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05 10:31:41
除了银河系所在的本星系群，距离最近的星系团之一就是鲜为人知的M83星系群。它散布在1 000万～2000万光年远的地方，在天空中跨度达30度。巨大的室女超团的星系带自大熊座一直延伸到半人马座，而M83星系群就在其南端。这个南天的子星系群既为各类口径的望远镜献上了一组视觉的盛宴，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挑战。它的成员中包括，标志性的M83和半人马座A（NGC 5128），所以有时被称为M83/半人马座A星系群。NGC 4945、NGC5102、NGC 5253、NGC 5246和NGC 5408也是其成员，此外还有10多个较小较暗弱的IC和ESO星系。
为什么这个稀疏的星系群鲜为人知呢？答案很简单：它太偏南了。但它的成员会在4月的晚间和5月的初昏上中天，为北半球的人们提供了一个狭窄的季节性观测窗口。请随我一同欣赏它吧！
相约M83家族
让我们从M83星系本身开始。它是这个星系群中最北侧的成员之一，位于赤纬一30度，长蛇座与半人马座交界线附近（没错，半人马座的最北端就在这一纬度上）。所以，即使你住在北纬40度的北方，M83在上中天时也比地平线要高出20度。
M83是天空中最引人着迷的旋涡星系之一，结构与银河系类似。如本文末页中间的《天图2000.0》星图所示，在室女座的角宿一以南19度，以及4颗4等星——半人马座1、2、3、4构成的三角形西北约4度的地方，就可以找到M83。在我的32厘米口径反射望远镜中，它的跨度约为0.2度，除了西北边缘较平直，看上去大致呈圆形。它的星系核又小又亮，有东北一西南走向的星系棒。
我住在澳大利亚，在那里M83可以越过天顶。当夜空环境条件良好时，20厘米望远镜在高倍率下就可以看到它的壮丽旋臂。在我的32厘米望远镜中，可以看到一条旋臂自星系棒的东北端伸出，绕到南边，最终融入到星系盘中。它的反向旋臂看上去更宽广，但较暗弱，我可以看到它从星系棒的西南端伸出，绕过星系的北侧边缘。在51厘米反射望远镜中，M83开始呈现出类似照片的形貌。
在过去的90年里，这个星系中出现了6颗超新星，所以请留心以往照片上没有的12等～14等的多余恒星。
无数梅西叶天体观测者都观赏过M83。但是有多少人知道在它以南仅仅2度的地方，就坐落着微小但并不暗淡的NGC 5253呢？它的亮度为10等，比不上M83的7.6等，但其大小仅为5角分×2角分，故而平均表面亮度却高于M83。它被归类为一种特殊的不规则星系，它的异常明亮要归因于其内部剧烈活动的恒星形成区。天文学家们认为，10亿～20亿年前，NGC 5253曾接近过M83，引发了剧烈的星暴（猛烈的恒星形成过程）。它的内部旋转轴呈东北一西南走向，有一个非常明亮的核。专业天文台的图像显示，它拥有十多个庞大的星团以及一个密集的超级星云。
如果还有哪个星系能拥有比半人马座A（NGC5128）还要壮观的暗尘带，那么我很愿闻其详。其它一些壮观的星系，如室女座的M104（草帽星云）、后发座的M64和NGC 4565也有巨大的尘带，但当你第一眼看到这个神秘的庞然大物时，那些都是小菜一碟了。当半人马座A高悬于黑暗夜空中时，用10厘米望远镜就能看到它的中央尘带。但是它比M83还要偏南约13度，所以北方的人们甚至根本无法看到它。如果你位于与美国南部同纬度的地区，那么找到它的标准方法是：从亮度为4等的壮观球状星团半人马座ω向北移动4.5度。
许多天文学书籍都宣称M31（仙女星系）或三角座中的M33是裸眼可见的最远天体（两者距离都不到300万光年）。近年来，这一头衔又转授给了玉夫座中的NGC 253（1100万光年～1200万光年）和大熊座中的M81（1200万光年）。但是许多经验丰富的南半球观测者在条件良好的情况下，不用借助光学器材就看到了亮度为7等的半人马座A。我第一次用肉眼看到它，是在2002年3月的南太平洋观星聚会上。半人马座A距离地球1000万至1 600万光年，很有可能它才是裸眼可见的最远天体的纪录保持者。
以我的32厘米望远镜放大1 50倍，半人马座A的大小为1 5角分×12角分，其亮度从弥漫的边缘到星系中心稳定地增加。尘带沿着东南偏东至西北偏西的走向将它平分为两部分。以肉眼看去，尘带的西半段比东半段窄一些，东半段中似乎楔入了一段模糊难辨的薄雾，将其分成了宽窄相等的两条支流。
M83和半人马座A是M83星系群中的两个大家伙。现在我们去看看那些更暗弱的天体。
向深空看去
在半人马座A东南方向约3度，偏离它和半人马座ω正中间的地方，坐落着ESO 270-17。这是一个奇怪的侧向面对地球的碎片状天体，以其发现者命名为“Fourcade—Figueroa天体”。我很想知道，有多少爱好者在用星桥法从半人马座ω开始寻找半人马座A时，曾经错过它。在我的32厘米望远镜中，这个奇怪的、没有核心的朦胧碎片占据了7角分×1角分的面积，呈东南偏东一西北偏西走向。它的表面亮度非常低，所以对于北美的观测者来说，想要看到它是个不小的挑战。
你能否挑战观测更南方的天区？在半人马座ω西南正好4度的地方，有着狭长的NGC 4945。在右边的图中，它差不多正位于半人马座ξ1和ξ2之间。它对于我们澳大利亚的观测者来说，非常容易辨认，即使是10×50的双目望远镜都可以把它从黑暗的夜空中分辨出来。在良好的天气条件下，用32厘米望远镜，我可以看到NGC 4945呈16角分长、3角分宽的斑块状，形似烛火，自东北向西南方向延展。用转移视线法，我只能看到它的东南边缘上有一点儿暗尘带的痕迹，但是在对页底部的照片中很明显。
将视线向北转回到赤纬-37度，明亮而微小的NGC 5102看上去就贴在3等的半人马座ι上，位于M83的西南偏南约8度。在半人马座ι东北偏东约1 5角分就可以看到它。在澳大利亚的郊野，用20厘米望远镜很容易就可以办到。不过对于北方的观测者来说，它是一个更需要花费心力的目标。它呈东北至西南走向的长椭圆形，面积约9角分×2.5角分。
再向更北的地方看！越过长蛇座到室女座——美洲的观测者很容易看到两个星座——这里有星系NGC 5068，位于长蛇座γ以北约2度，在右侧的底图上可以看到它。它可能是M83星系群的一个边缘成员：非常大，但却很暗弱，直径约4.5角分，边缘模糊，有很轻微的向中心增亮的趋势。这个星系稍显狭长，呈东南偏东一西北偏西走向。它的东南边，就是与其没有什么物理联系的NGC 5084。
最后，我们再次回到遥远的南天，并且向东看，那里有M83星系群的另一个模糊天体——豺狼座中的ESO 274-1。它只比半人马座A附近模糊的ESO 270-17稍亮一点儿，想要看到它，同样需要大口径的望远镜以及黑暗的夜空、清澈的大气。你可以在美国西南部的沙漠地区试着找找它。它位于稍稍偏离豺狼座μ和λ的中点处，附近聚集了大量又小又暗弱的恒星。这个侧向的旋涡星系显得非常纤细，只有9角分×0.7角分，就像一缕薄雾，呈东北一西南走向。它有一个很小、比周围稍亮的狭长核心。即使在高海拔地区的漆黑夜空下，想要看见它都很不容易——你需要口径至少为30厘米的较大的望远镜。
外国人对中国的称呼，最为人熟悉的应该就是英语中的China了。各种英汉词典里的解释基本都是：China，名词，中国；形容词，中国的，中国产的；而各种汉英词典里的解释大体都是：中国，China。
除了英语中的China外，其他多种西方语文中，也都有类似的称呼，如清末著名外交家薛福成在他的《出使日记》中就说（括注为笔者所加）：“欧洲各国，其称中国之名，英曰采依纳（China），法曰细纳（Chine），义（意）曰期纳（Cina），德曰赫依纳（China），腊丁（拉丁）之名则曰西奈（Cinae）。”现在的学者们则认为，这个系统的称呼，最早见于古印度的梵文，最早的拼法是Cina，其他的拼法都是从Cina衍生出来的。
那么，梵文Cina从何而来呢？对此，300多年来，中外学者作过许多的研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观点，这些观点又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类：
第一类观点认为Cina来自中国古代的某个国家或地区。比如先秦时代位于今云南东部的滇国，或者南方的楚国，或者西方的秦国，以及西汉时代位于今越南中部的日南郡。这四种观点的核心证据是：在当时中国与印度的交往中，这些国家或地区拥有重要的地位或者是最关键的中转站，所以成为印度人眼中的中国象征，印度也因此有了起源于这些国家名称或者地区名称的Cina名称。
第二类观点认为Cina来自中国古代的某个民族。比如藏北高原以及新疆西部、阿富汗东北部一带的古代民族，或者南方的苗族，或者西部高原的羌族。这三种观点的论证方法是：印度古代典籍里称呼这些民族或者他们居住的地方为Cina。
第三类观点认为Cina来自中国古代的某种特产。比如丝、缯，丝与缯都是古汉语中对丝织品的总称；或者绮，绮是丝织品中织法最为精致、花式非常繁富的一种织物；又或者瓷。这四种观点的基本思路是：这些特产输入印度后，为印度人民所喜爱，甚至感到疑惑不解，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也正是在这样的喜爱与疑惑中，他们把输出国即古代中国称为Cina。
这些观点之间，讨论得或者说争辩得不亦乐乎，但遗憾的是，至今仍然没有得出一种各方都能接受的定论。当然，占据优势的观点还是有的，那就是秦国说。
认为Cina、China来源于Cin、Chin（秦）的秦国说，最早是在1655年的时候由意大利传教士马梯尼（M.Martini，汉名卫匡国）在《中国新舆图》中提出的；100多年来，又经过了法国学者鲍梯（M.Pauthier）与伯希和（P.Pelliot）、英国学者贾儿斯（Giles）、中国学者岑仲勉与张星R等的补充与论证，终于成为目前中外学术界中最为流行的一种说法。
