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17 03:39:22
关键词：《江城子》 豪放词风 婉约之作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其词总体上表现出笔力矫健，豪放旷达的风格。如《念奴娇·赤壁怀古》则大笔挥洒，将览物之情、怀古之思和身世之感糅合在一起，“须关西大汉，执铁板”来演唱的豪放之作，开一代词风，对后世影响颇为深远。但苏词中也蕴涵着婉约一面，只不过这类词在忧郁的情感宣泄中表现出一种悲壮，一种饱含深情的沧桑。东坡居士于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所作《江城子》就是其中的代表①。诗人在《江城子》的词中彰显了生与死的对话，揭示了诗人对生命恋曲的追忆以及对死之哀歌的感怀。《江城子》是一曲低吟浅唱，吟出的不仅是至死不渝的人生至情至爱，而且也唱出了生与死在现实中对视，生与死在梦中相约……
词的上阙，描述的主要是生与死在现实中的对视。“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苏轼妻子王氏卒于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五月，至熙宁八年②，正好相隔了十年。坡在悼念亡妻时用悲凄的言语给我们道出的是：生与死在现实中是对立的和不可调和的。因为“十年”先从时间纬度上对生与死相离相弃作出了规范。时间的绵长与无情隔离了生死的相视与相约，生死的不可通约性沉淀着时间的冷漠与残忍。生与死的相隔、生者与死者的相离，凝结的本是悲伤与凄惨。多年后的惦记与询问又该是如何的忧伤与苦楚呢？“茫茫”说明生者与死者对对方的情形全无所知，因此不明晰的探问包含着幽幽情思和满腔血泪。尽管生者对死者别后情形已无从知晓，但这也遮掩不住生者对死者的想念和感怀。“不思量，自难忘”，这表明“难忘”无时无刻、无声无息地留在心底，又默然无声，悄然无迹地出现，一切的一切都不是主观上的刻意追求，一切的一切都是情怀如种子般萌发。“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轼的妻子王氏葬在诗人故乡四川眉州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③，诗人作词时在密州（山东诸城县），因此用千里来形容两地相距甚远，这是从空间距离上对生与死对视的描绘，千里之距，已无法面对可感的形体，更何况生者与坟（死者）遥遥相对呢？生与死的情结被凸显出来了，路也迢迢，人也遥遥，又怎么能细语长谈、促膝相视，更不用说“话凄凉”时的相依相偎了。相离本是悲伤，无处倾诉凄凉更是悲伤中的悲伤。“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在现实中生者与死者相逢原本是不可能的，即使是相逢也只能是，两眼对视，形同陌路。因为时间与空间都已经发生了变更，形容的变异，已遮掩了千言万语和浓情蜜意，枯朽的容颜只能诉说着令人绝望的不相识，这只能怪生与死的不相融，只能怪生者与死者的无能为力。生之时间的流动性，死之时间凝固性，于是生与死的对立，生者与死者的对视，在流动的时间和凝固的时间上展开。生之时间流动性表现为生者的十年生命的流失，容颜不可挽留的更改以及生者心理历程的变迁。词的上阙没有用浓郁的笔墨来描述死之时间的凝固性，它是通过对生之时间的过度铺排，从而让隐藏着的死之时间凸现出来，也即是形体的改变（“尘满面，鬓如霜”）来折射出不相识（死之时间凝固性），其实，生与死相对视、生与死不相识在于生之时间与死之时间相异。
词的下阙，揭示出生与死在梦中相约，死之时间的凝固性得以显现。“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梦是生与死相约会的通衢，梦还作为生与死相约背景与场地而出现。夜晚是宁静的，在其中蕴含着一种似有似无的独特意境，而在白昼是喧嚣的，在其中飘落着世俗生活的气息，因此白昼中生与死是冷冷相对着，而在夜晚生与死可以默默地相互诉说。夜和梦作为一种意象都沟通着生与死，生之时间与死之时间的相克相悖在夜里的梦中得到缓解。“小轩窗，正梳妆”是作者对早年妻子的生活情形的追忆，字里行间流露出浓浓的爱意与恋情。但是在追忆中隐含着的更应是死之时间描述。因为正是死之时间的凝固性透显了死者早年生活的永恒性。死者的青春因死之时间凝固性而得以永葆。而死亡时间的凝固性，使生者对死者在世情形已成为不变的记忆。因此十年相对生者已改变了许多许多，但对于死者来说，却无一丝一毫的变迁。梦中的还乡是生与死相逢的场地，生者与死者相聚的家园。这一切的一切都应该是生与死相约的投影。生者与死者共同拥有的故乡因死者作别而凝固了，死之时间的凝固性造就了特定故乡的永久性。而这特定的故乡又在梦中沟通着生与死。“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生与死相约相聚终于在梦中故乡发生了。但是生者与死者只是无言相对，泪流千行。这说明的是生离死别之后万言千语都已化成无语，更应说明的是在以生与死为背景的相逢一切尽在不言中。生者与死者的无言、生者与死者的泪眼汪汪、泪落千行，这是生与死留下的千年万年都无法斩断的情结。死者的流泪，这本是不可能的，作者在这里描绘出死者的如雨泪水，正是突出了生与死尽管在梦里故乡相聚，但这也无法弥合生死之间的裂隙，因为梦里故乡只是把生死相约相聚呈现出来而已，生与死的相诉依然是凄然无语。“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这又回到生之时间流动性上来，年年断肠处，指的是生者在流动的时间（生命流失）中对死者的怀念。“短松冈”指代坟墓，其实也就是亡者的另种称谓。南北朝诗人庚信就无尽感慨地说过：“霜随杨白，月逐故圆”。月夜与坟墓相连，坟墓又葬在故乡，因此，年年断肠般情感已无法更改。这是月夜定故乡与孤坟所导致的，生者在渐渐生命流失（生之时间流动性）中总是对故乡的那一座孤坟（死之时间流动性）而感到无尽的悲凄。这又隐含着生与死在现实中的对立，在明月照耀下，一座冷冷清清、凄凄惨惨的孤坟成为生与死的界限，凝结在生者断肠处的浓郁情感，与死者冷冰冰的坟墓形成强烈的对比和反差。在这不可能化解的冲突与矛盾中构建着各自的疆域，而在这疆域之间涂画着冷冷的疆界线。
总的来说，《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仅描绘了人间至情至爱的动人心魄，也蕴涵着生与死相约与对视，只不过这种相约与对视都是无语的，一段心曲内含着无尽的沧桑和至深的哲思。
注：
①出自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类》中篇章第二册25页。
②、③均出在《语文月刊》2003年第三期11页上。
苏轼是主动要求调往密州的。其时，苏辙在齐州(州治在今济南)幕府任掌书记，苏轼希望任所与苏辙靠近。十一月，由海州赴密州途中，苏轼作《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下片云：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
早在熙宁四年(1071)，因不满王安石变法，苏轼深感在朝廷难以立足，乃自请外放，宋神宗亲命通判杭州。这首词直抒胸臆，表达了作者人生遭遇的不幸和壮志难酬的苦闷。作者回忆青年时代同苏辙一起赴汴京应试时显露的才学和抱负，表明自己有一套“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和用行舍藏的处世操守。如今，既不为当轴所重，只好收卷才学抱负，以酒浇愁，“优游卒岁”。“袖手何妨闲处看”，这里所发的政治牢骚，显然是针对变法派的。据说，后来神宗闻此词，不能平，乃贬苏轼黄州，且言：“教苏某闲处袖手，看朕与王安石治天下！”（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十六）此虽小说家言，然亦可见其时苏轼的政治态度。这是编年苏词中的第一首长调，显著特色是议论入词，这种写法在当时词坛极为罕见。
杭州知州杨元素以梅花词寄苏轼，熙宁七年冬，苏轼和以《南乡子》一词：
寒雀满疏篱。争抱寒柯看玉蕤。忽见客来花下坐，惊飞。踏散芳英落酒卮。痛饮又能诗。坐客无毡醉不知。花尽酒阑春到也，离离。一点微酸已着枝。
词作以高人雅士在梅园举行的酒宴衬托梅花的风流高格，以咏梅来追忆与杨元素共事期间的美好生活和深厚友谊。词中未正面描写梅花的姿态、神韵和品格，而采用了侧面烘托手法，令梅花的美逸绝伦和主宾的高情雅致融为一体，显示了词人高超的艺术表现技巧。咏物之作，当以不即不离为高妙，苏轼和作鲜明地表现出这一特色。
初至密州，“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苏轼《超然台记》）熙宁八年(1075)正月元宵所作《蝶恋花・密州上元》一词袒露出对杭州生活的怀念：
灯火钱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帐底吹笙香吐麝。此般风味应无价。寂寞山城人老也。击鼓吹箫，乍入农桑社。火冷灯稀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
“寂寞山城人老也”，由杭州调知密州，环境和条件出现了很大变化，心境完全不同。见过了杭州上元的热闹，再来看密州上元的“火冷灯稀”，倍觉凄清。上元之夜，郊外彤云四垂，阴霾欲雪，苏子随意闲行，听到村社箫鼓不绝，见到农民祈求丰年，令这位刚到任的知州想到自己的责任。意之所及，笔亦随之，其时，密州连年蝗旱，“昏昏雪意云垂野”一句，含蓄地写出了词人心中“瑞雪兆丰年”的希望。
