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的作品范文

丰子恺的作品篇1

【关键词】丰子恺 书籍装帧 民俗文化 民俗风貌 人文情怀

丰子恺是一位融汇中西文化的大师，他曾经为大量的图书设计封面与插图，所绘图案笔法流畅简洁、一气呵成，描绘人之常情，没有矫揉造作，这份真实与平凡来自于他根深蒂固的民俗情结。丰子恺将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纳入到书籍装帧设计中，使民俗文化重放异彩的同时，又添加了一份浓重的人文情怀，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

丰子恺出身于书香门第，他的父亲是晚清时期的举人，自小就受到了传统文化和民间艺术的熏陶，表现出敏锐的艺术观察力。童年时期的丰子恺便对绘画拥有十分浓厚的兴趣，喜爱描摹明清时期的小说插图。繁盛于明代的戏曲小说配有生动有趣的插图，采用图文并茂的文本形式，以市民文化的勃兴为基础发展而成，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获得了新兴市民阶层的普遍欢迎，再加上许多文人士大夫纷纷参与到插图的绘制中，大大提高了书籍的质量与可读性。幼年时期的丰子恺便对这种艺术形式抱着痴迷的心态，时常临摹书中的插画并且会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填色。这一点，在他之后的书籍装帧设计中有不少体现。丰子恺还广泛借鉴小说中文配图的艺术形式，增加了图书的趣味性和辨识度，如他绘制弘一法师题字的《护生画集》，全本均采用图文搭配的形式绘制，图与文互相配合，达到了弘扬佛法、护生护心的感召、教化作用；另外一部与丰子恺的艺术生涯渊源颇深的著作为《芥子园画谱》，通过描摹《芥子园花圃》，使丰子恺对中国画有了初步的了解，《芥子园画谱》中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画的基本技法，总结出从用笔到具体景物的笔墨技法，从创作示范再到章法布局，深入浅出，读来令人茅塞顿开。丰子恺正是由于早年有了描摹《芥子园画谱》的基础，才慢慢推敲出后来的精准简练的一笔式小画，选择运用漫画这种艺术形式来丰富他的书籍装帧艺术。可见，童年时期的这些生活经历以及他接触到的民俗文化，都对丰子恺后来的艺术创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铺垫作用。

丰子恺童年时代就开始对民俗文化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随着阅历的增长，他也慢慢找到了自己的艺术方向。丰子恺十分喜爱在书籍封面与插画中绘制柳树与燕子，因此，好友俞平伯送给他“丰柳燕”的雅号，这也成为了画家充满希望和憧憬的内心写照。不仅如此，他还专门撰文赞美柳树，足见其对柳树的喜爱。柳树在我国民俗中是生命的象征，自古就有“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谚语；柳还是报春的使者，杜甫有诗：“侵陵雪色还萱草，漏泄春光有柳条。”因而，自古以来，人们喜爱杨柳，形成许多与柳有关的民间风俗和柳文化。无独有偶，古人也曾有“莺啼燕语报新年”的佳句赞美燕子，燕子常被人引以为吉祥的使者。而在丰子恺的眼中，最适宜于艺术这片热土的物种便是柳树与燕子了，所以，他便自然地将这两者收入笔端。1927年，《小说月报》第18卷2号扉页与192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黄昏》封面画中出现了同一幅画，都用柳树作为装点，同一作品重复使用，可见丰子恺对柳树可谓情有独钟。在1930年的作品《绿帘》中，垂柳与飞燕同时出现在画面中，交相呼应、相得益彰，充满了生活的情趣。

除了柳树与燕子，丰子恺还将大量的笔墨精力投入到普通百姓的生活中，这类题材还有一例可资佐证，便是陈师曾。如果说李叔同引导丰子恺向西方文化学艺问道，那么陈师曾则帮助他立足本土文化吸收养分。李叔同与陈师曾是生活上的好友、艺术上的知音，毕业回国后，李叔同供职于《太平洋画报》，其间曾多次发表过陈师曾的作品。陈师曾对文人画的解释也获得了普遍的赞同，并且给予无数仍然在用毛笔、宣纸、砚台作画的画家们极大的安慰，他的《北京风俗画》表现了普通市民阶层的日常生活，其中有很多引车卖浆的老百姓，而题材已经从神话宗教以及文人士大夫的超然气质下降到对一般社会生活的描绘，并且保留了文人笔法的生动性与趣味性。1911年，私塾刚刚改成学堂不久，作为新文化传播渠道之一的报纸刊物进入了小学堂，这使得丰子恺有幸能在小时候便见到了陈师曾的绘画，并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他之后的艺术创作奠定了基础。丰子恺的书籍封面与插图创作，时不时地出现一些日常琐事，描绘街市、乡村、庭院和邻里之间的生活点滴，那种恬淡、悠闲、温暖感染着读者的心灵，诉说着传统农业社会人们生活的本质状态。在丰子恺的笔下，社会化的题材中，有一类是描写人世间的不平，但这不平不是火山爆发般喷涌而出，而是静静地如溪流般润人心田，飘飞的风筝，区区的小草等，在平静中露出微笑，又在微笑中透露出一份悲天悯人。浓厚的生活气息为丰子恺的书籍装帧艺术增加了感染力，可以说是陈师曾带给他的启发。

丰子恺在民俗的土壤中成长，接受了完整的私塾教育，读的是孔孟之书，讲究的是封建礼仪，对劳动人民怀有深深的同情且具有深厚的感情，他将现实生活中的所观、所感运用笔墨表现，使作品更加符合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所以他笔下的一草一木、一人一物都满怀了生活气息，亲切自然中蕴含着绚丽多彩的生命，温柔敦厚中彰显着人性的光辉。丰子恺将这份情感运用于书籍装帧艺术中，选取柔和多变的毛笔线条描绘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最和谐的状态，体现出一种仁慈与博爱的精神，那是一种人文情怀。这与中国传统民俗文化中所强调的风土人情的真实平凡相似，是一种人情的体现，并且这种人情又直接来源于作品的表现对象与素材，来源于画中的表现技巧，是一种最自然的感情流露。也正因为有了人文情怀，丰子恺的作品才具有更加真实、广泛、深刻的艺术感染力。

参考文献：

[1]吴浩然.丰子恺装帧艺术选[M].济南：齐鲁书社，2010.

[2]吕澎.20世纪中国艺术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丰子恺.丰子恺集[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

作者王双系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系2010级研究生

丰子恺的作品篇2

丰子恺的漫画善于发现身边的生活趣事，落笔间尽是点滴的美好与安然。对纯真孩童的描绘是丰子恺漫画的一大主题。无论是将两把蒲扇放在胯下当车骑，还是快乐地在空地上捉迷藏，孩子在丰子恺的笔下总是玲珑剔透，流露出一股鲜活的气息。《Kiss》画的是一位妇人怀抱孩子的背影。孩子的脸颊与妇人的轻轻相贴，二人望着垂柳在湖面上拨弄出的圈圈涟漪，恬静宜人……

除去孩童之美，社会生活与人间百态也是丰子恺描绘的对象。《最后的吻》中，贫穷的母亲将刚出生的婴儿抛弃，旁边却是一条母犬正在喂养出生的犬仔。《尸影》是一幅黑白作品。鸭子被人类捕杀后高高吊起，委屈地低垂着头。这具尸体的剪影是一个正在上吊的男童。《我的腿》的主角是一头猪，画面中的它正盯着人类买回的猪腿发呆。

《统一思想》是一幅政治讽刺漫画。各色人等一字排开，高矮胖瘦良莠不齐。一把巨大的剪刀将这些人一一截断，塑造成一样高的模样……

《人散后》这幅作品颇为有名。月光笼罩着小桌，人已散，只剩杯壶共处。题款为：“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这幅画作有名的原因之一在于一个小错误。丰子恺在画面中描绘的是残月，却在题款中记下了“新月”的字样。然而，这个美丽的错误反而令读者津津乐道，《人散后》也伴随着这个“错把残月当新月”的故事广为流传。《人散后》有名的第二个原因则与它的创作背景有关。20世纪20年代初，新文化运动之后，丰子恺正在浙江省上虞县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任教。《人散后》创作于任教的间隙，并为同为教员的朱自清极为欣赏，将其收录于杂志《我们的七月》中。这也是丰子恺公开发表的第一幅作品。

