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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鲁迅就认识了小他18岁的女学生许广平，但他们的恋爱关系是在许广平于1925年6月30日给鲁迅写了第一封信后，才开始的。
双方接着互通情书（即著名的《两地书》），持续了两年多，终于在1927年10月3日，在上海开始了同居生活。
鲁迅和许广平的恋情和结合，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人史上的一段佳话。
另一位五四才子文人是在二十年代因文学理念不合而与鲁迅大打笔战的梁实秋，在恋爱观方面却和鲁迅“志同道合”。
1974年，梁实秋的元配程季淑在台湾意外去世，梁实秋哀恸不已，写了一本名为《槐园梦忆》的书，回忆他与夫人从相识、相守到分离的故事。可是，在三个月后，梁实秋就遇到歌影坛才女韩菁清，并展开热烈追求。
在追求比他小近30岁的韩菁清的过程中，梁实秋写了上千封情书，有时一天竟要写三封之多，他们的恋情遭到了许多人的非议和反对，但两人还是力排众议于1975年5月9日结婚。
两人婚后十分恩爱，在没有后顾之忧下，梁实秋花了十年完成《英国文学史》的翻译，朋友们才开始肯定韩对梁的贡献。这自然也就成了中国现代文人史上的另一段佳话。
曾经和梁实秋交情不错的台湾“文化顽童”，刚刚当选立委的李敖，在这方面也不让梁实秋专美于前，他和现任妻子“小屯”之间的年龄差距，同梁实秋和韩菁清差不多，相差29岁。两人恋爱8年，结婚12年，至今婚姻美满。而作家柏杨也早在1978年娶了年轻约20岁的女诗人张香华。
年龄悬殊较大的婚姻，并不是浪漫文学才子的专利。道德文章皆为人敬仰的国学大师钱穆1956年在香港和学生胡美琦结婚时，他62岁，她20多岁，两人年龄相差30多年。
武侠小说家金庸在《神雕侠侣》最新修订版的后记中，专门提到了钱胡的这段“师生恋”，指出他们的结合当时曾经受到徐于等香港文人的批评，但是他却亲眼见到钱穆夫妇婚后幸福的生活，对他们深为敬佩。
大概是受到“钱穆精神”的鼓舞，金庸本人后来也娶了个比他小足足26岁的现任妻子林乐怡。金庸对两人的相遇讳莫如深，传言他是在一间茶餐厅遇到当时不到20岁的林乐怡。据说，当时金庸经营的《明报》陷入瓶颈，林乐怡鼓舞了他，也点燃了两人的爱情火花。
和金庸同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的香港才子商人、全国政协副主席安子介，在“老夫少妻”的年龄差距方面，创下了仅次于杨振宁的“辉煌记录”。1989年，77岁的安子介在妻子死后两年续弦，娶了30岁的文字秘书郑惠荣为妻，两人年龄相差47岁！
安子介也是个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和发明家，除熟练掌握英、日、法、德、西班牙语言外，还涉猎其他多种语言，并且发明了安子介汉学电脑编码法和安子介写字机。
梁实秋（1902～1987），中国散文家、文学评论家、翻译家。原名治华，浙江杭县（今余杭）人，1915年就读于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1923年留学美国，回国后，曾先后任教于东南大学、暨南大学、青岛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主编《时事新报》副刊《青光》《益世报・文学周刊》《中央日报》副刊《平明》等，一度主编《新月》月刊。创作以散文小品著称，风格朴实隽永，有幽默感，《雅舍小品》是其代表作，1949年后曾任台湾省立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梁实秋主要著作有散文集《雅舍小品》，文学评论集《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秋室杂文》，译著《莎士比亚全集》等，他曾主编《远东英汉大辞典》，其散文典雅隽永，《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就是其中之一，其文虽短小，却耐人寻味，其中的引用颇有特色。
文章开篇写道：“公无渡河，公竞渡河。渡河而死，其奈公何？”
这里面有个故事：相传，公元前两百年，在朝鲜一个叫“朝鲜津”的地方，有一个人叫子高。子高早晨起来，划船出去。突然见到一个“白首”之人。“白首狂夫，披发提壶，乱流而入。”“乱流”，即河水汹涌。“其妻随而止之”，是说他的妻子在后面跟着他，要制止他。“不及”，是赶不上他，追不上他。后来这个白首狂夫“堕河而死”。
“白首狂夫”的妻子就非常悲痛，拿着那个箜篌――箜篌是一种乐器，半月形，中间竖着好多弦，坐在河边弹，该诗就是他妻子唱出来的歌：“公无渡河，公竞渡河，堕河而死，其奈公何？”然后，子高就将这个白首狂夫妻子的歌告诉给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叫做丽玉。丽玉又把这首歌传出去，于是就有了《箜篌引》这首诗。
《箜篌引》这首诗篇幅虽短，但因藏有这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从而打动了历朝历代的读者。明代学者陆时雍曾在《古诗镜》中评价该诗曰：“是歌是哭？招魂欲起。寥落四语，意自怆人！，’或许正是诗歌的“怆人”意蕴，撩拨起梁任公内心情肠。
梁任公先生演讲这首诗，正是感知了故事的背景，引发出自身感慨，吟诵《箜篌引》时声情并茂，感人至深，给我们呈现出一场出神入化的艺术表演，以至作者若干年后到黄河才体味出任公的“哀情”。
梁任公先生的演讲，其特点可概括为“投入”。他可以为《桃花扇》的悲情痛哭流涕，也可以为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而张口大笑，这样的演讲，完全是一种美的享受、情的陶冶，可遇而不可求。
梁实秋抓住鲜活的细节，刻画出一个栩栩如生的梁任公先生。出口成章，名词佳句倒背如流，即使偶有阻塞，敲击脑瓜儿延续，其情态可掬，令人莞尔。任公先生的口音，也成为梁实秋欣赏的亮点。
那是什么地方，一片阳光闪耀，三个青春美丽的女孩子，手拉着手，一起奔跑着，欢声笑语也随她们一起跳跃着。最后，是谁跌倒了？禹燕飞看到那个跌倒的女孩子分明就是自己，那磕破的膝盖处流出的血，还有苏惺惺和冯嫣关切的眼神……画面一闪而过，冯嫣一身黑衣的出现了，她的面容如生时一般娇美，忽然，她抬起手，掀起自己的刘海。瞬间，鲜红的血从她的头顶流了下来，汩汩地流过她的眉，她的眼……冯嫣初时白如纸的脸刹那间如浸了血般，禹燕飞叫着：“冯嫣，你的脸，你的脸！”待要靠近时，冯嫣抬起了左手……禹燕飞看清了，那只手缺了一个指头，是无名指……
大叫一声，禹燕飞惊醒了，房间里电视自鸣自乐着，她急速气喘着，把手放在胸口，心突突地跳个不停，原来是一场噩梦。
尽管是一场梦，也让禹燕飞魂飞魄散了一般。她跌跌撞撞地跑进卫生间，想冲去身上黏黏的汗水。刚开了门，禹燕飞又一次惊得魂飞魄散。
镜子上赫然写着五个鲜红的大字“我死得好冤”，那五个字就如刚才梦里冯嫣汩汩流出的血似的，血顺着每个字的最后一笔一滴滴地滴落着……
一定是有人，不对，应该是有鬼，确切地说是冯嫣的鬼魂刚才一定来过了。
禹燕飞捂着自己那颗惊魂未定的心踉跄着回到卧室，抓起电话就拨了过去：“老公，家里闹鬼了，我怕……”
正在省城出差的梁伟秋告诉禹燕飞今天事情就能忙完了。梁伟秋电话里安慰了半个小时，说一定是有人恶作剧，马上让人过去处理，并再三保证明天一定回来。禹燕飞只得不情愿地挂了电话。
刚挂断梁伟秋的电话，禹燕飞就拨通了苏惺惺的手机。
2
“一定有些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整整一夜，禹燕飞都在想苏惺惺的话。伴随着这句话想起的还有冯嫣那天出事的地点，郊区的五里庄，好偏远的地方，冯嫣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孤身一人前往呢？并且还是在深夜，她去做什么？还有她出事之前自己没有接到的那个她打过来的电话，只是单纯问候还是她要告诉自己什么？
还有，还有冯嫣是因为被撞到头部失血过多而死，可是她的左手却失去了一根手指，最后入殓时都没找到。
清晨，禹燕飞醒来后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老公梁伟秋，她一下扑进老公的怀里，嚎啕大哭起来，任梁伟秋不停道歉不停好言相哄，禹燕飞还是哭得肝肠寸断。直到梁伟秋下了重誓今生再也不会让禹燕飞一个人孤独地过夜，她才渐渐平息下来。
看到她安静下来，梁伟秋才提起昨晚的事，他说：“我看了那些字，是有人用红色的颜料写上去的，一定是昨晚你没关好门窗，让人溜进来了。放心吧，这世上哪有鬼呀，都是人为的。别怕，没事！”
梁伟秋信守自己的承诺，下了班就回到家。
看到老公准时回来，禹燕飞提着的心放了下来。有老公在，一切就都不害怕了。
睡觉前，梁伟秋检查了门锁以及窗户，确保万无一失后，他对禹燕飞说：“放心吧，今晚什么事都不会发生的。”
夜里下雨了。窗户是关着的，房间里就更加闷热了。禹燕飞睡得很熟，梁伟秋怜惜地抚摸着她垂在颈间的发梢，深深地叹了口气，然后轻手轻脚地起来拿起烟和打火机走进卫生间。他怕呛到禹燕飞，一直以来，她都像只小猫一样依赖他，信任他，把家传的企业交给他经营，从不过问盈亏。
黑夜中暗红的火星燃烧着，忽明忽暗。
空调没关吗？梁伟秋好像听到了什么，哪里的声音？突然一个激灵，他一把打开卫生间的灯。
呼吸仿佛要停止了，是他眼睛出了问题还是他在做梦？冷光灯下，镜子上清晰地映着四个扭曲的红字“心里有鬼”，字是刚写的，血顺着每个字的最后一笔一滴滴地滴落着……
梁伟秋从头顶到脚后跟，狠狠渗出了汗，好半天，他才说服自己挪开了脚。走到客厅，惊魂未定的他想倒杯水喝。但是，他觉得哪里不对，好像凉飕飕的，有风，可窗户都是关着的啊。
一偏头，门开着，刮进来一阵一阵夹有雨后特有的混着泥土味的风。
梁伟秋过电影般的把睡觉前的步骤回放了好几遍，门是锁好的，绝对是锁好的。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不可能，没有鬼，一定是有人恶作剧！是谁呢？梁伟秋费解地想。
