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08 18:58:16
《归园田居》是晋宋时期文学家陶渊明的组诗作品，共五首。
第一首诗从对官场生活的强烈厌倦，写到田园风光的美好动人，农村生活的舒心愉快，流露了一种如释重负的心情，表达了对自然和自由的热爱。
第二首诗着意写出乡居生活的宁静，以朴实无华的语言不加雕饰地描绘出一个宁静纯美的天地，表现了乡村的幽静和作者心境的恬淡。
第三首诗细腻生动地描写了作者对农田劳动生活的体验，风格清淡而又不失典雅，洋溢着诗人心情的愉快和对归隐的自豪。第四首写作者亲自参加劳动和对劳动的热爱，表明他不但没有因早出晚归地辛苦劳动而减少对劳动的兴趣，反而加深了他对劳动的感情，坚定了他终生归耕的决心。
第五首诗讲述了作者耕种归来的活动，表达其欣然自得之情，内蕴醇厚，情感真挚。
第六首诗讲述了诗人一天的劳动生活，最后揭示其劳动的体验，田居的用心。末首诸家以为非陶诗，而苏轼以为陶作，并评曰：“渊明诗初看若散缓，熟看有奇句。”
论文关键词：陶渊明 田园诗 理想现实
陶渊明可谓是田园诗的开山祖师，历代也有不少人写田园诗，可后世田园诗人的作品中，可以说几乎未有逮及陶诗的。原因在于两点，其一是陶诗中体现出肃穆、和谐、优美的意境，这种意境折射着陶渊明理想的光辉，因而充满了诗意和美感；其二是陶诗中对田园生活真实、深入的描写，体现出人与自然契合的情境，是对现实田园生活的真切写照。
一、陶渊明诗中理想的田园生活
正如歌德所说，“艺术家拿一种第二自然奉还给自然，一种感觉过的、思考过的，按人的方式使其达到完美的必然。”陶渊明的诗便是描写经他感觉过的自然外物，他笔下那和谐、优美的田园，正是他理想的写照，平凡的乡村景色在诗人欢欣目光的沐浴下散发着无限的诗意。
（一）在陶诗的理想国里，田园景色宁静优美，人与自然融为一体
陶渊明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官，但他在官场中战战兢兢、格格不入，只有回到大自然中他才感到自由舒畅。刚欲归田时，乡村田园便是他的理想国，在他的想象之中，乡村没有官场与政治的黑暗和浑浊，清净淡远，那里是他最亲切的身心所安之居。他在《归去来兮辞》里写道：“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行役，奚惆怅而独悲！”这描写了他归田前悲伤怅惘的情景。接下来，他想象归田时的情景：“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自酌自饮，无比自在，亲戚看望，叙旧道新，弹琴看书，忧愁烦恼不翼而飞；春天即将到来，农事也接踵而至，生活将忙碌而实在，归田后的日子安宁而美好。
归田前后陶渊明写了不少田园诗，《归园田居》、《饮酒》等是其中的代表作。在这些诗里，田园景色优美，人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自由自在，心灵得到了解放。例如，在名作《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一诗中，诗人把他归田喻为羁鸟恋林、池鱼乐水，可见他对田园怀着多么深厚的热爱之情。在这首诗里，诗人还描绘了一个宁静、朴素而优美的世界：十余亩方宅，八九间草屋，绿树成荫，绕屋而列；远可见炊烟袅袅的村子，狗吠深巷，鸡鸣桑树，诗人身处田园，自由而快乐。在《饮酒》其五里也表现了同样的佳境：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庐在人境，能无车马喧吗？当然不可能。诗人却并不觉得，他以一句简洁而意味深长的话道破了心中奥秘——“心远地自偏”，诗人的心中一片安宁欢欣，因而他看到的田园是那么悠然自在。这句诗可以说是陶渊明许多田园诗的解释：虽然事实上的田园也许并没有那么美，但正如辛弃疾所言，“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心境决定情境。在陶渊明的诗中，自然景色和谐静美，而且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如鸟与林、鱼与水。
（二）在陶诗的理想国里，呈现了真淳和谐的人际关系
陶渊明厌恶虚伪的社会风气，痛感“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饮酒》二十），认为移居田园、坚守自然可对抗庸俗世风。他在诗中表现了田园中人诚朴快乐的形象，描绘了人们和谐共处的乡居图。如《移居二首》中的描述：
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其一）
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其二）
在第一首诗里，诗人说他想居南村的原因是听说那里多有淡泊之人，邻里往来，纵谈往昔，奇文共赏。在第二首诗里诗人说到春秋天好，登高作诗，邻人过门相呼，喝酒闲话，总不厌倦。这里远离危险的、黑暗虚伪的浑浊官场，人们相互之间毫不设防，和谐而真淳。作者在为官时盼望归田，认为淳朴友好的人际关系更适宜于人类生存，这可以说是他对人际关系的一个理想。诗人多次描写了这样的邻里关系，如“时复墟里人，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其二），“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班荆坐松下，数酌已复醉。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饮酒》十四）等。在诗人的笔下，披草来往，松下共饮，人与人之间没有勾心斗角，有的只是亲切真淳之情。
由以上论述可见，陶渊明的田园诗自然是美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是和谐的。上述诗歌大多是他五十岁之前所作，那时归田不过十年，生活也尚宽裕，田园曾是多年的梦想，因此他眼中的田园一切都很美好。诗中描写的读书耕地、弹琴赋诗、采菊饮酒、邻里相契这种田园生活正是诗人中年时的田园理想。
陶渊明具有自然、和谐、完美的人格，任真自得，固穷守节。晚年他生活逐渐困苦，天灾虫害，屡有不幸，“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愈老愈困，甚至有时要靠乞讨生活（《乞食》）。但他并没有因此麻木，在对现实失望后，重建了自己的田园理想。这集中表现在《桃花源诗（并记）》里面，他描绘了一个桃花源世界，那里景色优美，没有剥削和压迫，“童孺纵歌行，斑白欢游诣”，男女耕种、怡然自乐，人与自然、人与人都是那么和谐自得，生气勃勃。它集中反映了陶渊明晚年的理想，也是陶渊明田园与社会理想的终极设想。
值得一提的是，在陶诗中，除田园诗外，咏史诗、抒怀诗、刺世诗和杂诗，常常也有描写田园的诗句，如“东园之树，枝条载荣，竞用新好，以怡余情”（《停云诗》），“翼翼归鸟，载翔载飞，虽不怀游，见林情依”（《归鸟》），“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拟古》其三）等等，这些诗句可以说是田园诗描写的补充，它们和田园诗体现了一致的感情。
二、陶渊明的田园思想和实践
陶渊明是个士人，读过很多书，曾经也是“猛志固常在”，在短暂的出仕生涯中，他对官场的黑暗险恶感到失望。在归田后的二十余年左右的时间里，他虽然也不时想起大济苍生之志，自感壮志未酬，因而伤感以致难以入眠，不过，他还是在农村待下来了，无论生活优裕还是困苦，他都固守田园。他的诗歌和行事显示，他不仅是一个执着于理想的人，还是一个踏实生活的人。正是因为他深入农耕生活，真正懂得田园的苦乐，所以其田园诗尤其是后来的作品写得愈加朴实真切。这一点正是后来的田园诗人难以企及的。
（一）崇尚自然的田园思想
陶渊明“性本爱丘山”，具有抱朴含真的自然天性。《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集中体现了这点：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疏。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草木繁茂，环绕房屋，我爱我屋，或耕或读，没有达官贵人登门，也少了老朋友的拜访，清静悠闲，酌酒摘菜，雨微风好。只有对自然具有深切的热爱之情，才能把自然描绘得如此细致真切、富有情意。
由于这种质性自然的气质，陶渊明萌生并发展了崇尚自然的田园思想，在诗文创作中体现出浓郁的哲理意味。如《自祭文》中写道：“茫茫大块，悠悠高曼，是生万物，余得为人”，从天地宇宙的广阔视野中看到人只是自然万物的一种，人秉受天地之灵气而生，委运任化随顺自然、居于山林躬耕田园最符合人的本性。可以说，陶渊明思想的核心就是崇尚自然。返回自然的思想，包含着对于世俗社会和名教礼法的厌恶与鄙弃。虽然它的方式只是消极的逃避，其中却有反抗黑暗、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积极意义。陶渊明对社会的不满与厌恶，主要是因为社会道德的堕落以及因此导致的人性的扭曲，他努力探求一个抱朴含真、自给自足的社会。因而，陶渊明不仅爱田园之景，而且尊重农人及其劳作，劝人耕种。如《劝农》诗中有：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宴安自逸，岁暮奚冀？儋石不储，饥寒交至。
此诗写道人们自古以来就通过种田，达到朴与真的境界；民生就该勤劳，只有耕耘才会有收获。《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不仅劝勉农人，也有勉励自己的意思。诗曰：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藐难逮，转欲志长勤。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耕种有时歇，行者无问津。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