《人散后》发表之后，被郑振铎发现。于是，郑振铎邀请丰子恺为《文学周报》绘制画作，并为其取名为“漫画”。于是，中国有了“漫画”这一画种。

丰子恺说，漫画这个“漫”字，同漫笔、漫谈，在文体中便是一种随笔或小品文，大都随意取材，篇幅短小，而内容精粹。漫画在画体中也可说是一种随笔或小品画，也正是随意取材，画幅短小，而内容精粹的一种绘画。随意取材，画幅短小，故宜于“简笔”。内容精粹，故必“注重意义”。故“简笔”与“注重内容”，是漫画的两个条件。

丰子恺的作品篇3

丰子恺原名丰润，我国现代画家、散文家、美术教育家、音乐教育家、漫画家和翻译家。他的母亲将他生下来后，由于父母亲十分喜爱他，取小名“慈玉”。他在家乡念小学时，有一次，乡下要搞什么选举。小学老师说，乡下人文化低，笔画多的字不好写，为日后考虑，名字应尽量用笔画少的字，因此，“润”字改为“仁”字，老师说，浙江读音“仁”与“润”差不多，“仁”在意义上与“慈玉”的“慈”接近，因此，他的名字就叫“丰仁”了。他就以这个名字进入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学校。

在第一师范时，他因善于写文章，国文常得第一名，很受国文老师单不庵的器重。单不庵觉得在“丰仁”这个单名之外应该有一个双名，而“慈玉”是小名，应另取一个名字。因此单不庵就给他取了“子颛”。后改为“子恺”（“恺”与“颛”同，均为安乐意）。从此，他就取名叫“丰子恺”了。后来写文、作画均用此名。

丰子恺在早期作画时，曾用TK署名。那是“子恺”二字的英文拼写缩写。当时的子读作“TSU”。

丰子恺自幼爱好美术，1914年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从李叔同学习绘画和音乐。另一位对他有较大影响的老师则是夏D尊，他称李叔同对他的教育方式为“爸爸般的教育”，而夏D尊老师的则为“妈妈般的教育”，这两位老师，尤其是李叔同，对他的一生影响甚大。1918年秋，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出家，丰子恺曾作文《怀念李叔同先生》以纪念恩师。1917年与同学组织桐荫画会。1919年师范学校毕业后，与同学数人在上海创办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并任图画教师。1921年东渡日本短期考察，学习绘画、音乐和外语。1922年回国到浙江上虞春晖中学教授图画和音乐，与朱自清、朱光潜等人结为好友。回国后从事美术、音乐教学，曾任上海开明书店编辑、上海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美术教授。同时进行绘画、文学创作和文学、艺术方面的编译工作。1924年，与友人创办立达学院。抗战期间，辗转于西南各地，在一些大专院校执教。文艺刊物《我们的七月》4月号首次发表了他的画作《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

1925年成立立达学会，参加者有茅盾、陈望道、叶圣陶、郑振铎、胡愈之等人。1926年，任教职于上海艺术大学。1929年被开明书店聘为编辑。1931年，他的第一本散文集《缘缘堂随笔》由开明书店出版。七七事变后，率全家逃难。1937年编成《漫画日本侵华史》出版。

1939年任浙江大学讲师、副教授。1942年任重庆国立艺专教授兼教务主任。1943年结束教学生涯，专门从事绘画和写作。陆续译著出版《音乐的常识》《音乐入门》《近世十大音乐家》《孩子们的音乐》等面向中小学生和普通音乐爱好者的通俗读物，为现代音乐知识的普及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46年返上海。出版画册《子恺漫画选》。1952年后历任上海文史馆馆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上海市文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工绘画、书法，亦擅散文创作及文学翻译。

丰子恺，是中国现代受人敬仰的漫画家、散文家。他的绘画、文章在几十年沧桑风雨中保持一贯的风格：雍容恬静，其漫画更是脍炙人口。丰先生作品流传极广，失散也很多，就是结集出版的五十余种画册也大多绝迹于市场，给读者带来极大遗憾。在丰子恺先生的作品中，漫画恐怕是最为著名的了。往往是寥寥几笔，就勾画出一个意境，比如《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几个茶杯，一卷帘笼，便是十分心情。丰先生的许多漫画，都是以儿童作为题材的，例如《阿宝赤膊》、《你给我削瓜，我给你打扇》和《会议》、《我的儿子》。读丰先生的儿童漫画，让我们这些所谓的成人都觉得惭愧。什么时候，我们这个世界，能少一些欺诈，多一些执著，多一些自然，多一些淡泊。

早在二十年代他就出版了《艺术概论》《音乐入门》《西洋名画巡礼》《丰子恺文集》《丰子恺散文集》等著作。他一生出版的著作达一百八十多部。

丰子恺的散文，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也有较大的影响。主要作品有《缘缘堂随笔》、《辞缘缘堂》、《缘缘堂再笔》《告缘缘堂在天之灵》、《随笔二十篇》、《甘美的回忆》、《艺术趣味》、《率真集》、《护生画集》（共9部）等。《白鹅》被编入初中一年级、四年级课文，《竹影》被编入初中一年级课文，《手指》被编为初中、小学六年级课程。这些作品除一部分艺术评论以外，大都是叙述他自己亲身经历的生活和日常接触的人事。

1898年11月9日，丰子恺出生在浙江省崇德县。由于是同辈中唯一的男孩子，他自小时候便被包围在脉脉的温情中，使他总是以温柔悲悯的心来看待事物，发散在他的笔下，就变成平易的文字和纯真的画风。

1914年，丰子恺考上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所学校里，丰子恺结识了对他的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两位老师――李叔同和夏D尊。前者不仅给予他音乐和美术上的启蒙，也在为人处世上为他作了榜样；而后者所提倡使用生动活泼的白话文、如实地表现自己真实感受的主张，则始终被他奉为圭臬，成为他以后散文创作中的最可亲可爱的特点。在这两位与他情谊深厚的老师那里，丰子恺找到了伴随他一生的三样东西――文学、绘画和音乐。

1918年，李叔同出家为僧，丰子恺自此与佛教结缘。

1919年学校毕业，组织发起“中华美育会”，创《美育》杂志。创办了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所包括图画、音乐、手工艺各科的艺术师范学校――上海专科师范学校。

1926年，丰子恺参与发起和创办开明书店。

1927年11月，从弘一法师皈依佛门，法名婴行。

1933年，故乡新居“缘缘堂”落成，自此专心译著。

丰子恺的作品篇4

丰子恺

多姿多彩的艺术人生

一九七五年，丰子恺先生在上海走完了他艰难曲折而多姿多彩的艺术人生。倏忽间，已整整四十年矣。我亦算众多“丰迷”之一，这些年来，心中总有一个丰子恺情结不能释怀。从心仪其漫画书始，爱屋及乌，亦常去书店购得各种子恺书，直到捧回七厚册的《丰子恺文集》。子恺曾说，爱读我书之人，不会不是个好人。我爱读子恺，当然应做个好人。及至爱上淘旧书，在旧书摊寻寻觅觅中，便就多了一个选题。照理说，子恺先生的民国版旧著，不会太难找。因为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除绘画、写作外，还有音乐、翻译等。亦因为他的书寓哲思于平易之中，内容深入浅出，文字通俗明朗，印数均不少，有的一印再印，达一二十版之多。然果真寻找起来，却不易得矣。

