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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长春街头，仍随处可见记载着日本侵略者罪恶历史的时期的各式建筑，成为这个城市独特的景观。
皇宫博物院 在长春市东北部，有一座集多种建筑风格于一体的建筑群，它就是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充当洲国傀儡皇帝时的宫廷遗址。作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和溥仪及其后妃“皇家悲剧”的历史见证保留下来的皇宫，是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炮制洲国并进行殖民统治的历史见证。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为了实现其称霸亚洲的野心，发动了蓄谋已久的“9・18”事变，并迅速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开始了对东北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日本侵略者为遮人耳目，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傀儡，于1932年3月9日，在长春吉长道尹衙门就任洲国执政。4月3日，把“执政府”迁至原吉黑榷运局及其盐仓所在地(即今皇宫)，当时长春市内最好的建筑之一。
溥仪本想借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复辟大清王朝，却没想到反被其操纵和控制，在这里度过了13年4个月零8天的傀儡生涯。民间曾流传这样一句话：“小皇帝住盐仓，成(闲)龙一条”。
皇宫虽然没有中国传统皇宫那般庄严肃穆，也不像西方宫殿那般宏伟壮观，但建筑风格仍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既有中国旧式带廊瓦房，又有“中日合璧”的殿堂，还有欧式情调的楼宇，充分显示出伪游洲国的殖民地色彩和皇帝的傀儡性。
皇宫占地13.7万平方米，内有缉熙搂、勤民楼、怀远楼、同德殿、书画楼、植秀轩、畅春轩、宫内府、中膳房、西膳房、中和门、同德门、鸟居门、日本宪兵队驻宫内派遣班驻地、嘉乐殿、建国神庙(遗址)、祭祀府(遗址)、溥仪防空洞、天照大神防空洞、游泳池、署运门、迎晖门等建筑。
兴运门、畅春轩
从兴运门进入，是中部核心区。迎面是迎晖门，一边是宫内府，另一边是畅春轩和植秀轩。
宫内府现举办有《宫廷官吏展》和《政权官吏展》。共展出100余个官吏。通过展示这批汉奸大臣的卖国行径，重现出日本铁蹄下中国人民曾经遭受过的耻辱和灾难，鞭挞那些丧失民族气节、卖身投敌的“小丑”们。
畅春轩里有一个“亲王室”。此“室”曾是溥仪之父，清醇贤亲王、宣统摄政王载沣来长所住之处。1934年3月1日，溥仪称“康德皇帝”后，7月1日，载沣特携溥仪弟、妹来长庆祝。溥仪以皇室礼仪隆重接待，特派宫内府大臣宝熙等官员和100多名护军组成的仪仗队到火车站迎接。载沣到达皇宫后，溥仪安排“亲王”在畅春轩下榻。然而，溥仪万万没有想到，第二天，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以日本大使馆名义向溥仪提出抗议，指责溥仪的护军侵犯了“满铁”附属地，最后以溥仪道歉了事。摄政王载沣为之大失体面，30日之后，便悄爆返京，从此再也没有踏上“新京”之路。
勤民楼
这座欧式砖瓦结构的二层建筑，是溥仪的办公楼，建于1914年，是溥仪处理政务、召见日伪高官、接见外国使节和重要来宾及举行典礼的场所。时值青春期的溥仪雄心勃勃，依照祖训“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为此楼命名。勤民楼的正门叫“承光门”，每当接见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或其他重要人物和团体后，溥仪都要在半圆形的台阶上与他们合拍一张“协和影”，登在当时的各大报刊上，因此，这座门也就成了时期家喻户晓的“名门”。
由承光门而入，院中一个方形天井。时期，这里时常举行击剑、摔跤等表演活动供溥仪观赏。
勤民楼的一楼，设有四个不同等级的候见室。除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可以直接面见溥仪外，其余被召见的人，都要按官衔大小分别在此等候。一楼还设有近侍处、夫役室和“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的办公室等。吉冈安直是日本关东军派驻溥仪身边的高级特务。溥仪行幸、巡守、训示臣民、举杯祝酒，以至点头微笑，都要听从吉冈的指挥、安排。他的办公室安置于此，其用意不言而喻。吉冈安直曾对溥仪直言：“日本天皇就是你的父亲，关东军是代表天皇的，你要听他们的话，像听父亲的话一样。”
勤民楼的二楼是溥仪接待重要来宾和举行正式仪式的场所。1934年3月1日，溥仪第三次登基做洲国的傀儡皇帝，其典礼仪式就是在这里举行的。当天，溥仪一改往日迟眠晏起的习惯，早早起床。他穿上特意派人从天津取来的光绪皇帝曾穿过的龙袍，来到长春南郊顺天广场(今长春市文化广场)，临时搭起的一个小土台，权且作为“天坛”，行了“告天即位”的古礼。祭天时，突然狂风大作，将溥仪的皇冠吹起，溥仪却在臣子们的阿谀中，认为是上天示意自己能够力挽狂澜，再做大清皇帝。祭天回来后，溥仪又立刻言听计从地换上了日本人为他准备好的“陆军大元帅服征装”，并在勤民殿举行了正式的“登基典礼”。
勤民楼二楼的东南部为溥仪处理政务的“御学问所”。“御学问所”是日本人取的名字，为皇帝的书房之意。1942年5月8日，溥仪在这里会见了时任伪中华民国政府主席的大汉奸。曾刺杀溥仪的父亲载沣未遂，可谓溥仪的仇人。会见结束后，溥仪还为一行在嘉乐殿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宴会。
御学问所北部为溥仪赐宴场所――飨宴场。每当万寿节或庆典之日，溥仪都要在此设宴招待日伪高官。溥仪坐在正中的“御座”上，其他人按照职位的高低依次落座。餐桌上的酒菜虽然一样，但溥仪的那份却是由宫内的洋膳房特制的。溥仪疑心大，在饮食方面更是格外小心。因害怕别人在食物内投毒，所以他吃的东西都是由厨师和随侍尝过后，装入特制的食盒内，贴上封条并在餐桌上当面开启。
缉熙楼
这是一座青砖铁皮房顶的欧式二层楼房，是溥仪及其后妃居住的寝宫。溥仪依据《诗经・大雅・文王》中的“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这句话为此楼命名。“缉熙”二字象征着光明，但溥仪住进这里后，完全受日本关东军摆弄，傀儡皇帝的生活简直就是暗无天日!
二楼的西侧为溥仪的生活区，主要包括卧室、书房、理发室，佛堂、卫生间和中药库。溥仪天生怕热，从小养成了盖毛巾被睡觉的习惯，夏天盖一条，冬天盖两条，每天都要换洗。奇怪的是，南部窗下还摆放着一男一女两具仿真人体模型，平时用布盖着。临睡前，溥仪常把它们竖在床前。据说，这是溥仪为防人暗算而用作防身的“护卫”。
“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然后人毁之，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抗战时期汉奸之所以大量出现，主要是由中国自身的原因造成的。汉奸的产生与中国近代中国长期不统一密切相关。
民国初年以来，中央政权的力量式微，国内派系林立，军阀横行。1927年在南京建立统治后，这种局面也没有完全改变，地方与地方之间，与其它政治力量之间，内的派别之间，斗争十分激烈。某个派别的领导人在争夺中央政权而不得或为了保存自己实力的情况下，面对日本的军事压力和利益诱惑，可能就会选择投降的道路。
由于近代中国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地方上各自为政，事实上出现了许多独立王国。这种状况导致部分民众对国家没有认同感，国家观念淡薄，而地域观念很强。对此，孙中山先生忧愤不已，他将这种状况称之为“一盘散沙”。而西方列强为了各自的利益，在华纷纷扶植自己的势力，上述状况都便利了外国侵略者对华推行“以华制华”和“分而治之”的政策。
“东北易帜”后，形式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实际上的势力不能达全国。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拉开了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的序幕。当时中央政府的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内”，对日军采取不抵抗政策。结果，东三省很快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为麻痹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成立了傀儡政权——洲国，这是近代列强入侵中国以来第一个以国家面目出现的汉奸政权。
政权主要由东北人组成，“在高级官员中东北人有35人，占被统计人数的71%，奉系背景占82%。”（注：汪朝光：《抗战时期伪政权高级官员情况的统计与分析》，载《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1册，第68、72-73页。）可以看出，高级官员集团基本上是在东北任职的原奉系人员所组成，体现了民国时期东北长期脱离中央政府，在父子统治下浓重的、封闭的地域色彩和派别色彩。
除了全国有不同的政治力量外，在当时的中央政府内部也派别林立，相互之间政见分歧，争权夺利。长期与争夺最高领袖地位而不得。三十年代初期，领导下的行政院没有实权，“行政院简直是委员长行营的秘书处”，甚至“是秘书处中一个寻常的文书股罢。”（注：陈公博：《苦笑录》，现代史料编刊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224页。）为争做最高领袖，“原计划在西南地区依靠龙云、刘文辉、邓龙光、张发奎等地方实力派的支持，成立的‘中央政府’”。（注：蔡德金：《伪国民政府始末》，载江苏文史资料第二十九辑《汪伪政权内幕》，江苏省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出版发行，1989年出版，第3页。）从汪伪政府成员组成可以看出，追随投敌者多是汪派人物，如陈公博，褚民谊等。当然，投敌除了权力之外，还与其与民族失败主义思想有关。
的投敌，影响很大。是副总裁，有一定的号召力，汪伪政权的名称、三民主义旗号、国名、国都、国歌、国旗等都未作改变。其“和平建国”理论颇能迷惑一部分民众。因此在投敌后，汉奸数量迅速增多。如下表，
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抗击伪军兵力统计表
(1938-1945)
年代
抗击伪军数
1938
78000
1939
145000
1940
255000
1941
348000
1942
555000
1943
735000
1944
782000
1945
955782
（资料来源：引自《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五册（下）第597页。）
从表中可以看出，1938年伪军数量是78000人，投敌后，伪军数量迅速上长到145000人，上升了85%，以后数量连年增加。尤其在1942-1943年期间，伪军有过猛烈的发展。这主要是军队大批投敌的结果。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暂时得势，敌后的军队，多年来执行的“消极抗战、积极”的政策，已无多大战斗力，加上“曲线救国”论的影响，在日汪的软硬兼施下，纷纷叛国投敌。
