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学期的作文范文

关于新学期的作文篇1

关键词：“当代文学”；“新时期文学”；“新世纪文学”

中图分类号：J802文献标识码：A

“新世纪文学”作为当代文学批评者集体参与的一个批评现象，由2005年《文艺争鸣》开辟的“新世纪文学研究”专栏拉开了帷幕，之后批评者就“新世纪文学”展开了多维度的探讨和表述。有论者强调从新的消费性审美特征凸显了“新世纪文学”的美学转向，认为“日常生活已经被赋予了完全新的‘神圣’审美的价值和意义”[1]。也有论者认为“新世纪文学”在消解文学工具论的观念中表现出既不同于“新时期文学”的“启蒙姿态”也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的“欲望化”叙事的“零度”书写，也就是日常生活化叙事的“无姿态写作”[2]。所谓“新世纪文学”的文学新质论者主要是以底层写作与“80后”的青春化写作为支撑，然而，这种文学“新变”是否足以来命名一个有着未来预设的文学史概念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新世纪文学”作为一个文学史概念出现，是在文学史层面的一种理论建构，考察其意义的生成，可以将其纳入当代文学的视野，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为参照。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文学史开始了当代文学部分。当然，并非历史时间进入了1949，“当代文学”这一提法就开始使用。20世纪50年代末期才启用的“当代文学”概念有其特定的历史定位，尽管它涵盖的历史时段是从1949年始。“当代文学”以左翼文学形态在当代的延续为内涵，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社会主义阶段的全面展开”[3]。“当代文学”概念的提出是各种历史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作为一个学科建制一直延续到当下。然而，结束后，主流意识形态开始了新的时代，文学也借此宣告“新时期文学”开始了，并表现出与20世纪50-70年代文学传统的对立。尽管“新时期文学”从开始命名就直接与此前的“旧”文学拉开距离，但在后来的文学史共识中，仍将其纳入当代文学史的整体框架之中。如洪子诚以1976年为当代文学“分水岭”，之前的文学形态是“文学一体化”，此后的“新时期文学”则被称为“文学一体化的逐步解体和多元化的初步形成”[4]。“新时期文学”被看做是“‘五四’文学‘复归’”，开放地吸纳各种世界文化资源，以及以新面貌出现的“五四”启蒙话语。革命意识形态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借以“拨乱反正”的政治正确，在新启蒙运动的旗帜下，开始了新时期的文学叙事，并形成了新的“文化政治”。在新时期的历史进程中，知识分子吁求文学具有“独立的地位、自由的思想和言说、个人存在及选择的多样性、对极左政治的或者同一性的拒绝和反抗”[5]，形成了新的话语主导。20世纪90年代的后现代语境，对同一化的现代化想象提出质疑和挑战。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政治”成为一种话语霸权，遭遇了消费主义的解构。文学中的平面化、无深度倾向发展到新世纪，成为一种文学现实，革命、民族国家的集体叙事已经远去。新时期肇始的反抗对象——左翼文学的当代形态，也变成了一个遥远的能指，渐渐隐现于历史语境中，“革命文学”所具有的开启“新时期文学”的话语能量，也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私人话语和消费性能指变得虚弱。革命已经被告别，欲望化叙事，私人化书写，形式主义追求，都已经失去了“革命”的对象，而成为自说自话的一种表述，一种文化形态。我们知道，“概念的意义常常产生在事物的对立之中”[5]，新意义的确立必定有它的旧对应项的所指，正因为“旧”的能指与所指发生了滑动与位移，新的意义项才会被提出。而具体到“新世纪文学”的新质意义呈现，则聚焦于和“新时期文学”的区隔与对比之中。“新世纪文学”产生的文学史脉络正在于此，离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新时期文学”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异化”，这种变异的文学形态在新世纪得以发展，“新时期文学”这样的命名已经不足以涵盖当下的文学事实，这正是“新世纪文学”产生的文学史线索。因此藉以新的历史时间的开始，提出了“新世纪文学”的说法。

一、“当代文学”的历史定性

1949年新政权的确立，中国文学史开始了当代叙事。这是典型的“社会历史的断代方式”[6]，为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建立提供了政治合法性依据。然而实际上，历史自有其复杂性，“当代文学”的产生，有着自足的历史内涵，其形成过程并非政治意识形态上的直接过渡，存在一个“历史化”的过程。可以说，“当代文学”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设计了。这与20世纪40年代中国的社会实践和文化实践有着直接的关系，也就是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当代文学”被规定为“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其目的是为了区隔现代文学，这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要把附属于资产阶级的文学与附属于无产阶级的文学区隔开来，而显然后者获得历史合法性。

作为一种有着特定时期的历史规范性的文学形态，“当代文学”这一概念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出现，它不仅指对文学事实的历史描述，同时还包含着“理想”的文学形态实验。这样一种逻辑在“新世纪文学”中也存在，“新世纪文学”倡导者不仅囊括2000年之后的文学现实，还蕴含着提出者对此后文学的想象。与“当代文学”这一概念一样，“新世纪文学”也融合了对未来文学的预设和对已出现的文学事实进行评述这样一个同步过程。借助主流话语，“当代文学”被定位于“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以左翼文学基础上更高阶段的‘革命文学’为主体，叙述这一文学形态的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3]，这一基本方向确定了当代文学的主体。通过与非“社会主义性质文学”的斗争，左翼文学的当代形态以惟一政治正确性占据文坛。同时，“当代文学”由于新政权的胜利，在社会进化论的基础上衍生出“社会主义文学”高于“新民主主义文学”的逻辑，也就是“当代文学”比“现代文学”更高一个等级，是新政权为获得文化领导权而预设的文学秩序。

“当代文学”作为一种被规范化了的文化实践，以高度肯定的姿态讲述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文学成就，并参与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体叙事中，重视文学的“党性”品格。“当代文学”的特定意识形态内涵，包括文学、政治意识形态、文化空间，及其之间的复杂制约关系。通过预设未来的文学形态，“当代文学”规避了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为正宗，以民族化、本土化、大众化为“当代文学”审美形式的主导方向，以体现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实践为文本内容，以高昂、乐观的精神风貌为总体风格，呈现一种集体高涨的乌托邦想象。文学与政治呈现胶着状态，文学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这样的理论预设在20世纪50-70年代的文学实践中通过批判异端获得了强势地位。

正如洪子诚在《“当代文学”的概念》一文中所分析的，他关注的重点不是“当代文学”的“性质或特征问题”，或者说对一种“存在的‘文学事实’的归纳”，而是“‘当代文学’这个概念是如何被‘构造’出来，和如何被描述的”[7]。这样的探讨方式是一种深入历史内部的学理研究，而不仅仅是对既有研究结论的简单重复，或改写。其实，“新世纪文学”倡导者的初衷同样也包括对当下文学的性质和特征的描述，也就是对一种存在的文学事实的归纳。不难发现，“新世纪文学”与“当代文学”这两个概念的构设存在相似性。“新世纪文学”与“当代文学”的生成毕竟有着明显的不同，或者说有着相反的话语逻辑。“当代文学”的概念生产过程中，的《新民主主义论》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着元理论的基奠性意义，在这种带有政治意识形态主流定位的论述中，“现代文学”的指称取代了“新文学”的概念，而“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界碑由中国社会现实的政治实践来标的，被赋予“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现代文学在1949年革命性质发生变化之后，就需要由新的文学性质来命名新的文学新阶段，就是被称之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当代文学，而后者是在等级秩序中高于前者的，是一种文学“进化论”逻辑。依据中国社会革命实践分析的理论话语，确定了“当代文学”的主流，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文化建设，而“当代文学”的生成过程是使得这种文学、文化的革命主导话语体制化、意识形态化。

这是文学创作的逆向性思维，即理论设计先行。理论先行的弊端往往会使得最初的理论或概念无法涵盖此后的文学实际。正如，“当代文学”通过排斥“现代文学”这一异端，来完成自我叙事，构设新的主导。20世纪50年代通过一系列政治活动、文化斗争以及不断地对知识分子思想的赤化，逐渐形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知识背景和话语资源，形成了“当代文学”。这样一种排除异己的过程也显示了“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充满焦虑，高度一体化的话语空间和逐渐紧缩的知识分子精神资源，在“”结束后，出现了松动。正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当代文学”特定的历史所指已无法有效地阐释“”之后的文学形态，显得大而无当，失却了历史具体性，无法命名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的文学。因此，“预设”只是一种理想化的文学构设，在实际的文学发展中是不断有“意外”出现。

“新世纪文学”也有理论先行的倾向。对于“新世纪文学”而言，理论预设并非是一种呈排斥“异端”的激进化逻辑，提倡者在有意为“新世纪文学”寻求合法性定位之时，也会着力凸显一种倾向，或者有意无视其他倾向，当然这是一种学术内部的正常态话语聚焦。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说“新世纪文学”因缺失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激进推行，而仅仅表现为21世纪之初的一个“文学事件”，一个“圈子”中的主题讨论，正如同样是理论先行的先锋文学一样，先锋文学推动者关注的是“文学实验本身”，“新世纪文学”倡导者强调的为当下文学做出命名努力，这只是一种学术努力，一种可以深入讨论的主题研究。

尽管“当代文学”的命名与社会有很大关联，是被构建的，但是符合历史语境，符合文学基本状况。“新世纪文学”也有着人为的因素参与其中，其问题在于当下社会的语境变化迅速，还没有基本稳定成型，它同时具有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诸多因素，事实上，主导的方面仍然是现代性，而这种现代性与“五四”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并未出现超越性的根本断裂。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一方面“新世纪文学”倡导者为本阶段文学能够尽快进入文学研究的历史视域，从而使得当下文学具有客观研究价值的学术努力。另一方面，也不否认在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研究给予自由的当下，“新世纪文学”的提出有对当下文学研究抢占话语权的内在逻辑。不管是为了学术研究，抑或占据命名权，都是人为的努力，这种人为相对于“当代文学”明显的政治性定位具有了民间化特征。“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概念的提出是同时的，其意义及限定也是在彼此对应中得以呈现。在此，所谓的“人为”的概念化过程，并非有褒贬之分，任何历史阶段的定位，尤其是国家以王朝分期之后，历史的命名法则就无可避免的受到来自政治、社会、文化的影响，有着本在的意识形态。这种前景预设式的文学史概念为之后的文学史经典遴选及文学史家的价值立场有着导向性影响。这是任何一段文学史开始新的文学定位的必经之途。“新世纪文学”的提出包含着当代文学研究者或编辑者预设的文学图景，如将“新时期文学”以来的各种文学形态（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置于新世纪文化的大背景下共同“生长”，以体现文学在新世纪背景下的何等丰赡。而在“新世纪文学”的相关讨论中，“新世纪文学”的理想“文学形态”主要是指“底层文学”与“80后”的青春化写作。“底层写作”由于其关注社会现实的显在意识形态逻辑，在后革命的语境中显现出超文本的理想文学诉求。这是“新世纪文学”在看似多元、喧哗、参差不齐的创作实践中支撑其命名的内核，也是“底层文学”在与“80后”写作、网络文学、博客文学等文学想象的对比中显现出现实拷问的沉重与坚实。

二、“新启蒙”笼罩下的“新时期文学”叙述

不难发现，“新时期文学”的出现与“当代文学”一样，命名与社会条件有很大关联，是依附于社会政治新时期的开始，以“人道主义”、“主体性”建构“新时期文学”的知识谱系，排斥压抑非审美的文学形态。这种文化逻辑藉以社会整体的反“”，思想解放潮流，取得了政治合法性依据，并成为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共识。这里将“新时期文学”提出来作为考察“新世纪文学”生成的一个起点，原因正在于：一方面前者潜在地对抗着一种历史的拘囿，也就是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远离，对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偏重；另一方面“新时期文学”建构起来的文学观念仍然作用于当下文学。“新时期文学”主要是重新回到“五四”文学，回到人道主义，通过将此前的当代文学处理为离弃的他者，凸显20世纪50-70年代文学的政治化图解以及其中的文学性缺失，“新时期文学”通过不断的表述、建构，以致本质化为文学回到自身的阶段，是高于20世纪50-70年代文学的政治性时期。如此以来除去革命、政治话语的文学或文学史叙事就具有更高的美学价值，并得到时代的整体“认同”。这种逻辑以自然化的形态生成了新时期的文学制度，去意识形态成为文学叙事得以被认可的门槛，并在此后的20世纪90年代、新世纪成为一种文化惯性。可以说，“新世纪文学”的概念就是这一文化惯性的呈现。

新时期的政治要完成历史转型自然首先要肃清的各种流毒，“新时期文学”以否定被主流政治所接受。藉以历史新时期的启动而获得的“文学新时期”命名，被描述为是在后时期的政治经济大背景下，出现的文学新状态。开始于国家政治、文化领域对“”甚至整个极左路线的纠偏，以及文艺界“拨乱反正”的政策，可以说“新时期文学”把“‘反’作为自己登上文坛的最大秘密”[8]，以人道主义、主体性为特征，通过修辞将“”隐喻为封建主义传统的复辟，重启“五四”启蒙话语资源。在充满激情的八十年代，知识界通过对“”中反人性暴力的揭露和对现代化的乐观想象开始了当代文学新的发展阶段，并积极参与到强化新的时代正确性的和声中。五四反封建的普遍价值被新时期的文化建设借用，而国家建设现代化中国的科学主义世界观在五四的“民主与科学”宣言中获得了理论渊源。“五四”在此成为新的历史实践的强大资源库，并通过重新阐释而获得了某种工具性，这种工具性可以为新的时代寻找思想依据，表现出征召“五四”的功利性。而对“五四”启蒙意义的征用正是20世纪80年代现代化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一环，并有效批判了旧体制的封建主义痼疾，从而获得了一定的解放意义，但也窄化了“五四”本身。文化主义的“五四”在新启蒙运动中淡化了“五四”的政治化诉求，跨出了此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史叙述，生产的是现代性意义。现代/封建，文明/愚昧之间的二元对立，以及对前者的肯定成为“新时期文学”叙述的主导线索，现代的是进步的，文明的是发展的，仍然是一种历史主义的进化论判读，也是一种落后现代性的焦虑。

在这样的新启蒙思想影响下，“新时期文学”出现了两个主导的文学走向，首先用“文学是人学”的宣言反拨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干涉和压抑，用人道主义共识构建“新时期文学”的文化场域，即借用“五四”思想资源的启蒙现代性。其次，出于对民族国家建设新的想象，知识界开始向西方寻求理论资源，并给中国文学的创作和批评带来了质疑、颠覆文学现实主义反映论的新工具，也就是所谓“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文学本体论。这两种理论逻辑深刻地影响了“新时期文学”的走向，并突破了“左翼文学”一元独尊的文学格局，西方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使得文学叙事不仅仅是时代的战歌与颂歌，而呈现出多元化景观。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到“寻根文学”都表现出强烈的文化启蒙精神。启蒙主义的现代性话语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观念中具有主导性，对文学的主体性，以及人的自由解放的许诺，都笼罩着精神化的思想立场。随着社会实践的推进，整个文艺界充斥着各种新理论、新观念。在1985年前后出现的实验小说，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技巧的启发，将文学视为一个实验场地，专注于“如何写”的形式主义探索，颠覆了读者的阅读期待，消解传统文学的因果联系，以及对整体性叙事原则的解构，直接凸显小说的虚构本质，形式即内容成为创作基点，具有强烈的先锋性。此时的思想资源也出现了由启蒙现代性向存在主义转向的倾向。随着历史的推进，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宏大叙事逐渐遭遇了后现代解构的挑战。新写实以零度叙事讲述小人物的庸常人生，放弃了知识分子启蒙情结，精神化大写的人，回到凡俗人间小写的人。可以说，“新时期文学”依附于政治命名，以“文学是人学”为叙事主题，在疏离“非人化”文学的过程中，获得启蒙现代性、审美现代性的合法叙述，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文学逐渐放弃深度精神拷问，应和市场逻辑，接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洗礼。

“新时期文学”作为一种不同于20世纪50-70年代文学的文学新的发展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不仅与社会学意义上的“新时期”出现了能指疏离，而且也与有着特定历史内涵的“当代文学”产生了对接的困难。在“新时期文学”最初否定和批判的对立面——“”意识形态渐行渐远之后，有论者提出“后新时期文学”的说法，并认为“新时期文学”的任务已经完成。