漫画是子恺先生一生的艺术追求，成绩最为卓著，影响亦最为深广。在民国年间，他出版的漫画专著达三十多种。而时下若想以合适的书价淘得一册子恺漫画类民国版本，简直是“额骨头碰到天花板”。几年中，我惟一淘得的一册漫画，竟成了我的珍爱。此书得自我常去的新文化旧书店。也许因书品不甚理想，定价十分低廉，对我来说，乃是一次大大的“拣漏”。由开明书局印行，从初版至民国三十八年的十年间，此书已印了十三版，少说也有一二万册。这些漫画，均是丰子恺居杭州期间所作，画稿被同乡带到上海南市印刷。抗战初期，南市遭到轰炸，全部画稿化为灰烬。后子恺转居汉口，因时在广州的钱君所约，又行重画，不意发表两幅后，广州亦遭轰炸，续画之事又搁浅。待子恺转至宜山浙江大学，始有闲暇重作，“不旬日而稿已全部复活，可见炮火只能毁吾之稿，不能夺吾之志”。子恺还坚信：“全民抗战正在促吾民族之觉悟与深省。将来的中国，当不复有阿Q及产生阿Q的环境”。了解了《漫画阿Q正传》的创作经历及丰子恺的创作意图，再一页页玩味图文并茂的斯书，顿觉文稿与漫画互为衬托，相得益彰，读来兴趣陡增。

漫画而外，子恺的散文创作亦别具一格，在民国时先后出版了《随笔二十篇》《车厢社会》《率真集》等七、八部专集，而以《缘缘堂随笔》《缘缘堂再笔》最为著名。后一种我曾在文庙旧书摊遇见，因品相不佳而未贸然收入，后托书友留意，终于在福州路上海旧书店觅得一册，为开明书店版，民国三十六年四月八版，从初版以后的十年中，此书印了八版，足见此书受读者的喜爱程度。与《缘缘堂随笔》相比，其篇目、版式、写作风格，均一脉相承。此书亦收文二十篇，封面设计素朴，上部有以龙的形状组成的汉画石像，显得古色古香，丰子恺毛笔题写的书名，竖排在右端，灵动而流畅。

首篇《物语》，作者以“缘缘堂主人”自称，说“晴爽的五月的清晨，缘缘堂主人早起，饮清水一大杯，燃土耳其卷烟一支，走近堂楼窗际，凭栏闲眺庭中的景物”，由此一路写去。集中不少篇什，皆由缘缘堂内的一草一木，或极目所观，触景生情由感而发。从养了两个多月的水仙花，想到它经历三次遭遇，而终于活出生机来，感慨“人间的事，只要生机不灭，即使重遭天灾人祸，暂被阻抑，终有抬头的日子”（《生机》）。解放后，丰子恺继续写了大量散文随笔，曾亲手编定《缘缘堂新笔》《缘缘堂续笔》，然而这些讴歌人性和大自然的佳作，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是多么相悖。子恺生前终于未能亲见这些集子的出版，给老人留下太多遗憾，亦给后人留下诸多沉重的思考。长期以来，子恺的文名为画名所掩。他的笔下流露出的思想感情，真挚而富人情味。郁达夫曾对子恺散文评价甚高，说道“人家只晓得他的漫画入神，殊不知他的散文，清幽玄妙，灵达处反远出他的画笔之上”。

在漫画与文学创作外，子恺还是一位音乐教育家。在他读师范学校时，其国画与音乐课老师正是学问渊博的艺术教育家李叔同先生，由于李叔同上音乐课比其它课更为严肃，使子恺深受影响。以后，他毕业后当了七八年音乐教师。所以，民国期间关于音乐的书籍，子恺亦出版了十余种，我手头得到两种：《音乐入门》《中文名作五十曲》。由于《音乐入门》与子恺先生其他的音乐书如《音乐的常识》《音乐初步》《开明音乐讲义》等，都是传授音乐基础知识的普及读物，因其可读性特强，从民国十五年起，二十年间持续印刷，已达二十三版。内容分上编“音乐入门”，中编“乐谱的读法”，下编“唱奏法入门”。而《中文名作五十曲》，亦是印数不少的册子。丰子恺从小喜欢音乐，他就“把平日里咏唱而憧憬的歌曲收集起来”，因为“现在中国还没有为少年少女们备一册较好的唱歌书，这册子虽然很小，但是我们相信它总能润泽几个青年的心灵，因为我们自己的心灵曾被润泽过”。这是子恺先生编选此书的初衷，要用音乐来感化心灵。当然，子恺先生的旧著我所得并非仅此几种，尚有《近代二大乐圣的生涯与艺术》，译作《初恋》等，已转赠子恺女儿丰一吟老师。我一直以为，旧书的作用是用来写作研究参考的，或赠予与旧书有关联的师友，这是旧书最好的归宿。

是的，子恺先生是我国文化界难得的艺术之子，他所涉又颇多建树，硕果殷实。在中国现代文学艺术领域，子恺是无可替代的，是惟一的，永恒的。

丰一吟

难以定位的文化老人

暇时，我亦常去看望已逾八六高龄的丰一吟老师。因为交通方便，上一辆公交车，没乘几站路，就能直达丰老师家。亦常常想，她该属哪种类型的专门家呢？实在不易概括。

出生于一九二九年的丰一吟，少时因患副伤寒病，中学念到初一就不得不辍学了。父亲丰子恺想，小女总得有一技之长，将来能自食其力、服务社会。一九四三年，刚从重庆迁回杭州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任教的父亲，就把女儿送进这所学校，开始学习应用美术。这多少含有父亲希望女儿以后接他的班，从事艺术工作的心愿。五年后，丰一吟从艺专毕业，在随父亲游历台湾、厦门后，全家定居上海。她同时在正行女中、怀远中学和乐华小学几所学校担任图画老师。她学的是美术，从事的是教育，合起来应称美术教育工作者，这可算是她人生路上第一个专业角色。但是，她不喜欢这个工作。一则因为学校不重视，以为上图画课等同于让学生休息白相；二则老师要板书，美术老师除了板书，还要在黑板上画图示范，好让学生跟着临摹，那可是即兴创作。她不擅此活，只得回家求父亲预先给她画好，第二天带到学校，用两枚图钉钉在黑板上，让学生照样画瓢。这种方法，她自己也觉得有点弄虚作假，不可久为。也许，在学校黑板前吸进太多粉笔灰，不久她就患了肺结核。这种病，现在算不得什么，已不大听说。但在那个年代，由于医疗条件的限制，既怕传染又难治愈，弄不好还会丢了性命。由此，只好辞去教职，专心养疴。

亦是怜惜小女，已从事俄文翻译的父亲，竭力鼓励女儿学俄文。父亲在翻译时，让她坐在旁边，零距离言传身教。我曾见到一张父女合影的旧照片，文字标注的即是“父亲教我学翻译”。此外，父亲还让她先后进入上海俄文专修学校和中苏友协俄文夜校进修，进行强化训练。一段时间下来，她的俄文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很快独立翻译出版了《俄罗斯艺术家回忆录》一书。一九五三年，丰子恺好友钱君创办万叶书店，请她去当编辑，主要是在美术、音乐图书出版前作校对或抄谱。这一年，由钱仁康编曲的《钢琴小曲集》在万叶书店出版，版权页上印着“写谱者 丰一吟”。王伯敏在《构图法讲话》一书的“写在后面”中说：“最后得谢谢为本书附录翻译的丰一吟同志，使本书得以充实”。这篇两万多字的附录，就是她翻译苏联作者尤昂的长文《论绘画的构图》。也是在这一年，丰一吟与父亲丰子恺合译的《中小学图画教学法》和《音乐的基本知识》，均由万叶书店出版，这是父女俩合作翻译的最初成果。之后，她又分别与其他翻译家合译了《素描初步》《我为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所作的插图》等专著。一九五五年，丰子恺早年的译著屠格涅夫《猎人笔记》，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繁忙的父亲无暇顾及，信任地让小女代为通校，并撰写序言，深得父亲赞赏。