那么秦国说具体又是怎么说的呢？
首先，从起源上看，这种说法认为：自从公元前9世纪周孝王封非子建立“秦”这个小国以后，历经艰难，到了200多年以后的秦穆公时代（公元前659年～公元前621年在位），秦国已经强大起来，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拥有西部半壁江山，而其威名远播，导致了“西方民族只知有秦，不知有周”的结果，于是域外称中国为Cina，也就是秦。Cina中的Cin，是秦的对音，a是后缀，代表土地、国土的意思。至于Cina最早见于印度梵文的原因，又与印度在早期中外交往以及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有关。印度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文化灿烂，经济发达，不仅印中之间的最早交往包括了印度与中国西部大国秦国的交往，而且早在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印度就已与中亚各国以及埃及、希腊、罗马等国存在着相当活跃的贸易关系和其他方面的交往。这样，其他域外国家关于中国的知识以及关于中国的Cina称谓，也就通过印度，再次传播到了这些国家与地区。如此我们就能解释，为什么Cina称谓出现的时间，以印度的梵文最为古老，早在公元前4世纪就出现了；为什么其他语文中的一系列相关称谓，都与梵文的Cina极为近似，也就是说，都是梵文Cina的对音，其间只存在着细微的差别。
其次，从沿用上看，虽然Cina、China系列的称谓来源于秦国，但必须强调的是：这个系列的称谓在域外之所以能够延续下来，关键还在秦朝，也就是秦国平灭六国之后所建立的秦朝。我们知道，相对于历时600多年的秦国，起自公元前221年、亡于公元前206年的秦朝，历时只有15年，可谓中国历史上国运最为短促的统一王朝之一。但是，匆匆而逝的秦朝，肯定又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为广泛深远的统一王朝，诚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J.K.Fairbank）、赖肖尔（E.Reischauer）所说：
秦始皇根本不能建立一个传之万世的王朝，但他所建立的帝国制度虽偶有间断却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被证明是世界上最持久的政治制度。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时期被当作暴君遭到责备，但今天的中国学者很正确地把他看作是作为统一国家的中国的建立者。秦的名称“Chin”很恰当地成为中国在西方文字中的名称“China”的来源。
也就是说，秦始皇帝嬴政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疆域辽阔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空前强大的统一国家，开创了中国历史的崭新局面，并为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历代王朝奠定了基础，于是，这又导致了在外国人的眼里，哪怕秦朝灭亡了，“秦”也就是China一类的称谓，仍然继续被视为中国国家的象征，并一直沿用到了今天。而从Chinese也就是“中国人”来源于China也就是“秦”来说，起码在称呼上，我们现代全体的中国人又都是“秦人”。那么，作为“秦人”，我们当然应该知道作为China来源的“秦”国号到底是什么意思。
二、牧草与战马
关于秦国号的来源与取义，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秦字的本义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后世有两种有趣的“拆字”说。一种拆法说秦是“三人持禾”（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一），就是三个人的手里拿着禾苗，这种拆法，有点靠近秦国号来源取义的真相。另外一种拆法，说秦是由“春”字字头、“秋”字偏旁合成的，寓意春秋循环，这倒是与秦始皇帝嬴政的愿望，“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史记・秦始皇本纪》）显得相当吻合；只是这种拆法，明显牵强附会，而且谁不知道秦朝匆匆，只有15年的寿命呢？其实讨论秦字的本义，我们还是得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说起。在《说文解字》中，秦字的解释之一是“禾名”，这是说秦是一种禾的名称。而且秦字排在《说文解字》的禾部，禾是表意的符号。我们再来看看秦字本来的写法。下面是从早到晚的四种字体，即商朝甲骨文、西周金文、秦国大篆、秦朝小篆的秦字：
其中大篆、小篆的上部以及小篆的下部已经变形，所以我们分析一下甲骨文、金文的秦字本形。在甲骨文、金文中，秦字下部并列的两个禾字（w），好像密植丛生的禾苗；上部中间好像宝葫芦一样的字符，表示朝天生长的禾穗；上部左右好像爪子的一对字符，表示用双手收获。简单些说，通过《说文解字》与古文字形，我们知道了秦字的本义是禾，而且是一种密植丛生、禾穗朝天的禾。
第二，秦这种禾的真身是什么呢？现代学者雒江生经过长期的实地考察，在《秦国名考》一文中指出，秦就是民间叫做草谷、毛谷的禾本科优质牧草猫尾谷，现在的正式名称叫猫尾草。这种牧草，习惯冷凉湿润的气候，高约1米左右，生长年限一般在6年到7年，也有长达10年到15年的。亩产量以青草算，约1600公斤到2500公斤。种植的方式与用途是，撒下种子，不间苗，也不锄草，让它密植丛生，等到秋天成熟后，收割回来，铡成草节，喂养牲畜；或者晒干储存，牲畜吃不上青草的时候，再铡碎饲养牲畜过冬。骡和马最喜欢吃这种牧草，羊不能多吃，吃多了容易引起羊的食欲衰退。由于这种牧草的穗子朝天生长、细细长长的样子，好像翘起的猫尾巴，所以叫猫尾草。今天，猫尾草在中国西北、东北、华北地区还有种植，尤其以甘肃天水一带的猫尾草产量高、品质优。简而言之，秦的真身竟然是喂骡子喂马的一种草料！
第三，作为草料的秦，怎么变成了作为国号的秦呢？原来，这和秦人立国的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知道，秦人立国是始于非子的。据西汉司马迁《史记・秦本纪》记载，非子住在犬丘（今甘肃天水市与礼县一带），特别善于养马；周孝王听说以后，就把非子招来，让他在F渭之间（今陕西宝鸡市一带）专门为周王室养马。非子不负所望，果然将周王室的马匹养得膘肥体壮，繁育率也很高。于是非子得到了周孝王的赏识，获得了周孝王的分封，在F渭之间建起了一个附庸小国（确切地点当在今陕西宝鸡市东千河、渭水交会处）。这个附庸小国，就是秦国最初的政治实体，建立的时间是在周孝王时期，大致相当于公元前891年到公元前886年之间，而国号就叫秦。为什么叫秦呢？就是因为秦这种牧草。秦这种牧草，也就是现在的猫尾草，在今天看来，不过就是种饲料作物，可谓微不足道；但在近3000年以前，非子种植它的时代，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在那个时代，“秦”是种了不起的饲料作物，非子正是利用天水、宝鸡一带优越的自然条件，大量种植这种牧草，才使他的养马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并因此获得了周天子的嘉奖。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不是饲料问题解决得好，即使“非子们”有超人的饲养技术，要使马匹膘肥体壮、剽悍强健、大量繁殖，恐怕也是难以做到的。换句话说，周天子脚下地位卑微的“弼马温”非子，正是靠着种“秦”养马，才不可思议地改变了身份，成为周天子分封的附庸小国的开国者，而为了标志这立国的根本，为了纪念这份难得的荣耀，非子就把国号叫做“秦”了。
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知道了，后来拥有虎狼之师的诸侯大国秦国、取代周朝的统一王朝秦朝，最初竟然是个附庸小国，而这个附庸小国的国号“秦”字，也是中国称为China的源头“秦”字，最初竟然是种牧草的名称！其实这样的情形，如果我们放眼世界，并不少见。比如在世界各地不同的语言中，巴西的本意是红木，喀麦隆的本意是大龙虾，马里的本意是河马，西班牙的本意是野兔，文莱的本意是芒果，列支敦士登的本意是发亮的石头。可见用物产命名国号，本来就是常见现象，按照地名学术语，这还叫特征命名法呢！具体到非子的小国，因为秦这种牧草是他建国的由来与立国的基础，所以就把国号叫做“秦”了。
说到这里，我们还需要特别说说“秦人”与马的历史，毕竟“秦”是喂马的草料，而我们大家都是Chinese，也就是“秦人”。
首先，秦国以前的秦人历史，那是马的成长历史。秦人自认的祖先是伯益，伯益曾经担任过大禹治水的助手，后来为大禹的儿子启所杀。在帮助大禹治水之前，伯益担任过舜帝的“虞”官，就是林业部或牧业部大臣，他善于“养育草木鸟兽”（《汉书・地理志》），擅长驯服与繁育马匹。这个部族还是驾驭马车的高手，比如非子的祖先费昌、孟戏、中衍都是商王的车夫，造父则是西游昆仑山、拜会西王母的周穆王的车夫，造父驾驭的八匹骏马拉的马车，能在高山峡谷中飞驰。换言之，伯益、非子的这个部族，本来就是中国西部的游牧民族，他们驯马、养马、驾马的本领，远远超过善于种田的农业民族周族。