“新时期文学”以积极的姿态展开了新时期的文学叙述，对乌托邦的现代化想象支撑着文学场地的观念实验，充满了对速度、时间的现代化向往，但新时期发展的脚步过于迅疾，也表征出文学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的焦虑。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转型，带来了文化生态的深刻变化，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叙事遭遇后现代的反讽，消费化的浮躁情绪充斥于文学文本，大众文化，无深度，反本质主义等在20世纪90年代的后现代语境中热闹非凡。这样的文学叙事解构了卡里斯玛神话，消解了精神理想。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市场化、日常化叙事在新世纪深化，钩沉出“新世纪文学”的概念。然而，走马灯般地给新的历史时间一个称谓，放大文学发展的内部差异，并不断地设置一个新的“断裂”来确立自我，带有一定的理论想象性。

三、“新世纪文学”与“新时期文学”概念裂痕

“新世纪文学”的生成过程与所谓的“后新时期文学”有着内在的联系，或者说存在着边界模糊的问题，在文学的“非意识形态化”逻辑中合流。“新世纪文学”的文学形态是在90年代全球化语境和中国社会市场化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资源的重新分配，以及新媒体的发展，新世纪形成了新的文化品格，文学也出现了新的美学症候——日常生活审美化浮沉地表。社会现实及大文化语境为“新世纪文学”的文化想象和概念的提出提供了文学发生学意义上的启示。在20世纪90年代“新时期文学”遭遇了市场化和消费主义共谋的后现代式挑战，欲望化、消费化叙事取代了启蒙叙事，无深度的文本狂欢遮蔽了深度的精神探索。“后新时期”指认后现代为精神之父，“后”构设了对“前”的胜利和解构。20世纪8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精英话语出现危机，一体化、本质主义的文化秩序出现解体，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明显弱化”[9]。市民社会的形成，并逐渐获得的主体性，在追逐关于社会幸福许诺的过程中，表现出价值立场的物质化、商品拜物教倾向。文学的精神慰藉在与经济利益的较量中溃败。这种20世纪90年代文学已经发生的变化在“新世纪文学”中得到更加明显的表现。而“新世纪文学”对“新时期文学”和“后新时期文学”的超越，被定位于是对日常化写作的关注以及关于“脱第三世界”的“新新中国”的文化想象，取代了20世纪80年代“启蒙化”的精神叙事和文学的普世主义理想，以及20世纪90年代欲望化的身体书写。

在20世纪90年代反思现代性思潮中，20世纪80年代的乐观现代化逻辑遭遇了挑战和质疑。正如张颐武所说：“新时期文学”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学史“分期概念”，“从它出现时起，就与一种强烈的‘现代性’的焦虑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10]。他认为新时期之初文学在社会发展和“人”的主体性两个维度上寻求整体现代性的“缝合”，其中发展也就是经济物质的现代化追求，人的主体性则体现为将“人”从类宗教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而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文学出现了解构现代性的反启蒙、反现代性，由此得出“新时期文学”向“后新时期文学”的过渡。其所谓的“后新时期文学”是“以商品化和大众传媒为主导的多元话语的形成”，“告别‘现代性’的文学神话业已成为文学写作的重要潮流”，具有“‘后现代性’特征”[11]。在这里，张颐武将“新时期文学”/现代性、“后新时期文学”/后现代性置于一种化约的对位关系中，并通过理论预设，先在地认为“后新时期文学”是“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成熟阶段，其对世俗日常生活的关注肇始于新时期之初，并通过具体文本的修辞隐喻寻求合法性依据。这样做的最终目的是要宣告“新时期文学”的终结，与“新时期”对位的现代性也被后现代性整合。因为只有“新时期文学”终结了，“后新时期文学”这一概念才能浮出水面，“后新时期”论者就将自动获得了当代文学史的“后新时期文学”命名权。

然而，宣告结束、终结、完成不过是一种人为的历史叙述方式，通过抹平其间的延续性，夸大差异质，但为真正的文学新阶段树立界碑绝不仅仅是一个话语操纵的试验场，而是需要拉开一定的历史距离，弱化话语权争夺的功利性目的，以使得历史对象陌生化，从而保持历史命名的学理性与客观性。对文学内涵阐释的“加法”和“减法”都是不可取的，凸显/遮蔽是压抑机制的一体两面，不过都是为了自我言说的合理性增加筹码。正如张颐武的从“新时期文学”到“后新时期文学”，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批评策略是一种线性的时间逻辑，在他看来“后”的文学是进步的，并在文学序列中呈现的是更高层次的形态。这样的批评策略是有着一定理论动机的，强调文学发展中的“差异”，是为了制造断裂，而所谓的“后”、“新”似乎被自然化地赋予了更高层次的文学形态修辞。显然这样的结论值得怀疑，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过渡不过是“‘现代性焦虑’支配驱动下的‘时间神话’”[12]。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绝不仅仅是一个“前”、“后”的简单关系，也不是现代与反现代的关系，其内在的复杂性值得反思。可以说现代性多体现为一种二元对立，后现代性则表征为多元化的状态，因此，现代性/后现代性的关系应该是一种二元对立和多元共生两种思维模式及其文化的并置。

爬梳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发展脉络，可以寻出一条线索，从“新时期文学”、“后新时期文学”到“新世纪文学”，这种文学进化论式的表述中，与之相对应的性质描述分别是，“现代性”、“后现代性”、“新现代性”。“新时期文学”是在总体政治新局面的启动之下开启的文学史新的一页的，在拨乱反正、思想解放大潮的涌动之下，将“”历史隐喻为封建主义的复辟，封建指向的是前现代，而西方则成为一个效仿的现代化楷模，于是借助于知识分子的伤痕话语，肇始一个以人道主义、主体性为轴心的乐观、抽象而普泛的现代性话语谱系。这样新时期的文学定位就是现代性的文学，是与前现代式的“封建主义”话别的“人的文学”、启蒙的文学。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语境发生了明显了变化，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行，商品化逻辑的渗透到社会生活的细节，与商品化相关出现了欲望化叙事。这一时期的文学和思想有了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的整体性特征，“后新时期”被提了出来。消解写作的深度模式，文本能指的游戏化、碎片化，这些被称为“后新时期文学”的表征，具有“后现代性”。知识分子不仅不再成为话语的中心，从时代“立法者”变成了历史“阐释者”，这一现象被解释为是现代性宏大叙事走向终结的标志。进入新世纪之后，在全球化逻辑之下，文学中出现的思想内涵和审美精神表现出张未民所称的“新现代性”。对日常化写作的关注，取代了20世纪80年代“启蒙化”的精神生活和文学的普世主义理想，以及20世纪90年代欲望化的身体书写。

扩大差异度，压缩内在联系性的话语策略同样出现在“新世纪文学”的批评文本建构中。机械地以钟表时间为分水岭，匆忙对当下文学进行历史命名，显示了学者可以理解的某种急躁情绪，一种与西方文学大潮的攀比心理，但无可避免这样的命名有诸多弊病。问题的关键是，被指认为表现“新世纪文学”新质的“底层文学”，如果这种“新的写作可能”首先指涉的是90年代“纯文学”的旧，那么它的新就体现在题材及批评者的现实精神上，具体说也就是关涉现实，关涉民生。而文学从来就没有放弃过社会承担的功能，或者说社会介入职能，自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始，就将小说的地位提高到新民的社会政治高度，也就是文学的“载道”功能，这篇文学社会启蒙的倡议书，奠定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社会职能。即使是在90年代，一方面的确有极端化的“纯文学”，但同时也有“现实主义冲击波”关注社会现实的文学出现。因此，新的写作可能的“新”就有了策略化的意图。“底层文学”并非相对于90年代文学弊端绝对的新的写作，而是在文学写作资源上对“五四”以来的“左翼文学”文学传统的一次精神“朝圣”。较之于20世纪的“左翼文学”，“底层文学”确实有写作对象的新，社会语境的新变，但置换了文本中人物社会角色，人物活动的社会环境，“底层写作”对“左翼文学”的创新就有些暧昧不清。在写作范式、意识形态方面，二者并非泾渭分明，它们之间显然是有差异的，但这些差异更多是程度上，而非本质上的。因此，当下文学仍属于“新时期文学”的范畴，大可不必急于新的文学时段命名。

从“新时期文学”、“后新时期文学”到“新世纪文学”这种文学进化论的表述，与之相对应的性质描述现代性、后现代性、新现代性，这样的分类是有问题的。新时期以来，不过三十年，将其区隔为三个不同时期，显得论证不足，我们应该有更大的历史观。“后新时期”犹如“新世纪”的前生今世，同样是在“新时期文学”的文学史框架之中，批评者充满热情地为文学发展中某些新变大书特书，制造文学繁盛的景观，同样是以“超越”前史彰显自身，构成了一个从“新时期文学”/现代性，“后新时期文学”/后现代性，到“新世纪文学”/新现代性的历史序列，在这样的历史叙述中，化约了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并予以本质化处理。我们应该清醒的意识到，这是关于历史的叙述，而不是历史本身，这正是历史建构的隐秘意图。

当代文学已经有了六十余年的历史，概念术语命名的历史语境已经发生了极大的转换，从革命话语到告别革命，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到先锋文学到底层文学，从高大全到私人化写作等等。为此，出现新的文学史命名也在历史逻辑之中，“新时期文学”就是结束后对“当代文学”性质定位的反叛。“当代文学”作为一个预设的文学概念，也遭遇了多次的挑战，因此“预设”是一种理想化，在文学发展的实践中会呈现出不合预设的文学事实，或者说会发现之后的文学发展无法用某一理论或概念来涵盖，都属于历史的常态。不仅当代文学六十年中不断有新的文学事件来暗示历史的新变，在百年现代中国的发展史上，不管是政治话语还是文学事件都要用“新”来昭示一个时代的终结。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这是一种落后的焦虑，我们只有处于不断的“新状态”之中，才能使得主体从心理上感知历史前进。“新世纪文学”这一概念是否可以作为一个合理的文学史命名需要历史来检验。

参考文献：

[1]张颐武.新美学、新大众——“新世纪文化”的形态[J].文艺争鸣.2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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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洪子诚.“当代文学”的概念》[J].《文学评论》1998， （6）.

[8]程光伟.姿态写作的终结和无姿态写作的浮现》[J].文艺争鸣，2005， （6）.

[9]陈晓明.无边的挑战[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376.

[10]张颐武.“现代性”与“新时期”[C].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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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学期的作文篇2

一、古代“西域”史(两汉——明朝)

“西域”是中国史籍使用的一个地理概念，泛指玉门关、阳关以西广大地区。尽管各史所记“西域”的范围大小不一，其核心部分均为包括我国新疆在内的中亚地区。

1、通史和专论

本年度这一方面的专著有，余太山主编的《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它可以说是我国第一部系统阐述史前时期至清代“西域”历史的专著。本书虽以政治史为主，但对西域的经济、文化史给予了一定的篇幅。纪宗安著《西辽史论——耶律大石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对耶律大石和西辽前期在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举措得失做了系统的阐述和评价。

论文有余太山的《〈后汉书·西域传〉与〈魏书·西戎传〉的关系》(《西域研究》第3期)和《〈魏书·西域传〉原文考》(《史学集林》第八卷，上海远东出版社)。前者指出，《后汉书·西域传》所传有一部分摘自《魏书·西戎传》，确认这一点有助于这一部分文字的厘定和这部分材料的诠释。后者认为，今本《魏书·西域传》乃后人采自《北史·西域传》。而《北史·西域传》是李延寿据《魏书·西域传》、《周书·异域传》和《隋书·西域传》编成，故今本《魏书·西域传》的复原工作有待继续。同时就《魏书·西域传》原文作了考证。

叶尔羌汗国史是西域史研究不可缺少的部分。陈国光《叶尔羌汗国政教关系的演变》(《西域研究》第3期)认为，由于国内外历史条件的变化，叶尔羌汗国的政教关系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前期(1514-1592)，汗国统治者利用宗教作为维护其封建专制的工具，宗教界亦相应起着政权支持者的作用;中期(1592-1638)，随着伊斯哈克和卓家族的兴起，和卓集团开始由政权的支持者变为政权的操纵者。后期(1638-1680)，汗国各地区封建领主之间的斗争与黑山派和白山派的对立相交叉，同时也与准噶尔各游牧军事集团的矛盾冲突纠缠在一起，和卓干政成为噶尔丹征服南疆的引线，最终导致了叶尔羌汗国的灭亡。有关的文章还有，刘正寅、魏良的《西域伊斯兰教黑山派与白山派的斗争及其对叶尔羌汗国的影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和刘正寅的《西域伊斯兰教和卓势力的膨胀与叶尔羌汗国的衰落》(《西北史地》第4期)。

2、考古

本年度这方面的专题性研究成果突出。专著有罗丰编著《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主要对宁夏固原南郊出土的隋唐时期的中亚粟特史氏墓葬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为中亚民族、政治、经济、科技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提出了新的实物依据。王博、祁小山合著《丝绸之路草原石人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对当今欧亚草原石人文化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并就学界尚存争议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另外对中亚史作出有益探讨的专著——王炳华著的《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和韩康信著的《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等再版。论文方面，王炳华的《尼雅考古回顾及收获》、《尼雅考古揭开新页》(《新疆文物》1、2期)，回顾了尼雅考古工作的历程和遗址发掘的收获，认为尼雅考古工作逐渐步入科学轨道，对其进行较全面的研究，始于八十年代末期。强调对斯坦因在尼雅考古工作的评价，要结合时代、政治背景。介绍了尼雅考古工作的新发现，并就尼雅遗址兴废的年代及废弃原因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关于西域人种问题的研究，崔静、王桂荣、王博《吐鲁番交河故城出土的颅骨的研究》(《新疆文物》第2期)认为，当地居民在形成过程中具有混血现象，即蒙古人种和欧罗巴人种的混血。考古发现为民族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张玉忠《天山尤鲁都斯草原考古新发现及相关问题》(《新疆文物》第1期)，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椤蒙古自治州和静县巴音布鲁克区境内的尤鲁都斯草原古代游牧人的文化遗迹——各类墓葬的时代及文化内涵进行了探讨。认为在历史上，尤鲁都斯草原不仅是突厥人、乌孙人活动的一个重要地区，早于乌孙的塞人也在此游牧。在塞人活动时期，这条草原古道就是游牧民族东来西往的交通线。邓文宽《吐鲁番新出〈高昌延寿七年历日〉考》(《文物》第2期)，对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一件历日残片的年代进行了考订，并将该历日的形制放在中国古代历日形制的总发展过程中加以考察。认为此件高昌历日上承汉简历谱，下接后世历书，是中国古代历日形制发展链上不可缺少的一环。它是早期历谱到后世历书的一种过渡形态，也是迄今所见这种形制的历日写在纸上的唯一一件。罗丰《固原出土的外国金银币》(《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对出土的一枚萨珊卑路斯(Peroz)朝银币、一枚萨珊阿尔达希尔(Ardashir)三世金币仿制品和三枚东罗马拜占庭金币仿制品进行了研究。进一步探讨了中亚地区从公元一世纪至八世纪墓葬中死者口含金币的习俗。认为这种习俗与古希腊习俗有某种渊源，与中亚流行的拜火教信仰有一定的联系。同时考察了中亚、西亚文物的分布线，及北朝至隋唐时这一线“丝绸之路”的交通情况。认为北朝时期，来往于中原地区的西域使节大都是通过固原到洛阳，即使在动荡的年代也不例外。指出阿尔达希尔三世金币或银币及其仿制品在中国境内首次发现，具有重要的意义。

3、历史地理

对楼兰国都城址，学术界争议较大。黄盛璋《初论楼兰国都楼兰城与LE城问题》(《文物》第8期)，对林梅村楼兰始都LE城说提出质疑。认为楼兰古城LA是当时西域长史的治所。LE城是西域长史治下的一个屯戍单位，在政治军事，城市职能上均依附于LA城，而非楼兰始都。LE城的兴衰和LA城密切相联。两城灭亡的最下限是公元5世纪末叶。王守春《楼兰国都与罗布泊的历史地位》(《西域研究》第4期)，就楼兰国都城置、楼兰城出现的时代及楼兰城的历史地位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苏北海《楼兰古道对汉朝统一西域及丝绸之路的重大贡献》(《西北史地》第4期)，对楼兰地区的石器文化，楼兰王国与汉、匈奴的关系，楼兰古城风貌，两汉魏晋在楼兰的屯田及楼兰古道的国防设施和丝绸通道等问题进行了考述。张岩《阿力麻里古城的历史演变》(《新疆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阿力麻里古城经历了由葛逻禄人的城市发展为蒙古察合台汗国及其后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历史演变。

