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作品范文

梁实秋作品篇1

  如前所述，梁实秋宣扬的是普遍人性理论，认为人性是不变的，所以排斥左翼的阶级性理论。梁实秋在此方面的论战依旧是颂扬文学描写的是恒久不变的人性—“在资产上论，人有贫富之别，而在人性上论，根本没有多大差别。……喜怒哀乐的常情，并不限于阶级。文学的对象就是这超阶级而存在的常情，所以文学不必有阶级性，如其文学反映出多少阶级性，那也只是附带的一点色彩，其本质固在于人性之描写而不在于阶级性的表现。”②这时候，梁实秋己经不再把文学的普遍性与阶级性完全对立，而是把阶级性作为一个背景材料，处在不重要的地位。“‘阶级’云云，是历史方面背景方面的一部分研究，真正的批评是要发挥这剧中的人性。阶级性只是表面现象。文学的精髓是人性的描写。人性与阶级性可以同时并存的，但是我们要认清这轻重表里之别。”③梁实秋强调的是文学批评中的普遍人性，认为其他都是次要的。他的这些论述都是围绕文学批评的伦理价值判断来进行的，是其古典主义文学本体论的表现。他认为如果过分强调阶级性的作用只会丧失文学的本来面目，造成文学价值判断的偏离。尤其是左翼作家的乱贴标签、非此即彼的文学理论，梁实秋给予了批判:“‘普罗文学家’的方程式是非‘普罗文学’即‘资产阶级文学’或‘绅士阶级文学’，非‘马克思主义文学’即‘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非以文学为武器，即以文学为娱乐。其实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④在梁实秋看来，文学批评是严重的，是来表达普遍的人性的，并不仅仅是武器或者娱乐的二分法，认为文学可以既关注人生，又能脱离“教训主义”、“功利主义”的巢臼，实现一种非功利主义的道德价值。按照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人性有三个层次:人与动物性类同的自然属性、人区别于动物性的族类特性和包括阶级性在内的人的社会历史性。梁实秋这里所说的是人的族类特性，它脱离了人的具体社会历史环境，超越了人的阶级关系，仍是一种抽象的人性，只是归结为“喜怒哀乐”纯粹的形式。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所论及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族“类”特性。⑤其实人性和阶级性是对立统一的，并不能单纯的切割开来分清孰轻孰重，必须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进行判断，诚然，在革命斗争时期，阶级性无疑是压倒了文学性，这样是有利于促进革命精神的高涨，配合革命形势的发展，所以本文在论述梁实秋文学批评的价值意义，从不忽略左翼文学特殊时期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3.3反科学思潮的文学批评

    随着接受西方文学思潮的进一步发展，加上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向西方学习，科学思潮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如胡适所言:“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勿论懂与不懂，勿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者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①科学已成为一种信仰，一种价值，一种主义，成为当时主流意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作为意识形态形式之一的文学及文学批评也就必然受到其影响。很多批评家便使用科学来进行文学作品的判断，如心理学批评、精神批评等等。在梁实秋眼，这完全是脱离了文学批评的本质，“文学批评可以是美学的，可以是道德的，但恰恰不能使用科学”。梁实秋所说的科学包含的比较广泛，主要是美学、心理学、唯物论的文学批评。我们在第一章已经详细论述了梁实秋文学批评体系中“文学的美”的伦理价值特征，他反对朱光潜所言的纯粹的美学。总体上说，梁实秋奉行的是“重善轻美”的审美旨趣，注重文学与道德的关系:“它(文字)能记载下作者的一段感情使读者起情感的共鸣，它能记载下人生的一段经验使读者加深对于人生的认识，它能记载下社会的一段现象使读者思索那里面蕴含着的问题，总之文学借着文字能发挥它的道德的任务，但是这与美无关。”②因此，在他看来，这类文学在价值取向上表现为把文学当作纯粹的艺术”，受这种文学价值观影响，“许多抱游戏态度的人 (dilettante)把文学当作了娱乐消闲之用，更有些人从而钻进‘美学’的歧途，误认为在那里可以建起文艺的哲学或心理学”。③梁实秋重“善”轻“美”的批评观暴露出了其儒家道德本位的偏颇。文学作为人学，应该以“真善美”为永恒追求，梁实秋把“真”界定为“忠于人性”，把“善”界定为“道德的”，把“美”界定为“形式的”，从而把能直接产生道德意义的“善”视为文学追求的最高目标。其实梁实秋的文学批评具有和他同时代人同样的局限性，往往把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来对待，而不是从审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考察。因为有了对于人性精神价值不朽的追求，梁实秋坚决反对“科学”地批评文学。他认为科学与文学根本就是两个领域的问题，不可混淆。因此对于由科学主义思潮所引发的“科学的批评”倾向，即把文学批评等同于科学方法，梁实秋予以强烈的反驳:“文学批评也不是科学。以科学方法(假如世界上有所谓‘科学方法’者)施于文学批评，有绝大之缺憾。文学批评根本的不是事实的归纳，而是伦理的选择，不是统计的研究，而是价值的估定。凡是价值问题以内的事务，科学不便过问。近代科学—或假科学—发达的结果，文学批评亦有变成科学之势。”④这里的关键点是“价值”。梁实秋强调，文学批评是属于价值论范畴的，它包括伦理的选择与取舍，情感的契合与排斥等。因此，它不能仅成为认识论范畴的事实归纳，或像统计学上的核算一般。梁实秋还列举了台恩 (taine)的英国文学史，只是从事实中抽出原理，来证明文学与社会环境的关系;而圣伯甫(sainte一beuve)的批评方法，亦只是从研究作家传记出发，来说明作品与作家的关系。他认为，这些只是归纳性的、考据性的工作而已，算不上真正的文学批评，因为这些机械、简单的梳理，并没有涉及人性与人生问题的探究。同时梁实秋对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学的批评方法和精神分析批评方法进行了评判。他认为社会学批评方法首先解决的是文学创造受社会的支配，故文学批评要解释其当时的社会状况。但是这不是批评的关键，不能算是评价其内容的价值。尤其是左翼作家引进的阶级批评、唯物论批评，更是遭到梁实秋的否定:“文艺的创作没有一个呆板的固定的公式。用‘唯物史观’‘经济的解释’‘阶级性’‘斗争的武器’……等等来作为文艺理论的基础，不是错误的使用科学方法，便是另有用意。所谓‘科学的’这个名词，至此已失掉原有的意义。”①所谓“别有用意”，梁实秋认为这是左翼作家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机械运用科学的方法批评文学，只是为了阶级服务的需要而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梁实秋强调文学批评的严肃、纯正，所以他反对弗洛伊德的心理批评，认为那是一种变态。“精神分析学是解剖变态心理的一个利器，而对于一个身心健全不失常态的人完全没有用处。最伟大的作家几乎没有变态的，无论其情感是如何丰富，想象是如何发达，总不失其心理上的平衡。”他认为，第一流作家的心态都是健全的，“唯在第二流及以下的作者，或许有变态的心理，或许有供给精神分析学者研究的材料。”于是他认为“以‘心理分析’为文学批评的方法者，则更是假科学的批评之最下乘了。”②所以使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俄狄浦斯王》，被梁实秋认为是低劣的作品—因为其不符合常态的人性，且其批评方法也是不正确的。以反为建，梁实秋否定之后，很自然得出自己的结论:“文学批评根本的不是事实的归纳，而是伦理的选择;不是统计学的研究，而是价值的估定。凡是价值问题以内的事务，学便不能过问。因为文学批评的任务是在确定作品的价值，而不在说明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其对外之关系。所以说，文学批评不是科学。”

