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洋潮翻译范文

白洋潮翻译篇1

一、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成果

五四时期，我国掀起了翻译国外名著的热潮。著名学者和杰出人士提出对翻译著作“兼容并蓄”，使社会各界能够更多接触西方多元化的文化意识形态。当时，《新青年》、《觉悟》、《新潮》、《新妇女》、《解放与改造》、《新中国》、《新教育》等刊物设立专栏，刊登西方名著的译文。1919年4月，杜威来到北京等地进行了多次演讲，并且在中国大量出版他的演讲稿和著作。1920年10月，英国罗素也来到了中国，他的著述和演讲《数理逻辑》、《心之分析》、《物之分析》等引起了中国知识界的关注。在五四时期，达尔文的进化论非常流行，《达尔文物种原始》先后出版了四版。赫胥黎的遗传学说也有大量译述出版，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极大的兴趣和重视。随着各种新思潮和思想的广泛传播，世界主要的艺术创作与文学名著也陆续被介绍到中国，包括惠特曼、拜伦、安徒生、屠格涅夫、易卜生、莫泊桑、左拉、席勒、罗丹、泰戈尔等。在当时出版的单行本和小说刊物上，他们的著作和思想占据了大量的篇幅[1]。1920年，《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出版，由陈望道翻译。李达也出版了《唯物史观解说》等译著，系统而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

1921—1923年，由中国共产党创立的人民出版社共翻译了15种马克思主义著作，如列宁的《共产主义礼拜六》、马克思的《工钱劳动与资本》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始加入译介西方文化的队伍。商务印书馆推出《世界丛书》、《共学社丛书》、《北京大学丛书》，介绍了大量的西方名著。中华书局推出介绍西方教育思想的《教育丛书》，如翻译名著《蒙铁梭利教育之儿童》、美国桑代克的《个性论》、美国哥尔文·裴葛的《教育心理学大意》等。在哲学思想方面引入了很多尼采的学说，当时出版了《尼采的一生及其思想》、《尼采传》、《超人和伟人》等。还出版了很多关于柏森主义的读物，如《柏格森传》、《柏格森玄学导言》、《柏格森与现代哲学》。

二、五四时期文学翻译的革新

1.新文学的发展与思想解放。以五四时期为起点，其前后文学作品翻译有非常明显的差异，五四时期许多著名的作家把“译”和“著”看得同样重要，从事外国文学的翻译的精力和创作相比毫不逊色，采取超然的欣赏态度进行读和译的活动，由阅读获取的感受往往和现实生活的感受交融在一起，产生了很多萌发灵感的契机。对于某些作者来说，外国文学作品帮助他们形成现实态度，来重新认识民族生活。后来一些作家采取回避态度，不愿面对自己在构思创作中曾大量汲取他人艺术营养的事实，而五四时期的作家却截然不同，他们毫无遮掩、理直气壮地承认自己作品的模仿与借鉴。五四时期新文学的发起者周作人曾用“模仿”来号召，“须提摆脱历史的因袭思想，真心的去模仿别人，随后自能从模仿中，蜕化出独创的文学来”。五四时期的作家在外国名著带领之下开始创作的生涯，外国名著不仅丰富他们的心智，增强他们的感受力，而且常常提供一些表达模式和感情模式。五四时期的许多作品至今为许多后来的研究者所重视，这些作品并不是由作者自身孕育和诞生，他们是从外国文学作品中所得到启迪而萌发的艺术构思[2]。

五四时期新文学的重要主题是“人的觉醒”，使广大人民摆脱封建枷锁，发展人的个性，恢复人的尊严，并且为彻底的解放与自由而抗争。正是由于这样的时代背景，西方资产阶级提倡的个性主义、人道主义对当时的新文学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例如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歌德的《浮士德》、薄伽丘的《十日谈》、易卜生的戏剧等。为了高扬个性主义，人们不仅试图从西方文学中获得启示，还希望从西方资产阶级哲学中发现依据。如尼采的“超人”学说对不少现代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鲁迅就曾翻译尼采的《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而冰心的小说《超人》里的主人公何彬的形象塑造，也反映出尼采的哲学对现代文学的影响。

2.翻译方式的革新与转型。五四时期对于各种外国文学著作，除了在作家、文体、题材、风格等方面有所选择之外，翻译的方式也存在着差异。根据作品、作家本身的重要性与需求的迫切性以及翻译工作者的眼光、精力、时间、报刊的容量等情况，有全书或全文的翻译、摘译、节译，也有译述、编译等。“中国化”方法即把原作中的时间、地点、人物、情节、风俗等基本上甚至全部改成发生在中国的故事。“西洋化”方法即在保持时间、地点、人物、情节、风俗等“洋人洋装”基本不变的情况下略有改编。为了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翻译工作者经常采用多种方法加以阐释或注释。形式有导言、译者按语、文中夹注、脚注、尾注、附录等；内容有作品背景、作家简介、要旨提示、翻译动机、风格点评等，有的按语还将中国文学作品引入作为参照。这不仅使广大读者能够更好地走进翻译作品，而且把中国文学历史、现状与外国文论联系起来，把批评和翻译联系起来，对于发挥翻译的效应更为有利。

3.打破旧框框产生新的文学体裁。在文学体裁上，文学作品翻译对中国现代文学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随着历史的发展，文学体裁是不断更新、演变和完善的。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不同民族文学体裁的相互影响与作用。和西方文学比较，我国的旧文学不仅内容落后，而且文体形式也比较陈旧。因此，我国的文学要新兴和现代化，除了内容要进行革新之外，文体形式也要借鉴外国文学的精华，彻底抛弃僵化、陈旧的旧文体形式。现代文学的开拓者以勇于敢于接纳新潮的魄力和眼光进行了文学体裁形式的创造与革新，经过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延续千年之久的旧体小说、古体诗词、传统散文和戏曲一起失去了文学领域的统治地位，能体现现代审美意识和表现现代生活的现代小说、新诗、新散文与话剧取而代之，演变为现代文学的主要体裁形式，并且朝着多样化的方向演变与发展[3]。

4.吸收外来词汇丰富汉语语汇。只有不断发展和丰富的语言才能担起重任，成为思想的载体，从而真正具有生命力。在之前，有人曾经提倡运用白话文，然而他们并不同时反对文言文。封建知识分子长期习惯于古文，在使用新鲜的白话文时经常感到力不从心，词汇贫乏，无法准确表达自己要传达的思想。中白话文运动的盛行，从根本上颠覆了文学话语、颠覆了传统，为中国现代语言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宽阔的道路。在其中，翻译文学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大量西方语言出现在翻译作品里，外来语言中某些语法成分和词汇为中国的语言注入了活力。瞿秋白和鲁迅探讨翻译时曾经提到：“翻译除了能够介绍原本的内容给中国读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语言。”胡适也曾提及西方语言的优势：“只有欧化的白话文才能应付新时代的需要。欧化的白话文就是充分吸收西洋语言的细密的结构，使我们的文字能传达复杂的思想、曲折的理论。”

白洋潮翻译篇2

论文关键词：翻译辩证法，洋味，洋腔

引言

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是一部脍炙人口，雅俗共赏的小说，它以理性的光芒为现实主义小说高潮的到来扫清了道路。这部小说我国汉语全译本多达六种之多。本文选了孙致礼先生的译本，主要是因为孙先生将颇有见地的翻译理论在译文中完美呈现。

一．《傲慢与偏见》简介

《傲慢与偏见》以伊丽莎白与达西的感情纠葛为红线,主要描写了四桩婚姻,并与其他次要人物及场景共同绘就了一幅绝妙的世俗画。

简·奥斯丁在这篇小说中以敏锐的观察和细腻的笔法借助小天地展现大世界,表达了对妇女的同情和对社会的关注,其创作艺术的精湛和表达风格的独特令人叹为观止。孙致礼曾言:“我作为文学爱好者最喜爱的书是《傲慢与偏见》,而作为翻译爱好者最大的愿望就是翻译这本名著。”在译林出版社帮助下他如愿以偿,译本于1990 年面世,反响甚好。

二．孙致礼的翻译唯物辩证法与“洋腔”“洋味”

孙致礼先生推崇翻译中的“唯物辩证法”，对于翻译中的矛盾双方，不能顾此失彼，或重此轻彼，而应统筹兼顾，统一权衡。（孙,1999:1）在《坚持辩证法, 树立正确的翻译观》一文中他将文学翻译中的各种矛盾归结为“十大关系”，其中孙致礼先生提出了一个比较独特的二元对立洋味，即保存“洋味”与避免“洋腔”，它与其它九大矛盾的关系不是泾渭分明的而是相互交合渗透的，但是因为其通俗生动的说法，似乎更令人有遐想的空间。但是读者这种飘忽不定，若隐若现的感觉才更直接反映译文的再现原文“文学性”之效果免费论文下载。

那何为洋味何为洋味呢，“翻译的另一条原则，在‘纯语言方面’，可以时行必要的归化，而在“文化层面”，则应尽量争取异化。”（孙,1999: 1）即孙所说的保持“洋味”。孙先生还有进一步的解释：“译者在忠实原文的前提下，尽量发挥汉语的韧性和潜力，作出晓畅自然的传译，即使移植一些“洋味”很浓的词语，也要做到通达自如，不露生硬拗口的痕迹”（孙,1999: 17）。反之洋腔则是孙先生口中“生硬拗口”的翻译腔十足的晦涩措词组句了。怎么解决这个矛盾，我认为引用余光中先生在“变通的艺术—思果著《翻译研究》读后”中的一席话可以回答的非常精辟到位：“我则认为，翻译如同婚姻，是一种两相妥协的艺术。譬如英文译成中文，既不许西风压倒东风，变成洋腔洋调的中文，也不许东风压倒西风洋味，变成油腔滑调的中文，则东西之间势必相互妥协，以求‘两全之计’”。（思,2001: V）

