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家联盟方案范文
时间：2023-09-30 02:16:33
商家联盟方案篇1
关键词：家电零售商联盟；竞合博弈；库存转运；远视稳定
中图分类号：F224.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192（2016）06-0063-06doi：10.11847/fj.35.6.63
Research on the Profit Allocation of Household Appliance Industry
Inventory Transshipment in the Internet Environment
MA Xiao-yong， CHEN Liang-hua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 China）
Abstract：Considering the system of one physical retailer and multi online retailers in the household appliance industry， physical retailer can transship the products to the online retailers， and increase their profits. Establishing the three-stage inventory transshipment model， before the demand is realized， each retailer independently orders her inventory， after the demand is realized， each retailer decides how much of her residual supply/demand she wants to share with the other retailers， lastly implement inventory transshipment and distribute the profit. The first two stages are competitive， the latter stage is cooperative， the profit distribution plan will influence the first two stages of the decision. Research shows， due to the Shapley value satisfy the coalitional monotonicity， applying Shapley value allocation rules， will cause the number of retailers maximize the second stage inventory sharing， but Shapley values may not belong to the core， so from the myopic view， will cause the coalition instability. However， if from the farsighted view， Shapley value distribution will lead the grand coalition to the only stable coalition structure in all case.
Key words：retailer coalitions；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inventory transshipment； farsighted stability
1 引言
在F代家电行业零售商业模式中，网络零售商的参与变得越来越普遍。然而，由于其网络零售特点，不可能拥有库存较大。其理想的库存解决方案是采用实体与网络零售商间转运模式，即当家电网络零售商发生缺货时，由拥有较大库存的家电实体零售商将产品配送给网络零售商。此转运模式被苏宁云商、国美等多家零售商应用，网上店通常只拥有部分相对畅销的家电产品，当其它品种缺货时，则通过“大型实体零售商”给予转运配送。通常而言，转运模式为网络零售商节约库存成本和提供便利；而对于实体零售商来说，则可以加快库存周转并扩大与网络零售商的联系。这种转运模式的实质是零售商之间构成了库存合作联盟，如何分配由转运产生的额外收益呢？存在着联盟成员收益分配的激励性与稳定性协调问题，存在着收益分配的近视稳定与远视稳定取舍问题。现有国内外文献没有此现实复杂情景下的合理解决方案。有关随机需求下零售商库存合作联盟收益分配的稳定性问题文献，Hartmana等[1]，Müller等[2]，Slikker等[3]，zen等[4]，Chen和Zhang[5]证明在各自研究的库存合作联盟中，其合作博弈的核是非空的，即至少存在一个分配方案使得任意一个参与者都不会离开这个合作联盟，由此证明了他们各自讨论的库存合作联盟是稳定的。另一些学者构造了随机需求下零售商库存竞合博弈模型，同时研究了收益分配的稳定性与激励性。Anupindi等[6]建立了分散决策的零售商库存两阶段竞合博弈模型，提出并改进对偶分配机制，使分散决策达到集中决策的订货量和利润水平；Granot和Sosic[7]在Anupindi等的基础上加入了一个中间阶段，指出Shapley值分配方法替代对偶分配机制可以促使零售商完全贡献其剩余库存；Sosic[8]在Granot和Sosic的基础上分析零售商联盟的静态与动态稳定性条件，指出当零售商之间相互对称时，以Shapley值作为分配规则，总联盟是唯一稳定的联盟结构；Huang和Sosic[9]比较研究了事后对偶分配和事前转运价格两类协调机制，指出它们各自的适用范围。在国内，冯海荣等[10]对易腐品采购联盟进行了研究，证明了易腐品合作博弈的核心非空，并提出了相应的比例分摊规则。孟卫东等[11]应用纳什谈判解， 构造了供应链联合促销的相互激励模型， 并考察了最优线性合约的存在性。陈良华等[12]构建双渠道库存转运模型，证明事后的利润分配方法可以决定事前的转运价格，从而使分散决策的双渠道供应链达到集中决策时的订货量与利润水平，实现供应链协调。与上述文献不同，本文考虑了互联网环境下的家电零售商联盟结构，转运模式为从单实体零售商向多网络零售商的单向转运，这种考虑更加符合现实情况。Olsson[13]指出由于多向转运的鲁棒性及转运契约设计的复杂性，其在实际应用中极其困难。
现实中家电行业库存转运联盟收益分配存在两种类型：一种是分配决策，即在联盟收益既定条件下（生产活动的终点）选择分配规则，这种决策需解决的首要问题是让联盟中的每个参与人都不能脱离联盟而解体，我们称之为基于稳定性的收益分配决策；另一种是供给决策，是在联盟收益总量变化情况下（生产活动的起点），每个人如何根据他对需求的偏好和收益份额有策略地选择行动方案，我们称之为收益分配的激励性。通俗的说，分配决策是“分蛋糕”，而供给决策是“如何做大蛋糕”的问题。国内外大多数文献都是隔裂开来研究的，而现实收益分配中有时又是混合在一起进行的。鉴于此，本文构建了单实w零售商与多网络零售商的三阶段库存转运竞合模型，同时考虑收益分配的稳定性与激励性，指出一个理想的分配规则应能实现最大化库存转运利润的目标。然而，从近视的观点来看，没有任何一种分配规则既处于核心之中，又同时满足联盟单调性[14]，从而实现最大化库存转运利润的目标。因此，在指出Shapley值分配方法满足联盟单调性之后，重点分析Shapley值的远视稳定性。
2 问题描述、假设与模型
假设销售同一家电产品的单实体零售商与多网络零售商，他们面临的需求都是随机的。在需求实现之前，每个家电零售商分别建立自己的库存，需求发生后，如果网络零售商缺货，而实体零售商有多余库存，则实体零售商可以将剩余库存转运给网络零售商。这里假定转运是单向的，即实体零售商规模较大，库存充足，其往往既充当零售又承担批发者的角色，而网络零售商规模较小，库存相对不足，这在现实中是广泛存在的。
则三阶段库存转运模型可以描述为：
3 短视稳定性与分配规则局限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知，第三阶段的利润分配规则是至关重要的，它将决定整个供应链的效率。在本文的三阶段库存转运模型中，一个理想的分配规则应能实现最大化库存转运利润的目标，这需要满足两个条件：（1）保证所有的零售商的参与（稳定性）；（2）激励零售商共享所有的剩余（激励性）。这两个条件对应于合作博弈中的两类分配规则，核心分配规则与单调性分配规则。
3.1 核心分配规则
核心分配具有优良的性质，应用核心分配规则分配利润，大联盟将是稳定的。Anupindi等[6]提出其库存转运联盟的对偶分配规则，并证明它是核心分配。在本文的库存转运模型中，考虑一个将所有库存转运产生的利润分配给实体零售商的分配规则，不妨称之为强势实体零售商分配，易知其是核心分配。从而本文的库存转运联盟核心非空，也即在核心分配规则之下，没有成员愿意脱离大联盟形成子联盟。但另一方面，核心分配也有其明显的缺点，核心分配并不满足联盟单调性[14]。
3.2 单调性分配规则
以下证明Shapley值在我们的库存转运模型中是价值保存分配。一个分配规则是保值分配（value-preserving）规则，如果其导致联盟所有的参与者选择共享的库存数量最大化库存转运的利润。在我们的三阶段库存转运模型中，保值分配规则是重要的。事实上，非价值保存分配规则的应用，将导致参与者共享较少的剩余以增加利润的分配，而这将产生较少的总的额外利润。
命题2 Shapley值是价值保存分配。
证明 由命题1以及Shapley值的公式容易得证。
根据Young有下述定理[14]：
定理1 当合作博弈的参与者人数大于或等于5人时，没有任何一种解既满足联盟单调性，又位于核心中。
综上所述，从近视的观点来看，核心分配规则虽能保证所有的成员参与大联盟，但是其不满足联盟单调性，将导致总转运利润的降低；而Shapley值满足联盟单调性，但是其可能不是核心解，将导致大联盟是不稳定的。这样，无论是选择核心分配规则还是Shapley值分配规则，都需要额外的强制协议以保证最大化库存转运产生的利润。然而，从远视的观点来看，如果大联盟的Shapley值分配是远视稳定的，则Shapley值是一种理想的分配方案。
4 远视稳定性与Shapley值
4.1 远视稳定性
博弈论中的稳定性概念通常是静态的，如非合作博弈中非常著名的Nash均衡，合作博弈中的核（core）、联盟核（coalition structure core）、议价集（bargaining set）、防联盟纳什均衡（coalition-proof Nash equilibrium）等。上述判断联盟稳定性概念均采用的是一种“短视”和“静态”的观念，即假定没有博弈者可以通过一步偏离均衡状态后而马上获益，尽管某个博弈者的一步偏离不能使他受益，但这却有可能引发其他博弈者产生一系列的行动， 从而使得联盟的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远视”的稳定性分析将更加符合现实。本文拟采用合作博弈中的一些新概念，最大一致集（LCS）[15]与联盟形成均衡过程（EPCF）[16]等概念来分析库存转运联盟在Shapley值分配规则下的远视稳定性问题。
4.2 Shapley值的远视稳定性分析
如前文所述，Shapley值是价值保存分配规则，但从近视的观点来看，Shapley值不在核心之中，将导致大联盟的不稳定。本节主要从远视的观点来分析，在Shapley值分配之下库存转运联盟的稳定性。由于实体零售商剩余供应与多网络零售商剩余需求的之间关系随着参与者的增多呈指数性增长，分析每一种情形下稳定的联盟结果将是极其困难的工作。因此，本文只研究大联盟的稳定性。为了表述上的方便，
命题3 在任何情形下，实体零售商在大联盟中分得的利润比在其他任何小联盟中都大。
证明 使用归纳法证明。为了表述上的方便，不妨假定实体零售商的下标号为1。
推论1 大联盟在最大一致集（LCS）中。
以下是本文的重点结论。
定理3 大联盟是在所有情形下唯一远视稳定的联盟结构。
证明 假定当前的状态是命题4描述的情形。因此，任何取得正利润的联盟必须包含实体零售商和至少一个网络零售商，并且保持供应大于需求的关系。这样，每个网络零售商在任何包含实体零售商的联盟中获得的收益都是priEi/2，和在大联盟中获得的收益是一致的。另外，从命题4可知，相比其他联盟，实体零售商严格偏好于大联盟。这样，假定我们要发现一个除大联盟以外的吸收态。如果当前的状态是大联盟，实体零售商的任何偏离活动，都会导致收益现值比不偏离低。同样地，任何网络零售商也将因为各自的偏离活动造成收益现值比不偏离低。因此，我们不能找到任何一个除大联盟以外的吸收态。从而，大联盟是在所有情形下唯一稳定的联盟结构。
5 案例分析与数值计算
以江苏南京地区一家从事家电零售公司B销售冰箱A的案例为研究ο螅构建了单实体零售商与多网络零售商的三阶段库存转运竞合模型，调查分析库存转运收益分配的稳定性与激励性协调问题。B公司原本是一家从事各类家电批发和零售线下传统流通企业。由于京东商城等新型企业崛起，2012年后，公司的销售模式进行改进：一方面仍借助于传统实体零售渠道进行销售（有一个实体零售商r）；另一方面与互联网平台的在线商店合作（有多个网络零售商）。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产品的需求不确定性增强，在线渠道由于库存小原因，经常遇到缺货问题，因此线下实体零售商采用库存转运策略协调。容易验证，从近视的观点来看，Shapley值只有在情形1时处于核心之中；而从推论2可知，在所有情形下，大联盟的Shapley值分配都是远视稳定的。
虽然LCS描述了联盟的远视稳定结构，但其一个较大的缺点是解的集合过大，无法判断LCS中哪一种结果是最可能的。考虑时间价值的EPCF是LCS的子集，可以看成是对LCS的一种精炼，用于判断LCS中哪一种结果是最稳定的。于是，有下述推论。
推论3 在情形1下，大联盟{（12r）}是唯一的吸收态。在情形2，3，4下，吸收态与LCS一致。
6 结论与启示
本文研究家电单实体零售商与多网络零售商库存转运竞合联盟的收益分配机制。在家电单实体零售商与多网络零售商的三阶段库存转运竞合模型下，收益分配存在着“做蛋糕”供给决策和“分蛋糕”分配决策两种混合分配决策的内容。不同分配规则均存在局限性：从近视考察，核心分配规则能保证所有的成员参与大联盟，但不满足联盟单调性，使得总转运利润降低；而Shapley值满足联盟单调性，但是其可能不是核心解，使得大联盟不稳定。但是，从远视考察，Shapley值分配将使得大联盟是所有情形下唯一稳定的联盟结构。从而得到结论，Shapley值是一种理想的分配规则，在协调库存转运时不需要任何额外的强制协议。
以上这些结论充分表明，供应链联盟收益分配规则的选择对联盟稳定、高效运行有着重要的影响，所以在组建供应链联盟的过程中，联盟成员需要根据不同行业、不同情形的供应链结构特点优选合理的收益分配规则，否则将极有可能造成供应链联盟效率的下降，甚至引发供应链联盟的解体。
参 考 文 献：
[1]Hartmana B C， Dror M， Shakedb M. Cores of inventory centralization games[J]. Games & Economic Behavior， 2000， 31（1）： 26-49.
