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校和两个学长范文

在学校和两个学长篇1

论文摘要:在教育信息化发展进程中，中小学校长在学校信息化建设的各个方面都起着领导作用。文章采用调查研究的方法，探究在学校教育信息化过程中校长信息素养与学校信息化建设乃至学校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发现在教育信息化过程中，不管是在不同地区的中小学还是不同性质的中小学，校长都是以信息素养为基点，通过教育技术领导力投入于学校信息化建设，从而促进学校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信息素养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校长信息素养的构成、模型构建与发展策略等方面成为影响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因素。在这个方面，国内外的研究往往专注于管理者教育技术工作规范化专业标准。管理者教育技术标准从管理技能的层面制定一些专业规划和要求，在学校建设特别是针对校长的信息化建设层面上的研究较少，并没有从教育信息化发展的角度、领导力的角度形成系统的校长教育信息化领导力，也无法探究校长信息素养与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之间的互动和关联。目前有关教育技术领导力的研究，则从管理的角度、面向信息化的知能结构展开，这预示着该领域研究的一种未来取向。但是校长信息素养与学校信息化建设之间的关系如何、校长信息素养对学校教育信息化建设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等问题一直少有人进行深人的探究。

中国现行的学校领导体制是校长负责制，这就决定了校长的学校决策者、组织者和领导者角色。在学校信息化建设过程中，校长是关键因素，拥有决策权、指挥权、人事权与财权，发挥着主导性作用。然而，教育信息化进程中暴露出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反映在校长信息素养的欠缺上。因此笔者把研究侧重点放在校长信息素养与学校教育信息化互动发展的关联上，对两者的关系进行实证探究。

二、研究设计

1.研究目标与内容

笔者以温州地区中小学校长为研究对象，通过调查校长和在职教师，将城乡中小学、教育技术示范性学校和一般学校做横向和纵向的对比，探讨校长信息素养与学校信息化建设的互动关系。在明确课题研究的背景、目标和意义的基础上，依据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研究，提出校长信息素养和中小学信息化建设评价框架。对研究内容以问卷的形式进行调研，获得反馈意见和建议，依据调查数据得出校长信息素养与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的互动关系。

2.研究工具与实施

本次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和半开放访谈法，自行设计了《校长信息素养现状与教育信息化领导力问卷》，整个问卷的问题有封闭型问题和开放型问题，主要包括事实性和态度性内容，回答问卷内容采用无记名方式。问卷设计主要包括校长信息素养模型(假设)、学校信息化建设评价框架、教育信息化对学校发展的影响等方面，将相关的几个表分解成相应的绩效指标，再根据绩效指标设计出相应的问题。本次研究涉及温州所属各个地区的130所中小学，在样本选取上考虑到了被试对象所归属的地域(县市或乡镇)、学校类别(小学或中学)、学校层次(教育技术示范学校或一般类型学校)等方面的因素，并预期各个类型的学校调查比例成等比抽样。本次抽样是在确定抽样构成比例之后，再进行随机调查，属于分层抽样(类型抽样)，经过两个阶段的调查，在样本构成上基本接近预期样本比例，但是还是存在一定的误差。为了佐证数据的可靠性，本问卷设计了教师卷和校长卷，从多角度进行调查，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误差抽样带来的影响，而且能使问题分析得更全面。回收问卷118份，1份无效，回收率91%，有效率90%。将117份有效问卷输人到Excel，进行数据处理，建立图表，进行数据关系分析。

三、数据分析

1校长信息素养与学校教育信息化、学校发展质性的量化关联分析

本研究重点在于探究对校长信息素养与学校教育信息化之间的差异化互动关系。首先需要弄清楚被调查者对校长信息素养与学校教育信息化、学校发展关系有怎样的倾向性认识，为了更精确地说明问题，需要对他们的具体关联度进行调查。

在质性问题上，调查结果如表1所示，全部校长样本都认为校长信息素养与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和学校整体发展有关;仅2%的被调查教师认为校长信息素养与学校信息化建设和学校发展无关，77%的教师和61%的校长认为影响比较大，甚至有32%的校长认为起决定性作用在关联性的量化分析中也获得了同样的结果(见表2)，仅仅只有3%的被调查教师认为校长信息素养与学校信息化建设和学校发展的关联度低于3分，高达82%的校长认为校长信息素养与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和学校整体发展关联度大于5分，74%的教师认为校长信息素养与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和学校整体发展关联度大于5分，两者高度一致。(以0-10分为关联度标准，0表示关联度最小，10表示关联度最大。)

综合以上两组数据，不管是校长还是教师，都认识到了校长本身所具有的信息素养将直接影响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和学校整体发

展，而且在总体上校长的认可度要高于教师，这说明与教师相比，校长更强调认可自身的信息素养将直接影响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和学校整体的发展，这将对学校信息化建设带来极大的促进作用。校长自身的信息素养很大程度上将影响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乃至学校的发展，同样从这个角度分析现在学校信息化建设落后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各个中小学校长在观念上均认同信息素养对学校信息化建设起着决定性作用，但是实际上校长自身的信息素养却不能达到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需求，直接导致目前学校信息化建设落后这种状况。

2.校长信息素养与学校教育信息化互动关系分析

那么，到底校长信息素养与学校教育信息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如何体现的呢?我们通过两者的数据对比曲线图分析出他们之间的具体存在的互动状态。在问卷中设计了校长信息素养评价表与学校信息化建设评价表，通过两个表格得出的校长信息素养与学校教育信息化建设情况的具体数据，进而说明两者的发展关系。对得出的数据，笔者将从总体对比、不同区域的学校横向对比、不同层次学校对比这三个角度进行对比分析。

(1)总体对比

虽然校长信息素养对学校信息化建设有较大影响，但是他们之间存在着怎样具体的互动关系呢?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除了与校长信息素养有关外，还受地方特殊政策扶持、地区资金支持等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对学校信息化建设的影响是极大的。所以综合以上因素，在统计数据时除了教育技术示范学校之外，对学校信息化建设总分与校长基本情况总分相差巧分以上的学校不进行统计，需要说明的是这类学校仅仅是个别数据，对分析结果影响的系数并不大。

笔者按照学校教育信息化建设情况由低到高排列进行绘图(图1)，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总体上校长信息素养曲线是随着学校信息化建设曲线上升而上升的，可以明显得出校长信息素养同学校信息化建设同时呈曲线上升的结论。在总体趋势上，校长信息素养越高，学校信息化建设就越好，校长信息化素养和学校信息化建设的发展关系是基本趋同的。这个结论也在校长和教师的相关间卷数据中得到进一步的证明。

(2)不同区域学校横向对比

对比两种不同区域的中小学我们发现，村镇学校校长的信息素养均值普遍高于其学校信息化建设水平均值，而县市学校校长的信息素养均值高于其学校信息化建设水平和低于学校信息化建设水平均值两种情况学校的数量比较平均，这是因为县市经济水平普遍高于乡镇经济水平，处于县市的学校信息化建设的资金投人会高于乡镇地区学校，而且县市里的学校在建设上受当地政府关注的程度要高于乡镇地区。受这些因素影响，反映在学校信息化建设上就是学校信息化建设程度比较高，所以就产生了县市地区的校长信息素养均值高于其学校信息化建设均值和低于学校信息化建设均值两种情况学校的数量比较平均的现象。而乡镇地区的中小学因为缺乏资金与政策的支持，学校信息化建设就完全依靠校长，因此中小学校校长的信息素养均值往往要高于学校信息化建设均值。但是从整体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总体上学校信息化建设和校长信息素养间呈现出趋