伪军数量惊人，其被毙伤、俘虏和投诚的共有118万余众，他们比日军多出一倍以上，这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伪军的大量存在对全民族的团结抗战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二、政治腐败造成严重社会矛盾是汉奸产生的社会原因
抗战时期实行独裁统治，吏治腐败，人民生活水平极端低下，引起严重的社会矛盾。这造成社会离心力的加剧，使政府缺乏亲合力和号召力，为汉奸思想的流行打开了通道。此是抗战时期汉奸大量产生的又一个原因。如陈璧君公开宣称“抗战就是为一具人殉葬”。而部分民众国家意识淡漠，他们只有一家一姓，没有国家民族。一些人或为钱财，或为利欲，或为怨恨，而忘却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卖国求荣，卖身投敌。如淞沪抗战中，日军军曹山田武一洋洋得意地描述了他所从事的间谍活动：“从我们对主人家以及当地的居民的观察来看，他们对现政权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他们常常说这样的话，卢永祥时代我们要吃饭，孙传芳时代我们要吃饭，时代我们还是要吃饭，日本人来了我们仍然这样”。（注：王晓华、孟国祥、张庆军：《国共抗战肃奸记》，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269页。）
一位英国侨民柯林斯写道：“由于政府的无力，或者说是庸碌和腐败，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矛盾，中国的许多事情都是可以让老百姓责难的，也许汉奸们正是利用这种普遍的不满为他们的行为作出辩解的理由。”这位外国侨民的话出可以从侧面印证当时社会矛盾之深是致使汉奸大量出现的重要因素。
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落后，人们生活水平的极端贫困对汉奸的形成有重要影响。近代以来，中国现代进程曲折迟滞，农村地区土地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在城市，内外交困之下工商业发展凋弊，就业机会太少，人口就业压力大。由于上述原因，很多下层汉奸迫于生计，而不得不为日军服务。如淞沪战场我军右路军总指挥张发奎亲口告诉郭沫若一个令人痛心的故事：“一个17岁的汉奸交待了他所知道的汉奸组织，他说：‘敌人总是用大汉奸收买小汉奸，有的可得100块、200块、10块或者50块，好像包工式的，然后由他们分钱给小汉奸，虽则他是为了3块钱去做汉奸的，但也有12、13岁作汉奸的女孩子，只能得到5角或1块。’张发奎听了连连叹息，心情十分沉重。”（注：王晓华、孟国祥、张庆军：《国共抗战肃奸记》，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263页。）中国的老百姓穷困到如此地步，以至不得不去做汉奸来维持生计，痛恨之余，更让人感到痛心。由于旧中国老百姓生活极端贫困，很多人不得不靠做伪军来谋生。如汪伪政权的日籍顾问影佐祯昭为笼络伪军的意见书上记载：“一、绥靖部队并警察驻屯于都邑者希望其给养能每人每月二十五元，阴历正月请主席平均赏给每人五元于人心收揽上可生甚多之效果。”（注：《汪伪军委会军事顾问影佐意见书文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件。）这些薪金在当时足以让伪军士兵养家糊口，吸引了大量的下层民众去做伪军谋生。
更多的下层汉奸是社会上的无业游民，如流氓、无赖、兵痞、土匪、失意军人等。据一份调查记录报告，“在河北满县，被某锄奸队打上名单者，共有18人，其中无业者为10人占总数56%，商人、工人占11%。在无业者10人中，他们均为赤贫。华北屡遭战祸，天灾也时有发生，加之地方保甲勒索渔肉，土地高度集中，破产者甚多，遂产生对社会不满情绪，有些人在落水前，已有打劫、偷摸之前科。”（注：王晓华、孟国祥、张庆军：《国共抗战肃奸记》，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247页。）
另外还有部分下层汉奸是因被汪伪政权抓去被迫做了汉奸。如当时汪伪军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警卫三师其兵员“由从安徽、河南、山东等地抓来的壮丁和从伪军别的部队中挑选的士兵组成。”（注：韩贤俊、吴树山：《伪警卫第三师弃暗投明经过》，载《江苏文史资料集粹》军事卷，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5年出版，第221-222页。）
三、文化教育的失误是汉奸产生的深层原因
五四以来全盘否定传统，但又没有建立起一种新的文化，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当时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及道德观念出现某种程度的混乱，汉奸思想意识的流行与此也有一定的关系。英国侨民柯尔斯曾这样描述上海一带居民的生活，“这里商业已经进入了繁荣的阶段，金钱的魔力已经显示出作用，老派人士常常用‘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这句话批评当今许多人的行为，就像英国工业革命以后，道德品质，出现了一种普遍的沦丧和堕落。”关于日本人收买汉奸的手段，柯林斯感到惊讶，“他们就像到市场采购物品那样随便和容易，发现合适的目标后，就想法接近猎物，裸地用金钱勾引。”（注：王晓华、孟国祥、张庆军：《国共抗战肃奸记》，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258页。）
统治时期，在三民主义的旗号下，进行思想文化方面的全盘复古运动。以其为首的最高当局，公开宣扬传统封建伦理道德。胡汉民曾一针见血的揭示了鼓吹传统道德的真正目的。他指出：“一部分人抛开了三民主义，目的只是在愚民。”他痛斥这是三民主义的“流氓化”。（注：《三民主义的心物观》，载《三民主义月刊》第1卷第4期。）政府推行的党化教育是的政治专制主义和文化复古主义的混种。由于固守传统，拒绝全面的社会改革，的官方意识形成就只能成为空洞的口号和说教，无法获得全国各阶层人民的认同，根本不能成为民族的精神凝聚中心。这导致部分中国人化为一盘散沙，缺乏向心力。“独立自主的，能被社会成员在政治上、文化上高度认同的现代民族国家始终未能建立。”（注：高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载《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四期。）这是汉奸大量产生的深层原因。
陈公博在自白书中对教育上所持的某些看法，也可以从侧面印证当年教育所存在的严重弊端。他认为“教育重要是老生常谈，我最近十余年来是承认教育失败的，在政府不易得一个奉公舍己的公务员，在军队不易得一个洁身自肃的军人，在社会不易得一个尽责守己的国民”。“最后一个严重的问题却是民德的堕落。自从此次中日战争，不独物资打完了，道德也打完了。在沦陷区中，我觉得大众如趋狂澜如饮狂药，一切道德都沦丧尽了。大家不知道有国家，有社会，有朋友，只知道自己；不知道有明日，只知道有今天；不知道有理想，只知道有享乐。”（注：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39页。）
四、日本的威胁利诱是造成汉奸的直接原因
汉奸的大量产生还与外部环境有关。鸦片战争后，中国由于在对外战争中屡次战败，使一些中国人、崇外、恐外的思想和民族自卑感有所发展，以及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使部分中国人因此丧失抵抗信心。甚至连的亲信，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对抗战前途也悲观失望，他认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我是相信抗战下去是要灭亡的，但是宣传上却不能不鼓吹最后胜利。我是主张和平之门不全关的，但是宣传上却要鼓吹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注：周佛海：《回忆与前瞻》（1939年7月22-24日），载黄美真、张云编《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5、10页。）许多汉奸官员认为“日本经济发达，势力强大，中国根本不是日本的对手，打是打不过的”；“中国民族性差，不团结，像一盘散沙，什么事也干不成”；“我们这些人了解日本情况，日语又好，认识日本人又多，可与日本人周旋，必要时争一争，能减轻点压迫。”（注：纪编：《皇帝群臣改造纪实》，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227、229页。）这是部分汉奸的心态。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一向与中国有密切的经济文化往来，尤其是两国文字在一定程度上的共通性，使中国人有亲切感。中日同在亚洲，人种相同，文化教育相似。在追求中国近代化道路的过程，大批革命党人曾得到日本的庇护和资助。因此部分中国人对日本有亲近感。这些为日本对中国人的文化争取提供了有利条件。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公开鼓吹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帮助亚洲从欧洲人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这也麻痹了部分中国人的思想意识。
明治维新后，日本的迅速崛起也使中国人深为佩服。在“以日为师”的口号下，中国掀起了赴日留学的热潮。其中一些赴日留学生接受了日本的思想与生活习惯，结交了一些日本朋友，对日本有亲切感和崇拜感。这部分人非常容易被侵华日军所利用，成为汉奸。有学者曾对汉奸伪政权高级官员情况作过简略统计发现：“留日比例较高，在被统计的144人中，有留日经历者54人，占被统计人数的38%，占接受过近代教育人员的49%。”（注：汪朝光：《抗战时期伪政权高级官员情况的统计与分析》，载《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1册，第68、72-73页。）这既显示了近代中日文化联系之密切，也显示出日本通过留学教育在中国留学生中培养亲日派的深远用心。
汉奸的产生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是他们策划和推行“以华治华”政策的需要。为了弥补其在战争中人力、物力的不足，巩固占领区，掩盖其侵略面目，泯灭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日本便对中国进行威胁利诱，并十分重视利用扶植汉奸伪政权达到自己的目的，如1938年日本和汪派人物梅思平、高宗武在上海重光堂签订《日华协议记录》，虚伪地宣称“尊重中国领土”，“两年内从中国撤兵”。接着，日本内阁对华提出近卫三原则，进行欺骗诱降，最终促使抗日营垒中的派分化出来，并成立汪伪傀儡政权。
日本在华的四大特务机关也不择手段地从事间谍活动，其具体任务之一就是制造汉奸。他们或金钱勾引，或私利相诱，或武力威逼，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拉拢腐蚀部分国人。加之统治腐败，不得人心，部分民众为了私利而忘记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卖身投敌。