[2]Müller A， Scarsini M， Shaked M. The newsvendor game has a nonempty core[J]. Games & Economic Behavior， 2002， 38（1）： 118-126.
[3]Slikker M， Fransoo J， Wouters M. Cooperation between multiple news-vendors with transshipments[J].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005， 167（2）： 370-380.
[4]zen U， Fransoo J， Norde H， et al.. Cooperation between multiple newsvendors with warehouses[J].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Operations Management， 2008， 10（2）： 311-324.
[5]Chen X， Zhang J. A stochastic programming duality approach to inventory centralization games[J]. Operations Research， 2009， 57（4）： 840-851.
[6]Anupindi R， Bassok Y， Zemel E. A general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decentralized distribution systems[J]. Manufacturing & Service Operations Management， 2001， 3（4）： 349-368.
[7]Granot D， Sosic G. A three-stage model for a decentralized distribution system of retailers[J]. Operations Research， 2003， 51（5）： 771-784.
[8]Sosic G. Transshipment of inventories among retailers： myopic vs. farsighted stability[J]. Management Science， 2006， 52（10）： 1493-1508.
[9]Huang X H， Sosic G. Transshipment of inventories： dual allocations vs. transshipment prices[J]. Manufacturing & Service Operations Management， 2010， 12（2）： 299-318.
[10]冯海荣，李军，曾银莲.延期支付下的易腐品联合采购费用分配[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13，33（6）：1411-1423.
[11]孟卫东，代建生，熊维勤，等.基于纳什谈判的供应商-销售商联合促销线性合约设计[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13，33（4）：870-877.
[12]陈良华，马小勇，刘颖.基于家电行业的双分销渠道下库存转运协调机制研究[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85-89.
[13]Olsson F. An inventory model with unidirectional lateral transshipments[J].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010， 200（3）： 725-732.
[14]Young H P. Monotonic solutions of cooperative gam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ame Theory， 1985， 14（2）： 65-72.
[15]Chwe M S Y. Farsighted coalitional stability[J].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994， 63（2）： 299-325.
商家联盟方案篇2
一、 中欧数据卡贸易救济措施案例简述
2010年6月30日，欧盟接到比利时无线网络设备生产商Option投诉，对中国数据卡(又称无线宽域网络调制解调器，英文名：Wireless Wide Area Networking Modem)同时发起反倾销及保障措施调查，涉案金额约41亿美元，并要求此类产品在进入欧盟时需向海关注册登记，以备决定征收反倾销税时，可以追溯适用于已经登记并进口的产品。如果上述相关指责成立，那么对单位中国数据卡产品征收的反倾销税将超过60欧元。
2010年9月16日，应生产商Option申请，欧盟对原产于中国的数据卡进行反补贴立案调查。Option公司认为，中国华为公司和中兴通讯等竞争对手得到了中国政府的非法补贴，补贴形式包括企业所得税减免、优惠贷款及在深圳建立特惠工业园等多项政策措施。补贴调查期为2009年4月1日～2010年3月31日。
2010年9月19日，中国商务部就欧盟对中国数据卡产品同时进行三种贸易救济措施调查发表重要谈话。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欧盟对中国同一产品同时进行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调查的做法引起了中国公众和业界的强烈不满，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希望欧盟尊重相关法律和事实，履行其成员国首脑作出的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承诺，避免采取伤害中欧经贸关系和欧盟自身经济的做法，中方将保留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内采取措施的权利。
2011年3月3日，欧盟对原产于中国的数据卡作出反倾销和反补贴终裁。由于申诉方比利时无线网络设备生产商Option于2010年10月26日取消对原产于中国的数据卡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申请，因此决定自公告之日起正式取消数据卡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
2011年1月26日，欧盟委员会官方公报称，由于申诉方比利时无线网络设备生产商Option于2010年10月29日提交了撤销对原产于中国的数据卡保障措施调查的申请，因此决定终止对数据卡的保障措施调查。
至此，欧盟对华数据卡贸易救济调查全部终止，这一决定释放出积极信号，有利于中欧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发展，有利于鼓励双方业界加强对话合作，更有利于维护欧盟各成员国消费者利益，实现中欧互利共赢的可喜局面。
二、 欧盟对华贸易救济措施特征及趋势
透过数据卡案例来看，欧盟对华贸易救济措施呈现以下特征：
1. 贸易摩擦密度升级。2008~2010三年间，欧盟分别对中国发起“两反一保”贸易救济措施6起、6起、11起②。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使欧盟经济和贸易受到严重冲击，次年冲击程度伴随危机范围扩大而不断加深。进入相对平稳的后危机时代，欧盟以保护其国内产业安全为掩饰，对处于第二大贸易伙伴的中国频繁发起贸易救济措施，严重抑制了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与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日益加深的经贸友好合作现实背道而驰。
2. 救济措施形式多样。欧盟在贸易救济措施制定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及丰富实践经验。目前，欧盟等发达国家或地区修改国内反补贴法以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做法，对国际公平贸易环境产生了极大影响。在以关税为代表的传统贸易壁垒保护力度日益减弱的情况下，“两反一保”联动措施成为欧盟对华重要贸易政策工具。联动措施不仅阻碍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而且制约国内诸多宏观经济政策，甚至对整个产业链乃至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都会产生深远影响。
3. 涉案产品种类延伸。中国遭遇欧盟贸易救济措施涉案产品种类繁多，范围广泛，指向对象包括贱金属品、化工产品、机电产品、食品、纺织品、纸制品、橡胶制品和木制品等附加值较低的产品，而欧盟对华数据卡调查则显现出当前国际贸易保护向高新技术产品蔓延的趋势。高新技术产品涉案金额巨大，中国相关企业的合法利益将会受到严重损害，技术发展受到明显阻碍。
欧盟对华数据卡同时发起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调查案件，从侧面预示了贸易救济领域短期发展趋势：首先，多项救济措施并用将在国际范围内产生连锁示范效应。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影响力较大，欧盟在贸易救济谈判及运用中表现较为活跃，澳大利亚、南非等国家纷纷效仿欧盟做法，对中国其他领域产品的救济从反倾销、反补贴单项措施演变为双项措施联动，使得反倾销反补贴在抵消倾销、补贴不利影响同时，转变为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重要工具；其次，多项救济措施联动将引发更多形式的贸易政策工具出现。现阶段，中国面临的技术壁垒逐渐与知识产权相结合，影响范围从单独产品扩散到整个产业，技术壁垒的设置及跨越已上升为国家创新能力的竞争。随着全球气候问题日益严峻，以低碳认证为主要内容的绿色壁垒又将成为发达国家贸易技术壁垒的新特征。形式各异的贸易壁垒接踵而来，在发达国家强调竞争、发展中国家注重发展的新形势下，中国贸易环境面临着重大考验。
三、 中欧数据卡案例成功经验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从中国政府到企业，紧密联系的“动态一体四翼”联动工作机制(见图1所示)，为成功化解数据卡产业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值得大力提倡及推广。其中“动态性”涉及案件调查全过程，“联动性”包含从中央政府到企业，自上而下高度协调一致的工作关系。
1. 中央和地方政府相关部门。欧盟对华数据卡贸易救济调查中，中国商务部对案情给予了密切关注，并迅速协同地方经贸委、协会商会组成工作小组，积极组织国内企业应诉。商务部调动大量政府资源与欧盟斡旋谈判，体现了中国在国际商贸谈判中的重要地位。案件发生后，深圳政府市、区两级部门快速反应，第一时间向涉案企业进行案件通报，并与企业多次沟通进行案件评估和应对方法研究。在国家商务部和深圳政府部门的协调组织作用下，数据卡涉案企业安全意识加强，为合理避免贸易纠纷、全力争取应诉胜利提供了支撑与保障。
2. 行业商会。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在中欧数据卡案中充分发挥了其桥梁纽带作用。立案伊始，机电商会就以中国涉案产业代表身份在欧委会进行登记应诉，并积极帮助企业填写问卷、开展海外游说，主动代表国内产业在欧委会申请召开听证会以及组织召开新闻会。在商会领导的亲自部署下，商会法律服务中心与电子信息行业部联手合作，建立了高效的信息交流机制，为数据卡案件的成功化解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3. 律师团队。律师在贸易救济调查中是申诉企业的委托人，在中欧数据卡案中对申诉企业起着指导和帮助作用。深圳政府部门已建立WTO法律服务专家库，筛选国内外著名律师，特别是善于打国际贸易的律师加入律师库，为数据卡涉案企业提供了专业的WTO法律援助。律师专家动员涉案企业在法律有效期限内积极应诉，并组织参加行业无损害抗辩，争取合理权利，减小贸易摩擦带来的损害。
4. 企业。在重视技术且通信产业正面临升级的欧洲高端市场竞争中，中国华为与中兴两家企业依靠先进的科技力量显现出独特优势，但也为此成为欧盟Option公司数据卡贸易救济调查的直接指控对象。华为与中兴总部同处深圳之郊，借助毗邻的地理位置展开合作，在尊重贸易规则的基础上，配合政府及商会积极应诉，与欧盟竞争对手多次磋商，最终通过签署技术合作和授权协议的方式终止案件，实现了中欧双方企业的双赢局面。
5. 高校和科研机构。高校及科研机构在贸易救济申诉案件中的作用是潜在而不可或缺的，深圳政府已与复旦大学、厦门大学等国内知名院校建立了合作关系，长期以来为培养对外贸易领域的律师、会计师、企业家做出积极努力；同时，高校及科研机构依托其雄厚的科研力量与政府及其商务部门进行课题合作，为政府在贸易摩擦中做出科学决策提供了参考和依据。
从应诉各参与方实体职能来看，在欧盟对华数据卡实施贸易救济措施案例中，“动态一体四翼”联动工作机制高效运行，各参与方团结协作，达到了维护国内产业安全和推动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
四、 中欧数据卡贸易救济措施案例思考
欧盟对华数据卡同时发起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调查案件尘埃落定，社会各界对欧盟终止调查的做法大加赞许之余，也不禁对中国未来贸易发展进行深入思考。
第一， 各级政府规范补贴政策。中欧数据卡案由中国政府为企业提供的高新技术产业所得税减免、开发区优惠贷款等政策，具有违反WTO规则的嫌疑而引发贸易争端。当前，我国各级政府为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将会出台诸多配套扶持政策。而新兴产业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战略选择，极易受到海外关注并引发争端，因此，中国政府应在WTO准则下规范各项产业补贴制度，避免招致不合理贸易救济调查。
第二，商会协会加强信息建设。数字化时代的来临附以信息特殊价值内涵，律师团队应辅助行业商会以对外贸易预警示范点建设为基础，加大对国际贸易保护发展趋势的跟踪和研究全力争取良好外部发展环境；政府应创造条件建立法律协会、行业商会、企业三方内部数字信息网，实现法律援助服务、贸易知识培训和产品预警信息平台全线贯通，提升企业面临贸易摩擦的反应速度和应对效率。
第三，产学研用推动技术创新。各种贸易壁垒的冲击使中国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剧烈变化，以价格取胜的贸易模式往往容易受到制裁，因此企业应该尽快转变出口贸易策略，以技术含量高、自主创新能力强的产品获得国际市场竞争优势。企业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主动力，是创新的重要执行者，促进产学研用紧密结合、均衡发展，能够激发企业的突破性创新能力，从而获得经济贸易的长远发展。
注释：
①案例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mofcom.省略；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cacs.省略。
② 数据由WTO官方网站http: //wto. org/，世界银行官方网站econ.省略/整理得出。
参考文献：
[1] 杨瑶.欧盟反倾销规则非市场经济国家问题研究[J].法制与社会，2009，4(9)：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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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吴宏伟.欧盟对中国数据卡产品实施贸易救济措施案件评析[N].国际商报，2010-10-13(15).
