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散文范文

丰子恺散文范文第1篇

摘 要：本文主要初探丰子恺散文中的佛学观。阅读研究丰子恺散文后，认为有三方面：分别是人生三层楼，反佛徒与真信佛、一般佛教与真佛教，佛法最崇高。

关键词：丰子恺；人生三层楼；反佛徒与真信佛、一般佛教与真佛教；佛法最崇高

一、人生三层楼

丰子恺关于“人生三层楼”论断，原是用来解释李先生如何由艺术升华至宗教的，表示自己很能理解李先生的心，认为他出家是人生之必然。这一论断实际上也表达了他对人生的看法和对不同人生的界定。“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 一物质生活, 二精神生活, 三灵魂生活。物质生活是衣食。精神生活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懒的（或无力）走楼梯的，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锦衣玉食，尊荣富贵，孝子慈孙，这样就满足了。抱这样人生观的人，在世间上占大多数。其次，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爬上二层楼玩玩，或久居里头，这就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还有一种, “人生欲”很强, 脚力很大, 对二层楼不满足, 再走楼梯, 爬上三层楼。这是宗教徒。他们做人很认真，满足“物质欲”不够，满足“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欲”。”[1]

丰子恺指出“艺术的最高点与宗教接近”，“二层楼扶梯的最后顶点就是三层楼。”[2]最后他联想到自己,说“我脚力小,不能追随弘一法师上三层楼, 现在还停留在二层楼上, 斤斤于一字一笔的小技, 自己觉得很惭愧。但亦常常勉力爬上扶梯，向三层楼上望望。”[3]

二、反佛徒与真信佛、一般佛教与真佛教

1、反佛徒与真信佛

丰子恺的缘缘堂被日军所毁，一友作诗“见语缘缘堂亦毁，众生浩劫佛无灵”。[4]丰子恺对“佛无灵”一词进行了辨析。他对于一般“信佛”的人早已厌倦，“我真懊悔自己吃素，我不屑与他们为伍”，“因为这般人大多数自私自利，丑态可掬”，“他们的念佛吃素，全为求私人的幸福”，“这完全是同佛做买卖，靠佛图利，吃佛饭。”[5]丰子恺对于“对物则倍加珍惜，对人间痛痒无关，于自己唯利是图”[6]的表现可谓深恶痛绝，认为他们是“世间一等愚痴的人”，[7]丰子恺将这一类人毫不客气地称为“反佛徒”。

丰子恺认为“真信佛，应理解佛陀四大皆空之义，屏除私利；应体会佛陀的物我一体，广大慈悲之心，而护爱群生。至少，也应知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之道。爱物并非爱惜物的本身，乃是爱人的一种基本练习。”[8]

2、一般佛教与真佛教

丰子恺发出重要声明“一般所谓教徒，千百年来早已歪曲化而失却真正佛教的本意。一般佛寺里的和尚，其实是另一种奇怪的人，与真正佛教毫无关系。”因此，“世人对佛教的误解越来越深。”[9]也因此，“未曾认明佛教真相的人，就排斥佛教，指为消极、迷信，非要打倒不可。”[10]基于此，丰子恺发出更大呼声，“歪曲的佛教应该打倒，但真正的佛教，崇高伟大，胜于一切。”[11]我们想要“穷究自身的意义”，细想开去，首先找不到答案，接着会“疑惑与虚空”，再会“苦闷与悲哀”。丰子恺提供了解决之道，便是“请教哲学，和他的老兄‘宗教’”，“这时你才相信真正的佛教高于一切。”[12]

丰子恺在《怀太虚法师》一文中的论述，可以佐证他的这些观点。他说“他（太虚法师）是正信，慈悲，而又勇猛精进的，真正的和尚。”又指出“正信者，他对佛法有很正确的认识与信仰。慈悲者，他的态度中绝无贪嗔痴的痕迹。勇猛精进者，他对弘法事业有很大热心。”[13]“真正的和尚者，正信，慈悲，勇猛精进之外，又恪守僧戒，数十年如一日，具足比丘的资格。[14]”从丰子恺对太虚法师的赞扬中，可以看出他对真佛徒与真佛教的理解，即所谓“正信，慈悲，勇猛精进”，“恪守僧戒，数十年如一日。”[15]

三、佛法最崇高

“佛法最崇高”这一论断，将佛法推到了无以复加的层面上。丰子恺总结弘一法师一生，可谓花样繁多“起初做公子哥，后做文人，美术家，音乐家，戏剧家，编辑者，书画家，教师，道家，最后做和尚。”[16]一亲友说弘一法师“他做和尚不久要还俗的”，对于这说法，丰子恺仅承认法师的“好变”，其余不敢苟同。“他具有多方面的天才，他的好变是当然的。全靠好变，方得尽量发挥他各方面的天才，而为文艺教育界作不少的榜样，增不少的光彩。然而他变到了和尚，竟从此不变了。”[17]丰子恺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前头这样‘好变’，这样‘没长心’，后面这样‘不变’，这样‘有长心’呢？”后来丰子恺得出了“做和尚比做其他一切更有意思”的结论。即“佛法比文艺教育更有意思，最崇高，最能满足他（弘一法师）的人生欲”，“所以碰到佛法便叹为观止了。”[18]进一步，丰子恺将佛法与其他东西做比较，“然而这些东西都像甘蔗，尝完了甘味之后，剩下的只是渣滓”，[19]只有佛法才有永久的“法味”。通过弘一法师的一生，丰子恺认为“人生一切是无常的”，这与马一浮“无常就是常”不谋而合。“能够看透这个‘无常’，人便可以抛却‘我利私欲’的妄念，而安心立命地、心无挂碍的、勇猛精进地做个好人”，[20]这不仅仅是丰子恺的感悟，也是他对自己的要求。丰子恺由此认为“佛法不是消极的！佛法最崇高！”[21]（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

注释：

［1］ ［2］［3］ 余连祥：《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丰子恺卷》.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第24页、25页

［4］ ［5］［6］［7］［8］丰陈宝、丰一吟：《丰子恺文集•文学卷一》.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佛无灵》）第705、706、707页

［9］ ［10］［11］［12］ 丰陈宝、丰一吟：《丰子恺文集•文学卷二》.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为青年说弘一法师》），第154页

［13］ ［14］［15］同上，（《怀太虚法师》）第193页

［16］ ［17］［18］［19］［20］［21］ 殷琪:《丰子恺集外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2，第170、171页

参考文献：

［1］ 余连祥：《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丰子恺卷》.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2］ 吴福辉：《丰子恺作品新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3］ 殷琪:《丰子恺集外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2

［4］ 丰陈宝、杨子耘：《丰子恺自传》.江苏：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

［5］ 丰陈宝、丰一吟：《丰子恺文集•文学卷一》.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6］ 丰陈宝、丰一吟：《丰子恺文集•文学卷二》.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7］ 谭桂林：《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丰子恺散文范文第2篇

而我们会悲哀地发现，在应试的重压下，在我们教师功利性的指导下，在学生自身由于种种原因而放弃体会和思考的前提下，学生的文章呈现出了一些问题：材料有，但多是一些古今中外的名人事迹，是那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谓多用材料，很少有自己的真实体会；人云亦云，缺少自己独特的个性化的观点；文章思路混乱，不知所云……

针对浙江高考作文命题的走向及学生作文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想以丰子恺先生的散文为例，尝试着提出几点对学生切实可行的写作启示。

一.俯拾皆素材

丰子恺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画家，散文家。对于他的文章，日本唯美派文学大师谷崎润一郎的评价是“他取材的题材，原并不是什么有实用或深奥的东西，任何琐屑轻微的事物一到他的笔端，就有一种风韵，殊不可思议”。从谷崎润一郎的评价中可以总结先生散文取材的特点：细微琐碎。

我们可以欣赏先生散文的一些题目，《我的母亲》《怀李叔同先生》《春》《杨柳》《白鹅》《吃瓜子》《陋巷》《清明》《读书》《东京某晚的事》，不难发现，先生散文的取材大多细微琐碎，喜欢写身边的人、事和物，有一些甚至是常人根本不会注意或不屑去写的小事，比如《吃瓜子》《白鹅》，这样的材料是很难入高中生的法眼的。但是丰先生写了，并且写出了一种风韵，一种情味，而读者读了也觉得亲切自然，很能引起共鸣。其实，不仅丰先生如此，许多散文家也多以日常生活小事作为写作素材的，现代的像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等人，当代的如林清玄、刘墉、毕淑敏等都是如此。

高考作文评分标准中基础等级的内容标准为：切合题意、中心突出、内容充实、思想健康、感情真挚。感情真挚的基础是材料真实或者材料让写作者有感觉。综观丰先生的文章多是如此。而留意一些学生的作文，有的由于缺乏对生活细致的观察和体会而为文造情，去引用那些很难让人内心有所触动的或被人用滥了的题材；有的为了片面追求立意的高深新颖，去引用那些大而空的题材。种种这些，都是由于学生平时缺少对生活的观察与思考，失却了一颗鲜活敏感的心。所以，在平时的教学中，我们要引导学生做一个生活的用心人，注重观察身边的人、事、物，并有所思考。我的做法是让学生写一些随笔，题材、字数、文体都不受限制，但有一点要求：必须是自己的所历所感，选出好的文章在班中朗读。由于是学生自己的亲身经历，所以往往能引起作为同龄人的同学的共鸣。

二.一花一世界

高考作文如果做到了选材真实和体会真实，并且符合题意，中心明确，学生就能拿到作文的基准分了，但是要使作文得一个比较高的分数，就要朝着发展等级努力。高考作文评分标准中发展等级的要求是深刻、丰富、有文采与创新。那么，如何使自己的文章变得深刻而丰富呢？

这就需要我们运用发散思维，以写作对象为中心，朝四面八方“胡思乱想”，以觅求更多更新的信息，得出某个结论，找出立意深刻的最佳角度。

丰子恺先生的散文是深刻和丰富兼具的。丰子恺曾用一首诗来总结自己的散文创作：“泥龙竹马眼前情，琐屑平凡总不论。最喜小中能见大，还求弦外有余音。”小中能见大，弦外有余音，说的就是丰富和深刻。综观丰先生的一些散文，它们往往能从平凡琐屑的事物中折射出重要的生活哲理或暗示现实社会的某些问题。下面来欣赏一些具体的例子。