丰子恺说过，搞翻译，最难的是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在初试牛刀后，丰一吟于一九五九年翻译出版了苏联作家尹・伏塞沃洛斯基所著的儿童文学作品《乡村小队》。此书当年八月初版，到十二月已连印三次，可见深受读者欢迎。译者在《前言》中说：“小说里的主角是一个男孩子，叫做谢明・布琼尼，原是苏联的元帅，这篇小说里所讲的，就是这位元帅童年时代的事。小朋友读了这本书，就知道布琼尼元帅原来从小就是一个坚强勇敢、不屈不挠而刻苦耐劳的人。所以他长大起来能够建立伟大的功勋，为人民带来无量的幸福”。这部小说感动和激励了我国一代读者。

对于翻译，丰一吟老师曾有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她说：我觉得搞翻译是对路了。因为有原作者在前面掌舵，我这译者只要划桨就可以了。这样说来，应该称她为翻译家。后来被吸收进了上海编译所，“”后转入上海译文出版社，专事翻译和外文编辑工作，进而成为上海翻译家协会会员。她累计译校外国文学艺术作品达三百多万字，可谓成果丰硕。

事物发展犹如人生轨迹，并不以固定的逻辑连贯而去。也许因为承继父亲更多的基因，对父亲有着更深的情感。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丰一吟调入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开始专门研究丰子恺的生平与创作。她遍觅博采，广泛收集父亲诸多史料，那怕一张小纸片、一句话，都不放过，视为珍宝。先后撰写出版了《丰子恺传》《梦回缘缘堂》《我和爸爸丰子恺》等六七种关于父亲的文学传记专著，以及无以数计的回忆文章。由此加入了上海市作家协会，还担任多地丰子恺研究会名誉会长。称她为传记文学作家，当是名至实归。她不无感慨地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早知道如今要成为一个专业的丰子恺研究者，趁父亲在世时，就抓紧时机向他学习了解种种情况，该有多好！我写他的传记时，就不必东查西问，寻根究底，像考古一样辛苦了。”在延续父辈文脉，传承父辈精神上，她的成绩是最为突出的。

可是，丰子恺老先生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实在太丰富了。不仅仅是文学创作、翻译、艺术理论，丰老还是著名漫画家、书法家。丰一吟研究丰子恺，不能不融入父亲的书画世界。她除了为父亲编文集外，还为父亲编漫画集，编书法集。这样的研究工作，一直到她一九八八年退休仍无止境。为了满足数以万计的丰子恺艺术爱好者之爱好，为了那些执著而热忱的“丰迷们”需求，她不得不提起毛笔，临摹起父亲的人物、风景漫画，书写独一无二的“丰体书法”。一旦开笔，就欲罢不能，一直持续到现在，这正符合她自己所说“只会临摹，不会创作”的性格。这颇具子恺神韵的字画，如她不署“丰一吟画”或“丰一吟书”的话，堪可乱真哪！这样的字画，她已记不清为多少人写了多少张，画了多少幅啊！这其实都是研究丰子恺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她还应邀把个人书画展从大陆一直开到香港，还开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大大弘扬了丰氏艺术所饱含的丰富而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由此，她被上海文史研究馆聘为馆员，并任上海书画名人后裔联谊会理事。现在，她每天写字画画不辍，常有应接不暇之虞。她没有书画家的头衔，却比不少书画家的名气还大哪！

丰老师有一些生活细节很有意思。她说自己记性不好，衣袋里总放着水笔、铅笔和一叠小纸片，凡事总要记上一笔。又怕要紧关头水笔写不出，所以要多备一支铅笔。写字画画多少年了，谁请她用毛笔写字，她怕记不住，会在小纸片上记下，过后写毕邮寄。一次，有人请她题写书斋名，因当时没记下谁让办的，以至书写完仍放在家无法寄出。丰老师多年前就用上手机了，外出时手机是不离身的，短信发得飞快。

丰子恺的作品篇5

丰子恺美学思想中的闪光点便是东西方美学观念的“互证”，在“互证”和阐述中实现西方美学思想的本土化转换和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现代性生成。丰子恺在介绍和诠释国外美学理论的同时，以丰富的艺术经验和敏锐的理论洞见，提炼出“绝缘”、“苦闷”和“情趣”这三个相互联系的美学概念，赋予其独特的思想内涵，从而建构自己的美学观。

丰子恺（1898—1975）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杰出的漫画家、文学家、翻译家和艺术教育家，现代木版画和书籍装帧的先行者。朱光潜称他为“从顶至踵，浑身都是个艺术家”。丰子恺是学贯中西的艺术大师，禀赋丰富的艺术经验和敏锐的理论洞见，开阔的审美视野和悲悯的宗教情怀使其成为思想独特的美学家。他追求“多样统一”的审美理想，尝试把东西方美学思想融为一体，从而形成一种现代意义上的艺术理念。丰子恺美学思想中的闪光点便是东西方美学观点的“互证”，在“互证”和阐述中实现西方美学思想的本土化转换和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现代性生成。

一 “绝缘”说

在丰子恺看来，静观事物本体的审美经验和注重实用功利的日常经验是两种不同的观照事物的经验。后者是从各种关系中来看事物，前者是“绝缘”的。WWW.133229.cOm丰子恺认为，主体只有通过“绝缘”的体验方式，剪断和事物的各种实用功利的关系，才能以超越功利的审美心态来观照事物，从而诞生诗意和艺术冲动。丰子恺认为，不仅实用功利和审美是对立的，而且科学和审美也是对立的。要进入对事物的审美观照，艺术家或艺术欣赏者，既要用“绝缘”的方法消解功利实用的观照方法，又要用“绝缘”的方法去除科学求真的观照方法。他在《艺术教育的原理》中指出：“科学是有关系的，艺术是绝缘的，这绝缘便是美的境地——吾人达到哲学论究的最高点，因此可以认出知的世界和美的世界来。”①丰子恺明确地区分了科学和艺术的不同性质的精神活动方式。但是，主张审美“绝缘”说的丰子恺也并不完全排除审美观照中伴有理性活动。他在《艺术丛话?为中学生谈艺术科学习法》中指出：“艺术中并非全然排斥理智的思虑，艺术中也含有且需要理智的分子，不过艺术必以感觉为主而思虑为宾，艺术的美主在于感觉上，思虑仅为其辅助。”②审美活动需要切断和功利的逻辑关系，但是作为审美活动的主要构成的艺术活动，却和理智活动存在必然的联系。因此，丰子恺的“绝缘”说包含一定的辩证内涵。

王国维作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开拓者，首先将康德、叔本华等“审美无利害关系”理论介绍到中国来。他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地位》中把无利害关系当作美的根本性质。继王国维之后，蔡元培、鲁迅、郭沫若、朱光潜、宗白华等都介绍过“审美无利害关系”理论，并努力使这一理论本土化。主张艺术生活化和生活艺术化的丰子恺自然也洞察这一美学的“秘密”。在丰子恺看来，康德的“无关心说”很有道理，而其“美的主观说”却有失片面。所以，他更赞同席勒的“美的主观融合说”，并进而解释道：“梅花原是美的。但倘没有能领略这美的心，就不能感到其美。反之，颇有领略美感的心，而所对的不是梅花而是一堆鸟粪，也就不感到美。故美不能仅用主观或仅用客观感得。二者同时共动，美感方始成立。这是最充分圆满的学说，世间赞同的人很多。”③丰子恺认为，审美得以成立的前提条件有两个：一是审美主体要有一颗能领略美感的心；二是审美对象也要具有美感。西方现代美学不仅研究艺术如何化丑为美，而且也从美学中衍生出一门“丑学”来。这样一来，审美（审丑）对象的美不美也就无关紧要了。由此可见，丰子恺的美学主张趋向于二元论，强调审美心理和审美对象的意向性结构的辩证联结，而不是偏向于单一性的构成。但是，值得关注的是，丰子恺的美学观显然在二元论思维背景中更多侧重于主体性结构和精神的意向性作用，这是有别于其他美学家的思想特征之一。