这首诗表达了陶渊明早年朴素的田园思想和劳动观。虽然儒家先师孔子早有遗训，要忧道不忧贫，但是陶渊明没有被先人的教训束缚住，他有自己的思想。他认为强迫自己去接受先师的思想，不如背着农具欢欢喜喜地去干农活。
中晚年的陶渊明躬耕愈久，愈加深刻地体会到朴素的人间真理。如“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人在收获稻谷的过程中感悟到人生之道衣食为首，这看似简单的常理，却往往被追逐功名和坐而论道的人们遗忘。
现代工业社会造就了诸多自然生态灾难和人类精神危机，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对于观照当代人的生存困境是具有深刻意义的。
（二）农耕劳动，身体力行
陶渊明与其他山水田园诗人相比，最大的区别就是他愿意身体力行，参加农耕劳动，很多诗歌都记叙了他的劳动生活。如《归园田居》之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全诗叙述描写，十分真实：辛勤种豆，豆苗反而没草长得好，这真有点可笑而又无可奈何；早出晚归，道狭草长，衣裳被露水沾湿，惟愿收成不错。一个没有真实经历的人是难以想象这种情景的。
陶渊明四十四岁时家曾遭火，此后家境便逐渐穷困，但在困境中他仍然踏实地生活生产。在《丙辰岁八月中于下??田舍获》里他提到自己已归田，从事农耕多年，人渐渐老去，但仍然没有放弃农耕。在自然和劳动之中，人往往会更深刻地理解自我和世界。正是这样，陶渊明的诗真实而深刻，无矫揉造作之病。
陶渊明身后有不少诗人，如王维、白居易、王安石、杨万里、范成大等，都写过一定数量的田园诗，描写田园风光和农人生活。他们的诗，对乡村生活大致有两种感情：羡慕和同情。他们或因政治上不得志而羡慕看似恬静的农村生活；或因见到农民劳作辛苦而且生活艰难，生出恻隐之情，这种感情是带有优越感的。或者说，他们是田家的局外人，并不真正懂得田家苦乐，因而感情相对而言是较为浅薄的。如王维的《渭川田家》和《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在第一首诗里，描写了乡村傍晚的景色，诗人觉得乡居生活很悠闲，因而想隐居；第二首描写了乡村秋日晚景，写到山水、落日、孤烟和听蝉人等景，并自喻为陶渊明，但他看到的只是乡村表面的风光。再如白居易的《观刈麦》，他在此诗里叙写观看农夫割麦时的所见所想。这首诗描写农家割麦繁忙辛苦，由一妇女抱子拾麦穗以充饥联想到自己不劳而获，无功无德，生出惭愧之情。这些诗歌对田园乡居生活是一种远距离的观察和同情，因而无法和陶诗相提并论。
关键词:陶渊明 归园田居 人生态度
陶渊明(365?—427),一名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浔阳柴桑人(今江西九江附近)。陶渊明在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诗人由外而内描写自己的居所。在这样一个静谧的环境中,自己的住室也是洁净的,无一丝尘埃。“户庭”指院落,“虚室”指静室。这里一方面写自己的居所,另一方面也是在写自己的心境。离开了喧嚣嘈杂的朝市,摆脱了俗事的应酬,心境是恬淡的,诗人的灵魂有一种找到精神家园的安宁感。正因为如此,诗人才由衷地感叹:“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最后两句是全诗主旨。诗人终于跳出了官场的樊笼,更是跳出了旧的思想观念的樊笼,开始了新的人生实践,去追寻新的人生理想。
谈到陶渊明的隐居,有一点值得提请注意,许多人在评价陶渊明时总是忘不了他的“逃避现实”、“消极避世”的“缺失”。其实这是对陶渊明的极大误解。陶渊明隐居园田,不是逃避社会责任,也不是意志消沉,而是对理想的执着追求。这一点,前文已经指出。不要以为诗人把田园生活描绘得优美迷人,就认为他真是在桃花源中享清福。陶渊明对园田居的描绘实际上是用审美的眼光将实景形式化了。实际上陶渊明的躬耕生活是相当艰苦的。就在《归园田居其三》中,诗人写道:“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土地瘠薄,人要起早贪黑地操劳,若遇年景不好,还有生计之忧。诗人有时真的贫困到难以维持的境地,“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饮酒其十六》)。甚至到朋友处去乞食;“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乞食》)。其内心的窘迫是难以言表的。然而,即使这样,他也决不与恶势力妥协。有人荐他出去做官,他坚辞不就;有权要赠其粮肉,他麾而去之。他退出官场,并非是在人生上的退却,而是开辟了新的战场:以自己的人格与黑暗势力抗争。他的存在,就是对黑暗官场的无情的批判。同时,他的这种人格对社会还具有极大的精神引领作用,并在历史上塑造了一个精神偶像。因此,陶渊明归隐躬耕在当时情况下是他唯一正确的选择,是具有积极意义的。简单用当代人的生活模式去评判古人是幼稚的、反历史的。相比之下,倒是古人更理解陶渊明。萧统说:“(陶渊明)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陶渊明集序》)。此论确实中肯。
论文摘要：陶渊明与自然的和谐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质性自然”；二是躬耕田园。“质性自然”是陶渊明与自然和谐的思想基础，躬耕田园是陶渊明与自然和谐的主要体现。他通过读书弹琴、饮酒赋诗、游乐交友特别是躬耕田园等方式，达到了委运任化、物我为一和与道冥合的高超境界，即达到了与自然的高度和谐。
2006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将“和谐”与“富强民主文明”一起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这是和谐理论研究的一次大升华。而1600年前陶渊明就已达到了与自然高度和谐。陶公的自我和谐及与他人的和谐已达很高境界，而与自然的和谐将其思想修养似乎已达到了一个化境。笔者已有两篇文章论述了其自我和谐及与他人的和谐，本文试从陶公崇尚自然与躬耕田园两个方面，试论其与自然的和谐。
一、“质性自然”：陶渊明与自然和谐的思想基础
崇尚自然、“质性自然”（《归去来兮辞》序）是陶渊明坚定不移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也是他与自然和谐的前提和基础。“从这种保持本性、崇尚自然出发，渊明开朗的胸襟，就能领会万物的生机，获得自然的乐趣。”[1]陶公诗文中约有100篇（首）描绘了大量的自然景象，涉及到数百个自然名物。陶公诗文中的“自然”包括两类含义：一是作为物质实体的大自然，指除人以外的天地万事万物；一是指人的精神状态，是老庄的核心思想，指人不受外界拘束的自由自在、自然而然的状态。杨仲义先生认为陶渊明的“质性自然”，有五个方面的具体含义：一曰“性本爱丘山”；二曰“少无适俗韵”；三曰“静念园林好”；四曰“依依在耦耕”；五曰“聊且凭化迁”。[2]也即本文所指的“自然”两类含义的具体细化。
笔者拟将这些自然景物分为三类（另将“园田”放在第二部分论述）：（1）动植物。a．鸟类。如：飞鸟、失群鸟、翔鸟、羁鸟、孤鸟、倦鸟、归鸟、高鸟、凤鸟、黄鸟、青鸟、边雁、丛雁、鸿雁、别雁、云鹤、春燕、新来燕、离鹍、鸣鸥、孤鸾等。b．禽兽。如：晨鸡、犬、猿、驷马、鲂鲤、游鱼、熏麝等。c．植物。如：秋菊、青松、桃花、幽兰、梅、柳、桑木、白杨、霜柏、春蕖、莲房、寒竹、嘉粟、菽麦、粳粮、梨、栗、莒、紫芝、紫葵、佳花、百卉等。（2）自然名物。a．风。如：凯风、和风、劲风、义风、微风、清风、融风、好风、温风、劲气、清气，回飙、晨风、长风、南飔、凉风、星气，暮风、悲风、惨风、哀风、北风等。b．云。如：白云、高云，重云、孤云、游云，西云、寒云等。c．雨。如：时雨、闲雨、微雨、连雨等。d．时节。如：日、月、良时、良辰、秋日、寒暑、春秋、冬夏等。e．器物。如：舟车、名车、琴书、船、烛等。（3）地理名物。a．江河。如：四海、大海、长江、三湘、易水、洙泗、平湖、颖水等。b．地名。如：武陵、九江、商山、庐山、江陵、西荆、张掖、幽州、临淄、华嵩等。c．方位。如：南国、南山、南圃、南畴，东园、东崖、东皋，西岭、西阿，北乡、北园、北窗等。d．居所。如：草屋、草庐、穷巷、华轩、西庐等。
1．“性本爱丘山”。陶渊明家园及附近景色是非常美好的。其住地有桑、竹、榆、柳、桃、李，四季分明，五彩缤纷。离其家乡不远的“庐山，……‘奇秀甲于天下’，为历代诗人所吟咏不歇”。[3]《登庐山》诗中，“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赞美了庐山雄阔奇伟的气势和陶公酷爱自然的秉性。与长江相接，自湖口而南有宽阔平静、一望无垠的鄱阳湖。这些美景也在一定程度上孕育着陶公的山水之乐与山水之爱。
陶公诗文多层面、多角度地展现了山水景象、飞鸟禽兽神态。他所描绘的自然，有家园和他乡的山水实景，也有幻想中的人间乐园。这些自然景象或是诗人抒发感情、陶冶性情、寄托心志的审美对象，或者作为游览、交友、躬耕的场所，或者是诗人高洁人格的象征、物我为一的幽远意境，并且不管是乐景、悲景还是幻景，陶公大都能与之和谐相处。
陶公刚刚辞官归田，就写下了《归园田居》五首。在第一首中描绘了自己虽破旧但富有诗意的居所：“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落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那景象是何等的幽雅宁静，何等的古朴淳厚！草屋农田虽显出一些穷困之相，但却是那样生机勃勃。特别值得欣喜的是诗人的居所远离污浊的官场：“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柴扉，虚室绝尘想。”（《归园田居》其二）“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读山海经》其一）。并且即使他移居后的南村是古直及日本冈村繁所认定的浔阳近郊，也丝毫不会影响到陶公“固穷”、“任真”的气节。因为“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饮酒》其五）。何况还有与陶公志同道合的众多“素心人”呢！陶公家园附近的环境也十分美好：“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归去来兮辞》）“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读山海经》其一）。