其次，秦国时期的秦人历史，那是马的成功历史。不仅非子是因为种“秦”养马而创业立国的，非子的后人们也正是伴随着剽悍强健的战马的嘶鸣，走过了600多年的沧桑岁月，逐渐强大起来，并且最终平灭了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完成了统一大业，造就了大秦帝国。今天我们看看西安临潼秦始皇陵兵马俑，在那宏大的场景中，除了勇武的将士们，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一匹又一匹、一排又一排跃跃欲试的战马了，将士与战马的组合，不正是2000多年前秦国征服天下的梦幻军团的真实写照吗？
再次，秦朝时期的秦人历史，那是马的失败历史。秦人太相信战马嘶鸣的力量了，于是统一以后，秦朝依然以武立国，不懂得文武之道的一张一弛，依然滥用民力，不懂得与民休息的道理，依然“苛政猛于虎”，严刑峻法，导致民心丧尽、民怨沸腾，结果很快就以马失天下了。
最后，秦朝以后的秦人历史，那是马的反思历史。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成为历史，然而从历史事实论，其实秦朝至今都没有成为历史。比如从思想观念上说，秦朝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的统一，而从此以后，统一就是中国政治的最大追求，无数的仁人志士、将相百姓，为此付出了鲜血甚至生命的代价；比如从政治制度上说，秦朝实行中央集权、地方郡县制度，这样的制度为后世所继承，谭嗣同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仁学》卷上），的咏史诗也说：“劝君少骂秦始皇……百代都行秦政法”（《读〈封建论〉呈郭老》）；又从治国经验上说，古往今来的人们也都在深思：秦人以马打天下、以马得天下、以马失天下，这就昭示我们，在打天下时，耕牛不敌战马，但到治天下时，耕牛就比战马更加重要，下马牵牛才是正道。
回到我们讨论的主题，可以得出这样三层认识：第一层认识，没有秦这种优质的牧草，就没有秦国的出现，也没有那特别的战马；第二层认识，没有秦国号，就没有梵文的Cina、英文的China这个系列的名称；第三层认识，没有特别的战马，就没有秦国的成功、秦朝的统一。而如果我们再推进一层，作为Chinese的“中国人”或者“秦人”，起码就其中的主体民族华夏或者汉族来说，本是以“五谷”稻、黍、稷、麦、豆为主食的，换言之，秦人Chinese本是吃草的民族，这又与“秦”本为“禾名”协调一致，名实相副！
三、“东方属震，是日出之方”
更加有趣的是，China除了现在社会上通用的意译“中国”以及学术研究方面的音译“秦”以外，在汉文典籍里，其实还有其他许多的译法，比如脂那、至那、支那、真丹、振旦、震旦、真那、振丹、旃丹、脂难，等等。这并不奇怪，各有各的译法而已。学者们又进一步考证指出：从汉译的以及中国僧人自己撰写的佛教文献来看，唐朝以前，主要的译名是真丹与震旦；从唐朝开始，震旦用得越来越多；到了近代，日本人多用支那，中国人则喜欢用震旦。比如笔者的母校复旦大学，校名既取自《尚书大传》的“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也有不忘“震旦公学”的意思，震旦公学是马相伯先生在1902年创办的，1905年马先生为了反抗法国教会势力对震旦公学的控制，另创了复旦公学。
为什么中国人喜欢用“震旦”呢？关键在于，“真丹”说不出多少的意思，“支那”甚至可以理解出不好的字面意思，比如“支解那里”、“旁支附庸的那个国家”，等等。相对而言，“震旦”的优势就非常明显了，因为“震旦”有许多的意思可以附会或者解释。
首先，我们看看八卦中的震卦。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八卦中，震的卦象 称为“震仰盂”，就是下面一条阳爻、上面两条阴爻。我们知道，《易经》反映的是人类的思维模式，哪个爻少，哪个爻就贵重，“物以稀为贵”嘛。以此为出发点，我们解解震卦的象征意义。震卦三爻，只有一条阳爻，阳爻比较贵重，所以震卦属于“阳性爻”，属于男性；震卦底下的初爻是阳爻，这又代表家中的第一个男孩，就是长子。哪种动物最像长子呢？我们常说“望子成龙”，因此震卦又对应了龙。龙也代表青色，五色配五方，东方色青，所以东方又称“震方”。长子诞生了，将来是要继承家长位置的，这在家族中当然是具有轰动效果的大事，于是震卦又对应到了自然现象中的雷。打雷是震动，春雷乍响，万物重新焕发了生机，所以《易经・说卦》里说：“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
其次，我们看看古文字中的“旦”字。这个比较简单，“旦”字上面是个“日”，就是太阳，下面的一横代表大地，所以“旦”是日出地平线的象形字，意为天明、早晨、明亮。
再次，我们看看“震旦”这个名称的含义。把代表“东方”的“震”与代表“日出”的“旦”组合在一起，就是“震旦”的含义，所以唐朝僧人慧琳法师说：“东方属震，是日出之方，故云震旦。”（南宋法云《翻译名义集・诸国二十八》引）直白些说，“震旦”就是东方日出处的国家。
最后，我们说说“震旦”这个名称的来源。我们已经多次说过，“中国”之所以称“中国”，是因为中国人自认为我们的国土位居天下之中，那么问题就出来了：为什么“震旦”这个名称是“东方之国”而非“中央之国”的意思呢？原来啊，“中国”这个名称本非我国的专利，世界上许多的国家或民族都曾经视自己为天下之中，比如古代印度、希腊、罗马、阿拉伯人写书绘图，都以他们的本土为世界的中心；清朝启蒙思想家魏源在他的《海国图志》中也指出：“释氏皆以印度为中国，他方为边地……天主教则以如德亚为中国，而回教以天方国为中国”，这里的“印度”、“如德亚”、“天方国”，分别是佛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的发源地。而具体到佛教，既然以印度为“中国”，那么站在印度的立场上看我们“中国”，“中国”就是东方的国家了，等到佛教传入我们中国以后，这样的观念也随之传入中国，所以汉译佛经中把梵文的Cina翻译为“震旦”，著名神魔小说《西游记》中的主角唐僧总是自我介绍“贫僧是东土大唐和尚，去往西天取经”，唐僧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记载：“昔者此国（指瞿萨旦那国，位于今新疆和田市一带）未知桑蚕，闻东国有之，命使以求”，又北魏杨衔之的佛教名著《洛阳伽蓝记》中也记载：北印度的乌场国国王问北魏求法僧宋云：“卿是日出处人也？”宋云回答：“我国东界有大海水，日出其中，实如来旨。”如此，我们就能理解，“震旦”、“东土”、“东国”一类称谓，都属于我们祖国的他称，而追根寻源，又在于佛教以印度为“中国”，于是我们的“中国”就成了东方之国了。
四、一对错置的因果关系
说过了我们中国人喜欢“震旦”这个他称的前因后果，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连带问题，必须要说清楚，那就是现在社会上广泛流行的关于China来源于瓷器的解释。这种解释认为：在英语中，小写的china是指瓷器，大写的China是指中国，所以中国的他称China来源于瓷器的他称china。展开些说，古代中国瓷器流传到了世界各国，为各国人民所欣赏、所喜爱，于是西方国家就以瓷器代称中国，既视“中国”为“瓷国”，又称中国为China。我们举一条能够集中说明这种观点的史料吧。1898年，清朝翰林院编修徐琪在上光绪皇帝的《请广磁务以开利源折》里说：
查中国货物，以丝茶为大宗……然近来外洋所产丝茶，亦颇精美，中国转有滞销之时。必筹其货物为外洋所罕而利益足以敌之者，始操胜算。顾中国丝茶而外，其余百物，皆不及外洋之精，独磁器一门，外洋虽竭力仿造，皆不能及。盖出磁之土，西人名之曰高岭土。讲化学者，谓此土为火造化所成，近于热变石，贵重与矿金相等。沿海斥卤之地无之，美洲全境不生此土，欧洲、日本虽有，而其制实出于中国……是以外洋富家，非藏有中国细磁者，不足夸耀宾客……土之所出以磁为真质，陶土为磁盈天下，万国未有先于中国者。故印度以西，称中国曰支那，支那者，磁器之谓也。
这段史料中的“磁”就是“瓷”。看看，连大臣上皇帝的奏折都这么说了，当然不会有假，否则就是“欺君之罪”了，那可是要掉脑袋的大罪啊！况且，瓷器的china与中国的China又确实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于是China来源于瓷器的说法得以广泛流行。
其实这种看似有理有据的说法，真是瞎说。根据学者们的考证，英语中的“瓷器”一词本来写作porcelain，“中国瓷器”则拼成China porcelain或者porcelain of China。到了17世纪，英语中才有了chinaware这个指称“中国瓷器”的专用词。再到后来，表示物品、器皿的ware在口语中被省略了，只用china也可以习惯性地代表“中国瓷器”。再经过进一步的演变，china又不再被视为“中国瓷器”的专用词，而是同时兼容了原来的porcelain，于是，英语中便出现了china和porcelain两个都可以解释为“瓷器”的单词。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在西方是先有作为中国他称的China，然后才有作为瓷器他称的china，也就是说，瓷器的china来源于中国的China，中国的China是因，瓷器的china是果，我们一定不要把这对因果关系搞反了。打个比方，有些西方人士喜欢品尝北京烤鸭，于是在英语中，可以直接以Pekin也就是“北京”称呼“烤鸭”，我们总不能说“北京”来源于“烤鸭”吧！