同变化，也就是说校长信息素养越高学校信息化建设越好，反之亦然。如图2，图3所示。

从教师问卷的数据图中我们同样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县市的学校信息化建设情况和校长信息素养关系与乡镇学校信息化建设情况和校长信息素养关系类似于校长问卷。总结校长问卷和教师问卷的地区横向对比数据图，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排除政策扶持、地区资金支持因素，学校信息化建设和校长信息素养之间有相对的趋同关系。即校长信息素养越高学校信息

化建设水平越高，反之亦然。

(3)不同层次学校对比(教育技术示范学校和一般类型学校)

统计中发现，教育技术示范学校的校长信息素养平均得分为57.00分，学校信息化建设平均分是59.6分;非教育技术示范学校的校长信息素养平均得分为49. 3分，学校信息化建设平均分是47.9分。这说明教育技术示范学校与非教育技术示范学校相比，校长信息素养和学校信息化建设整体上要高出一个层次。这是因为作为教育技术示范性学校的前提是要求学校的信息化建设要达到一定的标准。同时可以发现，不管是不是因为教育政策关系，学校信息化建设得到特殊发展的教育技术示范性学校和非教育技术示范性学校的信息化建设程度、校长信息素养水平趋同发展。

四、结论与意义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教育信息化过程中，不管是在不同地区的中小学还是不同类别和层次的中小学，校长必须具备一定的信息素养，通过教育技术领导力实现学校信息化建设，发展学校信息化建设;与此同时，学校的信息化建设促进了校长信息素养的提高，两者彼此互动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排除当地教育单位特殊扶持政策等对教育信息化建设有极大促进或是极大阻碍的外部作用，校长信息素养和学校信息化建设必将通过这种互动促进而自然发展下去。校长信息素养为学校信息化建设提供了巨大的内在动力，是学校发展信息化建设的核心因素，同时学校信息化建设的发展也会带动校长信息素养的进一步提高。两者是良性互动的关系，互相促进彼此的发展。

在学校和两个学长篇2

按照省督导团督查“两基”工作的反馈意见和市政府“两基”督查办公会议精神，县委、政府于4月22日召开了“两基”攻坚工作推进会议，对“两基”工作进行再细化、再安排、再部署，各乡镇、教育系统、县处级领导和挂钩部门按照推进会议精神，围绕“五个一票否决”指标，采取超常规措施狠抓“控辍保学”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截至目前，全县有总人口411528人，适龄儿童52383人，已入学50999人，适龄儿童入学率97.3%，秋季学期有小学在校生62709人，春季学期有在校生58777人，年度辍学3932人，已返校435人；适龄少年26221人，初中阶段在校生20978人，初中毛入学率80%，秋季学期有初中在校生20942人，春季学期初中在校生18059人，年度辍学2604人，已返校443人，返校率17%。

一、“两基”攻坚工作开展情况

（一）及时召开会议进行安排部署。各乡镇把“两基”攻坚工作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实行超常规的工作，自4月23日起，各乡镇相继召开乡、村、社三级干部会议，对“两基”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进一步明确了职责和目标任务，形成了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二）领导力度得到强化。各乡镇调整充实了以乡镇党委书记任组长或总指挥的“两基”工作领导组，下设执法组、宣传组、业务组、督查组等职能组开展工作。同时，成立了由党委书记任组长、乡镇长任常务副组长、分管教育的副乡镇长、派出所长、司法所长为副组长，乡直各站所、村支书、中小学校长为成员的“普九”教育执法队，加大义务教育执法力度，为“两基”攻坚工作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三）制定完善了一系列责任考核考评机制。各乡镇针对本乡镇实际制定出台了一系措施，严格实行“两线四包”责任制，明确乡镇长和村主任是辖区适龄儿童和适龄少年入学工作的第一责任人，把适龄儿童和适龄少年的入学工作落实到每个乡村干部和教师，分片包干，包户到人，确保入学率和巩固率达标。如，文屏镇制定出台了1个办法、2个方案和2个制度。即：《文屏镇控辍保学管理办法》、《文屏镇两基迎检实施方案》、《文屏镇两基迎检宣传方案》、《文屏镇“两基”攻坚迎检工作责任追究制度》和《文屏镇“两基”迎检实行挂钩工作组长联系学校教育工作制度》。桃源乡制定了《桃源回族乡—失辍学学生“清理核实”及动返方案》、《桃源回族乡16—18周岁青少年“补偿教育”开班方案》、《桃源回族乡“两基”攻坚再动员、再宣传方案》等一系列方案。

（四）建立健全利益导向机制。乡镇党委、政府按照各学校提供的辍学学生名单，组织乡、村、社干部和教师进村入户进行动员，向家长或监护人发出《限期送子女入学通知书》，对拒不送子女入学的家长或监护人，暂缓兑现国家的一系列惠民政策，对执法不力的相关人员给予责任追究。如，梭山乡对拒不送子女入学的家长给予500元至300(来源：文秘站 ）0元罚款，并取消各级政府给予的补助和优惠政策；乐红乡党委、政府规定每动员1名辍学生返校，给工作队50元的奖励，按时完成任务的优先考虑年终考核为优，工作不力者就地解聘。火德红乡对拒不送适龄子女入学的家长或监护人，冻结所有惠农政策；桃源乡采取乡、村、社干部、中小学教师“一对一”挂钩方式，每人负责动员3至5名辍学生返校，并完成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对工作不力，影响“两基”进程的乡、村、社干部，停发当月工资，年终考核不合格；小寨对贫困生实行挂钩帮扶，书记、乡长不低于3名贫困生，副科级干部不少于2名贫困生，站、所职工及教师不少于1名贫困生，帮扶金额每生每年不低于100元。同时，乡政府与干部职工、村两委、村民小组长分别签订责任书，对完不成任务的扣除全年风险金，年终考核不合格；文屏镇对完不成任务的，扣除工作风险金。家有辍学生的农户，一律不纳入惠农政策范围。

（五）宣传成效明显。利用 标语、广播、文艺、演讲、板报、家长会、村、社干部会议等形式，加大《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教育法律法规和“两免一补”惠民政策宣传，提高了家长依法送子女入学的积极性。全县书写永久性大型标语500余条，发放宣传资料6.5万份，组织干部、教师和学生8万余人深入村寨开展“两基”宣传，依法动员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桃源乡将《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教育法律法规和“两免一补”惠民政策刻录成光盘，分发至各村校及清真寺，每天至少播放两次。小寨乡将《义务教育法》等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印成小册子，组织干部教师发放至农户家中，提高家长依法送子女入学的积极性；新街乡组织乡、村干部和教师佩戴“两基”字样袖标，深入村社宣传、动员流失学生返校。文屏镇举办“两基”宣传活动暨图书捐赠仪式，捐赠图书1万余册。各学校通过班会、校会、家长会、板报等形式，大力宣传“两基”工作，在全县营造了良好的“两基”攻坚氛围。

（六）大力开展帮扶关爱活动。各学校大力开展关爱学生活动，鼓励学生完成学业，使返学学生进得来，留得住。如，乐红乡采取“一对一”帮扶救助贫困生，对家庭贫困的每位失辍学返校生，由乡党委、政府预支每周30元生活费，顺利毕业预支费不偿还；水磨镇对经动员返校的困难家庭学生提供生活费、被子、床单、衣服和学习用品；新街乡畜牧兽医站站长曹玉学、新街村村主任叶斌，每人分别捐资1000元资助新街中学吴丰艳等四位同学完成学业。梭山中学校长蔡江先后对宋建春、陈乾春2位学生进行每月不少于100元的生活费资助；水磨中学副校长王永宗资助营地小学元，帮助困难学生完成学业；火德红中学肖释仙同学因患脑瘤住院治疗，全乡干部职工捐资6000余元为其治病。