比如《梧桐树》，作者由对邻居家普普通通的几棵梧桐树一年四季光景的描写，延伸出一个生活和艺术的哲理：自然是不能被占有的，艺术是不能被占有的。再如《车厢社会》，通过自己坐车的几段经历，描写了车厢中乘客的众生相，从而把车厢和人世间联系起来，表现了人世间的种种怪现状。另外，如《吃瓜子》一文，文章具体描写了吃瓜子时繁杂的动作和技巧，最后指出：看到满地的瓜子壳，便可想见中国人在“格，呸”、“的，的”的声音中消磨去的时间，每年统计起来为数一定可惊，将来此道发展起来，恐怕是全中国可消灭在“格，呸”、“的，的”的声音中呢！说明“消闲亡国”的大道理。

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生活之于每个人，平淡无奇多，惊险跌宕少。但如果仔细观察，并且深入思考，平淡的生活中往往包含着深刻的哲理，无穷的理趣。观察能力和思考能力是需要培养的。高二的时候，我比较注重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具体的做法是学生写的内容，必须包含一定的哲理或隐含现实社会的某些问题，也就是说要学会延伸。写作时可以采用一事多议、多事一议的写法进行评析；另外，采用小组评论时事热点的形式，在一开学就给学生分好组，利用早自修时间，让他们就社会上的一些热点问题进行不同角度的评论，每个小组成员各有分工，因为把更多的主动权交给了学生，学生表现出了极高的积极性，做课件、写评论、配音乐，效果非常好。经过一年的训练，许多学生养成了关注热点，关注生活，从细微的事件中发掘出生活的内涵的写作习惯。

三.文贵有风骨

何为“风骨”？古人大致有两种理解：顽强的风度；个性和艺术感染力。由此看来，风骨既可以指人品也可以指文品。

文品即人品。从文本中我们可以窥见作者的人格、个性、思想以及生活经历等。读丰子恺先生的文章，能时时感受到先生作为宗师和巨匠丰富与博大的心灵，长者与慈父纯洁和善良的人品，这样的文品与人品折射出来的风度就是风骨，也就是先生之所以一直以来深受人们尊重和喜爱的最主要原因。

下面我们可以结合先生的作品字里行间所流露出来的意义美来进一步感受先生散文之“气”，并进一步领略先生的卓绝风度。

他的作品既有对儿童率真的赞美和对成人虚伪的否定；也有对亲人师友的描述、对民众疾苦的关注与同情；既有对旧式教育管理制度、社会丑恶现象的抨击；也有对趣味生活的赞赏和对美好品德的歌颂；另外还有对宇宙人生问题的思考。这些作品都体现了这样一种生命意识：对生命的高度关怀，对生命本身的关心和对生命本质的逼近。

总之，在丰先生的散文中，我们既能感受到作为独立的个体所拥有的“自我”“小我”的爱与愤，喜与忧，也能感受到作为社会一分子的“大我”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这种佛儒共融的风格，也恰恰能折射出先生所具有的“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的传统文化人格。而我们学生的作文总是有太多的小我，小情感，小体会，小经验，小故事，缺少“自我”和“大我”，也缺少对生活的真实体验、对社会时事的关注，缺少了文章应有之气，之风骨。

四.结语

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生活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平淡的，但是，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有一颗充满情趣的内心和一个善于思考的头脑，下笔便有神了！对于即将面对高中生活或者即将迎接高考的学生们，丰先生的散文不仅能让你的内心沉淀，更能让你从中获得一些写作的方法，比如，题材选择面的拓宽，小事情中理趣与情趣的追求，意义美所带来的文章之气，等等。好菜，是需要慢慢炖的，好文章，亦是。希望同学们在以后写作中能好好借鉴，使自己的文章更上一层楼。

丰子恺散文范文第3篇

丰子恺先生不仅是我国著名的漫画家，还是我国卓有成就的散文家。他的散文感情真率自然，语言朴素洒脱，形式灵活多样。信笔所至，妙趣横生，于平易琐细中寓深意，在淡泊飘逸中见真情，就如同他的漫画、书法一样，写意传神，别具风采。教材中《山中避雨》就是他这种语言特色的鲜明体现，实在值得我们一读再读，一品再读。

这篇散文的语言虽然不加雕饰，但句句都自然平易地从作者内心真实地流淌出来，因此，越发显得生动形象，富于表现力。阅读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语言朴实，感情真切。文中的很多句子都没有华丽的形容词和优美的修饰语，作者只是通过促膝闲谈般的情致慢慢叙述山中遇雨、避雨、借琴、唱歌、惜别等情节，但因感情真挚而引起了读者的共鸣。如，“有生以来，没有尝过今日般音乐的滋味”。作为艺术家。这次拉琴的环境与往日不同，是在山中小茶店的雨窗下，有一种天然之美；人物除两个小女孩，都是素不相识的山村青年，是琴声和歌声把大家结合在了一起，有一种和谐之美：大家_的歌唱都是发自内心，有一种真挚之美：大家一起歌唱，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气氛热烈，把苦雨荒山闹得十分温暖，有一种氛围之美。这种种之美让人回味无穷，这可能就是“天然去雕饰，浓情出淡语”的艺术魅力吧!

二是用词精美，耐人品味。文中的一些词语好像作者信手拈来，随意而用，但仔细品读，我们却发现平中见奇，很耐人寻味。如“三家村里的青年们也齐唱起来，一时把这苦雨荒山闹得十分温暖”。此句只是简要的介绍当时的场面，看似平平常常，但其中的用词却恰到好处。句中的“温暖”用得很传神。在这里，首先强调了雨是“苦雨”，山是“荒山”，更显出了“温暖”的可喜可贵；再深一步体会，这“温暖”二字，似在写环境的温暖，其实是写作者自己内心感受到的温暖，表达了他的一种欣喜之情。另外句中的“闹”字则生动形象地写出了当时无拘无束的热烈气氛和作者发自内心的真挚感情。如把“闹”字改成“变”、“唱”，就远不如“闹”字来得生动了。

三是句式灵活。恰到好处。句子是能够表达完整意思的语言单位。不同的意思可以用不同的句式来表达，同一个意思也可以用几个句式来表达。句式不同，所表现出来的修辞效果也不同。高明的作家的做法往往是除了对词语进行恰当的选择和锤炼外，更重要的是对句子进行必要的组织和调配。如本文是这样叙述的：“这种乐器在我国民间很流行，剃头店里有之，裁缝店里有之。江北船上有之，三家村里有之”。此句以排比的句式。使我们的视线跟着它一个个地不断转移：剃头店里――裁缝店里――江北船上――三家村里，让我们具体地感受到了胡琴的确是处处可见。另外，连说四个“有之”，又起了强调作用，语气显得更加肯定。又如“若没有胡琴的因缘，三家村里的青年对于我这路人有何惜别之情，而我又有何依依于这些萍水相逢的人呢?”这里连用了两个反问句而不用陈述句。既引起读者的深深思考，又显得更有力量，更加肯定，更有情感，让我们对“乐以教和”的道理深信不疑，也让读者更为之动心。

丰子恺散文范文第4篇

一

丰子恺一生对杭州特别有感情，不仅仅因为西湖风景优美，更在于这是他所崇敬的老师给他指明人生方向的地方。1914年，丰子恺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遇到了图画音乐老师李叔同，受到了艺术上的启蒙，品格上的熏陶，才智上的促进。李叔同不仅是丰子恺学艺术的老师，还是他信佛的导师。1918年，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出家为僧，法名演音，号弘一。丰子恺的一生，受弘一法师影响很大。在1927年30岁生日时，丰子恺在李叔同的主持下皈依佛门。生性淡泊的丰子恺由对李叔同的人格景仰而趋近佛教，他以一种感知的方式接纳活的、具体化的佛教，确切地说，是一种俗化的、融合了艺术、美与童真的宗教感，而不是由佛、法、僧所构成的严谨的佛家理论。丰子恺的皈依佛教，完全是思想上、哲学上的皈依。

1948年，丰子恺在为厦门佛学会所作的讲演《我与弘一法师》中说到：“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李叔同早年对母尽孝，对妻子尽爱，安住在第一层楼中。中年专心研究艺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便是迁居在二层楼了。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二层楼，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故我对于弘一法师的由艺术升华到宗教，一向认为当然，毫不足怪的。”在丰子恺眼里，宗教是一种观念形态、一种意识形态，是他的精神归宿。

1922 年李叔同在给俗侄李圣章的信中讲述了自己的出家原因、过程、出家后的行踪及对未来的打算：“任杭教职六年，兼任南京高师顾问者二年，及门数千，遍及江浙。英才蔚出，足以承绍家业者，指不胜屈，私心大慰。弘扬文艺之事，至此已可作一结束。戊午二月，发愿入山剃染，修习佛法，普利含识”。他从一个“男儿若论收场好，不是将军也断头”的热血男儿，进而要做“普利含识”的佛弟子，利益所有形态的生命。“出家既竟，学行未充，不能利物；因发愿掩关办道，暂谢俗缘”。1925 年弘一法师为拒绝接见地方长官时，垂泪对寂山和尚说：“弟子出家，非谋衣食，纯为了生死大事，妻子亦均抛弃，况朋友乎？”为了能学行充实，他甘愿做一名苦行僧，了却尘缘。可见其“自度度他”的大乘佛教的救世精神。弘一法师学修和实践以持格著称的律宗，衣食住行极简，过午不食，不收徒不住持，在清贫和孤寂中投入到佛学的弘阐中。对于弘一法师的佛学贡献，学者戴嘉枋概括弘一佛学体系为“以华严经义为本体认识论，南山律宗为修持指导的方法论，以及净土要义为印证旨归的实践论的系统佛学思想框架”；何棉山对弘一法师的佛学著述（闽南期间）进行了整理，突出他在佛教教育上的贡献，关于律学之弘阐，“主要有三大方面：一为演讲，二为创设南山律学苑，三为编撰校注大批律学著作。就第三方面而言，《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及《南山律在家备览要略》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两部。”弘一法师严谨克己的修为、培养佛教人才的智举和编撰整理大量佛学著作的功德，使他终成一代名僧。

