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散文范文

梁实秋散文篇1

人在没有死以前是要努力做人的。人是要去做的。做人的道理在于克己。早晨是否黎明即起，是否贪睡懒觉，事情虽小，其意义所在甚巨。这是每天生活斗争中之第一个回合。

物以稀为贵。但是书究竟不是普通的货物。书是人类的智慧的结晶，经验的宝藏，所以尽管如今满坑满谷的都是书，书的价值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价廉未必货色差，畅销未必内容好。书的价值在于其内容的精到。

一、珠联璧合的京味儿相声

抗战期间，有一次要开一个筹集善款游艺大会，梁实秋和老舍决定合作一段北京相声。老舍选了两个老段子——《新洪洋洞》《一家六口》。演出当天，两位登台，一边一个，面无表情地一站，两件破纺绸大褂，一人一把扇子。高潮部分老舍拿折扇敲了梁实秋的头。事先说好只是比画一下，结果老舍抡起大折扇狠狠向梁实秋打来，梁看来势不妙，向后一闪，正好打落了梁的眼镜。说时迟，那时快，梁实秋手掌向上两手平伸，正好托住那落下来的眼镜，他保持那个姿势不动，引得台下喝彩声阵阵，有人认为这是一手绝活儿，还高呼：“再来一回！”

二、“雅舍”的由来

1949年梁实秋出版了著名的散文集《雅舍小品》，一经出版，一版再版，畅销不衰，创下了中国现代散文作品最高的发行纪录。这些文章基本属于学者型的知性散文，题材海阔天空，信笔由缰，娓娓道来。1939年初夏，梁实秋的好友吴景超、龚业雅夫妇由市区迁来北碚居住。梁实秋跟他们合伙买了一处农舍。房乃新建，没有门牌邮递不便，商量给房子取名字时，梁实秋说：“何不即用业雅的‘雅’字？叫‘雅舍’可也。”见众人皆无异议，梁实秋便找来一块木牌，上书“雅舍”二字立在屋前。这就是“雅舍”的由来。而这所谓的“雅舍”，实乃陋室。是重庆北碚依山坡而建的六间房子，墙是竹篾和泥糊成的，窗子上糊着纸，地板走上去则吱吱作响。

三、梁实秋译《莎士比亚全集》的往事

梁实秋说，“领导我、鼓励我、支持我，使我能于断断续续三十年间完成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者，有三个人：胡先生（指胡适）、我的父亲、我的妻子。”1930年年底，胡适任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翻译委员会，想向国内翻译、介绍莎士比亚。胡适找了五个人来担此重任：闻一多、徐志摩、陈西滢、叶公超、梁实秋，只有梁实秋一个人最终圆满地完成了《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抗战胜利后，一次年过七十的老父拄着拐杖走进梁实秋的书房，问莎剧译成多少，梁实秋很惭愧抗战八年交了白卷，父亲勉励他说：“无论如何要译完它。”一句话，说得梁实秋心头发热，眼含热泪。不久，父亲过世，梁实秋说：“我就是为了他这一句话，下了决心必不负他的期望。”妻子程季淑也在背后默默地支持，梁实秋回忆说：“我翻译莎氏，没有什么报酬可言，穷年累月，兀兀不休，其间也很少得到鼓励，漫漫长途中陪伴我体贴我的只有季淑一人。”

（选自王国华著《重写梁实秋》，中国物资出版社）

梁实秋散文篇2

[关键词]中庸 时中 文言文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9-0036-02

中庸有云：“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1]（p104）中庸的“中”是指适当，恰当之意，而“庸”是用，中庸意指体与用的结合。中庸之道要求人们遵循万事万物的和谐，至善状态。中庸又云：“君子之中庸，君子而时中。”[1]（p49）时中作为中庸的内在精神之一，是中庸精神的“执两用中”原则的实际应用。时中，作为中庸的哲学的精髓，它与折中、调和主义有明显区别。所谓时中，即审时度势，一指随时而中，指的是时时处处无所不中；一指因时而动，指的是依据特定的时间地点，事件而采取灵活的用中举措。儒家的时中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法思想、鲜明的知识理性内容以及强烈的进取精神。

深受儒家熏陶和新人文主义思想的梁实秋在翻译中时怎样体现中庸观点的呢？

一、辩证理性地对待赞助者的观点

梁实秋的译莎活动不能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胡适。作为赞助者，其对梁实秋的影响不容低估。译者对于赞助者的主观认同也是客观事实。勒菲佛儿认为，文学系统的两个控制因素：来自系统内部的专业人士和来自系统外的赞助商，前者制约作品的诗学形式，后者控制译者的意识形态。[2]（p14-15）而胡适正好是来自文学系统内部的赞助商，他不仅在诗学上影响梁实秋，而且影响其意识形态。

梁实秋显然受到了胡适的影响，在对原作理解和表达方面自觉地以中庸之道对待原作的艺术现实，在表达方式的选择上注意采取补偿的方法与译语进行调和。

在诗学方面，胡适对梁的译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如文体采用，加注的重要性，保留标点等翻译方法都提出了具体建议。

胡适在担任翻译委员会委员主任一职时曾邀请梁实秋、闻一多、徐志摩、叶公超和陈西滢翻译莎士比亚剧本全集，他曾经对梁说：“最重要的用何种文体翻译莎士比亚，我主张由一多，志摩试译韵文体，另由你和通博译散文体。试验之后决定全用散文或两种文体。”[3]（p148）梁实秋的采用白话散文译莎显然受到了胡适的影响。并且梁本身支持白话文运动，他希望通过白话文体的语言形式，显现外来文学的陌生性，用以改进中文的文法、句法，借西洋的语言长处来提高汉语表现力。但是他对胡适的主张也采取了一种辩证观点，在白话文化与文言问题上，胡梁之间不见得完全情志相投。胡适主张用白话，视文言为死文字，梁实秋先生认为文言没有死，语体文是继承文言文而来，主张文白夹杂。

