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家合作协议范文

商家合作协议篇1

作为两岸恢复制度化协商以来所签署的第16项协议，两岸核电安全合作协议旨在建立两岸核电安全信息通报机制、开展核电安全监管交流及专业机构合作，共同维护两岸同胞的安全、健康与两岸环境。协议主要包括核电安全法规与标准、核电安全分析与审查评估经验、核电安全监督方法与经验、核电厂基本资讯、核电安全事件评估和运行经验反馈、核电厂老化管理、核电安全研究经验、核电厂事故紧急通报、核电厂环境辐射监测信息、核电厂事故应急管理和应急准备经验、核电安全信息公开的经验等方面内容。

核安协议：让两岸民众更安心

据了解，两岸核电安全合作协议原本不是两会第六次领导人会谈确定的本次会谈协商议题。今年3月11日，日本东部大地震导致福岛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故。海峡两岸如何在核电安全上加强合作，成为了两岸同胞特别是台湾同胞关心的问题。

3月23日，台湾地区领导人在中国中常会上提出，希望两岸能讨论如何合作确保核能安全，减少核能事故的发生和伤害。这一倡议很快得到大陆方面的积极回应。

在5月初举行的第七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上，两岸与会人士就核安议题进行研讨，在论坛《共同建议》中提出：支持两会将核电安全纳入商谈议题。论坛闭幕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会见中国荣誉主席吴伯雄时郑重表示：对台湾方面提出开展两岸核电安全交流合作，我们充分理解，希望双方尽快通过商谈达成相关协议。

由于两岸双方都有积极意愿，核电安全合作议题便成为两会第7次领导人会谈的议题，在两岸各界的共同努力下，两岸两会很快就此达成协议，充分体现了两会制度化商谈的务实与高效。

“这个协议非常重要，将开启两岸在核电安全方面的合作与交流。”台湾核能科技协进会董事长欧阳敏盛认为，两岸建立核电安全通报机制后，会让民众更安心。而且，两岸未来还可以在核能安全方面互相关切、互访交流，遇到临时紧急情况也可以互相支援，这对两岸交流以及两岸民众的福祉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

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副所长朱卫东则表示，本次会谈以及核电安全合作协议的签署，是两岸关系保持稳定发展的重要指标。他指出，核安协议协商和签署的过程告诉我们：在两岸和平发展大道上，两会制度化协商是正确、有效的模式。我们应珍惜、维护、利用好这个平台，坚持正确的方向，先易后难，不断地解决问题、破解难题，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累积越来越多的成果，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投保协议：下一次会谈时签署

作为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后续协商的一项重要内容，两岸投资保障协议也在此次会谈中备受关注。对于商签两岸投保协议，大陆方面一直持积极态度。今年5月，总书记在会见吴伯雄荣誉主席时就明确提出：要积极对待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各项后续商谈，及早达成签署投资保障协议。

在两会机制下，一年来，两岸专家进行了多次业务沟通，已取得重要进展，双方就协议内容基本达成共识。

在此次两会领导人会谈中，这项协议的协商，也取得了重要和积极进展。海协会、海基会表示，双方就协议内容形成诸多共识基本达成一致，鉴于协议涉及面广、专业性强，且双方管理体制存在差异，还需要各自内部及相互之间进行必要的沟通协调，两会同意继续加快最后阶段的商谈，在下一次两会会谈时签署协议。

上海浦东台湾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盛九元用“好比快更重要”，来评价两岸投保协议的协商进程。他说，在目前双方已经达成的共识基础上，最终达成的协议应更突出两岸特色，以符合两岸工商界的期待。

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吴中书认为，投保协议不仅能保障台商权益，也将使两岸经贸合作交流更加顺畅，对两岸间的贸易和投资行为也将起到正面和积极的作用。

在本次两会领导人会谈中，双方还讨论了加强两岸产业合作事宜，就合作愿景、目标及先期合作项目的落实达成共同意见。

第七次会谈：是发展两岸关系的一次重要会谈

在会谈中，陈云林指出，两会第7次会谈是双方共同推动协商进程，持续改善与发展两岸关系的一次重要会谈。这次会谈商讨的议题，无论是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后续商谈的重要内容，还是根据两岸同胞要求开辟的新的商谈领域，都沿续了两会协商为两岸促合作、为民众谋福祉的基本宗旨。

陈云林指出，框架协议生效及早期收获计划实施后，进展顺利，成效明显，不仅为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自由化提供了机制保障，也对扩大两岸经贸往来，密切两岸经济联系，促进两岸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环境。在货物贸易领域，今年1-6月，一般贸易项下大陆自台进口货物享受ECFA优惠关税待遇的共12201票，货值19.14亿美元，关税优惠3.53亿元人民币。在服务贸易领域，截至今年6月底，台湾已有50多家非金融企业和10多家金融企业受益于ECFA早期收获优惠措施而进入大陆市场，2部台湾华语影片经核准在大陆发行放映。

陈云林表示，两会协议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主要成果的集中体现。大陆方面十分重视总结协议执行成效，完善协议内容，扩大协议效益，使两岸同胞充分享受协议带来的利益和福祉。对于个别协议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海协会将协调有关方面研究解决，对超出协议规范之外的问题，希望双方继续共同努力，通过两岸关系持续发展，为解决问题积极创造条件。

陈云林指出，今年是两岸关系步入和平发展新阶段的第4个年头。3年的时光，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短一瞬，但对两岸关系却是迎来大转折、获得大发展的重要阶段。我们深切感到建立互信才能共创双赢，互谅互让才能攻坚克难。协商越是深入，越需要双方在增进互信基础上，搁置争议，求同存异。3年多来的实践证明，两岸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是正确的抉择，符合历史的潮流，符合人民的利益，我们将继续秉持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真诚愿望，推动两会协商取得新的更大成果。

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在记者会上也表示，3年多来，两会制度化的协商与互动，是两岸关系良性发展的指针，更是区域和平与繁荣的保证。

两会同意，下次会谈签署投保协议，继续推动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后续议题协商，如海关合作等，成熟一项，签署一项。

两会恢复商谈：实现历史性转折的重要标志

10月20日，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在天津会见了台湾海基会

董事长江丙坤一行。表示，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成功举行第7次领导人会谈，标志着两岸制度化协商又向前迈出重要一步。两岸核电安全合作协议的签署，有利于维护两岸同胞的健康与安全，为两岸交流合作拓展了新的领域。双方就投保协议形成的共同意见，充分肯定了迄今谈判取得的重要进展，为下次商谈签署协议打下了坚实基础。双方就产业合作达成的共识，有利于实现两岸经济发展的优势互补，为两岸深化互利合作开辟了新的前景。

表示，两会恢复商谈是两岸关系实现历史性转折的重要标志，两会签署的各项协议也已成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成果。为了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局，维护两岸同胞的利益与福祉，我们真诚希望两岸各界都能珍惜当前两岸关系来之不易的良好局面，巩固两会恢复商谈的共同政治基础，支持两会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表示，当前两岸关系处在承前启后的重要时刻，两会商谈也面临继往开来的新形势。回顾两会走过的20年历程，我们认为：

首先，“九二共识”是开展两会商谈的前提和基础。认同维护这一共识，两会才具备开展商谈的必要条件。否则，不仅两会商谈将陷入停顿，两岸关系也会受到严重影响。

第二，先易后难是推进两会商谈的有效途径。两岸之间存在的各种问题最终都需要解决，但应区分轻重缓急，注意循序渐进。实践证明，先易后难、先经后政是切实可行的思路，既有利于商谈的持续推进，也有利于彼此增进了解、建立互信，为将来解决复杂敏感问题累积共识，创造条件。

第三，以人为本是两会商谈的基本理念。两会商谈是为了维护和增进两岸同胞的利益与福祉，只要坚持以人为本，为民谋利，优先解决涉及两岸民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不断扩大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两会商谈就能继续得到两岸主流民意的支持。

第四，互利互惠是两会商谈保持生命力的必要条件。两岸同胞是一家人，双方都应从同胞之情出发，本着平等协商的精神，相互尊重，相互体谅，谋求互利互惠，双赢共荣。这样，两会商谈就能行稳致远，可长可久，前景也会更为广阔。

制度化协商：使两岸关系行稳致远

回顾两会领导人7度会谈，共完成了16项协议的签署，回望协议的签署过程，两岸中国人的智慧、两岸同胞的情谊得以充分体现。这沉甸甸的16项协议，如同跨越海峡的16座雄伟大桥，共同构筑起两岸大交流乃至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坚实基础。

不可否认，两会协商是一条“鲜花和荆棘存、掌声和困难交织的道路”，但更应看到，这也是一条代表着历史前进正确方向的道路。作为两岸沟通、对话与协商的重要机制与平台，两会不仅要签好协议，更有责任总结协议落实情况，让协议发挥更大的效能，为两岸人民增添更多的福祉、带来更多的便利。

每一次两会会谈落幕之时，也是放飞新希望的时刻。“礼轻情义重”，两会互赠纪念品即寄托了对两岸关系和两会协商美好未来的深切期待。

此次海协会致赠海基会天津杨柳青年画《莲年有鱼》，画中大胖娃娃憨态可掬，手执莲花怀抱大鱼，洋溢着一派喜庆的氛围，年味儿十足。“莲”与“连”谐音，“鱼”与“余”谐音，“莲年有鱼”即是“连年有余”，寄托着两岸人民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共同期待。

