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的文章范文

丰子恺的文章篇1

【关键词】丰子恺 书籍装帧 民俗文化 民俗风貌 人文情怀

丰子恺是一位融汇中西文化的大师，他曾经为大量的图书设计封面与插图，所绘图案笔法流畅简洁、一气呵成，描绘人之常情，没有矫揉造作，这份真实与平凡来自于他根深蒂固的民俗情结。丰子恺将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纳入到书籍装帧设计中，使民俗文化重放异彩的同时，又添加了一份浓重的人文情怀，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

丰子恺出身于书香门第，他的父亲是晚清时期的举人，自小就受到了传统文化和民间艺术的熏陶，表现出敏锐的艺术观察力。童年时期的丰子恺便对绘画拥有十分浓厚的兴趣，喜爱描摹明清时期的小说插图。繁盛于明代的戏曲小说配有生动有趣的插图，采用图文并茂的文本形式，以市民文化的勃兴为基础发展而成，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获得了新兴市民阶层的普遍欢迎，再加上许多文人士大夫纷纷参与到插图的绘制中，大大提高了书籍的质量与可读性。幼年时期的丰子恺便对这种艺术形式抱着痴迷的心态，时常临摹书中的插画并且会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填色。这一点，在他之后的书籍装帧设计中有不少体现。丰子恺还广泛借鉴小说中文配图的艺术形式，增加了图书的趣味性和辨识度，如他绘制弘一法师题字的《护生画集》，全本均采用图文搭配的形式绘制，图与文互相配合，达到了弘扬佛法、护生护心的感召、教化作用；另外一部与丰子恺的艺术生涯渊源颇深的著作为《芥子园画谱》，通过描摹《芥子园花圃》，使丰子恺对中国画有了初步的了解，《芥子园画谱》中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画的基本技法，总结出从用笔到具体景物的笔墨技法，从创作示范再到章法布局，深入浅出，读来令人茅塞顿开。丰子恺正是由于早年有了描摹《芥子园画谱》的基础，才慢慢推敲出后来的精准简练的一笔式小画，选择运用漫画这种艺术形式来丰富他的书籍装帧艺术。可见，童年时期的这些生活经历以及他接触到的民俗文化，都对丰子恺后来的艺术创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铺垫作用。

丰子恺童年时代就开始对民俗文化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随着阅历的增长，他也慢慢找到了自己的艺术方向。丰子恺十分喜爱在书籍封面与插画中绘制柳树与燕子，因此，好友俞平伯送给他“丰柳燕”的雅号，这也成为了画家充满希望和憧憬的内心写照。不仅如此，他还专门撰文赞美柳树，足见其对柳树的喜爱。柳树在我国民俗中是生命的象征，自古就有“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谚语；柳还是报春的使者，杜甫有诗：“侵陵雪色还萱草，漏泄春光有柳条。”因而，自古以来，人们喜爱杨柳，形成许多与柳有关的民间风俗和柳文化。无独有偶，古人也曾有“莺啼燕语报新年”的佳句赞美燕子，燕子常被人引以为吉祥的使者。而在丰子恺的眼中，最适宜于艺术这片热土的物种便是柳树与燕子了，所以，他便自然地将这两者收入笔端。1927年，《小说月报》第18卷2号扉页与192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黄昏》封面画中出现了同一幅画，都用柳树作为装点，同一作品重复使用，可见丰子恺对柳树可谓情有独钟。在1930年的作品《绿帘》中，垂柳与飞燕同时出现在画面中，交相呼应、相得益彰，充满了生活的情趣。

除了柳树与燕子，丰子恺还将大量的笔墨精力投入到普通百姓的生活中，这类题材还有一例可资佐证，便是陈师曾。如果说李叔同引导丰子恺向西方文化学艺问道，那么陈师曾则帮助他立足本土文化吸收养分。李叔同与陈师曾是生活上的好友、艺术上的知音，毕业回国后，李叔同供职于《太平洋画报》，其间曾多次发表过陈师曾的作品。陈师曾对文人画的解释也获得了普遍的赞同，并且给予无数仍然在用毛笔、宣纸、砚台作画的画家们极大的安慰，他的《北京风俗画》表现了普通市民阶层的日常生活，其中有很多引车卖浆的老百姓，而题材已经从神话宗教以及文人士大夫的超然气质下降到对一般社会生活的描绘，并且保留了文人笔法的生动性与趣味性。1911年，私塾刚刚改成学堂不久，作为新文化传播渠道之一的报纸刊物进入了小学堂，这使得丰子恺有幸能在小时候便见到了陈师曾的绘画，并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他之后的艺术创作奠定了基础。丰子恺的书籍封面与插图创作，时不时地出现一些日常琐事，描绘街市、乡村、庭院和邻里之间的生活点滴，那种恬淡、悠闲、温暖感染着读者的心灵，诉说着传统农业社会人们生活的本质状态。在丰子恺的笔下，社会化的题材中，有一类是描写人世间的不平，但这不平不是火山爆发般喷涌而出，而是静静地如溪流般润人心田，飘飞的风筝，区区的小草等，在平静中露出微笑，又在微笑中透露出一份悲天悯人。浓厚的生活气息为丰子恺的书籍装帧艺术增加了感染力，可以说是陈师曾带给他的启发。

丰子恺在民俗的土壤中成长，接受了完整的私塾教育，读的是孔孟之书，讲究的是封建礼仪，对劳动人民怀有深深的同情且具有深厚的感情，他将现实生活中的所观、所感运用笔墨表现，使作品更加符合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所以他笔下的一草一木、一人一物都满怀了生活气息，亲切自然中蕴含着绚丽多彩的生命，温柔敦厚中彰显着人性的光辉。丰子恺将这份情感运用于书籍装帧艺术中，选取柔和多变的毛笔线条描绘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最和谐的状态，体现出一种仁慈与博爱的精神，那是一种人文情怀。这与中国传统民俗文化中所强调的风土人情的真实平凡相似，是一种人情的体现，并且这种人情又直接来源于作品的表现对象与素材，来源于画中的表现技巧，是一种最自然的感情流露。也正因为有了人文情怀，丰子恺的作品才具有更加真实、广泛、深刻的艺术感染力。

参考文献：

[1]吴浩然.丰子恺装帧艺术选[M].济南：齐鲁书社，2010.

