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5 02:26:54
我心目中的鲁迅先生
我国有这么一位大文豪，他时常穿一件朴素的中式长衫，头发像刷子一样直竖着，浓密的胡须形成了一个隶书的“一”字。他以笔为武器，战斗了一生，被誉为“民族魂”。伟大的毛主席评价他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这位大文豪正是他，鲁迅。
在我心目中，鲁迅先生是一个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老人。他是一个为别人想得多，为自己想得少。即使自己生病了，也坚持工作。鲁迅先生非常珍惜时间，他总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工作和学习上，鲁迅几乎每天都在挤时间，他说过，时间就是性命。倘若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给进步青年回信，默默关心着，并用许多警句名言来教导他们，也同时教导我们。鲁迅是中国的一座伟岸的山，是一片浩瀚的星空。要想跨过它这座大山，必须学会他说过的一句话“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有很多人说鲁迅先生是天才，其实不是的，而是他珍惜时间，就像前面说的，他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所以他比别人出色，优秀。
在这位慈祥的老人逝世之后，许都人都用散文和诗歌的形式来纪念这位伟大的民族魂。鲁迅先生是我们所有人心中最受尊敬的，最受爱戴的。
鲁迅是我国的大文豪，文学家和思想家，也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生活在旧社会，却不屈的与反动派战斗着，抗争着，以思想做剑，以笔为枪，划破了漫漫长夜，挑出了些许亮色。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每当我读着这句话，仿佛看到鲁迅在黑暗的旧社会同那些压迫者，统治者做斗争。
在热情勇敢的闰土面前，他看到了无知无能的“自己”，在衣衫褴褛的黄包车夫面前，他看到了助人为乐的“自己”。
鲁迅，从不浪费时间，老师曾教过我们：浪费自己的时间无异于慢性自杀，当我们在玩耍时，嬉戏时，这个警告会刺穿你的心，使你痛出一身冷汗；当我们自欺欺人，逃避现实时，阿Q的形象能使你窥见自己的影子，猛然从“梦”中醒来。
这，就是鲁迅，他教会我做人的道理，教会我要珍惜时间……他既严厉，又慈祥；他虽然死了，却永远活在我心中！
在写下《七律·有所思》不久，“凭阑听雨”的，于1966年7月8日在白云黄鹤的武昌住所给写了封信。 在反思自我的时候，想到了30年前就在他心目中树立起了“圣人”地位的鲁迅。在给的信中，他还写道：“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
常常“搬出”鲁迅，与“圣人”对话
的确，“圣人”鲁迅，在的心目中似乎始终是一个判别是非的人格化座标，针贬时弊的精神匕首，分析问题的思路切点和表达观点的语言素材。在处理一些重大问题的时候，他常常“搬出”鲁迅，自觉或不自觉地同这位“圣人”及其作品对话，以求默契的心灵交流。
鲁迅毕竟首先是文学家。在鲁迅的作品中，最喜欢他的杂文。在鲁迅的小说中，最喜欢的是他的《阿Q正传》。有文字记载的最早引用的鲁迅作品，就是这篇小说，就是阿Q。那时鲁迅逝世还不到半年。此后，他谈得最多的鲁迅笔下的文学形象，也是阿Q。在回答一些重大现实问题的时候，他常常拎出这个人物形象来表达自己的看法。这个习惯，从延安就开始了。
1961年，正好是鲁迅诞辰80周年。小鲁迅12岁的自然记得很清楚。读鲁迅诗，品其人，他专门写了两首七绝，题目就叫《纪念鲁迅八十寿辰》：博大胆识铁石坚，刀光剑影任翔旋。龙华喋血不眠夜，犹制小诗赋管弦。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剑南歌接秋风吟，一例氤氲入诗囊。
鲁迅晚年的杂文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晚年的潜心阅读的现当代作家作品，也只有鲁迅的杂文。他要人们学习和研究鲁迅杂文的战斗方法，他自己更是率先垂范，所获得的启发是：鲁迅“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统统接过来，抓住不放，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他临死还说，别人死前要忏悔，宽恕自己的敌人，但他对自己的‘怨敌’，让他们去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为了证实自己的这个观点，接着历数鲁迅许多杂文集书名的来历：“人家说他讲话南腔北调，他就出了《南腔北调集》。梁实秋说他背叛了旧社会，投降了无产阶级，他就出《二心集》。人家说他的文章用花边框起来，他就出《花边文学》。《申报》的《自由谈》编者受到的压力，发牢骚说，《自由谈》不要谈政治，只准谈风月，他就出了《准风月谈》。骂他是堕落文人，他的笔名就用堕洛文。”由此可见，对鲁迅杂文的写作和集纳的历史背景和前因后果，是何等熟悉的了。
“圣人”的学生
晚年似乎总觉得，六七十年代的国内外局势与二三十年代的环境有某些相似之处。这是他念念不忘鲁迅、一意“搬出”鲁迅的一个潜在因素。但对一般人来说，要读懂鲁迅并非易事，特别是像他那样去体会鲁迅的精神人格、阐发其作品意义的人更少。对此，也有所察觉，逐渐流露出一些不满来。他先是讲过要搞一个鲁迅的语录出来，意在普及，但此事没有搞起来。1971年11月在武汉视察途中，又提起话头：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鲁迅的书不大好读，要读四五次，今年读一遍，明年读一遍，读几年就懂了。我们党内不提倡读鲁迅的书不好。
一生阅读和保存有三种版本的《鲁迅全集》。一种是1938年出的20卷本，一种是50年代出版的带注释的10卷本，上面都留下了不少批画，细心地改正了一些错字。1972年，他又特意让有关部门把50年代出版的带注释的10卷本排印成线装大字本。在迟暮之年，抱老病之躯，负眼疾之患，硬是把这套线装大字本又读了一遍，在上面画了不少圈圈、道道。在有的封面上，握笔写下这样几个字——“1975.8再读”。
而这个时候，中国政坛至少有两件大事可以直接看出它同读鲁迅杂文的联系。一件是1975年8月发表关于《水浒》的谈话。在谈话中直接引用了鲁迅《三闲集》中《流氓的变迁》一文的话：“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还说：“《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另一件事情是，这个时候，邓小平主持党政军的工作，就引起了非议。由于刚刚动过眼睛手术，则专门让工作人员给他读鲁迅《准风月谈》里的《关于翻译（下）》一文。当读到鲁迅批评文艺界那种因为有点烂疤，就把整个苹果扔掉的做法，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思想是错误的时候，他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
鲁迅，这位以笔为戈奋斗一生的文人，为什么在这位在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革命家的心目中占有如此显著的地位？这是个饶有兴味却颇为复杂的问题。我想，说其大要，大概有这样几层原因：鲁迅本人在中国现代文化思想上的独特贡献；鲁迅对和中国革命道路的同情和理解；他们两人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认识，对传统思想道德的批判的相通共鸣……
当然还有一层性格上的原因。当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时候，无疑是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达他的人格理想，诸如反迷信、反权威的独立思考和怀疑精神；在无论怎样恶劣的环境中，都从不屈服的敢于应战和挑战的气概；对国民性弱点的冷静提示，对新人格气象的热情渴求；以及坚定相信未来、相信青年的旷远胸怀。
载着和中国的历史之舟，已经远离鲁迅的时代。但是，在夺得天下，全国人民都在他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他却毫不掩饰自己的内心和在中国最黑暗的日子里孤寂奋斗的鲁迅息息相通。鲁迅的孤独感，从他的散文诗集《野草》（特别是那个在天地间独来独往，只知朝前面行走的“过客”），以及思绪深邃、艰涩超拔的大量杂文中，不难体会得到。而晚年则常常叹惋：党内真正懂得马列的人太少（不是共产党员的鲁迅，则被他视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在实践中，他经常采取的步骤，也不是大多数人一下子就能跟得上的。在1966年给的那封著名的信中，他不厌其烦地引用古人的话，说“世无英雄，让竖子成名”，“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盛名之下，其实难符”，“阳春白雪，和者皆寡”……，这多少就是对不可言状的孤独心境的透露。
