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明的来历范文

关于清明的来历篇1

学术界似乎有这样的共识：学术研究需要避开政治的干扰，才可能具有科学性、准确性，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政治形势必然会影响学者，有的学者还会自觉与不自觉地去迎合时政。学术研究与时政可以说有不解之缘，尽管崇尚纯学术的学者不愿看到这种情形的出现，但也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问题是如何尽量避免它的干扰。清史研究与其他领域的学术研究一样，需要处理好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才有可能顺利开展。在清史研究历程中，我们看到政治对清史研究影响之大之深的实际情况，因而思考下述诸种现象和问题。

一 反满革命与清史研究

反满民族革命史观。人们因反对清朝（反满）和辛亥革命之需要而研讨清史，以民族革命、痛责满洲人的清朝为旨归，有四种情形：

一是强调“华夷之辨”，以满洲为“非我族类”，主张用革命推翻它。被誉为学者革命家的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后参加反清排满斗争，为说明革命的正当性，写作关于清史的文章，他以“华夷之辨”作为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惟一标准，认为满洲是强盗，窃取汉族政权，对汉人残暴统治，残害明朝宗室，大兴文字狱，贪婪无度，本身野蛮，不讲人伦，到了后世，使中国陷入外国侵凌的灾难之中，势必造它的反。他的研究，第一是为政治，第二才是为学术。我在《章太炎清史研究评议》文中论其治史主旨：“他的治史，是要明了政治历史变化的轨迹及其原因，教育民众，让历史向前进的方向发展，他讲历史，侧重的是政治史，是认识政权、政体的更迭，以及人们的活动在其中的作用。这就是他所认识的治史与政治的关系，用现在的话说是研究历史为政治服务。”他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政论、史论，都同“逐满独立”有关。[1]

二是历史演义的丑化清朝。辛亥前后及民国初年有一股思潮，人们乐于编造、演说关于清朝的坏话、丑闻故事，而且常常打着历史实录的旗号。如蔡东藩的名著《清史演义》，写成于1916年，自云不满于时人用宫闱传闻，“横肆讥议”清朝历史的状况，主张实事求是地编写清史演义。但是实际上对丑化清室之传闻就多所采纳，比如第20回叙述董鄂妃事，即以其“南中汉人，被虏北来，没入宫中”，受顺治帝宠幸。这基本上是按照董鄂妃即董小宛的故事写的，显然不合事实。第37回写香妃事，全据俗传，还拉上和坤从中牵合乾隆帝与香妃关系，纯系子虚乌有之事。这部书尚且如此，等而下之的更加离奇了，如燕北老人作于1919年的《满清十三朝宫闱秘史》，自称史料来源，是自幼在京听宫中苏拉闲淡所得，陈鹤炜为此书写序，称赞作者“搜访既确，去取尤严，即无一字不有来历，即无一字不加斟酌，褒贬悉本原文，异同间或并列”，纯系溢美之辞。该书说雍正帝的生母是卫某的妾，召进宫中，六个月生子。有历史常识的读者不难发现，这是套用秦始皇出生的故事。该书据此又敷衍出一个故事，即卫某将康熙帝传位十四子的遗诏，把“十”字涂掉，雍正帝因而继位。这是把隆科多篡改遗诏的传说，安放到不知其名的卫某身上。这类书数量很多，常以武侠小说面目出现，仅涉及到雍正帝的，笔者所知，不下八种，即《血滴子》、《剑侠吕四娘》《血滴子大侠甘凤池》等。

三是与反满密切相联系，为了张扬汉族之民族反抗精神，开展明末清初史的研究，以明末之抗清史论证反满正当性与必要性。仅以《明遗民录》为名的书就出现三种，其一的作者孙静庵有志于反清，他的书出版于1912年，宣扬遗民不屈不挠的精神，鼓舞反清斗志。张其淦撰辑《明代千遗民诗咏》，表彰明末遗民，出版于1928年。九龙真逸辑《胜朝粤东遗民录》，专门表彰广东明代遗民。周作人写于1935年的《隅卿纪念》，说研究明清小说戏曲的马廉，搜集明末文献，“是受了清末的民族革命运动影响，大抵现今的中年人有过这种经验，不过表现略有不同，如七先生（引者按，指马太玄）写到清乾隆帝必要称曰‘弘历’亦是其一”[2]。因着反满观念而研究明末历史，人们讲到清朝皇帝，必呼其名，而不称皇帝，表示立场不同的决裂态度。

四是一批应急清史之出现，如吴增祺《清史纲要》（1913年），许国英《清鉴易知录》（1917年），文明书局编辑的《清鉴辑览》（1918年），还有刘法曾的《清史纂要》，印銮章的《清鉴》。在人们渴望了解清代历史之时，不无其应世作用，但学术水准不高，而反满观念强烈。不仅如此，还有迎合舆情编造历史的情形，如许国英在《清鉴易知录》中编造清室丑事，为孟森所揭露批评。根据这些情况，可以说早期清史研究是在反满革命名义下之汉族民族主义史学。

二 反帝爱国与清史研究

20世纪上半叶和50年代前期，有成就的学者大多是诚挚地爱国主义者，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正是中华民族观念和民族国家的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人们以争取祖国的独立富强为己任。他们的学术研究有着强烈的使命感，诚如文字学家黄侃的治学为“存种姓，卫国族”那样[3]，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并通过自身的特长使用文字表达出来。

（一）反对日本侵略与清史研究

国人耻于外国人先于我研究清史，如稻叶君山《清朝通史》的于1915年推出，刺激国人研讨清史，萧一山之下功大写作《清代通史》，为的是不为外人耻笑，在清史研究的学术水平上与外人争高低，为国家增光。学界有共同认识，侵略者欲亡其国，必先亡其历史，故应加强国史之研究。

“九一八事变”以后，反对日本侵略和制造“满洲国”，以及后来出现之华北、南京敌伪政权，激发学者爱国反侵略意识与加强清史研究的自觉性。最早组织明清档案整理的朱希祖，为“借历史以明国家之绵延，鼓励民族之复兴”，撰著《伪齐录辑补》、《伪齐国志长编》，致力于抨击伪政权。在清史研究方面，学者自觉反对侵略者谬论，进行满洲与中国关系史研究，郑天挺于抗战中写作《清代皇族之氏族与血系》，指明满族只是部族称谓，不是地名，更不是国名，清朝皇室，融合了满、蒙、汉族的血统，新血素的参入，对清初的武功奋张，文化调融，均有益处。

（二）反帝反美与清史研究

学术界反对日本侵略的同时，对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国耻史同样为清史研究者所关注，写出很多作品。如果从1915年国文书局出版的《国耻史》算起，到1980年的《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将沙皇俄国侵华史著作除外，有一百一十多种。这些书的出版大多在20年代后期至50年代前期，内容上遍及各个帝国主义，而在四五十年代之交，专门抨击美帝国主义的尤多，有二二十余部，其中出现在1947年—1952年的多达25部，对中美望厦条约的研究盖过了对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的关注。

谴责帝国主义侵略的有名著作有：

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

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近代中国史事日志》；

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

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

富有忧患意识与历史使命感的学者，不仅是揭露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更在寻找救国之道，一部分学者，如蒋廷黻等，以民主主义意识检讨中国内政，总结历史经验，倡导改革，争取国家独立富强；另一部分学者，如范文澜等，信仰马克思主义，总结中国近代史经验，主张革命挽救中国。

在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史中，人们提出以鸦片战争的历史影响作为划分中国历史的分期法，即鸦片战争改变清代中国面貌，在那以前中国历史为古代史，此后为近代史。蒋廷黻、毛泽东、范文澜等倡导这种历史分期方法。这种分期法充分认识到外国侵略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将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有着学术价值，但是清史被分为古代与近代两大部分，使得对清朝通史的研究难于进行。

以反帝为使命的清史研究，与20年代以前的反对清朝的民族主义不同，是新的民族主义史学，在满洲与中国关系问题上，由世纪初的强调差异、矛盾斗争，进到认识两者之间的共同性，令对清朝历史的准确认识大有进展。

三 “反修”（反对苏联“修正主义”）与清史研究

关于沙皇俄国侵略清代中国的历史研究，在20世纪上半叶少得可怜，笔者在书目中仅见到1929年问世的《俄罗斯侵略中国痛史》一部。到中国实行“一边倒”国际政策之时，则成为一个学术禁区，无人能够研究，而清史学家当然知道沙皇俄国对我国东北和西北领土侵占的历史。60、70年代中苏交恶，珍宝岛之战，史学界一方面是适应时政之需要，紧跟政府“反修”（反对苏联“修正主义”）政策，另一方面是将积压的情绪抒发出来，进行老沙皇侵华史研究，产生具有学术性和一般宣传性的读物三十余种，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沙俄侵华史》[4]第一、二卷，《小俄关系史论文集》[5]，均系研究之作，不过大多数作品，与当时的文风相同，属于大批判的类型。与此相关的是对关于我国东北边疆史的研究有所关注，如《清代柳条边》一书的出版。

四 革命、继续革命与清史研究

前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研究清史，在反帝使命感之外，还要推翻国民政府，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又在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强调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因此在清史研究中，有着影射蒋介石、赞扬农民战争、提出厚今薄古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特点。

研究曾国藩。抗战时期，中国面临着国内两大势力的斗争和抗日战争两大难题，亦即传统的“安内攘外”问题，清朝历史上咸丰帝、曾国藩等碰到这个问题，是先安内后攘外，还是反过来？范义澜于1943年出版《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后来作为他的《中国近代史》附录），认为曾国藩“把外国侵略者当作救命王，把本国人们当作惟一的仇敌，假‘安内攘外’之名，行‘按内让外’之实，假尊孔复古之名，行亡国灭种之实，这正是曾国藩传给后来统治阶级的‘不朽’衣钵”[6]，用以影射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其时候外庐在山西，对阎锡山“评论曾国藩，大骂蒋介石师承曾国藩，一样的卖国求荣，终将成为中国历史的千古罪人”[7]。都以研究曾国藩为名，反对蒋介石。

太平天国史与农民起义史研究。50年代初，恰值太平天国起义一百周年，纪念活动的开展，引起学者研讨太平天国史，范文澜撰文《金田起义一百周年纪念》，强调农民战争的历史意义，并在对比中贬低辛亥革命价值：太平天国“破天荒提出消灭封建制度的土地纲领。它又不同于后来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因为它敢于发动广大农民参加战争，而资产阶级则是不敢唤起民众。太平天国革命如果得到成功，资本主义将在中国顺利地发展起来，比之60年后的辛亥革命，成就要大得多。谁都知道，辛亥革命只是推翻了清朝统治，但不曾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6]。太平天国起义纪念稍后，毛泽东发起批评电影《武训传》，胡绳著文《为什么歌颂武训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表现》，认为武训是争取充当地主阶级奴才，破坏农民革命。[8]由此引发对武训同时代、同地域的宋景诗农民起义的调查与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由农村包围城市取得胜利的，颂扬农民革命乃是说明政权正当性的一个方面，以太平天国百年纪念和批判《武训传》为契机，在史学界兴起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使它成为50年代史学研究的“五朵金花”之一。清代其他农民起义、暴动，以及少数民族反政府暴动，秘密结社、秘密宗教的活动与暴动，得到广泛的关注。至于太平天国史研究的著述，仅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1900—1980八十年来史学书目》著录的就有195种，并以50年代出版的著作为最多。

资本主义萌芽与《红楼梦》研究。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也是“五朵金花”之一，它是二三十年代社会史大论战的延续，是研讨民主革命前的中国社会性质。《红楼梦》的研究也是肇始于毛泽东对胡适思想及胡适派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而学术界将资本主义萌芽与《红楼梦》两事联系在一起，是探讨《红楼梦》的社会背景，是否是市民文学，是否有资本主义产生后的民主主义观念。“文革”中《红楼梦》研究长盛不衰，亦因毛泽东把它当作政治历史小说，要人阅读五遍，笔者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写出《封建社会的一面镜子——红楼梦》小册子。[9]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实际上是将社会形态与社会性质的大题目具体化，清史研究受其影响，讨论满族入关前的社会性质问题。