（七）强化学校管理。加强课堂教学研究，做好减负提质工作，提升办学质量。经动员返校的学生，班主任加强了管理和教育，同时，对流失学生动员不力或造成学生再次流失、影响入学率和完学率的教师，扣除当月工资和年终考核不称职。

（八）积极开展视察和督促检查。5月14日至15日，县人大、政协组织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对梭山、水磨两乡镇“两基”工作进行了视察。视察组通过听取乡镇“两基”工作情况汇报，查看“两基”档案资料，召开座谈会，查看校容校貌及学校管理情况等形式，对两乡镇“两基”工作进行深入调研。县教育局及时召开全县教育行政会议，安排部署“两基”推进工作，采取局领导和机关股室挂钩乡镇，蹲点至各乡镇学校督促指导，与乡镇党委、政府对照验收指标认真查找问题，找准工作突破口，制定“两基”攻坚措施办法，加大整改力度，严格实行奖惩，对工作迟缓和影响“两基”达标的，严格行政问责和责任追究。通过以上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工作的开展

二、辍学学生返校情况

从目前来看，江底乡、新街乡、乐红乡返校工作成效明显，龙树乡、龙头山镇、水磨镇较为滞后。各乡镇“控辍保学”按返校率高低排名如下：

1、江底乡。全乡总人口28310人，适龄少年1806人，秋季学期初中在校生926人，春季学期在校生771人，年度辍学148人，已返校50人，返校率34%。

2、新街乡：全乡总人口19757人，适龄少年1308人，秋季学期初中在校生844人，春季学期校生704人，年度辍学93人，已返校30人，返校率32%。

3、乐红乡：全乡总人口34379人，适龄少年2013人，秋季学期初中在校生1123人，春季学期在校生1028人，年度辍学75人，已返校23人，返校率31%。

4、火德红乡：全乡总人口20141人，适龄少年1023人，秋季学期初中在校生846人，春季学期在校生738人，年度辍学78人，已返校21人，返校率27%。

5、桃源乡：全乡总人口37322人，适龄少年2573人，秋季学期初中在校生1484人，春季学期在校生1257人，年度辍学157人，已返校40人，返校率25%。

6、文屏镇：全镇总人口60227人，适龄少年4118人，秋季学期初中在校生6616人，春季学期在校生6149人，年度辍学430人，已返校103人，返校率24%。

7、茨院乡：全乡总人口27252人，适龄少年1768人，秋季学期初中在校生20__人，春季学期在校生1615人，年度辍学341人，已返校60人，返校率18%。

8、梭山乡：全乡总人口32937人，适龄少年2074人，秋季学期初中在校生1526人，春季学期在校生1373人，年度辍学153人，已返校24人，返校率16%。

9、水磨镇：全乡总人口38607人，适龄少年2316人，秋季学期初中在校生1311人，春季学期在校生920人，年度辍学391人，已返校47人，返校率12%。

10、龙头山镇：全镇总人口51921人，适龄少年3216人，秋季学期初中在校生2232人，春季学期在校生1913人，年度辍学323人，已返校26人，返校率8%。

11、龙树乡：全乡总人口39288人，适龄少年2593人，秋季学期初中在校生2023人，春季学期在校生1591人，年度辍学415人，已返校19人，返校率5%。

三、档案建设情况。为加强“两基”业务培训和档案资料的建设，县教育局由挂钩副局长、相关股室和县“两基”办人员，蹲点至各挂钩乡镇学校，指导开展“两基”业务工作；各乡镇4月22日后，再次组织乡、村干部和中小学教师进村入户，清理核实文化户册、0—18周岁人口册、失辍学生名册等相关表册，基本核清了辖区人口和文化状况，乡镇“两基”办组织业务人员，根据摸底核实的情况，目前，正在进一步规范、完善相关档案表册。

四、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通过各级各部门的努力，控辍保学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依然存在一定困难和问题。一是返校进展缓慢，全县初中生返校率仅为17%，剩余学生返校难度更大，“控辍保学”形势依然严峻；二是进展不平衡，乡镇之间差距大，返校率最高乡与最低乡相差近30%。三是受打工热和就业形势的影响，很难做通家长工作，工作措施有待进一步创新和加强。四是档案核实工作需进一步加强。因此，抓好控辍保学的工作任务依然艰巨，需要各级各部门的共同努力，切实采取有效措施认真加以解决，确保顺利实现“普九”目标。

在学校和两个学长篇3

在中国，重点高校分为两个级别：“211工程”、“985工程”。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及国务院《关于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中要求，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点，称为“211工程”。

1998年5月，根据中央精神，教育部决定重点支持一些“211”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简称为“985工程”。

据了解，目前，“211”高校共112所，承担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任务的“985”高校共39所。

从2006年至2011年，分别有16、11、13、10、15、14所“211”高校校长更换人选，而这6年间共有27所“985”高校换帅。

作为中国大学中的骄傲，“985”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任务相当紧迫。2003年清华大学曾明确提出：在2011年百年校庆之时，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2020年总体建成世界一流大学。2004年，时任北大校长的许智宏也曾提到北京大学“力争在2015年进入世界一流大学”。

高校“国家队”换帅的背景是：在实施了两期计划后，总周期预计最长20年的“985工程”如今已用时过半。新一批高校校长到任之后，将给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带来怎样的新动力？

很多新任校长在科研领域成绩斐然

2011年重点高校人事调整，新任命的校长，大多是“外来户”- - -或来自其他高校，或来自教育行政部门。

2011年走马上任的10位“985”高校掌门人中，只有三人为本校内部调动：华南理工大学校长王迎军原为该校党委书记，湖南大学校长赵跃宇、国防科技大学校长杨学军原为本校副校长。将范围扩展至“211”高校，2011年14所高校换帅，也只有5人为本校“内部调动”。

长期关注该领域的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对《望东方周刊》说：“‘空降’方式有利有弊。对于相互陌生的高校和校长，需要有个适应过程。但‘空降’校长不受原有条条框框限制，在破立方面的创造性值得期待。”

由著名学者转身为管理者，这一特征在2011年高校“换帅”过程中也很明显，很多新任校长在科研领域成绩斐然。

如王迎军不仅是华南理工大学59年校史中唯一的女校长，也是目前全国“985”高校中唯一的女校长，以及中国唯一获得国际生物材料科学与工程院终身荣誉称号的女性。王迎军的丈夫汪建平则在中山大学任常务副校长。

当然，女校长掌舵“985”高校并非首次，前例是同济大学前校长吴启迪。

高校校长中为何很少出现女性身影？程方平分析说：“主要是因为历史积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这代人，高级知识分子中女性比例较低。此外，理工科科研人员比较辛苦，走到前沿的女性就更少。而‘985’和‘211’高校目前大部分校长是理工科背景。”

除了学术功底深厚的学者，新任校长中也不乏拥有中央或地方国家机关从政经验者。

张尧学自1999年从清华大学调入教育部任职，此番“空降”中南大学之前，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两个职位。

新任天津大学校长李家俊，1998年就任天津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到调任天津大学之前，身兼天津市委科技工委书记、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市知识产权局党组书记三职。

在程方平看来，校长的从政经历是一份重要资源，在管理上和协调与政府关系等方面会有优势。

校长为何频繁调整

2011年9月16日，吉林大学“新帅”李元元在就职讲话中流露出对“空降”吉大的些许意外。“昨天，中组部找我谈话，刚才，

喻云林局长又宣布了党中央对我担任吉林大学校长职务任命的决定……”他说，这是自己第一次来到吉大，但从未想过是以任职的方式走进校园。

李元元是2006年以来吉林大学迎来的第三任校长。他的两位前任都是明星校长：现任北大校长周其凤和被誉为“中国最年轻名牌大学校长”的展涛。

位于长春的吉林大学是中国办学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之一，其车辆工程、法学、生物学与化学等专业在全国享有盛誉。这所大学第一期入选“985工程”，也是首批建立研究生院的高校之一。