3.4小结

    有人指出:“梁实秋的文艺思想说‘不’充分，说‘是’不足。在中国现代文学历史进程中，他否定了一个主题，但是未能像胡适上述自由主义文学家那样应运创作一个时代说要求的主题，富有现代性的主题。”④这段评价很好地展现了梁实秋早期文学批评“以反为建”的特点，也透露了梁实秋的文学批评的宗旨与当时文学批评主流的矛盾冲突。梁实秋企图建立一个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为指导，适合中国本身文学批评的体系。首先他批判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多是“出世的思想与饭返自然的思想”而“儒家根本的就没有正经的有过文学思想，并且儒家的论调根本的不合于文学的发展”。①正因为如此，梁实秋为了求新知，在新人文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介绍了大量的西方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和一些西方文学潮流，对于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和文学史的书写也是梁实秋早期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在《文艺批评论》一书中，梁实秋详细地介绍并批评了从希腊的古典批评到近代批评，其中有亚里士多德、西塞罗、何瑞思、约翰孙、莎士比亚等文学批评家的批评;也有古典主义批评、浪漫主义批评等文学家潮流的批评，都显示了他积极介绍西方优秀的文学批评作品的努力。特别是梁实秋入台湾的《约翰逊》、《永恒的剧场—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译序、关于莎士比亚(轶文辑录)等，也显示了对于西方文学批评的引进及其人性理论的坚守。他着力编写了三卷本的《英国文学史》和《英国文学选》，可谓是这一生都在致力于介绍与传播西方的文学知识，借以实现中国自己文学批评体系的构成，虽然他后期由于人性论的原因而主要倾向于《雅舍小品》系列散文的创作，但是梁实秋对于介绍西方文学的努力是孜孜不倦的。高旭东曾经评价梁实秋为“穿着西装的孔夫子”，其实结合他的文学批评，尤其是早期的文学致力，梁实秋应该是“穿着长袍的西方人，’o梁实秋在构建自己文学批评理论的同时，有着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附带的政治批评。梁实秋的政治批评充分体现出其敏锐的政治感，和紧随时代步伐的时效感。从1929年的((新月))时期跟着胡适谈政治，到1948年在((世纪评论》上所发表的一束政论为止，梁实秋谈了二十年的政治，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北京主办《自由评论》的时候，梁实秋和罗隆基搞在一起，谈政治的兴趣完全压倒了文学。②梁实秋的政治批评配合他的文学批评，主要是倡导政治自由、思想自由，赞赏资产阶级的文明与民主。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反对思想统一:“天下最专制的事无过于压迫思想。”③所以他既反对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控制文学，“以任何文学批评上的主义来统一文艺，都是不可能的，何况是政治上的一种主义?”④也反对普罗文人的阶级性与宣传性，“俄国共产党颁布的文艺政策，里面并没有什么理论依据。只是几种卑下的心理之显明的表现而已:一种暴虐，以政治的手段来剥夺作者的思想自由;一种愚蠢，以政治的手段来求文学的清一色。”⑤于是，所有要求思想统一，认为文艺是宣传的工具，梁实秋都严词反对:“鼓吹阶级斗争的文艺作品，我是不赞成的，实在讲，凡是宣传任何主义的作品，我都不以为有多少文艺价值。文艺的价值，不在做某项的工具，文艺本身就是目的。”⑥梁实秋完美地把政治批评和文学批评结合起来，很好地建构了自己人文主义伦理批评的理想，反对限制自由的政治工具批评，而是要求伦理道德的有意义的文学批评，这样才能体现文学的价值，成就不朽的文学批评。总而言之，书写西方文学家与文学史及文学思潮和紧随时代感的政治批评都很好地配合了梁实秋早期文学批评“以反为建”的批评模式，而且增加了其文学批评的中西结合和理论基石，且对于时代政治的关注，使梁实秋的文学批评有了很强的时代效应，反映了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文人的特点，同时也透露了作为人文主义者对政治批评的态度，从而有力地支持了他的文学批评理念。

梁实秋作品篇2

人在没有死以前是要努力做人的。人是要去做的。做人的道理在于克己。早晨是否黎明即起，是否贪睡懒觉，事情虽小，其意义所在甚巨。这是每天生活斗争中之第一个回合。

物以稀为贵。但是书究竟不是普通的货物。书是人类的智慧的结晶，经验的宝藏，所以尽管如今满坑满谷的都是书，书的价值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价廉未必货色差，畅销未必内容好。书的价值在于其内容的精到。

一、珠联璧合的京味儿相声

抗战期间，有一次要开一个筹集善款游艺大会，梁实秋和老舍决定合作一段北京相声。老舍选了两个老段子——《新洪洋洞》《一家六口》。演出当天，两位登台，一边一个，面无表情地一站，两件破纺绸大褂，一人一把扇子。高潮部分老舍拿折扇敲了梁实秋的头。事先说好只是比画一下，结果老舍抡起大折扇狠狠向梁实秋打来，梁看来势不妙，向后一闪，正好打落了梁的眼镜。说时迟，那时快，梁实秋手掌向上两手平伸，正好托住那落下来的眼镜，他保持那个姿势不动，引得台下喝彩声阵阵，有人认为这是一手绝活儿，还高呼：“再来一回！”

二、“雅舍”的由来

1949年梁实秋出版了著名的散文集《雅舍小品》，一经出版，一版再版，畅销不衰，创下了中国现代散文作品最高的发行纪录。这些文章基本属于学者型的知性散文，题材海阔天空，信笔由缰，娓娓道来。1939年初夏，梁实秋的好友吴景超、龚业雅夫妇由市区迁来北碚居住。梁实秋跟他们合伙买了一处农舍。房乃新建，没有门牌邮递不便，商量给房子取名字时，梁实秋说：“何不即用业雅的‘雅’字？叫‘雅舍’可也。”见众人皆无异议，梁实秋便找来一块木牌，上书“雅舍”二字立在屋前。这就是“雅舍”的由来。而这所谓的“雅舍”，实乃陋室。是重庆北碚依山坡而建的六间房子，墙是竹篾和泥糊成的，窗子上糊着纸，地板走上去则吱吱作响。