与尊师相比，丰子恺虽皈依佛门，只是在家居士，未曾斩断世情。他的佛缘更多的是白马湖春晖执教时期的延续和升华，是中国传统文人逸士的出世情怀，是一份关注现实众生、慈悲为怀的心境，是佛儒通融在精神世界的一种高度和谐。这份情怀汇聚在丰子恺的笔尖，化成质朴无华又柔情温和的文字，化成简练传神又自然率真的漫画；这份心境渗透在丰子恺生活的点点滴滴中，使他能在旁人眼中琐碎无趣的细节中找回艺术和人生的真善美，找回内心纯粹清澈的本真。丰子恺的这份佛性，使他赞美和向往儿童的赤子之心，也为颠沛流离的他觅得一方悠然净地。品读丰子恺的散文作品，我们能深深被这份自然流露的佛心所感动……

二

丰子恺的散文处处以礼赞儿童为主旨，因为儿童世界的纯真洁净印证着了佛学中的“明净心”，尘世间的童心契合了丰子恺心中完美的社会理想。敬安和尚曾作诗：“吾爱童子身，莲花不染尘。骂之惟解笑，打亦不生嗔。对境心常定，逢人语常新。可慨年既长，物欲蔽天真。”《坛经》云“世人性净，犹如青天”。这种“佛性”集中体现在没有受到世俗尘埃蒙蔽的儿童身上。明代李贽曾说“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成人于尘世中渐为外界妄念所迷，受世智尘劳的拘束，反倒迷失了佛心，即“心性本净，客尘所染”。佛教对世俗社会的“妄念浮云”、“客尘”是持抨击态度的，丰子恺也是借礼赞儿童来反讽成人社会的虚伪矫饰等弊病。他在《我的漫画》中坦言“我向来憧憬于儿童生活，尤其是那时，我初尝世味，看见了当时社会里的虚伪骄矜之状，觉得成人大都已失本性，只有儿童天真烂漫，人格完整，这才是真正的人。”在同时代作家中，冰心把儿童纯真、自然、美好的天性作为“爱”和“美”的典型代表。朱自清眼中，儿女的喧闹好似“千军万马”，令人烦躁不堪。在雍容平和的丰子恺笔下，孩子们的一颦一笑、争吵哭闹都是饶有趣味的，是真性情的流露。

丰子恺醉心于儿童心境的单纯，能撤去世间事物因果关系的网，天生具有辩证的佛法慧根。在《从孩子得到的启示》中，对成人来说苦不堪言、惊慌紧张的逃难，在孩子的明净心中却是一件快事，“就是爸爸妈妈、宝姐姐、软软……姨娘，大家坐汽车，去看大轮船”。《儿女》中，他不遗余力地描写孩子们吃西瓜的陶醉状，夕暮的紫色中，习习凉风吹拂，百感畅快的儿童肆意宣泄生的欢喜。儿童的专注憨态和自得其乐令他羡慕和慨叹。儿童具有明慧的心眼，无论做什么事，把身心全部思量都拿出来，这份专注的“痴”正是佛教追求的“无我”之境。瞻瞻因花生米不满足而流泪，阿宝因索要好东西而大叫“要黄”（阿宝小时喜欢蛋黄，所以物较好者就叫做“黄”）。这些真实可爱的细致描述又流露出孩子毫不掩饰人生欲望的本性真情。丰子恺反观自我，“我那种生活，或枯坐、默想，或钻研、搜求，或敷衍、应酬，比较起他们的天真、健全、活跃的生活来，明明是变态的、病的、残废的”，“我比起他们来，真的心眼已经被世智尘劳所蒙蔽，所斩丧，是一个可怜的残废者了。”童年生活作为人生理想的感性体验，张扬的真挚、朴素与成人社会的矫饰、伪善是水火不容的。孩子们敢说、敢做、敢哭、敢笑，充分体现了人类自由发展的天性。丰子恺以饱蘸舔犊之情、素淡的笔触描绘儿童生活的真实面貌，着力刻画孩子的天真无邪，用欣赏、倾羡的眼光审视儿童的言行，用平直的语言叙述生活的恬淡与儿童的率真，自然童趣跃然纸上。

佛学使丰子恺从智性的高度观照人生，发现生活中独特的率真和情趣。居士的独特身份使丰子恺对身边的种种事情保持一种宗教式的体验。丰子恺把宗教看作艺术的至高境界，把人生视为艺术的人生。他的散文描景状物、记人叙事，用平易质朴的语言娓娓道来，却深含哲理。他把深刻的佛学义理转化为自我的人生体验，使佛理顿悟与人生经验、艺术形象溶于一体，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显现着淡泊蕴籍的禅韵。

《物语》中，院落里的葡萄、南瓜，家养的黑猫、白鸽，都引发了他丰富奇特的想象。他先用优美轻松的笔调，满怀慈爱和感激的心怀，盛赞这些小生灵的可爱；然后笔锋一转，运用拟人的手法，借动植物之口道出了自己独特的人生体悟，强调众生平等的佛学观念，更提出了一种人类与万物为友、人类之间相互尊重的生存之道。《山中避雨》写丰子恺带两个女儿到西湖畔的山中游玩，忽然遇雨只得在二家村的小茶店里喝茶避雨。“茶越冲越淡，雨越落越大。最初因游山遇雨，觉得扫兴。这时候，山中阻雨的一种寂寥而深沉的趣味牵引了我的感兴，反觉得比晴天游山趣味更好。所谓‘山色空蒙雨亦奇’，我于此体会了这种境界的好处。”极具禅者之风的丰子恺自然能够随缘自适，自得其乐。女儿却怨天尤人，苦闷万状，于是，丰子恺向茶博士借来胡琴，拉曲解闷，在苦雨荒山中上演了感人的一幕。文中有作者独特的“乐以教和”“曲高和众”的独特审美观，“倘能多造几个简易而高尚的胡琴曲，使像《渔光曲》一般流行于民间，其艺术陶冶的效果，恐比学校的音乐课广大得多呢。”文中舒缓有致的娓娓叙述，给读者展现了一副清新淡雅的水墨山水画，画中又蕴含着淡泊随缘的禅意。真可谓不见佛语、不谈佛道，而佛心佛趣浓郁。

丰子恺有着漫画家和散文家的双重身份，他的画寥寥数笔而神韵毕现，他的文语淡而意丰，白描的手法，练达的文字，恰如他意到笔不到的漫画风格。《吃瓜子》是颇具特色的一篇，他用亦庄亦谐、轻松幽默的笔调，反讽的手法，记叙了中国人吃瓜子的“高超技艺”。略带夸张的语言生动传神，把国人的吃相刻画的惟妙惟肖。他从吹煤头纸、磕瓜子这类司空见惯的琐屑现象中，洞察到了中国有闲阶级的墉懒闲散的文化习性。他还从关乎民族生存的角度提出警示“试看粮食店、南货店里的瓜子的畅销，试看茶楼、酒店、家庭中满地的瓜子壳，便可想见中国人在‘格，呸’‘的，的’的声音中消磨去的时间，每年统计起来，为数一定可惊。将来此道发展起来，恐怕是全中国也可消灭在‘格，呸’、‘的、的’的声音中呢。”身为漫画家的他以独特的慧眼，从细微的日常生活小事中引发人生思考，进行哲理思辨。谭桂林曾言：“丰子恺用宗教式的心态、眼光与思维方式去观察体认环绕自我的日常生活与时间之流，不仅使《缘缘堂随笔》为现代散文创作提供一种十分独特别致的风韵与情调，即便对于民族文化心理与审美思维的改造与重铸，其启示也是不可忽视的。”

李叔同的文艺观：“先器识而后文艺”，“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先器识而后文艺，即首重人格修养，次重文艺技术，要做一个好的文艺家，必先做一个好人。一个文艺家若没有器识，无论技艺何等精通熟练，亦不足道，也即“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丰子恺一生身体力行李叔同的文艺观。李叔同对丰子恺在人生、艺术和宗教上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丰子恺对李叔同的发自肺腑的人格景仰和在艺术上的继承发扬令人钦佩，师徒两人成就的不只是一段风雅的佳话，更为后世留下满怀人间真情的感动。在现代散文史上，丰子恺以其恬淡脱俗的具有佛心、佛趣与佛理的艺术风格而卓然独立。阅读他的作品，能够在他的一笔一墨、一言一行中，分享他独特的艺术魅力，感受他高尚的人格力量。也许这正是丰子恺在海内外影响日益深广的一个重要原因。

丰子恺散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儿女》 幸福 烦恼 责任

引言

1928年，由叶圣陶主编的《小说月报》在第19卷第10号上同时登载了他的两个好友朱自清和丰子恺的同题散文《儿女》。那一年，同庚的朱自清和丰子恺都是5个孩子的父亲，而且刚好步入而立之年。这两个私交甚笃、志趣相投的挚友，在他们的同题散文《儿女》中从不同角度真切地表达了身为人父的种种复杂感受，研究二位大家的作品对于探索白马湖作家群的创作特色及文学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

一、《儿女》的创作背景

朱自清的《儿女》与丰子恺的《儿女》都表达了父亲对待儿女的深情厚谊，同时也彰显了两位作家不同的背景经历。朱自清出生于书香门第，作为家中的长子，父亲朱鸿钧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有朝一日能光宗耀祖。所以父亲在生活上对朱自清格外疼爱，同时在学习上对其严加管教。30岁时，身为5个孩子的父亲，朱自清一如当年父亲对自己一样，对孩子们既严厉又慈爱。1928年，朱自清写作《儿女》时，第一任妻子武仲谦还在世。1916年与武氏结婚时，朱自清才十九岁。二十一岁，就有了第一个孩子阿九;二十三岁，又有了阿菜。十年间，5个孩子就接踵而来。虽然朱自清初为人父时还很年轻，如野马一般，难以忍受这些累赘的孩子给自己带来的羁绊，但身为人父所带来的幸福感觉也不时流淌在心间。