结语
由于上述原因，抗战时期部分国人像一盘散沙，崇洋，长于内斗而拙于团结对外，以致汉奸泛滥成灾，给抗战带来了严重危害。但这不是抗战的主流，汉奸与中国人口之比并不高。大部分中国人是坚定抗日的，而且出现了国共两党的联合抗战。经过绝大多数民众的浴血奋战，中华民族终于迎来了14年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摘编自《科技日报》)
欧洲农药使用量将减半鼓励生物农药使用
近日，欧洲议会对农药使用进行了辩论，并就建立新农药审批制度、构建政策策略以及实施农药使用指令做出决定。欧洲议会环境委员会要求在今后10年内达到农药使用减半的目标，并禁止飞机喷洒农药。
立法建议称，农药对现代农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农药的使用增加了作物产量，保护农作物免受害虫的侵害。但是，土壤、空气和食品中的农药残留也可对人体健康和环境产生不良影响。鉴于现今的食物生产和供应已经不再局限于一个专门的国家市场，一个国家的食品可能来自世界各个地方，因此制定一个农药使用的共同规则将可使所有人受益。
欧洲议会代表提交审议的第一项建议是建立一个总的农药使用策略。该策略呼吁各国鼓励低农药耕作，优先使用非化学品。同时，呼吁制定一个降低农药使用的目标。
第二项建议是设立农药审批机制。建议要求农药上市销售前，应进行行政审批；建议拟定一个欧洲农药主要成分目录，作为各国政府授权农药使用的清单。建议也拟定了某些禁止使用的特定物质，如具有遗传毒性、可致癌、对人类生殖有害和干扰人体内分泌系统的物质，建议还要求彻底禁止使用含有神经毒素和可对人体免疫系统造成高度损害的农药。
第三项建议是实施农药使用指令。该建议得到了欧洲议会环境委员会的支持，该委员会要求未来5年内农药的使用减少25％，10年内消减50％。建议还呼吁完全禁止空中撒播化学品，因为空中撒播农药对临近地区生态系统的污染风险非常巨大；支持建立“缓冲区”的建议，在缓冲区内不得使用或存放农药，缓冲区的宽度不得少于10m。
欧洲议会讨论立法限制的是用于农业和林业的农药，并不包括那些用于杀灭虱子和老鼠的生物杀伤剂。
(摘编自《农博网》)
孟加拉草莓种植投资潜力巨大
按孟政府规定，外来农业品种需在孟试种3年后经孟农业部门认可方能在孟大面积种植。草莓属外来品种，多年来一直未有人在孟试种，故草莓种植在孟未获注册。为满足孟加拉入对草莓的喜爱，孟商大多小量从国外进口草莓，从而导致售价居高不下，最贵时超市价格达到每千克1300塔卡(折合人民币约130元)以上。2006年，孟农业研究所开始试种该品种，连续2年获得成功。2008年的收获季节过后，该研究所将申请对草莓注册，预计获得批准可能性较大。由于草莓在孟市场价格很高，建议投资者对草莓种植与草莓种子销售予以关注。
(摘编自《中国果蔬食品网》)
罗马尼亚采取措施保护传统特产
罗马尼亚政府女发言人卡梅利娅・斯珀塔鲁近日宣布，农业和农村发展部将增设国家传统产品局，以保护本国传统特产及生态产品，并推动这些产品进入欧盟市场。
斯珀塔鲁说，国家传统产品局最迟将在2个月后正式启动，主要任务是向本国农副产品生产者宣传产品注册的重要性，并为他们在欧盟注册提供必要的帮助。该局还将通过传媒在国内外宣传本国传统特产及生态产品，并制订有关产品向欧盟各国市场推广的计划。
欧盟通过登记注册农副产品商标及地理标识来维护地区特产，确保产品质量，打击假冒伪劣，保护同类产品公平竞争。据报道，为获得欧盟市场的产品保护，生产者必须对产品进行注册，注册时要书面证明自己的产品有别于其他同类产品，并提供包括产量、客户及销售地等各种资料。
摘要：2015年迟子建推出长篇小说《群山之巅》，在中国北方苍茫的龙山之翼——一个叫龙盏的小镇里，一群平凡的小人物展开了他们平凡而又坎坷的心路历程。安雪儿，这个被称为安小仙的侏儒女孩儿，就像一面镜子，从龙盏镇人对她生命历程的反应折射着众人的百态人生。通过对“安雪儿”形象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村民身上流露着远古先民们身上的鬼神迷信意识和超越法律的道德本真，以及那种在美与恶同在的生存境遇里的真实人生，那是对远古先民思维意识的一声美丽的回响。
关键词 ：《群山之巅》 血缘 道德 救赎
《群山之巅》是迟子建继《伪满洲国》《越过云层的晴朗》《额尔古纳河右岸》和《白雪乌鸦》之后的又一部扛鼎之作。在这部新作中，她讲述了“在北方龙盏镇上，屠夫辛七杂、‘小仙’安雪儿、执行死刑的法警安平、殡仪馆理容师李素贞，以及绣娘、金素袖等一个个身世不同、性情迥异的小人物，在群山之巅的滚滚红尘中浮沉，在诡异与未知的命运中寻找出路。”《收获》主编程永新称《群山之巅》构建了一个“独特、复杂、诡异而充满魅力的中国北世界——”小说中勾画了众多的人物形象，没有主次之分，他们每个人都可以作为小说的主角。在这一群平凡的人物当中却有一个不平凡的被称作安小仙的侏儒女孩儿，被强暴后生育女儿，温润地过着平凡人的生活。恰恰是这个人生看似矛盾对立的一个人，却承载着整个龙盏镇的神话，并折射出众人平凡生命里真实的生存意识。
一、生与死的远古回响
安雪儿人称为安小仙，作者借龙盏镇其他人的眼光描述了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女孩儿。她的身世奇：由于父亲是法警的缘故，周围人都不敢和她的父亲太亲近；她的母亲在她刚出生不久后便离开了她；她跟在祖母绣娘身边生活。她的形象奇：身高停止在九十二公分，三岁才会说话。她的行为奇：能与大自然对话，月亮星星都是她的朋友：遇到雨雪天气，别人往屋里躲，她却出来伸出舌头接雨雪吃，说是天上的东西好吃。或许这些看似奇特之事只不过是普通人命运表象里正常的生命历程，还不能够使安雪儿被称为神仙，对于龙盏镇里平凡的百姓来说，真正令他们感到敬畏和惊奇的是，安雪儿能从一些自然现象中看出他人的生死命运，这抓住了众人的眼球，因为所有的奇都抵不上对生与死的未卜先知。世世代代的人们，就如同远古的先民们，这种跟身体本能相关的事情总能让人心生敬畏。对生命的敬畏、对死的恐惧、对神异之事的自然崇拜，以及人们心目中那来自原始社会对生存渴望的本能意识，夸大了安小仙所有的神奇，口口相传的最终结果是把安小仙塑成了龙盏镇的神话。
被称为仙的安雪儿，以刻墓碑为生。墓碑，本身就是一个阴界和死亡的象征，她在墓碑上刻上谁的名字，谁就会死亡。她能从云的变幻中看出老杨的生命周期，从晒被子的折痕中看出镇政府办主任井川的寿命即将结束，能够从被闪电撕裂的云层中看出修电工人的死讯。安雪儿与自然的相通就如同远古时期巫术的通灵梦魇，这些能够主宰命运通天接地的神灵之所以能够受到膜拜，是因为那些远古时期愚昧无知的先民们面对蛮荒强大的自然界无助的敬畏，因为生存境遇的残酷，因为对自然灾难抵挡的脆弱，因为对生命的渴求，于是自然而然地诉诸神灵身上。那种“包含了远祖在内的过去所有时代积淀的经验极其影响”的集体无意识自古就深深地扎根于远古的先民中。崇尚天人合一、万物有灵、灵魂不死、极乐世界等古老的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积淀，经过千百年，至而今群山之巅上的龙盏镇，依然是这样一个蛮荒村落，一群对生命和神灵敬畏的人们，把似乎能操控生命的安雪儿视为能与天地通灵的神仙。安雪儿“让人知道人终有一死，诸恶莫作，敬畏生灵”。作为“神仙”的安雪儿，与其说是其自身的奇性让她变得神奇，还不如说是龙盏镇的百姓们让她变得神奇；她就像是一面通灵古镜，镜子里照的是自己，折射的却是整个龙盏镇的村民对于从远古就开始的人类生存命运的敬畏。
二、宽容与救赎的道德审判
不过，迟子建并没有把安雪儿稳稳地安放在龙盏镇的神话里，这个被他人众星捧月般的“神”，也被他人的流言蜚语弄得降落至了红尘。正如迟子建在《群山之巅》的后记里所说，她将安雪儿“从云端精灵，回归滚滚红尘”。安雪儿被辛欣来破了“真身”，龙盏镇的人便开始探寻她坠落凡尘的先兆：肤色不透明了，走路有声响了，爱吃肉了，不像以前那么喜欢望天了，甚至对她的来历也有了新的演绎。安雪儿从龙盏镇的神话降落到比普通人更为悲惨的境遇。这或许才是迟子建安排给龙盏镇百姓们的真正生活和生存境遇。因为“生活并不是上帝的诗篇，而是凡人的欢笑和眼泪”。
被强暴的安雪儿并没有像想象中的那样，被众人唾弃羞辱。甚至连镇长唐汉成为了保住安雪儿的名誉竟然找人作伪证，虽然最终没有成功。龙盏镇的百姓，对被强暴后的安雪儿投来的更多的是惊诧和惋惜的目光。被禁闭近一个月的安雪儿在这段时间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骨骼不断生长，她将自己遭受的不幸全都寄托在食物上。对吃的贪恋，甚至她流出的口水，让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平凡人实实在在的本真状态，除了吃安雪儿什么都不想。当她为了证明自己的确长高了，决定走出家门，看看镇子里人们的反应时，单四嫂子亲和地与她交谈、老魏免费让吃豆腐，当烟婆讥笑她时老魏上前护着她，此时其他路上的人流露出来的是同情和惋惜，而不是嘲笑和唾骂；凡此种种，让我们不自觉地感到一股温润的暖流流淌在故事的字里行间。那种传统儒家卫道士式对于贞洁的道德审判在迟子建的笔下，因为人与人之间这种乡土朴实至真的美而融化消解了。我们看到的是迟子建笔下小人物的巍峨，那种来自心灵里的脱去道德外衣的淳朴至真的巍峨。
当安雪儿的孩子出世后，世人似乎忘却了孩子是怎样怀上的。满屋子都是以下奶名义来瞧小孩子的女人，她们无不啧啧称奇；迟子建对孩子的描述可以看出他者眼中孩子的可爱，招人稀罕。因此，“女人们，把头探向摇篮，轻轻亲她。她们不敢使劲亲她，说是那样小孩子会落下流口水的毛病。”对于新生命延续的欣喜和女人特有的母爱情结，让女人们忘记了孩子是被强暴才怀下的。没有流言蜚语，没有冷漠嘲讽，迟子建让这个村子里的女人在母爱和原始生命的延续下，宽容了所有，接纳了这个被强暴的柔弱女孩，还有那个无辜的孩子。
那么强奸安雪儿的罪人辛欣来在众人眼中又是怎样的呢？“人们热议安平该不该抓辛欣来，说该抓的都是喜欢王秀满的人，觉得这女人死得冤，辛欣来该抓来为她偿命；说不该抓的都是喜欢安小仙的人，说她生下了辛欣来的孩子，不管咋的是一家人了，不能让毛边一出生就没有爸。”一部分人认为该抓辛欣来并不是认为辛欣来强奸安雪儿，而是因为他弑母。另一部分人认为这个弑母的强奸犯不该抓，因为他是孩子的爸，因为毛边身上流着辛欣来的血；在龙盏镇人的眼中，这种亲情的力量是伟大的，甚至可以超越伦理和法律，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所说：“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的伸缩。”毛边是杀人犯辛欣来的骨肉，他的身上流着辛欣来的血；血浓于水的亲情，使得龙盏镇的乡民为着血缘关系的稳固去救赎辛欣来，就算他是十恶不赦的杀人强奸犯。因为“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一个和谐稳定的龙盏镇，必然和村民生生不息世代延续的血缘有着密切关系，从陈金谷为了换肾去寻找和他有血缘关系的弃子辛欣来这个贯穿全文的事件，也可以看出故事里血缘关系的分量和作者对于血统论的肯定。
即使是被强奸的当事人安雪儿，也怀着宽容去救赎这个杀人犯、强奸犯。尽管辛欣来对自己强奸安雪儿供认不讳，但是安雪儿作为受害人出庭作证时，却并不认同辛欣来强奸了她——安雪儿摇摇头说，上天认为她该有个孩子，于是辛欣来给她送来了毛边。此刻的安雪儿，就像《扶桑》故事里的扶桑，强奸是一个恐怖的事件，可扶桑、安雪儿和常人的理解却完全不一样。安雪儿认为辛欣来强奸她是上天派来赐给她孩子的行为。“你没有恐惧，对于强奸的恐惧主要来源于它的概念。”安雪儿被强奸之后的所有行为都看不出恐惧对她的影响。只有作者对她那苍白的几句心理描写，说那夜的凌辱和被撕裂的痛苦让她茶饭不思，以泪洗面，彻夜难眠。然而，这样的两句描述语，对于小说中安雪儿的性格和行为来说是那样格格不入。你看！没多久，这种所谓的痛苦便淹没在了安雪儿对于食物的喜好上，“吃”消融了所谓的深痛，那源自生命呐喊的声音——身体骨骼生长的声音竟然让她欢喜地忘记了一切。在吃中，她消融了所有的侮辱和憎恶，宽恕了一切。