海基会则回赠了台湾当代雕塑名家杨奉琛的雕塑作品《行健不息》，该作品材质系钢、铜、金箔等金属铸，造型如“川”字，意象上又似君子互揖之姿，呈现着刚柔济的流动美感，意指在两岸相互依存的互动关系中，如能秉持着坚毅行健的精神，以海纳百川、地载万物的深博胸怀，相互尊重，相互包容，必然能以稳健有序的步伐，引领两岸人民迈向和平、繁荣的康乐社会。

从这两件寓意深远的礼物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共同的期待：希望两会务实推进制度化的协商与互动，为两岸同胞奉上更多亮眼的成绩单。两岸关系行稳致远，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台媒密切关注：称两会默契渐佳

对两会领导人第7次会谈，台湾媒体也予以了密切关注。

在正式会谈前夕，台媒积极展望会谈成果。台湾“中央社”、《中国时报》、《旺报》、《工商时报》等媒体发表多篇消息，报道两会在10月19目的预备性磋商成果，重点关注两岸“投保协议”、“核安通报机制”、“产业合作”。

10月20日，台湾《中国时报》刊文指出，两会近年所签署的15项协议，非都是容易解决的课题，但双方有效地运用了有利的新形势，陆续攻克障碍，才得以签署各项协议。

台湾《经济日报》发表社论称，此次两会领导人会谈仍有维系两岸制度化协商运作的重要意义。两会领导人会谈应定位在处理两岸重大经济问题的对话及共识建立，让制度化协商能真正有助解决两岸间的各种复杂问题。

台湾《工商时报》刊发评论说，表面上，备受关注的投保协议阶段成果无法诉诸于实际，两方共同将签署日期推向第8次两会会谈，但第7次两会领导人会谈成果绝非“仅此而已”，在此时机举行，两岸都有意以形式创造出实质意义。文章说，两会制度化协商自2008年恢复以来，良好的互动与协商交流，确实为两岸民众争取和平发展的诸多红利，创造了两岸关系走向和缓的氛围。

台湾《联合报》观察到，大陆方面再三强调两岸应该有更多的包容来看待双方的分歧，在“投保协议”上也表现善意与诚意，同意给台商及其眷属在人身安全上24小时通报的“国民待遇”，算是给台商一个交代，至于纠纷解决，留待双方下一次会谈前进出更多创意，突破僵局。

此外，台湾“中央社”还指出，虽然外界关注的投资保障协议虽仍无法签署，但第7次两会领导人会谈却也端出了几盘精致“菜肴”，双方默契渐佳。

新闻背景：核安协议的来龙去脉

两会领导人在天津举行第7次会谈，签署了《海峡两岸核电安全合作协议》。其背后的来龙去脉如下：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地区大地震导致福岛核电站发生严重核泄漏事故后，核电安全话题迅速升温，深为两岸同胞所关切。

3月16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范丽青在例行新闻会上表示，两岸专业机构在核能安全方面的交流渠道一直是畅通的。

3月23日，台湾当局领导人以党主席身份出席中国中常会时表示，希望两岸能讨论合作确保核能安全，减少核能事故的发生和伤害。

3月30日，国台办发言人范丽青在回答有关两岸建立核能安全交流机制的问题时说，核能安全利用事关两岸同胞福祉；双方如果对此有需要，都可以提出来讨论沟通。

4月7日，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理事长张华祝在接受官方媒体专访时表示，两岸可以先就福岛核事故的教训以及海峡两岸各自的应对措施等方面进行交流。

4月13日，国台办发言人杨毅表示，对于两岸协商核电安全的议题，大陆方面愿意积极考虑，双方可以就建立两岸信息通报机制、加强相关技术交流等事宜进行沟通，在各自进行必要准备后，由两岸两会组织专家进行协商。

5月8日，在四川成都举行的第七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上，两岸核电专家就各自核电发展情况、核电安全合作进行研讨。该届论坛“共同建议”第4条提出：“加强核电安全交流与合作，支持两会将核电安全纳入商谈议题。”

5月1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北京会见中国荣誉主席吴伯雄时表示，对台湾方面提出开展两岸核电安全交流合作，我们充分理解，希望双方尽快通过商谈达成相关协议。

5月25日，国台办发言人范丽青在例行会上表示，第七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以来，两会已经组织有关专家就两岸核电安全合作的议题进行内部沟通，在很多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

7月16日，台湾“陆委会”公布民调显示，55.5％的受访民众赞成两岸就核电安全合作进行协商签署协议。

8月8日，国台办主任在河北张家口出席海峡两岸“三祖文化”交流周暨冀台经济合作洽谈会开幕式时说，两岸投资保障与促进协议及两岸核电安全合作协议的专家级协商已基本结束，双方离达成共识的目标已经非常近了。

