出光芒万丈的雄伟高度。为这一形象作了突出补充的,是它“注定成为荒凉的一部分”,“让荒凉有了立体感”的这一创造性的阐述,胡杨成为荒凉的一个诗意的化身:“就象鹰之于蓝天,鲸之于海洋,只有大漠才能配胡杨”,真是达到了淋漓尽致的诗美高度。
《水墨周庄》和《三星堆》都比较长,难以展开来介绍了,我想说的是,她们与散文的质的区别值得认真分析和体味。虽长,却不是散文的铺叙方式,而是以诗人的感受为章引,切割性地组合,实际上已近于组诗式的结构。其中有些段落独立出来,也是很好的散文诗,譬如《三星堆》的六、九两节,特别是“六”,即“有一池荷花款款而开”那一节,完全可以作为一章优美的散文诗短章而存在。
更重要的恐是语言。散文诗语言的诗性美与音乐节奏感是重要特色,必须坚持。在剑冰的这两个“长篇”中,语言都很出色。如:
“水贯穿了整个周庄”;
“水使一个普通的庄子变得神采飞扬”;
“高速公路将这块古老划出了一道伤痕”;
“那些小路是时间的化石”;
“有鸟在原上飞起,叫不出名字的鸟,起起落落,一些鸟曾在钢的铸件上栖落过,享受过一个王国的仰拜”。
“鸟不灭,时光不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