[2]吕澎.20世纪中国艺术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丰子恺.丰子恺集[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

作者王双系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系2010级研究生

丰子恺的文章篇2

丰子恺原名丰润，我国现代画家、散文家、美术教育家、音乐教育家、漫画家和翻译家。他的母亲将他生下来后，由于父母亲十分喜爱他，取小名“慈玉”。他在家乡念小学时，有一次，乡下要搞什么选举。小学老师说，乡下人文化低，笔画多的字不好写，为日后考虑，名字应尽量用笔画少的字，因此，“润”字改为“仁”字，老师说，浙江读音“仁”与“润”差不多，“仁”在意义上与“慈玉”的“慈”接近，因此，他的名字就叫“丰仁”了。他就以这个名字进入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学校。

在第一师范时，他因善于写文章，国文常得第一名，很受国文老师单不庵的器重。单不庵觉得在“丰仁”这个单名之外应该有一个双名，而“慈玉”是小名，应另取一个名字。因此单不庵就给他取了“子颛”。后改为“子恺”（“恺”与“颛”同，均为安乐意）。从此，他就取名叫“丰子恺”了。后来写文、作画均用此名。

丰子恺在早期作画时，曾用TK署名。那是“子恺”二字的英文拼写缩写。当时的子读作“TSU”。

丰子恺自幼爱好美术，1914年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从李叔同学习绘画和音乐。另一位对他有较大影响的老师则是夏D尊，他称李叔同对他的教育方式为“爸爸般的教育”，而夏D尊老师的则为“妈妈般的教育”，这两位老师，尤其是李叔同，对他的一生影响甚大。1918年秋，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出家，丰子恺曾作文《怀念李叔同先生》以纪念恩师。1917年与同学组织桐荫画会。1919年师范学校毕业后，与同学数人在上海创办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并任图画教师。1921年东渡日本短期考察，学习绘画、音乐和外语。1922年回国到浙江上虞春晖中学教授图画和音乐，与朱自清、朱光潜等人结为好友。回国后从事美术、音乐教学，曾任上海开明书店编辑、上海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美术教授。同时进行绘画、文学创作和文学、艺术方面的编译工作。1924年，与友人创办立达学院。抗战期间，辗转于西南各地，在一些大专院校执教。文艺刊物《我们的七月》4月号首次发表了他的画作《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

1925年成立立达学会，参加者有茅盾、陈望道、叶圣陶、郑振铎、胡愈之等人。1926年，任教职于上海艺术大学。1929年被开明书店聘为编辑。1931年，他的第一本散文集《缘缘堂随笔》由开明书店出版。七七事变后，率全家逃难。1937年编成《漫画日本侵华史》出版。

1939年任浙江大学讲师、副教授。1942年任重庆国立艺专教授兼教务主任。1943年结束教学生涯，专门从事绘画和写作。陆续译著出版《音乐的常识》《音乐入门》《近世十大音乐家》《孩子们的音乐》等面向中小学生和普通音乐爱好者的通俗读物，为现代音乐知识的普及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46年返上海。出版画册《子恺漫画选》。1952年后历任上海文史馆馆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上海市文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工绘画、书法，亦擅散文创作及文学翻译。

丰子恺，是中国现代受人敬仰的漫画家、散文家。他的绘画、文章在几十年沧桑风雨中保持一贯的风格：雍容恬静，其漫画更是脍炙人口。丰先生作品流传极广，失散也很多，就是结集出版的五十余种画册也大多绝迹于市场，给读者带来极大遗憾。在丰子恺先生的作品中，漫画恐怕是最为著名的了。往往是寥寥几笔，就勾画出一个意境，比如《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几个茶杯，一卷帘笼，便是十分心情。丰先生的许多漫画，都是以儿童作为题材的，例如《阿宝赤膊》、《你给我削瓜，我给你打扇》和《会议》、《我的儿子》。读丰先生的儿童漫画，让我们这些所谓的成人都觉得惭愧。什么时候，我们这个世界，能少一些欺诈，多一些执著，多一些自然，多一些淡泊。

早在二十年代他就出版了《艺术概论》《音乐入门》《西洋名画巡礼》《丰子恺文集》《丰子恺散文集》等著作。他一生出版的著作达一百八十多部。

丰子恺的散文，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也有较大的影响。主要作品有《缘缘堂随笔》、《辞缘缘堂》、《缘缘堂再笔》《告缘缘堂在天之灵》、《随笔二十篇》、《甘美的回忆》、《艺术趣味》、《率真集》、《护生画集》（共9部）等。《白鹅》被编入初中一年级、四年级课文，《竹影》被编入初中一年级课文，《手指》被编为初中、小学六年级课程。这些作品除一部分艺术评论以外，大都是叙述他自己亲身经历的生活和日常接触的人事。

1898年11月9日，丰子恺出生在浙江省崇德县。由于是同辈中唯一的男孩子，他自小时候便被包围在脉脉的温情中，使他总是以温柔悲悯的心来看待事物，发散在他的笔下，就变成平易的文字和纯真的画风。

1914年，丰子恺考上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所学校里，丰子恺结识了对他的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两位老师――李叔同和夏D尊。前者不仅给予他音乐和美术上的启蒙，也在为人处世上为他作了榜样；而后者所提倡使用生动活泼的白话文、如实地表现自己真实感受的主张，则始终被他奉为圭臬，成为他以后散文创作中的最可亲可爱的特点。在这两位与他情谊深厚的老师那里，丰子恺找到了伴随他一生的三样东西――文学、绘画和音乐。

1918年，李叔同出家为僧，丰子恺自此与佛教结缘。

1919年学校毕业，组织发起“中华美育会”，创《美育》杂志。创办了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所包括图画、音乐、手工艺各科的艺术师范学校――上海专科师范学校。

1926年，丰子恺参与发起和创办开明书店。

1927年11月，从弘一法师皈依佛门，法名婴行。

1933年，故乡新居“缘缘堂”落成，自此专心译著。

丰子恺的文章篇3

忆儿时

丰子恺

那是我十二三岁时的事。隔壁豆腐店里的王囝囝是当时我的小伴侣中的大阿哥。他是独子，他的母亲、祖母和大伯都很疼爱他，给他很多的钱和玩具，而且每天放任他在外游玩。他家与我家贴邻而居，所以他家大人们吩咐王囝囝照应我。

我起初不会钓鱼，是王囝囝教我的。他叫他大伯买两副钓竿，一副送我，一副他自己用。他到米桶里去捉许多米虫，浸在盛水的罐头里，领了我到木场桥头去钓鱼。他教给我看，先捉起一个米虫来，把钓钩由虫尾穿进，直穿到头部。然后放下水去。他又说：“浮珠一动，你要立刻拉，那么钩子拉住鱼的颚，鱼就逃不脱。”我照他所教的试验，果然第一天钓了十几头白条，然而都是他帮我拉钓竿的。

第二天，他手里拿了半罐头扑杀的苍蝇，又来约我去钓鱼。途中他对我说：“不一定是米虫，用苍蝇钓鱼更好。鱼喜欢吃苍蝇！”这一天我们钓了一小桶各种的鱼。回家的时候他把鱼桶送到我家里，说他不要。我母亲就叫红英去煎一煎，给我下晚饭。

自此以后，我只管欢喜钓鱼。不一定要王囝囝陪去，自己一人也去钓，又学得了掘蚯蚓来钓鱼的方法。而且钓来的鱼，不仅够自己下晚饭，还可送给店里人吃，或给猫吃。我记得这时候我的热心钓鱼，不仅出于游戏欲，又有几分功利的兴味在内。有三四个夏季，我热心于钓鱼，给母亲省了不少的菜蔬钱。