外国文学的各类文体推动了中国文学的转型和创新，而这一切都离不开白话文体陌生化的作用。五四时期翻译使中国产生了一次文言到白话，由汉语的地道到带有欧化成分表达的演变。“五四翻译文学的文体陌生化是译者伸入文体，又从文体转出的开拓者，是文化结构和重构的媒介者。文体陌生化首先通过文体表面形式表现出来，陌生化的归宿是推进文学革命和文学创作，陌生化和传统化是文体的冲突和对话的两个方面。二者是一个矛盾统一体，并将长期共存。”[4]（p94）胡适倡导的白话文运动是语言形式的陌生化和思想陌生化的统一，有利于五四文学形式的变革和文学内容的丰富。而梁实秋认为文言文体有其独特价值，在谈论文学创作时他说：“胡适领导的白话文运动‘八不’，其中有不用典，只说对了一半，写文章若大掉书袋，固难写出流畅自然句子，读来晦涩，令人生厌：但若能适当用典，白话文恰切使用文言，不但能做到最经济表达，而且使文句的内涵更丰富。我还以为要写出好的白话文，要熟读古文……今后散文发展，不能失掉传统，应努力将新旧脉流融合在一起。”[5]（P250）虽然谈论文学创作，但与翻译密切相关。在翻译中，梁大都善于通过文言文达到古今融合、文白交融的境界，其译文显示出健雅、挺拔的典丽之美。

在译莎加注上，梁也明显受到胡适的影响，但对胡适建议也是有选择的。

加注是异化策略的补充手段。在朱生豪《错误的喜剧》中只有一个注释，而梁实秋《错中错》中则用了四十几个注释。大量加注是梁的翻译特色，这不是梁实秋的初衷，而是在胡适直接影响下的结果。“开始翻译时，我想不加注而能使读者明了译文。译了几本之后，胡适先生要求我加注。我就补加了。”不过梁实秋对加注也有自己的观点，他说：“译本加注并非难事，莎剧原文的版本都是有注解的，注得很详尽，像‘新集注本’尤其丰富。有许多注解都是有关涉及到原文之考证，不一定有助于读者对于原文之了解。所以我加注是有选择的，并不以多取胜。”[6]（p84）梁实秋的注解对于那些想了解西方文化却又没有工具书的读者来说极有帮助。包罗万象的注释宛若一部研究莎士比亚的小型百科全书。这种翻译方法与他文学创作中的引经据典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受新人文主义和古典主义的影响，显示出“理雅之趣”。

二、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理性选择

翻译从来不是发生在真空条件下，翻译往往与权力关系联系在一起，译者处在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等复杂的权力关系网中。译语文化语境入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据主导地位的文学体裁、文学规范等某种程度上制约着译者的翻译选择，译者或服从权力话语而被主流诗学接受，或者抵制权力话语而处于边缘地位，同时译者的文化立场对于翻译也起决定性作用。翻译可以是保守的，也能是革命性的。处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从近代走向现代的转折点上，这正是政治文学领域重大变革时期，同时也掀起了一股翻译高潮。而当时“五四”新文学受卢梭的“自然人性论”影响，标举人道主义和平民文学的旗帜，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翻译作品的选择都带有情感的泛滥的倾向，忽视了中国文学传统蕴含的理性内涵。梁实秋并不否认“五四”新文学传播西方文化，颠覆旧体制的意义，但对于“五四”之后的非理性的情感主义，没有节制的自我表现以及流于印象主义的与颓废主义的作品进行严肃的批评。梁实秋吸收了儒家的“中庸”之道和“中和”之美，比如强调文学的理性节制、重视文学的健康和适度、提倡宽容和忍的精神等等。“以理制欲”也是莎士比亚作品主题之一，反映莎士比亚追求美好人格，重视内心崇高的法则与自身修养的境界，他与儒家中庸有异曲同工之妙。

时中贵在用“权”，即视具体情形随时权衡利弊。梁实秋从历史出发，根据自身文化特点寻求定位。作为一个社会文化的“协和者”，梁选择正是对传统内涵进行协调，并且对当时主要的叙述话语进行了挑战，是一种善“权”表现，他改变了在一个社会的特定时期，译者总是聚焦于某一类外国作品的现象，这种因时而变，恰当损益，正确认识“和”的内涵，否定单一的趋同的理念。正是“中庸”原则在翻译观上的体现。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对西方大规模译介多以革命性和现代性为主流，当时中国文坛为此发生过关于译介选材的一场论争，莎士比亚作品翻译也卷入其中，被视为与现实无关的古典作品。当时表现社会现实的现当代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被视为正统和主流，其他文学作品被当作了支流甚至逆流。梁实秋看到了主流派文学存在的公式化、概念化等弊病。后来左翼文学也反省过“革命的罗曼蒂克”倾向。“以文艺而论，清一色是不必而且也不可能的。”梁实秋认为中国文学，包括翻译文学在内地也应该呈现多特质特征，而对于世界文学的经典的译介则有助于形成文学与思想的多元化局面。

可见，“中庸”并不否认矛盾和对立，而是在承认矛盾和对立的基础上求的一种动态平衡，追求一种整体的和谐。“时中”从动态角度强调坚持恰到好处的中道，内含着观察判断，分析思考的认知过程和理性内容。因时而中，因事而中，才能达到“善”与“美”。“时中”要求抓住时机，及时行动。梁实秋的翻译选择过程，正是用“中”的实践过程。

【参考文献】

[1]子思源著，王国轩译著.中庸.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2]Andre Lefevere.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3]梁实秋，怀念胡适先生.见梁实秋著，陈子善编.梁实秋文学回忆录.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

[4]魏家海.五四翻译文学主体的“陌生化”与“传统化”.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5]梁实秋，五四与文艺.见徐静波编.梁实秋批评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年.

