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15 16:46:08
该景象的出现并不奇怪，“周星驰”三个字早已在内地电影市场被符号、图腾化，且被固化成为“小人物无厘头”的喜剧品牌（如果更文艺点的说法可能是后现代解构主义），但对周星驰的电影产品而言，该品牌标识（效应）必然会衰减，原因很多，比如周星驰自己在近年来越来越倾向于导演、制片的幕后工作，而被捧为“星爷”高高在上的周是否能放下身段演绎当年的小人物，尚存疑问；从市场的角度而言，当年的周氏戏剧是否还能赢得今天观众的喜爱，也犹未可知。因此，《西游记降魔篇》与其说是周星驰个人从演员完全“隐身”到幕后的标志，倒不如说是周星驰试图更新甚至颠覆重塑个人品牌的里程碑，在这一过程里，周星驰不想冒险，但实际上又在冒险。
周星驰“隐退”和重新打造“周氏喜剧”的路径漫长又清晰，早在1996年的《食神》，周星驰就担任了第二导演和部分编剧工作，其后从《少林足球》开始，周星驰“晋升”第一导演，正式开启刷新个人品牌之路，从之后的《功夫》、《长江七号》来看，该转型路径基本可以概括为：拉长产品的制作周期，加入大量的特效作为卖点，代价是无厘头喜剧的创新和分量逐渐变轻，而周本人作为演员对产品的影响力也在逐渐变淡，在《长江七号》中，周星驰（成名后）第一次成为绝对配角，到了《西游记降魔篇》，堪称周星驰转型的“集大成”作品，周完全隐退到了幕后。
这是一次很重要的“冒险”，毕竟周本人仍有强大的票房号召力，因而必须弥补周退居幕后而损失的商业卖点，因此，周星驰选择“西游记”这一最稳妥的商业题材，中国最著名的魔幻神话自不必说，九十年代让周星驰封“爷”的《大话西游》翻新也算是有足够票房号召力的商业噱头；从演员配备而言，都有各自市场价值。
应该说，周星驰对这部西游记有十足的野心，黄渤之于孙悟空的颠覆式演绎、大量精致的特效以及被很多观众吐槽的“少儿不宜”镜头都和观众以往印象中的周氏戏剧大相径庭，而剧情架构层面，唐僧和三个徒弟以及舒淇的冲突都大有文章可做，周星驰在这部电影里加入了过去作品里没有的东西，他希望打造一部有现实主义感，甚至带有些文艺范的新产品，这部产品将成为新周星驰风格的开端。
但正如一些影评所称，大量的特效、带有明确旧时代印记的老段子严重压缩了“新元素”们发挥的空间，最后的结果是，电影具备了大量的商业元素：笑料、特效、惊悚、恐怖，反而像一个大杂烩，或者说，如果周星驰把《西游记降魔篇》完全打造成一部带有周氏风格的CULT片，那么这部电影得到的评价可能更高，但票房也许不会像现在这么高。
如前所说，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周星驰个人有强烈的意愿转型，来打造自己风格的电影（过去周的电影是有浓厚的王晶、刘镇伟烙印的），但在现实执行的时候，无法不考虑商业元素，因此，怀旧（比如沿用九十年代《大话西游》主题曲）、传统香港电影的笑料、以及周星驰招牌的无厘头喜剧元素就不得不加入电影中，周星驰没办法在商业上冒险。
关键词：穆天子传 周穆王传 版本
《穆天子传》又名《周王游行记》，记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之事，为汲冢竹书之一，晋太康二年，汲县民不准盗发魏襄王墓得之，皆古文字，由荀勖、和峤等奉敕整理，以隶字写定，郭璞为之作注，始可观览。初为五卷，经后世传抄整理，原汲冢书“杂书十九篇”之一《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亦被并入其中，成今之六卷本。
汲冢书出，学界哗然，然汲冢竹简出土后即继以永嘉之乱，故其“新发见”之功不甚显著，加之古文奇字难识，文字缺脱又甚，郭璞注成，《穆天子传》始流传开来。自《隋书・经籍志》列于史部，至今可见之最早《道藏》本《穆天子传》书成，期间经历多朝数代，历代书目多有著录，如《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曰：乙部，史录，起居注类，穆天子传六卷，汲冢书，郭璞注，《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曰：乙部，史录，起居注类，郭璞穆天子传六卷，《邯郸书目》：穆天子传六卷，《崇文总目》：史部，传记类，穆天子传六卷，郭璞注，《通志・艺文略》：史类，起居注类，穆天子传六卷，郭璞注，其言似今起居注，《遂初堂书目》：史部，杂传类，穆天子传，《中兴馆阁书目辑考》：史部，起居注类，穆天子传六卷，《郡斋读书志》：史部，传记类，穆天子传六卷，《直斋书录解题》：史部，起居注类，穆天子传六卷，虽版本、卷册不尽一致，然皆名之《穆天子传》，唯有宋初李等奉敕所撰《太平御览》其书书前所附《经史图书纲目》并录《周穆王传》及《穆天子传》二书。
《太平御览》书成太平兴国间，博采群书，类而集之，以天、地、人、事、物为序，分五十五部，一千卷。其书广泛引用宋以前古书，此《经史图书纲目》即其引用书书目。顾实《穆天子传知见书目提要》所附《穆传》之列朝著录“太平御览引用书目”条之案语言：“晋、宋以来，又似《周穆王传》、《穆天子传》二名称并行矣”，其后学者多沿用其说，如郑杰文《知见版本述要》亦言：“宋代两种不同本子并行于世”。然经笔者考证，此二书并非一书，顾说失察。
通检《太平御览》全书，仅卷五十四乐部舞门引《周穆王传》曰：“有偃师者缚草作人，以五采衣之，使舞，王与美人观之，草人以手招美人，王怒”。今传《穆天子传》全文无此情节，《太平御览》所引用《穆天子传》条，所与今本合，当之此二书并非一书。
另今本《列子》“汤问篇”载：“道有献工人名偃师，穆王荐之，问曰‘若有何能’，偃师曰‘臣惟命所试，然 臣以有所造，愿王先观之’，穆王曰‘日以俱来，吾与若俱观之’。翌日，偃师谒见王，王荐之曰：‘若与偕来者何人邪？’对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惊视之，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其颐则歌合律，捧其手则舞应节，千变万化，唯意所适，王以为实人也，与盛姬内御并观之，技将终，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诛偃师，偃师大慑。”则《太平御览》所引《周穆王传》当即此书也。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道家类著录《列子》八卷，提要曰：“《穆天子传》出于晋太康中，为汉魏人之所未睹，而此书第三卷《周穆王篇》所叙驾八骏，造父为御，至巨，登，见西王母于瑶池事，一一与传相合，此非刘向之时所能伪造，可信确为秦以前书”，由此，《列子・周穆王篇》与《穆天子传》因内容皆叙周穆王事，向来被并列论及，然二书内容迥异，绝不可混为一谈。
《太平御览》引书，字句多与原书不同，盖大略述之，也有为今本所无的，书名标注往往有误，南宋洪迈《容斋随笔》曾有论及。聂崇岐于《重印太平御览前言》总结《太平御览》引用书目的错误类型三条，分别为“引用书名往往前后不一致”、“书名与篇目往往想混”以及“标列书名往往有误”，此即一例也。此《周穆王传》实际为《列子・周穆王篇》，盖引书之人匆忙记之，遂仅言《周穆王篇》之篇名，又因全书仅有一处征引《列子・周穆王篇》，恐易被忽略，遂后世则因与《穆天子传》之名并而列之，顾实等学者仅据书目著录，即断定宋初《穆天子传》一书二名并存，实为失考。
综上，《穆天子传》出汲冢，经荀勖、和峤等学者隶释整理之后，即以《穆天子传》之名行世，经历代传抄，于卷册之数，或有多寡之别，然从未有《周穆王传》之别名并行，学者自当明辨之，不可误将二者视为一书。
参考文献：
[1]李勇先：《中国历史地理文献辑刊》，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
[2]中华书局编辑部 ：《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中华书局，2006
[3]李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
