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洋淀对白洋淀诗群的影响

摘 要：白洋淀诗歌群落是一个活跃于上世纪70年代初的地下文人群体，人们总能发现白洋淀诗歌群落中的诗人们展现白洋淀风土人情、地理环境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无限联想与感慨的诗作，从中可窥见白洋淀对诗人们的创作具有的潜移默化的作用，白洋淀于无形中影响着诗人们创作的内容与风格。

关键词：白洋淀；白洋淀诗群；地理空间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0-0159-03

在白洋淀这里，有着很多文学类型的辉煌足迹，像是以孙犁为首的小说流派荷花淀派；以多多、根子、芒克为代表的白洋淀诗歌群落；以影视剧《小兵张嘎》《新儿女英雄传》为代表的影视文化，这些不同的文学类型使白洋淀形成了一个大的文学格局。而本文将就白洋淀的地理空间位置来分析白洋淀对白洋淀诗群的影响。

一、白洋淀诗群下的白洋淀文化

1988年，诗人多多（原名栗世征）在第三期《开拓》上发表了《被埋葬的中国诗人》一文，从此开启了文坛对一个被埋没多年的诗歌群体的挖掘与研究工作，这个诗歌群体就是白洋淀诗歌群落。因为随着对白洋淀诗群的不断地向深广挖掘与探索，当时的很多文学活动渐渐浮出水面，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文学又呈现出了另一番景象，白洋淀诗群的出现打破了时期无文学的说法。

白洋淀聚集了大批北京、天津等周边城市的五百多名知识青年及文学创作者，因此，白洋淀的文学意义是不可小觑的。又因为白洋淀特殊的空间地理位置，使得白洋淀地区的知青们和其他文学创作者远离了中央的那种万众一心颂革命的口号式创作，使他们远离了时期的集体话语狂欢式的对意识形态的高歌，使他们得以保存自己的个体主体性、延续自己的观点，保证了文学的本体性。

语境对人们的禁锢，使人们以更隐秘的形式不断地制造着时机推倒的文化专制统治、消解话语的固有模式。白洋淀诗歌群落的成员们以自己特有的思想创作模式打破了所设定的，捍卫着自己的自由话语权力，展现了他们顽强的创作生命和不屈的革命品格。白洋淀诗群的创作多是呈现出个人化写作风格的，但他们有着共通的地方，就是对人性的关怀、对生命的思考以及对自由的追求。在白洋淀诗歌群落中的诗人们，我们总能发现他们能够展现白洋淀风土人情、地理环境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无限联想与感慨的诗作，即使不是完全的介绍白洋淀，但也可窥见白洋淀对诗人们的创作具有的潜移默化的作用，白洋淀于无形中影响着诗人们创作的内容与风格。从诗人们的诗作中不同程度的读出白洋淀这个地理空间对他们创作的影响，像是在林莽的《水乡纪事》中：“如果你还记得我/那些被收割的芦苇在一片片倒下/淀子已进入了深秋后的开阔/脚下落下很软/隔岸，我听到了你的呼唤。”①林莽写于1969年的《深秋》和《暮秋时节》，也是写于在白洋淀插队初期并且对白洋淀进行了直接描写的诗歌。而《林莽诗选》的封底图案正是取自白洋淀的景色。根子的一首写于1975年的长诗《白洋淀》（又被叫做《橘红色的雾》）。传说是为了悼念当年那些因为对丧失信心而集体跑去白洋淀自杀的年轻人而做，根子也因此遭受牢狱之灾。此诗非常鲜明的表现着根子对当时时代的反抗与彻底地否定。

二、以文学地理语境关照白洋淀诗群的影响因素

关于影响白洋淀诗群形成的影响因素有很多，本文主要想从文学地理学语境来关照白洋淀这一地理空间对白洋淀诗群的影响。

“现代法国思想大师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认为，在所谓的现代社会中，空间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是毋庸讳言的。人类从根本上来说是空间性的存在者，总是忙于进行空间与场所、疆域与区域、环境和居所的生产。在这空间性的生产过程中，人类并不是单纯的，而是被包裹在周围的复杂社会空间的重叠和渗透之中。”②

当然，在阐述白洋淀特殊地理位置对文学格局形成的贡献时，笔者认为“环境虚无论”具有片面性，但我们又不能将文学格局的形成完全归功于白洋淀，这样容易陷入由亚里士多德提出、孟德斯鸠发展的“环境决定论”这一误区。但是白洋淀这一地域空间带给作家们对文学空间的书写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的确是毫无质疑的。

（一）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

在历史上，白洋淀也是个英雄辈出之地，有许多历史事件都与白洋淀有关，比如刺秦的荆轲，荆轲在踏上刺秦征途时，在易水之畔，与好友高渐离的那场著名的离别之际的和乐而歌高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桥段，正是发生在白洋淀；北魏时期的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元曲四大家之首关汉卿等等均是出自白洋淀周边。而非常喜欢微服私访的康熙皇帝在路过白洋淀时，更是经常应白洋淀之景诗兴大发，留下许多诗句。