后来我长大了，赴他乡入学，不复有钓鱼的工夫。但在书中常常读到赞咏钓鱼的文句，例如甚么“独钓寒江雪”，甚么“羊裘钓叟”，甚么“渔樵度此身”，才知道钓鱼原来是很高雅的事。后来又晓得有所谓“游钓之地”的美名称，是形容人的故乡的。我大受其煽惑，为之大发牢骚：我想，“钓确是雅的，我的故乡，确是我的游钓之地，确是可怀的故乡”。

但是现在想想，不幸而这题材也是生灵的杀虐！王囝囝所照应我的，是教我杀米虫，杀苍蝇，以诱杀许多的鱼。所谓“羊裘钓叟”，其实是一个穿羊裘的鱼的诱杀者；所谓“游钓之地”，其实就是小时候谋杀鱼的地方，想起了应使人寒栗，还有甚么高雅、甚么可恋呢？

“杀”，不拘杀甚么，总是不祥的。我相信，人的吃荤腥，都是掩耳盗铃。如果眼看见猪的受屠，一定咽不下一筷肉丝。

杀人的五卅事件足以动人的公愤，而杀蚕、杀蟹、杀鱼反可有助人的欢娱，同为生灵的人与蚕、蟹、鱼的生命的价值相去何远呢？

我的黄金时代很短，可怀念的又只有这三件事。不幸而都是杀生取乐，都使我永远忏悔。

（选自《缘缘堂随笔》）

【阅读手记】

丰子恺（1898年-1975年），浙江桐乡石门镇人。1914年丰子恺进入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跟从李叔同学习音乐和绘画。1919年丰子恺从师范学校毕业后，与同学数人在上海创办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并任图画教师。1921年丰子恺东渡日本学习绘画、音乐和外语。1922年丰子恺回国到浙江上虞春辉中学教授图画和音乐，与朱自清、朱光潜等人结为好友。1924年丰子恺在上海创办立达学园。1925年丰子恺成立立达学会，参加者有茅盾、陈望道、叶圣陶、郑振铎、胡愈之等人。1929年丰子恺被开明书店聘为编辑。解放后丰子恺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上海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等职。

《缘缘堂随笔》是丰子恺先生的主要散文集，书中有充满浓郁乡土风情的漫画，还有隽永疏朗、语淡意深的散文，再辅以江南水乡特有的风貌，让酷爱水乡文学的朋友读之心弦拨动，倍感亲切。

丰子恺以画儿童画著名，他的画充满了儿童的情趣。其原因我们可从这篇文章中找到：原来丰子恺从小就对儿童的心性有细致的体验，对儿童的纯洁真诚由衷地赞美。选文中，丰子恺写了细碎的钓鱼过程，在大人看来很平淡，但是丰子恺却用儿童的眼光把钓鱼的由来和过程写得很有情趣，字里行间透露出他对生命的赞美和珍惜之情。

丰子恺的文章篇4

关键词：《儿女》 幸福 烦恼 责任

引言

1928年，由叶圣陶主编的《小说月报》在第19卷第10号上同时登载了他的两个好友朱自清和丰子恺的同题散文《儿女》。那一年，同庚的朱自清和丰子恺都是5个孩子的父亲，而且刚好步入而立之年。这两个私交甚笃、志趣相投的挚友，在他们的同题散文《儿女》中从不同角度真切地表达了身为人父的种种复杂感受，研究二位大家的作品对于探索白马湖作家群的创作特色及文学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

一、《儿女》的创作背景

朱自清的《儿女》与丰子恺的《儿女》都表达了父亲对待儿女的深情厚谊，同时也彰显了两位作家不同的背景经历。朱自清出生于书香门第，作为家中的长子，父亲朱鸿钧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有朝一日能光宗耀祖。所以父亲在生活上对朱自清格外疼爱，同时在学习上对其严加管教。30岁时，身为5个孩子的父亲，朱自清一如当年父亲对自己一样，对孩子们既严厉又慈爱。1928年，朱自清写作《儿女》时，第一任妻子武仲谦还在世。1916年与武氏结婚时，朱自清才十九岁。二十一岁，就有了第一个孩子阿九;二十三岁，又有了阿菜。十年间，5个孩子就接踵而来。虽然朱自清初为人父时还很年轻，如野马一般，难以忍受这些累赘的孩子给自己带来的羁绊，但身为人父所带来的幸福感觉也不时流淌在心间。

丰子恺作为丰家的独子，备受宠爱，打小就被包裹在众星捧月的温情之中。这种温情伴随着他的成长，浸透在他的性格里，铸就了他“慈父”的情怀。他“常常抱孩子，喂孩子吃食，替孩子包尿布，唱小曲逗孩子睡觉，描图画引孩子笑乐;有时和孩子们一起用积木搭汽车，或者坐在小凳上‘乘火车’。”[1]在他的心目中，儿童“占有与神明、星辰、艺术同等的地位”。[2]他特别疼爱自己的孩子，孩子们笑了，他觉得比自己笑更快活;孩子们哭了，他觉得比自己哭更悲伤。对孩子温柔悲悯的情怀，使丰子恺比常人更用心去体味为人之父的幸福。孩子们的任何举动，在他看来都是天真无邪、可爱至极的。在创作《儿女》 时，丰子恺是带着艺术情怀去表达自己的感情，他将孩子的种种幼稚与调皮进行了“美化”，如孩子的幼稚在他的笔下美化成了小英雄的不凡气概。他能够常常以孩子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由此他和孩子的心灵息息相通，因而内心恬静悠然，他的《儿女》也就是以此为标准。

二、《儿女》折射出的作家情怀

朱自清与丰子恺同题散文《儿女》中折射出了作家不同的情怀，可以分别从幸福、烦恼、责任三个视角解读。

首先，从幸福视角解读作家的情怀。朱自清在《儿女》中，说起孩子们的小模样、小心眼儿，他如数家珍：“五个月的阿毛，会张开没牙的嘴格格地笑，想出去溜达时就大声喊叫;三岁的闰儿，是个逗人开心的小胖子，口齿不清，发音模糊，‘好’经常说成‘小’，走起路来蹒跚可笑;七岁的阿菜，总是有问不完的问题，而且不管你爱不爱听，每天都会在饭桌上喋喋不休地给大家报告学校里的人和事;十岁的阿九是个爱读书的孩子，没事就坐着或躺着看书。5个孩子，脾性不一，性格迥异。”朱自清用白描的手法，勾勒出儿女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寥寥数笔就点石成金，把孩子们的稚气可爱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朱自清一向强调写作的“至诚的态度”，他在文中所叙之事都是些生活小事，看起来琐碎平庸，但字里行间倾注着从心灵深处流露出来的真情实感，体现出其幸福情怀，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丰子恺在《儿女》中描述了他和四个孩子坐在地上吃西瓜的场景是其幸福情怀流露的一个典型例子。在丰子恺作品中，三岁的阿韦边吃西瓜边发出一种像花猫偷食的“ngam ngam”声，五岁的瞻瞻马上接着发表他的诗：“瞻瞻吃西瓜，宝姐姐吃西瓜，软软吃西瓜，阿韦吃西瓜。”七岁的软软与九岁的阿宝立刻把瞻瞻的诗句用散文和数学的兴味归纳为：“四个人吃四块西瓜。”对此，丰子恺的点评是：“我觉得三岁的阿韦的音乐表现最为深刻而完全，最能全面表出他的欢喜的感情。五岁的瞻瞻把这欢喜的感情翻译为（他的）诗，已打了一个折扣;然尚带着节奏与旋律的分子，犹有活跃的生命流露着。至于软软与阿宝的散文的、数学的、概念的表现，比较起来更肤浅一层。然而看他们的态度，全部精神没人在吃西瓜一事中，其明慧的心眼，比大人们所见的完全得多。天地间最健全者的心眼，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最完全地见到。”[3]经丰子恺用艺术家的妙笔一点，这个日常的生活细节立即让人过目难忘。不仅表现出天伦之乐给予丰子恺的幸福，把他舐犊情深的心理描摹得入木三分。