[4]永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2008
[5]列御寇：《列子》，四部备要本
[6]郑杰文：“《穆天子传》知见版本述要”，《文献》，1994（02）
关键词：关雎之乱 古代音乐 尾声
《关雎》是《诗经》的首篇，其特殊的位置、丰富的思想内涵及富有表现力的艺术形式等，历来为人称道。围绕此篇，有众多的评论，汗牛充栋不足以概括，《关雎》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对孔子的“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中的“乱”字理解为：“乱是有关音乐处理手法的一个专门名词，与‘《武》乱皆坐’中的乱，是一个东西；鲁大师挚配合了《关雎》而创造的乱的音乐部分，正是非常动听的部分；鲁大师挚对于《关雎》，是作了音乐上的加工，而不是作了音乐上的简化；而孔子所称赞的，正是他加工创造的部分。”也是说，师挚是最先创造《关雎》中的精华――“乱”的部分，而这一部分为孔子所称赞。但是这种说法值得商榷。
对于这句话的理解，也有很多学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例如，郑玄认为：“师挚，鲁大师之名；始，犹首也。周道既衰，郑、卫之音作，正乐废而失节。鲁大师挚识《关雎》之声，而首理其乱。”他把“始”理解为第一个，而“乱”理解为整理，也就是说，他认为鲁大师挚曾第一个整理了《关雎》的音乐，才使得这首乐曲恢弘壮丽，余音不绝。这和上述的观点，完全不同。但是这种看法只能理解成是一个汉儒为维护封建统治的解读。学者钱穆在其《论语新解》中这样解读这句话：“师挚之始，关雎之乱：师挚，鲁乐师，名挚。关雎，《国风・周南》之首篇。始者，乐之始。乱者，乐之终。古乐有歌有笙，有间有合，为一成。始于升歌，以瑟配之。如燕礼及大射礼，皆由太师升歌。挚为太师，是以云师挚之始。升歌三终，继以笙入，在堂下，以磬配之，亦三终，然后有间歌。先笙后歌，歌笙相禅，故曰间，亦三终。最后乃合乐。堂上下歌瑟及笙并作，亦三终。《周南・关雎》以下六篇，乃合乐所用，故曰关雎之乱。升歌言人，合乐言诗，互相备足之。洋洋乎盈耳哉：此孔子赞叹之辞。自始至终，条理秩然，声乐美盛。或以洋洋盈耳专指关雎合乐，或以关雎之乱专指关雎之卒章，恐皆未是。《史记》云：“孔子自卫反鲁而正乐”，当时必是师挚在官，共成其事。其后师挚适齐，鲁乐又衰。此章或是师挚在鲁时，孔子叹美其正乐后之美盛。或师挚适齐之后，追忆往时之盛而叹美之。不可确定矣。”这一解读，还是非常有道理的。
因此推出：“乱”应该和“始”相对，意为乐章的尾声。一“乱”字本身是个会意字，象上下两手在整理架子上散乱的丝。本义是：理丝。在劳动时“理”的动作基本属于最后一个环节，所以，“理”代表了劳动的结束。二“始”为乐曲的开端。古代奏乐，开端叫“升歌”，一般由太师演奏。相对的“乱”就应该为合奏乐、乐曲的结束。三如果“乱”是有关音乐处理手法的一个专门名词，那么作为诗歌总集的《诗经》，应该有大多数的篇章都应用“乱”这一手法，为何孔子要单独提出“《关雎》之乱”呢因此，这句话应该翻译成为“从师挚演奏开始到奏完《关雎》最后的乐章，美妙动听的乐曲一直在耳畔回响。”
《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还有这样一个观点：“‘《关雎》之乱’与‘《武》乱皆坐’中的乱，是一个东西”，这一观点也不准确。据文献所载，西周初年的大型乐舞《大武》有“乱”，《礼记・乐记》中的《宾牟贾篇》曾记录道；“《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武》是周代具代表性的乐舞，也是一部流传很久的乐舞。关于这部乐舞的产生，《吕氏春秋・古乐篇》记周武王即位后伐殷，“以锐兵客之于牧野，归乃荐俘馘于京太室，乃命周公作为《大武》。”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其编创内容也是以开国君主的战争功绩为歌颂对象。如果这里的“乱”理解为是有关音乐处理手法的一个专门名词，那么就应该理解为“《大武》非常精华的部分是演员皆坐在舞位上”。这有两点不通，一是在演奏“不乱”之时，难道演员是站着的二是和后面的“周召之治”在意思上衔接不上。基于此两点，这里的“乱”，应该理解为“结束”，所以这句话的意思为《大武》舞演至末尾，演员皆坐在舞位上，象征天下一统，武力不用。
在屈原的作品中，用到“乱”的，一共有六篇，分别是《离骚》、《招魂》以及《涉江》、《哀郢》、《抽思》和《怀沙》。而这里的“乱”可以理解为乐章尾声的延伸义，即辞赋中最后总括全篇要旨的一段。也就是说，“乱”的含义还是和“结束”相关联。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乱”是古代乐曲曲式术语，而在琴曲中称为“乱声”、“契声”。其处于“正声”之后，作为乐曲的结束部分，形成音乐高潮。晋孙该《琵琶赋》描绘道：“每至曲终歌阙，乱以众契，上下奔骛，鹿奋猛厉，波腾雨注，飘飞电逝。”这是前人对音乐高潮中的“乱声”的生动描述。因此，“乱是有关音乐处理手法的一个专门名词”的说法，有待考量。
关键词：史传、史通、史学起源、比较
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所论述的诸多问题，也为后世史论家论及史学批评划定了界限与疆域，刘知所撰《史通》即从中汲取了诸多有益的思想，《史传》篇也因之成为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上具有特殊地位的专篇。
（一）、对史学起源及其发展演变的论述。刘勰在《史传》篇中清晰勾勒并描述了从黄帝时产生史官到魏晋时期史学的起源与演变。《史传》开篇便说：“开辟草昧，岁纪绵邈，居今识古，其载籍乎？轩辕之世，史有仓颉，主文之职，其来久矣”[1]，在篇末论赞中又说：“史肇轩皇，体备周孔”。刘勰继承汉魏以来传统说法，认为自黄帝始，便存在专门记录编纂历史的史官，把史官产生时间上溯到遥远地轩辕之世，并认为到孔子时史官的各项建制已逐步完备起来。唐代史学家刘知在他的巨著《史通》中，明显继承了刘勰的这种说法，在《史官建制第一》中，刘知言到：“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斯则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名目既多，职务咸异，至于诸侯列国，亦各有史官，求其位号，一同王者”[2]，显然是对刘勰史官起源论的进一步发挥与阐发。
到夏商时，政府机构中设置左右史官，“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古者，左史记言，右史书事”[1]，“唐虞流于典谟，夏商披于诰誓”。至周代，史官制度日趋完善，史官的职责就是“贯四时以联事”，即按四时，年月日时序记载事件。各诸侯国皆置史官，作国史，以成百国《春秋》。及至周平王东迁，王道衰弱，教化不正，伦常废弃，史官建制趋向混乱。“昔者夫子闵王道之缺，伤斯文之坠”[1]，“于是就太师以正《雅》《颂》，因鲁史以修《春秋》”[1]，开启了私人修史之风气。
降及战国，“史职犹存。秦并七王，而战国有策”，即《战国策》。西汉初年，陆贾撰《楚汉春秋》，探讨了“秦所以失天下，汉所以得之者何”的原因。司马迁“甄序帝绩”、“取式《吕览》”，列“本纪以述皇王，列传以总侯伯，八书以铺政体，十表以谱年爵”[2]，“虽殊古式，而得事序焉”。及至“班固述汉”，承前人业绩，创纪传断代一体先例，遂成后世断代皇朝史撰述正宗。延及三国，“纪传互出”，魏有孙盛《魏氏春秋》，鲁豢《魏略》；吴有虞溥《江表传》，张渤《吴录》，陈寿则罗列诸史，撰成《三国志》一书，因其“文质辩洽”，故使他者撰述三国之作尽废。至于晋代，“繁乎著作”，所撰史书如干宝《晋纪》，司马彪《续汉书》，华峤《后汉书》，不一而足，皇皇巨著，终得蔚然可观。