《和郭主簿》二首写于陶公38岁居家丁忧时。第一首描绘了美好的夏日田园生活：“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用拟人手法写林贮清阴，风开我襟，展现了树林和凯风的勃勃生机和善解人意，使人心旷神怡。第二首中则展现了“和泽周三春”之后“清凉素秋节”的萧瑟景象和芳菊、青松的秀姿卓杰。《饮酒》第七、八两首，通过秋菊、青松喻其高洁孤直，表明了自己傲立于世、坚决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秋菊有佳色，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其七）“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其八）秋菊和青松是陶公非常喜爱、经常吟颂的审美意象。诗中既以它们自况，又是陶公与它们互借：秋菊、青松是陶公的物化表现，陶公则是秋菊、青松的人格神化。应该说陶公能够终生躬耕田园，秋菊、青松等自然界中美好、高洁、坚强的物象也给了他信心，陶公从它们的形象、性格中也吸取了许多力量。加上其他的许多合力，才没有改变其躬耕田园的志向。
陶渊明与自然的和谐还表现在继承了建安诗人的传统，写了许多飞鸟形象。“建安诗人写得最多的，是飞鸟的形象。他们常常用飞鸟象喻自己，象喻人生。飞鸟之被用来象喻人生，是用来象喻人生如寄。……孤鸟失群，飞鸟悲鸣，归鸟徘徊，这些有着浓重悲凉情思的意象，最足以反映出建安诗人的普遍的审美情趣。”[4]陶渊明的飞鸟形象有与建安诗人相同的象征比喻，又有许多发展，主要表现在陶公多写与飞鸟的和谐方面。如：《归鸟》叙写鸟儿与一年四季的和谐，“和风”应春，“清阴”指夏，“气清”明秋，“寒条”比冬。虽有四季之变化，但鸟儿们是“见林情依”，“遇云颉颃”，它们其情洽洽，“顾俦相鸣”，“众声每谐”，“好音相交”。已经逃脱了罗网，“相鸣而归”。如同《归园田居》所说的“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了。这些鸟儿实际上也是陶公性格和人生的写照。《杂诗》其四则描绘了春燕的高洁、边雁居无定所的悲哀和离鹍的坚韧不拔：“春燕应节起，高飞拂尘梁。边雁悲无所，代谢归北乡。离鹍鸣清池，涉暑经秋霜。”实际上是通过这几种鸟的意象展现陶公的不同境遇、坚强意志和高洁人格。清温汝能纂集《陶诗汇评》卷二认为：“《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渊明此语其知道矣乎。”[5]清马墣《陶诗本义》卷一云：“（《归鸟》）二章乃渊明真性情所见，知其意始知为三代以后一人，而莫有其匹者也。”[5]
陶渊明诗文中的自然景象不是随意点缀的闲笔，而是诗文中密不可分的有机构成。本来自然界的动植物无所谓善恶，许多景象也无所谓美丑。美不自美，善不自善，因人鉴之，因人赏之。万事万物纳入了人的评判标准后，也就有了美丑善恶之别，或者因人的需要也就只能委屈其他了。既然有了美丑善恶等等之别，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那么有的人可能只热爱自然界中的美景、乐景、善景，而对悲景、丑景、恶景，大多数人可能就是心而厌之、心而惧之了。陶公诗文中描写的大量自然景象，涉及到的数百个自然名物，包含了自然的和人为标准的真、善、美、乐与悲、丑、恶、幻。由于陶公“质性自然”、酷爱自然，他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沐浴在家乡的自然风光中，因而他对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乃至飞鸟禽兽、风、云、雨、时节也就非常熟悉。他笔下的自然景象相互之间大都是和谐的，而在具体描写中又分三种不同的感情态度：对器物、江河、地名、居所，陶公只作客观的记叙，对树木花草，一般作以我观物式的描写，将诗人的感情寄托其上，而对飞鸟禽兽、风、云、雨、时节则既作客观记叙，又作主观抒情，即既忠实地记录了它们的喜怒哀乐、离合、孤寂、疲倦等与人具有的心理状态，又描绘了诗人与它们感情互动，心灵相通，同欢共乐，同悲共苦。如他在“偶影独游”“景物斯和”的暮春时，能够“欣慨交心”（《时运》）。而在《于王抚军座送客》中，通过“寒气冒山泽，游云倏无依。洲渚四缅邈，风水互乖违”，写秋日的凄厉萧瑟，借以表现送客时的离愁之情。总之，陶渊明与自然的交融，大都“有如佛家所说底‘千灯相照’，互相增辉”。[5]这样万事万物也就被赋予了人的感彩，也如同人那样具有勃勃生机。而陶公又以诗人、哲人的胸襟与眼光，闲静地毫无功利地进行审美观照，对自然景象中的真、善、美、乐，能怀着淳朴深厚的感情，而对其中的悲、丑、恶、幻，陶公也能与它们和谐相处。这种和谐，与陶渊明同时代的许多玄学家没能达到，后世的许多文人也没有达到；这种和谐，其中有的已达到了水融、鱼水合欢的程度；这种和谐，也就是王国维所说的“不隔”的意境。
2．“复得返自然”。陶渊明认为短暂的为官是“久在樊笼里”，他本人也如“羁鸟”和“池鱼”那样非常的不自由，而对回归田园则视为回到了“旧林”与“故渊”，是“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由于陶公“性本爱丘山”（引文同前），因而他要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与家人亲朋宴游其间。他经常游乐的地方有家乡柴桑县的栗里、上京、南村及附近的庐山等地。陶公诗文中有多篇记录宴游，如：“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归园田居》其四）他也曾与从弟敬远在“静月澄高，温风始逝”的秋日，“三宿水滨，乐饮川界”（《祭从弟敬远文》）。在“新葵郁北牖，嘉穟养南畴”的美景中，陶公邀请刘柴桑“命室携童弱，良日登远游”（《酬刘柴桑》）。正月的斜川是：“天气澄和，风物闲美”；“鲂鲤跃鳞于将夕，水鸥乘和以翻飞”（《游斜川》序）,因而陶公“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同上)。清方宗诚《陶诗真诠》称赞道：“‘气和’八句（指“气和天惟澄，班坐依远流；弱湍驰文鲂，闲谷矫鸣鸥。迥泽散游目，缅然睇会邱；虽微九重秀，顾瞻无匹俦”。——笔者注），炼字自然，写景如画。”[5]袁行霈先生认为：“陶渊明的《游斜川》诗便是一首颇富理趣的山水诗了。”[6]
在魏晋时期，山水游乐已成为士人的一种风尚。两晋时期豪门势族还修筑了许多私家园林，供他们游乐赋诗作文。《晋书·刘琨传》载：“时征南将军石崇河南金谷涧中有别庐，冠绝时辈，引致宾客，日日赋诗。”特别是谢灵运在多处庄园大造假山美景。但有意味的是，尽管这些园林极其精致、非常美丽，石崇也仅留传下来文字优美的《金谷诗叙》，谢灵运虽然留下了许多山水诗，但总体水平却远逊于陶公。这不能不说，有的人只是流连山水、徜徉其中，没有达到与大自然高度的和谐，对大自然没有心领神会。他们只是自然山水的旁观者、欣赏者，与自然还是一种主客体的关系。他们在欣赏观照自然美景时，顶多只是身心的愉悦，并且这种愉悦也许会稍纵即逝，加上生活经历与艺术水平及情趣等原因，也就伯仲分明了。
陶渊明无缘游览豪门势族私家园林里的人造美景，但他以自然美景为审美对象，并把这种审美对象变成如同马克思所说的“人化的自然”，与他“质性自然”的性格高度契合，用他那生花妙笔写出了一批优美的田园山水诗。现在我们也许不应当只把陶渊明当作田园诗的开创者，而把山水诗开创者的贵冠仅奉送给谢灵运，至少是陶谢二人共同开创了田园山水诗。当然如同李剑锋先生所认为的，较陶渊明之前的湛方生也写了高水平的山水诗。
[7]陶公所描绘的多是农村最平常的事物、景象、诗人的劳动及日常生活。这些本来平淡无奇，但一经他的描绘，就渗透了他的种种情怀，融入了他的自我形象，物我互化，物我为一，因而富有诗情画意。他还对宇宙作了一定的探索：“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读山海经》其一）为人们设计了令人神往的“桃花源”式的理想社会。这样的社会在当时虽然只能是“乌托邦”，但其影响和鼓舞人心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二、“依依在耦耕”：陶渊明与自然和谐的主要体现
陶渊明与自然的和谐主要体现在躬耕之中。陶公的躬耕，有收获的欢乐，也有不堪劳动重负的苦辛，还有收获不多的感叹。而对短暂的五、六年为官时期他则认为是“暂与园田疏”（《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暂为人所羁”（《杂诗》其九）。躬耕田园是陶公人生的主要组成部分。他种过豆，打过稻，锄过草，可以推测农活大多干过。其诗文有多篇写到田园生活。有关田园的词语基本上有：园田、南亩、田舍、荒蹊、地、园、灌园、中田、西园、林园、南山、田桑、山中等。在《劝农》诗中，他反对孔子、董仲舒鄙视劳动的行径：“孔耽道德，樊须是鄙。董乐琴书，田园不履。”他在《扇上画赞》中用“超超丈人”荷蓧翁的“日夕在耘”来反衬孔子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陶公既乐琴书，更耕田园，把劳动摆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从《归去来兮辞》中的遣词造句便可看出。如：“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句中“有事于”一般用于国王、诸侯的祭祀和征战等重大事件；“或命巾车，或棹孤舟”，则是君王声势浩大的出游队伍之象征。虽然陶公具有诙谐性格，但这里明显是把躬耕田园比作如国王、诸侯的祭祀和征战等重大行为。[8]陶公的躬耕田园可以用他一句诗高度概括，即“依依在耦耕”（《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