三．孙先生在译文里保存“洋味”与避免“洋腔”

孙致礼先生究竟是如何在译文中实现保存“洋味”与避免“洋腔”的呢，下面就分析一下孙先生在《傲慢与偏见》中具体的译例，看孙先生是怎么样在东西方文字与文化间灵活转换、游刃有余的。

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a single man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tune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ch.1, V.I）

孙先生的译文：

有钱的单身汉总要娶位太太，这是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

这句话的翻译曾经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争论的中心在于翻译成中文后该不该按中文的习惯把句序正过来。孙先生显然是赞成派，这句译文一看就是很地道的中文。可以说，孙先生在“避免洋腔”上，是做了功夫的。这开篇第一句是以叙述者口吻出现的,但我们可从中品味出背后的隐身作者所持观点与其是不一致的。这二者的区分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作品的反讽意味。作为译者必须充分理会这一点并作准确传达。孙致礼先生较好地做到了这些,严肃的大词“举世公认”、“真理”和口语化的小词“有钱”、“单身汉”的对比使用很好地表现了从云端跌入世俗的反差,把隐含作者故意为之的反讽意图展现得淋漓尽致,且用笔洗练而辛辣,颇得原文反讽神韵。

Mr. Bennet was so odd a mixture of quick parts, sarcastic humor,reserve, and caprice, that the experience of three and twenty years had beeninsufficient to make his wife understand his character. Her mind was less difficultto develop. She was a woman of mean understanding, little information, anduncertain temper. When she was discontented, she fancied herself nervous. Thebusiness of her life was to get her daughters married; its solace was visitingand news. （ch.1,V.I）

贝内特先生是个古怪人，一方面乖觉诙谐，好挖苦人，另一方面又不苟言笑，变幻莫测，他太太积二十三年之经验，还摸不透他的性格。这位太太的脑子就不那么难捉摸了。她是个智力贫乏、孤陋寡闻、喜怒无常的女人。一碰到不称心的时候，就自以为神经招架不住。她平生的大事，就是把女儿们嫁出去；她平生的慰藉，是访亲拜友和打听消息。

这是开章中介绍贝内特先生和贝内特太太的一段话，原文中一气呵成淋漓尽致的人物性格描写将活生生的贝内特夫妇推到了我们面前，语言方面更是无可挑剔免费论文下载。而孙先生的这段译文可以说是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的完美再现。文笔墨酣畅洋味，文从字顺，丝毫无生硬痕迹，一连串四字格成语的运用精辟洽当，让人拍案叫绝，与奥斯丁的精妙文笔与风格实现高度契合。

“Really, Mr. Collins,”cried Elizabeth with some warmth “, you puzzleme exceedingly. If what I have hitherto said can appear to you in the form ofencouragement, I know not how to express my refusal in such a way as mayconvince you of its being one. ” ” (Chap. 19, V.I)

“你听着,柯林斯先生,”伊丽莎白有些气恼,便大声叫道“, 你太让我莫名其妙了。我把话说到这个地步,你还觉得是在鼓励你,那我真不知道怎么拒绝你,才能让你死了这条心。”

这是柯林斯向伊丽莎白求婚后伊说的话,柯因愚蠢自负而出尽洋相,受挫而不自知。孙先生在翻译时对这样的低模仿型和反讽型叙述模式把握得当,技巧与神韵的传达有如作者的中文写作。伊丽莎白已明白拒绝柯林斯的求婚,可对方硬是自以为是,不肯相信。“莫名其妙”、“话说到这个地步”以及“让你死了这条心”这些字眼很好地体现了伊丽莎白当时的心情,符合人物的性格,而且是很地道的中文。思果先生说：“翻译最难在精确妥贴，好的译文如同一双适足的鞋子，把你的脚全包好了，使你舒服了”（思,2001: 7）。这时候主人公是在特殊语境下的说出来的符合本人性格的谈话，翻译时候孙致礼先生是深刻理解了原文意境的，表达晓畅明达。尤其是最后一句“才能让你死了这条心”极其地道、韵味十足。

“… and I had not known you a month before I felt that you were thelast man in the world whom I could ever be prevailed on to marry."（ch.11, V.II）

“…我认识你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就觉得哪怕我一辈子找不到男人，也休想让我嫁给你。”

孙致理曾提出翻译中的“貌合神离”与“貌离神合”的概念。（赵,1997:81）这里有一个很典型的貌离神合的句子。 “…you were the last man in the world whom Icould ever be prevailed on to marry.”照字面翻译将是十分拗口难懂的一句话“你将是世界上我能被说服去嫁的最后一个男人”。有些英语文字功底的人都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你是我最不想嫁的一个男人，但是似乎在感情色彩上还是力度不足，我们知道这句话是在达西冲动地向正处于对自己强烈愤怒中的伊丽莎白求婚后，伊说的一段最冷酷无情的话。原文是非常地道的反述正说的英文句，否定效果更加强烈，直接译出意思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是孙致理先生深入原文，用一个感情色彩极浓的中文词语“休想”，可谓神来之笔。

"Unhappy as the event must be for Lydia, we may draw from itthis useful lesson: that loss of virtue in a female is irretrievable -- thatone false step involves her in endless ruin -- that her reputation is no lessbrittle than it is beautiful, -- and that she cannot be too much guarded in herbehaviour towards the undeserving of the other sex."（ch 5, V. III）

“这件事对莉迪亚虽属不幸， 但我们也可由此引以为鉴: 女人家一旦失去贞操，便无法挽救洋味，真可谓一失足成千古恨；美貌固然不会永驻，名誉又何尝容易保全；对于那些轻薄男子，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王佐良先生对于翻译的文体问题有精辟的见解“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王,1989: 3）。可以说，这段话翻译在再现原文文体上是极其成功的免费论文下载。这是玛丽针对莉迪亚与威克姆私奔而作的一番很不适合身份场合的言论。小说中她一直故作庄重地用一些不合时宜的大词显示才华，但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因此更加深其迂腐性格，比如“draw from it this useful lesson”, “irretrievable”, “no less brittlethan it is beautiful”等。孙先生是选词时也别具匠心，“引以为鉴”“一失足成千古恨”“永驻”“保全”这些话是不可能从一个普通十几岁少女口中说出来的，将一个徉装深沉，卖弄文采的少女形象刻画的入木三分。

"Oh! My dear, dear Jane, I am so happy! I am sure I shan't geta wink of sleep all night. I knew how it would be. I always said it must be so,at last. I was sure you could not be so beautiful for nothing! I remember, assoon as ever I saw him, when he first came into Hertfordshire last year, Ithought how likely it was that you should come together. Oh! He is thehandsomest young man that ever was seen!"（ch.13, V.III）

“哦，亲爱的简，我太高兴了，今天晚上休想合眼。我早就知道会这样。我总说，迟早会有这一天。我一向认为，你不会白白长得这么美！我记得，他去年刚到赫特福德郡的时候，我一看见他洋味，就觉得你们可能结成一对。哦！真没见过像他这么漂亮的小伙子！”

这是在简得到宾利先生求婚后，贝内特太太喜形于色的一番话，字句间都透露着她喜悦得意的心情，同时也透露了她简单，庸俗的性格特性。这些话只能从贝内特太太口中说出，用词简单，话语间逻辑连贯性不强。她的很经典的一句“you could not be so beautiful fornothing”基本上在每一版本改编的电影电视剧中都保留了，这是对她的心理世界的一个生动体现：女人最最重要的只是美貌，美丽的女人一定会嫁给好丈夫。因此翻译这句话时，孙先生用了通俗的但却饱含深意的“不会白白长得这么美”， 令译文如行云流水，丝毫无生硬痕迹。

总结

从以上译文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孙致礼先生的译文给人的总体印象是译文措词得体,行文流畅；文体选择适当、严谨一致，人物性格再现得栩栩如生。译文与原文在内容和风格上实现了高度的挈合,堪称形神兼备的佳译。

参考文献

[1]简·奥斯丁.傲慢与偏见[M] . 孙致礼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0 ,3.

[2]思果.翻译研究[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1.

[3]孙致礼.翻译:理论与实践探索[M]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1999.

[4]王佐良.翻译：思考与试笔[M]. 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1989.