其次，从烦恼视角解读作家的情怀。1928年，朱自清在清华大学任教。那时国共两党处于尖锐对立的动荡时期。作为一个自由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他既不满的反革命行为，又对共产党的革命活动不甚了解，因此一时间陷入了苦闷和彷徨之中。这种苦闷和彷徨的情绪体现在家庭生活中，就演变成了由家庭拖累所产生的种种烦恼，包括身为人父的烦恼。带着一群孩子就像“蜗牛背了壳”，虽是叶圣陶的比喻，但却是朱自清的切身感受。《儿女》中对每天“如两次潮水一般”的午饭和晚饭的描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年轻的父亲在一群孩子的喧闹中无可奈何地郁闷。面对孩子们的吵闹和不听招呼，朱自清有时会很不耐烦，会叱责孩子，甚至会在孩子们身上落下自己沉重的手掌。丰子恺虽然极其喜欢孩子，但孩子们的淘气顽皮同样给他带来过烦恼。他在家乡石门湾平屋中的小书桌上规规矩矩地摆满了笔墨纸砚，不喜欢任何人乱动。但是孩子们一旦爬上去，一切就乱了套。挥洒自来水笔弄得一桌子一衣襟的墨水点，把笔尖蘸在浆糊里，撞翻茶壶，打碎壶盖……孩子们的这种捣乱、破坏和损毁行为，也会让丰子恺不甚其烦，忍无可忍，于是不免“哼喝他们，夺脱他们手里的东西，甚至批他们的小颊”。丰子恺写道：“回想四个月以前，我犹似押送囚犯，突然把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从上海的租寓中拖出，载上火车，送回乡间，关进低小的平屋中。自己仍回到上海的租界中，独居了四个月。”显而易见，年轻的父亲不堪孩子们扰闹，想要独自清净。但对丰子恺而言，孩子们带给他的烦恼只是瞬间的，他立即就会为自己对孩子们的态度感到后悔，所以骂过之后立刻换上笑脸，夺了孩子们的东西之后马上加倍奉还，骤然举起的手会在半空中变软，对孩子小脸的批打顷刻间会变成抚摸。

最后，从责任视角解读作家的情怀。朱自清在《儿女》中谈到朋友黄少谷、丰子恺、叶圣陶为孩子们操心、付出时，深感惭愧。同时，对自己做父亲的责任进行了深刻反思。他认为，首先要将孩子们团聚起来，其次要给孩子们力量。孩子们将来能否大学毕业，能否成才，在“这个变动不居的时代”，朱自清也没有“一定的主意”，但他深知教孩子“怎样去做人”是最重要的。孩子的人生观和职业等，可以由他们自己去定，家长须尽的是指导责任，要帮助孩子们去发展自己，培养孩子的胸襟与眼光是作为父亲最迫切的任务。朱鸿钧曾经写信叮嘱朱自清好好培养阿九，信中写道：“我没有耽误你，你也不要耽误他才好。”想起父亲的仁慈及谆谆教诲，朱自清更是感到自己之前对孩子们的体罚和叱责是多么的残酷。在对自己过往的行为进行忏悔和自责之后，他决定“好好地做一回父亲”，承担起身为人父的责任。丰子恺一直是儿童崇拜者，他对孩子总是充满着长辈的慈爱。在他看来，“世间人与人的关系，最自然最合理的莫如朋友。”“朋友之情，实在是一切人情的基础。”[4]所以，丰子恺从不在孩子们面前摆家长的架子，他和儿女之间是一种平等的朋友关系。对于父母应对子女承担什么责任，丰子恺虽说“心中常是疑惑不明”，其实他早已了然于胸。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丰子恺始终奉行的是“儿童本位”的理念。他不仅疼爱自己的孩子，而且对普天之下的儿童都具有一种爱心和同情心。他主张成人要站在孩子的立场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地想孩子所想，尊重和呵护他们。不要用成人的标准去要求孩子，不要用成人的眼光去审视他们。丰子恺认为孩子们是“身心全部公开的人”，故而保护孩子们的童心不受现实世界的浸染，是为人父母最重要的职责。

结语

朱自清、丰子恺同题散文《儿女》从问世至今已近一个世纪，朱自清和丰子恺以他们的父爱情怀与读者分享了为人之父的酸甜苦辣。虽然他们对待孩子的态度有诸多差异，作为父亲的感受也不尽相同，但二人在各自的文章中表现出的那种与儿女之间至爱至仁的骨肉亲情却如出一辙，作品中展示的作者情怀为后世父亲带来深远意义的启示。同时，朱自清是以他所处的那个社会为背景来写的这篇文章，所以在他的作品中有很多处体现了他对社会的不满，对家庭生活的种种反感。而丰子恺则是以艺术为背景来写这部作品。让自己与孩子们的世界融入起来，形成了自然和谐的局面。二位作家的创作特色及情感在作品中具有明显的体现。解读二位大家的作品，对于进一步深入了解和认识白马湖作家群的文学观和作品特色具有重要的意义。语

参考文献

[1]丰子恺.《子恺漫画选》自序[A].丰子恺散文选集[C].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

[2]丰子恺.儿女[A].丰子恺散文选集[C].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

[3]朱自清.儿女[A].朱自清经典散文集[C].哈尔滨：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11.