原任山东大学校长的展涛2008年到吉林大学履新，直至2011年3月底，调任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主任。

此后半年，吉林大学校长一直空缺，由党委书记陈德文。李元元上任当日，不少吉大学生将网络签名改为：“吉大终于不裸奔了。”

如果把时间前推至2002年，自那时以来吉林大学已更换了5任校长。2002年，服务吉林大学近44年的刘中树离任后，党委书记吴博达出任校长。两年后，吴博达调任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主任，周其凤继任。

这种短期内更换校长的现象，在国内重点高校中并不鲜见。据统计，2006年以来，有9所“211”、“985”高校两次校长易人，其中约一半校长在岗位上工作了两年左右。

而在“985”高校中，吉林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天津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等5所大学，过去6年来至少更换了两次校长。

对于高校校长的频繁调整，2008年教育部新闻发言人曾做过回应：重点大学党政领导职务调整，原因有多种，有的因为年龄原因正常退休，有的则是工作需要进行轮岗。

校长长期任期制被认为是成就国外一流名校的一个原因。不过，程方平认为最重要的是中国公立大学校长的遴选制度。

“60后”纷纷走上前台

大学校长如何定位？如何处理学术与行政的关系？新校长们以行动践行着自己的理念。赵跃宇面对湖南大学的3000多名学生宣布：在校长任期内，不申报新科研课题，不新带研究生。

面对随后出现的赞赏和质疑，赵跃宇引用岳麓书院对联表明心迹：“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素。”

程方平为此叫好：“这是务实之举。项目课题本身就十分耗费精力，而一些校领导利用职权报课题、挂名，也会伤及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可以看出，张跃宇是想认真地做好校长。”

新气象还包括，一批“60后”纷纷走上前台。

2011年新上任的14位“211”校长有8位属于“60后”。他们有几个共同特点：1990年前后以硕、博学历留校任教；大部分在国内取得博士学位，并以博士后或高级访问学者身份在国外留学进修多年。而诸如天津医科大学新任校长尚永丰等人，则直接在国外名牌大学取得博士学位。

这8位“60后”校长中，有6位是理工科出身，其余两位为经济学出身的新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和管理学出身的新任西南大学校长张卫国。其实，细数近6年来“211”高校中履新的24位“60后”校长，只有西北大学校长方光华出身文史专业。

程方平分析认为，这与公立高校校长也被纳入党管干部体系有很大关系。自建国以来，上至中央领导下到基层干部，理工科毕业生一直是各级领导干部的主体。不过，自2003年以来，已经有多位新任中央领导来自经济、法律专业。

“还是期望遴选校长能平衡文史和工科背景。”程方平说。

在学校和两个学长篇4

1、抓好班主任管理是学校管理的重中之重。xx年2月开学初，在冯校长的指导下我校进一步健全了班主任管理、学习制度。在具体有效地开展班主任日常考评工作的同时组织开展好两校班主任学习培训与经验交流工作。并建立了《班主任德育工作手册》。

2、学习育贤四小的王欢欢主任是区首席班主任，个人的班主任管理经验相当丰富，此外还有很多优秀的班主任和老师。因此我校充分的利用这一学习资源，在xx年末两校进行了班主任经验交流活动。在冯校长的带领下，王欢欢主任为我们带来了精彩的班主任讲座，而赵静静老师则将个人工作心得和工作以来汇编的资料为大家做了展示，为老师们以后工作的开展和创新点亮了一盏启明灯。

3、活动的开展是学校发展的源头活水，在冯校长支校交流的过程，参与指导了学校开展的读书活动和少先队活动，而通过班主任到育贤四小参加班队会的学习交流，真正推动了我校德育工作的开展。

xx年11月14日上午，育贤第四小学德育冯校长带领骨干班主任、大队辅导员来到我校进行班会课交流活动，赵静静老师提供了一节班会课，我校周校长以及各位班主任都参加了活动，课后两校教师进行研讨，老师们畅所欲言，共同提高。

xx年12月16日，借“扬奥运精神，迎和谐全运，做文明使者”主题中队会评选活动，我校辅导员老师在大队辅导员的带领下参加此次活动。活动从主持到采访，到表演，队员们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精彩的表现受到了评委老师的好评，队员们真正成了中队会的小主人。通过这次主题中队会，我校辅导员不仅学习到了一些主题中队会开展的方式方法策略，而且也对中队会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4、根据市中区家庭教育实施方案，在育贤四小冯校长的帮助下，我们开展了一些列的家庭教育。包括1、定期召开家长会，进行专题讲座，使家长认识到家庭教育、家庭氛围的重要性。、开展“亲子阅读”活动，陪孩子选购健康、有趣的书籍，与孩子共同阅读。

xx年末，育贤第四小学白校长、王欢欢主任和赵静静、李雯婧老师带着深情厚谊来到我校进行了讲述课的展示。两堂课从培养学生的想象能力入手展开讲述活动，既激发了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又培养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随后白校长与周校长作了悉心指点，冯校长的精彩点评使老师们受益匪浅，两校老师对课堂教学也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为两所学校今后快速的发展增添了助推力！

为了提高我校语文老师的语文素养，5月份我校将开展绘本故事讲述比赛，此次活动我们将邀请育贤四小的老师来指导交流，同时育贤四小也将为我校提供绘本书资源，以便我校老师更好地开展好比赛，提高自身素质。

5、支校交流活动的开展，也促进了两校教学工作的有效开展，培养了教师驾驭课堂的能力，提高了学生自主探究的意识和能力,为教学管理和教育教学工作增添了新的活力.

xx年4月17日上午，育贤四小冯静校长及王欢欢主任带领几位骨干教师对我校教师进行课堂观察培训。安学兰老师执教了四年级语文课《两个铁球同时着地》，从朗读方式、学生学习目标达成度、学生参与度等方面进行课堂观察，课后王主任就课堂观察的问题对老师进行培训，听课教师根据相应数据进行分析和建议，两校教师就课堂观察的问题进行了交流。此次培训，使老师们对“课堂观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极大地提高了老师们的“课堂观察”水平，对课堂观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

在学校和两个学长篇5

七年来，在柯城区中小学校的教师中，和周雪娟一样有“走教”经历的还有很多。全区2280名义务教育阶段的老师流动率达到30%以上。当地教育部门还有规定，城区至少有13%的优秀教师要流动到农村任教。

坚持七年的“教师走教”仅仅源于一个朴实的愿望：让农村娃娃在家门口就能上名校。

一校两区：移交教育公平权

衢州市柯城区地处浙江西部，是全省25个欠发达县（市、区）之一。全国仅存的两座孔氏家庙之一――孔氏南宗家庙肃静地端坐在辖区中，沉淀的儒家文化，潜移默化影响了柯城区的主政者：即使“穷财政”也要“重教育”。

2006年7月，柯城区百年名校、规模最大的小学鹿鸣小学试点“托管”七里完小，三位城区骨干老师长期驻扎进这所农村小学，期间，短线学科老师以走教方式协助教学，定期开展关于备课、课题研究等方面的教师交流活动……城区的优质教育如涓涓细流，滋润到原本贫瘠的乡村土地上。

时任鹿鸣小学校长助理郑美宏是三位下村骨干教师之一，据她回忆，当她与该校其他两位骨干老师一同坐上通往七里乡的公交车，车子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颠簸，当时的她并没有想到从眼前越过的一座座青山竟有着更深的隐喻――城区名校接管农村小学将逐渐打通阻碍柯城区教育均衡的重重大山，将教育公平权送到农村娃的家门口。