厚今薄古与加强近代史研究。1958年高举“二面红旗”之时，学术界紧跟革命形势，也要大跃进。陈伯达、范文澜号召史学界“厚今薄古”，后者发表《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一文，阐述学术与政治的关系，认为“厚今薄古与厚占薄今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厚今薄古的历史学，“主要是研究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中国史，其次是资产阶级领导旧民主革命的中国史”。[6]事情被提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这吋讲的厚今薄古，就不是简单地研究古代的历史还是现代和近代的历史问题，而是要通过近当代史的研究，去颂扬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虽然其时毛泽东并未正式提出继续革命理论，不过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和行为中已露端倪。厚今薄古的延续，文革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史学研究只剩下四种内容，即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农民战争史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

肯定清朝的历史贡献。对于清朝的历史，历来多是批判的，难得给予积极方面的评价。60年代初听传达：毛泽东说，对于中国，满族的到来是阔姑娘下嫁；我们现在吃的是乾隆的饭。这是从国家现有疆域出发的认识，感到清朝有奠定国家版图之功。其时，刘大年在《历史研究》杂志发表《论康熙》长文，比较全面地评价康熙帝，肯定他的平定三藩，统一台湾，三征噶尔丹，驱逐在西藏的准噶尔势力，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等等功业，使中国成为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的强大而统一的国家。

五 基础知识传播与清史研究

前述同政治运动、政府政策密切相关的清史研究，在一定的时间和场合遭到强调学术研究的学者的抵制和批评，他们更多地从学术考虑对清史进行研究。他们的特点，大约有两个方面，一是强调学术性，反对政治功利性；二是进行有关清代的基本知识和制度文化的研究。

强调学术研究的学者，对清朝和清史持有应有的尊重态度，并且呼吁摒弃反清革命时期否定清朝历史的态度。这类学者以孟森的表现最为突出。他于抗战前在北京大学讲授清史，撰著《清史讲义》，开宗明义，肯定清朝是强盛王朝的历史地位，应予公正对待：（清朝）“自当占中国累朝史中较盛之一朝”，因此“不应故为贬抑，自失学者态度”。他进而针对抹煞清朝地位的研究者，批评道：“近日浅学之士，承革命时期之态度，对清或作仇敌之词。”[10]他希望用公正客观的态度研讨清史，革命时期的实用主义态度不足为训。有了这样的治学态度，才能终结反满的清史研究，取得新的成就。

这类清史学者的研究关注于清代历史的基本内容，主要是清朝的基本制度、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与后世关系特别密切的事情，可以说是致力于有关清朝基础性知识的认知和传播。重要的清史专家研究重心，表现在下述方面：

孟森研究清史的内容，诚如商鸿逵所说：“大致可以分作两类：一、历史事实的论述，二、文献资料的考订。”[11]孟森在史实方面，试图明了清朝开国史、满洲族称、国号和八旗制度、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继位三大疑案、科场案、字贯案、彭家屏收藏明季野史案等文字狱；在文献方面，他论述《四库全书》的编修与目的，清朝对有关明史特别是南明史民间著作的态度，清朝编写实录的作伪。孟森的著述内容，既注意到清代的基本史事，义是结合时事，即人们的关注点，如三大疑案考释，并非不顾事情，作脱离现实的考证。事情的关键之处不在这里，而是他尊重历史的态度，事情是什么样子，就争取还原其原貌，如他对清朝文字狱、篡改史书都是持批判态度，而对清朝的文治武功则予赞扬。这里要附带说一句，孟森的《明清史论著集刊》得以在1959年结集出版，《明清史讲义》梓刻于1981年，《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于1984年印行，均系商鸿逵整理，全部由中华书局发行，这得力于吴晗和中华书局负责人金灿然的提倡及支持[12]，须知1959年出版孟森的书是很不容易的。

萧一山的《清代通史》，对清史做出较全面的论述，基本制度、事件和人物都写到了。他认为历史内容中文化、政治、国民生计最重要，而文化在社会生活中占最高地位，并以此认识编排清史的内容。

陈垣，并非清史专家，其实他对清史是颇为留心的，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他是最初的指导者之一，并创造整理档案的原则——档案八法，他关于清史的论文，我们从《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来看，集中在文字狱和《四库全书》两方面，如《编纂四库全书始末》、《四库撤出书原委》、《书于文襄论四库全书手扎后》；再如《钱名世轶事》、《方孝标方苞轶事》等。此外，他对清初佛教史特加留意，著作《清朝僧诤记》（1934年）。

郑天挺的清史研究，早期的重点在制度方面，除前述的《清代皇室之氏族于血系》之外，有《满洲人关前后几种礼俗之变迁》、《清代包衣制度和宦官》、《清世祖入关前章奏程式》、《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释阿玛王》、《清史语解》、《清代的八旗兵和绿营兵》等文，并汇集于《清史探微》一书；他在研究的后期关照于历史的解释，如作《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鸦片战争前清代社会的自然经济》、《清代的幕府》，尤其是著《清史简述》，只有几万字的书，然而涵盖量较大，且有通贯的观点，指出清代史的六个特点。

谢国桢，侧重于对明末清初历史和文献的研讨，著述《明末清初的学风》、《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南明史略》、《清初流人开发东北史》和《增订南明史籍考》、《清开国史料考》、《清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明清笔记谈丛》等书，他瞩目于社会运动和文献学。

邓之诚在《中华二千年史》中给予清史大量篇幅，还著有《清诗纪事初编》。

罗尔纲，以研究太平天国史著名，作有《太平天国史纲》、《太平天国考证集》、《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太平天国金石录》，此外他对清代兵制的研究，成就显著，有《绿营兵志》、《湘军新志》和《晚清兵志》行世。

王钟翰著《清史杂考》，已经出版四集，由《杂考》之名可知，他重在对史事的考订，在此基础上做出诠释。他运用满文资料进行研究，是一个特色。他发现关于抚远大将军允禵的史料，将雍正继位疑案的讨论引向深入。近著《满族礼尚往来与文化》（1996年）。

许大龄著《清代捐纳制度》一书，开辟清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领域。

作为思想史专家的杨向奎，对清代学术史亦有兴趣，撰著《清儒学案新编》（1985年）。

陈寅恪撰著中的《柳如是别传》、《论再生缘》，是关于清史的名著。

上述各位学者，治史有一个特点，即释史之外，均重视对古文献的研究，不少人兼有专门的论著，所以他们的研究是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的。

总起来说，孟森的《清史讲义》、萧一山的《清代通史》和郑天挺的《清史简述》三部通史，似为研治清史不可不参考之作。清朝灭亡后问世的概述性之作，内容重在政治史方面，且多偏见，学术价值不高，会被时间所淘汰。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清史研究，逐渐走向新方向，开辟新领域，研究者的目标锁定在：开启人们智慧，崇尚高尚生活情趣和高尚人格，希望使之成为智慧与塑造人之学问。

六 满族民族情结与清史研究

满族之反对歧视与要求。50年代末满族人士对“满清”政权（王朝、政府）概念表示反感，政府通知改正，故60年代以后“满清”一问基本绝迹。

满族人士赞助学术研究。北京成立满族研究会并展开活动，推动满族史与清史研究。不定期论文集——《满学研究》业已出版六集，连续召开了不下四五次研讨会，对八旗制度、满族文化之讨论尤可注意。

写到这里，不禁要提出如何认识带有政治性的史学研究、清史研究的问题？

（一）学术研究，独立思考，实事求是

有的学者极力主张历史研究的政治性，认为这是党性的表现，强调史学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从而将专注学术性的学者视为脱离政治。是资产阶级的，予以批判。对于他们的意见可以分四个层次来说明：

一是史学历来是服务于政治的。范文澜认为历史著作反映当时政治生活，“是史学的正常形态，是史学的主流”，否则是“变态支流”。[6]尹达也说“史学服务于现实政治，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传统”[13]。

二是资产阶级以脱离政治为幌子。范文澜批判说：“反动统治阶级的学者们，为了对抗革命，提倡学术与政治脱离，企图使学术脱离革命的政治，变成没有灵魂的死东西”。

三是史学是政治性强的理论之学，或者说是党性之学。胡乔木说：“历史本身就是一种理论性的研究。”[13]尹达说史学家“必须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无产阶级的感情，才能够准确地分析和研究祖国的历史，才能够从祖国的历史里发现珍贵的遗产，才能够把这些遗产变为推动当前革命实践的积极因素”[13]。侯外庐赞扬尹达实践了“做学者要做党的理论战士”的人生目标[13]，他又称颂翦伯赞，谓其“史学著作党性强”[7]

四是史学为政治服务就是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政权服务。尹达说“把研究历史与研究现实紧密地联系起来”[13]。“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则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分析社会历史，写出科学的历史，并以此教育广大人民热爱我们的祖先世世代代所创造的历史，认识劳动人民创造历史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从而热爱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积极投身于祖国的四化建设。这正是我们历史工作者最大的政治任务”[13]。侯外庐原先研治古代历史，写作《中国古典社会史论》，1941年周恩来要求他“致力马克思主义史学阵地的继续开拓与建设”，他理解到，“研究近代历史与确定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所面临的革命任务，这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转向近代史的研究，著述《中国近世思想学术史》。[7]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目标，研究有极强的政治性，刘大年称颂范文澜的著作表现了“批判性、战斗性”的特点。[6]

如此强调学术研究的政治属性，或者说党性、阶级性，今天很难再听到了。但要说学术研究者与政治了不相干，那是不符合事实的，人们生活在社会中，必然会有或多或少的政治倾向，这种倾向也许会影响到学术观点，那怕是微弱的，此其一；其二，人总会受时代思潮的影响，时代在思考什么，人往往也会随着思索什么，就以上述强调学术研究的学者来说，他们留意清代文字狱史，南明史，清朝三大疑案，乃因反满革命学者致力于此，他们也就把这些历史问题也作为研究对象了。不过他们的结论和革命学者有相同之点，亦有相异之处。受时代的思潮影响则是共同的。所以问题不在于强调学术研究的政治性，或者否认它的政治性，而是需要明确：学术研究，独立思考，实事求是的准则。惟其如此，史学研究才会走在正确的轨道上，做出应有的成绩。否则政治政策和政治思潮影响学术研究，一种观念掩盖另一种观念，总是倾向性太强，以致研究清史的初期，几乎全盘否定清代的历史贡献，而如今对清朝皇帝和重大政事几乎是一片颂扬之声。这是多么值得警惕和避免的呀！

（二）政治干预对史学正负两方面的影响

正确认识政治对学术研究、清史研究的影响，或者说政治干扰，不要作绝对化的结论，不必给予一概否定，实际上它有正负两方面作用，需要进行分析。而这种分析，笔者认为要先明确下述三点：第一，学者自觉之政治情怀与外加的政治干扰是两回事；第二，政论家之研究与学者有所不同，前者政治目的性强烈，因不能深入研讨必然会有某种误谬，然而学者应理解他们的学术观点的某些误失；第三，恶劣政治需要的篡改历史与为政治理想服务的误解历史应当区别开来，即为明了国家历史的正常需要同执政者为一己之私而研究历史有别，后者容易伪造历史。

从清史研究历程看政治对清史研究的正面影响。反满革命、反帝爱国、反修的政治需要，首先使清史进入学者的研究范畴，对于清史学的产生起了促进作用。其次逐渐扩大清史研究的领域：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史和中外关系史，揭露外国侵略者的罪行；反满精神的再造，研究清朝政治史和满汉关系史；因“反修”使得中俄关系史和我国东北边疆史的研究得以开展。复次，爱国主义观念之注入清史研究，激发学者研究热情。这里是从客观后果来观察的政治对清史研究的影响，并非着眼于主观动机。

意识形态和主流观念支配下的清史研究，不可避免地出现两个问题，一是指导观念运用不当造成的观念上的偏颇，在满族统治、中西文明碰撞、西方宗教在华传播、民众运动、清朝的民族政策等重大问题的评价上，较长时期缺乏正负两方面作用的分析，在一些重要历史人物，如对曾国藩、林则徐、李鸿章等的评价，清朝的历史地位的评价，道光以来的八大运动和历史主线的论定等方面均出现过颇有可议的思想倾向。二是研究领域不均衡，有的领域研究过热，有的则成为空白。因为政策和意识形态的作用，有的领域成为学术研究的禁区，如一个时期内俄国侵华史之不能涉猎，有的领域成为学术研究的过热点，如为强调阶级斗争和农民战争，集中在太平天国、几次农民起义、《红楼梦》历史背景等方面，而在广泛的领域或无人问津，如对于社会各阶层，只留心于两极，而忽略中间阶层的考察；或始有而中断，如清代制度史、清代社会史的研究。偏颇的出现，与50——70年代的政治状况，关系甚为密切。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与反右运动令知识分子失去独立思考与独立研究之可能，自觉地去适应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助长了研究方向的某种不恰当和研究领域的不均衡状况。

固然，政治对于学术研究有着正负两方面的影响，承认它的积极因素的那一方面，并不是为了赞扬它，欢迎它，只是认识到这种事实而已，并以此知道纯学术研究是不可能的。其实事情的关键是如何排除政治对学术研究的干扰，让学术研究真正成为学人的事业，能够独立自主地健康地进行，寻觅对人类社会发展有益的经验及建议，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学术结论。要而言之，“史学研究，排除政治干扰，独立思考，实事求是，以历史经验的总结服务于社会”，应当是历史学工作者所追求的目标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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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商鸿逵.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9.