[5]赵洪定，主编.巴蜀译论[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白洋潮翻译篇3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

副研究员

中国的留学生是西风东渐的产物，天性的愚贤，学养的厚薄，背景的高低，决定了他们分成两类，一类是中西合璧的精英，另一类是中西合瓦的碴子。然而，在清末的小说中，歌颂前者的作品少而又少，揭露后者的作品多而又多。这种严重的失衡，一方面充分反映了晚清士人根深蒂固的“华尊夷卑”的文化心态，另一方面也暴露了“中体西用”思想的局限与盲点。这在李伯元的小说《文明小史》里有生动的演绎。

《文明小史》最初发表于《绣像小说》半月刊第一号至第五十六号，从1903年5月至1905年7月。这段时间，正是清王朝自上而下推行新政、废除科举、留学狂潮勃兴之际，作者几乎同步记录了这段历史，其中登场的留学生、买办、西崽、洋务官员和洋教士，给人留下光怪陆离的印象。

李伯元对留学生的态度，从人物的姓名一望便知：贾葛民（假革命）、贾平泉（假平权）、贾子猷（假自由）、辛名池（新名词）……作者以漫画的笔法，对他们竭尽讽刺嘲笑之能事，中西方两种文明以生硬、粗鄙的方式在他们身上凑合，给人以触目的怪异感。这种不三不四的人物在小说中比比皆是，他们既可笑、又可恨，时髦怪诞的外衣包裹着腐败的灵魂，散发着阵阵霉味。对于他们来说，所谓维新，就是吃牛肉、穿洋装、戴草帽、说新名词；所谓革命，就是造祖宗反，破坏一切道德成规，惟我独尊。西方的婚姻自由到了他们那里，变成了“扎姘头”，坑蒙拐骗嫖赌吸毒，因此也有了堂而皇之的理由。

小说第十七回里，贾氏三兄弟来到一家专营西学译作的书坊，新出的畅销书《男女交合大改良》、《传种新问题》令他们赞叹不已。通过书坊老板之口，他们得知名叫董和文和辛名池的两名翻译高手，都是东洋游学归来的才俊，尤其是辛名池，更是了不得，发明了堪与过去的八股文秘笈《文章触机》媲美的《翻译津梁》。此书有神奇的功能，“往往一本书被翻译翻了出来，白话不像白话，文理不成文理，只要经他的手，勾来勾去，不通的地方改的改，删的删，然后取出他那本秘本来，一个一个字地推敲。他常说，翻译翻出来的东西，譬如一块未曾煮熟的生肉一般，等到经他手删改之后，赛如生肉已经煮熟了。然而不下油盐酱醋各式作料，仍旧是淡而无味。他说他那本书，就是做书的作料，其中油盐酱醋，俱有。”

这里触及到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就是鲁迅深为慨叹的中国“酱缸文化”，指西方的东西一到中国，就会被负面地吸收，化作旧文化的一部分。辛先生的翻译秘本貌似高深，说穿了，不过是一种投机取巧的工具，令人想起上海滩上流行的洋泾浜英语，以粗鄙的“本土化”的方式，转译外国的词汇。辛先生那本奇货可居、待价而沽的《翻译津梁》，实际上是西方文化的杀手，外国的思想一经它的处理，就会变质，成为中国旧有思想的注释。

然而，由于根深蒂固的传统偏见，李伯元在抨击冒牌洋货的同时，对真正的西化精英视而不见，一棍子将其打入中西合污的脏水，其中对劳航芥的描写最为典型。书中交代，劳12岁就到陆师学堂读书，后不满意学校的教育，自费到日本留学，从先进小学校一直读到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律，读了两年又嫌日本大学程度低，转学美国纽约的卜利技大学继续深造，毕业后到香港挂牌开业，成了第一个在香港当律师的中国人。照此看来，劳航芥应当是与容闳、严复同一级别的现代文化精英。然而，李伯元却把他写成一个毫无操守、崇洋、品德恶劣的小人。而最耐人寻味的是，作者偏让他遇上了一个有民族气节的张媛媛。张媛媛误将劳当成外国人，反应极冷淡，劳亮出了真相，还是不行，张媛媛不喜欢他这身“假外国人”的打扮。为了博得张媛媛的欢心，劳航介立即改装，卖了一条假辫子装上，穿上长袍马褂，这个细节暗示他人格的多变，还不如一个有操守。

白洋潮翻译篇4

关键词：多元系统理论；；中国翻译文学；文化原因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2-0158-03

中国翻译史上出现过四次高潮：第一次是东汉至唐宋时期的佛经翻译，第二次是明末至鸦片战争之前的科技翻译，第三次是鸦片战争至20世纪30年代的西学翻译，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第四次翻译高潮，而这一次的翻译高潮，无论在规模上、范围上，还是在质量水平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上，都是前三次翻译高潮无法比拟的。

中国翻译史上最被学者所关注的当属第三次翻译高潮，这次高潮又可以1919年的划分为两个部分。之前的翻译作品主要以社科类为主，代表译者是严复和林纾。五四新文化运动旨在改变国民愚昧的旧思想，用新思想与新文化启蒙国人。一些进步人士开始翻译大量外国优秀文学作品，力求通过翻译文学帮助构建新的思想文化体系。与此同时，在翻译界出现了归化与异化两种不同翻译策略共处的现象，形成了两种相对立的文化势力的争论：一种进步力量以鲁迅为代表，坚决主张封建文化向民主文化的“转折”，侧重异化的翻译策略；另一种保守势力以梁实秋为代表，极力维护封建文化的价值观和审美“情调”，侧重归化的翻译策略。后的翻译文学的地位在这两种势力不断抗衡的过程中从文学多元系统的边缘转为中心。本文将以第三次翻译高潮所处的时代背景为基础，结合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分析翻译文学地位的转变及导致这种现象的文化原因。

一、多元系统理论

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于上个世纪70年代基于俄国形式主义和捷克结构主义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该理论突破了从语言学角度对翻译研究的视野，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制约作用。根据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社会符号现象不是单一存在的，而是由各种社会因素，包括政治、经济、文学、语言等组成的有机系统，而且这个系统是由若干个不同的子系统组成的多元系统。在大的多元系统里，各个子系统“互相交叉，部分重叠，在同一时间内各有不同的项目可供选择，却又互相依存，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这些系统相互作用并具有不平等的地位，有的位于边缘，有的位于中心。但它们的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转移此起彼伏的。文化多元系统就是一个大的系统，翻译文学是其内的一个子系统。

绝大多数情况下，翻译文学在文化多元系统中处于次要地位。但佐哈尔指出，在以下三种条件下，翻译文学地位会由边缘转为中心：第一，当文学还处于“幼稚期”或处于建立过程中；第二，当文学处于“边缘”或处于“弱小”状态，或兼而有之时；第三，当文学正经历某种“危机”或转折点，或出现文学真空时刚。

二、前后中国翻译文学地位的转变，

第三次翻译高潮被认为是中国翻译史上至关重要的时期，翻译界的活跃程度在当时达到了历史最高峰，同时带来的结果是翻译文学在当时中国文化中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根据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在这一时期的几十年里翻译文学在中国社会文化系统中逐渐从边缘位置进人中心地位。

1.前翻译文学的地位

长期的封建思想使得中国一直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中国人民一直没有与外界接触，所以对自己的文化有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与优越感。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翻译活动通常不参与塑造文化多元系统的中心（佛经翻译可以说是唯一的例外），翻译系统多数时候处于中国文化系统的边缘位置，而且很不活跃”。近代中国，封建统治衰落，西方列强不断侵入，整个中国政治经济跌入谷底，然而当时的西方国家正值蓬勃发展之时。19世纪末，中国文坛开始大规模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严复和林纾是最为著名的翻译家。这一时期，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逐渐下滑，中国文化是在世界文化系统边缘的位置，翻译文学也处于中国文化多元系统的边缘位置。

2.五四时期翻译文学的地位

五四时期，中国的第三次翻译高潮进人第二个阶段。与晚清时期相比，五四时期的翻译范围较广，翻译质量较高，并且文学界涌现出几十个专门从事翻译的文学团体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在译介国外文学作品方面，不同的社团有其自己的想法与倾向，这使得翻译文学向多元化发展，体裁风格各异。与新文化运动之前相比，此时的译者最重要的特点是译者同时也是著名的作家，如鲁迅、鄣沫若、胡适、茅盾、巴金、周作人等。“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位置的标志之一就是著名作家同时也是翻译家，最知名或最受欢迎的翻译作品都是由主要作家翻译的。”所以，在五四时期翻译文学在文化多元系统中的地位从之前的边缘走向了中心。

三、前后中国翻译文学地位转变的文化原因

晚清时期，西方国家的传教士将西方宗教与文化介绍到中国的同时，也促使翻译日渐频繁，但这是由传教士这个外部因素造成的，并不是出于中国文化多元系统自身的需要，因此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仍处于边缘位置。五四时期，中国出现了严重的民族危机，封建思想日益站不住脚，国人开始意识到中国文化的弱势，此时急需从外国文化中呼吸新鲜空气，于是翻译文学便成了最直接最广泛的媒介。下文将在大的文化背景下详细阐述前后中国翻译文学地位转变的文化原因。

1.历史政治背景

鸦片战争的失败导致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日益加重，同时也唤起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甲午中日战争中偌大的中国竟败给了日本，这让有着强烈民族自豪感的中国人民感到无比耻辱；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作为战胜国却没有挣脱西方列强的侵略，这些政治原因导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五四新文化运动目的是唤醒国民，促进思想和现代意识启蒙，而当时国内文学的模式与内容都不能满足发展新思想的需要，也不能被人们所接受。于是文人志士们将目光投向国外，开始大量翻译国外文学作品。然而没有结合群众，也没有进行彻底的改良，结果这次运动以失败告终。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让中国人民看到了救亡图存的希望，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开始迅速传人中国，此阶段的翻译作品类型是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无产阶级文学作品。这一翻译高潮符合佐哈尔多元系统理论中的第三种情况，当中华民族处于危机时刻，急需引进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以实现改革社会政治制度、唤醒国民、拯救中华民族的目的。正是当时的基本国情把翻译文学推向了中心。

2.语言发展的需要

辛亥革命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为了冲破封建思想的束缚发动了新文化运动，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是其中重要内容。1915年《新青年》提倡语言形式应为文学服务，要建立明了通俗的社会文学，必须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鲁迅、胡适、周作人等是新文学创作的先驱者，也是现代翻译文学的前驱者，他们在翻译时不断摸索文学的白话表达方式，创造了现代白话文学文体。所以，现代白话文不仅运用在文学创作中，而且也表现在翻译中。正如当时的文学家瞿秋白所说，我们对于翻译就不能够不要求：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中国白话文。这是要把新的文化的言语介绍给大众。白话文体的译作比文言文体的作品要容易理解的多，所以也备受读者欢迎，尤其是文化程度不高的读者。胡适的译诗《老洛伯》、《希望》，周作人的白话文译作《皇帝之公园》、《卖火柴的女儿》等在当时很受欢迎。不同文化程度读者的增加也激励译者更多地翻译外国优秀的作品。试想若译者翻译的作品因使用晦涩难懂文言文，这种译作的读者肯定很少，因而无法达到促进思想启蒙的目的，译者也很难坚持翻译外国原作。所以，白话文的使用对翻译外国文学作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3.文化传播载体的发展