如此一来，两位伫立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山峰上的人物，仿佛是站在不同的峰巅上，遥遥相望却心心相印，而对来说，在鲁迅已逝去多年，在山头上很少看见别的东西的时候，只有同鲁迅的遗著对话了。在对话中，越发感到鲁迅的伟岸超拔。正是1971年11月在武汉那次谈论鲁迅的时候，他重申了自己1937年第一次公开评价鲁迅时所做的结论：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圣人”的学生。
关键词：鲁迅思想；民众本位；大众价值；人生启示
关于鲁迅思想价值的认识始终是学界和社会的一个热点问题。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感受，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对于鲁迅的认识和评价往往是区分评价者思想倾向和政治立场的标准。这主要是因为鲁迅的地位被新中国的政治权威确立之后，其思想的价值问题就超越了一般的作家研究范畴，甚至不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成为一种思想倾向和政治立场了。在经历了从“学鲁迅”到“鲁迅学”的还原过程之后，出于对“学鲁迅”时代将其思想庸俗化为时代政治工具的反感，出现了质疑鲁迅思想价值的倾向，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是一种需要深入讨论的学术倾向，也是一种值得关注的社会思想潮流。其实，无论推崇还是贬损，鲁迅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当代中国人的思想视野。鲁迅与中国人近一个世纪的纠结本身，就表明中国社会离不开他。
一、“普及鲁迅”：对鲁迅研究经院化的反思
近年来，中国“五四”新文化的价值正面临着被解构的命运，鲁迅思想中的一些核心命题亦受到质疑。在这种新的学术境遇中，迫切需要对鲁迅思想进行大众化的阐释，从而使鲁迅走进当代，走近青年受众群体，获得普及性的意义。
除去极个别的声音之外，多数鲁迅研究者对于质疑和贬损鲁迅的思潮的回应，已经不再单纯地从维护其政治地位出发，而更多的是对其思想价值和学术价值的肯定。如何认识和理解鲁迅思想的价值，学界仍存在着过度学术化乃至经院化的偏向，值得我们认真反思。一种思想是否有价值或价值的大小，并不等同于思想的理论化、体系化的程度。鲁迅不是单纯的学问家，其思想的形成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目标、对象往往是多向的。他因时而作，因事而发，思想和言论似乎比较随意，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缺少系统性和学理性，更多的是一种时事性的社会批评。在此种情形下，一些研究者从“捍卫鲁迅”出发，为了适应所谓的“学理”和“规范”，改变过去人们对于鲁迅“斗士”形象的单一认识，强化鲁迅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往往在学理上对鲁迅思想进行有意的放大，并将其哲学化和体系化，乃至出现一种“玄学化倾向”。
毫无疑问，人们将鲁迅思想过度学术化的目的是为了提升鲁迅思想的地位，使之与近些年来受到追捧的“国学大师”们相抗衡，但过度学术化的结果恰恰使其思想失去了大众性和现实感，使鲁迅成为高高在上的哲人，鲁迅思想亦成为束之高阁的理论。这种把战士变成学者和哲人的努力，淡化了鲁迅思想的平民情怀和当代意义，既疏离了现实又疏离了大众，反过来也制约了鲁迅思想影响的广度。对于一般读者大众来说，鲁迅的书下了工夫还可以读懂，可是一些研究鲁迅的书即使下了大工夫也很难读懂。学术活动就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不能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要用人人都懂的话说出别人不懂或者不太懂的道理，而不是用人人都不懂的话去阐释人人都懂的道理。对此，鲁迅曾表达过类似的意思：‘‘倘若说，作品愈高，知音愈少。那么，推论起来，谁也不懂的东西，就是世界上的绝作了。”鲁迅是一个站在大众的立场立足于现实的战士，单纯学术化倾向可能使鲁迅研究这门显学成为玄学，一旦成为玄学，就会把本来不太容易读懂的鲁迅变成读不懂的鲁迅，鲁迅就成了“文化木乃伊”，从而使其与当代受众之间的思想间隔进一步扩大。
学术研究的大众化是实现思想价值最大化的有效形式和手段。作为形式和手段，需要研究者尽可能地将研究对象的思想内容做通俗化的阐释，从而达到思想的普及。鲁迅终生的思想追求就是要改造国民性，变革民众的思想。这种思想生成的目的决定了其思想的属性，所以平民立场是鲁迅思想的本质。他以杂文为利器进行文化批判和社会批评，以现代白话小说的通俗化形式完成对大众麻木灵魂的思想启蒙，身体力行地参与社会的实践变革。这些活动都说明鲁迅思想是具有世俗意义和实践价值的，是始于民众而终于民众的。
人文科学研究的目的是解释命题和阐发思想，使原有的思想增值和普及。面对当下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型的思想状况，针对鲁迅思想所处的舆论环境，强化其思想的大众化和当代性有着特殊的意义。当下鲁迅研究界最急迫的课题之一是“普及鲁迅”，而只有促进鲁迅研究的通俗化和大众化，才能实现“普及鲁迅”的目的。当然，鲁迅研究的通俗化不是思想的摊薄和降低，而是思想价值的扩大化。思想价值是通过对接受者的影响而实现的，接受者愈多，影响愈大，价值也就愈大。
鲁迅世界本身的艰涩也需要使其通俗化和大众化，从而使更多的人能够接受。他的思想和文章对于现在的读者来说，已经很有些“隔”的感觉。现代汉语初生时期的不成熟，使鲁迅的语言在使用上难免生僻、拗口，其所处的政治和人际环境以及自己思想的苦闷彷徨等因素，也都使他的许多作品不够通畅、直白，这也是青少年接受鲁迅的障碍。这也是前一段关于鲁迅作品从中学教材“大撤退”的公开理由。但是，“晦涩”不能成为鲁迅作品撤出中学教材的理由，因为鲁迅的文章总比古代文言文要明白晓畅。即使真的有些晦涩，学生不容易接受，那么教师就要承担起解惑的责任，否则教师的作用就很难显示。正如钱理群所说的那样，“年轻人并非不喜欢鲁迅，真正影响鲁迅作品被年轻人理解的，也非鲁迅作品本身，而是我们的社会文化思潮，是教育方法等”原因③。在当下的思想环境下，鲁迅的价值不在于其理论如何完整，逻辑通畅与否，只要能在平易中表现出其思想的锋芒与对人性洞悉的深刻就足够了。
二、“改造国民性”：“反大众”与“为大众”的表里
我一直对于鲁迅这句话感到困惑，甚至感到莫名的恐惧――“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身为“民族魂”象征的鲁迅为什么会说出这样刻薄而深刻的语言?他对于中国民众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在近年经历了一系列国际事件和自然灾难之后，面对许多中国人的反应我似乎体味到了当年鲁迅内心的深刻感受。有的学者与我一样，对于鲁迅“把中国的民众忽而看作‘中国的脊梁’，忽而又看作麻木不仁的‘黄脸看客’”的思想矛盾表现出困惑。说到底，是因为我们习惯于把鲁迅矢志不移的“改造国民性”的立场，与民众精神的麻木状态置于完全对立的境地，以突出鲁迅的精英意识和启蒙主义思想的价值。其实，鲁迅的启蒙主义思想与民众的思想虽说是对立的，但其思想情感的深处是同情民众的处境并景仰民众的道德的。
鲁迅对于庸众思想上的痛恨应该说到了一个极端的程度。1908年8月他在《文化偏至论》中，认同了尼采的“不若用庸众为牺牲，以冀一二天才之出世，递天才出而社会之活动亦以萌”的判断。后来通
过自身体验，他慨叹说：“孤独的精神的战士，虽然为民众战斗，却往往反为这‘所为’而灭亡。到这样，他们这才安心了”，并且断言：“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对于民众精神状态的否定，几乎是鲁迅及其一代人的共识。邹容、陈天华、胡适、陈独秀等先驱者们都有对于“庸众”的激烈批判，就连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也曾慨言：中国民众“失却独立自主之人格，堕于奴隶服从之地位。若而民族，若而国家，即无外侵亦将自腐，奚能与世争存。即苟存焉，安有价值之可言”，认为国民有否独立人格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应该说，对于五四新文化和鲁迅启蒙思想的价值不能有任何怀疑和否定。当下中国极端民族主义兴盛的原因之一就是五四以来启蒙主义思想的式微。中国所有问题的积累和矛盾的加剧都证明了一个思想常识：政治上的胜利和经济上的翻身并不等于文化上的成功。