梁实秋散文篇3

“写作与阅读是一种供求关系。阅读是一种精神需求，如同吃饭是一种物质需求。这种需求由低到高可分为六个层次：刺激、休闲、信息、知识、思想和审美。人总是在精神上追求这六种东西。要不然他就会感到空虚，如同没有饭吃，会感到饥饿。由于阅读者的文化修养、职业特点不同，阅读的层次也不同。就是同一层次的人或者同一位读者，在不同时空、不同心情下，阅读的内容也有不同，比如在书房里和在地铁里读的东西就不一样。”

“阅读复杂，写作也就复杂。满足刺激，有黄色、武打读物；满足休闲，有闲话、笑话等闲书；满足信息有报纸；满足知识有专业的或普及的读物。而满足思想和审美这两个较高层次，可以是专门的思想理论和美学读物，也可以体现在其他各类读物中。散文是一种形式短小，但又旨趣高雅的文种，它不是应用文，不以求实，而专攻虚境，主要满足人的思想和审美这两个较高需求的。它可以叙述任何内容，但必须见美见理。文章为思想和美感而写，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季羡林在代序《追求一个境界》里把中国散文坛分成两个流派。一个流派主张散文之妙就在一个“散”字上，信笔写来，松松散散，随随便便，用不着讲什么结构，什么布局。季羡林称之为“松散派”。另一流派的写作讲究谋篇布局，炼字铸句，借用杜甫的一派的一句话“意匠惨淡经营中”季羡林称之为“经营派”。他还指出“在中国文学史上，散文大家的传世名篇无一个不是惨淡经营的结果。我窃附于‘经营派’。我认为，梁衡也属于‘经营派’，而且他的‘经营’无论思想内容还是艺术表现都非常寻常。即以他的写人物的散文来说，一般都认为，写人物能写到形似，已属不易，而写到神似者则不为上乘。”

《觅渡》分为“大情大理”“青史如镜”“山川如我”“理性人生”四部分。他的名作《觅渡，觅渡，渡何处》收录在“大情大理”中，写的是瞿秋白。瞿秋白这个人才华洋溢，性格中和行动中有不少矛盾。梁衡想写这样一个人，构思了六年，三访瞿秋白纪念馆，迟迟不敢下笔。他忽然抓住了“觅渡”这个概念，于是境界立出，运笔如风，写成了这篇名作。《乱世中的美神》是写李清照的。一位出身书香门第、官宦人家的千金，拥有着高超的艺术天赋，在乱世中的爱恨情愁，在文学艺术上的登峰造极，以及超越时空的千年孤独。

梁衡先生在真实地记录人物经历的同时，形象地勾勒出了人物的精神世界，文笔优美，用词讲究。文者，纹也。花纹交错才成文章。梁衡先生的文章，无论在表达方式或是思想境界，都给人以美的享受。

梁实秋散文篇4

“管住嘴”、“迈开腿”是对糖尿病患者的健康忠告。而对于现代人来讲说起来容易，往往做起来很难。现代文坛巨匠梁实秋晚年悼念亡妻程季淑之作《槐园梦忆》，深沉浓郁，感人至深。其中提到糖尿病的章节尤其让人感兴趣，我们看看梁老先生是如何对待糖尿病，如何管住自己嘴巴的。

梁实秋首先提到自己致病的原因：“饮食无度，运动太少，为致病之由。”还有一个原因，使梁妻程季淑“引咎自责，认为她所调配的食物不当”，“于是她就悉心改变我的饮食”。“糖是不给我吃了，碳水化合物也减少到最低限度，本来炸酱面至少要吃两大碗，如今改为一大碗，而其中2/3是黄瓜丝绿豆芽，面条只有十根八根埋在下面。一顿饭以两片面包为限，要我大量地吃黄瓜拌粉。动物性脂肪几乎绝迹，改用红花子油。”红花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作物，《本草纲目》记载，红花有“活血、润燥、止痛、散肿、通经”的作用。利用红花子榨取的红花子油早已风靡欧美、日、韩。写作《槐园梦忆》的时间是1974年，梁实秋正生活在我国的台湾，后移居美国，可见，当时在海外一些地方食用红花子油已经很普遍了。红花子油属于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对心血管、癌症的防治以及其他一些炎症愈合都有益处，可以帮助增长人的记忆力。

《槐园梦忆》中还有一个细节读起来令人捧腹。梁实秋说：“我不太喜欢酒食应酬，有时避免开罪于人非敬陪末座不可，季淑就为我特制三文治一个，放在衣袋里，等别人‘式燕以敖’（取自《诗・小雅・鹿鸣》，意为“贵客欢饮共逍遥”――编者注）的时候我就取出三文治，道一声‘告罪’，徐徐啮而食之。这虽令人败兴，但久之朋友们也就很少约我赴宴。”

有一次梁实秋跟朋友用餐。冷盘端上来，梁先生说他有糖尿病，不能吃带甜味的熏鱼；“冰糖肘子”端上来，他又说不能碰，因为里面加了冰糖；“什锦炒饭”端上来，他还是说不能吃，因为淀粉会转化成糖。最后，端上“八宝饭”，朋友们猜他一定不会碰了，没想到梁先生居然大笑道：“这个我要。”朋友提醒他“里面既有糖又有饭”。梁大师则笑说他早知道，就因为早知道有自己最爱吃的“八宝饭”，所以前面特别节制。“我前面不吃，是为了后面吃啊；因为我血糖高，得忌口，所以必须计划着，把那‘配额’留给最爱。”