三、结语
神一样的美丽女孩安雪儿被强奸了，可众人的宽容救赎了她，她将生命的希望寄托于孩子身上，不料故事的结尾她却在漫天大雪下再次被傻子单夏按在土地祠里凌辱。勤劳善良的王秀满将所有的母爱倾注在被领养的孩子辛欣来身上，结果，却被深爱的养子杀死。弑母强奸犯辛欣来十恶不赦，可祖父的爱一直救着他，他的身世和毛边的出生，让世人宽恕了他；在被逮捕之际，养父辛七杂老泪纵横地骑摩托车赶来为他准备新衣；辛欣来本可以一再逃脱，然而他为了那个富贵梦主动走向了被人设计好的圈套终至死亡。什么是真正的邪恶与丑陋？什么又是真正的善良与宽容？“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丑怪藏在崇高的背后，美与恶并存，光明与黑暗相共。”这才是人类社会真正的生存境遇。迟子建显然是深深懂得，人类的生活并不总是充满着美好，但也不总是悲剧；丑与美同在，才是活着的生命本质。群山之巅的龙盏镇，是众生百相、爱与痛的命运交响曲、罪恶与赎罪的灵魂独白，这里的人们善但也恶着，他们宽容但也迷信着，他们丑陋但也美好；他们经历过成功，但也忍受着苦难，没有放弃和绝望。正如孟繁华所说，温暖温润一直流淌在迟子建的小说里，“我们的社会出了很多问题，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大的麻烦，但是迟子建对生活的态度绝不是绝望，不是拒绝，她要抒写的还是群山之巅——小人物要活出人样的这份心气和尊严。”
神一样的安雪儿最终坠入了凡尘，从拯救众人的神变成了被众人拯救的凡人。村民对安雪儿生命演变进程中的态度，折射着众人在美与丑同在的生存境遇里真实而又善良的远古意识，那是对远古先民思维意识的一声美丽的回响。
作 者：郭莉，阜阳师范学院文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
胡适：牺牲个人自由
胡适的崇尚自由在近现代中国文人中是极其知名的。1917年，他从美国求学刚刚归国，就宣布20年不谈政治、20年不干政治，为的就是求一种独立自由的生活状态，好从事自己的文化事业；几年后的他大谈政治，甚至于首倡“好人政府”，为的也是怕在军阀武力控制下的政府没有自由；再后来他公开批评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和侵害人民的身体自由和财产安全，也还是为了自由。但是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他才逐渐看出日本的妄想是不可以通过和谈而弭灭的，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危在旦夕，此时只有拯救国家的自由才是其他一切自由的基础。于是，他投入到火热的抗日斗争中，连派他到欧美去宣传抗日、争取外援的建议都加以断然的拒绝：战争已经很急，我不愿离开南京，我愿与南京共存亡！后来在朋友的“为了抗日”的哭劝下，才毅然领命。
1937年9月26日，胡适以国民政府非正式代表的身份到达旧金山（1938年9月13日，他又被国民政府正式任命为驻美大使），由此而开始了他长达五年多的抗日宣传之旅，为争取美国民众、政府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作出了重大的积极影响。但就他个人的兴趣而言，他是非常不愿意接受这个政治家所要承担的任务的。他剖析道：“我21年做自由的人，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国家现在到这种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并不能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
胡适在大使职位上兢兢业业，四处奔走，八方演讲。他利用自己在美国人心中的名望，利用他自己留学美国的文化背景，不厌其烦地讲述中美之间的利害关系，直言不讳地批评孤立主义的危害性；他利用自己跟罗斯福总统的校友关系，积极争取美国政府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在他的积极争取下，中国得到了日益增多的美援。
胡适的成就引起日本的愤恨，因为他的宣传使得美国排日的空气日益浓厚；胡适的成就也引起了丘吉尔的嫉妒，因为他发现仅仅在几年间美国人竟然“把中国看作几乎同大英帝国相等的参战大国了”。而胡适为了这个成就付出的代价是：“我在此三年不曾有一个weekend,不曾有一个暑假。”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直接加入到抗日战争行列当中。胡适终于可以松口气了，他知道自己的大使生涯也应该结束了，并很快就表达了这个愿望。1942年8月15日，他的愿望得到了实现，于是又高兴地开始耕耘那已久久荒芜的学术园地。
胡适可说是抗战时期利用外交投身抗战并取得了很大成就的一介书生。
周作人：懦弱的汉奸
1938年4月9日，北大教授周作人身着长袍马褂，参加了由日本人主持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这标志着周作人由沦陷区无助的自由文人一下子变成了为日本人效力的汉奸。周作人的举动令时人震惊。
周作人曾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员干将。他推崇个人主义，强调个性自由，追求理想的新村社会生活。他的文学成就足令郭沫若等人赞赏：“近年来能够在文化界树一风格，撑得起来，对于国际友人可以分庭抗礼，替我们民族争得几分人格的人，并没有好几个。而我们的知堂是这没有几个中的特出一头地者。”知堂是周作人的号。
周作人也曾是一个爱国者。青年时在上海外滩公园门口看见“犬与华人不能入”的招牌，他激愤不已；“九一八”事变后，他力主用武力抵抗日本的侵略，公开揭露日本是法西斯政权。
他反对北洋军阀的暴力统治。无论是在“五四”运动中，还是在“三一八”惨案中，他都坚定地站在受政府迫害的爱国师生一边，痛斥政府的残暴。
他反对的“白色恐怖”：“要不要，我们局外人无从说起，但是那种割鸡似地杀人的残虐手段我总不赞成，白色恐怖绝不会比赤色的好”，“我觉得中国人特别有一种杀乱党的嗜好，无论是满清的杀革党，洪宪的杀民党，现在的杀共党，不管是非曲直，总之都是杀得很起劲……却就把杀人当作目的”。
这样有血性的周作人怎么当起了汉奸呢？
“七七”事变后，很多学者文人都纷纷南下，周作人却迟迟不见动静。据他后来的解释，一是他家人口太多（其妻羽太信子是日本人，其父母、弟妹都随周作人生活），共有19人，行动不便；一是北大校长蒋梦麟委派其与钱玄同、孟森、冯祖荀共同留守北大（此点后来得到了蒋梦麟的证实）。他的逗留在北平引起了国统区朋友的不安，大家希望他离开敌占区，郭沫若大声催促：“知堂如真的可以飞到南边来，比如就像我这样的人，为了调换他，就死上几千几百个都是不算一回事的”。“日本人信仰知堂的比较多，假使他飞回南边来，我想再用不着发表什么言论，那行为对于横暴的日本军部……怕已就是无上的镇静剂吧”。但周作人终究没有南下。
他也没有立刻沦为汉奸。在北平陷落的半年多时间里，他拒绝了日伪控制下的洲大学、伪北平师范学院、伪“留日同学会”等各种机构的聘请，安静地读书。后来随着生活的日益拮据，他支持不住了，终于倒向了日本人的怀抱。他先后担任伪北大文学院院长，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常委，伪教育总署督办，伪北平图书馆馆长，伪华北作家协会评议会主席，到后来，他甚至于地谋划伪国府委员一职，就为多拿一点薪水。此间，他以伪官职的身份访问过日本、洲国，其影响极其恶劣。尤为过分的是1942年12月9日的阅兵式上，他头戴日本战斗帽，身着日本军装，整个一幅日军的打扮，一代文人的雅名消逝得无影无踪，活脱脱的奴才相！抗战胜利后，他以汉奸罪被判刑10年。1967年在北京病死。
周作人的当汉奸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缺乏“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而没有了这个，知识分子“社会良心”的角色从何体现呢？
范文澜：战斗的学者
“七七”事变发生的时候，范文澜在河南大学任教。他立刻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浪潮之中。
他本来是一介书生。在北大文本科学习时曾受业于黄侃、陈汉章等国学大家，专心经书研究。但他骨子里有一股强烈爱国入世的激情，所以他没有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虽然他在南开大学任教时就出版了《文心雕龙讲疏》，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他就是在这时参加了“五卅”运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南开大学党支部书记。他在1930年和1934年曾两次被捕，幸亏蔡元培的营救才免难。
这样充满激情的文人面对空前的民族灾难，只能是义无反顾地参加抗日。1938年9月，他主持创办了《风雨》杂志，亲自撰写文章，积极宣传抗日。他在《对持久抗战的几个肤浅意见》一文中严厉地批驳了唯武器论，指出只要组织民众、训练民众，进行全民族的战争，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为了组织民众进行抗日游击战争，他编写了《游击战争》一书，两个月就销售5000册，范文澜一下子成了闻名的“游击战术专家”。
为了延续中国文化的血脉，为了延续抗战的血脉，范文澜策划成立“河南大学抗敌工作训练班”，首期招生一百多人，并亲自授课。1939年他来到信阳四望山，参加了新四军，同年秋再次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1月，在刘少奇的建议下，范文澜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冰天雪地的延安。气温虽然极其的寒冷，然而他的心里却滚烫滚烫：“我‘过五关斩六将’，冲破若干险阻，居然走到这‘寤寐求之’的边区了！快乐的把铺开卷丢弃在汽车上，多光明的边区啊！我到边区了！我清算过去四五十年的生活，一言以蔽之曰烦恼。现在开始清爽快乐的生活了。”
的确，这块偏僻贫瘠的黄土地决定了范文澜后半生的命运，成就了他一代史学大家的功业。
范文澜的到来使得文化人士稀少的延安欣喜万分。中共中央任命他为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教研室主任，1943年又到工作。
在延安，范文澜把自己的抗日热情全部倾注在建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史学之中，为科学地解释和弘扬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做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
1941年他的《中国通史》上册出版，1942年中册出版，1946年他将上中册合在一起，定名《中国通史简编》；1946年，他又出版了《中国近代史》上册。这两本书的出版，标志着范文澜建立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史学体系。他一改中国传统史学帝王将相为主角、循环不变为价值取向的写法，明确将唯物史观的五种社会形态论、人民群众主角论、生产力发展论、阶级斗争动力论贯穿到中国历史的内容，使得中国历史研究获得了新感受、新视角，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