[4]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A].鲁迅杂文全集[C].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丰子恺的文章篇5

丰子恺出生于清末举人家庭，从小就喜爱画画，极具绘画天赋，6岁起在父亲的私塾中接受传统教育。1914年他考人浙江第一师范，师从一代名师李叔同，学习图画、音乐。可以说，是李叔同引导他步人艺术殿堂。李以其精湛的技艺与“先器识后文艺”的文艺观启迪了丰子恺稚敏的艺术心灵，初就了他风骨中的艺术因子。1914一1919年，丰子恺在第一师范学习的五年间，恰值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该校贯彻“与时俱进”的办学方针，思想活跃、制度更新，成为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校长经亨颐提倡“人格教育”，注重学生德、智、体、美诸方面的和谐发展。饱受新思想、新文化薰育的丰子恺不仅获得了深厚的艺术滋养，对艺术教育于人格造就的意义也有了深刻的理解。1921年丰子恺曾短期游学日本，所学所得对他的艺术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后，长期的艺术教学生涯既是他艺术教育思想的实践场所，也是这些思想不断更新、完善的源泉。丰子恺对于艺术教育的理解是深人而宽泛的，从宏观的人生角度加以淦释。他认为人生不仅有“物质”的生活，还有“精神”的生活，更有“灵魂”的生活，这多层人生并不是一般的苦闷生活着的人们所能窥见的，“须通过了真善美的理想而窥见”，而“教育是教人以真善美的理想，使窥见崇高广大的人世的”，“是教儿童对于人生世界的理解”与“看法”，是教儿童拥有“真善美一齐发育”的“崇高的人格”，也只有这样的教育才是“健全的教育”。[2](洲)

他指出，健全的教育须从三方面人手，“科学是真的、知的，道德是善的、意的，艺术是美的、情的，这是教育的三大要目”。川(几25)所以艺术教育是“美的教育”，是“情的教育”，是“人生的很重大，又很广泛的一种教育，不是局部分的小知识小技能的教授”。[’](几24)艺术教育的任务不应是传授小知识、小技能，而应是“一茶一饭，我们都能尝到其真味，一草一木，我们都能领略其真趣，一举一动我们都能感到其温暖的人生情味”，“授人以这副眼睛，教人以这种看法。”川(凡27)由此可见，丰氏的艺术教育观可谓是“大艺术教育观”，他把艺术教育看作是广泛的大人生观的教育的一部分，把艺术教育扩大延伸到整个教育甚至整个生活的每一角落。它不是单薄的、纯理想化的，它是建立在丰子恺对人生、艺术、教育三者深刻理解的基础之上的，既有对传统艺术教育思想的秉承，又揉合了时代变革的需求，寄托了他希望以“艺术教育运动”来改变旧中国灾难迭生、民生凄离的善良愿望。“大艺术教育观”是贯穿于丰氏艺术教育理论始终的主线，也是其艺术教育思想精髓之所在，较早可见于1922年的《艺术教育的原理》一文。文中丰子恺通过艺术与科学的异同比较，指出“艺术教育的原理是因为艺术是人生不可少的安慰，又是比社会大问题的真和科学知识的真更加完全的真，直接了解事物的真相，养成开豁胸襟的力量，确是社会极重要的事件”。[3j(P，6)

1938年至1939年间写成的《教师日记》则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如他在6月22日的日记中提出“艺术心—广大同情心(万物一体)，艺术—心为主、技为从(善巧兼备)，艺术教育—艺术精神的应用(文质彬彬、温柔敦厚)。”川(”156)在11月26日的日记中提出“我教艺术科，主张不求直接效果，而注重间接效果，不求学生能作直接有用之画，但求涵养其爱美之心，能用作画一般的心来处理生活，对付人世，则生活美化，人世和平，此为艺术的最大效用。”川(P4，)笔者以为这“艺术精神”与“作画一般的心”无非是使人摆脱实利生活的拘泥与迷恋，游刃于理想与现实世界的一种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就是自由的精神与博爱的心灵，它们能使个性得到呈放，使社会文化得以丰富传承，从而净化社会、美化社会，使所有的社会人生崇高而广大，浸浴在祥和敦厚的文明风尚之中。大艺术教育观决定了实施艺术教育途径的广泛性。丰子恺曾明确指出学校艺术科是实施艺术教育的重要途径，但不是完全的负担者，艺术教育应存在于学校中的每一个角落。丰子恺在春晖中学任美术、音乐教师时，曾在校刊《春晖》上发表《英语教授我观》一文，谈到对英语诗、韵文的教学，除了内容的选择外，还需讲求音乐的要素。该文还谈到文学与音乐的关系，建议取英美的名词，配上英美的名曲，合成音乐，吏学生更切实地体验英美人的思想和精神。这种将美育渗透于智育，把英语教学过程也作为美育过程的做法是值得借鉴与学习的。在《关于学校中的艺术科》一文中，丰子恺还进一步提出“把艺术教育融入教育的全部中去”，[2J(出2)文中借用德国教育学者威柏教育艺术化的主张，援引了他的一段话来表明此意:“我们要把教育的、教授的、教师的全活动，人间教育的全行为，当作近似于一种艺术活动、艺术行为的东西而着想。”

二、面向大众反映现实

基于上述大艺术教育观，丰子恺极力提倡大众的艺术教育。他认为就像真善美殊途同归一样，“艺术就是道德，感情的道德”，〔51(玛，)因而艺术教育与道德教育一样具有陶冶之功与教化之力。“灌输知识、宣传教化、改良生活、鼓励民众精神，皆可利用艺术推进之助力。”[’](玛叫他还指出深人民间的艺术是附设的，内含的是文化，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戏剧、小说、年历画等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传承着中国文化，是活生生的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文明传承体。要传承文明，改进社会，必须重视发展深人民间的大众的艺术教育。然而，旧中国深受洋人经济与文化的双重侵略，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极端贫困，很少有接触艺术或艺术教育的途径与机会。丰子恺深感“艺术出象牙之塔”的口号在中国是失败了，因为出象牙塔之后便进了小洋房，民众仍得不到好处，遂提出“应从民众人手提倡艺术”，艺术要由“曲高和寡”变成“曲好和众”，要走出洋房进人工厂，要选用花纸、戏文等与民间生活最贴切的泛格的艺术形式作为艺术教育的重要途径，这样，才能使艺术与现实的人生、普通的民众紧密相连，使更多的民众通过艺术鉴赏水平的提高来获得浸润着艺术精神的祟高生活。面向大众的艺术教育，其内容必须反映现实的人生，必须与普通民众的生活紧密相联，丰子恺以自己的艺术创作活动作出了表率。他借鉴竹久梦二的简笔画法，独创了以描写人之常情、人生百态为务的中国漫画，使中国画脱下文人画的罗绮，走人普通民众的生活，成为艺术由“曲高和寡”变为“曲好和众”的典范。但是，当时的艺术教育状况却不容乐观，在(教师日记)中，丰子恺谈到，中国的艺术家，有许多已变成洋人，忘记自己是中国人，“艺术如此生吞活剥，艺术教育遂游离人生，而成为一纸具文。”t’1(附)他呼吁应“促使中国艺术教育开辟一新纪元，扫除以前一切幼稚、生硬、空虚、孤立等流弊，务使与中国人生活密切关联，而在中国全般教育中为一有机体。”[41(脚》在大声疾呼的同时，丰子恺也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时值抗战烽火正浓，他把讴歌抗战爱国作为艺术教育的重要内容。在桂林师范学校讲课时，他以画有被敌机炸后渗状的漫画作教材，激发学生的爱国心。在《桂林艺术讲话之三》、《艺术必能建国》、《漫画是笔杆抗战的先锋》、《谈抗战歌曲》、《谈抗战艺术》等文章中他主张“艺术必能救国”[5](玛3)、“抗战艺术必须具有宣传的效力”[3J(P16)，指出“艺术应该是活的，所谓活艺术，就是能适用于万事，而与人生密切关联的艺术”[，](卿)，反对僵化的“死的艺术”[5](咫)。丰子恺力倡大众的现实的艺术教育，要求艺术教育须面对大众，反映现实人生，并不是一味跟从流行，或追求实用和实利。他认为抗战时期的美术教师应以抗战爱国为己任，但不能过分追求实用，只画抗战宣传画，忽略其他的教育内容与要旨。他认为大众的音乐作品应是反映健康的生机勃勃的精神生活，“和众”的同时必须“曲好”。而当时流行的“毛毛雨”一类的流行歌曲，有消极不健康的成份，不能把它们看作是大众的音乐。音乐教师应选择优美健康的歌曲传授给无数天真烂漫的儿童。丰子恺在强调艺术教育须反映现实人生，须与普通民众的生活紧密相联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吸收中外艺术之遗产，作出了许多精辟的论述。在《中国画的特色—画中有诗》、(中国美术的优胜》、《谈中国画》、《东洋画法论理的研究》和《中国的绘画》等文中，他对中国画作了深人的研究，相当客观地介绍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及其特点，在肯定了中国绘画种种诗一般的优点之后，也指出中国画只画纶巾道袍、红袖翠带的古人和古代背景，与现实的人生、普通民众的生活相距甚远，应该加以变革。艺术与生活融合方为自然，健全伟大的艺术必是生活的反映。另一方面，他分别在(西洋美术史》、(西洋画派十二讲》、《画圣米叶的人格及其艺术》、《艺术修养基础》等著作与文章中深入浅出地介绍了西方美学思想与西方艺术史，并指出中国画须吸取西画的特点—写实，须兼收并蓄中西艺术瑰宝，方能得以长青。