其实，鲁迅对于民众的矛盾态度是一个多层面的思想结构问题。在鲁迅“改造国民性”的精神世界中，一直存在着两种立场――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人们习惯于从思想启蒙的立场来辨析鲁迅个性主义思想与民众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而从鲁迅的作品和言论中也似乎表现出这种民众批判意识。但是，我们忽略了评价尺度的二重性和鲁迅情感世界的复杂性。一种是启蒙立场的个性主义思想，一种是道德立场的人道主义情感，这两种思想情感在鲁迅的精神世界里，是殊途同归的。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就提出：“重独立而爱自由，苟奴隶立其前，必衷悲而疾视，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实质上这就是鲁迅同时具有“爱大众”的道德立场与“反大众”的思想立场的生动体现。大众立场不一定就是以爱大众的形式直接表达的，可能以另一种相反的方式――“反大众”的方式表现出来。本质上的对立才是真正的对立，拯救和毁灭肯定不是同一种目的。我们可以说鲁迅正是通过批判大众的愚昧而表现出为大众的目的的。
应该对鲁迅文化批判的思想主张和个性气质进行整体认识，其性格、观念的形成与生存环境是一种对应关系：思想主张的偏激来自于思想的深刻和历史感受的沉重；个性气质的激烈、尖刻源于对批判对象反感的强烈，表明了鲁迅对于“恶”的决绝态度；多疑的性格的形成是来自于上当受骗过多，而上当受骗是因为单纯善良。“哀其不幸而怒其不争”，恨之深缘于爱之切。鲁迅对于民众的激烈批判，是因为他对民众的普遍不觉悟状态的焦虑。“憎人却不过是爱人者的败亡的逃路”，他终生矢志不移的工作是维护民众自己不懂得维护的基本人权：“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不过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循环。“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静夜的思考是最深沉的痛，鲁迅与民众的关系，主要不是政治上经济上所体现的阶级关系，而是觉醒者面对梦者垂死而槌呼不起的悲愤，这是一种发自心底的人性情怀。“创作总根于爱”，即使鲁迅后来对于民众政治上的肯定也只是对于一种群体行为的功能判断：“现在则已是大时代，动摇的时代，转换的时代，……农工大众日日显得着重。倘要将自己从没落救出，当然应该向他们去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于民众精神状态的认同。否则，他就不会在去世前还说：“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③与此同时，他还在致友人的信中指出：“我们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持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
由此可见，鲁迅的大众立场其实有两种不同的思想路向：赞颂民众和批判民众。如果说鲁迅是以拒绝大众为思想基础的，那么他对于统治者的批判和对于民众的批判就没有什么差别了。可是我们从鲁迅的思想中明显看出这两种批判的思想与情感差别，甚至与他对于知识阶级的批判也有所不同，这就是在批判时深蕴其中的痛至骨髓的同情和伤感。民众关怀是鲁迅人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对民众精神的关注是他对的核心。在批判民众思想的愚昧的时候，你能切身感受到鲁迅对于阿Q、祥林嫂、闰土们的深切的同情。否则的话，我们也不会感到他笔下的劳动民众是如此的可怜和可悲。
在考察鲁迅的思想时，我们不能只看到其言论的第一层面：否定；还要看到其下的第二层面：关爱。在看到鲁迅批判民众的时候，不能忽略鲁迅为何而批判的问题，不能忽略鲁迅对民众从关爱到批判的复杂过程，以及其中所体现出来的他对于中国民众生存变革和精神变革两步走的思考。
顾晓军在狂文《打倒鲁迅!》中称“民众是供我们爱的，而不是供我们去骂的”。鲁迅对于民众的批判就是要实现他对于民众关爱的目的――“致人性于全”，使“非人”成其为人。他对于民众的关爱既表现为道德性的景仰，更表现为思想上的批判。当这种思想判断的矛盾令人不解的时候，我们用表里、层次差异的结构分析，就可以读懂鲁迅思想的复杂性。鲁迅最后的希望所在，其实是在“致人性于全”之后的中国人，他否定传统的中国人也就是为了促成现代中国人的生成。因此，鲁迅对于民众的批判不能否定其民间立场或平民意识的本质，同对于知识分子的批判一样，最终批判的是中国传统的奴隶文化：“古代传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使人们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这个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较永久地悲悯他们的前途，然而仇恨他们的现在。”有的学者认为鲁迅这种“恨之深切”是源自于缺少自我反思：“启蒙者对自身行为不做反思，将所有问题都归结在启蒙对象身上，这自然会导致其对后者不满情绪的加剧。这种情绪积蓄至极点，便是怨恨心理的爆发。”其实，我们都知道鲁迅是善于自我反思的，而且必须再一次申明他批判的不是民众本身，而是产生这样的民众的历史与文化。1936年华北危机之际，有人在报章上发表文章，称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不懂得团结御敌，而鲁迅认为“一盘散沙”也是“沙皇”的“治绩”。如果把其批判局限于民众自身，就降低和缩小了鲁迅思想的价值。
鲁迅思想中的大众立场和启蒙精神都是始于民众而终于民众的。“与民众同行又保持距离，这是鲁迅的选择。这选择不是由于对民众的冷漠，而是由于对民众的热爱。”“鲁迅一生所做的，一是引导大众改变奴隶的地位，二是引导大众改变奴隶的精神状态。这也正是他的‘立人’思想在指向大众时的基本内涵。鲁迅终其一生为这一目标而努力，他一边向奴隶主发出愤怒的断喝，一边向奴隶发出站起来的呼喊，并且让奴隶们认识自己身上的各种劣根性，以求将来能够从根本上消灭奴隶和奴隶主的历史循环。”归根结底，20世纪中国的启蒙主义立场在思想本质上就是大众立场。个人情怀和民族情怀都表现为对普通民众命运的关注，没有关心也就没有批判。这就是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与对于民众的态度
表面看起来不一致的原因。
三、“日常化”：鲁迅思想的大众化价值
对鲁迅的评价标示着一个时代的主体特征。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变化，人们从拒斥、贬损鲁迅到开始怀念和赞赏鲁迅都体现出了这种时代特征。官方赞赏鲁迅，意图是为了社会安定；民间赞赏鲁迅，则可能是因为社会腐朽或民众觉醒的时代需要。娱乐文化盛行的时代不可能是一个昂扬向上、励精图治的时代，娱乐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麻痹，更何况是全民的低俗娱乐。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鲁迅思想的价值不仅仅存在于对历史文化、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中，更在于对民众凡俗人生的日常化的启示上。
鲁迅思想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经典，因而具有了历史性和当代性，而经典的价值是无限的。过去鲁迅研究的学术传统是将其作为文学史、思想史上的重大课题而着重于历史的、学理的观照。可是，“任何历史研究和重新评价都是为了寻求对象的当代意义，通过当代人的阐释而使其价值重新定位。当代意义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最直接目的，任何有生命力的文化或思想都必须于现在有益或有效。因此，追寻鲁迅文化选择的当代意义就应该成为当下鲁迅研究的主要任务。并不能因为过去和现在对鲁迅价值的工具性的肢解而放弃这一追求。鲁迅不仅属于过去，更属于现在与未来。当我们把当年鲁迅的文化批判和社会批评的基本思想移入今天中国文化与社会之中，就会发现二者之间惊人的对应关系，批判者与批判对象似乎共存于同一时空。”新世纪中国社会出现的种种现象和问题，虽然变换了语码纳入了新的时代语境之中，但其新概念所覆盖的仍是鲁迅所关注、思考过的问题。
鲁迅一生提出了许多关于社会历史的重大命题，如“改造国民性”、“立人”、“拿来主义”、“改革”等。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沉浮，人们仍未解决好这些重大命题，而近年来出现的重评鲁迅的思潮也使我们反思，鲁迅在中国历史变革和社会发展中的思想价值是否被过多地强调和发挥，而相对忽略了作为一个哲人所具有的对普通人的人生的指导价值?