4、社会、经济史

李经纬著《吐鲁番回鹘文书社会经济文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及其续篇《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是两部集原始资料、研究考证和检索手段为一体的学术著作，是国内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的首次结集，为中亚历史、政治、经济、语言、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汉之“西域三十六国”，至魏晋南北朝时，已并为六大政治实体:疏勒、龟兹、于阗、焉耆、鄯善、高昌。薛宗正《魏晋南北朝时期塔里木绿洲城邦诸国的社会生活》(《新疆文物》第2期)，对具有浓厚西域地方特色的五国(除高昌国)的人种变迁、物质生产方式、物质生活方式及宗教文化进行了考述，认为这一地区在全盘突厥化、回鹘化之前，始终以操印欧语言的白色人种或黄色人种为主，历史更为古老的羌人已退居次要地位。塔里木城邦诸国在物质生产方式上即存在着地区的共同性，又存在着各自的特点。在《隋唐时期塔里木城邦诸国的社会生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一文中，薛氏对隋唐时期西域的龟兹、焉耆、疏勒、于阗等城邦国家的社会生活进行了考察。认为四国在物质生活，精神领域也有了重大的历史变化。其中疏勒发生了碧瞳人入主其国的人种变异，社会习俗与宗教信仰的变动尤剧。龟兹、焉耆各自经历了一段突厥化的过程，入唐后又受到汉文明的强烈影响。于阗大乘佛教一度中衰而后复兴，并占主导地位。汉语文与汉历法已溶入当地文化。龟兹乐、疏勒乐、于阗乐的分野显示了城邦诸国的文化差异。此外，城邦诸国的节日、娱乐活动的异同，共同印证了作为丝路中枢的西域地区多元文化共存的格局。

关于经济方面的论文有，吴震《史前时期新疆地区的狩猎和游牧经济》(《西域研究》第3期)，运用考古资料和民族学资料阐述了史前新疆经济状态:由早期狩猎经济为主转向畜牧业经济。新疆原始畜牧业的发展，因自然条件不同，形成两种经营方式，即北疆的游牧畜牧业经济和南疆各绿洲以农业为主的农牧结合经济。两种不同畜牧方式在新疆地区的出现，约不迟于距今三千年以前。武敏《从出土文物看唐代以前新疆纺织业的发展》(《西域研究》第2期)认为，两汉时期新疆地区的毛织品较普通，但纺织技术较原始。传统原料是动物的毛绒。及至魏晋南北朝时，作为纺织原料的棉、麻种植与养蚕业的引入，丰富了纺织原料，纺织技术也有所发展。周伟洲《隋唐时期西北民族经济关系发展的特点》(周伟洲著《西北民族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和李清凌《安史之乱至五代动乱时期的西北社会经济》(《甘肃民族研究》第1期)。前者认为，唐朝统治西域时期，将内地各项经济政策推行到西域各地，使西域与内地的经济日趋一体化。安史之乱后，西北各族与内地经济联系因吐蕃占领河陇及西域天山以南大部分地区，或因归义军时期河西、西域的分裂割据，而大为削弱。此时西北诸族之间，以及他们与西南吐蕃之间的经济交往有所加强。后者叙述了安史之乱后，西北东部的政治形势和经济状况及西北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社会经济。此外，李明伟《丝绸之路与历史上的西北贸易》(《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第6期)也对中亚经济进行了分析探讨。

5、民族史

西域民族史的研究内容广博，是历年西域史研究的重要部分。周伟洲《西北民族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一书，收录了作者关于古代西北民族族源、分布、迁徙、融合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论文60余篇。刘志霄《维吾尔族历史》(中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阐述了1840年至1949年间的维吾尔族历史。

论文内容涉及面广。余太山《说大夏的迁徙——兼考允姓之戎》(《夏文化研究论集》)，考述了西域大夏国的建立者吐火罗人的来源及其迁徙过程，以及大夏和允姓之戎的关系。作者将大夏溯源于陶唐氏，认为历史上的允姓与大夏同为欧罗巴种都是游牧部落，大夏在很多的场合下役属允姓。

关于月氏种属问题，学界迄今存有争议。陈健文《月氏种属问题再研究》(《史学集林》第八卷，上海远东出版社)认为，欧罗巴种说较突厥、羌种说更为合理。但必须注意月氏在体质上并非纯高加索种，其部落成员中必然混有某种程度的蒙古人种或其他人种之血液。

关于秦汉时的匈奴人与它族的融合，周伟洲《魏晋时与匈奴有关的诸胡》(《西北民族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认为，匈奴因迁徙、杂居、征服或被征服等各种原因，主要与汉、鲜卑和其它杂胡融合，在魏晋时形成了许多新的共同体，多以胡或各种名称的鲜卑出现。

活跃在西域历史舞台的粟特人，曾在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郑炳林《唐五代敦煌粟特人与归义军政权》(《敦煌研究》第4期)一文，论述了粟特人对归义军政权的影响及粟特人在归义军政权中的地位。陆庆夫《唐宋间敦煌粟特人之汉化》(《历史研究》第6期)认为，唐前期移民敦煌的粟特聚落——从化乡，尽管在吐蕃占领河西后不复存在，但仍有不少粟特人继续留下来。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他们分散到社会的各角落，从事社会各行业，广泛同汉人及他族人交往、通婚。多种途径综合作用的结果，最终促成了这些粟特人的汉化。这一汉化过程是以从化乡之粟特聚落的消失为契机的。

黄盛璋《敦煌汉文与于阗文书之龙家及其相关问题》(《西域研究》第1期)一文得出结论:1.龙家或龙部落人本焉耆人，系九世纪焉耆为回鹘所灭，向四处分散成为龙家或龙部落。2.龙家最南也是最后在甘州建立大本营。龙家在甘州建立的根据地，为甘州回鹘不断排压，退到肃州，最后又退到瓜州服属于归义军。3.龙家逐渐同化于汉族、回鹘，至1002年曹氏归义军为西夏所灭，龙家不复再见。

关于古代突厥的研究。吴疆《西突厥汗国的“十箭两厢”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西突厥汗国用来统治其国民主体十姓部落的“十箭两厢”制，直接导致了各部落酋长政治身份的合法化，客观上培养了一批影响、左右汗国的国人阶层，形成了大小可汗外的“设”、“啜”、“俟斤”这样一个手握权柄的武力贵族阶层。正是由于他们的不时发难，最终导致了西突厥汗国陷入无休止的格杀斗争中。有关的文章还有吴景山《突厥人的婚姻习俗述论》(《西北民族研究》第1期)。

关于回鹘(维吾尔族)史的研究。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流行着回鹘分三支西迁的说法。薛宗正《回鹘西迁新考》(《新疆大学学报》第4期)则认为，所谓三支实指同一支西迁回鹘前后投靠部族的不同与迁徙地的变化。王野平《多浪维吾尔人考略》(《西北民族研究》第2期)认为，多浪维吾尔人实为17世纪南迁巴楚克多浪河一带游牧的卫拉特部人。指出了国外学者将多浪人与罗布人混同，将库尔勒伯克属部视为多浪人的错误。尹伟光《藏文史料中的“维吾尔”》(《敦煌研究》第4期)，介绍了藏文文献中对不同时期维吾尔族的称呼。

关于黠戛斯(柯尔克孜)史、塔吉克史的研究。薛宗正《黠戛斯的崛起》(《民族研究》第1期)，主要依据汉文史料，探讨了黠戛斯的种族组成、黠戛斯崛起的历史背景和黠戛斯汗国昙花一现及由盛转衰的原因。贺继宏《叶尼塞柯尔克孜族西迁史的研究》(《西域论稿》，新疆人民出版社)，阐述了历史上柯尔克孜人的西迁及18世纪柯尔克孜人举部西迁的原因和这次西迁对柯尔克孜族的影响及其意义。在《伊兰人、羌人与我国塔吉克族》(同上)一文中，作者探讨了塔吉克族的族源。认为塔吉克族是东西方黄、白人种(羌人和伊兰)融合而成的民族，是我国帕米尔高原最古老的土著民族。

关于蒙古史的研究。徐黎丽《试论13-14世纪蒙古贵族的伊斯兰教化及其原因》(《西北师大学报》第5期)认为，蒙古贵族的伊斯兰化首先根源于作为征服者的蒙古民族迅速同化于中亚、中东和东欧诸民族之中，同时也是蒙古族利用伊斯兰教巩固其政权的必然结果。

6、民族关系史

本年度关于中原王朝与西域关系的研究论文，以汉、唐、元时期的居多。葛亮《西汉前期北方边防对策举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4期)，探讨了西汉前期北方边防对策尤其是处理与匈奴关系的一些重要政治措施。王国华、徐万和《浑邪王归汉年代辨正》(《西北史地》第4期)认为，元狩三年秋浑邪王归汉，标志着强大的匈奴帝国由盛转衰，最后趋向分裂、融合的开始，也标志着汉武帝立足河西、经营西域，完成空前统一大业的开始。张兴胜《论唐朝与西突厥的关系》(《西北史地》第3期)，分析了唐与西突厥由最初的与援同盟关系发展为建立同盟关系到最后形成敌对关系的历史背景。李大龙《由使者来往看唐王朝与薛延陀的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第4期)，考述了唐贞观二年至贞观二十年间二者互派使者的情况。认为唐朝和薛延陀大体保持着藩属关系，即薛延陀称臣于唐。苏北海《唐代四镇、伊西节度使考》(《西北史地》第2期)，考述了唐在西域增设四镇(龟兹、疏勒、于田、碎叶)、伊西节度使的时间及其管区和武装。13世纪蒙古人的崛起，对中原王朝和西域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一新《蒙古中亚统治者与元朝的关系》(《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蒙古中亚统治者与蒙古大汗廷的关系经历了由附到离，由亲到疏的演变。而在元朝建立之后，中亚统治者与元的关系则经历了由战到和，由离到附的曲折过程。13世纪晚期双方的激烈斗争对元朝西北地区的影响尤其深远。朱新光《试论帖木儿帝国与明朝之间的关系》(《西北民族研究》第1期)认为，双方关系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帖木儿初创帝国时期，向明朝称臣纳贡，双方保持和睦的关系。帖木儿统一帝国后，双方交恶。帖木儿死后，双方关系又经历了一个恢复、发展和持续的过程。徐黎丽《论蒙元时期宗教政策的演变对民族关系的影响》(《西北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阐述了蒙元时期宗教政策的演变过程，并分析了原因。探讨了这种演变对民族关系的发展产生的影响和后果。

二、新疆史(清——现代)

自1759年清政府统一西域，将西域称作“新疆”，至1884年清政府正式成立新疆省，其间清俄签定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使清政府失去了50多万平方公里的西北边土。从此中国在中亚的势力范围仅限于今之新疆。本年度关于新疆史研究的论文较多，内容涉及各方面。

1、政治

清朝统一新疆后，为巩固其在西疆的统治，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齐清顺《清朝加强和改善新疆吏治的重大举措》(《西域研究》第2期)，对清政府加强新疆吏治的措施进行了探讨。认为清代新疆吏治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即与全国的吏治状况紧密相连，又与新疆的具体条件有关，同时也与当时全国和新疆的政治、经济形势分不开。韩香《清代察哈尔蒙古的西迁及其对新疆的开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3期)认为，乾隆年间察哈尔蒙古作为清政府从内地调往新疆驻防军队的一支，戍边畜牧于博尔塔拉等地区，对新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促进了新疆地区的开发。《乌鲁木齐政略》是清代乌鲁木齐都统辖区的首部志书，修成于乾隆年间。现国内仅存二部抄本，且不著撰人名氏，无序跋。王希隆《〈乌鲁木齐政略〉的几个问题》(《西域研究》第1期)，就其版本、成书年代、作者、修纂起源、史料价值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新疆的北部以哈萨克民族居多。张岩《新疆近现代政府对哈萨克族的统治》(《西北史地》第1期)，反映了清朝至民国年间政府对北疆的经营管理及封建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对哈萨克牧民的剥削和压迫。

1815年在新疆发生的孜牙墩事件和1864年的库车起义是新疆历史上颇具影响的事件。谢志宁《1815年新疆孜牙墩事件真相及其影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认为，此次当地人的军事反抗行动打破了南疆持续了50年的安定局面，成为日后张格尔入侵和叛乱的导火线。南疆从此逐渐变得动荡不安。刘志霄《1864年库车维吾尔农民起义及其与阿古柏匪帮的斗争》(《西域研究》第3期)，则分析了在短时间内席卷天山南北的库车起义的历史背景和起义失败的原因，对起义领袖热西丁作了客观的评价。

20世纪的新疆政局变幻不定，其中不乏苏联的影响。张勉励《苏军“红八团”进驻新疆哈密述论》(《西域研究》第1期)认为，红八团驻扎哈密，对稳定新疆局势，维护国际通道的安全，保障苏联援华人员和物资的顺利过境，起了积极作用。但也起到了维护盛世才军阀割据政权，抵制中央势力入新疆的作用。苏红八团进驻和撤出哈密，是苏联在新疆势力增长和削弱的反映。黄建华《迪化和谈前有关新疆问题的中苏交涉》(《西北史地》第1期)，对1945年10月17日国民党政府代表和三区革命政府代表和平谈判之前中苏关于新疆问题的交涉情况作了探讨。对抗日战争时期新疆历史的研究，有高新生、张玉风《抗战时期新疆培训特种兵始末》(《新疆大学学报》第4期)、倪立保《《抗日战争时期的新疆国际交通线》(《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和庄鸿铸《新疆对抗日战争的贡献及其历史意义》(《新疆大学学报》第1期)。

2、经济

伙种制度是解放前新疆维吾尔农村(主要是南疆地区)普遍存在的一种租佃制度。王欣《南疆伙种制度研究》(《西北民族研究》第2期)，分析了伙种制度存在的历史背景及其特点和基本形式，进一步探讨了这种制度所反映出的社会关系。陈延琪《论新疆三区政府农业生产的发展》(《西域研究》第1期)认为，三区政府在和平协议签字后，全力发展农牧业生产，措施得力，成效显著，为三区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奠定了扎实的物质基础。作者在《近代新疆石油工业的三次盛衰》(《西域研究》第4期)一文中，阐述了光绪32年(1906)王树出任新疆布政使时期及辛亥革命后，杨曾新接管新疆政权时期和1935年盛世才任新疆督办至新疆和平解放前期的新疆石油工业的盛衰起落。有关论文，还有魏长洪、伏阳《新疆兴办近代纺织企业的一次有意义尝试——新疆阜民纺织公司始末》(《西域研究》第4期)等。关于商贸方面，潘志平《乾嘉年间新疆的商业贸易研究》(《西北民族研究》第2期)认为，清朝统治者完全继承了历代统治者“抑商”的统治思想，发展了传统的禁榷制度。这一时期新疆的商业贸易虽有所发展，却没有给新疆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多少实际的效益。

三、中亚五国史

本部分以现今之中亚地区五个共和国的历史为主，兼顾其周邻中亚区域的历史。

马曼丽主编《中亚研究——中国与中亚同源跨国民族卷》(民族出版社)，探讨了跨国民族的理论问题、中亚与中国同源跨国民族的历史渊源关系及横贯中亚地区的丝绸之路。分析了跨国民族特征、类型形成发展的原因，就今后的发展趋势、制约方向诸因素等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前苏联解体后，泛突厥主义思潮在土耳其、中亚地区重新抬头，为国际社会所注目。泛突厥主义能否像希望的那样，使土耳其、中亚和其它地区的突厥民族联合起来，形成某种形式的政治联合体?杨增耀《中亚突厥诸民族历史发展特点——兼论泛突厥主义的影响(《西北大学学报》第2期)，结合中亚突厥诸民族历史发展的特点，对此作了探讨。