10月12日，国台办发言人杨毅在例行新闻会上介绍，两岸两会第7次会谈将就签署两岸核电安全合作协议进行协商，两会专家已就此基本达成一致。

商家合作协议篇2

随着各国经济交往的日益密切，国家间缔结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数量也不断增加。尽管各国有着相似的财政目标，但当他们把缔结的税收协定适用于具体问题时，却常常产生极为不同的结果。对于这种因税收协定的解释和适用引发的争议，传统的方法是通过当事国之间的相互协商程序来解决，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相互协商程序固有的一些弊端以及国际双重征税带来的扭曲性后果，转而寻求仲裁方法解决他们之间的税收争议。但是，就现阶段而言，仲裁程序也并非一个完善和可以信赖的程序。 本文拟对相互协商程序和仲裁程序进行介绍和分析，分别指出其不足，并力图从中探求解决国际税收争议的国际法方法的发展趋势。 一、国际税收协定争议 多数情况下，国际税收争议源自于纳税人和其为居民的缔约国主管当局之间未决的国内税收争议。当一个纳税人认为缔约国一方或双方的措施，导致或将导致对其不符合协定规定的征税，可能就会向其为居民的缔约国提出税收申诉，如果该国不能单方面使纳税人得到满意的解决，纳税人就会要求将争议移交国家之间处理，这样所引起的国际税收争议被称为间接的国际税收协定争议。间接的国际税收协定争议只有在接受申诉的国家认为申诉合理，并设法与另一缔约国进行相互协商时，才成为国家间的争端。相对而言，如果一个争议一开始就是国家间关于税收协定条款的解释、执行、适用等问题的争端，涉及的是广泛的不确定的纳税人群体，则被称为直接的国际税收协定争议。 国际税收协定争议相较于一般的国家间的争端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因为关于解释或适用税收协定产生的冲突可能发端于国内税收争议，也可能肇始于国家间税收利益分配的矛盾；大部分情况下，纳税人对于争议的解决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他们不应被不合理地排除在争端解决程序之外；国际税收争议的解决方案往往通过缔约国一方或双方的征税或退税得以执行，执行的情况取决于国内的宪法和税法的有关规定。国际税收协定争议的这些特点决定了解决争议的程序也具有自己的特性。 二、相互协商程序 （一）相互协商程序的类型 为了解决两种不同类型的国际税收协定争议，相互协商程序可分为两类： 一是针对间接国际税收协定争议的，用于解决特定案件的相互协商程序。它解决的是因缔约国的征税不符合税收协定引起的争议。这类争议经由纳税人和缔约国的国际税收争议发展而成。《经合组织范本》第25条第1款和第2款对此进行了规定：当一个人认为缔约国一方或双方的措施，导致或将导致对其不符合本协定规定的征税时，可以不考虑国内法律所规定的补救方法，将案情提交本人为其居民的缔约国主管当局，或者如果案情属于第24条第1款，可以提交本人为其国民的缔约国主管当局。该项案情必须在不符合本协定规定的征税行动第一次通知起，3年内提出。主管当局如果认为提出的意见合理，又不能单方面满意地解决时，应设法与缔约国另一方主管当局相互协商解决本案，以避免不符合本协定地征税。达成的任何协议应予执行，而不受该缔约国国内法律的任何时间限制。 实践中，引起有关对纳税人不符合税收协定征税的争议，最常见的情形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在确定常设机构的利润时，把企业的一般行政管理费用分配给常设机构的比例问题；第二，利息、特许权使用费的支付人和受益所有人之间存在特殊关系时，支付人所在国对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超正常支付部分的征税问题；第三，关联企业应税利润的调整问题；第四，对于关联企业间超正常支付的利息，以及与受益所有人具有特殊关系的支付人所支付的利息，享有债权的 公司所在的缔约国为实施其有关资本弱化的法律而将该利息视为股息征税的问题；第五，有关纳税人住所的确定问题，常设机构的设立问题，以及雇员从事临时性劳务的确定问题。 二是针对直接国际税收协定争议的解释性和立法性的相互协商程序。《经合组织范本》第25条第3款规定：“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相互协商设法解决在解释和实施本协定时发生的困难和疑义。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也可以为避免本协定未规定的双重征税进行协商。”引起这类问题的，可能是协定的用语模棱两可，条款含义存在分歧，或是发生缔约国双方在签订协定时没有预见的变化，没有规定的情况。与解决特定案件的相互协商程序不同，主管当局并没有义务提起解释性的相互协商程序，因为《经合组织范本注释》第25条第3款第32段认为：“本款第一句要求税务当局，如果可能的话，通过相互协商解决解释和执行协定中的困难。”对于立法性的相互协商程序，严格来说并非真正的争端解决程序，因为其缺乏有争议的税收协定条款。它只是试图弥补协定范围内的漏洞，避免这些漏洞所可能导致的双重征税。但立法性的相互协商程序仍受协定范围的限制，主管当局并未被授权解决一些应由缔约国进一步谈判的事项。和复杂的税收协定争议进行的一种谈判，属于外交上的争端解决方法。相互协商程序允许谈判由有关国家的主管当局进行，而非通过外交途径，主要是出于便利的考虑。 （二）相互协商程序的缺陷相互协商程序受到的最主要批评是，主管当局仅负有寻求解决争议的义务而不是解决争议的义务。《经合组织范本注释》第25条第1款和第2款第26段表明：“第二款无疑规定了举行谈判的责任；但就通过谈判达成协议而言，主管当局仅有义务竭尽全力，但却并非必须取得结果。”相互协商程序作为国际公法上以外交手段解决争端的一种方法，根据《联合国宪章》第33条，除非不解决争端可能危害国际和平、安全和正义，国家对于争端解决不负有义务。 此外，国家是相互协商程序的主体，纳税人由于不具备国际公法上的地位，不能参与相互协商程序。纳税人提出的税收申诉可能被有关缔约国认为不合理，不启动相互协商程序，从而纳税人无法将争议提交双边场合解决而承受双重征税；即使缔约国双方对争议进行了相互协商，由于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双重征税问题仍未解决；假设缔约国双方达成协议，协议对税务当局具有约束和复杂的税收协定争议进行的一种谈判，属于外交上的争端解决方法。相互协商程序允许谈判由有关国家的主管当局进行，而非通过外交途径，主要是出于便利的考虑。 （三）相互协商程序的缺陷 相互协商程序受到的最主要批评是，主管当局仅负有寻求解决争议的义务而不是解决争议的义务。《经合组织范本注释》第25条第1款和第2款第26段表明：“第二款无疑规定了举行谈判的责任；但就通过谈判达成协议而言，主管当局仅有义务竭尽全力，但却并非必须取得结果。”相互协商程序作为国际公法上以外交手段解决争端的一种方法，根据《联合国宪章》第33条，除非不解决争端可能危害国际和平、安全和正义，国家对于争端解决不负有义务。 此外，国家是相互协商程序的主体，纳税人由于不具备国际公法上的地位，不能参与相互协商程序。纳税人提出的税收申诉可能被有关缔约国认为不合理，不启动相互协商程序，从而纳税人无法将争议提交双边场 合解决而承受双重征税；即使缔约国双方对争议进行了相互协商，由于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双重征税问题仍未解决；假设缔约国双方达成协议，协议对税务当局具有约束个案件可能因为语言不同，法律和 财务体系的差异，以及主管当局难以达成一致意见而拖延数年。 对于相互协商程序，《经合组织范本注释》作出了一个公正的评价：“就总体而言，相互协商程序已经被证明是令人满意的方法。执行税收协定的实践表明，第25条规定一般最大程度地表达了缔约国可以接受的内容。但是，必须承认，从纳税人的观点而言，本条规定尚不能完全使其满意，这是因为主管当局仅能寻求解决问题，并非必须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参阅第26段注）。达成相互协商决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法允许主管当局作出的折衷处理的能力。如果缔约国双方对达成的协定作出不同解释和执行，并且主管当局不能在相互协商程序的框架内找到共同的解决办法，尽与签订协定的消除双重征税的初衷相悖，双重征税却仍然可能发生。如果不跳出相互协商程序的框架解决问题，是很难避免这种情况的 。” 三、国际税收仲裁 （一）国际税收仲裁的发展 国际税收仲裁就是国际社会跳出相互协商程序找到的解决国际税收协定争议的一种方法。国际税收仲裁方法并不是近年来才有的事。早在1926年4月14日英国同爱尔兰缔结的有关所得税协定的第7条已明确写到，当两个政府对协定条文的解释以及税务事项发生争议时，要通过有约束力的法律裁定加以解决。1934年捷克斯洛伐克同罗马尼亚就遗产税问题所签订的协定，也指明税务争端要服从国际联盟组成的委员会仲裁决定。1977年经合组织对 1963年协定范本进行修订时，在“相互协商程序”的第25条中加上了第4款的内容，即“当认为达成协议需要口头交换意见时，可以通过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指派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进行”。这里所说的联合委员会也被认为包含“仲裁组织”的意思。1981年在柏林举行的国际财政协会的年会上，国际税务专家Y.富兰斯契等提出了一个涉及转让定价的国际税务仲裁程序的建议，并要求在今后国家与国家签订税收协定的条款中加上以下的内容：“当缔约国一方居民提出意见，由于缔约国双方对协定实施认识不一所造成对其不符合本协定规定的征税时，而争议通过其他途径又得不到解决时，可以要求通过仲裁程序求得解决。仲裁程序首先向斯德哥尔摩税务争议国际仲裁机构提出。该机构的仲裁决定对缔约国有约束力。” 1985年，仲裁程序第一次出现在双边税收协定中，德国和瑞典缔结的税收协定中第一次明确规定缔约双方可以通过仲裁程序解决争议。此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双边税收协定中规定了仲裁条款，到目前为止，此类协定的数量已达三十余个。1990年，欧共体成员国签署《关于避免因调整联属企业利润引起的双重征税的公约》，仲裁程序又出现在多边税收公约之中。 税收协定仲裁根植于国际公法，因为争议所涉当事方是国家，争议事项是税收协定的解释或适用。与相互协商程序一样，仲裁也是基于缔约国双方的同意才能启动，缔约国同意的范围限定了仲裁庭的权限。而且，缔约国对仲裁员的选任，仲裁程序规则的构筑以及仲裁庭应适用的法律等事项拥有完全的控制权，这就使得仲裁相较于诉诸国际司法机构更为灵活，对作为争端一方的国家的主权威胁也更小。 然而与协定中逐渐增加的仲裁条款相对照，到目前为止，没有争议是真正通过仲裁程序解决的。有学者认为这并不意味着这种仲裁条款是毫无价值的。因为它们能起到促使逃避仲裁的当事国运用相互协商程序来解决争端，避免双重征税的作用，对纳税人和主管当局都有利。但也有学者主张，这种仲裁条款的作用是负面的，因为主管当局知道纳税人有其他的救济场所，他们在相互协商中态度可能会更强硬，这将拖延主管当局对案件的处理，并使其处理不太可能发生作用。是什么原因导致国际税收仲裁处境如此尴尬呢？这恐怕与仲裁程序本身的不完善密切相关。缔约国既认为仲裁可能有助于解决税收协定争议，又担心程序本身的问题导致不经济，甚至损害国家的财政主权，所以出现了包含仲裁条款的税收协定数量逐渐增多，而实践 中却没有争议真正诉诸仲裁的局面。 （二）目前税收协定中仲裁条款存在的问题 现阶段，多数税收协定中规定的仲裁都是自愿仲裁，仲裁程序的启动取决于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的同意，并且要首先用尽相互协商程序。这意味着主管当局在决定什么争议应诉诸仲裁时拥有非常大的自由裁量权，仲裁程序的提起与否完全依赖于主管当局的意愿。事实上，迄今为止，没有任何税收协定争议交付仲裁表明了主管当局对使用仲裁程序所怀有的态度。 此外，多数税收协定中的仲裁条款缺乏程序的框架和保障，对于仲裁庭组成的规则，仲裁员的任命，听证的举行，仲裁与国内程序的关系，仲裁费用，时限以及纳税人法律地位等事项都缺乏规则，这进一步向缔约国主管当局表明，使用仲裁解决税收协定争议并非一个现实的选择。 而且，许多税收协定中的仲裁条款对于仲裁程序不同阶段都缺乏时限的规定，比如任命仲裁员的时限，启动仲裁程序的时限，作出裁决的时限等等，这种拖拖拉拉完成的仲裁程序所花费的时间可能比相互协商程序还长。对于纳税人而言，这种“迟到的正义”可能已经于事无补。在经济往来快速频繁的今天，这样的程序已经无法适应需要。 有学者指出，有效的税收仲裁须具备四个基本要素：第一，缔约国对仲裁必须作出不可撤销的承诺，而不是仅仅表示仲裁的良好意愿；第二，纳税人必须享有提起和参加仲裁的权利；第三，裁决对纳税人和财政当局同样具有约束力，遇到国内司法或行政程序中的异议时具有已决的效果；第四，必须有一定的控制机制保障仲裁程序的公正，防止不确定的或是程序上不公正的裁决。就这四个要素而言，国际税收协定中现有的仲裁条款都称不上是有效的。 四、结束语 前面已经提到，相互协商程序有其难以克服的弊端，在相互协商程序的框架内解决国际税收争议，已经很难满足快速的经济往来的要求。而如果国际税收争议不能得到合理解决，不能避免双重征税的发生或有效地消除双重征税，将导致税收不公平，从而扭曲贸易和投资环境，直接影响到一国经济的发展。一个完善的国际税收仲裁制度可以克服相互协商程序的弊端，现在的问题与其说是“税收仲裁怎么样”，还不如说是“税收仲裁与现有的税收争议解决机制相比怎么样”。客观来说，如果能完善仲裁程序，给予其充分的保障和内部控制，应该说仲裁在解决国际税收协定争议方面比国内法院和缔约国主管当局的相互协商更有效，更能实现缔约国双方通过订立税收协定所希望达到的目标。如何建立完善的国际税收仲裁制度，是各国税务主管当局应该研究的重点，但这并不等于说相互协商程序丧失了存在的必要。 作为解决国际税收争议的一种外交上的方法，相互协商程序充分尊重了当事国的主权，解决手段灵活，处理的争议范围广泛，在某些领域是国际税收仲裁所无法替代的。所以说，真正有效的国际税收争议的解决方法应该 是将两种程序相结合，针对不同类型的国际税收协定争议，使用不同的方法，达到公正、快捷解决争议的目的。 孙文博