三、梁实秋译《莎士比亚全集》的往事

梁实秋说，“领导我、鼓励我、支持我，使我能于断断续续三十年间完成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者，有三个人：胡先生（指胡适）、我的父亲、我的妻子。”1930年年底，胡适任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翻译委员会，想向国内翻译、介绍莎士比亚。胡适找了五个人来担此重任：闻一多、徐志摩、陈西滢、叶公超、梁实秋，只有梁实秋一个人最终圆满地完成了《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抗战胜利后，一次年过七十的老父拄着拐杖走进梁实秋的书房，问莎剧译成多少，梁实秋很惭愧抗战八年交了白卷，父亲勉励他说：“无论如何要译完它。”一句话，说得梁实秋心头发热，眼含热泪。不久，父亲过世，梁实秋说：“我就是为了他这一句话，下了决心必不负他的期望。”妻子程季淑也在背后默默地支持，梁实秋回忆说：“我翻译莎氏，没有什么报酬可言，穷年累月，兀兀不休，其间也很少得到鼓励，漫漫长途中陪伴我体贴我的只有季淑一人。”

（选自王国华著《重写梁实秋》，中国物资出版社）

梁实秋作品篇3

1986年生，曾多次获全国女子少年围棋冠军。2000年入选国家女子少年围棋队。2002年入选国家女子围棋队。2003年任《弈坛春秋》主持人，至2005年。2006年进入上海财经大学国际金融专业学习。2009年回京，在加拿大一旅游地产公司任营销总监。2011年自主创业。现任“神州智联”科技有限公司运营副总裁。

“小学语文老师都知道他，说我脑门长得蛮像他”

上小学的时候，王雨荍就常听人说：“她脑门和下巴跟梁实秋长得还蛮像的。”但一直很“晚熟”的她只知道梁实秋是她从未见过的老姥爷，她对他的全部印象便是位有名的大作家，语文老师们都知道他，仅此而已。

王雨荍更多的是沉浸在自己的骄傲里，经常有人夸她，“这个小孩儿下围棋很厉害，七八岁就拿全国冠军了”。奶奶（梁实秋的长女梁文茜）跟别人介绍她的时候也总是特别自豪:“我孙女儿可聪明了，是围棋冠军。”

王雨荍小的时候，奶奶和父母也从来不会刻意让她去读梁实秋的作品。王雨荍笑着说道，“让一个小学生读梁实秋，太难为人了”。那时候，她更喜欢读儿童版的西方文学，像《简爱》、《秘密花园》。有时候奶奶会给她转述一些梁实秋的作品，都是些短小精悍而有趣的小故事。直到十七八岁，王雨荍才开始读了《雅舍小品》、《雅舍杂文》。

从奶奶口中，王雨荍得知梁实秋“非常慈爱”，有时候奶奶会对她说，“如果他还活着，肯定特别喜欢你，他喜欢有才华的小孩儿”。比如才华外露的梁文茜便是梁实秋最疼爱的孩子。梁实秋管教孩子很严格，每天晚上都让孩子们练上两大张毛笔字，有时候还布置小作文，写得不好梁实秋会“勃然大怒”，让孩子们重写。正因如此，梁文茜现在写得一手漂亮的字，而且文学功底也特别扎实。

“奶奶很喜欢写诗，主要是打油诗，尤其是逢年过节全家团聚的时候。写完后我们会交流。”如今，王雨荍也经常写诗，有时在堵车途中作首打油诗寻点乐趣，有时也写些现代诗抒怀，“但我爸说现代诗不叫诗，二两白的喝下去谁都能写”。

在雨荍家里，除了写诗，每年春节，还会举行一场“围棋大赛”。从梁实秋的父亲梁熙咸到梁实秋，再到他的三个子女，以及王雨荍的父亲王琦，都是围棋迷，于是雨荍六七岁的时候，也被送去学棋，成就了一家“五代棋迷”的佳话。

“生活小情趣是家传的”

玉华台的汤包、生炒鳝鱼丝、北平烤鸭、醋溜鱼、甜汤核桃酪、瓦块鱼、腊肉、面条……这些美食在梁实秋的笔下不仅更加馋人，而且还多了些文化气息。不管是琐碎的食材还是枯燥的工序，在梁实秋的笔下却都生动了起来。不少人都把梁实秋的书作为枕边书，在忙碌奔波一天后从他的文字中体会些生活趣味，领悟些最朴素的生活哲学。

对于梁文茜和王雨荍而言，亦是如此。享受美食是梁文茜从父亲那儿学到的，哪有特色饭馆、哪儿有饭馆新开张，梁文茜都带着孙女一一品尝，“否则就觉得特遗憾”。不管去哪儿参加比赛或者去哪儿吃饭，梁文茜都会叮嘱雨荍“别拘束，好好吃”。

和很多爱美的女孩儿一样，王雨荍冬天不喜欢穿太厚，当妈妈唠叨说会冻病时，奶奶却总在一边说“没事儿，我年轻时就这样”。王雨荍冬天不爱穿裤子，妈妈担心她得风湿，奶奶会说：“我年轻时候里面穿旗袍，围上大围巾、穿上大衣，但下面只能穿丝袜，穿厚了就不好看了。”

“奶奶是北大的高材生，也是校花，还是学校京戏队的，戏唱得好，舞也跳得棒。北大思想比较开放，奶奶能跳上一夜的交谊舞。”王雨荍美美地说道，“我姨奶奶（梁文蔷）遗传妈妈比较多，很严谨，是营养学博士，我奶奶遗传父亲更多，像梁实秋一样很浪漫，喜欢讲故事。和梁实秋在一起不会闷，我奶奶也特能说，很风趣。她当了律师，也是中国第一代女法官。这和她的性格有很大关联”。

在雨荍眼中，父亲也很浪漫。“我爸妈谈恋爱的时候，我爸想骑车去潭柘寺玩，就拿出地图，说你单位到B点5厘米，其实是两公里，B点到潭柘寺也就5厘米。结果骑了两小时都没到。其实我爸是为了能有更多时间和我妈在一起而骗我妈呢，地图上市区的比例是1:1，郊区是1:5。”

这种生活小情趣和达观的生活态度也一直遗传了下来。在和王雨荍的谈笑中，能真切地感受到那份开朗、风趣和对生活的热爱。

“要做高格调、有价值的事情”

小西服、粉色职业短裙，让26岁的王雨荍看起来更成熟、优雅，但说起话来或笑起来依然不失小姑娘的俏皮与可爱。

相比大多数孩子，王雨荍的成长环境更加自由。上小学的时候几乎一半时间都在下棋，但王雨荍的学习成绩却一直都很好。

爸妈常鼓励她：“你的基因注定你不是笨小孩，事实证明你也不是笨小孩。你可以做得更好！”