丰子恺作为丰家的独子，备受宠爱，打小就被包裹在众星捧月的温情之中。这种温情伴随着他的成长，浸透在他的性格里，铸就了他“慈父”的情怀。他“常常抱孩子，喂孩子吃食，替孩子包尿布，唱小曲逗孩子睡觉，描图画引孩子笑乐;有时和孩子们一起用积木搭汽车，或者坐在小凳上‘乘火车’。”[1]在他的心目中，儿童“占有与神明、星辰、艺术同等的地位”。[2]他特别疼爱自己的孩子，孩子们笑了，他觉得比自己笑更快活;孩子们哭了，他觉得比自己哭更悲伤。对孩子温柔悲悯的情怀，使丰子恺比常人更用心去体味为人之父的幸福。孩子们的任何举动，在他看来都是天真无邪、可爱至极的。在创作《儿女》 时，丰子恺是带着艺术情怀去表达自己的感情，他将孩子的种种幼稚与调皮进行了“美化”，如孩子的幼稚在他的笔下美化成了小英雄的不凡气概。他能够常常以孩子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由此他和孩子的心灵息息相通，因而内心恬静悠然，他的《儿女》也就是以此为标准。

二、《儿女》折射出的作家情怀

朱自清与丰子恺同题散文《儿女》中折射出了作家不同的情怀，可以分别从幸福、烦恼、责任三个视角解读。

首先，从幸福视角解读作家的情怀。朱自清在《儿女》中，说起孩子们的小模样、小心眼儿，他如数家珍：“五个月的阿毛，会张开没牙的嘴格格地笑，想出去溜达时就大声喊叫;三岁的闰儿，是个逗人开心的小胖子，口齿不清，发音模糊，‘好’经常说成‘小’，走起路来蹒跚可笑;七岁的阿菜，总是有问不完的问题，而且不管你爱不爱听，每天都会在饭桌上喋喋不休地给大家报告学校里的人和事;十岁的阿九是个爱读书的孩子，没事就坐着或躺着看书。5个孩子，脾性不一，性格迥异。”朱自清用白描的手法，勾勒出儿女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寥寥数笔就点石成金，把孩子们的稚气可爱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朱自清一向强调写作的“至诚的态度”，他在文中所叙之事都是些生活小事，看起来琐碎平庸，但字里行间倾注着从心灵深处流露出来的真情实感，体现出其幸福情怀，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丰子恺在《儿女》中描述了他和四个孩子坐在地上吃西瓜的场景是其幸福情怀流露的一个典型例子。在丰子恺作品中，三岁的阿韦边吃西瓜边发出一种像花猫偷食的“ngam ngam”声，五岁的瞻瞻马上接着发表他的诗：“瞻瞻吃西瓜，宝姐姐吃西瓜，软软吃西瓜，阿韦吃西瓜。”七岁的软软与九岁的阿宝立刻把瞻瞻的诗句用散文和数学的兴味归纳为：“四个人吃四块西瓜。”对此，丰子恺的点评是：“我觉得三岁的阿韦的音乐表现最为深刻而完全，最能全面表出他的欢喜的感情。五岁的瞻瞻把这欢喜的感情翻译为（他的）诗，已打了一个折扣;然尚带着节奏与旋律的分子，犹有活跃的生命流露着。至于软软与阿宝的散文的、数学的、概念的表现，比较起来更肤浅一层。然而看他们的态度，全部精神没人在吃西瓜一事中，其明慧的心眼，比大人们所见的完全得多。天地间最健全者的心眼，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最完全地见到。”[3]经丰子恺用艺术家的妙笔一点，这个日常的生活细节立即让人过目难忘。不仅表现出天伦之乐给予丰子恺的幸福，把他舐犊情深的心理描摹得入木三分。

其次，从烦恼视角解读作家的情怀。1928年，朱自清在清华大学任教。那时国共两党处于尖锐对立的动荡时期。作为一个自由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他既不满的反革命行为，又对共产党的革命活动不甚了解，因此一时间陷入了苦闷和彷徨之中。这种苦闷和彷徨的情绪体现在家庭生活中，就演变成了由家庭拖累所产生的种种烦恼，包括身为人父的烦恼。带着一群孩子就像“蜗牛背了壳”，虽是叶圣陶的比喻，但却是朱自清的切身感受。《儿女》中对每天“如两次潮水一般”的午饭和晚饭的描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年轻的父亲在一群孩子的喧闹中无可奈何地郁闷。面对孩子们的吵闹和不听招呼，朱自清有时会很不耐烦，会叱责孩子，甚至会在孩子们身上落下自己沉重的手掌。丰子恺虽然极其喜欢孩子，但孩子们的淘气顽皮同样给他带来过烦恼。他在家乡石门湾平屋中的小书桌上规规矩矩地摆满了笔墨纸砚，不喜欢任何人乱动。但是孩子们一旦爬上去，一切就乱了套。挥洒自来水笔弄得一桌子一衣襟的墨水点，把笔尖蘸在浆糊里，撞翻茶壶，打碎壶盖……孩子们的这种捣乱、破坏和损毁行为，也会让丰子恺不甚其烦，忍无可忍，于是不免“哼喝他们，夺脱他们手里的东西，甚至批他们的小颊”。丰子恺写道：“回想四个月以前，我犹似押送囚犯，突然把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从上海的租寓中拖出，载上火车，送回乡间，关进低小的平屋中。自己仍回到上海的租界中，独居了四个月。”显而易见，年轻的父亲不堪孩子们扰闹，想要独自清净。但对丰子恺而言，孩子们带给他的烦恼只是瞬间的，他立即就会为自己对孩子们的态度感到后悔，所以骂过之后立刻换上笑脸，夺了孩子们的东西之后马上加倍奉还，骤然举起的手会在半空中变软，对孩子小脸的批打顷刻间会变成抚摸。

最后，从责任视角解读作家的情怀。朱自清在《儿女》中谈到朋友黄少谷、丰子恺、叶圣陶为孩子们操心、付出时，深感惭愧。同时，对自己做父亲的责任进行了深刻反思。他认为，首先要将孩子们团聚起来，其次要给孩子们力量。孩子们将来能否大学毕业，能否成才，在“这个变动不居的时代”，朱自清也没有“一定的主意”，但他深知教孩子“怎样去做人”是最重要的。孩子的人生观和职业等，可以由他们自己去定，家长须尽的是指导责任，要帮助孩子们去发展自己，培养孩子的胸襟与眼光是作为父亲最迫切的任务。朱鸿钧曾经写信叮嘱朱自清好好培养阿九，信中写道：“我没有耽误你，你也不要耽误他才好。”想起父亲的仁慈及谆谆教诲，朱自清更是感到自己之前对孩子们的体罚和叱责是多么的残酷。在对自己过往的行为进行忏悔和自责之后，他决定“好好地做一回父亲”，承担起身为人父的责任。丰子恺一直是儿童崇拜者，他对孩子总是充满着长辈的慈爱。在他看来，“世间人与人的关系，最自然最合理的莫如朋友。”“朋友之情，实在是一切人情的基础。”[4]所以，丰子恺从不在孩子们面前摆家长的架子，他和儿女之间是一种平等的朋友关系。对于父母应对子女承担什么责任，丰子恺虽说“心中常是疑惑不明”，其实他早已了然于胸。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丰子恺始终奉行的是“儿童本位”的理念。他不仅疼爱自己的孩子，而且对普天之下的儿童都具有一种爱心和同情心。他主张成人要站在孩子的立场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地想孩子所想，尊重和呵护他们。不要用成人的标准去要求孩子，不要用成人的眼光去审视他们。丰子恺认为孩子们是“身心全部公开的人”，故而保护孩子们的童心不受现实世界的浸染，是为人父母最重要的职责。

结语

朱自清、丰子恺同题散文《儿女》从问世至今已近一个世纪，朱自清和丰子恺以他们的父爱情怀与读者分享了为人之父的酸甜苦辣。虽然他们对待孩子的态度有诸多差异，作为父亲的感受也不尽相同，但二人在各自的文章中表现出的那种与儿女之间至爱至仁的骨肉亲情却如出一辙，作品中展示的作者情怀为后世父亲带来深远意义的启示。同时，朱自清是以他所处的那个社会为背景来写的这篇文章，所以在他的作品中有很多处体现了他对社会的不满，对家庭生活的种种反感。而丰子恺则是以艺术为背景来写这部作品。让自己与孩子们的世界融入起来，形成了自然和谐的局面。二位作家的创作特色及情感在作品中具有明显的体现。解读二位大家的作品，对于进一步深入了解和认识白马湖作家群的文学观和作品特色具有重要的意义。语

参考文献

[1]丰子恺.《子恺漫画选》自序[A].丰子恺散文选集[C].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

[2]丰子恺.儿女[A].丰子恺散文选集[C].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

[3]朱自清.儿女[A].朱自清经典散文集[C].哈尔滨：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11.