第二天，雨后晴天，艳阳高照。但很快，天又会黑。
临睡前，梁伟秋仔仔细细地锁好了门窗，检查了好几遍才松了口气。他坐在床沿上，轻轻地抚着禹燕飞的头，对着她又好像喃喃自语地说：“睡吧，不会再做噩梦了。”
禹燕飞匍匐在他的怀里，她相信他，由始至终。以后一定不会再有噩梦了吧。
禹燕飞确实没有做噩梦，因为半夜的时候，她就醒来了。
睡意朦胧的禹燕飞想喝口水，她刚把杯子里的水送到嘴里，一个幽灵般的身影就站在了床头。初时，她以为是梁伟秋，待看清楚后，浑身汗毛都倒立了。
那个幽灵浑身上下隐藏在一片黑色之中，黑色的长袍，黑色的头发，加上黑色的蒙面巾和苍白如雪的脸，在半夜出现极具鬼魅。
禹燕飞撕心裂肺地大叫一声后推醒了梁伟秋：“老公，鬼，鬼……”
同样睡意朦胧的梁伟秋待看到那个立在床前的幽灵后着实吓了一跳。此时幽灵手里握着一把寒光逼人的钢刀，慢慢地逼了过来。
梁伟秋无意识地挺起胸，用自己的身体遮掩着身后的妻子。
看着渐渐逼近的幽灵，梁伟秋声音颤抖地质问：“你是谁？”他上下打量着幽灵，这个幽灵很瘦，从身高和头发上看是个女人，如果她不是鬼，她怎么进来的？想起前两天的事，梁伟秋害怕了。
幽灵终于开口了：“我不会伤害无辜的人，可我也不会放过害死我的人。”
梁伟秋和禹燕飞同时打了个寒战，这声音再熟悉不过了，是冯嫣的。
怎么可能？冯嫣已经死了，他们亲自送她去的殡仪馆，看着她焚化，成为一把灰的！
难道此时出现在眼前的真是她的鬼魂？两人不自觉地向后退，可身后就是床头，无路可退了。
幽灵慢慢靠近了，那把刀寒光闪闪。突然梁伟秋一个鲤鱼翻身，腾空一个反擒拿，幽灵还没反应过来，刀就到了梁伟秋的手里。
梁伟秋鼓起勇气，握着刀开始一步步逼向幽灵，咬着牙说：“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是谁？”话未落，手已起，一下撕掉了幽灵的蒙面巾。
这一撕之下更可怕的事情出现了。幽灵那张苍白的脸终于出现了，那眼那眉，分明就是冯嫣！
梁伟秋倒吸了口凉气，手里的刀咣当一声落在地上，嘴里言道：“不可能，不可能，冯嫣已经死了。”
幽灵哈哈冷笑：“我是已经死了，可是我冤气太重，魂魄散不去。我现在就是来报仇的。”
真的有鬼魂吗？梁伟秋已经不能正常思想了。他大叫着：“不，不，我没有，我真的不想害死你，可是你一直逼着我离婚，我要是离婚，就什么都没有了，可你竟然威胁我要告诉燕飞！我不想杀你，是你太固执……”
冯嫣怒道：“这样你就可以杀死我吗？还让我尸骨不全？”她气愤地伸出手来直抓梁伟秋的衣领，梁伟秋看到她的手大叫道：“不，你不是冯嫣！我明明砍了她的手指，你，你的指头都在。”
话刚落，门就被撞开了。几个人出现了，其中一个男子将手里的录音器递给“冯嫣”说：“都录好了。”“冯嫣”长吁了一口气，将脸上的一层东西慢慢地揭了下来。
面具后的脸属于苏惺惺。
此时的梁伟秋颓然地坐在地上， 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3
禹燕飞犹如看了一部精彩的影视剧。只是她没有想到自己一直信任有加的老公不仅背叛了自己，而且还是一个道貌岸然的杀人犯。
可是她还有不明白的地方――苏惺惺怎么那么确定冯嫣就是梁伟秋害死的？
也就是昨天她才知道苏惺惺为了替冯嫣报仇，消失了很久是到处去找国内顶级的仿真硅胶面具设计师，然后凭着十多年的交往，每日模仿冯嫣的说话，动作，以期达到乱真的效果。至于冯嫣的无名指，是因为她戴着梁伟秋送她的祖传戒指，杀她那晚梁伟秋要回的时候她不给，慌乱之下，被梁伟秋砍掉的。
如果不是提前有了心理准备，禹燕飞真的以为见到的是死而复生的冯嫣。
与此同时，苏惺惺也朝禹燕飞走来。她也知道她有太多的不解和困惑。
是的，冯嫣在被确定是车祸后，虽然苏惺惺觉得蹊跷，可是苦于没有线索来证明冯嫣死于他杀。
可是苏惺惺去领取冯嫣遗留在现场的遗物时发现了冯嫣的手机，虽然已经支离破碎得不成样子，虽然那些来电去电以及短信都无法查寻，可是手机里完整的手机卡换到另一个手机里依然可以查到通讯录里的名单。
苏惺惺找到了一个写着“爱人”的电话号码，让她吃惊的是那个电话号码竟然是梁伟秋的！
原来真的有秘密不为人知。
没有证据，苏惺惺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冯嫣“死而复活”。
当然这一切都需要禹燕飞的帮助。
禹燕飞早就把家里的钥匙给了苏惺惺一把，鬼魂入侵的戏也是在苏惺惺的授意下禹燕飞自编自导的。禹燕飞也想知道和自己同床共枕的男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她多么多么希望苏惺惺怀疑错了人。
然而，所有的一切都不重要了。唯一重要的是，九泉下的冯嫣可以安息了。
责编/樊婷
【关键词】唐前；志怪小说；释义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7-222-01
志怪小说作为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代表之一，与志人小说一起成为魏晋南北朝小说史上两个相互照应的星光。魏世民讲到：“所谓‘志怪小说’，是指专门记录怪异故事的小说。”据现有资料，志怪小说中的“志怪”一词同样出于《庄子》，其中的《逍遥游》曰：“齐谐者，志怪者也。”志怪的含义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变化。
一、先秦时期的“志怪”释义
庄子的《逍遥游》中的“志怪”含义，后世解释大体相同，唐陆德明释“志怪”曰：“志，记也；怪，异也。”即所谓的记录怪异之事的意思。在先秦典籍中，“志”为记录之意，而“怪”则多指非耳目日常所接者，或者与耳目日常所接不同者。如《国语・鲁语》云：“木石之怪曰夔、\W；水之怪曰龙、罔象；土之怪，曰羊。”《山海经・南山经》载：“又东三百八十里曰j翼之山。其中多怪兽，水多怪鱼。”郭璞注曰：“凡言怪者，皆谓貌状倔奇不常也。”此即所谓“怪”。孔子是不讲怪异的，《论语・述而》言：“子不语怪、力、乱、神。”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释云：“圣人语常而不语怪，语德而不语力，语治而不语乱，语人而不语神。”这里将“怪”与“常”相对，所谓“常”即日常生活经验，故“怪”是指非日常生活经验范畴。
在先秦时期，与《逍遥游》“志怪”一词相通而略有不同者，还有“志异”、“记异”两个词语。如《春秋谷梁传・成公十六年》载：“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雨而木冰也，志异也。”此处“异”之意，与志怪之“怪”相通但不同，是指自然灾变之类的异事，是自然规律的一种变异形态。又如《春秋公羊传・隐公三年》载：“己巳，日有食之。记异也。”此处记异也即志异。与上述词语相关者还有“夷坚”一词，《列子・汤问篇》云：“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其长称焉，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翼若垂天之云，其体称焉。世岂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此段大致与《逍遥游》同，只不过将“齐谐”改为“夷坚”。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在先秦时期，与“志怪”接近的词语有“齐谐”、“志异”、“记异”、“夷坚”等，他们大体一致有相互之间有些不同。由《庄子》所谓“志怪”与“齐谐”、《春秋》二传所谓“志异”与“记异”，一起构成了后世志怪小说的基本内涵。
二、魏晋六朝时期的“志怪”释义
魏晋六朝时期，“志怪”一词被用作书名，这是“志怪”作为文体术语在小说史上的一次重要演进。此时的以“志怪”作为书名的数量繁多，如孔约《志怪》，祖台之《志怪》，以及多部无法确定作者的《志怪》之书。对于以上著述，六朝人又持怎样的观念呢？大致有三：
一是将“志怪”之书视为“史官之末事”。《隋书・经籍志》“杂传”类即合并南朝梁阮孝绪《七录・纪传录》中的“杂传”与“鬼神”而成。同时，《隋书・经籍志》“序鬼物奇怪之事”类中还有《古异传》、《述异记》、《近异录》等书，其中的“异传”“异记”“异录”等词语，即为先秦“志异”“记异”两词的变体。此类著作的内容大致是发生在人世的鬼故事。与先秦“志怪”的说理性相比，魏晋六朝志怪的着力点在对人世鬼神事的记载。
二是视“志怪”为“史官之末事”与他们对“鬼神”及诸多怪异之事的认识密切相关。诚如鲁迅所言：文士“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
三是六朝人已明确将“志怪”书视作与《世说新语》等“小说”不同的两类书籍。与对待“志怪”书的态度不同，魏晋六朝人视刘义庆《世说新语》、殷芸《小说》等著作为子家的小说书写。虽然在事实上，这类著作亦具有史性书写性质，侧重于记载历史真实人物言行，具有史书之真实性特征。从命名来看，魏晋六朝人还是区别对待这类著作与志怪书的，且阮孝绪的《七录》将这一类著作录于“子兵录”、“小说部”，由此可见，魏晋六朝人是将志怪书与“小说”类著作实为性质不同的两类书籍。《隋书经籍志》将它们列入“子部小说家类”也应该是这一观念的延续。当然，从叙事文体而论，两类著作并无本质的区别。由此可知，当今的古代小说研究将魏晋六朝的“志怪”与“志人”二分，从观念而言确实是符合当时之著述实际情况的。
综上所述，在先秦时期，“志怪”与“齐谐”、“志异”、“记异”、“夷坚”等相近词语一同奠定了后世“志怪”的基本内涵；“志怪”在魏晋时期被广泛用作书名，成为史部“记异”的“杂传”类型。“志怪”与“志人”仅有题材上的差异，并无文体差异，二者皆属“笔记体”小说。
参考文献：
[1]魏世民.魏晋南北朝小说史[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1.
[2]杨义.庄子选评[M].长沙：岳麓书社，2006.
[3]杨伯峻.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79.
