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江村到江城

摘 要：在172年间，为了逆转国家和人民的厄运，中国人前仆后继只为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暨人民尤其是农民的幸福美好生活的梦想。数代人的追求付诸于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尤其是乡村的工业化、城市化的实施。以“江村”为蓝本，试图说明如何从我国千差万别的乡村实际出发，避免重蹈西方现代化进程的覆辙，探求我国乡村现代化路径多元化的现实性与可能性：走向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反工业化”与“逆城市化”的新型乡村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一定是我国乡村真正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性的生态化发展以及建设真正美好家园的最佳路径――“市场化”、“信息化”与“原生化”。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中写道：“文化把土地变成了农田”，就是这个意思。

关键词：现代化；反工业化；逆城市化；江村；中国化

Abstract：Modernization is the mainstream that mankind progresses and， the civilization develops， is also the principal that the economy development and the society progresses in China. In 172 years， in order to reverse the bad luck of the nation and the people， the Chinese wave upon wave for the nation's modernization and people's especially farmers' happiness life dream. Several generations of Chinese people is keeping to pursuit into nation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also China rural. This article based "Kaihsienkung" and trying to explain how to differ in thousands ways from the rural reality， avoid a repeat mistakes of the western modernization， and to explore the rural modernization path diversity the feasibility and possibility： to adjust measures to local conditions， the model of an "Anti-Industrialization" and "Counter-urbanization" the new type of rural modernization road， this road must be our rural really change the mode of economic growth， achieve the sustainable ec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building real happy and beautiful homeland best path.

Key words：modernization；anti-industrialization；counter-urbanization；kaihsienkung；chinaism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3）-03-11（8）

1 现代化及中国乡村现代化研究述要

最近的3个世纪，现代化成为人类进步的主题，以及文明发展的主流，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产与生活，也根本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关于现代化的研究，在最近的50年间，大体可区分出经典现代化理论、后现代化理论和第二次现代化理论三大体系。

国外中国现代化研究以罗兹曼、布莱克等人的《中国的现代化》为代表，从17、18世纪写至1970年代末我国的改革开放，其分析框架为社会学的结构功能主义和政治学的行为主义。罗兹曼、布莱克等人与1950-1960年代带着“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甚至是“美国化”偏见的T.帕森斯、以及强调经济成长水平阶段的W.罗斯托不同，他们承认不同国家有着选择不同现代化道路的条件和可能。

中国的现代化，始自百多年间社会精英阶层的努力，费正清称之为“冲击―反映”（1948）：中国的现代化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的①。

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的开端，孙中山先生最早在理论上系统论述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及其路径，并付之于实践，乃有随后的民国“黄金经建10年”；继之再有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卢作孚、黄炎培理论与实践并重的10年“乡村建设”运动（1928-1937）；学者们认识到中国乡村的现代化依赖于知识分子与农民的良好互动：晏阳初曾经动员500多名知识分子下乡，甚至还有外国人；其途径为组建乡村经济“合作组织”和实施直接面对农民的“公民教育”（晏阳初）。“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新政府、新国家”②。而梁漱溟既不同意胡适在其博士论文导言中之“以渐进与改革的手段来实现一个极为激进的目的”，也不赞成的“共产主义”路线；当时的“中国的道路在哪里”之争，其实就是“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在哪里”之争。至少，主张“乡村建设道路”的学者们，真正第一次意识到，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先起于中国乡村的现代化。

1960年代，通过试图努力普及乡村的公共卫生、义务教育和实用技术，这是中国乡村继“乡村建设”之后的更明显的现代化精英推进，然而，由于国家整体现代化战略的不确定性，这个进程实际上没有得到有效的后续政策支持；也在事实上证明了梁漱溟、晏阳初努力的可贵和无可置疑，“乡村建设运动实是图谋中国社会之积极建设的运动。” ③