在围棋队的日子里，王雨荍捧回了不少奖杯。但刚进少年围棋队时，也会面对“你是梁实秋的曾外孙女，这东西不能光靠说的”之类的质疑。

在围棋的博弈中，王雨荍体悟到了人生如下棋，每一步都无法改变，而且要争取让每一步都能发挥好的效用。不管是在加拿大旅游地产公司的打工经历，还是共同创业后的神州智联科技有限公司，王雨荍都有自己的成长和收获。

“我们校训里有句话：经济匡时。经济左右着国家和社会的运转。我一定会在商业领域做出努力，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谈起创业，王雨荍展现出职场成熟的一面。“在感情、生活上，我们可以感性，不计后果，但对工作一定要严谨。我要对投资人负责，对合伙人负责，更重要是对同事负责。”

我们的采访就在王雨荍现在的公司，虽然面积不大，但却是在写字楼的高层，而且视线非常得好。为了让员工有好的环境，宽阔的视野，公司租下了现在的办公室，虽然租金很贵。

王雨荍现在做的无线远程教育就是让教育电子化、生动化，更重要的是可以把教室随时带在身边。“未来将是无线的世界。可能再过两三年，你会发现中国的很多成人教育、MBA、幼儿教育等相对来说可以更自由地学习的领域会出现我们的产品。”对于当前所做的事情，王雨荍满怀期待，她也常和同事们说，“要做高格调的事情。教育育人，不断丰富自己，不仅当前能赚到钱，而且以后回望，会觉得很有意义。”

梁实秋作品篇4

论文关键词：梁实秋；古典主义；文学批评；实践

作为一位散文大家，梁实秋是熠熠生辉的，他那珠玑闪烁的二十几部散文集足以使后来人长久地记住他，但作为一名批评家，他却是长久地被人冷落了，就连《中国现代文选论》也未能收入他的只言片语。然而梁实秋却是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上第一个专门从事文学批评。也是第一个潜心研究文学批评。把文学批评作为专门事业的人。可以说，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一位受过专门训练的批评家。他的古典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及其文学批评实践是独树一帜的。

一、梁实秋古典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渊源及主张

1924年，梁实秋在哈佛大学师从美国评论家、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运动领袖欧文·白壁德，在当时古今中外文化、文学交汇和激荡的大潮中，他经过认真严肃的思考，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摒弃了一度醉心的浪漫主义而一以贯之地尊奉古典主义理论，坚守平实稳健的文化立场，形成了克己内敛、以人为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他试图用西方的文学思想来激活传统的中国文学思想和体系，以“疗救中国文学之弊”。在文学观上，他倡导描写与表达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人性，提倡思想自由．，主张“文学无阶级”，反对把文学当作政治的工具：他不赞同“浪漫主义”，在他眼中，浪漫主义的求新求异是文艺的大敌，而智慧、理念、典雅，提倡和谐、温和的审美感觉的“新古典主义”才是文学的出路。

二、古典主义文学批评实践

在梁实秋身上，有许多矛盾的集结点：他是新文学史上第一个专门从事文学批评的人，但不少学者认为他缺乏批评家的敏锐与才情：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他有系统的批评理论，但很多学者认为他缺乏有力的批评实践。事实上，他依仗古典主义观看同期文学，开辟了一块他人不去问津的批评领域，形成的理论视觉是独特的。在文学批评史上．作为批评家他的位置应该是显著的，尽管古典主义在风云变幻的文坛上有点寂寞。

(一)“历史的透视”的批评方法

梁实秋的古典主义文学批评推崇“历史的透视”的批评方法。他在台湾写就的《关于白壁德先生及其思想》一文中这样说：“我从此了解了什么叫做‘历史的透视’(historicalperspective)，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的价值之衡量要顾到他在整个历史上的地位，也还要注意到文艺之高度严肃性。从极端的浪漫主义，我转到了多少近于古典主义的立场。”他认为研究文学批评，最重要的就是知识的系统化，研究一个题目，要知道它的整个来龙去脉，只有这样，观点和思想才不至于偏颇。他指出把二三流的作家和第一流的作家相提并论，便是缺乏历史的透视．二三流的作家和第一流的作家没有任何的可比性。他认为文学批评第一步是了解历史，第二步是对历史做出判断，判断不仅是批评中最重要的一步，而且是人文主义与非人文主义的分野，人文主义的核心是伦理的选择与价值的估定．而“历史的透视”的批评方法是选择与判断的最佳选择。

(二)对“五四”新文学的反思与评价

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梁实秋在文学批评上最为活跃。他文学批评的中心是对“五四”新文学的反思与评价。他认定文学里有两个主要类别，一是古典类别，二是浪漫类别，“‘古典的’即是健康的，因为其意义在保持各个部分的平衡；‘浪漫的’即是病态的，因为其要点在偏畸的无限发展。”他用古典主义的眼光审视整个现代文学，发表了为新文学把脉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对“五四”浪漫主义文学进行全面抨击，提出一个论断——新文学运动，就全部而言，是一场“良漫的昆乱”。

梁实秋对“五四”新文学的评价恰似白氏对西方近代文学的批判，《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在理论上几乎是白氏《卢梭与浪漫主义》的缩写。他把新文学中的写实主义、自然主义都看作是浪漫主义的变种，统统归入浪漫主义而加以讨伐。而所谓的浪漫主义，在他看来就是一种否定标准，不讲纪律。不求中庸节制，宣扬恣情，思想不健康的文学。“浪漫主义”在他这里成为恶名，而这个恶名把蓬蓬勃勃的新文学否定殆尽。这种观点是新鲜的、泼辣的，但无容置疑是一种偏见，他没有完全弄清浪漫主义的性质．也没有以积极全面的观点来反映整个新文学的本来面目。

在骨子里。梁实秋推崇古典的理性与传统道德信仰，他执拗地坚持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审美价值，认为作为人性最高节制的“理性”才是文学批评的定盘星。他把“五四”新文学运动尽可能地纳入白壁德的浪漫主义文学的理论模式中，以便对它进行批判。在《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中，他认为新文学最主要的特征是对情感的推崇．而情感的宣泄如果不加理性的选择，结果不是流于颓废主义，就是进入假理想主义。颓废主义的文学耽于声色．是不道德的，新文学中大量的抒发恋爱婚姻苦恼的情诗就是代表：凡不流于颓废的又趋于另一极端，便是假理想主义，在浓烈的情感之下，精神错乱，把文学当成疯人的狂语。他认为无论哪一种主义，都是感情上不守纪律的结果，文学并无新旧可分，只有中外可辨。他得出惊人之论：“新文学即是受外国影响后的文学。”