敬东《试论乌古斯突厥蛮塞尔柱克人的联系与区别》(《西北民族研究》第2期)指出，乌古斯人是突厥人的一支。西突厥之后，乌古斯大量涌向中亚地区，居住在锡尔河流域。塞尔柱克人则出自乌古斯，曾在11世纪90年代建立了东接中国，西达地中海，北起高加索，南至也门的帝国。而突厥蛮主要指11世纪归顺塞尔柱克王朝并皈依伊斯兰教的乌古斯人。突厥蛮是塞尔柱克家族发展壮大直到建立帝国过程中所依靠的基本社会力量。作者认为，正是由于塞尔柱克人具备了同时代的乌古斯人、突厥蛮人所不具备的诸多长处，加上当时有利的国际环境，塞尔柱克人得以从乌古斯、突厥蛮中脱颖而出，从锡尔河流域冲向广阔的历史舞台，在社会发展阶段上越过奴隶制阶段迅速进入了封建社会。万雪玉《中亚希瓦、布哈拉汗国政治状况》(《新疆大学学报》第2期)，论述了16世纪初直至苏维埃政权在中亚建立止，最终灭亡的希瓦、布哈拉汗国的政治状况。作者在《希瓦、布哈拉汗国时期乌兹别克斯坦经济状况》(《新疆大学学报》第2期)一文中，探讨了汗国经济方面的有关问题。1916年中亚爆发了由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卡拉卡里帕克、维吾尔、东干等民族参加的反对沙俄殖民主义和民族压迫的民族起义。帕尔哈提·阿帕尔《1916年中亚民族大起义及其历史意义》(《中亚研究》第3-4期)，阐述了起义的原因和意义。

这方面的译文比往年多些，内容涉及各方面。主要有杜平译《萨珊王朝后期伊朗与突厥的关系》(《西北史地》第2期);姚朔民译《游牧民族传统大迁徙和季节性流动对中亚地区古代商路形成的作用》(《西域研究》第3期);刘文锁译《青铜时代的中亚草原:安德罗诺文化》(《新疆文物》第2期);姚崇新译《犍陀罗语与佛教在中亚的传播》(《西域研究》第4期);卢晓辉译《萨满教的起源与西伯利亚的岩画》(《西域研究》第2期);牛汝极、刘燕译《丝绸之路上的基督教艺术》(《新疆文物》第1期);杨富学、黄建华编译《摩尼文、突厥语贝叶书》(《西域研究》第2期)等。

四、文化史

余太山主编的《西域文化史》(中国友谊出版社)，是国内第一部系统叙述“西域”文化的专著。充分注意政治、经济背景的作用而不是孤立地描述文化现象，是本书的主要特色。

1、总论

安德罗诺文化的形成，可溯源于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金属时代。李琪《略论中亚安德罗诺文化》(《西域研究》第2期)，阐述了产生于中亚辽阔地域的安德罗诺文化所形成的农业畜牧业经济及相应的物质文明、居住形式、埋葬仪式和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突厥语大词典》不仅是一部语言学著作，而且是一部关于中世纪中亚社会的百科全书。袁舍利《〈突厥语大词典〉所展示的古代突厥语民族的游牧文化》(《新疆大学学报》第4期)，探讨了古代突厥民族的游牧生活及其文化心态、图腾崇拜和宗教观念。邓浩《从〈突厥语词典〉看喀喇汗王朝的物质文化》(《西北史地》第4期)认为，喀喇汗王朝时期，回鹘及突厥语的一些游牧部落开始完成由游牧生活向定居的农业过渡。这对喀喇汗王朝物质文化的形成和确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使喀喇汗王朝的物质文化兼具畜牧文明和农业文明的特点。陈晓云《从哈萨克语畜类词看哈萨克的畜牧文化特征》(《语言与翻译》第4期)，从语言角度探讨了哈萨克畜牧文化的特征。马通《阿尔金山的哈萨克基本文化形态》(《甘肃民族研究》第3-4期)，则描述了作者四十年前所了解的哈萨克族的民俗文化。

2、宗教

历史上，在中亚传播的各种宗教对中亚的历史、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刘宾《西域萨满论》(《西域研究》第3期)，考证了“萨满”一词的来源，阐述了萨满教的特点和宇宙观。认为古代西域的塞人、匈奴、柔然、乌孙、康居、黠戛斯、突厥、回纥、蒙古人以及18世纪后期西迁新疆的锡伯和达斡尔族，都普遍信仰过萨满。萨满文化在后世的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等民族的文化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林梅村《从考古发现看火袄教在中国的初传》(《西域研究》第4期)一文推测，火袄教最初由塞人传入中国西部地区。在西汉年间，由粟特人传入中原。黄振华《魏晋时期楼兰鄯善地区佛教研究札记——卢文沙门名号考证》(《民族研究》第4期)，对鄯善卢文书所载“沙门”名号进行了译释考证，从而为研究鄯善王国的佛教社会提供了可靠的文献基础。有关论文还有，姚崇新《北凉王族与高昌佛教》(《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朱普选《丝绸之路上的伊斯兰教》(《西北史地》第4期)等。

3、语言

专著有《突厥语言与文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突厥语言文化系、中亚学研究所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收录了有关古代突厥、回鹘文及现代突厥语族语言文化方面的论文20篇。胡振华《黠戛斯叶尼塞文献使用的字母》(《突厥语言与文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分析了黠戛斯语的特点，并就黠戛斯叶尼塞文献中使用的字母进行了归纳分类。认为鄂尔浑文献字母与叶尼塞文献字母基本一样，但有不同。董文义《新疆古代居民与维吾尔语言史研究》(《西北民族学院学报》第3期)，从新疆古代民族居住史、迁徙史、部落和部族融合史、各种文化影响史等综合角度出发，探讨了维吾尔语言的发展史。关于当今中亚五国语言的研究，胡振华《中亚五国及其语言文字》(《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4-5期)，概述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孜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及塔吉克斯坦的语言文字特点。此外有张卫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哈俄双语现状述评》(《新疆大学学报》第2期)等。

4、岩画、石人

胡邦铸《论岩画图象的辩认》(《新疆艺术》第2期)指出，正确辩认岩画图象是岩画研究的基础。并分析了导致对岩画图象错误辩认的几种原因。袁同凯《古代中亚游牧民族的岩画及其原始信仰(《西域研究》第2期)认为，古代游牧民族创造岩画的动机，主要基于对食物的渴求。在其创作过程中由于这种渴求而对巫术、超自然物产生崇拜。指出理解岩画的最初含义应置于古老的历史文化背景中。王博《对切木尔切克早期非独立墓地石人的认识》(《新疆艺术》第5期)，对发现于新疆阿勒泰地区切木尔切克乡境内的非独立墓地石人的年代、类型、用途及其反映的历史文化进行了探讨。

本年度出版的专著还有: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贺继宏《西域论稿》(新疆人民出版社);苏北海《丝绸之路与龟兹历史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吴平凡、朱英荣编《龟兹史料》(新疆大学出版社)等。在此并就上年度综述遗漏的1995年出版的专著作一补充，这些专著有:黄盛璋著《中外交通与交流史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张碧波、董国光主编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黑龙江出版社);李吟屏《和田史话》(新疆人民出版社);穆舜英、张平主编的《楼兰文化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刘迎胜《丝绸之路文化·草原卷》(浙江人民出版社);吴景山《丝绸之路考察散记》(民族出版社)等。

综上所述，可以将本年度中亚史研究的特点归纳如下:1、古代西域史研究的成果突出，表现在对各专题的继续研究。对西域社会生活史的探讨，则开辟了西域史研究的新领域。当然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不足。关于西域民族史研究的论文虽较多，但因历史上西域古代民族杂多，这方的研究仍显薄弱。2、新疆历史的研究趋向深入，表现在研究领域的拓宽和论文数量的增多。3、本年度发表的有关当今中亚五国历史、文化的论文和译文，反映了我国中亚史的研究在保持传统的同时，正在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在吸收外国研究成果的同时，开始注重将中亚历史置于广阔的世界历史背景中去研究。

关于新学期的作文篇3

[关键词]经济类学术期刊编辑；经济类高品质作者库；智库

[DOI]10.13939/ki.zgsc.2015.46.044

1 序 言

经济类学术期刊是指图书馆藏中归于F类的刊登学术论文的期刊。主要分为综合性经济科学类、经济学（除会计，企业经济）类、世界经济类、中国经济、经济计划与管理类、会计类、农业经济类、工业经济（含企业经济）类、贸易经济类、财政类、货币/金融、银行/保险类等。 新时期提高经济类学术期刊的影响力与受关注度，与编辑的各项能力密切相关。经济类学术期刊只有建立高品质的作者群，才能提高刊登论文的质量，从而使期刊整体质量得到大幅度提高。因此，建立一个高品质作者资源数据信息库对于经济类学术期刊来说，至关重要。下文从高品质作者的分类及其建立路径方面展开具体分析。

2 经济类学术期刊高品质作者分类

经济类学术期刊的高品质作者一般有三种类型：知名经济学家、重点研究机构研究人员和文章被引与转载率较高的作者。

知名经济学家是经济类学术期刊高品质作者首要组成部分。知名经济学家文章一般针对当前经济热点问题提出新观点、新思路、新方向；高屋建瓴地探索经济前沿理论，促进经济发展实践，能够推动经济学术研究，引领经济改革方向。经济类学术期刊登载知名经济学家的文章可以借助经济学家的知名度提高杂志的知名度、扩大阅读面，引起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及重要研究机构对杂志的重视。

寻找高品质作者也可以从作者的工作单位入手，重点研究机构一般承接国家省部级研究课题，研究人员不一定是知名经济学家，甚至有可能是非常年轻的学者，但其研究能力较强，所写文章节选自所承接的课题，针对当前实际发生的经济问题，研究该问题的现状，存在的解决难点，针对问题构建评估体系或者对新的领域进行已有研究的系统性综述，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与路径。重要的基金课题在开题时，专家团队已对课题的架构、内容、研究方向已做了论证与评价，因此选择这些课题的承接人作为期刊作者库的成员，可以减少编辑在选题与编辑标题时的工作量。此类文章的刊登也可以提高杂志的关注度。因此，重点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也是经济类杂志高品质作者组成部分。

提高学术文章被引率与转载率是提高杂志影响力的重要途径。《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书报复印资料》、《社会科学文摘》等对于期刊文章的全文转载或目录索引，对于提高杂志的关注度与社会认可度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组织编选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经济类学术期刊所刊文章在中国知网的下载率与转载率是入选核心期刊要目的重依据。而入选“全文中文核心期刊”的学术期刊也受到大多数高校及研究机构的青睐。

3 建立高品质作者库的路径

建立高品质作者库的主要路径是：通过重要的会议或者论坛发现作者；通过重要的研究机构联系作者；通过重要的转载机构搜寻作者。

3.1 通过重要的会议或论坛发现作者

通过重要的会议或论坛方式发现或者认识作者，较为适用于建立经济学家或者知名经济学者的作者库。经济类学术期刊登载知名经济学家的文章如果单凭约作者写稿件这一种方式往往会遇到周期长、沟通难的问题。通过整理会议发言这种方式来形成本刊登载的学术论文，一方面可以快速捕捉当前的经济热点；另一方面经济学家的观点也更具有时效性，因为是会议发言，整体上会更通俗易懂，便于阅读；同时，会议发言的整理也为与会者形成了较为整齐的会议资料。在文后将发言者所写书籍与文章作为参考文献在杂志上刊登，起到了宣传作者观点与向读者推介作者研究成果的效果。这需要编辑事先盘点本年度的主要经济会议。年度重要经济会议可以通过“新浪财经频道――会议栏目”查找，一年12个月的重要经济会议名称、主办方、时间及地点均可查到。通过会议索引，既而可与主办方媒体联系人取得联系，现场参加会议，与参会的重要发言者交换名片，获得知名经济学家的邮箱及助手联系方式，会后在会议的媒体联系人处获得会议资料与发言速记实录，整理发言实录并进行精编辑加工，形成学术论文的形式并署上发言人的姓名作为论文的作者，列上与发言内容相关的发言人所写的书或者文章，以及发言中提到的观点所涉及的其他经济学家所写的书或者文章作为论文的参考文献，与发言人或其助手确认文章，与经济学家建立起编辑与作者的关系。除了新浪财经频道――会议栏目是搜索重要经济年度会议的引擎之外，重要研究机构的官方网站也是搜索重经济会议的途径。

3.2 通过重要的研究机构联系作者

研究经济问题的中国重要研究机构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国家信息中心、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等。这些机构的举办方大多为中央政府机关或者是著名的高等院校，因此可称为我国经济问题研究的官方或半官方智库，而民办的智库可以查询为各大公司提供战略咨询服务公司。国内较为著名的机构有和君咨询、长城战略，也可以查询各个上市公司，尤其是各大银行及有跨国业务的公司均下设有研究部，对国家经济的发展趋势、行业发展持续进行短、中、长期的分析与预测。通过这些机构的官网可以搜索到其月度会或季度会。如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经济每月谈”、中国经济50人论坛长年设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长安讲坛”、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中国经济观察”季度论坛等。

另外一个途径是通过对各个重要研究机构的官网，对其内设研究部门进行了解与研习，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网站上的每一个研究所均有其研究人员名单，有些重要的研究人员标明电话与邮箱联系方式，负责不同栏目的编辑可以根据自己栏目文章的需要与不同研究所的相关人员取得联系，获知其正在进行研究的课题，并从课题中找到自己需要的文章，与作者建立起联系。具体承担课题的研究人员一般是年轻的博士或博士后，他们年富力强，是单位重点培养对象，且有发表研究成果的愿望与需求。在不断地发表研究成果的过程中，杂志与年轻的研究人员共同成长。

第三个途径是通过查找重要研究机构的内部刊物，与刊物负责人取得联系，获取刊物，选择文章，相应地就与文章的作者，即该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建立起联系，建立经济类学术期刊的作者库。上文所列的重要研究机构一般会有自己的内部交流刊物登载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关于国家经济发展与行业动态的数据新，信息量大，如果登载在公开发行的经济类学术期刊上，容易引起其他的同行业研究人员及高校研究人员的兴趣，受到他们的关注。

3.3 通过重要的转载与论文收录机构搜寻作者

下文就人民出版社的新华文摘杂志社和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这两个目前国内影响力较大的、重要的转载机构来展开分析。《新华文摘》系人民出版社主办的，综合性、学术性、资料性的文摘半月刊，栏目设置有政治、哲学、经济、历史、文学艺术、人物与回忆、文化、科技、读书与出版等，受到党政中高级干部领导；宣传、咨询机构国家公务员；大型国企、事业单位的中高层管理人员；科研单位、大学及其他教育部门的研究、教学、管理人员知名的专家学者、重要媒体的主要负责人的认可。期刊登载文章得到《新华文摘》的转载，对于编辑与作者而言都是一种荣誉与认可。有些单位还规定了相应的奖励制度。由于刊期相对少，还需涵盖各领域的重点文章，使得《新华文摘》对文章的转载要求质量非常高。从经济栏目来看，每期登载篇数不超过4篇，作者要求一线经济学家或者是重要研究机构高级研究人员，选题要求新颖，内容上解决问题要求具有可操作性和指导意义。对每期《新华文摘》杂志的研习可以发现高转载率作者，摸索到转载文章的选题规律。

编辑还可以通过订阅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经济、管理类“复印报刊资料”，通过对“复印报刊资料”的研习，找到在复印报刊资料中转载率较高的作者，并通过互联网查找其工作单位与联系方式，与作者取得联系，向其约稿。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是新中国最早从事人文社会科学文献搜集、整理、编辑、集成、的信息资料提供机构，也是中国重要的智库之一。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文章数量多的杂志，受到重点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与各级政府机构的重视。一些单位设立了对转载文章作者的奖励制度，视同刊登于核心期刊。

通过中国知网按全文转载率情况排列，查找高被引率与下载率经济类文章及其作者。经过查找发现，中国知网文章被引率与下载率较高的作者不一定是知名度高的经济学家与职称高的教授或博导，中国知网被引率与下载率与文章的选题有关，与作者的身份关联度相对小。初级职称、中级职称、本科生、硕士研究生通过知网下载文章的需求量较大，他们通过知网将已发表的文章下载下来，主要参考文章的结构框架、文章对相关问题的论述角度与观点。对于文章的选题要求具有贴近本人工作环境、与专业的相关性及自我驾驭性的特点。教授、博导与经济学家的文章大多具有专业性、针对性，构建的经济模型大多具有独创性，选题较为宏观，重在解决国计民生重大问题，行业评估及未来发展方向，区域或地域的经济问题，国家与国家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经济合作，与绝大部分作者的选题在内容与水平要求上贴合度不强，他们的文章多被同层次作者下载引用。由此可见，中国知网的转载率与被引率取决于刊登文章选题，与作者的身份联系不密切。

4 作者库建立后的维护

可以按知名经济学家、重要研究机构的重要研究人员、文章高被引率与转载率作者对数据库进行分类，建立起包含作者身份、工作单位、电话号码、邮箱的信息数据库，对相应的信息要及时进行更新。通过与作者的交流，及时了解作者的研究方向，发展情况，发生工作变动、电话号码变更、邮箱变化要及时更新。除了文字联系以外，编辑还可以通过节日问候、会议、论坛通知、文章转载祝贺等方式加强与库内作者的交流与联系。总之，经济类学术期刊建立高品质作者库需要持之以恒，工作需要具有连续性，作者库才能在稳定的基础上继续扩大，为期刊提供更多更好的文章。

参考文献：

[1]孙书平.论学术期刊编辑的策划意识[J].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6）.