当然，中国的China与瓷器的china只有首字母大小写的区别，又客观反映了历史的真实一面：
首先，中国瓷器的出现时代最早，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已经出现了原始青瓷，而在近2000年前的汉代已经烧制出了成熟的青瓷。
其次，中国确实盛产瓷器，而在中国的外贸商品中，唐代以来，瓷器确实占了最大的比重，以至于中外之间的海上交通大动脉也被形象化地称为“陶瓷之路”。
再次，中国瓷器的精美确实名闻天下，它薄如纸、润如玉、声如磬、明如镜，引得外国人惊叹不已。
我们可以认为，正是这些历史的真实，不仅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的自信心与自豪感，而且使得外语中既以China称呼“中国”，又以china称呼“瓷器”。而与此有些类似的是，外语中称呼我们祖国的另一个他称Serice，同样与中国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有关。Serice是怎么回事？Serice又代表着中国的哪种物质文明呢？我们下一讲再说。
关键词:河南扶沟;古今河道;《水经注》
扶沟县历史悠久,因东有扶亭西有洧水沟,故名扶沟。西汉高祖十一年始设县,县址原在崔桥之古城(又称小扶城),隋大业末年(618年)迁至今之县城,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扶沟县位于豫东黄淮平原之南,西北高,东南低,境内河流较多,多为西北向东流向,历史上变化很大,现将沙河、蔡河、双洎河、惠民河、涡河、黄河等的变迁情况简述如下。
一、沙河
沙河是古代鸿沟水系的一条支流,黄河下游的分流。三代时,由通许、尉氏间流入。经扶沟西南、西华东、淮阳西南、南流入颍。西汉时无大变化。两晋至隋,由通许西入扶沟。经扶沟东(略同今贾鲁河)、西华东、淮阳东北,南流入颍。据《水经注》载:唐前沙河由通许东入县境,经县东北五十里的古城,东南经百子岗南,由此东出,又东南入西华县境,下游至百尺沟,至古项城(今槐店)入颍。《明史・地理志》:扶沟县东有沙河,一名惠民河,又名小黄河,在县北,洧水自西来汇入(隋以前洧水在县西)。《大清一统志》:沙河又名贾鲁河、小黄河经朱仙镇、吕家潭、扶沟县城,在扶沟受溱、洧水(即双洎河)东南流,自西华县城西北东南流,经李方口,南入颍。
二、蔡河(即今贾鲁河)
蔡河,又名小黄河、惠民河,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引黄河入蔡,以通陈颍之漕:宋时,导闵水合于蔡,为惠民河,陈蔡之粟,自此入汴。
后周引黄河水入蔡之道,大体上是沙水的故道。宋代,在沙水故道的基础上,大加疏浚,使蔡河成为东京四大运渠(汴河、蔡河、金水河、五丈河)之一,称为东蔡河(另在今长葛老城西北引洪河入双洎河,经洧川、尉氏接闵水东北流,至开封,称西蔡河)。宋代的东蔡河,约在沙水之西,由开封南流,经通许西、尉氏东,经白潭下入扶沟县境,又经岳家桥、董家桥、吕家潭,下接唐以前沙水故道,经刘河沿、刘店、百子岗、丁岗、曹家下入西华县境。
元明以后,黄河南泛,本县常为黄河水冲淤,造成河流的淤塞改道。蔡河也就在此时发生了变化。
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黄河决孙家渡口(今郑州西北),蔡河淤塞。明弘治中,刘大厦等入自孙家渡口引黄河水南流,经中牟、朱仙镇、尉氏,自白潭入扶沟,沿宋代东蔡河故道下入西华县至周家口入颍,这就是后来的贾鲁河。《大清一统志》:“(蔡河)元时河承所夺,贾鲁治之。故自朱仙镇以上,道名贾鲁河。”其实,贾鲁河并非贾鲁所开,而是明代刘大厦等人在宋代东、西蔡河河道基础上疏通的一条河流(此前,黄河决口泛滥,宋时汴、蔡等河淤塞,元臣贾鲁曾主持疏治过汴、蔡等河流,后入误认为明代的贾鲁河为元人贾鲁所开)。
贾鲁河自尉氏流入扶沟县境后,有太沟河、白沙河等流汇入。县境内的水势很大,在县东北的吕家潭汇集为潭。潭水靠贾鲁河宣泄,每至汛期,常泛滥成灾。加之自明代以后,黄河经常泛滥改道,贾鲁河河身淤塞,航运受阻。为了宣泄洪水,保证航运畅通,明成化中,在吕家潭南二里许另疏新道至县城东北的韩桥,经陆桥、宋桥、焦桥、周桥,至县南35里的晋桥入西华县,下经周家口汇沙河。吕家潭以下的故道仍存,起分泄洪水的作用。
明成化以后开的贾鲁河新道,下及清代光绪以前,没有大的变化。贾鲁河是本县最大的河流,也是开封至周家口的航运干线。位于这条航运道上的吕家潭,成为河南省东南部一巨镇,其盛况远超过扶沟县城。
1938年,黄河花园口决口,贾鲁河又西移,成为今天的贾鲁河河道,旧道湮废。
三、双洎河
双洎河,原名洧水,明代以后始改今名。为溱、洧二水之总称。又因河水混浊,故称“小黄河”。根据《水经注》记载,扶沟县境内的双洎河,宋代以前分南北两支。其中南支自鄢陵县入境,经今固城乡东北,又东潴而成陂,支流众多。由今护岭、新汲(今汲下村附近)故城北,下经县南11公里的洧阳故城,由西华县入颍。从《元和郡县志》“洧水经长葛县(今老城)北13里,东南经许昌县(今许田镇),距县30里。又东南经鄢陵县西10里,扶沟县西南23里,在西华县西南入颍水”。可知,唐代以前,扶沟县境洧水南支没有大的改道。洧水的北支,《水经注》称为蔡泽陂水。唐以前,自长葛老城东南分出,经扶沟县北,东南经扶沟故城(今古城村)东,东南注于沙水。《水经注》:“沙水南与蔡泽陂水合,水出鄢陵城西北……陂水东经匡城北(汲下村东北)……陂水又东南至扶沟城北,又东南入沙水。”这一支洧水的流程,大体是由今县西北的孟亭入境,东经莲花池一带东行,过古城村东,注于沙水。
宋代以后,南支干涸,只剩下北支。《大清一统志》:“自宋入通惠民河引洧水自许田注鄢陵,历扶沟合蔡水,始经洧川城南,鄢陵县北,明时谓之双洎河。”
元代以后,黄河决口泛滥,波及本县,双洎河发生了改道。下至明正德以前,双洎河自鄢陵县的常家湾至石桥、唐家湾、洧川、蔡家庄、彭店东,经由孟亭、刘家堰入扶沟县境,经莲花池、双营、高河沿、邵口汇马家河,下至高入桥、张会桥,南流汇惠民河(贾鲁河),经陆桥、宋桥等地入西华县境。
正德七年(1512年),双洎河决溢,川栗家口、孟亭、莲花池故道湮废。嘉靖初年,疏河改由丁家桥入扶沟县,经吴桥、曹台、县北一里的通汴桥(北石桥),下经王颍店入西华的红花集黄土桥汇渚河入沙河,称为二河。嘉靖十四年(1535年),二河淤塞,又在县东北开新渠二里,由通汴桥引双洎河东流至韩桥汇贾鲁河,走明成仕中所开贾鲁河新道。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重疏嘉靖初年二河故道,由王颍店入西华。后因西华堵塞,改由周家寨后东入贾鲁河,不久河身淤塞,复由韩桥入贾鲁河,二河道从此作废。此后,至1938年,韩家桥以下河道无大变。
1938年,黄河决花园口,双洎河改经孟亭南下十里店,东流经城关门外,汇贾鲁河。1956年,开挖从孟亭至摆渡口的新道入贾鲁河,摆渡口以上仍称双洎河。
四、惠民河
惠民河,又名贾鲁河、小黄河,发源于荥阳五龙口,经白沙陂、朱仙镇,由县北四十五里白家潭入境,南经岳家桥、董家桥、吕家潭至韩家桥与双洎河合流,南经陆家桥、宋家桥、焦家桥、周家桥,至县东南35里晋家桥出境。入西华界至周家口入沙河。周家口商货皆由此通汴。
惠民河至吕家潭入蔡河故道,东南直达西华,因贾鲁疏,故名贾鲁河。元贾治河前,惠民河至吕家潭后下入蔡河故道,直达西华。后蔡河湮淤泛滥成灾,明成化中自吕家潭南张单口疏新道,下达西南,至县东北5里张会桥与双洎河合流。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修筑堤岸,至光绪以前,河道未变。
新中国成立后,从县西北高集向东开挖至杜家村北与惠民河故道合流的清水河,惠民河之名至此湮没。这条从高集东至杜家村北的清水河,走惠民河故道,至吕家潭而南,由曹家村西下达西华县境。
五、涡河
涡河在本县流程不长,但在历史上变化较大。
《汉书・地理志》:“扶沟县涡水,首受浪荡渠(沙水)。东向入淮,过郡三,行千里。”
《水经注》载:涡水首受沙于扶沟县,流经大扶城(今县东10公里处百子岗)西而下,东流经阳夏县(今太康)西。由鹿邑东入亳县半坡冢至城西北合黄流,至怀远入淮(河)。
6世纪以前,涡水是沙水的一条分流,在扶沟县大扶城(百子岗)东从沙水分出,东入太康县西。
《唐元和志》:“涡水首蔡,东流经太康县北。”说明到了唐代,涡水仍为沙水(蔡河)的分流,但分沙水后,东流经太康县北,与唐前经县西有别。据此,唐时涡河的上源可能向北移动。
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十月,黄河在原武(原阳)、开封等地决口,此路由涡入淮,南路由颍入淮。此后,涡河常为黄流所夺,涡河发生了改道。《明史・地理志》、《读史方舆纪要》均记涡河自通许县分出,下接蔡河旧道经太康县北五里。据此,涡河的改道,最晚也在明代以前。下至清朝末年,扶沟县尚有涡河故道遗迹。《大清一统志》:“百子岗在县东二十里,即大扶城,岗东有涡河遗迹。”光绪《扶沟县志》:“今扶沟县百子岗,尚有涡河故道。”1938年黄河花园口决口后,涡河故道遗迹湮废。
今之涡河仍从通许南由西北向东南经扶沟县东北流经太康县境,再东南注入淮河。
六、黄河
明洪武至成化年间黄河决口,由通许、尉氏间入扶沟,经扶沟县城、西华县城南流入颍水汇入淮河,其故道约在今贾鲁河西。明末,河决开封(李自成义军围开封时),由通许西入扶沟,经扶沟东入涡河。清代,黄河屡次决口,均由贾鲁河经扶沟、西华入颍水。