从学理上看，无论是“无利害关系”，还是“绝缘”，其含意在逻辑上是等同的，就是要求审美主体能排除粗鄙的占有欲，以一种非功利的审美态度去对待审美对象，而不要以占有的欲望去对待审美对象。然而，对于世俗中的成人而言，要让其放弃科学求真的认知方式和世俗功利的感知方式，并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一方面需要凭借诗性智慧去消解知识形式和意识形态的逻辑限定，另一方面依赖审美想象力超越日常经验的藩篱而走向心灵的澄明和“无待”，从而获得精神存在的无限可能性以触发美的灵感。必要时还得像佛教徒那样“破执”，才能去除求真和求利的方式，进入对人、事、物、景和艺术品的审美观照。超越功利，无疑需要一颗“赤子之心”。而在丰子恺看来，“赤子之心”，其实就是孩童般的艺术心和宗教心。所以，赤子心、艺术心和宗教心是三位一体的精神结构，属于互相包含的逻辑关系。“童心”，也就是佛教中的“真如”。“童心”是“净”，与之相对的世俗心则是“染”、“净”杂糅的了。艺术和宗教具有拂去“染”

而回归“净”的功效。显然，他的美学思想从传统佛教汲取了思维方法和理论支撑，也获得一种情感的皈依和信仰的守望。这是丰子恺不同于其他现代美学家的独特之处。

在丰子恺的美学眼光中，尚未被世尘所蔽的儿童，天生就是艺术家。天真烂漫的儿童不仅有一颗天生的艺术心，而且还有一颗天生的宗教心。丰子恺在《告母性——代序》一文中就赞美了孩子们的艺术心和宗教心：“他们为游戏而游戏，手段就是目的，即所谓‘自己目的'，这真是艺术的!他们不计利害，不分人我；即所谓‘无我'，这真是宗教的!”④他进而指出，长养孩子的童心只有“宗教和艺术”：“大人们的一切事业与活动，大都是卑鄙的；其能仿佛于儿童这个尊贵的‘赤子之心'的，只有宗教与艺术。故用宗教与艺术来保护，培养他们这赤子之心，当然最为适宜。”⑤在丰子恺的美学观念里，艺术与宗教有相通之处。作为艺术心、宗教心和“赤子之心”三位一体的童心，其真正的内核便是“真心”。在中国思想史上，明代李贽的“童心说”也是标举“真心”，希冀人们挣脱传统道德与礼教的羁绊，敢于表达自己对社会生活的真实感受与评价，显然具有理想主义的个性解放的人文色彩。“童心说”的理论基础是人的自然本性论，排斥传统文化对于人的文化整合，强调入的生命存在的本真性。尽管丰子恺没有直接介绍过李贽的“童心说”，但两人在用“真心”来诠释“童心”方面几乎如出一辙。

在中国现代美学史上，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美学理论，产生深刻的思想余波。丰子恺则提倡美育和宗教并举，主张两者都不可偏废。首先，两人都把美育摆到了宗教信仰的高度，主张超越功利、陶冶不失“赤子之心”的情操，这是蔡元培和丰子恺美学思想中高度一致的地方。其次，丰子恺十分痛恨“与佛菩萨做交易”的世俗的佛教徒，这在他的随笔《佛无灵》等文中说得十分明白。作为追随弘一大师皈依佛门的居士，丰子恺唾弃恶俗的宗教而追求理想中的真正的宗教精神。因此，在要求去除当时世俗社会中迷信功利的“宗教”方面，蔡元培和丰子恺也是基本一致的。两人的不同之处在于：蔡元培看到当时世俗的宗教犹如一盆脏水，主张泼掉；丰子恺也主张泼掉脏水，但认为脏水中还有孩子在，应该留下，且作为理想中的真正的宗教加以呵护。显然，丰子恺的美学主张更有合理性和辩证精神。

源自西方美学的“无功利说”，经过丰子恺的改造，就被本土化为美学的“绝缘说”。所谓“绝缘”，就是“自提其神于太虚而俯之”，即偶尔“返老还童”，用一颗回归的童心，来打量审美对象。经过“绝缘”的审美“自治区”，超越了世俗功利，解除了科学的知性关系，剩下来的应是“有意味”的审美形式。在审美世界中，具象性的形式只是表层的，透过表层，还能体味深层的情感和意义。美不仅在于形式，而且还在于情感。由于世俗之心与“赤子之心”之间的张力，情感的基调应是“苦闷”的。正是基于此，丰子恺才对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的美学思想产生强烈的共鸣，进而翻译介绍《苦闷的象征》，并将它作为自己的美学思想的另一个逻辑起点。

二 “苦闷”说

丰子恺写作《关于学校中的艺术科——读〈教育艺术论〉》的时候，标志着他已经把厨川白村的“苦闷”概念“本土化”，并且结合中国文艺的传统和实际，建构了自己的美学思想。

原来吾人初生入世的时候，最初并不提防到这世界是如此狭隘而使人窒息的。只要看婴孩，就可明白。他们有种种不可能的要求，例如要月亮出来，要花开，要鸟来，这都是我们这世界所不能自由办到的事，然而他认真地要求，要求不得，认真地哭。可知人的心灵，向来是很广大自由的。孩子渐渐长大起来，碰的钉子也渐渐多起来，心知这世间是不能应付人的自由的奔放的感情的要求的，于是渐渐变成驯服的大人。自己把以前的奔放自由的感情逐渐地压抑下去，可怜终于变成非绝对服从不可的“现实的奴隶”。这是我们都经验过来的事情，是谁都不能否定的。我们虽然由儿童变成大人，然而我们这心灵是始终一贯的心灵，即依然是儿时的心灵，不过经过许久的压抑，所有的怒放的炽盛的感情的萌芽，屡被磨折，不敢再发生罢了。这种感情的根，依旧深深地伏在做大人后的我们的心灵中。这就是“人生的苦闷”的根源。⑥

厨川白村的“生命力”被丰子恺置换为“人的自由的奔放的感情的要求”，“社会力”也被丰子恺改造为“如此狭隘而使人窒息的”“世界”。在厨川白村那里，“生命力”和“社会力”是具体的历史性概念，在特定的语境中使用。丰子恺抽象和过滤其时代性内涵，提升为一种共时性意义的普遍概念。因此，厨川白村的时代苦闷，到了丰子恺那里便成了超越历史语境的“人生的苦闷”。与之相关，弗洛伊德的“泛性主义”被逻辑否定和情感舍弃。丰子恺尽管有限度地借用了弗洛伊德的“压抑”概念，但扬弃了“性压抑”的内容，而代之以“人的自由的奔放的感情的要求”的被“压抑”的内涵。从理论上说，“人的自由的奔放的感情的要求”也应包括“性”的要求，但是，丰子恺没有加以强调而以隐匿的方式对待，以现象学的“悬疑”方法去存而不论。可见，他对于这一理论的在逻辑和情感上的不予认同和接受。而是认为，被压抑的主要是“人的自由的奔放的感情的要求”这样的心理结构。

丰子恺作为佛教居士，他自然认同佛教教义的“苦谛”。佛教用“四圣谛”中的“苦谛”专门昭示世间之苦。佛家的世间包括三界：一是欲界，即俗人的欲望，主要是“食色，性也”。二是色界，是不具生命的物质。三是无色界，是非物质的精神。三界都会生灭变化，诸行无常，都是苦。丰子恺的随笔《渐》、《陋巷》、《白豪之死》等都写到了“无常之恸”。由此看来，丰子恺体会的“苦闷”，除了“人生的苦闷”，还应扩展至佛门的“苦谛”。因此，在丰子恺看来，引导人脱离苦海的唯有艺术和宗教。丰子恺在《关于学校中的艺术科——读〈教育艺术论〉》中，分析了“人生的苦闷”的根源后，紧接着阐述艺术教育的功效：