[4]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A].鲁迅杂文全集[C].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丰子恺散文范文第6篇

同他寻开心。我随口问：

“你最喜欢什么事？”

他仰起头一想，率然地回答：

“逃难。”

我倒有点奇怪：“逃难”两字的意义，在他不会懂得，为什么偏偏选择它？倘然懂得，更不应该喜欢了。我就设法探问他：

“你晓得逃难就是什么？”

“就是爸爸、妈妈、宝姐姐、软软……娘姨，大家坐汽车，去看大轮船。”[1]

以上有趣的文字摘自丰子恺《从孩子得到的启示》一文。时处1927年国民革命军攻打上海之时，上海进入了战线，平民百姓本能地扶老携幼避难出逃。“这是‘逃难’。这是多么惊慌、紧张而忧患的一种经历！”经孩子口中说来，就成了另一种“逃难”：大人眼中的“虚惊”成了“出游”，可以坐汽车、游览、参观，“那一天不论时，不论战”。丰子恺感叹道：“他们是‘艺术’的国土的主人。唉，我要从他学习！”

在丰子恺的文字里，孩子成为了战争境况下作家自我的参照，他们是战争当下艺术国土的“主人”。这种参照让我们看到了生命形态的饱满，一种超脱功利性束缚的艺术突围。作者用简约雅致的文笔真实而集中地再现了人类生存矛盾的深刻性和丰富性。这种生命自足的文学力量，在动荡时局中滋长生发开来。生活在“主人”的超脱视野里才是美好的，自足的。

孔范今教授在《一个通往文学新世纪不可逾越的话题》里写：“与启蒙现实主义、政治现实主义相抗衡并企图超越它们的，是可以称之为生存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解和实践。只不过它出现稍晚，是在前两者的对立和转换中所作的一种努力。”并进而定义：“实则是指既不臣服于政治对文学的工具性要求，又不完全心仪文化启蒙现实主义的那种以表现人类某种生存状态为旨归的文学创作。”[2]借用“生存现实主义”这个概念，可以囊括进30年代的沈从文、40年代的钱钟书、张爱玲等，还应该有，此时的丰子恺。这条脉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并不构成主潮，甚至连形式都不完整，不形成规模。但是，作为一股在现代，尤其是战争时候（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凸显的与人类文明普遍性相沟通的暗流，极大调动了传统文学资源，并一定程度地实现了中国文学“从古典的一统性向现代的分合性的过渡”。[3]因此，对战争中的丰子恺散文的生命自足的超脱寻求的梳理是必要的。

抗战爆发后，丰子恺无奈辗转流离，离开他的“一件灵与肉完全调和的艺术品”缘缘堂。后，缘缘堂在炮火中被毁。丰子恺于1938年、1939年悲愤地连续写下了《还我缘缘堂》、《告缘缘堂在天之灵》、《辞缘缘堂》三篇文章。战争可怕的吞噬力，裹挟着无数的灵与肉的毁灭，这种毁灭感在作家笔下成为一种无声的控诉。“写好对，我本能伸手向后面的茶几上去取大印子，岂知后面并无茶几，更无印子，但见萧家祠堂前的许多木主，蒙着灰尘站立在神祠里，我心中又起了一阵愤懑。”[4]这种身处流离，对物的失空感让人没有了依着。在战争环境中，这样的敏感被扩大，附加了战时意义，调动了读者的现实情感。作者构筑的文本在对现实世界的有着依存关系的同时，也走进了“全封闭”、“全开放”的双重文本世界。[5]丰子恺写：“沿途看报某处阵亡数千人，某处被敌虐杀数百人，像我们全家逃出战区，比较起他们来已是万幸，身外之物又何足惜！我虽老弱，但只要不转乎沟壑，还可凭五寸不烂之笔来对抗暴敌，我的前途尚有希望，我决不为房屋被焚而伤心，不但如此，房屋被焚了，在我反觉轻快，此犹破釜沉舟，断绝后路，才能一心向前，勇猛精进。”由此及彼，由我及族，战时丰子恺散文痛感战争对生命的毁灭，表现出的文学的担当意识，揭示了战争的本质：毁灭。于桂林师范执教时，丰子恺曾发表表现战争残酷的配有《忆江南》小词的一幅漫画，小词写：“空袭也，炸弹向谁投。怀里娇儿犹索乳，眼前慈母已无头。血乳相和流。”作者自觉担当了战争的记录者，寥寥数语，读来感人至深。《告缘缘堂在天之灵》描绘的春夏秋冬里温暖安逸的缘缘堂，“不满六岁”随即被毁。战争把生命原本依存的自足空间打破了，战争体验倾诉笔端方才获得一种安抚。丰子恺将缘缘堂唤作第二人称“你”，这种叙说就构建了超脱生活本身的如在昨日又痛感当下的文学张力空间。

生命自足空间的寻找的一个方面，是“及物”的，是传统的感时伤世忧国忧民的战时表达，悼念过去又贴近战时。1939年写的《谈壁上标语》结尾，作者富有意味地写道：

第一个人手持一支粉笔，在灰色的墙上画双钩的空心字，决定每个字的位置与章法。

第二个人左手提白粉桶，右手持毛笔，用排笔蘸白粉，将空心字填涂。第三个人左手提红粉桶，右手持毛笔，在填涂白色的文字的四周加描红线。他们默默地分工合作。他们各人恪尽各人的职司。于是标语迅速地写成，鲜明地表现在墙上，强力地牵惹行人的眼光。我仿佛孔子看见了明堂的壁画，徘徊不忍遽去。我想：他们仿佛是在合力造成一种有生命的活物。第一人先造骨骼，第二人在骨骼上附加肌肉，第三人在肌肉上附加皮肤，于是“标语”就降生，生得英姿焕发，勇武绝伦。他在壁上高声疾呼，唤醒四万民众，同心协力，抗敌救国。于是抗战必胜，建国必成。这真是所谓“一言兴邦”。[6]

作者从刷标语体会到的一种民族古老而素朴的凝聚力的时代爆发。“一种有生命的活物”。这就是一种生存，一种生命自足的张扬。当下的生命形态存在因为抗战的外在环境而彰显其英姿和勇武。作者本是对广告极为厌烦的：“这是商人的破坏风景，资本主义的蹂躏自然美！”他要求对杀风景的壁上广告“加以限制”。而抗战以来，壁上广告都变成了抗战标语，“字体也都是粗大而鲜明，位置也都在当路最触目的地方”，却让人产生敬意。“为了这是吾民族的爱国热忱的表现，万众一心的誓文，好仁恶暴的宣言”。丰子恺“辗转迁徙，行经五省”，把对战争苦难的体察，转变为对希望的寻求；从个体生命体验上升到群体意志的皈依。由此，从标语上感受到一种超越形式的精神的美，从而给人希望和力量。传统的“一言兴邦”在这里获得了新的内涵，传统文学在救亡外力下自觉出走，并逗留回望乃至审视传统自身。他和沈从文“将二战看作人类进步文化跟人类‘虚妄’文化的对峙、搏斗，他相信民族文学在国民中保存的深厚潜力和唤起的‘伟大感情、伟大思想’将支撑起中国的长期抗战”[7]这种情感是一致的。

有人评价：“丰子恺画画的手和画画的笔，都不是他自己的手和笔，而是中国的深厚的艺术传统和伟大的一种文化心灵，一种和平、善良、纯真这样一种文化心灵，通过丰子恺的手，来表现在他的艺术世界当中的。他不是一个一般的对某一个异族的侵略去抗战的武器，而是表现人类的文明的一种基本的美或者说是人类的文明的一种基本的价值。”[8]“他觉得即使是在战争中，人仍然要提到一种超越民族之间仇恨的更高一层的普遍的这么一个原则，就是说对任何生命都要尊重。”[9]

这就涉及了生命自足空间的另一个个方面：在历时和共时中构建审美距离关照，使战时文学空间与人类文明的普遍性相沟通。如《“艺术的逃难”》一文，写“不胜奔命之苦”的逃难路途中的因缘巧合，并感受到“颠沛流离的生活，也有其温暖的一面”，出逃无助的时候“似乎已经绝望”的时候，又“暗中忽见光芒”店老板和当地汽车加油站的站长提供方便。作者感叹道：“我好比暗中忽见灯光，惊喜之下，几乎雀跃起来。但一刹那间，我又消沉，颓唐，以至于绝望。因为过去种种忧患伤害了我的神经，使它由过敏而变成衰弱。我对人事都怀疑。这江苏人与我萍水相逢，他的话岂可尽信？况在找车难于上青天的今日，我岂敢盼望这种侥幸！”[10]这篇文章富有哲理的美妙，需要进行象征解读。

《“艺术的逃难”》可以看作一篇整体性象征的文本，即文章“象征具有圆形结构，其表面圆润的故事情节共同指向一个象征的寓意的存在。比如鲁迅的《长明灯》对反封建制度的整体隐喻”[11]。《“艺术的逃难”》表层是一篇充满逃难惶恐与因缘机巧峰回路转的故事。其下海延伸着另一个意义层，即深层意蕴，这就是文本充满哲理的象征意义。“通过形象的、显在的故事情节指向抽象的、隐在的意蕴的存在，这是小说象征圆形结构文本的特征，而对‘象外之意’的追寻，对深层意蕴的破译，则是象征解读的主要任务。”[12]如同沈从文在《边城》里表达“美丽总令人忧愁”的哲思一样，该文象征了生命自足的寻求过程，表达的是“艺术的”或“宗教的”超脱于人生之上的理念——简言之，生命在艺术乃至宗教中才得自足。

文章从从容容地叙述“我”携家带口逃难的过程：雇车——被骗——找车——徒步——找车——不得——写字——偶遇——有车——团聚。这样一条结构线索下来，车的物象不断被重复。韦勒克说：一个意象反复出现就构成了象征【13】。在文章中，车是功用的，可以载人载物，可以逃难躲避，蕴涵着深刻的意义。战争中，它不可强求，可遇不可求（赵君慷慨说晚上找司机来，“我”却觉得“岂可尽信”，“没有把这话告诉我的家人，免得她们空欢喜”。），求得了便是完满。而且，出现了车的替代品滑竿、挑夫。这些都预示着车本身就象征着完满的艺术/宗教。车，作为象征暗示的正是结尾体悟到的“人生的最高境界，只有宗教。所以我说，我的逃难，与其说是‘艺术的’，不如说是‘宗教的’”。凸显和强调车的重要性，就是凸显艺术/宗教的重要性。“极微细的一个‘缘’，例如晒对联，可以左右你的命运，操纵你的生死。而这些‘缘’都是天造地设，全非人力所能把握的。”这正是对寻车不得，车自会来的生命境遇的注释。车的功能是从战地转移到安全地带。艺术/宗教，也是这个功能。

作画和寻车往往交织在一起，其实两者本是同一件事。“我一向欢喜自动，兴到落笔，毫无外力强迫，为作画而作画，这才是艺术品，如果为了敷衍应酬，为了交换条件，为了某种目的或作用而作画，我的手就不自然，觉得画出来的笔笔没有意味，我这个人也毫无意味。”可是这种想法，在那时候却行不通，必须得勉力行之。作画之事，因赵君的要求作为交换条件，形成了一种压迫，艺术本身的美妙就不再了；寻车之事，因战争困境压迫，本文开头所引小孩眼中的“逃难”“就是爸爸、妈妈、宝姐姐、软软……娘姨，大家坐汽车，去看大轮船”这种意境也不复存在了。因此，人是无法真正达到生命自足的，只可存超脱之念，不可能真正超脱。这就是生存的悖论。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学导论》中认为，作为象征的艺术，“是无意识欲望在想象中的满足”。这种矛盾，在这篇战争背景下的象征文本里演绎出了生命的寻求，并在想象中达到生命自足。这是以往研究者忽略的地方。