1926年的梁实秋站在古典主义的立场，对新文学运动进行了整体的否定，虽然这种否定并不始于梁实秋，但只有到了梁实秋，才借助西方系统的理论学说，对新文学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整体批判．尽管这种批判只是迟到的批判，并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却显示了梁实秋作为一位文学批评家的立场，他高举着“理性”的大旗，向文坛正式拔出了古典主义批评家的亮剑，并全力展开评论活动。

(三)文学的力量是“理性”

1928年，梁实秋在《新月》创刊号上推出《文学的纪律》一文。《文学的纪律》仍是基于古典主义立场，批评直指浪漫派。着力抨击作为浪漫主义诗学中的“天才的独创”、“想象的自由”两大1：3号，指出浪漫主义者的不仅是新古典的规律，连标准、秩序、理性、节制的精神，都一起打破了。他认为文学的力量，不在于开扩，而在于集中；不在于放纵，而在于节制；打倒“外在的权威”．就要树立起“内在的制裁”。他重申被浪漫主义打翻在地的“文学的纪律”与“节制的精神”，鲜明地指出文学的力量不在情感里，而在制裁情感的理性里，理性是伦理的标准与规则。他认为：“古典主义者所注重的是艺术的健康，健康是由于各个成分之合理的发展，不使任何成分呈畸形的现象，要做到这个地步．必须要有一个制裁的总枢纽．那便是理性。”所以．理性一方面是表现在创作态度上的端庄严谨，要让情感、想象等有所节制：另一方面表现在作品本身的健康儒雅，也就是“本质的醇正”。如果说，《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是从文学实践上批判“五四”新文学的浪漫思潮，那么，《文学的纪律》则是从理论上为这种批判提出依据。这是他在鸟瞰了整个新文学之后，针对他所认为的文学界的混乱情形开出的一剂药方。

三、对文学批评的批评实践

梁实秋的文学批评实践还表现在他对文学批评的批评上。他把当时中国流行的各种批评归纳为“印象主义的批评”和“科学的批评”，并分别加以批判。

(一)对“印象主义的批评”的批评

1928年以前．梁实秋侧重批判的是“印象主义的批评”，他认为“印象主义的批评”把批评与艺术混为一谈，否认批评家判断力的重要，只把批评家局限在鉴赏者的位置，使文学批评为感情用事的印象主义所支配．并把这种批评看作是现代文学浪漫主义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文学的纪律》中他强调指出“文学批评一定要有标准，其灵魂乃是品味，而非创作；其任务乃是判断，而非鉴赏；其方法是客观的。而非主观的。如其吾人能划清这些区别，便当承认文学批评不是创作的艺术。”他认为印象主义批评只重鉴赏，根本错误在于以批评为创作、以品味为天才是主观的，批评的意见与文学作品本身的意义相去甚远，没有固定的标准，是“灵魂的冒险”，结果只是匆促地模糊地观察人生，只看到人生的外表与局部。1928年以后，梁实秋把批评的重点转向“科学的批评”。

(二)对“科学的批评”的批评

近代科学主义思潮的高涨波及到文学批评领域，使文学也变成科学求知的工具。所谓“科学的批评”就是把文学批评等同于科学方法。梁实秋强烈反对这种现象并加以批评。他在《文学批评辩》中说“文学批评也不是科学。以科学方法(假如世界上有所谓”科学方法“者)施于文学批评，有绝大之缺憾。文学批评根本的不是事实的归纳，而是伦理的选择，不是统计的研究，而是价值的估定。凡是价值问题以内的事务，科学不便过问。近代科学——或假科学——发达的结果，文学批评亦有变成科学之势。”在《文学批评的将来》一文中他为“科学的批评”追本溯源，“这是法国的台恩，以至于俄国蒲列汉诺夫这一派的贡献。这一派是挂着科学的招牌，企图着把文学批评放在客观的基础底上，因而为马克思主义之渗入，于是唯物史观的思想以及阶级意识占据了这一学派的中心．其实是台恩当初所意想不到的。因此，科学的批评虽然是以‘科学的’自炫，实则馋人了不少的宣传的成分。”

梁实秋认为“科学的批评”有着机械和背离文学批评目的两大弱点：一由物质的环境说明文学的发生及进展是合理的．但如果成为一个公式普遍应用，就有陷入机械的危险：“科学的批评”在将来即使能够发展起来，其任务也只是说明现象如何发生，是归纳性的、考据性的工作，虽然有价值，但不是纯正的文学批评．并不能履行文学批评终极的任务。文学作品是人性的产物，“人”是有别于“物”的，理想的文学批评是有标准的批评。文学批评的标准是固定的普遍的标准．这个标准必须首先完全撇开机械论，承认文学是人性之产物．：其次．还要撇开感情主义，因为人性是以理性的纪律为基础的．纯正的人性才是文学批评的唯一标准。

不过。梁实秋在抨击“五四”新文学运动、批评“印象主义的批评”和“科学的批评”的同时，也为“浪漫”、“科学”留下了一点空间。那就是他在描述文学批评的将来时，指出理想的批评者还是要有古典派的态度、浪漫派的同情和充分的社会科学史的知识。不过，他始终信守着自己信仰的新人文主义观念，他的文学批评实践归结到一点，就是古典主义的“纪律”，文学批评一定要受到理性的约束与调节。只有节制和正义的文学才能达到人生历史的透视．才能具有伦理价值的严肃．这是梁实秋毕生追求的理想而又完美的文学。