如果大家都能像梁实秋这样管住自己的嘴巴，抵住美酒佳肴的诱惑，就不必闻糖尿病而色变了，也会取得和梁实秋一样感到得意的效果：“在这样的饮食控制之下，我的糖尿病没有恶化，遵照季淑给我配制的食谱，维持我的体重。”

梁实秋散文篇5

论文关键词：梁实秋；古典主义；文学批评；实践

作为一位散文大家，梁实秋是熠熠生辉的，他那珠玑闪烁的二十几部散文集足以使后来人长久地记住他，但作为一名批评家，他却是长久地被人冷落了，就连《中国现代文选论》也未能收入他的只言片语。然而梁实秋却是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上第一个专门从事文学批评。也是第一个潜心研究文学批评。把文学批评作为专门事业的人。可以说，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一位受过专门训练的批评家。他的古典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及其文学批评实践是独树一帜的。

一、梁实秋古典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渊源及主张

1924年，梁实秋在哈佛大学师从美国评论家、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运动领袖欧文·白壁德，在当时古今中外文化、文学交汇和激荡的大潮中，他经过认真严肃的思考，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摒弃了一度醉心的浪漫主义而一以贯之地尊奉古典主义理论，坚守平实稳健的文化立场，形成了克己内敛、以人为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他试图用西方的文学思想来激活传统的中国文学思想和体系，以“疗救中国文学之弊”。在文学观上，他倡导描写与表达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人性，提倡思想自由．，主张“文学无阶级”，反对把文学当作政治的工具：他不赞同“浪漫主义”，在他眼中，浪漫主义的求新求异是文艺的大敌，而智慧、理念、典雅，提倡和谐、温和的审美感觉的“新古典主义”才是文学的出路。

二、古典主义文学批评实践

在梁实秋身上，有许多矛盾的集结点：他是新文学史上第一个专门从事文学批评的人，但不少学者认为他缺乏批评家的敏锐与才情：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他有系统的批评理论，但很多学者认为他缺乏有力的批评实践。事实上，他依仗古典主义观看同期文学，开辟了一块他人不去问津的批评领域，形成的理论视觉是独特的。在文学批评史上．作为批评家他的位置应该是显著的，尽管古典主义在风云变幻的文坛上有点寂寞。

(一)“历史的透视”的批评方法

梁实秋的古典主义文学批评推崇“历史的透视”的批评方法。他在台湾写就的《关于白壁德先生及其思想》一文中这样说：“我从此了解了什么叫做‘历史的透视’(historicalperspective)，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的价值之衡量要顾到他在整个历史上的地位，也还要注意到文艺之高度严肃性。从极端的浪漫主义，我转到了多少近于古典主义的立场。”他认为研究文学批评，最重要的就是知识的系统化，研究一个题目，要知道它的整个来龙去脉，只有这样，观点和思想才不至于偏颇。他指出把二三流的作家和第一流的作家相提并论，便是缺乏历史的透视．二三流的作家和第一流的作家没有任何的可比性。他认为文学批评第一步是了解历史，第二步是对历史做出判断，判断不仅是批评中最重要的一步，而且是人文主义与非人文主义的分野，人文主义的核心是伦理的选择与价值的估定．而“历史的透视”的批评方法是选择与判断的最佳选择。

(二)对“五四”新文学的反思与评价

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梁实秋在文学批评上最为活跃。他文学批评的中心是对“五四”新文学的反思与评价。他认定文学里有两个主要类别，一是古典类别，二是浪漫类别，“‘古典的’即是健康的，因为其意义在保持各个部分的平衡；‘浪漫的’即是病态的，因为其要点在偏畸的无限发展。”他用古典主义的眼光审视整个现代文学，发表了为新文学把脉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对“五四”浪漫主义文学进行全面抨击，提出一个论断——新文学运动，就全部而言，是一场“良漫的昆乱”。

梁实秋对“五四”新文学的评价恰似白氏对西方近代文学的批判，《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在理论上几乎是白氏《卢梭与浪漫主义》的缩写。他把新文学中的写实主义、自然主义都看作是浪漫主义的变种，统统归入浪漫主义而加以讨伐。而所谓的浪漫主义，在他看来就是一种否定标准，不讲纪律。不求中庸节制，宣扬恣情纵欲，思想不健康的文学。“浪漫主义”在他这里成为恶名，而这个恶名把蓬蓬勃勃的新文学否定殆尽。这种观点是新鲜的、泼辣的，但无容置疑是一种偏见，他没有完全弄清浪漫主义的性质．也没有以积极全面的观点来反映整个新文学的本来面目。

在骨子里。梁实秋推崇古典的理性与传统道德信仰，他执拗地坚持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审美价值，认为作为人性最高节制的“理性”才是文学批评的定盘星。他把“五四”新文学运动尽可能地纳入白壁德的浪漫主义文学的理论模式中，以便对它进行批判。在《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中，他认为新文学最主要的特征是对情感的推崇．而情感的宣泄如果不加理性的选择，结果不是流于颓废主义，就是进入假理想主义。颓废主义的文学耽于声色肉欲．是不道德的，新文学中大量的抒发恋爱婚姻苦恼的情诗就是代表：凡不流于颓废的又趋于另一极端，便是假理想主义，在浓烈的情感之下，精神错乱，把文学当成疯人的狂语。他认为无论哪一种主义，都是感情上不守纪律的结果，文学并无新旧可分，只有中外可辨。他得出惊人之论：“新文学即是受外国影响后的文学。”