刘勰在《史传》篇中，第一次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做了全面的回顾与总结，这期间，对史官制度的变化，史书体例的演化等的描述，诠释了古代史学发展的基本趋势，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简明史学史。
（二）、对编年、纪传二体优劣的比较。编年体、纪传体是我国古代史书编纂中的两大基本体例。编年体以《春秋》和《左转》为规范，纪传体则以司马迁《史记》、《汉书》为肇始，这两种体例一直为史家所沿用。刘勰《史传》篇，对我国古代两大史书体例的优劣作了精要的论述。
对编年体，刘勰以《春秋》、《左转》为例指出，“《春秋》经传，举例发凡”，“观夫左氏缀事，附经间出，于文为约”，认为这是编年体的优点。但由于编年体是以年月日时间顺序安排史事，历史事件往往会持续数年甚至更长时间。若采用编年体的写法定会使史事前后分离、拖沓冗长，以致出现“岁远则同异难密，事积则起讫易疏，斯固总会之为难也”的局面，损坏了史事的完整性、连续性。刘知在《史通・二体》中指出：“夫《春秋》者，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事，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2]，但刘氏同时也指出编年体“故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其所以为短也”[2]，更为明确地对编年体的优缺点进行了论述。这是由编年体的体例特点所造成的。
对纪传体，刘勰认为它的优点在于“人始区详而易览，述者崇焉”[1]。刘知在《史通・二体》中引申说：“《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糜失，此所以为长也”[2]。刘勰认为纪传体的缺点在于“或有同归一事，而数人分功，两记则失于重复，偏举则病于不全，此又诠配之未易也”[1]，这是就纪传体记叙的互重性而言的。刘知继承了刘勰这一观点，认为纪传体“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编，断续相离，前后屡出，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2]。
在《史传》篇里，刘勰第一次系统评论了编年、纪传二体的优劣及其著作时的困难，虽言语简略，但却极富开创性意义，为刘知在《二体》篇中详细论述二者优劣提供了先例。这种对史书编纂的思考与探索，是史学逐步走向自觉的体现，也是史学即将进入到一个更为自觉的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
刘勰《史传》篇，是中国古代史家对史学发展、史书体例、史书编纂等诸多问题的第一次系统论述，它开启了研究、探索史学发展规律的潮流，也为后世诸史家划定了研究的疆域与范围。唐代刘知所著《史通》中《六家》、《二体》、《史官建制》等篇无不可见刘勰思想的影响，这便正恰如范文澜所评价：“《史通》专论史书，自必条举细目；《文心》上篇总论文体，提挈纲要，体大事繁，自不能如《史通》之周密。然如《史通》首列《六家》篇，特重《左传》、《汉书》二家，《文心》详论《左传》、《史汉》，其同一也；《史通》推扬二体，言其利弊，《文心》亦确指其短长，其同二也；至于繁略之故，贵信之论，皆子玄书中精义，而彦和已开其先河，安在其为敷衍充数乎”[3]，这个评价可以说是十分恰当的。
参考文献：
[1]刘勰（梁）.《文心雕龙》[M]，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2]浦起龙（清）.《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3]范文澜.《文心雕龙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周易》经传是中国先秦文献中最早的有系统的哲学著作，《周易》对先秦《诗》说有深刻的影响。《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是到目前为止所知最早的有系统的古代《诗》论著作。本文通过阐述《孔子诗论》与《周易》经传之间的关系，揭示先秦《诗》学的哲学—美学品格，并探寻周代以来中国美学若干理论渊源新的线索。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围绕着《诗经》进行的文学—艺术批评是中国文学批评的开端和中国早期艺术理论的重要构成部分。《周易》经传是中国先秦文献中最早的有系统的哲学著作，《周易》对先秦《诗》说有深刻的影响。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尚缺乏具体的阐说。《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以下简称《诗论》） ① 是新发现的最早的、最有系统的古代《诗》论著作，有关材料公布之后，引起学术界的热烈讨论。
表现《诗论》与《周易》经传密切关系的典型文例之一是《诗论》第23简。其中的“鹿鸣”句，各家释读多有歧异 ② 。我们发现，该句正确的读法应该是:“《鹿鸣》以乐始而会，以道交，见善而效，终乎不厌人。”将上述简文的断句与释读与《鹿鸣》全篇文辞对照，密合无间。
首先看《小雅·鹿鸣》的诗句。该篇的首章说: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
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其三章说:
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乐且湛。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
所谓“以乐始而会”，指上引诗句所述以笙、簧、琴，瑟等乐器奏乐娱宾而开始宴会。句中的“乐”指奏乐，“始”意为开始，“会”为“今日良宴会”之“会”。我们曾经指出，“筐”是宴飨时盛装食物所用的大型容器 ③ 。周代人们往往特意制作宴会需用之大型食器。《多友鼎》即为其例:“……多友敢对扬公休，用作尊鼎，用朋用友，其子子孙孙永宝用” ④ 。《鹿鸣》描写以奏乐开始，主人以丰富的食物和“旨酒”来款待与会的嘉宾，这就是“以乐始而会”的具体内容。
“终乎不厌人”，紧扣《鹿鸣》篇的结尾“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该语句与“以乐始而会”相呼应，形成对诗篇的完整评述。关于本简，特别需要解说的是“以道交”与“见善而效”的识断。
在先秦时期人们的礼乐观念中，“以乐始而会”与“以道交”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礼记·乐记》说:“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射乡食飨，所以正交接也。……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宴会不但是人们交往的重要媒介，而且它关涉到“王道”这一古代政治的根本问题。在先秦时期的社会伦理中，君子与何人交，如何交，应依照一定的原则进行。这些原则，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以道交”。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说:“闻道反上，上交者也。闻道反下，下交者也。闻道反己，修身者也。上交近事君，下交得众近从正（政），修身近至仁。同方而交，以道者也。不同方而。同悦而交，以德者也。不同悦而交，以猷者也。” ⑤ 所谓“同方而交，以道者也”正可与《诗论》“以道交”相比较。