[2]刘红霞.策划编辑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的慧眼[J].中国编辑，2011（2）.

[3]（日）鹫尾贤也. 编辑力从创意设计到人际关系[M].陈宝莲，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关于新学期的作文篇4

一、政治史

中原王朝与西域关系的研究是我国中亚史研究的重要部分。

余太山著《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对有关原始史料作了较全面的梳理，考述了六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原与西域关系，并就一系列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崔明德著《隋唐民族关系探索》(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4年)从不同的角度对隋唐时期的民族关系进行了探讨。

论文以探讨唐朝时期的有关问题为主。杨圣敏《论回纥与唐朝的关系》(《中亚学刊》第4辑)认为，745年以前，回纥与唐之间是一个部落或一个地方政权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之后，回纥控制漠北，双方关系成为国与国之间关系。这种关系依双方力量的消长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唐朝的属国时期(745-756年)、平等抗衡时期(756-787年)、父子国时期(787-840年)。楼劲《汉唐的外事体制与丝路古道上的外交模式》(《敦煌学刊》1期)认为，汉唐的外事体制表现为一套渊源流长的大一统世界秩序观的实践和发挥。它是以内政为本，外事为末;以羁縻不绝式控驭为主要方略，辅以攻守战备;通过内外体同用异的行政建制和礼法规范来具体处理外事的体制。汉唐在丝路上展开的外交活动，是上述外事体制逐渐充实和定型的关键及其具体运作的一个最重要领域。朝聘往来之制，是汉唐王朝规范和衡量丝绸之路中外关系邦交的基本模式。李大龙《回纥派往唐朝使者述论》(《西域研究》4期)、陈国灿《唐开元西州曹符帖目中的西域“警固”事》(《西域研究》1期)等都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王思治、吕元聪(香港)《18世纪前夜西北边疆局势述论》(《清史研究》1期)，则论述了康熙皇帝处理西北边疆复杂局势的举措和平定噶尔丹民族分裂势力的乌兰布通战役。

这方面的研究，本年度从职官制度和行政机构、建置角度论述的文章也较多。韩香《试论“使匈奴中郎将”的来源及演变》(《新疆大学学报》1期)认为，该官职起源于秦。东汉时正式设置，魏晋时演变为“护匈奴中郎将”。郑炳林、冯培红《唐五代归义军政权对外关系中的使头一职》(《敦煌学辑刊》1期)指出，使头是归义军政权派出通使周边的使团最高首领，是唐五代归义军政权为处理错综复杂的周边关系而专门设置的官职。

田卫疆《蒙元时期新疆建置述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期)指出，蒙古时期的军政管理机构和职官设立，体现了内地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管辖统治，是汉代以后历代中央王朝对天山南北各地进行管辖统治的延续。吴福环《我国边疆治理制度近代化的重要举措——论新疆建省》(《新疆大学学报》4期)认为，1884年新疆建省，将边疆与内地划一治理，是国家统治方式近代化的标志之一。这对其后建立台湾行省和东北三省及议设蒙古行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辽史是中亚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方面的论文有，拜合提亚尔·吐尔逊《耶律大石与喀喇契丹帝国的建立》(《历史论集》，厉声、安尼瓦尔·阿布里米提主编，新疆人民出版社，以下简称《论集》)，对耶律大石西行前的经历及其创建喀喇契丹帝国时，在政治、军事、外交等诸方面所起的作用和表现出的非凡才能进行了论述。纪宗安《耶律大石治西辽国策述论》(《西北民族研究》2期)认为，耶律大石建西辽帝国，在行政军事方面执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制，经济上薄赋轻税。对各属国因具体情况而治，并给予一定的自治权，从而使西辽中央政权的统治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上。较高的军队素质和赋有特色的战略战术，使西辽军队成为12至13世纪之间，中亚地区最完整强大的军队。

关于新疆建省后的有关问题的探讨，陈国光、徐晓光《清代新疆地区的法制与伊斯兰教法》(《西北民族研究》1期)认为，新疆地区作为清朝政府行政辖区的一部分，行政体制管理方式由清政府专门规定。因维吾尔社会普遍信奉伊斯兰教，在刑事法律和民事法律关系方面基本运用伊斯兰教法和维族习惯法。司法审理方面，严重者由国家司法机关管辖。王东平《清代新疆马政述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期)、《晚清新疆马政述论》(《西北民族研究》2期)，系统阐述了清代新疆的马政。前者认为，清统一新疆后，出于军事、屯政、交通、邮驿的需要，对新疆的马政很重视。一方面同哈萨克等游牧诸部进行绢马贸易;另方面在新疆的伊犁、巴里坤、塔尔巴哈台等地创办了官营马厂。这对新疆的政治、军事、和社会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后者指出，晚清新疆马政处在近代社会的变革时期，是清代新疆马政演变的重要阶段。对新疆现代史的研究，侧重抗战时期。论文有朱培民《抗日战争在新疆》、陈超《新疆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贡献》、纪大椿《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的时局与新疆和平的实现》(《西域研究》2期、3期)、魏长洪《辛亥塔城和谈钩沉》(《论集》)、罗绍文《杨增新、冯玉祥之间的矛盾和新疆“三七”政变》(《西北史地》4期)等。 转贴于

二、军　事

与以往相比，本年度这方面的论文较多。杨铭《吐蕃时期河陇军政机构设置考》(《中亚学刊》第4辑)指出，节度使制是吐蕃统治河、陇地区的最重要、根本的制度。吐蕃先后设置了青海、鄯州、河州、凉州和瓜州五节度使，并以大臣驻跸河州等地，指挥河、陇五节度使。杨铭、何宁生《曹(Tsar)——吐蕃统治敦煌及西域的一级基层兵制》(《西域研究》4期)认为，本世纪以来在敦煌、若羌、和田等地出土的大量吐蕃文书中的藏语术语Tsar，源于汉文的“曹”。它反映了吐蕃统治敦煌及西域的一级基层兵制。此兵制乃吐蕃占据这些地区后，对唐兵制“曹”的承袭。张国庆《辽朝军队的军事训练和后勤制度述论》(《内蒙古大学学报》4期)指出，辽军以狩猎代军训，增加了物质又训练了军卒的射杀技能;以畜牧渔猎经济为主，造就了以骑射为特色的、强大而颇具战斗力的军事武装力量。辽军前中期的军队出征，不备粮草，实行现行抄掠的军事后勤制度，有利有弊。13世纪蒙古的崛起、成吉思汗的西征，对中亚乃至世界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巴音图《关于成吉思汗的战争观》(《内蒙古社会科学》4期)认为，以战止战，以战强国，以战扩疆，以战养战的战争观贯穿其整个战争生涯。王劲、苏培新《试论西北诸马军阀的几个特点》(《兰州大学学报》4期)认为，西北诸马军阀具有浓厚的封建性。

三、经济史

殷晴主编《新疆经济开发史研究》(下册)(新疆人民出版)，收录了关于新疆牧业、水利、纺织、种植、石油、交通、贸易等方面的20多篇论文。

从宏观上探讨的文章有:李清凌《魏晋十六国各民族政权竞争下的西北经济》(《甘肃社会科学》5期)指出，私家地主所有制与小自耕农所有制兼并与反兼并、强夺与反强夺的矛盾斗争，和它们要求国家政权保护其经济、政治利益的一致性，是当时历史运动的本质。魏晋南北朝包括西北的我国社会动荡的根源是有巨大经济、武装实力的世族地主所有制发展的结果。刘迎胜《蒙古时代中亚社会经济研究》(《中亚学刊》第4辑)认为，从西辽时代至元末的二百余年，中亚处于以游牧、农耕混合类型经济为主导的统一政权控制下。整个中亚东西部之间经济上有明显的差异，不具备形成统一市场的条件。这种经济上的差异，以及地理上的距离是最终造成察合台汗国分裂的根本原因。蒙古的统治对中亚经济文化的破坏极为严重。潘志平《清季俄英殖民主义势力对新疆的经济侵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3期)指出，在殖民主义特别是沙俄殖民主义侵略下，清末新疆的中心市场基本上为俄商垄断资本把持。总体上，新疆商业贸易已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有关论文还有管守新《刘锦棠恢复和发展新疆经济的重大措施》(《西域研究》4期)、魏长洪、孙波辛《试论新疆三区革命后期的经济建设》(《新疆大学学报》3期)等。

关于农业经济。樊志民《秦霸西戎的农史学观察》(《敦煌学辑刊》1期)认为，秦霸西戎是初秦农业发展的重要时期。秦与诸戎的斗争，对保卫关中农区先进农业传统具有重要意义;而秦与诸戎的融合，为调整周秦传统生产结构，建立新的富国强兵体制创造了条件。卢向前《唐代西州土地的管理方式》(《唐研究》第1卷)探讨了唐平高昌，立西州后，力图把西州田制纳入“均田”轨道的问题，指出唐代西州部田授受数处分布与当地的土质、水利有关。荣新江《〈唐开元二十九年西州天山县南平乡籍〉残卷研究》(《西域研究》1期)，对出土而未公布的户籍文书进行了初步整理，认为该文书为研究西州田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新资料。伊力哈木·托合提《维吾尔族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期)则指出了维吾尔社会经济落后的诸因素:地理区位和交通条件不利;体制与政策的原因;资金投入严重不足且布局不合理;人文、文教、卫生落后等。并提出发展维吾尔社会经济的对策与建议。 转贴于

关于商业贸易。姚继荣《明代西北马市述略》(《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期)指出，明初对蒙古族的封锁政策是导致蒙古族对明朝沿边“寇抄不已”的重要原因。明隆庆以来开设马市，其初衷在于维护边防，控制蒙古。客观上促进了区域间和民族间的经济联系与文化交流，缓解了明蒙之间长期尖锐对立的矛盾。潘志平《清季新疆商业贸易》(《西域研究》3期)，依据乡土志资料，从商业城镇的发展和私商的崛起、商贸活动特点和市场结构几方面，探讨了清季新疆的商业贸易。此外，还有杜常顺《清代丹噶尔民族贸易的兴起和发展》(《民族研究》1期)、庄鸿铸《新中国初期中苏三大合营公司始末》(《新疆大学学报》2期)等文章。

关于货币经济，专著有穆渊《清代新疆货币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年)。论文有张新革《试论王树鰓的货币思想及造货活动》(《新疆大学学报》1期)和陈延其《新疆三区政府货币的历史考察》(《西域研究》3期)等。

四、民族史

本年度这方面的专著颇多。主要有吴景山著《突厥社会性质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从生产力发展水平、民族性格、政治制度、婚姻形态等方面入手，对突厥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性质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与分析。杨富学、牛汝极著《沙州回鹘及其文献》(甘肃文化出版社)，利用新发现的回鹘文书，结合汉籍史料的记载与敦煌壁画，对沙州回鹘史进行了新的研究。拓和提著《维吾尔族历史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就维吾尔族史研究中，族称、族源、历史上所建国家及地方性政权的性质、特征和文学艺术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西仁·库尔班、马达力汗、段石羽著《中国塔吉克》(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年)，全面论述并介绍了我国塔吉克族的历史、生活环境、民俗、信仰、语言、文学艺术和其它一些文化现象。樊保良著《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与丝绸之路》(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论述了中国北方、西北少数民族对于开发、经营、维护丝绸之路，沟通中西经济文化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及以丝路为纽带所形成的各民族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民族关系。

论文方面，综合研究的有:魏良《关于加深西北民族史研究的几点具体意见》(《民族研究动态》1期)认为，少数民族古籍的汉译、出版是民族史研究的基础。其中三部书应先译出，即沙·马合木·楚剌思的《编年史》、《15至18世纪哈萨克史料》、《吉尔吉斯史料》。王宗维《秦汉及其以前我国西北民族活动的特点》(《西域研究》3期)认为，西北区域诸民族绝大部分属于阿尔泰语系和汉藏语系，蒙古人种。先秦时期，阿尔泰语系民族占优势。周秦建立后，汉藏语系民族占优势。在原始社会，其生产以畜牧业为主，逐水草而居，流动性大。奴隶社会时期，特别是中原王朝统治力量加强时，其迁移活动往往与中原的兴衰相联系。续建宜《中世纪早期游牧民族社会发展规律》(《西北师范大学学报》4期)，通过对7-8世纪中亚和东欧草原游牧民族社会发展史的综合考察，指出游牧民族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从没有土地和定居的全游牧到有相对固定营地和道路的半游牧，再到农耕与定居并行发展的半游牧。于是具有统一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方式，统一的政治机构和正规军队以及统一文化的草原帝国的出现。钱伯泉《从血红蛋白病基因，看西北民族的渊源及迁徙》(《西北民族研究》1期)，对西北汉、回、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蒙古等民族的历史渊源和变迁从遗传基因角度进行了探讨。长期以来史学界对西北地区，尤其是新疆地区古代居民的人种所属纷论不一。郑晓瑛《西北地区古代居民人种成分研究》(《考古与研究》3期)对本世纪以来我国西北地区的人类学研究进行了总结，认为在敦煌以东的河西地区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至秦汉以前的各种古代文化类型的居民，都属蒙古人种支系类型。而在新疆境内，秦汉以前的已知属高加索人种居民的古代文化遗址则向东分布到现在的哈密地区，未越过新疆甘肃的交界区，指出西北地区人种成分的研究至今仍处在资料积累和初步研究阶段。

族别史研究丰富多彩。1.中亚古代民族史的研究。王宗维《卢水胡和小月氏》(《西北民族研究》2期)，探讨了二者的族属及其相互关系，认为二者最初是独立存在和发展的民族，直至十六国时期仍有各自的名号。两族后来融合于汉族，其过程是同步的。月氏由北狄变成西戎， 而卢水胡属西戎。卢水胡与小月氏为匈奴说、西羌说或同族说均不能成立。李志敏《支胡考——兼谈秦胡在史册消失问题》(《西北民族研究》1期)认为，“支胡”即“秦胡”之异称，指塔里木盆地土人，与大小月氏无关，与塞种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余太山《第一贵霜考》(《中亚学刊》第4辑)考述了第一贵霜王朝的建立及其存在的时间。荣新江《龙家考》(《中亚学刊》第4期)，考述了9世纪后半叶、10世纪初次登上历史舞台的龙家部族的渊源、形成及其兴衰，并就有关问题作了进一步分析。

5世纪称霸大漠南北的游牧奴隶制国家柔然汗国重视西域经营，大量西徙原居漠北的高车、丁零、铁勒部落。薛宗正《柔然汗国的兴亡——兼论丁零、铁勒系族群的西迁与崛起》(《西域研究》3期)认为，柔然汗国的西域经营和统治是丁零、铁勒系族群主宰西域的历史序曲。关于吐谷浑。杨茂盛、郭红卫《试论宗族部族汗国吐谷浑》(《民族研究》4期)认为，吐谷浑部族的形成和国家的建立，并未经历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的途径，而是走了一条宗族——部族的发展路子。杨茂盛《试论吐谷浑长期存在的原因》(《北方文物》3期)则探讨了吐谷浑汗国长期存在的诸因素。