伤悼入词，始于苏轼。是年正月二十是结发妻子王弗病逝十周年忌日，苏轼以《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悼亡：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题为记梦，实际是通过记梦来抒写对亡妻真挚的情感和深沉的思念。词人十九岁娶王弗为妻，二人恩爱和睦感情笃厚。王弗随苏轼旅居京师，不幸早亡归葬故里。“十年生死两茫茫”，是全词的基调。生死永诀，幽明路隔，何况“十年”“千里”！“尘满面，鬓如霜”，仕途坎坷，转徙四方，十年的痛苦经历蕴含在六字之中。逝者留给生者的是永恒的回忆，而岁月却不住地给生者添加着憔悴与衰老，这真是人生的悲剧。“纵使相逢应不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梦中相见，千种情思万种凄凉，却是无从言说，只有百感交集，泪眼相对了。这首以平常之语出之的悼亡之作，从词人肺腑间自然涌出而毫无矫饰，千百年来引起了无数读者的强烈共鸣，成为宋代悼亡之作中最为杰出的词篇。
密州南二十里的常山，是苏轼经常涉足之所。熙宁八年十月，苏轼祭常山回，与同官习射会猎于铁沟，“青盖前头点皂旗，黄茅冈下出长围，弄风骄马跑空立，趁兔苍鹰掠地飞”（苏轼《祭常山回小猎》），描绘的就是这次打猎的场面。比较而言，《江城子・猎词》更为激动人心：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北宋自“澶渊之盟”以来，每年要向辽纳贿，这种妥协政策，反而助长了辽和西夏统治者侵扰中原的气焰。“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表达了苏轼关切西北防务的热情和效力疆场的雄心。苏轼以急骤跳动的格调和一往无前的气势，描绘观众如堵、千骑飞驰的打猎场面。苏子自道此词“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与鲜于子骏书》）。以刚劲豪逸的清风，显示出词作中前所未有的纵横驰骋威武雄壮的场面，这在词史上是一大创新，苏词“豪放”一说，当发端此篇。
熙宁九年（1076）初春，苏轼染病密州，病起，作《一丛花》词，此词被陈廷焯称为“闲雅不趋时俗”（《云韶集》卷十二）：
今年春浅腊侵年。冰雪破春妍。东风有信无人见，露微意、柳际花边。寒夜纵长，孤衾易暖，钟鼓渐清圆。朝来初日半含山。楼阁淡疏烟。游人便作寻芳计，小桃杏、应已争先。衰病少情，疏慵自放，惟爱日高眠。
初春时节，大地春回，但病愈方起，毕竟少欢乐之趣。故“衰病少情，疏慵自放，惟爱日高眠”。这种心理上的变化，正是“病起”者特有的。然而，“冰雪破妍”“东风有信”“桃杏争先”的清丽春景，令词人无比欣喜。对此，此词表现得深刻细腻，真切动人。这首词从极普通、极寻常的生活感受中，写出了作者的个性、襟怀和心绪，堪称随境抒怀“妥帖轻圆”（王昶《明词综》卷二），景无不真情无不诚的遣兴佳作。
正月十三日，苏轼送好友文安国还朝，作《满江红》词，上片云：
天岂无情，天也解、多情留客。春向暖、朝来底事，尚飘轻雪。君过春来纡组绶，我应归去耽泉石。恐异时、怀酒忽相思，云山隔。
词贵婉曲，此词上片却痛快淋漓地畅叙别情，由眼前的留恋，说到异时的云山阻隔，杯酒相思，但读来并不感到平直乏味。原来作者自己恋友，却偏说上天留客；而上天留客之意，又由春暖飘雪推衍而出，写到双方的云泥异路，用“纡组绶”（指文安国回朝升职）“寻泉石”（指自己隐居意愿）表示，化抽象为形象，令此篇摇曳跌宕情致深婉，在送别之作中别具一格。
早在熙宁八年（1074）底，苏轼命人修葺城北旧台，并由苏辙取《老子》“虽有荣观，燕处超然”之义，题名“超然台”。熙宁九年暮春，苏轼登超然台，眺望春色烟雨，触动乡思，写下了《望江南・超然台作》：
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寒食过后，正是清明节，应当返乡扫墓。但是，此时却欲归而归不得。“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写作者为摆脱思乡之苦，借煮茶排遣思念“故国”之情，既隐含着词人难以解脱的苦闷，又表达出词人解脱苦闷的自我心理调适。“诗酒趁年华”，则申明必须超然物外，忘却尘世间一切，而借诗酒以自娱，即进入了“超然”的最高境界。这首豪迈与婉约相兼的词，通过春日景象和作者感情、神态的复杂变化，表达了词人豁达超脱的襟怀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人生态度。
三月，苏轼有《满江红・东武会流怀亭》之作。上片云：
东武城南，新堤固、涟漪初溢。隐隐遍、长林高阜，卧红堆碧。枝上残花吹尽也，与君更向江头觅。问向前、犹有几多春，三之一。
东武，诸城别称。杨《古今词话》：“东坡自禁城出守东武，适值霖潦经月，黄河决流，漂溺巨野，及于彭城……东坡登城野宿，愈加督责，人意乃定，城不没者一板。不然，东武之人尽成鱼鳖矣。”一般认为，此词作于苏轼后来守徐州时，此据“东武”字样姑系年于此。苏轼“筑长堤十余里，以拒水势”，堤成，命妓歌之，乃有此曲。词作表现苏轼关心民生疾苦的精神，也反映出苏轼“无事不可入词”的创作特点。陈廷焯评曰：“风雅疏狂，声流弦外。”（《云韶集》卷三）由此可观照风流太守亲民的一面。
是年中秋，苏轼于密州写下“中秋词”《水调歌头》。下片曰：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苏轼认为，人有悲欢离合与月有阴晴圆缺一样，都是自然常理，无须伤感。两地相隔，共同赏月，互致慰藉，离别这种人生憾事就得到补偿。人生不求长聚，两心相照，明月与共，未尝不是一种美好的境界。这首词表现了苏轼热爱生活、情怀旷达的一面。词中境界高洁，情味深厚，卷舒自如，千百年来传诵不衰。“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胡仔《苕溪渔隐前话后集》卷三十九）。据说，后来宋神宗闻此词“高处不胜寒”之句，曰“‘苏轼终是爱君’，命量移汝州”（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三十一）。对照上文所引神宗嗔怪苏轼之语，可以看出苏词的重大影响。
“猎余豪气勃燕然，月下悼亡忆弟篇。一扫风花出肺腑，密州三曲月经天。”（夏承焘《瞿髯论词绝句》） 出猎词、悼亡词、中秋词这“密州三曲”摆脱了风花雪月的羁绊，跳出了“词为艳科”的藩篱，如江河行地日月经天。而创作于密州的其他词作，也在多方面作了开拓。密州两年，是苏轼在曲子词创作上取得重大突破的时期。首先，丰富了词体堂庑。苏轼不为传统习尚所囿，举凡送别、闲适、旅怀、咏物、悼亡、遣兴、政务、民生均可入词，达到了得心应手、无适不可的境地。其次，拓展了词作内容。苏轼对政治情怀的抒发，对人生波澜的思索，在内容上显然带有超越前人的开拓性。苏轼深层次地袒露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性格与志趣，为充盈着花影粉香的词坛吹来一股刚劲豪逸的清风。末次，发展了词作表现技巧，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纵横驰骋游刃有余的境界，以威武雄奇的大场面来鼓荡人心，这在词史上可说是一创新。
“海山入梦方东去，风雨留人得暂陪。若说峨眉眼前是，何处故乡不堪回。”（苏轼《次韵徐积》）苏轼把诸城的障日岭称做“小峨眉”，是将密州视为第二故乡了。密州在苏轼的创作生涯中占有重要地位。“回望白云生翠，归来红叶满征衣”（苏轼《祭常山回小猎》），苏轼在给好友的一封信中谈及狩猎归来的场景：“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与鲜于子骏书》）与密州壮士“抵掌顿足”齐歌“老夫聊发少年狂”的场面，在苏轼固然是难以忘却的记忆，千载而下，这密州太守与民同乐酣歌一曲的场面，又岂能不令万千读者心向往之！
鄂州市位于湖北省东南部，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山水秀丽，风景优美，是“三国旅游线”和“长江旅游带”上的重要城市，是“鄂东红绿经典旅游廊道”和“鄂东人文旅游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1]而西山风景区作为鄂州城市生态绿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以三国历史文化为内涵，并与佛教文化、名人文化相融合，同时以自然山水为依托，发展观光游览、休闲娱乐的湖北省级风景名胜区。[2]
西山风景区人文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文化底蕴极为丰厚。以吴王故都为特色的历史文化景观，以陶侃、苏轼为代表的名人文化景观，以古灵泉寺为标志的佛教文化景观，以西山园林为主体的自然生态景观，在这里巧妙融和，交相辉映。三国吴王孙权、晋代高僧慧远、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和历代名士陶侃、庾亮、李白、元结、苏轼、黄庭坚、彭玉麟、张之洞等等，在西山留下了他们治国理政、参禅说法、习武修文、避暑隐居、游赏宴饮的诸多遗迹和逸闻轶事，写下了千古传诵的不朽篇章和传世墨宝。其中，北宋文学家苏轼、苏辙以及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等苏门文人，更是与西山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多次游历西山，吟咏西山，为我们发展西山文化旅游，留下了丰富的精神文化资源，值得我们高度重视，认真研究，深入挖掘，充分利用。
一.苏门文人在武昌的文艺活动
苏轼、苏辙，与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等苏门文人一道，在游历武昌（今鄂州）的过程中，受武昌西山深厚的文化蕴涵和优美的自然风光所激发，创作出艺术成就高超的诗文、书法作品，为提高武昌(今鄂州)的知名度，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是值得我们给予高度重视和深入发掘的。