白洋淀还产生过在文坛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小说流派荷花淀派，荷花淀派独有的恬淡优雅之气和闲散飘逸之风想必也从某种程度上加深了这批年轻人对诗意的、美好的人性的向往。如果说燕赵文学慷慨悲歌的苍凉之感，给知青们的诗作涂上了一层鲜明的反叛和批判的个性，那么荷花淀派则加深了知青们对诗意的、美好的人性的向往以及他们浪漫的天性，比如芒克的《土地》《雪地上的夜》等都展现了这一特点。白洋淀的水波光粼粼，白洋淀的荷花美不胜收，令人们心驰神往，白洋淀不但景美人美，而且还是一个充满诗意与浪漫文学气息的地方，在这里走出了许多著名文人墨客，自古至今从未间断。

而且根据宋海泉在《白洋淀琐忆》里的一段记录来看，当有人问他去白洋淀插队的原因，他含糊地说是鬼使神差，不过接下来宋海泉又分析说，他对白洋淀的想象全部来自文学作品，在列举过很多与白洋淀相关的作品之后，他又说到了孙犁的《白洋淀纪事》，强调尤其喜欢孙犁的作品，最后他说，他把白洋淀想象成一个能够让他临时栖身用以躲避纷乱的世外桃源。宋海泉的这段回忆其实就已经能够证明他本身就从潜意识里早就开始接受着白洋淀文化传统的熏染却不自觉。

（二）自然环境的影响

白洋淀坐落于河北省中部，是海河平原上最大的湖泊，被称为“北地西湖”、“渔米之乡”，并有“华北明珠”的美誉。

湿地本来就是一个孕育文明、创造人类文化的摇篮，比如中华五千年文明诞生于黄河沿岸和长江流域，由威廉・华兹华斯、骚塞、柯勒律治组成的著名诗派“湖畔派”。而白洋淀恰恰是海河平原上最大的湖泊，能够产生出如此优秀多样的文学类型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白洋淀不仅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而且它的美总是会让人流连往返。白洋淀的水波光粼粼，荷花出淤泥而不染，这些美不胜收的自然的景色刚好与当时的这一批漂泊无依的青年们心灵相契，他们清晰的体会到了生活的苦难与艰辛，感受到了生命的意义，诗开始慢慢地在他们心中酝酿……当然我们应该认清，白洋淀诗群的作品从本质上看并不属于纯粹的乡间诗歌，白洋淀仅仅是为诗歌的发展带来了一次机遇，给予了他们创作的灵感与空间。朦胧诗人们多产生于白洋淀，更可见白洋淀优美的自然环境对作家创作的影响之大。

白洋淀诗歌群落的诗人们受着白洋淀优美风景的影响，使得他们的诗歌中也不乏优美浪漫的风景诗，歌颂大自然的美丽，歌颂对生命的热爱，歌颂青春的美好。例如芒克的很多诗中四处洋溢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气息，例如《阳光中的向日葵》《春天》《秋天》《白房子的烟》。

白洋淀给无数文人墨客或是艺术创作者带来了创作的灵感，也以其独特的地理优势、丰富的物产滋养着华北朴实的劳动人民以及慕名而来的艺术家们。也因为有白洋淀这个相对稳定的聚居地，白洋淀诗歌群落的成员们才能非常方便的开展诗歌交流与创作。芒克也说过，因为有着这些成员们他才有了积极的创作热情，否则他的创作也许根本就不会延续至今了。白洋淀因着它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形成了当地人们朴实的性格，也形成了独特的文学格局，形成了具有明显特色的文化类型，这就是白洋淀的丰硕成果。

（三）地理空间位置的影响

白洋淀向北距离北京156公里，向东距离天津152公里，向西距离保定45公里，向南距离石家庄189公里，是华北平原最大的淡水湖泊，也是该地区较大的一块湿地。

20世纪60、70年代，知青上山下乡，白洋淀作为乡村，不像城市的政治局势那样紧张，在白洋淀这样的地方，文学创作者们可以悄悄地进行文学观念的交流与集会。很多被列为禁书的文学作品在白洋淀的知青们中间广为传散，期间被禁谈的话题也在他们中间悄悄地被讨论着。在白洋淀，知青们以及文学创作者们一方面受到大的政治局势的限制，另一方面又因为白洋淀独特的地理位置保持一定的活动自由，很多知识青年以及文学创作者都是主动选择白洋淀的。因此，在期间，白洋淀滋养与保护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创作者。