关于清明的来历篇2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2)05―0056―04

在新中国中学历史课程内容演变史上，鸦片战争乃必选史实。关于鸦片战争的历史定位，史学界和中学历史教学界都一致认定它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自此，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为近代史鸦片战争观。但是，从清史角度看，鸦片战争发生于道光二十年的晚清时代，它又是清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为清史鸦片战争观。近代史鸦片战争观强调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质变而淡化了清史本身的内在连续性；清史鸦片战争观重视清史本身的内在连续性而淡化了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质变。举目时下的中学鸦片战争史教学，近代史鸦片战争观如观烛照，而清史鸦片战争观则晦暗不明。因此，恰当地调适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深化中学鸦片战争史教学大有裨益。

一、近代史鸦片战争观聚焦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质变而易淡化清史本身的内在连续性

(一)近代史鸦片战争观的由来

近代史鸦片战争观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抗日救亡时期。当时，空前的民族危亡促使一批史学家把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重心转向了揭示帝国主义侵华与中国人民的抵抗史，以增强团结御侮的民族凝聚力。于是，鸦片战争就从一般性历史事件转变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蒋廷黼、陈恭禄、李平心等史学家所著的《中国近代史》都从鸦片战争写起，认为鸦片战争开始了中国近代反侵略的历史。其中，李平心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认为，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发端，理由很简单。鸦片战争是中国开始为国际资本主义浪潮所袭击，引起社会内部变化的一个重大关键；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才日益走上殖民地道路，引发了社会各方面的巨大转变。

与史学研究相比，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学鸦片战争史教学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当时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并未将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但是，鸦片战争作为反抗西方侵略的历史起点的看法日益彰显。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持的理论方法虽然与前述史学家不同，但是，在鸦片战争的历史定位上却表现出趋同性。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一系列著作中反复申明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历史地位。他认为，中国近代史就是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它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史学界和中学历史教学界普遍接受了关于鸦片战争历史定位的看法，近代史鸦片战争观也就从民国时期的一种史学观点上升为国家和政府的意志，相沿至今而成不易之论。

(二)近代史鸦片战争观揭示了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质变却淡化了清史本身的内在连续性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近代史鸦片战争观的主流内涵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国人民的抵抗。新中国成立以后，近代史鸦片战争观的主导内涵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1912年，列宁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中首次使用“半封建的农业国家”来说明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1915年，列宁又在《社会主义与战争》中首次提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来说明近代中国的国际地位。此时，“半殖民地”和“半封建”还是两个相互分离的不同概念。1926年，随着国民大革命运动的高涨，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第一次将两者联为一个完整的新概念，即“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中国”，以此概括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此后，这一概念就为中国共产党人所普遍认同和沿用。1939年，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从六个方面系统地概括了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后来，的“两半论”就成为新中国近代史学研究和中学历史教学“两半论”的基本立足点。

对于“两半论”的提法，史学界有两种看法。第一种观点是不同意用“两半论”来概括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曾经出现过“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宗法封建社会”“封建思想所支配的初期资本主义”等种种提法；又如，在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学界倾向于使用“半殖民地社会”来界定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而不愿意使用“半封建社会”这一概念。第二种观点是对“两半论”提出新理解。传统观点一向是从政治上的半殖民地和经济上的半封建来分开论述“两半论”的，新观点认为，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形态，不能机械地把“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断为两截。

近代中国社会如何定性，学界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异中求同，大家的讨论还是具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近代中国社会确实发生了与传统社会不同的一些大变化、大转折。其实，早在鸦片战争以后的晚清社会，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就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变化，从而形成了“变化”的时代观。例如，李鸿章在1874年的《筹议海防折》提出，中国当时正处于“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遇到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此后，“变化”就成为学界对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特征的概括。那么，这种变化始自何端呢?学界的主流观点定于鸦片战争。因为鸦片战争是英国凭借工业革命之力持续地、正面地、大强度地撞击中国的开始，引起了中国社会内部持久地、剧烈地、全面地变革。鸦片战争之前，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俄罗斯等国家虽然已经叩响了中国的大门，但是，这种撞击毕竟是零星的、时断时续的、局部的，它并没有引起中国社会内部的剧烈变化。总之，近代史鸦片战争观的核心在于揭示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质变。

任何史学观点都具有两面性，如果一味地强调一面而忽视另一面，就会带来历史思维的僵化，形成历史认识的误区。近代史鸦片战争观的僵化人为地割裂了清史本身的内在连续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历史学二级学科的分类来看，鸦片战争划分了中国古代史与中国近代史，也把完整的清史拦腰截断，鸦片战争以前的清史属于中国古代史，鸦片战争以后的清史属于中国近代史。第二，从史学研究来看，清史学者与晚清近代史学者各为畛域，清史学者很少关注晚清近代史，晚清近代史学者也很少溯及清代前中期的历史。通史性著作如此，学术论文索引的编排亦如是。第三，从历史教学来看，鸦片战争史教学往往笼统地罗列晚清社会的历史表象，很少深究其渊源性的内在制度根源，缺乏说服力。所以，在近代史鸦片战争观的局限性日益固化的情况下，清史鸦片战争观或许可以弥补其不足。

二、清史鸦片战争观重视清史的内在连续性却易淡化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质变

对于鸦片战争的发生与失败，近代史鸦片战争观一般会强调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帝国主义的外在侵略本性，它虽然迎合了近代屈辱民族情感的宣泄，却遮蔽了对历史内因的理性深

究。实际上，在国内外史学界，从整体清史的角度来探究鸦片战争史的观点也一直不绝于书。其中，美国“哈佛学派”的观点颇具代表性。费正清和邓嗣禹从清朝传统的纳贡制度梳理出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世界秩序”观，据此分析鸦片战争发生与失败的深层文化观念原因，并指出这是清朝官僚等级制政治结构在对外政策上的反映。徐中约认为，即使把鸦片战争作为近代的起点，也仍需要熟悉清朝前中期的制度，如果对这些制度不甚了了，就很难理解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的转化。蒋廷黼认为，对于李鸿章提出的近代大变局，需要考察其由来。李文海认为，认识鸦片战争以后晚清社会性质的巨大变化，就不能把晚清史与清朝前中期的历史割裂开来。循此思路，下面对鸦片战争的内因稍加分析。

提及鸦片战争的成因，中学历史教师已经形成一个模式化的分析框架：政治腐败、土地兼并、军备废弛、闭关锁国。试问，这些历史表象背后的历史本因又是什么呢?这恐怕就会涉及清朝统治者的治国策略，其治国策略又会衍生出一系列的制度架构，而这些制度架构又会演化出应对外来冲击的种种历史行为。所以，笔者始终认为，鸦片战争史的教学，如果不能触及清朝最高统治者内心深处的统治思想，仅仅停留在泛化的历史表象，那么，这样的教学难免流于肤浅。

清朝的统治思想离不开所处的内外环境。在清朝前中期，从外部环境看，来自外部的冲击虽有，但持续性和强度都不大。从内部环境看，一是边疆少数民族问题，虽然一度突出，但在恩威并施下也“四夷宾服”；二是占绝大多数的汉族问题，虽然统治者口称“满汉一家”，但内心的防范意识一直没有放松。所以，清朝前中期的统治思想就是“防内”为上，以求政治稳定。为此，牺牲发展也在所不惜。

“防内”统治思想在清朝制度的各个层面都有体现，限于篇幅，也由于鸦片战争与清朝的军事制度直接相关，下面就重点探讨一下“防内”思想在清朝军事制度上的表现，庶几能够窥探鸦片战争失败之内因。

1.“防内”思想使“重文轻武”渐成社会风尚。在清朝前中期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武将的品秩和薪水虽高，却无文官治民理财的实权，文科举成显途，以拉硬弓中试的武将沦为一介鲁莽武夫。督抚将兵，防内治民尚可，一遇强劲外敌则难免纸上谈兵。

2.“防内”思想使清军的治安警察色彩浓重，防外敌的国防军职能淡化。一是以满人为主的八旗监视以汉人为主的绿营，以满防汉。二是把汉人武装的绿营进行分散驻扎，以汉人防汉人。内地绿营主要是镇压叛民、弹压盗匪，沿海绿营主要是缉捕海盗。据茅海建的考证结论，清军营以下部队没有集中驻扎于一处营房的，而是数名、十数名、数十名、最多数百名分散在汛、塘、卡、台等要冲之地。三是分散驻扎的绿营兵出于给养的方便，平时都在家中生活，上班值勤，下班回家。为了供养家眷，许多兵丁都兼职赚钱，开茶室、做买卖、当帮工、修脚、搓澡不一而足，甚至还有走私鸦片的，“兵匪”之名并非空穴来风。

3.“防内”思想使清军的武器研制长期停滞不前。在清军武器装备史上，火器技术的快速提升是在明、清争夺天下之际。当时，明朝聘请西方传教士制造火器，一度重创八旗兵。满洲人迅速仿制明朝火器，火器技术从无到有并快速发展。但是，明朝灭亡以后，大规模战争结束，清朝对火器的改进动力渐失，致使火器技术长期低水平徘徊。一是火器的普及率低。当时英国已处于初步发展火器时代，而清军仍处于冷热兵器混用时代。例如，据茅海建估算，就全国范围而言，鸟与刀矛弓箭手的比例大约是5：5。二是火器的使用年限长。据茅海建考证，在一般情况下，鸟枪使用几十年极为平常，有的竟达166年之多。三是火器技术还停留在明清之际的水平，以致有“土枪土炮”之谓。清军的鸟枪发射前须从枪口装填火药，再塞入弹丸，以火绳为点火装置，遇到风雨天则极难点火，存在射程近、射速慢的致命伤。英军枪支的点火装置是摩擦式或撞击式，射速快、射程远。清军的火炮铁质差、炮壁厚而粗糙、难移动瞄准而易炸裂自伤。英军的火炮炮壁薄而内膛光洁、炮身轻易转动利瞄准。清军的火药凭感觉经验配方，以手工作坊生产，杂质高、颗粒粗、大小不一，致使燃烧很不充分，威力小。英军的火药按照科学实验数据配方，以工厂生产，燃烧充分，威力大。

从军事角度看，影响战争胜负的直接因素主要包括将领的指挥、士兵的调集以及武器的配备。据此，清军是文官将兵、士兵分散、武器陈旧。英军远道而来，兵力处于劣势，在鸦片战争初期只有7000人，到战争末期也不过2万人。清军以逸待劳，兵力处于优势，在鸦片战争中曾经动员过10万大军。但是，具体到某一战事，清军的兵力往往与英军持平或处于劣势。这样，战争的结果也就早已注定。

由是观之，晚清鸦片战争的失败与清朝前中期的政治统治策略以及军事制度设计有着直接的内在关联。但是，由于近代史鸦片战争观的一统天下，致使中学历史教科书对此未予溯及，极易使中学师生把鸦片战争的失败完全归于英国帝国主义的侵略。

当然，清史鸦片战争观容易使人们忽视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巨变。对于鸦片战争的失败，清人并没有感受到近代世界的大变化，而是把败因归于林则徐等个别人的“误国”。清末的主流教科书称鸦片战争为“鸦片烟之战”，认为鸦片战争只不过是欧人东来以后的一个普通历史事件，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并没有多大影响。民国初年，一些历史学家主张以“清初”作为中国近世史的开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学历史课程标准和历史教科书也持同论，认为鸦片战争的影响主要是鸦片烟毒的泛滥，尚未认识到鸦片战争的近代转折意义，无法体现中国近代历史的特殊性。