（一）苏轼多次畅游武昌西山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市东坡区)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也是当时以关心人民疾苦而著称的政治家。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苏轼从“乌台诗案”中解脱出来，以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的身份，于二月一日到达与武昌(今鄂州)一江之隔的黄州，至元丰七年(1084)四月离开黄州赴汝州止，在黄州度过了四年零两个月的贬谪生活。在此期间，苏轼因武昌山水秀丽，特别是被武昌人民的淳朴好客所吸引，多次渡江南来，在樊口饮潘生酒，食武昌鱼，登西山观松寻梅，探访先贤遗迹，在西山古刹品泉尝饼，在吴王岘营建九曲亭，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优美诗文与动人传说，也与武昌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苏轼游武昌西山以诗纪游
元丰三年(1080)四月，苏轼来到黄州不久，即同杜沂等人前往武昌寒溪西山寺，游览吴王岘、九曲亭、菩萨泉、芦洲、樊口诸胜。杜道源之子杜孟坚时为黄州法曹，亦至武昌陪游。游后，苏轼作了《游武昌寒溪西山寺》诗纪游。同年六月，苏辙送兄长家眷来到黄州后，苏轼与其同游武昌西山寒溪、九曲亭。其后，苏轼作《记樊山》、《与子由同游寒溪西山》诗以纪其行。元丰五年(1082)六月，苏轼好友张舜民谪郴州时绕道前来看望苏轼。苏轼、张舜民同武昌县令李观佐、武昌主簿吴亮等人往游武昌樊山。元丰六年(1083)三月寒食日，苏轼与农人兼药师郭兴宗游于武昌寒溪，吴亮提壶置酒，郑喜作挽歌，苏轼改白居易《寒食野望吟》助兴，一起度过寒食节。元丰七年(1084)四月，苏轼离黄州去汝州。在一片苍茫的暮色中，苏轼乘船过江夜行吴王岘上，听到对岸黄州的鼓角响起，内心汹涌澎湃，写下《过江夜行武昌山上闻黄州鼓角》诗抒发感慨。[3]在谪居黄州的四年多时间里，苏轼诗文中直接写西山的有《游武昌寒溪西山寺》、《与子由同游寒溪西山》、《过江夜行武昌山上闻黄州鼓角》、《武昌西山诗》和《樊山记》等；间接写西山的有《南堂望西山》(《南堂》五首其一)、《定惠院夜月出望樊口》、《杜沂游武昌以酴醿花菩萨泉见饷二首》和《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等。[4]
2.苏轼《武昌西山》诗引发唱和
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九月，离开黄州已有三年的苏轼回到朝廷后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十一月二十九日，因考试馆职，苏轼与宋仁宗嘉祐年间(1056-1063)曾任武昌县令的翰林学士承旨邓伯温(字圣求)会宿玉堂。两人谈及昔日西山之游，激起苏轼对武昌的怀念，于是作长诗一首，并请邓圣求同赋。邓圣求欣然应允，随即步韵和诗一首。消息传出，当时的在朝文士争相赓和。为了答谢诸位文士的酬唱，苏轼又作《西山诗和者三十馀人再用前韵为谢》。据诗序说，苏轼《武昌西山》唱和诗共有三十馀首，极一时之盛，成为当时文坛的一段佳话。可惜其诗多已不传，现存仅有苏辙、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刘攽、孔武仲等人所作的6首和诗。
3.苏轼情系武昌西山菩萨泉
谪居黄州两个月后的元丰三年(1080)四月十二日，苏轼的老朋友杜沂前来黄州看望他。杜沂之子杜传（字孟坚）当时任黄州法曹，杜沂是从儿子那里得知苏轼谪居黄州消息的，便携带着从西山得到的酴醿花、菩萨泉这两件佳物前来定惠院。苏轼应杜沂之请作《杜沂游武昌以酴醿花菩萨泉见饷二首》寄怀。元丰三年(1080)十月，老朋友李常从舒州(今安徽安庆)来黄州看望苏轼。欢聚数日后，苏轼便陪李常过江游览西山，并应李常之嘱，作《菩萨泉铭》以记其事。元丰四年(1081)四月，苏轼的二侄女婿王适(子立)自筠州前往徐州参加秋季的举人考试，顺道前来黄州看望伯岳父。苏轼于欣喜中陪王适过江游览西山。走到菩萨泉边时，囊中羞涩的苏轼突发奇想，酌菩萨泉一杯，口占《武昌酌菩萨泉送王子立》绝句一首赠之。
4.苏轼与西山东坡饼的来历
苏轼第一次游览西山时，便休息于西山寺中。寺僧对当时名闻天下的苏学士十分敬重，为款待这位峨嵋名士，便以菩萨泉水烹茶，又以本寺特制的香油麦面炸饼招待。这种饼不经发酵而自然酥松，不添香料而自然清芬，分外香甜酥脆，口味极佳。苏轼便问及此饼的制作技法。寺僧告诉他，此饼是汲了四眼泉之水调制而成，所以好吃。一饱口福之后，苏轼饶有兴趣地跟寺僧约定：“尔后复来，仍以此饼饷吾为幸！”自此，寺僧与邑人便以“东坡饼”名之。由于苏轼也常去黄州的承天寺、定惠院，东坡饼亦成为这一带和尚道士的斋品。东坡饼又名空心饼、千层饼，讲究圆、黄、酥、脆，呈凸状小山包形，层层扁条盘绕着小山顶。置于瓷碟中，撒一层白砂糖就如同一座金黄色小山包上撒满白霜。食之油而不腻，焦脆爽口，透出一股淡淡的幽香，至今仍保留了苏轼时代的特色。
（二）苏门文人在武昌的活动
自苏轼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二月谪居黄州开始，苏辙、黄庭坚、晁补之、张耒等苏门文人就与黄州结下了不解之缘。当他们来到黄州以后，与黄州一江之隔的武昌(今鄂州)，即以其秀丽的自然山水、悠久的历史文化、丰富的名胜古迹，吸引着苏门文人扁舟渡江，来武昌西山登临游赏；而武昌则凭借苏门文人们所写的那些脍炙人口的优秀诗文，声名鹊起，成为千百年来的旅游名城。
1.苏辙作武昌九曲亭记
苏辙(1039－1112)，字子由，晚号颍滨遗老，苏轼之弟。北宋文学家、诗人。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初，苏辙由应天(今河南商丘)判官谪监筠州(今江西高安)盐酒税，赴任途中须经过江州，便绕道送苏轼家眷前来黄州。时值六月初，在苏轼的陪同之下，苏辙平生第一次游览了武昌西山。游览之后，苏辙作《黄州陪子瞻游武昌西山》诗寄怀。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苏轼与朋友、僧人一起在三国东吴遗迹九曲亭旧址上，重建此亭。落成之后，苏辙应邀写了著名的《武昌九曲亭记》。[5]该文记述了苏轼重建武昌九曲亭的由来，阐发了苏辙“适意为悦”的思想情趣，表现出苏轼的游乐山水中自有磊落胸怀和洒脱风度，也寄托着苏辙自己的人生态度。
2.黄庭坚书松风阁诗帖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北宋著名诗人、书法家。与秦观、晁补之、张耒并称“苏门四学士”。其诗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又擅行书、草书，与苏轼、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宋哲宗崇宁元年(1102)，黄庭坚结束了在黔州、戎州“万死投荒，一身吊影”的放逐生活之后，赴太平州任，但做官九日即罢，只得暂时流寓鄂州(今武汉市武昌区)。次年再次远贬宜州，九月途经武昌(今鄂州)时，黄庭坚游览了武昌西山，写下了《武昌松风阁》诗。其手迹《松风阁诗帖》是他的行书代表作。[6]该帖墨迹纸本，纵32.8厘米，横219.2厘米，全文计29行，153字。真迹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该帖字迹匀称，笔势圆劲流丽，结构布局端庄秀美，风神洒荡，长波大撇，提顿起伏，一波三折，意韵十足，不减遒逸《兰亭》，直逼颜氏《祭侄》，堪称我国古代行书帖中的极品。
3.张耒三谪黄州常游武昌
张耒(1054－1114)，字文潜，号柯山，楚州淮阴(今江苏淮阴市)人。北宋著名诗人，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三月谪监黄州酒税，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正月起为黄州通判，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九月责授房州别驾、黄州安置。这三次被贬，谪居黄州长达七八年之久。在此期间，张耒多次过江来到武昌，游览秀丽山水，凭吊名胜古迹，写下了十多首诗文。其中，《次韵苏公武昌西山》诗，当作于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苏轼《武昌西山》诗唱和期间；《吴故城赋》《游武昌》《西山寒溪》《吴王郊台》《题寒溪长老方丈》《齐安今秋酒殊恶对岸武昌酒可饮故人潘主簿时惠双榼》等诗文当作于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三月至元符二年(1099)秋第一次谪居黄州期间；《宿樊溪》《离樊口宿巴河游马祈寺》《道士矶》等诗当作于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六月第二次谪居黄州罢官离黄途中；《雨霁望樊山》《新堂望樊山》《樊山》等诗当作于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九月至崇宁五年(1106)十一月第三次谪居黄州期间。[7]
4.黄庭坚、晁补之、张耒撰书李深之墓志铭