对中国及其乡村现代化的本土性研究，也经历了三个阶段，早期的可以溯及1933年的《申报月刊》的“中国现代化问题”号；陈翰笙、薛暮桥、费孝通等先后从中国乡村现代化的研究起步。1934年10月，薛暮桥协助陈翰笙等组织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主编《中国农村》月刊，与晏阳初、梁漱溟等人同成为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先驱。此前，河北定县知事孙发绪在翟城村自1904年起仿效日本模范自治村建设的努力④，肇始了中国乡村现代化的最早摸索――中国农民自为的现代化。

第二个阶段是1980年代，费孝通的研究伴随了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全部进程；1990年代以后，中国现代化的研究则以罗荣渠为代表，提出了“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另有章开沅、罗福惠出版的《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以及许纪霖、陈达凯的《中国现代化史》、周积明的《最初的纪元――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等。

1990年代末至今是中国现代化研究的第三个阶段，突出的有何传启的“第二次现代化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告别后的中国乡村的现代化实践，经历了从1980年代的经济自主，到1990年代后的村民自治；国内的研究相应有林毅夫《制度、技术和中国农业发展》，陆学艺《改革中的农民问题》、《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农村现代化》，段本洛、单强《近代江南农村经济》，张仁寿《温州经济模式》，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张乐天《告别理想―制度研究》，张厚安、徐勇《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和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折晓叶《村庄的再造》，陈吉元《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王春光《中国农村社会变迁》、侯建新《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张春根的《县域论》以县为域探讨中国农村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而新近李云才的《中国农村现代化研究》，已注意到人的现代化与制度的现代化的整合。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国领导集体在深刻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全面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确定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2006）。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2006）。

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党中央的一贯战略思想（，2006）。早于我国“二五”、“三五”国民经济计划中，已经有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容；在1982-1984连续的三个中央1号文件以及1987年中央5号、1991年中央1号文件都有了明确的认识。

在英克尔斯现代化指标基础上，国内许多专家、学者和研究机构都曾进行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有柯炳生的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指标体系及其标准（《农民日报》2000年1月22日），谭波等提出的地区农业现代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农业系统科学与综合研究》2000年第1期）。

此外，海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有Edward Friedman从1978年历10年在对河北5公社调查的基础上，深入分析1949年前后20年间的社会变革；杜赞奇利用“满铁资料”提出了中国乡村社会的“经纪人模型”，丰富了黄宗智的华北农村社会和文化的研究；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1984年中文版）阐发了传统农业绩效的递减；施坚雅深入研究了中国城市史以及城市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史（《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1991年中文版）；黄宗智跨越600年（1350-1988）考察长江三角洲农村变迁的历史（《长江三角洲小农家族与农村发展》，1992年中文版）。

对于中国乡村的关注，更早的国外文献还有C・B・Malone、J・B・Taylor于1922年组织的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等省240个村庄的经济状况调查形成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1908-1945年间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在对我国长达38年的乡村调查后形成《北支那农村调查报告》等资料集；1990年代，南开大学教授魏宏运与日本一桥大学教授三谷孝合作进行相关后续调查；近期有加藤弘之等《中国的农村发展与市场化》；由于对“满铁”调查资料的利用，马若孟（Ramon H.Myers）有《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 ：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Hopei and Shantung 1890-1949），黄宗智有《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曹幸穗的《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

显然，着眼于中国乡村现代化发展路径多元性的研究并不多见，并且缺乏针对中国乡村的千差万别这一最大的特殊性的考察。从而，不免显得异类的美国农学家金（F.M. King）在亲身考察了日本、中国和朝鲜尤其是中国三大农业区域（长江、珠江三角洲及华北）乡村后而作的《四千年农夫》（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Permanent Agriculture in China，Korea and Japan，Courier Dover Publications，1911）得出惊世骇俗的结论：东方三国的农业一直就是永久农业（Permanent Agriculture），并堪为现代世界各国农业发展之最终出路，该书在1911年―2011年之间以3种语言共计出版了48 个版次，被誉为经典。而马立博（Robert B. Marks）的《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Tigers，rice，silk，and silt：environment and economy in late imperial south，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从自然和人文两个角度详细说明了1400年―1850年的岭南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变化的相互作用。