比如，过去我们在研究鲁迅时，往往是寻找和强调其思想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重点探讨其思想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政治价值，而相对忽略了其思想对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影响。对于阿Q、闰土、祥林嫂等人日常生活的表现，我们也常常要做深度的阐释，发掘其宏大的意义，仿佛不如此就不能表明作品的伟大。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不能始终生活在崇高或向往崇高之中，衣食住行等日常化的生活逻辑和人生伦理才是最真实而普遍的需求。鲁迅的价值更应该体现在这种一般的、日常的人生意义上。或者说鲁迅思想的价值就在我们当下的日常生活之中，只有把鲁迅思想的这一价值进一步凸显和强化，才能使他与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更亲近，更具有持久和普遍的意义。而一般的日常化的人生启示有时候恰恰最容易走近普通民众特别是青年人的精神生活，从而引起大众恒久的关注。熟读鲁迅，我们发现今天生活中遇到的或明天可能遇到的事情，鲁迅昨天就已经想到了。鲁迅思想的深刻恰恰建立在对凡俗的日常生活的洞悉之上，一般人的感受和经验经过鲁迅的概括就成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至理名言。“希望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这就像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一段话，正是鲁迅从其自身的日常生活体验中得来，其思想的精辟对于尚未走上社会的青少年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激励和启示作用。
关于勤奋，他说“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这才能酿出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枯燥了。”他甚至于把对时间的浪费上升为一种严峻的人际关系的高度来认识：“时间就是性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关于天才，他说“即使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的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而鲁迅感受最深的还是先驱者的悲哀：“豫言者，即先觉，每为故国所不容，也每受同时人的迫害，大人物也时常这样。他要得人们的恭维赞叹时，必须死掉，或者沉默，或者不在面前。”“先觉的人，历来总被阴险的小人昏庸的群众迫压排挤倾陷放逐杀戮。中国又格外凶。”“孤独的精神的战士，虽然为民众战斗，却往往反为这所为而灭亡。到这样，他们这才安心了。”最后，他得出一个悲伤的结论：“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没有痛入骨髓的感受是不会反复发出此类慨叹的，而当后来者身处此情此景之中对于鲁迅的慨叹自然会产生强烈的共鸣。
在这之前，我已经学过许多鲁迅的文章，譬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阿长与山海经》《藤野先生》等诸多文章。而今天，我终于来到了仰慕已久的地方——鲁迅故里。
跨进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鲁迅抽着一支烟，静静地写着文章的图像。咦，这不正是《藤野先生》一文中说到的“我于是点上一支烟，再写些使那些正人君子所深恶痛疾的文字”吗？于是，我继续向前走去。过了一会儿，只见一块匾高高地屹立在房门前，上面刻着三个醒目的大字“百草园”。走进百草园内，放眼望去，只见碧绿的菜畦，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尽收眼底；蹲下身来仔细聆听，我听见了蝉在枝头拉着小提琴的声音，悦耳动听；我闻到了桂花的芳香，清新扑鼻，真不愧是“桂子花开，十里飘香”啊！一阵微风吹过，使我感到神清气爽，凉快极了。我闭上双眼，仿佛看到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的那个在草丛中玩耍，爬上大树捉蝉的活泼、顽皮的鲁迅，这不禁使我深深的体味到了鲁迅童年时代的无限趣味。渐渐地，我仿佛进入了人间仙境，慢慢地陶醉在这美景之中。
接着，我又来到了三味书屋。三味意为“读经味如稻梁；读史味如肴馔；诸子百家味如醯醢。”是啊，读书就像是吃饭，是我们每天必不可少的事情，我从中认识到了读书的重要性。然而，我们不仅要认识到读书的重要性，同时还要注重读书的方法。鲁迅先生曾经说过：“读书有三到，心到，眼到，口到。”是的，我们在读书时一定要眼睛看着书上的文字，心里想着书中的内容，口中读着书中的文字。这样，才能把一本书读懂、读透。据说，鲁迅先生在青少年时，就是在三味书屋中按照这种读书的方法、习惯通读了许多文章，使他获取知识，增长才干。
后来，我又参观了鲁迅博物馆。在鲁迅的青少年时代，家庭由富有到贫穷这一转变，使得鲁迅肩上的担子更加沉重，再加上那时他父亲得了重病，使鲁迅被迫每天去当铺把家中值钱的东西换成钱，买药来给父亲治病。这时，旁人向鲁迅及其一家人投来了鄙夷的目光。然而，鲁迅先生不畏他人的嘲讽，更加刻苦、努力地读书。终于，鲁迅先生来到日本学医，我在《藤野先生》一文中了解到，鲁迅先生在日本收到匿名信，看电影等事，在这些的强烈推压之下，使鲁迅先生认识到了中国的落后以及中国人民麻木不仁的思想，从而使鲁迅先生作出了弃医从文的决定。后来，他回到了中国，创作了许多文章。也翻译了大量的外国书籍，希望能够促进人们思想的解放。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我想，鲁迅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甘愿为人们奉献，不图回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鲁迅先生虽然已经离开人世了，但是他的精神永远会驻存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褶褶生辉。就像巴金说过的一句话：“鲁迅先生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是的，鲁迅先生用自己有限的生命创造了无限的价值，他给予人们的精神财富是无价的，永垂不朽的。作为一名新时期的青少年，我们肩负着祖国给予我们的伟大使命，应该将鲁迅的精神——坚强不屈，心系国家，无私奉献的精神永远发扬下去，努力拼搏，永不放弃地前进……
后来，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鲁迅故居，结束了一天的绍兴之旅。
新课程改革之后，在一个《课程标准》的前提下，语文教材开始多元化，各地编写的语文教材在选文上的自主性加大，鲁迅的“进”与“出”就成了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一些人很偏激地认为，应该把鲁迅“请出”语文教材，这是因为他们自身肤浅地误读了鲁迅。一些人很坚决地主张鲁迅作品在语文教材中的“霸主”地位，这是因为他们对鲁迅精神的深刻理解与膜拜。我觉得应该理性的去看待这个问题。