1991年12月，在鄂州西山北麓的“653”油库工程施工中，发现被盗掘过的宋代武昌(今鄂州)尉李援的父亲李深之和母亲龚夫人合葬墓。该墓出土志石三方：其—为志盖，系黄庭坚篆书“有宋李深之墓”6字，其二为《有宋李公深之墓志铭》，由谯郡(今安微毫县)张耒撰，济阳(今河南兰考东北)晁补之书，其三为《宋龚夫人墓志铭》，谯郡张耒撰并书，豫章(今南昌)黄庭坚篆盖。[8]黄庭坚、晁补之、张耒等苏门三学士，应武昌尉李援的聘请，聚集于武昌樊山之麓，为其死去的父亲李深之及母龚夫人撰书墓志铭。其中，张耒撰写墓志铭文，晁补之书写志文，黄庭坚篆写志盖，三学士合作而成。此即四个健在的进士共同为死去的进士树碑立传之举，实为世所罕见，堪称墓志史上的“三绝”。
二.发掘苏门文人文化资源的思考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得到了高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带薪假期的增加，催生了一个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使旅游日益成为人们的主要生活方式和社会经济活动。而作为新兴消费热点行业之一的旅游业的迅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国悠久深厚的人文资源，特别是历史文化资源。文化旅游特别是以文物为依托的旅游，已经成为旅游业的主要支点和吸引游客的一个亮点，文化元素已经成为旅游发展的新的“助推器”。
早在2001年初，鄂州市委、市政府即确立了“旅游活市”战略，明确了“打吴王故都牌，建山水园林城，兴生态旅游市”的旅游发展思路，以滨湖滨江优质环境景观塑造和生态文化旅游为特色[9]，重点实施了沿江三国吴都风光带一、二、三期工程，完成了西山风景区“门户”寒溪广场的建设。然而，近几年来的鄂州城市建设，虽然在传承吴都文化、突出山水特色、创造人文景观、修缮历史建筑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还有许多文化优势未能发挥出来，对以陶侃、元结、苏轼、黄庭坚为代表的历代名人文化资源的发掘即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优势如能充分发挥出来，对于创造鄂州城市特色无疑具有重大作用。
1.牢固树立全域旅游的战略思想
全域旅游是指在一定区域内，以旅游业为优势产业，通过对区域内经济社会资源尤其是旅游资源、相关产业、生态环境、公共服务、体制机制、政策法规、文明素质等进行全方位、系统化的优化提升，实现区域资源有机整合、产业融合发展、社会共建共享，以旅游业带动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种新的区域协调发展理念和模式。[10]推进全域旅游是我国新阶段旅游发展战略的再定位，是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变革。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战略理念、思路，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对旅游发展的要求，创新思维，勇于担当，主动作为，结合鄂州地域实际，加快从景点旅游模式向全域旅游模式转变，更加有效地推进鄂州旅游业的发展，促进鄂州社会、经济全面发展。
2.加强苏门文人遗迹的维护和复建
千百年来，鄂州人民通过修葺保存苏黄遗迹，新建祠堂、亭阁等形式，对苏轼、黄庭坚等历代名人表达了崇高的景仰和深切的怀念。为加强西山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有必要对苏轼及苏门文人遗留给我们的丰富深厚的文化资源进行大力发掘和充分利用。一是要对现存的九曲亭、菩萨泉、洗墨池、松风阁等与苏黄有关的名胜古迹加强维修保护和开发利用；二是要尽可能地复建或新建三贤亭（陶侃、元结、苏轼）、苏黄祠、寻梅亭、怀苏亭等纪念设施，复建或新建有关碑刻，如西山唱和诗石刻、苏轼武昌题名石刻等[11]。要以丰富多样的硬件设施建设来增强苏轼及苏门文人在西山的历史存在感，扩大苏轼、黄庭坚等名人文化的社会影响，提高西山风景区文化旅游的美誉度和影响力。
3.加大文化旅游商品的开发和营销
充分利用西山的文化旅游资源，加大文化旅游商品开发，提升西山旅游文化品位，让西山旅游商品更具纪念价值。除了以鄂楚文化、三国文化、古铜镜文化、净土宗佛教文化等为内容研发生产各类文物复制品、仿古工艺品外，重点要加强对以苏轼、黄庭坚为代表的历代名人文化的“文创”产品研发，加强对“东坡饼”、“东坡肉”、“东坡肘子”等系列特色食品的口味、外观和制作工艺的研发和包装，以适用当代人的饮食口味要求。通过这些具有东坡特色和名人效应的旅游商品的研发和销售，形成具有鄂州地域特色和历史文化特色的旅游商品系列，使之成为西山风景区形象的一种有效载体。
4.加强对苏轼、黄庭坚的研究和宣传
苏轼、黄庭坚等苏门文人虽然不是鄂州籍人，在鄂州的活动时间也并不长，但由于他们在文学艺术史上的巨大成就和历史影响，使他们在鄂州的活动具有了深厚的文化内涵。我们今天要促进西山风景区文化旅游的发展，推进鄂州的全域旅游事业，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高地。因此，有必要重视鄂州历代名人文化的影响作用，拿出专项经费，组织专门队伍，设置专项课题，对以苏轼、黄庭坚为代表的历代名人与鄂州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编印通俗读物，印制资料画册，加强西山名人文化的对外宣传，从而扩大西山文化旅游的社会影响。
5.加强文化旅游产品开发和推广
在充分研究和宣传的基础上，可以结合西山名人文化资源丰厚的特点，突出名人文化的特色，塑造“千年吴王古都”和“文人骚客游地”的整体形象，定期组织举行苏轼等名人文化节。节庆内容可以包括苏轼、黄庭坚等西山历代名人及其作品研讨会、苏轼等历代名人诗词歌会等，以凸显文化底蕴，传承历史文化，打造旅游亮点。[2]
总之，在发展西山风景区文化旅游事业的实践中，鄂州应当坚持“三国文化、佛教文化、名人文化”并重的指导原则。而在开发西山名人文化资源的时候，要加强以陶侃、元结、苏轼、黄庭坚等为代表的历代名人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其中苏轼、黄庭坚等苏门文人在武昌（今鄂州）所留下的活动遗迹和文艺作品，应当作为开发的重中之重。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在推进西山文化旅游乃至鄂州全域旅游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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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李金早．从景点旅游走向全域旅游，努力开创我国“十三五”旅游发展新局面[EB/OL]．（2016-01-29）2016-02-07．cnt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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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鄂州职业大学校级人文社科项目（2016YBA47）。
关键词：《江城子・密州出猎》 政治理想 经邦济世 见危致用
自从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入选中学语文教材之后，语文界就普遍认为：出猎对于苏轼这样的文人来说，或许是偶然的一时豪兴，但他平素报国立功的信念却因这次小试身手而得到鼓舞，以至信心十足地要求前赴西北疆场弯弓杀敌。苏轼任密州知州刚四十岁。他是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自愿请求外任的。除了致力于地方政绩外，苏轼一直梦想大用于世。当时西北边事紧张。熙宁三年（1070），西夏大举进攻环、庆二州。四年，陷抚宁诸城。“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针对的就是宋与西夏的战事。
几乎所有中学语文教师都基于这一理念展开教学。对此，笔者一直持怀疑态度，因为苏轼写这首词时宋夏战争已经结束。在通读《坡全集》之后，我发现苏轼虽然渴望建功立业，但他的政治理想绝不在于守卫边疆，杀敌卫国，而是另有所图。
一.苏轼当时真的立志“守边卫国”吗
我们首先从东坡一贯的政治理念说起。
从苏轼存世文字来看，他始终认为决定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主要因素并不在于“命将出师，兵交于外”然后打胜仗，而在于治政者“不失其所以为国”①的根本。
比如苏轼年轻时上的奏章《策别训兵旅三・策断一》：“臣以为当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狄，而内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西戎、北狄不足以为中国之大忧，而其动也，有以召内之祸。内之民实执起存亡之权。”很明显，苏轼当时就认为“内祸”远甚于“外忧”，为政之要首先在安民，他希望被朝廷重用，然后推行仁政。