商家联盟方案篇3
据艾瑞咨询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电子商务市场交易规模高达12.3亿元，较上年增长了21.3%，其中网络购物增长了48.7%，网购已成为推动电子商务发展的重要力量。由于不同特性的电子商务产品对物流配送服务的要求有所差异（如生鲜类产品对配送时间、方式等要求较高），使得物流配送呈现出高频次、小批量、时间性强等特点。在电子商务物流配送市场不断扩大的背景下，企业各自为战的传统配送模式已经很难满足顾客对配送服务的新要求。共同配送效率高、成本低、环境污染少等优势特点虽然为行业人士所熟知，但一直没有得到较好的实施，其主要原因在于共同配送所带来的成本节约不能在联盟之间进行合理的分摊。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共同配送成本分摊问题已有较多的研究，但针对电子商务物流领域的文献却很少。如何在电子商务物流共同配送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制定合理的成本分摊方案已成为现代物流的难点问题，也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
2相关文献综述
2.1共同配送研究现状共同配送源于日本，又称作协同配送、联合运输或者合并运输。汤浅和夫定义为：在保证单个企业配送合理的前提下，为提高车载利用率，将多个配送量较少的公司进行整合，实行集中配送，从而使整个联盟达到最优。根据其定义可知，共同配送实质是提高物流效率、获取规模经济的一种有效配送模式。当前，国内外学者对于共同配送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共同配送的意义、运作模式、利益分配等方面。TYamad（1999）选取某一特定区域作为研究对象，运用交通仿真模型对共同配送系统下CO2排放量进行分析，借以说明共同配送的运用可以有效的减少空气污染。HayashiKat-suhiko（2003）通过对某一特定区域内物流配送企业为改善环境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进行梳理，后经比较得出：共同配送是物流配送企业减少环境污染的关键措施之一。关井春（2015）认为共同配送可以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一方面共同配送的实施能优化社会物流系统、减少配送车辆、减少环境污染；另一方面共同配送的实施能降低单个企业配送成本、扩大服务辐射范围及提高企业竞争力。对于共同配送模式的研究，主要有虚拟组织管理、公司主导型管理、外包模式等。何景华（2001）认为共同配送主要可以分为两种，即以货主为合作主体的和以物流从业者为合作主体的共同配送。罗娟娟（2004）按物流渠道整合的方式不同，把共同配送模式划分为横向共同配送、纵向共同配送及共同集配三种模式。肖纯（2006）借鉴日本7—Eleven便利店的共同配送运作模式，提出了集中配送、窗口批发、完全统一配送三种典型模式，并对三者之间的优缺点进行了详细的比较。肖燕飞（2012）认为共同配送的运作模式主要有四种，分别是物流需求方组成的共同配送、多物流配送企业联合的共同配送、大型零售商主导的共同配送及建设共同配送网点。ToshinoriNemoto（2003）首先对共同配送如何应用于电子商务物流中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再通过建模研究，最后对电子商务环境下的共同配送系统框架进行了综合概述。关于共同配送利益分配的研究，现有文献多倾向于运用博弈论等相关理论。N.x.Jiar（2003）针对共同配送成本分摊过程中出现原则不明、分配不均等问题，提出运用合作对策予以解决。SatyaveerSChauhan（2005）提出将共同配送联盟间的利益分配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后结合其他研究指标建立收益分配理论模型。另外，戴建华等（2004）在解决联盟利益分配问题过程中适时引入解决多人合作策略的Shapley值法，并对Shapley值法应用于动态联盟利益分配的优劣进行了合理的分析。陈月明（2011）考虑到任何合作联盟都存在合作风险，因此在传统的Shapley值法中引入合作风险因子，解决合作过程中合作风险带来的高交易成本，为共同配送联盟成员利益分配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2.2成本分摊研究现状目前，学术界关于联盟成员成本分摊方法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博弈分析法，代表研究有：李勇军（2008）认为联盟成员间的成本分摊是一个群体参与、共同决策的过程，为了使成员的满意度达到帕累托最优，文中引入了DEA与Nash谈判模型，为成本分摊提供了新思路。王威等（2011）运用合作博弈理论，采用了基于纳什谈判理论线性规划的方法对共同配送成本分摊进行分析。卞奇（2013）从联盟成本分摊机制的角度展开研究，引入“按参与要素分配”的思想，从贡献度、资源投入等几个方面，提出了联盟成本分摊的方法。此研究不仅有利于促进联盟间成本分摊的公平性，还有效地规避了机会主义和“搭便车”等运作风险，弥补了以往企业动态联盟成本分摊机制和方法研究的不足。二是Shapley值法。该方法以联盟成员在联盟运营过程中所做的贡献为成本减免，并以此为据对成本分摊结果进行调整。王明华等（2007）将解决多人合作策略的Shapley值法应用到联盟成本分摊问题中，同时针对Shapley值法的不足，提出了一种基于风险因子的修正算法。邓建高（2009）在传统的Shapley值法中引入合作风险因子，解决由于合作风险带来的交易成本上升等问题。三是满意度函数法。满意度函数是由Derringer（1980）率先提出，该方法首先把每个响应转换成满意度函数，然后求各响应的几何均值，并使其最大化，最终使多重响应问题转化为单一响应问题。Kim（2000）、Wu（2005）在Derringer基础上，分别提出了指数函数形式和双指数函数形式，扩大了满意度函数法使用的范围。我国学者何桢（2006）、卓伟（2007）、乔小慧（2011）等把满意度函数应用于共同配送的成本分摊问题，通过建立满意度模型，求出联盟成员最优满意度方案。但以上几位学者只考虑了单个联盟成员的满意度，忽略了参与共同配送的成员既是合作的关系（为了能够实现共同的目标），同时又是竞争的关系（每个联盟成员优先使自己的获利最大化），因此很难保证所有成员都能达到最优。综上所述，影响成本分摊的因素有：固定投入（启动资金、人力资本、融资成本）、贡献率、个体满意度，联盟综合满意度等。本文在满意度函数法的基础上，结合博弈分析、Shapley值等方法，把贡献率、个体满意度，联盟综合满意度纳入模型内，构建基于满意度的成本分摊模型。
3基于满意度的成本分摊模型
为了方便说明问题，首先给出问题的相关定义。
3.1共同配送联盟成本分摊原则（1）有效性原则有效性原则表明了合作经济效益的要求，即共同配送成本应在n家参与企业之间完全分摊。（2）个体理性与联盟理性一致原则表明企业参与共同配送所承担的成本不应大于其单独完成配送的成本，但不应小于联盟接纳个体的边际成本。个体企业所做的贡献与贡献总和之间的比率即为贡献率。贡献率原则表明，联盟应要求个体企业对联盟有所贡献，至少不损害联盟效率。此外，在成本分摊过程中，贡献率越高，企业获得的成本减免越多，以此激励个体企业多为联盟作贡献。（4）最大满意度原则。根据考虑的因素不同，在实际的成本分摊过程中可能会存在多套分摊方案。由于个体企业总会优先考虑自身的得失，尽可能的追求最大效益，故企业一般都倾向于选择有利于本企业的分摊方案，因而形成了个体企业对分摊方案的满意度。若使每个企业都获得相同的最满意方案，即最优方案，实现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联盟内的资源和精力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故在给定的范围内，联盟满意度是评价一个方案的重要参考指标。如联盟对A方案的综合满意度为f(H)A，对B方案的综合满意度为f(H)B，若f(H)A>f(H)B，联盟应选择A方案。3.2满意度函数模型根据Derringer提出的最常用的满意度函数法，并鉴于个体对Xi的期望小的特性，故定义第i家企业对分摊方案的满意度为：显然fi(H)≥0且Xi越小则fi(H)值越大，就表明第i家企业对分摊方案越满意，结合个体理性原则可知：0≤fi(H)≤1。由于各个成员在联盟中的地位、贡献率存在差异，若一味的追求各个企业满意度的平等，势必会在成本分摊协调过程中引起贡献率较大成员的不满，打击了其为联盟作更多贡献的积极性，最终导致联盟总贡献的减少或效率降低。虽然每个企业都希望受到联盟重视，但为了提高对联盟成员的积极性，保证联盟运行的效率，联盟应适度提高对贡献率较大企业满意度的重视。总之，联盟在进行成本分摊过程中，不仅要考虑个体成员的满意度，更要重视企业贡献率与联盟综合满意度。3.3成本分摊模型根据成本分摊的应用性原则，即分摊结果既要满足有效性、个体理性、联盟理性和贡献率，还要使联盟对方案的综合满意度最大，因而将综合满意度作为目标函数，把有效性等四个性质作为模型的约束条件，形成了成本分摊结果的可行域。
4共同配送成本分摊算例分析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购物的便捷性、安全性、经济性等优势凸显，给电子商务物流带来了重大发展机遇。但由于我国物流企业多属于中小型企业，尤其在末端配送环节，配送能力有限，难以满足消费者对物流速度、服务等要求，因而需要把具有不同优势特点的多个企业进行整合，建立共同配送联盟，实行集中配送。本文假定由第三方物流服务提供商（编号1）、配送企业（编号2）、配送企业（编号3）共同组建一个共同配送联盟，并建立共同配送中心M，向某社区P开展共同配送。该联盟整合了企业1的众多终端资源、企业2的现代物流仓储与配送、资讯科技等方面的技术和经验以及企业3的运输业务配送服务等方面的技术，如图1所示。由图1可知，第三方物流服务提供商（编号1）的配送量10t、配送企业（编号2）为2t、配送企业（编号3）为4t，与共同配送中心的距离为5km、3km、2km，与某社区配送点p的距离分别为19km、18km、16km。
5结论
共同配送作为一种资源集约化的物流配送模式，能有效提高物流服务水平、降低物流配送成本、减少资源浪费，最终创造出良好的联盟效益，实现联盟成员共赢。为此，本文基于满意度模型对成本分摊进行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如下：（1）在电子商务物流的背景下，对共同配送联盟的成本构成及其成本分摊的应用性原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有效性、个体理性、联盟理性、贡献率、最大满意度等应用性原则。（2）通过对现有共同配送联盟成本分摊模型进行对比分析，找出不足之处，构建了基于满意度的成本分摊模型。该模型把企业单独展开配送的成本与开展共同配送联盟后所分摊的成本进行对比分析，得出后者成本远小于前者。此外，在共同配送过程中，如果单个企业在共同配送联盟中的贡献越大，那么该企业所获得的成本减免量就越大，利润越高，反之亦然。（3）以最大满意度为目标函数，将有效性、个体理性、联盟理性、贡献率等作为约束条件构建模型，并引入算例，运用Lingo11.0软件进行求解。结果表明，最终的分摊结果更加合理、公平，更易为联盟成员所接受。
商家联盟方案篇4
1美国奥比斯级联联盟的电子书PDA项目
1．1奥比斯级联联盟奥比斯级联联盟位于美国西北太平洋地区，由俄勒冈州、华盛顿和爱达荷州的37所学术图书馆组成。联盟提供一系列的服务，以支持馆藏建设、资源利用和共享。例如，允许学生、教职工轻松地搜索并向成员馆提出馆藏资源请求的Summit系统;向俄勒冈州、华盛顿和爱达荷州提供图书寄送的快递服务;促进对美国西北部主要资源访问的西北数字档案;联合采购数据库、电子书和电子期刊以及其他的数字图书馆服务。总之，奥比斯级联联盟为280多家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以及七个西方国家的历史协会服务。
1．2奥比斯级联联盟的电子书PDA项目开展2009年在奥比斯级联联盟的图书馆馆长理事会(CouncilofLibraryDirectors，COLD)呼吁下，成立了电子书工作小组(EbookTeam)以探讨电子书联盟采购方式。于2010年开始工作的电子书工作小组确定要做以下事宜:利用现有的与YBP合作关系、保证所有成员馆都能访问购买的电子书、筹集资金以支持该项目、利用成员馆馆员专长以支持馆藏资源的选择、编目和加工。2011年7月，工作小组选择与EBL和YBP合作，开展联盟范围内的电子书PDA采购项目。
1．2．1资金的来源奥比斯级联联盟的37个成员馆参与了电子书PDA项目，联盟按照大约1美元每全时约当数(FTE)来筹集资金进行为期6个月的项目。按照全时约当数(FTE)，从36个成员馆共筹集了231000美元:2500美元/社区学院;5000美元/1－4000FTE;7000美元/4001－8000FTE;10000美元/8001－17000FTE;15000美元/17001+FTE。
1．2．2书商的选择自2007年馆藏发展和管理委员会(CollectionDevelopmentandManagementCommittee)征询方案(aRequestforProposals，RFP)以来，YBP一直是其首选的供应商，联盟鼓励成员馆通过YBP采购电子书。有些成员馆已经成为EBL、俄勒冈州立大学和华盛顿大学的用户，并且还在继续与EBL合作开展DDA项目。