五四时期，文化广播系统迅速发展，主要反映在报纸、杂志数量的快速增加。从1910年到1920年这10间，由国人创办的各类出版物还很少，但到了1920年代，各类文学团体和各类出版物开始大量涌现。根据茅盾估计，1921-1923年，出现文学俱乐部40多个，出版物52种。报纸、杂志等出版物的增加为翻译文学的逐渐繁荣提供了有利的平台与载体。报刊种类的增多说明当时的文学界不只是重视某几类文学作品的引进，而是较为全面地吸收国外优秀文学作品，这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翻译文学走向中国文化多元系统的中心。新文化运动时期，以翻译为主要活动的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竹般出现。这些社团为从事翻译的作家与学者提供了很好的交流平台，他们就翻译问题进行探讨，提高翻译质量，坚定了译者们从事翻译工作的信心。并且，持有共同见解的作家和译者走在一起，营造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局面。这种新局面让国人认识到了翻译的力量与价值，促使更多的人阅读国外优秀作品，达到思想启蒙的目的。这对于翻译家们来说也是种极大的促进与鼓励。由此可见，文化传播载体的发展也帮助了提升翻译文学在文化多元系统中的地位。

4.译者的主体性因素

五四时期，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要想开创中国新文化运动就得吸收外国优秀文化。翻译家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参与主体和推动者，也成为促使翻译文学走向文化多元系统中心位置的关键因素。

一是译者素养和译作质量的提高。五四时期的很多翻译家同时也是作家，所以当时的译者具有深厚的文学功底，既懂得创作理念又具有专业美学素养，有利于创造出高水平的文学译作。更重要的是，他们同时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与践行者。他们非常清楚旧的文学体系缺少什么，所以知道应该从外国翻译哪些优秀作品，这就保证了原作的质量。另一现象是当时很多译者都具有留学背景。“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四之后的新文学几乎就是留学生文学。”晚清至新文学革命时期，也有不少译者精通外语，但不懂外语的林纾翻译的作品却最多。而五四时期，这种留学经历使得译者不仅精通外语，减少了语言障碍，了解国外文学保证选择有益作品，而且他们具有西方进步思想和良好的文学审美能力与文化素养。符合中国国情的高质量译作自然会被国人接受并广受欢迎，反之也促进译者更加努力地翻译外国作品并不断提高翻译质量，因此这也是促使翻译文学走向文化多元系统中心位置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是对翻译价值认识的转变。与晚清时期相比，五四时期的文人对翻译文学有了更加全面与深刻的认识。胡适主张“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沈雁冰说：“当今之时阍译的重要实不亚于创作。”由此可见，新文化运动的前驱者把翻译看得和创作同样重要，并且深刻地认识到翻译可以给文学创作带来新生命。在文学观念方面，他们也有了明显的转变。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文学只是茶余饭后的消遣品，人们没有真正认识到文学本身具有的重要意义，更没有对翻译文学的价值有清晰的认识。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在国难当头之时认识到文化的发展也遵循一定的规律，旧的不能适应时展的文化必将被淘汰，新的文化必将产生。文人们充分地意识到翻译文学在塑造新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作用与重要价值，这种对翻译价值认识的转变加快了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脚步。

三是翻译目的性的转变。晚清至五四前的西学翻译主要目的是借鉴西方国家的进步思想与文明。这一时期文学翻译的选择“思想启蒙”和“消遣娱乐”为标准，译作以社科类为多，翻译家严复的大量译作均属于社科类。而五四时期的翻译文学有其明显的目标，即发展和推动中国新文学，翻译外国文学的主要目的不再是发挥其社会功能。相较于晚清对外国文学翻译的主观盲目性，五四时期对国外文学的翻译就有了许多的自觉性。五四时期的这种强烈的自觉性与明确的目的性促使译者自主地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翻译活动日益活跃。所以，从晚清到五四时期这种翻译目的性的转变也是翻译文学走向文化多元系统中心地位的重要原因。

白洋潮翻译篇5

关键词：信达雅 日译术语 白话文 文言文 淘汰

一、两种语言角色的互换

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史上，有着许多有趣味也有意味的事。从大的方面说，有两个时期的情形特别引人注目。一是在中国唐代，一是在近代。在唐代，是日本贪婪地向中国学习，甚至是在与中国文化接触后，大和民族才首次与文字遭遇，从此才学会了书写。日语的“假名”（字母）不过是汉字的变体。在日本，为了吸收先进的中国文化，从奈良时代开始，一方面，直接学习和使用汉文，另一方面，又对中国文化典籍和中国化了的佛教典籍加以“和译”（译为日文）。在日本接触西洋文化之前的上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上，所引进和翻译的几乎全是汉文书籍。中国的书籍（即日语所谓“汉籍”）一直源源不断流向日本，或被日本的知识分子收藏阅读，或被翻刻复制，或被译为日文广为传播。在日本最后一个封建江户时代的闭关锁国时期，对外交流受到了严厉的限制。但是，即使在那种条件下，中国书籍也还是通过中国商船，一批批大量地被带到日本出售且颇有市场，汉籍的传入成为中国文化影响日本的重要途径之一。

而在近代，则是中国拼命地向日本学习。别的方面且不论，仅就语言文字方面说，在近代，倒是日本成了汉语的输出国。日本“汉语”，冲击着东亚各国的语言系统，当然也大量进入中国的汉语中，成为中国人日常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这些都是日本人对西方相应语词的翻译，传入中国后，便在汉语中牢牢扎根。如：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等第，实际上全是来自日语的“外来语”，还有象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健康、社会主义、法律、封建、共和、美学、文学、美术、抽象……数不胜数，全是来自日语。

近代中国的翻译家、翻译理论家们，通常把所译外文文本，分为“西文”和“东文”两大类。其中，“东文”指的就是日本语文。中国对“东文”及其著作，原本是瞧不起的。之所以称日本文为“东文”，据说就是因为在当时许多中国人看来，日文还不配与汉文并称。但从西洋术语的翻译上来看，汉语反输给了日文。从输出到输入，汉语与日文的角色对换不由得让人在感慨之余提出疑问：究竟是什么使得我们博大精深的汉语言文字失去了生命力？这其中当然不乏诸多历史的、文化的原因。这里就不妨从同时代的著名译家严复入手去探询一下答案。

二、严译的失败和日译的胜利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译家之一的严复先生，不仅在翻译理论上贡献巨大，他笔下的译作更是如牛毛。一百多年前，当《天演论》问世时，在知识界引发了一场地震。人们奔走相告，争相诵读。许多人将其当作枕边书，一读再读，爱不释手。严复在翻译实践上的成就有目共睹，不可磨灭。但当严复涉足术语翻译领域时，也许连他自己都没有预料到会有后来的惨败。雷颐先生在《黄金十年》一文中写道：通过大量的翻译引介，一大批日语词汇融入到现代汉语之中。有意思的是，这些词汇甚至迅速取代了“严译”（按：指严复的翻译）的大部分术语。这些几乎涉及各类学科的新词汇或是现代日本新创造的，或是使用旧词而赋以新意，现在又被广大中国知识分子所借用，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而且促进了汉语多方面的变化，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奠定了一块非常重要的基石。现在我们常用的一些基本术语、词汇，大都是此时自日本舶来。

朱星在《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史略》一书中将当时的翻译分为四类：

1.文言文古文的译语，如：严复、林纾等，这可称古译，当然寿命不长。

2.太意译的译语，如：严复《 天演论》只译大意，与原文每句并不合拍。

3.太直译的。

4.直译意译兼用。既紧靠原文，使不失真；又力求汉语化。如：陈望道所译《共产党宣言》。

那么、严复的翻译又是如何的“古”呢？他拒绝借用日文译语“社会”，而坚持把西文的“society”译作“群”，将“社会学”译作“群学”。此外，“capital”日译“资本”，严译“母财”；“evolution”日译“进化”，严译“天演”；“philosophy”日译“哲学”，严译“理学”；“metaphysics”日译“形而上学”，严译“玄学”；sympathy则译为“善相感”……

李兆忠先生的《汉字的圈套》一文中，不无遗憾地写道：这真是个值得思索的问题，同样一个西方科学术语，到了中国和日本，就被译成两种味道相去甚远的词，最后却是以中译失败，日译胜利而告终，这是为什么呢？或者换一种不太合理的问法：严复、梁启超们为什么没有想到采用明治初期的日本学者那种比较自由和通俗的意译法？同样，明治初期的日本学者为什么没有像二十年之后的大陆学者那样，采用那种引经据典式的译法呢？