梁实秋作品篇5

  梁实秋曾说过:“人文主义者不信‘进步的观念’可以应用在文学史上，更不信在人类生活上可以找出什么‘历史哲学’。人文主义者崇拜至善至美，文学标准是理想的。”③人文主义者首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一个救亡图存的时代宣扬人文主义，就体现了梁实的理想性。梁实秋文学批评的理想是—追求至善至美的文学批评，但是人性论的理论批评不可能在“美”与“善”的问题上不偏不倚，必定要倾向于道德的善。虽然梁实秋的伦理批评不同于儒家道德说教，但是它具有浓厚的道德色彩而忽略了文学本质的审美因素。作为文学批评，审美的因素无疑是重要的，它涵盖了文学批评的本质因素，是一种审美感受和判断活动，它以一定的欣赏为基础，从具体的审美感受出发解读与领悟作品，并由此对作家作品做出相应的审美判断。而梁实秋几乎是忽视审美的价值的，因为在他的观念里，道德价值无疑是更重要的。他说:“美在文学里的地位是这样的:他随时能给人一点‘美感’，给人一点满足，但并不能令读者至此而止;因为这一点满足是很有限的，远不如音乐与图画，这一点点的美感只能提起读者的兴趣去做更深刻更严肃的追求。”①而这“更深刻更严肃的追求”就是对伦理道德的追求。在重“善”轻“美”的观念的驱动下，梁实秋还批评了前期创造社的文学观，创造社成员主张“文学是自我的表现”，把艺术视点从现实社会转向内心世界，不承认客观世界的真实性，推崇文学创作的“直觉”与“灵感”，比较重视文学的美感作用而排斥文艺的功利主义。但在梁实秋的文学批评中，他从来没有把创造社这一时期的主张当作某一种独具特色的思潮看待，而是把它和受西方颓废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唯美主义等影响而产生的文学流派一齐划入“缺乏严重人生意味的东西”这个大圈子中，也就是从文学价值观上把它们混同为一类。在他看来，这类文学在价值取向上表现为“把文学当作纯粹的艺术”，受这种文学价值观影响，许多人把文学当作了娱乐消谴，有些人则钻进美学的象牙塔，是没有意义的。梁实秋把美学仅仅是当作形式和娱乐消遣的活动，而忽视了美学作为人类的精神追求的价值本质。正是难以平衡这种文学批评中“道德”和“审美”的因素，梁实秋的人性与审美之间充满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他企图传承白璧德的善恶二元批评体系，强调文学批评中的道德因素，在具体的批评过程中，也试图在“善”与“美”二元中兼顾，但是由于他过度强调了道德一元的重要性，无疑削弱了审美的价值所在，而沦为一元的批评模式，丧失了白璧德善恶二元的张力。

    同时，文学批评的审美价值与其社会性也是无法割裂的。因为文学是写人的，它再现人的社会生活，展现人的精神世界，所谓“文学即人学”。自然，文学批评要涉及到人与社会、人的精神世界、人的情感特征等关系，并对此做出判断和评价。批评家也必然在其中表示出他对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解，表示出他对社会的态度和观点。与文学创作相比，由于批评家的分析和评价是一种理论形态，因此所表示出的这种思想倾向可能比作品更为明确。一旦批评角度和价值取向不同，就会分别带上政治和道德批评的性质。在历史发展的巨变时期、在社会矛盾激化的情况下，文学批评的社会维度会更加突显，它会使批评家站在一定的立场上，自觉将文学批评当作宣传或维护没中政治思想主张的途径和手段。②而梁实秋虽然注重人的生活，但是过分地强调人性，把人的概念抽象化，进而远离了具体、实在的人的个体的存在。虽然梁实秋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流派只是在象牙塔里构筑自己的理想花园，但是自己在民族危亡、文学为革命服务的时期提倡一种抽象化的人性论，无疑也是过于理想化的。所以说，梁实秋文学批评体系中的人性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理想的。什么是完美的人性?标准是什么?梁实秋自己都没有明确的回答，人性在他的表述中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梁实秋的理论理想与实践的现实出现了疏离，不单单是外部环境让他的人性论难以很好地发挥作用，就是他自己的人性论框架也时常会出现矛盾。

梁实秋身具浓厚儒家思想的底蕴，而单纯以一种异质化的理论来拯救中国文学的设想是否真正符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文学固然尤其审美本质的属性，但是在非常时期，文学不可能不受到时代、社会、政治的影响而带有了强烈的政治色彩，正如伊格尔顿所说文学就是意识形态的，文学在有意无意间都会蒙上一层政治的色彩。平等对之，我们不得不肯定左翼作家的文学史作用。所以“他们(冯乃超、朱镜我等)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宣传和斗争，明确和积极地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对于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进行历史性的清算和批判，有意识地要和五四启蒙运动以及资产阶级现代性进行决裂，通过这种批判和决裂确立新的文学和文化以及意识形态，将中国的思想文化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①而左翼作家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引入，无疑是强化了文学的社会功能，不但顺应了文学史的发展趋势，而且破除了文学只具有审美功能的神话，在很大程度上了支持了文学革命的发展。

 4.42、结论

    本章从文学革命与独立、中西结合、理想与现实等几个方面，探讨了梁实秋早期文学批评的矛盾悖谬，很突出的一点就是他以人性论为核心的文学批评体系忽视了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而显得抽象、模糊，出现了理想与现实的疏离。诚然，“至善至美”的审美理想的追求是每一个文学批评家的美好愿望，但是，鲜明的国内革命形势和文学的意识形态性都要求文学担当其社会批评的角色，所以二三十年代的文学不可能仅仅是审美批评或者仅仅是伦理批评，因为外部形势赋予文学批评更多的社会因素与文学史的任务，因此，忽视这些社会、政治因素的存在，是不合时宜的。而且，梁实秋引进西方文学批评，在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对白璧德人文主义的改造。很多学者曾经批评梁实秋完全照搬了白璧德的理论，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当初梁实秋引进西方文学批评的目的在于建构中国自己的文学批评体系，所以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改造。同时接受者的内在视野也不断在同化西方文学，使之中国化。西方理论资源孕育于西方特定的历史语境，当它被引入到中国时，随着载体的变更，其内在关系、意蕴必然发生某种变异。因为引入的过程，是一个双向同化的过程。梁实秋接受白璧德的善恶人性论来批评中国的文学，强调理性、注重“文学的美”的特殊的伦理批评特征，都是再造的表现。这里体现的不仅是理论在传播过程中的变异和转化，而且牵扯到种种隐性的文化传统及心理因素。“深刻的片面”已成为现代批评建构中对西方汲取的一大特色。如果换一种视角，也正是因为这种经过中国理论家过滤了的“片面”、非原装的“西方”，才使理论得以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而不致成为无根的浮萍，随时间推移而消逝其生命力。②这当然是梁实秋的优势之处，但是因为其严重忽视了革命性质的因素加上自己内在理论的模糊性，他的这种“嫁接”与改造在一定程度了没有符合中国文学批评的现实，而仅仅沦为了一种抽象的人性论。