但《孔子世家》另外还有一句“（叔梁纥、颜徵在）祷于尼丘得孔子”，似乎深有“微言大义”可挖。钱穆认为，孔子之所以名丘、字仲尼，“因孔子父母祷于尼丘山而得生，故以为名”[3]（匡亚明亦持此论[4]），一改旧作《孔子传略》所持观点。其实此说早见于《孔子家语·本姓解》，“徵在既往，庙见，以夫之年大，惧不时有男（一作勇），而私祷尼丘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这可以算是第二种说法。
之所以前后互异，钱穆在《读崔述〈洙泗考信录〉》中有过交代。对于孔子得名的两种说法，崔述是一并否定，“此说似因孔子之名字而附会之者，不足信。且既谓之因于祷，又谓之因于首，司马氏已自无定见矣”。钱穆认为，崔述“疑古太猛”，固然不足取；至于孔子究竟得名于哪一说，尚“不可无证而轻断”[5]。言下之意，既然司马迁已博采众说而“两存之”，我钱穆也只好师法司马迁；所以，旧作《孔子传略》、新作《孔子传》说法互异，实是出于迫不得已，姑且“两存其说”，以谨慎起见。
按照周朝命名取字的规范（名、字意义互相关联），第二说似乎也站得住脚。鲁国既然有尼丘山（在山东曲阜东南），并且孔子的父母在儿子出生前也确实“祷于尼丘”，因此完全有可能以“尼丘”来为孔子取字命名。而且需要注意的是，在先秦之时，当名、字并言时，都是先字后名（如叔梁纥）。关于此点，王引之在《春秋名字解诂》（《经义述闻》卷二二、二三）中一再指出。孔子字仲尼、名丘，似乎也属于该种类型。但此说有所不安的是，它既不符合古人“不以山川”（《左传》桓公六年、《礼记·曲礼上》）命名的原则[6]，也不符合古人“男子二十，冠而字”（《礼记·曲礼上》）的古礼。之所以不以国（名）、日月、山川等命名，是“为后难讳也”（《礼记·曲礼上》郑玄注），即尽量避免出现不必要的麻烦[7]。根据《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生而叔梁纥死”（《孔子世家》索隐引《孔子家语》说在三岁，研究者多信此说[8]）。也就是说，远在孔子行冠礼、取字之前，叔梁纥就已经去世了。仔细检点《孔子世家》，司马迁撰写的原文是“（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并未明言孔子得名于“尼丘山”。因此，说孔子得名于“尼丘山”，当是后人对《孔子世家》原文的“误读”。而且今本《孔子家语·本姓解》说孔子之兄孟皮一字伯尼，这也是不可忽视的一条材料。
《史记》向以“信史”著称，在没有更新、更早、更可靠的材料出现之前，我们只好相信司马迁的第一种说法；即，孔子得名于“生而首上圩顶”。
看来，问题似乎至此可以做一个了结了，其实不然。“生而首上圩顶”究竟是什么含义，从古到今，人们几乎都没有什么异议——因为他们沿袭的都是唐人司马贞的说法。司马贞是这样解释“生而首上圩顶”的，“圩音乌。顶音鼎。圩顶言顶上窳也，故孔子顶如反宇。反宇者，若屋宇之反，中低而四傍高也。”[9]司马贞的这一说法，应当来源于纬书。《白虎通义·圣人》说“圣人皆有异表”，并引《礼纬·含文嘉》（《古微书》录有该篇）说：“孔子反宇，是谓尼甫（一作尼邱[10]）。德泽所兴，藏元通流。圣人所以能独见前睹，与神通精者，盖皆天所生也。”今人对此所做的解释，只是在司马贞的基础上稍微做了一点阐发。如《中国历代思想家传记汇诠》（先秦—两汉分册）说：“圩顶，圩音鸟，中低而四面高，顶，头顶。”[11]又如“历史人物传记译注”丛书《孔子》分册说：“圩（wéi或yú）顶，即凹顶，指人的头顶中间低四周高。圩，本指洼田周围的堤埂。”[12]
如果说司马迁的这一记载是完全真实可靠的话，那么，孔子的头顶为什么“中间低四周高”、一如“屋宇之反”呢？对此，古人和今人都没有说清楚个中缘由。至于为什么没能说清楚，恐怕是他们没有结合生理学的有关知识进行解释。下面，本文就结合生理学的有关知识，尝试着做一“新解”。
生理学告诉我们，婴儿的头顶和成年人的头顶确实有所不同，即婴儿的头顶骨未合缝而成年人的头顶骨已然合缝。婴儿头顶前部中间骨头未合缝的地方，医学上叫“囟门”（fontanel），又叫“顶门”, 或“囟脑门”。关于婴儿的这一生理特征，古人不是没有认识。《说文解字·囟部》说：“囟，头会匘盖也。象形。”婴儿的囟门有前囟、后囟和侧囟三部分。婴儿出生时，前后两侧的囟门多已闭合。由两块顶骨和枕骨交接形成的三角形的空隙叫后囟，出生时也接近闭合或很小，一般最迟于生后6—8周闭合。位于头顶部由两额骨与两顶骨交接形成的菱形间隙叫前囟（用手摸上去软软的，没有骨头），出生时大小约1.5—2厘米（对边中点连线距离），生后数月随着头围的增大可稍微变大，六个月以后逐渐骨化而变小，多数在1—1.5岁闭合。婴儿出生时颅骨骨缝稍分开，约3—4个月时闭合。以上这些，是婴儿正常状态下的正常情况。当出现由于患有腹泻或频繁的呕吐而引起脱水或营养不良导致极度消瘦等情况时，婴儿的前囟往往是凹陷的，触摸时前囟平面明显低于周围颅骨；当婴儿患有脑炎、脑膜炎等疾病而引起颅内压增高时，则出现前囟饱满、隆起。
对照上述情形，我们可以猜测，孔子之所以“生而首上圩顶”，恐怕与他出生后数月内即患病有关，所以才会出现如上文所说的“由于患有腹泻或频繁的呕吐而引起脱水或营养不良导致极度消瘦等情况时，婴儿的前囟往往是凹陷的，触摸时前囟平面明显低于周围颅骨”。应当说，这一猜测在一定程度还是站得住脚的。如果说孔子出生后数月内就像其他新生儿一样正常，那么司马迁又何必特意书写一笔，说孔子“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呢？《礼记·内则》说，子女生三月之末，“择日剪发为鬌，男角女羁，否则男左女右”；随后，“父执子之右手，咳而名之”。据此推测，当时的实际情形大约如下：孔子出生三月之后，在为他“剪发为鬌”时，才发现他的囟门大为殊异于正常新生儿（“首上圩顶”）；于是，叔梁纥“咳而名之”，“故因名曰丘”。“丘”本为一象形字（可由甲骨文与金文视之），并且恰好也有此义。《说文解字·丘部》说：“一曰四方高中央下为丘，象形。”再结合典籍所载春秋时人的名字，绝非仅有孔子这一成例。如晋成公之名“黑臀”（《国语·周语下》。按：“黑臀”当为胎记），鲁公子之名“友”（《论衡·诘术篇》），均属申繻所云“以名生为信”一类（《左传》桓公六年）[13]。附带补充的是，孔子因“生而首上圩顶”而得名，在后世成为一种典型。《后汉书·方术列传上·高获》说高获“为人尼首方面”，唐人李贤等人的注释说：“尼首，首象尼丘山，中下四方高也。”[14]注释因为泥于《春秋纬·文耀钩》“首类尼丘山，故以为名”，故而有“首象尼丘山”之语，但其所言“中下四方高也”却颇得个中蕴奥。
下面接着谈一谈孔子的字。关于孔子的字，这是一个没有多少疑义的问题。《史记·孔子世家》斩钉截铁地说孔子“字仲尼”。“仲尼”之“仲”，表示的是排行，因为孔子上有兄长“孟皮”（《孔子世家》索隐引《孔子家语》），系叔梁纥之妾所生（《孔子家语·本姓解》）；“仲尼”之“尼”，才是具有实际含义的字眼。《白虎通义·圣人》引《礼纬·含文嘉》说：“孔子反宇，是谓尼甫。”《白虎通疏证》的点校者说，《含文嘉》“尼甫”作“尼邱”[15]；但查阅《古微书》卷十七所引《含文嘉》，既不作“尼甫”，也不作“尼邱”，而是作“甫邱”[16]。对于这三种异说，笔者更倾向于认同《白虎通义》的说法，即原文当作“尼甫”，因为《白虎通义》撰集的年代正是纬书风行的时代，故其说更为真实可靠。“甫”与“父”可通假，古书多见其例[17]，或以为表美称。“尼邱”一作“甫邱”，似乎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即“尼”字一如“甫”字，并非关键字眼。其兄孟皮一字伯尼，亦为旁证（《孔子家语·本姓解》）。质言之，孔子名丘字仲尼，最关键的字眼还是一个“丘”字。
如果这一猜测不误，还可以继续推测婴儿孔子患病的原因。根据《史记·孔子世家》和《孔子家语》等书记载，孔子的父母（叔梁纥、颜徵在）是“野合而生孔子”。所谓“野合”，根据司马贞“索隐”的说法，“盖谓梁纥老而徵在少，非当壮室初笄之礼，故云野合，谓不合礼仪”；张守节“正义”进一步推断，叔梁纥与颜徵在结婚时已年过六十四岁（“婚过六十四矣”）[18]。就优生学而言，这确实不是理想的婚配和生育，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孔子的体质，所以孔子在出生后出现腹泻或频繁的呕吐而引起脱水也不是没有可能。
并且更加不幸的是，在孔子大约一至三岁时，叔梁纥就去世了（见前文所述），使孔子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儿。对于孤儿寡母的孔子母子，这一变故除了感情上的打击外，另一重大打击便在经济方面，使孔家家道败落。叔梁纥去世后，颜徵在携孔子移居鲁都曲阜阙里。关于这一段生活，匡亚明用了“家境贫寒”、“幼年在贫贱中成长”数语[19]，其言中肯。所以，作为新生儿或幼儿的孔子，出现营养不良而导致极度消瘦也不是没有可能。
因此，或许就是因为以上两种可能，致使新生儿或幼儿孔子的囟门凹陷，所以才有了孔子“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的记载。至于孔子因罹患疾病或因营养不良而得名的这一“个中奥秘”，古人以及后来的研究者，尚未认识到。
总之，孔子之所以名丘、字仲尼，不是因为其父母“祷于尼丘得孔子”，而是因为孔子“生而首上圩顶”的生理特征。
注释： [1] 司马迁：《史记》第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二版，第1905页。
[2] 钱穆：《孔子传》附录（四）《旧作〈孔子传略〉》，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130页。
[3] 钱穆：《孔子传》，第5页。
[4] 匡亚明：《孔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3页。
[5] 钱穆：《孔子传》附录（二）《读崔述〈洙泗考信录〉》，第117页。
[6] 清人刘文淇认为，“（孔子）得以丘为名者，盖以其有象，故特以类名命，非常例也”（《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100页）。按：其说过于牵强，不可信。当修正为：孔子以丘为名，确实出于“象”（生理特征），但以“类”（山川）命名，固非“常例”。
[7] 许多学者都指出，先秦之人在命名取字中不时出现“犯禁”的例子，故而怀疑《左传》桓公六年、《礼记·曲礼上》的说法。笔者不赞同这样的看法，原因有三：首先，“犯禁”的例子数量有限，只能以“特例”视之；其次，这些“犯禁”的例子特意书诸载籍，说明时人也以“特例”视之；最后，“特例”确实给时人的交往带来极大的不方便，也提醒时人当注意尽量避免。鲁昭公二十一年（公元前521年），晋国范献子聘于鲁，问起具山、敖山，鲁人说这是先君之讳，范献子深感失礼，弄得非常尴尬（《国语·晋语九》）。此即其显例。
[8] 钱穆、匡亚明等均从此说，分别见《孔子传》（第107、130页）、《孔子评传》（第23、428页）。按：笔者更倾向于认为，叔梁纥死于孔子一至三岁之间。