王国维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批评了严复抵制日译，“自我作故”的态度，同时，对严复着力追求译语的古雅也有非议。严译在与日本译语的“生存竞争”中被淘汰的重要原因，还在于王国维指出的过于古雅。“信、达、雅”是严复对译文的三点要求。雅虽然放在最后，但严复在翻译实践中对译文之美的重视却并不在信与达之下。他要求自己的译文必须是绝对的美文，读起来和谐且铿锵，富于节奏感，而在翻译西文术语时习用单字，也正是译文本身语感的需要。在翻译西文术语时，严复也是呕心沥血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但由于严复是用先秦文体来翻译的，在用汉语为西文术语“立名”时，就不能只考虑准确，还要兼顾文气，要尽可能古雅，这就使严复的工作比日本学人要艰难得多。严复那些用古雅的单字译出的西文术语，不能说都为能传达愿意，只是把愿意传达得很模糊、朦胧，不易让人把握。而日本学人由于无须考虑什么文气，也不追求用语的古雅，自由度就大得多。为了尽可能准确全面地传达原意，他们可以用双字或双字以上的词组，而且在选择译语时，也并不在意什么雅与俗，这样就使译语更明快更直白，让人一见就懂，而且不知不觉地就用了起来，遇上这样的竞争者，严复的译语自然就只能被冷落，被遗弃了。

梁启超也对严译文体提出质疑，说严译“太务渊雅，刻意模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翻译西文，既然意在启蒙，就应该使译文能为尽可能多的人阅读，这样，就应该努力追求译文的通俗、流畅，易于领会，而不是像严复那样做得恰恰相反。原来，严复根本就没把学童一类浅学之人当作自己的读者，他的译文是给那些饱学的士大夫读的。严复认为，改造那些饱读古书而往往又顽固守旧者的思想，是最关键的事。这批人的思想改造过来了，整个社会的风气也就会发生变化。而中国的读书人都很讲究文笔之美，严复要让他们读自己的书，首先，就必须以一种美文来征服他们，对于那种本厌恶、排斥西学的人，则是给他们送上一枚糖衣炮弹。

三、白话文的胜利和文言文的失败

严译力求古雅本没有什么错误，要更深刻地理解他失败的原因恐怕要回到语言本身上来。十九世纪中期的中国外强，国运多舛，国人首先在文化自信心上产生了动摇，这种心态，使得国人把传统推上了被告席，历数其罪过，而文言文作为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必然要首当其冲地受到冲击。于是，黄遵宪要“我手写我口”，裘廷梁则声称“崇白话而废文言”，可以说是开了白话文运动的先河。到了1917年的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被推到极至。当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主旨是倡导白话文，并认为“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陈独秀也于2月发表《文学革命论》，呼应胡适。1918年《新青年》内所有文章改用白话文，《新潮》、《星期评论》等各类白话杂志也紧随其后，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版，白话文蔚然成风。1920年9月，教育部令国民学校一二年的国文，从本年秋季起，一律改用国语。至此，白话文取得了官方认可的合法地位。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严复的古雅无疑是逆流而驶。文言曾经长期用作古代汉语统一的书面语，虽然留下了丰富的文献，但是，文言一开始就同口语有距离。文言后来同口语的距离越来越远，学习起来非常困难，能使用的只是少数人，即：严译的潜在读者“士大夫”。从文言文到白话文，是汉语系统的变化，这个变化涉及语言观，文化观，社会观，政治观等的巨大变化。或者说是反映了上述观念中持有先进思想的力量觉醒和。严复在此时仍坚持古雅，虽能以其优美雅致的文笔打动人心，却始终追赶不上历史车轮的前行，失败也就再所难免。

四、结语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中国历史上外来语的侵入与国文的变化相呼应，日译术语并不是第一个。从唐朝起就出现了变文，那是和尚俗讲的产物，就是说，是进口货，本土的文人大概不会重视，可是人民群众喜欢，就有了市场。另一种是语录，是记录禅宗和尚的机锋的，也应该算进口货。总之，都是有人民群众作内应，由外面攻进来的。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即使没有日译术语的引入，严复的翻译也许仍会被淘汰，这是国文发展将必然导致的。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看到，严复翻译的西洋术语虽然输给了日文，但这并不能动摇他在翻译界以及历史上的地位。因为严复的翻译是有明确的目的性并寓有深意的：在严复和许多主张维新变法的志士看来，要挽救祖国危亡，必改革弊端、刷新政治，而欲达此目的，必须学习西方的思想学说和政治制度。他的失误在于将希望寄托在了只占社会支流的“士大夫”身上，而他的失败则提醒着我们去关注翻译标准的时代性。因为“雅”这一原则在当时无疑是不合时宜的。

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3]王彬彬：《为批评正名》，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4]王向远：《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5]于根元：《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应用研究》，书海出版社，1996。

[6]朱 星：《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史略》，新华出版社，1988。

白洋潮翻译篇6

[关键词]马建忠；翻译书院；善译

abstract：after the first sino japanese war in 1895，ma jianzhong advanced the concept of “good translation” in his “proposal for setting up a translation academy”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 translation shortcomings in the self strengthening period. the concept of “good translation” laid a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ies，while the proposed “translation academy” provided the frames for the translation academies to be set up in late qing dynasty. ma’s advance of “good translation” aimed to train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who can “know themselves and the enemy to fight victorious battles”，and had obvious historical limitations in the drastic social transformation period after the sino japanese war.

key words：ma jianzhong；translation academy；good translation

一

1894年冬，维新人士马建忠写成《拟设翻译书院议》。在这个2 500字左右的中国近代翻译史名篇中，马建忠提出了“善译”的标准：“夫译之为事难矣!译之将奈何?其平日冥心钩考，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音声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夫如是，则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1]214。

二

(一)马建忠提出“善译”理论，努力矫正洋务翻译的弊端

1862年，清政府创办京师同文馆，拉开洋务运动的序幕。在洋务运动期间，清政府除创办新式学堂外，还设立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专门译书机构。然而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指导下，由部分西人和少数洋务官僚努力而实施的翻译仅涉及少数实用性自然科学和海军军事领域。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为了“求强”和“求富”，清政府派遣了多批留学生以置之“庄岳之间”，指望他们回国后成为教学、翻译传播西学的津梁。然而，在外语日趋成为谋求新兴职业敲门砖的清末社会，回国留学生“惟以所学者为资本，赖以致富”[2]19，不想将外语翻译传授给同邦。而实际从事翻译者“大抵于外国之语言，或稍涉其藩篱，而其文字之微辞奥旨与夫各国之所谓古文辞者，率茫然而未识其名称，或仅通外国文字言语，而汉文则麤陋鄙俚，未窥门径”。由于译者的语言和专业知识普遍较低，翻译时不但“其词中所欲达之意其未能达者”，而且“又参以己意而武断其间”[1]214-215，翻译后的文本往往“于原书之面目尽失本来”[1]215，同一本西文书籍，翻译出的汉语文本有时差异悬殊无比[3]345，以至于“阅者展卷未终，俗恶之气触人欲呕”[1]215。

由于洋务时期的译者大多“通洋文者不达汉文，通汉文者又不达洋文”[1]215，中西译者主要依赖“西译中述”这一时代特有的翻译模式：“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言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若华士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初稿改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2]18。在中西合作的翻译过程中，翻译文本的选择完全根据西人的爱好和专业决定，华人译者在翻译中处于从属地位。“关于翻译本身的理论和技巧，口译和笔译者均很少了解。”[4]364“西译中述”的翻译文本“文辞艰涩”、“驳杂迂讹”、“挂一漏万，割裂复重，未足资为考订之助”，为“天下识者所鄙夷而讥笑也”[1]314-215。

为了矫正洋务翻译的种种弊端，同时着实学习西学以真正探求富强之道，必须造就一批掌握中西语言文字、熟悉专业知识、了解翻译理论和技巧的人才。

(二)马建忠提出“善译”理论，旨在培养“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翻译人才

鸦片战争前后，西方列强在国内不惜重金教学汉语言文字，翻译各类古今汉语书籍，同时派遣西人和传教士来华，在从事经济掠夺的同时，公开或秘密地聘请汉语教师，学我语言，译我经典。

虽然以魏源等为代表的进步学者和思想家在面对西方列强疯狂掠夺和清王朝故步自封、闭关自守时早就提出了翻译制敌的思想，“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4]。冯桂芬又进一步强调了翻译制敌的重要性，认为翻译“驭夷为今天下第一要政”[5]211。洋务派也明白，要了解西人“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6]。但洋务翻译“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只局限于“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不务其大，不揣其大”[7]7。士大夫阶层对于洋务翻译“泥古守旧”，而少数立志于翻译的“在位有志之士又苦于语言不达、文字不通，不能遍览其书，遂不能遍知其风尚”[1]212。如果“言语不通，文字难辩，一切隔膜”，不知西人之“情伪”和“虚实”，在对外交涉中“安能望其妥协”[8]?