1.诗化的劳作。陶渊明初归田园时，几乎把劳动诗化了。如：《归去来兮辞》中，春耕于“西畴”的景象是“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于是陶公“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以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陶公想象初耕田园时便能一人独立耕作，并且在劳动间隙还能登高赋诗。《归园田居》第一首记叙了自己“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的经过，认为这是“久在樊笼里”之后的“复得返自然”。《饮酒》其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两句，被日本冈村繁高度赞扬道：“事实上1300多年来，无论在中国，抑或日本、韩国，它都被一直推崇热爱，并受到极高赞赏”。[9]
最能体现陶公田园劳作的是《归园田居》其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诗中描绘了一幅白日躬耕和月夜归耕图，特别是归途中情景多么美妙：一轮明月高挂天空，沐浴着大地。虽然苗稀荒秽、道狭草长、夕露沾衣，但这些都根本不必介意。只要有一轮明媚的月亮就够了，一天的疲劳也就立刻消失，诗人似乎是带着美丽的嫦娥、勤劳的吴刚，沾着滋润的夕露欣欣而归。这是多么富有诗意！多么使人惬意！陶公与大自然已高度和谐、合而为一了。
2.辛勤的躬耕。随着躬耕的深入，陶公对劳动有了全面的认识和体验，《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就是其中的典型诗篇：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
此诗作于归田后的第六年（410年）。陶公劳动的场所是已有“霜露”、“先寒”的西田。可幸的是由于自己“晨出”、“日入”地不辞辛苦劳作，终于迎来了丰收景象。虽然辛苦，但只要没有祸患也就够了。因为近在咫尺的庐山脚下卢循的起义军与官军的战争从三月打到现在还没结束，田家虽然苦，也有欣喜之处，可以在劳动归来后于檐下洗手濯足、自酌自饮、解乏散心。因而陶公的心又飞向了千载前的隐士长沮、桀溺，古今同调，但愿如他们两人那样，长此以往躬耕田园。陶公从收获早稻中又收获了人生新的体验，得到了可贵的精神享受。
在《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中，描写了不畏艰苦的春耕：“贫居依稼穑，戳力东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戳力”、“不言”、“常恐”等词语用得非常生动贴切，表现了陶公躬耕田园的坚强决心。《劝农》中，通过“冀缺携俪，沮溺结耦。相彼贤达，犹勤垄亩”的辛勤劳作，批评“矧兹众庶”不应该“曳裾拱手”，因而告诫农民兄弟：“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希望以“敢不敛衽，敬赞德美”而共勉。钟伯敬在《古诗归》卷九中曰：“即从作息勤厉中，写景观物，讨出一段快乐。高人性情，细民职业，不作二义看，惟真旷远人知之。”[5]（下，P22）
从陶渊明对待劳动的认识、态度特别是依依耦耕中，我们更加可以看出他对自然的亲和与融入程度。首先，他对劳动有非常正确的认识。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社会，陶公能认识到“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劝农》）。其次，他反对孔子、董仲舒鄙视劳动的态度和“田园不履”（《劝农》）的行径。再次，他能终身躬耕田园。这在士大夫“耻涉务农”（《颜氏家训》）的南北朝时期，这一点特别值得钦佩，尤其难能可贵。陶渊明是封建社会士大夫中第一位躬耕田园的实践者，甚至倡导者，并且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即使“终死归田里”（《饮酒》其十五），他也无怨无悔，因而其诗文中或者高度赞扬劳动，或者将劳动诗化，或者真实地再现劳动的艰辛以及对劳动的感叹。
历代文人中虽有记叙与赞颂田园、农事的诗文，但都是以旁观者、顶多是欣赏者的态度来描写的。即使状物写景多么美妙，描绘田园、农事，多么真切，总觉有一些隔靴搔痒之感，因为观赏其景与身临其境，特别是深入其中，是大不相同的。陶公从躬耕田园中得到的感受与体会是多么的直接、深刻与丰富，并且初归田园时，他几乎把劳动诗化了。既然能够诗化劳动，那么就很少会有痛苦之感，而在劳动间隙还能登高赋诗，这证明陶公劳作是快乐的。陶渊明在劳作中，虽然也有不堪劳动重负的苦辛和收获不多的感叹，但可贵的是意志坚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庚戌岁九月中与西田获早稻》）。作为一个文人，他能克服种种艰难困苦终身躬耕田园，说明在劳动中他的身心还是能达到平和与和谐状态的。
在“学而优则仕”的封建社会，陶渊明能够辞官归田毅然决然地走上躬耕田园的道路，这是需要有很大决心和勇气的，但是由于陶公“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追求一种自然生活状态，甚至有只求耕耘、不问收获的超然心态，因而躬耕田园就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精神享受。他为了达到与自然的高度和谐，确实已把劳动当作了重要需要。那么他就会在劳动中享受到人生许多乐趣，体会到人生种种哲理。劳动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力量，是从事创作的灵感和源泉，因而他与自然也就更加亲和与融入。
判断陶渊明是否与自然达到和谐状态，我们不是仅仅从他的大部分诗文有描绘自然景象、山水游乐及躬耕田园的内容来下结论的，而是要全面辩证地看问题，不仅要看他对大自然的体悟、亲和及融入的程度、频度，而且要看其态度，特别是心境。在山水游乐已成为士人一种风尚的魏晋时期以及绝大多数人也是非常喜爱游览自然风光、热爱自然的今天，如果仅从程度、频度来看，陶公没有某些隐士那样的清闲逍遥，与东晋王、郗、庾、谢四大门阀士族的游山玩水相比，更是天壤之别。如果陶公终老官场，应该更加有条件宴游山水。因此，尽管在山水游乐的程度和频度上，他远远不及某些隐士、官员及王孙公子们，但在“质性自然”的态度和心境上却远远超过他们及今天的我们。陶公是将自己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成为自然的一分子。他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沐浴在家乡的自然风光中。他对自我与自然关系的体悟能进入到物我两忘的惬意之境：“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饮酒》其十四），因而主客等同、主客混同、物我互借、物我互化。通过读书弹琴、酣饮赋诗、游览交友，特别是躬耕田园等方式，陶公达到了物我为一、委运任化的高超境界。
总之，“以自己的田园生活为题材，并且真切地写出躬耕之甘苦，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人。”[6]陶渊明的许多诗“已全无物我的差别，可一概归结到委运任化，与道沉浮。自然的万物、诗人的形神、道的虚静无为，三者融为一体”。[10]因而陶渊明达到了与自然的高度和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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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陶渊明 园田居 感情
陶渊明少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满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杂诗》）至今脍炙人口。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陶渊明的作品感情真挚，朴素自然，有时流露出逃避现实，乐天知命的老庄思想，有“田园诗人”“平淡之宗”之称。陶渊明早年曾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官职，后因厌恶官场的污浊风气，遂退隐田园，直至终老故去。在诗人的笔下，田园是与浊流纵横的官场相对立的理想洞天，寻常的农家景象无不是现出迷人的诗情书意。诗人在用白描的手法描绘田园风光的同时，也巧妙地在其间融入自己的生活理想、人格情操。