我们谁都怀着这苦闷，我们总想发泄这苦闷，以求一次人生的畅快，即“生的欢喜”。艺术的境地，就是我们大人所开辟以泄这生的苦闷的乐园，就是我们大人在无可奈何之中想出来的慰藉、享乐的方法。所以苟非尽失其心灵的奴隶根性的人，一定谁都怀着这生的苦闷，谁都希望发泄，即谁都需要艺术。我们的身体被束缚于现实，匍匐在地上，而且不久就要朽烂。然而我们在艺术的生活中，可以瞥见生的崇高、不朽，而发见生的意义与价值了。故西谚说：“人生短，艺术长。”艺术教育，就是教人以这艺术的生活的。⑦

在丰子恺看来，艺术是能让人“发泄”“人生的苦闷”的精神工具，进而升华至“生的欢喜”，这便是艺术的效果。也许是病蚌孕珠，越是大艺术家，对人生的苦闷越敏感，越能郁勃而成伟大的艺术作品。丰子恺在《乡愁与艺术——对一个南洋华侨学生的谈话》中指出：“幽深的，微妙的心情，往往发而为出色的艺术，这是实在的事情。例如自来的大艺术家，大都是怀抱一种郁勃的心情的。这种郁勃的心情，混统地说起来，大概是对于人生根本的，对于宇宙的疑问。表面地说起来，有的恼于失恋，有的恼于不幸。历来许多的艺术家，尤其是音乐家，诗人，其生平都有些不如意的苦闷，或颠倒的生活。”⑧丰子恺在对中国绘画的纵向考察时，发现一种有趣的现象：中国绘画的繁荣期，往往是“乱世”。在他看来，“人生的苦闷”客观上成为艺术创造的重要动因，也是艺术家进行审美构思的精神张力。丰子恺把这种艺术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现象归结为“苦闷的象征”，试图揭示艺术诞生的秘密之一。显然，丰子恺一方面从社会历史的方面寻找艺术创造的客观原因，另一方面也为艺术的创造机制获得心理因素的解答。因此一个合乎逻辑的推理就是，社会历史的动乱造成悲剧性的现实，而生命存在的悲剧意识导致“苦闷的象征”，必然反映到艺术的构思和传达，它们由此构成一个因果相承的逻辑链条。这种美学思想一度影响了当时的文学写作。

三 “情趣”说

丰子恺凭借艺术家的敏锐直觉和丰富的创作经验，认为人类的存在价值在于情感，而情感和艺术之间存在双向的互动关系：一方面艺术来源于情感，情感是艺术诞生的机缘；另一方面，艺术作品又反转过来起到安慰情感的功效，可以提升和净化情感。他在《绘画之用》中认为，绘画无用的方面是其既没有科学的认识价值又没有功利的实用价值；绘画的大用便是“用慰安的方式来潜移默化我们的感情”，这就是绘画的真正功用。这里谈的虽然只是绘画，但也同样适合其他艺术。艺术在具体的事件上是无用的，故不能被局限在细小的功利目的上，而应让其在普遍性的意义上发挥出宏大的作用，从而达到对人生的“大用”——潜移默化人的情感，以美化人生和改良社会。这就是艺术“无用”与“大用”的统一，“无用”即“大用”。丰子恺在这里强调了艺术的审美功能和社会功能，而审美功能和社会功能的实现必须依赖情感的作用与趣味。

既然艺术具有“用慰安的方式来潜移默化我们的感情”的“大用”，那么，创造艺术的艺术家就应有超越常人的同情心。这里所说的同情心，就是上面所述的儿童般的“赤子之心”的天性，也就是艺术心、宗教心、“赤子之心”三位一体的“童心”的天性。因此，天真烂漫的儿童似乎天生就是艺术家。换言之，只有那些童心未泯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家。丰子恺认为，孩子自然天成的“童心”，在大人看来，就是一种“趣味”。而三位一体的“童心”是以“趣味”为本位的。当然，自称“儿童崇拜者”的丰子恺也知道，儿童固然有可爱的一面，但也有一些不合情理的“痴”相。丰子恺在《关于儿童教育》一文中指出，天真烂漫的儿童是未曾雕琢的璞玉，应琢去其不合理的杂质，擦亮其“趣味”的光泽，这便是艺术教育的功用。作为艺术家，其“赤子之心”应是一块精心雕琢过的玉，世尘没有遮蔽其“趣味”之光泽。艺术家应具有佛陀那种慈悲为怀的深广的同情心。他进行审美观照或艺术创作时，世间的人、事、物、景，“众生平等”，都是会呼吸有情感的生命。于是，中西艺术法则，在艺术家的“法眼”中打通了。

艺术必须依赖情感和表现情感，在这种认识前提下，丰子恺介绍西方的“感情移入”的概念。“感情移入”这一概念，中国美学界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审美的移情说”，是由德国美学家费肖尔父子、立普斯、谷鲁斯、浮龙?李和巴希等创立和发展起来的。不过最有影响的是立普斯的“审美的移情说”。丰子恺在《绘画与文学?中国画与远近法》中又专门对立普斯的学说进行了介绍。其好友朱光潜在《西方美学史》中把立普斯“审美的移情说”的内涵做了进一步概括⑨。丰子恺在介绍了立普斯的“审美的移情说”之后，又进一步介绍了日本的中国古代画论研究者金原省吾、伊势专一郎、园赖的说法，将“移情”理论和中国南齐画家谢赫的“气韵生动”说做出“互证”，在赞同日本学者的说法的基础上，进行了发挥性阐释：

气韵是由人品而来的，气韵是生而知之的，气韵以生动为第一义。此由推论，可知对象所有的美的价值，不是感觉的对象自己所有的价值，而是其中所表现出的心的生命，人格的生命的价值。凡绘画须能表现这生命，这精神，方有为绘画的权利；而体验这生命的态度，便是美的态度。除此之外，美的经验不能成立。所谓有美的态度，即在对象中发见生命的态度，即“纯观照”的态度。这就是沉潜于对象中的“主客合一”的境地，即前述的“无我”，“物我一体”的境地，亦即“感情移入”的境地。⑩

钱钟书在《管锥编》中把谢赫《古画品录》中的“六法”原文进行重新标点，改正了唐彦远《历代名画记》引用“六法”时所作句读以及后世相沿的错误。丰子恺主张“气韵以生动为第一义”，与钱钟书标点为“气韵，生动是也”，在理解上不谋而合11。在丰子恺看来，艺术家只有具有深广的同情心，共艺术的“法眼”，才能处处发现“诗情画意”和“情趣”。在中国近现代美学史上，竭力标举“情趣”大旗的美学家还有梁启超。梁启超在《敬业与乐业》中坦言：“我平生最爱用的两句话：一是‘责任心'，二是‘趣味'。我自己常常力求这两句话之实现与调和。”12梁启超认为趣味有善恶美丑之分，并将导向善与美的趣味称为“趣味的主体”。他认为“趣味的主体”主要有四项：劳动、游戏、学问和艺术。前三种活动产生的趣味是短暂的，而艺术产生的趣味乃是永恒的、普遍的。因此，梁启超认为艺术教育是涵养人的趣味的最佳途径。丰子恺的“情趣说”是对梁启超“趣味说”的继承与发展，而且进一步突出了主体性作用，强调了审美体验在艺术创造中的主导性意义。同时，注重从“主客合一”的精神境界阐释审美活动和客观存在的情感同构关系，避免以过度的“想象主体的想象活动”扭曲客观对象的实在性。

注释：

①④⑤⑧《丰子恺文集》第1卷，第15、77、79、100页，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9月版。

②《丰子恺文集》第3卷，第27—28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9月版。

③⑥⑦⑩《丰子恺文集》第2卷，第565、225—226、226、530页，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9月版。

⑨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第610—61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11钱钟书：《管锥编》第4册，第1353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丰子恺的作品篇6

一、丰子恺儿童崇拜思想产生的背景

（一）中国传统士大夫文化思想的浸染

丰子恺儿童崇拜观念的形成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承传，又肩负着对未来文化的创造之责。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已深深积淀在中国人的心理结构中，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尤其是其回归自然、超然物外的出世态度，更成了历代文人祈求内心平静的精神依托。生性温和、淡泊、率真的丰子恺也承继着这一传统的文化基因。