1938年,黄河从郑州花园口决口,黄河水从尉氏流入扶沟,经西华流入颍水,历时8年,入畜漂没无数,庐舍一空,至今引黄之水亦由贾鲁河从尉氏入扶沟,经西华流入颍水。
七、二河
二河,双洎河本由高八桥下至张会桥南流,明正德七年(1512年)以后河淤。嘉靖初,改双洎河新道由今古桥下南流,经王颍店东入西华之道,此新道即为二河。不久,新道(二河)又淤,又导至韩家桥入惠民河。万历年间,又疏二河故道南至县东南14公里的周家寨入惠民河,恢复了二河河道,后又由韩家桥经入惠民河,至此,二河湮废。
八、三河
三河在二河西,受扶沟县城西北一带陂水并双洎河的溢漫之水,流经县城北关、东关城壕,汇县治一城之水,由紫来桥南流,经陈贾村东垤路至王颍店出境,下至西华赵河口入贾鲁河,名为三河,沟深七八尺,广十余丈不等,每值霪雨,赖以泄水,此河今已无存。
九、太沟河
太沟河在县西北25公里白潭西北2.5公里许,源出洧川岳塞陂,东流经尉氏,由韩寺营入境,至红石桥,逆流入惠民河(贾鲁河),如惠民河盛涨,太沟河水则南溢入马家河,至高八桥下入惠民河。此河今已湮废。
十、马家河
马家河在县西北20公里处,上游又名黄家河(俗名横河),由尉氏太沟河入黄家河;斜行东南至马家集后,始称马家河(俗名马大河),历刘家桥,过邵家口,会双洎河故道,达高八桥,东归惠民河,兼受洪义沟水、双洎河溢水及上游诸陂水,约长20余公里,此河今已无存。
十一、半截河
半截河在县西北25余公里,与尉氏接壤,受祥符(今开封县)、通许、尉氏之陂水以归贾鲁河。地势北高南低,虽有河堤,因河身丛苇阻塞,河口淤浅,河堤冲决,河水漫溢,扶沟尽被其害。堤屡修屡坏,又屡经黄河泛滥,此河为扶之大害。后旧道淤塞,由毛家桥复冲一沟,下入惠民河,每年夏秋,虽有陂水下泄为患,然不至泛滥成灾,今故道已无存。
十二、大浪沟
大浪沟相传宋代所开,自鄢陵县之小北关,经周营,由李集入扶沟县境,南下经朱岗、梅桥西、魏寨东、护岭东、角冢、谢桥、鸭岗东,由立岗下入西华县境,宽约3丈,深丈余,清代以后,屡经疏渡,何时湮废,待查。
今之大浪沟,在其原故之南由鄢陵许庄北东南至扶沟朱岗西,路寺台西,沿鄢扶两县交界而南,至鄢陵周桥东流入西华县,经艾岗、黄土桥流入沙河。
十三、二浪沟
二浪沟,一名小水沟,在大浪沟西2公里许。自本县塔湾陂水起,经塔湾桥(又名屈岗桥)、汲下西桥、秦岭西桥、秦岭南桥、护岭西桥、鸭岗北桥、鸭岗南桥,与大浪沟同由立岗村入西华境,深、广同大浪沟,不知何时湮废。
十四、李田沟
李田沟自本县李田村起,经李田桥、土寨西桥、斗仓桥、宋湾桥、烧盆刘桥、盐厂桥,入太康县清水河,长13公里,宽1丈3尺,深6尺。黄泛之后,今已无存。
十五、闸上沟
闸上沟,上通通许,自江村东北三里桥起,经江村东桥、通陈桥、闸上桥、曹岗桥、洼刘南桥、毛家洼下入太康县清水河,长9公里。黄泛之后,今已无存。
十六、冯陵沟
冯陵沟上受祥符(今开封县)、通许官路沟水,自冯陵村起,经今济桥、东冯陵桥、黄家庄桥,下至季历岗东入闸上沟,长5公里。今已无存。
十七、卢义沟
卢义沟在县西北,自黄甫岗开后,鄢水入境,分流入卢义沟,东经王家陂、天井岗后,迤逦里东北,经北关外,折入紫来桥,汇入今之贾鲁河。
十八、洪义沟
洪义沟在县西北,西接罗王陂,以泄秦家岗口之水,其故道由西冯家村北,东北入永昌地方,至马家集后入马家河,后不知何时湮淤。
新中国成立后,在本县境内相继开挖了横贯县境北部的尉扶河,县西南部南北两条并列的丰收河、幸福河,以及由县城西北经大李庄而东南、再南至庙陵岗的王堂泓的诸条河流。另有1958年“”时开挖的,由县城北关至许昌的“许扶运河”,不久即废。
本县境内,古今河流较多,水资源较为丰富,这些丰富的水资源为发展扶沟的农业生产提供了足够的用水。
注释:本文根据中国科学院河南地理研究所《扶沟县历史时期古河道及其开发利用意见》及清光绪十九年《扶沟县志・河渠志》等材料整理。
历史的天空亘古悠长，文明踏着轻盈的脚步把它的种子播撒在人们的心中。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参观了这次在洛阳博物馆举行的‘‘秦汉——罗马文明展’’。 来自中国和意大利两国70余家博物馆的489件国宝级的珍贵文物，将再现雄踞世界东西的秦汉、罗马帝国的辉煌文明。他们交相辉映，熠熠生辉。
在历史的长河中秦汉和罗马文明是两种不同的文明，秦汉文明是农耕文明的代表，象征性符号是龙，是东方文明的基础；罗马文明是海洋文明的代表，象征性符号是鹰，是西方文明的源头。
秦汉罗马文物展在新区博物馆一楼展厅，这个展厅是秦汉-罗马文明对比展厅，进入展厅我们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入口处两边“庞贝古城”的“断壁”和“长城”的“ 残垣”庞贝古城和长城分别是古罗马和古中国古老又代表性的建筑，两座建筑一白一褐交相辉映，在这个展厅内，代表西方文化的古罗马艺术精品和代表东方文化的秦汉精品文物交相辉映。在这个展厅你会感觉到一会在古罗马史诗的恢宏壮丽之中，一会儿又沉浸在秦汉文明艺术瑰宝的辉煌灿烂之下；一会儿是古罗马威严的百夫长雕像，一会儿又是秦王朝惟妙惟肖的军阵中行走，看到此你会觉得精美的文物是一部复活的会说话的历史，文物不仅向我们展示了历史的文明与辉煌，更向我们展示了东西方古人的智慧，在这里瞬间的历史成为永恒！文物件件是精品。也真正体会到了目不暇接的含义。
‘‘女孩与鸽子’’，‘‘卡拉卡拉胸像’’，‘‘乳钉纹铜爵’’，‘‘白玉杯’’。这一件件的历史文物使我仿佛回到了古代。与他们交谈，对话。
这次的参观使我更懂历史，更了解古人。懂得他们的兴衰，了解他们的思想。
或许，文明离我们很近；或许，文明离我们很远。但不管怎样，只要追寻，你就会发现文明的脚印。
星期天，天气特别晴朗，真的是阳光明媚，万里无云。爸爸妈妈带我到西工，参观了洛阳周王城的“天子驾六”博物馆。那里的人很多，真是摩肩接踵、川流不息。博物馆内外的装修非常精致宏伟。讲解员给我们介绍了详细的情况，我认真地听并作好了重点笔记。
周王城遗址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不仅有车马坑，还出土了大量的稀世珍宝。进到博物馆里，首先进入眼帘的是一个约2米高的架子，架子上挂满了形似头盔用青铜做的东西。“这是一种能发出悦耳的声音，俗称‘编钟’的打击乐器。”讲解员说，“这充分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力、聪明和才智。”
“下面就是我们要重点参观的车马坑，它是洛阳在拟建河洛文化广场时发现的。当时发掘了18座车马坑，这里是一座面积最大的车马坑，南北长42.6米，东西宽7.4米。车子是纵向东西两列摆放，头南尾北。”随着讲解员阿姨的指引，我们又走进了车马坑展厅。只见一个长方形的墓地里，两列车队从北往南整齐的排列着平躺的马车，虽经千年尘封，马的尸骨、车的架子还是挺完整的，而且还保持着当时掩埋时的样子。我仔细看了一下，马匹数还不一样，有两匹马的，四匹马的，还有六匹马的，这是为什么呢？听了讲解员阿姨的讲解我知道：古人以马匹的数量来鉴别人的地位，驾两匹马的是士，驾四匹马的是诸侯、卿大夫，驾六匹马的是天子。车马坑的发现，首次以实物证实了“天子出行，驾六马”的古代典籍记载。
临近参观结束，我又站在车马坑栏杆边向下望去，啊！好壮观的天子马车呀！那马的全身骨骼和车轮都历历在目，我好像又听到了车轮滚过的隆隆声和马匹地嘶鸣声，脑海中仿佛又出现了当时那生动壮观的历史景观……。它的发掘为河洛文化又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通过参观，使我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科学知识，也培育了我的爱国之心，激发了我的报国之志。在爸爸妈妈的督促下，我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博物馆。
洛阳东方二小三年级1班李栋
关中“三秦”虽由此而名，却在历史长河中仅仅昙花一现，前后不足一年。汉元正月(前206年)，项羽挥兵西入成阳，秦都即破，以为得了天下，自立西楚霸王，又大封分地而王之。项羽入城，烧杀掠抢，无不残破。屠烧成阳秦宫，“火三月不灭，收其宝货妇女而东”(《史记・项羽本纪》语)。项羽屠城之后扭屁股又东归彭城，关中遂由雍、塞、翟三王扼守以围阻刘邦。孰料同年八月，刘邦由古道回军关中，先于陈仓击败章邯，雍王属地皆归于汉。次年正月，又挥马东进，遂平降塞、翟二王，至此，关中“三秦”即废。
除此“三秦”，还有一“三秦”，那就是晋时十六国之前秦、后秦、西秦，史称亦曰“三秦”。两个“三秦”，虽然同举“秦”旗号麾天下，却在政治和文化内涵上判然两别。前为封地，仅指秦地关中，且一现即逝。后为立国，则指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三个北方割据政权，而且从前秦建国的公元351年至西秦被夏所灭的431年，此“三秦”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整整演绎了80年之久。
最有兴味的是，晋时十六国之“三秦”，分由甘肃氏、羌、鲜卑三族上层酋豪所建，发家也由河陇为起始。随着率兵四方讨定，势力范围不断向外扩张，向西攻灭了前凉、代国，向东大败晋师，平灭燕国，夺取了益州，不仅控扼着中国北方大部地区，还与东晋对峙相向，尤其前秦，一度平灭西域龟兹，又同车师、都善、高昌等国建立宗藩关系。西域来朝者十有余国，军事实力十分强大，经济发展非常迅猛，加上“三秦”具都倡导佛教，大兴儒学，推行文化立国之制，不仅为甘肃赢得“富庶莫过于陇右”之誉，也使关陇政治、军事、经济实力空前鼎盛。最值得一提的是，都于长安的前秦、后秦两个政权，尽管控制着古丝绸之路一线重镇，军事力量威慑整个西域各国，但其政治中心仍在长安，每年来朝供奉者络绎如云，仅西域遣使称臣者多达三十余国，他们不仅带来了价值连城的珠光宝藏，金银马匹，还送来异彩纷呈、各具民族和地域特色的音乐舞蹈与“奇技异戏”。各种民族文化的重重叠叠，从四面八方向长安汇集，对秦文化的建设可谓举足轻重。