陶渊明描写田园风光为主的作品有一个基本特点，就是把田园自然风光看成一种人生的安身立命之所，看成一种与黑暗现实，混浊官场完全对立的另一理想境界，因而竭力把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人格理想对象化，使田园和自我精神融会为一。如《归园田居》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作品一开始就交代了归园田居的原因是热爱自然的本性。“所以从小就没有适应世俗的韵致兴趣，而去做官则完全是错误地落入了尘世的罗网。把世俗社会的荣华富贵、权位势力视为扼制人性的罗网，这就突出了诗人爱自由、厌尘世的性格和人格。“一去三十年”，是说厌弃尘世的懊悔心情，这种懊悔心情反衬着已经超脱尘世回归园田的欢快心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鸟归山林，鱼得潭水，故旧相逢，怡然自得，分外亲切。“开荒南野”“守拙归田”则是回归园田之后生活的实写。归园田后，要“开荒”，要“守拙”，而这正是居官场吃俸禄，巧取豪夺的鲜明比照。这样的比照正突出了诗人躬耕自食安贫乐道的高贵品格。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远村暧暧，墟烟依依，狗吠深巷，鸡鸣树颠，这是多么温馨静穆的意境呀！虚实并举，动静相生，益发洋溢着一种田园诗画的韵律之美。如此令人向往的境界却出自于诗人自我欣赏的目光，可见无处不浸含着诗人本性的恢复，理想得以满足的欣然。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无尘杂”， 无车马的喧闹，没人来打扰，所有的时间和空间都是自己的了，任由自己支配。守拙与适俗，田园与尘网，两相对比之下，诗人归田后感到无比愉悦。南野，草屋，榆柳，桃李，远林，近烟，鸡鸣，狗吠，眼之所见耳之所闻无不惬意，这一切经过陶渊明点化也都诗意盎然了。其实，在现实生活中田园也并不是那么充满诗情画意的，这一点诗人并不是没有看到。陶渊明不是以悲观主义态度来对待社会和人生，而以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来对待它。因而在诗人眼中，那突来的十余亩田地，八九间草屋，房前屋后的榆柳桃李，远处的袅袅炊烟，近处的鸡鸣狗吠，是那样的充满生机，又是那样的恬淡和谐。他是带着一种哲学与美学的眼光看待田园风光，田园生活的。诗人在他的田园中，虽也像农夫一样“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但他以诗人独特的审美视觉、审美情感去感知、体悟艰辛的田园生活中难得的安静与安详。过去在官场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不安与恐惧被完全抛之脑后。唯其如此，他才能够把艰难困苦的田园生活描绘得如此富有情趣，充满诗意，陶渊明生活在诗意里，做为一种生存方式，诗意成为一种人生哲学。他向往的社会是和平安宁，自耕自食，没有压迫和残害的社会；他追求的人生是淳朴真诚，淡泊高远，无身外之求的人生；他所喜爱的生活环境是恬静而充满自然意趣的乡村。梁启超评价陶渊明时曾说：自然界是他爱恋的伴侣，常常对着他笑。陶渊明在自然与哲理之间打开了一条通道，在生活的困苦与自然的旨趣之间达到一种和解，他实践着一种审美意义上的人生。
总之，陶渊明与园田居的感情是相当深厚的。
参考文献：
[1]《陶渊明》 梁启超著 商务印书馆 1923年1月
[2]《晋书》 唐房玄龄等著 中华书局 1974年
［关键词］《归去来兮辞》；《归田赋》；艺术手法
［中图分类号］I2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0-0071-02
一、《归去来兮辞》对《归田赋》的继承
（一）主题思想一脉相承
张衡生活在帝王骄奢、臣僚不轨的东汉中期，他既“治威严，整法度”，又敢于“讽议左右”，结果却遭到宦官“共谗之”。其治国理政的理想无法实现，到晚年遂产生退官归隐的思想。陶渊明生活在社会动荡、分裂、混乱的东晋末年，他为官多年，几度辞官，终因对政局的失望和彻底觉悟而毅然归隐。二人相似的经历产生了共同的愿望。《归去来兮辞》与《归田赋》总体上抒写了在社会黑暗、朝政混乱、个人不得志的情况下古代知识分子归田隐居的共同选择，具有相同的思想渊源。当然，这也是古代知识分子千年传承的一个传统，深受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思想和老庄“无为而隐”、“齐物逍遥”思想的影响。
共同的思想渊源使两赋拥有了共同的主题内容――抒写归田隐居生活的乐趣。在交代归田原因后，张衡用铺叙手法，从游春之乐、山水之乐、诗书之乐三个方面抒写隐居生活的乐趣；而《归去来兮辞》也是从归田的原因写到归去后的田园之乐、松菊诗酒之乐、躬耕之乐和融于自然之乐。两赋这一共同主题内容，在六朝之前并不多见，由此可看出两位伟大的文学家虽相隔近300年，但思想上却息息相通。
（二）创作构思如出一辙
张衡虽有强烈的隐居愿望，但终究未能实现。公元138年，他曾“上书求骸骨”，要求辞官归田，没有被允许，第二年就去世了。《归田赋》描写田园之乐，应当是想象的意境。陶渊明虽是真的隐居，但多数学者认为，此赋当写于归去之前，所描写的隐居之乐也是一种设想之辞。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即认为：“《归去来兮辞》文中所写归途的情景, 抵家后与家人团聚的情景, 来年春天耕种的情景， 都是想象之辞，于逼真的想象中可以看出陶渊明对自由的向往。”
两赋以想象方式写隐居乐趣的共同构思方式，钱锺书在《管锥编》中称为“心先历历想而如身正一一经”的手法。也正是因为这一手法，使两赋都充满了异想天开般的欣喜、激动和如释重负般的轻松、明快，其笔下的田园生活、自然山水也就具有了高度的审美情趣和理想化色彩。
（二）艺术手法颇多相似
《归田赋》作为汉代传统大赋向抒情小赋转折的标志性作品，具有文句清丽、短小明快、感情真挚等艺术特色，本身就与六朝辞赋极具相似。《归去来兮辞》表达作者于人生重大转折之际无比欣喜、激动的心情，因而情感真挚、节奏明快、一气呵成，并保持了陶渊明文辞一贯的质朴清丽，其艺术风格与《归田赋》极为相似。同时，两赋抒写田园生活情趣的基本写法――或情景交融，或直抒胸臆，也如出一炉。两赋叙述归田的原因也具相似笔法，都是从侧面用自责、引典的方式曲折表达，突出了作者心中的矛盾痛苦。这些既说明张衡首次描写田园生活的成功笔法影响深远，又清楚地表明陶渊明善于学习汲取前人艺术精华以丰富自己的创作，推动了辞赋文学的发展。
二、《归去来兮辞》对《归田赋》的发展和超越
（一）题材内容的拓展――全面描写了山水田园之乐，特别是躬耕生活首次进入文人创作中
在文学作品中描摩山水早在诗经中就有片段出现，到了楚辞已具一定规模，而汉赋中更不乏非常成熟的大量文字。到了张衡的《归田赋》，进一步发展为寄情于山水，在一派充满自然情趣的田园景象中融入自己的欣喜愉悦之情，在文学题材领域的开拓方面极具价值，产生了深远影响。
而到了陶渊明，出于对田园生活的极力歌颂，以及对人格独立和安贫乐道的强烈追求，更是走了一条“躬耕自资”之路。由此，田园不再只是仕人短暂隐居、修养身心的乐土，而是日夕耕植于其间、生活于其间的地方。这不仅使陶渊明全方位地展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山水田园风光，更是真切地写出躬耕之甘苦，表现出浓烈的田园情结。而劳动，也第一次在文人创作中得到充分表现和歌颂。这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在《归田赋》的基础上，对开拓文学题材领域作出的重大贡献。
如果说张衡的赋作中出现山水田园之乐，还仅仅是一种尝试，那陶渊明笔下的山水田园之乐，就显得成体系、有深度，由此真正开创了中国山水田园文学，在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思想认识的深化――隐逸思想更加成熟，人生追求诗意化、哲理化
张衡归隐的原因是现实的黑暗，不能施展个人抱负。文中用“于焉逍遥，聊以娱情”、“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表明归田的目的。这种思想作为隐居的精神寄托、自我慰藉，与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一脉相承。从这个意义上说，隐居只是一种不得已的方式，一种短暂的调节，或者说只是一时的抒愤罢了。《归田赋》中说到归田后要“咏周、孔之图书。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也说明归隐只是手段，其著书立说、经纬天下之志并未泯灭。因此，有论者称《归田赋》表达的归隐山水只是一种向往，还停留在理想化的“意隐”层面。
作为陶渊明在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重大选择和激烈思想矛盾的产物, 《归去来兮辞》是他产生矛盾和化解矛盾的忠实纪录, 是他诀别官场、守拙归田的宣言书。他的归隐，已不只是因现实黑暗、难以施展个人抱负而被动选择的隐居，不是“意隐”，而是更加自觉、坚定和彻底的归隐，是真正的“身隐”。从表层来看，归隐原因是不愿“心为形役”；从深层看，是“乐夫天命”。二者都比《归田赋》中的隐逸思想更为深刻、成熟。
与坚定、彻底的归隐相伴的，是陶渊明表达的一种大彻大悟，一种对人生理想归宿和真正价值的哲学思考。《归去来兮辞・序》中有云：“及少日，眷然有归去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所谓“自然”，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委心任去留”，就是“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的人生态度。他通过文末一段清楚地揭示：人生短暂，难逃死亡。因此，一个人对生死荣辱作过多考虑就显得多余，而应当顺应天命，将自己融于自然山水之中，融于田园生活之中，不为之喜亦不因之惧，这是人生的理想归宿，也是归隐田园的真正意义所在。也正是这种“乐夫天命”的自然哲学催生了陶渊明式独到的审美发现。《归去来兮辞》中展现的引觞自酌、抚松盘桓、经丘寻壑、临流赋诗等情节，实际上是陶渊明独特审美情趣的外化，充分展现了一种诗意化、哲理化的理想人生状态。这一思想境界，不仅大大超越了张衡的《归田赋》，也称得上冠绝千古，成就了中国隐逸文学的一座奇峰。他本人也因此被钟嵘《诗品》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三）艺术手法的提高――达到物我同化、真淳自然的圆融境界