鲁迅遗留下来的作品是中国人的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具有不可复制的价值。他的作品入选中学语文教材是无可争议的事情。我不主张偏激的做法。一些教科书、一些读者甚至部分语文教师对鲁迅形象及其作品的误读，是造成很多人抵触鲁迅的根本原因。校园里有句顺口溜，说中学生“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就生动揭示了鲁迅作品的这种尴尬境地，也着实让很多鲁迅爱好者感到五味杂陈。
中学语文教材要还原真实的鲁迅，我们现有的教科书和教师用书对鲁迅身份的认定与文本解读就得重新考量。当然，我们已在新版人教高中语文教材中有了一些惊喜的发现。中国教育学会顾明远会长感叹，其实孩子不爱学鲁迅的文章，还是现在教育的出发点出现了问题，很多老师一上鲁迅的课，就开始介绍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要孩子们攻克学习堡垒，让学生产生了逆反心理。“一提鲁迅，大家就联想到一个横眉冷对的老头。这种误读，大部分是教学中带来的。”现有教材对鲁迅身份的介绍都是“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的这个“革命家”身份的认定，是四十年代给下的定论：“鲁迅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试想：一个刚刚进入中学的孩子，在语文的课堂上，就接受这样的一个战斗者的形象，无疑造成了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以后是想抹也抹不掉的。在课堂上，我们是不是可以回避一些明显的政治性的叙述，而是还原历史现场，回到文字本身？我们是不是可以还原出鲁迅一生作为一个“人”他所具有的真实的一面？作为儿子与兄长，他秉持孝道和责任，承受压力；作为丈夫，他敢弃敢爱，不怕流言；作为师长、朋友，他竭力扶持，一片热忱；……思想上，他一生不屈服于任何恶的思想，对一切压制思想和人身自由的行为都表示谴责与反抗，他在竭力保持一个知识分子的道德良心。因为晚年在上海，鲁迅与的种种关系，才改变了他一生形象的关键词。他从此不能拒绝地被划入了“左派”。其实除了如胡适所言，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还是个孤独的启蒙者，是一个平民作家，一个反专制、反集权的独立思想者，一个在学术研究上颇有建树的学者，后期的鲁迅，只是个自由职业者。他的“革命”的一面，仍然只是源自他内心追求自由民主、反对专制的本性。“他的斗争是以人的解放为目的，以弱势者为本位的一种反抗。”“永远代表着被侮辱、被损害、被压迫者的利益。”“不是自上而下、‘为王前驱’的讨伐，也不是‘同级斗争’”，“从来没有那种为组织所规限的党派性”，“斗争是他的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原则的最高体现。”（林贤治《也谈鲁迅研究之谜》）这些才是鲁迅一些最本质的东西。
多数语文教师解读鲁迅，往往一味向学生灌输教参标准化、概念化的理解，解读空间十分狭隘。对于鲁迅，失去了客观而又个性化的解读，只会使鲁迅与学生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今天的很多语文教师，业余根本不看书，没有自己的阅读兴趣，没有思考研究的能力，面对一些历史背景根本无法还原现场，更别谈理解还原作者的心态。面对学生焦灼渴望的眼神，不能给予真正有价值、有个性的答复，失去教学参考书和问题答案，就根本无法立足于三尺讲台……作为一名语文教师，如果失去了对人文知识和个体生命价值的追求，又如何能拿得起那薄薄的、又沉甸甸的语文课本？如果连自己的解读都成问题，还奢望学生去真正理解鲁迅吗？
但必须承认一个事实，鲁迅的一些作品确实半文半白，甚至艰涩难懂，带有那个时代明显的特征。这就要求编者在选文上下工夫，教者在教上下力气。语文教材中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社戏》、《故乡》、《风筝》、《阿长与》等，都是很易接受与学习的好文章，这样的“文学家”鲁迅我们都可以接受。教师要着力消解时代的隔膜，坚守住“语文”的学科特点，把握住教师的良知，一个鲜活的鲁迅怎能不可理解？当然数量也可以适当控制，不能在教材中放得太重，注意作品的分布与年级层次。
如今部分语文教材对鲁迅作品篇目的调整，其实是语文学科回归语文本身的一种趋势，不必大惊小怪。教材对鲁迅作品的过于热捧与消极抵制，其实都是不正常的现象。正确对待与适中处理，才是合情合理的做法。我想，鲁迅在天有灵，也会感到心安的。
[关键词]中学语文；语文教育；鲁迅阐释；政治鲁迅；作品意图
[中图分类号]G6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3）22-0029-06
[作者简介]宾恩海（1965―），男，广西全州人，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鲁迅的作品与思想，中国现当代文学。
鲁迅研究界在探求当代中学语文教育领域的长久不衰的鲁迅接受的历史意识时，一直高度关注中学生向鲁迅接受了什么，中学语文的教育制度、教学大纲、教材编写、教学方法等各种因素是如何制约“鲁迅阐释”的，中学语文教育领域的鲁迅被塑造成什么样的形象等重要问题。研究结果表明，中学语文教育的政治工具性与“鲁迅阐释”的被规定性成为中学生接受鲁迅的最大特点，而且鲁迅在语文教育中的经典地位导致鲁迅文学及其思想的阐释恰恰是在主流意识形态控制下的一种核心审美价值的强力呈现。对此，学术界也做出了一系列具有理性深度的反思[1-4]。更有学者将研究领域从中学扩展到大学，探询高等院校中文系（文学院）的文学教育领域的“鲁迅阐释”[5]。但是，以往的研究视角更多局限于语文教育领域的“鲁迅阐释”的问题分析，而关于如何进一步解决这些问题尚未给予更为充分的关注。笔者就此提出一些见解。
一、“政治鲁迅”与“想象鲁迅”：对语文教育领域的“鲁迅阐释”的反思
有学者认为，“鲁迅是近百年来对中国文化及中国人了解最深的思想者，也是最具独立思考与艺术个性的伟大作家，鲁迅已经积淀为现代最重要的精神资源，所以让中学生了解一点鲁迅，是非常必要的”[6]。只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的“鲁迅阐释”在中学语文教育领域更多扮演的是极为重要的政治角色。鲁迅作品成为那些时代十分广泛的阅读对象，并在阅读层次上与政治著作、领袖文章相提并论，极大地影响了当时广大民众，尤其是中学师生的想象（包括对于现代政治生活、文学价值、现实生活与文学之间的关系的想象等），从而使鲁迅作品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一道最为亮丽的风景线。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丰富复杂、深厚独特的鲁迅文学精神则被抽空，其让人久久难以释怀的情感抒写和不同寻常的艺术创造常常被忽视，广大青年学生接受的是一个被政治化的话语体系阐释和想象出来的鲁迅，鲁迅成为了国家意识形态的代言人。这不仅使鲁迅研究始终缺乏系统性和真正有深度的学术思考，同时从文学阅读的角度而言，也缺乏具有价值的解读或独特的个人阐释。庸俗社会学的阐释方法直接阻碍了广大青年学生接近真正的鲁迅形象，许许多多的教师与学生被迫提取的是鲁迅作品及其思想的与中国现代政治革命相关联的一部分形象，鲁迅在历史上真实的原貌被有意识地改写了。