然而，让人遗憾的是，人们每每提及秦文化时，大谈关中“三秦”，却又不知其关中“三秦”真正的文化内涵，以致在空泛的喧嚣中反倒否定了秦文化的历史生成根脉。项羽封王所立雍、塞、翟“三秦”分土，在不足一年的时间迅即灰飞烟灭，而且又在正值楚汉狂热互战乱世的背景下，试问，它给秦文化的形成到底能增添多少成色?又给秦文化的建设到底能输入多少血氧?秦文化毕竟是在统一的华夏文化主导下所形成的一种区域文化，就如同楚文化、蜀文化、郑卫文化、吴越文化一样，只有同其他区域文化相对应而存在，相比较而发展，相渗透而丰富，相流通而完善，才能充分显现其斑斓的光彩和独有的特色。这是任何一种民族文化形成发展不可违背的必然规律。
秦文化不是项羽封王分土的关中“三秦”文化，也不是戏曲界经常挂在嘴边的陕西文化，当然更不是因为五朝国都均立长安便随意被误解误读的关中文化。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首先，应当承认秦文化是一个大文化概念，它既有历史积淀的纵深面，又有多元融汇的横亘面，但无论从其纵深、横亘任何角度讲，远非三秦文化、陕西文化或关中文化所能盖涵。
秦文化的要筋在“秦”，秦的起因是东夷部族的赢氏族。因其后裔蜚廉、恶来父子二人，追随以武庚为首的商朝遗民助纣为虐反周叛乱，被周公一马平息之后将其放逐到遥远且又荒僻的“西出入陲”边地，沦为牧马的奴隶。这便才有了公元前897至888年的赢氏族种首领非子息马得功封地秦邑之事。此前赢氏族种所居地便在犬丘，即《史记・秦本纪》所言“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之说。犬丘，位于西陲，紧毗戎、狄。古籍中的解释是：“犬丘，又名西犬丘，西陲。汉置西县。”《甘肃通志》的记述是：“西县故城在(秦)州西南120里。”所言正是甘肃礼县大堡子山一带。从秦赢非子封邑为附庸，到秦穆公立国兴兵为诸侯的二百多年间，甘肃秦州西县的犬丘之地，无疑成了秦的发家地和大本营。这一点，已被考古界在该地挖掘出秦穆公时期的葬墓群及其大量秦国出土文物得到证实。正因为秦人在此长期以息马为业，犬丘又偏居西陲戎、狄一野，其生活、性格、好恶染上“戎狄”习性，自在情理之中，即使在秦人真正发迹并成为“开国十二，遂霸西戒”诸侯国之一的战国之初，东部其他各诸侯大国，仍将秦“以戎、狄视之”，对此，秦国君主也常为“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史记・秦本纪第五》语)而深感羞辱。这种“戎狄”习性，其实质正是秦文化的总体本色，诸侯视秦为戎、狄者，也是因为战国初期的秦文化依然带有浓厚的游牧特色所致。
所谓戎、狄，是指西周时期甘肃古代少数民族为说，其中戒族主要活动于陇右，集结于今之陇西、天水和平凉、庆阳诸地，故又有(今天水)冀(今天水县新阳镇)戎和义渠(今平凉、庆阳)戎之分。戎族原本有自己的社会文化，《左传》载有允姓戎族首领一段话道：“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语言不达。”戎以农牧兼营，却以“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的“不治所以治”经国之道，形成独立的文化品格，这种戎文化，既为秦襄公所效法，又随秦国对戎族的征服兼并，最终融汇于秦文化之中。
狄系商周鬼方民族后裔，因居北方，多称北狄。分白狄、赤狄、长狄三支。白狄原居陕西东北，后徙山西、河北之间，占地立国，国号中山，兵强将广，骁勇善战，与燕、韩、赵、魏“五国相王”。白狄也和秦国发生过军事拼争，桓公三年(公元前601年)，曾与晋国联合对秦发起战争，使秦吃了败仗，一员秦将被俘；赤狄布居山西，并与晋国通婚，秦腔有出名戏叫《蜜蜂计》，演的正是晋献公宠妃狄女骊姬，欲害姜后之子重耳，重耳奔逃齐国搬兵报仇，又与狄女季隗结婚的真实故事。后来赤狄被晋国所灭，土地也被晋国兼并；长狄分布在山西迤东和山东边境，后为齐国所败。狄族虽然保持着游牧文化特征，但其文字、器皿、墓葬均与华夏族相同，说明通过战争、杂居、通婚、迁徙，也被华夏文化逐渐同化。
两汉时期，甘肃境内又有三个活跃的少数民族揭竿崛起，一个是氐族，一个是羌族，一个便是鲜卑族。
氐、羌本系一源，春秋战国多以氐羌并称。《诗经・商颂》便有“昔有成汤，自彼氐羌”，《竹书纪年》也有“成汤十九年，大早，氐羌来宾”等记载。汉代，氐羌分化，各自成为独立族种。西汉初，氐族聚居于武都、陇西、广汉、蜀地，甚至与他族杂居。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但讲汉语，采用汉族姓氏，实行一夫一妻制和纳嫂制。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业，经济文化深受汉族影响，西晋时期，除武都、阴平(今甘肃文县、迭部)二郡有大量氐族部落外，在陇右略阳(今天水以北、秦安至清水一带)和天水二郡，又形成两个氐族聚居中心，即后世所称“清水氐”、“略阳氐”和“临渭氐”。十六国时的前秦政权，正是天水“略阳氐族”部落酋豪苻洪及其子苻健所建。
羌原出于今之河南南部、湖南洞庭、江西鄱阳诸地三苗(即苗民)，后迁于三危，便成羌族。这是一个非常强悍的民族，《后汉书》说它“所居无常，依随水草”。族人更是“性坚刚烈勇猛”，“堪耐寒苦，同之禽兽”。汉景帝时，湟水羌族酋豪留何，率部迁入陇西郡之狄道(今临洮)、羌道(今宕昌)一带：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甘肃羌族与北部匈奴联合与中原为敌，汉武帝“将兵十万人击平之”，为“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武帝辟设河西四郡以拒，并设护羌校尉，统领羌族故地，羌人“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激起羌人多次反叛。经历多次血腥镇压屠杀，于是，“羌乃去湟中(今西宁市西部)，依西海、盐池左右”。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马援设金城属地以安置羌人。王莽末年，羌人乘乱入居金城郡(今兰州、临夏)，东汉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马援又将岷县等地羌族迁于陇西、天水、扶风三郡，开始与汉人杂居。公元384年，世居安南赤亭(今甘肃陇西县西)的羌豪姚苌杀死前秦君主苻坚自称大单于、万年秦王，两年后称帝，国号大秦，都长安，改元建初，史称后秦。此外，淝水之战后，陇西鲜卑部首领乞伏国仁，率10万鲜卑族脱离前秦，于公元385年，自立为大单于，领有秦、河二州牧，都苑川(今榆中县)，史称西秦。乞伏国仁死后，其弟乞伏乾归继位，称河南王、秦王，又迁都金城(今兰州西)、成纪(今秦安)、袍罕(今临夏)，逐渐占有今甘肃西南部。公元431年为夏所灭。
“合而并之，因而续之”，通过氐、羌、鲜卑内迁促成与秦陇汉民杂居而合为一家，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羌、氐、鲜卑融入汉文化或者说秦文化而逐渐走向文明的历程，这正是都于长安的前秦和后秦以及都于苑川的西秦这三个陇右少数民族政权在秦文化史上的巨大贡献。不只仅此，文化艺术方面的辉煌成果，更对秦文化建设起了关键性作用。苻坚平灭前凉，前凉乐舞自然变成前秦宫廷演奏唱响的主旋律。如所谓“华夏正声”的清乐，正是“苻永固(即苻坚)平张氏始於凉州得之”(《魏书・乐志》)；《通志》卷一百四十一谈及《西凉伎》时亦言，“此声始兴，盖苻坚之末。”尤其《十六国春秋》还明确记载鲜卑慕容恒曾率领其族男女四十余万口，乘舆服御礼乐器等物远陟长安向前秦奉献：弘始九年冬十月，河州(今甘肃临夏及青海部分地区)刺史慕容超向苻秦长安首都献大乐伎一百二十人。《隋书・音乐志》还说：“慕容垂破慕容於长子尽获苻氏(苻坚)旧乐。”又云：“太元间破苻永固，又获乐工杨蜀等，闲练旧乐，於是金石始备”。这些乐舞、乐器、乐工、乐伎源源进入长安宫廷，并被后世隋七部乐、九部乐和唐十部乐所传承发展，也为秦文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最值得一提的是，公元385年，吕光(略阳氐人)平西，遂带骆驼二万余头，大批珍宝、骏马和“奇技异戏”、“殊禽怪兽千有余品”，以及龟兹宫廷乐队启程东归。这个龟兹宫廷乐队，便是后世所称的《龟兹乐》。《隋书・音乐志》云：“龟兹者，起自吕光灭龟兹，因得其声。吕氏亡，其乐分散，后魏平中原复获之，其声后多变异。”《魏书・音乐志》卷一百九亦言：“世祖平河西，得其伶人器服，并择而存之，后通西域，又以悦般国鼓舞设于乐署。”吕光建立了后凉，《龟兹乐》得以风行于河西。待吕氏覆灭，《龟兹乐》又分散传入内地，对周、隋乃至唐代的音乐都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开皇中，《龟兹乐》风靡国中，“举时争相慕尚”。至唐，西凉乐和龟兹乐更被视作热门。史书记载说：“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其曲度皆时俗所知也。…‘魏太武帝平河西得之，谓之《西凉乐》，至魏、周之际，遂谓之《国伎》。”还有《天竺乐》，《隋书・音乐志》言：“《天竺》者，起自张重华据有凉州，重四译来贡男伎，《天竺》即其乐焉。”可知《天竺乐》也是五凉时期，通过河西，传入长安的。