如前所述，汉末魏晋时抒情小赋的勃兴，是以张衡《归田赋》为转折点的。其艺术风格上的创新，即在于扬弃汉世抒情赋“自诉”式的形式和单一化的情感，而开以景衬情、因景生情的艺术之路。文中以铺排的手法，描写春日自然景物的美妙，写天气、草木、鸟兽游鱼，写游玩弋钓、诵典著书等活动，交织出一幅明媚秀丽的隐士踏春图，其间融汇着归田隐居时逍遥自在的快乐心情。但与《归去来兮辞》相比，虽情景交融，但总体上为写景而写景的痕迹要更重一些。
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则在情、景、事、理的交融和艺术手法的灵活多变方面更加出色，达到物我同化、真淳自然的圆融境界。如“舟摇”二句，把归途中如释重负的轻快情景与平和的气氛写活了；又如写无心出岫的云、倦飞知还的鸟，以及、孤松、东皋、清流等等，无不赋予和诗人一致的个性与情操，做到主观情感与客观景物水融，使文章的情、景、事、理和谐完美地统一，诗意浓郁，境界自然、幽远。
朱光潜先生说：“大诗人先在生活中把自己的人格涵养成一首完美的诗，充实而有光辉，写下来的诗是人格的焕发。陶渊明是这个原则的一个典型的例证。”《归来去兮辞》更是这段话的典型例证。陶渊明在一次大彻大悟的人生转折中，在归隐田园、融于自然的特殊环境中，感悟到了一个物我同化、机趣接至的胜境，并洒脱地倘佯于此，跃上了一个常人难于达到的审美层次。至此，作家观物，已不再以模山范水、雕声绘色为景。他的描写更加简洁、细致、深刻，给人的艺术感受更加真淳朴质、流畅自然，而其中自有“渊深朴茂不可及处”。罗宗强先生说：“物我一体，心与大自然泯一，这是老庄的最高境界，也是玄学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但是这种境界自玄风煽动以来还没有人达到过，陶渊明是第一位达到这一境界的人。”说的就是陶渊明臻于圆融的人生和艺术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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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陶渊明；自然；生命；天人合一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2-0005-02
一、“质性自然”的本性真情
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中提出“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是在说自己从小就没有适合世俗的情调，本好大自然的山水。这种“质性自然”的本性主要受真善美三个方面的影响。
（一）生存的自然之美
萧统《陶渊明传》：“陶渊明字元亮，或云潜，字渊明，浔阳柴桑人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境内，地理位置北临长江，东傍鄱阳湖，南靠庐山，依山傍水，土地肥沃，素称“鱼米之乡”。这里，环境优美，气候宜人，田园风光优美，人际和谐，是我国中古农耕社会农民世代生息繁衍的好地方。陶渊明生于斯，并在“回崖叠嶂凌苍苍”的庐山脚下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期，故乡的山山水水对他的性格有很深影响。在他的田园诗中，他所描写的自然景色就是他从小就生活在这种环境中，如方宅、草屋、榆柳、桃李、村落、炊烟、飞鸟、池鱼、南山、，以至深巷狗吠、桑颠鸡鸣、无不是生活的实景，这些实景朴质，和谐，充满自然本色情趣的真美。陶渊明自小家庭就不宽裕，可以说拮据甚至是贫困的生活伴随其一生，忘年之交颜延之作《靖节徵士诔并序》说他：“少而贫苦，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母老子幼，就养勤匮。”因为要维持生计，陶渊明和农民、和田园、和劳作的关系日益亲密，田园生活还赋予了陶渊明坚强的意志和耿直的性格，他被田园的恬淡所吸引，被大自然的美所陶醉，在他的骨子里，深深地打上了“自然之美”的烙印。
（二）儒家的“仁义”之善
儒家认为一切人群与一切万物都有血缘关系，都应该相爱，这种爱的表现就是“仁义”，也是真实之善的主要内容。陶渊明深受着这种思想的影响，他认为一个普通人，只要保持自己的真实的善心、素心，没有侵害他人之心，都可以施行“仁义”，这是人之为人之本。在《移居》云：“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陶渊明选择与“素心人”为邻，是因为素心人不会对名利产生热衷的追求，不会侵害他人的利益，能与周围的人和睦相处，所以他在《咏贫士》所云“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是对仁义追求，对自然真实之善的信奉。于是他对风雷日月，雨露云烟，山川园林，众鸟新苗，田夫稚子，都表示一种亲切而冲和的爱意和友善，这种爱意和友善处处体现在他的田园诗里，如《和郭主薄》中的“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及“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等句的“贮”、“怀”，把自然中万物之间的关系写得情深意重、生动感人。陶渊明把人、物、我视为能在一体同仁的状态中，是对儒家“仁义”的切身体验。
（三）玄学的自然之真
陶渊明生活于玄学盛行时期，玄学中尊重个体人格，肯定自然人性的思想深深地影响到他。“自然”不是儒家的思想范畴，它是存在老庄哲学思想中，最早见于《老子》。老庄所谓“自然”不同于近代与人类社会相对而言的客观的物质性的“自然界”，它是一种状态，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自然而然的。世间万物皆按其本来的面貌而存在，依其自身固有的规律而变化，无须任何外在的条件和力量。人应当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抱朴而含真。陶渊明不仅发现了自然的美好，同时又通过自然的美好，发现了自己内心世界的丰富。所以，“自然”成为指导陶渊明生活和创作的最高准则，他从容地实践着崇尚自然的主张，使得他的生活和诗歌皆接近于自然化的境地。
二、“倾诉自然”的生命体验
陶渊明所处的魏晋时期是人的生命意识和生命情绪全面觉醒的时期，生命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在“质性自然”的基础之上，陶渊明把生命的体验“倾诉自然”，对生命进行独特的解读。
（一）在自然寻找生命本性
陶渊明认为人与天地之间各种生物都是出于同源，都具有生命本性，在《自祭文》所云：“茫茫大块，悠悠高曼， 是生万物， 余得为人。”他认为在天地宇宙的广阔视野中，人只是自然万物的一种，人秉受天地之灵气而生，委运任化随顺自然，这决定了人的生命最本质的属性即其自然性，可以像自然那样恬淡质朴的生存了，因此居于山林躬耕田园最符合人的本性。然而在陶渊明的仕途中，官场的蝇营狗苟，构陷倾轧，使他深感“愧平生之志”（《归去来兮辞》），在面对自己的 “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序）本性中，他宁可 “草庐寄穷巷，甘以辞华轩” （《戊申岁六月中遇火》），而不愿在官场上“汩其泥”“扬其波”。粱启超先生在《陶渊明之文艺品格》一文中曾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来形容渊明的这种精神状态，说他“像一位‘一生爱好是天然’的千金小姐，强逼着去倚门卖笑。那种惭耻悲痛，真是深刻入骨。”辞官之后的陶渊明，像倦飞的鸟儿返巢，像池里的鱼儿回到故渊一样找到了自由，找到了自然。在大自然的怀抱中，陶渊明过着居家、责子、交友、饮酒、弹琴、采菊，甚至读书、耕作等雅净简素农家生活，享受着淳朴憨厚的农家风情。山青水秀的田园风光，清新质朴的生存环境，触动他的心灵，陶治他的情操，使他听到自然发自远古的质素之声，感受到自然的清新之气，也使他在南山中发现了生命与自然的熹微晨光。他在《饮酒·其五》中写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开篇就说：“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他追求的是一种境界，一种远离尘世的境界，而如何能做到呢？陶渊明说“心远地自偏”，只有心灵清远，地自静偏，这道出了陶渊明一种悠然自得的心态和对自然的一种热爱之情。“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是大自然的最常见之景的，在南山暮色之时，一群归林的鸟儿在远山的怀抱里自由回翔。陶渊明从中体悟到生命的归宿，是自然的本性，故云“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种“得意忘言”的境界，是他追求回归自然，回归真淳、平和、质朴的生命境界。
（二）在自然坚守生命信仰
归隐之后，陶渊明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归，与自然相伴而存，这是他所希望的归居田园的生活。但是他的“三径之资”并不充裕，在他辞去彭泽令之后的两年，一场大火焚毁了诗人的庐舍，使他面临实际的生活困难，也使他预感前途的坎坷，所以在《戊申岁六月中遇火诗》中，陶渊明是这样述说这场火灾的：“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大火烧把他的房子烧完了，他只好将船翻盖在门前，以遮蔽风雨。谁知“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 ”（冯梦龙《醒世恒言》），在陶渊明五十岁之后，家乡旱灾、虫灾、水灾连年，农村凋敝，他的生活也每况愈下，全家长期饱受冻馁，晚年甚至断炊，“南圃无遗秀，枯条盈北园。倾壶绝馀沥，窥灶不见烟。”（《咏贫士七首其二》“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登岁之功，既不可希；朝夕所资，烟火才通。旬日以来，始念饥乏。岁云夕矣，慨然永怀。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有会而作》序）等诗句就是当时他的晚年穷困的生活写照。这些写照是诗人心迹的真诚自白，胸襟的自然坦露，没有半点矫揉造作，不待雕饰，穷则穷，只要不以穷困为耻。不过虽然饥寒，虽有不平，陶渊明仍不愿弃“故辙”而改素志，他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仍发出了“守拙”的心态：“贞刚自有质，玉石乃非坚。”（《戊申岁六月中遇火诗》）陶渊明认为自己具备的贞刚的禀性，玉石也比不上它坚固。因此，他高洁孤独，抱穷归隐，借孔子、荣启期等贫士的操行时常勉励自己，道出“谁云固穷难，邈哉此前修”， 在田园中，坚守自己的“困穷”之道，决不与黑暗现实妥协的态度。