在创作《江城子・密州出猎》两年之后的熙宁十年，张方平托苏轼给宋神宗上奏章，苏轼写下了后来名闻遐迩的话：“臣闻好兵犹好色也。伤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贼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后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胜也，则变迟而祸大；其不胜也，则变速而祸小。是以圣人不计胜负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祸。……今自近岁日食、星变、地震、山崩、水旱、疫厉，连年不解，民死将半，天心之所向背可以见矣。而陛下方且断然不顾，兴事不已。……臣愿陛下远览前世兴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绝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邻，安静无为，为社稷长久之计。”这篇奏章虽然是在代人捉刀，但事实上反映的却是东坡“好兵者必亡”的观点。苏轼始终抱着“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的想法，加之其名闻海内的文人才气，他自然有自知之明，绝不会认为自己的才华、能力表现在带兵打仗方面。而且他心里十分清楚宋太祖赵匡胤的遗训――崇文抑武是本朝立国的基础，因此，“经邦济世”，是他一生的执着追求。他渴望运筹于庙堂之上，而不是跃马于边关，厮杀于沙场。
其次，从当时官场的关注焦点来看，也可以发现苏轼志不在守边。
詹安泰先生认为，北宋词人在政治上大多并不关心对外战争，对他们有直接威胁、关系到他们个人得失的，是延续不断、此起彼伏的党争。苏轼可能比一般词人的思想境界要高些，他对于宋朝当下政治形势的思考不一定出于个人的得失，但是从他当时的作品来看，他最关注的朝廷根本问题，实际上也是正在实施中的王安石新法之乱国扰民问题，而不是边防不稳固。如果看边防问题，就在苏轼创作这首《江城子》词的前一年（熙宁七年），北宋还在西北取得了“熙河之役”重大胜利，国家边事不利局面刚刚得到了极大扭转。而且自熙宁以来，北宋对外用兵方略，一直是执政的新党在掌控、支配，并无发言权的苏轼，身在密州。据《宋史》记载，当时密州蝗灾、旱灾连续不断，盗贼横行，而新法仍取利于民。此时的苏轼，在新法取利苛密、密州尚难治理的情况下，安顿密州百姓的生活还来不及，又怎么会产生抗敌卫国的爱国热情？
在繁重的治理工作间隙，能够出城打一次猎，对苏轼而言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然而受到新党打压，已经对朝政冷眼旁观多年的苏轼，又怎么会重燃被朝廷重用的希望的呢？
二.苏轼为何会重燃“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的希望
密州知州任上的苏轼，因为处在新法执行层，面对“蝗旱相仍，盗贼渐炽”，“北方之民，流移相属，天灾谴告，亦甚于四方”②的现实，他仍然不死心，内心深处仍然希望自己能得到皇帝信任，一贯的政治主张能被重视。那样，他就有了重回朝廷一显身手的机会。这一点从他赴任密州一年后，写给鲜于的信中可以看出。他说：“公文学德度，宜在朝廷，久此外远何也？”鲜于政治观点与苏轼相同，当时也正任地方官。两人在回朝任职上志趣相投。
同时，从词中“亲射虎，看孙郎”之句可以看出，苏轼这种“射虎”的心态，也是他离京多年来郁闷情绪向外投射的结果。他“亲射虎”想证明什么？证明的正是前面的“鬓微霜，又何妨”，他想表明自己还年轻，还可以成就一番大功业。这样就很自然地引出了对重获朝廷重用的期待。“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表达的正是这种想法。魏尚本来是汉朝的镇边大将，因为小过错被闲置在一边，而正是冯唐帮助魏尚实现了继续立功的心愿，所以“何日遣冯唐”一句，正是苏轼自比魏尚而发，它所反映的，正是苏轼重回朝廷任职的渴望。
那么，离京任地方官已有五年的苏轼，为什么会在熙宁八年（ 1075）产生重获朝廷重用的希望？其实，这与熙宁八年前后北宋政局变化有关。熙宁七年（1074 年），光州司法参军郑侠上“流民图”，反映“五谷踊贵，民情忧惶，十九惧死，移南北，困苦道路”的民间惨况，于是太皇太后、皇太后出面干涉新法推行。王安石的执政地位岌岌可危，并于当年四月第一次罢相，而新党成员吕惠卿、韩绛也于第二年八月、十月先后被罢官，新党内部分裂。苏轼创作本词的熙宁八年十月，宋神宗下诏云“以灾异数见，不御前殿，减常膳，求直言”，并“赦天下，罢手实法”。这说明苏轼到任密州后关于新法取利苛密的意见，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朝廷认可。这样的情况下，他心中重新燃起被重用的希望，也就很正常了。
但是这种对重用的期盼很明显不是镇守边关，而是运筹于朝堂，施惠于百姓。那么，既然苏轼一直想在庙堂上大有作为，却为何又在词中表达“西北望，射天狼”的心志呢？
三.“西北望，射天狼”的真实意图是什么
诗歌贵在含蓄，这是古往今来所有诗人共同的价值追求。南朝文学评论家钟嵘认为含蓄之作“文有尽而意有余”。含蓄让读者通过诗作去玩味、领悟、思索、探求。运用含蓄的手法作诗，不仅能使诗歌文字精炼，而且能增加诗作含意的广度和深度，使诗歌隽永感人，耐人寻味。
在《江城子・密州出猎》结尾，苏轼正是选取了“西北望，射天狼”这一最有特征意义的形象和细节，用暗示、象征的艺术手段，以小见大，以少胜多，于尺幅之间，展万里之势，从而加大词的容量。
也就是说“西北”并非实指西北边疆。古代文人自幼研习《易经》，看到“西北”一词，马上就会心领神会，那是八卦中的乾位。“乾”是八卦之首，在方位上是西北。在家中是一个代表家庭男主人的地方，也是家中最尊贵的地方。在国中则代表君主所处之地。宋朝刘允济在《天赋》中说：“叶乾位而凝化，建坤仪而作辅。”表明了在皇帝身边全力辅佐，一展才华的心愿。苏轼的“西北望”三字其实已包含了刘允济那十二字的全部内涵。
那么“射天狼”有什么深刻内涵呢？苏轼所要表达的绝非在边关弯弓搭箭，抵御西夏入侵。虽然在中国古代星象学说中，天狼星是象征侵扰的恶星。但在词中天狼指的其实不是西夏，因为在苏轼看来，西夏对于朝廷而言仅仅相当于癣疥之疾，新法乱政才是心腹之患。
从地面观察，天狼星是整个天空中继太阳之后最亮的星。如果以日喻君的话，那么天狼星恰恰指的是宋神宗当时最信任的、一有机会还会重用的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集团。也就是说苏轼创造性地丰富了天狼星的文化内涵，天狼星不仅可以象征外来侵扰，而且可以象征内部之扰。正如英国著名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的一句名言：内耗才是一个国家、一个文明衰弱的关键，外患只是在它尚未断气的时候给它致命一击。在这一点上，苏轼与汤因比构成了隔代的共鸣。这样一来，“射天狼”的真实内涵，其实也就是表达了想要通过进一步的斗争去解决新法“取利苛密”之弊的决心。
综上所述，因为新党当政，长期的政治压抑，苏轼得不到施展身手机会，因此在打猎的氛围感染及“酒酣胸胆尚开张”的亢奋精神支配下，他产生了希望朝廷尽弃前嫌、重新重用他的期待。整首词，作者实质都是在作一种比附，以孙郎射虎比自己年轻未老；以魏尚之起用，比自己有朝一日重获重用，也能建功立业。这样的比附，当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苏轼一定要奔赴西北抗敌。从其一贯的政治理想来看，苏轼本质上是以经邦济世的政治家自任的，他渴望见危致用，运筹帷幄于庙堂之上，而非跃马疆场，厮杀战斗于边塞。
注 释
①②《坡全集》[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6：162；553
苏轼如风。风，起于大地，舞于青萍之末。而苏轼正是这样一个如风的男人。他如风一般掠过神州大地，挥一挥手，不撷走半捧清流；又如风一般飘过文学星空，拂一拂袖，留下了无数绸缪。好一个风流倜傥的才子！不知羡煞多少同侪，亦不知羞怯几许倩影！
风，是空灵的。“先是巍巍青山走，浩浩大河倾，碧浪滔天，待至入海，但见碣石林立，山岛耸峙，星汉灿烂，日月升扬，地意沉沉，云心漠漠，这一片天高海阔的气象雄浑开朗。”“故其清凉雄风，则飘举升降，乘凌高城，入于深宫。抵花叶而振气，徘徊于桂椒之间，翱翔于激水之上，将击芙蓉之精、猎蕙草、离秦衡、被荑杨，回穴冲陵，萧条众芳。然后徜徉中庭，北上玉堂……浩气归元，安坤定乾；万法朝宗，大正天风。”脱离了桎梏的风永远是那么轻?。一如苏轼的性格般潇洒不羁。我想，若苏轼来生为风，定是风中最傲岸的一缕。
苏轼如梦。梦，是幽梦，荡漾着哀郁的情思。“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爱做梦的人都会有一丝幻想，一曲《蝶恋花》又能道进多少痴怨？总以为“天涯何处无芳草”，到头来竟是“多情却被无情恼”，谁又能解其中的辛酸与失落？苏轼是个多情的男人，然而任凭天下弱水三千，他只取王弗一瓢饮。怎满的事情屡遭天妒，这幸福的弦仅仅弹唱了十年就被无情扯断。于是他们只能在梦中相见，“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不知千里之外的山岗上，苏轼亲手栽下的三万棵青松是否也在夜夜摇晃？空留一梦相思！
苏轼如狂。狂者，少年意气也。“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夜半独饮，醒而复醉，这是怎样的狂放？苏轼好酒，但酒里面酿入了太多失意与怅惘，也许只有江水能抚平这一切，于是他独自倚仗江边，闭上眼静静感受水与风的脉动，追忆往昔少年时，也曾想“仗剑行千里，微躯敢一言”，也曾想“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也曾想问鼎中原，群雄逐鹿，醉卧沙场，笑傲江湖。惜哉！“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悲哉！“心在天山，身老沧洲”；泣哉！“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空悲切！终于，他看透了人生，与其苦苦在俗世中寻觅挣扎，倒不如放弃执着，寄生江海，拂去此生一切羁绊！