集聚于北周的西北和西域各民族乐舞艺术，逐渐形成了宫廷宴饮时演奏的乐部。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后，又获得高丽和百济两国的乐舞艺术，加上早已传来的高昌国(今新疆吐鲁蕃)乐舞，全都汇集于北周首都长安，也全都融入秦文化的行列，更为后来著名的隋七部乐、九部乐、唐十部乐，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韩，即马韩、辰韩、弁韩，是朝鲜半岛南部的三国。据《后汉书。东夷传。三韩传》记载：“韩有三种：一曰马韩，二曰辰韩，三曰弁韩。马韩在西，有五十四国（这里所谓“国”，指的是当时的部族）……南与倭接。辰韩在东，十有二国。弁韩在辰韩之南，亦十有二国，其南亦与倭接。凡七十八国，伯济（后来中国古代史书又把它译为百济）是其一国焉。大者万余户，小者数千家，各在山海间。地合方四千余里，东西以海为限，皆古之辰国也。……（辰韩）国出铁，倭、马韩并从市之，凡诸货（贸）易，皆以铁为货。”其中马韩10余万户，人口当在三十余万。辰韩与弁韩共4。5万户，人口约十五万。三韩中马韩居于主体地位。 高句丽由朱蒙在公元37年建国，是东北一个较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在三郡的东侧。公元前37年，夫余国王子朱蒙（东明、朱明、邹蒙）为避祸南逃到卒本川（今辽宁桓仁），建立卒本夫余，定都于纥升骨城。公元前9年，朱蒙死去，计在位19年。朱蒙时期，先是降服了沸流国，后经过北讨，灭掉了荇人国，将其纳入高句丽国的势力范围，然后，又向东扩张，灭掉了北沃沮，使其政权初具规模。 第二世琉璃明王即位当年，即亲统大军攻打鲜卑，大获全胜。但慑于强大的夫余入侵，琉璃明王于公元3年将都城迁至国内城（今吉林省集安市），并建丸都城以资拱卫。此后四百余年，这里一直是高句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公元14年，琉璃明王命大臣乌伊、摩离等领兵二万人，西伐今太子河流域的梁貊，灭其国，并乘胜袭取高句丽县，占有高句丽故地，从此卒本夫余改名为高句丽，并以高为氏。 第三世太武神王时期，高句丽频繁用兵。公元21年，发起对夫余的进攻，虽曾将夫余国王斩首，但最终还是战败而归。26年，征服了盖马国，使高句丽势力越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半岛北部地区。随后又降服了句荼国。高句丽的扩张，引起了东汉政权的干预，太武神王只好谢罪求饶。 第四世王和第五世王时期，高句丽无所建树。第六世为太祖王，其在位时期是高句丽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太祖王除了将高句丽分散的各部实行统一以外，还与东汉政权进行过多次军事较量，屡犯辽东，显示了高句丽逐渐强大的军事实力。 到第十世山上王、第十一世东川王、第十六世故国原王时，高句丽因多次向辽东扩张，先后三次遭到中原王朝和辽东地方政权的大规模讨伐，以致邑落残破，王都被毁，濒临灭亡。 直到第十九世广开土王时，形势发生了有利于高句丽对外扩张的变化。广开土王，又称好太王。他即位初期，先兴师北进，攻破契丹三个部落。六七百营。接着又挥师南下，多次进攻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仅公元396年一役，就夺取百济58城。700余村，迫使百济阿莘王出降，并臣服于高句丽。后又两次击败入侵的倭寇，占领新罗部分城邑，使所辖地域越过大同江，抵达汉江北岸。410年，又北征夫余，迫使夫余臣服于高句丽。特别是403年，高句丽开始以武力入侵辽东，并最终占据了辽东，直到高句丽灭亡时，辽东地区才回归中原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 412年，广开土王死后，长寿王即位。面对高句丽疆域空前扩大的形势，长寿王遣使向中原诸王朝奉表纳贡，以示臣服，求得相对稳定。但这时，新兴的北魏政权，正在步步向东逼近，随时都在威胁着高句丽的安全。为了远离北魏的威胁，公元427年，长寿王迁都平壤城。长寿王迁都平壤后，继续推行南侵新罗、百济，北和中原诸朝的策略。475年，长寿王一举攻克百济王都汉城，杀其王，迫其南迁，高句丽势力推进到汉江流域。关于北和中原的策略，据文献记载，终长寿王之世，仅向北魏朝贡就达46次，从而避免了与中原王朝的矛盾激化。使高句丽由汉魏时的"方可二千里，户三万"，发展到"民户三倍于前魏时，其地东西二千里，南北一千余里"，即东临日本海，西靠黄海，南到汉江流域，北以辽河为界，成为地处东北与朝鲜半岛北部的强大政治势力。自长寿王以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高句丽与中原王朝基本保持着朝贡修好的和睦关系。
朋友们：
今天我要带领大家参观的是洛阳市一处着名的旅游景点-----白马寺。白马寺位于今洛阳城东约12公里处，这里北依邙山，南临洛水，宝塔高耸，殿阁峥嵘，长林古木，肃然幽静。在它的东面不远处，蒿榛丛莽的古城垣，依然断断续续逶迤在伊洛平原之上，勾勤出一座昔日大国京都的宏伟轮廓。那就是东汉洛阳城的旧址。
白马寺初创于东汉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由官府正式创建的第一座寺院，是源于南亚次大陆的佛教在辽阔的中华大地赖以繁荣发展的第一座菩提道场，故历来被佛教界称为“释源”和“祖庭”。“释源”即佛教之发源地，“祖庭”即祖师之庭院。它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对促进中外思想文化交流和发展各国人民的友谊，是起了重要作用的。1961年，国务院公布白马寺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3年，国务院又公布白马寺为全国汉传佛教重点寺院。前不久，即XX年6月2日，白马寺又被国家旅游局定为国家4a级旅游景点。
白马寺自东汉创建起，到董卓火烧洛阳时第一次被毁，其后兴衰毁建，到武则天时，由主持薛怀义大兴土木，达到了鼎盛。随后又毁建不断，最近一次大规模重修是1972年为迎接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经周总理批示而进行的。
现存白马寺坐北朝南，为一长方形的院落，总面积约6万平方米左右。门前有宽阔的广场。寺内的主要建筑，都分布在由南向北的中轴线上。前后有五座大殿，依次为天王殿、大佛殿、大雄殿、毗卢阁，东西两侧分别有钟、鼓楼，斋堂、客堂，禅堂、祖堂，藏经阁、法宝阁等附属建筑，左右对称，布局规整。山门前的这两匹石马，通高1.8米，身长2.2米，形象温驯，雕工圆润。大家可能会问，这两匹马是否和白马寺的创建历史有关呢?
关于白马寺的创建，最流行的一种说法即“白马驮经”说。据在关佛籍记载，东汉永平七年的一天晚上，汉明帝刘庄(刘秀之子)夜宿南宫，梦见一个身高丈六，头顶放光的金人自西方而来，在殿庭飞绕。第二天早上，汉明帝召集大臣，把这个梦告诉给大臣们，博士傅毅启奏道：臣听说，西方有神，人们称其为佛，就像您梦到的那样。汉明帝听罢，信以为真，于是就派大臣蔡音、秦景等十余人出使西域拜求佛经、佛法。蔡音等人于公元65年，告别帝都，踏上了“西天取经”的万里征途。在大月氏国(今阿富汗境至中亚一带)，遇到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见到了佛经和释迦牟尼佛白毡像，诚恳邀请二位高僧东赴中国弘法布教。永平十年(公元67年)，二位印度高僧应邀和东汉使者一道，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同返国都洛阳。汉明帝见到佛经、佛像，十分高兴，对二位高僧极为礼重，亲自予以接待，并安排他们在当时负责外交事务的官署鸿胪寺暂住。公元68年，汉明帝敕令在洛阳西雍门外三里御道北兴建僧院。为纪念白马驮经之，因此取名“白马寺”。“寺”字即源于鸿胪寺之 “寺”字。再后来“寺”字便成了中国寺院的一种泛称。
说到白马寺，不少游人都会把它和“唐僧取经”的故事联系在一起。其实从时间上看，白马寺要比“唐僧取经”早560多年。
我们眼前的这两匹石马，原是宋代太师太保、右卫将军、驸马都尉魏咸信墓前之物，是两件优秀的宋代石雕作品。1935年前后，主持僧德浩法师重修白马寺时，将它们迁置于山门前。大家看到的这座山门，为牌坊式歇山顶，建于明代。1987年翻修了顶部，木质匾额上的“白马寺”三字，是中国佛教协会原会长赵朴初先生题写的。三个门洞，象征着佛教所说的“三解脱门”佛教称之为涅磐之门。三个门洞都是用砖和青石券砌而成的，部分券石上刻有工匠的姓氏名字，从字体上看此种券石应是东汉遗物，是白马寺内现存最早的文物。
白马寺山门内西侧，有一巨大的半截残碑，残高约1.7米，宽1.4米，相传此碑为宋代翰林学士、着名文人苏易简撰，因其碑文不是由上到下一长行通写到底，而是用短行分成几排写出来，别具格式，故称“断文碑”，为白马寺六景之一。
山门东侧，为元代所遗存的《洛京白马寺祖庭记》碑，通高3.5米，宽1.15米，碑额“洛京白马寺祖庭记”八字为篆书。此碑立于元代至顺四年(公元1333年)，由元代华严名僧仲华文才撰文，内有“上梦金人，自西飞至，身光炜，以迟旦告所梦于臣下”，“遣遵偕郎中蔡音、秦景等十八人，西访至天竺，遇沙门迦摄摩腾、竺法兰 ”等句子，碑文称白马寺为“祖庭”和“释源”，并说“释源居中天，权舆佛法之地”，实为“腾、兰二神僧开教之绪”。仲华文才后来到了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五台山，成为五台山名刹佑国寺的开山第一代主持。这篇碑文，应是他卓锡白马寺时所撰。碑文楷书，字体潇洒工整，丰神秀骨，实为不可多得的书法艺术珍品。因此碑不曾留下书丹者姓名，碑文究竟出自谁手，遂成一桩悬案。但字体为“赵体”。