商家合作协议篇3

一、协商民主之于西方三权分立制度

分权理论是资产阶级政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语境下，以三权分立为核心的分权理论，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的构建、政治思想的演进、政治行为的规范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资产阶级最初创立“三权分立”制度的本质目的，是实现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对国家权力的共享[6]。洛克是近代分权理论的开创者，他在《政府论》中提出“两权分立”理论，主张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与行政权。孟德斯鸠是近代分权理论的完成者，他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洛克“两权分立”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三权分立”，主张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孟德斯鸠坚决反对议行合一制度，认为为了保障个体自由和国家权力不被滥用，三权必须相互分立、相互监督。三权中的任何两权合一，政治自由和权利都将受到威胁，三权合一，政治自由根本无法存在[7]。在三权分立制度的实践方面，汉密尔顿和麦迪逊在美国建国之初时，在政治制度和政权机构建立中直接运用三权分立学说。世界其他国家的政治家也有将国家权力进行不同分类的，例如孙中山将监察权和考试权纳入分法学说理论，形成“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监察权、考试权”五权独立运作并互相合作的制度思想。三权分立制度是与竞争性民主紧密联系的，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是对当代西方代议制民主和竞争性民主缺陷的一种回应。西方民主协商具有历史实践基础，主要存在于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立宪会议中，如“1787年在费城举行的立宪会议、1789~1791年在巴黎举行的立宪会议、1848年在巴黎举行的立宪会议以及1848~1849年在法兰克福举行的立宪会议。这些立宪会议都带有民主协商因素，其共同点是处在强大的规范性压力下，政治主体放弃以利益为基础的讨价还价，而倾向采用协商手段解决争端。显然，这些早期实践基础还都缺乏平静而公正的协商内容。美国1787年的制宪会议是协商精神最为充分的体现，约瑟夫•毕塞特首次提出“协商民主”的概念，就是在其以《联邦党人文集》为基础撰写的《协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一文中出现的。约瑟夫•毕塞特认为美国宪法既体现了多数原则，同时也是对多数的制衡，立宪者的观点包含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需要限制大众的多数，另一方面则又要使多数原则有效，这两个方面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则体现在制宪者建立“协商民主(deliberativedemocracy)”的明确意图之中[10]。权力是必要的，也是危险的，权力平衡才能保证正确地实施权力，1787年制宪会议制定的《美国宪法》确立了分权制衡的政治原则，今日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最为典型，“政府应由选举产生的执政官，也就是总统执政，由总统掌管行政部门以及各行政机构，总统完全独立于国会这一立法部门，不必对国会负责，这两大部分还要加上以最高法院为首的司法部门……每一部门都有各自的权力范围，制约着另外两大部门的权力。这三大部分各自保持相当程度的独立。”

三个权力机关相互制衡、相互合作，却也充满冲突：国会制定法律法案，但需要总统通过；国会和总统虽然可以任命法官，但宪法给予法官终身任职的特殊保障[12]。三权分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国家机构权责分明，使国家的主要权力分散于三个相互独立的部门系统，但其界限并非绝对清晰，三个部门拥有的权利也并不完全对称平等，以三权分立的典型国家美国为例，总统和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都由选举产生，总统是美国行政权的中心，享有相当大的权力，国会也拥有立法、财政、税收等“重权”，虽然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也确立了“司法审查”的制度，但司法机构依旧显得权小势微。竞争性政党、三权分立和竞争性选举的体制并非完美无瑕，这种政治体系的弱点就在于权力分散化容易导致社会分裂，所以分权而不分裂是这种政治体系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重要的方式就是政治协商和政治妥协[7]。如果缺失必要的政治协商过程，法案和公共决策难以获得国会和总统的一致通过，就无法实现科学制定和充分实施，对于拥有司法权的法院而言，丧失司法审判的独立性和完整性，由此更加突显协商民主之于三权分立的必要性。在议行分立的政权组织体制下，竞争性民主和协商性民主产生的交互作用，有助于建设良性政治生态，在决策科学化和效率性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凝聚和整合集团利益，缓和乃至消弭社会冲突和族群矛盾。

二、协商民主之于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政体和根本政治制度，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主要内容，它包括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民主集中制原则等内容。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不懈地探索契合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的民主方式，以人民民主和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人民代表大会是最佳途径。于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首次提出“人民代表大会”概念，并详细阐释其主要内容和方法原则。新中国建立后，在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前提下，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举行标志着“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主要内容，其理论基础包含两个方面内容：人民和民主集中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是我国的立法机关和权利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如此就形成立法、行政和司法一体化的议行合一的政权组织格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既包含普世性的民主理论，又极具中国本土特色，属于实质民主与程序民主的统一体，它能够充分汇集、表达和实现民意，是适应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的权力机关，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要求法案或者决议的通过需要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同意，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决策规则。在此情况下，兴起于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被纳入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范畴，它不仅作为选举民主的补充发展，而且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外部协商和内部协商两个层面含义。一是外部协商，主要体现在人民代表大会与人民政协之间的协商讨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期间，人民政协都要对人民代表大会讨论的决策议案提出建议，协商性的程序民主以实践的方式嵌入人民代表大会的运作过程中。二是内部协商，人民代表大会自身也具备民主协商的意识，这体现在立法和决策的平等性和责任性。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会议中，代表团会议或小组会议具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在利益倾向和政治偏好一致的前提下，参与主体可以集体交付形成议案。若差异性个体呈现利益分离冲突的困境，则置民主协商于票决选举之前，整合内部参与主体的诉求达到利益平衡点，以期最大程度消弭分歧求得共识。

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并存的制度安排是中国民主政治的特色和优势，“这是西方民主无法比拟的，也是他们所无法理解的。两种形式比一种形式好，更能真实地体现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13]人民代表大会形式的选举民主和政治协商会议形式的协商民主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指导下，立足于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需求，推进政治民主化建设的伟大创举[14]。在我国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系内，协商民主不仅作为一种实质民主为现实国家的政治理想提供了美好愿景，更是作为程序民主在具体政治运作过程中发挥不可替代作用。

三、协商民主推进中西方政权组织体制的发展完善

就目前中西方代议制国家政权组织体制层面的协商民主实践情况而言，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较三权分立体制更为充分和优越。协商民主理论在西方国家的兴起，既是对传统民主理论的扬弃，也是对当代西方社会现实挑战的回应。由于多数西方国家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的竞争性政党制度，在协商民主实践方面主要涉及三个方面：执政党内部各派系之间的协商、执政党与在野党（反对党）的协商、执政党与社会团体之间的协商。总体而言，西方代议制国家的协商实践带有显著的功利性、权宜性和辅。中国的协商民主的实践更加丰富，且具有长久的民主协商历史实践，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协商民主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正式确立。中国协商民主的渠道宽广、内容丰富，在人民代表大会之外还有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社会组织，围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基本政治制度层面表现为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三个方面。协商程序为：协商主体就国家大政方针、重大政治事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同参与者和利益主体进行充分协商。由于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政治现实的特殊性，导致两种不同政权组织体制国家的协商实践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性。

民主政治的实现过程和社会现实具有复杂性，这决定着协商民主良好的发展前景。中西方国家政权组织实现民主的过程显得复杂，无论是西方国家议行分立的三权分立体制，还是中国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代议制民主和简单的多数原则都难以全面反映民众的政治意愿和理性偏好。因此，在人民理论的基础之上，代议制国家主张通过自由平等和理性的对话、协商和辩论等方式参与公共决策和政治生活，其追求的基本理念是：公民真实的、开放的、自由而平等的协商催生立法和决策的合法正当性。当今世界和社会现实日益复杂，普遍的不平等和多元主义文化对中西方现代民主国家形成挑战，协商民主作为新兴的民主政治模式充满活力，也是对中西方多元主义的有效应对。议行分立和议行合一的政权组织体制，在协商民主制度的催化下，民主的理想逐渐从单纯的民众投票表决，转变为对政府行为可辩论性的讨论。协商民主制度是中西方不同政权组织体制国家的共同选择，也是未来世界的民主政治发展的主流和趋势。

商家合作协议篇4

一、充分认识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重要性

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是树立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是各级政府实现对企业职工工资宏观调控、调节收入分配、建立和谐稳定的新型劳动关系的重要措施；是建立和完善市场机制调节、企业自主分配、职工民主参与、国家监控指导的企业工资分配新机制的关键环节。深入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对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形成薪酬分配激励机制，理顺企业分配关系，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建立职工工资收入的正常增长机制，使职工分享企业发展和社会进步成果，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分配制度改革步伐加快，企业分配自逐步落实，进一步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工作更显重要和紧迫。各级政府和相关单位要充分认识新形势下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增强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推动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全面深入开展。

二、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原则、任务和重点。

（一）原则。推进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应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劳动、资本、技术、管理参与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遵循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方针，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集体协商过程中，应坚持协商共谋、机制共建、效益共创、利益共享原则。

（二）任务。到20*年底，全市已建立工会的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建制率要达到50%，职工覆盖率达到60%；各县（市、区）至少直接抓好1个工业园区或产业集聚区的区域性、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至2009年底，实现全市生产经营正常的规模以上企业全面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其他企业通过区域或行业性的工资集体协商予以覆盖。