1926年的梁实秋站在古典主义的立场，对新文学运动进行了整体的否定，虽然这种否定并不始于梁实秋，但只有到了梁实秋，才借助西方系统的理论学说，对新文学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整体批判．尽管这种批判只是迟到的批判，并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却显示了梁实秋作为一位文学批评家的立场，他高举着“理性”的大旗，向文坛正式拔出了古典主义批评家的亮剑，并全力展开评论活动。

(三)文学的力量是“理性”

1928年，梁实秋在《新月》创刊号上推出《文学的纪律》一文。《文学的纪律》仍是基于古典主义立场，批评直指浪漫派。着力抨击作为浪漫主义诗学中的“天才的独创”、“想象的自由”两大1：3号，指出浪漫主义者推翻的不仅是新古典的规律，连标准、秩序、理性、节制的精神，都一起打破了。他认为文学的力量，不在于开扩，而在于集中；不在于放纵，而在于节制；打倒“外在的权威”．就要树立起“内在的制裁”。他重申被浪漫主义打翻在地的“文学的纪律”与“节制的精神”，鲜明地指出文学的力量不在情感里，而在制裁情感的理性里，理性是伦理的标准与规则。他认为：“古典主义者所注重的是艺术的健康，健康是由于各个成分之合理的发展，不使任何成分呈畸形的现象，要做到这个地步．必须要有一个制裁的总枢纽．那便是理性。”所以．理性一方面是表现在创作态度上的端庄严谨，要让情感、想象等有所节制：另一方面表现在作品本身的健康儒雅，也就是“本质的醇正”。如果说，《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是从文学实践上批判“五四”新文学的浪漫思潮，那么，《文学的纪律》则是从理论上为这种批判提出依据。这是他在鸟瞰了整个新文学之后，针对他所认为的文学界的混乱情形开出的一剂药方。

三、对文学批评的批评实践

梁实秋的文学批评实践还表现在他对文学批评的批评上。他把当时中国流行的各种批评归纳为“印象主义的批评”和“科学的批评”，并分别加以批判。

(一)对“印象主义的批评”的批评

1928年以前．梁实秋侧重批判的是“印象主义的批评”，他认为“印象主义的批评”把批评与艺术混为一谈，否认批评家判断力的重要，只把批评家局限在鉴赏者的位置，使文学批评为感情用事的印象主义所支配．并把这种批评看作是现代文学浪漫主义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文学的纪律》中他强调指出“文学批评一定要有标准，其灵魂乃是品味，而非创作；其任务乃是判断，而非鉴赏；其方法是客观的。而非主观的。如其吾人能划清这些区别，便当承认文学批评不是创作的艺术。”他认为印象主义批评只重鉴赏，根本错误在于以批评为创作、以品味为天才是主观的，批评的意见与文学作品本身的意义相去甚远，没有固定的标准，是“灵魂的冒险”，结果只是匆促地模糊地观察人生，只看到人生的外表与局部。1928年以后，梁实秋把批评的重点转向“科学的批评”。

(二)对“科学的批评”的批评

近代科学主义思潮的高涨波及到文学批评领域，使文学也变成科学求知的工具。所谓“科学的批评”就是把文学批评等同于科学方法。梁实秋强烈反对这种现象并加以批评。他在《文学批评辩》中说“文学批评也不是科学。以科学方法(假如世界上有所谓”科学方法“者)施于文学批评，有绝大之缺憾。文学批评根本的不是事实的归纳，而是伦理的选择，不是统计的研究，而是价值的估定。凡是价值问题以内的事务，科学不便过问。近代科学——或假科学——发达的结果，文学批评亦有变成科学之势。”在《文学批评的将来》一文中他为“科学的批评”追本溯源，“这是法国的台恩，以至于俄国蒲列汉诺夫这一派的贡献。这一派是挂着科学的招牌，企图着把文学批评放在客观的基础底上，因而为马克思主义之渗入，于是唯物史观的思想以及阶级意识占据了这一学派的中心．其实是台恩当初所意想不到的。因此，科学的批评虽然是以‘科学的’自炫，实则馋人了不少的宣传的成分。”

梁实秋认为“科学的批评”有着机械和背离文学批评目的两大弱点：一由物质的环境说明文学的发生及进展是合理的．但如果成为一个公式普遍应用，就有陷入机械的危险：“科学的批评”在将来即使能够发展起来，其任务也只是说明现象如何发生，是归纳性的、考据性的工作，虽然有价值，但不是纯正的文学批评．并不能履行文学批评终极的任务。文学作品是人性的产物，“人”是有别于“物”的，理想的文学批评是有标准的批评。文学批评的标准是固定的普遍的标准．这个标准必须首先完全撇开机械论，承认文学是人性之产物．：其次．还要撇开感情主义，因为人性是以理性的纪律为基础的．纯正的人性才是文学批评的唯一标准。

不过。梁实秋在抨击“五四”新文学运动、批评“印象主义的批评”和“科学的批评”的同时，也为“浪漫”、“科学”留下了一点空间。那就是他在描述文学批评的将来时，指出理想的批评者还是要有古典派的态度、浪漫派的同情和充分的社会科学史的知识。不过，他始终信守着自己信仰的新人文主义观念，他的文学批评实践归结到一点，就是古典主义的“纪律”，文学批评一定要受到理性的约束与调节。只有节制和正义的文学才能达到人生历史的透视．才能具有伦理价值的严肃．这是梁实秋毕生追求的理想而又完美的文学。