在众多学者长期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江苏省委省政府综合考虑全省情况，于2003年提出了实现“两个率先”的现代化发展目标：到2010年率先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到2020年，全省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并把全省分为苏南、苏中和苏北三个区域，分别确定各个区域的具体进程。为全省GDP之冠的苏州则宣称在2015年首先实现这一目标。⑤

“江南往往代表着繁荣发达的文化教育和美丽富庶的水乡，区域大致为长江中下游南岸的地区。江南，它代表了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不可否认，有着‘堆金积玉地，温柔富贵乡’美名的苏杭的确是江南的代表。”13

在费孝通先生的笔下，江村正是江南乡村的代表。按照《江村经济》本身的逻辑，我理解费先生所说的中国乡村的现代化或工业化，是建立在乡村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特别是农业资源优势基础之上的，比如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江村（开弦弓）在费先生胞姐、被誉为“现代黄道婆”的费达生女士的倡行之下，从养蚕到缫丝的产业化努力，并非脱离开弦弓村的实际而如半个世纪之后的开弦弓村人毫无成效的盲目工业化，前者之成功只在于因地制宜，而后者却完全不顾实际，比如投入巨资的社办企业化纤厂。尽管今天开弦弓村的产业支柱正是村民们自办自有的众多化纤企业，可是这一定不是两位费老的初衷。

把江村的经验与苦衷一般化，也只有一条：中国乡村的现代化绝不能是如欧美早期工业化一般，即便是欧美早期的工业化也并非是不顾实际的；中国乡村的现代化只能首先是农业自身的现代化，而不是铲除农业甚至是铲除农村的现代化；如果不是这样，现代化对于中国乡村并由此对于整个中国都只能是祸害，而且是祸及子孙后代之大害！

因之，我之所谓中国乡村的反工业化，一是反对整个中国乡村普遍的也就是毫无保留的工业化；二是反对任何具体村庄不顾实际、不切实际的任意工业化；三是反对破坏现有乡村自然存在的良好生态与历史存在的人文资源的工业化；四是反对不可持续发展（无资源与技术优势）的工业化；五是反对既无法提升本地农业资源，又不能无害化利用本地农业资源的工业化。

因之，我之所谓中国乡村的逆城市化，一是反对整个中国乡村普遍的也就是毫无保留的城镇化；二是反对任何具体村庄不顾实际、不切实际的任意城镇化；三是反对破坏现有乡村自然存在的良好生态与历史存在的人文资源的城镇化。

中国农业是人类文明最可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中国农民正是这一在现存全球化世界之中唯一并且是无可替代的遗产的传承人！我们有什么理由毁坏、毁灭他们？！

“最泥土的人就最国际。”14“10月11日晚，莫言在家乡山东高密召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第一次记者见面会。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本来是一个有红高粱的季节，可惜现在不种红高粱了，我估计你们都没有看到过。’” 15

“当新西兰葛迪斯的小船停泊在村里的时候，村里老支书的儿子周新根还是一个12岁的少年，现在，又52年过去了，周新根的父亲已过世多年，周新根自己成了爷爷，家里的住房，也从当年的小平房几次升级换代，变成了大别墅。……别墅的设计建造虽充满了浓郁的欧陆风情，外观还有西式的尖顶，但里面的生活还是典型的中国式的：三代同居。……周家的别墅共花了60万元，我们证实了户主周新根果然是老板，是做羊毛衫起家的，现在，他的儿子媳妇也在经营羊毛衫，产品销往吴江、浙江。村里经营这种‘家庭式小工业’的人很多，有83%的村民，主要收入都来源于这种‘小工业’。”“在村北另一户姓周的别墅外，……别墅的女主人正好从上海回来，开着空调在烘烤衣服”。16“近年形成以化纤纺织、羊毛衫编织和水产养殖三大产业。2010年全村三业总产值24800万元，全村人均收入16863元。”17 （图1）