以上表明了战争中丰子恺丰润自足的文学生命形态的完成。在“反侵略战争题材的直接性，文学形式的通俗性”成为“抗战初期创作的基本走向”[14]时，丰子恺散文保持了本真灵性与雅正品味，构建了难得的文学生命形态。在《辞缘缘堂》中，作者黯然痛惜之余，更表示：“环境虽变，我的赤子之心并不失却；炮火虽烈，我的匹夫之志决不被夺。它们因了环境的压迫，受了炮火的洗礼反而更加坚强了。杜衡芳芷所生，无非吾土；青天白日之下，到处为乡。”作家用动情的笔触写道：“讲起逃难，大家都说：‘要逃我们总得一起走。’但下文总是紧接着一句：‘我们这里总是不要紧的。’后来我流亡各地，才知道每一地方的人，都是这样的。呜呼！‘民之秉夷，好是懿德。’普天之下，凡有血气，莫不爱好和平，厌恶战争。我们忍痛抗战，是不得已的。”这种体验展现了有别于急功近利的政治话语和承载五四精神的启蒙话语的注重生命自足形态的丰子恺散文的风格。它暗示了战时一种独特的写作视角，即试图用文字构建一种平衡的、均衡的力和对现实功利超脱的寻求。丰子恺的散文可以说是“民族性的开掘、丰富，成为一种能超越政治因素的文学整合力量”[15]，“用对民族文化、地域乡土，乃至母语的挚爱深恋，用对人类文明、人性善恶的入骨体悟，表达着他们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创作追求”[16]的一个范例。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1]《丰子恺作品新编》，丰子恺著，吴福辉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12月第1版，P14。

[2]《孔范今自选集 新学术视野中的反思与重构》，孔范今，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08.，P302~P315。

[3]《战时文学开放性体系的形成：从大陆、台湾到海外》，载《中国和海外：20世纪汉语文学史论》，黄万华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P86~P106。

[4]《丰子恺散文 插图珍藏版》，丰子恺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P184~187《还我缘缘堂》。

[5]黄万华教授在《世界战争文化格局中的战时中国文学》一文中阐明：“战争环境使一些作家走进了‘全封闭’、‘全开放’的双重文本世界。当张爱玲都无法在自己作品中消除战争阴影的隐喻、转喻载体，只是可以有向外部世界开放的更多不同的方向。而作家中，不管是出于对自身前一阶段艺术探索的延续，还是出于在战争环境中‘间离’现实构筑艺术自足世界的需求，都有人在避免战争现实压力对文本自身的损害。”载《史述与史论：战时中国文学研究》，黄万华著，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P349~362。下略。

[6]同1，P160。

[7]《史述与史论：战时中国文学研究》，P1《前言》。

[8]《大师》栏目文化系列片，上海文广传媒集团，华东师范大学胡晓明语。

[9]同上，复旦大学葛兆光语。

[10]同1，《“艺术的逃难”》，P177~P184。

[11]《叙事的诗意：中国现代小说与象征》，施军著，人民出版社，2007，P246~P247。

[12]同上。

[13]《文学理论》，韦勒克、沃伦，三联书店，1984年11月版，P204。

[14]《史述与史论：战时中国文学研究》，P19。

[15]《世界战争文化格局中的中国文学》，P355，载《史述与史论：战时中国文学研究》。

丰子恺散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丰子恺散文 消解 人生困境 途径

丰子恺的散文素享盛名，其“最喜小中能见大，还求弦外有余音”的美学追求将日常生活中的常态描写得深刻而富有韵味，令人在轻松阅读平凡生活万象的同时使内心的压抑、焦虑和种种不适意得到稀释和消解，实为一剂治疗浮躁焦灼心情的良药。

1“远功利”，重视精神生活，保持心灵的高洁和精神的超脱

人类的烦恼和痛苦来源于精神和物质两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来自精神方面的困扰

更为严重。失去生活目标，再丰富的物质生活也无法真正活得自在洒脱。丰子恺不止一次地提醒人们“做人不能全为实利打算”，也就是要以精神上的追求来化解永无止境的物质追求，消解人生的痛苦。要做到“远功利”，悠游于精神世界，就必须以“绝缘”的态度看待世事，消解功利物欲。“我们在世间，倘只用理智的因果的头脑，所见的只是万人在争斗倾轧的修罗场，何等悲惨的世界！”因此，人需要用绝缘的方法来看世界，屏去因果理智的一切思虑，张开纯粹的眼睛，看到一个艺术的灿烂的世界，从而美丽而且幸福着。“绝缘说”的观照方式所派生出的就是“超脱”，“使心地暂时脱离尘世”的人生观，平和达观、淡泊人生的心态和人生态度，能够让人坦然地面对生活中的苦乐悲喜，在被一些外在的东西所困扰时，能够坦然放下，不必患得患失；能够以距离审美观照身边的事，尤其在身处逆境时，保持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做到不怨天尤人，安之若素，调适自我达到内心的平衡。

现实生活中的诱惑太多，欲望无止境，我们穷尽一生也不会追求到自己满足的境地。也许只有以精神生活代替物质生活，才能返朴归真，不被文明的翳障所遮蔽，不被表面的繁华所诱惑。丰子恺所提倡的这种生活方式为在尘世中苦苦追寻劳碌的人们注入一支清凉剂，他点醒我们去感悟人生，思考人存在的意义，也许我们需要的原本并不需要这么多。

2“归平等”，用同情和博爱之心构筑理想的乌托邦

深受佛学思想影响的丰子恺，完全用众生平等的观念看待自然的众生灵，为实现万物的平等，他用宗教的“护生”“护心”精神来改造人类的生存状态，建立理想的乌托邦。他憧憬“天下如一家，人们如家族，互相亲爱，互相帮助，共乐其生活”的大同世界，更在童话《赤心国》里构筑了他的理想社会。《蝌蚪》、《蜜蜂》、《忆儿时》、《敬礼》、《清晨》等文章中对蝌蚪、蜜蜂、春蚕、鱼蟹、蚂蚁等众生灵表达了自己的爱护、同情、甚至敬意。在平时，甚至对没有生命的器物他也毫不吝啬的投诸感情。如在静物写生中，“想象茶壶是一位坐着的母亲，两只茶杯是母亲膝下的两小儿。两小儿挤得太近了，怕母亲不舒服；两小儿离得太远了，怕母亲不放心。”用这种处理艺术的态度来处理人生，用写生画的看法来观看世间，中国传统思想中最高的精神文明——“民胞物与”、“万物一体”在丰子恺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把天地万物作为人的道德关怀对象，使物我浑然一体，寻找、发扬善良人性，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追求对今天的人们来说，是化解人与自然、人与人异化的根本途径。

3“获自由”，以生活情趣滋养心灵，在艺术中自由生活

丰子恺十分讲究生活趣味，注重趣味的追求在作品中随处可见。他关于生活的艺术体现在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与现代人提高生活质量的追求不谋而合，同时也给现代人化解庸常生活提供了借鉴。

在日常生活中，丰子凯善于发现雅趣、创造雅趣，怡然享受着雅趣带来的心灵滋养，将生活变成了一件精致的艺术品。《胡桃云片》、《吃酒》、《湖畔夜饮》、《沙坪的酒》、《塘栖》、《闲居》、《我的烧香癖》等文章中就生动描写了吃糕点、饮酒、旅行、居家、点香等琐屑小事所蕴涵的生活雅趣。甚至在躲避轰炸的时候，他仍能从中发现趣味，获得人生的快乐与满足。《宜山遇炸记》中记述了全家仓皇避难的经过，却写得轻松雅致：“这时候老幼十人，连司机及几位搭客，都吃着粽子，坐着闲谈。日丽风和，天朗气晴。倘能忘记了在宜山‘逃警报’，而当作在西湖上picnic（野餐）看，我们这下午真是幸福！从两岁的到七十岁的，全家动员，出门游春，还邀了几位朋友参加。真是何等的豪爽之举，风雅之事！”经过丰子恺诗意眼光和艺术心态的点化，“一茶一饭，我们都能尝到其真味；一草一木，我们都能领略其真趣；一举一动，我们都能感到其温暖的人生的情味。”在他的笔下，生活体验已升华成审美的玩味，平淡的日常生活亦转化成一种知足自娱、优游自得的人生境界。丰子恺将生活审美化，以诗意感悟人生的生活态度启迪我们，从超越的角度、以审美的心态从普通平凡的日常生活中超拔出玄淡高远的人生境界，学会享受生活，创造快乐自由的人生。

4“得天真”，葆有童心护卫人类心灵

丰子恺爱孩子，他用独到的眼光来发掘和表现儿童生活中的童真童趣，向往其所代表的理想人性，试图通过对儿童世界的描写忆起自己的黄金时代，抚慰处在冰冷灰暗的成人世界中的心灵。从《华瞻的日记》、《儿女》、《从孩子得到的启示》、《给我的孩子们》、《作父亲》、《送阿宝出黄金时代》、《标题音乐》等随笔和众多儿童相漫画中可以看出他的爱还体现在关注儿童精神生活，保护个性，始终以张扬孩子的自然天性为第一要义。他喜欢孩子的童真稚拙，倾慕孩子的率真自然，和丰富想象，他艳羡着孩子们的世界的天真和广大，甚至认为孩子们都有大丈夫气，人世间的各种伟大的事业都是具有孩子们似的大丈夫气的人所建设的。在丰子恺的心中，童心的境界是人世间的纯正、和平和幸福的境界，“在那里可得到refreshment[精神爽快，神清气爽]，以恢复我们的元气，认识我们的生命。”正像孔范今所说，“……丰子恺频频回首往昔、顾盼儿女，找寻的正是失落已久的自然人性的家园，借以抗拒世间陌路般的冰冷与种种现实的压迫。”“得天真”是他的终极追求，以儿童的精神来改造异化的成人世界，才能消解文明的进程中人的异化带来的痛苦。

“远功利、归平等、获自由、得天真”，是丰子恺为对抗人生困境提出的几种途径，他用最真挚的感情、最朴实的文字告诉我们：原来生活可以这样美好，原来生命可以这样精彩！

参考文献：

[1]丰子恺.关于儿童教育[a].丰子恺文集（第2卷）.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252-253.