三、“天人合一”的自然境界
在陶渊明的笔下，“天人合一”的场面大量涌现，从而形成了诗人独特的审美个性。陈寅恪把陶渊明的思想叫做“新自然说”，认为“新自然说不似旧自然说之养此有形生命，或别学神仙，惟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即与大自然为一体。”陶渊明“天人合一”的自然境界开创了独特的田园诗，因此在田园诗中，我们发现诗人把自己的生命融合到自然中，视为自然的一部分，在物与我的关系中，把物视为我，把我视为物，在物人格化的同时，人也仿佛物化。
在《饮酒·其五》中，其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展现了山菊在东篱下迎风摇曳，仿佛在招呼信步前来的诗人，诗人此时情趣盎然，神态闲逸，轻轻摘下那饱绽着笑容的，诗人在与菊的默契中，偶然抬起头来见到对面安闲悠然的老朋友。这鲜明地体现了自然界的菊、山、鸟和谐地与“我”融为一体，诗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既不是旁观者、占有者，也不是单纯的观赏者，而是成了大自然的一员。又如在《归园田居·其三》中，其诗句“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展现了诗人在月出山岗之后，心满意得地扛着锄头，哼着诗句，漫步回家。此时，人、月与自然环境构成了一个和谐的统一体，在这里诗人将丰富清新的感受和山村静谧和谐的景象囊括在白描般的画面中，真实而自然。
陶渊明的田园诗除了表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之外，还表现了物中有情的人格化，人中有物的物化关系，换句话说是意融于景中，景亦富含着情。如在《和郭主薄二首》中，诗句“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因时来，回飚开我襟”写了诗人刚刚脱离为人所羁的尘网，所见到是夏天林木的葱茏茂密，阳光点点的浓阴，还有“因时”而来，替人解开衣襟的的风。风本是无情，可是带上了有情的色彩，与诗的心情形成映称，道出了诗人喜悦的之情。这便是“道是无情却有情”的艺术境界。在《归鸟》，诗人借鸟儿的眷恋林木，倦飞知还，道出诗人离不开自然的心事，特别是诗句“虽无昔侣，众声每谐。日夕气清，悠然其怀”更体现了诗人心境平和地居住在自然田园中。在陶渊明的诗中，“飞鸟” 象征一种鲜活的生命力，是自然的生命力的表现，陶渊明的诗中处处有鸟，时时有鸟，鸟与诗人物我相融，仿佛一只飞来飞去的精灵贯穿了诗人一生的道路和心路历程，是其内心世界的反映，从而更有力地凸现了诗人不朽的人格。
四、小结
陶渊明一生栖息于自然，崇尚自然，又与最亲近自然的劳动人民共同生活，他与自然已是浑然一体，在自然中体验生命，追求“天人合一”的自然境界，他不愧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归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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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陶渊明诗文诸多的鸟类意象中，高鸟、羁鸟、归鸟最能折射出他人生历程的三个时期，高鸟寄托他立志高远的少年 时代 ，羁鸟寄托他形迹拘役的十年出仕生活，归鸟则是寄托他归园田居生活。
【关键词】 陶渊明 鸟 意象
意象是 中国 古典诗歌中一个独特的概念，通常指创作主体通过 艺术 思维所创造的包融主体思绪意蕴的艺术形象。它虽然表现在诗歌中为一个个语词，是诗歌艺术的基本单位，然而却并不是一个单纯的 自然 物象，而是诗人经过思维加工了的自然现象。它在具有自然物象的个别特征和属性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作品的主体即作者，已经赋予了它更为丰富的内涵，透过这些意象让读者了解到作者较为深刻的思想寄托。以鸟类意象而言，以往鸟的诗歌意象，多是自由、和平生活的象征。赏阅陶诗，我们却发现《 陶渊明集 》中鸟的意象，则不尽然，而是诗人在各个不同生活时期的多重思想的反映，甚至有的颇为隐晦，不易明白其意象所指。但可以肯定地讲，在陶诗中，鸟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陶渊明的心。可以想象，这是诗人在复杂多变的 社会 环境下，把自己不愿折腰事权贵而弃官归耕，以及归田后的清贫等多种痛苦与愿望，只能托之于多种鸟的意象表达出来。这些鸟意象有的是自由飞翔或在林中往返栖息、觅食；有的则是倦鸟知返，归林若家；有的是随季节而迁徙，秋去春来；有的是居无处所，无所归止的悲鸟等等，多是自己生活的一种幻化。陶诗中鸟的意象分为泛称和特称两种，前者在诗中较多，而后者则较少。相比较而言，鸟意象的泛称更有利于诗人表达自己的思想寄托，当然其让读者产生的歧义现象可能就多一点。在陶渊明一百三十多首（篇）诗文中，含有鸟意象的作品大约有三十几首（篇）。笔者（以王瑶《 陶渊明集 》编次为序加注）在此以陶渊明生活的三个阶段为主，探索其具有代表性的鸟类意象，认为少年时代以高鸟、十年出仕以羁鸟、归隐田园以归鸟为代表，其他鸟类意象则从略 分析 。
一、立志高远的少年时代——高鸟意象
在众多的鸟意象中，高鸟应该说是最能代表陶渊明少年时代的人生阶段。他少年时代就对鸟产生了好感：“少学琴书……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与子俨等疏》）同时也有托鸟言志，大济苍生的愿望，仰慕那高飞的鸟。如他所言：“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八首》其五）。可见陶渊明这时既热爱大自然，又“猛志”存心，意欲仕进。而这种高鸟意象的形成一方面与他的家庭背景有很大关系。诚如李泽厚先生所言：“陶渊明的家世和少年抱负都使他对 政治 有过兴趣和关系。”他生于东晋末年，曾祖父陶侃，为东晋重臣，官至大司马；祖父曾为武昌太守；父亲虽不以出仕为意，却也曾做官为宦；到陶渊明时，已经家道中落，但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他，是不可避免地受其熏陶。另一方面，他早期主要接受儒家的 教育 ，使他很早就有步入仕途的愿望。如他对少年时代回忆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二十）他几乎将《 论语 》中原句保留在自己的诗句中：“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癸卯岁始春怀古田社二首》）与此同时，他又受社会环境，即魏晋时期谈玄思想的 影响 ，因而崇尚自然，如他自称“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当然他也爱“丘山”林中自由飞翔的鸟类。这样的双重影响因素均促使他对鸟类有了好的印象，但是他这一时期在思想上起着主导作用的仍然是儒家的入世思想，家庭环境使他有迈向仕途的愿望，自己也希望成为胸怀“猛志”而 “远翥”的高鸟。
当陶渊明真正步入仕途时，他望见天上自由飞翔的鸟儿，真有点自愧不如，深感自己形迹所拘带来的不快：“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这里高鸟的意象，是自由的象征，与他少年心怀猛志的高鸟还是有所区别。而与此相近的意象还有：“云翮有奇翼，八表须臾还。”（《连雨独饮》）“微雨洗高林，清飙矫云翮。”（《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句里充满了羡慕之情，且这种高鸟意象的内涵较前要丰富些。“哀蝉无留响，丛雁鸣云霄。”(《己酉岁九月九日》)九月九日是重九节，正是暮秋，因此诗中也多感时悲逝之意。这里诗人把“哀蝉”与“丛雁”两个意象对举，前者无声无息，消亡在九月萧瑟的秋风里，而“丛雁”却高鸣云霄而去，对此诗人感慨良多，后者更是自己的一种企仰的高鸟意象，正可谓“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是对自己人生的一种反思。“鸿雁乘风飞，去去当何极”（《联句》）中“鸿雁”也是一种高鸟意象，它还是随季节而来去的候鸟。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所要寄托的高鸟意象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积极仕进的、胸怀“猛志”的自我形象；二是仕进后对自由飞翔的高鸟的向往之情。
二、形迹拘役的出仕生活——羁鸟意象