江村，已经不再是真正的江村了。而葛迪斯之考察江村正是担心着费孝通先生所预言的“这个农村会被破坏”。

“开弦弓村能不能成为这样的典型：山青水秀，田园风貌依旧，村庄自然而建，三业协调发展，农业发达，工业小型轻型，比重可高，没有污染，人口本地为主，生活设施现代，农民生活不很富裕，可称丰足。相信这种典型这样的小康更具有普遍性，更适宜于广大农村。”“开弦弓村……是不是在走没有减少江南农村风貌没有破坏农村环境却又逐步现代化起来的道路呢？这是值得探讨的。相信这也是费孝通的理想。”

江南的工业化、城市化某种程度上是对中国传统文明的否定和无情摧残！！江村的命运只是江南的命运的缩影。江村潜在的悲剧，正在于江村人原本的理想是通过工业化摆脱贫困的命运，但是，今天已经事实上成为江城的江村确实富足了，可是工业化了江村是不是反而真真实实地开启了自己未来的噩运呢？！

在我看来，即使真的整个中国乡村全面工业化、城市化了，也不是、更不可能是没有农业尤其是具有近万年传统农业文明的，何况江南？！.

4 “市场化”、“信息化”与“原生化”：摆脱我国乡村现代化进程的困境及其道路的再抉择

“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中国的现代化最终是农民的现代化。没有中国农民自身的现代化，也就不可能有中国的现代化。而历史的发展、现代化的进程实质上又是彻底淘汰传统生产方式下的农民的过程！“圈地运动”把传统农民在肉体上消灭了，欧洲才进入到资本主义，也就进入了现代化（马克思，1867）。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在肉体上消灭农民，只能够把他们逐渐改造为现代社会的建设者，而不是相反。

发展中国家“正为四大缺口――信息缺口、观念缺口、技能缺口和资金缺口――所困扰”（维多・坦奇，1994）。前三个缺口，正是世界银行的专家们所概括的知识差距（knowledge gaps）与信息问题（information problem）。前者指的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较而体现出来的技术诀窍（诸如会计的、管理的…）的不平均分布，而后者指的则是有关属性知识（诸如法律的、金融的、产品质量的、雇员素质的）不平衡性（《1998/99年世界发展报告》）；这四大缺口更为严重地困扰着中国农村，特别是后一个缺口，即农村金融，几乎窒息了中国农村的发展。

他们最后写道：“当我们将来回头看一下21世纪第一个25年的发展历程时，哪些国家会与众不同、出类拔萃？可以肯定地讲它们将是这样一些国家：它们掌握了知识的获取，提高了吸收知识的能力，为全体公民改善了交流手段；它们找到了绕过信息失灵的道路，并提高了市场的有效性；从而，它们使知识的力量得到扩大、延伸，让知识照亮了所有人民的生活。”这也正是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的要津。

那么，如何实现在总体上相对贫弱的中国乡村的信息化呢？

在推进乡村“市场化”、“信息化”与“原生化”的进程中，达致改造传统农民，实现农民的知识化，再造乡村组织，创造新型农村土地与金融制度的理论创新。

人的现代化和教育现代化是经济社会现代化的首要条件，显然没有乡村教育的现代化也就不可能有中国的现代化，尤其是只有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只能是误入歧途的现代化。1993年12月，江苏省教委颁发《关于在苏南地区组织实施教育现代化工程试点的意见》，率先启动了江苏省的教育现代化工程。江阴市则相应提出2010年乡村教育信息化目标：基本实现教育空间网络化、教育内容数字化、教学形式交互化、教育技术智能化、教育资源共享化、学习发生个性化、教育管理电子化。

4.1 寻求有效地推进我国乡村“三化”的方法与路径

“中国可能选择的道路，……比我们能够轻易想象到的更窄”（费正清，1987）。“各地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要根据自身不同发展特点，切合实际，突出特色。要注意“两个尊重”。第一要尊重农民的意愿，第二要尊重基层的创造。”18 我国乡村千差万别的现实决定了现代化的道路必须是历史地、辩证地、实事求是地寻求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发现农民自己的选择。我想，只有在这个时候，费孝通先生才能坚信：“农村真正的生产力蕴藏在农民中间。”