[9] 司马迁：《史记》第六册，第1906页注释[六]。
[10] 按：点校者说《含文嘉》“尼甫”作“尼邱”（[清]陈立撰 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40页）。
[11] 王蘧常主编：《中国历代思想家传记汇诠》（先秦—两汉分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50页注释⑥。按：“圩音鸟”，当作“圩音乌”，原文误。
[12] 陈秉才译注：《孔子》，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页注释⑧。
[13] 《论衡·诘术篇》作“以名生为信”，于义为胜。
[14] [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711页。
[15] [清]陈立撰 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40页。
[16] 本社编：《纬书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50页。
[17] 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会典》，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第913—914页。
[18] 司马迁：《史记》第六册，第1906页注释[四]。
江南
迷茫许久的思念，只记得曾经在周庄，撞见了久违的童年。
一把把的油纸伞，撑开儿时的幻想，孤独地在朦胧的烟雨中，仰望。
手中的铅笔，班驳几句，却惹到了江南的回忆。后来，一点点翻着那一页页的繁华，记录的是城市被浸湿的从前，苍白了的思念。仿佛那到不了的，都叫做远方；回不去的，都叫做家乡。风花雪月的曾经，也许早被遗忘，在季节深处的角落……
秋千
家乡的院子里，两棵梧桐中间，结实的绳子，淡黄的木板。也许是承载了太多的记忆，才被记忆磨损的那么苍老
“眼泪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旧乐绕梁梁不曾，乱红不与秋千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
小时候，总爱一个人在院子里，读着这些自己不懂的诗句。却没注意到，身边的梧桐，早已落尽繁华。带着岁月从墙头剥落，被踩在脚下，沙沙作响的，是回忆的声音……
钢琴
很小就开始弹琴了，或许我是幸运的，没有过早地被父母在一旁看着练琴。只是在寂寞的时候，关上灯，一个人坐在琴凳上，听缠绵在起伏的黑键白键间的旋律，那像夜风一样的声音。
藏在琴键间的记忆，总象岚一般的轻盈，从指间划过，化做深秋最后一抹雁影，带走那曾经很小心给出的思念
秋
日记里铅笔的痕迹，或许带走了太多秋天里的从前。
记得小时侯，总爱一个人静静地等带秋天，恍惚间，却发现身边早已落尽了忧伤，也许今年的落叶只为掩去陈年的衰颓，回忆里秋的影子，总躲在梦里最深的角落，伴着那季节里的丝丝缕缕殇尽梦魇，紧紧地索着曾经，被放在日记的夹缝中，专注地迷茫……
这些错误看法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认为"诗界革命"是在戊戌（一八九八年）前由夏曾佑、谭嗣同等人提倡的。最早这样主张的是胡适，他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云：
康、梁的一班朋友之中，也很有许多人抱着改革文学的志愿。他们在散文方面的成绩只是把古文变浅近了，把应用的范围也更推广了。在韵文的方面，他们也曾有"诗界革命"的志愿。梁启超《饮冰室诗话》说："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丙申、丁酉间（一八九六、一八九七），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提倡之者为夏穗卿（曾佑），而复生（谭嗣同）亦茶嗜之……。"这种革命的失败，自不消说……。
在这段话中，胡适以为当时夏曾佑、谭嗣同在提倡"诗界革命"，并认为这"革命"是"失败"的。此后，陈炳堃在《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一九二九年）和《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一九三年）二书中，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九三三年）中，都明确说夏、谭是"诗界革命"的创始者。在解放后的一些著作中，如复旦大学中文系一九五六级中国近代文学史编写小绍编著《中国近代文学史稿》（一九六年），吕美生《试论晚清"诗界革命"的意义》（一九六一年）③，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一九六二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一九五五级近代诗选小组选注《近代诗选》（一九六三年），郭绍虞、王文生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一九八年），孟祥才《梁启超传》（一九八年），直至最近出版的周勋初《中国文学批评小史》（一九八一年），及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重版本等，对于"诗界革命"由夏曾佑、谭嗣同在戊戌前二年，即一八九六、一八九七年间提倡之说，或重申，或因袭，都未提出疑问。
看法的另一方面认为黄遵宪是"诗界革命"的倡导者。如胡适说："他（指黄遵宪）对于诗界革命的动机，似乎起的很早。"他举黄遵宪"我手写吾口"之语，认为："这种话很可以算是诗界革命的一种宣言"④。有人举黄遵宪《酬曾重伯编修》中"新派诗"之语，认为这标志着"诗界革命"发展的新阶段⑤。
现在讨论前一方面的看法。凡是主张"诗界革命"由夏、谭提倡的，都同胡适一样，以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以下称《诗话》）中那一段话为根据，并把它和其后的第三则诗话联系起来。为说明问题起见，按照当时《新民丛报》发表这几则诗话的原状，引述如下：
复生自喜其新学之诗，然吾谓复生三十以后之学，固远胜于三十以前之学，其三十以后之诗，未必能胜三十以前之诗也。盖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得扯新名词以自表异。丙申、丁酉间，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提倡之者为夏穗卿，而复生亦綦嗜之。此八篇中尚少见，然"襄海惟倾毕士马"，巳其类矣。其《金陵听说法》云："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喀私德即Caste之译音，盖指印度分人为等级之制也。巴力门即Parliament之译音，英国议院之名也。又贈余诗四章中，有"三言不识乃鸡鸣，莫共龙蛙争寸土"等语，苟非当时同学者，断无从索解，盖所用者乃《新约全书》中故实乜。其时夏穗卿尤好为此。穗卿赠余诗云："滔滔孟夏逝如斯，亹亹文王鉴在兹。帝杀黑龙才士隐，书飞赤鸟太平迟"。又云："有人雄起琉璃海，兽魄蛙魂龙所徒"（按，徙当作徒）。此皆无从臆解之语。当时吾辈方沈醉于宗教，视数教主非与我辈同类者，崇拜迷信之极，乃至相约以作诗非经典语不用。所谓经典者，普指佛、孔、耶三教之经。故《新约》字面，络绎笔端焉。谭、夏皆用"龙蛙"语，盖时共读约翰《默示录》，录中语荒诞曼衍，吾辈附会之，谓其言龙者指孔子，言蛙者指孔子教徒云，故以此徽号互相期许。至今思之，诚可发笑，然亦彼时一段因缘也。
穗卿有绝句十余章，专以隐语颂教主者。……其余似此类之诗尚多，今不复能记忆矣。当时在祖国无一哲理、政法之书可读，吾党二三子号称得风气之先，而其思想之程度若此。今过而存之，岂惟吾党之影事，亦可见数年前学界之情状也。 此类之诗，当时沾沾自喜，然必非诗之佳者，无俟言也。
吾彼时不能为诗，时从诸君子后学步一二，然今既久厌之。穗卿近作殊罕见，所见一二，亦无复此等窠臼矣。浏阳如在，亮亦同情。
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伞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苟能尔尔，则虽间杂一二新名词，亦不为病。不尔，则徒示人以俭而已。侪辈中利用新名词者，麦孺博为最巧，其近作有句云："圣军未决蔷薇战，党祸惊闻瓜蔓抄。"又云："微闻黄祸锄非种，欲为苍生赋《大招》。"皆工绝语也。……⑥
梁启超从壬寅（一九二年）起陆续撰写《诗话》，并陆续发表在《新民丛报》上，每次一则或数则。上面引述的四则诗话刊载于癸卯（一九三年）三月出版的《新民丛报》上，这一号《新民丛报》共刊出八则诗话，在此四则诗话前后另有四則，其内容与本文论旨无关，故不录。然据第八则诗话有"今年癸卯航海游亚美利加，在太平洋舟中"之语，知此四则诗话写于一九三年。
首先要注意的一点是，梁启超按照中国传统诗话的体例撰写他的《诗话》，每一则自成一单元，其所叙事实的发生时间与前后则诗话不一定有连贯性。这里，在上述的前三则诗话中，梁启超谈的是丙申、丁酉间夏、谭等人作诗的情况。他把他们的诗称为"新诗"，夏曾佑所"提倡"、谭嗣同所"綦嗜"的都是这种"新体"。他们"乃至相约以作诗非经典语不用"，对于"此类之诗，当时沾沾自喜"，但并非说他们在提倡"诗界革命"。梁启超只指出："盖当时昕谓新诗者，颇喜捂扯新名词以自表异。"新诗的主要特征在于堆积"经典语"，或者"喀私德"、"巴力门"之类的"新名词"。
在第四則诗话中，梁启超谈的是"诗界革命"。其中"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一语，是指梁启超等人流亡日本之后提倡"诗界革命"一事，与前面所说的夏、谭在丙申、丁酉间提倡"新诗"是两回事。这里所谓"近"，是指梁启超写这段话的时间--一九三年--之前的近阶段，并不包括丙申、丁酉时期。可证明这一点的是，这一则诗话中所引麦孟华（孺博）的诗作于庚子（一九年）⑦，梁启超称之为"近作"。而在第三则中云："穗卿近作殊罕见，所见一二，亦无复此等窠臼矣。"所谓"此等窠臼"，是指夏曾佑在丙申、丁酉间作的新诗，梁启超把它们与"近作"相对而言，说明它们是比"近作"更早（即梁在第二则诗话中云"当时"、"数年前"，而不云"近时"、"近年"）的作品。由此可见，"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中的"近"，显然也不包括丙申、丁酉时期。也就是说，"丙申、丁酉间，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即夏、谭等人当时喜欢作这类"新体"是一回事，而"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即梁启超等人后来喜欢说"诗界革命"又是一回事。胡适把它们看成一件事，实际上是对《诗话》原意的误解。