（二）五四时期“儿童的发现”的时代背景

五四时期“人”的苏醒带来了儿童的发现和对童心的认识和尊重，追求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催生了对童心的热切向往和对儿童的无尽推崇。郭沫若、冰心、叶圣陶、郑振铎等中国新文学的最初奠基者都曾真挚地膜拜儿童的纯洁，并以失去童年的成人的姿态呼唤童年，试图能“回复我纯朴的，美丽的童心”。丰子恺一方面表现的是对自然和儿童的崇拜，另一方面又正是对五四时代高扬的人文精神和“儿童本位论”思想的倾心实践。

（三）李叔同皈依佛门的影响

李叔同是丰子恺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的老师。在丰子恺的心目中，老师是一个完人，每做一事都能完满，做老师时认真敬业，教的虽是音乐美术，国学根基却远远甚于国文老师。而1918年李叔同看破红尘到杭州的虎跑寺剃度出家了。这对丰子恺的心灵和思想形成了极大的震撼。在李叔同的感染之下，丰子恺也在三十岁生日那天正式饭依佛门，成为居士，接受了佛家“心性本净，客尘所染”的命题。这一佛家思想指向的是人心的原初状态是纯净无邪的，是世间的尘埃玷污了它们的理性内涵，这使丰子恺体认到了拥有原初本心的儿童的天真纯洁以及尘世的各种教条规范对儿童的束缚和异化。

（四）儿童是具有独特价值的生命存在的儿童观

在丰子恺的思想体系里，儿童是具有独特价值的生命存在，并将游戏的儿童生活看作是理想的生活途径，认同了席勒的“只有游戏，才能使人达到完善并同时发展人的双重天性”的主张。丰子恺鼓励孩子尽情享受童年的幸福，并呼吁成人们“切不可斥儿童的痴呆，切不可盼望儿童的像大人，切不可把儿童大人化。”让儿童有一个自在的生长环境，能尽情地挥洒他们那随心所欲的无拘无束的个性。丰子恺面对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小帽的小大人们的礼仪谦让不是欣慰而是心痛，发出了如同别林斯基的“勉强的、过早成熟的儿童是精神上的畸形儿”的叹息，痛感成人对童心的摧残。

二、丰子恺儿童崇拜思想观念

丰子恺由对儿女们童真稚拙生活的描绘切入艺术领域，高扬儿童的纯洁，渲染他们的有情世界，倾诉对从来不掩饰自己真情实感的真诚的儿童的全身心的推崇。对此，丰子恺自己有着明确的表述“儿童天真烂漫，人格完整，这才是真正的‘人’”。于是变成儿童崇拜者，在随笔中、漫画中，处处赞扬儿童。于是丰子恺努力使儿童保持具有丰富想象，放荡不拘的、正当的、自然的状态，尊奉儿童是有着独特生命价值的存在物。他的对儿童的这种把握方式，无疑是对五四先哲们所倡导的儿童本位论的再度阐释，构成了儿童崇拜的核心内容。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设身处地地体味童心童境，以儿童的心态与感知去观察儿童的生活

丰子恺熟谙儿童的心理，能顺利地把握儿童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因此他能读懂儿女们那充满稚气而独具内涵的语言。大女儿阿宝看不起小妹妹软软，“吃东西时，把不好吃的东西留着给软软吃；讲故事时，把不幸的角色派给软软当。向母亲有所要求而不得允许的时候，你就高声地问：‘当错软软吗？当错软软吗？’你的意思以为∶软软这个人要不得，其要求可以不允许；而阿宝是个重要不过的人，其要求岂有不允许之理？今所以不允许者，大概是当错了软软的原故。所以每次高声地提醒你母亲，务要她证明阿宝正身，允许一切要求而后己。”

丰子恺能设身处地做了儿童去感受他们的心理：“我看见她在水门汀上骑竹马。她对我一笑，我分明看出这是叫我一同去骑竹马的意思。我立刻回她一笑，表示我极愿意，就从母亲的怀里走下来，和她一同骑竹马了。稚拙的言辞点出的正是两个小孩初见面时的心意相通，真实地展现出了孩子的情态和心理。而这种设身处地也使丰子恺体味到了儿童在成人世界里生存的尴尬与不便。漫画《设身处地做了儿童》描画出的就是这样一种困境，体现了成人世界对儿童的忽视，这种忽视造成了儿童在家庭中的实境和精神上的痛苦。丰子恺非常同情孩子的处境，为孩子在成人礼仪道德驯化下的循规蹈矩、谦然有礼而扼腕叹息，这无意中宣扬了卢梭的“我们要让孩子们享受天赋的自由”“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的观点。

（二）歌赞绝假纯真之童心，优游于儿童世界的闲适与自在

他盛赞儿童是“身心全部公开的真人”，是“出肝肺相示的人”，他们有着“天地间最健全的心眼”，“天赋的健全的身手和真朴活跃的元气”，认为只有孩子们的生活才是纯洁无暇，值得憧憬的，“世间的人群结合，永没有像你们样的彻底地真实而纯洁。”《给我的孩子们》《儿女》《从孩子得到的启示》等散文作品，绘就了《花生米不满足》《穿了爸爸的衣服》《瞻瞻底车》《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等漫画作品，直接表白了丰子恺对儿童纯净天性的推崇和膜拜。儿女的天真、无邪与自然使丰子恺不由自主地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这是何等可佩服的真率，自然，与热情！大人间的所谓‘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你来，全是不自然的，病的，伪的！因此，丰子恺真诚地欣赏玩味着儿童天真稚拙的言行和生活，以饱蘸舔犊之情的笔书写着儿童生活的恬淡和率真，甚至欣然地描述着被围在一群儿女中间的闲适生活。更值得关注的是，深富童心的丰子恺不仅优游在了儿女的世界里，与他们同喜共悲，做着共同的游戏，还为他们构筑了童话《明心国》，以表达自己对儿童的崇拜与对儿童世界的憧憬。在丰子恺的心目中，儿童有着与艺术、神明、星辰同等的地位，并认为童心的境界是人世间的纯正、和平和幸福的境界。

（三） 对失去童真的哀叹

但是，绝假纯真之童心也要被人世间的礼仪、教条所规范，因此对失去童真的哀叹构成了丰子恺童年崇拜的第三个内容。他看到：“成人的世界，因为受实际生活和世间的习惯的限制，所以非常狭小苦闷。孩子们的世界不受这种限制，因此非常广大自由”。孩子们每天自动地去做火车汽车，办酒，请菩萨，唱歌，堆六面画，创造着生活，而大人们一边呼号着“归自然”“生活的艺术化”，一边却陷在枯坐默想，敷衍应酬的病残生活里。跟孩子相比，成人的世界里有太多不可超越的大自然的定理和不可破犯的人为的规律，成人的真的心眼早已被世智尘劳所蒙蔽，成了可怜的残废者。因此丰子恺认为孩子的长大是一种悲哀。在丰子恺的内心深处，他拒绝孩子的成长，痛惜孩子的长大，他希望孩子们就如那永不长大的彼得·潘，永不走出黄金时代。丰子恺所常常臆想的理想的人生是：“小孩子长到十岁左右无病地自己死去，岂不完成了极有意义与价值的一生呢？”

丰子恺的作品篇7

丰阿姨是一位慈蔼的老人家，见到她的人，跟她说着话，听到她的声音，看到她那如孩童般可爱的笑容，心中总会有一股暖流淌过。这股暖流来自于丰阿姨遗传了丰子恺先生那温柔敦厚和忠厚传家的文字魅力与绘画风格。所以见到丰阿姨，宛如见到丰子恺先生那温煦和让人如沐春风的文字和漫画，心中自然生起崇敬之情。