梁实秋散文篇6

  如前所述，梁实秋宣扬的是普遍人性理论，认为人性是不变的，所以排斥左翼的阶级性理论。梁实秋在此方面的论战依旧是颂扬文学描写的是恒久不变的人性—“在资产上论，人有贫富之别，而在人性上论，根本没有多大差别。……喜怒哀乐的常情，并不限于阶级。文学的对象就是这超阶级而存在的常情，所以文学不必有阶级性，如其文学反映出多少阶级性，那也只是附带的一点色彩，其本质固在于人性之描写而不在于阶级性的表现。”②这时候，梁实秋己经不再把文学的普遍性与阶级性完全对立，而是把阶级性作为一个背景材料，处在不重要的地位。“‘阶级’云云，是历史方面背景方面的一部分研究，真正的批评是要发挥这剧中的人性。阶级性只是表面现象。文学的精髓是人性的描写。人性与阶级性可以同时并存的，但是我们要认清这轻重表里之别。”③梁实秋强调的是文学批评中的普遍人性，认为其他都是次要的。他的这些论述都是围绕文学批评的伦理价值判断来进行的，是其古典主义文学本体论的表现。他认为如果过分强调阶级性的作用只会丧失文学的本来面目，造成文学价值判断的偏离。尤其是左翼作家的乱贴标签、非此即彼的文学理论，梁实秋给予了批判:“‘普罗文学家’的方程式是非‘普罗文学’即‘资产阶级文学’或‘绅士阶级文学’，非‘马克思主义文学’即‘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非以文学为武器，即以文学为娱乐。其实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④在梁实秋看来，文学批评是严重的，是来表达普遍的人性的，并不仅仅是武器或者娱乐的二分法，认为文学可以既关注人生，又能脱离“教训主义”、“功利主义”的巢臼，实现一种非功利主义的道德价值。按照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人性有三个层次:人与动物性类同的自然属性、人区别于动物性的族类特性和包括阶级性在内的人的社会历史性。梁实秋这里所说的是人的族类特性，它脱离了人的具体社会历史环境，超越了人的阶级关系，仍是一种抽象的人性，只是归结为“喜怒哀乐”纯粹的形式。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所论及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族“类”特性。⑤其实人性和阶级性是对立统一的，并不能单纯的切割开来分清孰轻孰重，必须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进行判断，诚然，在革命斗争时期，阶级性无疑是压倒了文学性，这样是有利于促进革命精神的高涨，配合革命形势的发展，所以本文在论述梁实秋文学批评的价值意义，从不忽略左翼文学特殊时期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3.3反科学思潮的文学批评

    随着接受西方文学思潮的进一步发展，加上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向西方学习，科学思潮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如胡适所言:“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勿论懂与不懂，勿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者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①科学已成为一种信仰，一种价值，一种主义，成为当时主流意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作为意识形态形式之一的文学及文学批评也就必然受到其影响。很多批评家便使用科学来进行文学作品的判断，如心理学批评、精神批评等等。在梁实秋眼，这完全是脱离了文学批评的本质，“文学批评可以是美学的，可以是道德的，但恰恰不能使用科学”。梁实秋所说的科学包含的比较广泛，主要是美学、心理学、唯物论的文学批评。我们在第一章已经详细论述了梁实秋文学批评体系中“文学的美”的伦理价值特征，他反对朱光潜所言的纯粹的美学。总体上说，梁实秋奉行的是“重善轻美”的审美旨趣，注重文学与道德的关系:“它(文字)能记载下作者的一段感情使读者起情感的共鸣，它能记载下人生的一段经验使读者加深对于人生的认识，它能记载下社会的一段现象使读者思索那里面蕴含着的问题，总之文学借着文字能发挥它的道德的任务，但是这与美无关。”②因此，在他看来，这类文学在价值取向上表现为把文学当作纯粹的艺术”，受这种文学价值观影响，“许多抱游戏态度的人 (dilettante)把文学当作了娱乐消闲之用，更有些人从而钻进‘美学’的歧途，误认为在那里可以建起文艺的哲学或心理学”。③梁实秋重“善”轻“美”的批评观暴露出了其儒家道德本位的偏颇。文学作为人学，应该以“真善美”为永恒追求，梁实秋把“真”界定为“忠于人性”，把“善”界定为“道德的”，把“美”界定为“形式的”，从而把能直接产生道德意义的“善”视为文学追求的最高目标。其实梁实秋的文学批评具有和他同时代人同样的局限性，往往把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来对待，而不是从审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考察。因为有了对于人性精神价值不朽的追求，梁实秋坚决反对“科学”地批评文学。他认为科学与文学根本就是两个领域的问题，不可混淆。因此对于由科学主义思潮所引发的“科学的批评”倾向，即把文学批评等同于科学方法，梁实秋予以强烈的反驳:“文学批评也不是科学。以科学方法(假如世界上有所谓‘科学方法’者)施于文学批评，有绝大之缺憾。文学批评根本的不是事实的归纳，而是伦理的选择，不是统计的研究，而是价值的估定。凡是价值问题以内的事务，科学不便过问。近代科学—或假科学—发达的结果，文学批评亦有变成科学之势。”④这里的关键点是“价值”。梁实秋强调，文学批评是属于价值论范畴的，它包括伦理的选择与取舍，情感的契合与排斥等。因此，它不能仅成为认识论范畴的事实归纳，或像统计学上的核算一般。梁实秋还列举了台恩 (taine)的英国文学史，只是从事实中抽出原理，来证明文学与社会环境的关系;而圣伯甫(sainte一beuve)的批评方法，亦只是从研究作家传记出发，来说明作品与作家的关系。他认为，这些只是归纳性的、考据性的工作而已，算不上真正的文学批评，因为这些机械、简单的梳理，并没有涉及人性与人生问题的探究。同时梁实秋对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学的批评方法和精神分析批评方法进行了评判。他认为社会学批评方法首先解决的是文学创造受社会的支配，故文学批评要解释其当时的社会状况。但是这不是批评的关键，不能算是评价其内容的价值。尤其是左翼作家引进的阶级批评、唯物论批评，更是遭到梁实秋的否定:“文艺的创作没有一个呆板的固定的公式。用‘唯物史观’‘经济的解释’‘阶级性’‘斗争的武器’……等等来作为文艺理论的基础，不是错误的使用科学方法，便是另有用意。所谓‘科学的’这个名词，至此已失掉原有的意义。”①所谓“别有用意”，梁实秋认为这是左翼作家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机械运用科学的方法批评文学，只是为了阶级服务的需要而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梁实秋强调文学批评的严肃、纯正，所以他反对弗洛伊德的心理批评，认为那是一种变态。“精神分析学是解剖变态心理的一个利器，而对于一个身心健全不失常态的人完全没有用处。最伟大的作家几乎没有变态的，无论其情感是如何丰富，想象是如何发达，总不失其心理上的平衡。”他认为，第一流作家的心态都是健全的，“唯在第二流及以下的作者，或许有变态的心理，或许有供给精神分析学者研究的材料。”于是他认为“以‘心理分析’为文学批评的方法者，则更是假科学的批评之最下乘了。”②所以使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俄狄浦斯王》，被梁实秋认为是低劣的作品—因为其不符合常态的人性，且其批评方法也是不正确的。以反为建，梁实秋否定之后，很自然得出自己的结论:“文学批评根本的不是事实的归纳，而是伦理的选择;不是统计学的研究，而是价值的估定。凡是价值问题以内的事务，学便不能过问。因为文学批评的任务是在确定作品的价值，而不在说明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其对外之关系。所以说，文学批评不是科学。”