在这一则诗话中，梁启超认为，"诗界革命"应当"以旧风格含新意境"，而不应当"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这和他上面讲的夏、谭等人"挦扯新名词"的"新诗"相联系，实际上说明他们的"新诗"与他所要求的"诗界革命"不一致，这是他以"诗界革命"的标准对这类"新诗"所作的一种批评，而并不是如某些研究者所理解的，是"总结了先前的'诗界革命'失败的教训"⑧。为了进一步说明夏、谭等人当时并未提倡、也不可能提倡"诗界革命"，还可从以下几方面来考察。
第一，在梁启超有关夏、谭等人作诗的记载中，从未提到他们曾提倡过"诗界革命。"
关于这方面的材料，除上述《诗话》外，还有《汗漫录》、《亡友夏穗卿先生》等，最详细的是《亡友夏穗卿先生》一文。
节录如下：
他（指夏曾佑）租得一个小房子在贾家胡同，我住的是粉房琉璃街新会馆--后来又加入一位谭复生，他住在北半截胡同浏阳馆--"街宇望尺咫"，我们几何没有一天不见面，见面就谈学问……。
穗卿和我都是从小治乾嘉派考证学有相当素养的人，到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们对于从前所学生极大的反动。不惟厌他，而且恨他。穗卿诗里头"冥冥兰陵门，万鬼头如蚁。质多举只手，阳乌为之死"。……我们要把当时垄断学界的汉学打倒，……我们主观上认为已经打倒了，"袒裼往暴之，一击类执豕。酒酣掷杯起，跌宕笑相视。颇谓宙合间，只此足欢喜"。这是我们合奏的革命成功凯歌，读起来可以想起当时我们狂到怎么样，也可以想见我们精神解放后所得的愉快怎么样。
穗卿自己的宇宙观人生观，常喜欢用诗写出来，他前后作有几十首绝句，说的都是怪话，……当时除我和谭复生外没有人能解他。……他又有四首寄托遥深的律诗，我只记得两句："阖视吾良秋柏实，化为瑶草洞庭深。"谭复生和他的是："……金裘喷血和天斗，黄竹闻歌匝地哀。徐甲倘容心忏悔，愿身成骨骨成灰。""死生流转不相值，天地翻时忽一逢。且喜无情成解脱，欲追前事已冥濛……。"这些话都是表现他们的理想，用的字句都是象征，当时我也有和作，但太坏，记不得了⑨。
这篇文章以相当的篇幅叙述了夏、谭的诗，诗中堆积"撒但"、"质多"之类的"经典语"，它们"都是怪话"，"用的字句都是象征"。这些正是《诗话》中称之为"新诗"的特征，但这里一句也没有提到"诗界革命"。梁启超在这篇深情怀念夏曾佑的文章中，把夏誉为"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驱者"，又说夏的诗是他们"合奏的革命成功凯歌"，如果夏当初确实"提倡"过"诗界革命"，梁启超更应当把这件事作为夏的重要事迹加以叙述，不应当只字不提。此外，考察文中所叙夏、谭、梁当时作诗的情况，有二点尚可注意。一、所谓谭、梁的"和作"，并非他们和夏曾佑在一时一地的唱和之作，而是他们分别作于丙申、丁酉间的"和作"⑩。梁启超此文作于夏曾佑逝世之年，即一九二四年，文中回忆三十年前旧事，将一二年间发生之事写作"当时"是极自然的。二、他们作这类诗的动机在于表达"宇宙观人生观"和"理想"，而不是要以这类诗改变诗体或当时的诗风。从夏、谭的诗集中可看到，他们在作这类新诗的同时，还写了一般不难解的旧诗11。由此可见，他们偶尔作这类诗，是出于对新思想的喜好；他们作诗不求人解，仅在于达到同志之间思想上的契合。因此，从这些情况来看，说他们当时在进行"涛界革命"运动或有"诗界革命"的志愿，都与事实不符。
第二、从戊戌前国内思想界及改良派的思想状况来看，不可能提出"诗界革命"这一口号。
首先，戊戌之前国内思想界流行的主要观念是"变法"、"改革"及"民权"等，而不是"革命"。孙中山于乙未（一八九五年>第一次广州起事失败到日本后，开始采用"革命"这一口号12。但他传播革命思想对国内影响甚微。壬寅（一九二年）九月《新民丛报》载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其中叙述国內思想界的情况说："一二年前，闻民权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革命者起，则不骇民权而骇革命矣。今日我国学界之思潮，大抵不骇革命者，千而得一焉，骇革命不骇民权者，百而得一焉……"13。由此可见，在国內思想界有"言革命者起"还是"一二年"内的事。至于"一二年前"，还没有"言革命者起"。所以还没有达到"不骇民权而骇革命"的程度，而是"闻民权而骇者比比然也"。这里的"一二年前"，指一九、一九一年，说明国内思想界倡言"革命"至少在一九年之后。梁启超又在壬寅十一月发表的《释革》一文中云："中国数年以前，仁人志士之所奔走、所呼号，则曰'改革'而已。比年外患日益剧，内腐日益甚，民智程度亦渐增进，浸润于达哲之理想，逼迫于世界之大势，于是咸知非变革不足以救中国。其所谓'变革，云者，即英语'Revolution，之义也。而倡此论者多习于日本，以日本人之译此语为'革命'也，因相沿而顺呼之曰'革命、革命'……。"14从这里可以看出，主张"变革"是"比年"的事，侶变革论者"多习于日本"，受到日本译名的影响，因而顺呼变革为"革命"。据冯自由云："吾国学生之在日本留学，始于戊戌、己亥（一八九八、一八九九）二年，其初不过寥寥数人。……后数年，各省督抚续派遣留学生，而以私费往游者亦络绛不绝。及辛丑年（一九一）人数已增至千五百人。"15可见中国学生"多习于日本"，发生在戊戌之后，因此顺呼"革命"的"比年"当指戊戌之后。这段话中所谓"中国数年以前，仁人志士之所奔走、所呼号，则曰'改革'而已"，即指戊戌前他们改良派以"改革"为口号进行的变法运动。梁启超这二段话都可证明戊戌之前国内流行的思潮是"变法"、"改革"，而不是"革命"。
其次，戊戌前改良派与革命派之间有所来往，也接触到"革 命"，并作出不同程度的反应。康有为在戊戌年作的《进呈突厥削弱记序》、《进呈法国革命记序》等文中16，竭力渲染"革命之祸"，劝清廷"维新变法"，反对"革命"。《时务报》于丁酉（一八九七年）九月载麦孟华《论中国会匪宜设法安置》一文，将孙中山组织的兴中会与会党组织的哥老会、三合会等并称"会匪"，他说："哥老、理教、三合、兴中诸会匪，或煽于东南，或泄于西北，或动于内地。……孙文之案，沙侯诘难；徒辱国体，实张彼焰耳。"17这表明了改良派右翼对革命党及"革命"的仇视态度。这时期梁启超在《时务报》上的言论颇为激烈，然而未超出改良主义的"民权"的范围。如丁酉九月发表《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一文，他说："凡由多君之政，而入民政者，其间必经一君之政，乃始克达。所异者西人则多君之运长，一君之运短，中国则多君之运短，一君之运长。……若夫吾中土奉一君之制，而使二千年来杀机寡于西国名，则小康之功德无算也，此孔子立三世之微意也。"18所谓"奉一君之制"而行"民政"，纯属改良主义的主张。这说明他对"革命"是否定的。梁启超后来在长沙时务学堂任教时，仍宣传这种改良主义的民权论。至于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云："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19这"革命"一词是后来习用之语，并非梁在当时言论中有"革命"一词20。即使后来转向革命的章炳麟，当时也不主张革命。丁酉二月，《时务报》载其《论学会大有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一文云： "……不逞之党，假称革命以图乘衅者，蔓延于泰西矣。……自兹以往，中国四百兆人，将不可端拱而治矣。……然则如之何而可？曰：以教卫民，以民卫国，使自为守而已。变郊号，柴社稷， 谓之革命，礼秀民，聚俊材，谓之革政。今之亟务，曰：以革政挽革命。"21这说明章氏的思想仍属改良主义的范畴。
至于所谓提倡"诗界革命"的夏曾佑、谭嗣同、黄遵宪，戊戌前都属改良派。夏在天津与严复等人创办《国闻报》，鼓吹维新变法，但立场比《时务报》温和。丁酉十二月刊载《中俄交谊论》一文云："今日之中国，不但当联俄，且当法俄。夫取法于人者，必其政教风俗，与吾相近，而后因时利导，其事为可几及。今地球君权无限之国，独我与俄罗斯、土耳其三国耳。夫君权之轻重，与民智之深浅成正比例。论者动言中国宜减君权，兴议院，嗟呼！以今日民智未开之中国，而欲效泰西君民并王之美治，是大乱之道也！"这表现出该报在变法运动中已转向保守。夏与梁启超关系甚密切，他也同意"民政"思想22，但他不属康党，改良主义立场更为软弱23。作为改良派左翼的谭嗣同，在《仁学》中引用"汤、武革命"之语，并说："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这表现了反满倾向，但《仁学》的要旨仍在于"变法"，所谓："国与教与种将偕亡矣！唯变法可以救之"。或所谓："与中国至近而亟当效法者，莫如日本。其变法自强之效，亦由其俗好带剑行游，悲歌叱咤，挟其杀人报仇之气概，出而鼓更化之机也。儒者轻诋游侠，比之匪人，乌知困于君权之世，非此益无以自振拔，民乃益愚弱而窳败，言治者不可不察也。"他主张效法日本，变法自强；并主张通过游侠"自振拔"于"君权之世"。他说："西汉民情易上达，而守令莫敢肆；匈奴数犯边，而终驱之于漠北。内和外威，号称一治。"幻想依靠游侠使清王朝"内和外威，号称一治"。这是谭嗣同改良主义思想的局限。黄遵宪当时也主张"奉主权以开民智"24，他是始终不赞成"革命"的。
上述二点说明：在戊戌前国內思想界不流行"革命"这一观念，以及改良派内部反对或不赞成"革命"的情况下，夏、谭等人不可能在丙申、丁酉间提出"诗界革命"。