三、历史的延续与变化：近代史鸦片战争观与清史鸦片战争观的调适

从客观历史进程来看，历史是在延续与变化中以曲线形之波浪演进的。历史的延续与变化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但是，从历史学的研究来看，历史变化的研究往往是学界的强音，而历史延续的研究则成为低音。钱穆认为，没有变，不成为历史；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历史时代之划分，即划分在其变上。张荫麟认为，历史是变动的记录，通史编写要显示出全社会的变化所经诸阶段和每一段之新异的面貌和新异的精神。历史变化之声虽然高亢，但历史延续之音也犹在耳，顾颉刚的历史“层累”说、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理论都在提示历史延续的重要性。其实，历史变化只是体现了历史的动的方面，在历史变化之下，则是沉潜的历史暗流，它静静而缓慢地流淌，以至于我们常常会忽略其存在。但是，历史变化决不是断崖式的突变，也不是中断式的跃进，而是连续性的渐变，历史的延续就是连接各个变化之间的纽带，也是探究历史变化之故的线索。所以，辩证地处理历史变化与历史延续的关系，是搞好中学鸦片战争教学的史学理论前提。

从中学鸦片战争教学的实际情况来看，近代史鸦片战争观所揭示的中国近代社会的巨大变化早已为大家所熟知，其熟知之甚已经使我们犹如桃花源人，只知鸦片战争属于近代史，而未曾去想鸦片战争还是清史的组成部分，这就极大地限制了我们的历史思维，也与新课程提倡的多角度地看待历史问题的初衷相悖。有鉴于此，当前的鸦片战争教学应当重视清史鸦片战争观。

关于清明的来历篇3

清明节来历作文范文一你知道清明节是怎么来的吗?哈哈!不知道了吧还是我来告诉你吧!我国传统的清明节大约始于周代，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清明节最开始 一个很重要的节气，清明节一到，气温升高，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节前后。种瓜种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 的农谚。后来。由于清明节与寒冷的日子接近，而寒食是民间禁火扫墓的日子，渐渐的寒食与清明节就合二为一了，而寒食即成为清明节的别称。也变成为清明节的一个习俗。清明节之日不动烟火，只吃凉的食品。

清明节还有一个习俗就是扫墓。今年清明节前后，我们学校组织了春游，就是去革命英雄纪念碑。我们带着太阳帽，拿着小白花，浩浩荡荡地拉到了革命英雄纪念碑，在那里，有许多高大的石碑，石碑上有很多烈士的名字在上面的，我们低着头，来到长清树面前，把我们的小白花寄在长清树上，默默地看着长清树上的小白花……依依不舍在离开了革命英雄纪念碑……作文

这是我们纪念已故先人的节日，也是我们中国非常传统的节日——清明节!

清明节来历作文范文二前几天刚过了清明节，那你知道清明节的来历吗?

春秋时期，晋公子重耳为逃避迫害而流亡国外，流亡途中，在一处渺无人烟的地方，又累又饿，再也无力站起来。随臣找了半天也找不到一点吃的，正在大家万分焦急的，随臣介子推走到僻静处，从自己的大腿上割下了一块肉，煮了一碗肉汤让公子喝了，重耳渐渐恢复了精神，当重耳发现肉是介子推自己腿割下的时候 ，流下了眼泪。

十九年后，重耳作了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文公。即位后文公重重赏了当初伴随他流亡的功臣，唯独忘了介子推。很多人为介子推鸣不平，劝他面君讨赏，然而介子推最鄙视那些争功讨赏的人。他打好行装，同悄悄的到绵山隐居去了。

晋文公听说后，羞愧莫及，亲自带人去请介子推 ，然而介子推已离家去了绵山。绵山山高路险，树木茂密，找寻两个人谈何容易，有人献计，从三面火烧绵山，逼出介子推。 大火烧遍绵山，却没见介子推的身影，火熄后，人们才发现背着老母亲的介子推已坐在一棵老柳树下死了。晋文公见状，恸哭。装殓时，从树洞里发现一血书，上写道：“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为纪念介子推，这一天就被命名为清明节。

这就是清明节的传说，一个悲惨的传说。

清明节来历作文范文三清明节是我国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是重要的八个节日：上元、清明、立夏、端午、中元、中秋、冬至和除夕之一。一般是在 公历的四月五日,但其节期很长,有十日前八日后及十日前十日后两种说法,这近二十天内均属清明节。

清明节的起源，据传始于古代帝王将相“墓祭”之礼，后来民间亦相仿效，于此日祭祖扫墓，历代沿袭而成为中华民族一种固定的风俗。本来，寒食节与清明节是两个不同的节日，到了唐朝，将祭拜扫墓的日子定为寒食节。冬至后一百零五天谓之寒食，从前这天禁火，冷食，故又称“冷节”、“禁烟节”。民间传说寒食是为了纪念春秋时的介子推被火焚于绵山，晋文公下令禁火。介子推是山西人，所以冷食习俗在山西首先流行。旧时寒食断火，次日宫中有钻木取新火的仪式，民间也多以柳条互相乞取新火。

关于清明的来历篇4

寒食和清明的关系区别冬至后一百零五天谓之寒食，从前这天禁火，冷食，故又称“冷节”、“禁烟节”。民间传说寒食是为了纪念春秋时的介子推被火焚于绵山，晋文公下令禁火。介子推是山西人，所以冷食习俗在山西首先流行。旧时寒食断火，次日宫中有钻木取新火的仪式，民间也多以柳条互相乞取新火。

春分后十五天为清明，是郊游的好日子。清明又是扫坟祭祖的日子，民间又称为“鬼节”、“冥节”，与七月十五、十月一日总称“三冥节”，有城隍出巡的仪式。

寒食、清明本来是两个节日，但山东民间大都把两个节日合而为一。一般叫清明，少数地区叫寒食节，但过节却是在清明这天。垦利地方自清明节前三日算起，称“大寒食”、“二寒食”、“三寒食”，第四日为清明，人们于这四天内扫墓、踏青。鄄城以清明前一日为寒食节，又称清明节为“鬼门关节”。

扫墓是清明的一项主要活动。旧时，泰安的扫墓仪式比较隆重。男主人挑着四个小菜和水饺到祖坟，先将祭品供上，然后焚香烧纸，洒酒祭奠。招远、即墨、临朐、临清等地扫墓时还要给坟墓添新土。据说，这是给祖先修屋，以防夏天雨大漏水，实质上是对祖先的怀念。多数地区是在清明这天扫墓，少数地区(如诸城)在寒食这天扫墓，而龙口、博兴等地则在清明前四天扫墓。现在一般都在清明这天扫墓。

清明节山东各地都插柳条、松枝，据说是纪念介子推。泰安家家户户插柳条，并给狗戴上柳条圈。民谣：“清明不插柳，死了变黄狗。”即墨则习惯戴松枝，寓意要象松柏一样兴旺。临沂、诸城却用柳条、松枝在墙壁等处轻轻抽打，边打边说：“一年一个清明节，杨柳单打青帮蝎，白天不准门前过，夜里不准把人蜇。”

清明踏青在山东极为普遍。临朐、滕州的儿童一早就到村外踏青、放风筝。有的用柳条做成口哨吹，哨声十分动听。有的地方，儿童仰脸大口呼气，据说可以泄内火。大部分地区都有打秋千的习惯，潍坊地区的秋千有三种：一种是直秋千(适合老年人玩)，第二种是转秋千，第三种是翻秋千。即墨比较重视清明节，这天人们一起床就换上节日服装，特别是妇女，个个打扮得漂漂亮亮，到处串门，先看新媳妇坐寒食(新媳妇要象举行婚礼那天一样在炕上坐着)，然后去打秋千。秋千甩得高，意味着生活过得好，所以大家都你争我抢，兴高采烈地打秋千。这一天，妇女玩得十分痛快，因此，当地有“女人的清明男人的年”的说法。

清明节的来历和发展清明节是中国民间传统节日，是中国重要的“时年八节”(上元、清明、立夏、端 午、中元、中秋、冬至、除夕)之一，一般是在公历4月5号前后，节期很长，有10日前8日 后及10日前10日后两种说法，这近20天内均属清明节。清明节原是指春分后十五天，1935 年中华民国政府明定4月5日为国定假日清明节，也叫做民族扫墓节。

要谈清明节，需从一个节日——寒食节说起。

寒食节，又称热食节，禁烟节，冷节，它的日期又距冬至108天，也就是距清明节 不过一天或两天，这个节日的主要节俗是禁火，不许生火煮食，只能食备好的热食，冷食 ，故而得名。

清明节的起源，据传始于古代帝王将相“墓祭”之礼，后来民间亦相仿效，于此 日祭祖扫墓，历代沿袭而成为中华民族一种固定的风俗。

“清明节”的得名还源于中国农历24节气中的清明节气。冬至后第108天就是清明 节气。清明节气共有15天。作为节气的清明，时间在春分之后。这时冬天已去，春意盎然 ，天气清朗，四野明净，大自然处处显示出勃勃生机。用“清明”称这个时期，是再恰当 不过的一个词。

地球公转一周为黄经360度，当地球到达黄经零度时定为春分，而后每运行15度有 一个节气，共有二十四节气。因此，节气在阳历上的日期是固定的，由于闰年的原因，所 以会相差两天。

农历是反映物候变化、指导农时的阴阳历，它还结合了阴历，即以月相29.5天为 周期(一次满月到下一次满月的时间间隔)。因为阴历纪月推算节气所在具体时间需要准确 的天文知识和数学知识，所以，以前的历书所载各个节气发生的时间是要由国家颁布的( 如立春精确到年月日时分秒)，而且，不同的时代推算的规则有所不同，《清史稿·时宪 志》就用很长的篇幅和很多图形公式来说明当时的推算方法。一般所讲农历中节气的设置 规律往往只是确定月首为节气，月中为中气，两个节气间隔是15天是唯一可以供人推算的 依据，节气歌也是一般人掌握节气规律的必学知识。稍微复杂一点的推算是习惯上以上一 年的冬至(一年中太阳最低的时候)过了105天就是寒食，106天就是清明;按阳历计算就简 单多了、可以固定在4月5日或4日(以当年二月平或29日而差异)。从天文角度说，4月5日 或6日视太阳(视太阳就是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到达黄经15度的时候。

在古人的观念里，108是代表完满、吉祥、久远、高深的大数，把清明放在冬至后 第108天，是有很深的含义。清明的得名，不仅缘于万物此时的生长清洁明净，也缘于这 一时期的太阳也是清新的太阳，流转于这一时期天地之间的阳气，也是清新的阳气。

相传大禹治水后，人们就用“清明”之语庆贺水患已除，天下太平。此时春暖花开，万物复苏，天清地明，正是春游踏青的好时节。踏青早在唐代就已 开始，历代承袭成为习惯。踏青除了欣赏大自然的湖光山色、春光美景之外，还开展各种 文娱活动，增添生活情趣。

清明节流行扫墓，其实扫墓乃清明节前一天寒食节的内容，寒食相传起于晋文公 悼念介子推一事。唐玄宗开元二十年诏令天下，“寒食上墓”。因寒食与清明相接，后来 就逐渐传成清明扫墓了。清明时期，清明扫墓更为盛行。古时扫墓，孩子们还常要放风筝 。有的风筝上安有竹笛，经风一吹能发出响声，犹如筝的声音，据说风筝的名字也就是这 么来的。

北宋时期清明节很是普遍，流传下来的张泽端的《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就是北宋 徽宗年间清明时节东京汴梁(开封)汴河两岸的人物景象。