时光长河中，狂傲之人比比皆是，然而我唯独欣赏苏轼狂傲背后的那份从容。纵使骤降暴雨，但他大笑：“谁怕？”不过是“一蓑烟雨任平生”罢了！不以物喜，亦不以己悲，这样的旷达求之当世能有几人？老子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乌台诗案”如何？他一笑而过；诽谤朝廷又如何？他“拣尽寒枝不肯栖”。原来，这也是个青眼之人！
流年偷换，物是人非。也许你从未赏吟柳永的纤细婉丽，但你不能没品尝苏轼的深情缱绻；也许你从未读懂李白的?然落魄，但你不能没体会苏轼的淡定从容；也许你从未倾听幼安的豪壮悲凉，但你不能没悟透苏轼的刚健舒朗。现今苏轼早已湮没在人们的谈笑之中，然而他的风、他的梦、他的狂却会宛转于他的文字中翩跹起舞，在我的心里默默氤氲着……
今夜，我将再难入眠，只为同他饮干这最后一杯古老的思念。
一、诠释《江城子.记梦》爱的价值
（一）相濡以沫，培养爱。大家都知道，在封建社会，可不比现代社会讲究自由恋爱，也没有结婚前，男女双方的互相交流，用一句最为简单的话说就是：先结婚后恋爱。
16岁年轻貌美，知书达礼的王弗嫁给苏轼。她堪称苏轼的得力助手，有“幕后听言”的故事。苏轼为人旷达，待人接物相对疏忽，于是王弗便在屏风后静听，并将自己的建议告知于苏轼，使其大受裨益。比如说章惇未发迹的时候来拜访苏轼，王弗就对丈夫说，这个章惇一定是个大奸大恶之人，不可不防。后来这个章惇仕途得意之后果然是个极阴险的小人。他与苏轼结婚的这十年，正是坡一生中最锐意进取，也最春风得意的十年。这十年里，苏轼与苏辙兄弟高中进士，名满天下，被授官职，层层提拔，那叫一个“春风得意马蹄疾”。只叹红颜薄命，年仅26岁的王弗因病去世。但王弗在苏轼的生命中已经烙印上深深的印迹，这份相互间的扶持，相敬如宾、相濡以沫已经深入苏轼的灵魂。她们在生活中培养了爱。
（二）至死不渝，追忆爱。这首词是宋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作者正在密州（今山东诸城）任知州所作，他的妻子王弗在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死于开封，前后已整整十年之久，坡做了一个遇见亡妻的梦，醒来感慨之至，写这首悼念亡妻的千古绝唱《江城子.记梦》，以示怀念之情。
“夜来幽梦”“小轩窗，正梳妆”，是作者真情郁勃，句句沉痛，悲中寓喜。仿佛新婚燕尔，眼看爱妻沐浴晨光对镜理妆悠然神情，心里漾满蜜意柔情。然“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是欣喜？亦或是悲伤？如今得以“还乡”，本该尽情“话凄凉”，然千言万语却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只好“相顾无言”，一任泪水涌流，对亡妻的怀恋，怎能一个“此恨绵绵无绝期”了得？
爱要爱得这般豁达，明亮，九曲柔肠。所以，他十年后还记得王弗在小轩窗下梳妆的情形，在她坟前默然落泪，无处话凄凉。他不是生前辜负，死后说相思，用锦绣文字把自己包裹得华丽颓唐。这样的爱，深重，纯粹。
（三）遭遇坎坷，不忘爱。自从王弗死去到苏轼写下《江城子》后的这十年，苏轼卷入由王安石变法引发的新旧党争。前面新党得势的时候，他由于反对新政，被王安石这一派排挤；后面旧党得势的时候，他又强调王安石变法中也有可取的地方，结果又被司马光这一派排挤。结果是不论新党得势还是旧党得势，执着于自己理想与坚持个人主张不趋炎附势的苏轼都倒霉得很。这段时间，在政治上他经受的最多的事儿就是贬官，一贬再贬。
都说人生是一种承受，承受幸福，承受痛苦，承受孤独，承受苦难。苏轼虽经历经苦难，却不忘结发之妻之爱。
二、《江城子.记梦》对初中生早恋情感教育影。
（一）情感教育影响。爱情不仅仅是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爱情也不是“为赋新诗强说愁”少男少女情怀，爱情需要理智而不是冲动。爱情需要经历苦难而不离不弃，爱情需要在生活平淡中学着互相包容，学着互相理解和尊重。但对于处于早恋中的初中生来说，如果不注重在情感上加以引导，可能会使初中学生在情感上迷茫，在行为上出现越轨行为，对学生的身心造成伤害。
（二）给予孩子正确引导。在古今中外不凡有相当多的忠贞的爱情、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许多患难与共不离不弃的凄美爱情。作为中学生不是不能没有爱，对于学生要正确区分友爱和情爱，正确对待处于青春期对异性朦胧的好感，不要轻易尝试情爱，更不要沉溺其中，不能自拔，看看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无不洋溢着激情、令人难以忘记的美丽的爱情，但是那都是在成年以后，在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上的，他们共过患难、互相包容和理解。
三、在教学《江城子.记梦》对学生进行情感熏陶。
那么在教学中如何以这首脍炙人口的词来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呢？我想还得从词曲的“美”来教育和感化人。
（一）以词曲的韵律美，打动学生。这首词以它特定的体式、句式相结合，又带来了豪放派新的东西，例如它委婉、倾诉式的抒情韵味、细腻而多层折的描写、对内心生活更细腻而深入的把握、凝重而婉约的风格等，构成了这首词的界于两派之间，恰当的把豪放于婉约两派之间融合在一起。在教学中，可以让学生感受，感悟、通过多媒体的展示和配乐朗诵，让学生体验这种凄美绝伦的旷古柔情。
（二）以词描摹的手法美，感染学生。以虚映实，虚中见实，是这首词在艺术表现上的显著特色。梦是虚幻的、缥缈的，然而梦中人的感情却显得那么真挚、深沉，实实在在。或者可以说，正是因为借助于梦境的虚幻与缥缈，才格外地显得情真意切。感情的表现，在梦前和梦中，前后一致；而随着入梦和梦醒，又一步步深化：死别相思苦；相思不见，无处话凄凉苦；积思成梦，幽梦话凄凉亦苦；梦醒而只剩得冷月松冈，则更苦。全词凄婉哀伤，出语悲苦，真可说是一字一泪！
文学指向生存体验，文学的个体性具体地体现在生存体验上。个体对生活世界的感受可以分为两种形态：一种为生存经验，它是日常生活中的普通印象或感觉，在人的心中一般不能激发特殊的注意，如吃饭、走路、干活等过程；另一种为生存体验，它是对生活中某些过程的瞬间性深层透视、领悟或洞察，有可能在人的记忆中刻下深深的印记，令人激动、愉快或回味再三。个体生存体验是文学写作的起点。
作为北宋文学、书法、绘画皆精的集大成者，苏轼这一个体对当时的社会有独特的认识与看法，这种看法与认识为其文学创作奠定了基础。从少年到中年，从中年到老年，从四川到海南，苏轼有着独特的人生境遇。加上苏轼对周边事物、社会现象和自身处境的独特体验，其文学作品反映了对自然、爱情、亲情、生死等的体验，形成了刚健婀娜、豪放婉约的艺术风格。结合苏轼的生平经历、作品及其独特的生存体验，我们可以看到一位至臻至善、坦荡豁达、品行高尚的文人，还可以看到一位极富才情、充满智慧的哲学家。
一、进京前
宋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公元1037年1月8日），苏轼出生在眉山眉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母亲程夫人为人和蔼、才德兼备，深受左邻右舍的敬重，她坚持不懈地对苏轼、苏辙兄弟进行教导。父亲苏洵二十六岁开始发愤图强，大器晚成，以丰富的人生经验与才学指导苏轼学习，对苏轼的后期学习与为官为人影响深远。这段时间是苏轼性格形成、走上文学创作的重要时期。苏轼的豁达洒脱为后期创作豪放诗词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进京应试
苏轼早年喜欢剑术，接触了儒家、道家思想，眉州有限的地域已经不能满足苏轼。于是苏轼与父亲、弟弟出川，到京城参加考试，向皇帝上交了二十五篇《进策》，为朝廷治国理政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进策》被评价为“文义灿然，时以为佳”，不仅力陈北宋开国以来“无治平之实”的政治危机，还提出了围绕西戎北胡、天下之民的民本思想，并针对财不丰、兵不强、史不择问题及豪强势力赋税轻、贫弱之家重役的弊端，主张通过压制地方豪强，推进赋税改革，以均赋税消除国家存在的诸多问题。正是这一系列的改革建言获得了皇帝的赏识，使苏轼快速跻身于庙堂之上，并成为皇帝所倚重的大臣之一。
苏轼等人形成的这股年轻力量为推动朝廷改革变法提供了条件，也为北宋政治注入了新生因素，同时也为后期的被贬埋下了伏笔。从眉州到京师，苏轼的眼界得到开拓，结识了大量的名师与朋友，并得到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为其后期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借鉴。
三、名动京师
得到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后，苏轼的文学作品一经问世就受到好评，一时声名大噪。正当苏轼大显身手之时，苏轼的母亲病故，兄弟二人连同父亲一起回川奔丧。守丧期满，在父亲的带领下，苏轼与苏辙一起参加了礼部组织的考试。在返京途中，苏轼经嘉洲、渝州、夔州，饱览名山大川，写就了许多优美诗篇，集结成《南山集》和《南行前集叙》。苏轼以《刑赏忠厚之至论》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文章阐发了“君子长者之道”与“天下”之间的关系，表达了其所遵循的“以仁政治国”的思想。随后，苏洵病逝，苏轼回乡服丧，并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还朝，正碰上王安石变法。在这场变法中，苏轼的众多师友都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而遭排斥，被迫离京，朝局开始动荡。