第三、"诗界革命"是梁启超受日本译名的影响而提出的。从上面引述梁启超及冯自由的话，可知倡"革命"论者"多习于日本"，并且发生在戊戌之后。而"诗界革命"及"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口号也是梁启超逃亡日本之后，受到日本译名的影响而提出的。在中国传统观念中，"革命"指改朝换姓的政治变革。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宣传"革命"，即包含着推翻清朝，光复汉政权之义。而日本人译英语"Revolution"为"革命"，如英人称其历史上一六八八年确立君主立宪的政变为"Glorious Revolution"（即"光荣革命"）一样25，日人习称其"明治维新"为"革命"。梁启超《释革》云："日人今语及庆应、明治之交，无不指为革命时代，语及尊王讨幕、废藩置县诸举动，无不指为革命事业……。"26可见这里"革命"一词在政治上指"变革"，已失去以暴力更迭旧政权的意义。康有为到日本不久，在《读日本松阴先生幽室文稿，题其上》一诗中，盛赞明治维新为"千年大革命"27，说明他对"革命"一词的观念已发生变化。后来梁启超在一度革命之后转向改良主义时，就是在这种"变革"的意义上使用"革命"一词。由于"革命"指广义的"变革"，日人译名中常出现"宗教革命"、"道德革命"等。梁启超在《释革》申明白指出："夫淘汰也，变革也，岂惟政治上为然耳，凡群治中一切万事万物莫不有焉。以日人之译名言之，则宗教有宗教之革命，道德有道德之革命，学术有学术之革命，文学有文学之革命，风俗有风俗之革命，产业有产业之革命。即今日中国新学小生之恒言，固有所谓经学革命、史学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音乐界革命、文字革命等种种名词矣。"28同样由于受日本译名的影响，梁启超于己亥（一八九九年）五月赞康有为发明孔教为"宗教革命"29，于同年十一月倡议"诗界革命"与"文界革命"30，于壬寅（一九二年）九月倡议"小说界革命"31。（梁启超初至日本时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32，尚未提出"小说界革命"。）由此可证，"诗界革命"这一口号只有梁启超到日本之后才可能提出。第四，关于"诗界革命"，梁启超自己有所论述。
《汗漫录》（又称《夏威夷游记》）是梁启超在己亥（一八九九年）冬赴美途中所作的日记，其中谈到"诗界革命"。过去一些研究者在论述"诗界革命"时，曾引用过这篇材料，由于囿于成见，忽视了文中某些重要内容。经初步分析，这可以看作是有关"诗界革命"的最早文献。节录如下：
……予虽不能诗，然尝好论诗。以为诗之境界，被千馀年来鹦鹉名士（予尝戏名词章家为鹦鹉名士，自觉过于尖刻。）占尽矣。虽有佳章佳句，一读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见者，是最可恨也。故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然后可。犹欧洲之地力已尽，生产过度，不能不求新地于阿美利加及太平洋沿岸也。
欲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叉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不然，如移木星、金星之动物以实美洲，瑰伟则瑰伟矣，其如不类何！若三者具备，则可以为二十世纪支那之诗王矣！时彦中能为诗人之诗，而锐意欲追新国者，莫如黄公度。 其集中有《今别离》四首，及《吴太夫人寿诗》等，皆纯以欧洲意境行之，然新语句尚少，盖由新语句与古风格，常相背驰。公度重风格者，故勉避之也。夏穗卿、谭复生，皆善选新语句。其语句则经子生涩语、佛典语、欧洲语杂用，颇错落可喜，然已不备诗家之资格。……复生本甚能诗者，然三十以后，鄙其前所作为旧学。晚年屡有所为，皆用此新体，甚自喜之，然己渐成七字句之语录，不甚肖诗矣。……其不以此体为主，而偶一点缀者，常见佳胜。文芸阁有句云："遥夜苦难明，它洲日方午。"盖夜坐之作也，余甚赏之。邱仓海《題无惧居士独立图》云："黄人尚昧合群理，诗界差争自主权。"对句可谓三长兼备。邱星洲有"以太同胞关痛痒，自由万物竞生存"之句，其境界大略与夏、谭相等，而遥优于余。……吾论诗宗旨大略如此。然以上所举诸家，皆片鳞只甲，未能确然成一家言，且其所谓欧洲意境语句，多物质上琐碎粗疏者，于精神思想上未有之也。虽然，即以学界论之，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尚且未输入中国，况于诗界乎？此固不足怪也。吾虽不能诗，惟将竭力輸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可于？要之，支邪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虽然，诗运无绝之时也。今日者革命之机渐熟，而哥仑布、玛赛郎之出世必不远矣。上所举者，皆其革命军月晕础润之徵也，夫诗又其小焉者也33。
在这些谈论诗歌"宗旨"的段落中，梁启超提出"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其理由是：一、千馀年来诗之境界被"鹦鹉名士"占尽，缺乏新意。二、黄遵宪的诗"锐意欲造新国"，但缺点是表达新内容的"新语句尚少"。三、夏、谭的诗"善选新语句"，"可谓新绝"，但是"不备诗家之资格"。四、黄、夏、谭等"诸家"都是"片鳞只甲"，未能确然成一家言。他们诗中的"欧洲意境语句，多物质上琐碎粗疏者，于精神思想上未有之也"。这无异宣告：不仅按照千余年来鹦鹉名士的路子走下去，中国的"诗运""殆将绝"，就是按照夏、谭的新诗、甚至黄遵宪诗歌的路子走下去，中国的"诗运"同样"殆将绝"。由此可见，梁启超并没有把夏、谭的新诗、甚至黄遵宪的诗歌当作"诗界革命"看待，所以他在该文中进一步指出："上所举者，皆其革命军月晕础润之微也，夫诗又其小焉老也。"明确说明他上面所举的夏、谭、黄等"诸家"的作品都是诗界"革命军"的"月晕础润"，而非革命军本身。（成语"月晕而风，础润而雨"，是表示风雨将临的征兆，而非风雨本身。）
所谓"精神思想"，即"欧洲真精神真思想"。由于梁启超在日本接受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在言论上大力传播西方"自由"、"平权"、"独立"等资产阶级学说，这种传播促进了当时革命思潮的发展。因此他提出"诗界革命"，要求诗歌在"革命之机渐熟"的时候，以"欧洲真精神真思想"为"诗料"，开辟诗的新境界，实际上要求诗歌起到反映，推动革命思潮的作用。
梁启超又指出，夏、谭等"诸家"的新诗之所以不符合"诗界革命"的标准，是因为中国的"学界"尚未革命。所谓："即以学界论之，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尚且未输入中国，况于诗界乎？此固不足怪也。"换言之，只有学界输入欧洲精神思想之后，"诗界革命"才能产生。因此，"要之，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固然表示了进行这一运动的必要性，而从他"惟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以及预言诗界哥仑布、玛赛郎"出世必不远矣"这些话来看，实际上意味着他所提倡的"诗界革命"还处于有待开展的"倡议"阶段。
附带指出，梁启超发出"诗界革命"的号召后，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如力山遁庵《宿园先生属题选诗图》云："骚坛近出哥仑坡（原注："谓任甫师"），创为新诗觅新地。"34又如聘庵《赠別复庵》云："诗从革新命，书号自由篇。"35所谓"自由篇"，指梁启超当时在《清议报》上发表的《饮冰室自由书》。这些诗在鼓吹"诗界革命"时，都把梁启超作为这一运动的倡导者而加以颂扬。另外，如邱逢甲《论诗次铁庐韵》之二有"迩来诗界唱革命"之句36。又如林辂存在写给潘飞声的诗中有"廿纪龙螭战斗纷，……诗界新编革命军"等句⑩。邱诗作于辛丑、壬寅（一九一、一九二年）间。林诗作于"廿纪"，至少在一九年之后。他们诗中的"迩来"、"新编"等语，与梁启超在一八九九年十一月提出的"诗界革命"在时间上也相符。而梁启超本人在澳洲作《赠别郑秋蕃兼谢惠画》一诗，其中有"我昔倡议诗界当革命，狂论颇颔作者颐"38等句。前句当指他二年前提倡"诗界革命"一事，后句指口号提出后得到响应的情况。
既了解上述情况，我们回头再看《诗话》中谈到夏、谭的语句，实在是梁启超站在"诗界革命"倡导者的立场上，对夏、谭"新诗"的批评，胡适等人据此认为夏、谭提倡"诗界革命"是错误的。所谓"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也不是象一般误解的那样，似乎梁启超已把夏、谭的新诗称为"革命"，而是针对梁自己在此前《汗漫录》中提出"诗界革命"使用"新名词"的主张。这一则诗话否定了这一主张，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转变。关于这一点，当另作文说明之。
这些错误看法的另一方面认为黄遵宪是"诗界革命"的倡导者，也是缺乏根据的。由于不清楚"诗界革命"的发生过程，有些人就把这一特殊的概念当成一个泛指的概念，将黄遵宪早年提倡"新派诗"和"诗界革命"混为一谈。实际上梁启超最初倡议这一运动时，以欧洲的思想学说为核心，而黄遵宪的"新派诗"与梁启超主张的内律有很大区别，这在上文分析《汗漫录》时巳经谈到。总之，黄遵宪不仅没创造"诗界革命"一词，而且他从未使用这一词。尽管他后来加入这一运动，并起了很大作用，但他对"诗界革命"这口号本身仍持保守态度。因此黄遵宪也个是"诗界革命"的提倡者。
综上所述，似可得到如下的结论：时下流行的关于"诗界革命"是由夏曾佑、谭嗣同或黄遵宪在戊戌前提出的这一看法是错误的。根据目前所得材料，"诗界革命"是由梁启超在己亥（一八九九年）十一月提出的。 注 释
①见人民文学出版社编注《康有为诗文选》、郭绍虞、王文生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等。
②见复旦大学中文系一九五六级中国近代文学史编写小组编著《中国近代多学史稿》、吕美生《试论晚清"诗界革命"的意义》。
③载《文学遗产》增刊第八辑。 ④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等。 ⑤麦若鹏《黄遵宪传》。
⑥载《新民丛报》第二十九号。
⑦载于《新民丛报》第十号（壬寅五月）中《诗界潮音集》，题为《感事》，题下注云："庚子旧作。"又载于麦孟华《蜕庵集》，题为《庚子感事》。
⑧见简夷之校点《饮冰室诗话·校点后记》。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四》
⑩文中所引夏、谭之诗，与其它材料相参稽，和事实有出入，乃梁启超作此文：时误记之故。所谓夏"有四首寄托遥深的律诗"，今检《夏别士先生诗稿》（北京图书馆藏抄本）有《赠梁卓如》三首，编于《丙申一日试笔》之后，知三诗为丙由春所作。其一云："滔滔孟夏逝如斯，亹亹"文王鉴在兹。帝杀黑龙才士隐，书蜚赤鸟太平迟。民皇终如归麟笔，天鬼婵嫣看染丝。西婉烟埃弥八表，欲将生死向天师。"（《抄本》后四句又作："民皇大备三重运，人鬼同谋百姓知。且倒金樽谋遁世，天渊进退未因时。"《清议报》四句作"民皇备矣三重信，人鬼同谋百姓知。天且不违何况物，望先万物出于机。"）其二云："淫淫雾雨晓云寒，sx走单sx走单春秋揽镜看。百姓容容无所倚，九卿碌碌奉其官。天门虎豹当关戏，昔梦熊罢广乐阑。相煦波臣升斗水，可能容易劝加餐。"其三云："江水湛湛枫树林，风弦袅袅女环琴。懵昭冥暗成千古，茅靡波流见素心。盍视吾良秋柏实，化为？草洞庭深。多情一撮神州土，贤劫来时何处寻。"梁文所引夏诗在上诗第三首。而粱所云"四首律诗"中另一首，在《夏别士先生诗稿》中题为《沪上赠梁卓如》，诗云："有人雄起琉璃海，兽魄蛙魂龙所徒．天发杀机蛇起陆，羔方婚礼鬼盈车，南朝丈酒韬乾战，西婉山川失宝书．君自为繁我为简，白云归去帝之居。"（《清议报》作；"有人雄起琉璃海，兽魄蛙魂龙所徒。天发杀机当起陆．轨非乾战且悬车。，东岱大微不可舒。公自为繁我为简，白云归去帝之居。"）梁启超于丙申三月出京师，赴上海与黄遵宪、汪康年同办《时务报》，此诗当作于丙申三月后梁在沪之时。此诗与上面《赠梁卓如》三首中第一首同载于《清议报》第一百册．题为《赠任公二首》，署名"碎佛"，题下注云："丙申夏。"此二首又见于《新民丛报》第二十九号《诗话》。梁启超流亡日本初期，与夏曾佑并无往来，观《清议报》载《赠任公二首》，诗中字句与《夏别士先生诗稿》颇多歧异，故此二诗似粱凭记忆录出，题下注"丙申夏"。亦系粱凭记忆之语。今知一首作于丙申春，另一首作于丙申夏。