无须讳言，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矛盾论》《实践论》《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中对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的评价成为了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鲁迅阐释”高度统一性的规范和依据，这虽然强调了鲁迅作品、鲁迅思想的深处与中国现代政治革命的血肉联系，但它也形成了整个读者群对于“政治鲁迅”的大众想象，十分明显地制约了广大中学师生对于文学家和文学阅读的价值取向的建构。
受到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的影响，“鲁迅阐释”基本以的论述为主要内容和方向，导致这一世时期的“鲁迅阐释”具有高度一致的政治性，而缺乏具有学术性的独到研究。延伸到中学语文教育领域，课堂上的“鲁迅阐释”也充满了大量的政治话语、政治目标、政治理论，鲁迅作品被想象成为社会斗争的工具，并将这一想象出来的“政治鲁迅”形象作为社会文化整体的指代性符码与当时的政治思想同步去满足并引导中国民众包括广大的中学师生。这使得远离鲁迅文学而一直深陷政治生活却不明就里的人们将这样经过选择、剪辑的鲁迅形象当作学习和生活的指南。当时能入选中学语文课本的鲁迅作品大多是他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创作的“战斗檄文”，如《我们不再受骗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文学与出汗》《“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天上地下》《“友邦惊诧”论》等。由此可见，在十分强大的意识形态控制之下，当时中学语文课程的诞生与政治思想教育是统一、同步的，“鲁迅阐释”被语文教育塑造成为中国现代政治生活的一种神圣工具，只能拼力挖掘所谓“培养坚强的革命后代，体现马列观点和党的方针政策，表达无产阶级思想感情”的政治意义与鲁迅作品之间的联系。
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末的“鲁迅阐释”终于给予了鲁迅作品和鲁迅思想足够的本体认识与更深层面的文学分析，获得了与鲁迅这一研究对象所处的同一价值范畴中的评判尺度和大量有意义的合情合理的结论。但是此前所留存的庸俗社会学的阐释方法仍然铸就了一些读者在政治思想、主流意识形态上与鲁迅文学之间不断游走的主要阅读策略和推论方式的顽固不变，“鲁迅研究本身，不管它的研究者自觉与否，同时也具有了某种意识形态的性质”[7]。当我们进一步探究新时期中学语文教育领域如何阐释鲁迅作品的时候发现，不少师生仍然迷恋于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社戏》《故乡》《论雷峰塔的倒掉》《孔乙己》《藤野先生》《“友邦惊诧”论》（以上篇目入选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和《拿来主义》《祝福》《记念刘和珍君》《药》《为了忘却的记念》（以上篇目入选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这些基于不同历史体验和艺术创造的鲁迅作品的主题与艺术分析聚焦在“政治鲁迅”的精神导向上，仍然乐意于极端强化鲁迅的政治色彩和异类形象，而忽视广大中学生的文学阅读的选择所赋予不同的生命本性和文学文本体验所带来的差异性。例如，20世纪80年代之后全国通用的语文教学参考书对鲁迅作品仍然采取这样的阅读策略：“《祝福》以祥林嫂一生的悲惨遭遇揭示了中国劳动妇女在封建宗法思想和封建制度统治下的悲惨命运，对万恶的旧社会和吃人的封建礼教提出了有力的控诉。《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通过两种不同生活的对比，含蓄而深刻地批判了腐朽的封建教育制度对儿童身心发展的束缚。”
1985年全国语文高考借鉴美国经验，开始实行“标准化考试”，但是这种只要求唯一答案的考试直接导致语文教师在理解与分析文学作品时形成了对于文学情感和幻想的各种禁忌，而“一切为了应试”的枯燥呆板的工具理性主义很大程度上却又扼杀了广大中学生文学阅读和文学欣赏的各具特色的、多元化的文学才华与特质。师生们的“鲁迅阐释”尽管改变了方向，但是仍然没有摆脱单一的政治取向。
21世纪初，新一轮的课程改革逐渐铺开，新颁布的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开始鼓励学生对文学作品进行“多元解读”，如探究性与创造性阅读、多角度创意性阅读等。中学语文教育领域的“鲁迅阐释”也因此逐步开始清理政治神话的历史记忆来补正和反衬文学性沦丧已久的教育需要，换言之，这一新的语文教学大纲所提出的“人文性”“文学性”“审美特征”“个性”“现代意识”不只实现了对“鲁迅阐释”浓郁的政治情调与狭小视野的反拨甚或破毁，更为中学语文教育的“鲁迅阐释”乃至他们的整个文学阅读、文学欣赏孕育出和他们人生成长相一致的纯然的审美立场和情感世界。“鲁迅阐释”所面临的巨大转变对于完成语文教育目标具有怎样的意义，需要我们以实际行动做出回答。
二、抗拒对于鲁迅的神化而转向鲁迅的文学和鲁迅的生命体验
我们必须致力于将鲁迅的文学作品作为中学生认识社会、反思人生与发展自我语言和文学能力的范本而非其他，尤其需要在中学生的文学阅读、文学欣赏的过程中将鲁迅作品真正理解为“二十世纪新旧转型时代的中国新文学”极为重要的创作现象和文化遗产之一。这应当成为语文教育领域“鲁迅阐释”最为根本的定位。虽然以往我们通常关注鲁迅及其文学所指涉的中国现代政治立场、革命实践的诸多表现与影响，但现实已然表明，中学生要真正认识鲁迅，必须从这种“政治鲁迅”“想象鲁迅”的阐释中摆脱出来，必须从被动接受转向于主动自我体验，尤其需要抗拒鲁迅的神化而转向鲁迅的文学和鲁迅的生命体验，真正从文学审美意识上充分自主地阅读鲁迅、体贴鲁迅从而接近鲁迅。
（一）重新为中学语文教育阶段的“鲁迅阐释”定位
鲁迅的文学作品是中国现代社会自我生存的长期磨炼所获知的人生观念、人生智慧的成熟与独到的集中显现。对中学生而言，阅读鲁迅是他们人生成长的初级阶段的一次不同寻常的生命体验和情感冲击，能让他们体会到阅读处于初级阶段的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品的异样感觉，实现现代中国新文化的传递。鲁迅的确是一个让人无法忘却的精神存在，是中国现代作家的“异数”，由此可以让中学生了解人生和社会复杂的、多层次的、可选择的样貌，去体认一个重要作家与他所处时代的关系及其采取的写作策略。由此可体会和理解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作家的生存处境、生存斗争及其文字挣扎的特点，同时还使中学生逐步了解中国现代作家处于这种社会文化转型时期的激进性、批判姿态的选择原因与独特价值，从而不断丰实自我的生活经验、思想、知识和情感。例如，教师可以通过这些角度教学生体会和理解《腊叶》的生命感叹，《故乡》与《风筝》的结尾的意蕴，《秋夜》真正的情感意义，《祝福》的知识者的自我反省和主人公反复的“说”，《狂人日记》引言的“文言文”与正文的全面使用白话文之间的不对称，等等。中学生打开鲁迅的文学文本，还可以细细体味鲁迅独具一格的语言、意象和表达方式：他那种在充满希望和绝望之间的激情，他那种“掷地作金石声”的文字质地和顿宕、峭拔、紧张、深沉、有穿透力的文字感觉，他那种“论战性的政治性写作”所具有的特殊的文学性，以及作品中表现出的观念与道德的始终如一的韧性。