1．2．3电子书的定价［9］联盟对各成员馆的购买模式和电子书商的偏好进行调查，并与EBL、Ebrary和NetLibrary供应商以及各种出版商联系，来确定电子书PDA采购模式的定价。通过调查分析，近期购买的电子书中，91%的电子书被4家或更少的成员馆申请采购。由于联盟采购的电子书是各成员馆都可共享，因此联盟实施的电子书PDA时每本电子书的采购价是该电子书的定价乘以4。
1．2．4电子书触发购买机制EBL和YBP的触发机制有三种:(1)短期租赁，一次费用是电子书定价的10－15%，可借阅24小时;(2)中介获取，读者使用电子书超过5分钟，图书馆馆员可审批提供短期租赁或购买该电子书;(3)自动购买，根据读者进行短期租赁的次数触发电子书购买。2011年7月，联盟将购书范围限制在2011年出版的电子书，将1700条目录导入图书馆目录，到9月，该项目才花掉预算的4%，没有购买一本电子书。电子书工作小组对触发购买机制作出了微调:将触发购买的短期租赁次数由10次降到5次，并且还增加购买2009年和2010年的电子书，这样供联盟导入图书馆的目录增加到9700条。在作出调整之前，联盟每星期最多发生95次短期租赁，没有产生一本电子书的购买。在调整之后，在高峰期，每星期可发生729次短期租赁，产生99次购买，成为永久馆藏。
1．2．5项目评估(总结特点)定期进行专门评估，从单个成员馆和联盟各成员馆的使用、购买书目的利用情况，有关记录的发现和质量问题以及图书馆的投资回报分析(ROI)的使用等方面进行报告。
1．3奥比斯级联联盟的电子书PDA项目面临的挑战
1．3．1需要建立电子书的联盟书目联盟与峰会(Summit)联合目录有着深厚的资源共享历史，Summit是一个汇集各个成员馆目录的WorldCat(世界联合书目数据库))集团目录。因此，奥比斯级联联盟事实上并没有一个真正的联盟目录。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联盟对电子书采购的自主性。
1．3．2图书馆联盟与出版商的利益难统一一些出版社不愿意参加电子书PDA试点计划。PDA被认为是图书馆与出版社之间的零和博弈(ze-ro－sumgame)，即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收益和损失相加总和永远为“零”。PDA给图书馆带来的益处主要有三项:提高了采购费用效益(即降低了采购零借阅率图书的数量);与读者实时信息需求结合更紧密;扩大了读者选书范围;图书馆所获得的益处却分别对出版社造成了利润损失:销售额减少;成本积压加剧;“丛林法则”效应更为突出等［10］。因此，许多出版社参与PDA的积极性并不高。
1．3．3电子书PDA联合采购时各成员馆的沟通由于各成员馆所关注的学科不同，需求有异，所以在各成员馆之间解释该项目的目标以及对各成员馆产生的益处这点很重要，使合作成为动力而不是一种负担。
2对我国图书馆联盟实施电子书PDA的借鉴
2．1我国图书馆联盟实施电子书PDA的可行性目前，国内单个图书馆的PDA尚处于探索阶段，国内图书馆联盟的PDA还基本未实现，但图书馆PDA已经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关注和研究，PDA将会是图书馆联盟联合采购图书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我国图书馆界也将采用PDA这一模式。国外提供PDA服务的书商主要有Netlibrary、IngramDigital、EBL和Ebrary，其中Netlibrary、Ebrary的电子图书已经成为我国CALIS的集团采购对象［11］，IngramDigital公司的MyiLibrary电子图书则由CASHL管理中心组织MyiLibrary电子图书联盟以单本购买的方式引进［12］。可见，我国高校的文献管理机构与国外提供PDA服务的大部分书商都有合作的经历，因此我国试行PDA模式，可由CALIS、CASHL或DRAA等组织牵头，成立高校图书馆的PDA集团，建立高校图书馆集团的集成管理系统与联合目录，以联盟的形式与提供PDA服务的国外书商进行合作。
2．2我国图书馆联盟实施电子书PDA的关键因素
2．2．1分摊采购经费当前各成员馆资源建设费用有限，各馆会关注自身的个体利益，由此产生了成员馆对费用分摊方法存在着强烈的主观偏向。比如，基于学校规模的费用分摊法以及最小核心法。在经费分摊上，最好是由联盟采购组织者和各成员馆协商决定，或可采取按照成员馆对各种方法的赞成比例产生折衷的方案。
2．2．2争取合作书商国内的诸多书商对电子书PDA模式还不熟悉，可能没有兴趣去改变既有的图书采购运营方式，因此要推行电子书PDA，需要图书馆联盟和各成员馆做好宣传与沟通，积极与创新意识较强、实力雄厚的书商探讨国内的电子书PDA的可行性，包括如何搭建技术平台，如何保证书商的利润不受影响等多个方面。
2．2．3追踪使用情况及时地跟踪有助于图书馆在第一时间了解和掌握联盟电子书PDA采购中存在的问题，如奥比斯级联联盟在项目实施2个月后，发现没有触发购买一本书，于是对触发次数和出版日期作出了调整，并收到了更好的效果。
2．2．4加强沟通协作要加强联盟各成员馆之间的学习、信任和合作，建立和完善联盟内成员馆间的信息交流机制，增进成员馆与责任馆间以及成员馆间的相互了解和相互信任。奥比斯级联联盟各成员馆有很强的合作精神，彼此合作、分享员工专长和信息资源的优势。联盟花了16个月准备电子书PDA项目。在此期间，对各成员馆的购买模式和书商的偏好等进行了调查，并与供应书商联系，商议定价模式。
商家联盟方案篇5
面对来自国际手机生产厂商咄咄逼人的专利诉讼，国内生产商选择了组建手机联盟，以抱团的方式来集体回应这场专利技术的阻击战。目前这一名为“手机中国联盟”的组织已于4月下旬在上海悄然成立。
该组织秘书长王艳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以交叉授权的方式来构建一个专利池，用以应对国际上愈演愈烈的专利战是这个组织成立的主要目的。“从表面看，这个联盟是为了推动中国手机产业协同发展。但本质上，是想构建一个‘专利池’，以抱团应对目前国际上越演越烈的专利战。”一位联盟成员企业高层说。
据了解，目前国内一线的通讯IC设计公司、手机方案公司、手机厂商基本涵盖其中。其中手机厂商包括联想、中兴、康佳、TCL、 酷派、OPPO等一线品牌；手机设计公司包括龙旗、闻泰、华勤等大型方案商；芯片厂商则有展讯、锐迪科、格科微等，总共超过30余家。
“全是月出货量超过100万级别的公司，基本上是这个行业最有实力的一批企业。”业内人士评价。值得一提的是，在本土出货量最大的芯片厂商联发科，以及深圳华为均不在联盟之列。
“联盟成立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与近年中国手机厂商在国际市场上频繁遭遇知识产权诉讼不无关系。”某联盟成员高管透露。
今年2月，诺基亚在上海市一中院上海华勤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涉嫌侵犯其八项核心发明专利，并要求赔偿人民币约9000万元。目前法院已经受理此案。而深圳外单出货量最大的手机制造商基伍，也在香港被诺基亚涉嫌外观等知识产权领域的侵权。基伍的13款产品也在香港一度被查封。
4月初，另一个国际通信行业巨头爱立信，在欧洲中兴通讯手机产品侵犯其GSM和CDMA部分领域专利，并要求英国、意大利和德国法院禁止中兴通讯手机的销售。
值得关注的是，上述三家被诉讼的本土企业，此番均加入了“手机中国联盟”。
“外资巨头针对中国手机厂商的专利战已成常态，这让本土厂商非常被动。”深圳手机行业协会副会长孙文平表示，加剧的专利战将令本土企业的海外拓展受阻。
“如果这些企业单打独斗，相比较外资巨头，其在专利领域的对抗能力较弱。”前述联盟企业高层坦言，联盟中的成员企业，尽管在本土颇具实力，但在国际市场的专利战中均不占优，“尤其是在GSM领域的专利，基本被西方国家垄断，但这是目前本土厂商的主流产品”。
在此背景下，“手机中国联盟”的成立，希望能通过抱团的形式，来应对日趋加剧的国际专利战。“联盟成员单位共有超过一万项涵盖通信技术领域的专利，在此基础上构建‘专利池’，采取权益共享的形式，将使得联盟成员的整体专利实力增强。”上述企业负责人分析。
但据了解，即便“抱团””，联盟企业的专利实力仍显薄弱。“有很多都是一些专利，真正的核心专利实属有限。”另一位与会企业负责人透露，从目前看，想通过“专利池”的形式对抗外资巨头，仍有难度。
商家联盟方案篇6
〔关键词〕标准竞争；利益联盟；政府干预；开放性；兼容性
〔中图分类号〕F63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4）05-0028-09
①WAPI是Wireless LAN Authentication and Privacy Infrastructure（无线局域网鉴别和保密基础结构）的缩写。
②Wi-Fi是Wireless Fidelity（无线保真）的缩写，它指的是IEEE 802.11标准。一、引言
在信息通信产业中，企业之间的竞争不仅表现在同一技术标准之内的价格竞争，还表现在对不同技术标准的竞争。技术标准是一种特殊的制度规范，它不仅保证了产业发展和经济有序，更重要的是还影响着产业链条中的收益分配，因此对标准主导权的争夺异常激烈。很长时间以来，信息通信产业领域的技术标准主要掌握在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手中，发展中国家往往以标准采纳者和跟随者的身份存在。加入WTO之后，中国政府和企业明显加强了对自主标准的研发、设定和实施，并积极争取在国际标准化领域的话语权。作为国际标准化舞台的后来者，中国对自主标准的大力推行势必挑战发达国家企业主导的国际标准体系，威胁到发达国家企业的产业利益和竞争优势，引发中国标准与发达国家标准之间的竞争，甚至触发国际标准战（standard wars）。在无线局域网（WLAN）领域，中国自主标准WAPI①与美国企业主导的Wi-Fi②之间的竞争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中国方面曾试图在国内强制推行WAPI标准，以将Wi-Fi拒之门外，但此举遭到Wi-Fi利益联盟的强烈抵制，WAPI作为国家强制性标准被迫延期实施。后来，在WAPI冲击国际标准的道路上，又受到Wi-Fi利益联盟的百般阻挠，一再受挫。在市场化应用方面，起初WAPI明显落后于Wi-Fi，不过2006年之后，WAPI的市场表现大为改观。
这个案例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WAPI起初在与Wi-Fi标准的竞争中处于下风，为什么WAPI标准并未被Wi-Fi彻底击败后来又能奋起直追？进一步而言，如何理解中国发起的标准设定和标准竞争，哪些因素影响着标准设定和标准竞争的结果？
现有关于标准选择和竞争的文献集中于经济学领域，主要探讨的是标准选择过程中的市场机制。〔1〕在网络外部性理论的基础上，经济学文献主要关注的是标准设定过程中企业的策略及网络外部性对市场结果的影响。〔2〕在网络外部性存在的条件下，初始用户基础对技术标准竞争的最终结果具有关键影响，因此标准主导企业如何扩大初始用户基础的行为策略成为研究的重点，其中联盟组建策略和兼容性策略得到了更多的研究。〔3〕总体而言，经济学主要强调的是联盟规模在标准竞争中的作用，认为能够吸引更多企业加入的标准联盟更容易在竞争中获胜。而标准发起企业在技术许可费用、标准的开放性和兼容性等方面的策略影响着联盟的组建和规模。
但是以往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1）仅仅用联盟规模来表示联盟实力，忽略了联盟的集体行动能力问题，因为加盟的企业的个体利益与联盟的集体利益存在不相容的可能；（2）主要集中于对企业参与标准设定和竞争过程的行为研究，忽略了政府的参与和作用，而政府干预在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展中国家发起的标准竞争中较为常见。
本文继续沿着利益联盟的角度分析技术标准竞争，认为利益联盟的实力影响着技术标准竞争的结果。不过，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我们不仅考虑了联盟的成员规模和构成问题，还考虑了联盟的集体行动能力问题。更重要的是，在对影响联盟实力的因素的分析中，本文把政府这一重要的行为主体引入进来。基于利益联盟的理论视角，本文分析了WAPI在与Wi-Fi的标准竞争中的失利以及WAPI前后两个阶段不同的市场表现。
二、理论框架
（一）利益联盟与技术标准竞争
1.技术标准竞争中的利益联盟
信息技术标准是实现相关领域信息技术实体之间互联互通的一套技术规范。制定、和推广标准的过程就是标准化或者说标准设定过程。一项技术标准成功与否最终取决于市场中采用它的厂商和用户的数量。信息通信领域的技术标准通常具有网络外部性的特征，即一种技术标准对一个用户的价值受到采用该标准的其他用户的数量的影响。〔4〕采用某种标准的用户的数量越多，该标准对潜在用户的价值就越大，从而引发更多用户加入对它的采用。
技术标准的采纳过程受到初始条件和路径依赖的影响。当存在多种备选标准之间的竞争时，取得初始优势非常重要。这种初始优势可能来源于纯粹技术上的优势，也可能是时间上的领先。实际上，很多情况下不同标准之间的技术优势事先难以区分。而早期阶段更大的用户基础更可能导致一项技术标准最终占据主导地位。由于网络外部性的存在，不同技术标准之间初始用户基础的差异被市场扩大，使强者越强，弱者越弱。