范文澜是抗战时期奔赴延安的四万多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代表。像他这样的旧学造诣卓尔不凡的大学者却抛弃了自己过去谨谨守规的治学之路，转而孜孜于马克思主义，这不能不说当时的中国在空前的民族灾难面前，对一种既体现时代精神又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精神的渴望是何等的急迫。
陈寅恪：静静流淌的热血
卢沟桥的枪声响起时，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正卧病在床，中国军队在前线迅速失利的消息使这个病中的老人忧愤不已，最终他拒绝服药，拒绝进餐，于9月14日溘然去世。国难家殇一起刺痛着陈寅恪的心灵，使他本已有疾的右眼视网膜剥离。医生嘱其迅速治疗，但陈寅恪担心治疗过程较长而长期滞留在沦陷区，便毅然放弃治疗，决定南下长沙，执教于由北大、清华、南开诸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他的眼疾由于得不到有效的治疗，视力越来越差，最终在抗战末期完全失明。
南下的历程对当时视力已急剧下降的陈寅恪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虽然校方给他买了卧铺，但拥挤的人流使他无法上车，最后还是别的车厢的朋友从窗户里把他拽了进去，并腾出一个位置才得以成行。
然而战局的发展越来越恶化，长沙已不安全。长沙临时大学又向云南的昆明、蒙自迁移，并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陈寅恪又绕道香港、越南，历经曲折，才到达目的地。1939年陈寅恪被英国牛津大学聘为教授，次年9月他决定取道香港赴英就职，因战时交通不便而在香港逗留。此间，他接受了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的聘任，还一度担任国内该系的系主任。1942年陈寅恪设法偷渡离开日本占领下的香港，在辛苦颠簸中经澳门、广州湾，到达桂林。此后，他又先后执教于广西大学、燕京大学（在成都）。1945年春赴英国治疗已经失明的眼疾，1946年6月回国，不久重回清华大学执教。
综观陈寅恪在抗战八年中的言行，并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也没有参加任何派别的政治活动，他毅然秉持自己“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治学原则，在图书资料异常匮乏、视力日渐失明的情况下，还撰写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考论》、《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部学术价值很高的著作。
然而，陈寅恪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他有着滚烫的爱国之心。他不愿寄篱于沦陷的北平，以羸弱之躯千里迢迢辗转于流亡途中的行为，就是对日本侵略行径的最大的谴责。他是个崇尚民族气节的人，他视“中华文化为三纲六纪”，虽然不能驰骋疆场，但绝不可仰人鼻息地求存。他潜心学术研究是为了发挥自己的所长，为民族争得一口气。在抗战前，牛津大学两次聘他教授之职，他都加以谢绝，而在抗战时期他却接受了，是因为他此时在外邦的讲学可以“慰彼都人士之渴慕，藉扬我国学术之精萃，本校同仁与有荣焉”。他是用文化在支持抗战。当他身陷香港粮食紧张不得不典衣当食时，日本军方曾派人送来两袋大米，他却将之推出门外，来人反复强送，都被其断然拒绝；有人请他到沦陷区的广州或上海创办东方文化书院，他也不予理睬。一个视学术为生命的人，何以没有醉心于自己的文化事业，而坚定地参与到自己最不趋同的时事政治当中去？因为在陈寅恪看来，爱国已不是一般的政治，而是一种人文情怀，一种自由独立的生存理想。是故，才可以理解他虽如此地爱国，却没有依附于、亲近于都在坚持抗战的重庆政府和延安共产党政府。
纵观抗战八年，日本政府对集团的诱降，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抗战爆发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日本采取强硬的对华政策，对集团的基本方针是以武力威压为主、政治诱降为辅。
在此阶段，侵华日军的疯狂进攻迫使国民政府对日作战比较努力，也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起初，日本的如意算盘是速战速决，企图在三个月内。但是，由于“中国人民的抵抗出乎意料的激烈”，使日寇到处受阻。日本政府预感到侵华战争将要旷日持久，拖下去对其十分不利，遂决定在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通过外交途径，引诱集团投降。并请当时的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1937年11月5日陶德曼向递送了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其纲要是：“事实上承认满洲国；缔结日华防共协定；停止反日；停止特殊贸易、自由飞行。”上述条件，认为除承认以外，其余不算太苛。12月2日，蒋召集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顾祝同等党政军首脑开会，全体一致认为，只要不再有其他条件，原则上同意以此为“和平谈判”的基础。
但是，就在诱降露出希望之光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故。12月13日日军攻占了南京以后，其政府中的强硬派气焰十分嚣张，突然又追加了一系列苛刻的条件：对由“事实上承认”变为“正式承认”；扩大华北、内蒙古与华中的非武装地带；承认内蒙古自治与华北特殊政权并保证驻兵；必要的赔偿。同时还勒令限期答复，否则将对中国采取“断然措施”。
对上述条件，政府不敢贸然答复，拖到1938年1月13日才转告日方，要求对每一条款作出具体说明，待仔细研究后才能作出确切决定。日本政府很不满意，近卫内阁于1月16日发表第一次对华声明，明确宣布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决意另外扶植傀儡政权为其所用。至此，陶德曼“调停”宣告失败，中日双方召回大使，两国断绝外交关系。
第二阶段，从1938年10月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中日战争已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对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即“从武力第一转变为重视政治策略”。
1938年10月下旬，日军相继攻占了广州、武汉。随着占领地域扩大，守备兵力增加，带来了作战兵力的不足。日军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会战了。为了尽早结束战争，日本政府提出要不惜任何努力，加强对政府诱降，即“诱导重庆政府放弃它的抗战主义而转向全面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政府的新一轮诱降攻势，在考虑如何应对之时，担任副总裁和行政院长的却捷足先登，于1938年12月18日秘密逃出重庆，投到日寇的怀抱，并于1940年3月在南京建立了汪伪政权。对此，虽然十分恼怒，但在行动上却也不甘落后，他也在不断寻求“和平”的机遇。尤其是1939年春到1940年冬之间，日、蒋接触、会谈极为频繁，连自己也承认：那时，日本“至少每月一次间接及非正式的表示求和之意，并日益提出较优惠的条件”。日本发起的诱降攻势，其规模最大的是1939年底的所谓“桐工作”计划。这次会谈，中国方面是在和戴笠的直接领导与策划下秘密进行的。日方的首席代表是今井武夫，此人当时是日本驻中国派遣军主管情报及政务的课长，中方首席代表是重庆行营参谋处中将副处长陈超霖。日、蒋代表先后在香港、澳门举行了15次会谈，形成了“意见书”，并整理了“备忘录”，其要点是：中国以承认满洲国为原则，日本对中国尊重独立及领土完整；中国立即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在停战同时发表声明；日华两国缔结防共协定……；日本于恢复和平之同时，尽可能迅速撤兵等。因为上述要点，与中国代表的“和平意见”大同小异，其精神实质基本吻合，所以比较满意。
1940年6月8日，日方又提议举行由坂垣征四郎、、三人出席的最高级会谈。会谈场所在上海、香港、澳门任选一处。6月22日，中方答复原则同意最高级会谈，但会谈地点坚持在长沙。日方很快作出反应，同意选址长沙，但要对方写出书面保证，不得危害日、汪代表的安全。由于“怕会谈如果不成功会被日军所暴露”，授人以柄，对己不利，所以拒绝写出书面文件。由于日、汪代表担心安全无保障，自然不敢前往。另一方面又因为日、蒋、汪三方会谈的事走漏了风声，使受到多方面的责难，有人甚至强硬地主张要公开发表相互勾结的信件，使蒋十分害怕。鉴于上述诸种原因，使日、蒋双方历时十多个月的会谈告一段落，又一次只开花而未结果。
第三阶段，从1941年12月到1944年7月东条英机内阁。此阶段的特点是：由于日本挑起了太平洋战争，企图从中国战场抽调其主力用于对美、英作战，因而对政权加紧了诱降活动，但却未能如愿。
日本政府为了推行“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方针，对集团软硬兼施，恩威并重，加紧诱降活动，企图充分利用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作战顺利的形势，对重庆政府再次施加政治压力，逼迫其就范。1941年12月24日，日本政府制定了《促使重庆屈服的工作方案》，要求“运用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利用作战的成果，乘机促使重庆政权屈服”。“当重庆方面发生动摇时，及时把谍报工作的重点转移到诱降工作上去”。
鉴于日军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暂时获胜的情况，的思想确实“发生动摇”，担心美、英、苏三国万一都被打败了，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不愿意与日本断绝联系。于是，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一方面不断向美国施加压力，提出：“中国对日作战牺牲重大，如再不援救，中国便单独媾和”，以此索取更多的美援；另一方面，又派遣亲信打入汪伪组织，或者收买汪伪政权的要人，通过他们与日本发生联系，暗中取得谅解，对此，称之为“三面政策”。日本政府也很体谅重庆政权的“苦衷”，一方面与其达成默契，“很好地合作起来共同”；另一方面指使汪伪政权与重庆政权勾结，鼓吹蒋汪合流。
1942年底，日军在瓜达卡纳尔岛遭到失败，敲响了日寇走向末日的丧钟。为此，日本政府再次放宽条件，向集团抛出如下诱饵：“如果全面和平实现，日本不仅撤退在华全部军队，而且还要放弃辛丑条约所规定的驻兵权”。由于惯于骑抗日、亲日的“两头马”；加之又害怕此举得罪美国，导致美援泡汤，所以迟迟不同日本达成“和谈”协定。对此，日军统帅部甚为恼火，遂于1944年5月发动了豫湘桂战役。此役使军队损失惨重，政权处境十分不妙，连美国人对蒋也滋生了要扶植新人、取而代之的念头。但是，就在内外交困的时候，日寇又猛然醒悟：“消灭了政权只会使中国的权力均势对共产党有利，而日本人是把共产党当成比重庆更大的敌人的。”因此，日、蒋之间很快又达成了一项协议：只要重庆在其他地区不抗击日军，则日军保证辖区为“不受侵犯的安全区”。从此，重庆政权在抗日问题上，便走上由“看战”、“观战”乃至积蓄力量、反人民、反异己的反动道路。