这个阶段的苏轼经历了丧母丧父、师友贬谪等众多事件，其思想开始丰富与成熟起来。初露锋芒之后，带来的是一连串的打击，原本才华横溢的苏轼将这些人之常情、社会动荡等内容写入文学作品中，逐渐形成“文贵自然、师法自然”的文风。没有长途跋涉，没有经历丧失至亲之痛，没有经历亲朋远去，没有遭到反对派的打压，就没有后期成熟的苏轼，就没有文风独特的作品。
四、任职签书凤翔府判官
因成绩突出，苏轼的《进策》深受皇帝赏识，被任命为签书凤翔府判官。在签书凤翔府任职期间，苏轼写就了组诗《凤翔八观》。这个阶段的创作相对成熟，逐渐形成了随物赋形、姿态横生、自然奔放的风格。这个阶段的文学作品仍然延续之前诗文创作的模式，即以改革者的姿态关注国计民生。以《和子由渑池怀旧》为例，以怀旧为引子，进而发出“人生到处知何似，应做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的疑问和感慨，阐发对人生无常的追思，对往事的怀念之情。以“泥”“指爪”“鸿”作为写作意象，赋予全诗飘逸之感；原本捉摸不定的事情，往事无常的抽象感在诗中变得具体，令人深思、感慨；东坡本色在全诗中得到有效体现，对人生进行深思的文士典型被塑造得栩栩如生。
幼年受过的良好教育、父母给予的温情、师长朋友赋予的友情在这一刻都逐渐消退，苏轼的年龄开始慢慢增长，人的阅历也逐渐丰富起来，原来的纸上谈兵终须付出实践，印证了“纸上得来终觉浅，吹尽黄沙始到金”。二十出^的苏轼开始走上仕途，在官场历练，对人生有了更为深刻的体会与感受，其文也逐渐从神坛走向民间，关注国计民生不是一句空话，逐渐落地生了根。
五、被贬杭州
如果签书凤翔府是对苏轼的一次历练，那么贬官杭州则是对苏轼人生的一次洗礼，更是苏轼文风的一次升华。夫人王弗和父亲死后，兄弟二人返乡处理家事，然后就返京任职。此时，宋神宗正任用王安石推行变法，希望通过此次变法来改变宋朝多年积压的问题。但在推行变法的过程中形成了两派，即变法派和反对派。回朝之后的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并写下《上神宗皇帝书》，对王安石的变法主张进行了一一批驳，否定了王安石的“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从，祖宗不足法”等观点。随后，变法派指使内臣诬陷苏轼，以致苏轼被贬杭州任通判。在任职杭州通判的三年里，苏轼心情烦闷，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郁郁寡欢，经常与朋友吟诗作赋，互相唱和，写就了众多描写杭州西湖的优美诗文。例如，《饮湖上初晴后雨》将西湖比作西子，把西湖当成四大美女之首的西施来写，以其浓妆淡抹的姿态比喻西湖的原生态美景，因此，“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已经成为西湖的代名词，也成为后人观赏西湖的一个视角。
元佑四年（1089年），时隔二十一年之后，苏轼再次出任杭州地方官，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第二次任职杭州地方官后，眼看西湖淤塞严重，湖水干渴，杂草丛生，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翌年，苏轼率二十余万民众疏通西湖，去除杂草，并建立三塔标志，恢复昔日西湖的面貌。另外，苏轼将所挖淤泥集中在一起，贯成一条长堤，以便行人行走，也可借此观测水位，防止涨潮，人称“苏堤”。苏堤的春天景色优美，波光粼粼，树影婆娑，燕雀啼鸣，被列入杭州西湖十景。修筑苏堤之后，苏轼又在颍州、惠州西湖筑堤。在筑堤的过程中，苏轼不仅结识了众多文人雅士，受到了岭南人民的热情欢迎，还为其诗文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养料，为其深刻体验民间疾苦奠定了基础与条件。
六、任职于密州、徐州、湖州
随后，宋神宗时期，苏轼任职于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期间，他轻徭薄赋，关注民间疾苦，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百姓的政策。面对天灾人祸，苏轼时感力不从心，但也因为这些遭遇造就了他清新豪健的豪放派词风，以致词的创作成为他这一时期的主流。如《江城子・密州出猎》以狩猎者的豪迈气概探索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个人的人生体验提出哲理性的问题与答案。全词刚中带柔，极具浪漫色彩，探索古今，具有较高的审美情趣。后人对这首词的评价极高，认为这首词一出，其他的词都被比下去了。另一首悼亡词《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写出了对妻子王弗的深切怀念，将官场遭遇、人世冷暖融入其中，前后跨度较大，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全词想象丰富，构思精巧，时空交换顺畅，悲喜交加，虚实结合，悲剧美感油然而生。
七、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作诗被弹劾，酿成乌台诗案。其间，落井下石、置之死地者有之，唯恐避之不及者有之，多方I救者有之。最后，苏轼凭借亲朋的营救与自身的才华才幸免于难。随后，苏轼被贬黄州。在黄州任职期间，他生活困顿，自号东坡，开荒种田，饱尝生活艰辛，以老庄思想与佛学思想作为处世之道，迎来了创作上的丰收，写就了《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作品。如《念奴娇・赤壁怀古》将政治挫折、官场失意、怀才不遇和报国之志融合其中，形容其如长江之水一般付之东流，一去不复返，表达其建功立业的决心与豁达的胸襟，咏史、抒情、叙事一应俱全，给人以磅礴的艺术感受。
八、重返京城
元丰七年，皇帝大赦天下，苏轼也离开了久居五年之久的黄州，改居汝州。在返回的途中，苏轼游览了名山大川，《题西林壁》成为一时名篇。途经江西九江湖口县时写就了《石钟山记》，以优美的景色描写、气氛渲染，得出认识事物本质的方法，最后有“目见耳闻”的结论。元丰八年，苏轼重新返回京城，被提拔为翰林侍读学士。这个阶段的苏轼生活安逸平淡，写就了不少题画诗。
九、贬官惠州、海南
北宋后期，党派之争日益激烈，苏轼成为朋党之争的直接受害者，也成为旧党排挤的对象。苏轼认清了这一现实，主动请求外调颍州、扬州、英州、惠州，并将官僚的丑态写进了《荔枝叹》。
绍圣四年，苏轼被贬琼州、儋州。在这期间，他写就了《别海南黎民表》，再次抒发了在艰苦生活条件下的豁达情怀。
十、苏轼之死
宋徽宗继位，苏轼再次被赦。在北归途中，苏轼写就了很多作品。一年以后，年事已高不堪长途跋涉，最后卒于常州。
纵观其一生，不难发现苏轼的人生经历及其体验对其创作影响巨大。幼时的良好教育，儒家、老庄、佛家思想的融会贯通，仕途的不如意，生活的艰辛，师友的指点与交流，促成了苏轼的文风，也为苏轼多才多艺的创作奠定了基础。北宋政局的独特性、苏轼独特的人生体验都赋予其作品与众不同的色彩。如此丰富的学识、经历造就了苏轼的不凡，为苏轼诗、词、文的创作提供了营养。没有前期的磨练与后期的遭遇，苏轼的诗文风格也不可能获得后人的一致好评。
关键词：婉约爱情贬谪思隐咏物闺阁发展
前言东坡居士苏轼，生活于“百年无事”的北宋中叶。这位千年难得的天才文人，在词的创作上，颠覆了“词为艳科”的庸俗品位，“诗余”的附庸地位，只写闺怨、别情的仄逼题材范围，将词推到了正宗的文学艺术高雅的殿堂，“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乎尘埃之非。”（胡寅《酒边词序》）
苏轼、辛弃疾的豪放词风，李清照、柳永的婉约词风，历来被相提并论。在《吹剑续录》里有这样的佳话：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柳七？”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卓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绝倒。这个故事生动而形象地说明了苏轼所代表的豪放派和柳永所代表的婉约派词在风格上的迥然不同。我们在诵读苏子的“大江东去”或者“老夫聊发少年狂”时，固然被其激越的情情和豪迈的风格所倾倒，而当我们在诵读他的“十年生死两茫茫”或者“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时，又不得不被其哀切的情感和低回凄婉的词句所感染。
1．爱情词中的哀伤情怀
此文将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放在他婉约词的首位，因为词中那种“不思量，自难忘”的悼亡之痛，曾催下过无数读者的眼泪，从而成为爱情婉约词之绝唱。苏轼在词中用了一对看似矛盾的句子“不思量，自难忘”，表达了一种真实的心境：虽然生死两界茫然不知，但虽并未刻意去追忆，而亡妻却时时浮现脑海，甚至亡妻的形象时时进入梦中。然而，时过境迁，历尽沧桑，模样已变，相见不见相识了，从前的恩爱，今天的陌路，怎能不使人嘘唏感喟?千言万语，涌动于心，却表现为无言的凝视，极静的场景偏又有泪水滑落。最后，作者用电影蒙太奇的手法把一个特写镜头推向了读者：明月清冷，夜深沉，松柏掩映，坟孤单。品读这幅画面，怎么会不被伤悲与凄凉所浸染？