进一步的研究可以发现，“以道交”的“交”是先秦时期一个具有哲学意味的，具有深刻文化内涵的语辞。将该语辞在《周易》中出现的语言环境作一分析，更可洞明此意。《泰卦》《彖》曰:“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否卦》《彖》曰:“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归妹》《彖》曰:“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归妹，人之终始也。”由上引文可知，在《易传》中，人们认为“交”是天地化成万物的必要条件。天地不交则万物不通，天地交则万物兴。人道与天道相合，故“归妹”既是“人之始终”，同时又可以提高到“天地之大义”来认识。具体到现实社会的人际关系，《易传》提出“上下交而其志同”，“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这就从哲学上阐明了《诗经》中大量宴飨诗存在的根据及其审美意义的社会伦理基础。
《易·系辞下》还阐明了君子与人“交” 的若干原则:“子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和求。君子修其三者，故全也。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莫之与则伤之矣，《易》曰:‘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见善而效”同为君子与人交的原则之一。“见善而效”的句型与“见贤思齐”（《论语·里仁》）同。其意义本自《鹿鸣》第二章。该章说: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视民不，君子是则是效。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敖。
诗篇中的“嘉宾”“德音孔昭”“视民不”，（“视”通“示”）以善德为仪型，故足以作为“君子”即贵族们效法的榜样。“见善而效”的“善”字，不止一般地说明“嘉宾”的德行，而具有特别的哲学意蕴。《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在《易传》作者来看，善是源于道而合于道的。这是很高的道德评价与要求。
在《周易》的哲学思想中，“善”与“德”密切相联，尤其从《易传》所述各命题的逻辑关系上看如此。《系辞上》说:“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金景芳先生指出，“易简之善配至德”的“易”是《系辞》“乾以易知”的“易”; “简”是“坤以简能的”“简” ⑥ 。如此，“易简之善”即乾坤之善、天地之善，所以能配至德。此足证在《易传》中“善”与“德”是相配的。人们知道《易传》与孔子的密切关系，所以《孔子诗论》中的有关论述与《易传》相合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见善而效”的反面是仿效不善之事或行为，这是君子所不为的。所以《小雅·十月之交》说“天命不彻，我不敢效我友自逸”。这一例证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诗论》有关内容产生的历史背景。
《鹿鸣》中所含之道德意义广泛存在于《雅》诗的颂美诗中，《小雅》中类似的诗篇有《天保》、《南有嘉鱼》、《南山有台》、《蓼萧》、《湛露》、《彤弓》、《菁菁者莪》等多篇。《蓼萧》说:“蓼彼萧斯，零露滑兮。既见君子，我心写兮。燕笑语兮，是以有誉处兮。”（一章）诗篇中称赞主人“其德不爽”、“令德寿岂”，强调道德的称举。同样强调上述理念的《天保》，则以形象生动，词采飞扬而传颂不绝。《天保》说:“天保定尔，俾尔戬谷。罄无不宜，受天百禄。降尔遐福，维日不足。”（一章）“天保定尔，以莫不兴。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二章）“神之吊矣，诒尔多福。民之质矣，日用饮食。群黎百姓，遍为尔德。”（四章）对于《天保》的主旨，《毛诗序》说:“《天保》，下报上也。君以下下，以成其政;臣能归美，以报其上焉。”《诗序》对于诗篇大意的概括并不能算错，但语焉未详，远不如《诗论》所言中肯。
《诗论》第九简对有关诗篇性质的论述表现了《诗论》与《周易》经传的密切关系。第九简的简文说:
……实咎於其也。《天保》其得禄蔑疆矣，巽寡德故也。《祈父》之责亦有以也。《黄鸟》则困而欲反其故也，多耻者其病之乎?《菁菁者莪》则以人益也。《裳裳者华》则…… ⑦
简文“实”字从李锐《札记》所释。“巽”字各家有异说，我们认为当如字读，说详后。“病”字从李学勤先生释，意为“忧”。
“实咎于其也”，前当接第八简尾“伐木”。则全句读为“《伐木》，实咎于其也”。《伐木》说:“宁适不来，微我有咎”，所以
《诗论》说“实咎于其也”，即表面看来不 咎，而“实咎”。《诗序》:“《伐木》，燕朋友故旧也。白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须友以成者。亲亲以睦友贤，不弃不遗故旧，则民德归厚矣。”依《诗序》，似乎《伐木》当为美诗，不当言“咎”之。但《诗经》学史上亦有以其为刺诗者。陈奂《诗毛氏传疏》说:“李贤注《后汉书·朱穆传》引蔡邕《正交论》‘周德始衰，《伐木》有鸟鸣之刺。’《风俗通义·穷通篇》同是《鲁诗》说，以《伐木》为刺诗也。”以上是汉代《诗经》学家的意见。那么，作为先秦旧文的《孔子诗论》为什么评论《伐木》时说“实咎于其呢”?诗篇所言不符合“惧以始终”之要求，故言“实咎于其也”。这与包括《易传》在内的先秦文献所载孔门哲学的一贯思想有关。《周易·乾·文言》:“《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伐木》所言“宁适不来，微我不顾”、“宁适不来，微我有咎”与“修辞立其诚”之原则显然有一定的距离。另，《系辞下》:“惧以始终，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伐木》言“迫我暇矣，饮此矣”，与“惧以始终”之敬慎态度也有一定的差距。故以孔子的一贯思想来说，应当“咎”之。
“《天保》其得禄蔑疆矣，巽寡德故也。”对于《天保》主人公“得禄蔑疆”之缘由，《诗论》断为“巽寡德故”。那么，什么是“巽寡德故”呢?《天保》说:“天保定尔，俾尔戬谷。罄无不宜，受天百禄。降尔遐福，维日不足。”（一章）“天保定尔，以莫不兴。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二章）。“神之吊矣，诒尔多福。民之质矣，日用饮食。群黎百姓，遍为尔德”（四章）。对于《天保》的主旨，《毛诗序》说:“《天保》，下报上也。君以下下，以成其政;臣能归美，以报其上焉。”两相比较，可见《诗序》对于诗篇大意的概括语焉未详，不如《诗论》所言中肯。
传统认为《天保》是歌颂君主的诗篇，所以称其德为“寡德” ⑧ 。“巽”字《说文》训为“具”，“巽寡德故”即“具寡德故”。以此解释该字，完全可以读通。如此，该句言诗篇所歌颂的对象具有“寡德”，故“得禄蔑疆”。但“巽”字在这里还有更好的、更符合《诗论》风格、更具理论意义的解释。按“巽”在《周易》中含有“化”的意思。《诗论》用此意论证《天保》主人公之“得禄蔑疆”是由其以德化下之缘故。
《易·系辞下》（五章）:“巽，德之制也。”“德之制”是什么意思呢?《巽卦》《彖传》:“重巽以申命”。《象传》:“随风，巽。君子以申命行事。”这里的“命”是“天命”或“性命”的“命”，而不是行政命令的“命”。所以《系辞下》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制”是“生、化”之意，即《易传》所谓“生生之谓易”。《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说:“性自命出，命白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又说“理其情而出内（入）之，然后复以教。教，所以生德于中者也”（《郭店楚简》179页）。在这一“天、命、性、情、道（德）”的结构中，可见“道（德）”与“命”的密切关系。在“申命行事”的过程中，可能会有种种变化，所以《系辞》又说“巽以行权”。《象传》所说《巽卦》之卦象是“随风”。“随风”作为“申命行事”之“象”的确是非常形象的。