“变化太大了！”现在已是石梁镇小学校长的郑美宏谈起七里完小的变化，依然激动，她告诉《小康》记者，试行一年后，七里完小的教师参加区里的各种教学比赛，竟获得11个奖项，打破了之前零奖项的纪录;在2006年底的全区科学学科教育质量统测中，七里完小的成绩从以往的垫底跃居榜首;学生也纷纷在区级的比赛中获奖。

2007年7月，柯城区正式下文让鹿鸣小学接管七里完小。“一校两区”的概念首次载入柯城教育的史册。

“一校两区”，即由城区的“名校、强校”接管一所农村的“弱校、小校”，按照两个校区的“人、财、物统一，教育教学管理同步”的原则，实行“一个法人代表，一套领导班子，一所学校，两个校区”的办学模式。

2007年，柯城区将该区不撤并的7所农村完小和城区名校对接，建立“一校两区”，并在校容校貌、内部管理、教育教学质量上下足了功夫。从此，完小不断迎来城区校区的骨干教师，且真正实现了教学常规、教学科研、教学改革、师生活动、教学评估“五个同步”。

现任柯城区教育局局长的吴玉珍告诉记者，那一年，辖区小学阶段的优质资源从市区直接覆盖到最薄弱的农村完小，农村完小覆盖面达92.8%，涉及9个乡镇（街）。“如今，我们的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已覆盖全区95%以上的孩子。”

多元流动：从“学生走读”到“教师走教”

2012年，衢州市柯城区学科带头人、区实验小学数学教师张小红，带着调令进入九华中心小学，这让校长郑留光感到无比幸福，他任校长的前8年里，每年都要送走约3位选调进城的青年骨干教师，但从那年开始，学校不仅没人调出，还迎来了5位城区学校的骨干教师。而这一年，全区共有82名城里教师流向农村中心学校，其中还出现流动名额竞争的空前盛况。

“流动和支教不一样。流动到农村，意味着这两三年流下去的教师就是专职的农村学校教师，心很定。”张小红愿意流向农村，是因为政策很好。

2012年，柯城区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教师流动工作实施意见》，开始将新分配教师全部留城里培养，将城里的骨干教师选派到农村中心学校任教。张小红告诉记者，教育局在评优评先、职务晋升等方面对流动教师倾斜力度很大，而且政策还规定在农村服务满3年后，交流教师可以选择回到原学校或者其他城区学校任教，也可以留在农村学校继续服务，这样彻底消除了她的后顾之忧。

雷郑涛是“一校两区”发展全进程的见证者之一，更是这场变革的直接受益者。2005年，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雷郑涛怀着一腔热血回到家乡附近的下村完小任教，想把所学的知识带回家乡，然而现实却让他感到崩溃，“只有9名快退休的老教师，没有网络，没有外出学习的机会，只能自己买点参考书，凭感觉上课。”

一校两区模式推广后，下村完小被城区名校新华小学托管，雷郑涛享受到政策的甜蜜。现在，他不仅能与下村来的城区骨干教师展开交流，还有机会到城区校区学习、走教。他在新华小学的城里校区，还得到一个校长“特批”的权利――可以听任何想听的老师的课程。

2013年，衢州柯城区向浙江省教育厅上交了一组关于教师流动的数据：城区交流到农村占68.66%，农村交流到城区占20.9%，各级名师从城市流向农村比例达53%;农村学校超过85%的校长和超过50%的副校长，均来自城区学校。

谈及柯城“一校两区”模式，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韩平认为，该区找到了符合当地实情的方法，加上良好的政策环境让“学生走读”向“教师走教”的转型成为可能，从而打破了区域分割。

穷财政下的星火燎原

柯城教育体育局（文化局）党委书记、局长吴玉珍告诉记者，早在2003年到2006年，柯城区先后就投入资金4500多万元，改善农村小学教学环境。一校两区模式成型后，柯城区依然坚持财政投入先行的做法，将义务教育经费全部纳入财政保障，通过“一校两区”重点向农村学校倾斜，由区财政给予名校专项补助经费。

新华小学托管下村完小时，很多人建议砍掉门口的桑树，并把北边破烂的“王氏古宅”拆掉盖新教学楼，被任新华小学校长的孔丽珍一口否决。那座曾让人用来堆放杂物的老楼非常有说头，屋子的主人王开贤，其祖上曾创办衢州最负盛名的纸号――“王立大”。经多方努力房屋修缮一新后，学校在仓屋大堂中以《王立大――衢州的“蔡伦部落”》为主题，介绍传统造纸的工艺流程及销售过程，孩子们不出校门就可领略古老村居文化。

下村小学，不再是城市小学的简单复制，原生态的地域资源反而成为宝贵的教育资源，与新华小学原有的综合实践课程配套、嫁接。

“这些年，农村学校的飞跃式发展让我们惊喜不断。”柯城区教研室主任姜春林介绍，从城市学校托管完小到托管初中，从组建名师工作室到“学科联盟”工程，农村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正不断往纵深发展。

“柯城区在‘城乡教育均衡’上的实践为教育界绞尽脑汁得不到突破的‘城乡教育均衡’难题，填上了一个积极的、令人振奋的答案。”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韩平如是说。

柯城区探索的“一校两区”，以城带乡，使柯城城乡义务教育从均衡向优质、特色、高位发展。今年6月，柯城的这项工作得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的肯定和批示。

在学校和两个学长篇6

―――记我所经历的那些人和事儿

（行走篇）

毛安中学 吴金泉（教科室副主任）

我从教的经历，几乎是踏着中国改革的鼓点开始起步的。79年考进师范学校，82年走上讲台，至今已有30年了。我在人生的不经意间，成为了教育改革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人们常说，教育是阳光底下最神圣的事业，教师用手举起的是明天的太阳。教育是幸运的，我个人也是幸运的。今天，站在历史结点上，脚踏家乡这片熟悉的土地，聆听校园里的琅琅书声，我仿佛又一次回到了从前那些曾经的日子，重温了那些足以让人或沉思或感奋或欣慰的人和事。

一、乡村小学，孩子在长，希望在长

祠岭小学是我工作的第一站。这是一所村小，坐落在一座小村庄的北头，与一爿当时称之为代销部的小商店相毗邻，因为村干部要是开个什么会的话也会聚到学校，所以这里就算是全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了。

学校有两排十来间低矮的平房，中间是操场，农忙季节也就成了当地村民的晒场。学生最多时一百一二十名，五个年级四个班，通常是二、四年级放在一个教室里上课，我去以后最初就是带这样的复式班。

全校四名教师中，三名是民师，其中两个初中学历，一个高中学历。因为他们都是本村人，所以可以吃住在家。只有我是外村人，又是公办教师，拿国家钱，所以安排到那里时，中心小学的校长叮嘱有加，说是一定要以校为家，多向老教师学习，不要辜负了领导和组织的期望。这样我便吃住在校，办公室里放张床搁上被条就成了我的卧室兼休息室了。

课程并不难上，每个年级只开语文和数学，后来加了科自然，一开始也没有纳入升学考试的范围，大家也就马马虎虎的上。我最怕的是晚上，一个人住校，觉得十分漫长，特别是寒冷的冬夜，听着窗外呜呜的风声，真有百年孤独的感觉。不过也有开心和快乐的时候，大概是八五、六年吧，扫盲抓的特紧，学校开设了夜校，安排我和一名年轻教师上课，教那些大大小小的姑娘们学习文化，她们一来就是一大群，叽叽喳喳，很是热闹，我也暂时忘记了寂寞与孤独。

后来,那个读了高中的老师顶替父亲的职离开了学校。校长也差不多是这时离开教育系统的――他因为干得很出色，领导能力强，乡里提拔他当任了村委会主任。从孩子王成为了父母官，这在当时是很荣耀也令人羡慕的事情。要知道，当时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说是某供销社营业员对一名中学老师说：小伙子，好好干吧。干好了，我提拔你当营业员！