关于粟特人。刘波《敦煌所出粟特语古信札与西晋之际敦煌姑藏的粟特人》(《新疆文物》3期)讨论了4世纪前后粟特人在敦煌一带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情况。王尚达《唐代粟特人与中原商业贸易产生的社会作用和影响》(《西北民族研究》1期)认为，粟特人与唐朝内地的商业贸易由于各自生产力的发展，及唐朝强大的政治统一和军事保障，便利的交通和友善的民族政策而达到高度繁荣。这对当时中原及西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产生了深刻的作用和影响。

关于突厥的论文较多:许序雅《突厥人在萨曼王朝中的地位和作用》(《中亚学刊》第4辑)结合9至10世纪中亚整个历史形势，论述了突厥人在萨曼王朝不同时期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及其原因，以及突厥人在政治上战胜伊朗族人的进程。揭示了10世纪中亚突厥化广泛开展的原因及特点。本文对萨曼王朝的历史分期，在史学界尚属首次。吴玉贵《贞观年间西突厥历史考述》(《中亚学刊》第4辑)认为，贞观年间的西突厥历史，实为西突厥内部各派系之间及西突厥与其属部之间混战的历史。西突厥的长期动乱，严重破坏了西突厥及西域各国的经济发展，妨碍了东西之间正常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唐太宗平定西域，结束了西域的混战局面，为唐高宗进一步经营西域打下了基础。为盛唐繁荣的东西交通创造了良好的开端，同时对我国多民族的国家形成，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刘锡淦《关于西突厥“十姓部落”演变之我见》(《新疆大学学报》3期)认为，西突厥十姓部落并非固定不变，而是有其演变过程。这种演变体现了部落的社会地位。护雅夫《突厥之君主观》(朱悦梅、白牛译《西北民族研究》2期)认为，鄂尔浑碑铭中的qut一词为“天神赐予人类，特别是君主们的神力”之意，而非学界所云“君王之运”、“好运”、“命运”等意。qutlu一词为“天神所赐神力”。进一步得出结论:突厥人相信他们的君主(可汗)身怀上天的神力(qut)，突厥人之君权神授观点在匈奴人中早有反映。

2.维吾尔(回鹘)史。薛宗正《回纥汗国的创建及其盛世的形成——兼论回纥对唐关系的历史推移》(《新疆大学学报》2期)认为，回纥汗国狂飙式的崛起是8世纪中叶漠北、中原政治形势大变动的历史产物。骨力裴罗称汗建国乃乘后东突厥汗国覆亡之机;葛勒可汗武功盛世的形成则恰值唐朝内乱、国势中衰。回纥三次遣兵助唐平叛，并与唐建立了马绢互市关系，开创了游牧民族政权与农业民族政权之间互补关系的先例。但随两国强弱的变易，这种邦交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微妙的位序颠倒。牛汝极《英国和土耳其所藏维吾尔文献及其研究》(《新疆文物》3期)、拓和提《日本对我国维吾尔历史的研究》(《民族研究》3期)介绍了国外学者的研究情况。

3.塔塔尔族。周泓《我国塔塔尔族历史来源略述》(《中央民族大学学报》5期)认为，塔塔尔族是中国古代突厥汗国的塔塔儿部，即鞑靼本部，经与蒙古及金帐内的钦察人、保加尔人等融合而成。塔塔尔人迁徙新疆始于19世纪20、30年代。主要从喀山、乌法、斋桑、突曼、斜米列齐、西伯利亚等地，经哈萨克斯坦进入新疆北部的塔城、霍城、吉木乃等地。只有少数经中亚过塔什库尔干至新疆南部。

4.土库曼人。许涛《关于土库曼人的历史性大迁徙》(《新疆大学学报》2期)，论述了16世纪末17世纪初至19世纪的土库曼斯坦北部的土库曼族向南部的大规模迁徙及其原因，认为这对近现代土库曼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5.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何星亮《哈萨克族的制度文化》(《甘肃民族研究》2期)、《柯尔克孜族的制度文化述论》(《西北民族学院学报》2期)，从社会组织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婚姻制度和亲属制度等方面探讨了两个民族的制度文化。

6.裕固族史、阿富汗族。高自厚《论裕固族源流的两大支系》(《西北民族研究》1期)指出，研究一个民族的族源，不应有一元论、二元论、多元论的定式，应从一个民族的历史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裕固族全部历史和今日状况，有力说明裕固族源流中的两大支系:古代回鹘和古代蒙古。二者相互融合构成了新的民族特征。黄民兴《阿富汗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抵抗运动》(《西域研究》1期)，分析了50年代的阿富汗政局，认为当时阿富汗知识分子建立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组织，以反对王室的现代化政策。亲苏势力上台后，尤其是苏联入侵后，上述组织开始了抵抗运动，同时内部也出现了意识形态、种族及宗教上的分化，加上支持前王室的伊斯兰传统力量加入抵抗运动，派别分歧愈演愈烈。因此，苏联撤军及纳吉布拉垮台后，抵抗运动各派开始了内战，给阿富汗国家的重建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五、考　古

新疆地区的考古发现为深入研究该地区古代历史文化、探析东西方文明交流，提供了有价值的实物资料。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新疆人民出版社)，汇集了1979-1989年间新疆田野考古调查发掘工作的重要成果，收入田野考古报告66篇，涉及新疆地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汉唐时期乃至喀喇汗王朝等不同阶段的各个领域。孟凡人著《楼兰鄯善简牍年代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系统地梳理了简牍群，探讨了?卢文简牍的年代，为学者们研究西域有关问题，正确使用简牍文书创造了便利条件。

陈光祖(美)《新疆金属时代》(《新疆文物》1期)认为，新疆金属时代的十个文化分期有其空间上、年代上和文化内涵上的界限，大致相当于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文章还探讨了中国中亚地区各考古文化之间及这些考古文化与邻近地区考古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王炳华《近年新疆考古所见唐代重要史迹》(《唐研究》第1卷)，通过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对新疆地区存留至今的一些古迹进行了考证，认为，位于哈密地区巴里坤县东北的大河古城实为唐伊吾军地。塔什库尔干石头城是古揭磐陀国都城，亦是唐葱岭守捉之所在，其历史文化价值不容轻估。察吾呼文化是近年来新疆地区发现的一支考古文化，它的发现为研究天山南麓一线的考古文化谱系提供了重要资料。周金铃、刘学堂《察吾呼文化的物质生活之探索》(《新疆文物》3期)指出，察吾呼文化是亦牧亦农的双重“混合型”经济形态的民族创造。另外，《察布查尔县索布墩布拉克古墓群》和《阿克奇县库兰萨日克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写《新疆文物》2期)等都反映了与塞人有关的考古文化遗存。

铜?是从欧洲多瑙河流域一直到我国黄河流域的古代草原居民使用的炊器和祭祀用具，是草原文化的代表器物之一。王博《亚欧草原青铜?及其相关问题》(《新疆大学学报》4期)，介绍了鄂尔多斯、南西伯利亚、塞人、斯基泰和萨尔马特的青铜?特征及其相关年代，认为青铜?存在地域性差异，并构成了地域内的器物特征，推测它的族属很有意义。李肖、党彤《准噶尔盆地周缘地区出土铜器初探》(《新疆文物》2期)认为，准噶尔盆地周缘的青铜文化，早期受南西伯利亚青铜文化的影响较深，发展到中期才开始同鄂尔多斯、中亚地区发生较密切的联系。这些联系同盆地周缘的民族迁徙，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贸易分不开。

近几年，学者们试图从不同角度揭示岩画所反映的历史内涵。魏良 《岩石浅雕绝非原始社会作品》(《西域研究》3期)指出，在研究中不能轻率地将岩石浅雕命名为“岩画”，并把它视为原始社会的作品，当作史料来解说和证实人类远古的历史活动及其心理状态。要使岩石浅雕的研究真正科学化，应先正其名。

新疆考古学是我国考古学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吕恩国《论新疆考古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新疆文物》2期)对新疆几十年的考古研究进行了总结。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认为新疆至今未发现象样的石器时代遗址的原因是:客观上，新疆处于我国北方草原地区，石器时代的遗存表现形式是细石器文化，这种文化难以形成地层，更谈不上聚落形态。故虽在新疆发现很多，分布较广，但多是采集品，没有绝对依据，因此时代上无把握。主观上，缺少规划，没有系统的调查和发掘。

六、历史地理

关于新学期的作文篇5

一、“互联网＋”时代给高校期刊编辑提出了新要求

高校期刊编辑需要传播符合国家意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除了需要具备学术修养，还必须掌握丰富的编辑学知识、熟悉国家政策、相关法律法规知识，才能避免不出政治性差错，不侵权，不引起法律纠纷。［1］“互联网＋”时代对高校期刊编辑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编辑要变被动为主动，打破墨守成规、止步观望的旧俗，树立新的服务读者、面向市场的理念，在工作中创新，在实践中求变。［2］传统的高校期刊编辑基本与市场脱节，期刊的发行量、读者的兴趣点、刊物的经济效益不是编辑考虑的问题，编辑只需要埋头把手中的稿子进行“三审三校”，尽量不出或少出差错，按部就班即可。编辑的激情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逐渐消失。而在“互联网＋”时代，面对数字化出版和出版转型的现实，高校期刊编辑不再是“闺门中人”，工作也不是一味的“被动等稿”，而是要走向市场，根据学术热点和动向，及时策划新栏目，加大组稿约稿力度，吸引高水平的作者投稿，抓住读者眼球，提升期刊的社会影响力。

二、“互联网＋”时代给高校期刊编辑带来的“危”与“机”

“互联网＋”时代也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人人编写，时时编写，处处编写，这给高校期刊编辑带来了“危”与“机”。“危”体现在，“互联网＋”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多样且便捷，可以公开自由表达个人见解，但对于高校期刊编辑而言，如何辨识文章观点的“伪科学”甚至谬误、如何发现和警示学术伦理失范不良现象中出现的“伪创新”文章、如何在多元文化价值观中不被不良甚至别有用心的“敌对势力”培育的“旗手”貌似正确实则经不起推敲的“伪民主”文章蛊惑，做到政治正确纪律严明，一直坚定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这些都是新时代高校期刊编辑面临的危难形势，也是必须破解的难题。对于高校期刊编辑而言，必须明确一个观点：作者有自由表达个人学术观点和政治见解的权利，然而，文章内容质量能否达到刊发要求则是编辑必须严格把控的。编辑要严格把关文章是否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是否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是否正确，准确识别“伪民主”“伪科学”都是高校期刊编辑必须把关的关键。此外，还有的作者没有进行脚踏实地的科研，文章中伪造数据或新瓶装旧酒的“伪创新”，都是“互联网＋”时代高校期刊编辑面临的“危”。“机”体现在，“互联网＋”时代，由于网络的迅速普及，资讯的高度发达，高校期刊编辑也有更多的途径获得更高水平的学术文章，使不同区域、不同级别的高校期刊在同一网络平台上公平竞争。一是“数字优先出版”的出现，学术论文经编辑部三审后给予DOI（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可以先于纸质期刊在互联网电子期刊中出版，这样作者的科研成果可以在第一时间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使非核心及地方高校期刊增加了竞争力，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因为刊物非核心的现实而较难吸收高质量稿源的尴尬局面，此类高校期刊对于吸引科技创新的中青年作者有着较大优势。二是“互联网＋”时代，高校期刊编辑可以通过网上及时查阅最新国际及国内课题立项情况，关注自己分管栏目学科的最新进展及业界热点动态，还可以通过关注某些专家的博客微博研究新动向，增加自己对学术热点的追踪，这对于自己负责栏目的策划、组稿、约稿大有裨益。三是“互联网＋编审平台”的出现，知网、万方都推出了相关编审平台，高校期刊编辑可以充分发挥平台的优势，加大约稿力度、规范编审流程、压缩出版周期，为更快更广更准地传播学术提供机遇。

三、“互联网＋”时代高校期刊编辑“危”与“机”的应对策略

编辑的首要职责是对文稿作出恰当和中肯的评价，指出文章存在的问题，指导或帮助作者修改。从某个角度来说，编辑应该是对学术热点及动态嗅觉灵敏的人，在通览全篇时能迅速给予专业的价值判断———论文质量如何？有无创新之处？能否采用？如何修改？这些都要求高校期刊编辑加强素养和能力，正确辨识论文投稿的“伪科学”“伪创新”“伪民主”，练就一双“火眼金睛”，以独特的视角甄选出真正有学术内涵有文化创新有科技推广价值的原创文章，以应对“互联网＋”时代高校期刊编辑的“危”与“机”。

（一）强化编辑主体意识主体意识是一个哲学概念，即明确认识到自己是社会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的主体，而不是无足轻重的客体；自己是作为有独立意识和独立地位的政治权利主体加入社会政治关系和政治程序的。［3］编辑主体意识则是强调编辑在出版活动中的独立意识和独立地位，高校期刊编辑必须树立编辑主体意识，尊重权威但不迷信权威、相信自己的学术判断但又能听得进不同意见、用接纳欣赏的眼光培养作者挖掘学术新秀、勇于提出质疑又小心求证，将勤勉专注贯彻于编辑日常工作，才能应对“互联网＋”时代的“危”与“机”。“互联网＋”时代给读者、作者、编辑的即时交互提供了便捷。许多高校期刊社采用了网上投稿采编系统，在新系统环境里，互动式的同行评议体系，为“创作者”和“反馈者”提供了便捷的信息交流渠道，丰富了稿件的社交网络和社群组织，这一切都需要编辑加强主体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为读者、作者搭起桥梁，以更好地为科技文化传播服务。在“互联网＋”时代，国际出版业出现了由“海量数据”向“有效数据”的转变。在宏观及微观层面，高校期刊编辑要加强编辑主体意识，通过技术手段实现数据结构化及检索智能化，再通过个性化定制及服务，去除无关数据，将“海量数据”有效转变为“有效数据”，节省时间提高效率，以更好地为读者服务。［4］

（二）学习出版法律法规高校期刊编辑要加强知识产权法等出版法律法规的学习。知识产权法是指因调整知识产权的归属、行使、管理和保护等活动中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5］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主要由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若干法律行政法规或规章、司法解释、相关国际条约等共同构成，其中高校期刊编辑要加强学习著作权法。我国的著作权法起步于20世纪末，于1990年通过，2001年第一次修正，2010年第二次修正，目前施行的是2010年的版本。［6］随着法治的进步，高校期刊作者的法律意识也逐渐增强，会注重加强对自己科研成果的保护。高校期刊编辑必须顺应这一形势，加强《著作权法》的学习。曾经有过国内某知名大学博士研究生联名状告中国知网侵权的案件，事情的起因就是中国知网数据库在将他们的博士在中国知网之前，没有经过他们的授权。在此次事件后，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数家大型数据库都强化了法律意识，也要求合作期刊社在自己刊物的显眼位置注明“同意在刊物发表，即视为也同意授权在相关电子数据库发表”等信息，以免引起法律纠纷。“互联网＋”时代，高校期刊编辑必须加强知识产权法尤其著作权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学习，保护作者的知识产权，为期刊的良性运转、为科研创新保驾护航。

（三）提升专业素养高校期刊编辑最大的特点和优势是专业性。在“互联网＋”时代，基于许多学科向纵深拓展，新学科、交叉学科不断出现的现实，高校期刊编辑更需要在工作中通过各种方法与渠道提升专业素养，以胜任工作岗位。作者的论文写作，表达的是个人的观点或看法，作者有充分表达自己学术观点的自由与权利。而高校期刊是社会性产品，是要按社会的一定标准来出版。因此，个人的著述要达到出版的要求，有一个筛选和升华过程。编辑在此起着强有力的组织、引导、要求、督促作用。优秀作品的问世，既有作者的辛劳，也同时凝聚编辑的智慧。“互联网＋”时代高校期刊编辑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提升专业素养及能力，以应对这一时代的“危”与“机”，高素养的高校期刊编辑甚至可以化“危机”为“时机”“转机”。1．编辑在职继续教育。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新闻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有明文规定，即“出版专业技术人员每年参加继续教育的时间累计不少于72学时”。编辑继续教育形式多样，既有新闻出版总署教育培训中心的在线课程，也可以是相关机构组织的统一面授培训，还可以是专家讲座报告等。在“互联网＋”时代高校期刊编辑可以利用网上资源进行远程在职学习，不离岗不影响工作，及时学习编辑出版继续教育远程课程，提升编辑素养和能力。2．参加学术会议。如果说编辑部内部培养是编辑成才的基石，编辑走出编辑部参加学术会议及交流则是编辑成才的助推器。高校期刊编辑放下手头繁忙的工作外出参加学术会议，听专家学术报告，聆听最新的学术热点，了解最新的学术动态，甚至与同行交谈，这些都会拓宽编辑的学术视野，甚至产生学术灵感。有心的高校期刊编辑会在高级别的学术会议中结识学术大咖及新秀，这对于约请审稿专家和邀约一些高质量的稿件以提升期刊学术影响力大有裨益。还有的编辑会在聆听专家报告中萌生自己研究的思路，然后潜心钻研将之整理成学术，这些成果也是高校期刊编辑成长为学者型编辑的资本，是与大学教授及学者专家们平等对话的“筹码”。［7］在“互联网＋”时代，高校期刊编辑在学术会议上的新发现和新思路，在回到工作岗位上，可以利用网络搜索的便捷持续追踪、继续和与会人员网上互动探讨，既可以组建课题组进行热点研究，也可以创建栏目，请读者、作者一起探索和争鸣。3．兼职教学。有的高校期刊编辑是走高校教师系列，一直兼职教学和科研，有的编辑走的是编辑出版系列，属于教学辅助系列人员，没有兼课的要求。但高校期刊编辑如果能一直兼任教学工作，则更能体会高校一线教师的需要，通过参加学校教研及科研会议，更能了解高校教学及科研实际，对刊物栏目设置及未来学术热点把握更有针对性也更为精准。

关于新学期的作文篇6

关键词:科技期刊;编辑;问题

Abstract: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eriodical is a unique one in the periodical， it is not masses’ media， for this reason， the moder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eriodical has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 for the editor’s own quality， have put forward it with a series of relevant questions of it too.