（三）重点。在推进工资集体协商过程中，凡符合以下情况之一的，作为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重点企业和区域：一是职工年工资水平低于本地区城镇单位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50%的各类企业；二是企业经济效益增长而职工工资增长低于*市劳动保障部门的当年工资增长指导线基准线以下的各类企业；三是企业经营者工资年收入是普通职工年人均收入6倍以上的国有（国有控股）、集体企业；四是以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发放工资的职工占企业职工总数10%以上的各类企业；五是实行计件工资职工占企业职工总数80%以上的各类企业；六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比较集中的工业园区、产业集聚区。在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过程中，应将以下内容作为协商重点：一是根据设区市企业工资增长指导线，结合本企业经营效益和职工工资水平，提出年度职工工资增长目标；二是参考设区市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调整相应岗位职工工资，形成科学的工资分配关系；三是实行计件工资的企业，制订或修订劳动定额标准和计件单价，形成公平合理的劳动定额标准；四是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完善职工保险福利项目，形成合理的福利制度。

三、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具体措施

（一）着力构建和完善三个机制。一是建立工资分配的协商共决机制。建立健全由工会代表职工与企业就工资分配问题进行协商共决的机制，集体协商要成为用人单位决定工资分配的基本方式。二是建立工资分配监督机制。企业工资分配方案、工资协议履行情况等要通过职代会、公开栏等渠道，定期向职工群众公开，接受职工民主监督。三是建立工资分配的正常增长机制。通过开展工资协商，使职工工资收入随着企业经济效益的增长而增长，随着企业劳动生产率、政府工资指导线标准和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因素的标准提高而提高。通过建立健全工资分配的共决、增长和监督机制，进一步理顺企业分配关系，保障职工合法权益。

（二）充分发挥各级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作用。以培育协商主体为基础，以推动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等非公有制企业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建设为重点，以提高工资集体协商的质量为主线，提高非公有制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覆盖面，通过政府、工会和企业组织的协作配合，推动企业（企业组织）和工会组织（职工代表）通过平等协商自主调整劳动关系，指导企业特别是非公有制企业根据企业效益、当地及本行业工资水平等因素，参照政府的工资指导线，签订工资集体协议，确保工资集体协议的落实和兑现。

各级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应将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列入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工作。加强对推行工资集体协商的宣传，提高企业经营管理者、广大职工和社会各界的认知度和认同感；建立企业向劳动保障部门、企业工会向工会组织报告工资集体协议签订和执行情况的年度报告制度；及时协调企业工资集体协商中出现的重大分歧，注重普遍性问题的研究解决；加强对协商代表尤其是职工方协商代表的保护，坚决纠正和严肃处理侵犯协商代表合法权益的行为。对工资集体协商工作要进行定期与不定期检查，对无正当理由拒绝工资集体协商、违反工资集体协议的企业，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处理。

（三）开展工资集体协商“要约行动”。全省在今年第三季度启动新一轮工资集体协商“要约行动”。要按照省总工会、省劳动保障厅、省企业与企业家联合会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工资集体协商“要约行动”的通知》（闽工〔20*〕31号）要求，以贯彻实施《劳动合同法》为契机，进一步开展工资集体协商“要约行动”。

职工与用人单位具有平等提出协商要约的权利，“要约行动”要从工会和企业两方面同步推进。市、县两级工会要引导基层工会提出协商要约，凡未建立集体协商、集体合同制度，未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并签订工资专项集体合同的用人单位，基层工会应代表职工提出协商要约；各级企业与企业家组织也要积极引导企业提出或响应协商要约。企业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工会方的协商要求。各级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有关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能，通过扩大宣传、举办培训等方式，培养企业和职工的协商意识；通过建立工资协商指导员制度和培养队伍，指导企业的具体协商，提高工资集体协商的水平和质量；通过选树一批协商程序较规范，内容较全面，协商质量较高，履行较好典型单位的示范作用，带动全面工作。要保护集体协商代表依法开展工作，严肃查处对协商代表尤其是职工方协商代表的打击报复行为。

对工会提出的工资集体协商要约，企业方应在20日内予以回应，并做好协商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企业无正当理由拒绝工资集体协商的，县及县以上地方工会组织可向企业方下达“整改建议书”；对于无视工会组织整改建议的，由地方工会组织提请当地劳动保障部门依法责令整改。各级劳动保障部门、工会和企业家组织应及时协调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双方在协商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

劳动保障部门、工会组织、企业与企业家联合会等企业代表组织要加强协调配合、创新工作思路，要在同行业企业比较集中的乡镇、街道、社区和工业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产业集聚区）推进区域性、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对县、区、乡、镇、街道、社区所属，以及辖区内无主管部门的企业，且暂不具备独立签订工资集体协议的企业，均可按照工资集体协商的程序进行区域工资集体协商并签订区域工资集体协议，扩大工资集体协商的覆盖面。

（四）加强工资集体协议审查管理。工资集体协议是专项集体合同，与集体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工资集体协议的审查是法律规定的必备程序，也是《劳动法》赋予劳动保障部门的一项职责。各级三方要指导和督促企业在规定的时限内将签订的工资集体协议及相关材料报送劳动保障部门审查备案。各级劳动保障部门要做好工资集体协议的审查工作，要按照规定要求，对企业报送的工资集体协议和《工资集体协议审查意见书》及相关材料应当及时受理，进行审核登记，同时对企业工资集体协议双方协商主体资格、协商程序和协议内容的合法性进行审核，在审核过程中提高服务质量，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指导意见，确保工资集体协议按期生效。对审查同意的，应在收到工资协议之日起15日内发给《工资集体协议登记证明书》；逾期未出具审查意见的，工资集体协议即行生效。

各类企业依法签订工资集体协议后，应当自双方首席代表签字之日起10日内，将工资集体协议和《工资集体协议审查意见书》（附件1）及相关材料（附件2），按分级管理原则报劳动保障部门审查。本市辖区内的省属、市属企业签订工资集体协议报市劳动保障局审查；无主管部门企业签订工资集体协议按省、市、县（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的企业划分报同级劳动保障部门审查。上级劳动保障部门可以委托下级劳动保障部门受理企业报送的工资集体协议。

四、确保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落实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政府要从本地区实际出发，加强领导，统筹安排，组织有关部门对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工作规划和目标措施，切实推进职工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取得成效。各级劳动保障部门、工会组织、企业与企业家联合会等企业代表组织要充分认识新形势下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要在当地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按照职责分工，把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工作作为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把工资集体协商作为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的重点加以推进。

劳动保障部门要加大对企业工资分配的调控力度，提高对工资集体协商的指导、服务水平。加强对职工平均工资、企业人工成本、消费价格指数等指标的研究分析，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定期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和行业人工成本等相关信息数据，为企业开展工资集体协商提供依据。做好工资集体协议审查备案工作，完善工资集体协议审核备案制度，明确审核备案的标准程序和方法。对于不履行规范的工资集体协商程序、必备劳动标准缺漏、劳动标准规定不明确不合理的工资集体协议，要求在规定的期间内进行补充、修改、完善，对工资集体协商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组织协调处理。

工会组织要加大参与、服务和指导力度，切实维护职工的收入分配权益。要进一步加强基层工会组织建设，尤其要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工会组建工作，充分发挥基层工会作用，及时了解和掌握职工对工资分配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加强有关工资分配理论和政策研究，提高参与工资集体协商的能力，扩大职工群众的参与程度，加强对工资集体协议履行情况的群众监督，促进企业建立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上级工会组织要加强对基层工会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指导，为基层提供政策法律咨询、指派工资协商指导员等服务。基层工会要在帮助职工签订劳动合同的基础上，代表职工参与集体协商，签订好工资专项集体合同，并由职工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企业与企业家联合会等雇主组织要搞好对企业经营者的培训，帮助他们了解国家有关劳动用工法律法规和政策，自觉依法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引导企业逐步建立和规范劳资共决的企业内部分配机制，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企业职工进行工资集体协商的要求，加强对企业履行工资集体协议情况的监督，促进企业诚信制度建设。

（二）加强工资集体协商宣传。各地要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广泛宣传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重大意义，宣传劳动工资法律法规和政策。深入开展有针对性的宣传活动，增强用人单位和广大劳动者的工资集体协商意识，为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三）加强工资集体协商业务培训。各地要组织有关人员认真学习工资集体协商法律法规和政策，提高双方代表的专业知识水平和工作能力。要制订工资集体协商年度宣传和培训计划。劳动保障部门要着力抓好企业劳资管理人员的培训；工会组织要重点加强职工方工资集体协商指导员队伍建设；企业与企业家联合会等企业代表组织要组织企业经营者学习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积极引导企业经营者树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资共决的工资分配机制理念。

（四）加强工资集体协议的监督检查。工资集体协议生效后，双方都必须严格执行。任何一方不得随意变更或解除。企业法人代表人更换的，不影响工资集体协议的履行。企业应建立健全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内部监督机制，加强工资集体协议履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建立由企业行政、工会组成的工资集体协商监督检查小组，根据企业实际制定检查制度，每年对工资集体协议履行情况检查一次，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双方应及时协调解决，检查结果形成书面会议纪要；要建立企业履行情况通报制度，将工资集体协议履约情况定期（每年）向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通报履行情况。每年底将执行工资集体协议情况向本级三方会议报告。劳动保障部门、工会组织、企业与企业家联合会等企业代表组织要加强对企业建立和实行集体协议情况监督检查，要将企业工资集体协商信息分别列入年度劳动用工、企业工会社团法人执照年检管理。并对于无正当理由不进行工资集体协商的企业，在劳动关系和谐企业、模范职工之家、优秀企业家和劳动模范、优秀工会工作者等评选中，实行“一票否决”，提高企业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积极性和自觉性。今年第四季度省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将对全省各地工资集体协商推进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并组织设区市对流检查，督促工资集体协商工作推进计划落实。