我从这时起便成为了这个学校的头，一干就是八年。八年中，一切都在悄然改变。学生们一茬一茬地来，又一茬一茬地走；人们在关注自己孩子的同时开始关注学校，关注教师的生活；学校建起了新的校舍，孩子们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教室。

在这里，孩子们在长大，希望也在长大。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了。

二、一所普通初中，一段精彩传奇

90年，我被调到武昌中学任教。这是一所非常普通的农村初级中学，我去的时候，校园并不大，青一色的平房，完全没有现在这般高楼林立的恢弘气象。因那时也还没有修筑纵贯全县的安九公路，从县城出发无论是经过华阳还是经过长岭，差不多都要绕半个望江才能到学校。然而，就是这样一所地理位置偏僻的学校，却一次又一次刷新了人们的视线，上演了一段精彩的传奇。

传奇之一是学校的教学质量在当时可谓独占鳌头，被当时高士镇政府认为是高士镇引以为豪的拳头产品。在长达近十年的时间里，学生中考平均成绩都在全县前一两名，都要超过当时市重点望江二中的建档线。学生中没有考不上高中的，特别是当时争夺还十分激烈的中专，达线比例远远超过同类学校。城里许多家长慕名将孩子送到这里读书，成为当时乃至今后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传奇之二是学校连续出现了两任女校长，她们先后当选过安庆市人大代表，这在望江教育史上也是不曾有过的现象。现在看她们两人各有千秋，前任的朱淑华校长在做实、做细、做出品牌上功不可没；而后任的徐川枝校长在做大、做强、做出规模上也是独有建树。

是什么创造了这段精彩的传奇呢？朱淑华校长在一次全县教育系统经验交流大会上曾做过介绍，她说：我没有什么好讲的，就两个字，大家都能做的,不过我是实打实地做了,这就是“恒”与“细”。

到武昌任教不久，我就

领略了这种“恒”的坚韧和“细”的严格。那时我带了个初一班语文和班主任，我几乎是每天都能看到老校长亲自吹口哨组织学生出操，如果是周一则要组织举行升旗仪式，在国旗下讲话。每天学生就寝后都要亲自督寝，在校园内巡视，直到夜阑人静，全部安顿下来。寒来暑往，数年如一。她的“细”也着实让我“怵”了一回。93年下学期，我带初三（2）班班主任，在一次卫生检查评比后，她问我班得分情况，我说：还好，95分。谁知，她接着扔过来一句话：哪一项扣了5分？我懵了，真还不知道，顿时只得吱吱唔唔。告诉你吧，有两床被条没叠放整齐。她接着说，当班主任粗枝大叶可不行啊。

今天，当年的老校长早已退休，我们仍在为教育而奔走，我们从外面的世界里看到了成功的教育需要坚守，需要精细。然而，当我们静下心来，回望身后的时候，我们会惊喜地发现，我们的前人当年已经将这些演绎得是何等的厚重和精彩啊。三、两张广告牌，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今年7月份，学校墙壁上突然多了两块很大的广告牌，是本县两家职业技术学校挂上的，一家是皖江，另一家是宏艺，广告设计得十分精致，个性鲜明地亮出了各自的特色，很是能吸引学生的眼球，为校园文化建设增色不少，也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当前我县教育的新思路、新格局：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和谐共生、同步发展。

令我们高兴的是，8月底县局职成股告诉我们，我校已累计完成80%的职教招生任务，鼓励我们再接再厉。我知道，虽然还有差距，但较过去每年不到百分之二三十的比例已经是质的突破了。

记得20__年的时候，县职中几位老师到我校招生，酒席间三句话不离本行，请我们多多协助，争取能送去一部分学生。他们的话还未落地，坐在席间的一位老干部叫了起来：求你们别再哄人了，什么读职中好，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吗？一时间弄得在座的都十分尴尬。

其实，老干部发的是牢骚，说的是实话，他的两个孩子读的都是职校，大孩子毕业一年多了，为了工作还在四处碰壁。其他读职中一类学校的学生，境遇也好不到哪里去。

现在情况不同了，很多家长都是主动送学生上职校的。我曾经问过一位家长，你的孩子成绩还可以，为什么也选择职校。他告诉我，自己在江浙那边混，看到职校毕业的学生很吃香，人家争着要，就将孩子送职校了，两三年就能学有所成，短平快吧。

这种变化可谓来之不易，只有教育人自己才知道其中的酸甜苦辣；另外,它也是教育在漫长等待后的理性回归，一个经济社会多元化的时代，需要的是多元的教育。从一枝独秀到万紫千红，既是时代催生了教育，也是教育把握了时代。望江赶上的不就是这样一个姹紫嫣红的教育时代吗？

在学校和两个学长篇7

向明中学校长芮仁杰诚恳地说：我们是真来办学校的，你们等着看吧。

缘起

作为上海市区里的百年名校，向明中学选择在处于郊区的浦江镇建立分校，契机源于2010年上海世博会。

世博会造成了上万户动迁居民，浦江镇因为距离市区近、面积大、人文自然资源丰富并且发展进度快，成为了安置动迁居民的首选区域。为了消除动迁居民的后顾之忧，政府极力承诺“一定在经济、文化、交通各方面保障你们的生活品质”，2006年，为动迁居民配套的初级中学“世博初中”建成并投入使用。

但是到了2009年，学校第一批招收的学生初中毕业，正需进入高中继续学业之时，学生家长们才焦急地发现浦江镇竟然“无高中可上”。

动迁居民张国华的女儿张雪就是这一届的初中毕业生，张国华回忆当时的情况，浦江镇只有一个教学质量不是很好的浦江高级中学，闵行区七宝镇的七宝中学师资很好，但是离家很远，而且招生收分也高，张雪的成绩中等偏上，也不知道考试能不能发挥好，当时他在给女儿当志愿参谋的时候就非常“纠结”，不知道该如何选择。

与很多农村一样，浦江镇地广人众，教育资源却很匮乏，而上万户世博家园动迁居民的进入，无疑加剧了矛盾。

2009年初，针对这一矛盾，上海市委牵线闵行区和卢湾区教育局，制定了一个“将城区优质教育资源引入浦江镇”的计划，这计划中的“城区优质资源”最后确定为向明中学。

刚得到教育局通知的时候，芮仁杰很意外，也很兴奋，向明中学在农村建立分校，不仅具有社会意义和教育价值，对于向明中学自身管理及社会影响力的提升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芮仁杰跟副校长也是后来浦江校区的常务校长周孝放，讨论分校的筹建事宜时，谈到一种可能的局面：学校名不副实的办学方法会令当地学生家长很失望。

芮仁杰把沙发一拍：“那我们就来办一所原汁原味向明血统的学校！”

“学校下乡”运动

2009年2月26日，在闵行区和卢湾区教育局领导的共同参与之下，向明中学浦江校区的签约揭牌仪式在浦江镇举行，一所学校的“良种移植”开始了。

为了缩减工时，保证9月1日正常开学，浦江校区办学第一年的学校和教学设备暂定依托世博初中，而属于自己的学校设施及相关资源也计划在世博初中的基础上进行扩建。

在学校建设资金方面，闵行区和卢湾区教育局达成一致：浦江校区所有“搬不走” 的硬件设施，包括教学楼、宿舍、实验室、操场等，由闵行区政府出资建造；而所有“搬得走”的软件设施，如电脑、实验器材等，由卢湾区政府出资配置；学校60%的办学经费由闵行区承担，剩下的40%以及学校老师的工资经费由卢湾区承担。