面对甲午海战后的严峻局势，马建忠在《拟设翻译书院议》中开门见山，大声疾呼：“今日之中国，其见欺于外人也，甚矣!道光季年以来，彼与我所立约款税则，则以向欺东方诸国者，转而欺我。于是其公使傲昵于京师以陵我政府；其领事强梁于口岸以抗我官长；其大小商贾盘踞于租界以剥我工商；其诸色教士散布于腹地以惑我子民。”列强“之所以悍然不顾敢于为此者，欺我不知其情伪、不知其虚实也”[1]211-212。要在“外患方兴，内讧洊至”[1]216的对外交涉中“尽知其情实、尽通其雍弊，因而参观互证，尽得其刚柔操纵之所以然，则译书一事，非当今之急务”[1]212。马建忠呼吁借鉴西人于我语言文字、政令法规、文化典籍等如数家珍的做法，在通商口岸城市创设翻译书院，迅速及时地翻译外洋各国报刊书籍，造就“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翻译人才。

(三)马建忠提出“善译”理论，构建了中国近代重要译学理论的发展基础

马建忠提出“善译”之前，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徐寿、华蘅芳、李善兰等科学家针对洋务时期西方科技书籍翻译名称繁杂纷纭的现象，积极协助和配合英国传教士教育家傅兰雅提出了统一译名的3条措施，即翻译时如中文已有现成名称则用中文名称；斟酌、推敲、考证新的中文名称；对于所确定的中文名称，编制中西名目对照。“统一译名”只是纠正洋务翻译弊端的一项具体措施，尚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翻译理论。 

什么是“善译”?马建忠认为，要达到“善译”，译者首先必须通晓汉语和外语，因为任何通汉语而不达外语，或达外语而不通汉语者都不可能在翻译中准确传递原文的神韵。其次，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更要努力掌握翻译理论和技巧，充分应用语义学，“委曲推究”所有相当之实义；应用语音学，“审其音声之高下”；应用文体学，“尽其文体之变态”；应用语用学，“析其字句之繁简”；应用修辞学，研究“其义理精深奥折”。在“确知其意旨之所在”的基础上，“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准确传递原文的神韵，这样的翻译才是“善译”。

中国近代最重要的翻译理论当属严复1897年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的“信”、“达”、“雅”翻译标准。“信”就是翻译的文本要忠实于原文，“达”就是翻译的语言要通顺易读，“雅”就是翻译的文字典雅优美。“信”、“达”、“雅”翻译标准不但在当时影响极大，对以后近百年的翻译史也产生了空前绝后的影响。马建忠的“善译”要求译者研究“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努力辨别外语“音声之高下”、“字句之繁简”、“文体之变态”以及“义理精深奥折”，以便使译文与原文“无毫发出入”，这一要求已基本等同于严复的“信”，即“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备”；“善译”要求译者在“确知其意旨之所在”的基础上，“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这一要求又接近于严复的“达”，即“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9]。“善译”要求翻译的文本既忠实于原文，又通顺易读，构建了“信”、“达”、“雅”翻译标准中“信”与“达”的基础，“已与现代等值翻译理论非常接近”[10]。

(四)马建忠呼吁创设新式翻译书院，勾画了清末译学馆的基本框架

早在1861年，冯桂芬便在《校邠庐抗议》之“采西学议”中提出设立翻译书院：“今欲采西学，宜于广东、上海设一翻译公所，选近郡十五岁以下颖悟文童，倍其廪饩，住院肄业，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又聘内地名师课以经史等学，兼习算学。”[5]210冯桂芬提议创设的“翻译公所”只是教学中外语言文字的外语学校。

洋务运动时期出现了近代第一次翻译高潮。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京师同文馆等主要洋务翻译机构贯彻“西学为用”的原则，主要从事外交、海军军事和部分自然科学书籍的翻译，以翻译“求和”、“求强”和“求富”，但“专门之业不分，精致无自”[7]7，且洋务“翻译一直是外语学习的手段，而不是一门专业，即翻译始终是作为外语教学流派中的一种——语法翻译法而存在的”[11]。

马建忠呼吁创设的“翻译书院”集教学、翻译、出版于一体，努力实践“善译”，是一所专门培养既能翻译外国文献，又精通中国文化典籍的对外交涉、翻译、编纂、教习等国家急需高级翻译人才的学府，培养目标设定超越了前人，超越了体用思想的范畴。“翻译书院”在办学目的、招生对象、师资配备、语言教学、翻译实践、编辑出版、管理方法、经费配备等方面都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勾画了清末译学馆的基本办学框架。

首先，“翻译书院”努力教学中外语言文字，培养“善译”人才，以翻译为外语教学的有效手段。“翻译书院”招收已通外语者为1班，长于汉文者为另1班，聘用“兼通汉文、洋文之人”，以便因材施教。对于已通晓外语的学生，除正常语言教学外，还要求“日译新事数篇以为工课”，以翻译实践作为外语教学的有益补充。“翻译书院”同时要求通晓外语的学生加强汉语学习，长于汉文而外语基础差的学生则必须认真学习外语。如果教习能“循循善诱”，教学方法得当，2年外语学习后，这些学生即可通晓外语，“然后肄力于翻译，收效必速”，而且由于长于汉文的学生“天资绝人”，中外语言文字又“文理无间”，所异者“事物之称名耳”，所以“先通汉文后读洋文”者从事翻译，往往“事半功倍”[1]218。

其次，在翻译实践上，“翻译书院”将翻译视为一门专业，译书范围既涉及中外“通好”，又有“一事一艺”，更有“政令治教之本”和“外洋学馆应读之书”。所译西书分为3类：第1类为对外交涉书籍，即“各国之时政”、“外洋诸国内治之政”以及“各国交涉之件”等。这类书刊由于时效性强，必须“随到随译”，是“翻译书院”必须首先从事的翻译；第2类为“居官者考订之书”，即涉及自然、社会、人文、历史、军事、法律、经济等西方“政令治教”的各类科学书籍，由学生“择其善者”逐日分类翻译；第3类为西方教科书，包括算学、热学、光学、声学、电学、动植物学、金石之学、性理、格致等近代科学。“外洋学馆应读之书，应次第译成，于彼国之事方有根柢。”[1]220-221

再次，在“翻译书院”，翻译还是一门产业，以出版促进译学的发展。“翻译书院”设立印刷所，负责所译书籍的印刷出版；聘用“长于古文辞者”一方面充当汉语教习，另一方面“润色已译之书”、“商定所译名目”，同时“为同文字典底本”编制目录[1]219。学生逐日翻译的书刊经不断修改和润色后“附旬报印送，以资观览”[1]221。

“翻译书院”还配备专门管理人员，以督查学生遵守规章制度；设立图书馆，聘请专人负责购买书籍和管理图书馆的日常运作；配备专项经费，以支持翻译书院“立不拔之基”[1]222-223。

马建忠 “善译”理论是洋务翻译的一次重大飞跃，促进了我国近代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实践“善译”的“翻译书院”勾画了清末“新政”时期译学馆的基本办学框架，促进了我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但是，马建忠提出的“善译”，要求译者充分应用语义学、语音学、文体学、语用学、修辞学等理论和方法，这一要求虽然对当今翻译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还只是一个很难实现的理想。并且，在中日甲午海战后变革图强的转型社会，仅在通商口岸城市设立“翻译书院”，以培养“知其之情伪和虚实”、在对外交涉中“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翻译人才为宗旨，具有明显的时代落伍性和历史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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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90.

白洋潮翻译篇7

【关键词】译者 风格 因素

一、引言

文学翻译包括：诗歌翻译、外国、成人、儿童文学作品翻译等，以往的文学翻译主要研究翻译的原理、标准、方法等，现今的文学翻译开始研究翻译过程和译者。如：研究译者风格与作者风格是否统一，译文风格是否与原文风格统一等。而关注译者个人风格形成的起因为数不多。本文讨论译者个人风格的形成及相关因素。

《现代汉语词典》对风格一词解释： 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流派或一个人的文艺作品所表现的主要思想特点和艺术特色[10]。这些特点都和作者本人相关， 且和他的个人经历、思想观念以及艺术修养密不可分。多数学者都是从这些因素影响译者风格的角度进行研究，本文认为，这些特点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构成了译者的风格。

二、各种因素与译者风格的关系

（一）时代与译者风格

翻译，无论是作为文化现象、思想运动，还是作为一项职业、一种知识技能，总与所处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5]。

19 世纪末著名翻译家严复译《天演论》时提出的翻译价值评判标准之一是“雅”，他主张使用汉代之前的古典汉语，并做到“信达之外，译文要雅致，讲究文字之美，整洁流利， 声调的和谐动听[6]。”

以前我国的翻译史曾出现过的三次翻译高潮都与时代背景紧密相连[2]。第一次出现在东汉，鼎盛于唐代，主要是对佛经的翻译。第二次出现在明末清初。欧洲传教士大量来华布道，进行宗教扩张。前两次翻译高潮时期，译者风格无疑披上了宗教色彩。鸦片战争后，是以大规模引进 “西学” 为标志的翻译高潮。此阶段的翻译活动主要集中在把西方先进的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思想文化制度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可以清晰地看到，每次翻译活动的开展都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与时代脉搏紧密相连。

后，国人革命热情高涨，借助文学手段进一步达到革命的目的。我国开始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苏俄等作品的大量翻译。当时的翻译平铺直叙，铿锵有力，处处洋溢着革命热情。翻译形式由“文言文”逐渐被“白话文”所代替，如：郭沫若喜欢选择时代特征与自己风格紧密结合的作品来翻译，译作如歌德的《浮士德》、席勒的《华伦斯坦》等。瞿秋白响应革命号召，翻译作品有《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这些译作都体现了时代特征，他的风格的形成顺应时代，响应时代的使命。

译者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必然使自己的风格与时代相呼应。当然，时代对译者风格的形成也有局限性，使译者自己的思想、自己的风格不能自由地体现在译作中。

（二）流派与译者风格的关系

翻译流派的标志性特征是翻译思想，而译者的个人风格从属于这个流派的思想。

中国的诗歌翻译大致存在三个流派的译者，分别将韵诗翻译成：散文、自由诗及韵诗[8]。第一种：散文代替韵诗。翁显良是这个流派的代表人物，他认为译诗不仅仅是简单地对原诗进行复制， 译诗不仅要在表层上和原诗近似，更要在精髓上和原诗近似。

登鹳雀楼 （王之涣）

白日依山尽， 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Upward！

Westward the sun， ending the day's journey in a slow descent behind the mountains. Eastward the Yellow River， emptying into the sea. To look beyond， unto the farthest horizon， upward！ up another storey！（翁显良译）

这个译文语言优美并忠实于原诗。完全将押韵诗歌翻译成了中国的散文。此外译诗没有受到原诗形式的限制，形式很灵活，看是形散，实际神不散。

第二种：改变韵诗的形式将其译成自由诗，自由诗就是结构、章节、音步、押韵方面都比较自由、灵活。译者代表有 Tr. Amy Lowell和Tr. Witter Bynner.