第四阶段，从1944年7月小矶国昭组阁到1945年8月日寇无条件投降。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日本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国家命运陷入垂危，已是气息奄奄了。但是，日寇为了垂死挣扎，急于寻求与重庆政权“和谈”成功，以全力应付美、英的强大反攻。
小矶组阁以后，十分痛切地感到日、蒋“和谈”的重要性。1944年9月5日，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通过汪伪政权对重庆政权进行再次诱降。日本的条件是：“全国和平后”，“同意返南京，建立统一政府”；废除日、汪签订的《日华同盟条约》；“不干涉中国的一切内政问题”；“如果在中国的美、英军队撤退，帝国也撤退全部军队”；“满洲国不改变现状”，但“把香港让给中国”等。10月初，汪伪政权的考试院长缪斌访问时任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的今井武夫，自称受重庆政府委托，想努力于日华和平谈判，请对方作好安排。一切准备就绪以后缪斌飞往东京谈判。缪提出的条件是：日本要取消南京政府和建立留守政府，重庆政府还都南京，并要求日本停战撤兵等。但是，当小矶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讨论上述条件时，遭到了陆军、海军、外务等大臣及统帅部的反对，使谈判归于流产。不久，小矶内阁亦被迫总辞职。
1945年4月，冲绳失陷，日本举国惊恐。继小矶后任首相的铃木内阁，对汪伪政权诱庆工作无明显成效甚为不满，决定绕过汪伪政权，“以异常坚定的决心断然进行对重庆工作以求实现停战”。经过一番活动，6月，第10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15集团军司令官何柱国邀请今井武夫到河南会谈。当今井到达河南新集站时，仍然受到隆重接待，并“在极为友好的气氛中”会谈。
新集站会谈结束后一个多月，日本即宣布无条件投降。此时，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通过陆军副总参谋长冷欣向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其别强调要将驻在中国的100多万装备齐全、建制完整的日军，趁尚未遣散之前，用来进攻共产党。此举深得的“嘉许”。日本历史学家臼井对此作出评论：与其说那是一次胜利者与战败者之间的会谈，还不如说是为了合作对付共同敌人――中国共产党的两个朋友之间的会谈。这是对日、蒋勾结的又一幅生动写照。
从上述历史中清楚地看出：抗战时期，日、蒋关系错综复杂，可以说诱降与勾结贯穿于抗战的全过程。特别是1939年春到1940年冬的一段时间里，相互之间的接触和会谈极为频繁。但是，尽管日寇对诱降工作紧抓不放，有时软硬兼施，有时恩威并重，而集团却“谈而不决”、“投而不降”，最终没有就范，致使日寇的诱降政策未能如愿以偿。这又是为什么呢？归纳起来，有以下四个重要因素，制约了诱降的成功。
第一，日本政府的苛刻条件超出了集团的承受能力。七七事变后，集团虽然被迫抗战，但却缺乏信心和决心。起初，幻想依靠国际解决；继而期求英、美干涉；后又寄希望于九国公约签字国布鲁塞尔会议的调停。因此，他一面应付抗战，一面企图同日本妥协。他说：“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还说：“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希望以外交方式，求得芦事的解决。”所以，当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时，蒋是欣然同意的。如前面所述，当陶德曼向递交了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时，蒋认为除个别条款外，其余不算太苛，愿意以此作为“和谈”的基础。可是，当日寇攻陷南京以后，要价陡然升高，这超出了集团所能承受的限度。因此，日本的诱降自然难以成功了。曾说过：“我们并不是不能和日本谈和平；不过日本的要求到现在为止，是没有止境的。我们最初以为日本只想得到满洲，后来又说要华北，将来也许要上海，要广东的。要是日本只要求满洲，要求华北，在我的责任上是可以与日本相提携的；不过，日本的要求到现在为止，并没有限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集团考虑到正式承认会招致国际上的“误解”，影响借款，在国内也会失去“国民的信赖”，因此，只愿意“默认”。宋子文曾明确表示：如果日本不想帮助国民政府保全面子，那么起码也要做到“不使我们失去面子”。孔祥熙说得更彻底：中国人一贯把长城以北看成“末开化的”地区，对于那里存在外国势力范围并不特别关怀，只要默认这个既成事实就行了，为什么非要正式承认不可呢？关于“赔款”问题，孔祥熙则要求日本放宽条件，因为中国在战争中已经遭受了巨大损失，无法偿付战争“赔款”，否则将引起动乱，根本无“和平”而言。
由于日寇在“承认”和“战争赔款”两条上不作让步，集团承受苛刻条件的能力有限，所以日蒋之间的讨价还价一直没有结果。
日寇诱降条件超出了集团承受限度，更在于日本要让辞职。日寇对抗战初期的容共抗日政策非常恼火，因此，“把看作敌人”。日本五大臣会议曾作出决定：日本如接受中国政府的投降，必须以辞职为条件。在日寇和集团谈判时，日外务大臣宇垣提出：如果中国想在满洲和赔款的问题上获得日本让步的话，最好的办法是叫下台。这个方案自然遭到了集团的严词拒绝。后来，孔祥熙派他的心腹樊光到上海对今井武夫说：“要求下野的日本政府方针是错误的，而且，在中国的目前情况下，使下野这件事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
历史事实清楚地说明，只要日本条件不超过集团所能承受的“度”，集团是愿意妥协的。
第二，害怕公开投降会爆发革命。在对待日寇诱降的问题上，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他既想投降，又不敢走得太远，害怕担当汉奸卖国的罪名，招致群起而攻之，摧毁他的统治。所以，当陶德曼将日本的苛刻条件送来时，他不敢答应，因为他认为：“假如他同意那些要求，中国政府是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的。中国会发生革命。”
日本人比喻骑着抗日、亲日两匹马，形势对他怎么有利就怎么表演，这是十分形象的。卢沟桥事变后，全国群情激愤，同仇敌忾，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高潮。此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去干降日、卖国的勾当，而是说了不少慷慨激昂的话，诸如“反对妥协、反对投降”；“牺牲到底，抵抗到底”；“只有拚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等。这些话在当时的客观效果上，确实有一定的号召力。所以，抗战初期的形势是好的，军队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可是，在战局连续出现不利的情况下，他便迅速滑向动摇和妥协，企图寻求外交途径，尽快结束战争，于是，又跨上了亲日之“马”，奔向投降之路。
但是，同又有很大区别。汪是裸地彻底投降，而蒋则是有条件地、“偷偷摸摸地追求他的目标”。曾再三告诫部下，政治就是秘密，秘密以外无政治，政治家左手做的事，右手不必知道。因此，日蒋之间的多次会谈始终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不敢露一点风声。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三怕：一怕内部的潜在对手借题发挥，赶蒋下台；二怕日本诱降条件过苛，万一谈不成，对方亮他的相；三怕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对，担心会爆发革命，这是最根本的一条。
上述情况，使在对待诱降的问题上，容易首鼠两端、犹豫不决，深恐授人以柄，引火烧身。有一件事很能说明一点问题：南京失陷后，日寇提出更苛刻的条件，当时兼任行政院长的虽然愿意“谈和”，但又感到风险太大，在此情况下，一向嗜权如命的，情愿将行政院长一职交出，也不愿承担“主和”的责任。于是，1938年元旦由孔祥熙和张群担任行政院的正副院长，主持“议和”一事。因此，鉴于抗日战争中复杂的历史环境和的矛盾心理，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他的投降步伐，使之不敢走得太远。
第三，日本政府内部对华意见不一致而影响诱降工作的进展。在把中国变成日本独占殖民地的战略目标上，日本统治集团的意见是一致的，但在具体的策略和步骤上，又有不同的主张。日本和西欧的一些学者按照不同主张将其划分为两大派系，一派称作“强硬派”（或“霸道思想派”），另一派为“温和派”（或“道义思想派”）。尽管此划分是不科学的，甚至是美化一部分侵略者的，但是，它反映了帝国主义者两种侵略手段的争论。
所谓“强硬派”，主要是日本政府中大本营作战部门和侵华派遣军中那些法西斯狂热分子，如战争初期的陆相杉山元、海相米内光政以及关东军和华北派遣军的头子，都属于这一派。他们疯狂主张战争政策，鼓吹“速战速决”、“一战”等。所谓“温和派”，主要是指大本营战争指导部门和侵华派遣军总部的一些积极鼓吹政治诱降的人物，如当时的陆军作战部长石原莞尔、陆军参谋次长多田骏等，他们反对单纯依靠武力征服中国，主张政治与军事相结合，软硬兼施，双管齐下，而侧重点又主要放在政治诱降上。这两种不同主张，反映了日本统治集团关于侵华政策的种种争论，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政府的诱降工作。
卢沟桥事变后，石原莞尔认为战争将会旷日持久，“速决战”是不可能实现的，而长期战争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他说服近卫首相应立即飞往南京，去同直接会谈，通过谈判逼迫政府屈服。但是，这个方案遭到了“强硬派”的坚决反对，迫使近卫在已下令准备飞机的情况下，又取消了南京之行。
1937年11月初，陶德曼调停中日战争，参谋次长多田骏为了促成和谈，力主在保持面子的情况下，诱逼其接受投降条件。因此，他在11月19日下令日军在南京城外按兵不动，停止进攻，防止退出南京。但是，“强硬派”认为，南京陷落就意味着中国投降，他们否决了多田骏的建议，攻占了南京。
南京陷落的第二天，日寇即扶植汉奸王克敏在北平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而对政权却追加了更苛刻的条件。时隔不久，又以“期限届满”为由，宣布“不以政府为对手”。这些不寻常的举动，连负责调停的德国驻日本大使狄克逊也看不惯，他认为日本政府并不期望中国接受新的条款，相反，更希望对方加以拒绝，以便寻找借口继续进行旨在消灭政府的战争。
近卫内阁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第一次对华声明后几个月，近卫便感到“后悔”，想采取一些“补救”措施，但是，这时他也深感左右不了军界的形势，“由于无法控制国家事务而灰心丧气”，他曾向天皇提出辞呈。有一次，他悲伤地向自己的密友原田熊雄诉苦：感到自己简直像个“橱窗里的服装模特儿”。连头号战犯都如此牢骚满腹，其他人则可想而知了。