不兼容技术之间对市场主导权的竞争异常激烈，通常被称为“标准战”。标准战最终的均衡结果（不同标准的相对市场份额）存在多种可能，可能以停战（实现兼容）、寡头垄断或赢家通吃而告终。
一项技术标准从提出到应用，既需要产业链不同环节的供应商提供互补性的产品，也需要率先达到一定规模的用户基础，这个过程通常不是单个企业所能决定的，它涉及到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协调和合作。在缺乏一家主导性的企业和一项独一无二技术的情况下，提出和发起标准的努力经常要求建立隐匿的或公开的联盟。〔5〕与关键的其他行动者结成战略合作关系是发生标准战时行动者经常采取的策略。面对市场上多种备选的技术标准，不同企业会根据各自的利益考虑选择支持或反对某项标准，因此会围绕着某项标准形成利益联盟。利益联盟的实力决定着标准竞争的结果，可从成员构成和集体行动能力两个方面来判断利益联盟的实力。
2.利益联盟的成员构成
在标准竞争中，形成一个来源广泛、成员完整、实力强大的联盟非常关键。只有在市场应用中得到更多相关厂商和用户认可和接受的标准，才能成为事实上的标准。能否迅速吸引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实力派厂商加入并在市场上率先引发正反馈机制决定着一项标准的前途。在围绕一项技术标准组建利益联盟的过程中，缺失任何一个产业环节的厂商都会延误其应用和推广。正如链条的强度取决于最弱的一环一样，采用新标准的步骤取决于对新标准兴趣最小的组件的供应商。〔6〕率先向市场上大量投放根据某种技术标准生产的产品，会使这种标准在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而在标准的利益联盟中包含一些具有强大生产制造能力和很高市场影响力的厂商，则会提高标准的市场合法性，加速形成引发正反馈的临界规模，从而在标准竞争中赢得优势。
在标准竞争全球化背景下，一项技术标准不仅需要争取国内厂商的支持，还应吸引国外厂商的加盟。倘若不能得到有实力的国外厂商的支持，甚至对国外厂商采取封闭的态度，那么一项技术标准很难国际化。为了增强一项标准在国际市场上的合法性和赢得国外厂商的认可，标准发起者通常会争取使该标准成为国际标准，即得到国际性的标准化组织的批准，这些组织主要有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和国际电信联盟（ITU）等。
3.利益联盟的集体行动能力
对一个标准联盟而言，成员构成和集体行动能力是两码事，虽然良好的成员构成为联盟的集体行动达成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但前者并不能保证后者一定发生。由于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分歧，共同的利益需求并不能导致集体行动的达成，理性的个体为了自身利益可能会采取“搭便车”的行为。〔7〕如果利益联盟中的一些成员想要拖延或破坏新标准，这个联盟就很难团结一致。
联盟的参与者由于所处位置的不同可能有着不同的利益考虑和参与动机，这增加了相关参与者为实现共同利益而进行集体行动的难度。首先，标准中的技术所有者与技术使用者之间关于专利许可费就可能存在利益分歧。其次，在与国外标准的竞争中，本国企业面临着自身市场利益与民族利益之间的权衡，一些企业为了维护自身在全球市场的利益，不一定会基于民族利益全力支持本国的自主标准。最后，有些企业可能具有双重或多重联盟成员身份，即它们同时参加了处于竞争关系的不同标准的产业联盟。这种多重身份会使这些企业的资源投入分散化，但它们更倾向于支持给其带来更大利益的标准。
（二）影响利益联盟实力的因素
1.关键企业的能力和策略
一项技术标准的提出往往都会涉及至少一家企业作为关键行动者。关键企业对组建技术联盟的需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掌握关键资产的实力。〔8〕如果标准发起企业的资产实力越强大，则联盟的重要性就越小；反之，则越需要联盟。
在组建利益联盟的过程中，关键企业不仅是技术标准的提出者，通常还要扮演联盟的组织者和协调者的角色。首先，关键企业的动员能力越强，越容易招来其他相关企业加入标准联盟。而这种动员能力主要来源于企业在市场和产业网络中的位置，关键企业在市场和产业网络中的中心度和显著度越突出，越可能具备更强的动员能力。
其次，一个开放的标准更容易获得产业网络中其他企业的支持。〔9〕标准的开放性指的是在标准设定过程中，没有一家或少数企业控制标准，并且持有核心专利的关键企业能够基于“公平、合理和非歧视性”条款来许可使用必要的专利。如果持有核心专利的关键企业不能在合理收费的基础上开放其知识产权，就会增加其他参与者的进入壁垒，降低标准的采纳速度和成功的可能性。
最后，标准发起企业采取兼容还是不兼容的策略也影响着标准联盟的成员构成。如果一项标准的发起企业采取与竞争性标准不兼容的策略，那么技术标准的竞争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个标准的利益联盟的实力孰强孰弱。一般而言，实力强大的标准联盟不愿意采取与实力较弱的标准联盟兼容的策略。如果标准发起企业采取与竞争性技术标准兼容的策略，则意味着标准联盟的扩大，企业在不同标准之间的竞争转变为标准之内的竞争。
2.标准竞争中的政府干预
标准设定和竞争过程往往涉及政府干预。政府本身可以成为标准利益联盟的重要成员，同时政府的公共政策又会影响到联盟的形成。尤其是当存在大的规模经济，或者早期市场进入被认为是必要的国家经济战略时，一国政府会批准并强制执行某些法定标准。由于国家之间标准化管理体制的差别，不同国家的政府对标准设定的卷入范围和程度有所不同。相对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中国政府对标准设定的卷入范围更广、程度更深。
中国政府对标准设定过程的积极参与，一方面与中国的标准化管理体制有关。在中国的标准设定体制中，除了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标委）作为专门管理机构发挥作用之外，各行业的政府主管部门仍起着主导性作用，相关的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标准工作组仍受制于这些行业的行政主管部门。另一方面，在中国推行自主标准的过程中，通常需要与发达国家实力强大的跨国公司主导的标准展开竞争，中国政府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会对本国企业主导的标准加以支持甚至保护。特别是在中国企业与国外企业的整体实力存在差距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如果采取完全不干预的方式，市场机制会使国外先行者的标准赢家通吃。
①这家高科技股份制企业于2000年9月在西安成立，起初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其中曹军个人投资750万元，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以无线局域网技术作价250万元入股，占公司25%股份。政府干预可以改变标准设定和竞争中的条件。首先，政府作为一个巨大且有影响力的买家，挑选或扶持技术界、产业界中的“优胜者”，可以在这些产业获得临界容量时助一臂之力，引发其走向自我维持的正反馈过程。中国政府经常通过政府采购、重大科技专项、优惠政策等措施，支持自主标准的研发、制定和推广。
其次，政府还可以利用管制者的身份来干预自主标准与国外标准的竞争。中国政府在支持本国企业设定自主标准的同时，对国外标准既可以采取允许其在中国市场自由竞争的策略，也可以设立政策障碍使其难以在中国市场立足。政府将自主标准设定为国家强制性标准就是保护本国标准和抵制国外标准的一种极端做法。
最后，在设定国家法定标准的过程中，政府关于标准的开放性和兼容性方面的政策影响着标准联盟的成员规模与构成，甚至影响到竞争性标准联盟的抵制程度。如果政府对自主标准采取开放和兼容的政策，那么会有利于吸引联盟成员；如果政府采取封闭和不兼容的过度保护政策，则不仅会激起来自与之竞争的标准联盟的抵制，而且还会限制自身利益联盟的扩展。政府只有采取适当的干预方式，才会增强自主标准与国外标准竞争成功的可能性。
3.政府部门内部的协调程度
中国政府对技术标准设定的积极干预并不意味着政府部门已与产业界形成了密切合作的良好模式。实际上，这种合作一直受到政府机构之间的“多头管理”及发生管辖权冲突时部门间协调问题的困扰。
这种协调不力的发生更多地发生在同一级别的政府部门之间。这主要是因为信息通信产业领域的技术标准设定往往涉及到工业和信息化产业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科技部、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等多家政府部门的参与。多头管理的局面导致决策权威分散，部门之间的利益难以协调，延误标准设定过程。另外，不同级别的政府部门之间出于不同的利益考虑也可能对同一标准采取不同的态度。政府部门之间缺乏协调导致中国标准的利益联盟的集体行动能力下降，也会削弱中国标准成功的机会。
三、案例描述及分析：WAPI与Wi-Fi的标准战
（一）案例描述
1.标准战的发端
（1）先行一步的Wi-Fi
1990年IEEE 802标准化委员会成立了IEEE 80211无线局域网标准工作组，1999年了IEEE 80211a和80211b。1999年，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推广IEEE 80211标准兼容认证和商业应用的Wi-Fi联盟成立。2000年Wi-Fi联盟开始推出Wi-Fi认证项目，2001年认证的产品数为200款，2003年达到1000款。
在中国推出WAPI标准之前，基于Wi-Fi标准的WLAN产品已在中国市场销售。特别是作为Wi-Fi联盟重要成员的英特尔（Intel）公司于2003年推出了整合Wi-Fi无线上网技术的“迅驰（Centrino）”芯片。国内的笔记本电脑厂商也积极推出载有迅驰芯片的产品。
虽然Wi-Fi技术在市场推广上势头迅猛，但IEE 80211b采用的WEP（Wireless Equivalent Privacy）加密技术安全性低，容易被非法用户侵入。为了改进其安全性，Wi-Fi联盟于2002年10月宣布了新的过渡性验证和加密协议WPA（Wi-Fi Protected Access），2004年6月又推出了采用新的加密方式WPA2的IEEE 80211i标准。
（2）中国制定自主标准WAPI
中国是在Wi-Fi标准已拥有一定用户安装基础，但存在严重安全漏洞的背景下提出制定自主标准WAPI的。2001年8月，在信息产业部科技司的指导下，以西安西电捷通无线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电捷通”）①为首发起成立了中国“宽带无线IP标准工作组”，致力于开发中国的无线局域网安全技术。西电捷通是WAPI标准的主要技术提出者和推动者。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综合业务网理论及关键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2001年11月工作组就完成了WAPI标准的草案。
（3）中国决定强制实施WAPI
2003年11月26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以下简称“质检总局”）和国标委了《关于无线局域网强制性国家标准实施的公告》。2003年12月1日，质检总局和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认监委”）联合了《对无线局域网产品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的公告》，公告称“2004年6月1日起，未获得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和未加施中国强制性认证标志的无线局域网产品不得出厂、进口、销售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中国政府强制推行WAPI国家标准的最大理由是保护国家、企业和公民信息安全。“WAPI的安全性要明确优于现有的Wi-Fi联盟采用的WEP协议，即使与改进后的WPA协议比较，也仍有优势”。〔10〕
①2004年3月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商务部长埃文斯和贸易代表佐立克联名给中国政府写信，联名信递交到了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和曾培炎手中，他们强烈要求中国政府改变对WAPI国家标准的强硬政策。2.强制性国家标准WAPI实施受阻
（1） Wi-Fi利益联盟的反对