春晓 （孟浩然）

春眠不觉晓，处处为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A Spring Morning

I awake light-hearted this morning of spring，

Everywhere round me the singing of birds ---

But now I remember the night， the storm，

And I wonder how many blossoms were broken.

（Tr. Witter Bynner）

这首诗歌翻译采用的方式非常灵活，译文主张在翻译过程中保持译诗在意思上忠实于原诗是第一位的， 这种意思的忠实通过再现原诗的意象获得。比如：在这首诗中“singing of birds” and “blossoms were broken”均在意象上满足了原诗的要求。

第三种：把中国韵诗翻译成严格形式上的英语押韵诗。代表译者有：许渊冲、 孙大雨等，他们认为如果原诗歌是押韵的，在翻译时尽量译文也押韵。

A Spring Morning

This morn of spring in bed I’m lying，

Not woke up till I hear birds crying.

After one night of wind and showers，

How many are the fallen flowers！

（许渊冲译）

同样是译《春晓》，许渊冲对诗歌的翻译体现了“意美、音美、形美”，且注重诗歌的押韵，如：第一、二句的“lying” and “crying”；第三、四句的“showers” and “flowers”.对比原诗歌押韵的词是“晓”“鸟”“少”，可见译者试图通过保持原诗的韵律从而在风格上和原诗保持最佳对等。该流派认为原诗的韵律特征是再现原诗美学价值不可缺少的因素。

第二、三种虽然都是对《春晓》的翻译，但是风格截然不同，本文更倾向于第三种翻译风格，因为它真正体现诗歌的节奏及韵律美。由此可见：译者风格的形成也是流派的形成，流派的形成是译者风格形成的反映，两者相辅相成。

（三）主客观因素与译者风格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在解读原文时会受许多主观因素的限制，如：译者的思想气质、价值观念、语言功底和习惯等。同时，也是这些因素形成了译者的个人风格。译者风格的形成与翻译对象的选择、所遵循的翻译标准、使用的翻译方法以及译文语言运用的特点等方面息息相关。

1.客观因素与译者风格

译者所遵循的翻译标准会直接决定他所采用的翻译方法，而翻译方法决定了他的翻译风格[11]。如鲁迅对翻译标准的主张是：“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则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原作的风姿[1]。” 所以，他主张直译，把原文中的语法、句法等都译出来，以补充新文学的语言和新鲜血液。他的诸多译文不但输入了内容，也使用了新的表现方法。而傅雷认为翻译应“重神似不重形似，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生硬拗口之病；又须能朗朗上口，求音节和谐[9]。”因此，他的译文准确流畅，既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又传达了原著的精神。

2.主观因素形成译者风格

第一，译者选择什么样的作品作为翻译对象，反映了他的个人倾向，而选择倾向能够反映出他的个人风格。如严复为求社会变革，实现富国强兵的愿望，先后翻译了多部西方社会著作，如：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等；瞿秋白在20世纪30年代初翻译了很多作品，如《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关于左拉》等，正是因为瞿秋白对革命的热爱，促使他进行文学翻译，他翻译的作品非常符合革命的需要，因此他的翻译风格无疑打上了革命的烙印。

第二，译者风格的形成与选词及句式的表现手法相关联。每个译者基本上都选择与自己风格接近的作品来译，并且在语言运用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体现在组句、选词、修辞手法的使用等方面。译者在翻译原作时，他的语言使用风格或多或少都会流露于译作当中。下面是钱歌川对字句的翻译。

例如：Who can say in what remoteness of time， in what difference of earthly shape， love first comes to us as a stranger in the jungle？ 《Happiness consists in Love》――爱这东西，不管是在多么远古的时代，不管是采取怎样现世的形态出现，总好像在森林中遇到的陌生人一样，是一个谁也不能了解的哑谜[6]。钱教授用中文的陈述句代替英文的修辞句。Who can say变成了“是一个谁也不能了解的哑谜”，前面加了“不管是”两个排比， 译文可谓是灵活、忠实、流畅、生动！

三、结语

本论文从多个角度对译者个人风格的形成进行了阐释：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如：时代、流派和主客观等因素。通过对这些因素的分析，可知在文学作品翻译过程中，翻译风格是很重要的。了解译者的翻译风格的形成过程，主客观因素与译者风格的关系，将有助于加深对文学翻译的深层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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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z].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白洋潮翻译篇8

民国时期刊物众多，具体来看，登载外国文学译文的刊物主要有三类：首先是一般性的杂志，虽然不是专门的文学期刊或翻译刊物，但出于文化启蒙以及促进社会变革等目的，也刊载了一定的外国文学作品，并产生了较大影响，这类刊物的代表如《新青年》《少年中国》《现代》等；其次是文艺期刊，尤其是文学社团的机关刊物，如文学研究社的《文学旬刊》，创造社的《创造》季刊，新月社的《新月》，未名社的《莽原》，学衡派的《学衡》等，都将外国文学的翻译作为刊物的重要内容；最后在30年代还出现了专门译介外国文学的杂志如《译文》《西洋文学》等，为该时期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以上各类刊物由于译介外国文学的目的不同，以及文学倾向的差异等，在译介的方式、内容和侧重点方面也多有不同。《新青年》在民国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中起到了先导性的作用。据统计，1915～1921年的6年时间里，该杂志共发表了约128篇翻译作品。其中日本文学作品数量最多，共有35篇，占全部翻译作品的27%。其次是俄苏文学作品，共有18篇，占总数的14%，重点译介的作家有易卜生、王尔德、莫泊桑、屠格涅夫、泰戈尔等，译者则包括了陈独秀、胡适、刘半农、鲁迅、周作人等名家。在它之前，期刊对外国文学的翻译主要受利益驱动，以满足读者需求为目的，并不太看重文学性，不以艺术价值为评判标准，而相对注重文学的可读性和娱乐性，对国外通俗文学译介较多。但自《新青年》开始，文学翻译更加注重作品的思想性和社会性，将外来文学翻译作为引进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途径和方式。在办刊之初，陈独秀就提出“，西洋所谓大文豪，所谓代表作家，非独以其文章卓越时流，乃以其思想左右一世也”。《新青年》曾先后翻译了屠格涅夫、王尔德、易卜生等国外名家作品，很多都是国内的首次翻译。对易卜生作品的一系列翻译，更突出体现了该杂志的翻译特点。胡适对此有准确的评述，《新青年》译介易卜生，“在于借（易卜生）戏剧输入这些戏剧里的思想”，他们“注意的易卜生并不是艺术家的易卜生，乃是社会改革家的易卜生”。

茅盾也指出了这一点，认为在《新青年》的翻译中，易卜生并不是作为戏剧家和作家，而是“文学革命、妇女解放、反抗传统思想……等新运动的象征”。除一般性杂志之外，在民国期刊中，对外国文学翻译起到更大作用的是文艺期刊。如有学者所说，当时“几乎所有的文学刊物每期都有几篇翻译文学的作品发表”，而一些文学社团的机关刊物，如《小说月报》《创造》季刊、《新月》《学衡》等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小说月报》创刊于1910年，1921年茅盾担任主编后，改变了原有的编辑方针，特别提出“移译西欧名著使读者得见某派面目之一斑，不起空中楼阁之憾，尤为重要”。由此，《小说月报》成为民国时期译介外国文学的重要阵地，仅1921～1931年的10年间，该杂志就译介了外国文学作品800余篇，涉及的作家来自几十个国家。同时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刊物，其翻译也反映出了该社团的文学倾向，即重视俄国、法国、北欧等国家尤其是“被损害民族国家”的现实主义作品。而作为创造社的刊物《，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和《创造日》等更多表现出重浪漫主义的倾向，其译介重点包括了卢梭、歌德、海涅、拜伦、雪莱、济慈、惠特曼等西方浪漫主义作家。由于创造社成员如郁达夫、成仿吾等都曾留学日本，杂志对日本文学的译介也占了很大比重。《新月》对外国文学的译介主要集中在英美文学方面，这与新月社成员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人的英美留学背景有关，由于深受英美文学的浸染和影响，他们在对外来文学的翻译中侧重选择英美近现代作家作品，表现出与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不同的倾向。其译介重点有英国作家济慈、哈代、曼斯菲尔德等，对英美现代主义作家如艾略特、伍尔夫、劳伦斯、奥尼尔等人的作品也多有翻译，填补了国内此前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翻译中的空白。除此之外，还有未名社创办的《未名》半月刊、《莽原》周刊等，对苏联、日本以及法国文学等多有译介。三四十年代，一方面原有的文学期刊因各种原因终刊，如《未名》1930年停刊，《新月》1933年停刊《，学衡》也出至1933年第79期停刊；另一方面抗日战争爆发，社会局势混乱，文学翻译一度出现沉寂。但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多个专门刊载译文的期刊，如《译文》《西洋文学》等，使外国文学翻译在艰难的时期仍然得以持续。《译文》创刊于1934年，是我国最早的专门译介外国文学的刊物，而创刊目的则如茅盾所说，“是供少数真正想用功的人作为‘他山之石’的”。在翻译题材选择方面，该刊没有特定的限制，但从其发表的文章来看，杂志在广泛涉及各国文学的同时，仍然侧重苏联文学以及现实主义作品的翻译，这也反映了刊物最早的发起者、主编鲁迅的文学倾向和主张。《西洋文学》存在时间较短，自1940年9月创刊，仅出版了10期，但在外国文学翻译方面也做出了很大贡献。在译文选择方面，《西洋文学》更看重诗歌，曾刊发多位英国诗人作品，如拜伦、雪莱、柯勒律治、华兹华斯、叶芝、乔伊斯等，尤其是对于乔伊斯的译介（该刊译为“乔易士”），在乔伊斯去世的两个月后制作完成，包括了作家小传、诗歌、小说、评论等，内容全面，反映出了当时国内期刊对于国外当代文学事件的迅速反应，同时也体现了编者的独特眼光。