梁实秋作品篇6

3.2.1古典主义文学本体观与左翼的文学工具论

    古典主义文学本体观就是强调文学本身的价值，认为文学本身就是目的。首先，梁实秋将文学批评与人性紧密相联，认为它只与人生、人性有关，只履行关怀人生与人性的精神使命。其次要求文学批评的反功利性质，他认为“文学批评本来该是不计功利，无所为而为的活动。”因此他赞同一种沉静的态度:“阿诺德说莎福克里斯之所以伟大，即因他能‘沉静的观察人生，观察人生的全体’(‘       toseelifesteadilyandseeitwh01e’)。”②这一句话道破古往今来的古典主义者对于人生的态度。惟其能沉静的观察，所以能免去主观的偏见;惟其能观察全体，所以能有正确的透视。故古典文学里面表现出来的人性是常态的、是普遍的，其表现的态度是冷静的、清晰的、有纪律的。而且“诗是人生的批评”，文学家应沉静地透彻地观察人生，作品应表现人生，文学批评也就自然是人生的批评。所以文学只为本身而存在，并不是什么宣传或者是阶级的工具。梁实秋强调:“文学是没有阶级性的”，文学作品的产生，“更与阶级观念无关”，“所以文学家的创造并不受着什么外在的拘束，文学家的心目当中并不含有固定的阶级观念，并不含有为某一阶级谋利益的成见，文学家永远不失掉他的独立。”③这种独立便是梁实秋强调“文学的美”的特点，文学是独立的，其本身就是目的，而不可沦为阶级宣传的工具。作为另一面，左翼作家为了配合革命的需要，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认为文学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而受到生产力的制约，文学是有阶级性的。首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从传入之初就带鲜明的阶级性和强烈的革命功利目的。它不是装饰品，不是学者书斋里的事业，而是救济社会、除却弊害、解放思想的武器。所以左翼作家十分关注文艺的政治功能、宣传教育功能，文学的任务就是配合革命斗争的需要，宣传革命事业，歌颂革命精神，追求的就是时效性，他们热切希望作品能够即时起到一呼百应的社会效果，而并不致力于追求作品具有永久存在的价值。因此他们的作品大都充满强烈的时代精神，负载着敏感的社会内容，并带有鲜明的时代情绪和社会心理的印记。因此文学染上了深重了社会性色彩，至于其他方面的特性，如审美性、道德性等都被淡化、弱化，只是看重文学革命宣传的作用。

    但是左翼文学批评过分看重了文艺的工具性作用，产生非此即彼的价值判断—不是歌颂革命就是反革命的文学作品。而且为了服从革命的需要，在作品质量上也相对欠缺，梁实秋就批评左翼文学总是“‘烟囱呀!’‘汽笛呀!’‘机轮呀!’‘列宁呀!’”的空喊而不出“货色”来，这样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文艺要真正有益于社会人生，发挥激情导欲、移风易俗的作用，不达到文艺之所以为文艺的标准，那么，“为人生”、“为革命”的口号还是一句空话。而那时看重文艺，并不在于它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而是在于它能为政治所用，能激发爱国热情。也因此，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反复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而较忽视文艺的特殊性和自身规律。它强调作家缩短、甚至抹掉对于现实生活的深入体验和审美化过程，忽略作家的创造性，因此很难创作出完全成功、具有永久魅力的艺术作品，大多数作品随着某个政治运动的结束、某项中心任务的完成，它们的“生命”亦就告终。①梁实秋对于左翼文学的工具论是有意义的补充，凸显了文学作为本体自身的意义所在，即拥有审美的特性，具有道德价值的判断，而不是单纯的作为宣传的工具，正如鲁迅所说:“一首诗吓不倒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打跑了。”文学表达的不仅仅是作为工具的作用，它必须具备自身的本质特征，可以说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审美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是人与世界形成一种无功利的、形象的和情感的关系状态。②当然，梁实秋并没有强调文学的审美属性，而是更注重文学批评展现人性的一面，也是对于左翼作家片面工具论的一种反驳。

3.2.2贵族性与大众化

梁实秋作品篇7

摘要：《威尼斯商人》是莎士比亚的著名喜剧之一，本文从两方面入手对朱生豪、梁实秋不同译本进行对比研究：第一，通过对典故的翻译来研究两位译者在直译/直译加注/意译的翻译策略上的运用；第二，通过两位译者对归化/异化的不同翻译策略来体现其各自的翻译模式和理念。本文旨在通过以上研究获得对原文的最佳处理和翻译。

关键词：威尼斯商人；典故；直译/直译加注/意译；归化/异化

1.引言

《威尼斯商人》是莎士比亚早期的重要作品，这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不朽巨作到目前为止已有数十个汉语译本，其中又以朱生豪和梁实秋的译本最受欢迎，已被学术界广泛认可。朱、梁两位翻译家虽属同一时代，又同为翻译莎翁作品的权威，但二者的翻译策略不同，其译本各具特色。朱生豪译本以“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为宗旨，译笔流畅，文词华瞻。而梁实秋译本以其则忠实反映莎士比亚原剧的风貌，而深受海内外广大读者的好评。本文从两方面入手对朱生豪、梁实秋不同译本进行对比研究：第一，通过对典故的翻译来研究两位译者在直译/直译加注/意译的翻译策略上的运用；第二，通过两位译者对归化/异化的不同翻译策略来体现其各自的翻译模式和理念。本文旨在通过以上研究获得对原文的最佳处理和翻译。

2.直译、直译加注与意译

所谓直译，就是在译文语言条件许可时，在译文中既保持原文的内容，又

保持原文的形式一一特别指保持原文的比喻、形象和民族、地方色彩等；直译加注指如果直译不能让目的语读者理解原文的指定含义，甚至会误解原文含义，但同时译者又想保留原文的形式，那么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可以选择直译加注的策略；而意译则从意义出发，只要求将原文大意表达出来，不注意细节，译文自然流畅即可。

3.典故的翻译

近年来，对典故翻译的研究有了不小的发展，学者们从语言学、社会学等许多方面对典故翻译进行了探讨，其中多为对典故来源、内容及意义的讨论，很少涉及行文中典故翻译的具体方法。如何翻译使得典故易于理解，使得其中的形象在目的语读者的头脑中重现一个相似或者甚至是相同的形象成为了有待解决的问题。这里便以朱生豪和梁实秋在《威尼斯商人》中采取的直译、直译加注和意译等翻译策略为基础进行相关问题的探究：

例Bass.Hang on her temples like a gold fleece，

Which makes her seat of Belmont Colchos’strond，

And many Jasons come in quest of her.

巴萨尼奥：她的光亮的长发就象传说中的金羊毛，把她居住的贝尔蒙变成了神话中的王国，引诱着无数的伊埃宋前来向她追求。

（朱生豪译）

巴：黄色的头发披在她的额角上就像是金羊毛；使得她的贝尔蒙住宅变成了考尔考斯的海滨，来了无数的求她的哲孙。

【注：考尔考斯（Colchos），国名，在黑海东端，哲孙（Jason）曾至此寻求金羊毛，事见希腊神话。】

（梁实秋译）

西方人对于Jason寻找金羊毛的典故很熟悉，但是中国读者就几乎不知道这一典故了。在该例中，朱生豪很成功地处理了这个问题。他把“gold fleece”翻译成“传说中的金羊毛”，把“Colchos”翻译成“神话中的王国”。“传说中的”和“神话中的”很容易让目的语读者联想到两者之间的衔接，此处可谓是朱生豪意译的佳作。而在梁实秋译本中，“goldfleece”被直接翻译成“金羊毛”，“Colchos”则直接翻译成“考尔考斯”，即使给“考尔考斯”加注，也很难让目的语读者理解他们之间的衔接。以此来看，朱译本此处的意译显然是上乘之举。