[2]丰子恺.东京某晚的事[a].丰子恺文集（第5卷）.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128.

[3]丰子恺.桂林艺术讲话之一[a].丰子恺文集（第4卷）.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17.

[4]丰子恺.关于学校中的艺术科——读〈教育艺术论〉[a].丰子恺文集（第2卷）.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224.

丰子恺散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丰子恺散文；儿童情怀；儿童视角

丰子恺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其《子恺漫画》尤为人所称道。但也正因如此其文名一定程度上也为其画名所掩，正如郁达夫所说：“人家只知道他的漫画入神，殊不知他的散文，清幽玄妙，灵处反远出在他的画笔之上”。确实，子恺先生的文章清淡自然。又因受日本随笔的影响，故而显得趣味盎然，殊为可观。《给我的孩子们》（1926）、《华瞻的日记》（1926）、《阿难》（1927）、《儿女》（1928）、《从孩子得到的启示》（1933）、《送阿宝出黄金时代》（1934）等是丰子恺先生几篇集中描写儿童的散文。作者以一支饱浸深情的笔毫不掩饰的传达了自己对儿童世界的欢喜与留恋，并从侧面映照了成人社会的虚伪骄矜。

一、儿童情怀在文中的体现

（一）对儿童体贴入微的关怀

丰子恺多子女，这仿佛是上天的恩赐，对于他来说，儿童并非是好玩好看的洋娃娃，而是各有其独立生命的个体。因他喜欢孩子，他常将生活中那群天真无邪的孩子摄入其广阔的艺术画面，并对他们做亲近的，深入理解的，设身处地的体验。对于这一点，其实郁达夫早有评论：“对于小孩子的爱，与冰心女士不同的一种体贴入微，尤其是他的散文的特色”。

无论是丰子恺对描写对象做亲近的，深入理解的，设身处地的体验的夫子自道，还是郁达夫对丰子恺体贴入微的心境的描述，无疑都指出了丰子恺儿童散文的一个显著特征，即对儿童世界的深入理解。

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对儿童怀着无限喜爱之情，对人类美好黄金时代无限憧憬的丰子恺对孩童一举一动的关注都会引起其无限的感慨。

在《给我的孩子们》一文中，子恺先生从对那个尤其可佩服的身心全部公开的真人瞻瞻的关注“什么事情都像拼命地用全副精力去对付。小小的失意，像花生米翻落地了，自己嚼了舌头了，小猫不肯吃糕了，你都要哭得嘴唇翻白，昏去一两分钟。外婆普陀去烧香买回来给你的泥人，你何等鞠躬尽瘁地抱他，喂他，有一天你自己失手把他打破了，你的号哭的悲哀，比大人们的破产，失恋，broken heart，丧考妣，全军覆没的悲哀都要真切”发出了世间的人群结合，永没有像孩子们那样彻底地真实而纯洁的感慨。倘若没有对孩童世界发自内心的欢喜所生的关切之情，丰子恺是不可能对儿童作如此细致入微的观察的。

《阿难》一文中，子恺先生的儿子阿难出生即夭亡。先生于悲恸之中痛定思痛反而得到解脱。“宇宙间人的生灭，犹如大海中的波涛的起伏”“阿难！我不再为你嗟伤，我反要赞美你的天真与明慧”。作者何出此言呢？原来在作者眼中那些在人世间幸免于夭亡的人儿并不是命运的宠儿。恰恰相反，这些人儿一旦入世就会遭遇种种磨难。或是狂疾或是诱惑的挫伤，直到身心的疲毙，始逃回生命的故乡。“生本不乐”，这是何其的不值呢！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倾心佛教的丰子恺本应以齐万物，等生死的态度来看待诸世相的。然而由于幼子的出生即夭亡，对儿童世界清白，明净的感悟。丰子恺于阿难的一跳中，瞥见一切的一生了。

《送阿宝出黄金时代》是一篇将阿宝幼时行为与快将变成成人行为对比的散文。作者于此回忆到十年前那个专门欺侮弱小的捣乱分子，每天为了要求的不满足而哭几场，经常欺负那时只有一两岁而不会活动的软软：“吃东西时，把不好的吃的东西留着给软软吃；讲故事时，把不幸的角色派给软软当”，可谓是十足的调皮任性。然而现在的阿宝长大了，不再是从前那个唯我独尊的小女孩了。你已经知道把分到自己名下的巧格力省下留给弟妹吃，你已经有种种方法来为我分担生活的辛苦了。这一方面在让作者感到欣慰的同时又让作者感到悲哀——因为世界将少却一个黄金时代的幸运儿。子恺先生对子女的了解之深，于此可略见一斑。

（二）彰显情怀的独特手法——儿童视角的采用

何为儿童视角？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是：“一般意义上的儿童视角，指的是借助于儿童的眼光或口吻来讲述故事，故事的呈现过程具有鲜明的儿童思维的特征，作品的调子、姿态、心理和价值准则以及文本的结构、美感及意识因素，都受制于作者所选定的儿童叙事角度，从而使小说呈现出更具原创性和神秘性的儿童经历和体验。”说的通俗一点，即作者跨越年龄的门槛以孩童纯真之眼观察世界，以未经世俗污染之赤子之心领略世界，用儿童童真之言表述世界。儿童视角的采用拉开了日常经验与叙述的距离，产生了一种全新的陌生化的审美体验。

《给我的孩子们》、《华瞻的日记》、《阿难》、《儿女》诸篇不同程度的采用了儿童视角，但以《华瞻的日记》篇体现的最为明显。

《华瞻的日记》一开篇作者便拟作孩童华瞻的口吻表达了对隔壁小玩伴郑德菱的喜爱。在自己与郑德菱玩的开心的时候，煞风景的妈妈却拉我回去吃饭。然而我无心吃饭，我想继续跟郑德菱玩耍。妈妈真不讲理，我看见地上放着许多小汽车、小脚踏车，我想拿一部回家，爸爸也不给。甚至老太婆给我的小花篮，娘姨也叫我不要接，大人们真无理。只有郑德菱和我一样，我喜欢的她也喜爱，我同意的她也同意。大人们却只知道说些对不起、难为情类的厌气话，从儿童的视角中我们体会出其单纯活泼清新气质的同时也体会出作者对虚伪成人世界的深刻批判。

在文中“我”（瞻瞻）把爸爸的剃头当成是被麻脸的陌生人割项颈，割耳朵。把剃头师父替爸爸拍去身上残余的头发看成是父亲遭到其凶狠的拳头打。精心选择的第一人称儿童视角在此起到了良好的效应：成人习以为常的剃头事务在此被作者从身边推开，以孩童涉世未深的天真眼光如实描写它，在消解俗套“套版效应”的同时，给读者造成了一种从未见过的陌生化效果。

情浓墨酣的文章结语：“唉！有谁同情于我的恐怖？有谁为我解释这疑惑呢？”更是把孩童天真懵懂的语气与引起疗救的注意这一行文目的巧妙地融为一体，于丰神秀丽中蕴藉着绵长的兴味。

英国文艺批评家克莱夫·贝尔认为，形式是有意味的。丰子恺散文中匠心独运的儿童视角的采用就是作者精心选择的结果。散文中儿童视角的采用不仅彰显了丰子恺作为一个艺术家所能驾驭叙事技巧的高超，而且对文章主题的表达：批判成人世界的虚伪骄矜，抒发对天真无邪的儿童世界的喜爱都起到了景随步移、曲径通幽的妙用。

二、儿童情怀产生的原因

（一）美好童年生活散发的光晕效应

无论贫富还是贵贱，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童年。幸福的童年让人回味再三，悲惨的童年则如噩梦般使人驻足不前。丰子恺先生很幸运，他无疑有一个幸福的童年，也正因为如此成人后的丰子恺才频频对幸福的童年进行回念。他的父亲在他四岁那年中了举人，并且是石门湾唯一的举人，可谓是地位尊崇。自祖父时就开了一爿叫做丰同裕的染坊店，另外家里还有数亩薄田，家境在当时还算是不错的了，少年时代的子恺衣食应该不成问题，加之排行第七的子恺既是丰家长子又是丰家独子（两个弟弟后来都夭折了），所以子恺很受祖母和父母亲以及姑母的疼爱。幼时家庭的温馨和暖无疑会使子恺长久的在精神上返乡。

（二）不堪成人世界的丑恶、黑暗

丰子恺对儿童世界神往的原因不仅由于自身幸福童年的影响还在于对成人世界黑暗的不满和批判。在丰子恺憧憬“天下如一家，人们如家族，互相亲爱，互相帮助，共乐其生活”的人间大同世界下，现实社会的黑暗使他看不见光明的出路，空幻的理想依然抚慰不了他的苦闷。这时身边一群天真活泼的孩子成了他憧憬的具体对象，唤起了他失去已久的一颗童心。他因而转向儿童崇拜，在散文里盛赞儿童人格美。无论是《从孩子得到的启示》中：“心中明明认为自己好而别人不好，口上只是隐隐地或转弯地表示，让众人看，让别人自悟，于是谦虚聪明，贤惠等美名皆在我了”的成人世界的所谓“谦让”， 或由6岁的元草与9岁的华瞻斗架所生的“国际的事如儿戏”的感慨，还是《车厢社会》中凡人纷争座位而无所不用其极的丑态描摹，都传达出了作者对成人世界勾心斗角的不满和批判。反观儿童，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想要的即喜欢，欢喜的即想要。没有丝毫的做作与虚伪，没有世俗缰绳的束缚与羁绊。《送孩子们出黄金时代》里丰子恺说他曾把八指头陀“吾爱童子身，莲花不染尘。骂之惟解笑，打亦不生嗔，对境心常定，逢人语自新。可慨年既长，物欲蔽天真”一诗刻在香烟嘴的边上。该诗着重强调儿童如莲花般不染尘，成人世界的物欲蔽天真，结合其它散文中丰子恺对成人世界虚伪骄矜的描写可知丰子恺向往率真自然的儿童世界，崇拜代表“健全者”的儿童人格一定程度上也是他对成人世界不满的体现。