二、民国期刊译介外国文学编辑策略

民国时期各类期刊对外国文学的译介，一方面继承了晚清以来文学翻译的余波，另一方面也与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文化需求有关，为了“别求新声于异邦”，达到文化与文学变革的目的，当时的文人学者大力引介外来文学，并将文学作为传递新文化、新思想的有效工具。然而外国作家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毕竟存在着语言与文化的隔膜，为此各期刊在外国文学译文的编辑方面也采取了各种不同的策略，从而有效地消除阅读障碍，推动了作品在读者中的阅读与接受。以“专号”“特辑”等方式对重点作家作品做出推介，是民国期刊译介外国文学的重要策略。相对于书籍出版，期刊的翻译更加迅捷、及时，但也存在着译介零散、不系统的问题，而有关外国文学的专号、特辑的出现，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专号（特辑）多围绕特定作家或主题进行，如最早由《新青年》推出的“易卜生专号”，是我国期刊发展史上第一个作家专号，为此后的期刊译介外国文学起到了示范作用。此后《小说月报》先后推出安徒生、拜伦、罗曼•罗兰等作家专号，《西洋文学》推出“拜伦专栏”“乔易士特辑”“叶芝特辑”。也有专号围绕更广泛的主题进行，如《小说月报》推出的俄国文学、法国文学、被损害民族文学、非战文学专号等。“专号”“特辑”的出现，一方面与编译者的文学倾向有关，体现出编者在一定时期内对外国文学的关注重点；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期刊本身对外界事件的迅速反应。1932年高尔斯华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年《现代》刊登“约翰•高尔斯华绥特辑”。1933年2月萧伯纳来华，在接下来的3月份国内期刊中出现3个专号，分别是《论语》“萧伯纳游华专号”、《青年界》“萧伯纳来华纪念”、以及《矛盾》“萧伯纳氏来华纪念特辑”。一些外国著名作家的诞辰、纪念日等也成为开设专号的好时机，1924年拜伦逝世100周年《，小说月报》推出纪念号“拜伦专辑”；1923年，《创造》也推出了“雪莱纪念号”；类似的还有1932年《现代》的“司各特百年祭特辑”等。从以上专号的内容来看，以国外近现代作家为主，但也有例外，如莎士比亚特辑在民国期刊中就曾多次出现，1937年《新演剧》《戏剧时代》分别推出“莎士比亚特辑”，1941年《戏剧春秋》为莎士比亚逝世325年推出“莎士比亚纪念辑”，1948年《文潮月刊》也推出了“莎翁专辑”。

特辑、专号往往包括了作家小传、作品译文、相关评论等内容，对作家作品做出了更为立体和深入的呈现，从而有效推动了外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更大的社会影响。以“编者注”或“译者注”的形式对外国文学作品进行介绍，也是民国期刊译介外国文学的重要策略。虽然自晚清以来，随着翻译业务的逐渐发展，国内读者早已接触到国外的文学，但民国期刊中出现的大多数作家作品对当时读者来说仍然是陌生的，为了消除隔膜，更有效地推动外来文化与思想的传播，各期刊往往会在刊发译文的同时，对作家作品加以说明，内容一般包括作家生平、作品介绍、创作背景等，编者（或译者）有时也会对作品做出点评，这些或长或短的注解构成了读者在阅读译文之前的“期待视野”，在很大程度上引导了读者对特定作品的理解和接受。1923年第4期《创造》季刊登载了多首雪莱诗歌译文，诗前都有一段文字，不仅介绍了诗歌创作的时间、地点、缘起，同时也多有短评，如认为《西风歌》（OdetotheWestWind）“原诗音调极其雄厚，真如暴风驰骋，有但丁之遗风”。而更明显地体现出这一点的是《学衡》的翻译，在译介外国文学作品时，《学衡》编辑经常会加入“编者注”，有意识地引导读者阅读。以1925年第39期华兹华斯诗歌翻译为例，在译文前编者先以“按语”的形式对华氏文风做出介绍，认为其诗“高旷之胸襟，冲和之天趣，而以简洁明显之词句出之，盖有类乎吾国之陶渊明、王右丞、白香山三家之诗也”。将华兹华斯与中国古典诗人相提并论。而对于下文所译“露西”组诗第二首的解读，“按语”也从中国古典诗歌托物喻志的传统出发，认为该诗“盖威志威斯（华兹华斯）理想之所寄托”。通过“编者按”的形式《，学衡》编辑对华兹华斯这位浪漫主义诗人“改头换面”，使其带有了中国古典诗人的色彩，并进一步实现了借外国文学来彰显古典文学价值的目的。图文并茂，以插图的形式使读者获得对外国文学更直观的认识，是民国期刊译介和推广外国作家作品的又一个策略。插图的采用一方面有助于读者对外国作家产生直观印象，消除距离感，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作家形象的深入人心，因此成为民国期刊在推介外国文学时经常采用的编辑策略。如1923年14卷9号的《小说月报》推出“太戈尔号”，封面即印有泰戈尔像，刊内除登载泰戈尔作品译文以及各类评论文章之外，还附有7幅插图，分别是“太戈尔像”（两色版）“、一八七七年时的太戈尔”“壮年时的太戈尔”“幼年的太戈尔对他父亲唱歌”“太戈尔的手迹”“在美国时的太戈尔”（2幅）。1924年15卷4号《小说月报》刊登“诗人拜伦的百年祭”，其中也加入了6幅插图，包括了拜伦不同时期的画像，诗人手迹以及故居图片等。插图的加入使纪念特辑有点有面，诗人形象更加生动可感，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外国作家作品在国内读者中的传播。1925年鲁迅的小说《伤逝》中就曾提到“一张铜版的雪莱半身像，是从杂志上裁下来的，是他的最美的一张像”，同时还提到了“雪莱淹死在海里的纪念像”。《伤逝》的故事可能是虚构的，但其中提到的这一细节却真实反映了杂志刊登的作家肖像在读者中的影响。一些外国作家如拜伦、雪莱等的偶像气质，及其在青年读者心中的深刻影响，都与期刊中频繁出现的作家肖像有关。

三、民国期刊与外国文学译介

大量期刊的存在及其对翻译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民国时期外国文学的翻译与传播。一方面，与书籍出版相比，期刊的周期短、价格低廉，覆盖的读者群体也更广泛，通过期刊的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在国内传播的时间大大缩短，同时也有机会面对更多的受众。另一方面，期刊的包容性与灵活性，也使其容纳了更多样的外国文学作品，从而使国内文学翻译更加丰富和多元化。民国期刊对于外国文学译作的大量需求，在客观上促进了译者队伍的发展。从译者身份来看，当时期刊译文的来源主要有3种途径，一是名家征稿，现代文学史上知名的学者、作家如胡适、鲁迅、周作人、徐志摩、闻一多、沈雁冰等，同时也是外国文学的翻译名家，他们大多有国外留学的背景，精通一门或几门外语，因此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同时也为多家杂志供稿。张芝联在回忆40年代的杂志编辑时，就提到“当时滞留上海的著名翻译家”，以及“西南联大的一些成名译者”都曾为《西洋文学》提供稿件。另一种来源是期刊编辑的译稿以及自组稿件，如前文所述《学衡》出现的一诗多译，主要译者都是主编吴宓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期刊所选译文则是他们在翻译课上的作业，其中陈铨、贺麟、张荫麟等后来都成为我国著名的翻译家。还有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读者投稿，一般在推出系统的翻译专号之前，期刊都会提前发出通知向读者征稿，如《论语》第52期发出消息征集译文，并在第56期时推出了“西洋幽默专号”。

徐志摩也曾在《晨报副刊》发表《征译诗启》，列出6首英语诗歌原文，并向读者征集译文。期刊对翻译作品的大量需求，推动了译者队伍的壮大，也进一步促进了文学翻译的繁荣。期刊的译介及其在读者中的广泛影响促使单行本出现，进一步推动了外国文学的传播。由于期刊的灵活性与快捷性，很多外国作家作品都首先在期刊中得到译介，在产生一定影响后才出版单行本。如我国对莎士比亚作品的介绍，虽然很早就开始，但真正以白话文和完整剧本的形式介绍莎翁剧本，是1921年《少年中国》2卷12期刊登的《哈孟雷特》（《哈姆雷特》），译者为田汉，该剧本于次年作为《莎氏杰作》的第一种由中华书局出版。1922年田汉又翻译了《罗密欧与朱丽叶》，刊载于《少年中国》4卷1期，后作为《莎氏杰作》第六种出版。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一般来说，期刊的翻译都早于译本出现，在经过了期刊的译介，并在读者中积累了一定的人气之后，外国作家作品才能够进入出版商的视野，因此期刊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前站。此外，也有一些外国作家作品的翻译只出现于期刊中，而并未出版其他译本。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一些作品如短剧、诗歌等，并不适合出版单行本。同时一些非名家名著，在读者中影响不大，缺乏接受的基础，也导致单行本的缺失。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反映了期刊译介的丰富性和多样化。民国时期，各类期刊对外国文学的译介，不仅使读者更广泛地接触到外国文学作品，同时也进一步展示出该时期文学翻译的完整面貌，构成了现代文学翻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