三、顺乎自然，发乎童心

丰子恺不仅对艺术教育的宗旨、内容进行了深刻的阐述，而且也非常重视艺术教育实施的方法。他在长期的艺术教学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提出了顺乎自然、发乎童心的艺术教学原则。早在上海专科师范学校任教期间，丰子恺就提出“艺术是从自然产生的，绘画必须忠实写生自然，方能成为艺术”。[21(巧97)在《我的学画》、《写生世界》和《野外写生》等文中，他一再强调观察实物、师自然的重要性，认为写生才能培养艺术的心。在春晖中学任教时，丰子恺写就《青年与自然》一文。文章开头，他引用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诗句来说明自然对于人类的意义:“嫩草萌动的春天的田野所告我们的教训，比古今圣贤所说的法语指示我们更多的道理。”接着，又指出“青年是人生中最中坚的，最精采的，最有变化的一部分……唯有极盛的青年期受自然的感化最多”。[v](图文中谈月、谈花，谈这些自然中能给青年人美的陶冶的物件。他认为它们能给人以真善美的感受，能使人产生同情心与爱，青年人要亲慕它们，感馈它们的美与爱的力量。这些均表明丰子恺让青年学生在自然之美中获得陶冶、获得发展的“顺乎自然”的教育理念。丰子恺非常喜爱儿童，他大量的文艺作品都以儿童为题材，许多作品中都可看到他对童态的褒扬、对童心的呵护。在《关于儿童教育》一文中，他指出儿童对于人生、自然的态度与艺术的态度是一致的。他说:“艺术教育就是教人这种做人的态度的……就是教人学做小孩子，就是培养小孩子这点‘童心’，使长大以后永不泯灭”。[z](叨3)丰子恺是性善论的信奉者，他认为“人类之初，天生是和平的，爱的，故小孩子有艺术的态度的基础，只有成人以后，或者为各种‘欲’所迷，或者为‘物质’的困难所压迫……全无半点‘爱’的面影。”川(洲)因而，艺术教育的出发点须是“发乎童心”，也就是对童心的开启和持有。至于童心怎样培养?他又指出:“童心，在大人就是一种趣味，培养童心，就是涵养趣味。”[2](心5)“要处处离去困惑，不守传统，不顺环境，不照习惯，而培养其全新的、纯洁的‘人’的心。”〔2〕(阴6)在具体的学习方法上，丰子恺结合自己学画、教画的经历，循循善诱，为艺术学习者提供了良好的指引与建议。在《为中学生谈艺术科的学习法》一文中，他郑重提出:学习艺术第一须劳苦;第二须涵养感觉;第三须学健全的美(即不迎合庸俗的趣味)。

丰子恺的文章篇6

著名散文家、漫画家丰子恺先生是一个十分喜欢儿童的人，他不但热爱自己的孩子，并且推而广之喜欢一切儿童，喜欢儿童的一切。他对儿童的喜爱之情，不是停留在口头上的，而是落实到实际行动中的。他的漫画、他的散文和他的生活总都留有浓郁的儿童气息。

丰子恺的一生写了大量涉及儿童的散文，儿童的天真是丰子恺的散文中始终赞美的主题。在他的散文中，儿童的幼稚、天真、活泼、纯洁、执著、任性等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就连他们的哭也同笑一样可爱。在他笔下，孩子们是那样的充满想象力和创造欲，洋溢着浓郁纯真的童趣，他们的情感是那样的真率，一切均是自然的流露，令人忍俊不禁而又回味无穷。令人惊讶的是，丰子恺以儿童的眼光和心理来构思成文，却毫无矫揉造作之态，这应归于他心灵深处的童真未泯。丰子恺讴歌儿童的散文，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独步至今，读他的散文，能读出个性，读出童心的率真。不信，你看——

蝌　蚪

文/丰子恺

回到旅馆，放在电灯底下的桌子上观赏这瓶蝌蚪，觉得很是别致：这真像一瓶金鱼，共有四只。颜色虽不及金鱼的漂亮，但是游泳的姿势比金鱼更为活泼可爱。当它们潜在瓶边上时，我们可以察知它们的实际的大小只及半粒瓜子。但当它们游到瓶中央时，玻璃瓶与水的凸镜的作用把它们的形体放大，变化参差地映入我们的眼中，样子很是好看。而在这都会的旅馆的楼上的五十支光电灯底下看这东西愈加觉得稀奇。这是春日田中的东西，要是在乡间，随你要多少，不妨用斗来量。但在这不见自然面影的都会里，不及半粒瓜子大的四只，便已可贵，要装在玻璃瓶内当做金鱼欣赏了，真有些可怜。而我们，原是常住在乡间田畔的人，在这清明节离去了乡间而到红尘万丈的中心的洋楼上来鉴赏玻璃瓶里的四只小蝌蚪，自己都觉得可笑。这好比富翁舍弃了家里的酒池肉林而加入贫民队里来吃大饼油条，又好比帝王舍弃了上苑三千而到民间来钻穴窥墙。

一天晚上，我正在床上休息的时候，孩子在桌上玩弄这玻璃瓶，一个失手，把它打破了。水泛滥在桌子上，里面带着大大小小的玻璃碎片，蝌蚪躺在桌上的水痕中蠕动，好似涸辙之鱼，演成不可收拾的光景归我来办善后。善后之法，第一要救命。我先拿一只茶杯，去茶房那里要些冷水来，把桌上的四个蝌蚪轻轻地掇进茶杯中，供在镜台上了。然后一一拾去玻璃的碎片，揩干桌子。约费了半小时的扰攘，好容易把善后办完了。去镜台上看看茶杯里的四只蝌蚪，身体都无恙，依然是不绝地游来游去，但形体好像小了些，似乎不是原来的蝌蚪了。以前养在玻璃瓶中的时候，因有凸镜的作用，其形状忽大忽小，变化百出，好看得多。