WAPI强制实施的计划招致了以英特尔、博通（Broadcom）、思科（Cisco）等Wi-Fi联盟核心成员的强烈反对。如果这些国外企业接受该决定，就必须要付出一定的转换成本，生产符合WAPI标准的产品才能继续在中国市场立足。而且，在WAPI标准后，国家商用密码管理办公室只授予了西电捷通、华为、中兴、联想等24家国内企业WAPI加密算法的使用权。外国企业想要生产符合WAPI标准的产品就要和获得加密算法的中国企业合作，这意味着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会受到钳制，而且外资企业担心合作会使自己的知识产权受到威胁。〔11〕2004年3月11日，英国《金融时报》称英特尔公司拒绝支持WAPI。全球最大的无线网络芯片制造商博通公司首席执行官阿兰・罗斯告诉路透社记者，“我们不会玩他们的游戏。即使到了只有使用他们的加密技术才能进入中国市场的地步，我们现在也不打算承诺照办。”〔12〕
2004年1月Wi-Fi联盟主席邓尼斯・伊顿表示，如果2004年6月1日之前不能达成妥协的话，Wi-Fi联盟将考虑抵制对华出口Wi-Fi产品。在相关企业和协会的游说下，美国政府也介入此事。①
（2）国内产业界分化的反应
中国产业界也没有团结一致支持WAPI。根据2004年国家知识产权局的资料显示，WAPI的三项核心专利技术全部由成立不久且力量薄弱的西电捷通掌握。很多企业对此心存疑虑，认为WAPI技术被制定为中国的国家标准，西电捷通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其他公司要想得到授权，就要向它支付专利许可费。〔13〕
使用英特尔迅驰芯片的诸多中国笔记本电脑厂商大都不愿意全力支持WAPI，对WAPI是否强制执行绝大多数相关国内企业也保持沉默和观望状态。正如一位无线局域网生产商所言，“WAPI在堵截国外公司的同时，也可能对国内企业的产品与国际标准接轨产生一些影响。”〔14〕继2003年6月华为率先加入Wi-Fi联盟之后，中兴、联想等中国企业也相继加入。实际上，这些具有大量国际业务的中国网络设备和终端产品提供商采取了“两边下注”的策略。只有西电捷通、六合万通、中电华大等几家小型科技企业积极投入对WAPI产品的研发和生产，但在此时它们尚不能批量提供可商用化的芯片。
（3）中国政府推迟WAPI标准的实施
让支持WAPI标准的企业和机构感到无奈的是，中国政府最终对Wi-Fi利益联盟作出妥协。2004年4月22日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率领的贸易代表团出席了第15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与美方代表签署了八项协议和换文，中国方面在WAPI标准和打击盗版两方面做出让步。2004年4月29日，中国质检总局、认监委和国标委联合公告，宣布WAPI标准延期执行，无线局域网产品强制性认证的实施时间也后延。
直到2006年WAPI标准的实施才有了转折。2006年6月2日，质检总局和国标委正式了《无线局域网国家标准》的公告，这次通过商务部向WTO/TBT做出了正式通报，而且在上报国务院有关领导批示后执行。〔15〕直到2007年7月13日，认监委在修订2003年旧版规则的基础上了《无线局域网产品强制性认证实施规则》的公告，但强制性认证的实施日期依然处于延期之中。
3.WAPI国际标准化受挫
（1）第一次国际标准化努力
在强制推行国内标准受挫后，WAPI马上启动了成为国际标准的努力。2004年，在中国向国际标准化机构ISO/IEC JCT1提交了WAPI提案之后，IEEE也向其提交了802.11i标准。WAPI与Wi-Fi的明争暗斗又在国际标准化舞台上展开。
ISO/IEC JTC1由美国国家标准学会（ANSI）承担秘书处工作，于是美国方面利用其在JTC1中的权威地位，并串通英国国家成员体一起操纵工作程序，使中国方面遭受不公正待遇。2004年8月底，JTC1秘书处在没有征求中国国家成员体意见并无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单方面撤销了中国WAPI提案。相反，却同意IEEE 802.11i标准提案进入快速流程。由六人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准备参加2004年11月8日在美国奥兰多举行的ISO/IEC JTC1/SC6年会时，四名主要技术专家被美国大使馆拒签，导致WAPI提案被迫推迟讨论。
2005年2月23日ISO/IEC JTC1/SC6在德国法兰克福召开特别工作会议以讨论WAPI和IEEE 802.11i的问题，在看到会议中发生的无数严重违反规则的怪现象并导致中国提案继续遭受不公正待遇后，中国代表团决定集体退出会议。2005年4月21日，中国向ISO/IEC正式递交了投诉JTC1的申诉文件。5月17日，ISO总部在日内瓦召开了两个提案的调解会，ISO一位官员提出将WAPI和IEEE 802.11i合并的方案。但2005年8月在北京举行的中美双方WLAN标准ISO/IEC特别协调会议上，双方并未就合并方案达成一致。
2005年9月，ISO决定两个标准将分别作为提案接受投票表决。2006年3月13日，ISO以压倒性的多数否决了WAPI成为国际标准的提案，作为Wi-Fi安全传输协议的IEEE 802.11i则成为国际标准。在与Wi-Fi的国际标准竞争中，WAPI以落败告终。
①A类必测项目为必须要支持、必须要测试而且测试必须通过的项目。
②海华科技是全球无线芯片知名厂商Marvell的核心芯片模组厂商。 （2）第二次国际标准化努力
2008年4月，在ISO/IEC JTC1/SC6的日内瓦会议上，中国再次启动了WAPI提案。2009年6月在ISO/IEC JTC1/SC6的日本东京会议上，美、英、法等十余个与会国家成员体一致同意WAPI以独立文本形式开展国际标准推进工作。然而，在同年10月，中国WAPI技术专家赴美国的雷德蒙德参加国际标准会议时再次遇到名为“审查”、实为“拒签”的情况。
2010年1月WAPI顺利通过了NP（新工作项目提案）阶段投票，进入到WD（工作组草案）评论阶段。不过，美国再次拒绝一名中方重要技术专家参加2011年6月在美国圣地亚哥举行的ISO/IEC JTC1/SC6全会及工作组会议，WAPI申请成为国际标准只能延后讨论。
4.WAPI与Wi-Fi的市场表现
（1）Wi-Fi的市场表现
Wi-Fi起步得比WAPI早，并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应用。2006年之前，符合Wi-Fi标准的产品已在中国市场得到初步应用，特别是电信运营商布置的WLAN热点选用的都是基于Wi-Fi标准的产品。2006年，载有迅驰芯片的笔记本电脑在中国的销量已超过600万台。截至2011年，全球已共有约7亿Wi-Fi用户，热点部署数量已超75万处，Wi-Fi设备累计出货量超过20亿部，且年增长率维持在两位数以上。〔16〕
（2）2006年之前WAPI的市场表现
2006年之前，WAPI的精力主要放在成为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上，产业化进程缓慢，无论是基础芯片还是终端设备都没有多少投放市场的产品。截至2004年4月8日，只有方正、联想、西电捷通、明华澳汉四家企业的数款产品获得了由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所产品认证中心颁发的首批无线局域网CCCi认证证书。
直到2006年初，六合万通才能提供量产的“万通四号”无线网络芯片，随后它又推出了通过硬件加密的方式实现包括WAPI算法在内的多种加密算法的万通V号芯片。2006年，联想和方正等国内笔记本电脑厂商推出了多款符合WAPI标准的产品。索尼公司也推出数款支持WAPI标准的笔记本电脑。
（3）2006年之后WAPI的市场表现
虽然与Wi-Fi相比，WAPI当前的市场应用仍逊色很多，但与2006年之前的情况相比，WAPI已大有进步。2009年初，WAPI进一步成为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的A类必测项①。在2009年中国移动的相关设备招标中，总体设备需求量在10万台以上，99%以上的设备均具备WAPI功能。2009年1月，海华科技②推出WAPI手机专用无线模组，实现了WAPI终端可同时兼容Wi-Fi；10月，曾明确反对WAPI标准的博通公司在中国的最大商科通公司，代表博通公司以“科通宽带”的身份加入了WAPI产业联盟。
截至2011年底，全球主流芯片厂商均已硬件支持WAPI，支持WAPI的芯片出货量已累计超过20亿颗；WAPI产品型号已超过2000个，具备WAPI功能的手机已超过600款。运营商所有在建的WLAN网络，均已具备WAPI功能，市场上已有超过1000万台热点和4000万部手机均已具备WAPI功能。〔17〕
不过，在中国的运营商市场，虽然WAPI已经成为了无线设备的标配，但在实际使用中大都没有开通WAPI加密功能，而是采用Wi-Fi的 WPA和WPA2加密方式。〔18〕如何推动运营商和用户提高对WAPI加密方式的采用率仍是WAPI标准推广面临的重要难题。
（二）案例分析
那么，如何理解中国自主标准WAPI在与国外标准Wi-Fi的竞争中所遭遇的挫折，以及WAPI在成为事实标准过程中所经历的变化呢？我们试图从政府干预和利益联盟的角度加以分析。
1.利益联盟的成员构成
一项标准从技术研发到市场应用需要得到诸多联盟成员的支持。WAPI成立标准化工作组和产业联盟的时间均晚于Wi-Fi，而且在规模和实力上都远不如后者，结果导致WAPI的产业化和商用化推进明显滞后。
WAPI由2001年成立的中国宽带无线IP标准工作组起草制定，在作为创始成员的十家单位中只有两家是企业，六家是大学或研究机构，还有两家是政府机构。在2002～2006年WAPI试图成为国家强制标准和第一次申请国际标准期间，支持WAPI的主要是中国宽带无线IP标准工作组和被授予加密算法的24家国内企业，覆盖整个产业链的产业联盟尚未组建。特别是在此期间WAPI没有争取电信运营商的支持，而电信运营商是无线网络设备的重要买家，它可通过建设公共热点来推广无线连接技术。由于没有形成足够完整的产业联盟，此时的WAPI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技术规范阶段，产业化和市场推广几乎没有。只有个别的小型科技企业在研发符合WAPI标准的芯片，可商用化的芯片尚未问世。没有赢得广大终端产品厂商和电信运营商的支持，大多数的公众用户也不了解WAPI。直到2006年3月，在WAPI第一次冲击国际标准无望的情况下，由发改委、信产部及科技部三部委牵头，22家中国企业加入的WAPI产业联盟才正式成立，特别是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网通和中国电信四大运营商也悉数加盟。到2007年底，WAPI产业联盟成员单位32家；截至2011年，成员数量达到80家。随着成员数量的不断增加，WAPI才逐渐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
反观Wi-Fi，其在技术上依托成员众多、实力强大的IEEE。1999年致力于推广IEEE 802.11标准的Wi-Fi联盟成立，其成员数量增长快且成员实力强。到2004年Wi-Fi联盟的成员已发展到208个，包括无线半导体制造商、无线产品制造商、计算机系统提供商以及软件制造商。在WAPI成立标准工作组时，Wi-Fi联盟就已颇具规模，特别是像英特尔、博通、思科等跨国公司巨头已在全球范围内（包括中国市场）大力推广经过Wi-Fi认证的产品。截至2011年底，Wi-Fi联盟的成员企业已达488家，〔19〕其成员的数量、实力和来源都远胜于WAPI联盟。
2.利益联盟的集体行动能力
在与竞争性标准进行博弈的时候，更显示出一个标准联盟的集体行动能力。在Wi-Fi利益联盟抵制WAPI作为国家标准强制实施的过程中，我们充分领略到Wi-Fi利益联盟的团结一致，也令人遗憾地感觉到WAPI联盟成员的各打算盘。
Wi-Fi联盟之所以能够成功阻止WAPI在2004年6月1日开始强制实施，一个重要原因是联盟内各个公司做到了团结一致。美国信息技术产业理事会科技与贸易政策部主任安・罗琳丝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力争在业内各个公司之间做到信息公开化。那时候，中国有好多报道说，某某公司已经跟中国方面私下谈妥准备合作了。我们就会找到那家公司，问他们有没有这么做，‘这篇报道说你们这么做了，说这话的是谁？’我们一直在核对事实，总是召集大家开电话会，互相通气，传达信息，让大家知道，那些不属实的报道，不要去管它，大家要坚守阵地。然后还要跟美国政府有关部门联系，告诉他们事实是怎么回事。”〔20〕到了2004年2月，英特尔暂时无法支持WAPI的表态后，Wi-Fi联盟、美国家标准学会等将各成员组织在一起统一了态度，全面谋划封杀中国WAPI标准。
反观WAPI阵营，很多有实力的企业并没有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来力挺WAPI标准，而是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等待观望的态度，结果延误了WAPI快速产业化的时机。虽然国家密码办将WAPI加密算法的使用权赋予了24家国内企业，其中不乏像联想、华为、中兴这样的实力派企业，但这些企业大多态度暧昧，起初并没有对推广WAPI全力投入，甚至它们同时也加入了与WAPI竞争的Wi-Fi联盟。因为这些企业要面对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如果中国强制执行WAPI标准就意味着它们将要双线作战，增加它们的投入成本，所以从自身利益出发它们不太情愿接受WAPI标准的强制实施，也没有动力去游说政府一定要坚持强制实施的立场。结果在WAPI发展初期，只有西电捷通、六合万通、中电华大等少数小型科技企业在奋力前行。