从20xx年开始，中国将清明节认定为法定节假日，放假一天。至20xx年，又改为 三天。一直延续至今。

寒食节习俗1、禁烟冷食：寒食节古代也叫“禁烟节”，家家禁止生火，都吃冷食。但因国人追悯先贤之情执著，从东汉到南北朝屡禁屡兴，唐代皇家认可并参与。

2、拜扫祭祖：寒食节扫墓祭祖

百姓上坟时一家或一族人同到先祖坟地，致祭、添土、挂纸钱，然后将子推燕、蛇盘兔撒于坟顶滚下，用柳枝或疙针穿起，置于房中高处，意沾先祖德泽。

3、寒食饮食：寒食食品包括寒食粥、寒食面、寒食浆、青精饭及饧等;寒食供品有面燕、蛇盘兔、枣饼、细稞、神餤等;饮料有春酒、新茶、清泉甘水等数十种之多。

4、寒食插柳：柳为寒食节象征之物，原为怀念介之推追求政治清明之意。

5、寒食踏青：也叫踏春，盛兴于唐宋。

6、寒食秋千：秋千原为古代寒食节宫廷女子游乐项目。

7、寒食蹴球：盛行于唐

8、寒食咏诗：寒食节时，文人们或思乡念亲，或借景生情，感慨尤多，灵感顿生，诗兴大发，咏者甚多。

关于清明的来历篇5

在中国传统社会，针对女子教育的读物最常见的是“女四书”，即《女诫》、《内训》、《女论语》、《女范捷录》，宣扬“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在我国延续了几千年之久。到了近代，女子教育问题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宋恕、康有为、梁启超、经元善、康同薇等维新派人士曾为之奔走呐喊。20世纪初，中国人自办的女学堂数量从1903年的6所增加到1908年的512所，女学生人数也从1903年40名左右增加到1908年20557名。根据清政府颁布的《女子小学堂章程》、《女子师范学堂章程》规定，女子高等小学堂要求开设“中国历史”，“其要旨在使知中国历代重要事实，兼养成国民之志操。其教课程度，则授历代帝王之盛业，忠良贤哲之事迹，及国民文化之由来，并本国与外国之关系。”女子师范学堂开设“历史”，“其要旨在使知历史上重要之事迹，省悟群治之变迁，文化之由来，及强弱兴亡之故，正邪忠佞之分。其教科程度，授中国古代至本朝之大事及外国历史之大要；并授以教授历史之次序法则。”那么，在1911年前，至少有2万余名女学生接受了历史教育。这些学堂所使用的历史教材大部分与男子学堂差不多。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清季出版了少量以女性为素材的历史教科书，只供女学堂专用。这一现象至今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

在晚清西潮的冲击下，当时女子历史教育深受西学影响。1901年《京话报》连载《泰西妇女近世史》，1903年赵必振翻译《东洋女权萌芽小史》，1904年启发社出版《世界妇女势力范围史略》、文明书局出版《世界女权发达史》等，用女性人物传记的形式，通过彰显西方、日本杰出女性的事迹，返观中国女界之情形，犹如天地之殊，“中国之女子既无高尚之旨趣，又无奇特之思想，既无独立之主义，又无伟大之事业，廉耻道丧，依赖性成，奈何奈何”(《神州女子新史・序论》)。赵必振也说：“晚近公理渐明，女权渐起，风潮所播，始自泰西。近三十年以来，自西徂东，东亚之黑暗世界，所现一线光明。然而数千年民贼之毒说，蒂固根深，如夫为妻纲、夫倡妇随之盲论，非一日所能划除者甚矣。”(《东洋女权萌芽小史・序》)其所译《东洋女权萌芽小史》，编辑明治以来“闺秀之见称于时者”之逸事，以助女权之发达。当时国人编写女子历史教科书一般都从经典和史籍中摘录出各种类型的女性典范，以表彰她们在文学、教育、武功诸方面的杰出成就，失去原来文本的脉络而被重新安置于新文本(教科书)之后，这些女性典范体现的不再是传统的价值观念，而是当下现实社会所需要的女性自强、自立、尚武、爱国等特性，呈现出与新说某种程度的契合。历史成为女子教育的一部分，固然与传统社会一向注重历史教化有关，但也是在西方、日本近代女子教育思想影响下的产物。清末从日本翻译出版了不少女子教育学著作，如永江正直著、单士厘译的《女子教育论》，成濑仁藏著、杨廷栋和周祖译的《女子教育论》，植山荣次的《女子教育学》等，都把历史作为女子教育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女子立身真鉴，实须学历史后，始可得”，“历史于女子身上，有适切关系，此所以在女子学中，为必要之科也。”(单士厘译《女子教育论》)在女子历史教育方面，日本强调的是历史在女子道德教化方面的功能，尤如中国女学章程谓“授修身者，务援引古今名人及嫒淑女嘉言懿行，以示劝戒”。清政府颁布的学制就是以日本为蓝本，故女子历史教育也注重修身。晚清女子历史教科书包括女子修身教科书，多摘录传统杰出女性的“嘉言懿行”编辑而成。不过，在欧风美雨下的晚清社会，时人对“道德”的看法颇具近代意识。女子历史教科书虽然依托传统资源，但多为“旧瓶装新酒”，从旧经典里读出新思想。

清末出版的女子历史教科书数量较少，笔者见知有：(1)1905年文宝书局出版《五千年女界史》，“不独节录正史，且多采之秘籍，从女娲氏起，五千年支那女界之特色，上自后妃，下及奇女，贤恶分晰，既开特色之眼界，更作女学之教本。”(《时报》1905年5月25日广告)(2)1907年乐群书局出版《初等小学女子历史教科书》(3册)，“是书用史谭体例，自上古以迄本朝，凡女子有德行、道义、智慧、文学、艺术者，无不选录，诚女学必需之书也。全书三册，共百二十课，足供小学三年之用。”(《中外日报》1907年2月19日广告)(3)文明书局发行《(女子适用)国史教科书》，出版广告谓：“历史学科，无男女之可分，而吾国四千年之历史中，凡涉及女子事略，可垂为法戒者，不知凡几。是编用历史科寻常之系统，而内容多配置以历史中女子之事实，注重在道德教育，而历史上女子美术之进步，尤所注意。程度合高等小学及中学一二年。用以为女子历史可，用以女子修身书亦可。”(章嵌《中国大历史》书后广告)此外，1904年杨千里的《女子新读本》，1906年咀雪庐主人的《祖国女界伟人传》，1912年徐天啸的《神州女子新史》，也曾作为女子历史教科书使用。

女子历史教科书大多能充分照顾到女子教育的特点。《女子新读本》，杨千里编，文明书局1904年出版，是一部两册的模范妇女故事集，上编十八章讨论中国历史上的妇女。如孟母、班昭、木兰、秦良玉等，“镜古得今，导源达流”，为“我中国新女国民已去之导师”；下编十章讨论近代的西方妇女，如罗兰夫人(Jeanne Marie Roland)、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等，为“我中国新女国民未来之摄影”。《祖国女界伟人传》，“咀雪庐主人”(许定一)编，广智书局1906年出版。是书1册，采集战国迄清朝女子30余人，或长于文学，或工于武功，或知爱民爱种，以列传体叙述，各传后附加评语。人物取材的标准是“其精神活现，而关于国或种者”，那些称之为贞女节妇者，与国家进步发达无甚关系，亦多删之。这与传统儒家观念下的女性典范截然不同。这本小册子跟《女子新读本》一样，“作修身范本，或以为国文，或历史科”，封面题“女子高等小学及中学教科”。《神州女子新史》，徐天啸编，神州图书局1912年出版。这部书虽出版在1912年，但它构思、成稿都在1911年之前，延续了晚清学界重视女子历史教育之余绪。这部书分正编和续编，正编自有史以来迄于明代，续编自清代迄于辛亥革命时期，仍以人物列传为主，每载一人跋以短评，每终一代跋以结论。徐天啸是反清革命者，民族主义和女权主义是此书的指导思想。《神州女子新史》在清末民初史学界有一定的影响，“晚近世女学渐兴，间有一二著述家编纂女史，以为学校教本，取以比较天啸所著，便都作陈腐气”，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妇女通史。

清末出版的女子历史教科书数量不是很多，不少与修身教科书相混合，但专门以女性历史编写成教科书，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那些有如此远见的编者当可视为“神州史界之革命家”。历史教科书是经过筛选的“历史”，在清末如此众多的历史教科书里面，绝大多数是以男性为中心的政治史格局，晚清学人意识到女性应该跟男性一样被书写进历史，这恐怕只是少数人的先知先觉。当时之所以出现以女性为中心的历史教科书，似乎不是要挑战男性历史教科书，而是出于女子学堂教学的需要，编写更适合于女子学习的教材而已。更何况，也不是所有女学堂都采用女子历史教科书，大部分女学堂仍然沿用一般的历史课本。女子历史教科书作为一种新事物，存在时间很短暂，民国成立以后，由于男女同校的缘故，女子历史教科书已悄然消失。可见，以男性作为历史叙述中心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古今中外概莫例外。然而，出现专门以女性为题材的历史教科书，在中国妇女史、史学史上却占有特殊的地位，至今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关于清明的来历篇6

1995年，美国学者何伟亚（James Hevia）出版了《怀柔远人》一书。1997年，该书获得了美国亚洲学列文森最佳著作奖。该奖的颁发却意外地引发了一场“世纪末之争”。海内外学术界结合该书主题，围绕后现代的研究取向和后现代主义方法的运用等核心问题展开争论，因为其关乎史学之大义与旨趣，讨论可谓激烈。

我们还是先从《怀柔远人》一书的主题谈起。1793年9月14日，乾隆在热河行宫接见了马嘎尔尼使团，但在接见前却发生了一场引人注目、众说纷纭的礼仪之争。这一至少在清朝当事人看来并非是特别重要的偶然事件，后来却引发西方史学家的密切关注，并与其后中英鸦片战争及众多不平等条约相联系，导致各种历史诠释的出现，该事件被赋予了超越其本身价值的历史意义。

关于马嘎尔尼使华事件解释的传统主流观点，即以美国费正清为主提出的“冲击-反应”模式：认为该事件是一个为商业贸易驱动的英帝国的扩张，与一个傲慢的相遇并因文化误解而发生的冲突，其实质是优越的西方文明和落后的东方文明之间的撞击。

需要说明的是，费正清的观点可以追溯至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解释”理论。帕森斯把中国描绘成是一个重视符号象征和礼仪的社会，其中上层知识精英导演整个社会的礼仪。他认为传统中国社会过分注重血缘宗族关系妨碍了社会制度包括法律和司法程序的理性化，中国社会的经济也不能从文化和政治中分离出来，并获得独立发展的机会。沿着文化传统阻碍经济现代化在中国进展的思路，费正清把朝贡制度看成是中国文化体制的最具象征意义的制度。从朝贡制度研究中，费正清认为由于中国长期处于隔离状态滋生了华夏中心主义，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外交，也不能应付西方列强的挑战。①

何伟亚要修正的就是这种历史解释理论。何伟亚明确指出：“在本书中，我努力要做到的就是对上述观点提出异议，尤其是反对他们把中国文化与清帝国，‘西方’与英帝国主义混为一谈。事实上，我试图把乾隆朝廷与英国人的会面重建为两个扩张性帝国的会面，各方均有自己的关注所在，各方均有自己的安全要求。”②可见，何伟亚把马嘎尔尼使华事件看做是两个扩张性帝国的冲突，而非文明的冲突，书中分别从中英两条叙述线索出发对事件发生的全过程进行考察分析。何伟亚认为清朝和英国都是专制主义的帝国，都各自竭力排斥对自身权力的各种威胁。对觐见前后英使团的真实目的评判一直是清政府的重要任务，随着英国使团的真实意图逐渐表露，清朝政府认为在英国人的强大外力之后缺乏道德基础。同时，英国使团的唐突行为和不当细节让清朝政府加深了相互猜忌。在书中，多处涉及英国使团的炫耀和清朝政府的顾虑之间的对比描述，清朝宫廷官员在礼仪程序组织上的不当才是导致英国使团失败的原因。在何伟亚看来，费正清等学者都陷入了赛义德所称的“东方主义”的理论框架，这种理论把西方文化和价值拔高为代表人类发展的最先进阶段，即现代性。该理论体现的是一种殖民主义的价值观，何伟亚主张当代历史编纂必须从这种“现代性”的话语桎梏下解放出来。

面对后现代主义史学的挑战，我们不会真正认同其基本观点和主张，但要学会理性地审视其“颠覆”的问题，分析其“解构”的理由，反思现代史学自身存在的问题，扩展历史学的新途径和新方法，提升历史学自我的“容错能力”。

其实，后现代主义在历史认识论方面，看似破坏性，毋宁说是建设性的。明显的例子是，在经过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之后，已经没有多少历史学家对历史客观性概念坚定不移了。就《怀柔远人》一书而言，本文最关注的不是其提出的观点和结论，而是其研究的过程与方法，尤其有关历史认识论方面的相关见解，值得参考。以下略谈两点：

1.关于史料与历史、历史解释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书中，何伟亚经常采用后现代主义方法重新解释相关史料，消解传统的历史与史料的联系。比如，何伟亚在书中对“乾隆致英王的信函”相关内容的重新解释：

……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齐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③