现在倒在茶杯里一看，觉得就只是寻常乡间田畔里的四只蝌蚪，全不足观。都会真是繁华的地方，寻常之物，一到都会里就了不起。这十里洋场的繁华世界，恐怕也全靠着玻璃瓶的凸镜的作用映成如此光怪陆离。一旦失手把玻璃瓶打破了，恐怕也只是寻常乡间田畔里的四只蝌蚪罢了。（有删节）

【跟名家学写作】

丰子恺的文章篇7

宇宙是神奇的，让人无时无刻不为之着迷。而对于这个令人赞叹的宇宙，人们也往往会生出许多疑问，如古时的屈原曾發出过著名的“天问”。1933年，我国著名画家、文学家丰子恺先生也曾撰写了题为《两个“？”》的散文，抒發了他自小以来对于天地宇宙的疑问。

丰子恺生于1898年，卒于1975年，浙江桐乡石门镇人，名仁，又名婴行。他是我国的现代画家、散文家、美术和音乐教育家，也是一位有名的翻译家，是一位在多方面都卓有成就的文艺大师。“子恺”原来是这位文艺大师的号，而他的真名反而因为用得少而鲜为人知了。

丰子恺年轻时曾赴日本游学，归国后潜心读书，并从事著述与翻译，亦在绘画、音乐、散文创作方面声名卓著，有人称其散文有“鹤立鸡群”之势。他在《缘缘堂随笔》中的文字看似随意写来，实则有着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丰子恺曾说：“近来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了：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在散文《两个“？”》中，他是这样说的：

第一个“？”叫做空间。我孩提时跟着我的父母住在故乡石门湾的一间老屋里，以为老屋是一个独立的天地，老屋的壁的外面是什么东西，我全不想起。有一天，邻家的孩子从壁缝间塞进一根鸡毛来，我吓了一跳；同时，领悟到了屋的构造，知道屋的外面还有屋，空间的观念渐渐明白了。

在这篇文章中，他还说及，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继续追问，城外还有地方么？当大人们告诉他还有嘉兴、苏州、上海等地，还有高山、大海，还有外国，于是他更深入地间，渡过海之后，空间又到了什么地方呢？这时他的姐姐对他说：“到天边为止，天像一只极大的碗，覆盖在大地上面，天边上是地的尽头。”

后来进了小学，知道了人类居住在地球上，于是他又问地球外面是什么？空间到什么地方为止？后来师范学校教了些天文知识，知道了宇宙是“无穷大”的。但在他的心中，却在追问：这苍穹一直往上去，究竟有没有止境，那儿是什么状态，所以这个“？”反而比过去更加粗大与迫近。

第二个“？”叫做“时间”。……只知道天一明一暗，人一起一睡，叫做一天。生活全部沉浸在“时间”的急流中，跟着它流下去，没有抬起头来望望这急流的前后的光景的能力。

到7岁时，他才知道了“年”，明白过一年长一岁，还知道了“月”。《千字文》虽可记年代，但它只有一千年。时间从何开始、何时了结？小学中知道了开天辟地的故事后，他又想，天地在没开辟时又是怎样的？的父亲是谁？父亲的父亲又是谁？到了师范学校后，丰子恺：

才知道氏开天辟地是一种靠不住的神话；又知道西洋有达尔文的进化论，人类的远祖就是做戏法的人所畜的猴子。与人类比起来也是丑陋的，而且猴子还有它的远祖。从我们向过去逐步追溯上去，可一直追溯到生物的起源、地球的诞生、太阳的诞生、宇宙的诞生。再从我们向未来推想下去，可一直推想到人类的末日、生物的绝种、地球的毁灭、太阳的冷却、宇宙的寂灭。但宇宙诞生以前和寂灭以后，时间这东西难道没有了么？没有时间的状态，比“无穷大”的状态愈加使我不能想象。

的确，地外有天，天外又是什么？时间怎样开始？将如何告终？这恐怕是所有人心中都有的极大的疑惑。当然现代天文学正在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

除了对于时间、空间的思考和文学作品，丰子恺先生创作的别具一格的漫画，在艺术造诣上也得到了众赞。

只是，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可能丰子恺先生对于天文知识所知不深，所以也会出现一些常识上的疏忽。在天文学上，新月是指农历的月初（朔），那时在地球上是见不到月亮的。一般来说，农历中至少要到初三时才能在西方地平线附近见到一丝月牙般的新月。这时，月亮正处于太阳的西边，所以它的一钩月牙缺口应当朝东，而丰先生创作的《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画作中所示的方向正好反过来了。另外，到农历的月底时，月亮已在太阳的东边了，所以拂晓前出现于东方的残月，其缺口应当是朝西，在丰先生的另一幅漫画《杨柳岸晓风残月》中的残月缺口方向也正好反过来了。

丰子恺的文章篇8

马子恺生长在历史名城济南的第一名胜——趵突泉边。在那里，来自前辈乡贤的悉心教诲自幼耳濡目染，更有历代留传的众多古迹名刻相佐文思。在这浓郁的人文环境熏陶下，他年未弱冠即已名扬艺林，以书印称著兼擅诗画鉴赏，为日后的进一步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今年逾不惑的马子恺依然秉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古训，在各地寻师访友、写生采风、考辨研学，齐鲁人那种正气和儒雅的宝贵精神，充分地体现在他的身上。饱沃诗书的他已成为文化艺术领域里一道亮丽的风景。

道尚厚，容乃大。马子恺为人情真，为艺意切，春风化雨，和煦淡然；其艺品亦臻此妙，温柔敦厚，有谦谦君子之风，声不张而风神备。在他看来，做人和为艺同理一道，必须以德为本。同时，马子恺亦是一位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家，在东南亚海啸、汶川大地震等等重大灾害事件中都曾献出自己的一片爱心，并积极号召身边的朋友参与赈灾救助。10月18日，马子恺受邀出席中国运动员教育基金主办的“2013体育明星慈善夜”。他所捐出的近期精心创作的书法篆刻作品《日进无疆》，被爱心人士以40万元人民币高价竞得。据悉，他已连续三年参加中国运动员教育基金慈善晚会，每年都精心创作捐献作品。

中国的传统绘画讲究书法、绘画和篆刻三者有机结合，早在元代，赵孟頫、王冕等大书画家就亲自操刀就石篆刻，将印章充分运用到书画作品中。在当代中国艺坛，诗书画印皆擅者当属青年艺术家马子恺。其艺术造诣到底有多高？那就请当代中国艺坛上的名家们来做出评判吧。