孔子说过:“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何晏《注》:“加草以风，无不仆者，犹民之化于上。”此可为《巽卦》“君子以申命行事”的
“随风”之象的说解。综合先秦有关文献尤 其是《易传》的有关说法，可知此处以“巽”释为“化”不误。此训《易传》中还有旁证。《易·系辞下》:“子曰: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天地之撰”的“撰”，旧注释为“数”。金景芳先生认为此说“不见得对。实际上，‘天地之撰’指的是天地的变化，是外部的表现。‘体天地之撰’，就是成变化的意思。‘德’是内部性质。‘通神明之德’，就是‘行鬼神’的意思”。按:“撰”即“巽”。“体天地之撰”是《彖传》屡言的“化成天下”之意。“通神明之德”不一定是《系辞》所谓“行鬼神”。这里的“神明”一词似不指鬼神，而与《郭店楚简·太一生水》之“神明”义近。《太一生水》说:“太一生水，水反辅太一成天。天反辅太一，是以成地。天地（复相辅）也，是以成神明。神明复相辅也，是以成阴阳。阴阳复相辅也，是以成四时。四时复相辅也，是以生沧热。沧热复相辅也，是以成湿燥。湿燥复相辅也，成岁而止。”在《太一生水》中，天地、神明与阴阳虽然有生成转化的关系，但位次相接。细绎《系辞》之文，可以体察到“体天地之撰”与“通神明之德”为互文，即为前引金景芳先生所言“成变化”之意。
我们在前引《郭店楚简·性自命出》时，提出那里的“道”与“德”意近。关于这一点，除了《性自命出》文章中的内证外，《易传》中存在有力的旁证。《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之谓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前引《天保》四章“神之吊矣，诒尔多福”与首章“天保定尔，俾尔戬谷”意近，即《诗论》23简所言之“得禄蔑疆”。《天保》四章之“民之质矣，日用饮食。群黎百姓，遍为尔德”。《郑笺》:“群众百姓遍为汝之德，言则而象之。”高亨先生据此以“化”释“为”，确为有见 ⑨ 。诗篇言主人公“知”“百姓”“日用饮食”，人民皆为其德所化，而“神诒多福”即《诗论》所谓“得禄蔑疆”之意。如此，《天保》文辞与《诗论》对其所作的判语合若符契，了无疑义。
《诗论》的整理者对简文“《黄鸟》则困而欲反其故”一语未作解说，而本句实含深意。《诗经》中以《黄鸟》命名者有《秦风·黄鸟》与《小雅·黄鸟》，《诗论》所论为后者。诗篇描写一个身在异乡的人不受善待、难与他人沟通而陷于困顿，《诗论》评判该篇内容所用之“困”字为《周易》常用语词。《易·系辞下》:“《易》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居而居焉，身必危。’”《易·系辞下》所谓的“《易》曰”云云，为《周易·困卦》六三爻辞。
《周易·同人》卦九三《象》曰:“乘其墉，义弗克也。其吉，困而反则也。”《黄鸟》的主人公欲返回父母之邦即属于“困而反则”之类。“困而反则”是吉利的，“多耻者”为什么应该为之忧呢?这要从孔子一贯的思想来理解。孔子论为学，有在思维模式上与此相类的判断。《论语·季氏》:“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后学，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困而不学”，即困而不知反者，非君子所与群，故亦非君子所当忧虑。学而知之，君子即“多耻者”修养中的应有之义，“困而知反”者尚可为君子引为同侪，故为之忧。
从传统说法及当代研究的结论来看，《诗经》尤其是《小雅》作者的社会身份为贵族国人，即“君子”之属。《周易·同人》卦《象》曰:“天与君子以类族辨物”。韩伯康《注》:“君子小人各得所同”。孔颖达《疏》:“族聚也，言君子法此《同人》以类 而聚也。”“困而欲反其故”的《黄鸟》篇的主人公脱离邦族是不智之举，而且不合于君子所应具的睦于亲族之道德，故由“非所困而困”招致耻辱。《易·系辞下》:“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黄鸟》篇主人公之致困，既属于“非所困而困”之类，故“多耻者”即真正的君子为其招致的困境而忧，就不难理解了。
表现《诗论》与《周易》经传密切关系的较为明显的例证还有《诗论》二十六简，简文说:
……忠。《邶·柏舟》闷。《谷风》悲。《蓼莪》有孝志。《隰有苌楚》得而悔之也。（用李学勤先生释文）
“《邶·柏舟》闷”句，《诗论》的《释文考释》说:“孔子言其诗意曰‘闷’，也与《邶风·柏舟》的诗句相合:‘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又如‘心之忧矣，如匪浣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皆为诗人愠郁忧愁之叹，孔子评为‘闷’。”《诗论》整理者判定“《邶·柏舟》”即《邶风·柏舟》是正确的，但“孔子言其诗意曰‘闷’”，何以“与《邶风·柏舟》的诗句相合”，整理者并未加以详细解说。我们发现，孔子对该诗篇的一字评语“闷”，大有可体味之处。
按“闷”是《易传》中的专门术语。《乾卦》《文言》:“初九日:‘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孔疏》:“遁世无闷者，谓遁避世;虽逢无道，心无所闷。不见是而无闷者，言举世皆非，虽不见善而心亦无闷。上云遁世无闷，心处僻陋，不见是而无闷，此因见世俗行恶，是亦无闷，故再起无闷之文。”《易·大过》《象传》:“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疏》:“明君子衰难之时，卓尔独立，不有畏惧。遁乎世而无忧，欲有遁难之心，其操不改。凡人则不能然，惟君子独能如此，是其过越之义。”
细绎《邶风·柏舟》诗句，可知用“愠郁忧愁”来概括该篇的基本内容并不恰当。因为“愠”训“怒”，诗中言作者由于“愠于群小”而“受侮不少”。篇中愠怒的是欺侮诗人的群小，诗人自己并不敢“愠”。诗篇中诉说自己“薄言往诉，逢彼之怒”，因为无处诉说，只有“寤辟有”，即半夜里自己拍打着胸脯生闷气（高亨《诗经新注》）。如果与《易传》中“遁世无闷”的“君子”相比较，《柏舟》的主人公既“不能奋飞”，无法脱离令人苦闷的环境，又不能“独立不惧”，当然谈不到“不见是而无闷”，更谈不到“乐则行之，忧则违之”了。如此，可见《诗论》中关于《邶风·柏舟》“闷”的一字评语准确形象，具有深刻的哲理性和丰富的思想内涵。这样的评论，信乎出于孔子之手。
“《隰有苌楚》得而悔之也”。本句诸家未有通达的解说。该评论所用的语词和思想亦与《易传》密切相关。《隰有苌楚》说:“隰有苌楚，猗傩其枝。夭之沃沃，乐子之无知。”（一章）“隰有苌楚，猗傩其华。夭之沃沃，乐子之无家。”（二章）“隰有苌楚，猗傩其实。夭之沃沃，乐子之无室。”（三章）于《金石简帛诗经研究》认为，此诗的主旨为有家室者羡慕无室无家者。此说与清人如陈奂《诗毛诗传疏》所论意近可采。羡慕他人而自悔，可与《周易》的思想方法联系起来理解。《系辞上》说:“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高亨先生指出:“悔恨之情比悲痛为轻，悔恨之事不及咎凶之重，《周易》所谓‘悔’，其实不过困厄而已。” ⑩ 《周易》在判定“吉、吝、厉、悔、咎、凶”时，往往与“失”、“得”