（五）加强工资集体协商争议的处理。企业在工资集体协商的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对协商内容达不成一致意见或出现事先未预料到的重大问题时，经双方同意，可以暂行中止协商，中止期限最长不超过45日。在此期间，任何一方都可以申请所在地劳动保障部门、上级工会和企联组织等介入，协调处理，促进双方恢复协商，达成一致。因履行集体合同发生争议，企业工会可以依法申请仲裁，提讼。

商家合作协议篇5

针对日益升级的问题，9月12日，国台办新闻发言人范丽青表示，维护对及其附属岛屿的，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是两岸同胞义不容辞的共同责任。9月19日，海峡两岸企业家紫金山峰会在南京隆重开幕。这是继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两会”协商、海峡论坛之后的第四个两岸交流重要的平台。

投保协议签署

两岸制度化协商再进一步

8月9日，两岸“两会”领导人在台北商谈并签署了《海峡两岸投资保护和促进协议》、《海峡两岸海关合作协议》两项重要协议。这两项协议的签署，为促进和保护两岸双向投资提供制度性保障；也将满足双方在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对两岸贸易提供通关便利、对通关货物实施有效监管的需求。以此开端，两岸经济合作机制逐渐“骨肉丰满”。

“投保协议”的看点之一是保护，协议对逐步减少投资限制、解决投资争端等作了具体规定。无论是正文还是附件，都考虑两岸的实际需要和可操作性。就协议中人身自由与安全保护的规定，两岸“两会”达成具体措施的共识，两岸双方将依据各自规定，对另一方投资者及相关人员，自限制人身自由时起24小时内通知。

“投保协议”的另一看点是强调了双向，条款体现了相互促进投资的原则，这对扭转两岸经济往来单向、失衡的现状有重要意义。台商在大陆投资额已超过3000亿美元，而大陆企业赴台投资额才3亿美元，台湾对陆资的限制远大于对外资的限制，对投资项目、比例、董事会人数等都有苛刻规定，影响了两岸经济合作的推进。近日，有表态，“来台的陆资也应得到公平对等的保障”，预期这样的话语氛围再加上“投保协议”的效应，陆资赴台将得以健康发展。

“投保协议”的谈判过程耗时不短，大陆表示“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台湾称“各让一步，各取所需”，令人读到了两岸处理棘手难题时的坚持与灵活，也对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后续的服务贸易、货品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等协商更有信心。

“投保协议”的签署，无疑是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之后两岸经贸制度化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对于促进两岸经贸投资，深化两岸产业合作，提升两岸民众福祉具有莫大助益。同时，对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推进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后续协商，也具有指标性意义。

其一，《海峡两岸投资保护和促进协议》体现了“两岸特色”，对于保障两岸投资人权益及促进两岸双向投资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两岸投保协议的保障范围不仅包括岛内台商赴大陆的直接投资、台商经由第三地赴大陆的间接投资，而且扩展至投资人的人身自由与安全；二是两岸投保协议提供了政府对政府（G2G）、投资人对政府（P2G）、投资人对投资人（P2P）纠纷和争端的制度化、多元化解决机制和途径。如投资人对政府的纠纷（P2G），可采取行政、司法、协商、协处、调解等多种途径，投资人对投资人（P2P）纠纷部分除一般性的协商、调解、仲裁、司法诉讼等解决方式外，还可以选择透过两岸仲裁机构至两岸以外“第三地”进行“仲裁”。三是两岸投保协议也对两岸有关部门提出要求，包括保障双方投资的公正公平待遇、以及提供透明、便捷的投资环境，促进相互投资等方面。

两岸投保协议的签署，一方面使得两岸双向投资中产生的纠纷和争端解决有法可循；一方面也将极大改善两岸相互投资环境，为两岸产业深化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当前国际经济环境动荡，对两岸经济深化合作提出紧迫要求，而两岸和平发展利好局面及大陆“十二五”规划与台湾当局“黄金十年”目标的互动对接，为两岸经济合作提供了深化发展空间。其中重要的着力点在于两岸产业深化合作，包括推进两岸企业合作研发、品牌共建、市场通路共享等依托产业链的绵密合作，需要两岸经贸法制环境的对接，即所谓打造两岸经贸合作的制度化通道。而两岸投保协议从投资保护、促进投资环境透明化、公平化角度为此做出了贡献，对于促进两岸双向投资、推进两岸产业深化合作意义重大。

其二，作为两岸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后续协商的重大成果，《海峡两岸投资保护和促进协议》的签署，意味着“两会”协商卓有成效，两岸经贸制度化稳步推进，不断向纵深发展。

两岸洽签投保协议是在第五次陈江会时提出，拟在第六次陈江会达成的议题，但由于两岸投保协议牵涉的内容庞杂，涉及的制度设计要求系统性、严谨性，两岸在双方利益诉求和意识形态坚持等方面一时难以达成共识，使得其签署一延再延。但在此进程中，两岸协商秉持认真负责的态度，求实务实的精神，不断稳步向前推进。如今，经过多轮磋商，作为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后续协商重要内容之一的两岸投保协议终获签署，表明两岸经贸协商进入“深水区”之后，每一项协议的洽签都需要艰苦的努力，接下来的服务贸易、货物贸易及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协商也会很艰辛。但只要两岸秉持合作双赢的信念和积极、善意的沟通，两岸经贸的制度化协商终会顺应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大趋势，不断取得新成果。

其三，《海峡两岸投资保护和促进协议》的签署，对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后续协商的推进具有指标性意义。

自2008年5月当局执政以来，两岸关系朝向和平发展的轨道迈进，两岸“两会”已历八次协商，共签署包括两岸投保协议在内的18项协议，推动两岸经贸制度化协商不断向纵深发展。两岸“两会”协商的卓有成效离不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局的保障。两岸投保协议能够在经历两年艰难协商历程后成功签署，体现了两岸对于推进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后续协商，促进两岸经济深化合作的倾力作为和乐观期待。仅就第八次陈江会在台北举行，一贯“逢中必反”的放弃抵抗而言，就足以说明两岸交流深得民心，两岸“两会”制度化、常态化协商深合民意。

两岸投保协议经过两年多番协商后终修得正果，对两岸工商界来说是一大利多消息。它有助于保障两岸经商者的合法权益，并建立了制度化和多元化的投资纠纷解决机制，为两岸企业营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进而有利于深化两岸经贸合作。

两岸投保协议的成功签署，从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后续协商的推进来看，也具有积极的指标意义，表明两岸经贸及其他社会文化等多元领域的深化合作符合两岸和平发展的潮流，两岸协商议题虽将更加复杂和艰辛，但前景可期。

两岸携手 共同捍卫

国台办9月12日举行的新闻会上，发言人范丽青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维护对及其附属岛屿的，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是两岸同胞义不容辞的共同责任。

自日本9月10日“国有化”，并以此为筹码妄图把我窃为己有以来，两岸均推出强力反制措施，大陆了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基线，派出多艘海监船巡航海域，宣示，中断或推迟与日方官方来往，气象预报包括等，而台湾也派出军舰驶进海域，并把这一海域可能爆发冲突列入“固安作战计划”。两岸领导人都坚决表态，在和领土问题上绝不退让半步。

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岛。千年前的隋朝官书就有对的记载，自14世纪以来，就荫庇于中国历代朝廷军事影响之下，并确立了中国行政管辖权。明朝永乐元年的“顺风相送”乙书即提到，前不久舆论关注的《浮生六记》古书，被视为中国拥有的又一铁证。

日本在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之时窃占，两岸人民曾携手奋战，战胜了日本法西斯，二战胜利后的《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律依据，都充分明确了的归属。日本今日之对的觊觎，一定程度上是在上世纪60年代两岸对峙的情况下促成。

历史教训一再说明，兄弟和则家兴，兄弟心齐则不受外侮。两岸对并无争议，两岸人民都期待大陆和台湾均不能示弱于日本的玩火，两岸都期待共同开发和利用好老祖宗留下的宝岛。如台湾成功大学王庆瑜教授所言，从民族主义、从凝聚华人或中国人捍卫的意志来说，大陆对台湾的领导者是有期待的。同样，台湾人民也对大陆领导者怀有期待。毕竟，今天之两岸，早不是当年受尽列强欺凌之两岸，今天的中华民族，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拥有更强大的自信心和创造历史的能力。面对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受到外来侵犯之时，两岸应抛开私利，携手对外，所有中华儿女都会支持和喝彩两岸共同维护民族利益之义举。

两岸企业携手走向国际

9月19日，两岸政界领袖以及逾500位知名企业家和经济专家齐聚“海峡两岸企业家紫金山峰会”，规模创历年之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出席了开幕式，不仅体现了大陆对这次活动的高度重视和关注，也大大提升了紫金山峰会的层级。目前有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作为两岸交往平台、“两会”商谈作为授权协商平台以及海峡论坛作为民间交流平台。在两岸经济合作日益紧密的形势下，需要构建一个覆盖两岸经济界、联接两岸企业家的大型平台与机制，紫金山峰会足可胜任这一重要角色。