子恺弟印迹，熔甲骨秦汉文字为一炉，创出个人风格，又不失篆书法度……无论章法布局、刀法均达到大家手笔，与南北印人相抗衡，当之无愧。

可以说，子恺在当代篆刻家中首执牛耳，他现在在篆刻方面、书法方面、绘画方面，由青年过渡到中年、老年，还有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借鉴古人、借鉴前辈，融会贯通，追求必定还要高。我对他非常有希望，终久他非有成就不可……

——当代书画大家 许麟庐

子恺从事艺术创作研究二十年，深深领会了其中的道理。他在勤于笔耕的同时，能更加重视理论与实践的同修、艺品与人格的升华、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体悟古人佳作的高妙之处。子恺作品可贵之处在于意境不仅高古，而且清气畅和，在锐意创新的同时又没有落入时俗套路，挥洒自如的笔迹之间展现出一派生机。这种寓动于静的艺术观点，十分符合东方的传统艺术精神，这在当今十分难得。

——文化部原副部长、故宫博物院原院长 郑欣淼

历朝历代都有大的书法家出现，我们希望这个时代中间也出现大的书法家，真正的大书家。

但书法家的要求跟别的家不一样，我对书家的看法是，第一要字写得好，这个好是要前无古人的好，古人的好都不能有，你跟古人写的一样好也不行，你要写的比他还要好才行。要有别人的模样那不叫好。第二要有名气，没有名气的大书家从古至今一个也没有，因为书法家代表的文化高度比其他艺术家更重要，所以这个名气就是文化的认可，社会的认可，历史的认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也得有经济的认可。书法家要做到一字难求，拿着笔乱写，写了乱给，给了乱扔，那叫大书法家吗？现在当官的写大字报体的，当教授写字的多的是，但要当大书法家都不够格。

我认为马子恺的书法比一般的书法家好在有文化底蕴，他既有古人的治学精神，又有古人的那种气质。他的综合能力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书法家要没有能力，得不到社会认可也不行。我想马子恺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他年轻而且功底好人品高，他一直在勤奋学习，厚积薄发。他的书法有很多精彩的地方，比如说他的甲骨文、金文书法作品。甲骨文是十九世纪末的发现，是中国近现代文化的研究重点，这部分的文化积淀反映出来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精粹，目前还没有一个书法家能够把它融会贯通变成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马子恺在甲骨文的研究方面做得很好。因为他有这方面的学问和素养，有对真草隶篆字体流变的研究，所以他写的每个字都是经过考证，有出处有来历的，而且他用笔轻松、轻灵，对笔锋、笔根、运腕都能把握得很好，能够把他的性情自然抒发出来，再加上他特有的内在文人精神，作品的可读性就丰富极了。他的印也刻得好，文章也有文采，作为一个书法家有这么多坚实的基础，在其他书法家身上我很少看到，甚至可以说我之前还没见到。

我看到文怀沙给马子恺题的字，评价很高。文怀沙是我很尊敬的老前辈，他认识到了中华文化的根本追求，他总结出了“正清和”三个字，别小看这三个字，字字都有千斤重。这三个字应该就是当代人立身立命的根本。我想马子恺的书法作品里也有“正清和”这三个字的内涵。所以看马子恺作品的结体、布局、章法、字里行间，都是蕴含着可以成为大书法家的这种根基。他的书法能被大家接受，观者能从他的书法中获得心灵的修养，这就是利于天下的艺术真谛。我希望马子恺作为一个大书法家，要站在历史的高度来要求自己。艺术是直指人心的，所以艺术家要有高尚的品格，因为你的字全是你心灵的表现。希望马子恺在书画、篆刻、诗词、文章等各方面都能全面发展，我想这样马子恺会更可望成为大师级的书法家。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 陈绶祥

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中国书法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的精神、民族的灵魂。所以说中国的书法是我们最具有中华文化传统的艺术，从古以来我们很多的书法家为我们奉献了很多优秀的作品。

作为北京大学访问学者的马子恺先生最近要推出他的个人书法作品展览，在此表示祝贺。马子恺先生在北大期间潜心学术研究，使他的书法艺术又有了新的成果，而且往前迈出了大大的一步。书法艺术不只是技法上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潜藏在书法作品中的内在艺术精神。中国艺术精神博大精深，书法要想达到更高的境界就必须对艺术精神进行深入的学习和研究。而马子恺先生在北大访学期间正是在这方面下了很多功夫，所以我觉得他的书法作品有很深的内涵。应该说马子恺的书法一方面是对我们中国传统的继承，另一方面也有其创新的发展，从他的书法作品里面我感觉到他能把一些现代意识也融入到他的作品之中，用具有现代意识的书法艺术语言来体现我们中国民族的精神，我觉得这点是非常可取的。上次在看他的展览的时候我就跟马子恺先生谈到，应该说这个方向是对的，就是我在教学中也谈到：中国的艺术真正要走向海外，必须要用现代的艺术语言来体现中国的传统文化，如果落实到书法来说，就是要用现代的书法语言来体现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那么艺术语言总是在不断的创新，所以在艺术上没有停止的时候，艺术必须要不断的创新，艺术语言应当具有时代性、国际性和创新性，书法艺术同样也不例外。只有具有了时代性、国际性和创新性的艺术语言，才能真正的与国际接轨。但是必须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精神，因为书法毕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是传统艺术的结晶。这是我觉得绝对不能放弃的，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精神是内在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艺术语言与艺术形象最终要通过艺术意蕴体现出来， 在这一点上，我觉得马子恺的书法在某种程度上有了一定的艺术意蕴结晶，这是非常好的，希望他继续努力攀登艺术高峰！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著名美学家 彭吉象

马子恺是一位沉静善思的书法篆刻家，其幼受庭训，颇有根基；后居京华，故眼光自高；加之擅长诗画，而书法篆刻著述颇丰，在书画界已经颇有影响。

子恺无论是书法还是篆刻，都有自己独特的理念和追求。我注意到，他对传统与创新有着清醒而辨证的表述：“中国书法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书法艺术的根本就是东方文化的抽象阐释，东方文人最直接的心灵倾诉。书法如果失去了文化内涵，也就不再是真正传统意义上的书法了。所以我们学习书法就要与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来结合，要找出其发展演变的规律，才能更好的理解书法的深刻艺术内涵。……对书法艺术真正能做出贡献的是具有综合古今能力的人物，他们会取舍、会借鉴、最懂得怎样去传承文化，延续历史！”这与我提出的“文化书法”精神，实在是相当契合的。

子恺不仅在书印观念上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在书法和篆刻实践上也独出机枢。他的书法厚重深沉，超越了一般形式主义技法层面，而进入到书法背后的文化层面，观其篆书，通过线条能感受到线条后面的文化修为和心灵恬淡宁静。而篆刻作品的气象高古呈现印者的人生境界，印面朴茂生动表露运刀如笔的气定神闲。子恺无疑在书法篆刻技法笔墨线条上是很有悟性的，对线条超乎寻常的敏感和对墨色近乎痴迷的偏爱，使作品中有着令人感动视觉张力性和和文化拓展性。独特的艺术感觉提升了他作品的品味，而他有底蕴的文化旨趣，最终将书法篆刻技术层面上的“器”提升到“道”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