去年春天，在丰阿姨的客厅里，喝着她从家乡浙江桐乡带来的茶。在氤氲的水气和的清香中，我提起在子恺先生的漫画里，有一幅“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我很喜欢。

丰阿姨听我这么说，开心地笑起来，她老人家说了一个很丰子恺式的童话故事给我听。

这故事，让丰阿姨回忆起童年。她的嘴角扬起幸福的笑容，好似回到他们在桐乡的故居“缘缘堂”。

抗日战争前的五年，丰子恺住在“缘缘堂”，那是他创作力最丰盛，作品也最多的年代。“缘缘堂”是丰子恺自己设计建筑的房子。

“缘缘堂”坐落于典型的江南水乡，门前弯弯的拱桥下，有一条轻轻浅浅的水潺潺流过。

江南人家的院子里，喜欢种上一株樱桃，并植上几株芭蕉。在丰子恺的漫画里，常见的一幅景象，就是院子里的樱花开了，芭蕉也长得高出院墙，又长又大的几片芭蕉叶，垂到白色粉墙外。打墙外经过，就能见到墙里头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还是小孩子的丰阿姨，很羡慕别人家院子里的樱花开过之后，不久就会结出红红亮亮的樱桃。因为他们家的樱桃，一年一年过去，都没见结出果实来。让她非常失望，难免跟父亲抱怨。

作为父亲的丰子恺先生，除了是一位知名的散文大家和漫画大师，更是一位儿童文学的创作者。他的生活也是很童话的。他认为，孩子的言行是自然又天真无邪的，经常给他许多启发。他说孩子：“是创造者，能赋给生命于一切的事物。他们是‘艺术’的国土的主人。唉，我要从他学习！”

丰子恺先生崇尚儿童，爱儿童，他说儿童的天真纯净能撇去世间事物的因果关系的网，看见事物本身的真相。他说“成人大都已失本性，只有儿童天真烂漫，人格完整，才是真正的‘人’。于是我变成了儿童崇拜者。在随笔中漫画中，处处赞扬儿童”。

儿童的赤子之心，是他文学和艺术创作重要的灵感来源。丰一吟在《丰子恺儿童画集》的序中也说过：“人们一提起丰子恺，首先想到他是漫画家，而且不少人对他的儿童漫画情有独钟。这不是偶然的。父亲热爱儿童，陶醉于儿童的率真。”

丰子恺常常“设身处地”地体验孩子们的生活。当他听到女儿埋怨院子里的樱桃总不结果。他于是体会了孩子对樱桃树不结果子的失望，以及盼望着樱桃树能结果子的心情和希望。

于是他挥了一下童话故事中能点石成金的的魔法棒。

那是樱桃成熟的春日午后，小小的丰一吟放学回到家，走进院子，竟然惊喜地见到樱桃树结了满树的果子，红艳艳，亮闪闪，怎么可能呢？早上出门去上学时，樱桃树的枝丫上，只有绿叶，没有半颗樱桃果子，怎么这半天工夫，就结了满树樱桃？

丰一吟以为自己看花了眼，赶紧趋前去查看，用手去摸一摸，真的是樱桃耶！但是再仔细定睛看去，这些樱桃都不是树上长的，而是挂上去的。原来是爸爸的杰作，去市场买回来樱桃，一串串挂到树上去，满足了孩子的希望。

丰子恺就是这样一位温暖又温柔深情的人。他是最了解孩子的人，自己也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

我喜欢这幅“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单幅漫画，画里传递了春天过渡到夏天的信息，春暖花开又一年，樱花开过结红果，春去夏又到，芭蕉树张着大片叶子，也结出串串芭蕉果，绿满一院子。所以丰子恺先生这幅画，也透着时光荏苒，日月如梭，流光容易把人抛。除了提醒人们光阴似箭之外，也隐含着要人们珍惜流年，因为时光是一去不复返的。

丰子恺是受中华传统文化薰陶和受西方思想洗礼的五四时代的作家和画家，他创作的漫画是文人画，他喜欢引用古诗古词中的句子，结合他所观察到的人们的日常生活，画出其意境。这幅“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原文出自《全宋词》中的《一剪梅・舟过吴江》，作者为蒋捷，全文为：

一片春愁待酒浇。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娘渡与泰娘桥，风又飘飘，雨又萧萧。

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笙调，心字香烧。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读了这阙词，对丰子恺先生撷取“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词句来作画，就能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了。

丰子恺的作品篇8

据介绍，香港特区政府将计划拨出350多万港币，资助约30－45家香港中小型出版商、印刷商，参与即将在北京、法兰克福及台北举办的大型书展。获资助的出版商和印刷商可免费租“香港馆”内的独立展位，向更多客户展示及介绍其产品和服务，开拓内地及海外市场，宣传香港创意文化产业。

香港联合出版属下书店全新面貌迎读者

香港联合出版集团属下的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及商务印书馆近期不约而同调整业务安排，在迈出新的时代步伐的同时，自然流露出稳中求变的香港精神。

三联书店辖下湾仔门市七月份在三楼开辟出近百平方米的内地图书专区，书种多达一万多种，较以往多一倍，并提供内地图书两本八折优惠；而中环总店还增加举办文化活动及讲座（每周最少有两晚文化活动）。此外，该店也提供会员更多服务及优惠。

此外，一向主攻文史哲的中华书局一反传统，与大型连锁漫画店Animate结盟，在太子开设一家占地两层，面积130多平方米的漫画专门店，专售香港及欧美、日本的漫画和动漫精品，抢攻年轻人市场。

至于与诚品香港店为邻的商务印书馆，最近更是斥资翻新铜锣湾图书中心，将教科书、文具等迁至副馆“教育馆”，而原址翻新扩充至4层为主馆，每层设有不同的主题，书籍种类增至12万种，务求以全新面貌迎接广大读者。该馆也将定期举行主题讲座，为读者提供更优质的阅读体验。

现代教育开拓内地市场

香港现代教育集团近日与深圳市益文图书达成策略性合作协议，开拓内地市场，并计划出版电子书，为幼儿园及小学学生作教学培训。集团主席兼执行董事吴锦伦表示，希望将来会有10万所小学选用集团出版的电子书，但没有透露该项目的投入资本，以及电子书的销售价格，只表示未来将继续研发该项目，以兼容各款平板计算机。公司计划在香港，以5200名“现代小学士”作为电子书的第一试点。

吴锦伦表示，此次与益文图书的合作，解决了现代教育一直希望在深圳办培训中心的牌照问题，最快能于9月投入服务；另外，他指现代教育希望能在3年内，将ACT国际课程推广至10个城市。深圳出版发行集团总经理尹昌龙则表示，未来有计划与现代教育联合成立一间公司，进一步探讨中文语言、拼音等教育培训工作。

金石堂网络营收3年后赢实体店

据台湾媒体报道，金石堂书店今年迎来30周年庆，该集团以实体连锁书店起家，目前，旗下实体连锁书店约有75家，而特色文具店有7家，未来实体店的数量，以每年5-10家的增速进行。金石堂站稳连锁书店后，10年前成立网络书店。该公司表示，目前网络书店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1/3，但每年业绩以2位数增长，反观实体书店只有个位数的增长。值得注意的是，网络书店及连锁实体书店的获利贡献几乎相当。

面对海外的书店业者都竞相投入电子书的业务，金石堂认为，欧美国家的出版品都有相当丰富的出版内容，也有经济规模推出自有装置的电子书产品。以台湾来说，金石堂也尝试投入电子书领域，但目前市场推动方面比较迟缓。毕竟未来电子出版的管理也是趋势之一，金石堂会持续关注。

台湾大规模出版丰子恺全集

丰子恺是二十世纪中国大陆的儿童文学先驱，他生于1898年，1975年逝世，身兼画家、作家、教育家等身份，创作了大量儿童漫画与文学。丰子恺擅以毛笔勾勒人物与生活风情，笔画简单有味，风靡华文世界，被誉为最有童心的作家，连林良都是他的超级粉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