――《清高宗实录》卷1435

这则史料经常被引用，作为清朝闭关锁国、自给自足的明证，何伟亚却对其做了不同的评价。何亚伟认为，在此乾隆并不是谈的英国贸易，谈的是官员们对英国礼物的评价，可能与朝廷眼中的马嘎尔尼对礼物所抱的态度有关。遭到朝廷拒绝的，不是对英贸易，不是英国制成品，不是手中的礼物，而是马嘎尔尼有关礼物的自视狂妄的骄矜态度。

何伟亚的上述评论对错与否暂且不谈，从中可以看到，后现代主义史学特别强调尽可能将历史现象放到当时的时空语境中进行考察，以实现与古人的“心通意会”（empathy）。在书中，费正清的“朝贡体系”模式仅从西方对东方的想象出发，而忽视了事件发生的时空语境。何伟亚强调：“我们必须跨越的不是什么时间和空间上的鸿沟，而是相像出来的距离。生于一国并说那国的语言并不意味着对当地之过去有着先天的接近能力。他还必须转译和阐释。这两者都需要心通意会和想象力。”①

关于清明的来历篇7

这一时空框架就是朱自清先生人生历程的神奇透镜。其中涉及的相关信息莫不通通都是些“背影”。“现在”、“北来”、“那年”乃至于作者自己的出生之年究竟分别时值什么时候？这是些“背影”；“已二十岁”、“近几年来”连同“二年余了”其起点终点各自究竟是怎么样的？这其实仍然也属于“背影”。在这里我们所能明白的，无非就是这么一些基本信息：①从作者出生到“那年”之间，时间间隔为20年（即《背影》之所谓“已二十岁”）；②从受聘清华的“北来”到撰写《背影》的“现在”之间，时间间隔为2年有“余”；③而从经历往事的“那年”到撰写《背影》的“现在”之间，时空跨度则为极富弹性、极使人感到朦胧迷离捉摸不透的“近几年来”。在这样的局面中，如果仅仅凭着这么个“哑谜”一般的东西，人们当然弄不明白“现在”、“北来”、“那年”以及作者的出生，各自究竟时值何时。但是由于作者宣称《背影》一文“只是写实”，所以在这里，这个时空框架不能不作为检验问题的相关“说法”虚实、真伪、是非、优劣的“试金石”。固然，对于撰写《背影》的“现在”和作者出生的时间，人们早已达成了共识，认为“现在”时值1925年8月，而作者出生的时间是在1898年（皆可参阅为数不少的专家著述、大中教材乃至于权威辞书）。但是明摆着的道理则是，由于《背影》“只是写实”，并且这一时空框架不能不为其所“写”之“实”的灵魂与生命之所在，故而无论共识、见解、说法显得怎样权威，都不能不自觉接受它的严格检验。并且在接受检验的过程中，能够经受检验的才有可能是属“实”的和可信的，不能经受检验的就很可能是不“实”的和可疑的。笔者之所以说《背影》是朱自清先生人生历程的神奇透镜，真实奥妙乃在于此。

既然如此，那么，由此透视出来的朱自清先生人生历程，其真实面貌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呢？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相关时点的准确定位问题。在这里，其它时点的定位情况究竟如何，我们似乎说不大清楚。但是对于其中的“北来”，即对于朱自清先生受聘清华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的时间，我们却没有理由说不大清楚。因为从为数不少的文史资料所作的记载，我们都能够非常清楚明白地看到，朱自清先生在1920年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之后，到受聘清华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为止，一直都在作为他第二故乡的扬州及其附近地区的一些学校里教书。而其受聘清华成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时间则是在1925年8月。这是许多文献史料都曾有过明确记载的根本历史事实之一。这样一来，我们就不难由衷发现，《背影》一文的问世时间，未必就是在1925年10月。因为从1925年8月到1925年10月，时间间隔并不就是像朱自清先生在“只是写实”的《背影》中所说的那样为“二年余了”。

其实《背影》一文的问世，时间理当不应该是在1925年10月，而是应该在1927年10月。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显得合情合理毋庸置辩。至于笔者的持论依据，则自然就是季镇淮先生之所著《朱自清先生年谱》，特别是其中的如下这么个史实记载：

1927年先生三十岁，十月十一日，《唱新诗等等》一文写成，同月，写散文《背影》。

应当说，这则记载偏偏就是被人们不慎之下盲目忽略的一则史实记载！并且，这则史实记载对对我们了解、认识和研究朱自清先生人生历程的真实情况，价值和意义实在是太大太大了，性能与功效也实在是太神奇太神奇了。它除了可以作为《背影》写于1927年10月的直接证据之外，至少还可以作为朱自清先生生于1897年、《背影》往事发生于1917年冬天、《背影》之所谓“近几年来”其实就是“近10年来”的基本证据之一。这便是：

作者出生：1927年―30岁==1897年；

经历往事：1897年+20岁==1917年；

近几年来：30岁―20岁==10年（或者1927年10月―1917年冬天=10年）。

正因为如此，所以经《背影》透视出来的朱自清先生人生历程，真实情况原本理当是这么样的――

关于清明的来历篇8

一、努尔哈赤是率先亡明的第一人

明朝亡国，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过程。约自明“世宗而后，纲纪日以陵夷”[1]，经穆宗，“柄臣相轧，门户渐开，而帝未能振肃乾纲，矫除积习”[2]，至“神宗末年，废坏极矣，虽有刚明英武之君已难复振。”[3]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4]神宗在位48年，是明16帝中在位最久的一个皇帝。所谓神宗亡国，又从何时开始？“论者”并未进一步确指，但也不是始于末年，因为其末年时，亡国之象已备，成“不可复振”之势，故其亡之始，必推之前朝。考之史实，明万历十年（1582年），首辅张居正去世，神宗亲政，一反张居正所行新法，前朝弊端复萌，政局急转直下。这个贪财好利，集腐败于一身的酒色之徒，沉醉于花天酒地之中，根本不理朝政。他的种种恶行，尽载于史册[5]，已为人们所知，自不待赘述。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刑部右侍郎吕坤痛陈“天下安危”，他说：“自万历十年以来，无岁不灾，催科如故。臣久为外吏，见陛下赤子冻骨不兼衣，饥肠不再食，垣舍弗蔽，苫藁未完，流移日众，弃地猥多，留者输出者之粮，生者承死者之役，君门万里，孰能仰诉！”他诉说最近几年以来，“寿宫之费几百万，织造之费几百万，宁夏之变几百万，黄河之溃几百万，今大工采本费又各几百万矣。”由此可知“今国家之财耗竭”。他大声疾呼：“今天下之势，乱象已形而乱势未动；天下之人乱心已萌，而乱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播乱机，使之动；助乱人，使之倡也。”[6]

吕坤的这番话，是对万历十年以来，至二十五年之间计15年形势恶化的极为生动的写照。

努尔哈赤起兵，恰好是在吕坤指出明朝形势开始变坏的第二年即万历十一年（1583年）。尽管当时尚未引起明朝方面的注意，实际上已开始了明清兴亡的历史进程。这就是说，明亡始自万历十年以后，而清之肇兴，明确的时间，亦在万历十一年。清与明，一兴一亡，同步进行。

努尔哈赤以起兵复仇为契机，迅速演变为对建州女真的统一。从整个明清兴亡的历史过程来看，努尔哈赤起兵伊始，就是他叛明反明的开始，换言之，没有起兵这一事件，就不可能有后来同明朝的彻底决裂。当然，直到建国前，努尔哈赤并没有公开反明，相反，他还同明朝保持着朝贡的隶属关系。但是，随着他先统一建州，次及海西，逐步扩张其势力，扩大其统一，却已引起明朝的有识之士的警觉，连连同朝廷发出警报。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礼部侍郎杨道宾上《海建二酋逾期违贡疏》，指出：“努儿哈赤与弟速儿哈赤，皆多智习兵，信赏必罚，兼并族类，妄自尊大……此其志不小而忧方大耳。臣阅金辽二史，辽人尝言：女直（真）兵若满万则不可敌。……今奴酋精兵业已三万有奇，况其老弱，更多有之。”他在另一疏中再次提醒朝廷：努尔哈赤“蹂躏属国，勾连野人，迁徙诸朝，逆已形矣，恶已著矣，而督镇诸臣犹然以为未形未著，岂以为必抗旌犯顺，鸣钟向洛，乃称显逆显恶哉！”努尔哈赤与其他部落都不同，他的目的是“意在自外”，脱离明朝，建立独立的政权[7]。

明朝对东北女真人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早在明成祖时，已将女真分为三大部（建州、海西、野人），析卫所地站为262个，“而使其各自雄长，不相归一者，正谓中国之于夷狄，必离其党而分之，护其群而存之，未有纵其蚕食，任其渔猎，以善其成而付之无可奈何者也。”是时，部份边臣和朝臣主张：“夷狄自相攻击，见谓中国之利，可收渔人之功。”但这种主张不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而且也很危险。因为“国家本藉女直以制北虏，而今已与北虏交通；本设海西以抗建州，而今已被建州吞并”[8]，如任其兼并，实力“坐大”，将来势必“徐图内犯”，将把明朝置于十分危险的境地[9]。

显然，努尔哈赤横刀跃马，在明朝边防重镇辽东东征西讨，从根本上破坏了明朝治理女真的政治格局，打乱了明朝对女真人的统治秩序，实际上已经开始反明。这一点，已为上述有识之士所看破，未来的事变，完全证实了他们的预见，可谓不幸而言中！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是明清兴亡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年代，这就是努尔哈赤正式宣布建金国称汗，已把“意在自外”变为现实。后金政权的建立，标志着清朝的勃兴，女真人开始再次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并一变而为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洲，跻身于中华民族之林。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也给明朝敲响了丧钟。两年后，即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著名的“七大恨”，向明朝宣战，首战抚顺、清河，拉开了明清（后金）长期战争的序幕。自此，女真（满洲）同明朝200多年的政治隶属关系彻底终结，以一支独立的政治军事力量，终于走上了同明朝争夺统治权的漫长而艰难的道路。

努尔哈赤叛明，或称为反明，其义为一。问题的实质，就在于努尔哈赤建国称汗，进而向明朝宣战，是否具有正义的性质，回答是肯定的。首先，应当承认女真人由分散走向统一，是女真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约从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海西女真出现分合不定之势，先后有祝孔革、速黑忒、王忠、王台等著名的首领崛起，攻伐不已，其势互为消长。当王台势最盛时，曾被明朝“犁庭扫穴”的建州部女真，在沉寂了数十年后，再次复兴，涌现出王杲、王兀堂等强有力的人物，各控制一方，自行其是，所谓“海、建诸部日强，皆建国称汗。”[10]就是对当时形势的概括。努尔哈赤登上政治舞台时，正值群雄并起，各部展开弱肉强食的战争，都力图消灭别的部落，扩大自己的势力。《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生动地描绘了女真各部斗争的景象：“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且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11]争夺土地、财产和人口，乃至建立个人的统治权，恰是女真社会大变动的生动反映。在努尔哈赤之前，约60余年中，那些女真的英雄们都曾各领，称雄一方，却都没有达到统一女真的政治目标，昙花一现，如匆匆过客，先后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唯努尔哈赤继其后，大展雄才，实现了先辈们的夙愿，重新把女真各部统一成为一个民族的整体。可见，女真由分散走向统一，是女真社会发展的必然，尽管明朝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却无法阻止历史的前进。这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女真的统一是历史的进步，应给予肯定。

其次，我们还应当承认，明朝对女真人实行民族压迫的政策，阻碍了女真社会的发展，必然激起他们的反抗。凡亲明的，明朝都给予扶持，反之，必欲消灭而后已；同时，又利用亲明的一方去镇压反明的一方，因而加剧了女真内部的斗争。如建州部王杲、阿台父子属反明派，哈达部王台是亲明派，则被利用来镇压王杲父子；海西部清佳?、杨吉?反明，也遭到打击。努尔哈赤的父、祖原属亲明派，却被明军杀害，虽属“误杀”，其实做了明朝“分而治之”政策的牺牲品。努尔哈赤的“七大恨”，实际是对明朝“分而治之”的民族压迫和统治的有力控诉。当然，在努尔哈赤之前，女真人尤其是在反明派的首领指挥下，曾屡次入边，袭扰汉人，造成了程度不同的财产与生命的损失。但明朝做为最高统治者，不能不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行政策的本质是民族压迫的。因此，努尔哈赤的历经30余年统一大部女真后，建国反明，不能认为是“犯上作乱”，因为他顺应了女真社会发展的需要，也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起到了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我们常说，农民阶级反抗封建统治，是天然合理的，总是给予高度的评价。同样，努尔哈赤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领袖，率领女真人反抗明朝的民族压迫，也是合理的。