芮仁杰常常跟人开玩笑说：“浦江校区是一个娃两个爹，享受着双份父爱，但他所承担的期望与责任自然也是加倍的。”

2009年暑假，能够容纳一个年级高中教学的向明中学浦江校区已经基本完备，但师资问题却仍然没有解决。

向明中学卢湾校区和浦江校区周边生活环境差别犹如天壤，而且两个校区在教学设施及其他资源方面也存在着必然的差距，就算是按常理常情，也没有老师愿意主动“支边”。

但教师是教育的关键，师资也是“向明血统”里最重要的基因，所以芮仁杰很坚持：“一定要让我们自己的老师过去，而且必须是好老师！”

为了提高老师们的积极性，解决其后顾之忧，同时也兼顾公平和人性化，学校“想了很多办法”。

“三年轮岗制”就是其中之一，学校规定卢湾校区的老师必须根据学校安排到浦江校区进行为期至少三年的教学，三年以后可以申请调回；在三年内即将退休的老师则必须到浦江校区至少执教一年。芮仁杰说，三年刚好教完一届，学生学习不会断层，对老师来说时间也不算太长，而实行轮岗，可以“让每个老师都参与进来，大家心理也平衡”。另一个办法是给老师们发补贴。芮仁杰通过学校集资，按班主任每月1000元，一般老师每月800元，给浦江校区的老师们发补贴。

此外，学校还在浦江校区为老师们安排了宿舍，并在两个校区之间开通了校车，这样有早晚自习的老师可以住在学校，而当天课程较少或者在两个校区兼课的老师也能在“城乡之间”方便来回。

老师们最终都对学校的安排表示理解，愿意前往浦江镇“下乡支教”。

在这支“开疆扩土”的师资队伍里，有副校长、教导处主任、政教处主任、数学教研组组长、物理教研组组长。

芮仁杰说，在选人的时候，我们都侧重选择业务出色、经验丰富的教师，与此同时还要考虑这个人是否吃苦耐劳，是否易于相处，善于协作，“因为要去的这个环境需要这样的能力和素质”。

老师配置的问题解决以后，招生的难题接踵而来。

向明中学浦江校区第一年计划招收学生160人，但依据“两区教育局合作，向明中学优质教育资源支援农村”的原则，浦江校区生源里的 60% 即96人必须来自闵行区，剩下的名额可在全市招，但在卢湾区只能招5个 。

向明中学在卢湾区自然拥有很高的知名度，但在以农村为主的闵行区，人们对它的了解却很有限，在当地人的心里，七宝镇的七宝中学才是中学里的老大哥。

“我和教导主任、政教主任还有其他老师一起，扛着易拉宝，像招商一样到闵行区的各个初中进行宣传，‘推销’我们向明中学。”周孝放回忆当时的招生情景，说这是向明中学的老师近几十年来都没有干过的事情。

浦江校区招生的老师们向着那些农村的学生和家长们介绍向明中学的历史和成绩，讲述向明中学到浦江镇建校办学的原因和过程，解说浦江校区与卢湾校区管理一致、教学一致，保证两个校区一个出口，毕业学生领同一个毕业证……

2009年9月1日，向明中学浦江校区按照规定招满160个学生，学校如期开学。

老师到位，学生招满，接下来就是真正的教育了。

没那么简单

现任浦江校区高一年级组长的刘老师，也是三年前第一批从卢湾校区过来的老师之一，回想三年前学校的情景，还记忆犹新。

当时浦江校区就一个年级，160个学生，十几个老师，很多教学资源都是借助于卢湾校区和世博初中，“那个时候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打电话”，教学设备出问题、缺少教学文件、兼课老师课程调度、住宿学生突然生病等等，都要想办法处理。而当时学校的建设还没有完成，学生和老师的宿舍条件都不是很好，没有独立卫生间，冬天在公共浴室洗澡很冷，学校周围的生活设施也不完善，没有大型超市，很多东西必须得去市区买……

芮仁杰把这第一年形容为“艰苦创业打天下”的一年，他有时候会对偶尔叫苦的老师们笑着说：“做教育可没那么简单，大家坚持一下，我们这是先苦后甜。”

为了实现两个校区真正的统一管理，芮仁杰制定了教学管理的“六个统一”：培养目标统一、教学要求统一、学科标准统一、课程设置统一、训练体系统一、测评手段统一；而在学校的行政管理上，他作为两个校区的总校长，制定和同一套命令措施，保证两个校区步调一致。

浦江校区拥有卢湾校区的骨干师资力量，要实现“教”的统一并不难，但两边学生资质差距明显，要实现“学”的统一，却不那么容易。

刘老师对此很有感触，卢湾校区的学生自小生活在城市化高度发达的市区，眼界见识、行为习惯等等方面更为优越。

这些学生的问题，也正是老师、校长所面对的问题。

浦江校区实行的是寄宿制学校管理，而又由于浦江镇距离市区较远，所以大多数老师选择了跟学生们一样的“寄宿制”，寄宿制为老师和学生创造了更多的交流时间，这个原本是迫于环境的无奈之举，却成为了浦江校区提升教学、发展学生的“天时”和“地利”。

学校设置了分层补习班，从周一到周四分别是英语、数学、物理、化学，每天晚自习，相应科目的两位老师会开设层次不同的补习课，基础薄弱的学生上基础补习课，能力较强的上拓展提升课。补习课按自愿原则，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进行选择。不上补习课的学生可以在教室上自习也可以到图书馆、电子阅览室阅读图书、浏览资讯。

周孝放说：“农村的学生背负着比城市学生更重的学习精神负担，所以学习的主观动力很强，学习很刻苦，我们想满足每一个学生的学习需要。”

学校要求老师与每位学生保证足够的交流、面批作业的时间，并每天安排老师在自习时间在教室值班，以便于及时为学生解决问题。

家住虹桥镇的学生小敏，理科基础很差，虽然学习勤奋，却很“怕老师”，不敢向老师提问，总是一个人埋头苦思，学习效率也不高。班主任为了提高她的学习，要求她每天至少去一次办公室，向老师问问题，“如果没有问题，你就来和我打个招呼也行”。

在“被迫”问了老师几个问题以后，小敏“胆子大了起来”，开始主动并乐于向老师提问，学习中的问题能够得到及时解决，进步很快，人也变得自信了很多。后来的一次物理测验，班主任担心她不能及格，而结果她却考了A档。

农村孩子心里通常会多一些自卑与惶恐，这不仅阻碍了他们学习的进步，也阻碍着他们人格的成长，老师们应该多关注他们，帮助他们突破那层障碍，获得自信。

第一学期期末考试，两个校区学生成绩差距明显，有人对浦江校区的前景表示担忧，问芮仁杰何必要背这个包袱，建议他申请两所学校，就可以有两套标准，卢湾校区就不会被拖后腿。

芮仁杰说，如果申请两所学校，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两个校区会成为真正的两所学校，既然我们当初是带着破解城乡教育资源均衡化难题这个目标来的，就不应该背离这一方向。

一根藤上两个瓜

2012年是向明中学浦江校区自办学招生以来，第一次面对高考这把铁尺的检验，结果让浦江校区的领导和老师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浦江校区12级学生本科上线率为100%，一本上线率超过50% ，这样的成绩在闵行区仅次于七宝中学，虽然仍比不上卢湾校区的70%，但考虑两区生源素质的差别，已算是不错的成绩。

周校长带着记者参观校园，一边介绍一边说，现在学校该设置的都设置，该完善的都完善了，老师们都对这边的教育生态有了一定的感知，教学思路很清晰，教学秩序很稳定，生源也越来越好，有的老师还在私下里说，要铆足了劲，赶超卢湾校区呢。