3.关键企业的能力和策略
在WAPI利益联盟与Wi-Fi利益联盟的标准争夺战中，二者的关键企业存在明显的能力差异。WAPI标准的主推手是西电捷通，它虽然掌握着WAPI标准的核心专利，但毕竟是一家成立不久的小型科技企业，不具备大规模的生产能力和强大的营销能力，而且缺乏标准推广的经验。因此，单凭西电捷通的实力是无法快速地将技术规范转化为事实标准的，同时其在产业网络中的位置和影响力也使它难以动员其他厂商推进标准的商用化。后来随着方正、中国移动成为WAPI产业联盟的主要成员后，关键企业的实力得以提升。与之相对，代表Wi-Fi利益联盟与WAPI展开斗争的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芯片制造商――英特尔。作为Wi-Fi技术的关键市场推动者，英特尔可以凭借其业界的领导位置影响诸多笔记本电脑厂商对Wi-Fi技术的选择。
另外，作为WAPI标准核心专利拥有者的西电捷通在初期没有制定明确且合理的专利收费制度，在技术开放共享上的犹豫不决使它很难获得更多厂商的信任和支持，最终延误了WAPI的产业化进程。有媒体报道，在2004年左右，一些国内芯片厂商就找到西电捷通寻求授权合作，但却被对方开出的苛刻条件而吓退。〔21〕后来，WAPI核心技术持有者改变了专利授权政策，2008年曹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WAPI的前期推广应用，我们仅象征性地一次性收取1元人民币的专利费（按最终终端数量计），专利费用授权第三方法律机构办理。”〔22〕这种转变促进了WAPI标准的产业化和市场应用。
除了利用其垄断地位积极推广Wi-Fi技术外，英特尔公司还采取诸多手段反对中国WAPI标准的强制实施并阻挠其申请国际标准。这些手段包括威胁停止向中国地区供应迅驰芯片及相关芯片组技术、游说美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压、在国际标准化组织中为讨论WAPI提案制造障碍并动员其他国家成员体给WAPI投反对票。
4.政府干预
国际舞台上的标准之争不仅是企业联盟之间的竞争，而且涉及国家之间的较量。为了维护本国标准的利益，中美两国政府都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WAPI与Wi-Fi这场旷日持久的标准战。
中国政府在WAPI标准的设定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但在2006年之前和之后明显采取了不同的干预方式。2006年之前，中国政府试图通过强制实施和加密算法有限开放的策略保护中国自主标准的推广。这些举措意味着Wi-Fi标准将无法继续在中国市场存在，Wi-Fi在用户基础上的初始优势将不复存在，而且国外企业必须要和中国企业合作才能生产符合WAPI标准的产品。中国政府原认为，为了不放弃有着巨大吸引力的中国市场，国外厂商会接受中国政府强制实施WAPI标准的决定。不过，没想到这些做法却招来Wi-Fi利益联盟的强烈反对和抵制，甚至有些国内企业也不满意，这无疑大大降低了支持WAPI标准的厂商数量，中国政府的强制实施计划最终变成了不可置信的威胁。为了获得其他利益，中国政府高层在与美国政府的商贸谈判中做出让步，决定延期执行WAPI标准。这使得一个本来就很松散虚弱的联盟在经过数月的自我标榜和外界的种种质疑之后终于破裂。〔23〕Wi-Fi产品在中国市场继续扩张，而WAPI的推广却陷入困顿。
当然，中国政府的延期让步并不意味着对WAPI的放弃，而是重新审视之前的做法，继而采取了更加适当的支持方式，这体现出中国政府在国际标准竞争中的学习和适应能力。2006年之后，WAPI不再采取与Wi-Fi针锋相对的不开放和不兼容策略，而是向全球公开了WAPI的加密算法。另外，中国政府采用政府采购、研发和产业化项目的财政支持、正式WAPI标准、推动成立产业联盟、禁止具有Wi-Fi功能的手机入网等方式推动WAPI的技术成熟、产业化和商用化。工信部从2009年开始要求具有无线网接入功能的手机、电信运营商采购的无线局域网设备必须要具备WAPI标准（可同时兼容Wi-Fi），这样不仅避免了Wi-Fi联盟成员的反对，而且迫使Wi-Fi联盟的国外厂商推出与WAPI相兼容的产品。结果，WAPI与Wi-Fi在中国市场上的争端很大程度上以兼容共存的方式和解，而不是你死我活、赢家通吃的结局。
虽然Wi-Fi标准很大程度上是在美国企业的主导下设定并进行市场推广的，但当面临来自禁止进入中国市场的威胁时，在产业界的游说下，美国的有关政府部门坚定地站在维护本国企业利益的立场上。在阻止中国政府强制推行WAPI标准时，美国政府代表产业界向中国政府施压并列入中美商贸谈判议程，最终迫使中国政府妥协。在后来WAPI申请国际标准的道路上，从2006年到2011年期间美国政府三次拒签中国技术专家进入美国参加相关标准化会议，从而导致WAPI冲击国际标准屡屡受挫。
表2从政府干预和利益联盟视角比较WAPI与Wi-Fi
Wi-Fi 2006年之前的WAPI 2006年之后的WAPI 联盟的成员构成成员构成广泛，实力强大只有标准工作组，尚未成立产业联盟成立产业联盟，成员数量和实力增强联盟的集体行动能力集体行动能力强集体行动能力弱集体行动能力得到提高标准设定的开放程度 开放度高加密算法有限开放加密算法全球开放 标准之间的兼容性 从不兼容走向兼容强制性拒绝Wi-Fi强制兼容核心企业能力和策略 英特尔、博通；动员能力强；许可费用低西电捷通；动员能力弱；许可费用高方正、中移动等加入；动员能力提高；许可费用降低政府干预美国政府施压、贸易谈判、拒签强制性认证、加密算法有限开放、政府让步政府购买、支持产业化、强制要求兼容
四、总结和讨论
技术标准竞争的关键是在初始阶段迅速形成达到临界容量的市场规模，进而引发正反馈机制。在对初始优势的争夺中，一项技术标准能否形成实力强大且协调一致的利益联盟至关重要。政府不仅可以作为标准利益联盟的重要成员，而且政府采取的干预方式还会影响利益联盟的成员规模和集体行动能力。本文从政府干预和利益联盟的角度对中国自主标准WAPI与美国企业主导的Wi-Fi标准之间的竞争进行了分析。在前期阶段，WAPI之所以在与Wi-Fi的竞争中接连失利，主要是因为政府和关键企业的不兼容和不开放策略导致WAPI没有迅速建立起成员广泛、实力强大且团结一致的利益联盟，而且还引起Wi-Fi利益联盟的激烈抵制。而在发展后期，政府和关键企业转向开放和兼容的政策，WAPI利益联盟的成员实力和协调能力得以不断增强，因此WAPI的市场表现较之前阶段有了明显改观。
本研究表明，在后来者与先行者存在明显实力差距的条件下，政府如果采取完全不干预的方式，市场机制会使先行者的标准赢家通吃；而政府如果采取封闭和不兼容的过度保护方式，则不仅会激起先行者标准联盟的抵制，还会限制后来者利益联盟的扩展，从而不利于自主标准的设定和实施。政府只有采取适当的干预方式，才会增强自主标准与国外标准竞争成功的可能性。首先，在市场上已经存在国外厂商发起的事实标准的情况下，政府不宜强制推行自主的法定标准，采取与先行标准兼容的策略更容易得到国外厂商的认可。其次，在设定和推广自主标准的过程中，政府和标准发起企业采用相对开放的策略更可能吸引更多国外内厂商的支持，从而加快自主标准的产业化和商业化进程。最后，政府在支持自主标准的过程中，不仅要注意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有效配合，还需要减少多头管理，加强政府内部的协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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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联盟方案篇7
关键词：日落复审；反倾销；应对联盟；贸易保护主义
日落复审(sunset Review)又称期终复审或到期复审(Expiry Review)，它起源于欧盟反倾销法规，并被写入世贸组织《反倾销协议》。是指在反倾销措施实施届满前的合理时间内，调查机关应利害关系方申请发起或调查机关主动发起的复审程序。反倾销期满后可以通过日落复审继续延长。因此，如何应对日落复审关系到企业及其产品能否重返当地市场。
欧盟委员会于2005年对中国和越南皮鞋发起反倾销调查，2006年10月开始对中国皮鞋征收为期两年的16.5％的反倾销税，并于2008年10月到期后，再次进行“日落复审”。
这是近十年来欧盟对华最大的反倾销调查，涉案金额将高达7.3亿美元，涉及1200余家中国制鞋企业，400多万产业工人。很多中国鞋类产品将不得不退出欧盟市场。面对这样的现实，由广东8家鞋类企业自发组建的“欧盟对华鞋产品反倾销应对联盟”宣告成立，目前已经发展到180多家企业加入。该联盟的成立，意味着中国的企业对反倾销意识的进一步加强，意义重大，刻不容缓，非常必要。
一、欧盟对华鞋类产品反倾销的背景
中欧鞋类贸易争端始于2004年。来自中国海关的统计显示，2004年中国出口到欧盟的鞋类产品为8.1亿双，出口金额21.8亿美元；2005年1－10月，更达到8.05亿双，同比增长19.2％，贸易额为26亿美元，增长41.8％。这些产品以低档鞋为主，出口原价仅为2.71美元。随着中国低价鞋对欧出口的迅速激增，中国鞋类产品在欧洲频频遭遇不测：在德国举行的第89届杜塞尔多夫国际鞋展上，香港鞋商被德国警方以参展商品侵犯产权为由被扣押和搜身，在“欧洲鞋都”西班牙埃尔切，发生了华商鞋店被焚烧的恶性事件，人为造成了中国鞋商约800万元的经济损失；俄罗斯也出现了围攻中国鞋城的暴力行动等，8000万元温州鞋在莫斯科被扣。这些贸易争端都属于个案，对中国鞋业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冲击。
进入2005年，在全球鞋类配额正式取消的大背景下，欧盟宣布对我国鞋类实施“事先进口许可检控措施”；2005年4月在第二次世界鞋业大会上，欧盟发出了设限信号。5月，欧洲鞋业联盟向欧盟提出了反倾销申诉。6月和7月，欧盟对我国产的两个税号的劳保鞋实施反倾销调查；2006年1月，欧盟做出拒绝给予中国13家鞋类企业“市场经济地位”的决定，认为“中国低于成本的皮鞋损害了欧盟制鞋商的利益”；自2006年4月7日起，欧盟开始执行对中国进口皮鞋加征临时反倾销税的过渡方案，税率从当年4月份起的5个月内从4.8％逐步增加到19.4％；2006年10月5日，欧盟理事会批准对中国产皮鞋征收正式反倾销税的方案，从10月7日起分别对中国皮鞋征收16.5％的反倾销税，为期2年。欧盟反倾销措施，自实施以来，对中国皮鞋产品出口产生了较大冲击。根据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会提供的数据，2007年上半年，欧盟皮鞋进口数量与同期相比下降7.76％。其中，从中国进口数量为0.86亿双，进口金额为9.43亿美元，分别比去年同期下降26.37％和21.36％。
2008年，10月2日，欧盟委员会宣布，由于启动了对中国和越南皮鞋的反倾销复审程序，欧盟将暂时维持对这两个国家生产皮鞋的反倾销税措施。这项决定意味着，欧盟从2006年正式对从中国进口的皮鞋及童鞋征收为期两年的16.5％的反倾销税将再延长12至15个月。
二、欧盟进行反倾销调查的原因分析
1 “中国制造”的大量涌入
据欧盟统计，在到2005年3月为止的12个月里，欧盟进口的中国产皮鞋激增320％，而德国鞋业联合总会的统计数据则显示，2005年上半年德国共进口2.35亿双鞋，其中1.07亿来自中国。大量进口的背后，是欧盟本土企业的大规模萎缩。30年前，德国制鞋工业有700家生产商，9万名从业人员，如今已减到约100家生产商和1.3万从业人员。
2 欧盟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
随着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不断加强，关税水平不断下降，WTO成立后，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做法，如配额、许可证等非关税措施受到严格约束。同时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不平衡状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日趋激烈，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各国对本国产业的保护力度不断出现加强，在反倾销中普遍存在歧视外国出口产品、明显偏袒本国产品的现象。而反倾销措施是WTO所允许使用的反对不公平贸易、保护本国产业安全的一种合法的措施之一。调查当局在征收反倾销税的税率时，不用考虑关贸总协定最惠国待遇的承诺，更主要的是，反倾销协议中未明确规定之处又为调查当局提供了充分的自由裁量权。正因为反倾销具有形式合法、容易实施，能够有效地排斥外国产品的进口却不容易招致报复的特点，它所带来的益处短期内要比降低成本和加快技术创新来得更直接、更容易。因此被许多国家广泛使用，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用来保护本国国内工商业或转嫁经济危机的有力手段。
3 欧盟对我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置疑