关于白洋淀地理空间位置的优越性，我们可以将同是白洋淀的一位成员、一位先导者食指插队的山西杏花村进行比较。与大部分白洋淀诗人们的自主选择来到白洋淀、自主的选择人生道路不同，1968年食指被硬性安排到杏花村，就像是发配，他没有主动权，因而从某种意义来说也就失去了一部分自由。与白洋淀相比，杏花村也有一些沙龙活动存在，但相较于更加接近北京的白洋淀来说，杏花村的文学活动可以说是相当贫乏的。

另外，从阅读书目来说，由于白洋淀接近北京，当时的年轻人能够比较容易的经常接触一些由北京流出来的灰皮书、黄皮书等等，他们也更能了解北京的政治文化动向，相对来说白洋淀更加的开放，可以说是一种城市文化现象；而食指，由北京来到山西，从文化非常开放的大城市走到了非常封闭的乡村，那里仅有的一些阅读体验也不外乎读《外国民歌二百首》，对于食指来说，这些精神食粮并不足以为食指充饥。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当白洋淀诗人们创作正盛之际，食指的创作水平却慢慢走进低谷。这种不同的创作环境，影响了诗人们对事物的理解，使他们拥有了不同的创作理念。

从空间概念上来说，食指所在的杏花村，在偏远的陕西一隅，离北京相对较远，不方便与外界交流；而白洋淀则距北京不到两百里，年轻的诗人们可以经常来往于北京，尤其在1973年左右，白洋淀诗群与北京地下沙龙保持了非常紧密的联系，其中就有当时北京非常著名的一个地下沙龙――铁道部宿舍的徐浩渊沙龙。因为与北京距离非常近，其他地方的青年又可以很方便的取道北京来到白洋淀，这也是白洋淀文学活动比较活跃的原因。因此，白洋淀就会经常聚集着一些文化素质非常高的来自不同领域的知识分子或艺术青年，与他们接触的人中有些本身都是具有艺术家与诗人的双重身份，白洋淀诗群的青年们在与他们的交流中拓宽了眼界，提高了境界，这更加便于他们保持思想认知方面的高度；而食指还是一直停留于与个别的知青读诗、讲故事一类的活动，使他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并未有长足的进步。

另外，当时白洋淀当地派性斗争非常激烈，而知青们本身与当地以贫下中农为主的群众们并没有“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所以当地人并不是经常关注插队知青的思想和文化活动，所以政治上形成一个相对比较宽松独立自由的小生态圈。据很多知青的回忆，很多地方的政治环境是非常恶劣的，像是军垦农场（如北大荒）、建设兵团等地就对知青们实行半军事化、颇为严格的管制，并且对一些相对激进的插队知青的打击是非常严重的；而与其他偏远落后的地方相比较、白洋淀作为鱼米之乡，物产较为丰富，能够保证知青们的温饱，而食指所在的杏花村各方面的情况就不如白洋淀乐观。因此可见，封闭的文学地理空间能够从很大程度上制约作家的创作，并且甚至会遏制他们与现代文化思想的接触，终止了作家的主体身份的独立性成长。

如果和同时期的其他诗人群体来比较，白洋淀这里同样是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20世纪60、70年代，除了北京及北京周边的地下诗人群体活动，贵州诗人群、福建诗人群、上海诗人群等也是当时有过活动的诗歌群体。以贵州诗人群为例，它远离北京，偏安西南一角，他们的成员的主要有哑默、黄翔、伍汶宪、李泽华、路茫、方家华、莫建刚等，而目前文学界可掌握的也就只有黄翔、哑默的作品了，而其他诗人的相关材料以及他们的诗作的掌握少得可怜，他们的受关注度与认可度远不及白洋淀诗群。究其原因，一方面对于贵州诗人群的资料匮乏有关，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的诗作缺少十分明确的创作时间和传播事实，再者与当时的诗人自身的成分不无关系，他们大多是军官、资本家的后代，因此他们被视为“社会渣滓”、“渣滓鱼虾”，所以总会受到政治迫害与歧视，使得诗人们的精神上承受了相当沉重的政治压力；而贵州一定程度上说并不属于物产富饶之地，诗人们在承受着精神压力的同时，还并不能保证物质上的富足。而这所有的原因都与贵州的地理位置偏远有很大的关系。

对于白洋淀诗歌群落的成员们来说，白洋淀成了四处漂泊无依的诗人们的最后归宿，这里有着优美的风景，有比其他地方更优越的经济条件和更宽松的政治环境，可以让他们当时疲劳无助的心暂时栖居，这很大程度上都归功于白洋淀优越的地理空间位置。

注 释：

①林莽.林莽诗选.时代文艺出版社，2006.

②包亚明.空间文化与都市研究.文汇报，2005-11-6.

参考文献：

〔1〕陈超.打开诗的漂流瓶――现代诗研究论集[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2〕陈超.中国先锋诗歌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3〕杨健.中的地下文学[M].朝华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