其实就在近期的一次高二会考中，浦江校区的化学成绩A档率高达60%，远远超过上海市20% 的标准，也超过了卢湾校区。这让卢湾校区的老师们很“不服气”，说浦江校区老师的成绩是“用时间磨出来的”。

用周孝放的话说，浦江校区确实是一块“教师成长的沃土”。

浦江校区远离市区，没有那么多喧嚣和诱惑，老师们在这里能静下心钻研教学；而且实行寄宿制，老师们能够全程参与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管理，与学生接触多，自然更能把握一些教育的要素，同时综合管理能力也得到了锻炼。

为了平衡两个校区的师资配置，向明中学经常开展一些教研教学学习交流活动，目的是为了让两个校区的教师形成“一个统一、有机流动的整体”。

今年招生已经不再是浦江校区的问题，这里学生的入学成绩甚至比卢湾校区还高5分，但老师们十分清楚浦江校区学生在素质层面存在的欠缺。

所以在基础教育之余，芮仁杰很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学校尽量减少学生的作业负担而鼓励学生读书、看报；建造了机器人实验室、大棚蔬菜实验基地、影像制作室、音乐制作室、向明剧场等，为学生提供多元发展空间；班主任定期带学生到各地历史文化名胜古迹进行“带学习和反思目的”的游览，开阔学生眼界。

在学校和两个学长篇8

谭国湘：我们这边一般情况下是每个任期三年到五年，届满之后就要有个交流。我们当地的教育局特别重视学校的均衡发展，希望通过校长的交流可以让校长们的思想和办学理念在很多学校里面流通，也觉得校长的流动对于学校的发展更有推动力。我个人认为这个制度有利也有弊。从实际工作来看，校长在一所学校工作三年的话，对巩固这所学校的文化不是很有作用。因为一个校长到一所新学校，他要花时间去了解这所学校，在此基础上还要分析、确定计划、组建团队，进入状态最快的话也要有一个学期。拟定的规划，也要边做边修改边完善，至少要一至三年的时间才可以形成自己的理念和做法，并逐步得到教师们的认可。而要形成一种文化、一种管理的模式，建立比较完善的制度，必须还得要有个轮回。所以我觉得，要想在三年至五年的时间里在一所学校形成一个校长的办学思想，还真的是有点儿难。

《中国教师》：您在几所学校做过校长？

谭国湘：我曾经在两所学校担任过校长。2005年至2009年我在一所薄弱学校当了四年校长，2009年在校长交流时，又被安排到现在的学校。

《中国教师》：您从上一所学校离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遗憾呢？

谭国湘：我当校长的第一所学校地处城郊结合部，办学条件比较差，管理也不怎么规范，所以当时在那里的四年，主要是对浅层的工作做了一些努力。例如在校园环境的改造、教学设备的更新、学生卫生习惯、行为习惯等方面，做了一些具体的事情。学校的校容校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由原来一间多媒体教室都没有，到后来班班都有多媒体、每班一台笔记本电脑；由原来坑坑洼洼的操场变成塑胶操场等。原来学校对教师管理方面比较松散，就连评优评先都是轮流坐庄，今年你评明年他评，没有什么标准。我们在那儿的四年，出台了一些相关的制定，见到了一些成效。但是还没有真正深入到学校的长远规划以及学校的文化建设方面，一些制度也还需进一步的完善。

《中国教师》：您到了这所学校以后是怎样开展工作的？

谭国湘：因为我以前曾经在这所学校工作过20年，对学校的基本情况比较熟悉，但是，毕竟离开了四年，这期间学校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对现状先做分析，所以和团队成员一起对学校做了一下盘点，弄清了自己的劣势和不足在哪些地方。为确定我们今后发展的方向，做了一个三年的计划，然后开始按照那个计划去执行。今年是我到这所学校的第三年，我们所计划的一些方案、学校的一些文化活动已经进入到第二年了。第一年在做的过程中还存有不完整、不完善的地方，今年准备进一步去完善它，把这些活动做得更细、更精。

《中国教师》：如果您可以在这个学校做10年甚至20年，那么您开展工作的方法跟现在任期制背景下的做法会有什么不同？

谭国湘：说实在的，校长也是凡人，都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在任职期间尽快见到成效，如果在一所学校任职的时间比较短，难免就会出现急功近利的现象，当然我们也不想这样。但是不得不说“奖牌”也或多或少能体现出校长的工作业绩。如果在一个学校任职的时间长一些的话，那校长就会考虑得更加长远一些。学校的发展毕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教育”也是一门慢的科学。如果任期短的话，我可能会更多考虑怎样把政绩拿到手。例如在参加竞赛的时候，就会把精力集中在几个优秀的教师身上。反之，我就要让每一位教师有参加竞赛的机会，因为只有每位教师都有提高，教师队伍整体才能得到提高。任期长了我就不会在乎别人对我第一年、第二年的评价，就会致力于更长远的目标的实现。一所学校的文化、一所学校的制度也是要通过实践来进行检验的，有时想法可能很好，但是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就要一个个地去堵漏洞，逐步完善制度，而不是一开始就织好了一张网。

师资队伍建设方面，也要有一个长远的、系统的计划，分层、分批、分阶段来培养。针对不同层次的教师制订针对性的培养计划。培养出来一批人以后，第一批教师就去带第二批教师，第一批和第二批教师一起带第三批教师，代代相传。这样学校就能培养出更多的名师了。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能发现哪些人在实践方面有优势；哪些人在理论方面有自己的优势，或鼓励青年教师培养这些方面的优势，与他们一起制订个人发展计划。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实施这个计划了，每次派教师去赛课，推举的可能不是第一名，也可能取得的不是最好的成绩，但是我们给予了每位教师这样的参与机会。至今两年过去了，已经产生了第一批学校自己认定的名师。这批名师目前就做了师傅，开始带徒弟。我们不仅考核教师个人的成绩，同时还把教师放到一个个教研组里面，对整个组进行整体考核，以培养他们的团队意识，这样一来，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就会上升。

《中国教师》：如果面临着交流的话，我觉得任何一位校长都应该把好的做法沉淀成制度，然后保护这个成果，您觉得现实吗？

谭国湘：校长走了，他的思想、理念以及一些做法，肯定会或多或少沉淀下来，如果新校长能根据学校的发展计划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那会少走很多的弯路。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路，例如有人说学校特色的形成与校长的爱好是息息相关的，如果学校的特色也好，所谓学校文化也好，三、五年一换的话，那显然难有好的结果。

《中国教师》：贵地教育行政部门领导评估校长主要是通过什么方式？主要看重哪几点？

谭国湘：教育局对校长的评估，一般是一年一次，采用综合考评的方式。一是听取校长的述职报告；二是请本校教师从多个方面给校长打分，如道德、办学理念、团队建设、管理水平、工作能力、廉政等方面，所有的教师都参与；三是个别座谈，上级领导逐一和教师座谈，听取他们对校长及班子成员的评价意见。除此之外，一年一度的学校目标管理检查（学校各项工作的千分制考核）也是对校长综合考核的一个重要部分，学校的整体评分情况与校长的任职是挂钩的，如果连续出现两年倒数第一、二名，这个校长就不再会被聘任。

《中国教师》：总体而言，您对校长任期和校长绩效考核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建议？

谭国湘：校长的任期可以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来定，不一定要规定一个固定的时间，有的校长确实只要两三年就可以让学校大变样，有的则不然。校长的绩效考核如果能跟教师教学一样进行分层考核可能会要好一些。学校的基础不一样，发展的进度、前进的步伐就不会一致，不能用学校取得成绩的多少作为考核校长的唯一依据，要从学校发展的角度去看。

《中国教师》：贵地区的校长是由教育局委派的吗？委任校长时会不会考虑学校教师的意见？是满两届之后就必须交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