欧盟指责中国鞋类企业“享受政府的税收优惠”。此次欧盟发放给企业填写的调查问卷，要求企业提供接受财政补贴情况。所谓补贴，包括关税优惠、优惠拨款、贷款、政府采购等多个方面。这是欧盟首次在反倾销案件中动用了反补贴的办法，暴露了欧盟将反倾销对象从产品转向产业、政策、制度的意图。其实这是没有根据的。所谓的“税收优惠”，指的是中国政府给予外资企业的“两免三减半”等税收政策。在中国入世谈判中，欧盟已经同意中国给予外资企业优惠的税收政策。而中国的鞋类企业主要是外资、合资和私营企业，完全按市场规则独立运行，不存在违背WTO规则的地方。出口鞋的利润本身就不大，只有10％左右。中国鞋的出口竞争力就在于中国的轻工业基础好，劳动力低廉。而这种优势相对于越南、印度等国家更加低廉的劳动力，正逐渐失去。
欧盟指责中国鞋类企业从政府获得优惠的贷款和低廉的厂房租金。这也是缺乏依据的。我国鞋类企业通过大规模生产，节约了原材料成本。但由于没有自主品牌，主要是为国外各大鞋类品牌做贴牌生产，即使获得了利润，也被中间商瓜分殆尽。
截止目前，至少有39个国家认可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自1998年至2005年底，欧盟在至少28％案件中同意给予中国公司市场经济待遇，而此次欧盟向中国鞋类企业提出反倾销申诉，显示了欧盟在认定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一个大倒退。
三、面对“落日复审”，中国制鞋企业的应对措施
1 建立“欧盟对华鞋产品应对联盟”是必由之路
对欧盟的指责及反倾销的申诉，中国的企业必须采取应对措施。它已不单纯是某一个或某几个企业的事，而是关系到中国鞋业的整体发展与未来的共同的大事。
过去我国的企业在遭受反倾销措施时，通常会选择放弃应诉，这势必导致国外反倾销之风愈演愈烈。可喜的是，近年来我国的企业开始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利益。此次欧盟反倾销案件中，由各鞋类企业组成了“欧盟对华鞋产品反倾销应对联盟”，可以说是实现了由单独应诉到联合应诉的飞跃。
中国的鞋类企业不是单纯依赖政府，而是自发组织起联盟，联合起来对抗来自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为自己的公平待遇奔走游说，这正说明了市场意识觉醒的中国企业的团体进步。贸易壁垒也好，贸易摩擦也罢，均属于市场行为，也需要用市场的手段解决。企业的事情必须由企业自己来解决，采用谈判、妥协、或者法律的手段，乃至诉讼至国际法庭都可以。不要动辄将反倾销申诉上升为政治事件，要求政府出面解决问题。如果政府插手太多，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就会受到质疑。
“应对联盟”的成立，正当其时，很有必要。“应对联盟”需做的事就是要聘请好的律师做好应诉准备。收集证据，坚持法律抗辩，如有必要，甚至可以向欧洲法院请求司法审查，或推动政府提请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裁决。
同时要看到，欧盟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和葡萄牙赞成征收反倾销税。瑞典、丹麦等国反对。英国、德国的立场尚不明确。欧盟委员会采取逐步加征税收的措施，其实也是为了给欧盟不同的成员国和中国的鞋类企业一个调整的时间。我们的鞋类企业，要把欧盟内部的所谓“利益集团”联合起来，利用欧盟相关的法律规定：“在采取反倾销措施时，应当考虑共同体利益，即欧盟的共同利益。”向世界说明对中国的鞋类产品采取反倾销措施会损害欧盟的进口商、零售商乃至消费者的利益。
“应对联盟”可以在政府的帮助下，派团前往欧洲，游说那些态度不明朗的国家，争取这些国家的支持和理解，并就欧盟制鞋产业的衰退与中国鞋类出口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抗辩。通过产业分析，证明欧盟提出反倾销诉讼的理由是不合理的。因为制鞋行业不是一个新兴的行业，利润也不高，该行业的发展决定了欧盟已经不适合再进行制鞋这样的劳动密集型生产，应当将此转向更适合的国家。欧盟制鞋企业应当正视这个现实，转而向高科技产品和鞋类设计方面转型，而不是找借口打压中国鞋类产品。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据统计，欧盟80％的制鞋设备都出口到了中国，而中国的鞋产品由于升级换代需大量从欧盟进口制鞋的化工产品、皮革制品和配套材料。实际上在中国鞋产品出口到欧盟之前，欧盟鞋业生产就大量转移，其产业问题就已经显现。如果中欧的鞋业贸易受到影响，不仅欧洲制鞋各行业将面临萎缩，欧盟进口商的贸易成本也将大大增加，直接损害的是欧盟的消费者的利益。这场贸易摩擦，没有真正的赢家。
2 提高鞋产品附加值，培育自主品牌
中国制鞋业仍以加工贸易为主导，面对危机，应加快提升价值链分工地位，即伸延价值链，发展上游零部件配套，形成产业集群优势，加大研发力度，从OEM向ODM发展，获取技术创新的超额利润；延长服务价值链，发展仓储、物流，鼓励发展自主品牌、建立国际销售渠道。康奈集团就坚持走中高档路线，在法国、美国、意大利、希腊等开设了100多家品牌专卖店，在欧洲建立了自己的品牌基础和稳固的客户网络，欧盟反倾销对企业整体影响不大。奥康集团在与意大利第一品牌GEOX公司的合作过程中，学会了国际品牌的先进技术和理念。因此，只有扎扎实实地重塑中国鞋业的良好形象，用过硬的质量、合理的价格和国际化的品牌参与世界大市场的竞争。
另一家著名鞋类企业百丽则通过上市后的一系列措施，进行资源整合，通过收购森达鞋业务及向男鞋业务强势扩张。此次收购如果整合成功的话，将可能对大型鞋企的市场形成冲击。笔者认为，目前在我国的鞋市场仍然高度分散的情况下，百丽收购行业另一领军企业，在整合成功的前提下，将促进国内鞋业市场份额从高度分散逐步走向集中，并对行业竞争格局产生影响。
虽然由于对中国鞋产品进行反倾销申诉，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欧美市场有所萎缩，但需求仍然存在。次贷危机改变了美国人的消费方式，不会再像原来一样一次性买几双鞋，但他们会倾向于选择性价比高的优质鞋，或者是一鞋多用的多功能鞋，谁最先掌握了这种变化的需求，就能抢占市场的先机。这就需要国内鞋企在创新产品上下功夫。品牌会在市场上越来越表现出巨大的力量。一个成功的品牌为企业带来的产品议价和影响力，往往是任何有形资产所不能比拟的。创立品牌，培育品牌，加强技术研发，是鞋业企业在下一轮市场竞争的主要手段。
3 建立境外生产基地，开展境外加工贸易，有效规避贸易壁垒
面对反倾销税率提高带来的风险，皮鞋制造企业已在纷纷想办法规避。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生产线转移，印度、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都成为国内制鞋企业考察、转移的热点地区。采用生产线转移的方式大多是台资企业所为，而又以给国际品牌“贴牌”生产的企业为主。台资企业基于“分散投资”的策略，此前有不少在东南亚地区建有规模不大的制鞋厂，此次欧盟反倾销开始后，不少企业将涉案产品调整向这些东南亚工厂，或直接在东南亚地区包一个新厂，短期内把部分订单转移过去。一些台资企业认为，此次欧盟对华反倾销，有可能在印度等东南亚国家形成一个国际制鞋业的新生产基地。
4 开发新兴出口市场，但不放弃老市场
发展新兴市场、摆脱单一市场也是鞋业突围的关键。传统欧美市场的出口萎缩，但俄罗斯、中欧、中东、南美、亚洲等地近年增长势头较强，鞋企可通过开拓不同地域的市场，降低整体出口风险，并及时研发生产不同档次的产品，增加产品种类，以适应不同的市场和客户群。
5 进行转口贸易，灵活应对反倾销申诉
众所周知，澳门根本就不是皮鞋的生产基地，但近年来，从澳门出口的鞋类产品激增。欧盟很容易就判断出很多鞋子是由其他国家和地区借道澳门转口欧洲的。很显然，为规避欧盟的高税率，中国企业已经采取了这种应对措施，但结果是澳门也被欧盟纳入到了皮鞋反倾销的范围。
中国企业的另一个惯用手法就是通过降价来吸收反倾销税。例如，按照欧盟的裁决，原来lO欧元一双的鞋子，鞋类进口商理应为每双鞋交纳2欧元的反倾销税，这样一来，欧盟进口商人的进口成本就达到了12欧元一双。但一些中国制鞋企业为了使进口商同意继续购买，同意将价格降为8.3欧元／双，降价后进口商被加征的反倾销税为8.3欧元的20％，即约1.7欧元，这样其进口总价仍为10欧元一双。这种做法对欧盟来说更加敏感，因为欧洲反倾销的宗旨就是提升价格。
其实这些绕过和跳过反倾销措施的方式并不好，因为使用这些方式的企业并没有真正掌握欧盟的反倾销规则。那些对反倾销进行吸收和规避的中国鞋企很可能在下轮的复审中被征收更高的反倾销税。如果中国企业的出口价格下降了，进口产品在欧盟的销售价格有没有发生变化或有没有发生足够变化，那么把柄就落到了欧盟手里。
商家联盟方案篇8
几乎与此同时，在嘉兴市紧固件进出口企业协会代表在布鲁塞尔召开新闻会之后的第三天，中国政府的一个重大决定震惊了欧州――推迟原定于12月1日在法国里昂举行的中欧峰会。
中国紧固件行业的一纸反倾销调查申请也在此时递送到了中国商务部，作为中欧互有反倾销的第一案，该案无疑将在中国对外贸易史上写下重要的一笔。此案是第一起在中欧之间互有反倾销的产品和产业，在国际国内大背景下，中欧对外贸易往来再次成为焦点话题，而此次“紧固件反倾销”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中欧反倾销贸易摩擦的新特点。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研究部主任李健对《中国联合商报》记者表示，友好合作是中国的希望和出发点，但是在维护公平公正的对外贸易往来上，中国的态度要坚决。
诸多挑战
中方在布鲁塞尔聘请的律师罗伯特・麦克莱恩认为，欧盟委员会之所以支持征收反倾销税，更多的是受到政治因素驱动，这不仅在法律上站不住脚，而且在经济上也不合算。
此前《中国联合商报》报道过浙江省嘉兴市紧固件进出口企业遭遇欧盟反倾销的事实，记者再次联系了浙江省嘉兴市紧固件进出口企业协会，协会称：“欧盟12月3日已经批准向中国进口的螺丝和钢制紧固件征收高额关税，欧盟委员会建议在进口价格之上征收至多87%的关税，以阻止中国的螺丝和钢制紧固件制造商向欧洲市场低价倾销商品，欧盟反倾销委员会在周参会议上以14票对11票的表决结果批准征收该关税。”
中国浙江省嘉兴市紧固件进出口企业协会张秘书长告诉《中国联合商报》记者,实际上中方企业出口到欧盟的紧固件产品大多是低端产品，与欧盟企业主打的高端紧固件产品根本不构成竞争，完全是互补关系，针对的是不同的客户群。但欧盟委员会却无视这一事实，执意将中欧紧固件产品视作同类产品，在帮助自己的企业抢占市场的同时，也给欧盟进口商带来了诸多挑战并危及其员工的就业，大大提高了欧盟下游产业的生产成本，最终增加欧盟消费者负担。
事实上，在这起案件中，欧盟委员会的裁定存在很大问题。早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包括嘉兴市紧固件进出口企业协会在内的中国应诉方就指出，欧盟委员会自己的分析都显示，欧盟同类生产企业并没有因为中国紧固件产品对欧出口增加而受到损害，而存在产业损害是欧盟采取反倾销措施的必备条件之一。
李健说：“我们并不希望看到国际经济贸易政治化。例如，欧盟、美国把中国的纺织品看成对他们的威胁，实际上是作为他们没有能力进行国内产业调整的借口，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反对。反对把经济贸易关系政治化，对内、对外都是一样。中国不可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丢掉自己的经济，在决定关税税率等方面我们有自己的权利，并不因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或是参加全球化的进程而把这些权利丢掉。所以，中国是参与经济全球化而不是完全一体化，必须保持自我。”
多边规则
由于欧盟是中国紧固件出口的主要市场，约占出口总量的1/3，因此欧盟的反倾销措施对中方杀伤力也不容忽视。为了反击欧盟的贸易保护主义做法，中国紧固件生产企业已请求中国政府将该案上诉至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并决定在国内对两家欧盟的合资企业提讼，控告它们利用欧盟反倾销调查进行不正当竞争。同时，中国紧固件生产企业还向中国商务部提出申请，要求对从欧盟进口的紧固件发起反倾销调查。这是中国民营企业第一次大规模主动利用WTO规则维护自己的权益。
中国行业协会能够自发组织起几十家中小民营企业对外反倾销，标志着中国在运用贸易救济多边规则方面走向成熟。而在全球金融危机日益加剧的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现象又受到各方高度关注，中欧互相反倾销调查无疑使得这一案件具有特殊意义。
中国紧固件行业是一个传统反倾销的重灾行业，近几年来受到一些国外反倾销调查，企业对反倾销的理解是从应诉开始，从接受调查开始，而此案是中国紧固件行业首次对外反倾销，李健分析：“中国紧固件行业的企业已经具备了换位思考，从被动应对国际贸易救济，转变为主动运用多边规则，维护自身的国际贸易地位，维护公平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