第二次《近卫声明》虽然再次向伸出了诱降之手，但是，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同样由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日本统治集团内部意见不统一，使日、蒋之间始终未能达成最后协议。一个突出的事例是缪斌赴日谈判问题。如前所述，缪斌应日本首相小矶的邀请，代表重庆政府飞往东京谈判。对于缪提出的“和谈条件”，日本首相认为是可行的。但是，在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不仅遭到了坚决反对，而且小矶国昭连“乌纱帽”也丢了。由此可见，日本内部两派势力因对华意见分歧而引起的相互争执，是十分激烈的。思想不统一，自然影响诱降的决策成果。
第四，蒋、伪政权不能并存。这是集团最终未能就范之原因中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1937年底至翌年春，日寇先后在北平和南京扶植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两个傀儡政权，傀儡们都希望日军迅速消灭中央政府，否则，总感到“心中不安”。而日本派遣军的头子们也都向各自的傀儡们许了愿，尽力满足其要求，不断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上述情况，自然引起政府的不满，为日寇的诱降设置了障碍。特别是汪伪政权的建立，更遭到强烈反对。在澳门会谈时，中方代表陈超霖极力论述“有汪无蒋”、“有汪无和平”，要求在停战前必须由日方出面斡旋，让出国流亡或者隐退。但日本坚决反对，要求蒋、汪合作，并提出“无合作即无和谈”。其理由是：日方对汪负有道义之责，如欲让汪下野，则日本国民亦要蒋下台。结果双方争执不休，意见难以统一。
另一方面，汪伪政权中的一些头面人物，对日、蒋会谈也忧心忡忡。在汪伪政权成立初期，特别害怕日、蒋合作。如大汉奸周佛海曾认为，派人到香港同日方会谈，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用心是为了破坏汪伪政权。他担心日、蒋会谈成功一年以后，自己可能遭杀身之祸，所以他在日记中写道：“最初一年利用余与日本接洽，反必重用，一年以后，必以暗杀方法杀余。”瞻前顾后，不寒而栗。而则对坂垣说：“的性格有明暗两面。万一会谈公开时，我只有携带一只箱子明天就动身。”感情对立，可见一斑。
当时蒋、汪政权严重对立，“和谈”后不可能并存。而日本为坚持己利，却硬要蒋、汪成为“捆绑夫妻”，这是蒋、汪双方都不情愿之事，因此，势必从不同的侧面影响着日本的诱降工作。虽然到了1944年9月9日，日方被迫宣布：“同意返回南京，建立统一政府”；蒋、汪“两者间的调整是中国的国内问题，由两者直接谈判”。明确告诉重庆政府，日本不再干涉蒋、汪关系。但是，此时的日本已是强弩之末，而汪伪政府的大员们为了寻求退路，早已暗中纷纷重投蒋的怀抱，而日寇的所谓《实施对重庆政治工作方案》，对集团已没有多大的魅力了。
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长期以来，有一些持成见的所谓史学家，他们偏执一端，无限夸大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抹杀中国共产党的功绩，更否认从1940年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已成为主要的抗日战场的史实。其实，只要看看抗战时期日、蒋之间的秘密勾当，牛皮就会不攻自破。诚然，我们并不否认中国的抗日战争在武汉失守前以军队的正面战场为主要战场的事实；更不能忘记无数为抗日御侮而壮烈牺牲的军队的官兵们，他们浩气长存，永远受人敬仰和缅怀；同样也不会忘记及其领导的国民政府在抗战中，特别是抗战初期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但是，我们也不应回避在抗战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日、蒋之间的幕后交易，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所造成的伤害和影响。历史是一本教科书，
让它从正反两个方面永远教育、启迪后人！
主要参考书目：
①：《论联合政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938页。
②董显光：《蒋总统传》，台湾中华文化出版社1967年版。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伪国民政府纪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2年版。
④《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⑤黄美真、张云编《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⑥博伊尔：《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⑦《周佛海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老牌月光族
护士进来换药时，老爸正在看一份精美的菜单。换好药，小护士笑着问：“叔，又看啥好吃的了？”他从菜单后面抬起头来，移移老花镜，说：“来碗小米炖辽参，姑娘你看咋样？”小护士呵呵笑，“只要姐的钱包没意见，我就没意见。”
我们都笑了。
此时，老爸入院26天，和几个小护士也熟了，经常会开开玩笑，我接过那可爱小姑娘的话，问他：“沂州食府？”
老爸点头：“自然，哪一个店炖的海参，都不如沂州食府的味道正宗。”
小护士吐吐舌头：“叔，您可真是个超级‘吃货’，太会吃了。”
老爸哈哈大笑起来。他的心脏打入支架，很成功，恢复也不错，笑声都爽朗了。我跟着小护士朝外走，她嘻嘻笑，“你可太宠他了，要啥给啥。”
我摊摊手，“没办法，谁让我摊上了这么一个‘吃货’老爸呢？”
没错，按现在由贬义已升至褒义的话说，老爸是个地道的顶级“吃货”，爱吃，也会吃，更舍得吃，作为一个建筑部门的设计师，半辈子过下来，竟无半点积蓄，用我妈的话说，是个“老牌月光族”，钱都吃了。
不过，这几年老爸明显精明了，很多时候，想吃什么都是命令我买单，尤其这次住院后，更是肆无忌惮地要求我给他采购各种美食，本城各知名食府的菜单，都在他的床头上放着，别的病人看手机、看电视、看报纸，他老人家看菜单。
可是，除了低眉顺眼地满足他，我还能如何？他可是有撒手锏的，言之凿凿地指出，那么多年，他的钱，不是他吃了，而是让我吃了。
现在，你们知道了吧？不仅老爸是“吃货”，遗传基因下，我比他，只能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强大的遗传基因
老爸说，我对美食的爱好绝对是天赋，一岁生日抓周，什么金币、漂亮衣服、洋娃娃等统统吸引不了我，我视若无睹地爬着越过了它们，一把就抓起一块巧克力，之后就再不松开。三四岁的时候，便会对老妈说，要吃细细的西红柿鸡蛋面，西红柿不能带皮；要吃鱼肉馅的水饺，里面还要放扇贝肉……有时我的要求让我妈瞠目结舌，便瞪着眼看着眼前边说边流口水的小人儿问老爸：“你教她的？”
老爸总是矢口否认，却不无得意，为他强大的遗传基因。
对，对于吃，我简直无师自通。5岁生日时，老爸在一家海鲜馆定了位子，小姑大姨地去了一大桌，老爸建议每人点一道菜，最后轮到我。翻过菜单后，我毫不犹豫地就指着其中一张澳洲龙虾的图片说：“要吃这个。”
澳洲龙虾，是当时那家饭馆中最贵的一道菜，只这道菜，便抵得上当时我妈一个月的收入。我妈哪能干啊？开始哄我：“闺女这个不好吃，你看，有刺儿，扎人。”但一个天生“吃货”压根不为所动，我执着地指着图片中那只张牙舞爪的龙虾，坚定地说：“我，就，要，它！”
我妈还要说什么，我爸豪气地一摆手，跟服务员说：“来一只。”
那只龙虾导致的结果是，我妈罚老爸在之后的半个月没吃肉――这对于一个肉食动物来说，已经是非常严厉的惩罚。其实除了惩罚，作为管家婆，我妈也是为了省钱。
在“吃货界”闯出了名气
澳洲龙虾，不过是个案之一。之后，随着我的成长，对吃的追求也越来越高档和多样化，但凡听过或者电视上看到的，只要没吃过，一定会没完没了地惦记，直到老爸想方设法地寻到，让我一饱口福。记得中学时，有一次因为在小说里看到了，我便提出想吃披萨，而且是必胜客的披萨。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小城，连肯德基都没有入驻，至于必胜客，大家压根没听说过。但是我就像着了魔一样，非磨着要吃不可。后来，我爸做了两种计划：第一，带我去北京；第二，让他北京的一个同学买了披萨托人捎带过来。最后，实行了第二个计划，北京的那个叔叔，买了一个必胜客的牛肉披萨，找了一个北京西站的熟人，托他将披萨送上了北京至小城的一列火车……18个小时后，披萨到了我的手中，味道如何已经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终于知道了什么是披萨，什么标签叫作必胜客。
这种教育的结果是，多年后，我去北京读大学，很快便在“吃货界”闯出了名气。有一次，某富二代同学过生日，宴请大餐，席间，海鲜禽类稀奇蔬菜俱全，款同学在那里指手画脚地炫耀一道菜的名贵，且卖关子，问：“你们知道这叫什么吗？”我忍不住了，提醒他：“小哥儿，这道佛跳墙中，鱼唇少了点儿，海参也不是野生的，另外，鱼翅也有伪劣之嫌……”又说，“其实最可口的，是这道最简单的凉拌秋葵。”
当年，秋葵这种蔬菜只在南方可以见到，大多数人都不认识，但我的确吃过它的数种做法，包括它来自非洲的历史――这也是我乐此不疲地跟老爸埋头苦吃的原因之一，除了对食物本身的热爱，一道菜，它的历史、典故、原材料……老爸都会跟我娓娓道来。跟着他，吃的是美食，长的却不是体重，而是见识。
从那天起，款同学对我刮目相看，死命追了我好久。在他看来，我自然非富即贵，但是，他真的想多了，我不过是有一个在吃这方面，无限度宠爱我的“爹地”罢了。
后来，真正谈了恋爱，跟男友第一次和他的父母吃饭，他的父亲是大学教授，在美国生活过很多年，爱吃西餐，所以定了一家法国西餐厅。那晚，我换上得体套裙，理罢妆容，从容赴宴，毕竟整套的西餐礼仪，我10岁时就已熟知。老爸赐予我的另一种美食之上的财富，是良好的礼仪，是驾驭任何一种饭局的能力，更是宠爱、见识、教养、文化和一个女子独自行走于天下的自信和胆识。
他所赐予的，我全部获取。
出来吃，迟早是要还的
现在，我26岁，是某知名酒水集团最年轻的调酒师，月入数万，也被称为行业翘楚。我是专业调酒师，也是业余美食家，写博客，开专栏，忙得不亦乐乎。老爸已退到二线，是我博客的忠实粉丝，最大的爱好，是在我的博客中寻找新的美食踪迹，然后喝令我“用最快时间”带给他品尝。为此，我常常和他打嘴仗。我妈从以前的干涉者成为观战者，每每看着我跟老爸为“吃啥、啥时吃”争斗，便兴奋不已，笑我说：“你当都是白吃的？出来吃，迟早是要还的。”
还就还，我乐意。
是的，亲爱的老爸，我乐意。我是如此开心，多年后，可以用他宠爱我的方式来宠他，然后跟他讲一讲某一道新菜品的故事，跟他一起，在夜晚一边看《舌尖上的中国》，一边相对小酌。
此刻，即将出院的老爸，并不关心他的住院费有多少，这次的支架可保他多久无虞，他关心的，是我们小区斜对面新开的一家川菜馆，入院以来，医生不让吃辣，他馋了，心心念念都是川菜中的名品沸腾鱼和馋嘴蛙。
论文摘要:中国当代文学中,迟子建营构出了较为独特的文学世界。温情书写、塑造畸异人物与回归自然是三个核心因素,从不同侧面把她的价值立场展现得淋漓尽致。本文从超越精神角度反思了迟子建小说创作的价值局限,指出可能的超越之路。
创造独特的文学世界往往是作家的夙愿,支撑着此世界的就是他的价值立场。如果说一般读者可以沉迷于文学形象世界,开阔视野,更新体验,丰富精神,那么研究者就得深入把握隐含在文学世界中作家的价值立场,显扬其普遍性与独特性,掘发得失,瞻望可能。迟子建作为当代大有作为的作家,已积聚二十余年心血建构了颇为独特的文学世界。通观她五百余万字的文学作品,尤其是那些神韵生动的小说,笔者认为,书写温情、塑造畸异人物与回归自然是三个核心因素。那么,这三个核心因素暗示出迟子建文学世界的何种价值立场?它能给我们带来何种启示?局限何在?可能的超越之路又何在?