相联系。如《晋》六五:“悔亡，失得勿恤， 往吉，无不利。”《噬嗑》六五:“噬干肉，得黄金，贞厉，无咎”。《隰有苌楚》的主人公既羡慕他人无家，当为有家有室者，亦即属于有得。乐极生悲，诗篇言其“乐”，意在言外，乃作诗之法。《诗论》言其“悔”，乃直言其质，是说诗之法。《诗序》说:“《隰有苌楚》，疾恣也。国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无情欲者也。”“思无情欲者”之说，表面看来去人情甚远，但作为依古人说诗之法，可以找到与《诗论》相通之处。
我们知道，作为古代的占筮之书的《周易》，本极富哲理，然其以哲学著作名世，又当归功于《易传》的完成。《易传》在传统上被称为“十翼”，汉代以来被承认为孔子所作。《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正义》:“夫子作十翼，谓《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系》、《下系》、《文言》、《序卦》、《说卦》、《杂卦》也。”《汉书·艺文志》:“文王以诸侯顺天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所以《周易正义·卷首》“第六论夫子十翼”说:“其《彖》、《象》等十翼之辞，以为夫子所作，先儒更无异论。”11 宋代以来兴起的疑古思潮，对孔子作《易传》有所怀疑，但近年来学者通过对传世及出土文献尤其是简帛文献的研究，重新肯定了孔子与《易传》的密切关系，并肯定了孔子在哲学上对易学的划时代贡献，在更高的理论层次上再次明确了孔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12 。
众所周知，《诗经》与《周易》一样，也和孔子具有密切的关系。《论语》及其他可靠的古代文献记载孔子曾对《诗经》进行过整理工作。汉代诸家所传《诗》学，据有关文献记载都是孔子通过子夏一系进行传递的。汉代以来流传至今的《诗》说，尤其是《毛诗序》，也皆源于孔门的学术传承。由于疑古思潮的影响，孔子说《诗》、传《诗》的记载一度也和《易传》的年代与性质一样，受到一些学者的怀疑。这一怀疑集中表现对《毛诗序》、《韩诗外传》等汉代整理完成的《诗经》学的有关重要文献价值的否定。近年来，学术界在扬弃以“古史辨”派为代表的疑古思潮的基础上，对有关中国早期历史的思想观念与研究方法进行了新的表述，李学勤先生关于“走出疑古时代”的理论就是这方面的代表。“走出疑古时代”的理论建立在对中国历史文献包括出土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近年来的简帛文献研究对此作出了重要贡献。以本文的论题而言，上海楚简《孔子诗论》，从历史年代与思想内容两个方面证明了汉代以来关于孔门传《诗》记载的可信。尽管从目前已经发表的材料来看，《诗论》不全部出自孔子手笔，但其主要内容传自孔子，殆无疑问。以上背景为我们今天探讨《诗》、《易》关系与先秦时期的中国《诗》学思想提供了前提。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可以认定《诗论》对《诗经》诸篇进行评述时所使用的话语系统与《周易》经传高度重叠，在思想方法上《诗论》与《周易》经传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这对我们认识周代以来，尤其是春秋以降的《诗》学与《易》学源流及探究周代《诗》学批评的哲学意味极具启发性。它不仅揭示了《孔子诗论》作为现存已知中国先秦时期最早的、较为系统的诗学批评的哲学品格，而且对我们进一步认识《易传》的性质、作者和时代有所帮助。这一事实的揭示必将对中国古代乐论与先秦诗学思想史的研究产生深刻的影响，值得人们对此进行更为 深入而广泛的研究。
注释
①《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1月版。
②诸家释文为:“《鹿鸣》以乐词而会，以道交见善而效，终乎不厌人。”（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鹿鸣》以乐司而会以道，交见善而学，终乎不厌人。”（李学勤《〈诗论〉简的编联与复原》，《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1期）“《鹿鸣》以乐始而会以道，交见善而效，终乎不厌人。”（廖名春《上海博物馆藏诗论校释》，《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1期）“《鹿鸣》以乐始而会以道，交见善而效终乎?不厌人。”（范毓周《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3月版）。
③姚小鸥:《诗经三颂与先秦礼乐文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
④用李学勤先生释文（《新出金文分域简目》，中华书局1983年版），引文尽量以通行字体书写。
⑤《郭店楚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55—58简。⑥金景芳:《周易系辞传新编详解》，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
⑦“实咎于其也”，“实”字据廖名春《上海博物馆藏诗论校释》引李锐《札记》释。
⑧于《金石简帛诗经研究》（博士论文，哈尔滨师范大学2002年8月）认为“寡德”之“寡”当读为“颁”，意为“分赐”。其读有据。本文认为，“颁”训“大头”（参见《说文段注》），这里释为“大”。“颁德”即“大德”。
⑨高亨:《诗经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⑩高亨:《周易古经通说》第六篇《吉吝厉悔咎凶解》，《周易古经今注》，中华书局1984年版。 11阮刻《十三经注疏》本《周礼正义》。
语文阅读教学，历来是一线语文教师关注的焦点。推行高效阅读法能够帮助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取得快速记忆、快速理解的优势。通过固定程序阅读、计时量化阅读等高效阅读法的程式，在同年级对比实验、校内推广中都取得较好的阅读成果。
[关键词]
中学语文;高效阅读;教学方法
语文阅读教学，历来是一线语文教师关注的焦点，也是新课程改革的重要一环。《新课程标准》明确指出：“阅读鉴赏中外文学作品。了解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文学体裁的基本特征及主要表现手法。文学作品的阅读鉴赏，注重审美体验。感受形象，品味语言，领悟内涵，分析艺术表现力;理解作品反映的社会生活和情感世界，探索作品蕴涵的民族心理和人文精神。”为此，笔者在语文教学实践过程中，结合语文阅读教学实际情况，借助北京市语文特级教师程汉杰先生的阅读理论，进行教改创新，在语文教学中重点推行高效阅读法。
一、高效阅读法的优势
高效阅读法是指综合运用教育学、心理学、生理学、语言学、思维学、脑科学等学科的有关原理，借鉴国内传统的优秀读书方法和国外盛行的快速阅读法，综合我国中小学生的阅读实际和现代汉语的特点设计而成的一套现代文阅读训练体系。它的优势主要体现以下两方面。
（一）高效阅读能促进快速记忆
阅读是接收信息的过程，记忆是存储信息的过程，它们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例如：对于稍有难度的文章，如果以每分钟600字的速度去阅读，眼球快速运动，大脑积极思维，结果留在人脑中的信息可以达到80%～90%。如果以每分钟不到300字的速度去慢读，结果留在脑海中的信息不足20%。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快阅读传递给大脑的信息是快镜头的，这样的结果就是加速记忆。
（二）高效阅读能促进快速理解