（三）佛教思想的影响与熏陶

丰子恺生性多愁善感，常有“无常之恸”。他在《大账簿》里写道他偕小学校里的同学赴郊外散步，偶然折取了一根树枝当手杖用了一会，后弃在田间的时候，总要对它回顾好几次，心中自问自答：“我不知几时得再见它？它此后的结果不知究竟如何？我永远不得再见它了！它的后事永远不可知了！”人生根本问题的思考一直萦绕在丰子恺心中。后来他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那他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图画和音乐老师——李叔同。丰子恺不仅在文艺上追随了老师的脚步更是在人生道路上确立了类似的归途，1918年丰子恺送恩师至杭州虎跑出家为僧，使自小就对佛教思想怀有夙愿的丰子恺和佛教更结下了不解之缘。1928年11月9日丰子恺30岁生日时，正式从弘一法师皈依佛门，法名婴行。佛教的训诫里提倡“赤子之心”，摈弃名利和欺骗观念。而在丰子恺眼中凡成人，没有一个不虚伪、冷酷、实利。他觉得在中国孩子太少了。成人们大都热中于名利，萦心于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失业问题……没有注意身边琐事，细嚼人生滋味的余暇与余力，即没有做孩子的资格。而孩子则是天真的、热情的、好奇的、不通世故的，通过他们能撤去世间事物的因果关系的网，看见事物的真相。丰子恺认为“人间最富有灵性的是孩子。”孩子做事认真，心地纯洁，对世间毫无成见，对万物一视同仁。夫童心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强调护生、戒杀的丰子恺无疑看中了儿童那天真善良的品质，总的来说而立之年的皈依佛门更进一步深化了丰子恺的儿童情怀。

三、结语

日本文艺批评家厨川白村曾经说过：文艺是苦闷的象征。文艺好比做梦，现实上的苦闷可在梦境中发泄。丰子恺正是将自己饱含深情的笔触焦距在对儿童天真烂漫的刻画上，并以此对当时“大人化”、“虚伪化”、“冷酷化”、“实利化”的中国表达了自己的深深不满。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梁启超曾这样大胆宣言，发现了儿童的“五四”已经过去了90多年，我国的儿童教育如今也得到了很大提高。但这还远远不够，在这个动辄以“我爸是李刚”相逼的拼爹时代，家长在一定程度上只关注自己的打拼而忽视了对儿童的关爱。因此，在这个喧哗与骚动充溢的时代，重读丰子恺那些关注儿童的散文，了解儿童的真正需求对我们来说就显得十分必要。从这个意义上说，丰子恺那些关于儿童行状的散文，如《儿女》、《从孩子得到的启示》、《华瞻的日记》、《给我的孩子们》、《送阿宝出黄金时代》诸篇不但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丧失其光彩，相反它将继续以其独特魅力在现代文学史上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

[1] 丰子恺.丰子恺散文[M].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

[2] 刘英编著.丰子恺的缘缘情愫[M].东方出版社，2009.

[3] 苑兴华编.丰子恺自序[M].团结出版社，1996.

[4] 林呐，徐柏容，邓法清主编.丰子恺散文选集[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5] 郁达夫著.炉边独语[M].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

丰子恺散文范文第9篇

最早读到丰子恺先生的文章，是小学课本里的《白鹅》，文字带着烟火气的温情，读起来倍感亲切，而其中蕴含的道理，又让人回味无穷。从此后，便深深喜爱上丰子恺先生的散文，喜爱上文章里面的纯真。丰子恺先生的水墨画亦是如此。简单的毛笔线条，搭配深浅层次不一的水墨，便勾画出无穷的意境，看似简单的画里蕴含着大大的世界，大大的哲理。朱光潜曾这样评价丰子恺先生的画：“他的画极为家常，造境着笔都不求奇特古怪，却于平实中寓深永之致。”我猜想，这正是多年来读者们一直H为喜欢丰子恺先生作品的原因，在丰子恺先生的作品里，我们仿佛回归到人生最初的纯真，从寻常事物中发现人生哲学。

《生机》中的水仙花先后遭遇了旱灾、水灾和冻灾，因为生机没有丧尽，再次开得很好。丰子恺先生因此联想到人生：“人间的事，只要生机不灭，即使重遭天灾人祸，暂被阻抑，终有抬头的日子。个人的事如此，家庭的事如此，国家、民族的事也如此。”透过一株小小的水仙花的成长便能有如此广阔的眼界，这便是有心人才能看到的。《从孩子得到的启示》里与小孩子的问答中能窥见人生的哲理：“他能撤去世间事物的因果关系的网，看见事物的本身的真相。我在世智尘劳的实生活中，也应该懂得这撤网的方法，暂时看看事物本身的真相。唉，我要向他学习！”

热爱生活的人，并不是简单地享受主义，他们通常都有一颗善于发现生活美意的心，丰子恺先生是这样的有心人。

在《学会艺术的生活》中，丰子恺先生写自己在家空闲的时候，就爱摆弄家里的大小物件。挪到东挪到西，微小的差别也不放过，直到自己看着舒服为止。在别人眼中，这样的举动可能被定义为“没事儿瞎折腾”，但在丰子恺先生的眼里，整个过程不亚于创作一幅画。在另一篇文章中，丰子恺先生描写了邻居家的一棵树，它从未引起过主人的注意，在那个家里，它的存在感几乎为零，但丰子恺先生却作为“旁人”格外欣赏它，将它当作风景，得出了“这个世界不是有钱人的世界，而是有心人的世界”的结论。

合上书一想，同样是简淡的寻常生活，我每天都嚷嚷着日子无聊乏味，而丰子恺先生的日子却妙趣横生，这之间的差别正是因为生活中的“有趣”并不在丰子恺先生的笔下，而是在他的心里。

丰子恺先生有一句流传颇广的话：“你若爱，生活哪里都可爱。你若恨，生活哪里都可恨。你若感恩，处处可感恩。你若成长，事事可成长。不是世界选择了你，是你选择了这个世界。既然无处可躲，不如傻乐。既然无处可逃，不如喜悦。既然没有净土，不如静心。既然没有如愿，不如释然。”假如有了这样的心境，即便每日的生活都只是围着柴米油盐酱醋茶打转，你的生活中依旧会处处开花，处处充满诗意，你仍可以过得十分有趣。

“我们虽然由儿童变成大人，然而我们这心灵是始终一贯的心灵，即依然是儿时的心灵，只不过经过许久的压抑，所有的怒放的、炙热的感情的萌芽，屡屡被磨折，不敢再发生罢了。这种感情的根，依旧深深地伏在做大人好的我们的心灵中。这就是‘人生的苦闷’根源。”倘若我们在匆忙成长的路上，一直怀揣着那颗赤子之心，保持着纯真，也会像丰子恺先生那样成为享受生活的有心人吧！

丰子恺散文范文第10篇

丰子恺喜欢孩子，也像孩子一样热爱小动物，尤其爱猫。这张照片就是女儿为他拍摄的“爱猫图”。

丰子恺1898年11月9日生于浙江崇德（今桐乡），是我国现代卓有成就的散文家、教育家、漫画家和翻译家。日本一位汉学家评价说：“丰子恺是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这并不是因为他多才多艺，会弹钢琴、作漫画、写随笔的缘故，乃是他的艺术家的率真，对于万物的丰富的爱。如果要想在现代找寻陶渊明、王维那样的人物，那么，就是他了吧，他在庞杂诈伪的海派文人之中，有鹤立鸡群之感。”

丰子恺爱猫。他曾养过一只大白猫，肥白可爱，他给它取名“白象”，像爱自己的儿女一样爱它。“白象”丢失后，丰子恺非常伤心，写海报重金寻猫。遍寻不着后，他又养过一只黄猫，再往后，又养了一只小白猫，取名“阿咪”。 阿咪可爱而又淘气，通人性，与主人亲厚，给丰子恺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乐趣。丰子恺很喜爱这只小家伙，甚至专门为它写了一篇散文《阿咪》，发表在《上海文学》上：“阿咪者，小白猫也。除睡觉外，毫无片刻静止。地上尚有一物，便是它的游戏伴侣，百玩无厌。人如理睬它一下，它就用姿态动作代替语言和你大打交道。”把猫的活泼调皮、娇姿憨态写得惟妙惟肖。

丰子恺家白昼往往岑寂――他埋头写作、画画，太太和女儿看书打毛线，保姆专心做家务，小孩子们都上学去了，整个家里寂寂无声，肃静得很，“有时竟像修道院”，不免让率性的丰子恺感到有点寂寞。自从来了阿咪，家中忽然热闹了。院子里有女儿的逗弄声，客厅里有太太的说话声，厨房里有保姆的骂声……其对象便是阿咪。

前来拜访丰子恺的访客之中，有的人也很枯燥无味――他们或是为公事或是为私事或是因礼貌而来，谈话时有的规矩严肃，有的虚空无聊，谈完了天气之后只得默守冷场。然而自从来了阿咪，谈话有了插曲，有了调节，主客都舒畅了。有一个为正经事而来的客人，正在侃侃而谈之时，看见阿咪姗姗而来，注意力便被吸引，不再谈下去，甚至丰子恺问他他也不回答，只顾得看猫。又有一个访客向丰子恺叙述一件颇伤脑筋之事，谈话冗长曲折，丰子恺听得很吃力。正在这时，阿咪蹦跳而来，无端地仰卧在主人面前，一副娇懒模样。这访客正在愤慨之际，看见阿咪如此憨态可掬，忽然转怒为喜，赞道：“这猫很有趣！”便不再赘言，只顾欣赏猫、抚弄猫去了，让丰子恺获得了片时的休息与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