《江城子》句句如泣如诉，尤其是“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与柳永的“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在写男女伤情上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抒情方式含蓄委婉、深沉厚重，怎一个“婉约”了得。
对亡妻的深切悼念，无疑缘于对妻子深深的爱恋。苏轼是描写爱情的高手，他在《蝶恋花·记得画屏初会遇》中写到：“那日绣帘相见处，低眼佯行，笑整香云缕。敛尽春山休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又在《虞美人·冰肌自是生来瘦》中写到：“君还知道相思苦，怎忍抛奴去。不辞迢递过关山，只恐别郎容易见郎难。”如果说《江城子》抒发的是悼亡之悲苦，那么《蝶恋花》写的是单相思之痛苦，而《虞美人》则写的是思妇的孤苦。
2.贬谪词中的孤苦情怀
在《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一词中，苏轼描写了这样一个意境：残月弯弯挂在稀疏的梧桐上，夜深人静，漏壶的水已滴光。谁看见闲居的人在月光下独自徘徊？只有那时隐时现的孤鸿知道我的惆怅。惊起的孤鸿不断回头探望，好像充满无人理解的幽伤。她寻遍了寒冷的枯枝不肯留宿，却躲到了寂寞清冷的沙洲上。
此词作于“乌台诗案”发生后苏轼被贬黄州后。元丰二年，苏轼由于诗文表露了对新政的不满，被抓进乌台，一关就是4个月，虽然免于一死，但被贬为黄州团练。此词借咏孤鸿惊惶、幽独、高洁，表现词人谪居黄州的孤寂、忧惧心境。苏轼在政治斗争的涡流中险乎丧生，而漂流到黄州这块荒凉的浅滩上与孤鸿何其相似!心有余悸，痛定思痛，但愿自守寂寞，这种情绪充斥着词人的心灵。因此，孤鸿的形象完全是词人心境的外化。词中托“孤鸿”造境，写得窈渺幽深，含蓄婉转，富有蕴藉，被贬的失意与惆怅虽未直言但扑面而来。由此可见，苏轼不仅是豪放词的好手，其细腻、缱绻、清幽的风格，足见其是婉约词的行家。
苏轼写自己仕途多难，不幸遭贬的诗词不少，如《满庭芳》中“思量、能几许？忧愁风雨，一半相妨”，就写出了他在仕途中被卷入朝廷政治斗争的漩涡，被排挤出朝，陷身大狱，带罪贬逐的忧伤与无奈，因此，他又在《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一诗里用“清诗独吟还自和，白酒已尽谁能借。不惜青春忽忽过，但恐欢意年年谢”的诗句来自嘲与自解。
3.思隐词中的矛盾情怀
苏轼一生充满矛盾，一方面秉承着儒家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封建士大夫的入世态度积极用世，但他一生屡遭不幸，因而难免对世事的厌倦，所在在他的诗词作品里，时常表达出思隐的夙愿。他曾效陶潜唱“归去来兮”，表达他至柔的归隐理想。可是，世事让他入世不能，出世不得，因而又唱到“吾归何处？”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从写月开篇，全篇咏月，但无事无景不与人意相合。“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可知他见皓月而生向往之意，欲作御风而去的归宿。然而，“高处”毕竟过于清冷，人间虽苦，仍让人觉得万般留连，难以割舍，作者的情绪也就在犹豫不定中徘徊万端。苏轼把中晚唐士大夫们的进取与退隐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一个新的质变点。难怪苏辙评价其兄道：“子瞻诸文，皆有奇气。”
苏轼的归隐理想，并非《水调歌头》才有，在他的《赤壁赋》中，不难找到与此诗这种企望回归自然，享受自然的意境相合的赋诵：“縱一葦之所如，淩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禦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抑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
从上述两个作品看，苏轼词赋之作因发乎心，乐乎情，再经过静化沉淀转化升华的创作轨迹，最大限度地体现了理智与情感、外物与自我、个体与世界的矛盾统一，达到了柔美、和谐的美学境界。
4.咏物词中的柔美情怀
坡贬谪黄州时，其好友章质夫曾写《水龙吟》一首，内容是咏杨花的。因为该词写的形神兼备、笔触细腻、轻灵生动，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因而受到当时文人的推崇赞誉，盛传一时。坡也很喜欢章质夫的《水龙吟》，也就欣然和了这首《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寄给章质夫。
苏轼的《水龙吟》其上阕写杨花“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看似在写杨花飘忽不定的际遇和不即不离的神态，其实是以人状物，或者状物写人，因为从杨花的意象中，读者可以看到一思妇的形象，但柳絮与思妇二者达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水融，貌似神合的境界，此所谓人的物化，人与物融为一体，不可生分。
词的“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这最后一韵，不只是归结性的词句，更是升华性的妙语，它全篇能震撼读者的点睛之笔。那沸沸扬扬，飘忽迷离的柳絮在诗人的眼里竟然“点点是离人泪”！这一韵从状物移笔于人，想象大胆夸张，感情深挚饱满，笔墨酣畅淋漓，极尽婉约之无穷意味。
《水龙吟》是坡婉约词中的经典之作。我们从中领略了豪放词人的婉约风格的一面，体验到诗人感情丰富、细腻而柔美的内心世界。
咏物是苏轼婉约词的主体之一，而他的许多写景怀古、赠人、纪行的词章也皆以婉约见长。例如:《江城子·湖上与张先同赋时闻弹筝》以景寄情，表达了怅然若失的情怀，体现了清空灵秀的艺术风格。《永遇乐·彭城夜宿燕子楼·梦盼盼》抒写了物是人非的伤感，表达了倦于宦游天涯的哀情，体现了婉转缠绵的艺术风格。
5.闺阁词中的少女情怀
苏轼的词是立体的，多样的。虽然苏轼是豪放派词的最出色的代言人，但他的词中温婉含情之作如果论其数量来说，比豪放风格的词更多。由此可见，苏轼是一个很性情的人，丰富的情感世界使他的一些作品辞情蕴藉，韵味深厚，充满了低回、沉吟，但也妩媚的婉约风格。这样的词风在他描写闺阁之情的作品里更为突出。
《阮郎归·初夏》的上片从听觉入手描写出夏日之静，又以声响状环境之寂，下片却从视觉落笔写动态之美，展示出大自然的生机，整首词表现了初夏时节淡雅清新而又富于生活情趣的闺阁生活。作者善于抓住细微的心理感受并在无形中将客观环境的细微变化加以对比，通过景物描写、环境描写，构成一幅活泼自然的庭园野趣，并在其中寄寓女主人公的单纯、天真和对自然、对生活的热爱。
词中的少女形象，与一般闺情词中疏慵倦怠、孤闷愁苦的女性形象截然不同，充满了美好清新的勃勃生机和青春气息，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读着此词，让人极易想起李清照的《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两首词都描写的是妙龄少女在夏日里的情怀，只是前者放情于闺阁中，后者荡情于荷墉里，其婉约之风情渗透于词的每一个文字里，让人回味心醉而忘情。
像这样的闺情诗，在苏词中有不少。比如《贺新郎·乳并飞华屋》“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触。共粉泪、两籁籁。”写出闺中人惜花伤春，对花落泪，从而表现闺女孤独、抑郁的情怀，《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中“墙里佳人笑。
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的墙内无意而墙外有情的意趣与淡淡而莫名的惆怅感，这些带有浓厚婉约意趣的词句，都给读者言虽尽而意味无穷尽的审美愉悦。
我们除了在苏轼的悼亡词、贬谪词、咏物词和闺情词里能感受到他杰出的婉约创作风格，而在他的送别词、哲理词，甚至就是在他的豪放词里也能寻到其婉约的意韵。比如读着《更漏子．送孙巨源》中的“槎有信，赴秋期，使君行不归”，《永遇乐·长忆别时》中的“别来三度，孤光又满，冷落共谁同醉？卷珠帘，凄然顾影，共伊到明无寐。”都让读者联想到“多情自古伤离别，又哪堪冷落清秋节”的离情别绪的伤情来。又如《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多情应笑我早生花发”，以及《江城子·密州出猎》中的“持云中节,何日谴冯唐？”都包含着封建士大夫慨叹光阴易逝，人生易老，功业不建却不被重用的无限失意。
豪放词以阳刚之美为审美特征，婉约词以阴柔之美为审美特征。如果说苏轼为原本被视为“诗余”的词开辟了“豪放”的崭新领域是一种创造的话，那么，苏轼在婉约词的创作上将其从闺怨相思、离愁别绪、春花秋月、绮罗香泽等狭窄的题材领域大大地扩展了，而且从数量上来说，其婉约词大大地多余豪放词，而他所创造的豪放词风在辛弃疾的创作中得以极大地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苏轼文集》第五十二卷《与陈季常十六首》之七中华书局1986版
唐圭璋·《唐宋词简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版
唐燕瑾杨钟贤·《唐宋词选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