Key word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eriodical; editor; question

众所周知，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是科学技术和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基础和永恒动力，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活力所在。邓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作为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孵化器”和载体，科技期刊既是科学研究的实验场和检阅台，更是中青年学者锻炼自己科学研究能力的试验场，他们的研究成果通过科技期刊这一平台得以展示，由此可以得到同行的指点并且能与同行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广泛交流。

科技期刊是期刊中独特的一类。这类期刊不属于大众传媒，而是主要服务于相关专业领域、具有一定专业素质的读者。它所刊载的作品以具有学术创新的研究成果，以及科普类、理论宣传等为特点，与娱乐休闲类期刊有着鲜明的区别。可以说，科技期刊不是可以在市场上叫卖的大众读物，而是期刊中的“小众读物”、“阳春白雪”。如果我们把科学研究工作看作是精神产品的生产过程，那么科技期刊的出版就是精神产品的实现过程。没有这样的出版作中介，科研成果就难以真正进入社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此，现代科技期刊对编辑自身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提出了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问题。

1政治性和文化性问题

政治思想性是决定文稿质量的最重要的方面，因而是文稿内部素质的首要问题。文稿的理论、思想、观点、立场是否正确，不仅仅是针对科技期刊，对所有期刊都是一样的。这是中国出版事业的性质、任务决定的。文稿的政治思想性越强，对社会安定、对读者信念的形成就更有益。而这也就要求科技期刊编辑将其作为审稿的重点，编辑素质也会在这一编辑活动过程中加以体现。

编辑活动是一种颇有特性的社会精神文化活动。它贯穿在精神产品的创造、审辨、选择、组合等有序化构成的整个过程中。一方面，科技期刊编辑将作者的精神生产组织起来，将研究成果及作品收集起来，经过审理、鉴别、选择、核订、重组、编序和排列，形成社会共有的文化结构;另一方面，又要将这种研究成果借助特定的物质载体，制成文化媒介，传播于社会。物质变精神离不开文化，精神变物质也离不开文化。编辑活动恰恰是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互相转化、沟通的中间世界。它以物质世界为基础，以精神世界为主导，不仅在反映着社会思潮和文化变革，更在缔造着记载人类精神发展历程的整个文化结构及其历史。

基于这一基础，编辑活动就成了一种有目的的活动。有人认为编辑活动的目的就是传播。其实，传播只是编辑活动的表象目的、浅层目的。编辑活动还有发表一定见解的目的，而其终极目的是社会文化和理念的传承与革新，所以它有其鲜明的政治性和思想性，它是服从于政权，并为构筑政权的理论和文化基础而服务的。科技期刊编辑的工作就是要通过创造性的编辑活动，将研究者最新的科研理念、技术创新等文化成果纳入传播渠道，使其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同时，科技期刊的编辑们也要承担起兴利除弊的重任，破除一切旧思想、旧观念、旧文化所带来的原有桎梏，锐意创新，积极进取，大力推进科技进步与革新，进而推动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在这一过程中，政治性和文化性始终贯穿其中，并起着主导作用。

作为编辑活动的主体，作为社会主义科技文化建设工程的组织者、架构者，科技期刊编辑能否贴近社会、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确立编辑主体意识，发挥更大的创造力量，是社会科技文化进步与否的重要影响因素。编辑活动的最终目的不是把文本现实加工为媒介现实，而是通过编辑主体的创造性劳动，对整个社会现实产生影响，维持文化的传承，促进科技的革新，推动社会的进步。从这种意义上讲，政治性和文化性必然要成为当前形势下，我国科技期刊编辑应当或者说必须遵循的首要规则。

2学者型和杂家型问题

杂中有专，专而求杂，是各类期刊杂志总体定位的基本规律。内容丰富、读者宽泛的“杂志”一直也将继续成为文学艺术类期刊独特魅力。而作为面向某一特定的读者，并满足其某一特定层面的需求，更多的科技期刊则选择了舍弃大众传播的“泛爱”模式而取“专一”模式。作为一种生存发展道路，这是应该肯定的。

在当今信息社会，各类资讯信息涵盖万千、容纳百川，由于其受众不同，因而所采用的传播渠道也不尽相同。有些资讯信息是全部公众都迫切需要的，那就要选用最大众化的传播媒体;有些资讯信息是部分公众所需要的，那就当选用专业化的或特殊的方式传播这种资讯信息。尤其在科学研究领域，各个学科的研究因其研究对象的性质、规律不同，其研究方法、学科表述当然也不尽相同，每一个学科均有自己的文献、方法特征、问题领域，甚至于对实地研究的地区亦有一定的规范要求。科技期刊所面对的研究者(包括作者和读者)必定也有其专业归属，其相应的、专业的科技期刊提供了他们所共同需要的学术背景，有助于研究者的相互切磋，也有助于研究的步步深入。各类专业性科技期刊的应运而生，就是为了适应这种社会和专业需求。与之相适应，科技期刊的编辑不仅是要当一名杂家，博通古今内外，同时也要具备专业学者的素质。

“编辑学者化”是国内编辑出版界长期争论的焦点问题。编辑学者化有益于刊物文稿质量和科技水平的提高，是科技期刊这一特殊行业的特定要求。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从另一个角度讲，任何一种职业的从业者，都需要多方面的修养。科技期刊编辑在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文字写作、编辑修改等知识结构的同时，也要对艺术、文化、新闻等方面有一定的素养，并具备一定的心理学、社会学，也要对一些新兴科学技术知识有所涉猎。这种综合素质和技能的培养，有助于科技期刊的编辑人员把握时代的脉搏，了解社会大众的需求，并及时捕捉到期刊市场的动态，为期刊的正确定位、策划奠定基础。

我国的科技期刊编辑应该走出闭门造车的工作环境，感悟动态里的亮丽世界，追寻鲜活充实的生命话题，了解变化万千的期刊市场，认真学习专业理论，扩大期刊编辑间的学术交流，从而提高和更新专业知识。只有这样，期刊编辑才能发挥独特的创造力、策划出别具一格的选题，才能把握期刊市场的机遇、趋势和新的生长点。这样说，科技期刊界不仅是需要“学者”，也需要“杂家”，更需要两者兼而有之的新型编辑人才。

3社会性和主观性问题

各类科技期刊文稿的产生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它必然会具备其所在社会环境的各类影响因素，包括政治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和技术进步等。这是一种潜移默化，是不能回避的。各类作品都会有其社会属性贯穿其中，尽管我们强调科技期刊的文稿编辑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客观的、公允的，但是这是相对而言的，任何行为活动过程，都不可能是绝对客观的，它总是包含着行为人自身的因素在内。我们生存于并依赖于社会，那么我们的各种行为活动，包括创作、编辑和阅读，也就都会打上所属社会的烙印。这也正是科技期刊社会性的必然体现。而当社会性成为必然时，另一个问题——“主观性”也随之突现出来。

编辑活动是编辑主体主观能动性的表现。在编辑活动中，编辑要受自己已有知识结构和“成见”的制约。“成见”是人们进入艺术理解前的先入之见，它非但不是理解的障碍，相反还是理解的必要前提，并且也是理解的基本组成部分。所以，编辑在选择过程中必然带有相当的主观倾向，用自己独有的目光去审视事件，并将自己的主观见解更多地附加于文稿修改之中。我们的编辑活动不是无目的的、无功利的。它是服从于编辑者利益并期盼与读者建立一种说服、教育关系，用一定的方式来展示事物以表明自己的存在。编辑活动总是有意无意地进行着信息管理，并充分发挥着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为此，当科技期刊编辑通过自身主观意识来进行编辑活动时，也就导向了作者的创作。不同编辑的不同审美或研究情趣、观点及风格等个性差异，这就形成了不同编辑出版部门的不同基调及风格。就此而言，编辑的个人素质成为科技文稿质量及研究方向的制约因素，尽管不是主要的影响因素，但其作用不可忽视。为此，科技期刊编辑在进行编辑活动时也应当尽可能地克制自身的主观意识，并将编辑过程进化成为一种客观性的创造性劳动。

4责任心和道德观问题

人，是非常社会化的高等动物，生活在种种社会关系之中。科技期刊编辑人员也不例外。同学关系、亲朋关系、师生关系、上下级关系、同事关系等等，构成了编辑人员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这张社会关系网络，既便利于编辑组织文稿，实施自己的选题计划，同时却又不断地干扰着编辑组稿和选题计划的顺利实施，影响着编辑主体性意志的发挥。

科技期刊文稿的创作主体是相对固定的。他们往往是局限于本专业或本行业内部人士。这类创作主体除少数人外，大多从事专业的研究工作和技术实践，有一定的科研分析能力，但由于面临着评奖、评职称的压力，面临着单位所规定的研究任务、工作绩效等重重压力，因而这一群体的文章往往趋于急功近利，选题陈旧，炒冷饭现象严重，缺乏新意，论证薄弱。一些作者急于发表文章，或需要在某一时间内刊出自己的文章，因此为了达成自己的意愿，他们不惜采取一些非常规手段:想方设法与有关责任编辑取得直接联系，然后不惜长途奔波登门造访，请客送礼或是寄送礼物。这不仅使编辑人员陷于极大的被动境地，而且也严重影响到了编辑与作者之间的正常关系。编辑与作者之间原本是一种完全平等的、学术上相互切磋、相互交流和相互提高的同志关系，现在人情夹杂于其中，礼品甚至礼金夹杂于其中，这种关系就完全变了质，成为了一种赤裸裸的交易关系。其结果，不仅腐蚀了编辑的灵魂，而且败坏了编辑这一“为人作嫁”的崇高的职业及其道德，败坏了编辑出版界的行业风气，也污浊了学术界的空气。

科技期刊编辑的时间、精力，本来是应该着重放在制定切实可行的选题规划、组织稿件、审读稿件和编辑加工等工作上面，重在不断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以丰富自己的主体知识结构和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但是由于各种人情稿、关系稿，致使编辑人员的相当一部分时间和精力白白耗费在了处理这些关系上，期刊质量也受到影响。应该说，大多数科技期刊的编辑都是一个比较清贫的职业。事实若然，科技期刊的编辑们在平时也许得不到人们的关注，得到的薪酬很低，还需要几十年如一日地从事单调而重复的案头工作，但是当遇到以上这些外来物质和精神诱惑时，我们或许更应当甘于坐“冷板凳”，耐得住寂寞，坚持自身的道德观，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来完成自己的职责。

关于新学期的作文篇7

众所周知,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是科学技术和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基础和永恒动力,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活力所在。邓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作为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孵化器”和载体,科技期刊既是科学研究的实验场和检阅台,更是中青年学者锻炼自己科学研究能力的试验场,他们的研究成果通过科技期刊这一平台得以展示,由此可以得到同行的指点并且能与同行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广泛交流。

科技期刊是期刊中独特的一类。这类期刊不属于大众传媒,而是主要服务于相关专业领域、具有一定专业素质的读者。它所刊载的作品以具有学术创新的研究成果,以及科普类、理论宣传等为特点,与娱乐休闲类期刊有着鲜明的区别。可以说,科技期刊不是可以在市场上叫卖的大众读物,而是期刊中的“小众读物”、“阳春白雪”。如果我们把科学研究工作看作是精神产品的生产过程,那么科技期刊的出版就是精神产品的实现过程。没有这样的出版作中介,科研成果就难以真正进入社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此,现代科技期刊对编辑自身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提出了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问题。

1政治性和文化性问题

政治思想性是决定文稿质量的最重要的方面,因而是文稿内部素质的首要问题。文稿的理论、思想、观点、立场是否正确,不仅仅是针对科技期刊,对所有期刊都是一样的。这是中国出版事业的性质、任务决定的。文稿的政治思想性越强,对社会安定、对读者信念的形成就更有益。而这也就要求科技期刊编辑将其作为审稿的重点,编辑素质也会在这一编辑活动过程中加以体现。

编辑活动是一种颇有特性的社会精神文化活动。它贯穿在精神产品的创造、审辨、选择、组合等有序化构成的整个过程中。一方面,科技期刊编辑将作者的精神生产组织起来,将研究成果及作品收集起来,经过审理、鉴别、选择、核订、重组、编序和排列,形成社会共有的文化结构;另一方面,又要将这种研究成果借助特定的物质载体,制成文化媒介,传播于社会。物质变精神离不开文化,精神变物质也离不开文化。编辑活动恰恰是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互相转化、沟通的中间世界。它以物质世界为基础,以精神世界为主导,不仅在反映着社会思潮和文化变革,更在缔造着记载人类精神发展历程的整个文化结构及其历史。

基于这一基础,编辑活动就成了一种有目的的活动。有人认为编辑活动的目的就是传播。其实,传播只是编辑活动的表象目的、浅层目的。编辑活动还有发表一定见解的目的,而其终极目的是社会文化和理念的传承与革新,所以它有其鲜明的政治性和思想性,它是服从于政权,并为构筑政权的理论和文化基础而服务的。科技期刊编辑的工作就是要通过创造性的编辑活动,将研究者最新的科研理念、技术创新等文化成果纳入传播渠道,使其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同时,科技期刊的编辑们也要承担起兴利除弊的重任,破除一切旧思想、旧观念、旧文化所带来的原有桎梏,锐意创新,积极进取,大力推进科技进步与革新,进而推动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在这一过程中,政治性和文化性始终贯穿其中,并起着主导作用。

作为编辑活动的主体,作为社会主义科技文化建设工程的组织者、架构者,科技期刊编辑能否贴近社会、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确立编辑主体意识,发挥更大的创造力量,是社会科技文化进步与否的重要影响因素。编辑活动的最终目的不是把文本现实加工为媒介现实,而是通过编辑主体的创造性劳动,对整个社会现实产生影响,维持文化的传承,促进科技的革新,推动社会的进步。从这种意义上讲,政治性和文化性必然要成为当前形势下,我国科技期刊编辑应当或者说必须遵循的首要规则。

2学者型和杂家型问题

杂中有专,专而求杂,是各类期刊杂志总体定位的基本规律。内容丰富、读者宽泛的“杂志”一直也将继续成为文学艺术类期刊独特魅力。而作为面向某一特定的读者,并满足其某一特定层面的需求,更多的科技期刊则选择了舍弃大众传播的“泛爱”模式而取“专一”模式。作为一种生存发展道路,这是应该肯定的。