前面这座东西对称的建筑，东侧为新建的钟楼，钟楼前有民国时期所建的五间“门头堂”;西侧为新建的鼓楼，鼓楼前有民国时所建的“云水堂”。“门头堂”、“云水堂”现已辟为佛教法物流通处和旅游接中心。
在钟楼以东、鼓楼以西，靠近东西两侧围墙，分别为摄摩腾、竺法兰二位印度高僧之墓。二位高僧曾长期禅居白马寺内译经传教，在这里他们共同译出了中国最早的汉文佛经《四十二章经》。他们先后圆寂于白马寺，就葬于寺内，现墓前有明代崇祯七年(1634年)所立墓碑，“腾兰墓”也为白马寺六景之一。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座大殿称为天王殿，是白马寺内第一重大殿。此殿因殿内供四大天王而得名。迎面而坐的是大肚弥勒佛，他笑容满面，和蔼可亲，右手持念珠，左手握布带，形象生动有趣，为明代造像作品。在中国汉族的佛寺中，第一座大殿通常都供奉弥勒佛。人们进入佛寺中，首先看到这一乐呵呵的形象，会对佛门产生一种亲切之感。
佛像上面的这一座大佛龛，共雕有五十多条姿态各异的龙，雕工细腻，是清代上乘的木雕艺术品。
大殿内两侧，分塑四大天王，又叫“四大金刚”，分别是东方持国天王，手持琵芭;南方增长天王，右手持伞，左手握妖;西方广目天王，一手握龙，一手持宝珠;北方多闻天王，手托宝塔。按照中国个习惯，一他们手中所持法器不同，他们分别代表着“风”“调”“雨”“顺”，四大天王身材魁梧，威风凛凛，是一组清代泥塑作品。
这尊面北站像为韦驼天将，被称做“护法神”，着武将装，立于弥勒像后，正对释迦牟尼佛，执行着维护讲经道场，不许邪魔侵扰的任务，也是清代泥塑作品。
在天王殿的东西两侧，种植着许多石榴树。人们说 “五月石榴红似火”，但在白马寺却恰恰相反，因为这里的石榴颜色是白色的。每至农历四五月份，树上开满了石榴花，晶莹洁白，如玉似雪，十分好看，真是“五月榴花白如雪”。
大佛殿是白马寺的第二重大殿，大佛殿前东侧，立有明代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黄锦撰文的《重修古刹白马禅寺记》碑。高3.8米，宽1.03米，这方石碑对研究白马寺的历史沿革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大佛殿是寺内主要殿堂，重大的佛事活动，均在这里举行。今存之大佛殿，是明代重建的，虽经后世重修，单仍不失明代建筑风格。
殿内正中佛坛之上供奉着七尊造像，正中释迦牟尼佛，结跏趺坐于须弥座上，像高2.4米。
这里的塑像，据说是他最后一次讲经说法时的形象，此次讲经，他并不讲话，叫做“不语说法”，只用右手持一朵鲜花，让众人猜测，即所谓“涅磐会上”“捻花示众”。大佛胸口 字符号，表示大佛“福德无量”，“万德圆融”，所以身有瑞相，表示“吉祥之所集”，武则天定此符号读音为“万”。
释迦牟尼的左侧，为大弟子摩诃珈叶，在这次“不语说法”中，惟有他懂得了佛的真正用意，从而破颜微笑，后来被推为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之一，中国禅宗推崇他为印度传承的第一代祖师。
右侧站像为大弟子阿难，他博闻强记，被称为“多闻第一”，中国禅宗又推他为在印度传承佛法的第二代祖师。
珈叶左侧为文殊菩萨，右持经书，《般若经》，以知识渊博，聪明智慧着称;阿难右侧为普贤菩萨，手持如意钩，德行圆满，功过无边，以“行愿”着称。
释迦牟尼佛与文殊，普贤菩萨，合称为“释迦三圣”，这是三尊明代泥塑造像作品。东西侍立的是两尊供养天人，手持鲜花，体态娇娜，也称“散花天女”。在大佛讲经时，供养天人在高高的天上，纷纷散花，“天花乱坠”一词由此而来。
大佛殿东南角悬挂的是一口明代大钟，由太监黄锦所铸，重二千五百斤。据说白马寺内原来还有一口大钟，每当月白风清之夜，更深人静之时，僧人敲击，钟声四野传响，经久不绝，可远闻数十里。更奇妙的是，只要这口大钟一响，远在二十五里之外的洛阳老城钟楼上的大钟，也会应声而和，老城钟楼上的大钟一响，白马寺的大钟也立刻响起来，这就是“马寺钟声”，为“洛阳八大景”之一，也称“夜半钟”，是白马寺六景之一。
殿西南角为大法鼓。这里的钟、鼓都是僧人们进行佛事活动时所敲打的乐器。
大佛殿内后部，这尊面向北方的坐像，为观世音菩萨，由于背对大佛，又称“倒坐观音”。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三重大殿----大雄殿。大雄殿，本为元代所重建，明、清时重修。殿门外东侧壁间，嵌有宋代重立的《摩腾入汉灵异记》刻石，毕无说它“字体绝类《圣教序》，北宋人书，犹有晋唐风格，良可爱也。”此刻石记载了汉明帝修建齐云塔的起始原委。
殿内天棚上。画有鲜艳的莲花图案;殿中央，这个巨大的木雕贴金双层佛龛，精雕细刻，金碧辉煌 ，看起来十分壮观。在上层龛额正中，浮雕着一只大鹏金翅鸟，鸟吻人身。在鹏金翅鸟的两边，还各浮雕有三条龙。佛教传说，大鹏金翅鸟最喜欢吃龙，龙万般无奈，只好找如来佛“告状”，如来佛即从所披袈裟之上抽出一束丝，用一根丝覆盖一条龙。从此，龙受到如来佛的保护，不再担心受大鹏鸟之害了。如来佛又运用神通，让供品变化的无限多，用供品代龙，满足了大鹏金翅鸟的要求，解决了双方的矛盾，龙、鸟皆大欢喜。佛龛上的图案，大概就源于这个佛教传说故事吧。
佛龛内的三尊主佛，皆盘双膝坐于莲花宝座中，正中为释迦牟尼，尊称“大雄”，即像大勇士那样神通广大，法力无边。像高2.25米，整个形象给人以无限庄严、圣洁、恬静之感。释迦左侧为东方“净琉璃世界”的药师佛，右侧为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这三尊佛形制、风格大体相同。
三主佛之前，左右相对而站的是韦驮、韦力二位“护法神”。
殿内两侧供置十八罗汉，这一组十八罗汉，都是坐像，形态各异，通高介于1.55—1.61米之间。西侧有一尊罗汉，头戴花冠，上衣下裙，完全是一位端庄、娴雅的女性形象，而其余十七尊则削发光顶。有些游人就把他们戏称为十八罗汉一枝花。
大雄宝殿的三主佛、二天将、十八罗汉都是元代造像，与天王殿的弥勒佛，共二十四尊，是1973年从北京故宫慈宁宫大佛堂调入的，为传世极稀的文物瑰宝，国内已非常罕见。其中十八罗汉为国内仅存的一套，是白马寺的镇寺之宝。
东西山墙上为木雕千佛壁龛，供有壁佛5056尊。
殿后站的韦力天将，为寺内现今仅存的一尊元代泥雕作品。
接引殿是寺内的第四重大殿。按佛教说法，佛教徒修行到一定时候，有了一定的功果，便可由阿弥陀佛迎接、引导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正中主尊为阿弥陀佛，右手向前下伸，作接引状;左手指向西方“极乐世界”。右侧为观音菩萨，左侧为大势至菩萨，合称“西方三圣”，均为清代泥塑作品。接引殿于清代同治年间毁于火灾，光绪年间重建，是白马寺内修建最晚，规模最小的殿。
现在请大家随我一起登上清凉台，相传，清凉台原是汉明帝刘庄小时候避暑、读书之处;后来二位印度僧在此居住并译经传教，第一本汉文佛经《四十二章经》就是大此译出的。自东汉以后，历来均以此为藏经之所。清凉台之名，源自清如秀和尚，被誉为白马寺六景之首。如秀能文能诗，书画俱佳。他把白马寺内的六项重要古迹，题为白马寺六景，分别是清凉台、焚经台、齐云台、以及前面已介绍过的夜半钟、腾兰墓和断文碑。
整个台上，以毗卢阁为中心，周围环绕配殿、僧房和廊庑等，构成一个封闭式的院落。毗卢阁是寺内最后一重大殿，为明代重修，重檐歇山顶，殿内佛坛上中间主尊为摩诃毗卢遮那佛，简称毗卢佛，意为“大日佛”，象征着光明普照，佛法广大无边。毗卢佛，是佛教中一个重要教派---密宗(也叫真言宗)所尊奉的最高的神。
毗卢佛的左侧为文殊菩萨，右为普贤菩萨。这一佛二菩萨，合称“华严三圣”均为清代泥塑像。
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兴盛，于是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佛教宗派。这些宗派之间互相联系，互为影响，也互为斗争。自唐武宗灭佛之后，惟有禅宗弘而不衰，成为汇合各宗派的完全中国化的佛教。其中以祖宗和净土宗、密宗、律宗结合得最紧密。作为“释源”和“祖庭”的白马寺，对于中佛教的这种历史现象有明显的反映。宋元之后，白马寺虽为禅宗寺院，但寺内的接引殿及阿弥陀佛主要是净土宗的内容，而毗卢阁及毗卢佛，则又主要是密宗的内容。
在清凉台东西两侧，分别新建有藏经阁、法宝阁各一座，供奉着泰国佛教世界赠送给白马寺的中华古佛和印度前总理拉奥赠送的释迦牟尼铜像。
现在我们来到齐云塔院。此院位于白马寺山门外东南约200米处，齐云塔是一座方形密檐工砖塔，十三层，高约25米。齐云塔外形呈抛物线，造型别致，玲珑妩媚。据寺内现存宋代刻石记载。齐云塔初建于东汉永平十二年，即公元69年，创建白马寺的第二年，应该是中国最古老的一座佛塔。现存的砖塔，则为金大定十五年(公元1175年)年建，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是洛阳一带地面现存最早的古建筑，1990年齐云塔被辟为河南 省第一座比丘尼道场。
齐云塔有一奇，如果站在塔南约20米处，用击掌，便可听到从塔身发出“哇哇”的声音，好像田野里青蛙的叫声。所以当地人传说，在齐云塔上住有一保金蛤蟆。其实这是一种回音现象，它比北京天坛的明代回音壁(1530年)要早三百五十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