一、温情书写的价值反思
对人性温暖湿润部分的执着关注构成迟子建小说极为引人注目的特质之一,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温情主义。迟子建小说中的温情主要是指乡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宽容、谅解、体贴、同情、关爱等蕴含着鲜明道德色彩的正面情感。这种温情就程度而言具有鲜明的儒家所弘扬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庸风格,是与乡土社会中日常生活高度相融的情感,是对日常人性的呵护。从总体上看,迟子建小说中的温情是中庸温文、和谐优雅甚至略带忧伤的情感,它没有内在冲突,没有炽热力度,具有鲜明的安柔守雌的女性气质。这也是迟子建对人性的期望。但真正需要追问的是,迟子建小说的温情具有内在的真实性和价值建设意义吗?
其实,温情书写的局限性首先是从迟子建钟爱的温情人物身上显现出来的。像秦山(《亲亲土豆》)、吉喜(《逝川》)、徐五婆(《鸭如花》)等人物形象最根本特点就是缺乏主体性人格。黑格尔曾说:“现代世界的原则就是主体自由,也就是说,存在于精神整体之中的一切本质方面,都在发展过程中达到它们的权利。”[1]主体人格是现代人必须具有的创造性人格。但迟子建的温情人物都是些随遇而安的被动型人格,与生存环境间没有任何反思的距离,也没有足够的自主性和自律性。他们都是被人情的磁力场包围着的乡土人物,生命特质主要是安宁、祥和、单纯、自然。当迟子建仅专注于正面素质时,她就有意忽略了乡土人物生命的另一面。其实,残缺的另一面已经被鲁迅等启蒙作家揭示得较为充分,那就是麻木、封闭、自大、萎缩、沉沦,最根本的是缺乏主体性。把残缺一面纳入生命的整体,迟子建就无法像现在这样进行温情书写了。说到底,迟子建的乡土温情往往不是具有主体人格的人之间富有热力的情感交流和精神交流,如那些能提升人生境界的爱情和友情,更多只是抚平创伤、安慰人生的弥补性情感;不是把人生导向健动有为、动态超越的创造性存在性情感,而仅是被动守成、静止凝固的重复性生存性情感。这才是迟子建小说的温情的真正实质。
迟子建曾说温情的力量就是批判的力量。温情批判的矛头始终指向两个目标,一个是乡土社会内部威胁温情的因素,另一个是从根本上威胁着乡土社会的外来现代城市文明。前一个因素,迟子建在小说《白银那》中有充分的展示,马占军夫妇的发财欲望试图摆脱乡土温情的控制,便严重威胁乡土社会的温情世界。后一个因素,迟子建在《晨钟响彻黄昏》、《九朵蝴蝶花》、《银盘》、《热鸟》、《额尔古纳河右岸》等小说中就竭力批判,现代城市文明对于迟子建而言意味着温情的反面。其实,迟子建的温情批判更是一种迷思。首先,威胁温情的乡土社会负面因素和乡土温情构成了乡土社会的一体两面,都是乡土社会缺乏主体人格的表现,因此这种批判的根据和批判对象的根据是同一的,从而导致了批判的无效。其次,迟子建对现代城市文明的批判实质上是站在乡土社会的正面价值立场上来批判现代城市文明的负面因素。这种批判是对于乡土社会的负面因素和现代城市文明的正面因素的双重遮蔽。迟子建的温情批判不是使乡土社会更充分意识到自身不足,从而走向开放与创造,而是使乡土社会加强了自身的封闭和保守。
当迟子建守护乡土社会的温情世界时,她没有真正直面乡土社会的欠缺。首先,乡土社会无法应对外来的暴力与邪恶。对内部的暴力与邪恶,乡土社会往往采用人情化的策略,如《白银那》所展示的;但对外来的暴力和邪恶却无法应对,如《额尔古纳河右岸》所展示的。其次,乡土社会中的人由于沉溺于狭小的个人生活,缺乏主体性,对稍微广大点的世界,如超出家庭和村落的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经济与精神问题不感兴趣,就最容易滋生专制体制。当专制体制一旦形成,无法制约的权力往往就会反过来摧残乡土社会。那时,所有温情欲保存而不得,所有逍遥欲实践而不能。更根本的是,乡土社会由于封闭保守,把人的精神和心灵需求极大简化,不利于人的发展,迟子建欣赏的那种简朴与纯洁是人性发展的最低阶段,这种简朴和纯洁是以对精神的丰富和心灵的多姿多彩的牺牲为代价的。此外,由于缺乏实质的精神主体性,乡土社会中的人若无法获得乡土温情的照顾或对乡土温情不满时,就很容易堕入彻底的物质化、欲望化和实利化中,例如,《白银那》中的马占军夫妇,《一匹马两个人》中的薛敏母女。
二、畸异人物的价值反思
对畸异人物的酷爱是迟子建小说的鲜明特点,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恐怕无出其右者。几乎没有哪部迟子建小说中没有畸异人物,从《原始风景》中痴憨有福的傻娥到《雾月牛栏》中精灵般的宝坠,从《雪坝下的新娘》中反衬出现实世界丑陋的刘曲到《采浆果的人》中保守天道相视而笑的大鲁、二鲁,从《树下》中漫步乡村的大欢、二嫚到《伪满洲国》中大放异彩的阿永、拳头,再到《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似有大智慧的安道儿、安草儿和西班,真可谓星罗棋布,星汉灿烂。
塑造畸异人物是基于对世界与人生的一种理解。迟子建散文《必要的丧失》叙述作者在云南大理看到个精神失常者,凭眺桥下流水,旁若无人,嬉笑自如,为人友善。她注意到,精神病者大都快乐安详、平和宁静、超然独处,不像功利世界中的正常人那样劳心憔悴、忧愁郁闷。她甚至由此透视人生,得参妙道:真正的人生需伴以必要的丧失。短篇小说《盲人报摊》就颇能体现迟子建这种“必要的丧失”的人生观。难道迟子建的畸异人物是暗合生活之道的吗?可以把迟子建的畸异人物与莎士比亚《李尔王》中疯疯癫癫的弄人、陀斯妥耶夫斯基《白痴》中梅什金公爵简单比较一下,各自的精神特点便一目了然。
迟子建把畸异人物的自然人生确立为价值理想的局限极为鲜明。首先,畸异人物的自然人生是逃避超脱型的。他们对人生矛盾采取一种逃避超脱态度,没有解决人生矛盾的能力与意愿,而是彻底否定矛盾的存在,以精神病、弱智、失忆症等形式构筑着人生逃避的堡垒。像陈生(《青草如歌的正午》)、杨玉翠(《岸上的美奴》)等人不就是在把现实世界中的矛盾拒之门外才能肆意挥洒吗?而莎士比亚的弄人等展示的是直面人生矛盾的超越型人生。《李尔王》中弄人对现实世界具有深切洞察力,他带领李尔王在旷野中承受狂风暴雨的打击,是为了让李尔王能更清晰认识人性的深层状况,不要再执迷不悟。《白痴》中的梅什金公爵,更是怀抱着对苦难世界的深切之爱,深入现实世界,对娜斯塔霞等人的灵魂的震撼力大得惊人。其次,畸异人物的人生意义低于功利境界的人生。虽说功利世界会导致人的欲望无度、人性的畸变,但它也确曾使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萌生,能在他人与自然面前慢慢确立起精神独立性。但是自然人生使人在没有经历复杂性时就安于简单,自我意识无法建立,人生的主体性与精神性无法达成。迟子建的弱智者没有明确的自我意识与主体意识,是自然赐予的人生,而不是精神创造的人生,没有实质的意义,也不具备道德的实践性。莎士比亚的弄人等因为敢于坚持理想,能建立起独特的主体人格,并超越于功利世界之上。再次,畸异人物是自我瓦解的。迟子建欣赏他们的快乐宁静、超然自失的一面,看到他们的心地单纯、感情真挚的一面,但与这些素质相伴生的另一面,如头脑简单、心胸狭隘、眼界窄小、精神稚弱等,却有意忽略了。当面对世界的复杂性时,这些畸异人物将不可避免地被命运碾碎。而莎士比亚的弄人等却能直面人性的矛盾与人生的基本困境,把人生确立为自我超越的过程。正是由于畸异人物的局限性,迟子建的许多小说才会展示出较悲惨的结局。
三、回归自然的限度
同样颇有意味的是,迟子建的畸异人物的首要特征就是对大自然的亲近。《青草如歌的正午》中,精神失常者陈生就葆有动人的自然情感,他会拣着栅栏旁阴影走路,生怕把均匀散布在路中央的月光踩出疤痕。回归自然的主题同样表现于迟子建小说的城乡书写。在小说《关于家园发展历史的一次浪漫追踪》中,迟子建曾说:“城市是地球上最大的罪孽”[2]。对城市的严厉态度一直沉淀在迟子建心中。与之相对的是,迟子建对乡村有着明显偏爱。迟子建欣赏的那些人物,如宝坠、天灶、丑妞等,都是乡村世界的贡献。说到底,对城市文明的批判就是对现代文明的批判。迟子建始终未曾以乐观的眼光来瞻望现代文明。迟子建回归自然的价值理想对现代文明的自我反思具有一定的警醒作用,但回归自然的限度却不得不加以明确反思。
人之为人,本质就在于他能不断地超越既定的现实世界。大自然对于植物和动物而言,就是全部的生存世界;对于人而言,却是必须加以超越的对象,不可能仅是回归的对象。
首先,人性的基本矛盾无法在回归自然中被勾销,因此像迟子建塑造出来的那些理想人物,如《雾月牛栏》中的宝坠等,仅是人性的沦落,而不是人性价值的生成。所谓回到自然的野性、单纯和快乐状态,也仅是作者的幻想。吴炫曾说“:人性对自然、文明对原始的超越,就既包含着对野蛮的征服,也包含着对纯朴的遗弃;野性和纯朴的审美含义,也只是人类在摆脱了野蛮和无知的桎梏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但这种审美,从来不具备独立恢复的功能,充其量只能作为一种价值的材料,参与新文明结构的建设。”[3]迟子建所希望的那种回归自然状态,就像她的畸异人物那样,同样不具有赋予这个世界新意义的功能。
其次,城市和乡村也仅是人创造出的不同的文明形式,并不会因为乡村与大自然靠得近一点,就具有更高的价值;如果说城市有多少局限,乡村必然在另一方面具有相应的多少局限。这些局限从根本上说就是人性的基本矛盾的外化。迟子建仅以乡村大自然为价值尺度来批判城市,想象城市,就只能看到被大自然尺度扭曲的城市,那同样是不真实的城市幻象,也是对人性的基本矛盾的逃避和抹煞。当迟子建有意无意地丑化城市美化乡村时,她只不过重复着沈从文、汪曾祺、贾平凹、张炜、张承志等作家的价值迷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