公元393年，陶渊明二十九岁时便因为“亲老家贫”（萧统《陶渊明传》），而“投耒去学仕”（《饮酒》其十九），做了一个很小的州祭酒，甚不得意，终因“不堪吏职”而在很短时间内解归。从此以后，他时断时续地在桓玄、刘裕的幕中为官，但不久又离开，做了江州刺史刘敬宜的参军，直到公元405年刘敬宜上表辞职，他也就理所当然地解绶去职。同一年秋天，做彭泽令时便是他最后一任官职，其结果是不“为五斗米折腰”而归田。但实质上，“从渊明《感士不遇赋》、《归去来兮辞》等作品可以发现，他辞官的真正原因乃是意识到世途的欺诈险恶，匡时救世的远志不仅不可能实现，反而会遭受没顶之灾；此外，质性自然的本性也与虚伪的世俗多忤。”这一段充满龌龊与残酷性的官场生活，使他感到形迹拘役，自身宛若投进“樊笼”的羁鸟。同时他也存有对前辈文人被害的戒惧心理。在他以前的名士们一批一批被送上刑场：何晏、嵇康、二陆、张华、潘岳、郭璞、刘琨……这些当时第一流的着名诗人、作家、 哲学 家，都是被害死的。回想这些一幕幕仕途惨象真让诗人触目惊心，他也正是由于这样的社会现实，便自觉归园田居。“久在樊笼里”（《归园田居》），便是这一段出仕生活的概括，而“误落尘网中”（同前）则是他这一段出仕生活内心感受。在他几经周折，仍困顿于无奈的官场，却没有一展“猛志”的机会，诗人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和压抑，而后吟唱出自己的心声：“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归园田居》）此诗虽然是归园田居后所写，但却道出了他对俯仰由人的十年仕宦生活的切身体验，抒发的是往日居官时的痛苦情怀。鸟即归田居家的诗人，鸟对“旧林”的依恋和向往，实际上是鸟对自由飞翔的渴望，更是诗人对田园生活的愿望，鸟是他的化身，“旧林”则是诗人的田园。这两句诗无异于对现实反抗，看似平淡，而实际上是发自内心较为强烈的一种呐喊。诗中“羁鸟”和“池鱼”显然是诗人做官为宦生活形象的自我写照。诗人感到自己正犹如笼中的鸟或池中鱼，不仅在形体上受到限制和拘束，而且还有着生命危险，正如“密网裁而鱼骇，宏罗置而鸟惊”（《感士不遇赋并序》），时刻在担惊受怕，不得安宁。陶渊明在仕途中不得意而产生的羁绊感是较为强烈的，在其他的诗篇中也有所流露，如“荏苒经十载，暂为人所羁”（《杂诗四首》其二）。“遥遥从羁役，一心处两端”（《杂诗四首》其一）等等。由此可见，诗人在“羁鸟”形象中的寄慨是较为深沉的。
最牵动人心的是诗人所创造的悲鸟意象。但是这悲鸟的意象是羁鸟意象的另一种别有寓意的表现形态。也十分复杂，有的是因为受了羁绊，但最终有所归止。如“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饮酒》其四）。无疑这首诗也是陶渊明的自述。失群独飞的鸟儿，经过长期奋飞之后找到孤松一棵，无疑成为作者的人生理想难以实现之后，终于找到了精神支柱的一种比拟。而有的则是在茫茫天地间寻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如“班班有翔鸟，寂寂无行迹”（《饮酒》其十四），这“翔鸟”显然是徘徊不定，四处漂泊，既找不到目标，又归无所止者的意象。总之，与羁鸟相关的一组鸟类意象主要还是陶渊明仕宦时期的自我形象的摹写，同时也有较为复杂以至于难以洞悉其意象所指的情况。
三、归隐田园的真实写照——归鸟意象
归鸟的意象多源于他对 自然 的亲近与回归。而亲近自然与回归园田，那主要是出于对 政治 现实的不满与畏惧心态，但求自保。前已有所提及，在他的诗文中也可找到明确的答案：“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感士不遇赋并序》）；“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古时功名士，慷慨争此场，一旦百岁后，相与还北邙，……荣华诚足贵，亦复可怜伤”（《拟古九首》其四）；“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拟古九首》其九）等。这些都具有政治 内容 ，也是他回归的真正原因。但他的回归与一般士大夫有所不同，是十分自觉地从自己饱受煎熬的黑暗政治中退了出来。同时他把精神的慰安寄托在 农村 生活的饮酒、读书、做诗上，并且他没有那种后期封建 社会 士大夫对整个人生社会的空漠之感，相反，他对人生、生活、社会仍有很高的兴致。这才“算是找到了生活快乐和心灵慰安的较为现实的途径。无论是人生感叹或政治忧伤，都在对自然和农居生活的质朴的爱恋中得到了安息。”（李泽厚语）这就是说，他在田园劳动中找到了归宿和寄托，自然流露于其文辞中的是一种满足感的表白。所以，其诗文中归鸟的意象从总体上看，就以欢乐、吉祥、悠然的性情为主体现出来。屈原的《九章·思美人》早就托言于云、鸟：“愿寄言于浮云兮，遇丰隆而不将。因归鸟而致辞兮，羌迅高而难当。”我们不能排除陶潜从屈原或其他早期诗作者那里汲取营养，来表达自己的情思。归鸟意象具体表现在他的作品中，也呈多样性，如他三十九岁开始躬耕之时，一种欢鸟的意象反映出他的心情：“鸟哢欢新节，泠风送余善。”（《癸卯岁始春怀古二首》其一）初春的鸟声显得格外的欢快，初春的和风也好像特别的轻柔。鸟儿欢鸣不止，宛若是诗人的欢声笑语，时时随着和风飘荡。当他与邻里相携出游时，感受到春日“风物闲美”的景色，看到的也是欢鸟：“鲂鲤跃鳞于将夕，水鸥乘和以翻飞。”“弱湍驰文鲂，闲谷矫鸣鸥。”（《游斜川》）在另外一首诗中，他直接使用了诗经中诗句也表示的是一种欢乐的春天气氛：“昔我云别，仓庚载鸣。”（《答庞参军》）因为仓庚始鸣于春日。他居家念友，以鸟之相鸣求侣作比：“翩翩飞鸟，息我庭柯，敛翮闲止，好声相和。”（《停云》其四）读来让人觉得宛若友朋来访，彼此促膝相谈。仲春时节，春燕双双归来便曰：“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楼，先巢固尚在，相将还旧居。”（《拟古九首》其三）在此，燕儿归居旧巢，虽然没有用在这一首诗的开始，却给人一种诗经中起兴的笔法，即燕儿定期归旧巢，烘托出诗人定要归园田居之意，诗人接着说“自从分别来，门庭日荒芜；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结句与燕子以相问的口气，也像有点与重逢知己之间谈心一般，这也算作一个归鸟的意象。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我们虽然说归鸟最能代表陶渊明归园田居时期的生活，但这里所列举或提到的归鸟意象，并非完全是他归隐以后的作品中形象。同时我们可以从前面一些诗篇中看到，即使在他未完全归田之时，只要他与自然相亲近，从那仕宦征途向自己的园田迈上几步，他就给人有一种归鸟的感觉。
他《 归鸟 》一组诗的意象以鸟自指，是自己的回归园田，且与羁鸟意象在某种意义上是相一致的。正如王瑶先生所言《 归鸟 》一组：“诗中歌颂归鸟，如‘岂思天路，欣及旧栖’等语，都与‘羁鸟恋旧林’同义；当与《 归园田居 》五首同是彭泽归田后所作。”飞鸟入林的意象是诗人实现了理想，达到了目的。诗人挣脱了世俗的一切羁绊，过上了田园躬耕生活，是一种思想的解脱，找到了归宿。也抒发了自己傲然不群，质性自然的情怀。还有“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其五）。在这里，陶渊明为自己放弃仕途，重返田园而感到心情舒畅，所以他把在晚霞中飞回的鸟，暗示为自己对自然生活的向往。而眺望此景，其心情恐怕也是十分复杂的。“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饮酒》其六）则是一个倦鸟知返的意象，是鸟儿归林时发出的欢叫，是喜悦与归宿感的流露，以上这两组均应该算是“归鸟”的意象。但是“归鸟”的回归原因也各不相同，像“向夕长风起，寒云没西山，厉厉气遂严，纷纷飞鸟还”（《 岁暮和张常侍 》），“鸟还”是因外界岁暮天寒，这既是自然界的岁暮，也是东晋的岁暮，加之，日将西落，寒气凛冽，飞鸟只得回归山林，借指士人应该归隐。“晨鸟暮来还，悬车敛余辉”（《 于王抚军座送客 》）也是一个日暮知返的“归鸟”意象。“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 归去来兮辞 》），鸟回归的原因在于“倦飞”，是诗人形容憔悴，不堪奔波于仕途，而欲安居田园的影射。再如虽然他“贫居依稼穑”，却“不言春作苦”，仍然是“林鸟喜晨开”，欢喜万分，自得其乐地劳作，此处“林鸟”意象是一个欢鸟，也应是自比（《 丙辰岁八月中于下馔田舍获 》）。不难看出，诗人回归园田，自食其力，饱受仕宦羁旅之苦后自我性灵得到了大自然的慰藉，托之于鸟儿归林，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
诗人除了用三类鸟意象折射自己人生历程三个时期之外，诗中也包含了其他的鸟类意象。如“众鸟”意象，是与“孤鸟”意象相对的，《 咏贫士七首 》其一：“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对于众鸟的意象，李善注《 文选 》曰：“喻众人也。”王瑶先生进一步解释：“当为喻改朝后群臣趋附之状。”足以见其是有所寄托。而这里“林翮”，则是一个孤鸟的意象，李善又注曰：“亦喻贫士。”王瑶先生认为其用意在于“借以说明贫士的‘量力守故辙’是与此不同的。”贫士也就是自己的化身。又“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读山海经》其一），这里“众鸟”意象与前相同，也应该指那些改朝后而趋附于刘裕的群臣。他们心满意足地被征用，而诗人依旧固守田园，热爱自己的躬耕自给生活。
纵览陶诗中所描绘的飞鸟意象，其数量的确很多，而且形神各异，包括高鸟、羁鸟、归鸟、倦鸟、众鸟、孤鸟、惊鸟等等。诗人对飞鸟的精心刻画，显然是有其深刻用意的，但其色彩褒贬不一，甚为复杂，以至于要对其准确地把握，仍需要进一步 研究 与揣摩诗意。然而可以充分肯定的是，陶渊明精心择取的鸟类意象，尤其是高鸟、羁鸟、归鸟三类意象则可以说，具有特别意义，能够很形象地折射出诗人人生历程的三个阶段。其造诣极高，平淡中显出浓烈，自然中流露出雄奇，意境深邃，含意隽永。他所选用飞鸟等一些具有象征隐喻的形象，其目的在于借物自况，托物咏志。
参考 文献 ：
陈铭．意与境： 中国 古典诗词美学三昧[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
王瑶校注．陶渊明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