4.归化与异化

概括而言，归化要求译者向目的语读者靠拢，采取目的语读者所习惯的目的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而异化则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

4.1归化：从“外国思维”到“中国思维”

例Jes.Past all expressing，――it is very meet

The Lord Bassanio live an upright life

For having such a blessing in his lady

He finds the joys of heaven here on earth…

杰西卡：好到没有话说。巴萨尼奥大爷娶到这样一位好夫人，享尽了人世天堂的幸福，自然应该不会走上邪路了。

（朱生豪译）

杰：我喜欢得不能说。巴珊尼欧若是生活规矩，那是很应该的，因为，娶了这样贤惠的夫人，他简直是在地上得到了天堂的快乐。

（梁实秋译）

在该例中，梁译本严谨而平实，几乎是逐字逐句地翻译，朱生豪则按照口语习惯流畅地翻译成了中文口语中对等的句子。例如在第二句的处理当中，梁实秋按照句式对等原则，首先转换成“The Lord Bassanio live an upright life，it is very meet.”然后翻译成“巴珊尼欧若是生活规矩，那是很应该的。”而朱生豪在全句的处理当中，直接按照原意和中文习惯进行创造性的翻译，并且没有丢失“循规蹈矩”、“娶了一位好夫人”、“享尽天堂的欢乐”这三层意思，同时又按照中文的思维习惯，打乱原文句序，理顺原文三个短句之间的逻辑关系，重新组织语言，反而译出了原文固有的简练风格。由此看来，此处朱译本所体现出的“中国思维”式归化法更易于中国读者接受。

4.2异化：我们所熟悉的“外国文化”

例Jes.For if they could，Cupid himself would blush

To see me thus transformed to a boy.

杰西卡：要是他们瞧得见的话，那么丘必特瞧见我变成了一个男孩子，也会红起脸来哩。

（朱生豪译）

杰：因为假如情人能看得见，鸩比得见了我这样女扮男装也要脸红吧。

（梁实秋译）

丘比特一直扮演者庆祝爱与爱人的角色，这个文化形象已经被中国人广为接受了。鉴于中国读者对此的熟知，理解上亦无困难，也无需花费额外的认知努力，所以归化是不合适的，而异化策略恰恰保存了原文风味并产生了最大的上下文效果，达到了最佳关联，实为最佳翻译策略。综上看来，两个译本都采用了异化翻译的策略，因而两个译本的翻译都很好。

5.结语

本文通过朱生豪与梁实秋《威尼斯商人》译本对比研究，发现梁实秋多用直译、直译加注、异化的翻译策略，而朱生豪则在意译和归化上显示出其“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的宗旨。二者翻译策略不同，译文的形式及其达到的效果就各具特色。直译/直译加注一方面有助于保存原著的格调，另一方面又有助于不断从外国引进一些新鲜、生动的词语；而当译文不通顺甚至引起读者困惑时，则应使用意译法。译者对于归化与异化的选择反映了文化需求，是引入还是抵制外来文化，决定着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时译法的选用。（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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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范仲英.实用翻译教程[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

[3]孙致礼.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J].中国翻译，2002（1）.

[4]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M].梁实秋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远东图书公司，2001.

梁实秋作品篇8

人都希望过一种轻松愉快的生活，清闲、自在、消遥，且没有争斗，没有是非，没有忧愁，没有功名利禄的诱惑，没有人与人间的尔虞我诈，一切都那么超凡脱俗。在这样的氛围里，做你喜欢做得事，喜欢你喜欢的东西。而这对于我，则喜欢坐下来静静地读书。

读书是讲究兴致和品味的，《论语》、《春秋》我啃也啃不透；黑格尔的《美学》放在我面前，崇高的只有让我瞻仰的份儿；"地摊文学"中的斗斗杀杀男欢女爱的，看一而知其余，丝毫没有那种读书的乐趣和美妙的感觉；虽然先秦散文唐诗宋词能给生活增添一点韵味，可那些阳春白雪离我们的生活太遥远。读书何必执意去挖掘而自找苦吃呢？还是休闲文化娱乐文化快餐文化离我们近一些，甜一些，娱乐一些，轻松一些。于是，我选择了林语堂梁实秋周作人，并沉醉于他们的休闲、幽默和散淡之中了。

有文友来寒舍叙旧，谈起读书的事，他问我最近都读什么书。我把林语堂梁实秋周作人搬给他看。然而，对这些书，他象是不屑一顾，只是扫了一眼，才说："你就读这种书？"我点头。他说："书该是一种营养品。而这些书也只是些含糖量比较大的东西，"吃"得多了，除了有些甜味儿，能有多少营养可言。你读过了，又能在你脑子里留下些什么呢？我建议你多读读鲁迅，等我给你拿些书你读。"

过后，他果然给我带来两大箱子书。他说："这些书刚开始读可能没有多少吸引力，可读多了，你会觉得很有收获。"我想，他的话是对的，因为从他的文章里我能看出他渊博的知识和高贵的人品。

说实话，对他这些书，刚开始我是硬着头皮读的。后来，我觉得这些书对我所读的书颇具针对性--针对那些"闲适文学"的。读得多了，我颇有收获，读书是要了解其历史背景的，比如读《过秦论》你就必须要读秦史；读《红楼梦》就要读清史；而读林语堂梁实秋周作人，就要读一读鲁迅了。

历史告诉我们，人类是在不断地进步和发展的，人人都在追求平等、自由和幸福，可有的人是为了追求人类的平等、自由和幸福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这些鲁迅都做到了，在日寇侵我东三省，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鲁迅挺身而出，抗战在文化第一线，显示了其铮铮铁骨。而有的人，象梁实秋，却象是得了"软骨病"，躲起来征集"与抗战无关"的文章，还写起了"闲适"的小品文，大谈"吃文化"，不知哪来的一副好胃口？更有甚者，如周作人，"为了一块金表"，说的通俗一点就是"为了一条命"，竟然抛弃民族，任日伪"教育总署督办"过他的散淡的生活去了。面对日军的烧杀抢掠，仍旧喝着他的"苦茶"，写着他的"美文"，过着悠闲的生活，就丝毫没从这种舒适、散淡的生活中品出点血腥味来？那么多的同胞惨死在日人的屠刀下，他们却能"宠辱不惊"，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咀嚼着生活的"乐趣"，哪来的好心情？他们虽然也在站立着，可他们却没有站立着的骨气，从骨子里透着一种空虚，因而也只有卖弄一些咬文嚼字的文字罢了。

文化是离不开人民的，也离不开民族。读书先读人，倘若只读些软绵绵的文章，没准就得了"软骨病"。然而，每个人都有选择读书的权力，甜的东西读多了，总有腻歪的时候，这时，读点辛辣的，或是自找点苦吃也不是一件什么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