显然，中学生在人生成长的初级阶段阅读了鲁迅，由此可以获知人生的情感除了明朗优美的内容以外，也同样存在无法避免的黑暗、孤独、绝望、彷徨、虚无、矛盾、痛苦、颓唐、苦闷、疑虑、压抑、幻灭、焦灼、迷惘等种种情绪。他们如果更多地阅读了鲁迅，也就可以逐步了解鲁迅人生的榜样力量：独立不倚的人生态度，对于现存黑暗毫不留情的质疑与揭发的批判精神以及“抗拒为奴”“反抗绝望”“严于自我解剖”的思想光芒，甚至可以通过鲁迅作品的“启蒙话语”“国民性批判话语”对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进行思考和发言。
在当今中学生的文学阅读与欣赏的概念里，鲁迅的作品应还原为中国新文学、新文化的范本。阅读鲁迅并最终接受鲁迅，也就是对中国“五四”以来新文学和新文化精神的认同，即倾向于自我反省、世界眼光、直面人生、创造、自主、进取、科学。换言之，语文教育领域的“鲁迅阐释”，应当最为重视将鲁迅作品的思想价值与语言特色定位于大力帮助中学生反思人生和自我语言能力的进一步发展，使之成为长久可读的中国文学经典和中华民族语言作品库的范本。
（二）引导学生理解鲁迅的“作品意图”
中学语文教育阶段的“鲁迅阐释”需要不断弱化鲁迅的偶像气息，以引导学生理解鲁迅的“作品意图”为旨归。从整体上看，“鲁迅阐释”包含两个层面：一是由于接受者的心理动机、阅读倾向、文化背景、接受者与鲁迅作品可能契合或产生差异之处的客观存在，鲁迅必然经受不同时代的中学生师生的理性与自由的“公开审查”，其纵向展开的解释者的历史逻辑十分明显，不必强求它的一致性。二是情不自禁地输入解释者的主观意志和所处时代的精神特质去想象或神化鲁迅，更多是从解释者生活其间的现实语境出发形成对于鲁迅的意义理解与价值判断，造成“过度诠释”。这是因为“任何诠释都必须接受‘本文的制约’，而不应该仅仅依据‘读者的意图’行事，否则就可能造成对文学作品的一种‘过度诠释’[8]。
以现代人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去跨越时空将鲁迅拉入我们眼前的生活层面之中，显然，这是现实的鲁迅而不是真实的鲁迅。中学阶段的读者所关注的应当是一个以文学艺术形式所呈现出来的鲁迅图像：鲁迅之美丽、鲁迅思想之深刻就是在于他的“宣彼妙音，传其灵觉，以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9]的诗人形象，一种智者的风度与深沉的思想者的力量――他在人所常见的事物中发人之未发，由事实而从新省悟，不和众嚣而独具我见，趋内而渊思冥想，以哲人的观察与思考开掘人生内面的精神，注重精神的发扬与个人意志的发展，使自我的艺术追求最终成为一个富有哲学力量，富有自我自省意识的幽邃庄严、诗性盎然的独特世界。从鲁迅的“作品意图”出发，更易于让中学生具体理解鲁迅创作中表现手法、语言形式的一些奇异特征及其寓意上的深刻性。倘若集中力量仔细分析鲁迅的“作品意图”，那么，鲁迅作品内在的声音、规律、激情与厚重的理性融为一体，其至深至沉的文学意味让人久久不能忘怀。
三、根据中学生的认知水平和语文教育教学的特点遴选鲁迅作品
从文学艺术更高层面的审美选择来说，鲁迅的文学作品始终存在着一个属于他的“审美经验的期待视界”。换言之，最适合鲁迅文学作品的“潜在读者”一直存在与等候在那里，也许只能是那些知识视野、审美情趣、生活智慧、艺术修养与鲁迅相一致的读者。“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以及那些奴才、闯将、事业成功者、自私者、自满者基于生命存在的忧患的前提，他们同样会选择鲁迅。而鲁迅的作品“不到二十岁的青年看，是不相宜，要上三十岁，才很容易看懂。”（鲁迅《致颜黎民信》）。由此可见，中学生对鲁迅的选择与接受只是一种被动的文化选择，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范畴里对这一领域的“鲁迅阐释”做出简单粗暴的批评，而要在文学艺术的阐释与接受的范畴里抓住它特殊读者群体的原则和策略，精心研究如何实现它关于捍卫生命本质、延伸理想引力、展示文学魅力的独特目标。也就是说，在中学生对鲁迅的认识里，我们用什么样的鲁迅作品和思想参与他们的文化构成，形成与之对应的具有合理性的文学景观至关重要。当然，这一切意义都必须建立在选择以什么样的鲁迅作品进入中学语文教材这一逻辑前提之上。
（一）按学生的梯度选择鲁迅作品进入教材
细致研究初中、高中学生并不相同的梯度特点，重新选择与此梯度相符的鲁迅作品进入教材最为重要。中学语文教材沿袭至今的“鲁迅选文”仿佛早已建立了自己的生存意识，稍有删减或增添就会引起强烈的关注，这是很不正常的。相反，这使得人们对“鲁迅选文”在中学语文教育教学中的整体性的长期的历史体验中的缺陷一直缺乏应有的反思与批判。
目前，最为根本的三个问题并未引起大家的共同关注：一是鲁迅哪些作品依据什么原则和策略适合选入中学语文教材？二是初中和高中这两个不同学段的学生的认知水平适合接受鲁迅哪些作品？三是遵循中学语文教学规律，应该采用何种教学形式让学生真正理解鲁迅的作品？从整个中学语文教育教学格局而言，我们期待鲁迅的作品与思想会造成怎样的文化效应，会给予中学生一种怎样的普遍的精神价值指向和文学魅力展示，这还需要从鲁迅作品的文体形式（除了小说、散文、杂文、散文诗，还包括翻译作品和学术论文）和创作内容（如改造国民性、关怀生命、抨击时弊、自我反省、透视社会历史本质等）入手，细致斟酌哪些方面适合中学生阅读和借鉴。
（二）按教育教学的需求选择鲁迅的杂文作品进入教材
应当从时代的精神风貌与文学发展脉络以及文学文本所提供的读写知识、方法上为中学语文教材的“鲁迅杂文”定位：鲁迅偏重于文章的时效性，是议论文写作方法学习的“样本”；同时，它更是民族语言能力发展的“样本”。鲁迅杂文具有古典散文，尤其是魏晋文章的特色，简约浩明而又清峻通脱，不为老气横秋的八股文章之教条所束缚。其讽刺笔调、说理特点与逻辑性、诗人气质的抒情手法、古今比照的表达方式足可学习，特别能够为中学生独立作文提供更为开阔的思路和方法。
（三）培养中学生的文学接受与阐释能力
目前，我国中学生的语文教育所接受的内容仍然严整统一，基本缺乏多样性、多源性的选择，其学习需求、学习效果几乎没有差异性。教师的讲授并不重视文本的语言学习，也不重视文学的审美分析，更多强调语文学习的思想教育目标。应试升学的强大压力使全体师生无暇顾及丰富多彩的学习内容，师生个人不得不牺牲自己对于语文教材内容的感受和看法，很大程度地损伤、破坏甚至埋葬了学生对于文学的感知能力、审美情趣和美好理想。广大中学生正处于人生观的发展时期，其文学接受与文学阐释能力并不成熟。在阅读、阐释鲁迅作品时，教师并不能将之与学生语言学习和文学能力发展合理对接，这一方面源于相关研究的缺乏，另一方面在于中学语文教育教学阶段，从文学的角度阐释鲁迅作品的实践缺乏。这不利于培养学生的文学接受和阐释能力，应该加以改进。
（四）重新选择鲁迅作品进入中学语文教材的五原则