2008年首届紫金山峰会诞生伊始，只是一个由民间发起的企业家论坛，但由于论坛紧贴世界经济步伐和形势，为两岸企业出谋划策、解难释疑，备受两岸企业界的欢迎和肯定。2008年两岸关系破冰回暖，紫金山峰会即以“两岸经贸合作与发展前景展望”为主题，为停滞已久的两岸经贸交流谋划蓝图。2010年当各国在寻找经济复苏的良方时，紫金山峰会亦探讨两岸合作共赢之道。2011年是两岸经济合作框架早收清单实施元年，“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时代两岸经贸合作新布局”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紫金山峰会的焦点。

今年紫金山峰会的主题是“世界经济调整中的两岸企业合作——从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到两岸共同市场”。当下国际经济环境不容乐观，全球未来经济发展趋势充满了不确定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两岸企业更应携手合作。目前两岸经贸交流环境也为两岸企业合作提供了有利条件：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逐步消除两岸关税壁垒，降低了两岸产品的成本，有助于提高竞争力，随着后续货品贸易协商的展开，将来两岸会有更多的产品享受关税优惠；8月初“两会”签署了投资保障协议，不仅为两岸企业营造了良好的经商环境，也有助于促进双方企业相互投资；8月底两岸又签署了货币清算合作备忘录，日后两岸经贸来往可由自家货币结算。

两岸企业合作也是各自主观需求使然。当前两岸都处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正努力实现由代工模式走向创立品牌。正如一些台商所说，那种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过去，两岸是该抱团出发了。

中国荣誉主席连战在会上提出4大建言，呼吁尽速完成《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后续协议协商、促进“十二五规划”与“黄金十年”对接、扩大陆资来台，以及两岸互设产业合作专责机构。这些建议展现了连战对两岸经贸事务的透彻理解，也道出了现阶段两岸应该共同努力的目标。

“实业合作”作为海峡两岸企业家紫金山峰会4大讨论重点之一受到关注，显示“实业合作”将成为未来两岸积极推动的重要合作方向，对两岸实体经济的发展与两岸实体经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面对内外经济环境形势的变化与困难，推进两岸实体经济或实业合作，需要海峡两岸及两岸企业家积极应对，把握机遇。

第一，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与大陆将发展实体经济作为重要国策，为两岸实业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大环境。

第二，大陆经济在较长时期内仍将是全球范围内最具发展潜力与合作前景的地区，尤其是大陆中西部与东北地区经济资源与发展潜力，为台商与两岸实业合作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第三，大陆特殊政策支持与两岸经济协议的双重保障，为两岸实业合作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与条件。

第四，两岸经济发展与资源差异，为两岸实业合作的资源有效配置提供了重要物质基础。

商家合作协议篇6

    【关键词】国际商事仲裁协议;准据法;意思自治;仲裁地法

    【正文】

    仲裁协议是指双方当事人愿意把他们之间将来可能发生或者业已发生的特定争议提交仲裁的共同意思表示。一个有效的仲裁协议是仲裁得以进行以及仲裁裁决能够被承认与执行的最重要的基本条件,而一项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总是会有多个不同的连接因素,从而会涉及到不同国家的法律。除非存在统一适用的国际规范,否则就必然会涉及仲裁协议准据法确定的问题。本文从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特性着手分析,认为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由于其具有的特殊性就应该有不同于其他民事合同的冲突规则来调整其法律适用。

    一、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特性

    1、仲裁协议的契约性和程序性的双重性

    一方面,仲裁协议是仲裁管辖权的依据,是整个仲裁的基石。而且,有效的仲裁协议可以排除法院的管辖权。目前国际社会的仲裁立法都一致认为有效的仲裁协议是对法院诉讼程序的一种限制;都明确规定法院无权受理某一仲裁协议所涉及的事项。在我国有关立法中,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1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5条也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不得受理订有书面仲裁协议的争议案件。因此,仲裁协议的效力关乎诉讼或仲裁的管辖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仲裁协议的效力问题属于程序性问题。另一方面,仲裁协议本质上是一种合同,是当事人之间关于如何解决争议的合同。“仲裁实质上是解决争议的一种合同制度。当事人同意把他们之间的争议或将来可能发生的争议提交给私人裁判官的仲裁员或作为私人裁判庭的仲裁庭解决。作为一项合同安排,仲裁应当受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支配,至少理论上是这样。” 因此,当事人的意思必须得到充分的尊重,不仅仲裁机构必须按照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事项、仲裁规则等进行仲裁审理,而且法院也应尊重当事人协议将争议提交仲裁解决的意思并保障仲裁协议得以执行。

    2、仲裁条款的独立性

    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常见的有仲裁协议书、合同中的仲裁条款以及其他书面文件中包含的仲裁协议如信函、电报、电话以及其他书面材料。毫无疑问,仲裁协议书是独立于基础合同的。但是问题在于包含在基础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是否因为主合同的无效而无效。这个问题过去是有争议的,不过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实践的影响,仲裁条款自治理论现已成为仲裁条款的独立性问题上所普遍接受的观点。该理论主张认为当国际商事合同因不符合法律规定而被确认为无效时,仲裁条款依然存在,并不当然无效,这就是所谓的“仲裁条款自治理论”。仲裁条款所针对的不是当事人之间实体的权利义务关系,而是保障当事人通过仲裁解决争议,因此具有与基础合同不同的性质,从而相对于基础合同而独立存在,基础合同的无效、变更、终止、解除,甚至合同不存在也不影响仲裁条款的有效。仲裁条款自治理论被许多国家的立法和有关国际条约采用。如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规》第178条第3款规定:“不得以主合同无效或仲裁协议系针对尚未发生的争议为理由而对仲裁协议有效性提出异议。”1985年联合国《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第16条第1款规定:“仲裁庭可以对它自己的管辖权包括仲裁协议的存在或效力的任何异议,做出裁定。为此目的,构成合同一部分的仲裁条款应视为独立于其他合同条款以外的一项协议。仲裁庭做出关于合同无效的决定,不应在法律上导致仲裁条款的无效。”中国的有关立法也承认仲裁条款自治理论,如我国1994年的《仲裁法》第19条第1款就规定:“仲裁协议独立存在,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或者无效,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基于仲裁条款的独立性,仲裁条款应有自己可适用的法律,如当事人未明确约定,不能推定即为主合同的准据法。

    通过分析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特点可以看出,它的特点决定了它不应适用普通的合同法律适用规则,必须有自己的冲突规则来指引准据法的选择。

    二、确定商事仲裁协议准据法的理论

    源于仲裁协议本身的契约性、鉴于国际私法中合同准据法确定的主观论与客观论,有学者提出了主观标准与客观标准。在仲裁协议的法律适用上,意思自治原则的运用和仲裁地法的选择就是主观和客观两种标准的充分体现。

    1、主观标准来源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说。据此标准,国际仲裁协议的当事人可在协议中就他们之间的仲裁协议应当适用的法律做出明示的选择。鉴于仲裁协议的契约性,采用意思自治的标准并无碍,且仲裁协议适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做法已被各国广为承认和接受。1958年《纽约公约》第5条第1款A(a)项包含了决定仲裁协议准据法的两项冲突规则,第一项便是意思自治原则,根据该原则。当事人有选择适用仲裁协议准据法的自由。1961年《欧洲国际商事仲裁公约》第四条第2款作了类似的规定:“有关问题,除了当事人的行为能力外,首先应当适用当事人所选择的支配他的仲裁协议的法律。”另外1975年《美洲国家间关于国际商事仲裁的公约》也作了类似的规定。

    2、客观标准来源于国际私法上关于确定国际合同准据法的密切联系说。据此学说,如果当事人合同中可能就合同应当适用的法律做出规定,而对合同中的仲裁条款的适用法律未做规定,在这种情况下,按照许多国家的国际私法规定,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确定合同的准据法。基于仲裁协议的契约性,因而各国国际私法关于合同的适用法律,同样适用于仲裁协议,即当事人未就仲裁协议的准据法做出选择,而仅在仲裁协议中规定了仲裁地点或仲裁机构的情况下,可以考虑运用最密切联系原则。在大部分情况下,与仲裁协议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是仲裁地法或裁决做出地的法律。

    由上述各理论可看出各国无论是在立法还是法院实践中,对仲裁协议效力的准据法,有着不同的确定理论依据。从而造成了同一仲裁协议在不同的国家适用不同的法律,极易出现法律适用冲突的情况,如依据某法律而认定有效的仲裁协议,依照另一法律却无效,另外仲裁协议双方当事人中的一方可援引某一法律而认定仲裁协议无效,这些都给国际商事仲裁实践带来了诸多不便。

    三、确定国际商事仲裁协议准据法的方法

    就仲裁协议准据法确定的方法来看,多数学者比较认同下列传统方法:仲裁协议准据法首先应依意思自治原则,允许当事人自主选择仲裁协议适用的法律;在当事人无明示选择时,则直接适用或推定适用仲裁地法(裁决做出地法)。在仲裁地无法确定时,则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地国的冲突规则决定仲裁协议适用的法律。 此外,受仲裁程序法的非国内化理论的影响,在仲裁协议准据法确定上,也出现了适用一般法律原则的做法。下面就这些方法做具体论述。