3.4小结

    有人指出:“梁实秋的文艺思想说‘不’充分，说‘是’不足。在中国现代文学历史进程中，他否定了一个主题，但是未能像胡适上述自由主义文学家那样应运创作一个时代说要求的主题，富有现代性的主题。”④这段评价很好地展现了梁实秋早期文学批评“以反为建”的特点，也透露了梁实秋的文学批评的宗旨与当时文学批评主流的矛盾冲突。梁实秋企图建立一个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为指导，适合中国本身文学批评的体系。首先他批判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多是“出世的思想与饭返自然的思想”而“儒家根本的就没有正经的有过文学思想，并且儒家的论调根本的不合于文学的发展”。①正因为如此，梁实秋为了求新知，在新人文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介绍了大量的西方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和一些西方文学潮流，对于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和文学史的书写也是梁实秋早期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在《文艺批评论》一书中，梁实秋详细地介绍并批评了从希腊的古典批评到近代批评，其中有亚里士多德、西塞罗、何瑞思、约翰孙、莎士比亚等文学批评家的批评;也有古典主义批评、浪漫主义批评等文学家潮流的批评，都显示了他积极介绍西方优秀的文学批评作品的努力。特别是梁实秋入台湾的《约翰逊》、《永恒的剧场—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译序、关于莎士比亚(轶文辑录)等，也显示了对于西方文学批评的引进及其人性理论的坚守。他着力编写了三卷本的《英国文学史》和《英国文学选》，可谓是这一生都在致力于介绍与传播西方的文学知识，借以实现中国自己文学批评体系的构成，虽然他后期由于人性论的原因而主要倾向于《雅舍小品》系列散文的创作，但是梁实秋对于介绍西方文学的努力是孜孜不倦的。高旭东曾经评价梁实秋为“穿着西装的孔夫子”，其实结合他的文学批评，尤其是早期的文学致力，梁实秋应该是“穿着长袍的西方人，’o梁实秋在构建自己文学批评理论的同时，有着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附带的政治批评。梁实秋的政治批评充分体现出其敏锐的政治感，和紧随时代步伐的时效感。从1929年的((新月))时期跟着胡适谈政治，到1948年在((世纪评论》上所发表的一束政论为止，梁实秋谈了二十年的政治，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北京主办《自由评论》的时候，梁实秋和罗隆基搞在一起，谈政治的兴趣完全压倒了文学。②梁实秋的政治批评配合他的文学批评，主要是倡导政治自由、思想自由，赞赏资产阶级的文明与民主。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反对思想统一:“天下最专制的事无过于压迫思想。”③所以他既反对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控制文学，“以任何文学批评上的主义来统一文艺，都是不可能的，何况是政治上的一种主义?”④也反对普罗文人的阶级性与宣传性，“俄国共产党颁布的文艺政策，里面并没有什么理论依据。只是几种卑下的心理之显明的表现而已:一种暴虐，以政治的手段来剥夺作者的思想自由;一种愚蠢，以政治的手段来求文学的清一色。”⑤于是，所有要求思想统一，认为文艺是宣传的工具，梁实秋都严词反对:“鼓吹阶级斗争的文艺作品，我是不赞成的，实在讲，凡是宣传任何主义的作品，我都不以为有多少文艺价值。文艺的价值，不在做某项的工具，文艺本身就是目的。”⑥梁实秋完美地把政治批评和文学批评结合起来，很好地建构了自己人文主义伦理批评的理想，反对限制自由的政治工具批评，而是要求伦理道德的有意义的文学批评，这样才能体现文学的价值，成就不朽的文学批评。总而言之，书写西方文学家与文学史及文学思潮和紧随时代感的政治批评都很好地配合了梁实秋早期文学批评“以反为建”的批评模式，而且增加了其文学批评的中西结合和理论基石，且对于时代政治的关注，使梁实秋的文学批评有了很强的时代效应，反映了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文人的特点，同时也透露了作为人文主义者对政治批评的态度，从而有力地支持了他的文学批评理念。

梁实秋散文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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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散文篇8

梁实秋是反革命的国家社会党的党员。他在长时期中宣传美国反动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坚持反对革命,咒骂革命文艺。