梁文所引谭嗣同"和作"，见于谭嗣同《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卷一，题为《似曾诗》，共律诗四首，梁文所引诗句属其中第二、三首。据《新民丛报》第四号《诗话》云："余所见（谭嗣同诗）惟题麦孺博扇有《感旧》四首之三。"即《似曾诗》中三首，梁文所引为此三首中第一、二首。《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为谭嗣同三十以后"新学"之作，《（似曾诗》作于丙申之后．据此可推知谭于丁酉年自金陵来沪时将其中三首题于麦孟华扇上。然观其诗题内容，似非和夏之作。据《诗话》语意，梁在麦孟华扇上首次见到此数诗，且云："其言沈郁哀艳，盖浏阳集中所罕见者，不知其何所指也。"若此数诗果为"和作"，梁当知道，在《诗话》中似不当作此语。另据谭嗣同《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卷一，有《赠梁卓如四首》，与夏诗内容及诗题俱相似。其一云："大成大辟大雄氏，据乱升平及太平。五始当王讫麟获，三言不识乃鸡鸣。人天帝网光中见，来去云孙脚下行。漫共龙蛙争寸土．从知教主亚洲生。"《新民丛报》第二十九号《诗话》云；"谭、夏皆用'龙蛙'语，盖时共读约翰《默示录》，录中语荒诞曼衍，吾辈附会之，谓其言龙者指孔子，言蛙者指孔子教徒云，故以此徽号互相期许。"夏诗《沪上赠梁卓如》中有"兽魄蛙魂龙所徒"之句，夏、谭诗中皆有"龙蛙"语，显属同类之诗，又梁启超《汗漫录》及《诗话》中皆将此二诗并提。由此可知，所谓谭之"和诗"，实为此《赠梁卓如四首》。梁由于误记，将《似曾诗》当作"和诗"。 谭嗣同《赠梁卓如四首》似非在丙申春与夏曾佑唱和之作，而为其后来模仿夏诗之"和作"。理由是：一、夏诗有"龙蛙"语一首作于丙申夏，而谭诗第一首亦有"龙蛙"语，梁文云谭"和"夏诗，是必作于夏诗之后，故谭诗当亦作于丙申夏之后。二、《谭嗣同全集》载丁酉二月初七日《致汪康年、梁启超书》，中有"大致卓公似贾谊"之语，乃指《时务报》中梁之文章而言。此谭诗第四首有"少年今见贾长沙"之句，故此诗当作于丙申七月《时务报》刊出梁文之后。三、《诗话》云："丙申、丁酉间，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提倡之者为夏穗卿，而复生亦綦嗜之。"据其语意，在"提倡"与"綦嗜"之间，前后似有一段间歇。总之，谭之四诗不似丙申春在京和夏之作，较可能的是，谭于丙申秋八月在上海与梁启超相见，因见夏曾佑于丙申夏赠梁之诗，遂有此依题模仿之"和作"。（杨廷福《谭嗣同年谱》于一八九六年丙申条云："八月到上海一行，十九日和梁启超、宋恕孙宝煊、吴嘉瑞、夏曾佑、胡惟志（仲巽）共摄一像。"其中将汪康年（穰卿）误作夏曾佑（穗卿）。《年谱》所据孙宝煊《日益斋日记》，或有误抄。今据《清代日记汇抄>所辑孙宝煊《忘山庐日记》，知为穰卿。 ）
梁文又云他当时亦有"和作"，然已忘却．然据梁启超《汗漫录》云："前年见穗卿、复生之作．辄欲效之，更不成字句。记有一首云：'尘尘万法吾谁适，生也无涯知有涯。大地混元兆螺蛤，千年道战起龙蛇。秦新杀翳应阳厄，彼保兴亡识轨差。我梦天门受天语，玄黄血海见三蛙。"按作于已亥，文中云"前年见穗卿、复生之作"，则当在丁酉。观梁启超集中它处亦百"前年"一词，然与实际年份不合者．故不能据此以为谭、夏之诗皆作于丁酉。然而此类之诗实作于丙申、丁酉年间。非作于一时一地，故梁以"前年"约略言之。梁又云："辄欲效之"，意谓其见夏、谭之诗后，即欲模仿之，在"欲"与"作"之间，当有一段间歇。故梁诗似亦非丙申春在京中与夏、谭一起时相互唱和之作，而是后来见夏、谭诗后之"和作"。此诗与谭诗第四首同韵，抑为丙申八月见谭诗盾所作？11《夏别士先生诗稿》抄本有《出都别青来》（徐世昌《晚晴簃诗汇》作《丙申三月将改官出部和青来前辈》）一诗，其二云："连天芳蓖送征轮，未免低回去国身。八百余年王会地．垂阳无语为谁春？"即为夏曾佑当时所作一般不难解的旧诗。其它尚有《白下寄内》、《抵郡》等，皆为此类诗。
谭嗣同《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卷一有《丁酉金陵杂诗》，其一云："吴淞半江水，湘中一尺天．年来都翦得，持八秣陵烟。"另有《江行感旧诗》、《改官江苏诗》等，皆为无新语句之诗。
12见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及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一册）。
13《新民丛报》第十七号。
14 26 28《新民丛报》第二十六号。
15参见刘望龄《一八九六--一九六年间中国留日学生人数补正》，载于《辛亥革命论文集》（一九八年十一月广东版）。
16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三册。17《时务报》第四十册。
18《时务报》第四十一册。
19《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
20关于梁启超等丁酉年在湖南时务学堂讲学之内容，梁氏《清代学术概论》又云："时学生皆住舍，不与外通，堂内空气曰曰激变，外间莫或知之。及年假，诸生归省，出札记示亲友。全湘大哗。先是嗣同、才常等，设'南学会'聚讲，又没《湘报》（日刊）、《湘学报》（旬刊），所言虽不如堂中激烈，实阴相策应。
又窃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书，加以案语，秘密分布，传播革命思想。信奉者日众，于是湖南新旧派大哄。"梁启超又在《时务学堂札记残卷序》中云："时吾侪方醉心民权革命论，日夕以此相鼓吹，札记及批语中，盖屡宣其微言。"（《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七》）又陈寅恪先生《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云："新会主讲时务学堂不久，多患发热病，其所评学生文卷，辞意未甚偏激，不过有开议会等说而巳。惟随来助教韩君之评语，颇涉民族革命之意。"（《寒柳堂集》）又唐才质《湖南时务学堂略志》云："诸生人堂，一面讲学，一面论政，意志非常兴奋。旧派与学生初无恶感，亦无异言。及遇假期，诸生多数归省，出札记示亲友．传播反对清政，以及主张学术革命之积极言论，于是旧派哗然，大肆讥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编《文史资料》第二辑）以上所引文字，皆作于革命成功之后，故习以"革命"一词概括梁启超等人当时讲学内容之性质，并非他们在讲学或札记批语中直接出现"革命"一词。正如我们现在习称孙中山成立兴中会为"革命"举动，并称其宣言为"革命钢领"，实际当时尚未采用"革命"一词。今观当时学堂札记批语残文中无"革命"语，且苏舆《翼教丛编》、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及戊戌、己亥间有关"上谕"，皆言及梁等之"罪状"，其最甚者为"民权"、"平等"，若梁等宣传"革命"，必无不列为罪状之理。
21《时务报》第十九册。
22《夏別士先生诗稿》抄本有己亥年作《七里泷》一诗，中有"天心弃支那，民政不见容。归来钓大泽，遁世全其躬"等语，盖叹戊戌变法之失败也。
23夏曾佑与梁启超等论学甚契，然不属康党。夏元瑮撰《夏曾佑传略》云："癸已、甲午之际，言新学者渐起。自南海康有为师徒出，而公羊学风行。新会梁启超、麦孺博诸子，常就先生言公羊。先生时服官礼部，有拟之为刘申受、龚自珍者，而先生不以公羊学家自居。"（《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戊编》）所谓夏"不以公羊学家自居"者，抑欲与康党保持距离之故欤？故梁启超云："穗卿没有政治上的党，人人所共知。"（《亡友夏穗卿先生》）戊戌政变后，夏未受谴。庚子后，选授安徽祁门县知县。后来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夏随赴日本，努力为清廷实行立宪政治。
24参见《新民丛报》第十三号所载《东海公来简》。
25见Calton J·H·Hayes，ParKer Thomas Moon，John W·W- ayland撰《World History》（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1946）。
27《清议报》第九册。
29见《清议报》第十九、二十册所载《论支那宗教改革》。
30 33见《清议报》第三十六至三十八册所载《汗漫录》。
31见《新小说》第一号所载《沦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32《清议报》第一册。
34 见《清议报》第五十一册。据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知作者为秦鼎彝。
35 《清议报》第九十册。
36 见邱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卷八，属辛丑、壬寅稿。37 见潘飞声《在山泉诗话》卷二。
38 《清议报》第八十四册。
中国嘉德
以我为主，以静制动
中国嘉德凭借行业内公认的良好口碑与业务能力；职业规范的企业准则；领跑于其他公司的拍卖时间，一直被业内人士看做大陆艺术品拍卖的风向标，中国嘉德的春秋两季大拍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拍卖季甚至一年的国内拍卖动向。
中国嘉德2012秋拍经过4天拍卖，于10月31日在北京圆满收槌，中国书画、瓷器家具工艺品、油画雕塑、古籍善本、名表珠宝翡翠等门类成交达17.45亿元人民币，与中国嘉德2011年秋季拍卖的38.58亿元相比有着较为明显的缩水，而较之2012年春季拍卖的20.6亿元也有着一定程度的下滑。
精品频出的中国书画
此次秋季拍卖成交额前十的拍品共计十二件（其中三件拍品的成交价同为2070万元）除天字十七号――乾隆御制宝腾腰刀外，其余十一件均为书画精品，涵盖了古代书画、近现代书画、当代油画，足见嘉德在中国书画部分的征集实力。中国书画部分成交逾11亿元人民币，占全部秋拍成交总额的六成有余，其中，“大观中国书画珍品之夜”专场成交达4.42亿元。