我们在评价努尔哈赤时，往往忽视他对明朝腐朽统治所起的巨大作用，往往把这一巨大作用单纯归结为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事实上，努尔哈赤起兵复仇时，李自成尚未出生；而当其建后金时，李自成仅是个10岁的孩童。即使二年后努尔哈赤发动对明战争，李自成也不过12岁。迟至明崇祯三年（后金天聪四年，1630年），李自成在陕西米脂县参加起义[12]，努尔哈赤已去世四年。所以，从亡明的时间上，李自成不占有首要地位，而努尔哈赤实为反明、亡明的第一人。

二、夺取辽东即是亡明的开始

明代辽东地区，其辖境东至鸭绿江畔，西抵山海关；北达开原，南止于旅顺，疆域广阔，相当于现今辽宁省境。辽东地处东北，为沟通东北与华北的咽喉，其南部隔海与山东相望，东南则与朝鲜仅一江之限，而与日本一衣带水，近在咫尺。尤其是东北、北部及东部，周边布满了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是他们活动的广阔的历史舞台。辽东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她在有明一代居于战略地位。刚刚建都南京的朱元璋，就以战略家的眼光，发现了辽东对明朝的一统江山极端重要。如洪武九年（1376年），他曾明确地指出：“沧海之东，辽为首疆，中夏既宁，斯必成守。”[13]明在辽东不设州县，专设卫所以守。自洪武四年（1371年）首设辽东卫于盖州得利赢城（今辽宁复县东北得利寺山城），延至宣德初年，历57年，遂形成以辽阳为中心的25卫的建置体系。这一建置，实则是军事防御体系，特别是洪武十四年(1381)建山海关，设山海卫“限隔内外”，将辽东置于严密的军事统治之下。明朝为何在辽东实行与内地完全不同的军事体制？后人看得很明白，如嘉靖时辽东巡抚王之诰曾说：辽东“边鄙瓯脱之俗，华夷杂糅之民，迹近胡俗，易动难安，非可以内地之治治之也。”[14]凡到过辽东，或在此地任过职的将吏，无不认识到“辽东乃东北之雄藩，实国家之重镇。”[15]但又以“辽防为难者，北于属夷，东于高丽，而又渡海归内地，故不设州县，编民一以卫所制之者……恃其卫所以束伍耳。”[16]自永乐迁离南京，定都北京，距辽东不过千七百里（此为明人所修《大明一统志》所载，按今道里计之，实为千五百里左右），中间仅以雄关山海关拱卫北京，故辽东之安危直接关系北京存亡。辽东对明朝之重要，如同她的一只臂膀，以处北京左侧，向以“左臂”称辽东，故又称“辽左”。

明称为辽东的这一广大地区，自古就是“英雄百战之地”，关系天下安危。朝鲜人对此作过如下的精辟评论：

天下安危常系辽野。辽野安，则海内风尘不动；辽野一扰，则天下金鼓互鸣。何也？诚以平远旷野一望千里，守之则难为力，弃之则胡虏长驱，曾无门庭之限，虽殚天下之力守之，然后天下可安也[17]。

这一评论，无疑是对历史经验的精确总结。他所说“天下安危常系辽野”，又为明朝的历史所验证。如所周知，元朝自被逐出北京，其余众及其后裔散布长城以北，明人概称为“北虏”。终明之世，“北虏”一直是她的一大劲敌，双方时战时和，迄无定局。至明末，蒙古大部主要居于长城以北，瀚海以南的漠南蒙古归服后金，成为后金的一支生力军。明朝的另一劲敌，就是女真，明人称之为“东夷”。明朝统治者以金（女真）元（蒙古）世仇，长期采取“以东夷制北虏”之策，欲利用女真人以对付蒙古。辽东处于女真人与蒙古人包围之中，在军事上首当其冲，遂成为必争之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明中叶以后，女真人渐次复兴，给辽东造成了巨大威胁。这样，到了后期，明朝便承受着既来自蒙古又来自女真的两个方面的军事压力。于是，明朝不惜一切代价，向辽东地区倾注亿万金钱，修边墙，筑城堡，兴建数以千计的墩台，派驻重兵防守：“自山海关至开（原）、铁（岭），每三十里即筑城，势若连珠……皆列兵戍守。”还在山顶上每五里或十里筑墩台，俗谓：“十里一墩，五里一台”[18]，置烽燧以报警。清初，一个叫王一元的，目睹明朝的这些遗迹，不胜感叹地说：“明季防边既周且备，不知费去几万万金钱！”[19]

明朝以二百余年的漫长岁月，不停地加强辽东的军事防御，已把辽东建设成为一大军事重镇。除此，明朝还在沿长城内侧，分别构筑了蓟州、宣府、大同、榆林、固原、太原、宁夏、甘肃等8处重点军事防御，合辽东为九镇，而辽东居九镇之首。这表明，辽东的军事战略地位在明朝统治者心目中是何等重要！换言之，他们把明朝的安危系于辽东。

我的老师、已故著名的明清史专家孙文良教授早在1962年就著文《明代的辽东和明末的辽事问题》，首次论证明末辽事与明亡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明末的辽事问题反映了一朝一代的兴亡，明清统治的交替并非偶然。”至1990年，他又续作《明朝兴亡所系辽东之得失》[20]，结论尤为精辟：“明亡始于辽亡，辽亡影响明亡。”论证之精确，已成不易之论！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亡辽者恰恰就是努尔哈赤开其端，亦即明亡的开始。事实证明，亡辽的过程就是明亡的过程，而全辽皆失之日，明朝最后灭亡随之到来。我们从下列明清（后金）战争进程便可得到验证：

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与明首战抚顺、清河，虏人畜30万，消灭明军万余。

天命四年，双方激战于萨尔浒，为明清战史上第一次战略决战，明军近10万被击溃，死伤大半；继之，正式向辽东进军，攻取明开原、铁岭两城，歼灭明军近万。

天命六年（1621年），发动辽沈大战，先克重镇沈阳，破敌七万，再夺明在东北的政治与军事中心——辽阳，破明军近20万，辽河以东70余城传檄而定。明失辽阳，标志着明在东北的统治宣告瓦解，同时，也意味着明行将灭亡。

天命七年（明天启二年）初，向辽河西岸的重镇广宁（辽宁北镇）发起大规模进攻，血战西平堡，歼明军近万人，在沙岭（北镇南）再歼明援军3万，不战而得广宁，克义州（辽宁义县），歼明军数千。废弃广宁而不守，全师退回辽东。

天命十一年（1626年）初，再次进军辽西，攻击辽西另一重镇宁远（辽宁兴城），遭到对明战争以来第一次重创，无功而返。同年八月，努尔哈赤病逝。至此，他已夺得全辽之半[21]。

自抚顺、清河首战以来，后金与明交战，远远不只上述所举重大战役，随着战争的不断进行，为后金的发展开拓了胜利之路。同时，努尔哈赤联络蒙古科尔沁部，结为同盟，共同对明；向黑龙江中下游发展，吸收当地少数民族加入八旗，后金势力迅速增长。努尔哈赤占据辽河以东的广大地区，对不久的将来明亡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之一，就是一再迁都，先迁辽阳，至天命十年，再迁“四通八达之处”的沈阳[22]，做为稳固的根据地，成了清入关前与明朝京师对峙的都城，在政治、军事、文化各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努尔哈赤占据辽东，已将明朝推向衰亡之路。他主要通过战争的手段，使明朝为辽东付出了重大代价，实力遭到严重削弱。

皇太极继承其父的遗志，全面发展其父的未竟事业。他从辽东出发，分别于天聪元年（1627年）、崇德元年（1636年）两度出兵朝鲜，彻底征服李氏王朝，确立了君臣之盟，从而翦除了明朝的羽翼，为己所用，使明受到孤立。他继续向北用兵，将黑龙江及乌苏里江流域诸民族置于他的统治之下；他剿抚并用，使广大的漠南蒙古脱离明朝，加入了清（后金）政权；至其晚年，又有班禅遣使赴沈阳，建立了政治上的隶属关系。皇太极以辽东为根据地，对明朝成功地实行了政治与军事的大包围。

皇太极始终保持着对明朝的强大的军事与政治的压力，挺进辽河以西的地区。我们从以下战事记录中可知全辽的丧失，加速了明朝的灭亡过程：

天聪元年（1627年），首战宁远与锦州，受阻于坚城之下，遭炮火攻击，被迫退兵。

天聪六年（1632年），围大凌河城（辽宁锦县）。皇太极称：明“精兵尽在此城，他处无有”[23]，攻下此城，便消灭了明的有生力量。围城三月余，迫使明将祖大寿出降，全城军民所剩1万余人皆归后金所有，祖大寿以下，百余名将官尽数归降（祖大寿降后又脱逃）。

天聪七年，攻取旅顺，明将黄龙自杀，其所属近万人非死即降。明在辽东半岛的最后一个据点丧失，其统治势力，完全被逐出辽东半岛。

崇德二年（1637年），袭取皮岛，明将沈志祥投降。明在辽东的海上防线也最后崩溃。

崇德五年（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进围锦州，明兵精锐数万被围于城内。

崇德六年，松山决战。明调集“九边”精锐之旅共13万，力救锦州，企图防护山海关，保障京师安全。仅数日，明全军覆没，主帅洪承畴被俘投降。锦州、松山、杏山、塔山四城随之而破。这是继萨尔浒决战以来的又一次更大规模的决战。仅此役使明“九塞之精锐，中国之精刍，尽付一掷，竟莫能续御，而庙社以墟矣。”[24]足见这次决战对明清兴亡影响之大。此役后，明在全辽仅剩下中前所、中后所、宁远、前屯卫四座城镇（均在今辽宁省兴城与绥中县境）了[25]。一代大明江山处于岌岌可危之中。

崇德八年（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皇太极病逝。这时，距明亡还不到一年。新即位的顺治帝，在他的两位叔父多尔衮与济尔哈朗的辅佐下，乘松山大战之胜，于皇太极病逝一个月后，便向中后、中前、前屯卫发动攻击，在不到10天内，连克三城，歼灭与收降明军1.5万余人[26]。

此时，明在辽东，只剩下吴三桂独守的宁远一座孤城了。

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清兴亡的最后时刻终于来临。耐人寻味的是，明亡之时，恰恰是明失全辽之日。这年三月初，农民起义军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北京逼进之际，明崇祯帝始下决心，征调吴三桂率部进京勤王，宁远城无条件放弃，实际是白白送给了清朝。吴三桂率军民进入山海关，继续向北京进发，至三月二十日抵丰润，李自成已于前一日即十九日进入北京，明朝276年的统治至此终结。

在清入关前的28年间，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同明朝集中争夺辽东，逐城逐地争夺，战事之酷烈，交战之频繁，影响之深远，为明开国以来所仅见！其他诸如东征朝鲜、北征黑龙江、西征蒙古，都是围绕争夺辽东这个焦点进行的。从以上所列军事斗争的历程，我们看到，辽东实系明朝的命脉，其衰而亡，是同明逐渐丧失辽东同步发展的。全辽丧失，明朝亦亡，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早在明亡100余年前，嘉靖时已有人预言：辽东，“中国得之，则足以制胡；胡得之，亦足以抗中国。故其离合实关乎中国之盛衰焉。”[27]万历中期，又有人说：“京师去辽才七百里（指北京至山海关），辽亡则京师未得安枕卧也。”[28]辽亡，何只“关乎盛衰”、“安枕卧”，而是关系存亡的一大关键！但他们已把话说到这种程度，确属相当难能可贵。历史已为他们的预言做了明确的回答。所以，明亡并非始亡于李自成农民军，从根本上说，始亡于辽。我师所说：“明亡始于辽亡，辽亡影响明亡。”实在是卓异之见，精辟的理论概括。

三、“辽事”动摇了明朝统治根基

明朝亡于神宗，而神宗之亡明，又始于辽东之丧失。神宗的腐朽统治，已使整个社会危机四伏，作为边防重镇的辽东地区，其形势急剧恶化，为努尔哈赤所乘，遂引发天下大乱，导致明朝迅速走向败亡。