周作人、张资平在1937年日本占领北京、上海后,先后投降日寇。

改革开放以后,1986年出版了新编的《著作选读》两卷本。两卷本采取更加精选的方针,比毛选四卷本篇幅少了一半,所选著作延伸到建国以后,题注和注释有不少修改。关于梁实秋、周作人、张资平的注释,就改为:

梁实秋,1902年生,浙江杭县(今属余杭)人。新月社主要成员。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曾写过一些文艺评论,长时期致力于文学翻译工作和散文的写作。鲁迅对梁实秋的批评,见《三闲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等文。

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曾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校任教。时从事新文学写作。他的著述很多,有大量的散文集、文学专著和翻译作品。张资平(1893-1959),广东梅县人。他写过很多小说,曾在暨南大学、大夏大学兼任教职。周作人、张资平于1938年和1939年先后在北平、上海依附侵略中国的日本占领者。

1991年出版了四卷本《选集》的第二版。这个新版对旧版注释作了全面的修订。对梁实秋、周作人、张资平的注释,则因为1986年出《著作选读》新编本时已作过修订,这次没有再动,只是把梁的籍贯更正为北京人,并改注了生年(1903),加注了卒年(1987)。这时我已不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了。我看到中央文献出版社出了一本《选集一至四卷第二版编辑纪实》,其中有曾宪新、陈铭康、沈学明写的注释校订纪实,对“周作人”那条作了如下的说明:在中国现代史上,周作人是一个颇为复杂的人物。他是文学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表过许多文章和大量的白话诗文,曾被誉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但是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由政治上的倒退走向变节,充当了汉奸。抗战胜利后,因汉奸罪被捕入狱。1949年政府前夕被保释出狱。新中国成立后撰写了许多纪念鲁迅的文章和专著并翻译了不少文学作品。关于周作人的原注只写了他充当汉奸的一面,为了全面反映他的经历,使读者在看到他是变节者的同时,也能了解他的另一侧面――在文学领域的建树,所以新注文增写了周作人“曾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校任教。时从事新文学写作,他的著述很多,有大量的散文集、文学专著和翻译作品”等内容。

这是对这条注释修订理由和情况的一个权威的说明。

然而,1986年新编本出版前后,围绕关于周作人的注释的修订,却传开了一阵没有根据的议论,从上海吹到北京,从境内吹到境外,说什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著作选读》新编本一书,在注释中,关于现代著名作家周作人的提法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变化,不再提及他曾在抗战时期出任伪职的事。”

如果说,引人注目的变化是修订后的注释的全面性、科学性,是对旧注的片面性的纠正,那是事实。如果说,引人注目的变化是新注“不再提及他曾在抗战时期出任伪职的事”,那就完全是欺人之谈。因为新注明明写了:“周作人、张资平于1938年和1939年先后在北平、上海依附侵略中国的日本占领者。”怎么可以睁眼说瞎话呢!

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可信性很差的所谓回忆史料。或说,周作人当汉奸,是共产党要他去当的!或说,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共产党曾邀请周作人到解放区去!甚至说,周作人被逮捕入狱,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后把他放出来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共产党要周去当汉奸之说,很快由当时任地下党北平市特委书记的王定南同志出来澄清了。共产党邀周去解放区之说,很快也得到知情者的澄清:的确有人自称受周作人之托,向张家口华北联合大学的董鲁安(晋察冀边区参议会副议长)传递过周作人想来解放区、不知道共产党能否接纳的信息,董报告议长成仿吾,成仿吾一口回绝了。

做过这个回答之后,我又去翻阅了一些关于周作人的材料,其中有两则关于胡乔木对周作人看法的材料。

一则是胡乔木1951年2月24日写给的信。说:“周作人写了一封长信给你,辩白自己,要求不要没收他的房屋,不当他是汉奸。”“我的意见是:他应当彻底认错,像李季一样在报纸上悔过。他的房屋可另行解决(事实上北京地方法院也并未准备把他赶走)。他现已在翻译欧洲古典文学,领取稿费为生,以后仍可在这方面做些工作。周扬亦同此意。当否请示。”

批了:“照办。”

从《回望周作人 国难声中》这本书中读到,当年政权的法院判了他汉奸罪,刑期由原定的14年减为10年,因为一些人证明他在当汉奸时还是做过一点有益的事情(如保护过北京大学的校产和掩护过政府的某些地下工作人员)。现在的一些“新史料”,除去那些无稽之谈外,我看性质也是属于证明周在当汉奸时还是做过一点帮助共产党烈士()的遗属和掩护与共产党有关的地下工作人员一类的事情。解放后,共产党没有给他选举权,但让他安居和译作,恐怕不好说是亏待。当年政权逮捕和审判周作人时,一些进步人士如郑振铎,不是说过吗?“我们不但悼惜他,还应该爱惜他。”“我们总想能保全他,即在他被捕之后,我们几个朋友谈起,还想用一个特别的方法,囚禁着他,但使他工作着,从事于翻译希腊文学什么的。”让他安居和译作,不就是出于“爱惜”和“保全”他的意思么?

话说回来。我想说的主要是:“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包括“坏”中也可能还有一点“好”,做民族叛徒时可能也做过若干对先烈遗属、对抗战人士有所关照的事,都应该根据确凿的事实和证据来说,不可以炒作一些没有根据的流言来为其当汉奸作辩解,也不可以因为当过汉奸而一笔抹煞其中做过的好事。介绍周作人,理应如此。不过,这是写关于周作人的专文或专著的事情。在毛选注释这样的场合,不可能把太多太细的内容写进去,像《著作选读》新编本和《毛选》新版现在这样的注法,我觉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