在短时间内注意力高度集中，快读书比慢读书更能理解读过的内容。唯物主义认为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以不变应万变，高效阅读基础有了，水到渠成，高效解题不再是问题，高分高能高效，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语文课改的根本就是阅读教学的改革。“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写作解题亦不在话下，教师应极力彰显语文学科的独特魅力与价值，阅读兴趣提升，阅读数量上涨，这样，语文学习才能深入人心，语文阅读教学的春天才会到来。
二、高效阅读教学的程式
（一）固定程序阅读
任何事物都有其存在的客观规律，高效阅读也不例外。依据定势理论，固定程序阅读法把阅读分七个关键点：题目、作者、出处、基本内容、重要事实、写作特点与争议之处、新思想和读后启示。正所谓熟能生巧，把这种阅读程序固定在脑海里，成为一种阅读习惯，遵循着内在的规律，便可进而提高自己的阅读效率。当然，在实际阅读中会也要根据阅读资料的变化做适当调整改变。
（二）计时量化阅读
在熟记阅读七个关键点后，就要进行计时量化阅读。所谓计时量化阅读的主要原理是利用心理学的有关理论，调动和激发阅读的积极性――动机，从而达到提高阅读速度和阅读效率的目的。计时量化阅读的方法如下。
（1）拿到材料后，不能翻看，待听到“开始”阅读的命令后，开始阅读。
（2）阅读后抬头示意，并记下自己每分钟的字数即阅读速度，要求用平时的阅读习惯一次性阅读，记下速度后不能重复阅读。
（3）阅读完材料后，闭目回忆文章内容。根据目标要求，运用提取的关键语句，整合答案，完成测试题。
（4）每人计算出自己测试的三个数据：阅读速度（文章字数/时间），理解率（卷面得分×100%），阅读效率（阅读速度×理解率）。
此外，笔者为每个学生都设计了一份训练档案（见表1），结合考试设计十道题，当堂完成训练，计算自己的分值。由于实现了量化，每次训练都可在计时的全过程中，通过速读（计时阅读）、精答（笔答测试题）、严判（根据统一标准判分数）、细算（计算出阅读速度，阅读效率）四个步骤。小组长定期检查组员是否有进步，跟踪调查，做好记录，小组之间进行评比。教师要协助分析学生阅读速度慢的原因，帮助学生提高。高效阅读可操作性极强，所选文章内容宽泛。起步阶段可选情节性较强的文章，此后，逐渐中期选择科普类或者人物传记类文章，教师可根据本班学生实际情况适当增加难度，以便学生提高。
这种训练在平时关注的是速度，而要想提高阅读水平仅仅提高速度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处理好阅读速度和理解率的关系，关键是保证在理解率达到70%的基础上再让速度一点点提升，从而提高自己整体的阅读效率。
三、高效阅读教学的实施方案
（一）第一阶段：速读整体感知阶段（一年级上学期）
第一节给学生播放学习的视频资料，重点让学生在思想上认识行为规范与快速阅读的意义，熟悉并牢记上课流程，拟写班级阅读口号。明确强化如下要求。
（1）阅读目标：合格速度>600字/分，最终目标为1600字/分，同时理解率>70%。
（2）明确阅读效率的计算方法：阅读效率=速度×理解率。
（3）熟记七步固定程序，解题即照单购物。
（4）要有积累本和习作本。
（5）明确奖励机制。
第二节开始至第六节进入速读正规训练，按照循序渐进由易到难的原则，阅读文本字数由600字逐渐上升到2000字，选择较为浅易且学生感兴趣的文章，全部选用选择题，每节课训练两篇，五节课共训练10篇，篇目已经确定，有《生死攸关的烛光》《鲁迅先生记》《第一支玫瑰花》《伞》《离别的礼物》《第一次挣到的钱》《别让你新奇的念头溜走》等。
（二）第二阶段：速读强化阶段（一年级下学期）
（1）开学第一周为速读强化周。课堂基本板块不变，但阅读文本字数由900上升到2500，每节课训练两篇，难度适中，题型全面。经过一周的强化，学生对速读模式适应并形成习惯后，可以指定篇目课下进行阅读，然后利用3、4月份每周五课上时间集中训练一次。
（2）一年级下学期3、4月份每周四第七节安排一节快速阅读研讨课，利用第八节集体备课时间进行研讨，以便更好地使高效阅读与教材篇目、校本教材等有机结合。
（3）一年级下学期4月末开展高效阅读竞赛系列之速读大赛，从每班抽取3～5名代表，以答题的形式赛出高下，选出学校的速读之星。
（三）第三阶段：复述阶段（一年级下学期）
（1）一年级下学期5月份进入复述阶段。5月份后两周的周五和六月份的周五课进行原文复述和创新复述。这一阶段选文难度与审美趣味要比快速阅读强一些。
在学生复述基本达标的基础之上，即符合七步固定程序，语言流畅，要求学生把复述材料和写作适当联系，可以写300字左右短文，或谈感想启示，或谈素材的运用方向，把读写结合起来。
（2）一年级下学期5、6月份依然保持每周一位教师做一次研讨课的惯例，围绕复述进行研讨，及时交流研究复述中师生存在的问题，为下一个环节做好过渡。
（3）一年级下学期6月末开展高效阅读竞赛系列之复述大赛，可由班级推荐代表参加，最后选出学校的复述之星。
（4）利用6月最后一节阅读课进行复述检测，主要由学生当堂复述表现来评定，评选出复述之星。
（四）第四阶段：速读加复述阶段（二年级上学期）
利用四节课，选用八篇文章，除了进行速读必要的训练之外，由浅入深，梗概复述、程序复述、原文复述和创新复述四种复述方法加入其中，在此可以将阅读与写作有机结合，写出材料给自己带来的启示，所给素材的运用方向，还可以将文章浓缩成150字左右的故事梗概，加入适当议论，形成议论文的片段，储存在作文素材本里。
（五）第五阶段：精读阶段（二年级上学期）
10月份，精读第一阶段。利用四节课，精选八篇小说，进行精读第一阶段的训练，教师在设题上：前两节四篇文章侧重在小说三要素的把握上，后两节侧重在主旨和艺术手法上。
11月份，精读第二阶段。利用四节课，精选八篇散文，进行精读第二阶段的训练，教师在挑选散文文本时，注意照顾全面，例如：抒情性的、说理性的……，前一节课，要求注意散文的形散神聚的问题，后三节注重主旨和艺术手法。
12月份，精读第三阶段。利用四节课，进行科技文阅读、实用类文本阅读，讲解不同文本特点，根据文本特点命题，按学校安排的课时进行训练。
1月份，精读第四阶段。利用四节课，将高效阅读和专题复习相结合，利用两周时间进行文言诗文训练，一周文言文阅读训练，注重考试方向，侧重文言翻译，强化理解率。诗歌鉴赏用一周时间，在专题复习的基础上，学生再进行高效训练，速度和理解率都要强化。
（六）第六阶段：解题阶段（二年级下学期）
1～2月份，解题第一阶段。利用每周两节课，依次进行小说、散文、科技文、实用类文本的答题技巧训练。
3～4月份，解题第二阶段。3月份前三周进行文言文答题技巧训练，3月份第四周到4月份前三周进行诗歌鉴赏答题技巧训练。
4月份第四周，将整个高效阅读进行总结、盘点，并总结出考场如何进行高效阅读、高效答题的方法。
四、高效阅读教学的成果
（一）同年级对比实验取得的成果
在一、二两年级内，笔者对所带一班、三班进行对比教学。在一班主要使用高效阅读教学，而在三班中仍然使用普通的教学方式。经过两年的实践对比，一班同学在阅读量、阅读速度、理解率上均有明显提高（见表2）。在四次期末考试中，一班语文教学成绩平均106分左右，三班语文教学成绩平均分在98分左右。一班学生普遍反映，进行高效阅读教学，阅读量比以前增加了许多，对课外阅读也更加感兴趣。许多语文问题，能触类旁通。笔者认为，高效阅读教学相对来说，更适于目前中学教学现状。
（二）校内推广取得的成果
在推行高效阅读教学之前，许多学生阅读量相对较小。学生阅读主要局限在语文教材、语文课外读物和几本作文选。推行后，学生阅读兴趣明显增加。学生开始把语文教材作为学习语文的框架，会积极主动地寻找同类文章，进行阅读赏析并交流心得。比如，在讲述《荷塘月色》一文时，笔者以“月下的荷塘”“荷塘上的月色”进行写景类文章讲解后，许多学生找到《经典散文一百篇》《朱自清散文集》《名家名篇》等书进行阅读。学生的阅读视野慢慢地扩大，能举一反三。
[参 考 文 献]
[1]程汉杰.程汉杰语文高效阅读教学法[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13.
[2]陈子灿，李先梓.阅读教学初探[J].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10（4）.