神宗暴虐，倒行逆施，不顾国家安危，其中，为祸最烈莫过于重用大批宦官，充当矿税使，分赴全国各地，大肆掠夺民财。他们打着皇帝钦差的旗号，如狼似虎，无恶不作，引起民变、兵变、商变，天下骚动。矿税使的种种暴行，详载《明史》诸书，为治史者所熟知，不须赘引。

辽东是受害严重的地区之一。宦官高淮被派到这里，为害10年，民谣称：“辽人无脑，皆淮剜之；辽人无髓，皆淮吸之。”[29]寥寥数语，已把高淮作恶刻划得淋漓尽致。其次便是辽东总兵李成梁，与高淮勾结，狼狈为奸；再是巡抚赵楫，也助纣为虐，为害地方。时人把他们三人称为辽东“三患”，换言之，实为“三害”。主要还是高、李二人，搞乱辽东，人心思逃，“生于辽，不如走于胡”，就是对当时人心趋向的真实写照[30]。在高淮、李成梁先后被赶跑或罢官后，辽东受害已深，形势进一步恶化。朝廷选将不得其人，兵备废驰，民穷财尽，国家财源枯竭。辽东陷入混乱之中。

努尔哈赤就是利用明朝衰弱，辽东混乱的局势，乘机起兵，东征西讨，明朝麻木不仁，任凭其兼并，终于完成了对女真诸部的统一，建国称汗，迅即掉转进攻的矛头，直指明朝统治者。“辽事”问题，由此而起。

所谓“辽事”，主要是指努尔哈赤对辽东的争夺。自辽东传来警报，就把明朝拖上死亡之路，并且随着战争频繁进行，规模不断扩大，争夺日趋激烈，从根本上动摇了明朝统治的根基，明朝这座立国已达200多年的大厦将倾，风雨飘摇。

自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在长达近30年里，清（后金）越战越强，不断发展壮大，而明朝却被打得精疲力尽，财源柘竭，经济危机加深。远的不说，从神宗后期，经熹宗朝，至崇祯，为防护辽东，阻止后金的进攻，倾注了全国人力、物力与财力于一隅之地，筑城堡，修工事，运粮饷，备器械，派重兵，已将国家的财政储备消耗殆尽。投放到这东战场上的粮饷和武器装备，或成为清（后金）的战利品，或在战争中被销毁。明朝为支付巨额军费开支，屡次向全国额外加派税额，名曰“辽饷”，合“剿饷”与“练饷”为“三饷”，已成为明末一大虐政，农民不堪重负，农业生产急剧下降，加速了社会经济的总崩溃。清（后金）对明朝的打击和破坏，并不限于并外辽东地区，皇太极在位时，先后五次派大军突袭长城，进入中原，举凡京畿、河北、山西、陕西、山东等腹地遍受蹂躏，所谓“旌旗所指，无不如意”[31]。计五次所掠，人口达百余万，牲畜无数，掠黄金、白银更以千万两计，致使京师以南地区“民亡十之九”，行程千里，“一望荆榛”[32]。清军不以占城夺地为目的，专事破坏和掠夺，消耗明朝的经济实力和有生力量。皇太极把他的这一做法，形象地比喻为“伐大树”，他说：“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仆……”[33]他从辽东的攻战，到屡次进关袭击，都是在贯彻他的战略思想，直至把明朝这课大树砍倒为止。

清（后金）把明朝拖入“辽事”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因为经济状况的恶化，激化了社会阶级矛盾，险象环生，零星的小规模的反抗活动，正在酝酿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不仅如此，“辽事”问题也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政争日趋激烈，各立门户，党同伐异，统治集团内部一派混乱。

围绕“辽事”问题，明朝廷臣议战守，迄无定策，由意见分歧，进而发展成宗派与门户之争，致使将相不和，文武对立，言官拨弄是非，朝政黑暗，正直大臣遭到陷害、排挤，乃至死于非命，招致战场上一败涂地。如，杨镐奉命首次伐后金，廷臣主要是言官们以“师老财匮”，累累发红旗催战。杨稿分兵四路冒进，在萨尔浒决战中被彻底击败，朝廷以“失陷封疆”罪，将他处死；王化贞与熊廷弼，以战守意见不一，意气用事，自行其是，致有广宁之逃，熊王二人被逮，先后被处死；大学士孙承宗自请督师关外，辽西的军事与政治形势得以改观，但因为不阿权贵，终被排挤出朝廷，只得告老还乡，让阉党分子高第担当孙承宗的职务；敢言战守的袁崇焕两度挫败后金的进攻，给明朝带来了希望，皇太极施离间计，明廷臣与崇祯不辨真伪，将他残酷处死。《明史》评论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徵决矣。”[34]在袁崇焕经略辽东时，擅自处死总兵毛文龙，明在海上防线渐致瓦解，自毁海上长城。至洪承畴率13万精兵援锦，本待徐图渐进，行以守为战的“持久之策”[35]，却被兵部职方司张若麒与兵部尚书陈新甲所逼，改为速战速决而惨败，洪本人被俘，精兵猛将及大批物资毁于一旦。兵部尚书陈新甲也因?a露与清和谈的机密而被杀。凡此种种，都是政治黑暗带来的恶果，内耗损失了自身实力，在强大的清朝面前只有被动挨打。尤其是宦官柄政、监军，利用“辽事”战守问题，对不合己意的文臣武将大肆排遣，无端陷害，如熹宗朝的魏忠贤与客氏相结，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崇祯初一度消除宦官干政，不久他又重蹈覆辙，利用宦官监军。这些本属皇帝的奴仆，不过是供酒扫庭院的无知之人，竟高居于将领之上，监督战守，瞎指挥，岂能不败！在明朝处于危亡瞬间之际，廷臣议宁远是否该放弃，吴三桂所率辽兵劲旅应否进京勤王，除了吴麟征力主撤宁远，调吴三桂进京以卫京师，廷臣们互相推委，却唱出祖宗土地不能随意放弃的高调，绝口不谈撤兵进京勤王，唯恐招惹祸端。最后一次挽救灭亡的机会失去了，当崇祯醒悟过来时，为时已晚，明朝终于难逃亡国的命运。

一系列事实无可争辩地证明：在明末农民起义很久之前，清（后金）依靠自己的实力和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同明朝展开了军事的与政治的斗争，使明朝财力、物力和人力耗尽，变得虚弱，不堪一击。

明末农民大起义，是在明朝已被清（后金）部分肢解，统治摇摇欲坠的情况下爆发的。而后来成为农民领袖的李自成迟至明崇祯三年（后金天聪四年，1630年）才投入不沾泥的起义队伍，失败后，再度崛起，逐渐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与此同时，张献忠也独树一帜，同明军作战。还有其他多股农民军，独自展开反明活动。但是，他们早期的活动范围，大体还局限在陕西地区，有时也突入到山西、河南、湖北等地区，以流动作战而著称。总的说来，对明朝还构不成严重威胁。事实上，这些起义军特别是李自成几度遭到明军的致使打击，总是死里逃生。但关外的清军却逐渐取得对明军的战略优势。至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李自成才获得大转机，迅猛发展起来。恰好同年八月，发生了明清战史上的又一次决战——松锦决战，自此次决战后，明朝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应当指出，松锦决战对李自成的命运关系极大。在此役之前，明朝是分内外两线作战，内线是对李自成，外线是对清军，东西兼顾，当明朝误以为李自成溃不成国，偃旗息鼓，便以关外清军为大患，遂抽调李自成的劲敌洪承畴率13万精兵出关援锦，迎战清军。公平地说，皇太极发动对锦州的战役，吸引和牵制了明朝的雄兵猛将，的确是帮了李自成的大忙，他就是趁明军东调关外的机会，乘机复出，其势不可制。而明朝13万精兵没于松山战场，再也没有力量回师关内，去对付声势浩大的李自成起义军了。正如前文已指出，在明朝存亡的关键时刻，明为阻止清军入关，仍然不肯及时地把它的最后的一支劲旅——吴三桂所统的辽兵调进北京。这不是清太宗帮了李自成的忙，牵制了吴三桂所部，使李自成统率的数十万大军，在突破了居庸关之后，如入无人之境，一鼓作气，兵临北京城下。李自成在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的有利条件下，一举夺取了北京。明朝就此灭亡。李自成直接亡明，居于首功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当论及明亡的时候，还不能忽视张献忠的作用。张献忠没有直接参与攻取北京的军事行动，是为人们所共知的历史事实，但不能说他对明朝毫无关系。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有过一段评论：“论者又以献据蜀，闯则犯阙，按法行诛，薄乎减等，而不知献乱以来，财赋绌于吴、楚，士马毙于荆、襄，民命涂于中野，夫是以土崩瓦解，一蹶而坏。譬犹人之死也，献执其手，而后闯刺其心；献?L其胸，而后闯扼其吭，则献之与闯，厥罪惟均也。”[36]

谷应泰作为封建史家，在评论张、李亡明这个问题上，认为罪过同等，却讲出了一个重要事实，即张、李共同灭亡了明朝。他称两人之“罪惟均”，而我们应看作“功劳”同等。事实的确如此。张献忠率军入湖南、江西后入川，分散和牵制了明朝的大量兵力，也为李自成进军北京大大减轻了来自明朝的军事压力。但是，谷应泰却不敢论及清朝在亡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事实是，在李自成进北京前，与关外的清朝，四川的张献忠，已形成了三支强大的军事政治势力，谋略各不同，政治目标却是一致的，都为明朝统治，建立自己的政权而浴血奋战。他们之间虽无联系，实际是分兵作战，共同肢解了明朝，而李自成捷足先登，抢先夺取了北京。

从努尔哈赤公开宣布叛明，中经皇太极，直至进关夺取政权，近30年间，在亡明的漫长过程中，始终发挥了主导作用。即使如明末农民大起义，除了明朝的腐朽统治，天灾肆虐，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努尔哈赤父子打乱了明朝的统治秩序，使她为“辽事”所困扰，引发天下大乱，而一发不可收拾。从全局看问题，却是努尔哈赤父子率先灭亡明朝，不管他们是否预料到，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为李自成进北京创造了有利条件，扫除了前进的障碍，让他扮演了亡明的英雄角色，演出了最后的壮观一幕。自清入关后，诸如摄政王多尔衮及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等帝，总是否认清朝亡明的事实，强调夺之于“流寇”之手，宣扬清得天下“光明正大”。在他们看来，亡掉一代王朝，并夺其政权，不合乎理性，不符合传统道德，这与他们所倡导的“忠君体国”的思想是相悖的，所以清朝统治者连他们的祖先曾隶属为大明的臣民这个事实也予以否认。这就是说，从其先祖与明无臣属关系，至明朝，也非亡于清朝。他们一再强调清朝一统天下，符合道德，顺应天理，其原因在此。

明清兴亡，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进程，涉及很多问题。以往的论述，都把明亡归因于农民起义，具体说，就是李自成率领农民军了明朝统治。这就把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给简单化了。本文所论，力图把明亡的各种因素都考虑进去，作一综合考察，就不难看出努尔哈赤父子所起的作用不容低估。从明清鼎革的全过程看，始终是明与清（后金）两大势力的生死较量，而李自成、张献忠各自领导的农民军，是在明清斗争后期加入的两支生力军，为明清兴亡起了催化与加速的作用。

注释：

[1][3] 《明史·熹宗纪》卷22。

[2] 《明史·穆宗纪》卷19。

[4][5] 《明史·神宗纪》卷21、22，并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5。

[6] 《明史·吕坤传》卷226。

[7][8][9] 《明经世文编》卷453。

[10] 《明史·张学颜传》卷222。

[11][22]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4。

[12] 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35—36页，中国社科出版社1984年。

[13] 《明太祖实录》卷103。

[14][15] 《辽海丛书》“全辽志叙”、“辽东志书序”。

[16] 《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55。

[17] 金景善：《燕辕直指》卷1。

[18] 宋小濂：《北徼纪游》48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19] 《辽左见闻录》（手抄本）。

[20] 孙文良：《满洲崛起与明清兴亡》，辽大出版社1992年。

[21]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参见拙著《明清战争史略》（合著）。

[23] 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五年八月。

[24][35] 谈迁：《国榷》卷97。

[25][31][33] 《清太宗实录》有关各卷。

[26] 《清世祖实录》卷2。

[27] 王之诰：《全辽志叙》。

[28] 《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兵部”卷1。

[29] 《明经世文编》卷467，宋一韩疏。

[30] 陈继儒：《建州考》。

[32] 李永茂：《荆襄题稿》。

[34] 《明史·袁崇焕传》卷259。