一是初中阶段学生能对作品的思想情感倾向做出自己的评价，并能对作品中感人的情景和形象说出自己的体验。与此梯度相符的鲁迅作品，应当选哪些？二是高中阶段学生对文学作品有自己的情感体验、感受、见解和思考。他们通过语文学习，发展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形成良好的思维品质。这个阶段的学习应该注重思维的深刻性和批判性，养成独立思考和自我反思的习惯。与之相应的教育目标要求学生学会观察生活，对自然、社会和人生有自己的思考和思想，随时积累写作素材。与此梯度相符的鲁迅作品，应当选哪些？三是能体现鲁迅思想与文学的精华，体现时代风貌，具有较强的文学审美价值。四是符合中学语文教学规律，包含有语文要素，即语文的基本技能训练内容。五是具有丰富的文化价值、开阔的文化视野和理性的文化态度，能帮助中学生反思中国问题与人生百相，更注重“人”的培养。
当今语文教育领域的“鲁迅阐释”必然抗拒对于鲁迅的神化，而转向理解鲁迅的文学艺术和鲁迅的生命体验。这正是塑造“政治鲁迅”与“想象鲁迅”之后的一种自觉的策略，是文学文化意义上而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选择，是文学经典细读而不是政治行为上的选择。事实上，只有在立足于文学世界并切身体会到鲁迅作为一个重要文学家的存在价值的前提下，语文教育领域的广大师生才能真正理解与阐释鲁迅的辉煌和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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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鲁迅 精神复仇 行为复仇
哲学家舍勒尔认为：“报复冲动是一种特定的心灵的自我毒害，它直接引导出一种持久的心理状态――怨恨。”①而这一怨恨往往又会激发起人的冲动，导致行为上伤害。作为文学的一个永恒的母体，“复仇”往往使读者获得一种酣畅淋漓的。鲁迅笔下所描写的复仇者形象更是异常丰富，通过对他作品的探讨，能更深刻的了解鲁迅的精神世界，触摸他伟大的灵魂。
一、 “立人”为本的精神复仇
鲁迅曾深深感触，他发现“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袭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②说到底就是我们民族还缺少那种真正站起来的“人”，针对这一情况，鲁迅奋笔急书，用他文学的武器捍卫人的尊严，因此，一种维护灵魂的复仇意识由然而生，成为他作品中的主旋律，小说《铸剑》中的眉间尺的母亲将仇恨深深地埋于心底十六年之久，为得就是等儿子长大后替他的父亲报仇，他的那种坚韧的、恒久的毅力正是鲁迅内心挣扎的表现，他之所以强调这种坚韧的战斗精神就是提醒麻木的国民不要因时间的消逝就冲淡自己的信念与决心，成为精神俘虏。
“复仇”的内涵不仅停留于个人的报复，还有一种对社会不满的情绪和愤激心理。小说《兔和猫》中作者把这一心理发泄到一只黑猫身上，以此来宣泄自己内心的恨。某种程度上讲，那只“猫”正是强大势力的象征，他以狰狞的、锋利的爪子欺凌弱小的生灵――小白兔。“我”则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目睹一切后产生了报复心理：“那只猫不能久在矮墙上高视阔步了，我决心的想，于是又不由的一瞥那藏在书箱里的一瓶青酸钾。”“我”也许就是指鲁迅本人，我的想也正是鲁迅的想。《坟 。杂忆》中，鲁迅说：“有时也想：报复，谁来裁判，怎能公平呢？便又立刻回答：自己裁判，自己执行。”可见“我”便是鲁迅的化身了，由气而愤，由愤而恨。鲁迅十分欣赏“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于是他的作品就蕴含了一种强大的内在力量，一种激励的、愤激的力量，一种教人崛起的力量。
虽然鲁迅笔下的复仇者都是鲁迅用以“立人”的模型，但是仅仅是轻轻的敲击又怎能让麻木的灵魂清醒呢。于是他真正做到“毒辣勇猛”把单纯于精神层面上的复仇升级，把意识转化为行为。这就是他作品中复仇的又一表现。
二、唤民觉醒的行为复仇
鲁迅对敌人那种深恶痛绝的阶级仇恨，是至死都没有丝毫改变过的。他对冯雪峰说：“我确是不容易改变，就算记住敌人的仇恨是一种错误吧，也只好错误了。――不念旧恶，什么话！”正是基于他的这一根深蒂固的思想，精神上的仇恨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他内心的需要，因此，行为复仇便呈现于读者眼前。1925年6月，鲁迅在《杂记》中写道：“我总觉得复仇是不足为奇的……有时也觉得宽恕是美德，但立刻又疑心这话是怯汉的发明，因为他没有报复的勇气，或者倒是卑怯的坏人所创造，因为他贻害于人而怕人来报复，便骗以宽恕的美名。”在鲁迅眼中，那些丑恶的黑暗势力是一群眼冒绿光的豺狼，希望可以彻底地消灭他们，于是他把自己的心缚在手中的笔上，“淹没”他们的嚣张气焰。《记念刘和珍君》和《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作品都是以血一般事实和火一般的决心唤醒仍然“沉睡”的人的良知，也用他锋利的笔杵抒解他内心的仇恨，一种蕴含着强大力量的报复。然而为何会用血淋淋的复仇行为宣泄自己内心情绪呢？
三、 作家复仇思想形成的根源
世界上永远都不存在无缘无故的爱，当然就更不存在无缘无故的恨了。复仇意识总是产生于强烈的仇恨当中，而仇恨的产生总是会有一定的原因，它也许是社会、历史和文化留下的一股深刻而强烈的反思，也许是自身经历在他脑里留下了一道黑暗的疤痕。
（一）社会环境，以及遗留的历史、文化对鲁迅的深刻影响。
从社会现实来看，鲁迅的一生正经历着中国历史上最苦难，最黑暗的时期。他耳闻目睹并切身感受到反动统治对爱国青年的血腥屠杀，对仁人志士的凶残迫害；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的暴戾与欺凌；无聊文人为统治者帮闲对进步青年的毁谤和诬蔑，以及周围许多人的冷漠、市侩。所有这些都让鲁迅感到现实的黑暗、恐怖与冷酷，令他“出离愤怒”更感到一种悲哀。于是在他心里埋下了一棵复仇的种子，在与北洋军阀的对峙中鲁迅写了《这样的战士》《淡淡的血痕》《无常》《铸剑》等文章，阐述了被压迫者的复仇思想。1933年，53岁的鲁迅写下了一段充满血泪的文字：“不是年轻的为年老的写纪念，而是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郁积起来，将我埋的不能呼吸……”③在《〈呐喊〉自序》和《朝花夕拾》中鲁迅记叙了他所看到的世态炎凉。在《狂人日记》中，鲁迅借狂人之口揭示了中国数千年来的社会本质，颇具迷惑力的仁义道德背后隐藏着令人颤栗的“吃人”嘴脸。是这些历史、文化的因素造成了中国社会现实的黑暗，并且成为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严重障碍，正是这些原因促使鲁迅内心复仇意识的萌发。
（二）家庭环境是鲁迅复仇意识产生的根源所在。
鲁迅创作《野草》前后经历了生平最深刻的一次精神与情感的危机――“兄弟失和”，鲁迅被周作人夫妇逐出了象征着“兄弟怡怡”与家庭温馨的八道弯宅院，他痛切地感觉到被“流放”的痛苦，体验到一种绝望的“无归属感”，“一个可以用哪怕是不充分的理由来解释世界是大家熟悉的世界，但另一方面，在一个突然失去了幻想和光亮的世界中，一个人就会感觉到自己是异乡人，是陌生客。他的流放无可补救，因为他被剥夺而失去了对故园的记忆和对乐土的希望。人与人之间，演员与背景之间的这种脱节，正是另人感到荒诞之处。”④于是他只好将这一情绪释放到文学作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