的确,在中国新闻发展史上,有众多贡献卓著、影响深远的人物,胡政之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胡政之所供职的《大公报》,是中国新闻史上除了封建官报以外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也是全球华文传媒史上唯一拥有百岁高龄的报纸,受到社会各界的瞩目和尊重。并曾因在抗战中的良好表现,被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授予“最佳新闻事业服务奖”,成为中国新闻史上唯一获此殊荣的报纸。胡政之两次入主《大公报》,先后为这张报纸工作27年,是和该报渊源最深、贡献最大的一人。同样其本人也是新闻事业的全才和新闻工作的多面手,被称为“报业巨子”、“报坛巨擘”。关于他的研究价值,《新闻记者》在2007年第8期曾发表《胡政之文集》的书评予以介绍。
《胡政之文集》2007年4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约95万字,汇编了胡政之1912年至1948年发表的文章、讲话共720余篇,囊括了胡政之在新闻界奋斗几十年留下来的主要文章,为研究胡政之和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在《胡政之文集》出版之前,2002年6月,胡政之的外孙王瑾、孙女胡玫曾自费并得到李侠文的资助,在四川内部出版了一本《胡政之先生纪念文集》。书中收集了胡政之逝世时及后来亲朋好友、同仁们的悼念文章,社会各界发送的唁电、唁函、挽联和几篇胡政之的代表作,以及王瑾、胡玫整理的胡政之年表。
这次新出版的《回忆胡政之》分为“悼念篇”、“追忆篇”、“评说篇”三大部分,共收录了纪念和研究胡政之的文章50余篇。该书在保留《胡政之先生纪念文集》“悼念篇”的基础上,删去了原书中包括唁电、唁函、挽联在内的“哀荣篇”和“胡政之文选”部分(因《胡政之文集》已出版),新设了原书没有的“评说篇”,主要刊录专家学者对胡政之的部分研究成果。“追忆篇”在原书的“忆念篇”6篇文章的基础上,增加了《胡总经理六十寿言》、曹聚仁的《〈大公报〉的传统》、梁羽生的《胡政之?赞善里?金庸》等10篇文章,包括此前从未发表过的黄敏的《永远的怀念――追忆我的公公胡霖》。此外,还附有一些老“大公”同人和他们的后人,如已88岁高龄的谭秉文、刘诚、赵鸿钧及张篷舟之子张正则(阿晶)等人新提供的珍贵照片,包括新记《大公报》初期天津同人合影、胡政之工作照、1947年上海《大公报》同人春节聚餐会后合影等。最后还附录了胡政之为《苏俄视察记》《赵望云农村写生集》《沪战实录》三本书所作的序。可谓内容丰富,具有相当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正如陈益民所说,胡政之是研究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绕不过去的风云人物”。对于胡政之,目前的一些著作,如王芸生、曹谷冰的《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周雨的《大公报史》和他编辑的《大公报人忆旧》,徐铸成的《报人张季鸾先生传》,胡太春的《中国报业经营管理史》,王植伦的《林白水》,方汉奇主编的《〈大公报〉百年史(1902.06.17―2002.06.17)》等,都有所涉及,但是未能全面深入。专著和资料中,《新闻界人物》第4辑中汤恒的《胡政之》、陈纪滢的《胡政之与〈大公报〉》、王文彬的《旧大公报两巨头》,还有胡政之的后人搜集出版的《胡政之先生纪念文集》《胡政之文集》和《回忆胡政之》等资料集中,可信度比较高,为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但仍有不足。比如《胡政之文集》,就没有收录胡政之从1921年3月到8月在《新社会报》上发表的上百篇时评,也没有收录胡政之译自《朝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等20万字的译文,胡政之发表在《国闻周报》上的文章也没有全部被收录。
过去,对胡政之和《大公报》关系的研究,多侧重于他的经营才能。其他方面的成就,除了他在巴黎和会的采访在方汉奇主编的《〈大公报〉百年史(1902.06.17―2002.06.17)》中有较多揭示外,很少详细说明。特别是他在报纸政论方面的贡献,几乎没有专门的文章进行介绍。另外,除了吴廷俊的《胡政之和他对〈大公报〉的贡献》和方汉奇先生的《怎样评价胡政之》等少数几篇是以论文形式出现的以外,其他的研究,往往史多论少,也为后人评述留下了空间。
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学子开始把研究胡政之作为硕士和博士论文的选题,如张娟丽的《报业巨子胡政之》、张湛苹的《胡政之新闻思想研究》等。相关研究成果还有韩晓的《新记大公报的职业化理念与实践》、张孟军的《新记大公报的用人策略和启示》、张敏的《新记大公报政治立场的历史分析》、王咏梅的《新闻巨子胡政之》等。总的说来,研究情形是逐渐摆脱“左”的思想的影响,不断深入细致,走向客观、公正、全面。
在由中国新闻史学会、大公报(香港)有限公司、天津人民出版社共同发起的“纪念胡政之诞辰120周年座谈会暨《回忆胡政之》首发式”上,吴廷俊说:“胡政之是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个典型个案。胡政之的新闻经历有四个方面在中国新闻史上无可取代:第一,作为中国第一批职业报人独有胡政之一人一直走过了中华民国的历史,见证了中国近代报人专业化、现代化的全部过程;第二,胡政之是中国新闻事业的全才,他经营编辑皆精,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全才;第三,作为中国近现代有影响的新闻人,他对新闻事业的贡献和影响,远远胜过其他人;第四,作为新记大公报的‘三驾马车’,胡政之与吴鼎昌、张季鸾一样,是大公报的扛鼎人物,最后独有胡政之一人把大公报撑下来,他与大公报相处历史最久。”因此他认为,对胡政之还有继续深入研究的必要,胡政之研究仍是一座学术富矿。
陈益民曾称胡政之是“一个被湮没的风云人物”。如今,这段被尘封的历史,正被徐徐揭开。■
（一）扎实开展学习教育，系统深入的学习中央规定的重要内容。
一是保证学习时间。
2月20日我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动员大会召开之后，及时讨论制定学习方案和计划，坚持做到每周集中学习一次。
二是落实学习内容。
在学习内容上，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了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认真学习了总书记在兰考县调研时的重要讲话，认真学关
于“三严三实”的重要论述、在全国人大广东代表团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新华社播发的长篇通讯《面向未来的赶考——指导河北省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回访记》。原原本本研读《论群众路线——重要论述摘编》、《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学习文件选编》、《厉行节约反对浪费——重要论述摘编》等学习读本，学习党的光辉历史和优良传统。把党员自学和集中学习结合起来，根据本单位实际，强化集体学习，保证集中学习时间不少于一周。
三是开展心得体会交流。
组织党员认真撰写心得体会，不断增强广大党员、干部的群众观念和宗旨意识。校领导共撰写学习心得体会20余篇，全校在职党员共240余人，共上交心得体会文章400余篇，每人达到了2篇以上。
四是观看影视找差距。
组织全体党员干部集中观看了《基石》、《焦裕禄》、《四风之害》等专题片，另外7部关于颂扬优秀共产党员的影片都放至校园网，全体教职工利用晚上或周末时间自行下载观看学习；开展了以“科学发展、勇于担当”为主题，围绕“一中情是什么、一中发展靠什么、我们应该干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干”的大讨论，共发言交流40余人（次）。第二篇:《群众路线回头看自检自查报告》
按照xx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关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学习教育、听取意见情况“回头看”的通知》精神，党支部认真组织开展了“回头看”自查工作。现将自检自查情况报告如下：
从“回头看”自查情况来看，学校党支部教育实践活动自开展以来，在教育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在第五督导组的具体指导下，学校党支部高度重视，能够严格按照中央、省、州、县、教育局党委的统一部署，积极动员，扎实部署,教育实践活动正在统筹协调、由浅入深、积极主动地展开，基本做到了“规定动作做到位，自选动作有特色”的要求。
一、扎实开展学习教育活动,保证学习时间。
X月X日学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动员大会召开之后，及时讨论制定印发了《xx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学习计划》、《xx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切实改进校风教风学风建设专题学习计划》，从3月12日开始至今集中学习20次多次，累计集中学习时间不少于7天。
二、认真落实学习内容。
主要学习了党章、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系列重要讲话和中央、省、市委会议文件精神，学习了在河北阜平县考察
扶贫开发工作时的讲话、在河南省兰考县调研工作时的讲话，学习了省委书记秦光荣同志讲话精神，及时传达学习省州文件精神，精学配发的《论群众路线》、《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应知应晓60问》、《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等；还进行了群众路线教育专题辅导，支部书记XX同志做了《警钟长鸣
廉洁从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