古代书画中，清宫内府典藏并著录于《石渠宝笈》的董其昌《仿黄公望富春大岭图》经过数轮竞价，以6267.5万元高价成交，创出董其昌作品的拍场新纪录；清代宫廷画家张宗苍的《云栖山寺》以3967.5万高价成交；康熙皇帝行书“笃志经学”并四十名臣诗以2300万高价成交；未署名明代宫廷画家所作《御花园赏玩图》1817万元成交。
近现代书画部分，张大千《致张群山水花卉册》以2530万高价成交；傅抱石《春夜玄武湖》以2070万高价成交；齐白石《花卉四条屏》最终拍出1840万；王新衡珍藏张大千精品部分，《丁未泼彩》2185万高价成交；傅抱石《清荫雅集图》2070万元成交。
当代书画部分，“中国当代书画”、“水墨新世界”两专场平均成交比率近87%。其中，“中国当代书画”专场中，王明明《陆羽松泉品茗图》517.5万折桂。
中国油画及雕塑板块，四专场总成交额1.2亿元。陈丹青创作于2001年的“民国范儿”力作《国学研究院》不负重望，以2070万元拔得整场头筹。
御制宝刀，编号十七
此次嘉德秋拍的瓷器家具工艺品部分，总成交3.88亿元人民币，共设置了“赋彩徵祥――清代瓷器精选”、“古芳――玉器及文房雅玩”、“元雨轩藏珍”、“澄怀观物――明清古典家具”、“丽质华堂――陈丽华女士捐赠珠宝及复制清代宫廷家具”、“紫泥攻玉―宜陶古器遗珍”等多个专场，涵盖了多个门类。
最引人瞩目的当属“清乾隆金桃皮鞘天字十七号宝腾腰刀”，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董事总裁王雁南女士亲临拍卖现场“督战”。该腰刀是乾隆帝亲自监督、造办处耗时四十七年倾力打造的九十把御制腰刀之一，这九十把腰刀以“天、地、人”三字编号，每字号各30把，这些宝刀象征着皇帝权力和威势，这90把腰刀，除少量的外拨和流失海外，绝大部分仍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这也是目前所知民间仅存的清乾隆制腰刀，经过多轮竞价最终不负众望以4830万元成交。
其他专场亦有不错的斩获，一尊“明宣德金刚萨坐像”以989万元成交；“明代黄花梨有束腰高火盆架”为美国加州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旧藏，曾为王世襄先生、柯惕思先生多次撰文研究，经过数轮竞价，以690万元成交。
2012年的秋拍市场，中国书画凭借自身优势依然占据着内地拍卖成交的绝对性份额，中国嘉德坚持以我为主，沉稳低调，凭借自身实力，在市场调整的大环境下依然取得了不错的市场回报。本刊以中国嘉德董事总裁王雁南女士的讲话作为此次嘉德秋拍的总结，“本次秋拍为适应市场形势和藏家需求，公司全体共同努力，精心设计征集了多个主题专场，得到市场热烈回应，秋拍整体买气旺盛，市场表现稳定，成交结果符合预期，作为国内拍卖市场的风向标，这个成绩为今秋的艺术品市场带来了信心，艺术品拍卖市场仍在稳步前行”。
北京保利
地位稳固，创新争优
2012年的最后一个月，内地艺术品拍卖业最令人期待莫过于北京保利的秋季艺术品拍卖会。12月7日北京保利2012年秋拍以23.1亿元的总成交额圆满结束。此次保利秋拍共设置了30余个专场，在涵盖了中国书画、中国古董珍玩的基础上亦有创新与突破，例如延续春拍设立的国际知名设计师作品专场；“中国鼻烟壶”专场。2012年秋拍新设立的科技古董专场；比肩“过云楼”藏书的“广韵楼”藏珍贵古籍善本专场。
纵览此次保利秋拍单品，亿元的拍品一件，过千万拍品数量达35件，500万元以上拍品80件。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的元代纪实风情长卷王振鹏《江山胜览图》以1.012亿元成交。齐白石巨幅作品《祖国颂》以8280万元成交，是今秋成交价最高的近现代书画作品。被美国J.P.Morgan家族五代传承的“清乾隆御制翡翠雕辟邪水丞”以4945万元成交，为清代翡翠摆件树立新的价值标杆。“王琦、汪野亭 民国重要人物选制粉彩人物山水瓷板（六件）”以3277.5万元的成交价刷新近现代瓷板画的成交纪录。“广韵楼”藏珍贵古籍善本专场中的海内外孤本隋朝陆法言《巨宋广韵五卷》南宋麻沙镇南刘仕隆宅刻本以3450万元成交，创造今秋中国古籍拍卖纪录。
就专场而言，古代书画夜场总成交额2.37亿元。“明四家”沈周作品《思萱图》以2300万元列本专场成交额第二名。近现代书画夜场总成交5.5亿余元，“祖国颂――重要齐白石作品”专场部分表现尤为突出，10件作品全部成交，成交额近1.7亿元，除位居第一的《祖国颂》外成交价第二位的齐白石《松鹰》以2415万元成交。“可染家藏――重要李可染作品”专场成交率超过九成，其中《雄关漫道・苍山如海》成交额为4082.5万元。“广韵楼”藏珍贵古籍善本专场，总成交额近7500万元，继“过云楼”之后又将古籍收藏推向新的高潮。
在古董珍玩方面，夜场总成交额4亿余元，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当属“清乾隆御制翡翠雕辟邪水丞”成交价达4945万元，成为目前拍卖市场成交价最高的翡翠动物摆件。此件作品可称流传有序，由退位的清王室变卖给20世纪初美国巨富J.P.Morgan，在历经五代人的百年珍藏后，J.P.Morgan的玄外孙2011年将其委托给北京保利，首次在拍卖市场出现，极为珍贵。另一件“明宣德青花镂空花卉海浪纹花熏”是宣德内府借鉴中东地区的各类香熏设计而成，具有浓郁的伊斯兰文化韵味，列本场第二位，以2530万元成交。
此次保利秋拍由于受经济大环境影响，与其他各大公司一样成交率与成交额与往年相比均有一定缩水，但其中的精品不减，宏大辉煌的预展现场一如往昔，藏家、观者如潮。保利的水准与地位并没有因为市场大环境的遇冷而受到太大影响。
北京匡时
质朴亲民，学术先行
2012年春，北京匡时“过云楼藏书”拍卖及后续故事至今仍令人记忆犹新，北京匡时的大规模巡展、研究活动令各地大众有幸一睹“过云楼”的魅力。2012年7月，书香尚未散尽之时北京匡时又开展了“收藏寻城记”系列活动，历时三个月，除了上海、杭州、广州等全国性收藏重镇，还造访了以长沙、武汉、成都等非热点城市。匡时在征集拍品的同时，还邀请了当地著名藏家、文化学者共同探讨地域文化与本地收藏传统之间的关系，在征集的同时起到了企业文化推广的作用，更助各地收藏文化一己之力。“我们之所以突破以往公开征集的形式，就是希望能通过这次收藏寻城记，寻找每个城市的地方文化与收藏传统之间的关系，为中国收藏提供更深入、更前沿的研究。”北京匡时董事长董国强如是说。
“过云楼”藏书掀起了古籍研究与收藏的热潮，此次秋拍北京匡时推出了“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涉及信札、手稿、书籍、家具等共计950件。较“过云楼”而言“梁氏档案”在时空上与我们更加“亲近”，梁启超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更是伟大的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更与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三位先生并称“清华四大国学导师”，此次拍卖涵盖了中国近代史上历次的重要政治运动，包括保皇会、立宪运动、护国战争、等，诸多历史细节都能从中一探究竟。
2012秋拍北京匡时的精心筹划得到了市场的充分肯定，最终以9.32亿元收槌，其中过千万元的拍品有14件，过五百万的拍品有33件，6个“白手套”专场。引人瞩目的“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不负众望以6709.2万元全数成交，沈周《行书蜗壳诗》3047.5万元夺得本次秋拍冠军。
六个“白手套”的辉煌
此次匡时秋拍共有6个专场取得“白手套”佳绩，这其中书画部分占有三席，分别是“修梅草堂”藏画专场，本专场云集齐白石、傅抱石、徐悲鸿、李可染、林风眠、张大千、溥儒、黄君璧等近现代名家的13件精品佳制，总成交额达4847.25万元；“明遗民书画作品”专场17件，总成交价7894.8万元，其中何冠五、张大千旧藏的朱耷、石涛《杂画册》以2415万元成为本场冠军拍品；明代“吴门画派”作品专场总数22件，总成交价8120.2万元，其中沈周《行书蜗壳诗轴》以3047.5万元成交，摘得专场桂冠。
“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专场146个标的全数成交，共拍得6709.2万元，梁启超手稿《袁世凯之解剖》成交价为713万元摘得专场头魁。
瓷器杂项部分共有两个专场获得“白手套”，分别是雕镂方直―香道具专场，51件拍品悉数成交，总成交额为1671万元。其中，翡翠三狮钮双兽衔环三足炉为本场最高价拍品，成交价为322万元；坤宁清漪――官造珍玩专场，49件拍品全数成交，总成交额为2492万元。
除了上述6个“白手套”专场之外，在其他场次匡时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各个专场几乎都达到了百分之五十的成交率。其中油画专场总成交额7134万元，周春芽的《石头系列――雅安上里》三联作拔得头筹，成交价为2990万元。历代书法专场斟选的明清两代120余件精品书法成交5345.66 万元，丁敬《自书诗札》1207.5万元夺魁。瓷玉工艺品专场总成交额为3780万元。田黄素方章（一对）成交价为1046.5万元，成为全场之冠。
北京匡时以创新和坚守平稳度过了调整期，经受住了市场的考验。创新方面匡时首次推出雕镂方直――香道具专场拍卖；在古代书画部分依然保持了以往的高水准；在“过云楼”之后的“南长街54号”继续为拍卖注入了学术与文化的深刻内涵。
结语
从数据分析，2011年秋拍以来的调整延续至今已是不争的事实，“寒冬”中敢不敢买，买什么？调整中的艺术品拍卖市场需要的是信心，信心的来源笔者认为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艺术品拍卖需要精品的支撑，珍贵艺术品的稀缺性决定了其能够抵御市场遇冷的困境。藏家也许会惜售，但“好东西”不会缺乏有实力的买家，观察今年秋拍中三家公司的重器，买家的出手可以说是物超所值，都算捡到了或大或小的“漏”。第二，随着市场发展需要拍卖公司的不断创新，关键在于挖掘艺术品的文化价值以及价值的推广工作。北京保利在今年成立的贵宾部，以私人洽购、网络推广、艺术品收藏、投资顾问等业务为市场开创一个全新模式。北京匡时精心策划的“收藏寻城记”与“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的市场推广令业界耳目一新，亲民质朴与紧跟学术双管齐下，在令人津津乐道的同时也收获颇丰。展望2013，笔者相信经过调整的内地艺术品拍卖市场将会洗尽铅华，充满活力的迎来新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