在当今信息社会,各类资讯信息涵盖万千、容纳百川,由于其受众不同,因而所采用的传播渠道也不尽相同。有些资讯信息是全部公众都迫切需要的,那就要选用最大众化的传播媒体;有些资讯信息是部分公众所需要的,那就当选用专业化的或特殊的方式传播这种资讯信息。尤其在科学研究领域,各个学科的研究因其研究对象的性质、规律不同,其研究方法、学科表述当然也不尽相同,每一个学科均有自己的文献、方法特征、问题领域,甚至于对实地研究的地区亦有一定的规范要求。科技期刊所面对的研究者(包括作者和读者)必定也有其专业归属,其相应的、专业的科技期刊提供了他们所共同需要的学术背景,有助于研究者的相互切磋,也有助于研究的步步深入。各类专业性科技期刊的应运而生,就是为了适应这种社会和专业需求。与之相适应,科技期刊的编辑不仅是要当一名杂家,博通古今内外,同时也要具备专业学者的素质。

“编辑学者化”是国内编辑出版界长期争论的焦点问题。编辑学者化有益于刊物文稿质量和科技水平的提高,是科技期刊这一特殊行业的特定要求。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从另一个角度讲,任何一种职业的从业者,都需要多方面的修养。科技期刊编辑在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文字写作、编辑修改等知识结构的同时,也要对艺术、文化、新闻等方面有一定的素养,并具备一定的心理学、社会学,也要对一些新兴科学技术知识有所涉猎。这种综合素质和技能的培养,有助于科技期刊的编辑人员把握时代的脉搏,了解社会大众的需求,并及时捕捉到期刊市场的动态,为期刊的正确定位、策划奠定基础。

我国的科技期刊编辑应该走出闭门造车的工作环境,感悟动态里的亮丽世界,追寻鲜活充实的生命话题,了解变化万千的期刊市场,认真学习专业理论,扩大期刊编辑间的学术交流,从而提高和更新专业知识。只有这样,期刊编辑才能发挥独特的创造力、策划出别具一格的选题,才能把握期刊市场的机遇、趋势和新的生长点。这样说,科技期刊界不仅是需要“学者”,也需要“杂家”,更需要两者兼而有之的新型编辑人才。

3社会性和主观性问题

各类科技期刊文稿的产生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它必然会具备其所在社会环境的各类影响因素,包括政治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和技术进步等。这是一种潜移默化,是不能回避的。各类作品都会有其社会属性贯穿其中,尽管我们强调科技期刊的文稿编辑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客观的、公允的,但是这是相对而言的,任何行为活动过程,都不可能是绝对客观的,它总是包含着行为人自身的因素在内。我们生存于并依赖于社会,那么我们的各种行为活动,包括创作、编辑和阅读,也就都会打上所属社会的烙印。这也正是科技期刊社会性的必然体现。而当社会性成为必然时,另一个问题——“主观性”也随之突现出来。

编辑活动是编辑主体主观能动性的表现。在编辑活动中,编辑要受自己已有知识结构和“成见”的制约。“成见”是人们进入艺术理解前的先入之见,它非但不是理解的障碍,相反还是理解的必要前提,并且也是理解的基本组成部分。所以,编辑在选择过程中必然带有相当的主观倾向,用自己独有的目光去审视事件,并将自己的主观见解更多地附加于文稿修改之中。我们的编辑活动不是无目的的、无功利的。它是服从于编辑者利益并期盼与读者建立一种说服、教育关系,用一定的方式来展示事物以表明自己的存在。编辑活动总是有意无意地进行着信息管理,并充分发挥着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为此,当科技期刊编辑通过自身主观意识来进行编辑活动时,也就导向了作者的创作。不同编辑的不同审美或研究情趣、观点及风格等个性差异,这就形成了不同编辑出版部门的不同基调及风格。就此而言,编辑的个人素质成为科技文稿质量及研究方向的制约因素,尽管不是主要的影响因素,但其作用不可忽视。为此,科技期刊编辑在进行编辑活动时也应当尽可能地克制自身的主观意识,并将编辑过程进化成为一种客观性的创造性劳动。

4责任心和道德观问题

人,是非常社会化的高等动物,生活在种种社会关系之中。科技期刊编辑人员也不例外。同学关系、亲朋关系、师生关系、上下级关系、同事关系等等,构成了编辑人员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这张社会关系网络,既便利于编辑组织文稿,实施自己的选题计划,同时却又不断地干扰着编辑组稿和选题计划的顺利实施,影响着编辑主体性意志的发挥。

科技期刊文稿的创作主体是相对固定的。他们往往是局限于本专业或本行业内部人士。这类创作主体除少数人外,大多从事专业的研究工作和技术实践,有一定的科研分析能力,但由于面临着评奖、评职称的压力,面临着单位所规定的研究任务、工作绩效等重重压力,因而这一群体的文章往往趋于急功近利,选题陈旧,炒冷饭现象严重,缺乏新意,论证薄弱。一些作者急于发表文章,或需要在某一时间内刊出自己的文章,因此为了达成自己的意愿,他们不惜采取一些非常规手段:想方设法与有关责任编辑取得直接联系,然后不惜长途奔波登门造访,请客送礼或是寄送礼物。这不仅使编辑人员陷于极大的被动境地,而且也严重影响到了编辑与作者之间的正常关系。编辑与作者之间原本是一种完全平等的、学术上相互切磋、相互交流和相互提高的同志关系,现在人情夹杂于其中,礼品甚至礼金夹杂于其中,这种关系就完全变了质,成为了一种裸的交易关系。其结果,不仅腐蚀了编辑的灵魂,而且败坏了编辑这一“为人作嫁”的崇高的职业及其道德,败坏了编辑出版界的行业风气,也污浊了学术界的空气。

科技期刊编辑的时间、精力,本来是应该着重放在制定切实可行的选题规划、组织稿件、审读稿件和编辑加工等工作上面,重在不断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以丰富自己的主体知识结构和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但是由于各种人情稿、关系稿,致使编辑人员的相当一部分时间和精力白白耗费在了处理这些关系上,期刊质量也受到影响。应该说,大多数科技期刊的编辑都是一个比较清贫的职业。事实若然,科技期刊的编辑们在平时也许得不到人们的关注,得到的薪酬很低,还需要几十年如一日地从事单调而重复的案头工作,但是当遇到以上这些外来物质和精神诱惑时,我们或许更应当甘于坐“冷板凳”,耐得住寂寞,坚持自身的道德观,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来完成自己的职责。

关于新学期的作文篇8

且不论二本、三本类高校的学报，就算是一本高校的学报，其国际化的程度还较低，进入三大检索系统的还不多，即使已经进入三大检索系统的学报，影响因子也很小。国内专业性期刊对优秀稿源的吸引力基本都超过杂而全的高校学报。受马太效应的影响，这种投稿的选择性导致好的期刊越来越好，差的期刊陷入了非常困难的恶性循环状态，大部分综合类自然科学期刊的影响因子之所以差，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劣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1栏目分散且常年不稳定大多数的综合类自然科学期刊其栏目设置非常分散且常年不稳定。由于期刊处在等稿状态，期刊常常根据来稿的情况来设置栏目。而来稿的专业方向是不稳定的，因而造成了栏目的不稳定。栏目的不稳定，加上稿件质量不高，势必造成期刊影响力的下降。这是综合类自然科学期刊的主要劣势。

1．2专业数据库不关注专业数据库和检索机构并不排斥综合类自然科学期刊，但为了信息的收集，往往会收录属于其专业方向的、长期的、有一定数量报道的、水平较高的期刊，他们会根据综合类自然科学期刊的栏目设置和栏目运作的水平、几年来论文的可读性，以及同行的认可度来判断是否收录。当然，并不排除专业数据库和检索机构还会考虑其它因素。但，总的来讲，综合类自然科学期刊栏目设置的不稳定，势必会失去专业数据库和检索机构的关注。

1．3作者和读者群分散读者是期刊的上帝，没有读者就没有期刊。但随着电子发行的流行和开放数据库的兴起，纸质期刊的读者群大幅度减少。尽管如此，由于科研的需要和人们对知识的渴求，综合类自然科学期刊仍会有一定数量的读者。与文学类的读者不同，综合类自然科学期刊的读者只对自己专业或自己感兴趣的、有一定创新论文的期刊感兴趣，而且他们只关注影响力大的综合期刊。而大部分综合类自然科学期刊由于影响力不高，得不到读者和作者的关注，更多的期刊是依靠职称类的论文和研究生类的论文来维持。这类作威作福者不但分散，而且很不稳定，作者也由于其属临时压力而撰写论文。

1．4影响因子普遍很低综合类自然科学期刊的影响因子不高，缺乏专业数据库或检索机构收录，主要原因是其论文专业方向很分散，很难在某些领域获得固定的、长期的关注。失去了同行的关注，其论文被同行关注和引用的几率会很少，其影响率势力也会小。其次，缺乏相对固定的栏目，也无法形成相对稳定的读者和作者，也将降低论文的影响力。

1．5期刊销售基本空白综合类自然科学期刊的销售也举步为艰。由于论文的专业方向分散，读不到自己感兴趣的专业论文，读者也不可能去订购这类期刊。其次，对于图书馆而言，他们的订购费用固定，不可能有足够的经费订阅所有的期刊，势必根据期刊的影响率、关注度，以及本单位读者的需求来订阅。这样，图书馆订阅的更多是专业性的期刊和极小部分影响率大的综合类自然科学期刊。综合类自然科学期刊的经营困境影响着期刊栏目的运作和优秀稿件的组织。

2、综合类自然科学期刊组稿的优势

与专门学科的学术期刊相比，综合类期刊可以为读者展现专业更广阔和前瞻的理论视野。专门学科的期刊，局限于本学科领域的学术范畴，在自己的“圈子”里循环，读者大部分是本学科的研究者，很难让其他领域的研究者分享这些成果，这很不利于各个科学和新兴学科的全面发展。因为很多研究成果都是交叉学科，或者说是“大学科”，涉及多种学科的前沿研究。此时，综合类自然科学期刊体现了巨大的优势，比如《自然》和《科学》就是综合性的学术期刊。综合类自然科学期刊的优势主要有：

2．1栏目专业方向跨度大且可自由设置与专业期刊不同，综合类自然科学期刊的栏目可以跨多个领域而且是可以自由更换，栏目的跨度不受限制，这是综合类自然科学期刊一个很强的优势。综合类自然科学期刊可以根据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发展动态，及时设置栏目，通过设置固定的栏目，对此类论文进行持续的、长期的关注和追综，可以收获固定的作者和读者。不但如此，综合类自然科学期刊还可以根据本地区或本单位学术带头人的变化或者本地区优势产业的科技需求，及时调整栏目形成特色栏目，获得高的关注度。

2．2稿件专业方向可包含多方向综合类自然科学期刊相对容易获得多个方向的高水平论文。由于专业期刊的专业相对固定，一些新兴学科或交叉学科往往很难找到相对应的期刊，这时，综合类自然科学期刊往往是他们首选对象。正是由于这个优势，综合类自然科学期刊也会获得同行的高度关注。比如，《美国科学院院刊》是目前世界上引用率较高的综合类学术期刊之一。它不但是综合性的，并且还是文、理、工大综合，涵盖了生命科学、物理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然而，这丝毫不影响它的高质量。所以，综合类自然科学期刊的论文专业方向的多样性也是其一个优势所在，综合类自然科学期刊应好好利用这个优势。

2．3期刊协办单位或理事单位可包含各个产业期刊的协办单位增减不需要向上级新闻出版部分申报，期刊的理事单位的增减也不需要上级部分的申请。综合类自然科学期刊可根据本地区的资源特色和产业特色，邀请企业加入协办单位或理事单位，期刊为这些企业提供专栏，开展系列有针对性的、有巨大技术需求的论文报道，适时根据技术需求来组稿。由于企业对技术有巨大的需求，也愿意通过期刊引入高水平的技术专家，并为技术专家提供发表园地，这势必会带来办刊经费、刊物销售、专业稿件组织等多重丰收。

3、综合类自然科学期刊组稿的定位

综合类自然科学期刊要在众多的期刊中立足，获得高的影响力，得到读者的高度关注，必须避免综合类自然科学期刊的劣势，充分发挥其优势。只有利用其相对于专业期刊的优势，灵活地创办特色栏目，吸收多个专业方向的，或者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论文，适时引入企业加入协办单位或理事会，才能不断地提高期刊的影响力。栏目策划要以“人无我有，人有我新”的办刊方略，才能从众多的期刊中脱颖而出。所以，在新的形势下，综合类自然科学期刊必须立足学科和资源特色，以学术带头人为栏目主编，开设特色栏目，集中精力，连续几年大幅度地、有针对性地组织高水平稿源，缩短发表时滞，完善期刊经营手段，办出特色，创出品牌。

4、综合类自然科学期刊组稿的思路

创立特色栏目，加强组稿的专题化和系统化是高校期刊的办刊思路之一。但此类说法太泛。本文认为，综合类自然科学期刊必须围绕其正确的期刊定位，根据资源特色、学科带头人专业方向、新兴学科或交叉学科，以及优势产业的科技需要设置新栏目，形成长期的、持续的报道，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才能获得读者和作者的高度关注。《广西科学》和《广西科学院学报》正是通过创办特色栏目，由专家主持栏目，形成期刊特色，不断提高期刊的地位。

4．1根据资源特色设置栏目特色资源指相对于其它地区来讲的，它是少数几个地区或仅有本地区独有的资源，且这些资源是其它地区无法复制或学习的。资源的独特会带来产业的独特性，产业的独特性会带来科技需求的独特性。根据资源特色来设置栏目，可以使综合类自然科学期刊获得高度关注，也会吸引专业数据库和检索机构的关注。比如，《绵阳学院学报》的熊猫类栏目，延边大学学报策划的东北亚问题栏目，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社哲版）策划的壮族研究栏目，等等，尽管他们的主办单位不是著名大学或研究所，但由于栏目的特色，并有长期的来自国内外的报道，形成了固定的读者群和作者群，引起国内外同行的高度关注。

4．2根据学科带头人设置栏目综合类自然科学期刊所在地区的快速发展势必造就了一批获得区内外同行认可的、优秀的专家，他们还在国内同行中有较高的知名度，拥有一支稳定的研究团队，担任了专业学会和学术委员会一定的职务，他们对担任综合类自然科学期刊有热心和想法。邀请这些学术带头人加盟编委会，并根据这些学术带头人的专业方向设立特色栏目，发挥学术带头人的优势和积极性，可使新栏目得到持续的、创新的研究成果，也可吸引学术带头人熟知的同行及时关注该栏目。

4．3及时设置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栏目当前，科学研究的许多重大成果都是在交叉学科研究背景下取得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将有可能是未来的热门学科。但由于新兴科学和交叉学科分类的复杂性，它们在专业期刊中不可能获得大栏目的支持。因而，综合类自然科学期刊要根据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发展，及时为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专家提供特色专栏，充分发挥综合类自然科学期刊的优势。当然，设立新兴科学和交叉学科还要与本地资源和学术带头人相结合，或者邀请到高水平的专家担任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栏目主编，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特色栏目的持续报道。

4．4根据产业科技需要设置栏目“科技必须与产业结合”，这是下一步科技发展的方向。综合类自然科学期刊也要根据产业科技需要来设置栏目，栏目与当地的科技发展规划的重点领域相呼应、同脉搏，为当地科技提供前瞻性的科技指道。此外，综合类自然科学期刊还可利用企业的兴趣度来组建期刊协办单位或理事会。期刊要充分发挥协办单位或理事会的作用，将企业资金、人才和技术需求引入期刊，根据企业的技术需求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组建栏目、设立论坛。由于产业的需求是面向生产的，是众多企业生产过程中急需的，势必会获得同行的高度关注，也会收获一批忠实读者，实现期刊发展、读者扩大、企业关注的多赢局面。

5、结语

综合类自然科学期刊有相对于专业期刊的良好优势，期刊必须充分利用综合类自然科学期刊优势，做好期刊定位，灵活地策划栏目，吸收多个专业方向的，和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论文，适时引入企业加入协办单位或理事会，不断创出特色栏目。只要办出了两个以上的特色栏目，势必会在众多的综合期刊中形成鲜明的特色，吸引同行的关注，获得同行专家的稿件，成为百家争鸣的学术园地，也成为国内外数据库、文摘和检索机构追逐的对象，从而形成品牌，创出名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