    1、依当事人选择的法律

    在一些国家的仲裁理论及实践中,当事人选择仲裁准据法被视为首要原则。一般情况下,如果双方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已特别选定了适用的法律,且没有被认为是违反了公共政策,双方当事人的约定自然优先适用。但是在实践中,当事人单独约定仲裁协议准据法的情况较为少见,单为仲裁条款约定准据法更是罕见,所以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这方面的作用主要是理论上的,相反当事人没有选择仲裁协议的准据法或者无法推定当事人选择准据法的共同意向,是常见的情形。除国家为一方当事人的仲裁协议推定当事人选择国家的法律为准据法的做法外,仲裁庭(或法庭)只能根据可适用的国际私法规则或其他准则确定仲裁协议的准据法。

    2、适用仲裁地法

    在当事人对仲裁协议准据法未作明示法律选择时,国际上通行的观点和做法是以仲裁地法作为仲裁协议的准据法。 理由是:第一,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仲裁地或裁决做出地是仲裁协议的最密切联系地。第二,现有一些国际公约对仲裁协议的准据法做出了规定。1958年《纽约公约》、1961年《欧洲公约》及1975年《美洲公约》均规定,双方当事人没有指定适用于仲裁协议的法律,则依裁决做出地国的法律。《联合国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第36条规定,如果根据双方当事人选择适用的法律,或当事人没有选择根据裁决做出地法,仲裁协议无效的,法院就可以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采用这种准据法的一个明显优势是有利于仲裁裁决的做出及其被承认与执行,但是适用这种方法的前提是必须在仲裁协议中预先指定明确的仲裁地点。

    3、适用依冲突规则指引的法律

    在当事人未明示选择所适用的法律,且不能确定仲裁地的情况下,如何确定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适用法律问题就产生了。关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国际上尚无统一规则可循。 一些国际条约规定在此种情况下,适用依冲突规则指引的法律。如1961年《欧洲公约》对此种方法作了规定,该公约第6条第2款规定,应适用受理争议法院地的冲突规则所规定的有效法律。

    4、适用一般法律原则和国际贸易惯例

    国际商会在1986年裁决的一起仲裁案件中,仲裁员认为,在当事人未作法律选择时,决定仲裁协议是否存在的最适当的法律,不是特定的国内法体系,而是一般法律原则和国际贸易惯例,尤其是善意原则, 如同在仲裁程序法方面国际上提出了非本地化或非国内化的观点一样,在仲裁协议的准据法方面,同样有司法判例采用了不具体适用某一国家法律的做法,但由于这一原则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一些国家的法律和仲裁庭的仲裁规则对此做出了较多限制。

    5、适用能使仲裁协议保持有效的法律

    根据“与其使之无效,不如使之有效”的法律格言,在当事人未作法律选择时,适用能使仲裁协议保持效力的有关国家的法律。如《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案》第178条第2款规定:“如果仲裁符合当事人所选择的法律或适用争议事项的法律特别是主合同的准据法或瑞士法律的有关规定,即在实质上为有效。”

    四、中国的相关立法现状与实践

    现行中国法律并没有冲突规范规定如何确定仲裁协议效力的准据法。鉴于此,在实践中应根据我国参加的国际条约,并结合国际惯例对仲裁协议准据法做出正确的判定。

    首先,应根据意思自治原则,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即如果当事人专门就合同中的仲裁条款的法律适用做出约定,则应当用当事人约定的法律来确定该仲裁条款的效力。

商家合作协议篇7

为进一步开展区域性行业性集体协商工作，充分发挥集体合同制度在协调劳动关系中的作用，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开展区域性行业性集体协商的重要意义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非公有制企业迅速增多，这些企业大多规模较小，职工流动性较大，工会力量薄弱，职工合法权益受侵害的现象时有发生，劳动关系矛盾相对突出。一些地方的实践经验证明，在非公有制小企业或同行业企业比较集中的地区开展区域性行业性集体协商签订集体合同工作，对维护职工和企业双方的合法权益，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营造有利于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良好环境，促进区域和行业经济的协调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二、区域性行业性集体协商的范围

区域性行业性集体协商是指区域内的工会组织或行业工会组织与企业代表或企业代表组织，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等事项，开展集体协商签订集体合同的行为。

区域性行业性集体协商一般在小型企业或同行业企业比较集中的乡镇、街道、社区和工业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开展。在行业特点明显的区域要重点推行行业性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工作，具备条件的地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县（区）一级开展行业性集体协商签订集体合同。

三、区域性行业性集体协商代表的产生方式

区域性行业性集体协商代表应按照规范程序产生。职工一方的协商代表由区域内的工会组织或行业工会组织选派，首席代表由工会主席担任。企业一方的协商代表由区域内的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或其他企业组织、行业协会选派，也可以由上级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组织区域内的企业主经民主推选或授权委托等方式产生，首席代表由企业方代表民主推选产生。

集体协商双方的代表人数应当对等，一般每方3－10人。双方首席代表可以书面委托专家、学者、律师等专业人员作为本方的协商代表，但委托人数不得超过本方代表的三分之一。

四、区域性行业性集体协商的内容

开展区域性行业性集体协商工作，要从本区域、本行业劳动关系的特点和企业实际出发，紧紧围绕劳动报酬、劳动定额、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等问题进行。通过协商签订的区域性行业性集体合同可以是综合性的，也可以是专项的。在协商过程中要力求重点突出，议题集中，措施可行。签订集体合同的条款要具体，标准要量化，切实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

当前，要将职工工资水平、工作时间以及与此直接相关的劳动定额、计件单价等劳动标准作为区域性行业性集体协商的重点，通过集体协商妥善处理各方的利益分配关系，推动企业建立正常的工资决定机制。

五、区域性行业性集体协商的程序

开展区域性行业性集体协商要严格履行程序，协商过程要充分表达职工群众和企业方的意愿和要求，协商内容要得到双方的一致认可。一般应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一方协商代表应以书面形式向另一方提出协商要求，另一方应以书面形式回应。

（二）双方协商代表在分别广泛征求职工和企业方的意见基础上，拟定集体协商议题。

（三）召开集体协商会议，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形成集体合同草案。

（四）集体合同草案要经区域职工代表大会或区域内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审议通过，并经区域内企业主签字（或盖公章）确认后，由集体协商双方首席代表签字。

（五）企业方协商代表将集体合同报送当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核备案。

（六）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在收到文本之日起15日内未提出异议的，集体合同即行生效。

（七）区域性行业性集体合同生效后，由企业方代表采取适当方式及时向全体职工公布。

企业方代表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报送集体合同时，除报送《劳动部关于加强集体合同审核管理工作的通知》（劳部发[**]360号）规定的材料外，还须报送企业主对集体合同的签字确认件以及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审议通过的文件。

六、区域性行业性集体合同的效力和争议处理

按照规定签订的区域性行业性集体合同，对辖区内签约的所有企业和职工具有约束力。企业签订的集体合同，其标准不得低于区域性行业性集体合同的规定。

对在区域性行业性集体协商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双方当事人不能协商解决的，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可以书面向辖区内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协调处理申请；未提出申请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认为必要时也可以进行协调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组织同级工会和企业代表组织等三方面的人员，共同协调处理集体协商争议。

对在区域性行业性集体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按照《劳动法》和《集体合同规定》的有关规定协调和处理。

七、区域性行业性集体协商工作的组织实施

商家合作协议篇8

一、合作期限

经双方协商，合作期限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甲乙双方中任何一方均有权在本协议到期前向对方提出续约通知，否则协议到期后将自行终止。

二、合作方式

由乙方向甲方提供赞助，甲方向乙方提供企业宣传服务，甲乙双方合作开展（填写活动名称）：

三、双方责任

（一）甲方责任

在本协议规定期限内，甲方在开展活动过程中为乙方提供企业宣传服务。宣传和服务的种类由双方根据赞助物资及金额的数量情况，本着“合作互惠共赢”的原则进行协商。主要宣传方式或宣传载体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后在下列方式中进行共同选择：

（1）._______________活动独家冠名权

（2）.____________活动标志或产品宣传

（3）.______________ 活动现场安排或横幅宣传

（4）.______________活动期间服装或帽

（5）.______________活动过程中邀请赞助商出席并致辞（或者由活动主要负责人介绍赞助商及宣传赞助方的形象，尽显赞助商对高等教育的关注，对大学生的人文关怀，树立其良好形象）

（6）._______________ 活动期间在校园内安排署名赞助方的校园文化横幅宣传或展板、海报宣传

（7）._______________ 活动现场派发赞助商产品的宣传单

（8）.______________ 甲乙双方协商同意的其他合作方式：

(三) 乙方责任

1．乙方向甲方提供现金赞助金额：人民币 元，在 年 月 日以（现金、转账）方式交付甲方。

2．乙方向甲方提供实物赞助如下：

在 年 月 日前将上述实物交付乙方。

四、协议的变更：

协议的履行过程中，如有乙方提出增加宣传样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解决。甲方提出对乙方赞助物品的变更，由甲乙双方共同协商解决。

五、免责条款

1. 对自己所提供的宣传信息、广告内容等的真实性负责，因真实性等问题发生的法律纠纷由宣传信息和广告内容的提供方承担。

2．因人力不可抗因素导致的责任，双方互不承担。

六、未尽事宜，双方友好协商解决

七、协议生效与终止

1 .协议生效：生效：本协议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从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2．协议中止：本协议遇到下列情况发生时可由任何一方终止。

1）任何一方有违背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

2）任何一方未按照协议履行义务，另一方有权中止本协议；

3）任何一方有损害国家利益，损害国家对方及相关用户权益的行为，对方有权中止本协议。

甲方：

甲方代表： 联系电话：

乙方：

乙方代表： 联系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