4.2 乡村现代化进程在本质上是非传统性的现代化，其理性与理想的选择乃是非工业化、逆城市化的，而今天中国乡村实际的选择却恰恰相反

“长三角地区发展的目标是‘世界都市圈’”19，“长江三角洲地区发展的战略定位是：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20 其结局只能是城市在不断地扩张中，吞噬掉日益稀缺的农田21。

4.3 土地与农民是中国最为稀缺的资源，人地矛盾的解决是推进乡村现代化进程的锁钥22

中国的革命是农民对土地的革命，中国的改革更是农民对土地的改革。由此特别需要论证的是――谁有最终的土地资源的配置权？这其实是一个根本无需回答却又面对现实的困境不得不回答、貌似复杂实则简单的问题。

4.4 “新中国的嫩芽必须从旧中国的老根――乡村中长出来”23

民族传统与历史文明是中国人的根本，这个根本今天只能在农村中重新发现、并重新培育，这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乡村的另一项伟大使命。龙应台说，“传统是生存的必要”，我们希望通过农村现代化道路的探求，全真化地保护乡村之原生形态。没有了中国原生形态的乡村，也就失去了中华文明理想与民族文化传统重塑与复兴的真实基础。

乡村的现代化首先是农民的现代化，然而，改造传统农民，并不是改掉中国农业优秀的传统；相反，却是要千方百计地保护独特的传统农业，保护独特的农耕文化、乡村传统，没有对乡土自然环境的永续以及乡村传统关怀的持续，任何所谓的保护都只是自欺欺人。

4.5 我国乡村具有典型的经济社会二元化特征。因此，在进一步推进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如何能够在城乡间实现有效而平等地配置资源

无可置疑的是，中国乡村在事实上成为中国工业化的殖民地以及城市化的围猎场，“反哺农业”也只不过是说得多而做得少24。

我国乡村由于地域的不同而呈现发展的巨大差异，形成双重化的二元结构（城乡、乡乡），可谓整个中国现状的缩影，从而我国乡村现代化道路的多元化选择就具有了特别的理论一般性――中国不可能沿着发达国家走过的老路实现现代化，我们必须走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周光召，1997）25。每一个民族国家都要从自身出发寻求其独特的现代化道路；而中国农村的千差万别，更决定了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必然是多元化的。

从而，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的起步和完成必须也必然以中国乡村的现代化为旨归――在理论上探寻并论证真正中国化的农村现代化道路，并在实践上以1920年代的“乡村建设”为范例，积极尝试新型而不拘一格的中国乡村现代化的途径。

4.6 我国乡村社会经济制度的创新，在于再造推进农村现代化的微观组织

我国乡村在数千年传统基础上塑造的固有微观组织及其功能已经在近一个世纪的社会动荡中荡然无存了。

“如果一个社会没有经济增长，那是因为没有为经济创新提供刺激”26。“解放了的私人事业将会促进全体人民的最大利益。”“经济学家教导我们说，财富、商业和机器都是自由竞争之子，是自由竞争建造了伦敦。而进化论者则更进了一步――他们认为自由竞争创造了人。”27 我国乡村正在召唤也正在孕育着的制度创新，将与家庭承包责任制同样意义深远而形式迥异，这一创新的价值在于重塑“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的中国社会，传统乡村数千年生存不败的根源正在于此。然而，“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28

4.7 我国乡村现代化的环境保障

在整体上我国的乡村现代化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工业优先增长和依托工业的集约化农业的快速发展；二是居民在空间分布上迅速集中。工业优先增长和依托工业的集约化农业快速发展，使乡村的产业结构从自然和谐型转变成自然危害型，乡村原有的具有强大环境自净能力的自然循环被破坏；居民集中居住使得原本可以自然消解的生活污染物超出了环境的自净能力。加之包括基础设施、管理体系等在内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增长，以致乡村极易“小污变大污”和“小污成大害”。 全国乡村的环境污染已成历史性的重大失误，当然也是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必然导致的发展陷阱。乡村生态环境的不可逆的损毁，不仅是乡村现代化进程中难以克服的巨大阻碍，还将成为长久扼制我们以及我们后代脖颈的绳索。

“乐土乐土”，“适彼乐土”，这是千百年来，中国乡村一直持续不断的呼号！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